开篇
《大明孤狼》全集
作者：流浪诗人
声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关于宦官王振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人，略通经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于是他便自阉入宫。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其实这也是一切奸佞宦官取得昏庸帝王信任的先决条件。大臣立身于朝，受明主赏识，靠的是才能和机遇，而无耻小人就只能靠‘狡黠‘二字了。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大抵昏君与奸佞之间都有一种很难言说的‘缘分‘，并不单纯是手段的问题。英主和贤臣有时也会这样。比如唐太宗善于纳谏，却也只愿意听魏征的，别人向他进谏，他一样要发火，还得魏征出来解围。王振也是一样，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她们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
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耐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倡导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因此，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佥事。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见王振逐渐有抓权、逐渐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她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决心进一步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妄图干预朝政的念头。一天，张太后让宫中女官穿上戎装，佩好刀剑，守卫在便殿旁边，肃穆凛然。接着，太后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等召到便殿。英宗和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规定站立东边，五大臣站立西边。太后看了看五大臣，又看了看英宗，然后指着五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你有什么事情，必须与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赞成，切不可去做。‘接着张太后又把王振找来，喝令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太祖以来就立下了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定斩不饶。现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规矩，按照我大明法律，应当赐你一死。‘太后的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英宗见状也大吃一惊，急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大臣也跪下请求太后免王振一死。张太后见状，怒气稍息，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岂知此等宦官自古祸人家国，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不断磕头谢恩。此后，张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未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教训，还真的老实了一段时间。
王振不惜自阉入宫，本来就是想接近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并自己站在上面。他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一个时期内，他心花怒放，不知所已。哪知，‘三杨‘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张太后对他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去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他这一招儿还真灵，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峻工，英宗在皇宫大摆筵宴，进行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这时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宠信，英宗在宴会上见不到王振，就象少了点什么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比周公，大发牢骚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惟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这件事充分说明，王振虽然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依恃英宗的宠信，暗地拉帮结伙，势力仍然逐步强大起来。这就为他后来擅权奠定了基础。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个常常发昏的皇帝，他并不是贪求淫乐不理朝政，而是过于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说的，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最正确的。而在他晚年，他重用大学士李贤，朝政也是井井有条。是一个有时昏、有时明的皇帝。
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当然当仁不让，轻而易举的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王振这等邪恶小人，居然也信佛，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王振曾经诱导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就是他的不二法门。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时间，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段便立即使用上，决不留情。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看到英宗不理朝政，王振擅权不法，引起朝政紊乱，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次，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还有，大理寺少卿薛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擅权专恣，不和他来往。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来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一人不拜。这下可惹恼了王振，遂怀恨在心。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将其妾岳氏据为已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即主持公道，为该妻辨冤，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党羽控告薛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问成死罪。临刑时，他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薛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
权和钱总是连带一起的，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带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还有那位铮铮铁骨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年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王振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
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刺贵族的进犯。
瓦刺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刺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朗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刺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刺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刺统一蒙古以后，进而想恢复大元天下，统一全国，因而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刺贿赂，与瓦刺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刺，瓦刺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刺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刺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刺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刺贪图明朝回赐的**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刺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刺的胃口越来越大。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刺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刺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刺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刺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召集军队，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刺铁骑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刺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轻率地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亲征的诏旨刚一颁布，满朝文武大吃一惊。兵部尚书邝堃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50万大军，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堃、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堃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决定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然后出其不意，一举击溃明军。
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刺军队北撤，以为瓦刺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堃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乒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刺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刺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刺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狼狈地逃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堃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堃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强行把邝堃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越过战壕，奔向河边，军队顿时大乱。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只听一声炮响，瓦刺伏兵四起，喊声震天，瓦刺兵象潮水般涌了过来。乱作一团的明军，哪里经得起这样的冲击，倾刻之间，全线瓦解。随着瓦刺骑兵刀剑飞舞，一排排明军倒了下去，再加上溃退的明军自相践踏，不一会儿，死尸就铺满了大地。有一些侥幸未死的士兵，很快就成了也先的俘虏两军开始交战，英宗皇帝就在亲兵保护下，奋力突围，可左冲右突，还是冲不出去，身边的护卫却越来越少。英宗见大势已去，心知突围无望，索性不再突围，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英宗被俘，英宗的护卫将军樊忠万分愤怒，他-手抓住王振，一手抡起铁锤，大喊一声说：‘今天，我要为天下人诛杀此贼！‘说完，他把满腔仇恨都凝聚在铁锤之上，对准玉振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王振连哼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就脑浆四溅，象一滩泥似的倒了下去。王振这个祸国殃民的恶宦，终于落得个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明朝50万军队差不多全部被歼，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张惶失措。聚集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也擦干眼泪，面奏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接着，王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玉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朝野内外听到这一消息，才算出了一口闷气。
http://起点中文网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关于明英宗
明英宗朱祁镇，宣宗皇帝的长子，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的正宫胡皇后举止得体，贤良温淑，是一位不可多得好皇后，宣宗还有一位贵妃，姓孙，这位孙贵妃深的宣宗皇帝的喜爱，唯一遗憾是没有得到皇后的宝座，于是孙贵妃绞尽脑汁总想挤掉胡皇后而自立。
机会终于来了，宣宗皇帝的子嗣一直不旺，胡皇后没能为宣宗生下一个皇子，孙贵妃虽然也没能生子，但他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栋的计策，他派人在宫中四处打探看哪位宫女被皇帝临幸后怀有了身孕，于是将找到的宫女藏在秘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专人送饭、照看。然后买通御医，对外号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由于当时孙贵妃深的皇帝的宠爱，因此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就这样十月怀胎，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将孩子抱到身边，秘密处死了宫女，然后派人立即通知宣宗，自己也装出一幅产后非常虚弱的样子。就这样这个小男婴就成了孙皇后的亲生儿子，而这个小孩就是后来的大明英宗朱祁镇。
孙贵妃也因此得以正位后宫，胡皇后被迫让位。由于宣宗皇帝一手导演了废后的闹剧，因此在他的一生英明中点上了一个很大的污点。
这样一个宫女的孩子，在七岁时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年号正统，开始了他传奇的一生。随着仁宣朝重臣“三杨”的相继去世与引退，加之后宫宦官势力的急剧上升，正统朝的政治日趋**，著名的大太监王振就是正统朝宦官专政的代表人物，英宗对他言听计从，他也依仗皇帝的威严排除异己，树立朋党。
当时的元朝在漠北的势力已经一分为二，瓦剌与鞑靼，两个部落互相征伐，到了英宗朝，瓦剌强大了起来，并不断骚扰明朝的北边，瓦剌部当时的实权掌握在太师也先的手里，他经常派人以向朝廷进贡为名，骗取赏赐，因为当时明朝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也先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派出的使臣不断增加，最后竟加到3000多人。
王振对此忍无可忍，下令减少赏赐，也先以此为名对明朝发动战争。英宗年少气盛，想御架亲征，王振也想耀武扬威，名留青史，于是极力撺掇英宗亲征，但是由于当时明庭的主力都在外地作战，一时难以调回，因此朝中大臣都劝阻英宗不要亲征，但最后还是没有改变英宗的态度，于是从京师附近临时拼凑了50万大军，在英宗的指挥下浩浩荡荡开始亲征。
由于连天大雨，加之粮饷接济不上，军队的士气非常低下。行到大同附近，看见被也先杀的尸横遍野明军尸体，英宗和王振都动摇了，于是决定撤军。但是王振的老家在蔚州，离大同非常进，于是他决定大军绕道蔚州撤退，王振的提议立即遭到群臣的反对，认为这样会耽误撤退的时机，但是王振那里听的进去，加上英宗也希望给王振衣锦还乡的机会，于是大军开始朝蔚州方向移动。
这时，王振又心血来潮，怕大军经过会踩坏家乡的庄稼，自己就会背上骂名，于是建议按原路撤军，就这样宝贵的时间被耽误了。当大军行到怀来附近时，由于辎重还没有赶到，于是王振下令原地驻扎等待。
如果这时英宗能够进怀来城驻守，那么历史将被改写，不过历史就是历史，没有那么多的假设，就在怀来城外的土木堡，明军被也先军赶上，并包围。也先切断了明军的水源，明军被困死地。也先假意议和，趁明军不备，发动总攻。明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被明将樊忠杀死，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等大臣战死。这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英宗也开始了他一年的北狩生活。
英宗被俘后，也先也觉得非常难办，是杀是留无法决定，好在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认为英宗奇货可居，劝也先留下英宗，他的提议得到了也先的认同，英宗也得以保全了性命。英宗被俘的最初一段时间，也先总是带着英宗到处招摇撞骗，但都遭到了明朝边将的回绝，不久之后孙皇后与朝廷重臣立成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这样朝廷上下都安定了下来，同时皇帝也明发诏谕，不许私自与也先联系。
这样，也先想靠英宗大捞一把的计划失败了，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领瓦剌精锐骑兵浩浩荡荡杀奔北京，明朝方面早已做好了准备，北京军民在兵部尚书于谦的带领下给也先军以沉重的打击，也先率队败回蒙古。
与明朝的战争不仅使也先损兵折将，而且使他失去了明朝的赏赐以及与明朝交易的机会，当时的瓦剌是一个游牧部落，如果失去了明朝的生活必需品，部落民众的生活将是非常艰苦的，北京大败之后，也先开始着手与明朝讲和并宣称“迎使朝来，大架西去”，可是当时景泰帝已经座稳地位，不想派人迎回英宗，但是在众大臣的不断建议下，只得派遣使者先去探听情报，第二次派往瓦剌的使者名叫杨善，他变卖家产买了许多奇珍异宝，并靠着他的巧舌如簧，硬是在没有圣旨的情况下迎回了英宗，英宗皇帝终于结束了他一年的北狩，回到了北京。
英宗回到北京，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礼遇，短暂的仪式之后英宗被软禁在南内，开始了他7年的软禁生活。即便如此，景泰帝还是不放心，他将南宫的大门上锁并灌铅，加派锦衣卫看守，食物由一个小洞递入，就是这点食物有时还被克扣，英宗原配钱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一些女红，派人带出去变卖了以补家用。景泰帝为了避免有人与英宗联系，还派人将南宫的树木全部伐光。英宗就在惊恐与饥饿中度过了7年的软禁生活。
景泰8年，景泰帝得了重病，但是储嗣的问题还没有确定下来，众大臣决定在第二天上朝时进谏，请求皇帝早建储君。谁知就在这天夜里爆发了震惊华夏的“夺门之变”，原来五清侯石亨，徐有贞，宦官曹吉祥等人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希望成功后能够飞黄腾达。
事有凑巧，当时北边传来了瓦剌骚扰边境的战报，于是石亨借机以保护京城安全为名调兵进城，这时忽然天上乌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众人以为遭到天谴，都非常害怕，徐有贞站出来劝大家不要退缩，众人继续前进，并很顺利地进入了皇城，直奔南宫，石亨派人撞开了宫门，并请英宗登辇，这时乌云突然散尽，月明星稀，众人的士气空前高涨，簇拥着英宗直奔大内。守门的军卒本想阻拦，这时英宗站了出来，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守门的兵卒傻了眼，众人兵不血刃进入了皇宫，朝皇帝举行朝会的奉先殿而来，并将英宗扶上了宝座。这时已是天色微亮，众朝臣已经等在午门外准备朝见，听到钟鼓齐鸣，众人按序走入奉献殿，可眼前的一切使他们目瞪口呆，宝座上的皇帝已经不是景泰帝了，而是8年前的正统皇帝，正在众人犹豫之际，徐有贞站出来大喊“上皇复辟了”，众朝臣见此，只好跪倒山呼万岁，英宗就这样又重新取得了皇位。景泰帝正在后宫梳洗，听到这个消息后险些瘫倒在地，心知一切都已经完了。
英宗复辟后，改元天顺，景泰帝在一个月后病死，以亲王礼葬在了北京西山。在石亨和曹吉祥的极力劝说下，英宗杀害了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于谦，是英宗即土木堡之变后的人生又一大污点。
但是天顺朝的政治比起正统朝来，要清明的多，英宗任用了李贤、王翱等贤臣，先后平定了石、曹之乱，社会还是向前发展的，英宗也应算是一代仁君，他释放了从永乐朝就开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儿子），恢复宣德朝胡皇后的称号，下旨停止帝王死后嫔妃的殉葬，他的这些举措被史学界称为“盛德事可法后世者矣”。
天顺八年正月，英宗病逝，享年三十八岁，葬于裕陵。皇太子朱见深继承地位，英宗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人生道路。
“与朕同葬”。
http://起点中文网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关于朱祁钰
明代宗朱祁钰（公元1428－1457年），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镇弟，明英宗被瓦刺兵俘去之后继位，在位8年，病中因英宗复辟被废黜软禁而气死，终年30岁。葬于北京市郊的金山口，明朝诸王的墓地。
朱祁钰，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刺兵俘去后奉命监国。面临瓦刺对京城威胁的情况下，于同年9月即皇帝位，遥尊英宗为太上皇，立英宗的长子朱见浚为皇太子。第二年改年号为“景泰”，是为大明代宗皇帝。
朱祁钰的一生命运多劫。他的生母，本是汉王府邸的一位侍女，这位汉王就是著名的永乐皇帝的第二子朱高煦，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宣宗皇帝对叔父汉王朱高煦用兵，御架亲征生擒朱高煦父子，并将汉王宫的女眷充入后宫为奴。在返京途中，宣宗皇帝邂逅了汉宫侍女吴氏，并深深被吴氏的美貌与聪灵所打动，于是吴氏得以陪伴宣宗皇帝直到回京。回京后，由于封建礼教的阻挠，身为罪人的吴氏是不能被封为嫔妃的，于是宣宗皇帝将她安排在了一个紧贴宫墙的大宅院中，并时常临幸，终于，吴氏珠胎暗接，为宣宗生下了次子，取名朱祁钰，这就是后来的景泰帝。吴氏也因此被封为贤妃，但继续住在宫外。明宣德八年，宣宗病重，派人将朱祁钰母子召进宫，并托付自己的母后张太后善待朱祁钰母子，托孤之后，一代明君架鹤西去，由于时逢皇帝的大丧，无人顾及吴氏母子的身世，他们就这样被大家接受了。张太后也并没有食言，不久就册封朱祁钰为成王，并为他们母子修建了成王府，供他们母子居住。
本来朱祁钰母子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但是土木堡的狼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先是朱祁钰奉命在明英宗御架亲征期间担任监国，后来由于英宗被俘，太子朱见浚（即后来的明宪宗）才两岁，国无长君，成王朱祁钰就被推上了前台，在皇太后的受意下朱祁钰继承了皇位。
早在朱祁钰担任监国的时候，就爆发了关于“南迁”的争论，翰林院侍讲徐呈（即后来参与夺门之变的徐有贞）根据天象的变化首先提出了南迁，并得到一些胆小的大臣的支持，但是由于祖宗的宗庙，陵寝都在北京，兵部侍郎于谦当即否决了他的提议，并得到了朱祁钰的支持，朱祁钰非常欣赏于谦的能力与魄力，于谦也很欣赏眼前这位年轻人的当机立断，两人在自己的内心深处都产生了对对方的倾慕。紧接着发生的午门血案，更加深了两人的这种感情。英宗皇帝宠信宦官王振，搞的整个朝廷乌烟瘴气，大臣凡是有不利于王振者，非死即贬，群臣的心中早已酝酿着一股怒流，终于，英宗被俘，王振被杀，群臣的怨气得以倾吐，众大臣跪在午门哭谏，要求成王惩治王振的党羽，这时王振的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出来阻挡，当即被愤怒的群臣合力打死，成王见状唯恐发生哗变，准备逃走，这时于谦站了出来，他拉住成王的衣袖，对成王解释群臣并不是冲着成王来的，只要成王能够惩治王振的党羽，群臣愿意辅佐成王共图大业。于是，朱祁钰下令将宫内的两个王振的死党带出来，交给群臣，这两人也被群臣当场打死，由此可见王振积怨之深。
朱祁钰在位期间，许多被王振排挤的忠志之士得以重归庙堂，吏制为之一新，他升兵部侍郎于谦为兵部尚书组织北京城保卫战。通州的粮食被抢运进京，京城以及京城周围的防御工事都被加固，于谦还亲自遍练了新军，并放出了石亨参加战斗。同时景泰帝下明诏，各边守将不得私自与也先接触，这样，也先妄图利用英宗骗取明朝财物，城池的计划失败，于是气急败坏的也先率军铺天盖地向京城涌来。由于于谦战前准备非常充分，北京军民的空前团结，领兵将帅作战勇猛，终于在北京城外给瓦剌军以沉重打击，也先不得已退回草原。风雨飘摇的明王朝终于稳定了下来。
景泰朝的政治与正统朝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清明的，但是朱祁钰在处理英宗与太子的问题上犯了重大的错误，这也导致了他后来悲剧性的结局。朱祁钰在座稳帝位之后，就犯了宋高宗的毛病，不愿迎接上皇回京，生怕会影响自己的皇位，并因此与朝臣发生了一些龌龊之事，这时又是于谦站了出来，他保证上皇归来不会影响皇帝的位子，希望皇帝能遣使去迎接上皇，景泰帝终于被说服，但是他只是派出使者打探消息，并没有提出迎接，谁知派去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泰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但即便如此在迎接的礼仪上，朱祁钰也减了又减，将英宗迎回了北京，并软禁在南内。在处理英宗回归的问题上，景泰帝表现的心胸过于狭窄，这也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
http://起点中文网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土木堡事变
土木堡之变指明军在土木堡被瓦剌军打败，明英宗被俘事件。
元朝末年明朝初年蒙古分裂为兀良哈部、鞑靼部、瓦剌部三部。其中，瓦剌经过长期发展，势力增强，瓦剌首领也先统一蒙古，并有吞并中原之心。
明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兵锋甚锐，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史纪事本末》卷32《土木之变》）。大同参将吴浩战死于猫儿庄。大同前线的败报不断传到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煽惑与挟持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率群臣上疏劝谏，但英宗偏信王振，一意孤行，执意亲征。7月16日，英宗和王振率50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由于组织不当，一切军政事务皆由王振专断，随征的文武大臣却不使参预军政事务，军内自相惊乱。19日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8月1日，明军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看到瓦剌军北撤，仍坚持北进，后闻前方惨败，则惊慌撤退。本欲使英宗于退兵时经过其家乡蔚州“驾幸其第”，显示威风；又怕大军损坏他的田园庄稼，故行军路线屡变。至宣府，瓦剌大队追兵追袭而来，明军3万骑兵被“杀掠殆尽”。13日，狼狈逃到土木堡，瓦剌军已紧逼明军。土木堡地高无水，将士饥渴疲劳，仓猝应战。瓦剌军四面围攻，骑兵蹂阵而入，挥长刀砍杀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于是明军士兵“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朱祁镇与亲兵乘车突围，不得出，被俘。随征大军几乎全部战死，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棰死。明50万大军，“死伤过半”。这次战役，明史上称为“土木之败”。这次大败影响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初期进入中期的转折点。
此一战役，明军死伤数十万，文武官员亦死伤五十余人。英宗被俘消息传来，京城大乱。廷臣为应急，联合奏请皇太后立郕王即皇帝位。皇太后同意众议，但郕王却推辞不就。文武大臣及皇太后正在左右为难之时，英宗秘派使者到来，传口谕命郕王速即帝位。郝王于九月初六登基，是为景帝，以第二年为景泰元年，奉英宗为太上皇。瓦剌俘虏明英宗，便大举入侵中原。并以送太上皇为名，令明朝各边关开启城门，乘机攻占城池。十月，攻陷白羊口、紫荆关、居庸关，直逼北京。
也先大兵逼近北京城，势不可挡，明朝廷惶惶不安，有大臣提出南迁都城。兵部侍郎于谦极力反对迁都，要求坚守京师，并诏令各地武装力量勤王救驾。随后，调河南、山东等地军队进京防卫，于谦主持调通州仓库的粮食入京，京师兵精粮足，人心稍安。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十月初六，也先挟持英宗入犯北京，京城告急，北京保卫战开始。
明景帝让于谦全权负责守战之事。于谦分遣诸将率兵22万，于京城九门之外列阵，并亲自与石亨在德胜门设阵，以阻敌人前锋。十三日，于谦派骑兵引诱也先，也先率数万众至德胜门时，明朝伏兵冲出，神机营火器齐发，将也先兵马击溃。也先又转攻西直门，城上守军发箭炮反击，也先又败。京师之围解除。
http://起点中文网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关于于谦
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汉族。字廷益，浙江钱塘人，明朝名臣，民族英雄。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永乐十九年，于谦考中了进士。
宣德初年，任命于谦为御史。奏对的时候，他声音洪亮，语言流畅，使皇帝很用心听。顾佐任都御使，对下属很严厉，只有对于谦客气，认为他的才能胜过自己。护从皇帝驻扎在乐安时，高煦出来投降，皇帝让于谦口头数说他的罪行。于谦义正词严，声色俱厉。高煦伏在地上战保，自称罪该万死。皇帝很高兴。班师回朝北京，给于谦赏赐和各大臣一样。
于谦外出巡按江西，昭雪了被冤枉的几百个囚犯。他上疏奏报陕西各处官校骚扰百姓，诏令派御史逮捕他们。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疏提出。一年上疏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
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还特意写诗《入京》以明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闾阎就是里巷的意思，此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此诗写成后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于谦如此不阿，自然引起了宦官王振的极度不满。
正统六年，于谦上疏说：“现在河南、山西各自储存了数百万谷物。请于每年三月，令各府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把谷物分发给他们。先给菽秫，再给黍麦，再次给稻。等秋收后还给官府，而年老有病和贫穷无力的，则免予偿还。州县吏员任满应该提升时，储存预备粮达不到指标的，不准离任。并命令监察官员经常稽查视察。”下诏令照此执行。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常因水涨冲缺堤岸。于谦令加厚防护堤，计里数设置亭，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堤岸。又下令种树、打井，于是榆树夹道，路上没有干渴的行人。大同单独远在边塞之外，巡按山西的人难于前往，奏请另设御史管理。把镇守将领私自开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用以资助边防经费。他的威望恩德遍布于各地，在太行山的盗贼都逃跑或隐藏起来。在职九年，升任左侍郎，领二品官的棒禄。
当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说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这时，“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掌权，正好有个姓名和于谦相似的御史，曾经顶撞过王振。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孙原贞代替自己。通政使李锡逢迎王振的指使，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把他投到司法部门判处死刑，关在狱中三个月。后来王振知道搞错了，把他放出来，降职为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前后在任共十九年，他父母去世时，都让他回去办理丧事，不久便起用原职。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回京，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也先大举进犯，王振挟持皇帝亲征。于谦和兵部尚书邝埜极力劝谏，不听。邝埜跟随皇帝管理军队，留于谦主持兵部的工作。待到明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京师大为震惊，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郕王监国，命令群臣讨论作战和防守的方略。侍讲徐珵说星象有变化，应当迁都南京。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摇动则国家大计完了，难道没有看见宋朝南渡的情况吗！”郕王肯定了他的说法，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当时京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疲惫的士卒不到十万，人心震惊惶恐，朝廷上下都没有坚定的信心。于谦请郕王调南北两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和南京沿海的备倭军，江北和北京所属各府的运粮军，马上开赴京师，依然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于谦立即被升为兵部尚书。
郕王暂代皇帝出朝，廷臣们请求将王振灭门九族。而王振的党羽叫马顺的，便出来斥责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在明廷上打马顺，大家都跟着他。朝上秩序大乱，卫卒声势汹汹。郕王害怕得要起来走开，于谦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不要起来，而且告诉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退出左腋门，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道：“国家正在倚赖你呢，今天虽然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上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亦毅然把国家的安危视为自己的责任。
当初，大臣担忧国家没有君主，太子年幼，敌寇将至，请皇太后立郕王为皇帝。郕王一再害怕地推辞。于谦大声说：“我们完全是为国家考虑，不是为个人打算。”郕王于是受命。九月，郕王即帝位为景帝，于谦进去回答问话，情绪激昂地哭着说：“敌寇得意，留住了皇上。必然轻视中国，长驱南下。请命令各边境的守臣竭力防守遏制。京营士兵的器械快要用完了，需要马上分道招募民兵，令工部制造器械盔甲。派遣都督孙镗、卫颖、张辄、张仪、雷通分兵据守九门重要的地方，军队驻扎在外城的外面。都御史杨善。给事中王竑亦参与这些事，迁徙外城附近的居民进入城内。储存在通州的粮食，令官军自己去支领，用装足的米作为代价，不把粮食留给敌人。文臣像轩倪这样的人，应该用为巡抚。武臣像石亨、杨洪、柳博这样的，应该用为将帅。至于军队里面的事情，我自己承担，没有成效就判我的罪。”对他的意见，皇帝全都认真地接纳了。
十月，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而也先挟持着上皇（英宗）攻破紫荆关直入，进窥京师。石亨建议收兵固守使敌兵劳累衰竭。于谦不同意，说：“为什么向他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马上分别调遣诸将带领二十二万兵士，在九门外摆开阵势：都督陶瑾在安定门，广宁伯刘安东直门，武进伯朱瑛朝阳门，都督刘聚西直门，镇远侯顾兴祖阜成门，都指挥李端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崇文门，都指挥汤芦宣城门，而于谦自己和石亨率领副总兵范广、武兴在德胜门外列阵，抵挡也先。把兵部的事交给了侍郎吴宁，把各城门全部关闭，自己亲自督战。下令：临阵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的，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的，后队斩前队。于是将士知道必定要死战，都听命令。副总兵高礼、毛福寿在彰义门北面抵挡敌人，俘虏了一个头目。皇帝高兴，令于谦选精兵聚集在教场，以便调动；再命太监兴安、李永昌同于谦一起管理军务。
当初，也先部队深入，以为早晚就可以攻下京城，及至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叛变了的宦官喜宁教唆也先邀明朝大臣迎接上皇，索取黄金和丝织品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氵荧等出城谈判。皇帝不准许。也先更加沮丧。庚申，也先部队窥伺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引诱敌人。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副总兵范广发射火药武器，伏兵一齐起来迎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平彰卯那孩被炮打死，也先部队转移到西直门，都督孙镗抵御他，石亨亦分了部分兵力来到，敌寇撤退。副总兵武兴在彰义门攻打敌军，和都督王敬一起挫败了也先的前锋。敌军正要退却，而几百个骑着马的宦官想争功，冲马争着向前。阵脚乱了，武兴被乱发的箭射死。寇兵赶到土城，居民爬以屋顶，呼喊着用砖石投掷敌人，喧声震天。王竑和福寿的援兵赶到，敌军于是撤退。相持了五天，也先的邀请没人理他，作战又失利，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工的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他的归路，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向西去。于谦调各将领追击，到居庸关才回来。评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说：“四郊多保垒，是卿大夫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功劳呢！”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增兵守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请求用大臣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
景泰元年三月，总兵朱谦奏称敌兵三万围攻万全，敕令范广担任总兵官抵御他：不久，敌寇退，于谦请求即驻兵居庸关，敌寇来则出关剿杀，敌寇退则回京师驻守。大同参将许贵奏北面有三个人到镇上，想朝廷派使者讲和。于谦说：“以前派指挥季锋、岳谦前往讲和，而也先跟着入寇。接着派通政王复、少卿赵荣，见不到上皇就回来了。显然，不能依靠和谈。况者我和他的仇不共戴天，从道理上来说也绝不可以讲和。万一和了他要满足无穷无尽的要求，答应则给我们造成很大的困难，不答应又会发生变乱，这形势也不能讲和。许贵是武臣，而这样恐惧畏缩，怎能敌汽同仇，按法律该处死。”发出文书严厉谴责他。从此边境的将领人人都主张坚守作战，没有敢说讲和的。
当初，也先诸多要挟，都是由喜宁策划的。于谦秘密下令镇守大同的将领抓了喜宁，把他杀了。又给王伟想办法，让他引诱杀了间谍田小儿。而且利用间谍实行离间，请求特别释放了忠勇伯把台家，答应封给爵位，让他从中想办法。也先开始有放回上皇的意思，派使者来联系，京师的戒备才稍稍放松了一点。于谦上言：“南京重地，需要有人加以安抚稳定。中原有很多流民，假如遇上荒年，互相呼应聚集成群，这是很值得担心的。请敕令内外守备和各处巡抚用心整顿，防患于未然，召回派往内地召募发兵的文武官员和镇守中宫。”
到了八月，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也先见中国没有什么事端，更想讲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上皇送回。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者前往迎接，皇帝不高兴地说：“朕本来不想登大位，当时是被推上来的。”于谦从容地说：“帝位已经定了，不会再有更改，只是从情理上应该赶快把他接回来罢了。万一他真有什么阴谋，我就有话说了。”皇帝看看他便改变了面色说：“听你的、听你的。”先后派遣了李实、杨善前往。终于把上皇接了回来，这是于谦的功劳。
上皇已经回来，瓦剌请求朝贡。先前贡使不过百人，正统十三年增加到三千余人，对给予的赏赐总不满足，便入侵。”现在又派三千人来朝，于谦请求列兵居庸关以备不测，在京师隆重陈兵，设宴招待。因此说到和议很难依靠，逐条进上安定边境的三个策略。请求敕令大同、宣府、永平、山海、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墙准备防御。京兵分别隶属于五军营、神机营、三千营，虽然各设有总兵。但不相统一，请求选择精锐十五万人，分为十营团操，从此开始了团营的制度。这事记载在《明史-兵志》中。瓦剌入贡，常常携带以前掳去的人口来。于谦一定奏请酬劳使者，前后赎回了几百人。
当初，永乐年中，投降过来的人被安置在京畿附近的很多。也先入侵时，很多成了内应。于谦想分散遣送他们。因为西南有战事，每次出征，都挑选他们精锐的骑手，从厚资助他们前往，然后再遣送他们的妻子，内患得以平定。杨洪以独石入卫，八个城都给了敌人。于谦使都督孙安率轻骑兵出龙门关占据了它，招募百姓屯田，边战边守，八个城得以收复。贵州苗未平定，何文渊建议撤去布使、按察两司。专设都指挥使司，用大将镇守。于谦说：“不设两个司，是放弃了这地方。”建议遂作罢。于谦认为上皇虽然回来了，但国耻未洗雪，正值也先和脱脱不花结怨，请求趁机派大军，自己前往征讨他，以报复从前的仇恨，清除边患。皇帝不准。
于谦主持兵部工作时，也先的势力正在扩张，而福建邓茂七、浙江叶宗留、广东黄萧养各自拥有部众和自封的封号，湖广、贵州、广西、瑶、侗、苗、僚到处蜂起作乱，前后的军队征集调遣，都是于谦独自安排。当战事匆忙急迫，瞬息万变的时候，于谦眼睛看着手指数着，随口讲述奏章，全都能按照机宜采取正确的方针方法。同事和下属接受命令，彼此看着都感到惊骇佩服。号令严明。虽然是勋臣老将稍有不守法度，立即请圣旨切实责备。一张小字条送到万里外，没有不谨慎小心执行的。他才思的畅通敏捷，考虑的周到仔细，一时没有人能比得上。他性情淳朴忠厚过人，忘身忧国。上皇虽然回来了，一点也不说自己的功劳。东宫改易以后，景帝命令凡是兼东宫太子宫属者支取两份俸禄。诸臣都表示推辞，只有于谦一再推辞。自己的生活很简单俭朴，所居住的房子仅仅能够遮挡风雨。皇帝赐给他西华门的府第，推辞说：“国家多难，臣子怎么敢自己安居。”坚决推辞，皇帝不准。于是把皇帝前所赏赐的玺书、袍服、银锭之类，全部封好写上说明放到那里，每年去看一看罢了。
皇帝很了解于谦，所议论奏请的事没有不听从的。皇帝曾经派使者到真定、河间采择野菜，去直沽制造鱼干，于谦一说便马上停止。任用一个人，一定悄悄访问于谦。于谦实事求是地回答，没有隐瞒，也不躲避嫌疑怨恨。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他，而不像他那样被皇帝信用的，亦往往嫉妒他。当敌寇刚刚撤退时，都御史罗通立刻上奏章弹劾于谦登记的功劳薄不实在。御史顾(日翟)说于谦太专权，干预六部的大事奏请实行，好像他就是内阁一样。于谦根据祖制反驳他们，户部尚书金濂亦上疏为他争辩，但指责他的人还是不断收集他的材料。各御史多次用苛刻的文词上奏弹劾他，全靠景泰帝力排众议，加以任有，他才得以尽量实现自己的计划。
于谦的性格很刚强，遇到有不痛快的事，总是拍着胸脯感叹说：“这一腔热血，不知会洒在那里！”他看不起那些懦怯无能的大臣、勋臣、皇亲国戚，因此憎恨他的人更多。又始终不赞成讲和，虽然上皇因此能够回来，但上皇并不满意。徐珵因为提出迁都南京，受到于谦斥责。这时把名字改为有贞，比较得到提升进用，经常咬牙切齿地恨于谦。石亨本来因为违犯了军法被削职，是于谦请求皇帝宽恕了他，让他总理十营兵，但因为害怕于谦不敢放肆，也不喜欢于谦。德胜门一仗的胜利，石亨的功劳并不比于谦大，而得到世袭侯爵，内心有愧，于是上疏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下诏让他到京师，于谦推辞，皇帝不准。于谦说：“国家多事的时候，臣子在道义上不应该顾及个人的恩德。而且石亨身为大将，没有听说他举荐一位隐士，提拔一个兵卒，以补益军队国家，而只是推荐了我的儿子，这能得到公众的认可吗？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绝对不敢用儿子来滥领功劳。”石亨更是又愧又恨。都督张辄因为征苗时不守律令，被于谦弹劾，和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恨于谦。
景泰八年正月壬午，石亨和曹吉祥、徐有贞迎接上皇恢复了帝位，宣谕朝臣以后，立即把于谦和大学士王文逮捕入狱。诬陷于谦等和黄囗制造不轨言论，要另立太子，又和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策划迎接册立襄王的儿子。石亨等拿定这个说法，唆使科道官上奏。都御史萧维祯审判定罪，坐以谋反，判处死刑。王文忍受不了这种诬陷，急于争辩，于谦笑着说：“这是石亨他们的意思罢了，分辩有什么用处？”奏疏上呈后，英宗还有些犹豫，说：“于谦实在是有功劳的。”徐有贞进言说：“不杀于谦，复辟这件事就成了出师无名。”皇帝的主意便拿定了。丙戊改年号为天顺，丁亥，把于谦在闹市处死并弃尸街头，抄了他的家，家人都被充军边疆。遂溪的教谕吾豫说于谦的罪应该灭族，于谦所推荐的各文武大臣都应该处死。刑部坚持原判这才停止了。千户白琦又请求写上他的罪行，刻板印刷在全国公布。一时要讨好皇帝争取宠幸的人，全都以于谦作为一个话柄。
于谦自从土木之变以后，发誓不和敌人共生存。经常住在值班的地方，不回家。一向有痰症病，景帝派太监兴安、舒良轮流前往探望。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单，下诏令宫中造了赐给他，所赐东西甚至连醋菜都有了。又亲自到万岁山，砍竹取汁赐给他。有人说皇帝太过宠爱于谦，兴安等说：“他日夜为国分忧，不问家产，如果他去了，让朝廷到那里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都是皇上赐给的蟒袍、剑器。于谦死的那天，阴云密布，全国的人都认为他是冤枉的。一有个叫朵儿的指挥，本来出自曹吉祥的部下，他把酒泼在于谦死的地方，恸哭。曹吉祥发怒，鞭打他。第二天，他还是照样泼洒在地表示祭奠。都督同知陈逢被于谦的忠义感动，收敛了他的尸体。过了一年，送回去葬在杭州。陈逵，是**人。曾被推举为有将领之才，是从李时勉门下举荐的。皇太后开始时不知道于谦的死，听说以后，叹息哀悼了几天。英宗也后悔了。
于谦已死，由石亨的党羽陈汝言任兵部尚书。不到一年，所干的坏事败露，贪赃累计巨万。皇帝召大臣进去看，变了脸色说：“于谦在景泰帝朝受重用，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陈汝言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石亨低着头不能回答。不久边境有警，皇帝满面愁容。恭顺侯吴瑾在旁边侍候，进谏说：“如果于谦在，一定不会让敌人这样。”皇帝无言以对。这一年，徐有贞被石亨中伤，充军到金齿口。又过了几年，石亨亦被捕入狱，死于狱中；曹吉祥谋反，被灭族，于谦事情得以真相大白。
成化初年，将于冕赦免回来，他上疏申诉冤枉，得以恢复于谦的官职，赐祭，诰文里说：“当国家多难的时候，保卫社稷使没有危险，独自坚持公道，被权臣奸臣共同嫉妒。先帝在时已经知道他的冤，而朕实在怜惜他的忠诚。”这诰文在全国各地传颂。弘治二年，采纳了给事中孙需的意见，赠给于谦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号肃愍，赐在墓建祠堂，题为“旌功”，由地方有关部门年节拜祭。万历中，改谥为忠肃。杭州、河南、山西都是历代奉拜祭祀不止。
http://起点中文网欢迎广大书友光临阅读，最新、最快、最火的连载作品尽在起点原创！
锦衣卫与东厂
谈到明朝，可能大家记忆最深的就是它的恐怖政治了，而作为恐怖政治的代言人——锦衣卫与东西厂，则更是大大的有名。但长久以来，人们对这三个机构的历史、职能等都不太清楚，在很多小说、电视剧中常常把它们当作幕后黑手、特务组织等随便地搬来搬去。其实东厂和锦衣卫是有较大区别的，而西厂更是前后只存在了不到十年。本文将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大特务机构，力求给大家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
一、锦衣卫按照时间顺序，先谈谈由朱元璋建立的锦衣卫。明初的军制比较简单，其基层单位是“卫”和“所”，每卫辖正规军士约5000人，其下设所，分为千户所和百户所，京城的禁卫军所辖卫所为48处。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决定改革禁卫军，建立了十二个亲军卫，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锦衣卫”。
锦衣卫的首领称为指挥使（或指挥同知、指挥佥事），一般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担任，很少由太监担任。其职能是：“掌直驾侍卫、巡查缉捕”，一个顿号，基本上把锦衣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部门。负责执掌侍卫、展列仪仗和随同皇帝出巡的锦衣卫，基本上与传统的禁卫军没什么两样，其中比较著名的为“大汉将军”。这些人虽名位“将军”，其实只负责在殿中侍立，传递皇帝的命令，兼做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是在皇宫大殿上的桩子。当然，这些“桩子”也非等闲之辈，一般都是牛高马大，虎背熊腰，而且中气十足，声音宏亮，从外表上看颇有威严，对不了解明廷底细的人有一定震慑作用。大汉将军在锦衣卫中自成一营，初期约有1500人，到明末，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大汉将军也一度增加到5000余人。至于“巡查缉捕”，则是锦衣卫区别于其他各朝禁卫军的特殊之处，也是它为什么能为人们牢牢记住的原因。其实朱元璋建立锦衣卫的初衷也只是用来卤簿仪仗，但后来由于他大肆屠戮功臣，感觉传统的司法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使用起来不太顺手，于是将锦衣卫的保卫功能提升起来，使其成为皇帝的私人警察。负责侦缉刑事的锦衣卫机构是南北镇抚司，其中北镇抚司传理皇帝钦定的案件，拥有自己的监狱（诏狱），可以自行逮捕、刑讯、处决，不必经过一般司法机构。
南北镇抚司下设五个卫所，其统领官称为千户、百户、总旗、小旗，普通军士称为校尉、力士。校尉和力士在执行缉盗拿奸任务时，被称为“缇骑”（大家对这个名词一定很熟悉）。缇骑的数量，最少时为1000，最多时多达60000之众。锦衣卫官校一般从民间选拔孔武有力，无不良记录的良民入充，之后凭能力和资历逐级升迁。同时，锦衣卫的官职也允许世袭。
明朝前两代皇帝朱元璋、朱棣，由于其出身的特殊性，对皇权的维护有其他朝代所没有的强烈**。这就使得锦衣卫“巡查缉捕”的职能无限度的扩大了。一般来讲，锦衣卫的工作只限于侦察各种情报、处理皇帝交付的案件，但一旦适逢一个野心大、心肠狠的指挥使掌权，就会利用职务之便不遗余力地制造事端，既可以打击异己，也可以作为自己升迁的资本。如成祖时的纪纲、英宗时的逯杲、武宗时的钱宁等，在他们掌权时，缇骑四出，上至宰相藩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对他们的命令只要稍有拂逆，就会家破人亡，全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臭名昭著的北镇抚司大牢中更是关满了各种各样无辜的人们，死于锦衣卫酷刑之下的正直人士更是不计其数。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恐怖的氛围，与唐武则天时期的短期出现不同，终明一朝几乎是绵绵不绝，这种无节制的滥捕极大地影响了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使百官、民众、军队与皇帝离心离德，难怪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流寇，而是亡于厂卫。
锦衣卫另一项著名的职能就是“执掌廷杖”。廷杖制度始自明朝，是皇帝用来教训不听话的士大夫的一项酷刑。一旦哪位倒霉官员触怒了皇帝，被宣布加以廷杖，他就立刻被扒去官服，反绑双手，押至行刑地点午门。在那里，司礼监掌印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一左一右早已严阵以待。受刑者裹在一个大布里，随着一声“打”字，棍棒就如雨点般落在他的大腿和屁股上。行刑者为锦衣卫校尉，他们都受过严格训练，技艺纯熟，能够准确根据司礼太监和锦衣卫指挥使的暗示地掌握受刑人的生死。如果这两人两脚象八字形张开，表示可留杖下人一条活命；反之，如果脚尖向内靠拢，则杖下人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杖完之后，还要提起裹着受刑人布的四角，抬起后再重重摔下，此时布中人就算不死，也去了半条命。廷杖之刑对士大夫的**和心灵都是极大的损害，但明朝的皇帝却乐此不疲，锦衣卫将校对它也是情有独钟。
纵观有明一朝的锦衣卫，尽管也出过袁彬、牟斌这样比较正直的指挥使，但总的来说，其职能主要还是为明朝的极端**制度充当帮凶。有了锦衣卫这样高效率的工具，明朝的皇帝压制起士大夫阶层、下层民众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但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社会活力的极大降低，这也是为什么明朝虽有200多年历史，但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上却无所进展甚至还有所倒退的主要原因。
二、东厂东厂的发明者是明成祖朱棣。在发动“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的皇位后，朱棣的精神一直处在高度紧张中，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是出现，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对新政权并不十分支持。为了巩固政权，朱棣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但他觉得设在宫外的锦衣卫使用起来并不是很方便，于是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一些宦官和和尚出过很大力（如著名的郑和、道衍），所以在他心目中，还是觉得宦官比较可靠，而且他们身处皇宫，联系起来也比较方便。
就这样，在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后，建立了一个由宦官掌领的侦缉机构，由于其地址位于东安门北侧（今王府井大街北部东厂胡同），因此被命名为东厂。东厂的职能是“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与锦衣卫均权势”，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利，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了明末，东厂也有了自己的监狱。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也称厂主和厂督，是宦官中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号人物。除此以外，东厂中设千户一名，百户一名，掌班、领班、司房若干，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相当于小队长，也称档头，番役就是我们俗称的番子。
东厂的侦缉范围非常广，朝廷会审大案、锦衣卫北镇抚司拷问重犯，东厂都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都有东厂人员坐班，监视官员们的一举一动；一些重要衙门的文件，如兵部的各种边报、塘报，东厂都要派人查看；甚至连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的价格，也在东厂的侦察范围之内。东厂获得的情报，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相比锦衣卫必须采用奏章的形式进行汇报，要方便的多。东厂府衙的布置比较搞笑，大厅旁边的小厅，供着岳飞的雕像，厅右的影壁上，刻着胰式芏案的故事。历届东厂厂主的牌位，供奉在大厅西侧的祠堂里，堂前还有一座“百世流芳”的牌坊。可惜东厂人员的所作所为与他们这些偶像实在相差太远，东厂番子每天在京城大街小巷里面活动，并非完全为朝廷办事，更多的是为自己谋私利。他们常常罗织罪名，诬赖良民，之后就屈打成招，趁机敲诈勒索。到了明中后期，东厂的侦缉范围甚至扩大到了全国，连远州僻壤，也出现了“鲜衣怒马作京师语者”，搞的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在与锦衣卫的关系上，东厂则是后来居上。由于东厂厂主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又身处皇宫大内，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三、西厂与内行厂西厂在明朝历史上只短期存在过，明宪宗成化年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用旁门左道蛊惑人心，甚至网罗了很多太监，意图不轨。虽然李子龙和他的党徒最终被锦衣卫一网打尽，但宪宗由此深感侦刺力量的不足。于是他身边机灵的小太监汪直被选中，派往宫外打探消息。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几个月后，宪宗成立了一个新的内廷机构——西厂，首领便是汪直。西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成立，本来只是为了替皇帝刺探消息，但汪直为了升官发财，拼命的构置大案、要案，其办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人员之众都远远超过了东厂和锦衣卫。西厂在全国布下侦缉网，主要打击对象是京内外官员，一旦怀疑某人，就立刻加以逮捕，事先不必经由皇帝同意，之后当然就是严刑逼供，争取把案件弄得越大越好。对一般百姓，其一言一行只要稍有不甚，就会被西厂以妖言罪从重处置。
在这种情况下，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商辂（就是那个连中三元的人才）为首的辅臣集体上书，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办下的不法之事一一举报。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但没有西厂的日子总让宪宗觉得没有安全感，一个奸臣戴缙在得知皇帝心思后，主动上书，大肆吹捧汪直。宪宗大喜，立刻恢复西厂，废与开之间，只相隔一个月。汪直复出后，更加严酷地办案，戴缙也得以升职。
在此后的五年里，汪直领导西厂又办下了无数“大案”，将反对自己的朝臣如商辂、项忠等一一剪除，他的权势也达到了极点。但俗话说：“物极必反”，汪直极度膨胀的权力不能不引起皇帝的警觉，在其后的权力角逐中，汪直失败，被调出京城，东厂也随之解散。几年以后，汪直在失意中死去。
到了宪宗的孙子武宗继位后，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西厂复开，由太监谷大用领导。好笑的是，西厂与东厂虽然都受刘瑾的指挥，但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合作，而是争权夺利，互相拆台。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瑾又自建了一个内行厂，由本人直接统领，其职能与东西厂一样，但侦缉范围更大，甚至包括东西厂和锦衣卫。一时间，锦衣卫、东西厂、内行厂四大特务机构平存，缇骑四处，天下骚动。直到五年后，刘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销西厂和内行厂。
西厂作为一个临时产品，就这样在历史上永远地消失了。
最后谈一个题外话：皇帝与宦官的关系。大家一定对历史上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要重用宦官感到不解。其实从广义上讲，宦官这个群体也可以算作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且他具有很多士大夫阶层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身处内宫，和皇帝沟通起来更加方便，也更揣摩皇帝的心事。
其次，宦官本身是阉人，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所以他们在为皇帝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忠心，更替皇帝着想，不象士大夫阶层，往往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有时不太买皇帝的帐。
第三，宦官并非目不识丁的粗人，相当数量的宦官文化水平并不抵，他们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完全可以胜任，也不会向一般文人那样有那么多异议。
最后，宦官是后妃与外界沟通的主要途径，后妃如果想对朝政施加影响，就必须与宦官联合。
总之，出于**政权的内部需要，皇帝需要一个独立于官僚机构之外的势力供自己使用，而最为方便的就是宦官。所以，只要中央集权的**制度存在一天，宦官们就有他们的用武之地，虽然他们经常给朝政制造混乱，但任何一个聪明的皇帝都不会轻易舍弃这个有力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宦官能够区别于外戚，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