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夏文化迷宫中穿行曙光初露
当1928年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开始之后，根据考古学的地层学原理和同层出土的甲骨文及其他商代器物，连同后来发现的商代宫殿基址和陵墓等各种文化遗迹推断，殷墟在考古学上作为商文化已成定论。既然商文化如此丰富厚重，那么文献记载中的夏文化是否也可以通过考古学找到呢？随着学者们对古史信心的不断增强，对于夏文化的探索也在学术界从几个方面开始兴起。就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了，一个在中国考古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为夏文化的实质性探索揭开了辉煌的一页，这个人就是杰出的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徐旭生。
徐旭生在仔细研究有关夏代先秦文献的基础上，认为寻找夏文化的重点应放在豫西和晋西南两个地区。为了让这个理论得到事实的验证，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他不顾年老体衰，带着助手亲赴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就在这次行动中，徐旭生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砦、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作了田野调查。有一日，当他途经县境内，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来到了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外。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很奇怪，心想这个外地老头一定是丢失了什么，便主动向前询问。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这位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这位农民听罢，不以为然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徐旭生一听大为惊喜，急忙对眼前的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在对二里头遗址作了初步判断后，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众人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一道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降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此外，周公还在嵩山附近兴建测景(影)台，从礼制上确定此地为天下“地中”并赋予“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等等神秘意义。汉魏以后亦有不少王朝留意于此，在此建都，这里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和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区。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四散跌落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都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作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约长3—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按照徐旭生在后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他认为这里应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从文献方面作了论证后，徐旭生又补充道：“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当时徐旭生对这处遗址作出的判断后来证明有误，但却由于他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使二里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绕开的圣地。
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写报告，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此后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并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1960年，考古所的大批人员遵照当时的政策要求，下放山东省曲阜劳动锻炼，赵芝荃也在其列。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暂时由考古系毕业不久、年仅24岁的殷玮璋负责。而这个时候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也由于其他的原因撤出了发掘工地。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独家进行发掘。
1961年，赵芝荃从山东劳动改造的运动中解脱出来，重赴二里头主持发掘工作。此后，在为期40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约400多年。就具体内容而言，文化遗迹中有大、中、小型各类建筑遗址，其中有宫殿、陵寝、台坛、祭祀性设施、各阶层的居室以及手工业如铸铜、制骨等作坊，此外还有陶窑、水井、道路、灰坑、墓葬等。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第一号宫殿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其周围有回廊，而东、南、北三面则为复廊，南部有三个门道的庑式大门，院内北部是30.4米×11.4米的大殿台基。第二号宫殿的大殿略大于一号宫殿，殿后有一大墓，从性质上推断这个宫殿当属宗庙、陵寝之类。就整个一、二号宫殿的气势和规模而言，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罕有其匹者，“其平面安排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后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也就在这个非凡时代的遗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之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渐渐成为学术界一个无法回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1974年，二里头考古队在发表的一篇题为《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发掘简报》中，根据地层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明确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对遗址中的宫殿和遗址的性质作了如下结论：“这座宫殿建筑属于二里头遗址三期，并根据放射性碳素测定相当于商代早期。”又说：“二里头遗址西距洛阳汉魏故城仅4公里，距隋唐东城不足20公里，这一带披山带水，形势险要，为历代建都之地。《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下注‘尸乡，殷汤所都’。自此以后，近两千年来，关于汤都西亳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通过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进一步确定了遗址中部的夯土台基是座商代早期的宫殿建筑，为汤都西亳说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从而二里头的性质问题也就清楚了。”
这份简报发表后，得到了大多数考古学家的赞同，当时考古界的主流看法是：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与三、四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像是一种连续过渡发展的文化，应当拦腰切断。又因为三、四期出土的文物与郑州二里岗文化特别接近，甚至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所以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早商文化。鉴于二里头遗址的一号、二号宫殿和大墓多处于三期或者更晚些，就理应是商朝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一个被历史文献中称为“亳”的都城所在。而郑州商城应是商朝中期一个叫中丁的王所建的称作“隞”的都城。于是，以二里头遗址的第二和第三期之间树立起一个夏、商分界的标尺。
这个界标树立后，有些考古学家却不以为然，有人感到二里头文化一期和龙山文化相近，而与二、三、四期差别却较大，便把夏、商的分界定在一、二期之间。即河南龙山文化加二里头一期文化等于夏文化。二里头二、三、四期则自然是商文化。
有的考古学家与上述观点几乎完全相背，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相连，倒是第四期颇为不同，于是定前三期为夏文化，第四期为商文化，夏、商分界在三、四期之间。
有的考古学家感到二里头遗址上限不够早，便在一期之前、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之后又加划了一期文化，形成了五期文化。
以上观点无论谁是谁非，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热烈局面，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一时间群刀乱飞，争吵声不绝，令人感到刺激又感到眼晕，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正当各路学者挥舞着利刃在豫西这块土地上大显身手，奋力搏击之时，突然从路边树丛中走出一人，此人对众操刀者说：二里头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其性质都是夏文化，根本就没有商文化存在。既然是一个文化，也就用不着切来切去了，诸位，收刀吧。
众操刀者循声望去，见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考古系教授邹衡。两座都城的世纪大碰撞
由于安阳殷墟已被学术界证明是商代晚期的都城所在，也就无可争辩地确认了什么是晚商文化。同样地，由于郑州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学术界认为这座都城的文化早于殷墟文化，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属于商代中期(商汤之后第10位王)中丁隞都的可能性最大。以此类推，早于郑州二里岗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就应是赫赫有名的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汤，打败夏朝最后一个叫桀的王之后，所建立的一座叫“亳”的都城。如果确认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的亳都，那么就找到了商文化的起点。以这个起点为坐标，早于亳都的就自然是夏文化。但令学者们头痛也放心不下的问题是，郑州商城真的是隞都，二里头遗址真的是亳都吗？邹衡对郑州商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并给予重新分期后，第一个对上述隞都和亳都之说给予了否定。
按照邹衡的分析推断，郑州商文化延续时期很长，而郑州商城所包含的年代也具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相反的是，商代中期那位叫中丁的王所居隞都不过20来年，无法与都城延续时间相合。而据当时的14C测定，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已达到公元前17世纪，照历史学界的一般估算，此城已接近甚至达到夏朝的记载时期。又据古文献记载，郑州所处的位置与隞都所在的地望不合。因此，邹衡认为郑州商城决不可能是中丁所居的“隞”都。
既然隞都予以否定，那么号称二里头遗址为“亳”都的观点也跟着发生了动摇。邹衡认为，如果二里头遗址是汤都西亳，则与古文献记载完全矛盾。据《吕氏春秋·慎大览》所载，商汤伐桀，“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也就是说，商汤的军队从所占据的中国东部向西攻打夏朝的最后一个王——桀的武装力量。又据《书·序》云：“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这句话的意思是商汤的军队灭了夏之后，又回到了亳都。这些记载说明，亳和桀住的夏都不在一起，且亳都的方位在桀住的夏都之东。这个“东”在哪里，从文献记载看，应该在豫西之东，不会是在二里头所处的豫西位置。故此，二里头遗址“西亳说”同样得到了否定。
两座都城的性质相继否定，到底商汤所居的“亳”在何处？邹衡根据多方考证，特别是对郑州商城出土的“亳”字陶文的辨认和考释，大胆地提出郑州商城就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汤所居的“亳”
既然郑州商城是“亳”那就意味着这里应是商文化的起点，而二里头文化又早于郑州商城文化，且两种文化又不相同，因此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因为二里头文化是属于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的文化，不存在突然断裂和突然侵入、兴起的外来因素，所以就用不着操刀在这个文化整体上切来切去，大呼小叫地一番乱抡了。也就是说，原来由学术界认可的一、二、三、四期文化是一个整体文化，而这个整体全部属于夏文化。
邹衡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与“二里头四期文化都是夏文化说”的提出，如同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立刻在学术界掀起了巨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有关夏文化的探索也相继进入了一个高潮迭起、色彩纷呈的新时代。
正当邹衡引爆的关于夏商文化的争论越演越烈，各种观点、各种理由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繁，甚至越来越乱腾之时，许多有识之士感到这一问题的讨论已形同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处于难分难解的胶着状态。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症结就是各种说法都有证据和理由，又有明显不足的一面。于是，学术界希冀有一天通过地下最新的发现，使这个悬而未决的疑案云消雾散，水落石出。可能这个心愿感动了上苍或者土地庙中的神灵，来了个天、地、人联合大行动，使这个机会很快到来了。
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段鹏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阳山火力发电厂基建选址过程中，在县城(今偃师市区)西部，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段夯土城墙，随即进行了大规模钻探和局部解剖发掘。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初步确认了西、北、东三面城墙的位置、走向、长度、夯筑结构及保存状况，并由此判定城的形状为长方形，其中南北最长达1700米、东西宽约1215米，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一般为17—21米，最宽处竟达28米，但未发现南城墙，据段鹏琦等考古专家推测，此段城墙已被洛河水冲毁。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在北城墙中部发现“城门”一座及由此“城门”向南的大道，并在城内发现数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群。在编号为第1的建筑群中有一圈围墙，通过考察认为是一座近似方形的小城，应是宫殿区所在。考古人员经过对城墙及其附近试掘，发现了大量具有商代郑州二里岗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由此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与郑州二里岗商代早期相当。
而最令发掘者为之激动和振奋的是，有一条低洼地贯穿城址，显然是早年一条干涸的河道。这条看似不起眼的干河沟，当地土著世代相传唤作“尸乡沟”而《汉书·地理志》在河南郡偃师县条下明确记载：“尸乡，殷汤所都。”据此，发掘者首次向世人提出了如下三种学术观点：
一、偃师商城具有都城性质，宫殿区分布在城南部。
二、偃师城早于郑州商城，其城址和二里头遗址关系密切，两者同处古洛河的北岸，相距如此之近，若将两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定会有助于二里头文化时代及其性质的问题早日解决，加速夏商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古文献所言的“尸乡”、“亳坂”等就在偃师商城所在的地域，而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汤率众攻灭夏朝之后所营建的都城——“西亳”
从发掘者的观点看，既然偃师商城为西亳，那么以前争论不休的二里头和郑州商城遗址都不存在谁是亳都的问题了。
偃师商城的发现，犹如一声震耳的春雷在学术界炸响，与此相关的各色人等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一重大考古新成果。此时，持各种不同观点的学者，不得不暂时停止争吵和辩论而面对这一现实，并以此重新检索、思考自己的观点。
已被偃师商城的发现震懵了的学术界，经过短暂的沉寂之后，最早作出反应的是长期担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的赵芝荃。在二里头遗址发掘的早期，他和大多数考古工作人员一样，认为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商汤的亳都。但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和拓展，观点也慢慢有所改变，认为二里头遗址一、二、三期是夏文化，四期是商文化。而考古学文化进展到第四期时，最为显赫的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已经倒塌废弃，这个时候若再把第四期作为汤都已不可能。如果二里头不是汤都西亳，哪里又是西亳呢？正在困惑之时，偃师商城发现了，不久又在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二期宫殿基址的夯土。赵芝荃在实地勘察后，神情大振，认为困惑已久的问题豁然开朗——偃师商城就是历史上真正的商汤所居的西亳。依次推断，当二里头中心区一、二号宫殿倒塌废弃之时，便是偃师商城崛起之日。这样，偃师商城的第一期正好衔接在二里头四期的尾末，中间无半点缺环，可谓一脉承袭而来。为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和新的理论推断，兴奋异常的赵芝荃跑到偃师县城，在一家上等酒店，摆了一桌宴席，邀请偃师商城的发掘人员段鹏琦等人，开怀畅饮了一番，以示庆贺。
随着赵芝荃观点的转变，考古界许多学者也开始倾向于“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说”的观点。一时间，偃师商城即汤都西亳说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并有压倒一切有别于此说的气势。当这种潮流和气势形成之后，学术界又难免将目光集中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的主将邹衡身上。正如十几年后赵芝荃在回忆中所言：“偃师商城的发现，使整个考古学界为之震动，我根据这里的发掘情况，找到了历史记载中商汤所居的西亳，并且我们认为二里头中心区宫殿废弃之日就是偃师商城崛起之时。但邹衡先生依然坚持他的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这样就好比一个马产生了两个头，而两个头是不可能的，头只有一个，否则就是怪物。你邹衡先生既然坚持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那么偃师商城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邹衡先生就必须做出回答……”
仍然是十几年后，据邹衡回忆：“偃师商城发现之后，国内外许多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参考消息》报道说中国的克里特岛发现了，日本《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特字号刊出成汤西亳的新闻。偃师商城的发现与消息的报道，对我来说，好像是很大的冲击。我的一些好心的朋友、老师都为我担心。北大历史系有些老教授纷纷对我表示，干脆公开承认错误算了。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托人告诉我，说我对了一半(指二里头夏文化说)，也错了一半(指郑亳说)。我说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错了，我只能全错，不可能只错一半。我当时的最大感受是，由于偃师商城和二里头遗址的二期夯土突然发现，使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性质是否为汤都西亳，及其相关的二里头文化是否仍以二、三期间划界分为夏、商两种文化等主流观点，都必须重新考虑。于是，原来观点的坚持者很快开始分化。”
按照邹衡的说法，不管从那方面条件来看，把偃师商城作为西亳总比二里头更具备优势。因为商城的位置正是西汉以来大量文献所记载的西亳(或尸乡)所在。相反，没有一条文献记载西亳是在二里头，而且商城及其内部的宫殿基址都具有相当的规模，显非一般城址可比，其为王城和王宫遗址无疑。 邹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分析之后，开始回答赵芝荃所说的“一个马何以产生两个头”的问题。邹衡说：“至于偃师商城是否为商汤首都亳城，我觉得有必要重新研究。因为两汉文献从未直称‘尸乡’为亳，称亳始自皇甫谧，所指地望在今南蔡庄一带，东去偃师商城已有5公里，且皇甫谧并未言亳地有城。据我考证，最早称偃师商城附近为亳者是《晋太康地记》该书最早记载亳地附近有城，即太甲所放处。所以我认为偃师商城就是桐、桐邑或桐宫，是自成汤以来的早商别邑、离宫，而不是汤之首都亳城。退一步说，由于偃师商城的发现，至少曾风云一时的二里头西亳说该彻底破产了。而由二里头西亳说导引出的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二三期、三四期为夏商分界的诸种学说也都因此而圆满地画上了一个否定的句号。就是说，夏文化的讨论至此已告一个段落，二里头文化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不管你承认与否。正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开始考虑如何进一步搜集材料，回答偃师商城的性质问题。1984年4月，我带领几个研究生到偃师商城去参观、考察，不久，有人传言说：邹衡参观偃师商城后都哭了。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论文提要《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这时已经校对完毕。”
据《史记·殷本纪》载：太甲，成汤之长孙，是成汤之后商朝的第三代王。当年幼的太甲即位三年之时，由于不遵守商汤之法，暴虐、乱德，被成汤的重臣伊尹流放于桐宫，国家的行政事务暂由伊尹代行处理。太甲居桐宫三年之后，由于悔过自责，并有了好的表现，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
1984年夏，邹衡在《北京大学学报》发表了《偃师商城即太甲桐宫说(摘要)》一文，1990年出版的《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卅周年论文集》中，又发表了题为《西亳与桐宫考辨》的长篇论文。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方面论证并提出了偃师商城并非汤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宫，即早商离宫的学说。同时将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作了比较。文中称：“首先，从时间先后而论……由于两城址的繁荣期基本相同，始建期稍有先后，说明郑州商城决不可能是从偃师商城迁去，因而决不可能是中丁所迁隞都；偃师商城应该是当郑州商城开始兴起后才建立起来的，因而也决不会是成汤的亳都。其次，从规模大小而论，偃师商城城墙周长比郑州商城短1060米，前者的面积比后者小l／3，据此，偃师商城不可能是当时的国都亳城，而只能是早商的别邑(或别都离宫)。再次，从地理方位而论，郑州商城作为汤之亳都，不仅合于伐桀前‘汤始居亳’的条件和伐桀时‘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的方位，也与伐桀后‘复归于亳’的记载相符。而偃师商城却与文献上的这些记载格格不入。据此说明，偃师商城遗址实为太甲所流放处桐宫，乃早商时期商王之离宫所在。成汤在灭夏之后作宫邑于此，显然是为了监视夏遗民，而未都此，乃东还于亳……”从文章观点中可以看出，邹衡肯定了这座商城(宫邑)是成汤时所建，同时提出这座商城(宫邑)是早商时期的离宫，也就是太甲所流放处的桐、桐邑或桐宫。
邹衡的商城桐宫说一经提出，又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场震动，有人支持，有人怀疑，有人反对。几乎与此同时，在偃师商城西亳说和桐宫说之外，又繁衍出了许多学说。如有人认为偃师商城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后，商人建于夏墟的一座军事重镇，其作用和目的在于征服和监视夏朝遗民。有人认为是商汤灭夏后所建的都城，同郑州商城一样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两京制”有人仍坚持二里头遗址为汤都“西亳说”时为二里头遗址发掘队队长的考古学家郑光就是“西亳说”的拥护者和坚持者。按郑光的观点，整个二里头遗址不是分为四期，而应分为五期，夏商分界在一、二期之间，也就是说，二里头文化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夏，绝大部分属于商，其遗址就是商汤所居的“西亳”有人认为偃师商城是商代早期商王朝第10任帝太戊的都城。有人干脆认定是商代中晚期商王盘庚所迁之都城，也就是说当年的盘庚不是迁到了今安阳的小屯一带，而是迁于今偃师尸乡沟一带去了。
偃师商城的发现，不仅未能像学术界期待的那样，为夏文化的争论画上句号，反而又引发了更大规模的争论，学者们都按自己的学识和思想理论去推导这座横空出世的商城，其结果是论战各方僵持了十余年，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结论，夏文化仍然处于扑朔迷离的雾气之中。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了。第一个悬案的了结
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课题设置来看，在“夏代年代学的研究”这一课题中，分设了4个小的专题，即：
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
《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如果要将这4个专题落到实处，其研究主要遵循下列三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代积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只要将这三项研究成果汇总起来，然后再对比、交叉、考证，夏代纪年的框架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那么，第一条研究途径，也就是文献所见的夏代积年是多少呢？专门负责文献资料与天文数据准备的罗琨等专家，通过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和检索，发现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471年说。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竹书纪年》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又据《路史·后纪》卷一三下注所引《汲冢纪年》载：“并穷寒四百七十二年。”由于《太平御览》成书年代比《路史》为早，“工程”专家组经反复讨论、斟酌，认为应以年代较早的471年为准。
二是431年说。据《易纬稽览图》载：“禹四百三十一年。”这里的“禹”是指整个夏代而不是禹本身执政的年数。而《世经》载：“伯禹，……天下号日夏后氏，继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岁。”这个年数比前一种记载多了一年。另一种文献《帝王世纪》继承了《世经》的说法，并明确指出夏代的432年是自禹至桀并包括羿、浞在内的十九位王。
从以上两种说法来看，431年与432年之间仅一年之差，专家组学者们认为这一年之差可能是传抄导致的笔误，因为《易纬稽览图》成书年代早于《世经》故专家组认为应当取431年为是。
纵观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中间相差整整40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
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
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辈舜事开始起算，431年则起自禹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开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据文献记载，当夏王朝的历史进展到禹的孙子太康称王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太康失国事件。太康相当荒淫，经常带着家眷和一帮狐朋狗友到洛水北岸打猎，有时一连几个月不回朝听政。有一位叫后羿的夷族酋长利用夏民对太康的怨恨，出兵夺取了太康的帝位，号称有穷氏奇Qisuu.ｃom书。后羿是当时最著名的射手，专喜欢打猎。后来他的亲信寒浞与羿的妻子暗中私通，可能被羿察觉，或没有察觉而这位寒浞想与羿妻成就百年之好，于是寒浞淫火攻心，反意萌生，暗中收买了羿的家奴将羿杀死，寒浞趁机霸占了羿的全部妻妾和家业，如愿以偿。再后来，太康的后辈少康纠集人马，卷土重来，一举攻灭寒浞建立的临时政权，又夺回了太康失去的帝位，史称“少康中兴”
关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寒浞篡位、有穷覆亡、少康中兴的故事，在《楚辞》中亦有记述，在残存的《竹书纪年》中也可找到“羿居斟鄩”之类的印证。可见后羿、少康故事真实地反映了夏王朝发展过程中部族间争斗的情形，远非后代人所伪造。有鉴于此，在关于夏代纪年的最终取舍中，专家组学者们经过反复论证，决定采取471年说，即整个夏代积年自禹起，终于桀，其间包括羿、浞代夏，建立临时政权的“无王”阶段。
文献记载夏代总积年的问题已被选定，接下来就要在实际中验证，也就是用国学大师王国维早年提出的文献与发掘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加以考证。这样得出的结果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于是，学者们面临的第二个重大任务就是对几十年来争论不休的二里头文化问题做一个彻底了结。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专门设立了“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这一专题，其目的在于充分吸收以往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同时，进一步确定二里头遗址的文化分期，以此建立比较详细的考古编年序列。在此基础上，详细比较二里头文化与郑州商城、商城的文化，初步制定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最后，根据14C测年数据，大体确定夏王朝的终止年代。这一专题由正在主持二里头发掘工作的考古学家郑光负责。
由于种种原因，在二里头工作队已有的发掘资料中，对研究夏文化上限至关重要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材料比较缺乏，不仅不能提供足够的14C测年样品，而且难以满足分期工作的需要。因此，当郑光接手“工程”分配的研究专题后，同青年考古学家张立东等二里头发掘人员一起，在全面清理了该遗址诸次发掘资料的基础上，有计划、有目的的选择与“工程”专题有关的样品。随后，根据已收集到的样品情况，在作了综合研究和分期、分类，并于1997年3月至5月间，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等一道，在二里头遗址内选择几个主要地点进行补充发掘和系统采集样品。通过这次发掘，找到了清楚的地层叠压关系和新品类陶器，特别是找到了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系列含碳样品，这些收获在加深了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的同时，也为14C测年断代打下了基础。
1997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夏、商前期考古年代学研讨会”在河南召开，有50余名国内关于夏商研究的不同学科和单位的一流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专家、学者们来到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及两遗址的出土文物陈列室，进行现场观察和讨论。经过反复比较和鉴别，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与会专家、学者们普遍认为此前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划分是正确的，二里头文化与偃师商城的文化大不相同，偃师商城的文化基本上等同于郑州商城的文化，即商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决不是商文化，只能是另外一种文化，早于商文化而又与商文化中间无隔隙的文化只能是夏文化。因而，在这次会议上，尽管尚有少数学者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普遍达成了共识，即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自此，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20多年悬而未决的疑案总算得到解决。这个结果无疑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夏文化研究探索的重大收获之一。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李伯谦在最后总结性的发言中指出：就早期夏文化的探索研究问题，不能否认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渊源关系，但除二里头文化之外，应集中精力到王湾三期龙山文化晚期中去追寻。此前工程专家组布置的豫西地区对河南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二里头等文化遗址有针对性复查和发掘的田野工作基本结束，后一阶段的工作将转入室内，重点是对出土材料的整理，尤其重要的是把各典型遗址、不同期别的测样标本选好，准备进行14C测年。只有进行14C测年，许多疑难和争论不休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如果没有14C测年技术的加盟与支持，要想在夏商周断代中得出可靠的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
李伯谦所言不虚，如果没有14C测年技术的支持，要想进行远古文明的准确断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启动之初，就将14C测年技术列于工程的课题之中，并且将这门技术看成是工程成败的最为关键的项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