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商代后期诸王的年代帝国的荣光
按照学术界通常的划分方法，商代后期是自盘庚迁殷开始至商朝灭亡这一历史阶段，而作为分界的遗址性标志就是著名的安阳殷墟。
纵观殷商的兴亡史，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都邑频繁迁徙，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作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说法不同，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不过这个争论主要针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
盘庚迁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这样的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由此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惟一的重要依据。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荡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270余年商代历史的延续。
其8世12王的世系如下：
随着商周更替，世道轮回，至迟在秦代，盘庚所迁的殷都已成废墟，具体地望和位置渐渐不被人所知，直到甲骨文被重新发现和释读，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始筹备时，首先恢复了殷墟的发掘工作，并于西北岗王陵区发掘了著名的武官村大墓和附属祭祀坑。1958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建了安阳考古工作队，1959年又设立了工作站，开始对殷墟进行长期的连续性发掘和研究。
从1958年至1966年，安阳考古队在保护区内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发掘了部分铸铜遗址、铸铜作坊、制骨作坊、圆形祭祀坑、车马坑等遗址。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爆发，殷墟的发掘被迫停止，直到1969年才恢复工作。在之后的30年中，考古人员对殷墟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及遗物，尽管“文革”风潮特别是后期批林批孔等政治风浪，对殷墟发掘造成巨大冲击，但工作还是艰难地维持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殷墟发掘总算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随着妇好墓的发现，使殷墟再度震惊寰宇。
1976年，著名女考古学家郑振香率领考古人员在洹水南岸的小屯村西约100米处，发现了妇好墓。墓圹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东西宽4米，深7．5米。墓葬未设墓道，墓室上部有建筑基址的痕迹，据发掘人员推测，可能是一座用于祭祀的墓上建筑。由于此墓埋压在殷代文化层之下，受到自然条件的保护，因而虽历经几千年沧桑而未遭盗掘。墓中除发现16个殉人和6只殉狗外，还出土了铜器、玉器、骨器等极其珍贵的文物1928件，其中铜器的总重量达到了1625公斤。在21O件青铜礼器中，不少器类都是前所未见的重器。而大多数礼器上都铸有铭文，为考证墓主身份、墓葬年代，研究随葬品的组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妇好墓是惟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并确定其年代和墓主身份的商王室墓葬。有专家认为妇好就是一期甲骨卜辞中所称的“妇好”即商王武丁的法定配偶，庙号“辛”即乙、辛周祭祀谱中所称的“妣辛”
自1928年殷墟首次发掘，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这历史时期，有数十座宫殿遗址、10余座陵墓和10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并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殷玮璋具体负责。同时根据“工程”提出的“商代后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的目标，特设了“殷墟文化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参与、主持殷墟发掘多年的杨锡璋负责。
杨锡璋和徐广德等考古学家积殷墟几代学者70年发掘、研究之经验，在前贤的基础上加以研究，将殷墟文化分期进一步完善，其中一期到四期相对应的商王如下：
殷墟一期：约当盘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
殷墟二期：早段年代约当武丁晚期，估计与祖庚、祖甲时代相当。
殷墟三期：约当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四期：约当帝乙、帝辛时代。
分期划定之后，杨锡璋、徐广德、唐际根、刘忠伏等专题组人员，着手从历年发掘所积累的资料中选出部分样品，并于1997年春季在殷墟的白家坟南地和东南地作了大规模发掘，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取得了50余个含碳样品。但是，当这些样品送往北京后，仍然不能满足14C测年的需求，特别是殷墟一期和四期的样品较少，不足以排出系列。于是，“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研究，决定继续提取样品，并派出课题组负责人殷玮璋和14C测年专家仇士华赴安阳，和专题组的杨锡璋等考古学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可行的取样方式，并抵达洹北三家庄等地考察选点。
专题组人员在安阳考古工作队队长唐际根的安排下，于1997年秋—1999年秋，在殷墟的三家庄东地、花园庄西地、董王度西南地及其他几个地点作了不同规模的发掘，获得了一批含碳样品。经过3年的努力，专题组从殷墟12个地点共采集含碳样品111个，基本满足了14C测年的需要。鉴于发现材料的增多，专题组将原来所划分的第一期早段改称“三家庄阶段”并从第一期中划分出来。原第一期晚段改称第一期，并据此推定为武丁前期遗存。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就在专题组人员为寻找样品在洹水北岸几个地点勘查与发掘过程中，偶然发现了总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垣。这是整个20世纪发现的所有商代城垣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这一发现，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震动。殷墟发掘70余年来，无数学者曾苦心积虑、疲精劳神、孜孜探寻而不得的殷墟城垣，因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实施而在洹水北岸发现，这一重大成果，无疑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动多学科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
对殷墟各期采集的样品作常规14C测年后，经树轮曲线校正，得到24个系列样品的年代。
从14C测年数据可以看出，殷墟文化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一期文化与四期文化之间的总跨度为334年。尽管上述每期的年代范围是否就是它们的实际年代，此时还不能下最后的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证实，上述年代序列与分期序列完全一致，没有出现祖孙颠倒的现象。至于这些年代能否同其他的年代衔接和匹配，并不发生矛盾，当然还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来验证。殷墟甲骨的测年
自1899年甲骨文发现至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在长达一个世纪里，甲骨文出土约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844片。而自殷墟科学发掘之后，对甲骨文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科学而深入地展开，一时名家辈出，大师云集，遂使甲骨学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渐渐成为一门世界性的显学。
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要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殷墟发掘的第二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在著名的“大连坑”内出土了“大版四龟”董作宾对这十分难得的材料进行了长时间的细心研究，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论文《大版四龟考释》从而奠定了甲骨文断代体系的基础。
1933年，董作宾又将其甲骨文断代研究的最新成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公之于世。这篇洋洋十万言的宏文，是甲骨学史上划时代的重要著作，它标志着甲骨文的研究自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董作宾在《大版四龟考释》的基础上，经过深入、严谨的研究。创立了科学而缜密的甲骨文断代体系，这就是通行半个多世纪的著名的“十项标准”和“五期”说。所谓十项标准，即：
1．世系，2．称谓，3．贞人，4．坑位，5．方国，6．人物，7．事类，8．文法，9．字形，10．书体。
根据这“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墟200多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个时期，即：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在时流亡日本东京的郭沫若，看到董作宾的断代体系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文分十项，如前序中所言，其全体几为创见所充满。”郭沫若对其贞人说尤为推崇：“多数贞人之年代既明，则多数卜辞之年代直如探囊取物，董氏之贡献诚非浅鲜。”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甲骨仍在不断出土。 1973年，考古人员在小屯南地发掘中又发现刻辞甲骨5335片，其中卜骨5260片，卜甲75片，大版而完整的刻辞卜骨近百版。这批甲骨出土时多有明确的地层关系，并与陶器共存，为甲骨文的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1年秋，考古人员在花园庄东100多米处发现了一个甲骨坑，编号为花东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甲1558片，刻辞甲骨579片。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此坑甲骨以大版的卜甲为主，其中完整的刻辞卜甲达300多版。刻辞内容较为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天气、疾病等方面。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根据甲骨出土的地层关系、共存陶器及卜辞内容判断，此坑甲骨属武丁前期。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把中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前。但甲骨文绝大多数属于卜辞，也就是说是王或王室贵族占卜向鬼神询问吉凶的文字记录，要单纯依靠甲骨文恢复商代社会的原貌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建国后，陈梦家等甲骨学者在董作宾提出的甲骨文分为五期的基础上，将甲骨文进一步分组，凡属于同一位贞人所占之卜辞，都归为一组，如宾组、历组、黄组等，并建立了区分其年代先后的学说。新的研究表明，甲骨年代并不完全按照王世划分，有时可以跨越两王，如以前被认为是武丁甲骨的宾组卜辞，实际上可以下延到祖庚之世。这些甲骨分期的新成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准确判定甲骨月食的顺序，进而回推其年代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准确的分期断代标准，选择分期明确、有断代价值的卜骨，利用高精度加速器质谱计进行系列14C年代测定，就成为一种可能。
当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时，专家们就已考虑到利用加速器质谱仪对殷墟甲骨进行测定的方案。经过反复论证，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研究方案终于得以实施。
“工程”对殷墟甲骨测年所设置的目标是：用改装后的加速器质谱仪，对各期、各组有字卜骨进行测年，对照高精度树轮校正曲线研究，将测得的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进而排出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的年代序列。同时，工程对样品的选取条件制定了五条严格的标准：
一、卜辞中有称谓，时代明确者。
二、有天象记录(如日、月食)者。
三、有年祀者。
四、有重要贞人或重要事件者。
五、地层关系明确者。
在以上诸多条件中，至少符合其中之一，方可入选。
殷墟出土甲骨多达15万片，要从中选出符合以上条件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这次选择不是直接到甲骨的收藏处一件件查找验看，而主要是依靠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纂的《甲骨文合集》这部著作进行查寻。《合集》共收集甲骨41596片，编排体例依照学术界通行的五期分期法，将甲骨文资料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武丁时期；第二，祖庚、祖甲时期；第三，廪辛、康丁时期；第四，武乙、文丁时期；第五，帝乙、帝辛时期。
由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专门负责“文献资料库”专题的罗琨，以前在历史研究所参加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对有关情况比较熟悉，“工程”首席科学家决定甲骨文样品的收藏处所由罗琨提供，而具体的选取任务，由社科院考古所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家负责完成。
对照书中的甲骨拓片，刘一曼、曹定云等学者经过一个多月认真的核对，缜密的筛选，严格的鉴别，终于选出了300多片符合条件的甲骨。但在这300多片甲骨中，许多条件优良者并不在国内，它们被分别收藏于英国、日本、美国等地www奇Qisuu書com网。如甲骨文所记录的天象，比较明确的可用以定年的是五次月食卜辞。其中，乙酉夕和己未夕■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是“工程”研究的重点。乙酉月食两版都是龟腹甲，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月食的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就显得格外重要。但遗憾的是，两片月食记录的甲骨均藏英国的博物馆。显然，要让这些国家和地区收藏的甲骨拿出来测量是不现实的。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国外和台湾等地收藏的甲骨。经初选、复选，最后确定利用保存于国内的150片甲骨用以测年。为慎重起见，“工程”利用社科院考古所的甲骨藏品作了取样实验后，对各地甲骨的取样作了严格的规定：1、不伤及刻辞卜骨上的文字；2、不伤及卜骨背面的钻凿痕迹；3、尽量从卜骨不重要的位置如骨臼或骨板下部取样；4、取样部位要修补上色。根据这4项规定，刘一曼、曹定云等甲骨学者先于考古所以无字甲骨试验并取得成功。所用甲骨修复上色后效果很好，不知情者几乎看不出来。这样做的优点是：既不影响原件的研究价值，也不影响陈列与收藏；甚至还因年代的测定，使它的收藏价值更高。工程领导小组专门派甲骨学专家刘一曼、曹定云、黄天树等人，同考古所技术室的文物修复人员一道南下北上，赴各地大学、研究所、博物馆、等收藏单位提取甲骨样品。按照加速器质谱计的要求，每片甲骨只要取1～1．5克，即相当于指甲盖大小便可满足测量需要。经过和若干个单位多次协商，最后，“工程”派出人员终于采集到107片殷墟文化一至四期的卜骨样品。
就AMS测年法而言，无论是测木头还是骨质样品，都要经过事先化学处理这一环节，而对有字甲骨的测定，这个环节就尤其显得重要。为此，工程特设了“骨质样品的制备和研究”专题，由14C测年制样实验室的原思训教授主持，其主要工作程序为：
1．对骨质样品14C测年中的分离与纯化作了深入研究，经前处理分离，纯化得到的测年能够满足高精度测年要求。
2．建成了用元素分析仪作燃烧、分析与制备装置的AMS测年用C02制备系统。
3．建立了4套合成石墨装置。
4．研制成功样品气体回收系统。
5．至1999年底共制备石墨样品514个，其中断代工程测年石墨样品274个。
当上述一系列程序完成之后，再交加速器质谱仪进行测定，所得数据见下表。
从甲骨样品测定并拟合后的情况看，所得日历年代与“工程”确立的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利用AMS法进行有字甲骨测年，在标志着这门技术为商后期年代学研究做出独特贡献的同时，也对世界AMS测年学科的应用和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甲骨卜辞透露的隐密
由于甲骨、铜器多为考古发掘而得，其中甲骨文、铜器铭文记载的天象、历日是当时的记录，这些记录不像文献记载，成书较晚，真伪掺杂，因而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在已发现的铜器铭文中，除月相外，未发现其他天象的记录。因而，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就更加珍贵，其中的日月食记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可望得出天文定年结果的重要依据。
在已发现15万片甲骨文中，被学术界认为可以用来推算的日月食记录有：
1．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
2．宾组卜辞中一条被释读为“三焰食日”并认为是日全食见日珥的记录。
3．历组卜辞中五条带有干支，并且可能是日月食的记录，其中一条记“日月有食”三条记“日又哉”一条记“月又哉”
在以上三种天象记录中，有关宾组卜辞五次月食记录的可信性，学术界没有争议，并且经学者们研究，这组卜辞属商王武丁到祖庚时期。在3000多年前，于这一不太长的时间范围内，竟有五次月食记录，这不能不说是世界天文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历组卜辞中，关于卜辞的时代和所记是否为日月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有较大的争议，尽管断代工程开始后，学者们又进行了重新研究，但由于仍存异议，工程专家组决定，历组卜辞的记录暂不作为依据用于讨论商后期年代。用于工程讨论的只有第1、第2两种天象记录。
对于“三焰食日”这条天象记录，最早注意和研究者之一是著名甲骨学家董作宾。作为安阳殷墟最早的发掘者之一，董作宾很早就注意到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历，他在研究“大版四龟”之时，就从第四版卜旬之辞中发现了殷历有大月和小月之分。1934—1943年间，董作宾积时十载，潜心钻研，终于写出了鸿篇巨著《殷历谱》从而开创了以甲骨文研究殷商年代之先河。就在这部著作中，董作宾曾举出殷墟小屯YH127坑出土的一版卜甲作为商代日食的例证。这片卜甲的拓本后来发表于《殷墟文字乙编》其卜辞为：
甲寅卜觳贞，翼乙卯易日。一。
贞，翼乙卯(乙卯)不其易日。一。
王占曰：“止勿荐，雨。”乙卯允明■，乞■，食日大星。
这里，董作宾把卜甲上面卜辞的验辞后半段“乞■，食日大星”解释为“三焰食日，大星”之后许多学者沿袭其说，并认为是一次日全食时出现巨大日珥的记录。著名天文学家刘朝阳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的矛盾形势和今后出路》一文中，也认为这段卜辞为“三舀食日，大星”
董、刘等人对卜辞的这个解释，在很长时间没有人表示怀疑，直到很多年之后才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但由于董作宾在甲骨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以及该版卜辞拓本不很清楚，即所谓“三焰食日”的卜辞位于腹甲上部反面，文字夹刻于钻凿之间，且该处甲质疏松，在拓本上显示为一片麻点，使字的笔画难以辨认等等原因，董作宾之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引用和予以推算。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此说才被“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之一李学勤正式否定。
根据台湾甲骨学家严一萍对所谓“三焰食日”卜甲所做的摹本，李学勤在反复考证后认为：董作宾所说“三焰”的“三”其实是一个“乞”字，而下一个字“焰”应是“■”字。“食日”不是日食发生的天象，而是一天中的时段名。至于“大星”的“星”字，应释读为“晴”不是平时看到的某颗星象。
按李学勤的考证释读，这版卜甲的卜辞内容大致是：
在甲寅这一天，由殼贞问次日乙卯是否天晴，这是为了祭祀的事。武丁根据占卜的结果，判断说：不要陈放祭品，天要下雨的。到了乙卯，天亮时果然阴天，停止陈放祭品，上午吃饭的时候天气大晴。
甲寅日又贞问武丁鼻子有病是否神灵降祸。正面贞辞附记“王占曰”却没有内容，大概是武丁身体不适，活动中断。反面贞辞改由王臣判断，认为应该停止“金■”一事，这无疑是为了照顾武丁的健康状况。
有了这版卜辞的正确释读，李学勤认为：这条颇为著名的几乎被国际甲骨学界和天文史界沿袭了半个多世纪的甲骨文“日食”材料——“三焰食日”与日食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将此条卜辞排除在殷商年代学研究的应用、参考之外。
既然殷墟甲骨文中共三条被认为是日月食的记录已连续排除了两条，那么只有第一条，也就是宾组卜辞中的五次月食记录可以应用了。
按前文所列的第一种月食记录可以看到，这五次月食最独到之处是都记有日名和干支，分别为：
1．癸未夕月食。
2．甲午夕月食。
3．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
4．壬申夕月食。
5．乙酉夕月食。
由于上述五条记有月食的记录皆出于验辞，故学术界并不怀疑它们的可信性，但因月食易见，任何一个地点平均每年都能见到一次月食，而同一干支的月食有时五年后重新出现，所以对上述五次月食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各不相同的结果。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据学者们推算，这五次月食的年代有22家提出的40种不同的结果。由于“乙酉夕”和“己未夕■(向)庚申”两次月食记有月名，因而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研究的重点。天文学家张培瑜，古文字学家李学勤、裘锡圭、黄天树、彭裕商和甲骨学家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等都对五次月食进行了深人研究。尽管学者们对五次月食发生的年代和日期存有异议，但争议最大的则是“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这条卜辞的记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商代月食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沿袭董作宾的说法，认为这次月食是庚申那一天发生的月食。只是后来有德效骞、周法高两位学者提出异议，并认为是己未那一天夜里向庚申那一天凌晨过渡时发生的月食。很明显，这前后两说对月食认识不同的关键点是取决于对卜辞中“己未”和“庚申”两个相接的干支日之间“■”字的解释。别看这个不起眼的“■”字，却对月食的推算起着重大而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是差之毫厘便谬之数十年甚至数百年。董作宾认为这个“■”字是祭名，或指天象，而德效骞和周法高则认为此字意味着“中夜”或“连续到”之意。德效骞还基于商代纪日法是以夜半为始的观点，推算出这次月食发生于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到28日，即安阳当地日期己未日下午九时五十三分，复圆在庚申日凌晨零时四十分。
除董作宾、德效骞、周法高等学者外，关于卜辞中的“■”字，学者们还有多种解释，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常玉芝在其所著《殷商历法研究》中搜集的材料看，不同的解释有十数种。但这些解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无法在学术界达成共识。真正对“■”字给予正确释读和考证出其含义并在学术界取得共识的，当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裘锡圭。
1993年，裘锡圭在其发表的论文《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中，通过细致严密的考证，认为“■”字应释为“皿”它“插在前后相接的两个日名之间而构成词组(前一日名之后有时加‘夕’字，这种日名并可用‘之’代替)，如‘甲乙皿乙丑’……都应该是表示介于前后两天之间的一段时间的”同时指出，这种用法的“皿”应读为“鄉(■)”即“向”与《诗经》“夜鄉晨”的“鄉”同义。如“甲子鄉乙丑”可言“甲子夕鄉乙丑”是指甲子日即将结束，乙丑日即将开始之时。按同类词组的意义类推，则“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的意思是：月食发生在己未夜向庚申这一天过渡的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即这是一次在己未日夜间快要结束时发生的月食，该次月食发生的日期是己未日，不是庚申日。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甲骨学家曹定云又将这个“■”字释为“敦”字，按他的解释，“敦”字是过渡之意，和“向”字的意思基本相同。由此，流传日久的董作宾的“庚申月食”说就此宣告终结。
有了对卜辞的正确释读，就可对“己未夕■(向)庚申月有食”发生的具体年份进行天文推算。不过，对这个年份的推算，又涉及另外一个较复杂的问题，即商代的“日界”是从半夜开始，还是从天明开始？这是甲骨学界和天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以裘锡圭、张培瑜为代表的专家，认为商代的“日界”从半夜开始，而以常玉芝、刘一曼、曹定云为代表的专家，则认为应从天明开始。一个“半夜”一个“天明”尽管看起来时间相差不多，但要以此推算几千年的月食，其结果就有了很大不同。“工程”开始后，关于甲骨文天象记录中五次月食的推算由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张培瑜具体负责。
此前，张培瑜积几十年刻苦研究之经验，相继完成、推出了《中国先秦史历表》和《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两部著作，填补了古代天文历法和年代学研究的空白。这两部著作由此成为历史年代学家、考古年代学家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参考书。张培瑜也因为这两部力作的问世，奠定了他在这门学科中的重要学术地位。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工程首席科学家聘为“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这个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课题的负责人，并主持“甲骨文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这一专题的具体研究任务。
当张培瑜接手“工程”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后，除组织安排“武王伐纣”这个大课题的相关事宜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甲骨天象记录和商代历法”的研究之中。由于刻有“乙酉夕月食”记录的两版都是龟腹甲，而“庚申月食”既有月名和食时时间范围，又是卜骨，因此，“庚申月食”的测年，对“工程”尤其重要。但记此食的两版甲骨均藏于英国博物馆，按张培瑜的设想，如果通过协商或采取合作的方式，争取到英国取一点“庚申月食”的卜骨进行14C测年，无疑会对这次月食年代的确定，起到重大的互证作用。但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设想最终未能实现。关于甲骨月食年代的确定，只有靠中国人根据现有的条件自己解决。为了排除日常琐事的干扰，他打破正常的作息规律，吃住都在紫金山天文台，在山上一呆就是几个月，对专题中所涉及的内容，反复研究，仔细求证，在一层又一层的迷雾中，逐步廓清历史的真相……
根据对卜辞的分期分类，工程专题人员彭裕商、黄天树对五次月食的先后顺序作了排列，得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认为“癸未夕”月食最早，“乙酉夕”月食最晚。从字体分析，五次月食发生于商代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由于文献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商代灭亡，其间不足300年，张培瑜在天文计算中，将这段时间前后延长200年。于是，以“日界”从半夜开始，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间，可排出在中国全境包括安阳在内的44个城市可见的日食情况和月食表。月食表详细列出了安阳的见食情况。结果标明，在安阳可见的月食中，自公元前1400年到公元前1100年的300年中，只有一组年代既符合卜辞干支，又符合月食顺序，且这个结果正好在武丁中晚期的30年之内。具体数据如下：
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年
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
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
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
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关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的精确时间，张培瑜的计算结果是公元前1192年12月27日22点51分。但是，甲骨学家常玉芝却另有别论，她认为“日界”应从天明开始，并以此推算出“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发生在公元前1166年8月14日早晨5点之后。这个结果同张培瑜的推算相差26年。盘庚迁殷与列王的年代
鉴于甲骨五次月食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夏商周断代工程曾几次召集相关的学者进行讨论。在讨论中，学者们对“日界”的问题以及“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格外关注。“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席泽宗，曾向学者们介绍了天文史学家江涛所著的《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一文。按此文的观点，在中国的史籍中，记载下半夜观测，85％用的是上一天日期，15％用的是下一天的日期，如果用的日期是下一天，则绝大多数天象出现在本地时间3时之后。席泽宗认为此文颇有道理，并倾向于“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一次带食而没的月食，这样，常玉芝推算的1166年最可取。另有学者范毓周也有相同的看法，并认为“日界”问题应重视民间传统，以鸡鸣为日始，春夏秋冬有差别。同时，刘一曼、曹定云、葛英会等学者也主张商代的“日界”应定在天未亮到日出之时较为合理。也就是说，常玉芝的推算结果是可取的，而张培瑜的结果不可取。
参加“工程”的古文字学家黄天树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认为“旦”之前的“夙”应该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裘锡圭也认为，一天的开始至少不会晚于夙。也就是说，“日界”不会是在天亮之时。
按张培瑜的解释，月食的时间计算，涉及地球自转改正值的取值，他所推算的食甚在夜里22点51分的结果，采用的是过去通用的地球自转改正值。如果采用现在新的地球自转改正值，月食时间应该推后2个小时左右，这样就更符合月食发生在两天的分界之时。以此推算，常玉芝所主张的早晨5时之后，已成为晨7时或者8时左右，已经是天大亮且太阳升起的时候，很难说是上一天和下一天的过渡阶段。
古文字学家裘锡圭认为，从字体上看，五次月食的距离不应该拉得太远，应在30年以内较为合理。常玉芝的五次月食推算，有将同一贞人拉得过长的问题。
就以上两种不同的结果，经古文字学家和天文学家反复论证后认为，商代的“日界”应从半夜开始，“己未夕(向)庚申”月食是发生在己未夜并向庚申的前夜过渡的一次月食，天文推算结果应以张培瑜的推算为是，即商代武丁晚期到祖庚二王之间所发生的五次月食在公元前1201一前1181年共20年这个时间框架之内。
至于武丁在位年代到底属于哪一个时间段的问题，根据《尚书·无逸》、古本与今本《竹书纪年》、《太平御览》、《皇极经世》等文献可以看到下面的记录：
从以上四种记载中可以看出，武丁在位59年应是可信的。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丁在位的年代：(1)如果“乙酉夕”月食在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39—前1181年。(2)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约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
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会超过公元前1400—前1160年的范围，而在此范围内，“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公元前1192、1166年两种选择，“甲午夕”月食最早为公元前1229年，所以，张培瑜等研究者认为，即使不采用根据新的甲骨分期分类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顺序，武丁在位的年代范围也不会有大的变化，确定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应该是较为合理的。这个意见最终被“工程”专家组采纳。
武丁的年代范围已经确定，利用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还可推算出殷商最后两个王——帝乙、帝辛的年代，所依据的方法则是——周祭祀谱。
从可考的材料看，远古时期，人们采用多种方法纪日，如结绳、刻木等等。当历史发展到殷商时期，已经采用干支纪日法了。
干支是天干和地支的总称。天干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一个天干配一个地支，天干在前，地支在后，排尽所有组合，共六十对，以甲子开始，癸亥结尾，可以不重复地记录六十年，六十年以后再从头循环。
干支纪日的方法与干支纪年一样，每天用一种干支表示，六十天一个周期，循环往复，可以无穷。这种干支纪日法是中国古代的一大发明，它的优点就是用干支纪日不会发生错误，也不会造成重叠。此种纪日法从悠远的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未间断，可见它的生命力是多么强大。
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十数万片甲骨刻辞中，记有干支日的甲骨为数众多，从特点上看，殷人纪日虽然绝大多数是天干地支均书，但也有不少只记天干而不记地支，这种纪日法在历组卜辞中最为多见。
到了商代晚期，商王及王室贵族每当遇有重要事情需要进行占卜或铸铭纪念时，往往都要在刻辞和铭文的最后部分附记上当日的周祭祭祀，以此作为一种纪日的方式。由于以周祭的五种祀典对先王先妣轮番祭祀一周需要的时间是三十六旬或三十七旬，与一个太阳年的日数相当，所以一般在没有闰月等情况下，一种祀典对一位祖先的祭祀在一年中只会出现一次。因此，学者们称为周祭。用周祭祭祀纪日与用干支纪日同样方便，但商人往往是将此两种纪日法结合起来，在卜辞和铭文中前记干支日，后记当日的周祭祭祀。
从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看，帝辛的周祭材料较为可靠，依之排出祀谱，可确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从而确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
在周祭系统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谱有6件青铜器，这6件青铜器关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谱最有根据的一段。殷商历法研究专家常玉芝对此排出了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谱，这个祀谱在历法上符合阴阳合历的原则，在周祭上祭祀与季节基本对应，所以应属可信。经相关学者研究，这段祀谱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应是丙辰或丁巳。按照这一特征，再考虑当时岁首和月首的可能情况，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为公元前1085、1080、1075、1060年等多个年代。因武王克商之年确定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记有廿五祀的青铜器应入帝辛祀谱，没有发现更多的祀数，所以帝辛元年以选在公元前1075年较为合理。
按过去学者们的研究，从帝乙二祀到十祀材料密集，依之可以排出这段时间的周祭祀谱和月份。常玉芝将帝乙祀谱与帝辛祀谱连接，得到帝乙应为21年或26年。如采用帝乙在位21年，则帝乙时月份和周祭与季节均不对应。如采用帝乙在位26年，月份与季节虽不对应，但周祭与季节基本对应，故以帝乙在位26年较为合理。“工程”决定采用帝乙在位26年这一方案，并由此推定帝乙元年在公元前1101年。 ．
既然武丁、帝乙、帝辛等三王的在位年已推算出，那么著名的盘庚迁殷之年又是多少呢？
盘庚迁殷到商亡的总年数，见于《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由此看来，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也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273、253三说之正误。
因为已定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被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的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由武王克商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00年。据宾组月食记录，武丁元年定为公元前1250年，则武丁以前有50年，这50年内应包括小辛、小乙两个王。据《无逸》记载，武丁在位59年。又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武乙和文丁分别在位35年和11年。故取武乙35年，取文丁11年。据商末周祭祀谱，帝乙为26年，帝辛为30年，由此可得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如下：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
盘庚(迁殷后)、小辛、小乙：共50年。公元前1300—前1251年。
武丁：59年。公元前1250—前1192年。
祖庚、祖甲、廪辛、康丁：共44年。公元前1191—前1148年。
武乙：35年。公元前1147—前1113年。
文丁：11年。公元前1112—前1102年。
帝乙：26年。公元前1101—前1076年。
帝辛：30年。公元前1075—前1046年。
从以上得到的商后期王年的大致情况来看，被推断为武丁时期至祖庚、祖甲时期的殷墟第一、二期的年代，同宾组五次月食推定的武丁年代(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基本一致或相当接近，整个商后期的积年和王世排序，与商前期以及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序列自然衔接，没有明显的矛盾。这就说明，“工程”对商代晚期年代的研究所建立的年代框架是合理可信的。
既然整个商代前期和后期的年代已有结果，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之年，即1046这个年数是如何推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