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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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一个“整体”。梅尔科继续说，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们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德国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欧洲社区也具有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社区或印度社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药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本书所关心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实际上，20世纪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化一样，是另一个长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后代。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再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汤因比把文明的兴起看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环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再到衰败和崩溃。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然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总数，他们常常各执一词。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案例，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斯宾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劳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这些差别部分取决于是否把像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的文化群体看作在整个历史上曾有一个单一的文明，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相关的文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代。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人们对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没有争议。正如梅尔科在考察文献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这样，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
中华（Sinic）文明。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我在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用称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华（Sinic）文明一词更为精确。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印度（Hindu）文明。人们普遍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一般被称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们更喜欢用后者来称呼最近的那个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教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经过现时代继续起着这种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数文化。像“中华”一词一样，Hindu一词也把文明的名称与它的核心国家分离开来，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当该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个国家时，这样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兰文明。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结果，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O到8O0年。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通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欢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这样，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西方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尽管19世纪美国把自己看作不同于和对立于欧洲，但20世纪美国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实体的领导。
于是“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没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然而，欧洲一美国文明被普遍归造西方文明，尽管这一术语有严重的缺陷，但这里仍将沿用之。*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格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秋和1986春，第228页。——原书脚注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的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构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兰、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陆。在整个非洲，部落认同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发展，可以想象，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粘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投有构成、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文明之间的关系
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间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O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交往的词——“遭遇”，准确地表达了它们的性质。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只有数量很少的文明存在于同一时期，而且，正像施瓦茨和艾森施塔特所论证的，在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差别在于它们是否承认“超验的秩序和世俗的秩序”之间的区别。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像它们的前辈，具有被一个独特的知识阶级所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奉着，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场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中。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传播的超验神话，这个阶级的组成是“犹太人的预言家和祭司、希腊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中国的文人术土、印度的婆罗门、佛教的桑加和伊斯兰教的乌理玛（Ulema）”。随着一个文明的陨落和经过一个中断期另一代继承者的兴起，一些宗教目睹了两代或三代隶属文明。图2．1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欧亚文明之间关系的简图（根据卡罗尔·奎格利的图表复制）。
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往。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东地中海、西南亚和北印度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最终的确增多了，然而，分隔文明的距离和有限的克服距离的交通工具，限制了交流和商业关系。虽然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有一些海上通商，但“旅行的有效手段是穿越平原的马匹，而不是海上航船，像公元 15O0年以前一样，世界上相互分离的文明靠它们彼此之间维持着微小的联系”。
思想和哲学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但这常常历时几个世纪之久。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这发生在它发源于印度北部大约600年之后。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
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和印度之间确实发展了相对持续的和时而强化的文明间交往。然而，大多数商业、文化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文明内部。例如，虽然印度和中国偶尔受到外族（莫卧尔人、蒙古人）的入侵和奴役，但这两个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内部都有漫长的“战国时代”。同样，希腊人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贸易要比他们同波斯人或其他非希腊人之间的更频繁。
冲击：西方的兴起。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11至13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不过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20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o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幼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中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R．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他们的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实质上适应于中国和越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因此，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齐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地区的和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60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一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前辈国际体系一样，17至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至20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几十年后，场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到观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144＋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112 67－40
西方356 87＋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356 114－68
西方 7 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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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lexis/Nexis。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两个术语的文章的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普世文明：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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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
* 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原书脚注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8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这样，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比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的通讯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度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世界语言是英语。”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见表3．1〕。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 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表3．1讲主要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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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语言
阿拉伯语2．7 2．9 3．3 3．5
孟加拉语 2．7 2．93.23．2
英语9．8 9．1 8．7 7．6
印地语 5.25．35.3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15.8 15．2
俄语5．55．66．04．9
西班牙语 5.0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奇Qisuu.ｃom书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奇.书.网--整.理.提.供)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语言不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当作共同语言或LWC来接受。过去，英语有许多这样的特点。更晚近些，英语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的通用语言——译者注）、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经历的那样。下述情况是“英语作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相对较好的运气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的考察”。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表3．2讲主要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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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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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百万）世界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普通话444 15．6 907 15．2
广东话43 1．5651．1
吴语39 1．4641．1
闽语36 1．3500．8
客家话19 0．7330．6
汉语 58120．51，119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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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2789．84567．6
西班牙语 1425．03626．1
葡萄牙语 74 2.6 1773．0
德语120 4．21192．0
法语 70 2．51232．1
西方语言 684 24．11，23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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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格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imanac and Books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地方色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使得那些英语几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汉语的各种变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和其他形式的英语正在被并入它们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区别，以便成为既有联系而又独特的语言，甚至会像各种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出来那样。然而，与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不同，这些从英语中产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将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将主要被用于特殊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这些过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万人口中有1，800万讲英语，1991年8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讲英语。这样，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4％。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精英之外，英语甚至不是通用语言。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宣称，“基本的现实是，当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时，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此外，印度英语正在吸收许多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宁说，随着带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种讲英语者之间差异的发展，它正在变得地方化。英语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正如梵语和波斯语从前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一样。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1948年印度教育委员会预见了这一发展，当时它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民族，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民族不能讲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后，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键”，这刺激了“懂英语的少数上层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语却享有选举权的数百万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
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语言的传播及其活力的恢复。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中，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使其传统语言复苏。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现在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国语。在穆斯林共和国中发生着类似的对本国语言的维护，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书写方式从其前俄罗斯主人的西里尔书写方式改变为其土耳其亲族的西方书写方式，而讲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则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作塞尔维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从他们天主教敌人的西方书写方式改变为他们俄罗斯亲族的西里尔书写方式。并行的现象是，克罗地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为克罗地亚语，并正试图从中清洗土耳其语词汇和其他外来词汇，而在波斯尼亚，‘咽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统治450年而遗留下来的语言沉淀”——同样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语，却重新流行”。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宗教。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见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关于信教者的数据甚至比关于讲某种语言者的数据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数据引自一份被广泛使用的资料，这些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资料所记录的最大的变化是被划分为“非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数比例从1900年的0．2％增加到1980年的20．9％。可以确信，这可能反映了脱离宗教的重大变化和1980年的宗教复兴尚在积蓄力量。然而，这一 20．7％的非信徒的增长比例几乎可以同被划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后者从1900年的 23．5％下降到1980年的4．5％。这些实际上相等的增长和下降表明，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中国的大量人口从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划分为非信徒。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计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长，在南朝鲜也发生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重大变化。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
表3．3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技传统的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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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年代1900197019801985（估计） 2000（估计）
西方基督教26．9 30．6 30．0 29．729．9
东正教 7．53．1 2.82．7 2．4
穆斯林12．4 15．3 16．5 17．1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12．5 12．8 13．3 13．513．7
佛教7.8 6．4 6．3 6．25．7
中国民间宗教23．5 5．94．5 3．92．5
部落宗教 6．62．42．1 1．91．6
无神论者 0．04．64．5 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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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戴维·巴雷特主编：《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现代世界各教会和各宗教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亲保尔和福阿德·阿扎米，对于他们来说，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白种黑鬼”是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用来称呼这些移民的词，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如世界范围媒体的扩散，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贸易和通讯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讯、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两个相互交往的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会把彼此认作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而两个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同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一个埃及人交往时，会把自己和对方看作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中引起故意，但却日益被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波兰人所接纳。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日本，但美国对后者的反感却远远超过前者。同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澳韦里艾比欧人或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个非洲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宗教的复兴，“向上帝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
西方与现代化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旧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样，中国的闭关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为。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
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依扎拉（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瓦（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销声匿迹了。”销声匿迹总结了到20世纪末纯粹的拒绝主义政策的命运。用场因比的话来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卜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昧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结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 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 A到 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基尔马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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