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武林风范（1）

岑氏病死，让飞鸿再次感到天地不公、命运捉弄人！本已不问江湖之事的他，获知西方大力士在香港设擂，为给华人争口气他再度赴港。飞鸿不争个人之名，指点他人打败洋武士。革命党活动频繁，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刘永福力邀飞鸿再度出山，担任广东民团总教练。鱼栏伙计“卖鱼灿”被歹徒殴打勒索，飞鸿义救“卖鱼灿”，此事在广州广为传颂。

飞鸿不问江湖事，守着妻儿以卖药为生，倒也自得天伦之乐。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乐极生悲之事，又一次降临到飞鸿头上。此事不但令飞鸿本人大惑不解，亲朋好友以及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老天对他不公。

那日飞鸿正在教汉森习武，忽闻岑氏身体不舒服，飞鸿于是让汉森自己先练功，赶忙过去探望。岑氏躺在床上，对飞鸿说：“不打紧的，躺一下就会好的。”

飞鸿忙问她哪里不适？并执意要带她去看病。岑氏说，也许是因为最近太忙，身体比较累才导致抵抗力下降生病的，休息休息就会好的。她让飞鸿去忙他的事：“咱家中八九张嘴，还等着你赚钱养活呢！”

一大群孩子，忙不完的家务事，真是多亏了有岑氏这个贤妻良母。飞鸿让岑氏稍稍休息一下，自己出去找医生。医生来看过之后，问了问岑氏的病况，开了几副药给她吃。飞鸿问医生：“内人的病情打不打紧？”医生说：“体虚，调养调养就会好的，不打紧。”

过了两天，岑氏的病情果然见好，飞鸿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下来。

就在这当儿，有位昔日武林朋友来拉飞鸿到军中任职。飞鸿对此早已心灰意冷，当即婉言予以拒绝。

那位朋友还不肯罢休，就大谈特谈清政府推行的“新政”之好处。自1901年那拉氏在西安颁布“变法”上谕推行所谓“新政”以来，至今已有四五个年头，广东方面确实有所变化。飞鸿知道的有，1903年在北京成立练兵处，广东则成立警务总局。同时袁世凯充任练兵大臣，计划在全国编练新军36镇（师），广东原计划编练两镇新军，后来只编练一个镇。不久一些地方机构被裁撤，包括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飞鸿对清政府的腐败，已有切身感受。他心里清楚，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新政”，除了加强总督的权力，并无任何质的改变。

“你看我家里事这么多，哪里有空去军中任职。再说那点微薄的收入，岂能养活得了我这八九张嘴？我还是卖我的药更实在，老兄，你就别为我费心了！”

见飞鸿态度如此坚决，那位朋友只好作罢。

在过去的一些徒弟及其徒子徒孙的关照下，“宝芝林”的跌打损伤药生意还不错，勉强还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因此飞鸿更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去军中当差。他想，只要岑氏把家中的事忙好，他还可以外出帮人治伤看病，生活一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尽管飞鸿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他担忧的事还是发生了！过了一段时间，岑氏再次感到身体不适。这次飞鸿不敢怠慢，赶紧让她到广州的一家医院去看病。

医生对岑氏作了全面检查，通知家属让她住院。听说要住院，飞鸿一下子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赶紧向医生打听岑氏的病情。医生只告诉他，问题较严重，具体情况要观察一段时间才能下结论。

徒弟们听说师母住院后，都来探望。他们有钱的出钱支援，手头紧的则出力帮助，使飞鸿轻松了不少。然而，众人的努力还是未能挽回岑氏的病情和生命，不久岑氏还是带着对亲人的眷恋离开了人世。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飞鸿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但岑氏病卒后，他还是忍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他责问老天：你为什么对我如此不公？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我妻的生命？难道我黄飞鸿命里注定就只能做鳏夫吗？！飞鸿不信这个邪，但他又不能不面对眼前的事实。

岑氏去世后，飞鸿又当爹又当妈，一时间忙得不可开交。孩子太小，吵吵闹闹，使他更深切地体会到“为人父”的滋味。夜深人静时，他才得以静下心来。想想自己这些日子操持家务事的艰难，更觉得岑氏所起作用之大。

没过多久，飞鸿接到陆正刚的来信。打开一看，才知陆正刚又邀他去香港攻擂。原来有个西方大力士来到香港，在香港的各大中、英文报纸上频频刊登广告，自称自己为世界大力士，愿与天下武林人士一决高下。扬言若有人打败他，奉送一盘白银。陆正刚的信中还附了一张广告，从广告上可看到洋人设擂的地址在西环太平戏院。

据陆正刚信中称，这些广告刊出后，在香港开武馆的华人先后有不少人参加了擂台赛，现已有好几位中国武师败下阵来。擂台摆了一个多月，竟没有一个人是他对手。陆正刚的意思是希望飞鸿能来香港攻擂，为华人争面子。陆正刚信中还提到，此事可以产生重大影响，也可以为自己的门派增声誉，两全其美之事不要让别人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