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7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4)（图）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入城式”，骑马走在前面的为松井石根。

1938年2月5日，日本大使馆在南京举行了茶话会，参加这次茶话会的有各国外交代表。新任南京地区西部警备司令官天谷少将，就日军军纪败坏的原因发表了谈话。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艾利森致电美国务院电文中说：

少将认为，对日本军在南京所犯的暴行问题感到十分遗憾，各国收到的报告特别强调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所以发生掠夺和暴行，是由于长期以来的紧张战斗和遇到中国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记录》59，载前书1，第162页)

这就是对中国军民报复的自供。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给了日本军一定数量的杀伤，而且中岛被击伤，对此日本军尤其是中岛满怀仇根，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极残酷的报复。

作为最前线的指挥官松井和柳川是在什么情况下下达“不论妇女儿童，凡中国人一概都杀，房屋全部放火焚烧”命令的呢?在攻打上海战役期间，日军付出4万余人的伤亡代价，松井认定中国人“无不对我军同仇敌忾”，因此对所有中国人都深怀敌意，必将寻找机会进行报复。攻陷南京前，松井对中国军民报复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了一步，“对抵抗者极为严峻”体现了松井报复的心理。松井自己估计错误，他以为《劝降书》空投下，唐生智将开城欢迎他，用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唐生智用枪炮声对松井作了理直气壮的回答，不能不使他恼火，攻陷城进行报复到此已不可能逆转。后来，松井进入南京后，发现了日本军残酷的暴行，只是口头上念几声“紧箍咒”，并未采取有力措施严厉制止，从反面印证了松井的报复意识。

田中曾经企图为松井解脱罪责，说他在攻城前向日本军强调过军纪风纪。其实那是松井使的“障眼法”，只是做给在南京的外国使节看看而已，也是后来推卸罪责的托词。在被判处绞刑以后，松井自己都承认南京事件可耻之极，罪有应得。在东京审判30多年后的今天，田中还厚颜无耻地为松井石根涂颜抹脂，企图翻案，岂不可笑?

另一个蓄意报复的是中岛今朝吾。有资料表明，中岛是个知识分子，出身于陆军大学，曾留学法国。为人性格反常，对下级具有不少虐待的恶迹。在攻打南京战役中各师团都想最先突破南京城，抢到头功。中岛在攻打牛首山战斗中“头功”未曾抢到，作为16师团的主帅却挨了中国军队的子弹，他能不恼火吗?“中国人不论多少，统统杀掉”完全反映了中岛的报复心理。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支持。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集中点，也可以说是英美伸进中国的神经部位，一经触动，必有反应。皇军攻占上海和即将攻占南京，不可能不与英美发生矛盾。《田中奏折》中虽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但是能做到既不与英美发生冲突，又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两全其美的事，这取决于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了。

日本军事当局心里明白：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单纯地从军事素质和装备上对比，都优于中国，在攻占战略要点上，中国部队暂时还抵挡不住它的进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资源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基于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战速决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点出自日本军事最高当局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政权事实上未能统一中国的基础之上。

同时，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着“和谈”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同时投靠日本。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于迫使蒋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起码可以促进国民党内部分裂。到那时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势力，使其后悔。这样便可先在华中方面“取胜”，也给最后制服中国奠定牢靠的基础。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劝降书》，一方面是对守军进行威胁，“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峻，毫不宽恕”；另一方面发出招降的讯息：“对一般民众及毫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大为怀，全不侵犯。”当然这纯属于欺骗而已。南京陷落后，日军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兑现了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上的谎言。其恶毒用意就在于以此来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蒋介石政府从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对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说：“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100至101页)

此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抗日运动掀起了高潮。而蒋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抗日呼声已如雷贯耳，不敢轻意背叛人民的愿望，冒险去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选择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残酷的罪恶手段威慑住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听其宰割，永远做个亡国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和敌国人民。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密地团结起来，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