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中国的主张
一、英雄国家：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具有的心理指标
未来的资源分配：谁厉害谁说了算
2008年的经济危机，应该说大家都是受害者，现在大家似乎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自身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明显了。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没有“大目标”或者“大目标”错了呢？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很多年轻人在网上就已经很悲观了，他们深知中国不可能靠运气打赢一场战争，并通过胜利来完成产业重新整合以最终实现崛起。按照他们的话说，还不如我们彻底失败一场，最终刺激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时代和这个世界的现实。以一种悲观的态度讲，到那个时候中国就知道什么是“大目标”了。还有很多年轻人认为，应该借这次经济危机的机会，像苏联借助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那样，对西方国家的技术、设备进行“抄底”。
其实他们的这种设想是建立在原来有“大目标”的基础上的。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信息开放，年轻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渠道已经越来越多了。年轻人可以通过QQ、MSN、手机短信，同时接收和处理信息，他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效率要比上一代人高了很多。最近美国有一个最新发射的导弹预警卫星D-23失灵了，它的意义在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在2007年4月8日美国《航空周刊》上有一篇文章是《DSP卫星正在监视咄咄逼人的中国导弹试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理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当老大的要想尽一切办法维持自己的老大地位，而后来崛起的大国一定更愿意争取平等。当双方的利益发生冲突又不可调和的时候，自然会诉诸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年轻人的心里有这种理念是自然的，当然，很多人说这是不对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美国恰恰就是这种通过电子游戏和大片成为暴力文化的最大输出者。比如不久前印度发生的暴力袭击，那些年轻恐怖分子的打扮与这些人更年轻时美国推出的一款电子游戏——《半条命》，几乎是一样的，而且那个游戏里的人也是用步枪和手雷，甚至那种拿枪的姿势都相似，这难道不是与西方接轨的结果吗？
这次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才刚刚开始，接下来的走势是什么样子，损害有多大？可以说没有人能说清楚，那些天天在媒体上露脸的经济学家，他们本人也没有遇到过这么大规模的危机，而在以往的经验中，经济危机导致战争无疑是最坏的结果。再退一步讲，即使这一次经济危机渡过去了，下一次呢？如果没有这种可能，美国干嘛要自己保持着最先进的核武器的同时，又要搞限制别人核武器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呢？我还是举导弹预警卫星的例子，如果按照冷战结束后导弹预警的计划，美国在2012年就要装备更先进的导弹预警卫星了，这种卫星在10～20秒内就可以把中国、俄罗斯发射的洲际导弹的信号捕捉到，然后迅速传到地面站处理，接着传给美国在东欧和美、日在西太平洋上的反导平台，理论上可以在俄罗斯和中国洲际导弹的起飞阶段就进行拦截。所以，当2007年1月中国成功地用导弹击落一个废弃的气象卫星后，网上的年轻人欢呼一片；当“神七”宇航员翟志刚成功出舱后，喜欢军事的年轻人也是那么的激动，你能想到他们的激动与知识结构不一样的人的激动是有差别的吗？他们的激动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实际上，这里潜在的东西是一个中国与别人赛跑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而世界上的资源有限，怎么分配这些资源？不就是谁手中的枪厉害谁说了算吗？难道俄罗斯不知道发展经济重要吗？但是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你就被人家限制了，你只能当人家的能源提供者和廉价产品的提供者。道理很简单，你打不过人家，人家不讲理的时候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现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走向是什么趋势？其实这是每个年轻人都会关心的问题。自从1895年中国台湾被日本占领后，我们的海上安全界限就被划在了台湾海峡，现在的安全界限不还是在台湾海峡吗？可以说100多年后中国在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当然现在年轻人都认为：之所以还是这样一个局面，是因为中国没有航空母舰。
其实这不仅仅是航空母舰的问题。最近老有人问我：中国要不要造航空母舰？我没正面回答，先请他们用简单的话告诉我航空母舰是什么。结果大多数人无法答出来。这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问题，更是一个对问题本质认识的问题。后来我就说，航空母舰就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的“持剑经商”原则中的“剑”。从科学上讲，航空母舰是一个复杂的作战系统，它是把现代工业发展的成果都集成在一起的一个作战平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靠航空母舰奠定了世界老大的位置，后来又靠航空母舰维持了霸权。想拥有航空母舰的国家是不是有一种潜在的挑战霸权的冲动呢？我认为是有的，这种潜在的冲动实际上反映了对中国现实安全环境不满意的心态，这种心态固然与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得稀烂的历史悲情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与现实世界有关。我可以肯定，就算有一天台湾回归了，中国人一定还想要航空母舰，或者比航空母舰更先进的海上战斗舰艇。在这背后，实际上是渴望有一个“大目标”的冲动。
在这次经济危机之后，很多爱好军事和历史的年轻人，马上就想到了前苏联在1929年西方陷入经济危机时的表现。苏联利用美国当时的经济危机，完成了最重要的产业升级。按照美国国务院当时的报告，当时苏联有2/3的大型重化工企业的技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如果苏联没有利用那时西方的经济危机进行技术、设备抄底，根本无法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法西斯德国。我记得不久前新华社发布了一条不起眼儿的新闻，称天水星光机床公司收购了法国一家数控机床81%的股份。就这么一条小新闻，网上的年轻人讨论了好长时间，兴奋了好长时间。其实这个动向与十七大上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是一致的，按说应该是一种统计文化与统治文化趋同的态势。说白了，年轻人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想过好日子、舒服日子，没有军工产业的基础做保障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西方与中国未来博弈的关键点。西方不会希望看到中国有这个东西，他们认为费了那么大劲把德国、日本彻底给压倒了，俄罗斯也弄了个半残废，现在又来了一个马上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按照西方自己发展的逻辑，这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经验上看，还是从现实情况看，中国不可能没有战争准备。中国人口、资源、地形和高度的组织能力以及发展经济的欲望和能源需求，也许恰恰是中国招来战争的天然条件，同时也是未来世界真正走向和谐的中坚力量。
再不建立大目标，中国就没机会了
现在美国与俄罗斯表面上有争夺，中国很多人还以为中国可以超然事外，掩饰一下自己的立场，然后从中得好处，其实这是不可能的。
现在种种迹象表明，可以超然事外的角色恰恰是印度。大国，特别是争过霸的大国都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就算印度将来是一只老虎，现在这只老虎还太小，而中国这只虎已经足够大了，不能再养了，虽然不一定马上杀了，但至少要限制吧？现在可以肯定，美国经过布什政府的一次“霸权大跃进”之后，一定会回归到比较现实的外交政策上了，而这背后必然要汲取大英帝国当年的经验。其实英国人非常重视印度，英国人统治了印度很长时间，据说英国人认为印度教是可以与西方宗教融合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冷战期间就认为，印度在整个西方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出现的摩擦确实非常值得关注，原来我们认为冲突远在中东，跟我们没有关系，或者有关系也就是石油价格的问题。但是现在到了巴基斯坦，到了我们最关键的西线，我们肯定不能坐视巴基斯坦被印度致残。同时，从长远来讲，我们也没有必要跟印度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学者说这就要考验中国领导层的智慧了，其实这也是白说，你再有智慧没有实力也是白搭，这么简单的道理按说应该都知道，实力就是你在周边有遏制战争的能力。说白了，就是一旦有冲突，你有能力派驻维和部队，让双方谁也不敢动。可是现在有这个能力吗？2005年，美国不仅不顾中国等国家的不满，单方面与印度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甚至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与印度签署了联合搞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意向，这不是明摆着要在中国后腰上遏制中国吗？要说俄罗斯对美国在东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东欧那些国家再怎么说也不是核国家，可印度是核国家，而且有巴基斯坦这么一个邻居，印度要抢占核优势是必然的。按照印度在2000年的核武器计划，到2030年印度将制造300多枚核弹头，而且美国一旦按照协议与印度进行民用核能合作，印度的科学家不仅可以接触到世界第一流的核技术，而且很可能从美国那里获得浓缩铀的技术。一旦南亚地区的核平衡被打破，中国的力量将被大大牵制：在东部，海军力量无法突破台湾海峡和美国、日本控制的第一岛链；在西部，有正在美国支持下的核大国印度，你怎么能得到发展经济的安全环境呢？更何况，西方几乎一致支持的“藏独”势力到时候又会怎么表现呢？
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认为美国尚有科技存量，因此美国的经济还会振兴。可是我追问了一下是什么科技存量，他们都说不清楚。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科技存量就是军事科技，当年要真有可以拉动经济的科技存量，美国这么精明的科技立国的国家，一定不会在科技泡沫破裂后，又回过头去玩房地产。下一次科技存量的积累是不是要靠战争拉动呢？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次战争最好不是美国参加的战争，最好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的国力无疑是最佳选择。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为此我问了一些人，他们有回答是中国和日本的，也有回答是中国和印度的。我认为，目前来看前者的可能性小于后者的可能性。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大问题。如果按照上面的两种假设，那么我们战场建设和应对策略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业布局从向东南沿海倾斜，改为全国均衡布局，同时加快我们的中西部建设。而这一点，与我们现在希望的经济结构调整是一致的。当然我们可以想尽一切办法避免战争，但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必须要有所准备。比如在我国的西部，现在基础设施与东部的经济接轨还有待加强，才能进一步为我军在西部的军事行动提供相应的保障。而这可能会牵扯到西部的国土整治问题，包括南水北调西线规划的尽快实施。现在，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上面临着很大的阻力，无论是地方利益还是利益集团的利益都是一种阻碍。但是国家如果从安全的高度去审视这个问题，从战争准备的高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好解决多了。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从金融危机的爆发来看，还是最近因孟买恐怖袭击制造的印巴紧张局势，都表明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有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观点：我们有充裕的时间。但是就中国的军事变革和国防建设的状况看，我们绝不能轻言战略主动权在我们这边。台湾局势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我们的经济财富集中在东南沿海，也未必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在那个方向上我们毕竟面临着最强悍的外国军事存在；在西部虽然我们面临的军事存在相对较弱，但是毕竟是两个核国家的对峙，一旦发生擦枪走火，就不是小问题。况且我们在西部方向的驻军和作战条件相对较差，这会对我军作战效能的发挥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印度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印度国内要求打击巴基斯坦的声音很大，而巴基斯坦一位核科学家萨马尔要求巴基斯坦总统坚持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在此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其实是说给美国人听的，因为在“9?11”后，美国和以色列就准备了一套劫持巴基斯坦核武器的计划，美国当时的副国务卿还一时脱口而出说了如果巴基斯坦袒护本?拉登，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可以试想，如果奥巴马上来针对阿富汗展开军事行动，巴基斯坦的局势会非常微妙，中国又是与巴基斯坦军事技术合作最紧密的国家。印度目前的核弹头大约50枚左右，而且在1998年5月核试验中，氢弹技术还没有实现，可以说与中国差一个级别。但是美国2006年与印度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后，印度极度缺乏的浓缩铀技术可能会得到帮助，印度自己的计划也是在2030年生产300～400枚核弹头，应该说印度试图与中国实现一种“核平衡”。
在印度孟买遭到恐怖袭击后，12月4日，一个印度裔美国人专门在纽约的国际分析网站上写了一篇《中国与巴基斯坦：一个邪恶的核联盟》的文章，声称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导弹技术和核技术，特别是在美国与印度签署了核协议后，中国马上与巴基斯坦签署了1994年搁置的核电合作协议。这种声音是美国解套金融危机、培养消耗中国国力的战争代理人的信号。所以我们要有长远打算，要从危机的角度看问题，有些东西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战略机遇期”就能遮盖过去的。人家与你是竞争的关系，怎么会等到你所有崛起的条件都具备了才干扰你呢？台湾的问题实际上比民进党在台上的时候更复杂了，可以说马英九是中美“连体婴儿”经济的产物，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或者好转，中美这种“连体婴儿”经济都会变化，进而改变中国的安全环境，或者东边，或者西边，中国崛起的和平环境绝对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可以说比德国、日本和俄罗斯完成工业化试图实现崛起时更加复杂了。虽然形式上可能有所变化，但是本质上绝对不会变化。在这里战争因素占多大比例？遏制战争的成本有多大？我们的实力准备、战略布局是不是从一个长远的目标上去考虑？这些都需要我们抓紧时间应对。
最后我还想回到年轻人的身上。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中国虽然超女超男这些玩意有很大的市场，但是有关军事的节目也很吸引人。比如凤凰卫视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台永远是收视率第一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至今也没有得过第一。中央四套的《今日关注》，只要一播出军事题材的节目，收视率就上来。尽管这些节目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看呢？可见军事问题在民众中是有很大关注度的，或者说安全问题是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不顺应这个文化变迁的走向，把加强国防建设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技术创新的发展结合起来呢？2009年中国将进行大阅兵，同时要对历次革命战争中的英雄搞一个纪念，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我知道，现在网上有一些军事迷组成的网友群，他们定期聚会搞活动。比如有一个军事迷组织，他们最近拍摄了一个DV，名字叫“1979”,以纪念自卫反击战中死去的军人。情节很简单，就是一群人身穿六五式军装坐在一个大礼堂里，然后一个个地离开，最后就剩下一个人了，寓意着那些走了的人都留在中国的南疆了。这些年轻人有的是店员，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编辑，但是在拍摄的时候都流泪了。这些年轻人在各个网站上维护着中国军人的荣誉，本质上他们是渴望高尚，渴望升华。其实，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整合年轻人的这种渴望是国家保持生命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小布什在任8年期间不断强调清教徒式的东西，不就是希望美国的年轻人按照美国新保守主义设计的大战略，把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进一步夯实吗？但是小布什这次确实高估了已经从壮年走向老年的美国实力了，玩大了。
那中国呢？说实在的，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老年化社会也在逼近中国，再不确定一个“大目标”，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二、美国不是纸老虎，是“老黄瓜刷绿漆”
没有“大目标”的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2008年秋天我到哈尔滨工程大学去，晚上9点哈尔滨的大街上就没几个人了，冷清得不行，但是那里的科研人员接北京的科研项目，其实按照北京的报酬标准来比，钱确实不多，但他们还觉得挺满足、挺开心的。我到他们的一些重点实验室去看了看，确实有些项目做得很不错、项目负责人都很年轻，真是敢想敢干。其实在市场化的今天，东北是最落伍的。我到哈尔滨最繁华的中央大道去看，那边正在兴建几个大的商业城，我问当地的人是哪儿来的投资者，他们说都是大连的。其实东北的富人大部分集中在大连了，而哈尔滨这座重工业城市，曾经那么牛的地方，好像在经济大潮中落伍了，现在怎么办啊？好在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这样的学校。这些学校不就是当年准备打仗逼着建起来的吗？朝鲜战争一结束，苏联给了我们156个项目，大部分是军工方面的，东北就火了。后来1964年跟苏联闹掰了，又玩了“大三线”，以四川为中心建立了一大堆军工企业。这些军工产业，后来很多人认为是资源浪费，没有收益。但是他们怎么不想想，如果没有当初这些产业的步兵武器通过成昆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越南北方，把美国几十万军队牵制在那里，哪有后来中美缓和的机会呢？记得1995年，宋宜昌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就讲了这样的话：一条铁路拖垮了两个超级大国。说这话时，林毅夫好像也在场，他那时正在搞“比较优势”，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市场资源从加工贸易重新做起。我觉得当时他没有听懂宋宜昌讲的战略产业的收益问题，这是一个人内心的格局问题，一个有没有“大目标”的问题。记得王小东当年也问过林毅夫，搞“比较优势”的经济模式有没有考虑国家安全的问题，当时林毅夫并没有正面回答。
我们应该感谢历史，应该为还有哈尔滨工程大学这样的民族传奇而欣慰。今天这些工业是中国最关键时刻可以拼命用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还要感谢几个人，包括李登辉和陈水扁，没有他们闹“台独”，中国这些老底子没准儿真的就被人家给粉碎了。后来美国为什么压陈水扁，在两岸问题上玩起了缓和，不就是用台湾问题测试了一下中国的民意吗？
我在2008年台湾大选前去了趟福建前线，到那里看了还真有些担心，但同时让我感到欣慰的是，那里的军人精神状态还可以。因为毕竟受市场经济的浸染很少。有些部队驻在山沟里，虽然指战员们说起经济生活都是要发牢骚，但是谈到打仗还是挺兴奋的。其实他们内心很清楚，只有打仗后人们才会重视他们的社会地位。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了，太长了耗下去人心散了，人才也会慢慢流失了。
其实这一点让很多爱国的年轻人很着急，有些人在网上骂军方有人腐败，其实反过来想想，他们的不高兴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不高兴。
也许一个国家的“大目标”正是在一种“战争危机”中逐渐形成的，直白地说，是给逼出来的。虽然有一些人现在跟着西方叫嚷“中国威胁论”，我们自己也称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是至少怎么避免战争、遏制战争也是一个不能被忽视的因素。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几百年来形成的“持剑经商”的传家宝是不会丢弃的，你想靠自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感化人家放下手中的剑，跟你温和地做买卖，这可能吗？这其实是机会主义！
媒体曝光的2006年上海交大汉芯穿帮，咱们某型武装直升机穿帮，都是我们想干事的时候发生的。其实包括毒牛奶也是同样的问题，毒牛奶这个事情，如果往深了追，是不是当初有人一厢情愿规定我们的牛奶标准应该按照欧盟的标准来制定呢？按照那个标准，我们有欧盟那么好的、含蛋白高的牧草吗？标准高，没有原料，只好造假。当初多少媒体在鼓吹“与国际接轨”是中国崛起的标志，现在三聚氰胺出来了，他们又以“社会良心”的高姿态批判。说穿了，很多事情的源头就是机会主义，没有想清楚中国未来到底要怎么走，有什么样的大目标。芯片、直升机都一样，你的产业是生产背心、裤衩，还想在高科技产品上要好东西，那可能吗？
国家从2002年开始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讲产业升级、自主创新，口号出来了，但是实行了20多年的“文艺腔”和机会主义之后，形势逼迫得又没有办法，短期又得拿投资养活人，于是他们就七拼八凑报上去说自己创新，后来领导觉得好，领导也不知道啊，那就量产吧，一量产，底儿给兜出来了，啼笑皆非，整个就是八国联军的东西拼出来的。
……
这样的事情多了，年轻人一定会慢慢像一个新接手的棋手那样，把原来下的棋一步步地复盘，一步步地找出差错，最后一定会发现真正的问题在于：没有“大目标”。
这么大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打商战，而打商战一定要有军事装备做后盾，而军事装备一定要有产业做基础。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年轻人难道看不出来吗？所以如果没有“大目标”，对年轻人的所谓理想教育是混不下去的。
谨防被别人永远打入地牢
有了“大目标”之后，你才能回过头来一点点地审视自己的本质是什么，找准自己在世界的相对位置。2008年8月关于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冲突，我在凤凰台做了一期《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做节目前，窦文涛在那化妆，问咱们怎么说，我说就说老黄瓜刷绿漆，说太专业的军事技术没有意义。他挺好奇，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从军事上看，俄罗斯就是老黄瓜没刷绿漆，美国人是老黄瓜刷了绿漆，其实在本质上都是老黄瓜，半斤八两。做完节目之后，军科院的哥们儿立即给我发短信说：你宋晓军终于把我们不敢说的话说出来了！
为什么？因为经过冷战之后，虽然苏联垮了，美国实际上也是半残，花不起这么多军费玩下去了。1972年美国与苏联就签署了反导协议，当时西方经过上世纪60年代经济高增长的繁荣后，终于出现了经济衰退。就是你夯钱，我夯钱，最终两家都夯不动了。结果两个争霸的大佬坐在一起谈，谈出这么一个反导条约，就是双方只能在首都附近建立两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那时咱们中国与美苏两家都闹掰了，于是1964年毛泽东决定自己搞，叫“640工程”。后来到了1978年，“640工程”下马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军事迷谈到“640工程”时还觉得十分惋惜。虽然他们不知道当时国家确实有困难，但是他们能感知到当年中国有“大目标”时那种劲头。反过来说，就是现在我们倒显得软得过了头，缺少了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魄。
2001年底小布什撕毁了反导条约，玩起了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尽管这个系统大部分是用“架上的商品”，就是芯片技术——利用克林顿时代吹起来的IT技术。但是俄罗斯毕竟当过大国，有过大目标，普京马上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这是将俄罗斯民族永远打入地牢的一招。换句话说，一旦美国搞了“反导”，将大大限制俄罗斯最后一块王牌——核武器。于是俄罗斯想尽一切办法，不惜拿格鲁吉亚开刀也要遏制“反导”这个东西。
美国人在越战时打得不太行，几十万人和大量金钱陷在那里了。那时美国人比谁都需要“缓和”，尼克松没办法，只好到中国给周恩来拎大衣来了。他们发现中苏1969年冲突得很厉害，意识到拉中国对付苏联一定管用，因为苏联那个时候处于上升期。其实，你看看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落过程，这种技巧是经常用的，1972年那次可以说是美国得到了英国“真经”后的一次实践。本来如果苏联1979年不干阿富汗，慢慢发展下去，美国人不至于把越战的盘子翻得那么快。后来美国人拉了中国，苏联陷在阿富汗彻底垮了。经过这几轮折腾之后，冷战之后的美国又忍不住了，打伊拉克，肢解南斯拉夫，最后陷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所以说美国和俄罗斯在国力上都是老黄瓜了。从军事上看，美国只能采用一种刷绿漆的办法，这种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处处都是信息战，其实就是克林顿时代的IT技术的延伸，这与经济上IT泡沫有关，明明是泡沫，可美国在军事上一个劲儿地鼓吹，其真实目的就是要得到一个战略上的缓冲。他们搞这个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二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跑。
最有意思的是，一位中将，有一次开会坐在我旁边，他说，他看到过那么多国家的军事演习，只有中国军事演习指挥所里面的大屏幕是最高级的，还搞什么战地网吧，这些东西也充斥在军旅电视剧里，机械化没搞完就完全是信息战，有些过头了。我听了特别有感触，人家毕竟是抗美援朝当过连长的人，看出来道道儿了。
俄罗斯最清楚美国是老黄瓜刷绿漆，因为他们俩一直是对手，俄罗斯的态度就这样：你是老黄瓜我清楚，你刷点绿漆，在我家门口你也不敢夯，远了咱们找一个居中的地方我可能练不过你，因为你比我多一层绿漆，但是近了你肯定没戏。中国不是这样，90年代之后学人家，之后就开始采用铺天盖地的信息战，买无数的电脑，看演习画面全是信息战，你机械化还没完成呢，“信息至上”有点赶早了吧？玩信息战不能替代机械化。信息战只是把机械化的能量稍微发挥大一点，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但现在你到书店军事书的专柜去看，大部分是关于信息战的。被美国误导，也跟着“新黄瓜刷绿漆”，你就无所作为吧。在产业上你就做背心、裤衩吧，不用搞什么机械化了，在网吧里就能把战争打赢了？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影响很深，其危害程度不仅仅是军事层面，在产业经济层面影响也很大，现在经济危机来了，大家才醒悟过来。
咱们奥运开幕式那天，俄罗斯一打格鲁吉亚，所有人都傻了，因为格鲁吉亚信息战的装备就是美国人配的，包括悍马车队、卫星通讯密码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全是美国的信息战装备。美国的援助主要是在老装备上加信息战的东西，比如使用从乌克兰买来的防空导弹，修改一下敌我识别系统，就把俄罗斯的图-22轰炸机打下来了。而俄罗斯坦克上连GPS都没有，俄罗斯只有17颗全球定位卫星，没钱发射不起卫星，没法定位，坦克开到哪都不知道。但是俄军就用特别传统的战法，把乔治亚的戈里市这么一切，冲过去包围了南奥塞梯首府茨欣瓦利，格鲁吉亚就投降了。就这么一个分割包围，赢了，所有人没话说了。至于信息战之类时髦的词，作为总参谋部的人可以琢磨，他们都是理想主义，但是军队作战考虑的是实用主义，打赢为主，不管理想主义，没有还不打了？美国的“劝阻战略”吓的就是不敢打的人。
咱们有些学者，口口声声中国不行，中国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不能跟美国人对抗。我倒要问一句：既然不能对抗，台湾要真的“独立”了怎么办啊？如果美国按他们的《与台湾关系法》介入，明说了就保护台湾，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看着台湾“独立”了？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台湾一“独立”，政权合法性就没了。在这种情况下，十七大上终于说了“在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战”，这是逼到你跟前了。十七大报告关于国防建设部分有专门的一章，谈到了“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而原来的流行观点，似乎信息战就代表了一切。同时也可以注意到，在2008年台湾“大选”期间，很多网上的年轻人表示如果台湾独立就用战争手段解决，这也是一种威慑。舆论威慑是一个酝酿过程，关键是要把美国人那套“信息战是不可战胜的”谎言打破。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不仅仅是武器装备，在武器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具有敢打持久战的勇气也很重要。
纠错战略以后的“大目标”
有了“大目标”后，一个国家才会认真审视自己的能力和现状，每一步怎么走心里就清楚，就踏实，同时，对对手的情况就能下工夫摸索了。中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网上给军方出主意，慢慢地他们就会发现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纵观近现代史，日本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打了一场军战、一场商战，就那么点国土、资源和人口，日本人怎么就敢想，中国人就不敢想了？自英国工业革命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当然他们把好战的武士道精神转移到了商战，现在成了全球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我们不可能变成日本那样，我们农业社会太发达了，太舒服了，可是工业化后被欺负了，要改变不公平的世界秩序，总要有真正的大国心态吧。现在好像一提“大国崛起”就看经济，可是看看中国是什么经济啊，这次金融危机看清楚了吧，人家不要我们的东西，我们就出现民工回乡潮了，嘴上喊着“与国际接轨”，实际上就是给人家当加工厂。现在见了棺材，落了泪没有啊？还这么混着吗？我看年轻人不愿意就这么混着。除了国内的一些现实问题以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年轻的刺激是最大的，最终他们会发现让他们真正不高兴的原因在哪里。后发国家有一个算一个，看看伊朗、委内瑞拉就明白了。走向现代化不动员年轻人，不解决让他们不高兴的事是不可能的。如果你不解决，他们迟早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
年轻人总有一天会明白，就工业化而言，中国是嫩黄瓜。从大的历史轨迹看，中国虽然从封建社会角度讲是老黄瓜，但是从工业化角度来讲，德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比咱们走得快，他们是中年，我们还年轻，还朝气蓬勃。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成长，总有出头的一天。比如“神七”上天的时候，美国人就希望中国的飞船有一天能为他们在太空搞运输，因为到了2010年后，美国的航天飞机就不能飞了，而他们的飞船还没有搞出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相当于壮年，但是美国太冒进了，砸了很多钱，航天飞机是好东西，但是无法持续，说白了就是体力不行了，没有能力砸那么多钱了。当然，现在时间确实比较紧迫，特别是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人的这次经济“试错”震撼了世界，中国原来想扒着人家肩膀走路，现在肩膀塌了，怎么办？最关键的是，人家经历了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知道危机有导致战争的可能，所以美国从来没有忘记打造手中的剑，也就是大英帝国的传家宝——持剑经商。轰炸南联盟，打伊拉克，都是“持剑经商”。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就是这样，因为你手中有核武器，就相当于有拼命的煤气罐，他们搞的导弹防御系统最终就是让你的煤气罐点不着。到时你拿煤气罐跟人家叫板，人家就不理你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喜欢军事的年轻人都看出来了，就是着急，所以遇到这些事情就不高兴。
这种不高兴的历史并不长，前30年时间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是相当乐观的。前30年觉得不行，发展模式要变，目标变了，叫开放引进（从7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引进了大型化工项目等等）。物质文化的引进上面必然附着精神文化。我们先羡慕人家的物质文化，自然而然会对人家的精神文化顶礼膜拜。物质文化跟着精神文化引进，这也没什么不好。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德国人，甚至苏联人在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的时候，也大量引进西方的化工、矿产机械、汽车技术（包括军工技术）这些东西，人家的文化为什么没变？就是因为当时有大目标——我引进你的技术是为了将来超过你，所以文化不跟着你变，文化还是俄罗斯的文化，我只是物质文化引进。虽然后来苏联解体了，但这段“强国前史”值得深思。但是我们当时没这个闸口，一引进全是人家好。80年代初蛤蟆镜、喇叭裤那些东西，就是一个文化引进，你已经戴上蛤蟆镜，穿上喇叭裤，不唱《图兰朵》是不可能的。顶礼膜拜还来不及呢，赶超别人的目标早忘了。现在随着加工贸易的增多，发现大头儿利润都是人家拿走了，儿子到了外企老爹老妈挺高兴，并不知道孩子在外国人底下受着“人家吃肉你喝汤”的委屈。这种委屈积压多了，大家自然也会想到大目标。上世纪20～30年代这种情况更明显，因为那时距离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的时间近，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和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京和上海后，这种东西就自然冒出来了。否则那时本来可以过着不错的白领日子的青年男女，怎么就跑到延安去了呢？清华、北大那些去延安的年轻人，通过亲身经历的历史，后来在解放初期大都成为了新中国重化工业、军事工业的主力，他们兢兢业业为之奋斗的“大目标”是现实逼出来的，现在的“两弹一星”里面都有他们的身影。现在我们说那时的“大目标”导致了后来的“左”倾冒进，搞得人民生活太苦了，但是这不能成为不设定“大目标”的理由。2008年，一系列的事情发生后，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是经过纠错的“大目标”重新逐渐形成的开始。
绝非危言耸听：金融危机的最坏后果就是爆发战争
后现代资本主义，就是西方玩的一个非常标准的模式，它压服别国的手段我已经说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中国的角色是双重的，既是西方的产业转移地，即制造业低端的转移地，同时又是西方摧毁你的自主产业和军工产业的一个目标。西方还没有马上摧毁是因为拿不准，拿不准就不断来试探。而中国建国以来的60年里，正好是一半对一半，原来前30年是拼命准备跟西方直接对着干，按刘立群的话就是“军战求强”，学苏联，集中重工业，利用农村剪刀差，集中发展重工业。这一部分恰恰是将来西方要摧毁的部分，但是这一部分其实我们自己也摧毁了不少，但是还留了一些根，包括最近的“神七”、核武器等等。西方对中国的产业转移，这是符合西方整个后现代模式的运行规律的，人家希望把一些低端产业转移到你这儿，利用你的廉价劳动力、廉价的土地、廉价的资源环境。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让你又开始接纳他们的金融工具，比如说通过股市和各种基金等金融工具，一是吸走中国的制造业利润，二是粉碎中国的自主工业部分。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变成了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就是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这两块中国看似玩得也挺红火，但是西方要摧毁一部分。自从1995年台海危机之后，我们那块西方特想摧毁的部分又被迫得到了加强。从利益层面上看，这就变成中国人内部两种东西的博弈，也就是到底是自主为主还是依附为主。当然，从表面上看，大家都不敢说后者，这毕竟是1840年以来中国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去追求的东西，但是现实中的各个力量之间博弈得非常厉害。比如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成就很辉煌，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行研制和生产呢？仅有的那些军用直升机都快飞残了，而且还都是小心翼翼地飞。温总理说，看到租来的直升机，“很刺痛我的心”——从技术层面上看，那些海事救援的直升机的飞行技术远远超过军用的，这是因为我们没有直升机，而不是人员的素质问题。否则当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的歼击机飞行员怎么可以在那么短的时间就能适应呢？最重要的一点，更多的民众和年轻人看到了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现在机会来了，金融危机爆发了，首先是俄罗斯的态度变了。现在俄罗斯可能会把那些当年他们不惜成本打造的军工产业技术卖给我们了，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些产业也快撑不住了，包括数控机床、发动机等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作为一个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大国，一个号称要崛起、改变世界不公正不合理政治经济秩序的大国，这么好的机会，怎么就没有精英们想到呢？可看看年轻人在论坛上讨论的，恨不得把技术“抄底”的单子都开出来了。年轻人有新的知识结构，反而是西方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让他们明白了“这是一个残酷竞争世界”的道理。最近爆发的金融危机，他们也开始根据他们掌握的历史知识在判断，他们不可能不想到战争，因为资本主义本质特点，或者说在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下的危机，很有可能导致战争。
原来美国和西方希望按照保持他们永远强大的模式，把中国塑造成他们希望看到的状态。现在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工具这一条露馅了，年轻人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这就逼着中国要对自己提出几个问题：别人要把我们塑造成什么样？我们自己想要的中国是什么样？这中间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当然这个差距大家可能没有梳理清楚，可能还在认识过程当中。老同志有老同志的想法，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知识分子当中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未来中国是什么样？光说中国崛起，光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明显不够，怎么去勾画这个东西呀？就像你说将来要造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到底是什么样，一层二层怎么装修，木质的还是钢筋混凝土的？按老话讲，这就是“胸有成竹”啊！我觉得经历了2008年的很多大事后，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了。与官方含混的描述有差距的是，这种轮廓的清晰过程恰恰是在年轻人很多的“不高兴”中渐渐完成的。有了这种清晰的图景，有可能需要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几代人去完善，最终把它实现。看看历史，如果没有1840年人家军舰商船堵在中国的家门口，会有孙中山那些人勾画中国未来现代化的图景吗？因此，在讨论中国“大目标”的形成时，不能不想到：这次金融危机会不会导致一场把中国牵扯进去的战争？
2008年，我在很多场合做了有关俄罗斯的节目，虽然这些由头都与军事有关，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长远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会像俄罗斯一样被逼入绝境吗？
看看历史，1949～1979年我们试图走“军战求强”的道路，也得到了所谓“中美苏大三角”的待遇。1979年后，我们改变策略，走了“商战求强”的道路，走到今天，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凭借中国的人口、市场和能源需求的规模，在西方眼里，中国就是走上了一条“商战争霸”的路。看看现在人家对中国商品的“围剿”，人家对人民币升值的逼迫，人家对中国“实现全面小康”能源需求的恐惧，最终人家会不会动用他们最擅长的军事手段将寻求“商战争霸”的中国逼入绝境呢？一旦有这样一天的到来，我们靠什么进行“绝地反击”呢？俄罗斯有了伊拉克战争时石油涨价的机会？历史会给中国有这样的机会吗？
随着经济危机在全世界的蔓延，用战争消除危机的声音渐渐在私底下多了起来。这首先是人们冷静之后，开始重新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了。我有一次与几个人一起吃饭讨论这个问题，就像在一个信息迷宫里一样，大家掌握的信息不一样，甚至可以说大家愿意根据自己的期待和意愿去汲取信息。于是我就从迷宫的起点开始谈。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后，特别是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中，消除过剩产能和人口的最终手段就是战争，然后工业机器又可以为自己毁掉的东西再运转起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战争中投入的大量资金在军事技术上实现的技术跨越被转化为民用技术后，使得战后的经济获得了长时间的繁荣。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后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技术存量基本用尽了，过剩的资本无法再找到了新的技术投入了，只好玩金融衍生工具了。
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金融工具让中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分层。在大城市中的部分顶层精英与西方的后工业化接轨后，在金融领域里冲动的成了潮流的引领者，虽然有像王小东这样原来在北大学数学、后来在国外学投资银行的人竭力蔑视这种冲动，但是像他这样人太少了，声音也大小了。另一部分人在中间层，也就是在制造业，这部分人根据我的观察，其实有点自卑，认为自己投错了行，没有搞金融。第三层的人就是在农村，在信息极端不对称的情况下，只能让孩子好好学习进入第二甚至第一层。也就是说，中国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三种文化分层。金融危机发生后，一开始很多人都不相信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后工业社会竟然就玩砸了。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这只是后工业时代的一种必然的“试错”，其后自然会生出自我矫正的机制，但是谁也没有论证出这种自我矫正机制的最终出现是不是要像工业社会那样付出战争的代价。有人说美国要打伊朗，但是打伊朗是饮鸩止渴还是生出自我矫正机制呢？是不是饮鸩止渴的比例更高一些呢？那么下一步是不是战争呢？
在这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了1967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战争，以色列背后的美国、英国，加上仍处于传统军人政权和宗教政权的埃及和沙特，为什么以维持中东和平进程的口实对哈马斯这个民选政府实施毁灭性打击呢？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即民主和西方利益在中东发生了冲突，这是不是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方在后工业时代出了问题呢？出了问题就退回去用暴力方式摧毁自己曾经倡导的东西？这里还包括已经实行了民主的俄罗斯，仍面临着与西方潜在的军事冲突，至少是需要用军事力量平衡双方关系的冲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西方后工业化国家在走不下去后，或者为了“纠错”生出自我矫正机制而采用战争手段的可能性。
三、中国无法不显其大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去索马里海域为商船护航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博客，认为这样做成本过高、有些操之过急，网上有些年轻人不理解，骂我胆小。其实我一点也不生气，我特别理解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海军走出去，为自己的商船队护航。这与1840年后中国人被西方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受的窝囊气确实有关系。后来我在一篇介绍一本书的博客中，解释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当时我写道：中国海军去索马里护航，从地理上看，确实算是“远洋”了，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式的海军战略，这个“护航”就是个临时举动。因为如果没有远洋的战略指导，从配套的后勤补给体系建立到舰船的设计，再到相关的海外中国企业和侨团的配合，肯定是一笔“乱账”。不过中国的事情可能就是这样，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先干了再说。可是作为一个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是不是更应该尽量先设计战略呢？因为你毕竟是比别人走得晚，要赶上人家，就更要设计。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把财富都集中在了东南沿海，不仅海上没有考虑安全纵深，就是陆上，也把该有的防空设施都让给房地产开发了，等着李登辉、陈水扁的“台独”闹起来，才想起从俄罗斯引进海军装备技术，在引进、消化过渡时期，只能靠二炮的战略导弹顶着。由此可见，有长远战略规划多么重要！一个国家任何时期都不能没有大目标。
在中国决定派军舰前往索马里护航前，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已经被西方盯上了，抵制奥运会的理由很大一部分是苏丹问题。1985年美国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名字叫“闪电行动”，内容是苏军入侵捷克，于是美国派特种部队与捷克游击队配合打击苏军。现在美国又搞了一个军事游戏，叫“武装突击”，内容变了，游击队变成了苏丹人民解放军，虽然对手没有说是谁，但是所有人都能猜出来是中国，因为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和一系列产业在苏丹。中国在那里的石油利益是众所周知的，而相关的配套产业集群在苏丹、安哥拉建立是必然的，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为非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优于西方后殖民的模式。这与奥运会期间一些人以苏丹问题为理由抵制没有关系吗？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如果没有大目标的准备，未来可能付出的代价会很高。中国这次派了军舰，美国、日本、韩国就马上跟进了，就是台湾也完成了图上作业，最后认为没有办法完成补给放弃了。这些动向都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去非洲，无论从利益上看还是从重塑世界秩序上看，都是对西方的一个重大的、潜在的挑战。如果中国不去非洲，无法解决能源、原材料的瓶颈问题。怎么解决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城市化问题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多年的市场经济已经把大家的胃口调起来了，你让不让9亿多农民进城？让不让他们的孩子享受那种在电视“村村通”工程中看到的城市生活？如果你不让，你的政权合法性都成问题了。如果让，你的铁矿石、石油从哪里来？你的制造和贸易附加值那么低怎么养活进城的农民？再退一步，就算城里人不关心农民的生活，但他总要关心自己的投资利益吧。当他知道他在非洲的投资要出问题时，他怎么想啊？其实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为支撑的商战，这是难以避免的。既然难以避免，就要早早设计，如果不设计，等出了事再行动，那才是真正的“义和团”。以中国民众目前的教育程度和60年的建设经验来看，中国是应该有能力设计大目标的。
这次经济危机就看出来了，有关金融的所有机制、体制都没有变，除了奥巴马给美国底层说了点儿空头支票一样的漂亮话外，所有帝国大佬、甚至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根本不想改变任何东西，因为他们太想维持和延续原来的舒服日子了，想就这样慢慢混过去，这可能吗？在这期间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战争，二是让中国这样的大国继续用血汗钱支持西方主导的现行发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其实中国也不是不想改变这种模式，从2002年开始，中国在官方的各种发展报告中，就提出“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等口号，但是原来发展的惯性加上利益集团的阻碍，这种改变是异常艰难的。但是到了2008年，出现了很多的转折迹象，无论是“奥运火炬事件”，还是后来的金融危机，真是巧合了，有一种天意让中国催生出大目标的机会。北京奥运会期间，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说出了“中国变得更强大，世界会更平衡”这样的话，中国无法在这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秩序中放弃伟大的目标。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长，但是随着金融危机而来的贸易摩擦，很可能又是一个来自外部环境的引爆点。总之，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统计文化决定统治文化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量出口企业的失业农民工，这些现实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大目标才能解决的，或者说有了大目标是解决成本最低的。这个大目标实际上就是两手准备，一是将依附、跟进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化为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二是为了防止人家用战争阻止这种转化，我们必须尽快发展可以强化军事实力的产业。
四、持剑经商：崛起大国的制胜之道
五、解放军要跟着中国核心利益走
六、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
一语道破危机缘由：不干活想住大房子
中国有很多人说美国非常强大，强大得不得了，到今天他们还在这么说，这些人既包括右派，也包括左派。右派非常高兴地说，美国还是这么强大，一点事都没有。比如前些时候美国国会如果通过了7000亿美元救市的计划，那么他们会说你看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还是能够做出适当反应的；如果没有通过呢，他们也能有一套说辞，说你看这是民主的胜利、宪法的胜利。不仅仅是右派、左派，还有很多民族主义者，他们也非常畏惧美国，他们对美国的形势也认识不清。他们说这些其实都是美国的阴谋，是来套中国和其他国家钱的，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钱套进去以后，美国什么事都没有。很多左派、民族主义者都这么看的，这也是非常愚蠢的想法，美国真的没有想象的那么牛。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确实反映了美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巨大的。
其实美国金融危机的缘由很简单，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人说的那么复杂。人世间的很多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一些人就喜欢故弄玄虚。故弄玄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自己根本没有什么学问，没什么真知灼见，想冒充有学问有思想；第二，想把人往错误的道上引，从中取利。实际上，次贷危机也好，美国贸易赤字也好，说穿了，就是美国人消费得太多，生产得太少，形成了缺口。这里也包括交换，生产出来的东西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还是不够。我们都知道物质不灭，天上掉馅儿饼的事是没有的。这个缺口怎么补？一是抢，二是骗。先说抢，美国不但抢了，而且还抢得很多，但是它抢的效率太低。为什么抢得这么低效？我认为是想抢又没有胆子。这一点在伊拉克战争当中充分体现出来了，一个美国兵一年要拿走几十万美元，装备要几百万，就这么花钱。
就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摆不平。当然自由派会讲，那是美国太仁慈了。要是真仁慈就不会去抢，真仁慈就不会躲得远远地、十分安全地，像玩游戏一样杀死几十万平民。抢的效率低，得不偿失，缺口还是补不上，剩下的一招就是骗了。怎么骗呢？利用金融工具，就是所谓货币战争。骗，这个事短时是可以的，长期一定不行。
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体现了美国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腐朽。现在美国老百姓群情激愤，都说这次危机是华尔街那帮混蛋和小布什政府的错。但是我们平心而论，美国老百姓又怎么样？你活干得这么少，压根就没那份钱，你凭什么住大房子？现在美国老百姓说是那帮商人骗他们，而且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华尔街的那帮人是贩毒的，我们是吸毒的，吸毒的是受害者，最多进戒毒所，而贩毒的应该判刑。这是我看到的美国老百姓很普遍的言论。但是讲老实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上当，就是想不干活却能住大房子。
美国社会确实衰朽了。宋晓军说过：美国精英对美国力量的感觉，跟它的真实力量不相称，结果是抢的时候力不从心。打个比方，我这个老头看到一副哑铃，我年轻的时候举100下问题不大，所以现在也去举，可一下就把腰给闪了。
不能听“金融战士”忽悠，制造业才是正途
曾几何时，在中国这样一个说法流行了起来：制造业是低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高智慧、高层次的人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代表就是宋鸿兵的《货币战争》。他们会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地“亏”。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我有必要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样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只要看一看那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各国那么多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觉得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对于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要我说，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到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身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我自己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与制造业的繁荣极大地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所说的国与国之间明争暗斗的道理讲清楚，英国人则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赤裸裸说出来了。1812年的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了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的是，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贪婪、老朽、不争气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没什么胆子的他们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到我博客上来，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少年期的实践，乃至后来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了一国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出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不少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再把这些钱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这里也要回答这样一个疑问：如果我们也同时能够从金融市场上博到钱，把它用到正确的地方不是更好吗？我的回答是，我们还真没有这个本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博一把，中国有些个人可以发大财，但我们这个国家是输定了。除了缺乏打金融战争的能力和经验外，我们也缺乏对我们的那些“金融战士”的监管能力，制止不了他们花公帑而赚私利。
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能再受那些“金融战士”的忽悠。有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上的，他们在忽悠我们去继续打这个“金融战争”，好让他们发更大的财。对于他们，我们应该问一问：你们过去的成绩如何？你们输掉了多少国家的钱而发了多少私人的财？凭什么我们这次就可以相信你们了？这些台上的“金融战士”我们不妨称为“饱鬼金融战士”。还有一些“金融战士”是在台下的，他们也在忽悠我们继续打“金融战争”，只是我们说那些“饱鬼金融战士”不行，莫非换他们就行了？我认为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他们，这些人是“饿鬼金融战士”，他们上去很可能比“饱鬼金融战士”更糟糕。
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说：“美国金融市场全部关门了也不妨碍经济发展。本来就是投机，本来就是投机冒险而已，本来就无所谓财富的创造，可以让股市基金的世界老字号关门倒闭来得更多更快些。金融资本的本质也就是剥削和欺骗。至少，全世界有更多的人去种地、盖房子、建道路、搞研究、教书、演电影、开餐馆……”话虽说得偏激了一点，但大方向是对的。说实在的，就算是芙蓉姐姐，也比那些“金融战士”对人类更有贡献：她至少娱乐了我们。让“金融战士”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腐朽的标志。一个健康的社会，享有最好的物质待遇的首先应该是科学家、工程师、保卫祖国的人、从事实业的企业家，其次应该是高超的技工、手工艺人、农艺师、教师、厨师，以及优秀的演员、运动员、作家、编辑、记者等，因为所有这些人对社会的贡献都比所谓的“金融战士”大。可惜的是衰朽的美国反其道而行之，而我们又错误地学习了美国。
我们再不能听那帮“金融战士”忽悠了，不管他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不管他是饱鬼还是饿鬼。听他们忽悠，几十艘航空母舰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我们的空间站和登月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上千万套家庭的房子忽悠没了；听他们忽悠，几亿农民一年的收入忽悠没了。
我并不是要完全否定金融市场的存在。金融市场存在的原本意义并不是赌博，而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这是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里说的。然而，从据说是最为“发达”、最为“规范”，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前进榜样的美国的实际情况看，金融市场并没有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此次金融危机的出现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它所起的实际上是劣化资源配置的作用，把钱投到了不该投的地方去，金融市场成了一个骗子横行的大赌场。金融市场还要存在下去，但必须做大的改革。比如说，必须大大减少金融产品的种类，只保留一些对于实体经济资源配置最必要的部分；必须大大减少房贷的中间环节，只允许社会上分散的资金存到银行，再由银行贷给买房人。
走重生产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而我们走得了，因为美国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世界上的一些教训。首先是冰岛。一直到1973年，冰岛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都属于发展中国家，80年代靠玩金融突然发了（类似于中国那些非法集资案），2007年名列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第一位——这个联合国也是尽瞎掰。它的人均GDP是五万美元（当然是破产前），比日本还高出很多。今天，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它不堪一击，国家破产，所欠外债相当于其GDP的七倍，也就是说，即使它能像原来那样骗钱（这根本就不可能了），也要骗上七年不吃不喝才能还上债。英国许多人，甚至政府部门如警察局，都被冰岛骗取了巨额财产，所以英国援引反恐怖主义法案冻结了冰岛的资产。
然而，英国自己也步了冰岛后尘。最近英国自己传出的消息是英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冰岛，也要整个国家破产了。这个当然是夸张的说法，英国比冰岛还是强太多了，但出问题的性质还是类似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今日英国，唯一有点活力的地方就是金融业，这总是不行的。
历史上的罗马就是典型的靠骗靠抢而不生产的例子，其最终结果所有人都清楚。罗马到后期也是老黄瓜，也没办法，最多是出点文化而已，所有的生产都是国外完成的，到罗马港口的船只满载而来，空载而去。美国还没老到罗马这种程度，毕竟还在生产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飞机，我们的电脑的关键芯片还是美国生产的。而罗马不生产物质的东西，只生产文化，这就到了衰亡的边缘了。现在又有一群人说文化产业有多么多么重要，用文化产业挣钱才是最牛的。这其实也得打一个问号。当你只能用文化产业挣钱的时候，你也老得差不多了，也快死了。当然这还不是你想干就能干的：你前面如果没有嫩黄瓜这一段，没有朝气蓬勃的制造业这一段，也轮不到你能用文化产业挣钱。一定要有非常辉煌的制造业的硬的一段，才能用文化产业来挣钱，硬完了才能软，先有了硬实力才能有软实力。但是真到了硬的被架空了，就剩下软的时候，也就快死了。我们看到罗马后来的结果如何？你只能生产文化，不能生产物品来，早晚会形成一个大缺口，怎么办？还是要去抢。罗马的情况当然比今天的美国还要糟糕：最后罗马自己的公民不愿意去抢了，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怕死，怕苦，怕累，连抢都得靠外族雇佣军团去抢。最后外国人说我干脆把你罗马抢了得了。
其实我们就是应该用这种赤裸裸的，直白的语言把经济学的道理讲清楚。
七、把住强盛大国的命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萧条，当然也波及到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出口受到了影响。然而，中国的情况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为不同，很多边界条件都是相反的，而这些边界条件使得中国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对于这样一个有利位置认识不清，则可能使我们自己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完全清楚，说出这样一个事实，会招致一些愚昧之徒的大骂，但我如果因此而不敢说，国人因此而对这样一个机遇毫无认识，则实在是太可惜了。我知道，以中国目前从上到下都崇洋媚外，从上到下都被西方人吓破了胆的状况，中国不可能很好地抓住这次机遇，但多少给他们吹一点风，或许还是有所助益。
凭什么你美国人不降低生活标准
在这次经济萧条中，西方国家纷纷出台救市措施。纵观所有这些救市措施，都没有超出罗斯福新政的思路，而其边界条件却与罗斯福时期完全相反，因此不可能奏效。为什么说现在它们的边界条件与罗斯福时期都是相反的呢？首先，罗斯福时期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那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有钱不会花；其次，那时的美国是全世界的债主，全世界都欠它钱。好了，从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的这些边界条件，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与之有多么的不同。在分析这一次的经济萧条时，我们时时刻刻都不应该忘记它的触发点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绝对不是美国人有钱不会花，而是把钱花冒了，美国欠了外国人巨额债务。所以，今天美国的情况根本不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需求超出了它自己的生产能力，超出了它自己的供给能力。
原本，假设不存在结构刚性问题，美国的金融危机、金融机构惜贷等，是调节其有效需求过高的市场杠杆，将其有效需求降下来，使其靠拢美国的实际生产能力。问题在于有效需求和生产能力都是存在着结构刚性的，减下来的有效需求不可能都集中在进口的产品和劳务上面，它一定会伤害到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使得美国原本就不足的生产进一步减少，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所以，政府要出台救市计划，力图恢复对于美国自己的产品和劳务的需求。然而，结构刚性在这里还是要起作用，黄纪苏在《火烧楼垮，又到了想象未来的时候》一文中所引用的著名国际金融、投资专家麦加华（MarcFaber）的调侃，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结构刚性问题：美国人消费，最终获利的竟然不是美国，因为美国的生产确实在走下坡路了。
简而言之，美国政府如果想恢复对于美国产品和劳务的有效需求，就必须同时也扩大对进口的需求，而这会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对外债务，使得原来引发经济萧条的把钱花冒了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无所谓的，其中有很多相信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人，也有一部分美国人。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美国政府不用怕赤字，因为赤字是美国自己欠自己的钱。我不知道他这里是否隐含了这样一个意思：美国欠外债都是美元，是印票子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或者意思是干脆就是不还别人也拿他没办法。我倒是看到多数美国网民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欠了别人钱就是欠了别人钱，不能花言巧语说是欠了自己钱。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做道德评判，仅从利益出发，美国怎么可以指望外国，比如中国，傻到永远为它把钱花冒了买单呢？如果有一天中国拒绝买单了，就算原来欠的债它可以全赖掉，只要这个需要外国人永远输血的结构没有改变，美国赖账以后又怎么办呢？看来，美国和中国一样，朴实的老百姓永远比高深的经济学家更诚实，也更正确。
那么，罗斯福新政式的救市措施不符合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等今天的实际状况，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我认为这个问题几乎是无解的，因为正如我们在操持家计时体会到的那样，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永远是好解决的，而把钱花冒了的问题是非常不好解决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问题有解，那就是美国人降低生活水平，把消费和工资都降下去，这样就可以降低美国自己的产品价格，调整产业结构，使得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产品失去竞争力，从而使降下去的有效需求集中到进口产品和劳务上面。其实，美国政府官员一个劲地吵吵要中国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也是这个意思。然而，问题并不全出在中国政府不肯调高人民币的汇率。首先，美国人能够承受生活水平大幅降低吗？要知道，他们今天生活的高水平，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于中国卖给他们的便宜货，来自于中国借给他们的钱——他们却还在那里对中国骂骂咧咧。如果承受不了，则美国的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直到有一天，不管你承受得了还是承受不了，事情就这样了。要是这样的解决方案不算解，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
简而言之，今天西方的经济萧条，从紧急程度来说，比上个世纪30年代那次要轻些。但是，当时的经济危机之所以来势那么凶猛，是由于当时的人们对于经济规律了解得太少了，其实当时的情况要比现在好得多，今天的困境则很难找到有效的解决措施。所以，它病势虽缓，却会延续更长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相对经济地位及相对生活水平都会持续缓慢下降，除非出现天崩地坼的情况，如战争等。
并非绝对的双赢：过高估计对手也是取败之道
我们只要一说西方也存在着问题，无论我们再实事求是，再保守，都会有一群“奴青”或认识不清的人跳上来认为你是“义和团”，你“无知”，这已成为中国从上到下各类人等判断局势的最大误区。
我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这种分析，肯定会招来很多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无所不能的中国右派甚至左派的谩骂。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上贴了一幅由美国摩根大通银行制作的世界各主要银行市值缩水图。我的本意是给博友们提供一点信息，因为这幅图制作得很形象。我也未加任何评论。但就有那种我称之为“奴青”的人蹿上来了，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出中国的不足，为西方主子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具体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而又有某些登堂入室的精英，竟然也跟网上的“奴青”附和。看上去，他们使用的说词非常符合中国的“满招损，谦受益”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等传统价值观，似乎应该是一点错都没有了。其实，问题是严重的，并且是明显的：过低估计竞争对手，过高估计自己，固然是取败之道；但过高估计竞争对手，过低估计自己，也会使自己垂手丧失最为宝贵的取胜机遇而最终归于失败。只有真正的、实事求是的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反观中国，与西方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是真正的生产能力过剩，同时，中国现在也是全世界的债主。简单的说，中国现在的边界条件与80年前的美国恰恰是类似的。所以，对于中国因受出口市场不振影响而产生的经济萧条，使用罗斯福新政式的措施是完全可以的。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与当时的美国一样，是个有钱不会花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述，这其实是个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目前中国沿海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受到冲击较大，据说2009年春节之后，未找到工作的民工达两千万之多，是原来估计的两倍。这个情况可能又会被有些人用来说明中国的情况实际上还不如西方国家，中国的状况有多么可怕，等等。其实，这个状况绝对不是不可以解决的。中国完全可以上更多的基建项目，同时改善社会福利以刺激内需等罗斯福新政常用的手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沿海出口产业剩余下来的民工，很多人原本也不是技术工种，转行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什么不适合。实际上，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填补中国的基础设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们大搞基础设施建设时，我们甚至会发觉，现在的条件比世界经济萧条之前还要好一些。比如说，我们发现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上涨的原材料，现在突然便宜了下来。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80年前的美国唯一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那时的美国没有遭遇比它科技水平更高的国家的技术壁垒，甚至德国人自己犯糊涂还把一流的科技人才赶到了美国去。而中国在这方面所遭受的封锁是十分惨痛的：西方国家一方面要求中国拿出钱来拯救他们，另一方面却坚决不肯向中国转移核心技术，这反映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刻骨敌视。但既然现在中国有那么多的外汇存底，西方国家又陷入如此深刻的经济萧条之中，完全不转移恐怕也由不得他们。
关于目前经济状况的另一个需要破除的神话，就是今天的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上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西方经济不好了，中国经济也好不了，所以，中国一定要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来帮助西方人维持他们穷奢极欲的生活。这一点，那个发明了“中美国”一词的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都明白了。他最近去了一趟重庆，就认为“中美国”终结了。为什么他去了重庆一趟就明白了呢？因为他看到了重庆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明白了其实中国完全可以不靠美国的市场，只要依靠自己的内需就可以为自己的经济提供非常强有力的动力。可惜的是，由于多年来崇尚外国，依赖外国的思维已经成了中国从上层到下层的定势，这一点中国人自己竟然看不到，看不到就不能把它化作自觉的政策措施，只能是像重庆这样歪打正着。
按人均计算，中国目前比西方国家还要穷得多，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比西方国家落后得多，这些我都十分明白，那些“奴青”就不要再上来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信息了。即使如此，只要不发生战争，中国经济的所有基本面都比西方国家好得多。中国根本不用怕什么海外市场的萎缩——海外市场有效需求的减少没有太大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国家财政政策来创造出有效需求。中国唯一需要怕的，是海外原材料的供给，但在今天的局势下，西方发达国家用不起这些原材料了，我们就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也意味着我们用不着出口那么多的东西就可以换回这些原材料，所以，来自海外市场的钱少挣一些也是没什么关系的。这个形势对于中国难道不是一个好的形势吗？我认为，只要我们自己的宏观调控措施得当，够力度，西方国家的经济萧条维持得更久一些，对于我们还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为什么要去拯救对于我们抱有如此刻骨的敌意的西方国家？以目前的国际贸易秩序看，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利益关系就是这个样子：合作的成分，利益共同体的成分肯定是有的，但利益相悖的成分也是有的，我们必须具体事情做具体分析，一味地以为中国与西方国家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而这也就只有中国人这么看，西方人则多不认为和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包括那个发明“中美国”的教授都改变了看法嘛。
上述的这种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力量关系，会是一个常态，除非它被国际贸易、被军事或政治的因素打断，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原材料供给被战争切断，这个时候，力量的对比就要看军事，而不是经济了。
产业升级的最不利条件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
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的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产业技术落后上面。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在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中谋取生存保障，中国实行了工业现代化赶超战略。这个战略由于“文革”而被中断，真正实施的时间很短。除了在少数有关军事工业的领域，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在整体上仍旧是非常落后的。“文革”之后，中国政府首先面临的问题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赶超战略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放弃赶超战略，在当时有迫不得已的一面，有着它的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产业技术落后的局面改观缓慢。有不少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产业技术落后不是问题，我们只要发挥比较优势，能够从市场上挣到钱就可以了。然而，无论是从经济发展后劲这个纯经济的角度说，还是从国家安全这个政治和军事的角度说，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不能全面掌握最先进的产业技术，其生存环境永远都不能算是安稳的。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时时牢记产业技术这个命门，抓住机遇，实现其大步升级。
那么，我们现在要搞产业技术升级，有哪些有利条件，哪些不利条件呢？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技术基盘整体还是在缓慢提升中的，比起五六十年代只有少数部门异军突起的那种情况，这一点实际上已经使我们处于更有利地实现产业技术起飞的地位上了（所以，我并不完全同意那种完全否定这些年中国的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有这样一个技术基盘，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条件来承接更高端的技术，这是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有哪些呢？首先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于我们的技术封锁，这种封锁，在相对低端有所放松（他们需要我们的劳动力干活，就不得不把一些技术转移过来），但在高端一如既往。然而，我认为，这次西方国家所遭遇的经济萧条，将使得中国在迫使他们转让技术方面处于更有利的讨价还价地位。我们有必要认清他们在今天所处的薄弱地位和自己所处的有利地位，否则就会坐失良机。比如英国人，他们今天希望中国帮助他们脱困，话都说得十分谦恭。但光说谦恭的话是不行的，我们应该要求他们拿出实际行动来表达善意，这主要就应该体现在转移技术方面：我们手里有现金，有大量的现金，可以通过买你们的东西来帮助你们，但我们不想买你们那些除了满足一小撮暴发户的虚荣心什么用都没有的奢侈品，我们就想买你们的技术，如果你们不卖，那就说明你们非常敌视我们，我们还怎么与你们合作呢？另一方面，就算西方国家的政府不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他们的企业乃至个人会有更强的动机向中国转让技术。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那些地方政府为什么要到华尔街去“抄底人才”？那些只会赌场中的几招手艺的骗子！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人家的赌场还开不开？怎么开？那些手艺还用得上？这些都不知道，高薪聘请这些骗子回家有什么用？抄底人才应该去底特律、西雅图！去招那里的工程师。再不济，就算招个有经验的老工人回来，给我们随便讲讲人家的工厂是怎么做的，也比招华尔街的那些骗子强一万倍。更何况，除了西方国家，还有对我们没有那么敌视、现在也陷于困境当中的俄罗斯，它至少还有一些军事技术是我们所需要的，听说它现在已经降低了门槛，愿意转移给我们更多的东西。
实际上，今天我们实现产业技术升级的最大障碍、最大不利条件，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的精英被西方人吓破了胆。我在朋友家曾碰到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他就有这个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这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作为原来理工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也作为比较了解中国的精英们的思路的人，我非常同意这位航天工程师的意见。中国有太多的人动不动就说西方的科技有多么多么神秘，我们多么多么不行。我承认，这种被外国人吓破了胆的心态有着它的历史经验基础，那就是我们曾经有一段非常不尊重科学、盲目浮夸的历史。但我今天说科技并不神秘，我们中国人是能够搞的，与那种盲目浮夸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可就是有那么一批废物“精英”，一听你说中国人也行，就火冒三丈，就一定要把你归到“义和团”里去。
其实，就算西方不转移技术给我们，以我们现在每年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完全可以组成一支极强的科技大军，来实现产业技术的大踏步升级。我们现在跟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跟踪的是有很大后发优势的：你至少已经知道哪个方向是能够成功的，哪个方向是不能够成功的。当然，跟踪也有后发劣势，那就是市场问题。然而，现在中国的手里有着大量的现金，有着大量闲置的生产能力，中国完全可以更多地补贴科技研发，将其作为启动内需的财政政策的一环，用不着去考虑短期的市场回报。
科技上的东西确实没有什么神秘的，只要把力量、把资源投下去，假以时日，就能搞出来。有人说中国的科技腐败严重，把资源投下去，只会助长了腐败。我认为，这种说法貌似合理，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首先，这样说的人并不了解，其实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腐败也是相当严重的。科技领域易于腐败，植根于它是一个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我们当然要尽可能地制止科研领域的腐败，但这绝不能作为我们不往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理由。更何况，对付科研领域的腐败，我们也不是没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现之后的严刑峻法。对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事后的严刑峻法比事先的防范措施更有效。
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人力资源，只要打破那种认为我们搞科技不行的心理障碍，我们应该不仅能够跟踪西方最先进的科技发展，而且还能做一些因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而西方做不了的事情。当今之日，西方经济萧条，他们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而中国恰恰需要启动内需，需要安置大学毕业生，实现产业技术升级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时机了。我知道，由于我们从上到下所存在的心理障碍，我们不可能完全抓住这次机会，但我在这里说说总比不说好，也许有人听我说了，信了，就多少抓住一点机会呢。
八、不能任由美国绑架世界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除非有特殊情况，一般不愿意向别人借钱，然而这几年情况有很大改变。前几年，我遇到一个杀熟的朋友。其实我们平时接触也不算太密切，有一阵子不见了，偶尔遇到。据说他在搞一个大工程，眼看就要发大财。我是衷心希望我身边的朋友都能发大财，万一哪天我缺钱的时候，找人借钱不是更方便吗？过了几天，该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手头临时缺几千块钱，问我能否救个急。巧了，我刚发工资，看他时间分寸掌握得多好。朋友有困难暂时帮一下也是应该的，于是我说：过来拿吧。几千块钱借走了，接着两三年就没了消息。其间偶尔打个电话，放不下面子，没好意思提还钱的事情，几千块钱也不至于伤筋动骨，知道对方还在北京，还在搞大工程，忙得很，不便催他，但是心里总是不舒服。
一次我在饭店吃饭，正巧遇到他也在请别人吃饭。打了招呼后，双方的客人互相介绍一下，我动了个心眼，对大家说：今天本来我请客，居然遇到一个替我买单的。该朋友有点不好意思，趁其他人看不见的时候，悄悄还了我一半。
如果借钱的数量再大一点，比方说几万、几十万，对方如果不还，估计要上法院了。我常对人说：如今借钱给朋友，最终结果，要么钱没了，要么朋友没了，当然也可能两者都没了。但是，如果借钱数量再大，几百万、几千万，即使朋友没了，也不能让钱没了啊！所以，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伤感情不说，打官司的结果无非是冻结财产，拍卖资产，目的就是要把钱讨回来。但是，再进一步，如果一个人借的钱，数额巨大，而且超过了他的所有资产，拍卖干净都不够还债，怎么办？
举个例子来说。现在向银行贷款的人不少，假设你向银行借贷10万，如果你不还，银行会采用各种手段逼你还钱，上法院、查封、拍卖等等，直到把你的资产变成钱还给银行。但是，如果你向银行借贷10亿，你的资产全部拍卖还不够10亿，银行会怎样？实话说，这时候你就是老大。只要你摆出一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劲头，银行恨不得派保镖天天跟着你，生怕你哪天被人害了、跑了、自杀了。银行会给你说好话，求你即便不能全部还，哪怕先还一部分也好。如果这时你对银行说：再借给我1个亿，否则我不能赚钱还你原来的10个亿，说不定银行也就答应了。所以，在现代社会，借钱这件事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借巨额的钱。借小钱被人看不起，而借大钱，一直借到自己根本还不起，你就是英雄，就是人才，你就是重点保护的珍稀动物。当今美国正是如此。
美国到底欠了多少债？《中国经济周刊》最近一篇署名钮文新的文章《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给美国的债务算了一笔账。该文介绍说，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的债务是11.2万亿美元，美国的GDP为13.8万亿美元。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而美国事实上已经达到81.6%。当然，在国家债务率上，有些国家比美国更高。这篇文章引用其他人的话介绍说，美国实际上的债务比这要多得多。美国某基金会总裁大卫?沃克尔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什么概念？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摊到全世界头上，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有无数人一辈子都赚不到9000美元。
但这还不是美国债务的全部，该文介绍说，如果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加上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美国的总债务约73万亿美元。按照2007年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76万亿美元。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现在最多还有50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6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只有50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光，也是资不抵债。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
那么美国为何没有破产？这就是前面说的，当今社会，要么不借钱，要么就狮子大开口，借得别人不敢让你破产。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无非是依靠美元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它让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元，其他国家不得不掌握了大笔美元债权，如果美国破产，其他国家也将跟着一起破产。因此，美国事实上是绑架了全世界。美国如何能够做到绑架全世界？因为它有巨大的武力，逼迫全世界不得不共同接受美国的借条——美元。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比喻为一个集贸市场，美国就好比这个市场上的黑社会老大，他给每个摊主打白条，拿走别人的东西。人们也许相信他能偿还，他有时也确实偿还一点；人们也许不敢不收美国白条，因为他说不定就动武，这个集贸市场没有强大的管理人员，也没有公平的法律，美国作为黑社会老大左右了这个集贸市场。如今，每一个摊主都明明知道，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已经无力偿还全部美国白条，眼看着美国白条即将成为废纸，但是，人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暂时护着他。
一些人总是说，只要学美国就能强大。其实不然，理解了美国赚钱、抢钱、骗钱的方式，理解了美国绑架全世界的方式，就该明白，美国是学不来的。跟着美国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第二个美国，最多做美国这个黑社会老大的小跟班、小马仔，帮着它一起欺负人，分一点甜头而已。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全球化，其实质就是把集贸市场做得更大，美国打白条拿东西的对象更多。
那么美国的这种寄生虫的生活方式能持久吗？
寄生虫以消耗寄主的营养为生。当寄主摄入的营养大于寄生虫的消耗，问题暂时还不大。如果倒过来，寄生虫的消耗大于寄主摄入的营养，寄主将日渐消瘦。如果不及时治疗，不及时清除消灭寄生虫，寄主最终会死去，到那时，寄生虫也会死去。美国就是这样的寄生虫。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世界经济的癌症，我们说不清现在属于中期还是晚期，因为这种病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但早已不是初期。动手术是必然的，大难不死是幸运的。即使侥幸保住性命，美国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其他国家来说，怎么来吸取教训？比方说，知道美国是因为抽烟而得了肺癌，那么其他国家就该戒烟了。学美国，某种程度上说，知道美国是怎么死的，就不要再像美国一样。为此，人们应该感谢美国的舍身、献身精神。日后，人们会长期缅怀美国作为反面典型的贡献。
说回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他的没出息，是因为他没有借好几亿的钱。他借不到好几亿的钱，是因为他没有像美国一样有绝对的武力，让别人不敢不借。所以，他弄得名声不好|奇-_-书^_^网|，不像美国，反而成为一些人无比崇拜的对象。
九、打 倒拳王，打碎拳坛：建立新秩序从逼迫内部高尚做起
十、“趁火打劫”：托起我们的技术水平
十一、我们的拷问：西方为什么不能改变生活方式
全球变暖领衔的环境话题无疑将成为近年来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忧心忡忡日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然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舍本求末，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只在一些表面现象上做文章。例如，最近报道的巴西亚马逊雨林的大规模消失，以及中国山西的污染等等，都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劲头。
西方媒体最近报道说，巴西亚马逊雨林近40年消失的面积，超过450年殖民地时期消失的面积。言下之意，发展中国家现在大规模地破坏生态，造成的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反过来看看我们发达国家，环境保护得多好。美国某著名杂志将中国山西天空污染的照片放在封面上，同时大力炒作“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于世界第二”的消息。这两个报道内容都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两个事实背后的原因。
以巴西为例。巴西亚马逊雨林的消失，主要是用来种植以大豆为主的农作物造成的。在巴西被砍掉的树木中，木材50%销往美国，28%销往欧洲；砍掉树木以后种植的大豆，50%销往欧洲；还有一些土地被用来养牛，牛肉53%销往欧洲。换句话说，亚马逊雨林消失的最大获益者是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的享受，才导致亚马逊雨林的快速消失。这种现象的另一个参照是，美国目前在本国探明的煤矿和石油，大多不开采，绝大多数用其他国家的。他们的环境当然保护得好，可那是以牺牲别人的环境为代价换来的。
发达国家在指责中国的环境污染时，日本却大量进口中国的煤，储备起来以备不虞之需。而且他们只看到近几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二，却不说从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200年间，直到几年前，全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前5名、前10名都是发达国家。如果计算一下大气层中二氧化碳的总量，70%以上是少数发达国家排放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巴西，都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当地的人们牺牲环境发展经济都是为了过上富裕的日子，而这个富裕的榜样就是发达国家。因此，当发达国家一再标榜他们自己多么先进、多么文明的时候，又反过来指责发展中的国家试图把自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举动，就显得很不厚道。虽然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发展经济，但是，首先，开发现有资源是最快的致富方式，发达国家如此强有力的榜样，必然让落后地区的人们寻找最快的致富捷径；其次，落后国家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也是照搬发达国家以前的方式；第三，落后国家牺牲自己的环境，开发的资源大多也是被发达国家享用。
我曾经见过一张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地球的夜晚到处灯火通明，最亮的地区都在发达国家，他们极大地消耗着、浪费着地球的资源，却指责别人试图变成和他们一样。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前不久，发达国家在全世界面前作了一个秀，先是法国的艾菲尔铁塔关掉造型效果灯光5分钟，然后很多城市也关掉照明灯光5分钟。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大喊一声的效果，还有什么用？他们愿意像落后国家的人们一样，住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吗？他们愿意自己城市的夜晚像非洲一样黑暗吗？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但是，这个榜样根本不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普适的价值。如果中国人、巴西人、墨西哥人、印度人和非洲人都过着像发达国家一样富裕的生活的话，这个地球的资源绝对不够。有人计算过，那将需要5个地球。因此，落后国家环境的破坏，一方面有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强行提供的错误榜样。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资源高消耗的方式，在他们发展的初期，应该说，也没有意识到有多么严重的后果，而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明显。
我们都知道爱迪生是一个大发明家，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爱迪生还办过电力公司。爱迪生坚持给居民供应直流电，只是后来被交流电淘汰了。其实，爱迪生的很多发明都是为了他的电力公司。电力公司的发电厂建成后，如果仅仅只是照明用电，居民只会在晚上使用，白天的时候，发电厂的机器没有使用效率，变相增加了成本。于是，爱迪生的一大工作就是想方设法发明可以在白天用电的民用电器，例如留声机。虽然现在我们说，这些发明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他的指导思想在今天看来却是错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这种指导思想延伸到现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夜间灯火辉煌的美丽景象，背后就是电力公司希望大家多多用电，它才好多多赚钱。因此，灯光也不只用来照明，更多是用来装点，这完全是一种浪费。这种方式现在也移植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方式背后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
白天睡觉晚上享受夜生活，已经是发达国家带给世界的生活方式，为什么不能改掉？以前世界各地销售商品的商店规模都很小，自从美国建起了大型商场，这种方式已经成为必然的模式。大型商场之所以能够出现，也是因为电力照明的原因。如果没有电力照明，大型商场里面就会很暗，而且大型商场提供了豪华的空间和舒适的环境，这些都是小商店无法比拟的。虽说大商场增加的巨额成本可以从高利润里赚回来，但是，毕竟它的方式就是以高消耗为前提。而发达国家大量的一次性产品更是这种高消耗的典型，这类高消耗的物质享受生活方式，即将彻底毁灭中国人几千年养成的节约习惯。
所以，当全世界的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发达国家不应该指责落后国家破坏环境，而更应该反思他们自己给全人类树立的生活榜样。仅仅在食用油这一项上，美国人均消耗的水平就是中国人均的四倍。在人均能源消耗上，美国也是中国的四五倍。发达国家有什么权利不让中国人像他们一样使用能源？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减少自己的能源消耗。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应该以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为榜样。比方说，现在很多房子都和美国一样，落地门窗，玻璃外墙。其实，玻璃的传导性很强，外面的冷热很快就会影响到玻璃墙的里面。这种房子的出现是因为美国人用大量的电力来运转空调，使得在玻璃房里面的人，既可以享受外面的风景，又不会受冷热影响。而在古代，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都是只有南方炎热地区才会有大窗户，北方的民居窗户一般都很小，就是为了提高自然保温效果。这种习惯，现在已经被高消耗电力的空调生活所代替，另外还带来氟利昂破坏臭氧层的结果。
当全世界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发达国家希望亚马逊地区能够更多地保留热带雨林，为世界提供更多的氧气，吸收更多的二氧化碳。但是，如果巴西当地人不砍树，世界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难道要他们继续保持原始的生活方式吗？2008年度，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共盈利452亿美元，平均每天1亿美元以上，创美国企业史年利润最高纪录，这恐怕也是全世界企业历史上年度利润最高的。它的这个高利润，一方面是石油涨价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鼓励能源消费的结果。
面对发达国家已经树立起的资源高消耗型的生活榜样，再加上发达国家时时处处都在宣扬自己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落后国家再宣传要环保、要节约，哪个力量更大？在现实的享受面前，人毕竟是自私、短视的。因此，当今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环境问题，首要的就是放弃发达国家为全世界提供的榜样。发达国家能从自己做起吗？
十二、走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路
十三、历史会不幸证明，奥巴马拯救不了美国
空话连篇的“美式八股”
一个网站的编辑想让我评论一下奥巴马的新书《我们相信变革》。他把书都寄来了，我也只能顺手翻翻，好歹写篇评论。好在这本书看上去不薄，其实没有多少字，很快就能翻完。坦率地说，这是一本满篇空话、胡吹大气、让人不堪卒读的书，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窗口。
这本书的上半部是奥巴马的施政方略，下半部是他的八篇竞选演说。我们老是说中国式八股空话连篇，没有内容，可这本书还不如咱们的呢，他除了吹牛还是吹牛，实质性内容甚至不如咱们常拿来开涮的“动员报告”。他在这本书里，全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许诺，要给老百姓这个，要给老百姓那个，可全都是口号，我看不出任何可操作的可行性。他甚至说：美国到2050年，要减少碳排放量的80%。这有可能性吗？有！一是在此之前人类已经把石油用完了，没有什么碳可以排放了；二是打核战争了；也有可能是二者一起来了。如果不发生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变，美国到2050年碳排放量能够做到不增长都难。可奥巴马把这些告诉美国人民了吗？他自己想过这个问题吗？当然了，到2050年，奥巴马自己都不知道在哪里了，现在就随便吹吧。可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吗？
我记得晓军曾给我打电话说：中国国内那些亲美媚美派，在奥巴马当选的问题上已经分为两派，那些虽然亲美媚美，但和美国尚无血肉相连的感觉，或者见识较浅的人，都在欢呼奥巴马的胜利，可是那些已经真正全身心地效忠于美国，与美国血肉相连，有比较有见识的亲美媚美派，却都在因奥巴马的当选而替美国担忧。我看这些真正效忠于美国的中国人见识倒还是有的。
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美国国内确实一片欢呼，我也看了中国电视，中国专家们也是一片欢呼，都认为美国很多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对此我实在是深表怀疑。要解决美国今天的问题，是不能光喊口号的，你要给出东西，就必须找到东西的来源。能量守恒、物质不灭，是基本的物理学规律，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那么我们看一看，要实现奥巴马给美国人民许的那些给好处的愿，以及他的“绿色”构想，来源在哪里？
我认为，第一个来源只能是实事求是地要求美国人民共度时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己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这件事当然是很难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但奥巴马原本可以利用自己的高人气，引导美国人民往这个方向走。毕竟，就算是美国真的把碳排放量减少80%，也只不过是达到了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水平，既然中国人可以做到，也还活着，为什么美国人就不可以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挥霍无度的生活方式，是美国一切“变革”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一切所谓的“变革”都是空谈。但奥巴马的施政方略和演说完全没有涉及这样一个方向，而是给出可以过更挥霍无度的生活的许诺。这也就是说，奥巴马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喊叫的“变革”，只是一种指望天上“变革”出馅饼的虚伪许诺，而众多的美国人相信这样的许诺，则表明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出息。
第二个来源是劫富济贫，即拿美国的富人开刀，从他们那里拿东西，也就是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奥巴马有这个意思，这也使得美国国内外的左派欣喜若狂。但他上台之后，偏左的经济政策许诺到底会不会兑现？如果不兑现，他辜负了今天怀着满腔希望把他选上台的选民。虽说美国总统选上之后一般都会对选举时的承诺打折扣，但你说话完全不算数还是会有不少问题。如果兑现呢？增税，惩罚那些把业务搬到海外的美国的企业？要是这样，人家企业干脆就不当美国企业了你又如何？现在这个世界上不准备实行偏左的经济政策的地方很多，奥巴马如果真这么干很有可能把企业赶跑，那不是给美国经济雪上加霜了吗？
就拿眼前的事说，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如果不大幅裁减工人工资，至少减到美国本土的外资汽车厂，如丰田、日产、本田等的水平，就是没救的。即使能救得了几个月，也不过一年半载，还是救不了永远。所以，要救美国经济，单纯偏左的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必须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左，有的地方比现在更右。奥巴马有这个政治智慧做到吗？有这个政治本钱做到吗？我看这些都没有。
现在奥巴马的就职演说已经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简而言之，就是表明了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小政府、大社会”的事你们就不要吵吵了，我该大政府就大政府了；自由市场的事你们也别吵吵了，我该政府干预就政府干预了。这似乎颇有罗斯福的气概，但是，我已经说过，今天美国的问题和罗斯福时代大有不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生产能力极强，确实就是一个生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今天的美国，本来就欠着债呢，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本国生产能力根本就满足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求的问题。用同样的药方治完全相反的病症，我看要出更大的问题。
我实在看不出奥巴马就能更好地把美国从金融危机中拯救出来。我已经讲过，美国的金融危机有着深刻的原因，笼统地说，就是它在各方面都老了，美国人“八旗子弟化”了。美国社会老化这个问题使得美国今天的金融危机虽然没有1929年那么猛烈，却比那一次更难解决，换谁都一样，但像希拉里、麦凯恩等至少还稳健一点，少吹一点牛。
第三个来源是外国人。一是骗，骗外国人的钱。在美国金融赌场穿帮之后，这件事的难度越来越高了，大家不仅接受了教训，也没钱被它骗了——也许只剩下想去华尔街“抄底”的中国买办还准备拿着中国人的钱主动去被它骗。二是向外国人借。可现如今，欧洲的盟友自身难保，自己也钱紧得很，有钱也未必会帮它。就连美国最铁，也是最有钱的盟友日本，都连续减持美国国债。只剩下一个经常挨它敲打，被它看作潜在的敌人的中国，还在那里执著地增持它的国债，但中国国内反对的声音日渐增高，使得任何人，对美国再有深厚的感情，要大把花钱去帮它时，也心有忌惮。
第四个来源就只能是抢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超级强大，这是美国唯一突出的长处。我有一位朋友的老板是美国人，她在我的博客上留言道：“有次美国老板和我们说到美国财政赤字难以解决，国债淹脚面。我说阿拉斯加有很多自然资源，美国可以以这个为抵押还款。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真惨到那光景混不下去的时候，好歹我们还有那么多军队可以出去抢钱，何必卖家当呢？”看来这个美国人还是挺坦率的，直白他们在经济危机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军队出去抢钱。我看这是美国人很有代表性的观点，只不过那些记者、教授、政客们未必会这么直白地说出来。然而，如我以前说过的，美国人去抢伊拉克已经被证明效率不高，如果要抢比伊拉克还强大得多的国家，未必能赚。奥巴马不是要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到对于中国和俄罗斯更有威胁的战略要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吗？然而，制造或助长紧张局势，挑唆其他国家打仗，然后卖军火赚钱，确实是美国的长项。所以，中东、南亚次大陆等局势的紧张，应该是预料之中的。
摇滚歌星式的奥巴马“变革”
简而言之，美国的问题是不那么容易解决的，谁当政都不可能轻易解决，但奥巴马摇滚歌星式的执政方式是更不行的。我看他执政不如希拉里、麦凯恩，乃至小布什。有人也许会说，美国的政治制度好，能够制衡一个没有执政经验和智慧的总统，甚至能够制约一个胡来的总统，我在相当程度上认可这种说法。但这样一来，美国所谓的“变革”也就成了胡扯了。
有人把美国选出一个黑人总统这件事本身认为是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变革，认为这意味着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彻底被清除了，并且认为这是全世界各族人民走向大同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纽约时报》称奥巴马当选扫除了美国“种族屏障”，中国一些学者也说奥巴马当选表明了美国种族问题淡化了。我看还不一定。首先，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变坏的可能性都有。种族问题要是那么好解决，现在美国应该早就不存在白人和黑人的分界了——都一起住了好几百年了，早该混血混得差不多了。可事实是白人和黑人的分界还是鲜明地存在着。这次，如果只有白人投票，奥巴马还是输了。有些人说奥巴马这次已经创造了近几十年民主党在白人选民中的最高支持率，但是，考虑到小布什这些年内外政策的不得人心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无与伦比的天时、地利、人和，如果奥巴马是个白人，我认为他一定也会在白人选民中获胜。再次，你看看麦凯恩承认失败的讲话时的场面：在场的几乎都是白人，当麦凯恩说祝贺奥巴马当选时，全场一片嘘声。小布什在临下台时有个讲话，告诫共和党人不要对于奥巴马仇恨过甚，这恰恰说明了在共和党内部对于奥巴马的怨怼超过了以往一般的政权交替。我认为，美国的一些种族主义观念较强的白人反而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变得更“种族主义”，并有可能更多地从思想转化为行动。当然，美国也有相当一部分白人正沉浸在他们的国家选举出一个黑人总统给他们带来的道德优越感中，美国最近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愿意给奥巴马较多的时间来取得成效。但我认为，美国人的这种欣喜如果没有奥巴马所能给他们带来的实质性利益迅速跟上，希望很快就会转化成失望，这时候他们本能的种族主义情绪会不会又上来？
从国际层面上说，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我怀疑奥巴马能做得更好。奥巴马当选，欧洲的欢呼声比美国本土还强，期待美国会放弃小布什时代的单边主义、一味强硬。但放弃单边主义和强硬政策，美国在国际关系领域的问题就一定能解决吗？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伊拉克问题。奥巴马准备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在上任16个月内从伊拉克撤军，把力量集中于阿富汗吗？现在很多拥护他的美国人民都盼着他兑现诺言呢。可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还很难说。现在能说的是，奥巴马准备把兵力集中到阿富汗、巴基斯坦一线，以加强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的围堵，对美国的国家利益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另一个俄罗斯问题，俄罗斯对于美国的挑战姿态是明显的。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奥巴马当选的同一天发表的国情咨文强烈谴责了美国，并明确宣布：由于美国在欧洲部署反导系统，俄罗斯拒绝解散导弹部队的三个团，同时准备在加里宁格勒州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摆明了强硬对抗的姿态。比起冷战后那一段美国一极独大的黄金岁月，俄罗斯的对抗姿态使得今天的美国所面对的国际局势大大复杂化了。不管是谁当美国总统，这都是个难题，奥巴马就能做得更好？我怀疑。而恰恰由于奥巴马是属于少数族裔的黑人，在国际问题上，如果处理不好，他会受到比一个白人总统更多的批评和怀疑。
这次奥巴马的就职典礼，去了200万人，气氛热烈到了极点。毫无疑问，在今天它的民众陷入茫然无措的情况下，美国需要一个摇滚歌星似的总统来调动一下大家的情绪，让大家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困窘。真正优秀的摇滚歌星凯莉在现场把大家的情绪调动到如火箭一飞冲天，但戏散了大家还得回家面对现实。我认为，无论现在美国人民多么热烈地拥护奥巴马，只要他不能立即带来明显的好处，美国今天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他的拥护、国民的团结，很快就会转变成怀疑、批评和分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在当今这个困难时期，由少数族裔担任总统，立即成功便罢，否则就很快会转变成劣势，他会得不到多数族裔背景的总统所能得到的那种谅解和信任。
我在前面的大多数判断，都是从美国的角度出发的。我无意于“jinx”美国，我只是说出自己的一些疑问，提醒大家除了一片乐观之外的其他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我衷心希望美国人民成功。从中国的角度说，我们需要的是警惕美国出现严重危机时，为了摆脱危机选择战争或挑唆战争。所以，张兆垠将军2008年12月2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主张“我们必须摒弃‘和平建军、建和平军’的观念，牢固树立准备打仗的思想”，乃是十分正确和及时的。
十四、中国对西方：“有条件地决裂”
十五、不能再搞“轮盘赌”：把中法关系实质性降低
对于“浪漫开放派”人士来说，大概他们感到最难堪的就是这一点，面对西方，他们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话：我们辛辛苦苦经营一场，不就是朝着你们贴近吗？还要我们怎么把话说透底呢？我们急吼吼跟尼泊尔毛派划清界限（才不管别人骂我们怯懦呢），我们对很多国际事件哼哼哈哈，不就是为着去抹平“洋大人”不快的记忆吗？什么“斯巴达国家”，什么“红色中国”，我们在竭力抹平这个，你们为什么还抱着“洋教条”不放呢？
这就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主张，不惜闹崩了都要去坚持的主张，就是一个坚守底线的问题。什么“情绪化”不“情绪化”？爱把这句话挂在嘴上的人，不妨去想一下：这么些年来，西方和中国，到底是谁在考验谁的耐心？难道被打了脸不作声，那才叫不“情绪化”？习近平最近在拉美对华侨讲话，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在外交场合，在民间国际交流中，经常看到某些批评、某些挑衅，经常有中方人士这样激愤反问：你要我们怎样做才能满意？
搞外交，并不是某些“棒槌”想象的那样，未必是佛陀一样的不形之于色，大多数时间也并非酒杯亲善，就像20世纪80年代某些可笑的“涉外题材”电影，把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场面按照自己小家子想象涂抹一番，说一些欧化句式，哼哼哈哈，整个肉麻了得。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巴外交官朝美国代表脸上悠悠地喷烟，我们可以看到土耳其总理在以色列领导人面前愤而离席，可以看到克林顿面对日本学生鲁莽的问题显示出的窘态，可以看到鲍威尔讲话指责南部非洲内政问题时国际会场的惊讶的尖叫和激动的抗议（甚至还有要上台扭打的冲动表现），可以看到卡洛斯国王打断查韦斯“你为什么不闭嘴”，看到当年的纳赛尔像呵斥小孩子一样呵斥卡扎菲上校和侯赛因国王。人是有情感的动物，情感抉择也是国与国之间的代表打交道的正常规律，爱显示自己见识广的装蒜“高人”从来认为：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毛病。这不对的，国与国打交道，自有它的生物性特点，人们常说的“丛林法则”就是。虽然现在大家批评这个法则很野蛮，但是不等于它不存在了，事实上，国际关系上，以“温情”之壳行使冷酷野蛮之实的事，倒是比比皆是。看看《卢旺达饭店》，不就是这样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的情感比起那些在派对上碰杯的外交官，又能低级多少呢？西方有很多中国通，他们跟我们的领导人打交道，喜欢说一些家常话，比如这样的话：我们是向着你们的，其实我们特理解你们，理解阁下的职务压力（这是特别聪明的西方信使的口头禅，然而在信息分析上不能高估，不能高估这里面的善意成分，因为当年，他们对乌干达的伊迪?阿明也是这么说的）。可是我们有国会，我们给国会、给少数党领袖面子上得有个交待，所以我们得现实一点，你们担待一点，……诸如此类。
早些年就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跟他们切磋的时候，可不可以如法炮制呢？可不可以也这样说：我们特别不愿意这么做，可是我们国内的民意汹涌啊，人民提高认识要有一个过程，你看，这回你们就担待一点吧。
所以，别一说要闹崩了就那么紧张。绝大多数闹崩了，在经验中是可以转圜的。不能转圜，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就值得那样害怕吗？我理解：害怕也是一种情感，《狮子王》上的老王回答儿子辛巴“你也会害怕吗？”说：我只有必要的时候才勇敢。当年诗人李亚伟跟我说：懂得害怕，其实是男人的品质。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又想起张承志当年写到的：投降是一种战争规律。意思是说：军事上的投降，也是一种不失尊严的抉择。然而害怕和怯懦毕竟是两回事，指责“情感抉择”的人士，可能精于这一类知识的归纳，可是他们没有尊严，他们的词库里没有“必要的勇敢”。
有条件决裂的意思，再简单不过。“对抗也是人类交流的一种形式”，“如果和平成为不可能，那么我选择战争”，这些当年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再说到情感选择，其实是人类交往中极其高端的形式。我们经常看到生意场上，老总之间闹掰了，会扔下一句话：你算计都不重要，关键是你在玩我！这里，生物性的反应可以暂时压倒一切。这种反应，也可以是决定性的。
国际间的事情，也是如此。
在中法关系上，就是要明确“惩罚外交”的概念。惩罚，报复，这是国际间交往的常态。
说到萨科齐的表演，他是有着明显生物性的，他的翻云覆雨，看起来有滑稽性的特点。我觉得中国网民对这个人的评判并不幼稚。我们知道意大利的贝卢斯科尼，也发表了一些乱弹中国的讲话，比如“把婴儿放到水里煮”，绝大多数网民的反应，就不会把水平放到他的层次的，甚至还以友善的态度来打趣。但是萨科齐的冒犯，是最卑劣下流的机会主义，他的玩法，连在生意场上都无法容忍，以民间经验来回击他，惩罚整个法国，并不低级。话本小说《三遂平妖传》里有个“发贱鬼”，客人话语温和地向他讨茶喝，他会跳着脚骂人；把他吊起来拿鞭子抽，他讨饶，不但有茶，点心也拿出来了。萨科齐就有点像那个“发贱鬼”。不把他彻底教训一回——就像诗人王琪博常说的黑社会原理：要弄就弄痛！这有什么不对呢？如果不这样，一定于事无补，在这个事情上，中国能不能显得骄傲一点呢？能不能使用“惩罚”这个词呢？能不能搞一点中国情感特色的外交呢？能不能用于承担一定的折耗呢？记得在最蜜月最“开放至上”的年代，我们都敢于把卖台湾潜艇的荷兰惩办一回。在一些不友好国家轮轴闹的情势下，我们不能轮盘赌，不要把外交思路弄得那样零碎，把法国归于“差信誉客户”，着着实实惩办一回。搞一点“解气外交”、儆尤外交，也符合我们开放时代的大思路，成熟的大国心态不光是“宽容”，也有较真儿。
十六、萨科齐见达 赖：了无新意的游戏
这次萨科齐会见达赖，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绕法国走了一圈，就是没去法国，被普遍认为是一次很到位的抗议，中国外交终于站直了。但是事情也许没有这么简单：长期以来，西方大国，一会是德国，一会是法国，一会是英国，一会是美国，一会是日本，一会是他们的中央政府，一会是他们的地方政府，反正总是有一个冒出来，在台湾问题上，西藏问题上，给中国添恶心；而中国的回应呢，一如既往，都是为了对这个冒出来的表示抗议，而大给其他人好处，似乎是想起到某种激励作用。可是长期看下来，他们当中这个冒出来的，始终在换，今天是甲，明天是乙，后天是丙，几圈下来，一个不拉，全都大大地捞到了好处，没有一个真正是受到惩罚的，你说他们是串通好了轮流来的，都一点不过分。而中国这种给其他人更多好处的做法，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激励作用？我看是什么激励作用都没有起到，而且一不小心被别人当猴耍了。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首先，西方国家对于遏制中国，是完全一致的。中国不可能用这种类似于幼儿园孩子“今天我跟你好，明天我跟他好”的方法打进楔子去；其次，以今天西方国家的实际力量，他们虽然力图遏制我们，却也不能把我们从地球上抹去，还得跟我们做生意，同理，以我们今天的实力，也还得跟他们做生意，我们还不具备跟他们全面翻脸的实力。对于他们给我们添恶心的回应，要么是直接惩罚那个国家，如果惩罚有困难，则只能先不理会，但决不应该用奖励其他西方国家的办法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现在还不得不买美国或欧洲的大飞机，既然不得不买，我们就没有以不买西方国家大飞机来惩罚他们的能力，那我们也就没必要以买谁的大飞机来作为外交杠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就应该完全不考虑政治，而是在商言商。我们今天说美国惹了我们，所以去买空客，明天又说欧洲惹了我们，所以去买波音，几个轮次下来，他们还可以借所谓的政治上“友好”而抬价，我们自己却成了傻瓜。
那么，中国究竟应该如何回应呢？难道就是不回应吗？我认为，可以有很多的着眼于长远的回应。首先，我们应该让中国国民清楚地了解，西方人今天是怎样利用了他们的技术优势欺凌我们的，我们要不受他们欺凌，就必须把自己的产业技术提升上去，要造出自己的大飞机，自己的飞机发动机，自己的先进燃气轮机，自己的先进的数控机床，自己的先进的集成电路芯片，等等。其次，我们的主流媒体，早就应该停止对于西方人的美化、神话了，早就该告诉国人西方的真相了。比如，中国的电视早就应该告诉中国人：巴黎的地铁、巴黎的街道有多么肮脏，这一切有很多中国民间的“普通”驴友所拍摄的照片为证。而这一切都反映了法国人素质的低下，以此作为对于法国总统萨科齐对达赖抛媚眼的回应，我看要好得多。再次，我们要让国民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十分孤立的真相，西方人是一丘之貉，丢掉对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幻想，不要幻想他们中间有哪个大善人是对中国更好一点的，中国人必须在被孤立、遭敌视的环境中自强不息，谋取自己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我十年前就写过《光荣孤立论》，那里面的思想今天仍旧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一切回应，都不是直接针对外国，而是着眼于练自己的内功，等到我们练内功练强了的那一天，我们就可以站起身来直接给予那些给我们添恶心的人以严厉惩罚。
我们应该记住一个原则：对于损害我们的人，没有力量就不回应，自己回去苦练内功，以期将来可以严厉惩罚他们；一旦有力量，就予以迎头痛击，叫他们痛到永远记住，而绝没有去奖励他们那些仅仅是某一次没有直接出手的同伙的道理。
十七、论“优秀的中国人”：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
2003年的样子，诗人、供职于社科院文学所研究法国文学的树才带来一位法国人和我们一起喝酒。这个法国人有点来头，长期供职于法国国防部，在中东地区工作了很多年。关于国际关系和中东局势，我们谈了很多，当谈到小布什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名“口误”时，国防部的前专员挑着眉头，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人们太天真了，其实，在布什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头脑里，任何非基督教的文明，都属于“泛伊斯兰文化”，一定要除掉或钳制为后快的。还有什么可多说的呢？
法国前专员的话，在座的人多年以后都能鲜明地记得。
所以当我看到很多富有个性的中国人在巴勒斯坦人遭受屠杀的时候，表现出的那种大快意，那种淋漓酣畅的仗义情怀（当然，这种仗义是给“伟大的以色列战士”的），看到那种不知道由何而生的幸灾乐祸，奇Qīsuu.сom书突然心生恐怖，突然像回到了80年代，想起了我们一厢情愿的充满国际主义热情的年代。就是《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章里所写到的：当年我们被上海学联安排去见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时，我们抱持的那种挑剔的态度。我们思想是那样的解放，我们厌烦主流媒体给我们灌输的“正义”。“正义”在哪里，应该由我们自己去探索，这是对的。然而我们真的去探索了么？难道我们没有不知不觉地被自己的“先验”所左右，以一种贴着西方媚着美国的势利心态冷眼看巴勒斯坦人的挣扎么?这是贯穿了多少年的真实情绪？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问：巴勒斯坦天天死人，有哪个具有“国际胸襟”的中国人站出来举着蜡烛，祷念“今夜我们是巴勒斯坦人”？不可能的，格局太小了，太不讨好卖乖了。我只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看到巴勒斯坦人的凄惨劲儿，只有一种强烈的感受，“生活在有核弹的国家真好”。这个话里的深层信息，大家能捕捉到感受到吗？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事，不和亚非拉弱小民族套近乎，但是能不能不去作践别人呢？你刚刚过上安稳日子才几天呀？对于现阶段的我们来说，吉卜林的诗句也许有教益作用：
假如你懂得在失败之后取胜，
并同样对待这两种假象，
我的儿子，你就会成为一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你做得到人家对你放心吗？我们看到的是，慷慨激昂讨伐弱小民族的做法，急吼吼跟别人划清界限的怯懦的心态，在今天反而有一层“正义”的光晕，而且还能引起欢呼！周孝正教授最近抖机灵，宣布：以色列是个好国家。他的一个吁求，是“信息的对称”，那么，在他的信息空间里，能听到巴勒斯坦穷鬼的哭声吗？
素有“话唠子”雅谑的周孝正，为以色列声辩的手脚功夫倒是不太滞迟，我们应该佩服他从魔术绳索中尽快脱颖的本事，他老人家的故事剪裁，那种怪诞的勾连，阴毒的暗示，把一个遥远的国际事件同内政愤懑、本土愤懑嫁接一体，功夫了得。伊拉克有个“化学阿里”，我们倒应该庆贺中国出了一个“化学周”，周氏化学程式居然是这样的精彩，他散布的毒化气体是：以色列打了哈马斯，中国人岂止是不该谴责，而且应该深情理解，应该叫好！叫好还不够，还要回身反掴中国人自己的耳光！看看以色列怎样拍钱！相比之下中国人怎样的混账王八蛋！从实际效果来看，从网络发言普遍的冷漠态势看，可以援用一句布什被飞鞋袭击后说的话：他想引起欢呼，我认为他得逞了。一个大学生声音微弱地抗议：周教授这种置身事外的“公正”态度其实是一种赤裸的残忍！然而，大学生的抗议只说出事实的一面。搞煽动的人真是置身事外了吗？他摆弄的如此阴毒的“多米诺”，借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把中国人的尊严拿来开涮，引向不可收拾之境，导致另一种心灵的灾难，他的这种用心，难道人们真的看不明白吗？这里，姑且再引用周教授的学生发表的公开信的文字：
我为您的片面之词和为侵略者辩护的荒谬逻辑感到羞愧。……您奇异的和平型侵略者理论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因为您的辩护，让我想起了日本的所作所为，如果对他们灭绝人性的屠杀掳掠视而不见，你更可以赞叹他们民族所创造的种种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甚至连我都不得不为他们美言几句：老家中学的篮球馆是当年日本驻军的兵营篮球馆，也是我见过的工程质量最棒的篮球馆！……我本人不排斥日货，喜欢日本的游戏动漫。问题是，这和我对日本曾经对中国和亚洲以及世界犯下的侵略罪行的认识是两回事！干戈可以化玉帛，但干戈毕竟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不容质疑和抹杀。而以色列今天的行径，对于遭受炮火蹂躏的无辜巴勒斯坦民众，其感受和突然一日我们遭受日美的侵略的感受接近呢，还是和置身事外却还津津乐道于强者对弱者的故作姿态的周教授的立场一致？除了被侵略的人民，谁有资格代他们立言？周教授非常懂得什么叫不合时宜与哗众取宠，但却缺乏一个真正知识分子最基本的客观立场和同理心……或者说知识分子的良心……一个人可以没有如周教授般渊博的专业知识和社会地位，但一个受过正常教育和有着正常心智的成年人，在战争阴霾仍然飘散在弱小国家和人民的今日之世界，如果连这点大是大非都不懂，连这点跨越民族与国界的同情心和正义感都不具备，我只能选择再次无语。
前面说过，在世界各民族中，恐怕很少能够找出中国智识阶级这样的堂而皇之作践自己赚吆喝的“优秀人物”；在世界各民族中，很少能找到这样的智识集团，卖弄一种可耻的论说的同时，根本不打算掩饰自己的势利心态和无原则的叛卖。过去我们常说，二战期间中国大地汉奸如云，伪军如蜂，人民认为这个现象是中华民族之痛，是国耻。归结原因，很容易简单地把它归结为小人式的个人主义，“炮楼一躺，半个皇上”，这类民间情绪，反映了一个国家令人窒息的底层困苦和精神颓唐，因此有人得过且过。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图谱化，在《中国可以说不》有关章节中，我曾尝试着以日常经验和政治情怀来解析这种历史后果，我这样袒露自己的心路：
人很容易变成自己不喜欢的那种人。而且变成了以后，他还动辄自欺：“我变化的过程和那种人不一样。我有很多的值得人们洒泪的故事。”屁话，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80年代历史翻案风正盛的时候，我读过汪精卫的一些信件，深深沉溺于他的悲痛之中，我觉得这个人的情怀要跟写《报任安书》的司马迁相比肩。一时间，我发表了一种奇谈怪论：其实汪氏是一个很痛苦的爱国者。他有崇高的地位，有副官，在重庆有防空洞，他何苦要置个人数十年革命奋斗历史于不顾！我这种小人物的心理左右对汪氏的再评价达数年之久，看看这个人吧：李尔王式的，目睹“沉毒河山”，抒发幽州情怀，多么叫人感动！……其实细想一下：汉奸们何尝不是由一些道德、智谋、气力诸方面都很优秀的中国人组成的？他们投向敌营，何尝又不是中国干部力量的损失？
政治的、军事的、宗教的、文化教育的、新闻业的、实业界的、金融业的济济人才，蔚集在“和平建国”的旗帜之下，抱着举大事者须任劳任怨的信念，从事着为异族人所左右的勾当。……祸国殃民的事件往往是各行各业的高超人物干出来的，他们不一定道德败坏，比常人有理想，比碌碌无为者有意志力和牺牲精神；有节操，守纪律，有令人热血沸腾的信念，有甘愿孤独成为寂寞圣贤的情怀。但我们不可能不以史学的眼光看待另一种东西，即社会的、经济的、文化上的严重事实，和造成民族前进滞迟的罪恶。
我写的这段话后来遭到了冯英子老人的批评，我觉得老人家没有读通我的话。我接受他在史实上的驳厘，他说汪精卫在重庆时代是拿了日本人的钱的，但这个并不妨碍我的观点延展下去。
那么现在来看，中国人的优秀人物中，有没有这种精神堪忧的现象呢？当然我们不会像麦卡锡那样，用“非美委员会”的严厉绳尺来给现在的松弛混乱的精神状态做断语，实行文字上的指控。但是至少要点出：我们中国确实存在着这种令人堪忧的精神前景！记得建国以后，直至1979年，我们修订的各本宪法，都把惩办卖国贼放在导言里，以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夸大敌情观念的做法，“卖国贼”这个词语从宪法中隐去了。而我们在今天看到的，民间纷涌起各式各样对“汉奸”“卖国贼”的指控，恐怕不再是道德清教徒们的迫害幻想了。它有事实的依存，有大量可以公开看到的堕落的征兆。
一说到这一点，有人就跳出来了：开历史倒车了！出“爱国贼”了！
只要说出这样的不愉快的事实，就有人跳出来把你赋予一种色彩。“爱国贼”这个组合嫁接，是南方都市报装蒜小丑们最突出的发明，且不说它是最糟糕的修辞，语义上毫无知识可言。即使从事实来看，它也是不明大局一叶障目的。
谁要对外部压迫发表一些抗议的意见，谁就是反改革。这是《交锋》的逻辑，“唯开放论”忽悠国人的言论。《交锋》热起来的时候，作者之一马立诚到处作报告。台上发言，台下记录，啧啧，风光无限啊。而在“改革破阻力”兴奋情绪高涨的时候，我们就有保留意见。我经常对香港的媒体朋友说，你们这些年的兴奋点就是找内地的激进派和保守派，任何一个事情，你们都能解读出一段左派右派拉锯战，然后来一番拜占庭宫廷阴谋描绘，夸饰一些不存在的困难，为改革车轮找碾碎的对象，毛泽东批评过的，“揪人”。有人批评民族主义是在转移国内矛盾，搞民族主义的人起了坏作用。我看热衷于这种故事的人应该反躬自问：制造拜占庭神话，是不是转移矛盾，沉浸在这种兴奋当中不能自拔？看一下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吧，那个时期，中国的青年人也跟着改革派激动，大家都知道苏联党内有个保守派叫利加乔夫，我们一边跟着新思维跟着那种斗争的幻觉心潮起伏。我每次在电视上看到利加乔夫的脸，看着他那张官僚式的冷冰冰的脸，想象他如何搞阴谋诡计，会涌起对保守派官僚的愤恨。后来回想起这段感情经历，有点好笑：自始至终，利加乔夫在哪里？利加乔夫呆在他呆的地方，其实没招谁惹谁呀。利加乔夫的存在意义，就像历史上“破辽鬼”的幽默：金国打辽国，攻打的理由就是辽国收留了金国的叛臣，一次一次打，终于把辽国灭了，结果怎么着？金兵把那个叛臣老头儿逮住，打了一顿，放了。那老头儿安度晚年，逢人便自我介绍：我叫“破辽鬼”。还有一个安德烈耶娃，她发表了一篇《我必须坚持原则》，当年中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着苏联的改革，这篇文字在当年《参考消息》全文登过，中国人也跟着为苏联改革的前程担忧。结果是那个共青团报纸为发表安德烈耶娃的文章向全国道歉。我们也长了见识，反改革的打手原来是这个德性，而今天回过头看，当年看起来那么讨厌的安德烈耶娃倒并不讨厌。她那缺乏策略性和亲和力的论点，从实际后果来看，每一个都是对的。
想到这个插曲，真想祷念一句“天佑中国”。好在我们有邻国的悲剧，好在我们有各个方向的堵压，好在我们有了这么些年的一些内部折腾。我们没有走到那么不堪的境地。
我们知道，马立诚后来成为了民间道义指控的首当其冲者。他为日本二战期间暴行的“折中”，抗日军民与哈马斯的类比，就是中国“优秀分子”思维品质出了大问题的突出例证。在这一点上，很多愤世嫉俗的中国知识分子是非常羡慕他的勇敢的。这倒是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以前总是这么去想：中国的民族虚无主义，肯定不是好玩意，但从自戕程度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过头，至少没有去触那个底线：比如中日战争的是非底线。现在看来，他们的勇毅果决，超乎我们的想象。时代大气氛的宽容，使他们有这样的空间，把对本民族使“倒拐”的话说得非常满，把遮羞布都弃而不要了！（因为我们以前的经验是，很多亲美的知识分子也会玩一把爱国秀的，他会举例：你看，我讨厌日本帝国主义！）中国老百姓应该感谢他们这么去表现，因为他们已经不屑于去搞“言说策略”。马立诚等人的“勇敢”是在挑战民族底线，在中国并不积弱的年代，他们的这一番表演，很精准地刻画了精英是怎样制造堕落的“时代精神”图谱的。如果他们不加检点，任由自己高蹈下去的话，未来的汉奸排行榜上，会少一些争议，少一些曲笔解读。
十八、爱国，关乎吃饭问题
十九、中国可以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