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论一国人民的智德５５

来治疗呢？如果这样治，他一定是个庸医。本来，坠马只不过是发病的近因，而实际上是由于他多年饮酒不知养生，早已引起了脊髓衰弱，恰在这个病症将要发作时，从马上跌下来震动了全身，因此才突然发作，成了半身不遂之症。所以治疗方法，只有先戒酒，使致病的远因即脊髓的衰弱得以恢复。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会明了这种病源，治疗也很容易。

但是，讨论社会文明的学者，就不然了。他们多是庸医之流，只知迷惑于当前耳目所见闻的现象，而不知寻求事物的远因，不是被这个所迷惑，就是被那个所蒙蔽。象这样的人也要标奇立异，妄想作大事，那简直是盲人骑瞎马等于胡闹。为这种人着想，真是可怜！若为社会着想，也非常可怕。

上面讲过，世界上的文明，既然是普遍赋予于一国人民的智德的反映，因此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也是和国民的智德有关联的，不是区区两三人所能为力的。全国的形势不是凭主观想使它前进就能前进，也不是想使它停留就能停留的。

下面再举两三个历史上的事例说明这个道理。本来在讲理论时，引用历史文献，文章冗长难免使读者生厌，但是，根据历史来谈论事理，犹如给小孩吃苦药时掺点糖使他适口些一样。因为初学的人，理解无形的理论比较困难，如果掺些历史事例说明理论，就能帮助他理解得快些。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湡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湊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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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文　明　论　概　略

正是说明遇时之难。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是否说，周朝诸侯如果能任用孔孟，委托国政，天下必然大治，而没有重用他，这是诸侯的罪过呢？

道真的远谪、正成的战死，难道也是藤原氏和后醍醐天皇的罪过吗？如果说“不遇时”就是不合两三个人的“心意”

，那末所谓“时”

，难道就是由三个人的心意形成的吗？假使周朝诸侯，偶然重用孔孟，后醍醐天皇听从楠氏的献策，果然就能象今日的学者所想象那样，完成千载一遇的大功而成大业吗？

所谓“时”

，和两三个人的愿望没有什么差别吗？

所谓“不遇时”

，就是指英雄豪杰的愿望和人君的愿望互相矛盾的意思吗？依我看来，完全不是这样。孔孟之未被任用，不是周朝诸侯的罪过，而是另有使诸侯不能任用他的原因。楠氏之战死，不是后醍醐天皇不够明智，而是另有使楠氏陷于死地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时势”

，当时人民的“风气”

，也就是当时人民普遍赋有的“智德”水平。下面来论证这个问题。天下的形势，就好象轮船的航海，执掌天下大事的人，就好象航海人员。假使这里有一只一千吨的轮船装有五百马力的蒸气机，如果航速每小时五浬，十天可以航行一千二百浬，这就是轮船的速度。

任何航海人员，用任何方法，也不能把这五百马力增加为五百五十马力，也无法把一千二百浬的航程缩短为九天。航海人员的职责，只是在机器正常运转的条件下充分发挥驾驶的作用。假如有两次航行，初次用了十五天，第二次只用十天就到达了目的地，这并不是由于后者的技巧，而是由于前者拙笨，第一次的航海人员妨碍了蒸气机发挥潜力。人的拙笨是没有限度的，同是驾驶一只轮船，就有用十五天，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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