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学院
从楚云儿那里回来之后，石越紧接着就引起了四月分的一场风暴。
因为唐棣等人还没来得及接到朝廷的任命，这也让他们在这场风暴中，依旧担任着助手的角色。
熙宁三年的四月，本来应当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季节，却也是个多事的季节。
在朝廷中，王安石开始了对御史台异议分子的大清洗，自御史中丞以下，一大批台谏官员，被皇帝赶出了朝廷。
而在民间，刚刚出版《论语正义》、拒绝赴茂材制科考试的石越，再次刊发了惊世之作──《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这本书的内容，是石越凭出色的记忆，综合了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和惠栋《古文尚书考》的考据，证明东晋梅本《古文尚书》是晋人伪作。
不仅如此，在书中，石越更是直接攻击《今文尚书》除了《西周书》之外，也全部是后人伪作。
《尚书》作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在学术层面，受到了石越最猛烈的挑战！
这就是石越和唐棣等人自《论语正义》之后，一直在做的事情之一。
本来在北宋的时代，今古文《尚书》并没有分开，一直合在一起出版，要到朱熹时，才开始慢慢怀疑到今古文《尚书》，把今古文《尚书》分开来讲。
此时，石越直接攻击《古文尚书》是一部伪作，而《今文尚书》，则大部分是战国人写的伪书，如何不引起轩然大波？
士林顿时一片哗然。
石越费尽心思写出这本书，并公开刊行的目的，除了是要进一步确立自己在学术上的地位之外；就是想要颠覆当时人们对上古三代（尧、舜、禹）的认知。
关于三代最原始的资料，出自于《尚书》，一旦《尚书》的真实性被质疑，那么其权威必然大大下降。
而石越便可以借机重新解释经典，构建一个新的上古三代；并且还可以引发一点疑古的思潮。
如果说，《论语正义》刊印之后，是赞扬远远多过批评的话；那么，《疑古文尚书伪作论》一问世，首先便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舆论几乎是短暂性失声。
而等到最初的惊愕之后，留给众人的，便是一种复杂的心情。
石越考证之细致精确，让《古文尚书》之伪，几乎成为一种无法辩驳的事实，士林也只能平静地接受。但是，对《今文尚书》的质疑，却未免有证据不足之嫌。
一时间，批评的声音都是针对《今文尚书》部分而来，其中攻击得最卖力的，便是陈元凤。
只不过他的反驳，完全是对石越人品的责难，在学术上实在没有太多的意义。
而石越对《今文尚书》某些部分是否伪作，并未给出定论，这些反对的声音，没有引来石越的辩护，反而引来了不少著名学者的辩护。
《疑古文尚书伪作论》的刊印，真正引发了一次学术大讨论，其直接结果就是朝廷明示天下，从此考试不再考《古文尚书》！
至于今文经与古文经的战火，由此重新点燃，这却是石越始料未及的。
四月的风暴，并非仅此而已。
四月下旬，石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自己创作的作品《三代之治》出版。
这本书全文不到五万字，是一部乌托邦式的著作，以复兴上古三代的名义，讲述了一个理想化的世界，包括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等诸方面的内容。
石越与苏东坡所谈的民主议会的思想，便反映在这本书中。
其中心思想，无非是天子是受命于民，而非受命于天，得民意者方能治天下，又指出天子最可倚重的，不是士大夫，而是老百姓……
「石越通过攻击《尚书》的真实性，先空洞化对三代的记载，然后对上古三代进行自己的解释，借三代的名义抢占对儒家经典的制高点，再辅以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完成对儒家学说内部的改革。」──这是后世对石越种种行为的解释。
当时的宋代，在文化方面，实际上和汉武帝时代的情形非常相像。
经学经过两晋之变，在唐代复兴，却又慢慢让位于诗赋，五代士风沦丧，可以说在宋代，迟早要有一种新的学说，来占领思想界的王座，这是一种客观需要。
所以，先有所谓的「古文运动」，然后有王安石的《三经新义》，最后，有朱熹完成的理学……
群雄逐鹿，最后理学捷足高登，主导中国数百年的思想史。
此时石越的作为，不过趁古文运动已到最后的辉煌，正准备完成它对晚唐以来艳丽的文风最后一击；而「王学」尚未问世，理学影响未大之际，趁虚而入，以一系列的新说，加入到这场争夺思想界王座的竞争之中。
在《三代之治》的序言之中，石越提出来「复古、朴实、求是」三原则，继承古文运动的精神，他公开说三代无书，汉人之文风最合三代的精神，文章应当学西汉。
而做人或为文，都应当讲究朴实无华，不应当追求浮华的东西，文景之世，皇帝诏书如同白话，最值得赞赏。
三代尧、舜、禹，汉代文景，没有皇帝给自己加尊号，他们的令名照样传之于后。
石越因此大胆地在文中呼吁皇帝，不要给加自己那种长而无实的尊号──这一点，其实是谋定而后动。
赵顼对于加尊号，的确是没有什么兴趣，终其一生，没给自己加过什么尊号。
石越又提出来做事要讲证据，重事实……
《三代之治》一经出版，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汴京城的读书人睁大眼睛，想看看石越的新作，桑氏印书馆几乎没有停工的时候。
之后引起的议论，更加超过了《疑古文尚书伪作论》。
毕竟，后者是一部考证的书，真正能从中间找出问题来辩难的，都是比较高明的人物；而《三代之治》，则主要是一部空想理想社会的书，但凡空想，只要是人，便可品评一下得失。
「自古以来，君为天、臣为地，君为干、臣为坤，子明所谓议会，以士绅百姓议论官府，以黎庶与九五为一体，似有混乱阴阳乾坤之嫌？」王安礼谨慎地问道。
石越随手画了一个太极图，交给王安礼，微笑不答。
王安礼看了一会，突然开怀大笑：「原来如此，妙，妙。」
唐棣等人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闹什么玄虚，柴贵谊忍不住悄悄问桑充国，众人之中，以桑充国与石越相处时日最多，对石越的学说了解最深。
桑充国微笑道：「阴阳一体，方为宇宙。
「世间至道，极阴便是阳，极阳便是阴。九五之尊为极阳，黎庶百姓则为极阴，二者表面看来相距悬殊，实则一体。」
「子明在《三代之治》中，倡议天下普设学校，立图书馆，欲使天下人皆得读书识字。
「然则自古士农工商，各有所事，此天命也，子明欲使人人皆为士，可得乎？」苏轼虽然是杰出之辈，脑子里却未免还是有那些等级观念。
「在下闻孔子曰：有教无类。未闻孔子以士农工商而有教与不教之别矣。且士者，本出于农也，故有耕读之家。工、商之间，亦未必无贤者，陶朱贾人也，傅说工人也，二者非为不贤。
「君以为工商不得读书乎？以为读书不可以为工商乎？」石越悠然答道。
……
《三代之治》自问世之后，其中称赞者固然不少，但是，众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以为然之处，所以问难辩论，便成了家常便饭。
其中对《三代之治》持最激烈意见的人，竟认为这本书是无稽之谈，荒诞不经，不过是《准南子》之类的杂家之言，不能登大雅之堂。
但是，大部分的读书人，却多多少少对书中提出的理想社会很有兴趣。
其中提出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之类的理想，更是被大部分儒生，认为这正是儒家经典所说的「大同之世」。
普遍的质疑，还是集中在某些具体措施之上。
皇帝赵顼曾经很认真地问王安石：「石越《三代之治》，可以施之于世否？」
王安石正色答道：「此非臣所能知也。唯其中议论，颇有迂阔之处，其谓耕者有其田，自井田崩坏以来，历代无人能复之，如何能得耕者有其田？
「又谓广立学校，臣以为州县立学，已属不易，全国遍立，所费几何？此石越所未深思之故。然其意甚善，亦未必无可采之处。」
王安石这还是持平之论。
有大臣在赵顼问到议会制时，愤愤不平地答道：「这是石越想要离间君王与士大夫，其心实可诛。」
弄得年轻的皇帝一脸愕然，说道：「不过论是非而已，何至于此？」
《三代之治》出版之后，新党们看到的，是一个包含着改革思想的年轻人，慢慢崛起。
虽然石越已经通过曾布，向王安石表明一种中立的态度，但是，王安石并未十分介意。
毕竟中立不是反对，他还是乐见这个难得一见的奇才诞生的──虽然反对派诸大臣对石越的举荐，依然让他很不快。
而在旧党一面，司马光等人欣赏石越的才学，赞赏他不愿当官的人品；苏轼则和石越有不错的私交。
另一些元老大臣看重的，却是石越虽然身世不明，却一向以北方人自居──这些大臣们普遍相信：北方人比南方人要值得信任！
况且，石越又得到司马光等人的举荐，大家对他更无恶感。
所以，无论新党、旧党，并没有人想去阻挠皇帝新一轮的征召──虽然，对于石越写在书中的某些观点，很多人是不以为然，甚至极度反对的。
当然这种情况，也许不过是因为大家的精力，都放到了朝廷中关于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上去了。
没有人愿意花时间，来对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以致莫名其妙地树敌。
况且，石越表现出的才学，也足够构成朝廷征召他的理由了。
熙宁三年五月，皇帝的使者再一次来到桑府，重演了三月的一幕。
虽然皇帝的诏书，比上一次更加恳切，对石越的评价也更高，但是，石越依然用老的理由拒绝了。
而最夸张的是，使者走之前说的话，都和上次那位说的一模一样──当然，他口袋里，也有同样的一贯铜钱。
苏轼和王安礼不约而同地来到桑府，劝石越出山，结果发现石越的态度非常坚定。
二人虽然无可奈何，却始终不肯死心，只是与石越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不胜其烦的石越，为了对付这两个说客，不得已拿出正在写的几部书的草稿，请二人指教。
果然，这几部书立即就把二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略略看过之后，王安礼问道：「子明，这些奇技淫巧之说，虽然颇得精妙，然于世道人心何用？」
苏轼也注视着石越，显见二人有同样的疑惑。
石越笑着背了一段经典：「伏曦造琴瑟，芒作纲，芒氏作罗，女娲作笙簧……」这是《作篇》里面的内容，讲叙的是上古圣贤发明创造的事迹。
背完之后，石越说道：「奇技淫巧，若为无用，则伏曦、女娲、黄帝、舜、禹等古之圣人，为何皆有发明？这是圣人之事，哪里是奇技淫巧？
「现在的人，以为此等事不过小人之学，君子对之甚为轻视，我以为，这就是今之不如古的原因。」
虽然觉得石越的说法，未免有点强辞夺理，但是，《世本》中的确有这一篇，讲古之圣人发明创造的故事，若依石越的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二人虽然都是辩才无碍的人，但是，对于石越的这种观点，倒也一时想不到哪里有什么不妥。
王安礼温厚地一笑，说道：「子明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真让人难以驳难。
「只是，把工人之事当成圣人之事，只怕士子们不太服气。且这些东西，甚至不是工人之事，而是杂学。」
苏轼爽声笑道：「杂学便杂学，古之君子，于经典之外，骑射博物、天文算术之学，无所不通。身兼数家之学的，今日也未必没有。
「只是，如子明这般博学，似乎天文地理无所不通，又如此年轻，真是所谓生而知之者。」
当时的许多儒生，对于天文、地理、算术、植物以及占卜算卦，都是颇为精通的。
只是，他们受「君子不器」的影响，大部分人不愿意以全部的精力去钻研这些，只是当成一种业余的修养，这一点上，和石越的立意大有不同。
一经石越点破，苏轼眼前便豁然开朗。
石越给王安礼、苏轼看的书稿，被后世称为「石学」之始，也被一些人称为「杂学」。
这几本书分别是《算术初步》、《几何初步》、《地理初步》、《逻辑初步》，这四本书加上其后的《物理初步》、《化学初步》、《生物初步》，并称「石学七书」，陆续在熙宁三年的六月分出版。
这几部书的内容，可以说相当浅薄。
它们的可贵之处，是提出了一些理论要点，并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科学技术进行理论性的总结与归纳。
当时宋代的技术，已经累积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各种技术发明，让现代人都瞠目结舌，例如在宋代的兵器谱上，火药兵器数以千百计！
其他种种发明与创造，更几乎让人怀疑，那是一个现代社会。
但是，独独缺少的，是科学理论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在这方面的天生缺陷，也可以说，是历史没有给中华文明这个机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说，中华文明和现代科学之间隔着一扇门，那些门的钥匙叫「科学理论」，那么，此时石越无疑是告诉了中国人那扇门的存在，告诉了他们打开门之后所会发现的世界，告诉了他们制造钥匙的关键。
接下来的，就是中国人凭自己的聪明，去制造钥匙，推开那扇门了。
这就是「石学七书」的意义所在！
从此中国的科学家们，不再用全部精神致力于解决一个个的技术问题，而是开始去总结发现科学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技术的创新──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学习过「石学七书」，在有限的时间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是知道了一些「杂学」，看起来并无用处。
但是，对于那些已经在科学领域达到一定高度的人来说，无疑是让他们眼前豁然开朗。
但是，石越始终只是一个文科生。
七部书中，《算术初步》略好一点，也不过是初中的水准；《几何初步》就实在太简单了，号称为「书」，可全书不过一万字，只讲了一些简单的公式；《物理初步》也不过是初中的部分理论。
最糟的是《化学初步》，完全就是一本理论书，石越根本记不住那些分子式，只好在书中罗列各种理论与化学现象数十条，提出各种问题近百个，篇幅不过两万多字，普通人根本不可能看懂。
《地理初步》最引人为注目的，是提出了地圆说，这在中国倒并不会导致迫害，远在汉代，对此就有不少假说，只是人们相不相信，却要另当别论──《地理初步》的确也经常被人们当成第二本《山海经》来读。
《生物初步》中，为了避免太大的麻烦，石越没有说物种起源，只是介绍了化石的作用，又讲了一些人体的构造之类──这是最难写的一部书，顾忌之处，实在太多了。
最好写的一部书，则是《逻辑初步》，是一本纯粹的哲学书。
石越在「石学七书」中，毫不客气地使用了大食（注十九）数位１０与字母文字。
这两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宋的出版物里，为此，石越不得不特别写了一个「凡例」，对此做出详细的解释。
这个凡例的字数，竟比一部书的内容还要长──虽然用字母文字表达，不是没有办法可以替代。
但是，石越毕竟是受现代教育，让他改成另一种东西来解释一些公式，他本来就不太明白的理科头脑，肯定会更糊涂，何况引进一些符号文字，并不是一件坏事。
只不过，后来大食数位和字母文字的命运迥异，前者很快就被广泛采用，后者则一直只有一些精英阶层做学问时才用。
在六月的夏日出版的「石学七书」，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人们已经慢慢习惯了石越带来的一个个的惊奇。
关于他的种种谣言，开始流传在市井之间。
最好的说法，说他是「文曲星转世」，所以这么年轻，就有如此好的学问，连皇帝都两次征召他。
而最坏的说法，说他是一个大骗子，他骗了一个垂死的学者的文稿，然后刊行于世，骗取名声，所以皇帝征召他不敢应诏，是怕露了马脚……
不过，「石学七书」依然在比较小的圈子里引起了注意，大部分赞扬的评语，都是从这些小的圈子流传出来的。
也有不少读书人明明看不太懂，也要买几本回去充充门面──当然，《地理初步》和《生物初步》、《逻辑初步》例外。
不出石越所料，《地理初步》只有少数人识货，大部分都当成海外奇谈来看，真正的《山海经》宋代版！
《生物初步》引发的结果则是惊奇，人的心只是供用血液的？我们是用大脑思考？这实在有点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逻辑初步》在有学问的人眼里，被认为是「虽则不无道理，然亦名家之言矣，略胜古人，非正道之学」。
这三部书，正是导致「石学七书」又被称为「杂学」的主要原因。
但不管怎么样，朝廷在六月下旬明诏天下，以后公文、考试，必须采用「标点符号」，允许使用「大食数位」记数，都是对石越某些倡议的认可。
而紧接着，对石越的第三次征召，也不能说完全与「石学七书」的刊行无关。
石越却依然毫无新意的，用一个老理由，拒绝了这又一次征召，完全不理会诏书中，皇帝对他这个已经用了两次的理由，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这个石越真的不想做官？」年轻的皇帝未免觉得有点奇怪，才二十多岁就不想做官，实在少见，不过，朝廷也极少征召过二十多岁的「茂材」。
「陛下，臣不敢妄说，只是石越断非无意功名之人，否则不会在半年之内，刊行著作十本。」王安石其实很理解石越——想做隐士的话，你出什么书呀？
「那是什么原因不愿接召？」赵顼更加奇怪了。
「依臣妄自揣测，或者是对茂材制科不以为然。」王安石不负责任地说道。
「何以见得？」赵顼有点不快了，茂材制科都不来应试，你石越又不是身有功名的人，难道想要我直接给你官职？
「这个臣也只是揣测。」
石越三拒朝廷制科的征召，半年内十部书的刊行于世，终于让他名噪天下。
石越对于自己成为大宋的名人，显得宠辱不惊。
「石学七书」出版之后，他的日子就渐渐悠闲。唐棣等人陆续放了外任，一个个到地方上任去了。
他除了和桑充国谈谈学问，问一问印书坊的情况；便是与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把酒言欢，纵论古今；又或者在家里陪着桑梓儿，品评诗词、丹青……
总之，熙宁三年的七月，除了天气热一点之外，实在是石越过得最惬意的一段时光。
桑俞楚也非常高兴，因为家里出了进士，又住着一个石越。他如今的身分地位，早已不同往日──有几个商人家中，接钦使都接过三次？
虽然，他讲究喜怒不形于色，但是，心中却也不免暗暗得意。
不久，他又接到唐甘南的来信，说他在杭州一切顺利，那边的地方官，也知道他唐家出了一个进士。
唐棣和石越关系非常一般，石越又是皇帝屡召不起的人，若有一天大用，那肯定是显宦，因此，谁也不愿意这时候得罪唐家。
加上唐甘南颇知上下打点之道，隔三差五，各个官员都有礼物送到，自然更是对一切大开方便之门。
唐甘南又在信中，询问桑氏印书馆的情形，问他是否有意在杭州开设分店──不过这事，还是要先听听石越的意见，无形中，众人都开始唯石越马首是瞻了。
把唐甘南的信给石越看了之后，桑俞楚问道：「贤侄之意如何？」
石越略一思忖，说道：「江南读书风气日炽，印书坊也特别多，竞争定然激烈，这事还是给二叔自己处置吧。只需告诉二叔，若要印书，就可不拘一格，经史子集到佛道典藏，诗词曲艺到评话杂谈，只需有人买，便可以印。
「另外，我听说江南杭州颇多能工巧匠，二叔可以试试彩色套印，若能成功，定然受欢迎。」说着，又介绍了什么是彩色套印。
桑俞楚连忙点头称是：「这是好主意。」
石越又笑道：「我们这边用的流水生产方式，也可以和二叔说说，便是做棉纺，未必不可以用这些方法。做生意，自然是成本越低越好的。」
「那是自然。」这一点，桑俞楚深有同感。
说完这些，石越沉吟了一会，抬头注视桑俞楚，说道：「小侄也有一事，正想和伯父商议。」
桑俞楚见到石越如此郑重的样子，便知道一定是有什么大事，他习惯性地摸了摸短须，微笑道：「贤侄请说──」
「我想创办一个书院讲学，这事还须伯父周全。」石越语调虽然温和，态度却是异常地坚定。
桑俞楚不由得一怔：不去当官，却想去教书，而且要办书院，这个石越的想法，倒真是奇怪。
他想了一会，才说道：「各地办书院，或有地方官支持，或有士绅合力资助，才能够维持一所书院日常的开销。
「士子们大抵并不富裕，多是平时耕种，闲时念书，半耕半读，方能勉强生活。以贤侄今日的声誉，创办一所书院，倒并不困难……」
石越起先并没有想到这许多，他也在心里计议了一会，说道：「官府的支持，且不去说它，开封府虽然会支持，但先不必计算在内。如今之计，先选一处好地方，置办学舍。
「附近的乡老，对于在本地办学，当无反对之理，再拜会附近的士绅，请他们一起出资赞助。如此当无太大障碍？」
不管多大困难，创办书院，他是志在必行。
桑俞楚知他误会，摇头笑道：「置办学舍等等，不必找别人，贤侄要做的事，我断无旁观之理。这笔钱不必劳动别人。
「这中间最大的困难，是书院士子们的生活如何保障，以贤侄如今的名声，想来读书的士子们，人数必然不少，要长期养活这许多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石越不料他担心却是这件事，不禁哑然失笑：「我这书院，与平常的书院有所不同。当日孔子给三千弟子讲学，难不成还要养活这三千弟子？
「各地书院半耕半读，那是因为其弟子都是附近乡党子弟，那都是有几分义学之意。朝廷办学校，那是为国家养材，所以要给这士子们发薪俸。我这书院，却另有规模。
「凡是来此学习的士子，每年交学费一贯，食宿、书本、笔墨自理，须连学三年，方得卒业……」
当下，和桑俞楚细细说来，直把桑俞楚听得目瞪口呆──这样的书院，也会有人来读？
虽然半信半疑，但是，桑俞楚依然决定支持石越。便由石越和桑充国在开封城西南十里处叫「白水潭」的地方，选了一个院址。
那本是一处白姓家族的公地，几个小土丘上种着一片果树林子，附近有一个水潭，颇见清幽，而且离官道也不太远，石越与桑充国一眼就看中这地方。
白家的族老听说要在这里办书院，也非常高兴。族里几个读过书的秀才，都听说过石越的大名，和族长们一说起，那更无不答应的道理。
他们愿意用半价出售那块地，条件就是在书院中顺便办一所蒙学，让白家的子弟免费上学，白家则付给先生食宿与礼金。
这个要求也是很寻常，石越寻思着，自己虽然本意并不想办一所蒙学，但是，也断没有拒绝的道理，便一口答应下来。
位址定下来之后，便开始建学舍。石越一心想着要早点建好，桑俞楚便也不计成本，青砖、石灰石、木材，全部购买。
看着那一堆堆的石灰石，石越不由得有点纳闷：「这时候，人们就兴用石灰粉刷房子了？」
找了工匠询问，才知道这石灰石，不单是用来做粘剂，也是用来整齐地面的。
用石灰石和黄土整齐的地面，光滑无尘，几十年都如镜子一样平整。只是，因此要花的人力、物力，也不是一般人家承受得起的。
石越自小在农村长大，小时候家里烧红砖，盖房子、粉刷墙壁、用水泥砌地面，可以说他这一代人，只要是农村的，就无人不曾经历过。
而且这些事情，多半是要自己动手帮忙做事的，挖黄土用砖模做砖的事情，他小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土法烧水泥，石越也相当熟悉，此时正好用得上。
用石灰石混合百分之二十的粘土烧出来，便成为水泥，用水泥做粘合剂、或者粉刷地面，比起宋代人用石灰石与黄土砌地来，效率高出太多了。
他这点小发明，被那些工匠们惊为天人。
几个秀才本来以为，石越不过是关心校舍的建筑，才整天泡在这里。
他们不肯放过这个和名人交流的机会，时常过来请教，此时见到石越还有这种手段，无不佩服万分，一个个大呼「能者无所不能」。
如此，在白水潭忙忙碌碌，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这院舍才一切妥当。
在这段时间里，石越、桑充国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也变得非常熟悉了。
因为，族长要求族里的男子，轮班去给学院义务帮忙，而村民们来做事，也是完全当成给自己家里做事一样，尽心尽力。
石越许久没有见过这种纯朴的场面了。
所谓「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他见当时便是中等人家，也是用土砖盖的房子──这土砖盖的房子自有其好处，但是最大的坏处就不通光。
白水潭毕竟是郊区，比不得汴京城里家家都烧炭，房子经柴火一熏，更显得阴暗。
石越便教给他们烧红砖的方法，虽然成本比土砖要高，毕竟要用到煤，但是，比起青砖来，却要便宜许多。
兼之石越平时说话非常和气，谁家实在太穷，他也会忍不住动恻隐之心，随时送点钱物。
一时间，整个白水潭的村民，对他都非常喜欢。
连方圆十里的人，都知道白水潭来了一个很和气的大人物──这个大人物，不仅仅学问让村里的秀才们佩服，据说李家的李秀才，平日读的书就是他写的；而且，就是盖房子、烧砖这样的事情，竟连老师傅也比不上他。
但凡传闻，必有夸大，村民们暗地里早就开始传说，这个石公子，其实是某某星宿下凡，专为扶助赵宋官家建太平盛世而来的。
以石越的本意，其实，从来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
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部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
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是一个时代的开始。
几部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
但是，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石越却是连想都没有想过。
只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部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熙宁三年九月，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地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
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王安礼、曾布等人，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请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石越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汴京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更加激烈了。
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谨慎行事，推行新法，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地驳回。
他在经筵（注二十）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牙切齿。
与司马光冰炭不相容的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一箭之仇；而司马光却毫不动摇地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终于重重得罪了新党。
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的名声，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
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
而差不多同时，司马光也终于认定，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皇帝已经不可能接纳自己的主张，便决心离开朝廷，于是主动向皇帝请求出外（注二十一）。
赵顼一气之下，竟然贬他去与西夏接壤的边境永兴军做知军。
此时，宋、夏战事不断，西夏屡屡以数十万之众骚扰边境，宋朝边将战死者数以十计。
新任参知政事韩绛，刚刚被任命为陕西宣抚使，前去主持大局──在这种情况下，让司马光一个文臣去永兴军，分明是欲置之死地。
不料，司马光竟然毫不犹豫地接旨。
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称为「朝辞进对」。
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
赵顼被他激得勃然大怒，若不是因为他是名臣，赵顼几乎想要逼他即日离京！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有人突然诬告他卖私盐！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明显就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
当苏轼穷困之时，三朝元老韩琦赠银三百两给苏轼，他也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控走私食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而他不接受韩琦的赠银，也被说成是沽名钓誉之举。皇帝赵顼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他到底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
这时的苏轼，也只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带着愁容。
石越和苏轼交情已是不浅，见了苏轼之后，便直问缘由。
苏轼把前因后果略略一说，因为怕让石越更加不愿入仕，反而强笑着安慰石越道：「我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注二十二），也未必有事，王驸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
「皇上不过一时受人蒙蔽，子明切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
他口中的王驸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说道：「司马光罢判西京御史台，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奇道：「君实现在是罢知永兴军呀？」
石越自知失言，连忙掩饰道：「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奇$%^书*（网！&*$收集整理，小弟一时失言了。」
苏轼受佛教影响甚深，对这些事情一直半信半疑，此时，心里对自己的前途忐忑不安，便想求一个安慰。
他又素信石越之才学，断非江湖术士可比，便笑道：「子明有这种异能，可否为愚兄卜上一卦？」
石越暗暗叫苦。
苏轼的命运，他自然是知道的，但是，自己做了这许多的事情，谁知道历史有没有改变？只得干笑几声，道：「智者不必知命，尽人事而已。孔门弟子，不宜信奇门之说。」
苏轼见他如此说，倒也不以为意，纵声笑道：「正是，正当如此。倒是愚兄俗气了……」
二人又说起石越这两个月筹办白水潭书院等等事宜，苏轼正容说道：「讲学于山野，为国家育才，也是正道，此孔子当年所为。
「然而，国家如今正是多事之秋，子明之才，在庙堂而不在江湖，君当三思之。」
石越连忙欠身笑道：「小弟谨记了。」
从苏府告辞后，石越也不回家，叫了马车，直奔碧月轩楚云儿那里，细细思考下一步的对策。
楚云儿见他满怀心事，也不敢打扰，只在旁边静静地相陪。
石越拿了几根筷子，并排摆在桌子上，那是朝廷中欣赏自己的有分量的大臣──司马光，罢职了；苏轼，朝不保夕；欧阳修，早就到地方去了；陈襄，也被罢了……
想来，旧党中的其他人，此时也一个个不免兔死狐悲，心萌退意吧？真正能在皇帝面前给自己说话，倒只有王安礼和曾布了。
「没办法，人算不如天算，学院的事情只能靠后一点了。」石越暗暗叹了口气。
迟早是要入仕的，难不成在白水潭讲学，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转轮吗？
没有一定的权力，或者说，不能有效影响到权力决策层，靠一点一滴的积累，不知道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自己并没有这种耐心。
「楚姑娘，给我唱离骚吧？我要听那一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石越停止了计算，对楚云儿笑道。
楚云儿听到石越和自己说话，本来也颇为高兴，可突然听到这两句不太吉利的话，脸不知怎的吓得煞白，好一会，才轻声说道：「石公子，这离骚太不吉利了。换一曲柳三变的《定风波》吧？」
「也罢，也罢。」石越无可无不可地笑道：「本想来点悲壮慷慨的，给自己壮壮行……」
「壮行？石公子要远行吗？」楚云儿不解地问道。
石越爽声笑道：「不错，正是要远行。这一步踏出，便再无回头之路，亦不知何处是个尽头……」
却听楚云儿早已曼声唱开：「……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石越亦跟着轻声哼道，心里却暗暗问道：「我能把雕鞍锁吗？我能把雕鞍锁吗？那长安道上，可再没有回头客……」
人也跟着醉了。
注十九：即阿拉伯数字，当时阿拉伯地区，中国称为「大食」。
注二十：给皇帝讲儒家经典的官职，称为「经筵官」。
注二十一：朝臣到地方上任，称为「出外」。
注二十二：君实，司马光的表字。
02集英殿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