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张文木
天鹅绒手套中要有外交铁掌
张文木（1）
张文木，1957年生于陕西，1975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锻炼，自1979年起，相继在西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学习，199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至今。其间曾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一系列文章，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张文木
中国已经进入了“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历史阶段
张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时候国外把他称作“中国学界鹰派人物”，当2000年
张文木在传媒公开“枪杆子里面出大国”主张后，“鹰派张文木”的尖叫声在国外
更是甚嚣尘上。
张文木是在接受《华声视点》杂志采访时说这番话的，当时他说：“我觉得，
目前中国的历史进步已从‘枪杆子里出政权’阶段进入‘枪杆子里面出主权’阶段。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中国现在还不够强大，但完全有
条件成为大国。而要成为大国，就必须有打大仗的能力与准备。”
为了更完整地发表自己的主张，他还强调：中国目前要做的首先应该是军事上
的准备，任何对话和谈判都是以实力为后盾的。而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我们绝不
能等到有了“敌人大规模入侵”时再作军事准备。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大国”的主张一直贯穿了张文木的学术研究。1997年张文
木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就中国安全战略问题发表了
一系列在外界看来十分“激进”的文章，引起中国高层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特别是科索沃战争期间，张文木看到了经济革命引起的现代战争模式的改变。那还
是在科索沃战争初期，有不少人把这场战争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进行比较，认为
美国正在面临越战式的灾难。而张文木却持相反的判断，他认为，这是“一场克劳
塞维茨式的传统战争理论与现代高科技信息战争理论所进行的有史以来最认真的较
量”，美军不会陷入“越战式的灾难”。战争的结果正如张文木的判断。
由科索沃战争，张文木联想到世界军事技术革命对中国未来安全的影响。他认
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战争模式完成了从制陆权到制海权再到制空权的立体转换，
在新世纪的战争中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不取决于一国陆军的数量和作战能力，
而取决于该国的海军和空军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战能力，谁掌握了外层空
间继而深层海域的监控技术，谁就掌握了低层空间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谁就掌握了
战争的主动权。因此他提出：“中国必须迅速将目前以 本土防卫为主的国防模式
调整为以制海权和制空权为主的国防模式。否则，就不能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国际
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们在阅读张文木的文章时，发现“发展权”和“海权”两个词出现得比较多。
这两个词又是相互关联的，“海权”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而“发展
权”则是国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们也可把这两组词视为张文木战略研究中最核
心的部分。
张文木看到，近代中国政府被迫失去主权的战争都不是敌人全面和大规模入侵
的战争。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
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
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未来战争中，物与物的
冲突已代替传统地位的人与人的冲突；在远距离空中和海上打击后，并在对手已绝
无反击能力的条件下，入侵者才会发动地面战役。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如果没有海
权，对台湾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义而非事实的主权；但若因军力不济而导致战争
失败，则很可能彻底失去与这些地区的主权联系。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迅速加大国
防与军事力量的建设。“我们也应该确定‘周边事态’的概念。当周边事态有可能
威胁我们时，我们也应确定‘主动出击’的观念。绝不应把未来的战争引入我们的
领土，而应该直接引入敢于跟我们敌对的国家境内。”
他看到19世纪英国的资本扩张给法国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结果造成法国在与英
国的对抗中崛起，成为资本全球化和国际力量多极化进程中的第一极。紧接着德国、
美国、日本这几极都出来了，并且都是打出来的。目前的中国也面临着这种形势，
因为中国需要争取发展权。
张文木眼中的“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贸
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
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如何保障这种“发展权”呢？张文木推出来的
结论是：“需要枪杆子来捍卫。”
正是张文木的这个推论引起世界一些国家对他的猜疑，有人称他是中国最具
“野心”的知识分子，于是“强硬学人”“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美国中央
情报局甚至怀疑他有中国军方的背景，结果发现他与军方毫无瓜葛。
面对国外一些人士对他的评价，张文木很平静。在他看来，爱好和平的中国基
本上不存在所谓的“鹰派人物”，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别国，也一直在避免战争，
但是中国有保卫自己国家和砺志图强的权利，有与其他国家一样享有平等的、不可
侵犯的“发展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只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没有“学界的
鹰派人物”。
中国国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
张文木没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没有离奇的人生历险。1957年他出生于陕西，
1975年和当时的城市知识青年一样下乡插队劳动，1979年考入西北大学，后在天津
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7年成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
在18年的求学生涯中，张文木一直对美国海军军官马汉怀有某种敬意。
马汉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他在著名的“海权论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争夺
制海权、控制海洋、消灭敌人舰队为首要任务的海权理论，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
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个大国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
动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国家要拥有足够的商品进行海上贸易，拥
有足够的商务船只和基地，拥有足以保护海上交通线的强大海军。
马汉的“海权论”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促使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
等国海军的大规模发展，尤其为美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马汉被称
为“带领美国海军进入20世纪的有先见之明的天才”。
张文木曾认真地读完《海上力量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 》 《海上力量对
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海上力量的影响与1812 年战争的关系》三部伟大的
著作，对中国人的海权观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1999年3 月23日，科索沃战争爆发，张文木又想起中英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
争。他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中世纪（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级大国的中国，为
什么会在近代被打败？
他俯察中国版图，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除北方外，中国四周均受大自然很
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
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从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亚历山大就很可能进
一步在中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另一方面，中国又受着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
在没有远程航海技术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困难。因此，中国自古就没
出像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像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
中国本质上算一个内陆大国，但海岸线又很长。尽管中国的军事发展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但即使到了20世纪，中国人的海权观依然十分薄弱。
张文木认为中国海权观之所以薄弱是与明朝时海权的失落密切相关的。中华帝
国政治体系以政治文化取向为主，有别于军事经济取向的西方社会。当达·伽马重
新开通东西方贸易通道、哥伦布发现美洲，欧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权的时候，中国
几乎一直坚持着北向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以农业为主，另一方面
是因为数千年来，中华文明承受着来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压力。明朝时
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人走向海洋的一个起点，但却是昙花一现。明朝集权的中央政
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将国家经济当成军事的基础，重农轻商，无法
形成繁荣的市场经济。又因为儒生阶层倡言“王道”，限制统治者的对外扩张，使
明朝最终放弃了海权。
而正因为从明朝开始，中国的海权意识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致使中国吃尽苦头。
张文木看到中美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19世纪80年代时，中国和美国当时的海军
都很弱。可就在清政府大造颐和园时，美国却在迅速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末20世
纪初美国的海军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中国和美国在海权上的不同认识使得中国在
甲午战争中失败，而美国则得到夏威夷、占领古巴和菲律宾，继而在东太平洋上获
得相当的海权利益。
张文木（2）
事实让张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权利益的至关重要。“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
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他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他提
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 定没有伟大的未来。”
张文木看到，近些年来，世界兴起两大经济圈：“大西洋经济 圈”和“环太
平洋经济圈”。尽管世界经济不景气，但海洋经济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长
势头，中国也出现了“环海经济圈”，崛起了环渤海、长江三角洲和华南3 个巨大
的港口群。近15年，中国海洋经济每年的发展速度高于国民经济的平均发展速度，
到上世纪末，中国海洋经济已超过2500亿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纪的海权已超越
了以往那种只停留于保卫商船航行及海外领地权益上的海权。他深深感到，走向世
界的中国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
张文木看到，原来美国人对欧洲十分在意，尽管现在欧盟势力有所扩展，但美
国对欧盟并不那么介意了，这是因为美国人看到欧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
不能统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战美国的力量。但中国的情况则与欧盟不同。目
前世界的常规资源总量可能不足以在东方再支撑一个新“欧洲”出现。而中国经济
发展一直与资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这更使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源产生了不可断绝的
联系，而获取世界资源的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强大的海权。在这方面，中国也就与
美国的世界霸权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于是，张文木公开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国家安全的焦点是海权问题。而中
国与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矛盾的关键也就是海权问题。
张文木所说的“中国海权”，指的是建立在外层空间卫星监控技术引导下的导
弹远距离精确打击和准确拦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卫权利，不是“美国式”的霸权。
霸权就是排斥别国的自主发展权，是发展权的国际垄断。张文木看到美国开始
时也是反霸权的资本外围国家。比如它反英国，开始是正义的，但自从它入侵菲律
宾和占领古巴之后，它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就成了非正义的世界霸权之争了。美国进
入远东后，在与其他列强的关系上，开始还是低姿态。比如它刚到中国，只提出通
商自由的要求；但随着它贸易的发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强，特别是到二战之后，随着
英国退出世界霸权地位及苏联解体，美国就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霸主。这时它开始
排斥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权。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联盟；在
海上拉帮结派，形成对海上通道的绝对垄断。这都是当代中国人为保卫自己正当的
发展权利而不能不反对的霸权行径。
中国要争取海权，就必须反对美国的霸权。这样，霸权与反霸权，成了中美矛
盾的本质所在。
但是在许多场合，很多人把国家的“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这两
个既有联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国的安全边界的扩展混同于领
土边界的扩张，因而称之为“威胁”。张文木指出，这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进
入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主权范围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
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扩张领土边界和侵犯他国的主权，那么，在尊重国际
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为自卫在全球范围延展其安全边界的行为，就应当被看做正
常合理的国家行为。
张文木有一个著名的“常数与变数论”，他说，假设国家领土是一个常数，领
土边界安全则是一个基于国家安全边界推展的近乎无限的变数：国家领土边界安全
度取决于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推延的广度和深度；一国领土边界安全系数与
国家安全边界的系数的比值便是该国的国家安全值。假设一国的国家安全边界系数
与领土边界安全的系数比值大于1 ，那么，这个国家则相对比较安全；如果小于1 ，
则说明该国处于非安全状况。如果等于1 则说明该国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重合，国
家的边界安全已达底限，处于被动防卫的境地，并具有相当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例子印证了张文木的观念。比如1962年赫鲁晓夫在古巴部
署导弹，美国人恐慌得不得了，觉得随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国出
兵朝鲜，中国人也觉得影响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张文木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没有外延空间保证的安全承诺是绝对靠不
住的。这个空间的外延就是一个国家应当具有的安全边界。安全边界的扩展并不意
味着国家领土的扩张，但它却意味着国家领土边界安全系数增高。就像中国人打赢
了朝鲜战争，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形势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国并未扩张半寸领土一
样。
海权的核心问题是海军问题。张文木呼吁，当代中国海军一定而且必须像19世
纪末美国海军一样，也要有一个快速的和大规模的发展。
有人曾问张文木，现在中国海外贸易在没有海权的情况下不是发展得挺好吗？
张文木听后颇为惊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美国像对待
南联盟那样，随便给中国找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对中国实行禁运，中国怎么办？现
在中国经济1/3 ，甚至1/2 的部分依赖海外市场拉动。一旦遭到禁运，这时已发展
起来的巨大的生产力就会反过来成为毁坏我们国家的一种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一
定要有它畅通的吐故纳新的渠道，它需要国际市场；因而它必须走向世界。没有这
两条，在市场经济中已解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对国家反倒是很危险的事”。
在张文木看来，中美之间的矛盾焦点并不在于意识形态，相反倒是中国进入市
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轨道时，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权方面的矛盾才开始尖锐化的。确
切地说，中国的海上自卫权跟美国的海上霸权存在着潜在冲突。中国要走向世界，
要进行自由贸易，就必须保护海上线路的安全。布热津斯基在《与中国相处》一文
中 说：“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相比较则有某些重要的相似
之处。”张文木倒觉得今日中国更像100 多年前的美国，我们应在开拓国际市场、保
护海上线路方面向早期美国学习。
中国台湾问题，与100 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并不一样，它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
问题；但如果中国台湾位于别的什么地方，比如说中国东北边远内陆，台湾问题并
不会演变成中美关系中的焦点问题，美国也不会对它那么关注。从这个角度看，与
100 多年前的夏威夷问题一样，目前台湾问题还包含着中美之间的海权之争──这
与当年美国反对英国在东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权一样。没有台湾，中国就没有进入太
平洋最起码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没有海权当然中国也就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
发展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捍卫中国正当的海权就是捍卫中国的发展权。
反对美国“瘫痪战”，加强中国外交的强硬度
中美关系的走向一直牵动着人们的心。关于美国对于中国的态度，目前国人存
在着两种思路：一种人认为，美国人不希望中国发展；另一种人认为美国希望中国
强大。
张文木认为，这两种想法都不准确。在他看来，美国人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不
选择两个极端。
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希望中国最好就在国内发展，也就是说在不大量
使用国际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美国人只允许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这般，等中
国发展起来了，中国也就把自己的资源吃光了。
但美国也不愿让中国彻底垮掉。如果中国彻底解体，日本、印度、俄国都起来
了，亚洲大陆力量均势打破了，那将是世界的灾难，届时美国还得费力填补力量真
空。
那么美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国人想瘫痪中国。张文木称这是军事上“瘫痪
战”的政治运用：让中国处于半死不活，既发展又不能健康发展的状态。
因此可见，美国容纳中国发展的限度是中国绝对不能对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战，
同时还要中国有力量帮它牵制住其他亚洲大国的崛起，防止亚洲地区出现一个绝对
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国家。
张文木知道，从地缘力量对比看，美国接受中国崛起的最后底线，是中国更像
现代欧洲而不像中世纪和近代欧洲。中世纪的欧洲是混乱和血腥的，近代的欧洲是
压迫美国的，现代欧洲那分而不散的国家组织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对美国的挑战，
又能牵制住俄国再次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
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外交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但张文木认为，中美矛盾是国
家现实利益而不是长远利益的冲突。现实利益在多数人的眼中，总要重于长远利益。
他举例说，卡特总统想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却被勃列日涅夫的现实主义在国际舞
台上打得落花流 水；戈尔巴乔夫想的是长远利益，但与美国现实主义交手后，迎
来的却是苏联解体和独联体各国人民的艰难。即使如此，美国人也并未就此罢休，
它反倒变本加厉实行北约东扩，继而军事打击伊拉克和南联盟，现在又调头直逼尼
克松曾请求联盟的中国，拿台湾作筹码，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国就会动手。
张文木看到，中美飞机相撞事件及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的行动再三表明，在中
美矛盾中，中国的安全边界与领土边界接近重合，这本身就是极危险的。确切地说，
如果将中国台湾地区的主权安全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东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
太平洋中部即东经150 度，中国就没有可持续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国安全边界不能
扩 展到台湾东部即东经125 度海区，那么中国就不能保障在台湾地区的中国主权
安全。中国的西部安全边界若不能扩展到中亚富油区，中国就不能保障未来经济发
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稳定供应。美国军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从上
游源头上扼住中国发展必需的能源进口线路。
他记得马汉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 其最薄弱环节
的强度决定的。”中美撞机事件就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重心的边缘，阿富汗战争又
发生在中国石油进口的关键地区，而这两个地区都是我国安全链条中较为薄弱的环
节。2001年6 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作
出军事 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你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
一个富于创新的竞争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时候。”现在美国确已独占鳌
头，而中国正在崛起之中，因此，张文木认为中国在往最好处努力时，不能不作好
最坏的准备，尤其是军事准备。
有人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超强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两国
实力悬殊，难以较量，中国顺着美国一些，成为它的朋友，这样可以降低安全风险。
张文木告诫人们，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永远只能是
打不败的对手。看看目前的七国集团，其中大多数都是打进去的，而不是仅仅凭市
场拥有量和平地挤入的。从中国未来大战略考虑，中国永远也不需要彻底打败美国
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围，至少在其主权范围内拥有有效的自卫的力量。但从美
国的角度看，中国只有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
“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
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
行为规律”。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
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
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
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张文木也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
他马上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
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
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张文木深刻认识到：“在外交这副天鹅 绒的手套里要
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
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
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质疑“只准备打‘有限战’”
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使他面临来自国内
外的压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记张文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
用言语表达的。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北约的野蛮轰炸，两年后美军侦察机又在南
海上空制造撞机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李登辉“两国论”，美国的
TMD 、NMD 计划，北约继续东扩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已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安全
压力。张文木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敲响人们心中的战争警钟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发展权”一直在张文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
月，张文木的《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
可称得上是张文木若干年来有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梳理，它从历史的角度，从
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
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
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
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
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
──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
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
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张文木（3）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
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
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
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
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
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
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
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
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
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
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
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
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
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
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
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
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
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
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
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
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
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
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
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
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
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
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
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
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
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
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
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
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
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
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
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 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
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
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
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
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
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
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
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
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
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
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
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
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收复台湾不会跟美国产生剧烈冲突
2003年6 月，陈水扁放出话来，要在他任期内完成所谓的“核四公投”计划，
从而为他的“台独”活动铺路。6 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明
确表示，台湾当局纵容和指使少数“台独”分子利用“公投”进行分裂活动，破坏
台海和平，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这是违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根
本利益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话，反对台湾进行
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并称若台湾当局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责任自负”。
正如中国政府所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中
美两国几十年的较量中，美国总是适时打“台湾牌”。
张文木相信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但他认为还不能说是一张王牌。因为从
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其全球战略而变化的。美国的大国战略
一旦发生变化，它牺牲的往往是台湾，而非大陆。
他让人们看清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湾。
因为当时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临走
时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联系。美国当时对台湾采取的是抛弃态度。此后
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对抗状态，台湾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上
升，美国又开始有限抛弃台湾。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在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为了
拉住中国抗日，美国就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尚处于
日本占领之下）。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只要对其全球
战略有利，需要保就保； 一旦大国战略发生变化，该牺牲就牺牲。所以台湾只是
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非王牌，是美国全球战略局部中的一颗棋子。
张文木认为，台湾在美战略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台湾自身而取决于中国的发
展。中国的前景在未来的历史上有两种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国崛起，我们
的军事与国防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发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国战略中，台湾的作用就
可能下降。
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
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
中国高层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
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张文木还看到，中美关系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其实是与亚太四大国即中美
日俄间的相互外交关系紧密相联的。二战以前，美国有意放弃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势
力范围的控制，可是当日本逼近上海，威胁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时，美日
之间发生了空前大决战。这说明美日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
态方面的合作。这一点正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特点相反。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是
美国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有所贴近。当苏联解体后，中美日三国
的关系更加复杂又更明朗。张文木发现，当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
变的时候，中美合作的趋势契机已经形成。因为历史上美日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中
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
再看苏联解体后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地位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
中国继苏联后成为美国新的竞争对象，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使日本和美国的矛盾上
升。因为当下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的实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便成了在
亚太地区掣肘日本势力扩张的惟一国家。这样中国对日本的制约使得中美之间的合
作具有更现实的意义。由于美国评估中国的国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对美国
的利益构成重要威胁，所以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更具实力牵制日本。假
如因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国国力下降到无力掣肘日本，那么日本势必很快打通通往
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继而直取中东石油，那对美
国国家利益将是致命的，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张文木提醒国人注意，尽管中国对美国有着别国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
美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
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
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
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
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的强大势必
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的担心。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帮助中国以钳制
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与中国政府敌
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的向南扩展。美国还会适时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
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大陆对美国有所依赖。
张文木认为，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
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
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
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
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
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
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
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张文木也注意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日本会提供后勤保障，趁机发
军火财，坐收渔利。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日本就通过这样的手段发过军火财。
另一方面，台湾对日本来说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
步就是侵占台湾。
他进而认为，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
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
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
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
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
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
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
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
利。
因此，张文木认为，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
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
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
“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主张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
就够了。他提醒中央高层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
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
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美国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张文木被认为是印度暨南亚问题专家，曾有大量的有关印度和南亚形势的探讨
文章发表并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可以这样说，多年来，张文木对南亚局势的分析，
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南亚形势的判断，包括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施行。
其实在早些年，张文木在谈到国家安全时，对中国总体安全有一个基本判断。
他说，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
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东，在乎发展；西，在乎生存”，现在看来依
然值得人们思考。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
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巴基斯坦
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门坎。因此，印巴两国的
存在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
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张文木（4）
中印的边境线较长，即使在尼赫鲁时代，中国也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
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张文木从历史上看到，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
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
论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
重大意义的。”但是当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年底印度3 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
录和照会，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
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
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
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
实践中以不同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中印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曾在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时得到缓解。然而两
年后风云突变。
1998年5 月，印度军方突然违反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决议进行了核试
验，消息传出后巴基斯坦也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抗，世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为了
摆脱“战争贩子”的罪名，费尔南德斯多次大放厥词，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
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把中国当作“比巴基斯
坦还要危险”的“潜在敌人”。
印度《论坛报》1998年7 月27日刊出文章《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 月核
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
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
拣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
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
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
里避难。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
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
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
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其反华气焰非常嚣张。
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多年的印度作家汉弗莱·霍克斯，曾出版一部战争幻想小
说《龙之火》，小说开卷提到，印度所支持的一队西藏分裂分子欲攻占拉萨，因而
掀开了中印两大国的战幔。故事中，两国开战了约1 个星期后，2007年5 月8 日，
中国以核武器分别袭击新德里和孟买，杀死了最少20万人，从而结束了战争，印度
则未作报复。费尔南德斯对该小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在书中看到了真实，每个印
度人都应该看。费尔南德斯曾形容北京为印度“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中印外交界
掀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主战派之所以在印度政坛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
后有总理瓦杰帕伊在撑腰。瓦杰帕伊与费尔南德斯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但政治观点
却惊人地一致。瓦杰帕伊一直希望印度拥有核武器，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
这和一向立场强硬的费尔南德斯不谋而合，因此瓦杰帕伊当上总理以来，不顾人民
党内部要员的反对，大力保举费尔南德斯。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让费尔南德斯担
任联合政府各党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张文木不明白的是，自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后开始恢复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又
突然陷入低谷呢？印度究竟想干什么？
张文木看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
对巴基斯坦—中国西藏—孟加拉一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南面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
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
胁”，而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条件下，
在南亚大陆继而在印度洋地区采取更为大胆的行动。人们不难看到，印度这种大胆
的冒险行动与美国的南亚政策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国从混乱中开始稳定下来。美国意识到不仅俄国没有被
打垮，中国也在改革开放中随亚太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崛起。面对这样一个日益走向
多极化的世界，美国也开始着手制定新的全球战略，其特点是以俄国与中国为遏制
目标，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两翼，在遏制俄中两国的同时，主导和控制世界多极化
潮流的发展，以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在完成了从东西两翼遏制
俄国和中国的部署之后，1997年底又开始把外交目标重新投向已被冷落的南亚。
美国要加强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石油。要控制中东中亚，首先必须控
制巴尔干和南亚地区。南亚是中东的侧翼和中亚的重要门户。控制了南亚的印度就
掐住了亚太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控制了巴基斯坦就控制了中亚石油进入波斯湾的
出口。美国外交开始向南亚倾斜，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遏制俄国南下印度洋、堵
截中国经济西进，从而让能源需求西进的战略意图。
美印在中国西藏问题上，也有着心照不宣的合作。2001年5 月9 日美国参议员
范斯坦和众议员兰托斯等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2001年西藏政策议案》，议案要求
美国政府尽一切努力，“促使北京政府坐下来与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进行对话”，要求“设立西藏问题协调员，拨款275 万美元用于对西藏难民的人道
援助，给流亡藏民提供奖学金和西藏人权活动团体的资助”。而印度一直反对克什
米尔问题国际化，但希望西藏问题国际化。使西藏问题迅速国际化而不是与中国发
生正面和全面冲突，在主权概念上用迂回（比如达赖所谓“高度自治”）的方式而
不是向中国主权概念直接挑战。
由于中印边界问题本身就与所谓的“西藏问题”扯在一起，因此，张文木推断，
未来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向“国际化”方向升级的政治导火线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
挑起的中印边界冲突。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如果分裂，将会使位于中国腹地的高科
技重工业暴露于前沿地带，并使中国失去政治经济纵深发展的空间；更为危险的是，
在东部地区水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失去中国两江之源的西藏（及青海）地区，
无疑将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美国兰德公司受军方委托于1996年所作的报告，其中关于南亚部分作了这样的
判断：“南亚地区正在摆脱长期以来与世隔绝的状态，开始融入亚洲舞台。各国越
来越多地着眼于战略全局，而不仅仅是本地区。它们还正在逐步扩散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的背景下调整实力对比，其结果将是印度稳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经济年增长5.5%
的保守估计，2025年前它将成为世界第四经济大国，也将成为中国南翼的潜在军事
威胁，还可能参加以美国为首的遏制中国战略。印巴之间的竞争目前是最活跃的，
也是最危险的；但从长远看，中印之间竞争的重要性将越来越大。”
1998年4 月，在美国总统特使理查德逊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先后
访印后没几天，印度就下决心向中国摊牌——印度要公开成为核国家。张文木看清
印度人民党的谋略在于，印度在国际事务中要取得大国地位，就必须公开进行核试
验并宣布自己为核国家，为此印度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为了减轻美国的压力，
印度必须向中国发难。
张文木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画幕已在南亚撕开了裂口，世界大国是否能通力
合作尽快弥合这道裂口，还取决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政治
家们是否有足够的远见。他奉劝西方大国，如果不愿意在未来的印度洋面上再经历
一场类似40年代太平洋战争那样的悲剧，就应放弃分裂或变相分裂中国西藏的目标，
以赢得中国的信任与合作；他同时奉劝印度，如果不愿意重复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
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权而带来的惨痛教训，那么，它就应放弃地区霸权主义
的追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与国际社会共同把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推向21世纪。
其实印度政府也明白，中国对印度洋地缘政治利益并不像美国那样具有急迫的
现实需求，中印在印度洋上并不会发生现实冲突。而且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渐改善，
由中国挑起的两国直接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印度政府开始了务实
外交。
2003年6 月22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率领庞大的访问团访问了中国。这是10年
来印度总理的首次访华，因而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在离开新德里之前，瓦杰帕伊
对记者说，他是为友谊而去的，代表印度向中国传递和平、友好、信任、理解和合
作的信息。在瓦杰帕伊6 天的访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两国发表了《中印关系准
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印方在《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
分，并重申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这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
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张文木对近年中印关系的改善是持肯定态度的，但他同时感到中印之间还有难
以回避的矛盾，尤其是“9 ·11”事件后，中印交往中又加入了美国的因素，变数
尚存，不可掉以轻心，“东急西重”仍是中国国家安全环境的特点。
张文木（5）
附录：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张文木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
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
人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
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
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
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
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
化。
越作越秀的学问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
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
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
有靠不停地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
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
描写的一些文人的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
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
事，本分做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的名片联系在一起
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做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
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你家孩子
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
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
“水平”，再考GRE ，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
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
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
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
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
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
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
America 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
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
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
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
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
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
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
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
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
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
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
用。他是哲学家，他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都有学以致用、
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
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
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
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
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
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
“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上井冈山，
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
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
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我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
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
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
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
者开始还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的。他们
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
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
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3 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
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
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
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
之要负大部分责任。
今天的中国要有点实学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
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
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
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
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
是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
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
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
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
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
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当时青年毛泽
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
“力行第一”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
说。1919年9 月1 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
问题研究会章程》；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
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
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
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
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
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
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
思想的事实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
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
国，而且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
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绝不表明毛泽
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
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
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了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
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实学，提倡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做学问要有使命感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
很大的浮夸成分，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做学问要有使命感。学问的长进要
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
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问题，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
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
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
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
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废，
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
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
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