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反思浮华烟云的场所酒吧

史迪很聪明，唱到“臭狗屁”那三个字的时候，他故意咬了一下舌头。由于没听清，所以校领导没表示什么不快。如果史迪把那三个字唱得准一些，我猜同学们的掌声将会更加热烈。我们三个默契的配合与流畅旋律博得了现场观众包括校领导在内的阵阵掌声。一曲终了，校领导要我们继续表演，几位年轻老师说他们在省会花80块钱去听北京那帮乐队的演唱会，也就是这个味儿哩。

我们乘胜追击，把《101分》、《父子关系》、《成长》和《红领巾》挨个儿给他们唱了一遍。唱《红领巾》的时候，史迪已完全进入了状态，瞪着自我陶醉的双眼，撕开喉咙尽情叫喊。我们制造的激昂声响直冲窗外。会议室的走廊里再次挤满了无法进入室内站着的同学。我们的化学老师也闻讯赶来了，站在走廊里的学生队伍中间，把手指插进嘴里，流氓一样吹着口哨为我们的演出助兴。

演出结束，校领导说有意思、有创新精神。当场拍板，允许“破茧”乐队继续存在。说自己学校有个乐队，今后与有关部门开联谊会就不用放录音伴奏带了。最后，校领导还与我们挨个握了握手，鼓励我们今后要勇敢创作，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要我们胆子再大些，把步子迈得再开些，为浓厚校园的文化艺术氛围贡献力量，同时也要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两点：

1.不准影响学业亦即只能在课余时间排练。

2.不准外出演出亦即只能为校服务。随后的那几个星期里，我们三个成了学校里最有头有脸的人物。每次走在路上，总会有人与我们主动打声招呼，这与见到校长时主动说声“校长好”完全不同。就连本班那几个模样不太漂亮但学习成绩却是最漂亮的女生，也一改往日的矜持，疯了似的跑到宿舍看我们排练并且敢和我们一起无所畏惧地旷课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乐不思蜀。我们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这点儿与全球巡演还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荣誉面前，我们不骄不躁，凭借校领导的鼓励与指示，在音乐领域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相继写出了几首更加玄妙的歌曲。譬如在那首名叫《aoe》的歌曲里，我使用了最奇怪的和弦，中间还不停地加进和弦外音。史迪学会了用鼻孔发音，用鼻孔把26个汉语拼音字母挨个闷骂一遍。高个儿玩得更绝，他把鼓棒都给扔了，改用手掌拍打军鼓。鼓音由清脆变为沉闷，为史迪的闷骂增色不少。

锲而不舍使我们的人气越来越旺。在史迪故意透露了几个诸如“刘健的女朋友叫玲玲” 、“高个儿的姑妈在美国”以及“史迪最喜欢的颜色是白色、最喜欢吃的食物是牛肉拉面、最崇拜的偶像是爱因斯坦”之类的故事之后，我们的名气变得更大了并且冲出校园。市人民广播电台一位DJ慕名前来采访我们，当场就承诺为我们录制《红领巾》在电台里播放。

有了名声，但我们的口袋依旧空空。排练累了，依旧到学校对面的饭馆里赊欠牛肉面。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女生们旷课到宿舍观看我们排练偶尔拎来的一包零食。最初我们对此心怀感激，后来史迪的眼睛就开始注意女生身上那些不该他注意的地方，心里面还有了想办法挣点儿钱与某丰乳肥臀的女生在校外租间房子非法同居的打算。然而，每当面对本班那几个成绩最漂亮的女生，我们三人都像圣人一样，目不斜视地专心弹琴，谁都没有丝毫打扫她们的欲望。只是为她们的开化、不再埋头读苦书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音乐上渐渐玩出了名堂，《红领巾》被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便是一个极好例证。校园之外有更多的人由此知道了“破茧”乐队。于是，那些装饰得不伦不类的酒吧开始派人到学校与我们联系，要我们去他们的酒吧演出。说客人把CD听腻了，需要乐队现场表演，报酬视演出效果而定。

我们三人为外出演出的事情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冒着被校领导发现就没好果子吃的风险去了。坦率地说，我并不太情愿去酒吧之类的鬼地方。化学老师曾经说过，酒吧原本是人们用酒精反思浮华烟云的场所，结果却成了醉生梦死者的天堂。迫于生计，确切地说是迫于偿还牛肉面债以及添置音箱、效果器等等排练设备。还有就是史迪老吵着要换把贝司。他的国产贝司由于长期放在床铺下面，受潮的弦轴框木严重变形了。调准一次音要十多分钟，可弹不出一自然小节就跑调，太误事儿了。没贝司哪能行？音色不够厚重、旋律不够压抑……没压抑哪来的激情？没激情怎可以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