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我辜负了少尉的期待

我辜负了少尉的期待，夹着尾巴狼狈不堪地回到了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哨所。

被机关贬黜的最初几天里，我如同丧家之犬般蜷伏在哨所，对世事再也打不起精神。

少尉和兄弟们纷纷安慰我，说和平年代的贬黜对军人来说并不是什么耻辱，甚至还有些恰恰相反的味道，可我仍然对戎马生涯感到了由衷的绝望。几天过后，我想起孝道未尽，还有老爷子临行前的嘲讽，急忙掩饰心灵上的恹恹病态，强迫自己在逆境中振作起来，精神抖擞，哪怕抖擞成粗鲁言行。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犹豫了好几天，我决定还是把自己被机关贬黜的好消息告诉史迪和晏凡，向他们倒倒肚子里的苦水，免得在心里憋出病来。就是在我准备给两位打电话那天，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到哨所，指名道姓地要与我说些事情。我满腹疑问地拿起听筒，陌生人报了家门，说是军区记者，然后问我：你是刘健吗？

我说，是的，怎么着？

军记说，会打字吗？

哨所里的军线电话不能直拨，只能依靠总机来回转接。从军区转到哨所，听筒里已经满是噪音。我没听清军记的话，以为他问我的问题是“会打仗吗？”当即我就回答了他，说，你这不废话吗？当兵的不会打仗还会什么？我来军队就是打仗的！

军记在电话里笑了起来，说，你会打字吗？

我说，你到底是问打字还是打仗？

记者说，都一样。

我说，都会。

记者说了声“好的”，然后针对我因为“出售吉他”和“收购邮票”而被团机关贬黜之事安慰了我几句，挂掉电话。顿时，我纳闷极了，这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想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没想出个所以然。索性我不再多想，人在军营，身不由己，管他妈的是福是祸，天塌了有地顶着呢。

我把电话转到板那一连，向史迪讲述了我在团机关的遭遇。我还没把话说完，史迪就开始臭损了，说我是个好高骛远的功利主义者、打肿脸充胖子的装蒜主义者、心比天高命比桶浅的妄想主义者……没那个金刚钻你也别去揽那份瓷器活儿呀？像好兵史迪一样在边境线上老老实实地呆着，多好？有时候人往低处走并不见得是件坏事。还是古人说得好啊，高高低低……

我实在懒得听他嗦下去，怒气冲冲地挂了电话。次日，我把电话打到营部，谁知史迪已经把我被机关贬回哨所的事情告诉了晏凡。

电话里，晏凡先假惺惺地兔死狐悲了一番，尔后哀叹起来，说，刘健啊刘健，太令人失望了，太令人惋惜了，兄弟们都指望着你拉一把呢，没想到你竟然落了个如此下场！你怎么还有脸回哨所？如果是我，不一头撞死在团长门口就在回边境的路上跳车自尽。

我说，幸灾乐祸倒也算了，何必再往我伤口上撒盐？

晏凡笑了，说，知道你为什么被贬吗？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你烧了乐谱，这是乐神对你的惩罚。

我说，我冒犯的并不是天上的乐神，而是人间大仙。不提这些了，你最近怎么样？

晏凡说，风水轮流转。我比从前好过多了，大强的小日子可就难过了。

我说，出什么事儿了吗？

晏凡说，出了件大事，江山易主了！

我说，你们的樊副高升了？

晏凡说，樊副这种人要是都能高升的话，我就是迈克尔·乔丹！

随即，晏凡把江山易主的事情和盘托出：

——两个月前，粗鲁的樊副突然温柔起来，不再像往日那样暴跳如雷。那段时间，樊副如果不是站在院子里望着树叶仰天长叹，就是脱掉军装坐在院子里的石凳子上点根烟，一愣一愣地看着衣服上的少校军衔。少校军衔只有一颗星，夹在两条杠之间，看上去有些孤单。其实那两条杠之间的空白就是要你一颗星接一颗星往上爬的意思，直到把月亮挂上肩膀。如果樊副继续往上爬，结果必定是水底捞月。

樊副变了，就连抽烟动作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往常他抽烟大都是用食指和中指不松不紧地夹着烟柄，举到嘴边，一团烟雾从口中吐出，复又打着旋儿泥鳅般钻进鼻孔，再从嘴巴四处散开，挺专业的。往常，樊副丢的烟蒂一般都距过滤嘴有一厘米以上的剩余，并且过滤嘴上几乎不留什么痕迹。每天清早打扫卫生，我一眼就能辨认出哪个烟头是樊副丢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樊副抽的香烟在营部范围内是最高档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