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80年代中期，我从国外任职（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届满归来。有的朋友建议我写写回忆录，讲讲亲眼目睹的林彪外逃坠机现场的情况，以及中蒙间就此交涉的经过。我曾写过两篇两三万字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出版界有的朋友看到，劝促我写成一本书。由于种种原因，我手中的笔几提几辍。时光流逝不为我驻，倏忽已达古稀之年。我猛然感到，自己经历的这段历史，搞不好可能会带到八宝山去。于是，从1998年初开始奋笔，1999年3月写完第一稿，接着在出版界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下，又经年余的修改补充，完成此书。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身体欠佳，精力不足，除了参阅能够得到的少量书刊资料外，主要靠自己搜肠刮肚地回忆，无法去广征博引。
我参考的书籍和文章主要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前中联部二局编印的《蒙古人事资料》，民族大学出版社编印的《我国周边国家概况》，民族大百科全书的《蒙古》条目，军事谊文出版社编印的《世界各国知识丛书》的蒙古篇，军事大百科全书的《林彪》条目，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林彪》，张聂尔著《风云“九一三”》，以及中央党校于南教授的《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前驻蒙古许文益大使的《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前外交部符浩副部长的《“九一三”事件补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丁明整理的《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熊蕾的《历史的注脚》，康廷梓的《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敖其尔的《今日温都尔汗》，李安定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新华社《参考消息》刊登的《林彪事件探秘》、《林彪遗骸是怎样鉴定的》、《林彪坠机事件详情》，《解放军报》刊登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等。
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承蒙下列同志帮助分别审改有关部分：前空军司令王海、前空军院校部部长王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安建设、前青岛市外经贸委主任刘吉德。分别校改全部书稿的有出版界的朋友和前驻蒙古使馆的几位老友。
本书所使用的照片，除我本人和沈庆沂拍摄的以外，还承蒙于南教授、安建设副研究员、王中远局长，以及驻外朋友提供。
对上述书籍、文章的作者和照片提供者，特别是帮助审稿的各位同志，谨在此深表衷心的感谢。
另外，借本书出版之机，澄清一桩公案：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的《叶群之谜》一书，作者焦烨，责任编辑安玲。该书附录《林彪之死真相再探》，对原驻蒙古使馆一等秘书张玉璇采访记，张自称1971年9月15日，随许大使去坠机现场视察。经查，驻蒙古使馆从前和现在都没有一秘张玉璇其人，采访记答问的内容，基本上是我过去写过的有关文章。我不明白焦烨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凭空捏造，鱼目混珠，而责任编辑在卷首“内容介绍”中，还声称“本书所涉及资料详尽可靠”。
就此，我郑重声明：本书出版之后，凡是盗版者，或者未经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我本人同意，随意引用本书内容，胡编乱造者，我们定将深入追究，必要时诉诸法律。
孙一先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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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古有窦娥，今有林彪
古有窦娥，今有林彪
文章提交者:傻耕加帖在猫眼看人【[奇·书·网]】http://www.qiyebooks.com
《明报月刊》刊载冯咸仁长文《毛泽东与林彪决裂的关键——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目击证言》，读后有鄙见略陈如下。
其一，官方谓林彪是野心家，冯文亦说"权力熏心"。
试观林彪于建国后，以不世战功自甘寂寞，安然养病，十年未尝问政。直到"大跃进"年代，毛不惬意周、陈（周恩来被迫写检讨、递辞呈，陈云靠边站），硬拉林彪出场，以壮寡人士气，次年又为对付彭德怀，执意要林彪取代国防部长，这时林彪才正式走向前台。然以其多病之身，禁不住仆仆风尘之各地视察，六二年上半年已感不支，屡次向毛请辞，总不见允，唯许其长期休假。及至文革起，毛发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立意铲除刘少奇，当晚即招林彪。时林仍在大连养病，全然不知八届十一中的议程，但在毛指谕之下，还是无奈的当了接班人和亲密战友。文革期间，除了奉毛之命，上天安门亮相说话或会见外宾外，每日至多半小时听点汇报，余时独自在晦室中钻营他的药典。纵观其建国后的半生，林彪直可谓毛氏宫廷政治中最敏锐的观客，却又是最不情愿的玩家。论者以为林之取代国防部长，正是权力野心之表现，中共党史还大写特写罗荣桓出面反对的事，以证罗之先见之明。殊不知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前，在党内地位已是远远高于彭德怀，部长一职在权力的阶梯中，那能说得上是高升呢？论者更不知罗荣桓（实则还有罗瑞卿）之出面反对者，正是由于林彪无心上任向毛请辞不准，故而转托二罗在毛前代为说项，以期收回成命。再者，一九五七年后吴冷西取代邓拓，又兼新华社长，主持两大官方喉舌，有权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然而阳光之下就有这等奇事！吴冷西直到文革起陈伯达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夺权的近乎十年间，居然不曾在大政所出之政治局常委会上见过林彪。若硬说林彪"权力熏心"，这等的权力熏心也真够名实相符了！
其二，毛主席谓林"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接班"，冯文亦持此见。
在以党治国的中共体制下，国家主席一向是个无足轻重的虚职。毛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正式提出不当下届国家主席时，其用心绝非放权，而是为了"摆脱"接待外国元首等繁文缛节的"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可知毛本不以为国家主席"重要"，一九七零年春讨论修宪中不设此一职位时，毛亦说过:要当就让董老当（即那位无关紧要的董必武）。刘少奇所以遭毛之忌，也并非由于披挂国家主席之虚名，乃是毛在一度退居二线之时，授刘以第一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的实权。即使刘之国家主席一职稍挂着几分虚有的尊严，毛说打倒就打倒，哪里管得上宪法上所规定的保护措施和罢黜程序。这位继任的国家主席终于狱死开封的血迹斑斑的前车之鉴，难道林氏就无省于心么？何至于竞蠢若逐臭之青蝇？另者，林办工作人员皆知，一九六八年十月林彪会见外宾，受到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庐库的"热烈拥抱"，这位怕光怕凉怕风怕水的副统帅归后即禁不住慨叹:"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这类不需矫情的日常语言最能真实反映林氏的爱憎心态。林氏夙以不爱社交见称，其对于外事活动之羞涩，对于外交政策之乏味，知之者皆谓屡见不鲜。而官方对此所据以为铁证者（即叶群告知吴法宪"不设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怎么办？往哪里摆？"），更是大有蹊跷。按此一指控，原本根据吴法宪所谓"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这一高压所做的供状，近年来则明言其左右:此话的作者是江西的程世清。据此，则上述指控显然与叶群无关，所谓铁证者，适足以暴露主事者之穿凿附会，虚造事状矣！
其三，庐山斗争的实质
历来官方史籍述及庐山，总不外是纠缠称不称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等丈二金刚似的问题，诚然如《明报月刊》编者按所说"高度抽象的语言"。稍微具体些的解说（如冯咸仁文）则进一步点出张春桥在会议上成为众矢之的的事实。总之都归结出:庐山会议是两个反革命集团内的权力斗争。
然而这一结论，未必妥当，也未必尽然。"两个反革命集团"总意味着一方是"四人帮"。时王洪文未至中央，还在核心权力圈外。其与张春桥之关系也处于捉摸不定之状态，此由他在会上也跟着起哄，支持陈伯达的称天才，令张难堪可知。二者，此一结论仍嫌过于抽象，所言"权力斗争"的内容仍不明确。若说为了继承权力，只怕为时尚早。
帝王未崩，弃言承继,故此说不若王年一所论"进行权力之再分配"较为贴近实际（然而国家主席既是虚衔，林彪即便黄袍加身也增添不了多少实权，何况他也无意为之。由此可知此中干系，不只是一个权力的问题了。）若说这是一场"文人相轻"的恩怨（此为江青之戏论，说的是陈伯达与张春桥之间的不对头），或说这是一场枪杆子与笔杆子之间的较量，也只见现象，未触实质。
上述诸见的最大缺陷，在于其意味着毛泽东只扮演一个最高仲裁者的角色;坐山观虎斗，任它两股势力相争；只需中仲裁之时，或各打五十板，或打一方扶一方，总之是个超然物外的角色。这样的描绘显然无法解释毛泽东在庐山这场斗争中所流露的切肤与震动之处。完全不能回答何以毛泽东不惜与副统帅翻脸，不惜葬送一个常委（陈伯达）的政治生命,不惜打击各路军头，不惜违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的群情众议,偏偏情有独钟使出霹雳手段出面保驾一个渊源甚浅的张春桥——这样一个极常识又最为关键的问题。
依我之见庐山会议的这场冲突不仅是"权力之争",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如何对待文革的问题；冲突的焦点也不单是一个张春桥的问题，而是拐弯抹角地涉及康生、江青，而最后不言自明地触及"伟大的天才"的问题。如众周知，江青、康生、张春桥都是先前中央文革的成员，分别是组长、顾问和组员。陈伯达本是组长，没干几个月，就以性格见解歧异，不见容于江青，逐渐从中分化出来，"投靠"林彪。这种"投靠"哪里是毛泽东说的"我的船还未沉，这个老鼠就跑了"那样,只是基于权力的考虑呢？"一组"（毛）的权力当然胜过"二组"（林）。若不是因着识见相近，陈伯达何以会背着毛而转向林呢？
原来军队系统早自军委八条、二月逆流,乃至武汉兵变以来，就与中央文革杵格不入。四大将（黄吴李邱）在文革初期也饱尝红卫兵造反派文武批斗之苦（其中邱会作最惨，几乎打死）。林彪身为副统帅，在公安六条保护之列，固然不受此罪，其为毛所钦定的为文化大革命保驾护航的接班人，也由不得他公开非议文革。然而私下之间家人却常闻其以"文革大要命"称呼文革；以"武化大革命"形容武斗。掩藏不住骨子深处里对此文革之不感苟同；对于文革的乱局他是深感于心的，在他与徐向前主持制定的抑制中央文革的军委八条得毛批准之后,一向情感不形于色的林彪居然禁不住欢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对于派性武斗，他更加耽心。一九六七年八月曾为此上书但毛不以为意，反而讽刺林彪穷紧张。至于文革破坏生产的那一套，也不符合林的一贯思想。早在一九四五年的七大，他对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解释就很别开"生"面:"我们谈政治谈党,首先就是经济问题。我们是拿'产'字作旗帜。我们有的同志实际上不注意'产'，忘了本。共产党不注意‘产'字那就大大不合格。"继言"我们奋斗的集中目的做什么呢？是要“产'。不是私产是公产；大家发财,大家生活得好，所以要革命。"因此在由他负责宣读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他支持陈伯达强调"促生产"的起草，而不取"只有（文革）运动，没有目的"的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的"伯恩斯坦式的文件"。奈何遭毛否决。林彪这一不忘生产的立场显然其来有自。
然而在庐山上，这类的分歧，这类对于文革的非议，乃至愤懑，都只能包裹在"高度抽象的言语"中;要不要"三个副词"？要不要天才？要不要国家主席？这些做表面文章的正反双方，当然都不存在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林彪的军系人马，加上陈伯达、汪东兴，指斥张春桥反毛，当然也是强词夺理,无限上纲。但此一立意打击张春桥的"深层结构"，却在于多年积累的对于文革以及"中央文革"的异议。憬然于二月逆流的前车之鉴，批判的火力只能集中于最小的角色张春桥，如叶群所说:千万别点康生的名，更不可触动江青。（至于触毛，那是压根儿连想头都不敢有的！）
尽管如此，庐山上一旦或明或暗地点名张春桥之后，立即群情振奋激昂，"千刀万剐"之声不绝,"大有炸平庐山之势"。"中央委员们纷纷给政治局写信"，"批判、声讨……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迹……异常激烈。"武如陈毅、许世友、文如钱学森、郭沫若在会上都"跳得很高"。陈毅等人与林彪等渊源不深，他于二月逆流后打成"右"，却与林彪一向不大往来。何以也会"拥护陈伯达"大批张春桥呢？自然不是一个私人恩怨可解。庐山上所以群情愤激，造成"停止地球转动"似的共鸣，自然是有着共同的"语言"，并不局限于林系一路人马。林彪等人的言语既是如此抽象，则共同言语的代表人物当推以敢于直言见称的陈毅。这也是毛泽东所斥"二陈合流"，康生所称"二月逆流与八月红流（按原文如此）合流"的旨趣所在。
由于官方始终未曾公布文献,我们无从知悉江青率领张春桥、姚文元与毛密谈的内容。然而可知者，是自此而后，情势急转直下。说来不巧，这一情势的发展正似一九六七年反文革的二月逆流。毛泽东在二月逆流期间，不惜开罪四个元帅三个副总理，公然宣称:"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我。"说来又不巧，这回毛泽东也说:"他们名义上是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对我。"（见事后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毛同华国锋的谈话。）林彪诸人"高度抽象言语"中的弦外之音，终于让"政治慧眼"（此乃冯文中用语）的毛泽东嗅出来了。
毛泽东毙逝之前自揣平生两大成就，一是解放战争打垮了国民党，一就是开亘古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这两宗盖世功勋，绝容不得他人非议。毛尽管赏识邓小平，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根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不翻文革的案，一旦嗅出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立即再度打倒。由此可知，文革者，才是毛的真正痛处，才是他在庐山上所说的"绝不让步的重大原则问题"。也才是他在设下十面埋伏，准备对林彪动手的南巡讲话中所说"三要三不要"（意指林彪如刘少奇一般，搞起修正主义）的矛头所在。
只有从此考察，我们才能拨开庐山的迷雾，窥见毛的切身之感，是什么触动了毛的真正痛处。这些才是庐山风云的奥妙所在。然则，冯文所欲回答的"毛林决裂的关键"者又岂是"权力斗争"一义所能涵盖。
当然，这一奥妙不可能由当时的官方披露——一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出现的副统帅,一个首任的中央文革组长，居然会不满文革，这还了得！今日的官方当然也容不得触此奥妙——阿q也敢革命，林彪也会反文革，笑话笑话！
史家办人事，犹如法吏断狱，听其两造之言。二十五年来的林彪大狱迄今但有原告，不见被告。对于林彪其人，对于扑朔迷离的林彪一案，世人所知者，真是少得可怜（包括笔者在内）。只许原告控诉，不许被告发言（林氏后人如林豆豆与张清霖之种种申诉，屡遭官方压制），单以此事度之，则可计其为冤案者，大约不假。虽不中，亦不远矣。细检林彪与周恩来二人之文革言论，相观比察，举凡在保护老干部、稳定局面、缓和毛之激进、稳定军队、制止武斗、力促生产等诸大政策上，二者所持之立场其实差异无几。反之，以抑己扬毛之初衷及批斗同僚之激烈观之，周之较林，实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以身后名声论，一者崇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圣人，一者沦为遗臭万年的反革命阴谋家，何其霄壤之别乎——此冤者一也。
毛之整肃刘少奇，乃源于刘在调整"七分人祸"大跃进后的国民经济、在包产到户的农村政策、在四清的做法上，与毛歧异，触犯了龙颜。这至少是一条公开的"刘少奇路线"，毛要整他还说得上有个根据，说冤不冤，如今也得了平反。相形之下，林彪尽管骨子里也不以大跃进为然，也主张包产到户，但鉴于刘的教训，不惜隐抑私见，处心积虑标榜毛之正确，最后仍落个反毛行刺的罪名、身败名裂的下场——此冤者二也。
林彪之仓皇出逃，本是毛步步进逼弄出狗急跳墙的结局（毛之手法与先前逼迫达赖出走，或有稍似之处。）事发后之案情，又全凭毛之未审先决、出乎臆想的判令，好事者又据此销毁证据，伪造事状，造成大狱。其株连者，何止千万，而苦主或其家属，死者含恨，生者坎坷。实事求是之不谋，历史公正之义之不张——此冤者三也。
论者曰:伴君如伴虎。毛泽东以其文采武功，可谓历代君王之冠。林氏以骑虎难下之势，居然仍大搞毛的个人崇拜，真不啻为虎添翼，其折戟沉沙几至灭门的下场，固可谓咎由自取。然而，即以个人崇拜而论，刘少奇、柯庆施、陶铸在崇毛活动上，本有一饭之先的功劳，而周恩来之崇毛又过林之崇毛（对比周在八大二次的检讨与林在七千人大会上之讲话，即可知矣）。但究其实际，始作俑者，正是毛之本人（毛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上大讲个人崇拜之必要与个人崇拜之合于马列主义；柯、陶二人就是受了毛的鼓动，跟着大吹起来的。）今人只消翻阅中共中央文献室编就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诸册，看看毛对中央文件的亲点御批（其中毛在秘书拟就或政治局、书记处起草文件中亲自加入"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的字样，比比皆是），就可知毛泽东才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最大提倡家。如此看来，林彪的错误也好，悲剧也好，最终的根源又回到了毛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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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修订稿)
作者：梁由之
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江淹<<恨赋>>
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辛弃疾：<<沁园春.老子平生>>
人间多少闲狐兔？月黑沙黄，此际偏思汝。陈维崧<<醉落魄.咏鹰>>
------题记
一.一个非神即鬼的人
开篇就抄书：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
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年9.13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了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包括林彪在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纪没想到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即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捶，涕泗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纪登奎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World
Journal）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曾在蒋身边长期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原名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出生。父林明清，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30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少。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年毕业。同年秋天，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期同学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初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早期知名的共产党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台冈一役，一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1.9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115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迩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年3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治。直到1942年3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象极为深刻。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主席这般礼遇。青年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南京大学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霸东北”。中央原拟派林彪去山东，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改派他去东北负责军事指挥。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我军(曾几度易名，当时叫东北民主自治军)第一政委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利后，1946年5月23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6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1946年6月16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更是一举歼灭了东北国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年11月23日，东野主力84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四野)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一点，远逊于其它九帅。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年6月16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漱石、陈毅、张云逸、黎玉等巨头，对下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怀、高岗、周恩来、黄克诚、粟裕、柯庆施、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第71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错的也还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背后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系。毛不知作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顶住压力出面为林总说话，实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可不会干，添兵的乱命更不会听从。18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年5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考究起来，问题多着呢，岂止“战锦”而已!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年3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会与他攀扯上关系。
五.“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１）计划
（２）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以上是被认作“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全文。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共同炮制。“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简称。
暂不涉及对这份文件的分析和评判。对文件本身，国防大学王年一教授的看法是：
“<<纪要>>是个草稿。定稿没有。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而知。林立果对于新野等人说，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说的是不是真话，也无从得知。靳大鹰在〈‘913’事件始末记〉里说：‘里面有些话只有老谋深算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有的话则明显的幼稚肤浅。’这是确实的。假设林彪看过<<纪要>>，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真难为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将军教授。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好象什么都没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穿。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这不过是林立果拉大旗作虎皮、假传圣旨罢了。林总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都数得上的名将之星!策划政变是何等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他会弄出这等花里胡哨不三不四的东东？这是林彪的作风吗？
不由想起林总在东北战场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话头又回到当年。
六.六个战术原则
作为中共领袖兼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毛泽东有广为人知的“十大军事原则”。
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兼战术家，林彪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原则”。
六个战术原则是：
1.一点两面。
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对敌人形成包围，不让敌人跑掉，打成击溃战。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象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这是强调要打歼灭战，并将战术具体化。
2.三三制。
是指一种疏散形的进攻战术。我军每连3排，每排3班。林总指出：战斗时每个步兵班还可以再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组3、4个战士，在村长的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减少伤亡，扩大战果。
3.四快一慢。
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开始溃退后追击时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多么精彩!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沉默寡言、身带5处枪伤的方面大帅熔铸古今中外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是出于他的独创，比如一慢。
我不由再次想到：设若此人为党国所用，如何得了？我党我军，谁能是他的对手？!
“571工程纪要”呢？思想且不论。作为政变纲要，有一点可章法和可行性吗？林立果只是在乃父那里揎拾了一点思想的皮毛，自己肆意发挥、狐假虎威罢了。
我还注意到：这6个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使人想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名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总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东野伤亡越来越小，战果则越来越大。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1955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总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1958年5月，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毛刘周朱陈林邓，实至名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众望所归的新领导核心得以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告瓦解，分崩离析。
下面，梁某不揣冒昧，对上列中共七大领袖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无可争辩的最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大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兼浪漫主义诗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确切的。如果还是农业社会，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依我看，一方面，毛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仅次于鲁迅。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对广大劳苦大众，感情很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对知识分子则存在严重偏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的罪恶，对国家、民族、国际共运和我党的事业都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张毕来认为毛：“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
不予平反的5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错。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合起来看，就比较完整了。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在中国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难言的孤独感。罗荣桓、柯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为所欲为，比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更为恣肆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也殊少爱心。
我对他的评价，是六*四开或倒三七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2.刘少奇。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才识资历均不足与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而不自知。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只是干一些具体党务工作的话，少奇同志会干得很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英才盖世。
中国革命又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忠诚、智慧、光芒四射、顾全大局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党的瑰宝和骄傲。如果他为蒋介石所用，老蒋就不会去当“扶余海外王”，周在历史上就有望比诸葛武侯更为出彩。可惜他遭逢的是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我对周的看法、感情，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对总理的苦衷应取“理解之同情”，无须深责。
4.朱德。中国革命和军队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还有陈毅等人)。
5.陈云。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层重要领导人。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夕阳红”阶段且不论。在陈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仅对其在高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疑义。
顺便说一句：陈云姓廖。
6.林彪。此处从略。
7.邓小平。短小精悍，精明强干。政治思想强，作风泼辣，外圆内方，人材难得，举重若轻，不专权。又一个少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但学问、见识都有所欠缺，不是适宜的统揽全局的帅才。我注意到：小平成为大王，是在山中无老虎之后。
姑妄言之。不值方家一嗤。
成为七大领袖之一，1949年后一直休养恬退的林总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变化。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
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被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八大其实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都是如此。姑且不说它本身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就算它基本正确甚至完美无缺，而压根儿没有从组织措施上确保对八大各项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也是毫无意义的。窃以为对八大不宜估计过高。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存在密切关系(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杨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破裂。
这些就不去详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高饶事件。
毛泽东十分倚重的高岗和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饶漱石，戏剧性地联起手来，“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直接起因之一，是资深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刘的骨干。部长刚由饶漱石兼任不久)，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份名单，据说居然“有薄(一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被认为是刘系大将)无林(彪)”!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军队高干与白区高干的矛盾趋于白热化。
高岗过于生猛，矛锋又兼及周恩来。刘、周联手反击。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示坚决拥刘。身在杭州休养的毛担心党内分裂，想玩平衡，致信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份自我批评。可谓煞费苦心。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刘、周并没按毛的指示办，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毛面对一个本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这决非毛的本愿。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于是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向来对刘有看法、又敢于说话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暴升至四哥的地位，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毛曾经意味深长地说：伸手岂止高饶!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的地位罢了。而本来不甚起眼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的重要职务，脱颖而出；在八大，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又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给高饶定性的报告，亦为小平所作。
彭、林两位老总都与高岗有过愉快成功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能力和作风很是欣赏，关系很好。桀骜不驯、目中无人的高岗对林总更是敬服有加。高岗曾对邓小平说：“我在林总直接领导下工作过，林总是个天才的统帅，无论政治水平、军事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领导水平，都是第一流的，绝对非凡。三大战役，林总有两个，率领四野从中国的最北边打到最南边，了不起啊!哦，当然，你小平同志也有个淮海战役嘛。”邓小平当时回答：“我哪能跟林总比。淮海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陈毅他们。”
以林总的为人和性格，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象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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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居然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我不知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的如此荣宠。
大家不难推想当时毛泽东的用意和林彪的感受。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总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总。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总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洽谈甚欢。主席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期望殷切。毛还一再说，希望林能多活20年，因为他有马列主义。
4.庐山会议，彭总翻船。林总是作为救兵中途被急召上山的。他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落井下石。大家说林总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切合实际的。谓予不信，可去找找贺龙、罗瑞卿、肖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总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总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总从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不会离谱。他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一个，对人对事极有主见，从不盲信盲从，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言极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会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这后来也成为林总的一条罪状。何其荒唐。在当时，这不是众望所归吗？到底是林总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谁能告诉我？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企业的负责干部，军队的有关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报告否定了毛泽东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被迫向大会作了检讨。
毛的威信严重受损。此消彼长，刘则声威大振，直有与毛分庭抗礼之势。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
他说：“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总何许人也。他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对这个讲话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这可以视为毛林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中的蜜月。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九.九一三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信任和欣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在1966年10月，总后造反派批斗他这个“当权派”、使用“车轮战”时，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当场昏厥过去。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这场批斗。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总手里。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呢。但在当时，林彪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就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稳定并运用军方力量；借重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
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个阶层、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必不可少，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还没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完全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叶群，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据说，仅出身于原东野八纵的中央委员，就达10人之多!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为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几经周折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负责，由陈伯达及张、姚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生产，是鼓吹“惟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姚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并对江、张、姚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当得实在是没滋没味，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军事家林彪，近乎无可挑剔。政治家林彪，则相形逊色。
庐山会议，以“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为肇因，张春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所谓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眼看翻船在所不免。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说话，稳林击陈，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诧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林彪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让他悄然心惊。作为一个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独裁者，他不容许出现任何有可能对自己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总的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又好象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呆在北戴河休养。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底，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不知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包不包括林总----他老爸----在内？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是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毛先扳倒陈伯达。罗织罪名，“批陈整风”。接着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步步进逼，逼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并新加进一些人，分其权势。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打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味“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一个领袖居然采取这种方式算计自己的副手，会上不说，会后乱说，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不搞团结搞分裂，不光明正大，而是搞阴谋诡计，直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就我所知，实为仅见。
9月6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获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惊。精明的李作鹏很快形成3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晚上，黄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将类似消息密报周宇驰、林立果。
此后一周之内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在有关史料解密、核心仅存人物(如汪东兴、李文普、李德生等)打消顾虑打开金口讲真话前，甚难尽得其实。
可以确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遇难后的林总的描述：
“五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头皮有绽裂，鼻烧焦，眉烧光，眼睛成黑洞，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胫骨炸断，体形瘦小，秃顶，有皱纹。”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黑幕。
十.十大关键性问题
我以为，有十个问题,对认识、分析、评价林彪其人甚为关键。下面按时间顺序，依次作一些粗略的分析。
1.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如果稍微公道一点，就应该承认：起码，1959年第一次庐山会议、置身政坛第一线之前，林彪的革命资历是不容置疑的。诗人郭小川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听说他在历史上犯过什么错误，从未听过有人说他做过坏事。”并认为林彪分析问题很厉害，一针见血，具有大军事家指挥若定的气派。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9.13事件后，林总由第二号神摇身一变成为第一号鬼。元老们也都做了一回事后诸葛亮，奉旨揭发批斗。
陈毅元帅爆料：“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贼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贼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那么，“一年争取江西”成功了吗？
众所周知的是，4、5年后，中央红军放弃赣南、闽西根据地，被迫长征。
其实，在此前后，曾大力反对毛泽东的，正是朱德、陈毅、刘安恭。毛一度被免职，处境狼狈。而毛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不是别人，乃是林彪。这给了困境中的毛极大的帮助和安慰。这也是毛长期对林特别信任、喜爱、重用的原因之一。
毛、林在这里只是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不同，进行探讨而已。从信中看，毛对林完全是关心、爱护、开导的语气，纯属良性互动。林的行为，公开、正派、敢于亮出自己真实观点，无可挑剔。这其实是庐山会议前数十年间林总的一贯作风。黄克诚大将晚年对这桩公案有过十分剀切的论述，大家不妨参看。
说点题外话。胡适一直认为共产党人文章写得最好的，得数毛泽东。此论甚是。谓予不信，请看毛致林信件的结尾：
......我所说的中共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2.论短促突击
一种战术讨论而已。没有什么不妥。将此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挂钩，不是无知，就是偏见。蒋介石当时已平息内争，统一军政，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军。在敌强我弱力量过于悬殊的态势下，长征在所难免。林彪向来是游击战与运动战并重的。另据李德回忆录称，<<论短促突击>>一文是他约请林彪写的。
3.长征途中，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
性质同1。毛泽东自己都毫不在意。只是刮了刮林彪的鼻子，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完全是一副家人父子的模样。
4.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陪同周恩来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与蒋介石单独策划于密室。
诛心之论。无稽之谈。不值一驳。
5.战锦方为大问题
辽沈战役，先攻下锦州，关门打狗，最为有利，不待智者可知。毛泽东对此可谓三令五申，强调再四。
确实，酝酿南下攻锦前，林彪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的顾虑主要是：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南下单程的汽油；怕傅作义派重兵由关内北上援锦,与沈阳的卫立煌分进合击；万一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就无法撤出，进退失据。
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傅作义部不久前就曾到东北出过一次风头，打通了一度中断的北宁线，东野吃了点亏。所以林彪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进行锦州战役的前提条件：须以华北方面的杨成武第三兵团佯攻傅的老巢绥远，吸引傅派兵回援，俾使锦州开战时傅无法或无足够力量援锦。事实上，中央军委采纳了这一建议。这点以往常常为人所忽视。
根据国民政府国防部的作战计划，锦州大战在即，华北剿总须以第13军、第16军、第35军(傅自己的主力部队)、第94军全部4个军12个师约13万人会同在锦西、葫芦岛的第54军、新5军、第39军等部，组成东进兵团，全力支援锦州；锦州范汉杰部坚守待援；廖耀湘率第九兵团(辖新1军、新6军、新3军、第52军、第71军、第49军)组成西进兵团，自沈阳向锦州攻击前进，切断东野的后路，与华北部队包围歼灭东野主力。这正是林彪最担心出现的情况。
由于杨成武部西攻绥远，傅作义果然派第35军等部回援；出援锦州，则只从第62军、第92军等部各抽一个师计4个师敷衍了事，力量大为缩水，严重不足。东北剿总方面，卫立煌根本反对出援，参谋总长顾祝同亲临指挥也没用。蒋介石亲自出马，才使得廖耀湘部勉强出发。但早已贻误军机。
在淮海战役阵亡的国军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曾沉痛地对部下说：“国民党是斗不过共产党的。人家对上级指示奉行彻底，我们则阳奉阴违。”这实在是血泪真言。
高岗、李富春、钟赤兵等过细安排好了后勤运输。情报方面已确证敌华北援军大为减少。林彪就定下决心，进攻锦州。
由于西进兵团离得很远，当时林彪主要就是抓两件事：一是攻下锦州；二是在塔山一线顶住东进兵团，确保攻锦胜利。
结果，攻克锦州只用了31个小时。正是“四快一慢”战术原则的完美体现。
毛泽东指示攻击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林彪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命令东野回头歼击西进兵团。东北国军最精锐的廖耀湘部两天时间就被东野收拾得干干净净，在解放军战史上创造了时间最短、损失最小、战果最大的新纪录。
另一方面，因为四平攻坚战(与四平保卫战是两回事)失利的阴影，林彪不无顾虑。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1948年9月24日华野攻克济南，对他肯定是一个强刺激。林总领兵打仗，沉着冷静，谋定而后动；但也非常自负，好胜心极强。
韩信将兵。高祖将将。林彪的一切成就，与毛泽东也实在是密不可分。
战锦问题，不过如此。岂足为病？
6.反对抗美援朝，拒绝带兵出征
当初，同意出兵朝鲜的可是极少数。依我看，就算现在，也不好轻言对错。林总身体不好，这可是公认的事实。实际上早在衡宝战役后期，他就病体难支，不大过问具体战事了。这一条也是一些人后来在鸡蛋里找骨头。
7.吸毒
荒唐。
8.第一次庐山会议
评述已见前文。
9.<<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是一份文革初期的重要文件。也被作为林彪、江青狼狈为奸的重大罪证。其实，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1965年，毛泽东下决心搞掉刘、邓。导火索是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点了第一把火，但在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那里碰了硬钉子。毛觉得北京不听他那一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决定另辟蹊径。但他当时可以信用委任的人确实寥寥无几。于是他打算将江青推出前台。但江青算老几？人微言轻，无人喝彩。
正如江青自己后来在1967年4月12日说的那样：“我们攻也攻不动呀!......我的话更没有人听。于是想到在解放军中请尊神......来攻他们......。”
这当然是指的林彪。
文艺和军队，江青和林彪，一文一武，一女一男，风马牛不相及。能够有硬把他们拽到一起的想象力与能力的，非毛泽东莫办。
1966年春节，江青乘专车从上海去苏州，专程向林彪拜年。并转达了毛的口谕：由江青出面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请林彪务必给予配合和支持。江要求林亲自陪同，林推以身体不好，加上对文艺不内行，予以婉拒。因为有毛的招呼，林就叫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中将协同一下江青。刘问：江究竟想找哪些人谈些什么？林总回答：可能是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吧。可见林根本不知道毛、江的真实企图。他一直没有过问。
后来几经周折，总算找几个人开了几次会，弄出一份初稿。毛泽东亲自指派陈伯达、张春桥进行深加工、大改造，并赋予其理论高度和时代生命力。题目仍然叫<<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送毛定稿。
毛毕竟是毛。他详细看了修改稿，又亲笔作了15处重要修改。尤关紧要的是，他大笔一挥，将题目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别小看这后加的6个字，那可是一石三鸟，画龙点睛！这使“纪要”分量顿增，意义大不一样。林彪与毛、江的被动主动互相异位；不但使江青师出有名，狐假虎威，掩人耳目，抬高江的身价；又可不露声色地逼林走上前台。而林除了予以默认，别无选择。
梁某以为这可以作为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信中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一个绝妙注脚。只是，到底是谁借助谁呢？
10.第二次庐山会议。
已见前述。后文仍有述及。
有朋友要问了：那么，莫非林彪就没有什么缺点和问题吗？
非也，非也。相反，林彪的身心都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作为军事家，他让人敬服不暇；作为政治家，他的不足之处不容忽视。
这些，下文中将有所述及。
百.百年五牛图
梁某以为，华夏近百年来，内乱不断，国运不昌。三大曾令人欢欣鼓舞、如大旱之望云霓的政治领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都高开低走，虎头蛇尾。有的甚至走向反面，给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无穷的后患，理所当然地为时代与人民所唾弃，被牢牢钉入历史的耻辱柱。而中国社会若干最重要的基本的制度性问题，迄今尚未完全理顺。一些结构性、深层次的重大问题，仍在修修补补，得过且过，不被正视，更没得以解决。中华民族这条内在生命力充沛的巨舰，正在内外交困危机四伏中艰难航行。
正如鲁迅所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在天涯社区溜达已有些年头，惟一感兴趣的，是看帖、翻帖，对其它的一切包括问题与主义、左右吵架、自由主义内讧、bz上台与下野及其争执......都未曾措意。
前不久有所触动，开始在天涯发帖。注注兄喝采兼起哄，替我起了<<百年五牛图>>这么一个大题目，弄得我有点骑虎难下。不过也好。很多事情不都是逼出来的吗？克尔凯郭尔说：如果非说不可，那么现在就说。好的，在下不揣冒昧，开始说话。先是蔡锷，现在轮到林彪。这是两个武人。另三牛：鲁迅、张季鸾、陈寅恪，则是三个文人。百年中国，惟有这5个真正的大佬能让梁某感到凛然肃然。
既然以鲁迅、蔡锷、张季鸾、陈寅恪、林彪为所谓“百年五牛”，虽属一家之言，也自然有我的标准、尺度和理由。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缺点，也不是我对他们所有的思想和作为都予以认同。
扯得有点远了。话题还是回到林彪。
上文说到林彪不少优点。下面说说他的缺陷。
1.叶群进入政治局和林立果出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窃以为这是林总的最大败笔。
林彪性情恬淡，身体也不好，常常置身事外，政治局会议也很少参加。老谋深算的毛泽东，亟需林彪支持、有意逐步将林推出前台时，主动提出让叶群代替林彪出席各种会议。刚好，象江青一样，叶群也是个不甘寂寞、志大才疏的好事之徒。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更与江青一起进入政治局。叶其实是江的陪衬人。叶不入，江势难独进。在老干部被大片打倒、甚至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怨气冲天的情况下，这大大强化了毛、江的力量和地位，又使林、叶成为替罪羊与众矢之的。毛一箭双雕。林里外不是人。政治上看似得分，其实殊为失算。
林彪反对过好几次。但最后还是依了毛泽东的主意。应该承认，这件事，周恩来起了穿针引线、推波助澜的作用。
无论如何，这事毕竟是毛主动，还不致犯忌。林立果就不同了。
林立果，1945年生，北京大学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当年7月1日入党。1969年10月17日，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级)。10月18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将林立果、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招集到一起，发出指示：“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周、王先后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和机关作了传达。一股吹捧林立果的旋风，在空军刮起，一时间，甚嚣尘上。一个初出茅庐、也还精干，但缺乏资历与经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居然被捧为“超天才”，自己也飘飘欲仙，自我感觉超好。终于轻举妄动，毁了乃翁无可置疑灿烂辉煌的革命一生，为林家带来灭门之祸。
有一种辩解意见认为，这一切都是叶群伙同吴法宪私下搞的，林彪并不知情。又说林立果也不过是一副师职干部，不过是参照肖力(即李讷）在<<解放军报>>享受的级别罢了。这是缺乏说服力的。
田家英曾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时，打算向毛泽东进言三条意见。第一条就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这是相当严厉的指控。
此言极是。我认为，林彪其实也存在同样问题。不过表现形式不同罢了。9.13事件弄得不可收拾，叶群、林立果、林立衡各自胡来，也不能说林彪一点责任也没有。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岂止毛林而已!时至今日，此风好象愈刮愈烈。而政府并无从制度上根本抑制的良策。
记得第一次庐山会议，老毛曾向彭总咆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
据毛身边工作人员吴旭君、张玉凤等人回忆称：毛晚年偏爱读一些低回凄婉的古代诗词，时常老泪婆娑；并不止一次喃喃自语：我对不起开慧!我对不起开慧!
9.13事件前夕，毛南巡期间，多次对地方军政要员提及：一个毛头小子，捧为超天才，没有好处。
在毛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将亲侄毛远新从沈阳调到北京，不离左右，助理一切。
第二次庐山会议，毛一反常态，对林吹毛求疵，翻脸不认人。原因非止一端。但其心理因素不容忽视。
以下是我虚拟的毛的心理活动：哪怕一个空头国家主席，哪怕废弃，老子不做，你也没份!小兔崽子更是休想!捧老子吹老子，什么三个副词，什么天才，老子是天才，你那兔崽子倒成了超天才，格老子莫非连你那龟儿子都不如了？这不糟践人吗!毛家天下，你林家想坐？白日做梦!可惜啊可惜，俺岸英儿英年早逝，要不......哼!咱们走着瞧!
这些是可以写进<<病夫治国>>的绝佳材料。分析政治斗争，不可不体察人情。
比照这一切，我认为，毛的心路历程脉络分明。绝对不可低估小林的串升和风光对老年毛泽东的心理刺激作用。
应该加以说明的是：林立果在空军并不能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我军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谁都别想乱来。那两个一切，只不过是吴胖子为了讨好鼎盛时期的林、叶，献媚取宠罢了。
2.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
1969年10月18日为全军战备所发。历来被作为林彪的一大罪证。
根据业已披露的史料，此事与发布命令的林彪和传达命令的黄永胜都没有多少关系。只是当时值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按常规办理而已。千不该万不该的是：阎加了那么一个招摇的字头，令雄才大略、乾纲独断的圣主触目惊心。
10月19日，林彪得知后，有所不安，采用电话纪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毛泽东一脸的不高兴，居然亲自将它烧了。这让前来汇报的汪东兴非常吃惊。汪当晚接到周的询问电话，周得知毛将林的报告烧了，也很是惊诧。
圣威莫测高深。伴君如伴虎。
我推测，这也许是毛对林真正产生戒心，进而认为他“迫不及待”、试图“抢班夺权”的起点。
林低估了毛的雄猜，高估了倍儿铁的哥们关系。没有主动将这个疙瘩解开，殊为失策。
我注意到：真正敢于当面对抗甚至斥责江青的大员，如林彪、谭震林、黄永胜等，都是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战士。这很有意思。
3.器量偏于狭窄。
林总生活简朴，沉默寡言。深思敢言，个性极强。但器量不够恢弘，偏于狭窄。
罗瑞卿继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是他亲自点的将，后来两人弄得不可开交。邓华、钟伟都曾是其爱将，皆因小故日渐疏远。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是清一色的四野旧人，虽然皆为一时之选，但毕竟不好，不平衡。邓小平在党内人望极高，打垮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虽然已经刘邓并称，但小平仍然是四个全票当选的政治局常委之一(另三人为毛、林、周)，只有谢富治一人在小组会上攻击了邓，也不过说他全国解放后变了而已。毛泽东始终将刘、邓分别对待，留有余地，这也才有了邓三落三起的机会。而据一些资料称，后来，林对邓，则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这大约也是拨乱反正时期林冤沉海底谢被鞭尸的因由之一吧。
甚至就是跟林关系最为深厚的罗荣桓、刘亚楼，去世前，也与林有些磨擦。林对罗帅不满，是罗对林在全军开展学习毛的著作只强调“老三篇”有些保留，担心片面化、庸俗化，不料伤了林的自尊心。空军司令刘亚楼上将本来一直是林最欣赏和喜欢的老部下，当时也因为与罗长子走得太近而被林疑忌。总政主任、也是林老部下的谭政大将更被打倒。另外，军队批判教条主义，整刘伯承元帅，虽是毛、彭主导，但林作讲话时，据邓说，是“声色俱厉”的。杨余傅事件，倒跟林没多少关系。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这一切说明，林彪其人器量有欠恢弘。让人想起韩信不愿与樊、绛之流为伍的故实。韩信与林彪，性格与命运，倒是确实不乏相似之处。
4.两面派。
当年给林彪定下的罪行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
这基本上都是扯淡。
只是两面派一说，倒也并非全然诬枉。
林总被迫出山后，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他对把毛捧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第一号神，居功至伟，责无旁贷。一方面，是大事吹捧，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却是私下里多所保留，甚至深恶痛绝。中共高层，对毛认识之透，厌恶之深，莫过于林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想，他自己一定也很矛盾、痛苦。林曾几次向毛提出辞职(包括副统帅)，毛都不允许。林想见毛面谈，毛又托辞不见。两人矛盾、意气日渐加深。
说林的表现象个两面派，信然。但联想起少奇大搞对毛的个人崇拜，联想起文革中周、邓诸公的表现，似乎也不好深责林总。
更多的，应该从制度、体制方面找出问题，加以解决。
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看似戏言，其实是独具只眼，大有名堂的。
张玉凤见过不少高官的检讨书。都是糟蹋自己和同僚，讴歌圣上。很多都是令人作呕、不堪入目的。
据说，林彪是惟一没向毛泽东作过检讨的中共大员。风雨如磐，泰山压顶时，军人林彪仍然挺直了腰杆。
1971年5.1国际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林彪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毛不理他，他也不睬毛。坐了几分钟，居然拂袖而去，不辞而别。这可急坏了一旁的摄影记者。同席的周恩来、董必武更是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起先，我当这是一条八卦，不大相信，以为林总不至于这样憨直，不给领袖面子。
2003年，适逢毛泽东110周年华诞，官方有关部门组织撰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公开出版。赫然载有此事。
哎呀我的天，林总可真是了得!全党全军，除了林总，谁有这个头？!
这象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的作为吗？
但从现实政治考虑，这无疑是失策的。这说明林彪无论如何，毕竟只是一个职业军人。跟玩政治的一代宗师毛氏相比，实在还是太嫩。
一句话：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而这一切，都跟林彪身体不好密切相关。林身体差的罪魁祸首，还得怪当年误伤他的那位阎军神枪手。
以上说了林彪一些不是。那么，他身败名裂，是不是就罪有应得呢？
非也，非也。
相反，在下认为，这是一桩千古奇冤。
千.千古奇冤
辛弃疾词曰：将军百战身名裂。
确实，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莫不如此。
林彪也不例外。
君主用得着他们时，解衣推食，无所不至。翻脸不认人时，就痛下杀手，必欲除之而后快。最便给的罪名，当然是十恶不赦的谋反。还嫌不够，就再加上点诸如里通外国(对彭总亦是如此)这种猛料，让你身败名裂。
<<诗经>>说：非今斯今，振古如兹。确实，这种把戏一演再演，并不新鲜。
历史已经证明：白起、韩信、岳飞、袁崇焕......诸案都是旷代冤狱。
历史亦将证明，林彪一案，实乃千古奇冤。
前面说过，第一次庐山会议前，林总几乎无可挑剔。两次庐山会议之间，不无瑕疵，但都可以理解，大节无亏，有些地方甚至难能可贵。关键问题在于9.13事件的真相与评价。
说到9.13事件，不得不先说说晚年毛泽东。
毛氏文韬武略，建党立国。说话海阔天空，文章行云流水。炉火纯青，老谋深算。实乃不世出的枭雄。又极具个人魅力。真个是“心如涌泉，意如飘风，强足以距敌，辩足以饰非。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易辱人以言。”上文亦涉及一些对他的评价，多为正面的，尤其是1949年之前。
但在晚年，毛走向了反面。借用邓小平一句比较费解的话说，就是：毛的问题就在于他背离了他本来正确的东西。
毛最喜爱的秘书秘书田家英，曾私下对好友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
这实在是切中要害的金玉良言。但毛恣肆横暴到田连话都没机会说出就死于非命。
据陈伯达回忆：“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著。’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可见党内高层关系扭曲到了何种地步。毛，不活脱脱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独夫吗？
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周、林诸公当时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政治环境下，不难想见。能怎么说？该如何做？不容易啊!
纳谏如此。那么，用人呢？
晚年的毛，最信任的是他的老婆江青。其次是两个对他无限服从顶礼膜拜的白面书生张春桥、姚文元。以下，就是工人王洪文，农民陈永贵。再就是后起之秀的老干部纪登奎、吴德等。这都是他夹袋中的人物，可以玩弄于掌股之上。倚以治国，可乎？
总理病危时，叶帅一再叮嘱身边工作人员：总理如有遗言，一定要一字不漏地记下交给他。及至总理逝世，纸上还是一片空白。叶帅噙着泪说：“他一生都顾全大局......”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毛认定小平是后台老板。政治局开会，江、张等意图开除邓的党籍，以绝后患。一向沉稳圆融的叶剑英忍无可忍，愤然拍桌：“党籍都要开除？那好，连我的一起开除吧!”摔门而出。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康生曾说：支持毛做国家主席，林做国家副主席。如毛一定不做，则请林做国家主席。毛、林都不做，就不设国家主席。并说这是中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毛打算打击林，私下向康老吹风时，康居然说：他想做，就让他做吧。毛厉声喝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康没作声。
最后岁月，周恩来、康生几度关门密谈。颇为吊诡的是：康生去世前，居然写信给毛，揭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这太耐人寻味了。
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后，江西省委有位负责人说有好几个想不到。其中之一是：想不到康老从此撂担子，不干工作了。
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说：张春桥这家伙整个一政治局里的恶霸!主席病重已久，不能理事，总是由他代传圣旨。我们实在无法分辨，哪些话是是主席的，哪些话是他自己的!
有人问叶帅为何不早点干掉四人帮。叶回答：投鼠忌器。事实上，毛尸骨未寒，叶等就痛下辣手。这其实是一次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军事政变。但顺应了潮流民心。正如郭沫若所欢呼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毛、江极左路线得以废止。国家命运出现新生。
......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呢？
毛、江一伙的倒行逆施，肆无忌惮，不得党心，不得军心，不得民心。已到了天怒人怨、令人近乎无法容忍的地步。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大家不妨设想一下：毛后死十年，该会如何？早死十年，又该当如何？
朱彝尊词云：当年博浪金椎，惜乎不中秦皇帝!
林总果然有除此独夫、与民更始之念之行的话，我会对他更为敬佩。可惜他没有。话题再回到9.13事件本身。
9.13事件，已有不少专文、专书。虽仍有些云遮雾罩，但真实面目的轮廓已经逐渐展现出来。为了避免文章过于冗长，对事件过程本身不再赘述。只是着重探讨以下问题：
1.事实上，256号专机的驾驶员潘景寅(空军第34师亦即专机师副政委，全军最优秀的飞行员)及三个机组人员，还有司机杨振刚，早已取消“叛徒”的恶谥，恢复军籍，家属也享受一些津贴。只是不好把他们作为烈士宣扬(那必然马上会引发人们的极大疑问)，而是代以一个莫名其妙糊里糊涂的“病故”。这出自邓小平的最高指示。
而根据中外所有相关资料，机上并无任何发生过搏斗的痕迹。相反，坠毁前，机上人员都已摘掉手表、鞋子等，作好迫降准备。
这就奇怪了：潘景寅飞行路线肯定执行了林彪的指示。如果说林彪叛党叛国，罪该万死；那么，这个忠实执行叛徒命令、义无反顾的家伙，怎么就居然不是叛徒了呢？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能自圆其说吗？这给我的印象是：当局早已明白究竟，但有某种难言之隐；小人物好说一点，糊涂了案；大人物牵一发而动全身，只好若无其事。没上飞机而幸免于难的副驾驶康庭梓不久前在凤凰卫视所作的大胆假设完全与事实相悖，毫无意义。
我认为，这才是林彪9.13事件真相的最佳切入点。
2.被作为定罪重大物证的，是所谓林彪给黄永胜的一封信，以及所谓“政变手令”。
官方说法是：毛泽东将不利于林彪的“黑话”通过不同途径传到北戴河后，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命令。9月8日，林彪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带着这个手令到北京，密谋杀害毛泽东；；策划攻打钓鱼台，活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9月11日，林立果又将林彪写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王飞，要王和黄取得联系。信的内容是：“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信上没有日期。但王飞并未将信交给黄。
林彪有什么必要给在这一天内与叶群通过5次电话的黄永胜写这样一封亲笔信？黄永胜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而王飞不过是空军副参谋长，为什么林居然要黄“有事时”与王“面洽”？
王飞、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分别被指派为联合舰队北线、南线负责人，为林立果所倚重。但都疑虑重重。对此，小林想了一些办法。9月9日，他要王飞送一个信封袋给黄永胜，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并特别嘱咐说：“不要暴露我在北京，就说你刚从北戴河回来。”
9月10日，王副参谋长求见黄总长。黄见了王。王送上信封袋，寒喧了20来分钟，就告辞了。
那么这个大信封袋里，究竟是什么重要物件呢？
说来滑稽：里面装的是一盒菠萝糖，一件尼龙背心。如此而已。
这不是很奇怪吗？
林彪、叶群如果真要给黄永胜送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采取其它很多更适合的途径，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曲里拐弯，不伦不类。值得注意的是：林立果并未将所谓亲笔信及时交给王飞送达黄，而是到9月11日王飞情绪低落时才拿出来亮给他看了看，以资鼓励。后来又要了回去交于新野保存，并一再叮嘱王飞不得声张。
这是为什么？
我看，除了林立果假传圣旨，故弄玄虚，买空卖空，欺上瞒下，实在不好作别的解释。
所谓“手令”，也只是一直由林立果、周宇驰持有，亮给几个人看了看。9月13日，周宇驰、于新野自杀前分别将“手令”和“亲笔信”撕得粉碎。后来被专案组得到，重新拼接，作为“铁证”。
试问：这能取信于天下、取信于子孙后世吗？
3.1971年9月12日晚7时许，周宇驰布置第二天南飞广州计划。其中说到：“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指林总)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北京)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招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
这又说明了什么？林彪知情吗？黄吴李邱几位将军知情吗？他们之间，真可能存在什么政变计划吗？林总和这几位将军是我军最出色的将帅，真有谋反之心，会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如同儿戏吗？相似的例子其实还有很多。指控他们的罪行，没一个站得住的铁证。相反，可以证明他们无辜的例子则很多，举不胜举。
可悲的是，无论毛堕落到何种地步，只要他一息尚存，这些元勋宿将，恐怕至多也只敢腹诽，连做梦都不敢想到，采取断然措施，兴利除弊。
由此可见专制制度将人性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4.一切都说明9.13原计划是上午飞往广州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北戴河乱成一团，使256号专机午夜仓皇起飞终至折戟沉沙？周恩来最后与叶群通的那个电话究竟说了些什么？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机场禁止起飞？为什么8341部队不予制止而只是象征性尾追？为什么飞机上得了天却落不了地？
5.李文普的表现和孤证作用甚巨，而破绽百出。论及其人其事的文章已很多，我就不在这里多费笔墨了。他辜负了林总的信任，死有余辜!只是，如果有人代表组织交代过他，只能怎么怎么说；而他别无选择，只能背负心狱以终残年的话，那就太可悲，也太残酷了。
......
综上所述，我有以下几点结论：
1.无论是什么情形，林总都无罪有功。应予彻底昭雪，还其相称的历史地位和荣誉。并尽快索还遗骨，循礼安葬，以顺天心，以应民气，以慰亡魂。
2.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诸位将军无罪有功，应予彻底平反。他们与林，只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他们都是经历长征、百战沙场的老红军。这么些年，党和政府对他们是很不公平、很不应该的。如果惟一依然健在的李作鹏中将能亲自看到这一天，将具有特别意义。
3.林立果等联合舰队成员按当时来看，犯有罪行。但现在看来，究竟如何评价，可以从长计议。
4.1981年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十足的“葫芦僧判断葫芦案”，应予撤销。林彪等人才是江青一伙的拦路虎和死对头。邱会作翻船前曾经叹息：没我们几个在前面挡着，他们以后会把矛头直接指向总理，总理会更困难，国家的事情更不好办了。事实完全证明了邱中将的先见之明。在政治上比林总更为成熟老练的周恩来，深明对毛“只可顺守，不可逆取”的道理，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但有人丧心病狂，不准身患癌症的周及时动手术，终于未能顺守成功。总理当年为林总的惊天一恸，是多年委屈、压抑的一次瞬时爆发，“既伤逝者，行自念也”。几十年来，他与林总一直关系良好。对林总的结局，周有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的内疚感。但那种认为毛、周联手置林于死的说法是缺少根据、不负责任的。毛本人也未必就想整死林彪。邓谓毛：谁不听话他就整谁；整到何种地步，他还是有所考虑的。
故意将林、江搅为一团反敌为友，完全是为了开脱毛泽东。于是，十年前就死于非命的林总又被当成替罪羊和垃圾桶，什么坏事都往他身上推，什么脏水都往他身上泼，罔顾起码的事实与道德。清高淡泊、私德几乎无可挑剔的林总，被描绘成一个罪大恶极一无是处的小丑：不看书，不看报，不会打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成为当年东野的旋风部队(3纵)司令韩先楚上将生平两大恨之一，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疾首。这难道只是林总一个人的耻辱？这难道只令韩上将一个人愤怒？
难怪孔门高足子贡要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5.高饶一案应予实事求是的平反。
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的代表性人物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其实都是党的干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坏人，没有一个人有罪。当然，错误是有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夸大其辞，甚至罗织罪名，都是当年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强调民主与法制的现代社会，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唾弃。但旧帐应该清算，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唯一无须翻案的是四人帮。这几个家伙恶贯满盈，罪有应得。几乎没有人同情他们。但客观说一句：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只不过是替罪羊，可恨之余，也不无可怜。
在<<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末尾，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李慈铭说：“此史公微文，谓韩信至愚，必不至此也。”李笠批注：“天下已集，岂可为逆于其必不可为叛之时？而夷其宗族，岂有心肝人所宜出哉!读此数语，韩信心迹，刘季吕雉手段，昭然若揭矣!”
而朱轼在<<历代名臣传.岳飞传>>的结尾写道：“飞以韩、白之才，而忠孝出于天性，谦恭不伐，忧国勤民，可谓大臣也已。恢复之志虽不遂，然平生大功，亦莫之与敌。宋初南渡，溃裂分散，不可为国，飞始复建康以扃北户，取襄阳以遏上流，平群盗以清根本，又设间废刘豫以除心腹之害。微飞，则诸将不能独当，虽欲限江淮而守之，恐未能也。至于襄阳，飞所自营置，终宋之世，以为强藩，宁、理之后，视襄阳为存亡。宋之有是人也，而使之至此，可悲也夫!”
陈寅恪先生诗云：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
敲这等文字，令人非常压抑。打住。
我想：日后的史学大师们，会为林总写下怎样的传记和赞语呢？可以与一样蒙受千古奇冤的千古名将韩、岳二公相媲美吗？
万.虽万千人吾往矣
很喜欢孟夫子这句话。以为它与苏东坡的诗“万人如海一身藏”异曲同工，非常人所能道。
原文作“虽千万人，吾往矣”。金庸借用为词句作为<<天龙八部>>回目，出于平仄需要，将千、万移位。这样音节上更为铿锵。将错就错吧。那是写乔峰的章回。荡气回肠，血脉喷张。我看金庸，亦如小马过河，不排斥，也不痴迷。<<笑傲江湖>>、<<鹿鼎记>>和<<天龙八部>>是看完了并且还认为比较不错的几部。最喜欢<<笑傲江湖>>(但是李亚鹏......还是不说这个罢)。梁某以为任我行、东方不败、向问天分别是在影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闲话少讲，书归正传。
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林能甘于寂寞,安心养病，坐享其成就好了。
我倒也是这样想的。你看陈云，1976年后不就成了元老中的元老，牛得很嘛。林总尚在的话，谁敢托大？!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主席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你，破例一再登门拜访，批评你“有暮气”，希望你“多活20年”，亲书条幅鼓励你“志在千里”、“壮心不已”，碰到麻烦，眼巴巴指望你来救驾.....如果这一切你都不管不顾，是不是又太不识抬举、不近人情了呢？
林总容易吗？他能怎样做？这是不是逼上梁山呢？高明有以教我。
又有一种看法是：九大前后，因为国内外形势特殊，军方地位凸出。这是一种非常态。但林对此认识不足，反而开足马力，向前狂奔，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直取毛的心肝宝贝张春桥，这虽然令人钦佩，但政治上不很明智，不大可取。9.13事件前，跟毛作个深刻一点的检讨，没准就过去了，大家都作，你也作那么一个，又有什么呢？邓不就是会作检讨和保证，才得以东山再起？毛虽然明知邓“这个人是不老实的，一贯很不老实的，说什么‘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左右不过就那几棵葱，还不是得起复重用？搞政治，是不能顾脸面、争意气的。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作为政治家，林彪确实不够成熟。面皮太薄，个性太强，能入而不能出，能伸而不能屈。另外，他身体不好，性格也太不活跃，知识和思想都有其局限。
有比较才有鉴别。下面举两个例子，加以比照。
功名鼎盛时期的曾文正公，头脑并未发热。他致信曾老九：“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退让几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他预料到攻克天京会成为他与清廷关系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可能会出现某种政治上的危机。攻陷天京后，曾老大并不兴奋，而是绕室彷徨，彻夜不眠。终于痛下决心，自剪羽翼，裁减湘军，以释朝廷疑虑；同时不顾老九的强烈不满，让他开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锋芒，解除慈禧太后心病。文正公毕竟老谋深算。此招果然效果良好，一切ok.
跟曾国藩比，林彪政治上就显得明显小儿科。
1930年中原大战前夕，时任河北省主席的晋系首席大将徐永昌，应阎锡山之召，回太原密议联冯讨蒋。会前，炮兵司令周玳问徐的意见。徐明确表示反对。他说：“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说来，也不利于打仗。第一，不打仗，人们都来捧他，他是爷爷；如果打起来，一定都要向他要东西，他又很吝啬，哪能满足这些人的欲望，他就成了孙子了。第二，冯玉祥这人，......不管亲疏，都会遭到他的暗算。以前，多少人吃过他的亏。......现在和冯一同打蒋，哪能可靠？在作战的紧要关头，说不定冯又出什么新花样，我们倒蒋不成，反而会吃大亏。至于李(宗仁)、白(崇禧)，相隔很远，他们是不是能打到武汉，颇成问题。韩复榘、石友三多行不义，再过二三年，在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唐生智毫无实力。刘文辉的川军，从来就没有出来过。刘珍年、白宝山等，都是骗钱的，更是靠不住。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挑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
这是一位真正的高手。阎执意要打。但事实证明，徐的判断完全正确。难怪他后来被老蒋网罗过去，先后出任军令部长(与军政部长何应钦、军训部长白崇禧平起平坐)、国防部长等要职，极为倚重。
跟徐永昌比，黄吴李邱几员大将的见识就远为逊色。也难怪林立果瞧不起这几个大老粗了。
我想，作为常胜将军和毛氏心腹，林总的经历一直比较顺，没经过多少坎坷、挫折的磨练；心气又极高；一旦被无端指责，自尊心受损，产生严重的对抗心理，不稍顾惜一切。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林彪的老首长叶挺将军说：“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林总坚决不向毛低头，坚决不作检讨，保持了人格尊严，让毛尝到了一丝挫败的滋味。最后，用一家人的鲜血和生命，与专制体制决裂，惊醒了一代青年，宣告了文革乌托邦的破产。迫使毛不得不调整政策，改善了一部分人的命运，使国家前途出现转机。如果我们可以原谅周公、邓公甚至老毛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表现；我不知道，又有什么理由去奢求林总呢？
我有一位朋友，是当地名医。有一次聊天，他说：“毛泽东当然了得。但太好斗，折腾来折腾去，对谁都没什么好处。他一生也就保住了他自己一个人。”在下对此印象非常深刻。
张国焘说：政治充满罪恶，革命不是圣洁。
9.13事件不久，毛就害了一次重病，几乎一命呜呼。从此身心俱衰，无复往日豪情壮志。毛从肉体上消灭了林，林从精神上击溃了毛。两败俱伤，同归于尽。毛的自信心丧失了，就此英雄迟暮，步入穷途末路。
吕后伙同肖相国杀了韩信。太史公说事后与闻的高祖是“且喜且怜之”。一生好走极端的毛，晚年百无聊赖，信笔涂鸦，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时，他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得意、调侃，还是悲凉，甚至后悔呢？我不知道。
悠悠人世，滚滚红尘。虽万千人，林总往矣。
林彪是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以及文革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林彪事件更是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坛上发生的巨大事件，这一事件成为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它标示了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破产。但是长期以来，官方垄断了林彪事件的解释权，将林彪定性为“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出走是“和平过渡未果，阴谋政变未遂，叛国投敌，自取灭亡”。在1981年的所谓“超级审判”更将林彪定为“反革命集团”主犯，并故意与江青集团混为一谈，以免涉及到毛泽东。林彪一案株连甚广，中共军级以上干部被立案审查者就达上千人之多；空军受害尤深，能言敢战之士凋伤殆尽；其家属、亲友和部属亦广受牵连，被迫害者达几十万众。这一影响甚至延续至今。此外，林彪一案是当局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并宣称彻底否定文革之后，唯一保留的文革之中定案的大案。所以，在林彪事件过去三十多年后，仍然有必要重新予以探讨和评论，尽最大的可能拨开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为不为林总平反，何时平反，值得秉政诸公三思。依我看，事实俱在，人心所向，势在必行，迟不如早。现在应是最少历史包袱，集人气而顺民心的最佳时刻。一届任期，数年而已，转眼即过，时不我待。帐，赖是赖不掉的，自有千秋青史在。拖长了，本息累计，成为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亦未可知。该断则断，当行须行。
梁某心目中，赤县神州，近代最优秀的军人，乃是蔡锷；现代最优秀的军人，厥惟林彪
该结束这篇在下自己也始料未及的长文了。谢谢所有参考书目的作者，谢谢所有耐心看完本文的朋友们。
最后，借用被顾随先生称作“眼界极高、心肠极热之山东老兵”的一代天骄辛弃疾的一首词，作为本文结尾：
悠悠万世功，
矻矻当年苦。
鱼自入深渊，
人自居平土。
红日又西沉，
白浪长东去。
不是望金山，
我自思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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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00
--[转帖]京城孤魂--回望林彪坠机事件
序言
公元1971年9月13日凌晨零点32分，清秋的下弦月在东方地平线上窥视着渤海湾边寂静的古长城终端，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的林彪，偕同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办主任、其妻叶群；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副部长、其子林立果；以及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林彪专车司机杨振刚，乘坐由空军34师（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驾驶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从海军航空兵的山海关机场起飞，没入了苍凉的北国夜空。256起飞后，顺着山海关机场的244度（西南）朝向天津的方向飞行了4分钟，其后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缓慢而艰难地转向325度（西北），朝蒙古方向飞去。（注：飞行图上，正北为零度，正东为90度，正南为180度，正西为270度）
1点55分，起飞83分钟后，256于中蒙边界414号界桩上空越界进入蒙古上空。在2点30分左右，256飞行了约118分钟时，由于不明原因坠毁在东经１１１°１５′、北纬４７°４２′，距温都尔汗约60公里的蒙古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机上包括4名机组人员共有9人，全部死于坠机。在中国大地威名显赫、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林彪副主席就此魂丧大漠，身葬黄沙。这就是在中国当代历史上留下了重墨浓彩而又扑朔迷离的“913事件”。
30多年过去了，“913事件”的许多关键之处仍然处于雾锁烟迷之中。尤其是256专机的坠毁原因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燃油耗尽说、导弹击落说、阴谋爆炸说、机组搏斗说、迷航坠毁说等等，不一而足，至今没有一个能够服众的结论。
近年来，当年没登上256专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先生对于256的坠机原因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连载在《航空知识》2002年第2、3、4期上的《林彪坠机过程的思考》一文。该文虽然透露不少256坠机过程的细节，对了解“913事件”不无裨益，然而不知是出于什么用心，在对当事人活动的分析上犯了不少主观臆断的错误。本文尽可能使用目前已有的资料，对913事件中256号三叉戟坠机原因作出合乎逻辑的分析，以探求这一中国当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真实面目。
一、潘景寅与256燃油
空军副参谋长兼专机师党委书记胡萍是在9月12日下午5点左右通知任专机师副政委的潘景寅执行去山海关的飞行任务。在此之前，下午4点半左右，胡萍接周宇驰电话，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字驰向胡萍传达说林立果在得知毛
泽
东已回到北京后，决定实行南飞广州的方案。周宇驰与胡萍一起确定了专机师南下飞机的飞行计划：当天用三叉戟飞机256号送林立果回山海关，13日早8点林彪乘该机由山海关直飞广州；周宇驰和胡萍乘坐一架伊尔-18，13日7时起飞去山海关，会齐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与256一起飞广州，但伊尔-18到上海要落个地，接上上海小组人员，再飞往广州。另一架三叉戟飞机（252）由空军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再用一架安-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另外，派一架安-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其他大飞机也准备好随时待命。
按照这一计划，256是这次南下飞行的重中之重，一般人物不可担此重任。技术精良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必须在“政治”上靠得住。既然胡萍挑选了潘景寅担任256机长，也就证明了潘景寅属于“可靠”人员。因而胡萍在下达命令时应该是明确告诉了潘景寅256第二天要飞广州的安排，并强调了要严格保密，要潘隐瞒真情，使用252号机试飞的名义申请256的航线。潘接受任务后，在作飞行准备时要求将燃油加到16吨，这一油量大大超出了北京飞山海关往返的用油量，足够从北京飞到广州。在紧急情况下，用尽备份油，这一油量也可维持从北京到山海关后再飞广州的距离。根据技术规范，256三叉戟1E的满载油量是21吨，在正常情况下，其满载燃油最大续航能力是3600公里（不留备份油）。按此推算，从理论上讲，16吨燃油可以飞行2740公里，不过这是在理想状态下，实际上要打一点折扣。但不管怎么说，256以16吨燃油维持飞行2300公里还是没问题的，这恰恰是北京到山海关，再到广州的距离！这完全说明潘景寅对于第二天的飞行是心中有数的。
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人员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潘已然了解到南飞广州这步棋是步险招，对第二天的飞行计划心中很是忐忑不安，所以当晚一直守在调度室没有睡觉。这是违背飞行常规的。在正常情况下，如果第二天一早就有重要飞行任务，飞行员前一晚肯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养精蓄锐，以便第二天有充分体力和精力完成任务。大家熟知的民航禁止“红眼”航班的规定就是为了防止驾驶员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而专门作出的。而潘景寅不顾第二天的飞行重任，不去睡觉，彻夜不眠，一定是在得知这次飞行的内幕（指飞往广州）后，感到了自己这趟担负的任务吉凶难卜，心中隐约预感到不定有些什么事情要发生。
果然，10点半左右，胡萍来了电话，说是吴法宪【当时的空军司令，秋雨注】在追查256飞往山海关的事情，再次叮嘱不能说出256到山海关的真实原因，只能说是试飞。而潘景寅则为胡萍编出了飞机油泵出了问题，无法马上飞回北京的谎言来应付吴法宪要飞机立即回京的命令。这充分说明胡萍把潘当作圈内人，而潘的言行也确实是一个“圈内人”的作为。潘能为胡萍编理由对付“上面”，明显的是知道自己的飞行任务是不可告人的。试想一下，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能够和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起策划去欺骗更高一级甚至高两级的领导吗？
林立果等人长期在空军活动，专机师是他们的重点单位。策划南飞广州时就准备拉走专机师的几乎全部飞机。在这样一个长期重点活动的单位，林立果肯定要物色和安插几个“自己人”。林立果虽然手头的人员不是很多，但如果不是在各重点单位有那么一部分铁杆部下追随他，他也没有胆量和能量同毛泽
东叫板。很难设想林立果在专机师这样关键的单位连一个信得过的驾驶员都没有。林立果安排9月13日飞广州的关键飞行，肯定只能由自己人来飞。因此，如果林立果在专机师有自己的驾驶员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潘景寅。种种迹象也表明，潘景寅是林立果信得过的人，而且很可能是长期参与了林立果等人的秘密活动。只有这样，胡萍才能把南飞广州如此重大的机密向潘景寅交底并和潘共谋，一起欺瞒吴法宪有关256飞北戴河的真实目的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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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组人员分开之谜
12日晚间11点20分左右，周恩
来在了解到256在北戴河以后，打电话给叶群“关心”地询问了林彪的情况，并问到了256飞机。这个电话加上综合了林立衡【林彪之女，小名豆豆，秋雨注】已向8341部队报告有“绑架”林彪的阴谋，以及周宇驰、胡萍等各方上报的情况，叶群、林立果知道自己的“秘密”南飞计划已经不能按原计划在第二天秘密进行了，于是在11点40分左右说服了林彪连夜行动。在这以后紧急行动的忙乱中，林立果抽时间打电话通知了在山海关还未睡觉的潘景寅马上准备飞机。一片忙乱中，林立果在电话里是怎么同潘景寅讲的，已经永远无法晓得了。但是从潘的表现来看，显然他没有从林立果的电话里听出林彪是十万火急就要到机场来，他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好飞行准备。
潘景寅马上叫起了三个机械师为256起飞做准备，并且再次要求机场调度派油车给飞机加油，为飞往广州做准备。前面说过，由于256的加油接头同山海关机场的油车管线接头不配套，很耗时间，因此没有加油。山海关机场虽然是海军航空兵基地，但为了便于往返北戴河的高层人士安全使用机场，海航的飞机和部队的战机都已经转移到其他基地去了。山海关机场已经没有战备值班任务了。作为一个没有战备值班任务的机场，深更半夜的，等调度找到司机等有关人员，再开上油车来给256加油，等加完油，再怎么快也得一两个小时。潘景寅对此心中是有数的，如果潘知道林彪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要到机场起飞了，他就不会安排根本就无法完成加油的加油车了。加油车只会耽误紧急起飞。后来，256滑行时，果然就被加油车擦碎了机翼航标灯。所以潘的估计应该是林彪现在正在准备出行，至少还需要1到两个小时才能来到机场。甚至可能还认为，在林彪离开北戴河时值班人员会按照常规再来电话通知机组做好准备工作。照理说，这是秘书和办公室人员的日常工作，可是在9月12日的混乱中，又有哪个秘书会想到这一点呢。
所以当林彪一行赶到机场时，潘景寅还在调度室与程洪珍等人讨论如何避免北京追查256飞机的事情。这也说明潘并不知道林彪等人这时候就会赶到机场，不然他不会不在飞机处等待。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说明潘景寅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会赶到机场，那就是林彪等人是用机组人员在做飞行准备时用的简易梯从前门爬上飞机的。如果潘景寅知道林彪随时会赶来登机，他就会要求机场人员提前准备好登机用的专用舷梯。加油也许来不及，但是准备舷梯还是没有问题的。
以上事态说明潘景寅绝没有料到林彪这么快就来到山海关。这也就是为什么潘悄悄地叫起了三个机械师而没有叫起副驾驶和领航员。他是想让这几个关键人员多休息一会，等接到北戴河值班人员的正式通知后，或者至少等加完油之后再叫起他们。这样，他们可以多睡一两个小时，在执行夜航任务时能够更有精力，从而保证飞行安全。而这三个机械师在飞行中的工作不多，基本是闲着无事，可以趁机休息，所以先把他们叫起来做准备工作。这也是潘景寅关心下属和工作细心的自然表露。对于这样一个非常合理的工作安排，不知为什么康庭梓在文章中要说成是为了保证出逃安全，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部署有意把把他们给甩下了。
根据三叉戟飞机生产商英国霍克尔-思德利公司的设计，三叉戟的驾驶仅需配置3名机组人员就足够了，在驾驶舱里也只安装了3个座位。如此看来，256的8名机组成员（不含服务员）实在是太多了点。
康文中说“在林彪等人乘车离开北戴河之前，很可能已经通过电话通知在山海关机场等候在调度室主任房间的潘景寅：马上把飞机准备好，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潘景寅是为了执行林立果的这一命令而有意没有叫起机组的副驾驶和领航员，有选择的扔下了他们几个机组人员，以防有人在飞机上制造麻烦。
仔细分析一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前面已经讲了，潘很可能是因为不知道林彪这么快就到机场，才没有尽早叫醒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就算是潘有意要甩掉几个机组人员，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上飞机的人员必须能满足保证安全飞行的需要。因此，潘最不可能甩掉的恰恰是没上飞机的副驾驶员和领航员，只有他们才能和潘景寅一起操纵飞机飞行。而叫起来的这三个机械师反而正好符合康庭梓所说的“麻烦制造者”的标准。他们在飞行中基本没有事情可做，只有添乱的可能。因而，潘景寅要根据林立果命令做取舍选择的话，只能是甩掉这三个机械师，而不是反过来，甩掉副驾驶和领航员。潘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一个人驾机起飞实在是出乎了所有内行人的意料。即使能成功起飞，也很有可能是能飞上去，而落不下来。像潘景寅这样的技术尖子和担任专机师副政委的双重人才，怎么会作出这么弱智的选择呢？
还有一点就是，那两个从北京同林立果一起乘飞机跟过来的女孩子可是铁杆的林派，程洪珍连手枪都给她们配发了，要“誓死保卫林副部长”。林立果把她们专门从北京带来，可见信任度非同一般。为什么连她们也没有叫起来？难道连这些自己人都要甩掉吗？也许康庭梓可以解释为怕吵起来与她们同屋的女乘务员小魏。但这根本就不成其为理由。小魏仅仅是一个乘务员，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搪塞过去了。甚至到时就是不让她上飞机，她也只能服从命令。退一步，她就算是跟着上了飞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山海关机场卫星图片。进机场的公路要经过一个铁路交叉点。
9月13日林彪在通过交叉口时正好碰上过火车，结果被衔尾追来的8341部队跟了上来，最后只好不等副驾驶等人登机就让256飞上了天。
因此，只是由于潘景寅对林彪到机场时间的误判，才造成了机组人员的分成两组的现象。机械师邰起良看到机组人员还没到齐，用内线电话通知调度室喊起了康庭梓和其他几人。而在当时林彪突然到达造成的混乱情况下，很有可能是潘景寅需要马上去见林彪等人，自己没有时间，而安排邰打的这个电话。因为只有潘最清楚那几个人还没有起来，而邰却不知道潘从调度室（与康等人休息的房间挨在一起）过来的时候是否已经提前通知了康等人紧急出动。而且也只有机长可以调动安排机组成员的活动，没有机长的命令，机械师不能擅自通知机组成员如何行动。康庭梓说潘景寅有意甩掉他们是经不起推敲的。
然而林立果等人一登机就命令潘景寅马上起飞，这时已经没有时间等待被刚刚叫起床的其他人员了。8341的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乘坐的吉普车就跟在林彪坐车后面赶到机场，满载8341部队士兵的卡车在康庭梓等机组人员出门的同时也开进了机场。康庭梓一出门就碰上了乘吉普赶来的8341的人员，挥动着枪要康设法阻止飞机起飞。康让他们把卡车开到跑道上去就可以挡住飞机起飞。在这种情况下，试想一下，如果等待康庭梓等人上飞机，那还不如说是等待8341部队来扣飞机。因此，叶群、林立果不得不顾一切地命令潘景寅不等刚刚起床的机组其他人员，立即开动256起飞，这就造成了飞机上关键部位机组成员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潘景寅是绝对不会料到8341部队竟然敢拦截“副统帅”的专机！！！根本就没丝毫思想准备。如果没有8341部队的追兵，即使是林彪来到机场后，飞机一边做起飞准备（林彪从舷梯登机、发动机开车、机场调度开灯、加油车离开），一边再通知康庭梓等人来登机都是来得及的。
可以说，是潘景寅的“好心肠”造成了256起飞时关键位置上的机组人员严重不足，这并非是康文所说的是潘景寅按照林立果的旨意来作出的北逃的安排。
北戴河卫星图片。推测当年林彪可能的住处。
两个区域都有极佳的游泳沙滩近在眼前。中间好似有个小山，符合描述913事件中“山上、山下”的说法。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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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56大拐弯之谜
256起飞以后，航向先顺着山海关机场跑道方向（244度）向西南飞行了4分钟，来到山海关西南40公里，林彪刚刚离开的北戴河上空（林立衡、张宁【林立果的未婚妻，秋雨注】都听到了飞机声音），然后缓慢异常地转了一个大的出奇的弧度向西北（310度）飞去。康庭梓写到：“从零时32分起飞到46分，在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加入航线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恐怕都不会发生。”对于这种现象，康文认为“虽然无法知道当时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如何，但是从飞机航迹上看，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掉头往东，竭力回避向北叛逃的航向。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的威逼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雷达屏幕上的航迹是有说服力的。”然而这就与康文中前面分析的潘景寅为执行林立果叛逃命令而不顾航行安全，有意抛下部分机组成员相互矛盾了。既然对于林立果的命令，潘可以置飞行安全（包括自己生命的安全）而不顾，甩掉副驾驶等人，这里怎么又成了“可见潘景寅即使在林立果逼迫下，也在想方设法与其周旋”呢？可见康文在逻辑判断上的混乱和不合理。
如果是潘景寅在同林立果周旋的话，这样做是毫无用处的。林立果学过驾驶直升飞机，懂得机上一般仪表常识，对于罗盘这一飞机通用仪表应该是很熟悉的。当林立果命令潘转向时，潘敷衍了事只转一点就不动了，林立果马上就会发现潘有不愿外逃的意向，此时林立果必然会监视潘景寅立即把航向调整到外逃的310度航向，决不会允许潘继续磨磨蹭蹭，似转非转地白白消耗掉本来就不足的燃油。因此开始一段的慢转，还勉强可以解释为潘的不情愿，而后来的几段慢转弯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康庭梓可以辩解说，林立果看不懂或者没看到罗盘，不知道潘是在慢转弯。如果是这样，反正林立果不知道飞机是在朝哪个方向飞行，那又何必多此一举慢转弯呢？
在本文的开头一段已经分析出潘景寅是林立果线上的人员，他早就已经上了“贼船”，此时即使想下船也知道自己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不管是真心保林也罢，还是迫于无奈也罢，潘只有一条路跟林立果死心走到底了。林立果指到哪潘景寅就飞到哪。然而那为什么又有这么奇怪的大弧度转转停停的拐弯现象呢？合乎逻辑的分析是，林立果和潘景寅在合作，以这种缓慢的转向方式来欺骗飞机上的某些乘客，不想让他们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飞向西北方向！
乘过飞机的人都知道，飞机在转弯时机身要发生倾侧，虽然身体感觉不到这种倾斜，但窗外的地平线会发生明显的起落现象，即使在夜间，看到地平线的变化，乘客也会明白飞机正在转弯。而9月13日凌晨（实际上就是9月12日那天的后半夜）半弯月亮正在东南方向的地平线上，让人很容易就能看到地平线。因此如果256正常转弯的话，机上人员很容易就可以觉察得到。为了隐瞒飞机转弯的现象，林立果（叶群）刻意安排潘景寅在向西南飞行了一段之后，再以很难让机上乘员觉察得到的极小倾角缓慢而坚定地将航向转向了西北。如此小心翼翼的转弯，如果不是特意留心，机上的乘客是很难觉察到飞机正在改变方向。
飞机上除了林立果和潘景寅，还有林彪、叶群、刘沛丰、杨振刚以及三名机械师。叶群和林立果可以说是外逃的同谋，无须隐瞒什么。刘沛丰是林立果的死党，也无须欺瞒。杨振刚这个人很有意思，不知道为什么作为一个司机也上了256。如果他也是“林派”，当然跟着林彪走就是了，飞机飞向哪个方向，他不会关心。即使他不是林彪线上的人员，作为一个很少乘飞机的下层工作人员，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知道飞机拐弯，即使觉察出了也不会知道飞机在飞向哪里。
这样一来，林立果（也包括叶群）想要欺瞒的乘客就只剩下林彪和三位机械师了。
三名机械师是奉命执行任务，对于飞机的目的地虽然不能说漠不关心，但也只是知道就可以了，他们的职责是飞机的保养和维护，只要飞机各项设备运转正常，他们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林立果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些机械师发现飞机航向的异常会提出疑问，但是对于这种疑问只要说首长身负秘密使命，要到一个不能公开的绝密地点去进行某项计划就可以完全搪塞过去了。那个年代，有谁敢怀疑副统帅的正确性？实在不行还可以来硬的，同刘沛丰一起用枪来威逼机械师就范，而机械师是没有枪支的。有了这两条预案，足以让林立果放手令潘景寅大胆转弯。不过这两手都必须要有林彪的首肯才行。如果林彪不同意这条航线的话，三个机械师加上杨振刚（可能还有半个潘景寅）林立果和叶群就很难对付的了。再有一点就是，三名机械师都是飞行老手了，尽管256以小倾角转弯，要完全的骗过他们飞机转向这一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林立果不会是为了这三名机械师去冒险在境内转来转去的浪费燃油。
就以上分析来看，林立果想要欺瞒的人就只剩下林彪了！
913至今已经30多年了，对于林彪参与林立果策划的“571工程”并参与外逃谋划一事仍然没有可靠的证据。对林彪据以定罪的过硬证据只有两条，1、李文普的口供，说林彪在车上问“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久？”；2、林彪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彪
9月8日”。
但是李文普的口供只是孤证，并无旁证，没有任何人证或物证来确认他的说法。按照法律重证据，轻口供的原则，这条仅是孤证的口供显然作为旁证都很勉强，而作为给林彪定罪的重要依据实在是难以令人信服。
至于林彪的那个手令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首先手令并没有讲是林立果。周宇驰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命令，因而林立果以某种其他方面的事情骗取林彪写手令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连十分熟悉林彪和林立果关系的林立衡都认为林立果和叶群要“绑架”林彪，可见林立果和林彪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因素。再有就是，林立果伪造林彪“手令”的可能性也很大。江腾蛟就供认自己看到的“手令”和法庭出示的不是同一张“手令”。可见林立果可能伪造了不止一张“手令”。
由此看来，林彪很有可能并不知道林立果和叶群要把天捅下来的大手笔，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先同意事变失败后外逃苏联的安排。在9月12日深夜，当叶群和林立果发现事变计划败露后，赶去劝林彪外逃时，林彪这才知道老婆和孩子已经闯下了滔天大祸，自己是在劫难逃了。然而对于外逃的安排，林彪流着泪说“我至死是个民族主义者”，这表明了林彪至死不同意外逃的心情，另一层意思就是林彪对于南下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还是同意的。事情至此，林立果和叶群也只好退一步，至少在表面上带着南飞广州或者香港的计划同林彪上了飞机。
这样一来，256起飞后，就按照南飞广州的航线先向西南飞行了几分钟。但是，一来林立果心中的最佳选择是北飞苏联；二来林立果很快就知道，飞机上的油料刚够在9000米的巡航高度上，以每小时800多公里的速度飞到广州。而在3000米以下规避雷达的高度上，由于空气阻力大，256每小时只能飞600公里左右。照此计算，256机上12吨半燃油只能飞行大约2个半小时，最多飞约1500公里，而山海关到广州要飞约2000公里，因此256根本就飞不到广州或者香港。
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后，潘景寅就要求将256的燃油加到17吨，就是要保证256能有足够的燃油飞到广州。现在256只有12吨半燃油，又属于违规起飞，中途无法加油（在山海关就差点被扣住，再在国内机场降落只能是自投罗网）。此时林立果万万不敢在国境内以9000米的巡航高度飞行近2000公里，那几乎就等于是给导弹和歼击机提供的活靶子。林立果心里明白，现在只剩下就近外逃一条路可以走了。但是按照林彪的脾气，他很有可能宁肯降落在国内，承受和毛
泽
东摊牌的结果，也不肯背上“叛国”的罪名。这样一来，林立果就只好采用先斩后奏的手法，让潘景寅以让人很难觉察的微小倾角飞出了这么个让后人难以理解的大弧线航迹。这种飞行方法主要是为了骗过林彪，当然顺带也附有最好也能瞒过机组中机械师的作用。因此，林立衡所说的叶群、林立果要绑架林彪并非是毫无根据的空穴来风。
黄线为林彪等人自北戴河乘车前往山海关的可能路线。
红线为256起飞后的航线。可以看出256确实曾飞经北戴河附近上空。913凌晨，林立衡和张宁所说的听到飞机声音是可信的。但张宁所谓的256在北戴河上空打转就是杜撰的了。
--作者：小蛮子
--发布时间：2005-9-716: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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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谈政治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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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56迫降之谜
从山海关到中蒙边界414号界桩大约有700公里，而256起飞后拐的那个大弯子用了100多公里。因此当256在9月13日凌晨1点55分飞越414号界桩时共飞行了83分钟，飞行距离约800多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左右。256于9月13日凌晨2点30分左右在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处迫降失败，爆炸起火。机上9人全部丧生。
三叉戟在巡航高度的耗油量为每小时4.5吨左右。在3000米以下高度飞行，256每小时耗油要超过4.5吨，但至多也就是5吨。256坠机时已经飞行了约两个小时，也就是说最多消耗了燃油约10吨，机上至少仍有约2.5吨的燃油。
康文认为潘景寅这时已经不知道机上还有多少燃油了：“在驾驶舱右后方的机械仪表板上有5块与油箱对应的油量表和燃油压力表。在山海关起飞时，那指示中央油箱的油量与压力表已经回到‘O’的位置不动了。两个小时后，内外组4个油箱中一共才有两吨半油，它们反映在4块油量表上的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由于叛逃航线的高度、速度都是很不正常的，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因此，潘景寅只好冒险带油迫降。
可能是出于某些不便明说的原因，康庭梓在这里没有讲老实话。256上的5块油量表都是在大约沿着圆周330度范围内（留有约30度的无刻度空间）均匀的以公斤为刻度作出标示的。每100公斤一个小刻度，每千公斤一个带有数字的大刻度。5块表的满刻度分别是：中央油箱8500公斤，内组油箱5500公斤，外组油箱2500公斤。
燃油使用顺序是先耗用中央油箱，然后机翼外侧油箱，最后机翼内侧油箱。飞机驾驶员可以控制连通机翼内外组油箱的活门的开关。
当256只剩下2.5吨燃油时，中央油箱早已耗完，而机翼油箱组的外组油箱也已耗空，全部燃油都已经集中到机翼的两个内组油箱里面。也就是说每个油箱还有约1.3吨燃油，作为一个满刻度为5500公斤的油量表，此时指针离零点位置还有接近1/4的指示行程。恐怕没有任何一架飞机的油量表在离零点位置还有整个指示范围1/4的距离上就会“指示数据已摆动不稳，读不出确切剩油数量”了吧。何况三叉戟的油箱设计充分考虑了燃油的利用率，燃油可以消耗到“油箱中最后残留油底只有不到200公斤”（康庭梓语）。因此康庭梓说还有2.5吨（应该是在3吨左右时就决定迫降了，因为从决定迫降到实施迫降还有一段时间间隔）燃油时就不能从仪表上读出剩油量实在是言过其实了。
图为三叉戟燃油表
注意中央油表两边燃油表的刻度。1000KG离零点尚有很大距离。
再说康庭梓的另一个理由：“此时的潘景寅已无法计算出准确的油量消耗数据，也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这就更加不能令人信服了。作为一个中国当时的顶尖飞行员，潘景寅的飞行技术和经验要超出康庭梓至少一个档次。武汉720事件中，毛
泽
东在“文革”中唯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驾驶员就是潘景寅。而在256机组里，康只能做副驾驶，而且还是第二副驾驶。以康的经验和水平尚且能够判断出256坠机时仍有2.5吨燃油，何论亲自驾驶256飞机、经验技术都高过康的潘景寅反而“不敢相信自己对油量的判断”呢？这种明显有违逻辑的推理使人不得不怀疑康文背后有些什么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在实际中，256上的潘景寅凭自己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应该比在地面上的康庭梓更加清楚地知道256的剩油情况。而不是像康文所说的那样，把整个情况颠倒过来，显得康庭梓比潘景寅还要高明。
潘景寅既然知道256燃油的实际情况，在正常情况下就不会冒险带油迫降。康文记述了潘景寅在60年代初的一次迫降经历：“有一年冬季下雪，他在起飞时飞机左边的主起落架撞在了跑道边沿清扫堆起的雪丘上，致使起落架后撑杆受损而不能正常落地。在此情况下，潘景寅首先想到的是在空中盘旋，尽可能将机上的燃油消耗掉，以防止落地时另一个没有受伤的起落架也支撑不住，机身与道面磨擦起火爆炸。潘对这一事故处理的结果是：在落地滑跑中，随着飞机速度的逐渐降低，由于左起落架失去支撑，左机翼下沉，造成向左偏出跑道,
致使左发动机的螺旋桨触地打坏，飞行员安然无恙，飞机经修复后继续使用。”在这次经历后，潘景寅又经过了近十年的飞行磨练，对于飞机迫降，尤其是三叉戟这种下置油箱飞机迫降更是没有道理在燃油没有耗尽的情况下就贸然实行。
合理的做法是潘景寅会利用这仅剩的2.5吨燃油寻找最近的机场进行降落。尽管机上没有领航员，但是使用仪表数据，根据飞行速度和飞行方向还是不难推断出飞机的大概位置。何况林立果在9月10日通过周宇驰搞到了三北雷达布置图，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机场位置图、频率表及呼号（913后，所有256上残存的资料全被苏联搜走，孙一先说其中就有从北戴河到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利用手头资料，林立果和潘景寅完全可以在燃油耗尽之前寻找就在附近几十公里范围内的温都尔汗飞机场（中方大使馆调查256失事事件的人员就是在这个机场降落的）；甚至可以大胆地飞往约半个小时航程外的乌兰巴托机场谋求安全着陆；按照256的剩油情况这也不是不可做到的事情。
然而256既没有飞往温都尔汗或者乌兰巴托寻找机场，也没有在最终迫降之前尽量用尽机上燃油（三叉戟没有紧急放油设施），而是选择了最不合情理的做法，机翼内侧油箱带着2.5吨燃油以机腹擦地方式在野外实行迫降！以三叉戟下机翼的设计特点，机翼内侧油箱与机腹几乎是在一个平面上，以机腹擦地着陆，机翼油箱不可避免地要摩擦到地面，因此只要油箱里有剩油，这种在野外以机腹擦地迫降的方法几乎可以说是100％要起火爆炸。然而潘景寅却不得不不采用这种近乎自杀的方式迫降，只能说256碰上了比这种迫降还要危险的事态：256已经失去了继续飞行的能力！在仍然还有燃油的时候，256却不能飞了，也就意味着256发生了重大变故，这已经不是主动迫降，这种迫降说穿了实际上是坠机！
图为民航退役的三叉戟。注意机翼与机腹几乎在一个平面上，在野外不用起落架迫降，不可避免的要使机翼摩擦到地面，从而引燃机翼内的剩余燃油。潘景寅不可能不知道带油迫降是自寻死路。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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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56坠落之谜
导致256坠机的重大变故有可能来自自身和外部两个方面。
先说自身因素，这又分为人员和机械两个方面。在人员方面，潘景寅是关键人物。潘是唯一能控制飞机飞行的人，只要他出了问题，256就要出问题。不过从前面的分析和256的飞行状态来看，基本可以排除潘景寅有意驾驶飞机撞地的可能性，反而是他已经尽可能地做好了迫降的准备工作，打开了着陆减速用的飞机襟翼。从主观意识和现场客观情况来看，潘是在努力保证256的安全迫降。
另外还有可能导致坠机的内部人员就是那三名机械师。但是一来他们无法了解飞机的真实目的地；即使知道飞机在飞往国外，也很易被“副统帅”的神秘光环所迷惑，分辨不清是“叛逃”还是“秘密使命”；二来，他们即使想反抗也没有武器，很容易被制伏。从现场的情况看，和其他人一样，三名机械师也都没有穿鞋子，说明他们也都做好了飞机迫降前的准备工作，这就不符合要把飞机搞下来的人的行为了。据负责处理256坠机事件的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透露，在现场没有发现机上有打斗现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256上人员导致飞机坠毁的可能性。
再说机械方面。飞行故障是导致飞行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256的坠机也有可能是飞机机械发生突发故障而引起的。根据航空界对机械事故的统计分析表明，机械故障的起因有如下几大主要原因：
1、飞机老化，飞行时间过长，部件磨损过度，材料疲劳。这是飞机机械事故的最主要原因；
2、飞机设计有缺陷，使用的部件结构或者选用材料不当，导致在飞行中发生故障；
3、飞机维护人员操作发生重大疏忽或失误，没有严格按照维修保养规则对飞机进行维修保养。
而这几条对256机来说，都不适用。首先，三叉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气式客机之一，是霍克尔-西德里公司在世界首架喷气客机“彗星”的基础上于60年代才推出的。1963年底向英国航空公司交付了第一架三叉戟，编号为2106。256飞机的生产编号是2131，1966年出厂，在1971年正处于最佳使用期，不存在老化问题。第二，三叉戟飞机一共生产了171架，从未出现过因设计缺陷导致的飞行事故。而我国除了在70年代初从巴基斯坦买回四架外（包括256），后来又从英国陆续买了31架，成为除了英国航空公司外最大的三叉戟用户。1975年最后一架三叉戟出厂，客户就是中国民航。这些三叉戟在中国一直飞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如果三叉戟在设计上存在缺陷，我国政府就不可能在913后还这么大量购买该机型。另外，也不会只有256一架因此而失事。至于第三条，可能性也不大。256是作为林彪专机使用的，其保养和维修水平必然是国内第一（当时的中国头号人物毛
泽东是不乘飞机的），从某种程度上讲，256相当于中国的“空军一号”。对于这架飞机，哪个维护人员敢掉以轻心？256机组配备了8名机组人员
（三叉戟设计上只配置了3名机组人员）其中有3名专门负责飞机维护的机械师，这就可以看出对飞机的保养是多么重视了。“自从空军设立专机以来，在空地勤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从来没有摔过专机。也就是说，专机尤其是重要的专机从来没有出过一等飞行事故，二等事故也没有。”（舒云《噩梦九一三——9.13事件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悲剧》）很难想象专机师会在256这一头号重点飞机的保养上出现能导致飞机坠毁的重大疏忽和失误。
就此看来，256的坠机原因应该是外部因素引起的。
三叉戟驾驶舱。其中只有三个座位，左面是正驾驶，右面是副驾驶，后面是领航工程师。
外部因素又包括自然和人为两大类别。
自然因素无非是雷电和风暴导致飞机坠毁。根据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先生的文章和他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的说法，蒙古那段时间正是秋高气爽，一年当中最好的气候，并没有雷雨和风暴现象。我国和澳大利亚的记者曾分别采访过913坠机时的现场目击者，也都没有提到在气候上有什么异常。凤凰台采访前苏联KGB官员时，在说到坠机原因时，根本就没有提到气候。蒙古方面当年草拟的事故报告里就说到：“据乌兰巴托中央机场气象台报告，在９月１３日两点钟时，肯特省伊德尔莫格县上空有２至４级的云，能见度５０公里，无危险的气象情况，无风沙，无雾，无风。”因此，自然因素也应该属于排除之列。
256的坠机原因现在只剩下外部人为因素了，也就是被击落这个可能性了。
企图击落，并有可能击落256的有三家：中方、蒙方和驻蒙古的前苏联军队。
中国军方是第一家有可能向256开火的可疑对象。林立果也清楚这一点，所以256起飞之后没有爬升到正常的巡航高度，而是在不到3000米的中低空飞行，以避开雷达的探测。同时256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飞行航线，估计就是为了避开中国的防空火力和飞机的拦截。综合多年来陆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信息来看，中国军方很难说具有击落256的手段，也很有可能并没有企图去击落256。
在空中击落飞机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空空导弹。中国飞机使用导弹进行作战的最早记录是1967年6月12日。当时美国1架BQM-147H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在越南岘港附近海域上空投放，侵入广西上空。航空兵第三师飞行员刘光才驾驶歼-7飞机截击。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发射了空对空导弹进行攻击，但未击中。后来逼近目标使用火炮将其击落。到1971年，国内空军列装的最先进机型是歼-7基型，装有1门30毫米航炮，可外挂2枚霹雳-2空空导弹。但是由于没有装备火控雷达，因此只有昼间目视作战能力，并无在夜间自主对目标发起攻击的能力。中国空军要迟到80年代才参考MIG-21MF设计出J-7III，首次在J-7上安装了火控雷达。如果256是在高空飞行，地面雷达比较容易探测得到，还可以引导歼击机接近256，再利用目视以天空为背景向上发现在高空飞行的256。而对于低空飞行的256，雷达发现困难，探测距离有限，很难引导战机。同时由于256飞行高度较低，适于高空作战的战机很难比其飞的更低。而在高空向下看就只能说是两眼一摸黑了。所以说，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空军飞机根本无法找到低空飞行的256并向其发起攻击。9月13日空军曾出动数架战机截击周宇驰等人乘坐的直升飞机，结果连直升飞机的影子都没找到。可见当时中国空军的夜战手段实在是有限。
至于地空导弹，中国那时最先进的是60年代后期生产的仿萨姆2的红旗-2号（HQ-2）中高空、中近程地空导弹。一来该导弹的最大射程只有35公里，对于距离35公里以外的目标毫无威胁；另外这种专门对付中高空目标的导弹主要用于万米以上高空的目标，对于中低空的飞行目标效力大打折扣。对于了解中国防空部署的林立果来说，256只要大体避开导弹基地35公里以外，再加上低空飞行，就可保万事大吉了。
中国搞掉256的最后方式就是在256上安放炸弹的阴谋了。但在现实中这是很难实现的。如果使用定时炸弹，没有人能确切知道256什么时候起飞，林彪什么时候上飞机。连潘景寅都蒙在鼓里，又有谁能提前定好这个爆炸时间？在午夜以前，256甚至都有可能在周
恩
来的干涉下，空机飞回北京。定时炸弹怎么安装？另一种说法中方使用了遥控炸弹。然而连边防雷达都无法探测到256的去向了，又有什么遥控手段在北戴河或者北京来引爆1000多公里外的炸弹呢？
因而，中方有关没有对256采取措施的说法是可信的；也可以说，即使想采取措施，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至于蒙古方面，这个苏联当年的小伙伴在军事装备上并不比中国强，甚至很有可能还不如中国。当年蒙古全国的军事力量也不过2万多人，其中绝大部分是陆军，国土防空军全部才千余人。对于156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和数千公里的中蒙边界根本就无力防守。其国防力量基本上是由驻蒙苏军来维持的。在凤凰台的采访中，那位前KGB局长说，当256进入蒙古时蒙古方面询问苏方是否要击落256，苏方答复不要击落。实际上这很可能是蒙古没有力量击落256，而向苏方求援的报告。因而，蒙方出手的可能性也基本可以排除。
至此，256坠机的最大疑凶就只剩下前苏联这个中国当时的冤家对头了。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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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大疑凶——苏联
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秘密报告彻底毁掉了毛
泽东手中的“一把刀子”（毛对斯大林的称呼）。自此，一直对苏联的老大地位心怀不满的毛泽
东与苏联渐行渐远，争吵不断加剧，终至反目，而且两党的矛盾逐渐发展成国家的矛盾。“文革”期间中苏矛盾不断恶化，逐步走向战争的边缘。1969年3月，两国终于在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大打出手，几乎酿成大战。据徐焰的文章记载，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苏联军方的《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据曾任苏联派驻联合国任副秘书长的高级外交官舍甫琴科后来在回忆录中记述：“参加政治局讨论的一位外交部的同事告诉我，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元帅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他主张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哈利逊•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中苏战争》也中写道：“一位最优秀的苏联科学家，在１９６９年春曾同他的美国朋友谈到，苏联已经非常讨厌中国，有可能爆发战争。他说：‘假如发生战争，我们就不会像你们美国人那样，只是小打几下，我们是要彻底干的。’”当时苏联大使馆对中国外交部的态度很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关系恶化的程度。中国外交部找苏联驻华大使馆办理交涉，苏方竟然柜绝会见。即使会见也常常拒不接受中国外交部提出的声明、照会、备忘录，有时竟把声明、照会、备忘录扔到大使馆的墙外马路上。可见中苏两国已经不正常到何种地步。
中苏关系恶化后，蒙古成为苏联筹划进攻中国的重要一环。1962年起，苏军重新进入蒙古。1963年7月，苏蒙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接着苏军就开始大量进驻蒙古，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联同蒙古签订了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可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１９６６年３月，苏联在蒙古配置导弹。
1９６８年１月，配备有坦克和导弹的苏军进驻蒙古。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苏联在蒙古建立了许多针对中国的导弹基地。
１９６９年3月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大举增兵蒙古为中苏战争作准备，驻蒙古的苏军兵力达到15万。苏军实际上已形成了对蒙古的军事占领，此时，只有2万人的蒙古军队已经完全被置于苏联的指挥之下，蒙古军队的作战部队营以上、边防总队以上都有苏联军事顾问指挥。蒙军的作战指挥、兵力部署、军事演习、人事调动、军事训练等一切权力，均掌握在苏联军事专家、顾问和教官手中。有外国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蒙古是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了。
进入70年代初，中苏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中苏战争的压力迫使毛泽
东向“万恶的美帝国主义”伸出了橄榄枝，邀请尼克松访华，缓和中美关系，意图结成中美反苏同盟，来顶住苏方咄咄逼人的攻势。1973年2月基辛格第4次访华期间，毛
泽
东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了著名的“一条线”战略的设想，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并团结这条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整那个“王八蛋”（指苏修）。可见苏中两国的关系已经与交战国相差无几。
256就是在中苏这种敌对和战争阴云密布的气氛中，于1971年9月闯进了苏联“第十六个加盟国”的领空。
众所周知，苏联对于不请自来的民航客机从来都是恶脸相向的。最著名的就是在１９８３年９月１日击落了韩国一架波音７４７客机。那架航班号为KAL007的客机在从安克雷奇飞往汉城途中，不知何故严重偏离航线，飞临前苏联的萨哈林上空，尽管起飞拦截的前苏联空军苏－１５战斗机分辨出那是一架波音747客机，但仍遵照地面命令用空空导弹将其击落在莫涅龙岛附近海面，该机上的２６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丧生。其实这是韩国航空公司客机第二次被苏联击落了。
1978年4月20日，一架航班号为902的韩国航空公司的波音707客机从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由于驾驶员的疏忽，在苏联北方城市摩尔曼斯克附近的苏芬边境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向北飞行。苏军立即起飞６架战斗机进行拦截，美国监听到苏联飞行员向其上司报告说根据标志看这是一架民航客机，但苏军地面指挥仍然下令将其击落。苏-15战斗机向９０２航班发射了两枚P-98空空导弹(西方称为AA-3)，一枚没有击中，一枚近机爆炸，打断了波音707左翼四米多的一段，导弹弹片穿入机舱，打死了两名乘客，另有１３人受伤。尽管被导弹打掉了部分左外翼，座舱被击穿失压，但波音707在低空又坚持飞行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在数百公里外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找到迫降场，迫降成功。苏联直升机迅速把死难者遗体、伤员以及儿童送往苏联凯姆市，其他乘客被安置在军营里。3天后(4月23日)，在摩尔曼斯克机场苏方将机上的95名乘客转交给了美国驻列宁格勒总领事馆和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代表。
1978年4月20日，在苏联境内科尔皮亚尔维湖的冰面上迫降的韩国航空公司波音707客机。注意其左机翼被导弹打掉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飞了一个多小时。
由此可见苏联对于来历不明的迷航客机是丝毫不留情面的，更不要说从充满敌意，随时有可能爆发战争的“敌国”飞来的“军用”飞机了。苏联把256认作军用机而加以击落是有充分道理的：
1、在从巴基斯坦购进这批三叉戟之前，中国最好的民航客机就是林彪以前的专机所用的“子爵号”涡轮螺旋桨飞机。该型飞机使用涡轮螺旋桨飞行，速度远远低于三叉戟，在巡航高度也只有500多公里。而三叉戟的巡航速度是900多公里。这新买来的四架三叉戟喷气机进入中国时间很短，从没在民航中使用过，也没有计划给民航做普通客机使用。那时的中国民航根本就没有喷气客机。因此，在夜间的雷达上如果苏联军方看到这种大型、快速、中国民航从未使用过的飞机入侵，从而将其认做中国先进的喷气式军用侦察机甚至轰炸机是十分合理的推断。
70年代初，中国民航最先进的飞机“子爵号”。
2、256飞行的不是民航国际航线，而是一条很少有民航飞机使用的偏僻航线，同时采用了规避雷达的低空高度直插蒙古腹地，从这点上看，很容易作出判断，这是怀有某种不明目的使命的军用飞机。对在正常高度飞行的民航客机尚且不留情面，256采用这种偷偷摸摸方式溜进来，苏联人当然更加不会客气了。
3、根据凤凰台就256坠机一事采访前苏联KGB官员的内容看，驻蒙苏军一开始就掌握了256的行踪。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军方看到256一味向蒙古纵深飞行，大有“攻进”苏联境内的势头，为避免受到更大的损害，在256进入苏联之前下令将其击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击落韩国两架客机的苏-15战斗机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六十年代初开始研制的单座双发全天候高空超音速截击战斗机，北约集团给予的绰号是“细嘴瓶”。苏-15的原型机T-58于1962年5月30日首次试飞，1965年生产型开始装备部队，并逐步取代老式的苏-9、苏-11，成为前苏联的主力国土防空战斗机。不过苏-15是前苏联高度保密的机种之一，只配置在前苏联本土，没有进驻华约其他国家，估计也不会布置在蒙古。因此用于对付256的应该是苏-9或者苏-11。苏-9在1954年首次飞行，1958年投产，1959年开始服役，其最大速度在高度
11000米时1.8马赫，在高度300米时1160公里/小时；实用升限17000米；机上装РП-9У雷达，对中等尺寸目标的搜索距离为17～20公里；跟踪距离9～10公里；攻击武器为AA-1、AA-3空-空导弹，没有机炮。
击落韩国客机的就是1965年研制出的AA-3“阿纳布”中程空-空导弹（P-98）。因此，当时苏联空军的装备是远远超过中国的，完全有能力将256一举击落。
再说地空导弹。苏联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研制出了S-125（萨姆－3）中低空导弹系统，可以攻击飞行时速1500公里、飞行高度200-10000米的中低空空中目标。1970年，苏联曾秘密派出防空部队携带萨姆-3导弹前往埃及，支持纳赛尔与以色列的战争准备。因此，在与中国相邻的蒙古境内配置萨姆－3导弹防备中国空袭更是不成问题。所以，萨姆-3也有可能是256坠落的一个原因。不过最大的威胁应该还是来自苏-9/11的空空导弹。
七、256的最终下场
闯入蒙古境内的256就像是一头水牛在黑夜跑进了迷布地雷的雷区，其命运可想而知。以中国俗语来讲，可以说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在中国境内，林立果凭着对中国防空力量的了解，以及中国防空力量的不足，可以安然无事。然而进入蒙古后，一来对驻蒙苏军的军情难以掌握，二来苏军的军事装备要远超中国，加上苏军对于“误入”领空的不明飞机的一贯做法，256就在劫难逃了。果然，当其在蒙古境内飞行了半个多小时，来到距中国边境414号界桩400公里左右的温都尔汗东北上空时，256被至今未明的外来力量所击中，机身起火燃烧，虽然潘景寅竭力挽救，然而256已是失去控制，无法安全迫降，最终坠毁在寂凉的漠北黄沙之中。
中国《环球时报》驻蒙记者在1997年10月16日采访了913坠机现场的目击者，做了如下描述：
“我们来到拉哈玛家已是下午6时多。拉哈玛大娘的蒙古包前有20多头牛，家里摆设特别简单，看来大娘家并不富裕。她今年67
岁，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蒙古袍，头上围红色头巾，右眼不好。她的老伴已去世了。提起‘九一三事件’她摇摇头说：‘那是可怕的夜晚。’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
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第二天出事地方人少，当地老百姓保护了现场。在飞机坠毁地方，一片废墟，还冒着青烟。机上9
人全部死了。其中一具女尸，还有一个高大的‘欧洲人’尸体。人们在9
名死者身上盖上白布，乌鸦、老鹰一直在上空盘旋。第三天，飞机坠毁的地方来了不少苏联军人，不让人们靠近。最后大娘说：‘死者埋葬时坟旁立起‘无名墓碑’，离这里不远，你们是否去看了？’’”
从拉哈玛的叙述中，可以看出，256坠毁前已经是起火燃烧。其实，256在空中着火燃烧这一情形，早在1994年1月3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记者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
PeterHannam;SusanV.Lawrence）的文章《解开中国之谜》（SolvingaChinese
Puzzle）中就已经有所披露。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在1993年亲赴蒙古和俄罗斯，行程上万公里，历尽波折，采访了256飞机坠毁的目击者和苏蒙双方的经手官员，刺探出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写出了《解开中国之谜》一文。其中记载目击者对256坠机过程是如此描述的：
“林彪的末日在遥远的漠北结束。1971年9月13日凌晨约2：30分，多佳亚莞-敦吉达玛（Dugarjavyn
Dunjidmaa）正在看管贝赫尔萤石矿的废弃爆炸物，此时空中传来涡轮发动机的轰鸣。敦吉达玛现在住在贝赫尔的一座蒙古包里，她回忆说，‘很快，我看到一架飞机，机后拖着火苗向下坠落。从我所在的地方可以跟随飞机一直看到它坠毁在地面上。（大约9英里以外）’这就是英国造的三叉戟1E的最后旅程，机翼上带有中国航空的256编号。”
不同的目击者，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记者采访，然而对于256在空中就已经起火燃烧的描述却是如此惊人的一致，因此这个说法要远比李文普一人说的那句“飞到伊尔库茨克要多久？”的证言具有高得多的可信度。可是不知何故，很多人对李文普的话深信不疑，而对同913本无利害关系，因而最易说实话的多名蒙古目击者的描述却是千方百计地要予以否认，真不知道是何用心。
在康庭梓的文章中没有提到《解开中国之谜》，但是对于拉哈玛大娘的说法，则说是她把飞机的着陆灯看成了大火！
首先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使用“大娘”这个词很易使人产生误觉，以为拉哈玛是年老眼花，见识不广，从而很容易把灯光看成火光。在康文的插图中，也把拉哈玛画成一个头发苍白的老年妇女形象。然而要提醒大家的是，在1971年，拉哈玛不过是一个41岁的中年妇女，正值壮年，眼力和见识不会差到那种分不清灯光和火光的地步。
三叉戟的着陆灯在飞行中是折叠在机翼内部的。笔者从熟悉三叉戟结构的朋友那里了解到，这个着陆灯倒是可以在起落架没放下的时候就打开，只是飞行速度不能超过400公里，不然会损害灯具。这种着陆灯是采用聚光灯效果的，其下射角度大约在8-9度左右，而且只是向前方照射，照射面积有限。人们都有在夜间被汽车大灯照射过的经历，在汽车正前方会觉得灯光刺眼无比，可只要角度偏一些，在汽车旁边，灯光强度就会立刻减弱，就不用提在汽车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车灯了。汽车大灯还考虑到驾驶员在夜间要分辨近在眼前的路边标志，因此特意加了部分散光效果，使灯光能够照到路边的交通标志。而在飞机上就无此必要了，全部灯光都可以集中到照射飞机前方的着陆区域。因此只有当拉哈玛在飞机前面的一定范围内，才能看到那刺眼的灯光，而当在飞机侧面和后面时，就不会看到着陆灯的“火光”了。256不是直升机，不可能长时间停在一个部位，也就是说，即使拉哈玛看到着陆灯光，也只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这种一闪即过的灯光竟会被一位正常的中年妇女看做是长时间燃烧的火焰，康庭梓的想象力真够丰富的。
《解开中国之谜》中的描述更加证明那火光不可能是灯光产生的错觉。目击者目随“机后拖着火苗”的256直到9英里之外，那“火苗”肯定不会是256把着陆灯转向后方，特意照射目击者的吧。康庭梓故意回避了彼特•汉南和苏珊•劳伦斯这篇文章中的有关段落，也是有所苦衷的吧。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6: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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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看到有人以256坠落的第一落点没有发现有燃烧痕迹来作为否认256在空中就起火的证据。其实这一点很容易理解。根据飞行常识，在一定范围内，飞机的仰角（也叫迎角AOA）越高，失速的临界速度就越低。通俗点讲，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内，飞机的仰角越大，就可以飞得越慢，而不至于掉下来。因此，人们看到飞机着陆时都是“昂着头”减速。康文认为256当时是以7-8度的仰角在作迫降。在这个仰角情况下，256尾部的三个发动机以与机身平行方向向后喷出的高温燃气倾斜向下，可以直接到达地面，而在机身上部的燃烧火焰是向上的，比较难以到达地面。如果连高温燃气都没有留下燃烧痕迹，机身上部的火焰又怎么可能在地面留下痕迹呢？
康文否定“击落”说的另一个论据，就是说被导弹击中的飞机应该在空中爆炸。这一点就不用多说了。看看上面所举的1978年苏联击落韩航902巴黎经北极航线飞往汉城的客机一例就可以清楚了。苏联导弹打断了波音707的机翼，击穿了机身，打死了机内的乘客。而飞机却又飞了一个多小时，并且迫降成功。这是因为导弹大多都有近炸引信，虽然导弹没有直接击中飞机，但在接近到目标一定距离时，也会爆炸，以战斗部的碎片来击毁目标。这时目标就不一定当场爆炸。普通人可能不清楚这一点，但作为一个飞行员，对于导弹击中时，飞机并不一定当场爆炸这种常识，应该是了解甚透的。可是中国的“优秀飞行员”（不优秀也进不了专机师，更开不了三叉戟）康庭梓却说：“从反面推论，如果是打下来的话，飞机应该在高空爆炸，其飞机碎片的撒落范围应该是圆形，而不应该是狭长的梯字形。”
这确实很难令人理解他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康庭梓的文章总是让人不放心，例如他在《党史博览》2004年第5期上新发表的《林彪座机残骸哪里去了》一文中写到：“重量为51吨的三叉戟256号飞机，被肢解后散落在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这实在是不应该犯的错误。256是三叉戟1E型，重量为43.3吨，重达51.2吨的三叉戟是三叉戟3B型。中国要到1975年8月，才进口了第一架3B型的三叉戟！作为笔者这么一个外行尚且知道这些差别，康庭梓作为三叉戟的驾驶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就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吧。就是在康的《思考》那篇文章里，还提到我使馆人员在坠机现场看到了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在上面提到的那扇门的东南30米处，有一台外壳炸裂的发动机，这是3台发动机中出现的第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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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孙一先绘制的残骸分布图上看出，在接近480米处的西侧，出现了第二台发动机。在尾部东南方向25米的地方，是第三台发动机”，完全忘记了自己文章中就说过的，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苏联人早已拆走了一台发动机的事实。可见康写文章太有些随心所欲了。
至于那个引起广泛注意的右机翼根部圆洞，“击落”说和“油尽迫降”说都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细化到洞口铝刺“外翻”还是“内翻”的争辩。可是在争论中，人们却不知不觉走入了盲人摸象的误区，忘记了要把256作为整机来分析的普通常识。256飞机翼展28.96米，机长34.98米，机高8.23米，不仅仅是一个右翼而已。256机身任何部位的损坏都有可能导致256的坠毁。256坠机后机身爆炸分裂，30多米长的机身变成无数碎片，四散飞落在数百米的现场上。在如此大的分散面积上，无论是机身、机翼还是发动机，如果在爆裂的接口处有什么“洞口”或者外来物造成的损坏，在短时间内是根本无法辨别的。只有把残骸搜集齐全，拼凑到一起，或许还能找出蛛丝马迹。仅仅否定右机翼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圆洞是导弹造成的并不能排除256被击落的可能性。
256坠毁现场。如此破碎的机身怎么判断其中有无导弹击中的痕迹呢？（且不论被苏联人窃走的那台发动机）
据我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苏联人在我使馆人员到达现场之前，开着直升飞机，匆匆忙忙拆走了256的一台喷气发动机。一般通行的看法是苏联人急于窃取三叉戟喷气发动机的先进技术。可是，仔细分析一下，难道就不可能是为了隐瞒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如果苏联人确实击落了256，后来又在飞机的机翼上发现了“中国民航”的标志，就不免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背上“击落民航客机”的罪名。所以在后来的谈判中指示蒙方一口咬定256是军用机。另外苏联人肯定还要想方设法消除留在现场的256被击落的痕迹。苏联人急忙把火的赶在中国使馆人员到现场之前拆除一台发动机，就有这方面的嫌疑。很可能那台发动机上留下了某种导弹或者炮弹造成的明显损坏。
如果说是为了窃取技术，苏联人大可以从容地在中国人员勘查完现场再行动，何必那么猴急？为此不惜指使蒙古方面再三编出天气不好的谎言，阻挠中国使馆人员前往失事现场。可以说，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原因使得苏方不想让中方看到这台发动机。因此，说发动机带有被击落的痕迹有很大的合理性。再有就是，苏联人对剩下的那两台发动机似乎毫无兴趣。如果第一台发动机是为模仿技术而“偷”走的，剩下的这两台虽说损坏严重，但是作为模仿技术参考还是有很大价值的。搞过技术模仿测绘的工程人员都知道，在拆卸一部先进机器时，很多部件拆开后，是无法复装还原的。而在测绘中，很多时候需要在拆卸后复原未拆卸前的情况。在无法复原时，要确切知道拆卸之前的情形，虽然可以采用事先照相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有一台同样的整机作参考。1967年1月27日，美国执行阿波罗
AS－204任务的
012号指令舱在发射塔试验中失火，三名宇航员被烧死。为了查清事故原因，要把012号指令舱拆为部件进行分析。尽管作事故调查的美国工程师手头有012号的详细图纸，然而为了有一参照物，在1967年2月1日，把正在用于训练宇航员的014号飞船指令舱调到事故调查中心来与拆卸012号指令舱互相对照。这使得阿波罗宇航员的正常训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可见，在拆卸一台机器时，有一台参照物是多么的重要。反观苏联人，在手头没有任何图纸的情况下，如果要拆卸一台发动机搞测绘时，再搞一台发动机作为参照物是必不可少的措施。256上使用的是三台发动机是同一型号的Spey
511@
11,400lbs发动机，完全可以相互参考。然而，在那么急吼吼地拆走一台发动机之后，苏联人任剩下的两台发动机在荒漠野外风吹雨打20载，再也无人问津，直到90年代分别被港商和蒙古商人当作废铁买走。这不由得使人怀疑，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真的是为了技术研究吗？
另外，当年被苏联人拿走的黑匣子，到今天也不肯归还，也叫人心存疑窦。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不敢公开的猫腻呢？1992年11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韩国准备签署俄韩基本条约时，亲手将1983年被苏联击落的韩国民航007客机上的“黑匣子”交给卢泰愚总统。虽然，韩国人后来发现“黑匣子”里都是假货，但是，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为什么256的黑匣子就不能归还呢？另外，苏联人拆走的那台发动机也应该尽快归还中国，即使原物已经不在了，但详细照片和有关资料也应该尽快提交给中方。拖得越久，就越证明前苏联在256坠机事件里有着不可公开的秘密。
也许就是因为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直到现在，俄罗斯人还在耍弄花招。为了搞乱思维，混淆视听，前苏联KGB第九局局长在接受凤凰台采访时竟然编出了256曾经飞到苏联赤塔附近然后又掉转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坠毁的谎言。
从地图上可以清楚的看到，赤塔距离256飞越的中蒙边境414号界桩约有800公里，而赤塔距温都尔汗约600公里。扣除KGB所说的256距赤塔还有50公里的往返距离，也就是说，256在越界之后又飞行了大约1300公里！256在13日1点55分越界，约在2点30分坠毁，也就是说，在大约35分钟里256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200多公里，实现了超音速飞行！由此可见这个谎言编造的是多么荒诞。
256在蒙古境内飞行图。256
零点32分起飞，1点55分在414号界桩上空进入蒙古，飞行了83分钟，飞行里程大约为800公里，平均时速为600公里，符合三叉戢中低空飞行性能。按照那个前苏联KGB对凤凰台的说法，在2点30分坠机之前的半个多小时里，飞机奇迹般地飞到了距中蒙边界约800公里的赤塔附近，又飞到距赤塔约500公里的坠机部位，半小时飞了近1200公里！这也扯得太离谱了吧。他以为林彪坐的是协和机？
岂不是拿着凤凰台涮着玩？
在2000米到3000米的高度上，256的飞行速度只能在600公里左右。笔者没有找到准确数字，但可以参考现代的空中客车310的飞行数据。A310手册规定，飞机起飞后，在3049米以下飞行时采用的时速是每小时560公里，当达到11000米高空时，巡航速度为850公里。再看一下当代战斗机的低空性能：米格-31的在高空的巡航速度为2500公里/小时，而在低空只有1500公里/小时，高低空的速度相差40％；苏－30在高空的作战半径达1315公里，而在低空作战半径仅为625公里。因此，作为巡航高度为9000-11000米，巡航速度为900公里/小时的256三叉戟，在2000-3000米的高度上飞行，速度为600公里/小时是很正常的数据。256坠毁的地方距414号界桩大约为400公里，正好在256进入蒙古后飞行了35分钟的距离范围内。
很多人对于256为何带着火苗掉头选择向南飞来迫降有所疑问，其实这又是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情况下，256飞行高度高了根本看不清地面的情况，无法选择合适的迫降地点。256只好低飞（同时更有可能是已经飞不高了），而在低飞的情况下，等你发现有合适的迫降场时，飞机已经飞过了这个地点了。更不要说飞机在降落之前必须在距离降落点一定距离之外（三叉戟需要3000米左右）就开始作降落的准备工作，逐渐降低高度，这样才能保证飞机在降落点上着陆。要求潘景寅在夜里能判断出3000米以外的着陆点以及更远的着陆场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因此，只有当潘景寅整个飞过了这个迫降场，才能了解到这个迫降场的全部情况，然后调整航向，掉头，利用这个迫降场降落。所以，256的迫降方向并非就是其最后的航向。根据256的飞行速度和飞行距离判断，潘景寅是驾驶着着火燃烧的飞机在飞过的第一个可用迫降场上空，艰难地驾驶着256由向北飞行掉头转为向南飞行实行了一次自杀式的带油迫降。
本人还是认为把这次迫降叫做坠毁更接近一些256的真相。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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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评论]关于林彪---梁由之
一.
开篇就当文抄公：
这是一个曾被尊为中国的第二号神，后来又被列为第一号鬼，非神即鬼，好象从来都不是人，最终还是被一个“鬼”字覆盖了的人。
这是一个24岁就当军团长，从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当到野战军司令员、国防部长，而且经常身兼数职(比如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除了“副统帅”从未当过副职的人。
这是一个党史军史少了他，有的史实就会讲不明白，就会出现空白，就会留下问号，进而愈发挑逗起人们好奇、探究心理的人。
这是一个不时要面对，又不敢面对，竭力要回避，又很难回避，轻不得，重不得，深不得，浅不得，稍不谨慎就要引起麻烦，已经死去快20年了，依然异常敏感的人。
这是一个人们私下里有不少议论，据说世界上也有不少传闻，而今逐渐开始比较客观公正地放到历史天平上的人。
谁都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叫“林彪”。
上文摘自<<雪白血红>>。作者张正隆中校。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初版初印，印数93000本。(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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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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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种眼泪
古话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1971年9.13事件稍后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得到了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包括林彪在内全部身亡的确切消息。当时在场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等人。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向沉稳潇洒、气度雍容的周总理，居然当众号啕大哭起来，足顿胸捶，涕泪横飞，悲不自禁。足足过了二十多分钟，才逐渐平静下来，恢复常态。这在周恩来的一生中，几乎是仅见的。周围的人莫明其妙，不知所措，印象也就特别深刻。
无独有偶。
李子弋教授说蒋介石最大的遗憾之一是未能利用林彪──蒋对此曾向陶希圣多次提及。
1993年10月在美国发行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theWorld
Journal）登载了一篇有趣的文章，做蒋介石的私人医生达四十年之久的熊丸（Hsiung
Wan）在文章中说：“我唯一一次见到蒋总统流泪是在他听到林彪死的消息时。”曾在蒋身边扮演类似陈布雷一样角色的党国大员陶希圣证实了这一说法的可靠性。
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一个中华民国总统，这对政坛上的生死冤家，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不避嫌疑，不约而同地为一位非正常死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抛洒下英雄之泪。这实在太不同寻常、太耐人寻味了。
我们知道，蒋介石是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曾任军校政治部主任，林彪则是黄埔四期学生。蒋、周二人与林有师生之谊。
这当然不是蒋周二公异口同声为林哭泣的因由。起码不是主要原因。
那么，林彪是谁？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呢？
三.十大元帅之三
林彪，字育容，湖北黄冈人。1907年12月5日出生。父林明清，曾在村里的杂货铺子当店员，又在往返于浠水、鄂城、大冶一带的小火轮上做帐房先生。有些积蓄后回乡经营手工织布，当了一个小业主。母陈氏。
黄冈县城距林彪的老家林家大湾约30公里，是著名的东坡赤壁所在地。苏东坡在这里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杰出的作品。现在有所黄冈中学，也是名震江湖，桃李满天下。据说，毕业于黄冈中学的天涯网友，就为数不少。
林彪早年在家乡读书。后来到武昌上中学。1925年毕业。同年秋天，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期同学中，胡琏、张灵甫、李弥、刘玉章、罗列，刘志丹、曾中生、袁国平、段德昌......等人，后来都成为国共双方的名将。
他的两个堂兄：林育南和林育英(即张浩。1935年，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从苏联回国，与毛泽东配合默契，假传圣旨，对毛最终战胜张国焘、确立中共领导核*心地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抗战时期，担任八路军129师政委，不久因病去世，毛泽东亲为抬棺。他的后任，就是邓小平)，都是早期知名的共产党人，对青年林彪走上革命道路无疑起了领路人作用。
1926年10月，林彪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被分配到著名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参加北伐。不久升任连长。
1927年8月，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军余部转战至湘南，因功升任营长。
1928年4月，朱、毛在井冈山会师，编组成红四军。毛、林风云际会，惺惺相惜，互相借重。此后，林彪历任红二十八团(四军主力团)团长、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得力，战功卓著，与彭德怀、黄公略一起成为中央红军朱毛麾下最出色的将领。尤其是第四次反围剿的草苔冈一役，一举歼灭了国军王牌、陈诚的起家部队第十一师，更是声威大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林彪、聂荣臻率红一军团(总兵力1.9万余人)担任前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冲破重重包围，杀开一条血路。在付出沉重代价后，终于保存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1936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抗战军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林彪出任主力师115师师长。1937年9月，率部歼灭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一千余人，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军心民气，也使林彪成为遐尔闻名的抗日名将。
可惜乐极生悲。1938年3月，林彪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后去苏联医治。直到1942年3月才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这次意外事故，不惟使林彪无从在抗战中再展身手，有更佳表现；更为他后来的身心与命运埋下了悲剧性的种子。
林彪回延安，毛泽东非常兴奋，亲自前往迎接。毛拉着林的手，满面笑容，边走边说。令跟在一旁的秘书师哲深感诧异：朱老总从前线、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也从未得到主席这般礼遇。林彪不就是一个师长吗？
毛认为林具备多方面的才干，而不仅仅是军事天才。他曾让林作为周的助手去重庆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一呆就是几个月。军统巨头唐纵等对林印象极为深刻。
那么，在现在颇为人所垢病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林彪表现如何呢？
高华教授写道：“林彪于1943年7月与周恩来等一行从重庆返回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特别关照，毛嘱林彪休息，林彪只是挂名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不具体过问党校的具体工作（此时延安除整风、审干外，没有任何紧急工作）。林彪在延安对康生一直保持距离，对审干、抢救持沉默态度，完全置身于运动之外。”
这其实是林的一贯作风。
八年抗战，终获苦胜。美国试图扶中制日。本来是千载难逢的“霖雨苍生新建国”的绝佳时机。可惜国共两党各争雄长，互不相让，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盯住了东北大地。不惜血本，在苏军的默许和支持下，从各个根据地抽调精兵强将和大批干部，投进黑土地，志在必得。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独霸东北”。原来打算派去负责军事指挥的是新四军军长陈毅；后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临时换成林彪。统揽全局的，则是刘少奇最重要的亲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彭真。
开始很不顺利。林、彭意见不一。蒋介石也不是吃素的，他派到东北负责的军政大员熊式辉、杜聿明也算一时豪杰，并不容易对付。“独霸东北”很快被证明只是一厢情愿。共军占据的城市不断失守。尤其是继四平之战失利后，1946年5月23日，廖耀湘率国军精锐新6军攻占长春。共军进退失据，极为被动。
关键时刻，毛泽东显示出超人的胆识，采取了断然措施。
据<<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关于1946年6月16日的文字记载：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指出：目前东北形势严重，为了统一领导，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组织东北局常委。中央认为这种分工在目前情况下，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中央相信诸同志必能和衷共济，在重新分工下团结一致，为克服困难争取胜利而奋斗。”
当时，林只是中央委员；而彭、高、陈三人却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在十分强调“党指挥枪”原则的中共，实在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重大组织措施。
毛泽东孤注一掷，将中共在东北的前途和命运托付给了林彪。
范文澜先生说：一个领袖，得以成功最重要的两点品质，是纳谏和用人。在当时，毛泽东这两点都比蒋介石要做得好。他的成功，实非幸致。
林彪没有辜负毛泽东的信任。短短不到两年半时间，就完全逆转了形势，实现了原本接近破灭的“独霸东北”的梦想。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灭了东北国军47万余人，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成为一支最强大的战略机动力量，东北地区雄厚的工农业基础成为全国解放战争的强大后方，毛泽东已经真正具备了最后打败蒋介石的军事资本和经济实力。
甚至连中共领袖们，也未免觉得胜利来得太快了。毛泽东乐不可支地对大家说：现在，林彪可是壮得很哟。随即大大加快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
1948年23日，东野主力84万人分三路入关。
接着是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歼灭李宗仁白崇禧桂系主力)。海南战役。万里远征，所向披靡，把红旗从白山黑水一直插到了天涯海角。星星之火，终于燎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1955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授予中共十位统帅级军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他们依次是：
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林彪位列十大元帅之三。朱、彭总副司令的地位在红军、八路军时代已经奠定，无人能够撼动。林彪的资历，仅比罗帅稍老，远逊于其它九帅。另外六帅，陈、徐、聂、叶也都出身黄埔军校，是林的师辈或学兄。贺、刘二帅更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和参谋长。十大元帅的人选和排名，中央是反复权衡、大费周章的。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上上下下方方面面大体都是服气的。
令人瞩目的是：如此旷世盛典，军人荣誉的颠峰时刻，林彪元帅居然缺席。他在青岛疗养。避开尘嚣，静听海浪天风。
林彪何以能够后来居上，脱颖而出？原因只有两个字：战功。这实在是实至名归。
林彪的军政才能，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下面一节，在下将尝试对此作一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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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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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野
作为战功最大、年龄最小的元帅，林彪被国内外公认为是中共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土地革命时期，他就已经崭露头角。抗战阶段，也曾名震一时。抗美援朝，彭总大出风头。不过一直有不少人说，彭总的战术修养远不如林总；若是林总入朝指挥志愿军，战果肯定会更大，损失则会小一些。听起来似乎也有道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假设。
网上也常见林粟之争。元帅之三与大将之首都有一帮坚定的支持者，各持己见，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结果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
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
跟二徐一样，粟司令是标准的一流职业军人，素来为梁某所敬服。纯粹论战功，他甚至更是为大多数元帅所不及。
不过，即便是粟裕，也尚非林总之匹。其它且不说，1946年6月16日之后，林彪成为东北地区党、政、军一把手；一句话：“东北王”。而这正是东北战场国共易势的转折点。斯大林说：干部决定一切。粟裕则只是在华东地区负责军事指挥，头上压着饶、陈、张、黎等巨头，对下面的指挥也并不是很得心应手(尤其是原属八路军的部队和将领)。平起平坐的谭震林对他更是啧有烦言。直到毛泽东让陈毅去了中野，粟裕“双代”后，他才算是基本放开了手脚----虽然依旧小心翼翼。
我注意到，深居简出、不喜交际、清高淡泊如林总，对待罗荣桓、彭德怀、高岗、黄克诚、粟裕、陶铸......等少数几位个性鲜明的军政要员，是青眼有加的。建国后，粟遭到彭、陈、聂三位元帅的联手打压，长期郁郁不得志。但从没听说他与林总有若何过节。扯远了，打住。
无论如何，三年东北解放战争，才为林彪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军政才智的舞台，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国共两党的兴衰成败。
可说的很多。说来话长。为了控制篇幅，这里单挑两件事：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稍加分说。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先说两个“根本意见”：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来，为了遮人耳目，应付国际舆论，又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伪“满州国”。陈寅恪先生诗中所谓“欲夸朔漠作神京”，即指此事。
1945年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后，苏联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进入中国东北，强弩之末的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突然投降，国共双方都出乎意外，有点措手不及。随即加紧布置，调兵遣将，力争使本方势力处于有利态势。其中，双方力量近乎真空状态的东北地区成为热中之热，重中之重。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正确决策，全力向东北扩张。在苏军的支持配合下，一度抢得先机。
国民党则束手束脚，摇摆不定。曾寄厚望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试图和平接受东北。结果被斯大林玩弄。党国要员、经济学家张公权在日记中写道：“王(世杰)外长始终不明了苏方对于东北，有其局部之策略。任何国际局势之变动，不能动摇其既定之局部策略”。但张的独到之见当时不被重视。
毛泽东信心膨胀。1945年11月15日，他致电林彭真、林彪，要求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同时让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准备战场，等敌人进至绥中、兴城地区时，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一次消灭敌人两三个师，歼灭敌军三个军，以从战略上解决问题。19日，中央又来电提出：“要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
军令如山。中央期望如此殷切。
其实呢，事情并不那么美妙。按黄克诚11月26日致毛泽东电报的说法，就是“七无”：无党、无群众、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药、无衣服鞋袜。其实，有些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还缺少枪支弹药：原以为东北什么都有，出发时按上级要求，枪弹尽量留在老根据地了。先来的冀东部队，倒是弄到不少武器，拿去装备了一些并不巩固的新扩大的部队。但后到的老八路，却所获甚少。
相反，蒋介石在确信和平接受无望后，已下决心武力解决问题。东北九省保安司令杜聿明(黄埔一期学生)率国军精锐、百战沙场、全副美式装备、曾远征印缅的石觉第13军（汤恩伯基本部队)和赵公武第52军(关麟征基本部队)，浩荡出关，兵锋直指锦州、沈阳。其余几个军陆续跟进。我军初战不利。
另一方面，在美国的压力下，11月19日，苏军通知中共东北局，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将把中长路沿线各大城市移交给国民政府。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经过深思熟虑，11月22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和彭真、罗荣桓，强调指出：“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
林彪的“根本意见”完全否定了毛泽东15日电报中要求在锦州一线决战歼敌的设想。但得到东北前线军政要员黄克诚、高岗、陈云、罗荣桓的坚决支持。上升时期的毛泽东，恢弘大度，从谏如流，立即采纳了林彪这个随机应变而得出的切合实际的重要建议。不再急切求胜，而是改变既定方针，撤离中心城市，稳扎稳打，工作重点转向“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主要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农村”。这才有了以后的翻盘和反败为胜。
1945年尾至1946年中，国内气氛微妙，战和不定。美国总统杜鲁门特派马歇尔将军强力介入，进行调停，意欲在中国推行美国式的两党制。一时间似乎和平建国大有希望，中共中央一度也作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准备。
这时，林彪致电毛泽东：
“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到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象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被人公开指为头脑不清醒，这在毛泽东平生大概也是惟一的一次。但他认了，听进去了。
后来情势的发展，尽人皆知。东野入关前，聂荣臻在华北始终被傅作义压着打，很大程度上就是吃了真的相信会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裁军过猛的亏。无怪乎毛后来说聂是“老实人”。
再说一次撤退：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所以，军事目标应该服从、服务于政治目标。
1946年4月18日到5月18日，四平保卫战刚好打了整整一个月。结果，我军伤亡8000余人后主动撤退，四平为国军精锐孙立人新1军、陈明仁71军等部占领。
这不是林彪想打的仗。
4月11日深夜，林彪致电中央及东北局：
“......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以免束缚军队行动。”
这次毛泽东没有听他的。为了配合周恩来在重庆的谈判，毛多次严令林彪，务必死守，“化四平街为马德里。”
越打越被动。黄克诚是我党最有眼光和胆识、最敢说话的优秀高级将领之一。他直接致电毛泽东，又致电林彪，建议及时撤退，保存实力。但毛、林都没有回电。
毛不回电，是因为他不同意黄的意见。
林不回电，是因为他要维护毛的权威。
这事令黄老纳闷多年。林总这次是怎么了，打这样的呆仗，不是他的风格呀？
解开这个谜是在十余年后的庐山会议。黄克诚大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但因同情、支持写万言书直陈现实而触犯龙麟的彭总，即将翻船。
一次小会，不知怎么又扯到当年的四平保卫战。黄老说不及时撤退是错误的。毛说：这是我的决定。黄老真是了得，当即回应：“你决定的，也是错的。”他这才明白了林总维护领袖威信的苦心。
加之这次会议上，墙倒众人推，破鼓滥人捶，对彭总新帐旧帐一起算。当年长征路上林彪写信要求毛泽东将前敌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自然是一大罪名，毛牢记在心，非常在意，提起多次。奇怪的事是，他并不在意写信的是林，而是一直认为是彭自己怂恿林写这封信的，帐该跟彭算。林总本来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会议中途，作为“救兵”，与邓小平、陈毅等临时被急招上山。当作毛、彭等人的面，林总说明写那封信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彭总毫无关系。毛不知如何想。彭总则十分感激。黄老也对林总实事求是、宁可让毛失望也不对彭落井下石非常敬仰。黄老晚年能出面为林总说话，实非偶然。
这其实也是林总的一贯风格。
四平保卫战期间的电报很有意思，极具林彪色彩。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
林彪一边指挥保卫战，一边留好退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的傻事他可不会干。18日，敌军即将攻克四平，守军有被合围之虞。林一面致电中央及东北局请示撤退，一面边奏边斩，全师而退。
这两个“根本意见”和一次撤退可不容小觑。
1947年5月，陈云致信高岗，曾把锦州避战和四平撤退，作为本党进入东北前七个月当中的两件大事。陈云说：如果这两件事当时有错误的话，就很难有东北以后的好形势。
老毛奇说：“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历史是最深的冰山。即如东北解放战争，问题多着呢，岂止“战锦”!
红领巾时代，老师和家长就教导我们：“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在，我突然想：假如没有林彪，或者林彪为蒋委员长所用，又将如何？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历史上，韩信弃楚投汉，结果是楚灭汉兴。
写林彪，常想起一句流行的广告词：给我一次机会，还你一个梦想!林之于毛，不正是如此吗？
1949年3月，林总一手带出的东北野战军的百万雄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四野既然横空出世，耀武幽燕；那么，河山姓共、金陵王气黯然收，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有朋友喜欢算命。我一直不以为然。
如果所谓命本没有，自然没必要去算。
如果有，你就将别无选择，又有什么算的必要呢？
我不知道，林总挥师南下、风卷残云时，是否曾经梦想得到：二十余年后，居然有一个“五七一工程纪要”，与他攀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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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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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七一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一）可能性
◇９．２（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１９７０年８月在庐山召开，会上毛、林分岐公开化。──编者注）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１）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２）夺权正在进行。
（３）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４）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５）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６）他们“故计（伎）重演”。
（７）政变正朝着有利於笔杆子，而不利於枪杆子方向发展。
（８）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９）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舰队以及下文的联合舰队等均为本文件起草者林立果等人的自称，这些名词以及后文中的“江田岛精神”等出自《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等日本电影。──编者注）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
（二）必要性、必然性
Ｂ─５２（指毛泽东──编者注）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
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於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於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於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
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编者注）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於突袭、串联、转移，甚至於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Ｂ－５２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於Ｂ－５２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Ｂ－５２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四）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Ｂ－５２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的主要助手──编者注）均在我手心之中。属於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Ｂ－５２既成事实，逼迫Ｂ－５２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５４３、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编者注）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文革时民航由空军接管──编注）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指黄永胜──编者注）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Ｂ－５２，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於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Ｂ－５２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１）计划
（２）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编者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编者注）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
（３）物质准备
武器领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０１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编者注）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４）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编者注）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１）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２）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
（３）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Ｂ－５２旗号打击Ｂ－５２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Ｂ－５２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批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
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於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Ｂ－５２宣传，有的是出於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於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於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於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Ｂ－５２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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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编者注）。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以上是被认作“林彪反革命集团政变纲领”的“571工程纪要”全文。由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执笔）共同炮制。“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简称。
暂不涉及对这份文件的分析和评判。对文件本身，王年一教授的看法是：
“<<纪要>>是个草稿。定稿没有。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而知。林立果对于新野等人说，这个计划是林彪叫搞的。林立果说的是不是真话，也无从得知。靳大鹰在〈‘913’事件始末记〉里说：‘里面有些话只有老谋深算的人才能说得出来，有的话则明显的幼稚肤浅。’这是确实的。假设林彪看过<<纪要>>，他会不会同意，这是不难推断出来的。”
真难为了这位值得尊敬的国防大学将军级教授。在当时的语境下，他好象什么都没说。又好象什么都已说穿。
根据现有材料，我认为：这不过是林立果拉大旗作虎皮、假传圣旨罢了。林总是什么人？中国历史上都数得上的名将之星!策划政变是何等关乎身家性命的大事，他会弄出这等花里胡哨不三不四的东东？这是林彪的作风吗？
不由想起林总在东北战场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话头又回到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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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717: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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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个战术原则
作为中共领袖兼首屈一指的战略家，毛泽东有广为人知的“十大军事原则”。
作为我军最杰出的将领兼战术家，林彪则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六个战术原则”。
六个战术原则是：
1.一点两面。
即集中兵力于主要攻击点突击敌人，同时以部分兵力从另一面或多面钳制并协同歼灭敌人，对敌人形成包围，不让敌人跑掉，打成击溃战。在主攻点上要“采取狭窄的战斗正面和纵深的战斗配备”，使主攻点的部队象尖刀和钻头一样，突破敌人的防线并向纵深发展。这是强调要打歼灭战，并将战术具体化。
2.三三制。
是指一种疏散形的进攻战术。我军每连3排，每排3班。林总指出：战斗时每个步兵班还可以再分为3个战斗小组，每组3、4个战士，在村长的指导下，以疏散机动、小群的战斗队形进行战斗，以减少伤亡，扩大战果。
3.四快一慢。
四快指向敌前进要快，抓住敌人后进行准备工作要快，突破后扩张战果要快，敌人开始溃退后追击时要快。一慢指总攻发动时机要慢。慢的时间要用以侦察地形敌情、布置兵力及火力，政治鼓动工作及休息。林总特别强调一慢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中外兵家未曾注意过的一个盲点。
4.四组一队。
四组是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一队指突击队。同“三三制”一样，这也是说的进攻时的队形问题。林彪提出“四队一组”是为了解决攻城巷战中的战斗队形，并说明这种分组方法不受四个组的限制，不必拘束于教条，可以灵活运用。
5.三猛战术。指猛打、猛冲、猛追。
对于所选定的主攻点上，应将各种机关枪各种炮秘密地尽量接近敌人，适当的配备起来，以便统一向主攻目标射击，并于同时猛然开火。是谓猛打。这种火力用法，是反对零敲碎打，把火力到处分散使用的。
在主攻点上，火力猛然开始射击后，我军突出部队应乘此际敌人一时发呆发慌拿不出主意来不及调整时猛烈冲锋，跃然奋进，以刺刀、手榴弹向前冲击，必须建立刺刀血战的威风和随手榴弹的飞出爆炸而猛进的勇气，迅速打垮敌人的战斗意志。是谓猛冲。
对于已经被我军冲动、开始溃乱的敌人，应实行猛烈追击，要一直压下去，尽量消灭敌人，求取最大战果。是谓猛追。
6.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
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人退。为了有针对性地最有效地打击敌人，提出三种相应的攻击战法。
如果敌人守，就要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我们准备好了再打，敌人会跑掉；不准备就打，又会被碰下来；这时应先将敌人围起来，围而不攻，或围而小攻，用一部分和他们打，抓住他，使他走不脱，然后准备好再大打出手。如果敌人退，就要猛追，这时不要等命令，不准备就是合乎战术，准备了反而不合乎战术，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楚。抓着打就是。当然，战役指挥员应该组织有计划的追击。
多么精彩!
这是一个深思熟虑、沉默寡言、身带5处枪伤的方面大帅熔铸古今中外兵家思想精华并结合战场实际提炼出的实用性非常强的六个非同一般的战术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的更是出于他的独创，比如一慢。
我不由再次想到：设若此人为党国所用，如何得了？我党我军，谁能是他的对手？!
“571工程纪要”呢？有一点可行性和章法吗？林立果只是在乃父那里揎拾了一点思想的皮毛，自己肆意发挥、狐假虎威罢了。
我还注意到：这6个原则，全部着眼于进攻，无一例外。这使人想起沙漠之狐隆美尔元帅的名言：攻击，攻击，再攻击!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英雄所见略同。
研究一下林总的六个战术原则，再比照一下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态势、打法、进展与战果，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豁然开朗。成功只属于作好了充分准备的人。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亲爱的朋友，读到这里，你对林总1955年国庆节前超迈群雄，后来居上，位列十大元帅之三，还有什么疑问吗？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当时中共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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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中共七大领袖简评
1956年9月，中共召开八大。1958年5月，举行了八届二中全会。毛刘周朱陈林邓，实至名归，成为中共七大领袖。众望所归的新领导核心得以形成。这个领导集体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后才告瓦解，分崩离析。
下面，梁某不揣冒昧，对上列中共七大领袖略予点评：
1.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中国革命无可疑义的最高领袖，极大影响中国现代历史航向的巨人。政治家、军事战略家兼浪漫主义诗人。一句老话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确切的。如果还是农业社会，毛的造诣和历史地位，起码不在刘彻、朱元璋之下。
依我看，一方面，毛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性认识的深刻程度，仅次于鲁迅。他对我们这个国家、对广大劳苦大众，感情很深。另一方面，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对知识分子则存在严重偏见，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乃至史无前例的罪恶，对国家、民族、国际共运和我党的事业都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
张毕来认为毛：“挥手能教天地改，著书善诱议论归。”
不予平反的5名大右派当中的两位则有不同见解。章伯钧说：“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流氓。”罗隆基说：“毛主席这个人很厉害狡猾，比历代统治人物都凶。”
我认为，他们都没有说错。这是雅努斯的两副面孔。合起来，就比较完整了。
毛对统治权术的研究之深、运用之妙，已臻炉火纯青的化境，沛莫能御。在中国高层，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和幽深的孤独感。罗荣桓、柯庆施先后去世令他非常伤感，是有深刻的心理原因的。
晚年毛泽东最大的问题是将自己置于党和政府之上，予智予雄，为所欲为，比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更为恣肆霸道，不受任何约束。对党的各级干部也殊少爱心。
我对他的评价，是四六开或倒三七开。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大人物。值得千秋万世解剖研究，从中汲取经验与教训。
千秋功罪，谁人能予评说？
2.刘少奇。一个教条主义者。长着一张作报告的脸。才识资历均不足与其坐二望一的崇高地位相匹配而不自知。
袁寒云诗曰：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如果不是因缘时会，进入了领导核心，而只是干一些具体党务工作的话，少奇同志会干得很出色。
3.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
聪明绝顶。英才盖世。
中国革命又一个决定性的人物。一个忠诚、智慧、光芒四射、顾全大局的最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党的瑰宝和骄傲。如果他为蒋介石所用，老蒋就不会去当“扶余海外王”，周在历史上就有望比诸葛武侯更为出彩。可惜他遭逢的是毛泽东。晚年泥足深陷，苦不堪言。
我对周的看法、感情，十分复杂，几经变化。现在看来，我们还是应该设身处地，对总理的苦衷应取“理解之同情”，无须深责。
4.朱德。中国革命的教父级象征性人物。德高望重。基本没有实权，备位而已。毛泽东一生有负于许多人(尤其是杨开慧、林彪)，但他完全对得起朱总司令。
5.陈云。一个不显山不露水，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高层重要领导人。
这是一个类似1994年美国世界杯最终捧杯的巴西队队长邓加式的人物：工兵型，干的都是卖力气的实活，不怎么出彩，但不可或缺。
“夕阳红”阶段且不论。在陈老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我仅对其在高饶事件中所起的作用有些疑义。
顺便说一句：陈云姓廖。
6.林彪。此处从略。
邓小平。干才。政治思想强，作风泼辣，举重若轻，不专权。又一个少见的军政双全的出色领导人。
但学问、见识都有所欠缺，不是适宜的统揽全局的帅才。我注意到：小平成为大王，是在山中无老虎之后。
姑妄言之。不值方家一嗤。
成为七大领袖之一，1949年后一直休养恬退的林总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未必出于本愿的变化。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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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大前后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被学者们充分肯定，多所揄扬。我对此颇有保留。八大其实什么问题都没解决。政治、思想、经济、组织......上，都是如此。姑且不说它本身存在诸如对阶级关系变化的认识偏离实际，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认识模糊不清甚至南辕北辙，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定位不当等不容忽视的错误，对反对个人崇拜也只是一般性提提而已；......就算它基本正确甚至完美无缺，而压根儿没有从组织措施上确保对八大各项路线方针的贯彻实施，流为一纸空文，说的是一套，做的完全是另一套，也是毫无意义的。窃以为对八大不宜估计过高。
八大前后，发生了不少大事。有些与林彪基本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有些则与他存在密切关系(尽管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并对他以后成为第二号神又变为第一号鬼的吊诡命运发生了重要影响。
前者主要有：
整风整党与“三反”、“五反”。
胡风事件与潘杨事件。
反右运动。
军队反教条主义的斗争。
大跃进运动
中苏关系破裂。
这些就不去详细说了。
后者主要有：
高饶事件。
八大。
八届五中全会。
庐山会议。
七千人大会。
下面尝试对此作一点粗浅的分析。
1.高饶事件。
毛泽东十分倚重的高岗和刘少奇一手提拔起来的饶漱石，戏剧性地联起手来，“批薄射刘”，矛头直指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一时弄得刘灰头灰脸，狼狈不堪，相当被动，地位几乎不保。
直接起因之一，是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安子文(被认为是刘的骨干。部长刚由饶漱石兼任不久)，私拟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这份名单，据说居然“有薄(一波，与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同为作白区地下工作出身的高干，被认为是刘系大将)无林(彪)”!一时惊起轩然大波。
高岗过于生猛，矛锋又兼及周恩来。刘、周联手反击。斜刺里忽然杀出陈云、邓小平两员大将，表示坚决拥刘。身在杭州休养的毛担心党内分裂，想玩平衡，致信在北京主持准备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的刘，一再强调指出：“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并要求高岗、刘少奇都作份自我批评。可谓煞费苦心。毛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刘、周并没按毛的指示办，而是抓住这个空隙，借机发力，将高饶的问题无限上纲上线，批倒批臭，让毛面对一个本不愿看到的既成事实。这决非毛的本愿。毛心里肯定相当恼火，但一时却也有苦难言。高饶于是只得成为牺牲品。高岗愤而自杀。向来对刘有看法的陶铸文革初期一度暴升至四哥，却不敢向刘开炮，相当程度上就是汲取了高岗的教训，看到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势力树大根深，盘根错节，担心打虎不死，反被虎伤。
高饶事件是中共历史上的一大不幸。它开了建国后党内斗争一个灾难性的先河。也为后来发生的许多事件埋下了前因。
高饶事件最大的赢家并非刘少奇，而是邓小平。刘只是保住了既有的地位罢了。而本来不甚起眼的邓则几乎接任了高、饶二人在党内所有的重要职务，脱颖而出；在八大，更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进入领导核心。又与本来渊源甚浅的刘少奇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
彭、林两位老总都与高岗有过愉快成功的合作经历，对高麻子的能力和作风很是欣赏。以林总的为人，他肯定同情高岗，而不会对高饶事件前后邓的做法有好感。这一切，都是耐人寻味的。
斯坦福大学退休教授范斯莱克说：“对中国上层领导人的行为，我们好象是站在一个舞台前，幕布只是升起来了一点点，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脚在舞台上移动，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其它部分。”
2.八大。
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如日中天的毛泽东居然未得全票：他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了林彪。
这绝对是非同寻常的。我不知中共高层还有谁蒙受过最高领袖的如此宠幸。
大家不难推想当时毛泽东的用意和林彪的感受。
3.八届五中全会。
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大领袖之一。这是林总在党内地位第一次超迈实际上的军队领袖彭总。也是他被后起之秀邓小平一度超越后再度反超领先。
在此前后，林总还是以休养为主，没做多少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枉驾屈尊，多次到苏州等林彪的休养地前往看望，洽谈甚欢。主席对林总惟一的批评是说他“有暮气”。并亲书曹操名诗<<龟虽寿>>中的名句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为条幅相赠。关怀备至，期望殷切。
4.庐山会议，彭总翻船。林总是作为救兵中途被急召上山的。他一定很矛盾：一边是功勋卓著、刚直敢言、多年并肩作战、相处甚得、感情深厚的老战友，一边是对自己有着深厚知遇之恩的共和国缔造者。最终，他选择了支持毛，但决不对彭落井下石。大家说林总批彭调门儿怎么怎么高，是不切合实际的。谓予不信，可去找找贺龙、罗瑞卿、肖华等将帅的发言，比较一下即可。林总曾这样暗自发泄对毛整倒彭总的不满：“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林总从来是个现时主义者，不会离谱。他是党内高层领导中头脑最清醒、最冷静的一个，对人对事极有主见，从不盲信盲从，对待毛泽东也是如此。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但在当时的环境与氛围下，哪怕你众醉独醒，又能如何呢？邓小平后来也说过：“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此言极是。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那么，养帅超过千日，又是为了什么？
会后，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这后来也成为林总的一条罪状。何其荒唐。这在当时，不是众望所归吗？到底是林总自己念念在兹还是主席对他亟需倚重，一步步将他推上前台的，谁能告诉我？
5.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企业的负责干部，军队的有关负责干部，共7000余人，因此又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毛泽东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刘少奇作了书面主题报告。报告否定了毛泽东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三七开”的框框，强调大跃进以来面临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暗示毛泽东对此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毛泽东被迫向大会作了检讨。
毛的威信严重受损。此消彼长，刘则声威大振，直有与毛分庭抗礼之势。
关键时刻，林彪出场了。他的讲话与众不同，迥异于当时的大会主旋律。
他说：“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都听毛主席的话，那么，困难会小得多，弯路会弯得小些。”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
“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总何许人也。他的讲话，扭转了大会的方向。
毛泽东喜不自禁，带头鼓掌表示欢迎。会后，又让田家英等对这个讲话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整理，并且批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毛还当面质问当时与少奇同志走得较近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林总的报告，罗长子你写得出来吗？罗如实回答：写不出来。毛一箭双雕、不无调侃地说：你当然写不出来了。
这可以视为毛林二人长达四十余年的深厚关系中的蜜月。
<<诗经>>上说：靡不有始，鲜克有终。
谁又能够预想得到，此后不到十年，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
--作者：juven的人
--发布时间：2005-9-717: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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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喜欢军事和历史同道中人啊
--作者：小蛮子
--发布时间：2005-9-717: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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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似偶抢楼了
--作者：ctsn
--发布时间：2005-9-717:5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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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这些关于政治和抗日的文章是在是网站里面找的啊
我也想看看
谢了先
--作者：dennisdeng
--发布时间：2005-9-717:5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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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常委毛刘周朱陈邓,58年增林彪,排位毛刘周朱陈林邓,毛为主席,刘周朱陈林为副主席,邓为总书记。
上文对邓的评价太低。对朱的作用，尤其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今人了解得太少了。
总体说起来，我也喜欢林总，属哈林一族。但是没必要贬低其他人啊。至少中共五虎将：彭林刘徐粟。都是牛人。
--作者：传说中的马甲
--发布时间：2005-9-719:2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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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那个长啊
总算看完鸟
回16楼
这个帖子貌似是转天涯的
--作者：wangfengting
--发布时间：2005-9-720: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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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哈林！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88: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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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传说中的马甲在2005-9-719:28:42的发言：
阿里那个长啊
总算看完鸟
回16楼
这个帖子貌似是转天涯的
对，我一直在天涯潜水，一般就去“杂谈”、“煮酒”、“国观”
--作者：XNYLYYHN
--发布时间：2005-9-88: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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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一三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
乱到什么程度呢？下面举一个例子：
红小鬼出身，毛泽东、周恩来、林彪都很信任和欣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将，在1966年10月，总后造反派批斗他这个“当权派”、使用“车轮战”时，支撑不住，在总后礼堂当场昏厥过去。幸亏林彪批示“没有我和中央军委叶剑英的命令，邱会作不许下西山”，才躲过这场批斗。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67年1月19日，邱会作接到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的命令，从西山回到总后机关，遭到包括罚跪、抽耳光、喷气式等刑罚在内的更为残酷的武斗，被打断一根肋骨；肩胛骨骨膜、两片肌肉断裂，造成终生残废。邱为人很机灵。他乘看管人员一时疏忽，在一张小纸片上向毛、林写了呼救信，并设法捎出。也算是他运气好，这封信送到了林总手里。林是非常爱护部下的，何况是他的得力干将的邱会作呢。但在当时，林彪虽已贵为“副统帅”，造反派也不肯轻易从命，非要中央文革小组说了才算数。林彪当即让叶群去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讨了一纸手令，才将邱会作开释，保住了这个“最好的一任后勤部长”(周恩来语)一条性命。这就是被邱将军视为恩同再造的“午夜获救”。
这样下去当然不成名堂，不是个事。乱可以乱，但要乱而有序。
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一个秘而不宣的决策：借重周恩来以维持各级政府的日常工作和运转；借重林彪稳定并运用军方力量；借重林的老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稳定首都北京军内的局势。
其意图是：通过稳定北京军内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军的局势；通过稳定全军的局势，进而稳定全国的局势。所谓“稳定”，是指乱而不致失控，以达到全面清除刘邓路线在各个阶层、部门的代理人，保证全面夺权的胜利。军队大举介入地方事务，不少地方和部门甚至实行了军管。
在当时，不能不认为这个决策必不可少，十分必要。它果然也很有效：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已经先后砸烂旧机构，成立了革命委员会。9月7日，北京举行庆祝大会。<<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宣布“全国山河一片红”。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是一次论功行赏的大会。最引人注目的，是军方势力的崛起。在九届一中全会选举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居然有林彪、叶剑英、刘伯承、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黄永胜、谢富治等多达11名职业军人(还没算上有军职的叶群和已无军职的职业军人李先念)!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毛泽东当然还是主席。林彪成为惟一的副主席。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完全肯定文革，载入了所谓“基本路线”和“五十字方针”，取消了普通党员应该享有的权利。它不仅高调肯定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而且明确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全然违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水火不相容。尤有甚者：江青、叶群，第一夫人与第二夫人，居然联袂进入政治局，堪称国际共运史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观。据说，仅出身于原东野八纵的中央委员，就达10人之多!
九大的政治报告是林彪作的。起草人为文革新贵张春桥、姚文元。但林作报告前，居然对这份煞费苦心来之不易的报告看都没看一眼。他心里有火。
本来，根据毛的意见，起草工作由林负责，由陈伯达及张、姚三大“秀才”具体执笔。确定由陈先动笔拿出草稿。不料陈写出一部分初稿后，江、张、姚等认为陈稿忽视革命和阶级斗争；强调生产，是鼓吹“惟生产力论”，表示反对。陈坚持己见，不愿另起炉灶，迟迟不能定稿。九大召开在即，等米下锅，毛泽东决定改由康生、张、姚负责执笔。张姚很快拿出初稿。向有中共第一秀才之称的陈伯达心有不甘，同时拿出了草稿。陈反唇相讥，嘲笑张、姚稿是一个“伯恩斯坦方式的文件----主张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陈将稿件封好送毛裁定。没想到毛看都不看，批字原样奉还。毛选中了张、姚稿。据已在毛身边工作了三十余年的陈伯达说，他感到十分伤心。林彪则同情和支持陈伯达的意见。并对江、张、姚非常反感。
自己的意见不被接受。自己中意的报告却被否决。在大会上念的东西根本是自己不以为然的。这个”副统帅“当得实在是没滋没味，表面风光而已，甚至有点窝囊。堂堂林总，何尝受过这种肮脏气？这为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反常态，带头向张春桥发难，埋下了伏笔。
军事家林彪，近乎无可挑剔。政治家林彪，则相形逊色。
庐山会议，以“设立国家主席”、“称天才”为肇因，张春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真所谓人心丧尽，极端孤立。眼看翻船在所不免。关键时刻，毛泽东赤膊上阵，亲自出马，为张说话，稳林击陈，挽狂澜于既倒，扭转乾坤。毛林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矛盾已经表面化。
毛泽东雄才大略，叱诧风云；而又一意孤行，唯我独尊。林彪巨大的威望、超高的人气让他悄然心惊。作为一个自诩为“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现代独裁者，他不容许出现任何有可能对自己权力与地位形成挑战的团体或是个人。其实在这时，林总的命运就已经大致确定。可惜政治家林彪见不及此。
在毛泽东咄咄逼人的组合拳攻势下，林彪几乎无所作为。又好象在以不变应万变，静候尘埃落定。他呆在北戴河休养。
其子林立果则不然。小伙子雄心勃勃，初生牛犊不怕虎。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得出结论：“这些老总们(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总后勤部长邱会作)政治水平底，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林立果十分自负，目空一切。不知他看不起的这些老总包不包括林总----他老爸----在内？
林立果开始拼凑力量，组织“联合舰队”。主要斗争目标是毛泽东、江青、张春桥。
毛先扳倒陈伯达。罗织罪名，“批陈整风”。接着向军委办事组的黄吴叶李邱五员大将步步进逼，逼他们不断检讨，使他们威信扫地，自顾不暇。并新加进一些人，分其权势。进而改组了最为重要、处于腹心之地的北京军区。被认为与林接近的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都被免职，换上毛信得过的李德生、谢富治。外松内紧，环环相扣。
1971年8月14日至9月12日，毛泽东外出视察，“周游列国”。其实是向各地军政大员吹风，为打倒林彪作准备。他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种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是味“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增加一些人，是谓“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是谓“挖墙角”。
9月6日，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口中获知被毛泽东严令不得外传的谈话内容。毛严苛无情的态度令李震惊。精明的李作鹏很快形成3点认识：
1.庐山的问题还没有完。
2.上纲比以前更高。
3.矛头似指向林彪。
当天上午，李作鹏陪外宾回到北京。傍晚，他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黄永胜和邱会作。晚上，黄电告叶群。差不多与此同时，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也将类似消息密报周宇驰、林立果。
此后一周之内发生的事，离奇变幻，波诡云谲。在有关史料解密、核心仅存人物(如汪东兴、李文普)打消顾虑打开金口说真话前，甚难尽得其实。
可以确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凌晨3时许，注定要载入史册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专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9人全部遇难。
这是现场勘定后对遇难后的林总的描述：
“五号尸体：衣服全部烧光，头皮有绽裂，鼻烧焦，眉烧光，眼睛成黑洞，右门牙至犬齿摔掉，舌头烧黑，左眼内角至鼻梁间有一伤痕，胫骨炸断，体形瘦小，秃顶，有皱纹。”
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如血，映红了沉沉黑幕。
--作者：Crespo76
--发布时间：2005-9-89:10:06
--
先顶了再看。
--作者：LOVEINTER
--发布时间：2005-9-89: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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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都是混的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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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整整33年前发生的那个震撼全中国的事件至今还不能说尘埃落定。翻开历史那厚重的一页，看到的还是重重迷雾。
自蒋介石年代起，庐山就是中国政界活动的风水宝地。数十年来在庐山召开的国共两党的各种全会、政治会议、培训学习班、军事会议数不胜数。然而自1970年以来，此一传统戛然而止。三十多年了，在庐山再也没有召开过任何全国性的政治会议。因为共和国先后两任国防部长都是在庐山罹祸上身，“庐山会议”自1970年起成为党内生死争斗的代名词，政治人物无不对庐山望而生畏，庐山也就成了政治会议的禁忌之地。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几乎是整整11年前同样在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及其前期准备会议的克隆版：共和国国防部长率领一帮“反党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结果也一样：“反党阴谋”被英明领袖识破，“反党集团”被彻底粉碎。就连领袖的反击语言几乎都是克隆的。1959年8月15日毛泽东写的是“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引自《关于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而1970年8月31日写的是“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引自《我的一点意见》）此处将“轰”改成了“炸”，有人解释是因为毛泽东觉得空军已经有摆脱自己掌控的迹象。所以913后，一夜之间全国所有的空军机关和机场全部换成了黄裤子站岗（当时的军装是陆军裤子是黄色，空军是蓝色），此是后话了。另外，两次庐山会议的最大不同是，1970年国防部长的攻击目标不过是根基浅薄、人望极差的佞臣张春桥，而非毛本人。如果说11年前的国防部长是面谏君过的海瑞，此次林彪则想扮演舍命为光绪清君侧的谭嗣同。可惜林彪的军事天才用到政治上就稍逊一筹了。张春桥可比荣禄不假，世人也皆曰可杀。但是荣禄的根子就是慈禧，如果你在慈禧面前而不是在光绪面前奏请诛杀荣禄，尽管出发点是“清君侧”，言事者的下场就不必费心去猜疑了。
果然，英明领袖不惧庐山上被林彪煽起的和由来已久的对张春桥（包括江青）的众怒，出头力保，对张、江全力维护，“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引自《毛泽东南巡讲话》）摆出了反对张春桥就是反对毛泽东的生死劫。
与张春桥单打独斗，林彪的兵力绰绰有余，但要再加上个毛泽东，林彪的修炼和武功就差远了。毛泽东毫不费力地11年前故伎重施，先是私下里把在朝重臣的思想分头“打通”，然后再召集政治局和各大区组长会议，抛出“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原本惊天动地的浩大攻势，顷刻间化为乌有。两军之间，剩下个倒霉蛋理论家陈伯达“荷戟独彷徨”，惶惶不可终日地承受着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的雷霆之怒”。
但是林彪毕竟不像彭德怀那么势单力孤，凭借敕封的“接班人”的头衔和军队的“直接指挥者”的权柄，毛泽东投鼠忌器，未能在庐山像了结彭德怀一样把林彪扫地出门。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毛泽东的处世哲学。林彪所代表的反对势力的存在使毛寝食难安。毛为了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下了庐山之后，即刻一股气在全国、中央机关以及地方各层面发动了“批陈整风”、“华北整风”、“军委整风”等运动，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军委汇报会议等各项会议，使出“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各种独门暗器一起上阵，力求一鼓作气拿下林彪这个敢于逆龙鳞的反臣。
但林彪毕竟闭门修炼多年，对毛的各种招式和目的也是洞如观火。对于毛发动的气势汹汹的各项攻势免战牌高挂，既不出兵正面迎战，也不肯交出检讨书束手就擒，步步设防，软磨硬抗。黄永胜说得门儿清：“毛泽东几次三番地让我们检查，实际上就是要林彪也检查。只要林彪检查了，毛泽东就会把他的检查批到全国去，等于林彪也犯了错误。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撤他的职务或者调整中央的领导班子。叶群对我说：‘我们的检查到此结束，再不能往上面推了，再不能兜问题了。再兜下去，非把林总兜出来不可。那样，我们就完了。’”由此，林营的各领军主帅均是摆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死不松口。毛用尽了看家本领，折腾了半年多，也只擒获了两员偏将，北京军区的李雪峰和郑维山，打入大牢押将起来（当时被囚对这两人来说也算因祸得福，日后均获平反昭雪。要是混到913后再束手就擒，恐怕到今日也和黄、吴、李、邱诸将一般，翻身无望）。
眼看着毛泽东拿自己和手下的诸员干将无可奈何，林彪不禁洋洋自得起来，自我感觉出奇的好，未免有些得意忘形。对于毛始终硬保张、江，揪住自己一干人等不放，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作为极其不满。林彪在1971年5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上，借观看五一焰火之机公开向毛泽东挑衅，发泄心中的不满。他不仅一改常态，未在毛泽东到达之前提前到场，反而故意在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姗姗来迟，比毛泽东到得都晚。而且林彪入座后对早已在同桌就座的毛泽东视若无睹，眼睛都不斜视一下，更别提寒暄问好了。尤其惊人的是，林彪在桌边只坐了寥寥数分钟，竟然连声招呼都不打，自顾起身，飘然而去，不知所踪！（事见杜修贤《红镜头》）
林彪此举摆明了是在和毛泽东单挑！不言而喻的涵义是：老子就反张了，你能把老子怎么样？不能不佩服林彪的胆量，当日中国能有此豪举的人，除林而外，绝不做第二人想！但又不能不叹林彪的幼稚，逞一时匹夫之勇，图短暂心头之快，于事无补，反坏大局。彼时毛的心中必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但表面上他对林彪的举止毫不在意，从容大度，照旧与西哈努克谈笑风生。周恩来唯恐此一君臣不合的事件暴露在世人面前，在现场就罕见地以不近情理的语言训斥没能及时抢拍下林彪与毛泽东同桌共庆照片的一班摄影记者。
毛泽东眼见林彪羽翼已丰，有恃无恐，在北京已然无法拿翻这位“亲密战友”，谋划良久，决意使出釜底抽薪的绝招，先将林彪依赖的大军区司令员们招安到麾下，没有军队支持的林彪也就只有乖乖入瓮了。为此，毛泽东决然出京周游南方各节度重镇，秘密游说兵权在握的节度使归顺，这就是毛泽东著名的南巡的由来。
毛泽东南巡的目的非常明确，
⒈向重臣私下里公开自己已经决意批倒林彪，逼各路重镇藩王明确表态，脱离林彪阵营；
⒉当面察言观色，探听藩王们与林彪的关系的虚实，为倒林以后的清理门户预做准备；
⒊敲山震虎，放出彻底清算林彪的口风，迫使一直死活不肯出洞的林彪露出真身应招，林彪不动则爪牙被砍，而只要林彪一动，毛泽东就有把握抓住破绽，手到擒来。可以说，毛泽东开始南巡就已经是胜劵在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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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出京南巡
1971年8月15日
毛泽东于北京登车开始了谋划已久的“南巡”。
8月16日
毛一行到达武汉军区所在地湖北武昌。当天即召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晋见，第二天（8月17日）再次召见刘丰和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
毛先对对他们讲述了自己从建党以来所粉碎的历次“反党集团”的英雄业绩，使其明白如若胆敢“反党”的可怕下场，要他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紧接着话锋一转联系到“庐山会议”上来：
“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此处就差没有明点林彪的名了，“两个司令部”还能有谁？诸位心知肚明该跟谁了吧？“九大”路线是否该反对，今天已经有定论了。在党的会议上对“九大”路线提出反对应该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吧。）
“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林彪当时63岁，张春桥54岁，江青57岁，废储之意昭然若揭。要用你，就可以上党章。不用你，党章也是废纸。政治局集体讨论过这点吗？）
8月25日
华国锋应召从北京赶赴武昌晋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在北京不敢说，巴巴地出了北京城才说，也给“光明正大”作了一个注脚。）
毛再次讲道：
“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再三讲的“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通过，不在党的会议上讲，个人私下里到处散布，究竟谁在“搞分裂”？）
8月27日
毛泽东第三次召见刘丰，讲道：
“我们党五十年，十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明确了与林彪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性质，林彪即将与张国涛、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排排坐吃糖果乐。）
“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缔造就不能指挥了吗?”（管军队的是谁，要罢谁的官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了。值得注意的是，毛先后三次召见刘丰，意味深长。）
当晚毛的专列抵达湖南长沙，立即召见华国锋和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再次讲了“十次路线斗争”的故事，并和在武昌一样要华、卜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8月28日
毛在长沙召见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司令员丁盛和广西军区政委韦国清，再次讲解“十次路线斗争”：
“（张国涛）以后就是高岗、饶漱石，想夺权。还有去年庐山会议。”
“中国这么大，山头又这么多，可是没有搞成分裂。你们说怪不怪呀?从五十年的路线斗争算起，一共有十次。”
“（对付他们）一个是甩石头。第二个办法是掺沙子。第三个办法是挖墙脚。”
“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会议上不讲，在背后嘀咕讲现任总参谋长的坏话，长舌妇招数。）
“韦国清，你虽是红七军的，可也编到三军团了。你们几个人都是我这个山头的啊，可要注意!”（山头？哪个山头的山大王啊？不是刚讲过“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吗？）
8月30日
毛计划31日离开长沙去巡视南昌，临行前再次宣召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要求汇报上次谈话后的学习体会并表明态度。随后点明：
“九十九人的会议(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大将们的检讨都没解决问题，再追下去也就只有解决“元帅”了。周恩来代表中央做的总结都不算数了，还要中央干什么？）
“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忙收回记录。你看，才有几天呀，翻来覆去的。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问得好，问得理直气壮，彭德怀也曾提出收回那份“意见书”，是不是也可以这么问他一下？看他怎么回答！）
8月31日
毛的专列离开长沙去南昌，当晚到达，立即召见先期奉召在此等待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和江西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和杨得志在庐山曾给林彪上书表示支持，林彪就此放言“三大将都支持我”。毛对此许、韩很是放心不下，913后狠查了一通，许世友仍是大拙装傻蒙混涉险过关，韩先楚差点被逼自杀（事见张正隆《战将韩先楚》）。程世清早被看作是林彪死党。此三人一同召见，大有文章。）
毛对许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一家伙把许打入了张氏阵营。须知毛的讲话是要及时下发的，此话传到造反派耳里，许世友历史上分裂党的黑锅是逃不掉了。）
对程世清则直指要害：“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此言一出，不管你是否真的“死党”，谅你程世清也不敢再跟着蹦跶了。）
毛还语焉不详地对这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明知韩先楚和程世清所在的红25军跟长征中张国涛的四方面军毫无瓜葛，却硬要把他们往这一路线斗争上扯，司马昭之心啊。）
毛最担心的是重兵在握、有在延安煽动“反毛”叛乱前科、对“四人帮”和“文革”一直口是心非的许世友：“（许世友）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不久，张春桥就被敕封为南京军区“第一政委”走马上任，奉旨监军来了。）
9月1日
毛指派汪东兴监听许、韩、程三人对“最高指示”的学习讨论会，观察三人的反应，要求他们务必深刻领会指示精神。
9月2日
毛离开南昌
9月3日
毛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连夜传召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一番“路线斗争”和“三要三不要”教育之后，毛说道：
“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现在的几位大将，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此处很清楚毛把林彪和彭德怀拉到一起了，语言也用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同样的说法，暗示现在有人要军队造反。彭德怀为民请命的下场众人都很明白，谁还敢跟林彪走？对林彪的意见，在中央党的会议上不讲，当事人面前不讲，偏偏不远千里地跑到下级面前背后散布对党内其他领导人的不满，这是“光明正大”还是“阴谋诡计”？）
9月5日
上午，李作鹏陪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委员、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宇大将率领的朝鲜军事代表团到达武汉，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到机场迎接。在去宾馆的路上，李作鹏和刘丰坐到一辆车里，两人约定6日早，到李作鹏住处见面。
下午，广州军区按照毛的部署召开军以上干部会，由刘兴元给大家“吹风”，传达毛接见的情况。趁会议休息吃晚饭的时间，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给空军司令部党办副主任周宇驰打电活，他们约定，晚上开完会以后，立即把情况传到北京。23时半，空军党办副处长于新野从北京来电话，顾同舟向于报告了毛的讲话内容，还说，会上向到会的人宣布三条纪律：不准作记录；不要下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的内容。（不准下级向上级报告，这是谁家的军队规定？）。
顾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之外，主持会议者（丁盛）传达者(刘兴元)都只字未提。”
9月6日
晨5时56分，李作鹏在下榻的东湖招待所与刘丰见面。刘丰向李作鹏简单地讲了毛泽东在8月16日、17日、25日、27日在武汉先后找刘丰、王新、刘建勋及湖南的华国锋谈了话。谈话的内容明显表明要对林彪下手了。对于广州和武汉向林彪透风的情况，早在毛的算计之中，这正是毛“敲山震虎”的一计。
上午，周宇驰打电话与北戴河林立果联系，讲了顾同舟报告的情况。下午3点，周字驰在带着于新野整理的与顾同舟的15页电话记录，驾驶“云雀”直升机来到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这是党的副主席第一次知道党的主席正在底下把自己的墙角都要掏空了，大厦即将倾覆，自己的下场将比高岗、彭德怀、刘少奇等人还要惨。
下午5时，李作鹏与朝鲜代表团一起返京，随即将从刘丰处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永胜、邱会作，他们一致认为毛已经决心用张春桥替代林彪。晚上，黄永胜将此消息通知了叶群。
林彪将广州和武汉的情况互相验证，确认了毛的企图，当晚与叶群彻夜未眠。
庐山会议后，林立果看到通过正式途径将毛与江青、张春桥分割开来已经无可能。凭年轻人的狂热，与周宇驰等人在1971年初建立了秘密小集团。当得知毛倒林的决心后，林立果决定铤而走险，令周立即返京执行兵变计划。
9月7日
上午11点，林立衡、张清林和张宁，一起乘飞机到了北戴河，住在56号楼。
下午，周宇驰飞返北京找原空四军政委、南空政委江腾蛟布置行动。周把毛的讲话给江看，要江到上海主持干掉毛。两人认为，按惯例毛在9月25日前不会返京。（毛已经敲山震虎，早就张好网了，这种时候还能按惯例分析毛的行动？如果林彪直接参与，断不会如此幼稚）。
9月8日
上午，于新野从北京乘飞机到上海，空四军军务处长蒋国璋接机，共同找王维国，看了毛的讲话。下午6时，于坐车去杭州，9时见陈励耘，谈了通宵。
傍晚，抱着破釜沉舟、孤注一掷的打算，林立果以治牙为由，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外事处秘书陈伦和一起返京。21时48分到京西郊机场，胡萍周宇驰在机场迎接。在西郊机场，林立果要胡萍为林彪准备两架飞机：—架三叉戟，一架伊尔—18。胡萍同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研究从各个机组中挠选技术最高、他们认为可靠的人，组成了256号机组．与此同时，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要回北京过国庆，为林彪准备五架飞机。并说：今后，请你把为我们安排飞机的任务交给胡萍。吴法宪要叶群直接找时念堂(专机师空34师长)。叶群坚持要找胡萍。（由此可见吴法宪并不知道兵变安排，叶群也没对吴法宪说实话）
9月9日
凌晨1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西郊机场工字房见江腾蛟，要江去上海设法干掉毛。要空军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主任王飞设法拿下钓鱼台文革小组成员。凌晨3时林立果、周宇驰赶到空军学院小楼，召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刘沛丰、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传达林彪手令。决定由王飞、刘世英、空军司令部作战部长鲁珉、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贺德全负责空军，刘沛丰、程洪珍负责联络，李伟信负责生活。（纵观林立果的部署，如此大的行动，最高职衔者是前空四军政委江腾蛟，剩下一帮根本就没指挥经验的小喽啰，根本没有全国性的领军人物，要干成如此惊天的大事，岂非在开玩笑？）
上午于新野再飞上海，要王维国准备动手，王推托，于新野讲，等江江腾蛟来统一指挥。16时30分，于乘机返京。
林立果深感没有陆军，很难成事，思来想去，无兵可用，就让周字驰给林彪的老秘书、驻河南０１９０部队政委关光烈打电话说：“林立果多时没有见你了，很想见见休．请你立即来一趟北京。”关光烈当天上了火车。（如此仓促拉夫上阵，形同儿戏，可见此等大事，并未经长期谋划，纯是应急之举。）
9月10日
早7时58分，刘沛丰飞往北戴河，向叶群汇报，叶群与刘沛丰一直密谈到中午12点。下午6时31分，刘沛丰返京，带回一封林彪给黄永胜：“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敬礼林彪”（王飞是林立果的手下，此时才由林彪介绍给黄永胜，可见以前黄永胜也不知道林立果的活动。而林彪介绍王飞给黄，是否意味着林彪知道林立果的打算呢？这还缺乏证据。）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王飞三人再次密谋，王飞又提出了一系列困难。林立果说：“现在不搞，还能收得住吗?”王飞说：“没问题，收得住。”林立果无奈地说：“那就先不搞吧，不过得绝对保密。”李伟信立即给江腾蛟作了传达：“林立果说，先不要展开部署，否则就没有收的余地。”
晚上，关光烈从部队驻守的中原地区赶到北京。10点，林立果、周宇驰一起赶到反帝路空军招待所，给他谈了当前的“形势”，为了制止“文革”派全面掌权，整垮“军派”，必须先下手为强。要关做好思想准备。
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见了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空五军军长白宗善。
毛说：“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黄永胜不会不摇鹅毛扇子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再次在地方军队干部面前未经中央讨论同意，点名指责他们的上级总参谋长和国防部长。）
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9月11日
上午，林立果接到叶群电话，决定继续行动。将众人包括关光烈召集到西郊机场工字楼。林立果要求关：第一件，把喷火连调到上海去，由江腾蛟指挥；第二件，调两个营的部队到北京，协助王飞打钓鱼台。
关光烈说，调动部队个人没有权，要经党委讨论，上级批准，由作战部门下达命令，个人谁也调不动。除非军委下命令。而且调动手续很多。如申请火车皮，必须师报军，军报军区，再由军运部门调拨，才能坐上火车。林立果更加无奈了。（林立果连中国部队调动的常识都没有，当时就算是支援麦收的活动，如果要带武器出去，也要报军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林彪直到此时还没有参与兵变，不然不会闹出这种笑话。）
但林立果不死心，中午与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坐于新野开的汽车，到钓鱼台旁边的玉渊潭公园查看了地形。
上午10点，许世友乘空军飞机从南京赶到上海见毛。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走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绝尘而去。
被毛泽东玩弄与股掌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周宇驰。
得到这个消息后，林立果知道一切都完了。不得已，林立果宣布取消一切行动。但对南飞广州还抱有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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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彪南下梦破
9月12日
8点左右，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某，离开北京飞返广州。他受广空参谋长顾同舟的派遣，11日从长沙专程来到北京。11日见面时，刘沛丰、周宇驰交代陈某，林彪要广州去：“回去告诉你们参谋长，做好准备保证我们飞机安全落下来。”“因为飞机较多，正在研究批次和航线，请你们参谋长亲自到指挥所，要掌握电报和指挥系统，凡是不利的电报和命令都扣下来．保证首长的安全。”“告诉米加农准备房子”陈回到广州后，顾同舟即开始行动，作了接机准备。下午5点给广州空军作战处值班纪参谋打电话决定自己明天值班。
在北京刘沛丰来到王飞家里．拿走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再次告诫诚他：“叶主任说，一定要保密。大家都是生死与共；体戚相关，决不能有一点泄露。”
13点10分，南巡归来的毛泽东专列驶抵丰台。车停好后，毛在车厢里同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谈话，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
毛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再次指出林彪是黑手）
毛做了军事部署，要李德生调三十八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3点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同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研究调动部队。15点36分，专列由丰台站开出，16点5分到北京站。毛坐汽车回到了中南海。（如此周密的部署和精密的时间计算，很难让人相信没有内线。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为毛立下不世之功的“内线”还是神秘的隐身不现。至今让人摸不到头绪。）
16点半，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接到周宇驰的电话通知，来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的客厅。周宇驰宣布：“现在形势不好，首长决定13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然后布置了为南下准备飞机的任务：“三叉戟飞机256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伊尔一18，13日7时起飞，我和胡萍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的256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伊尔一18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往广州。再准备一架三叉戟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13日8时直飞广州。告诉机长，这架飞机听王飞指挥。再用一架安一12飞机，拉上两架云雀直升机，也飞广州去。另外，派一架安一24飞机．先“训练”去上海．再到广州，好给首长到小机场时使用。把其它的大飞机也准备一下，以备首长用时再电话通知。”
17点，胡萍电话通知潘景寅，要他亲自驾驶256号，晚上7点送林立果去山海关，立即作好飞行准备。随后，打电话通知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三叉戟252号．今晚7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18点多，他又通知派驻山海关机场的航空兵xx师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今晚19点起飞到你那里去的252号飞机，实际是256号，但要用252号的称号，你知道就行了。”潘景寅接到胡萍的通知后，立即带领机组人员作256号飞机起飞的准备。从北京到出海关机场，按正常情况(以飞一个来回汁算)加10吨至多12吨油就够了，而潘景寅叫加16吨。由于油车关系只加了15吨。（据256机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潘景寅好似提前知道此次飞行并不是只飞北戴河和北京那么简单。）
17点，在北戴河，叶群把李文普叫到林彪客厅。林彪对他说：“准备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省得太阳出来天热，你给大连打个电话。”又回头对叶群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就说我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
18点，北京，王飞来到空军学院小楼，林立果对他说：“现在情况紧张，要立即转移，具体情况由周宇驰给你们谈。”周字驰向江腾蛟、李伟信、于新野、王飞宣布南下的具体方案：“明天上午8点钟，首长从北戴河直飞广州沙堤机场，就坐林副部长回山海关这架飞机。另一部分人，包括你们的家属，明天上午7点钟从西郊机场起飞，直飞广州沙提机场。王副参谋长、江政委、于新野，明天早晨6点钟以前到西郊机场工字房，由王副参谋长通知黄、吴、李、邱到机场。就说林副主席召集他们到广州开会。要保证他们安全上飞机。如个别人不愿去，就强迫他们上飞机。”还指派了专人，实行人盯人对付警卫员。（此处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黄、吴、李、邱对林立果搞的这一切并不知情，不然也不必“强迫他们上飞机“了。）
北京“小楼”里的部署结束不久，“上海小组”的负责人蒋国璋接到了李伟信的电话。传达了南下广州的命令。李伟信的日记上，记载这个电话通知的简要提纲：
立即告W（王维国）
1、明日有一架伊尔一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w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80一90人住宿，……人员隐蔽，80一90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
告蒋请蒋告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19点30分林立果和两名女青年乘车来到西郊机场，登上256专机。飞机10分钟后起飞。
20点，北戴河，96号楼正在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叶群用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豆豆今天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贸。”她要秘书马上到机场去接。刘吉纯要了一辆吉姆，一辆北京吉普，直奔机场。
林立衡听说林立果乘飞机快要回来，便去偷听林彪、叶群的谈话，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时候广州还给豆豆和张清林送皮鞋、…许世友也是那边的啦．…主席在世界上威信也不高……”。（林立衡听到的内容表明林彪开始是把许世友看作“自己人”的，叶群不知是根据什么消息又把许划到毛那边去了。）
20点15分载着林立果和刘沛丰、程洪珍的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海军航空兵机场降落。林立果、刘沛丰乘北京吉普离开机场。刘吉纯过秦皇岛不远，迎面碰上了林立果驾驶的北京吉普。林立果、刘沛丰换乘了吉姆，掉头就走，把刘吉纯乘坐的吉普远远地甩在后面。
21点，林立果见了姐姐只说了一句；“祝贺你们!我马上要到首长那里去。”就和叶群一起，进了林彪的客厅。不久，张恒昌来告诉林立衡：“主任说，他们决定明天早上六七点去大连，可能还要提前。”对叶群的长期反感，使林立衡判断是叶群要“绑架”林彪。
21点20，北戴河，林立衡向8341部队张宏、姜作寿报告有关叶群要“绑架”林彪的外逃的“阴谋”。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报告了汪东兴，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汪说：“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
21点半，北京，胡萍把航空兵xx师某团安政委和李副团长叫到候机室．布置以“训练”为名，调动这样几架飞机：伊尔一18—902号飞机，机长xxx．训练航线是长春、沈阳(实际上是去山海关)；三叉戟254号飞机，机长xxx，训练航线是上海、武汉(实际上是去广州)；以上两架飞机明天早上8点左右起飞。安一12—231号飞机，明天试飞个空域，然后落到沙河机场，装上两架云雀直升机。航线经当阳、长沙，落广州白云机场。卸下直升机后，马上飞山海关，为首长拉两辆汽车送到广州。试飞申请西郊，实际上落沙河；转场也申请西郊起飞。
胡萍特地把可靠的专机服务员女副队长小孙安排到902号飞机上当服务员。他准备同周宇驰一起，明天早上乘902号飞机去山海关，然后同林彪起南下广州。
21点40分胡萍从北京用保密机和潘景寅通话。山海关机场调度李海彬听到潘景寅连声应道：“好的．好的。”最后又说了—句：“明白。”潘景寅放下电话，叫李海彬要加油车给飞机加油。李海彬问：“加多少”潘景寅说：“加到17吨。”李海彬说：“那要一个加油车就够了。”潘景寅说：“你要两个吧。”但是由于山海关加油车的油管接头不对，需要从机翼上方用重力法加油，潘同意等天亮再加。（潘景寅明显知道飞机是要飞广州，不然不会再要加油的，机上还有的12吨油足够飞大连或北京来回的了。潘也知道当晚没有飞行计划，不然就会坚持连夜加油了。山海关到广州的距离大约2000公里，三叉戟约须飞行三个小时，用油14－15吨，加上规定的余油量，17吨刚够。）
22点，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接到汪东兴的电话，报告了林立衡的揭发。周恩来问：报告可靠吗？汪说：可靠。周说：打电话通知张宏，注意观察，如有新情况立即报告。
同时，北戴河，公务员张桓昌来告诉林立衡，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地听到林彪客厅里的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又一个旁证，黄、吴、李、邱并未参加兵变阴谋，由一个20多岁的孩子全面策划如此大的阴谋，与盖世枭雄作对，焉有不败之理？）
林立衡由刘吉纯陪着，跑到58号楼8341部队二大队的大队部，把大队长姜作寿叫出来，报告了情况。姜大队长又打电话请来了张宏副团长。在林立衡向张副团长报告情况的同时，姜作寿向北京作了报告。接着．张宏也向北京报告了情况。
22点20，北京，接到姜作寿和张宏的报告，汪东兴电话报告周恩来，并说林立衡讲，山海关有一架飞机。周立即打电话问吴法宪。吴法宪不知情，说绝对没有飞机。（这事连吴法宪都被蒙在鼓里，说林彪参与了兵变很难令人信服。）
周命吴法宪查实飞机情况。又打电话问李作鹏，要其查一下山海关海军机场是否有飞机。李查后报告有一架三叉戟。
吴法宪问过34师（专机师）调度后，得知有一架三叉戟飞往山海关，说是为改装后训练试飞去的。吴为没报告自己很恼火，紧接着就向胡萍查问此事。
22点30，胡萍突然接到吴法宪的电话查问256三叉戟的电话：“今晚到山海关去的飞机是怎么回事？总理查问了，事情闹大了，你们怎么搞的！你知道不知道?”胡萍说：“你不是说过要改装一架三叉戟给林副主席用嘛。这架三叉戟刚改装出来，要试飞一下。”“试飞为什么飞山海关，不飞别的机场?事先也没有报告，捅了大乱子了!现在总理追查这架飞机怎么调去的。”“那——那怎么办呢?”吴法宪考虑了一下，回答说：“你待命，我要请示周恩来。”（注：256号三叉戟是从巴基斯坦买回的5架二手三叉戟中的一架。7月份刚改装完，准备为林彪专用机，此前林彪尚未用过此机）
22点33，吴法宪报告周恩来256飞机确实在山海关，是改装后训练飞行。周要吴通知飞机马上飞回来，不准带任何乘客。
同时，胡萍给周宇驰打电话：“吴法宪来电话说，总理正在追查去山海关的飞机，事情闹大了，看来事情麻烦了。你赶快给林立果通个气。”
22点36，吴法宪又给胡萍来了电话．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这架飞机立即回北京，飞机上不准带任向人。胡萍满口答应；“好的，我马上打电话叫飞机回来。”
胡萍立即打电话给潘景寅：“如有人问为什么飞山海关，就说是试飞训练；如果问谁安排的，就说你们自己安排的，我根本不知道；如果问训练为什么还不回来，你就说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听明白了吗？”“明白了。”潘景寅回答说：“如果问我什么毛病，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故障，正在修理。”然后胡萍给吴法宪回电话，“飞机有故障，回不来”。
吴法宪报告周恩来说：“胡萍说．这架飞机有障，不能立即回来。”周要吴法宪亲自到西郊机场处理此事。
23点10，吴法宪来到西郊机场。这时胡萍想到，周宇驰同他约好，要来机场同他一起南下，如果这个时候来了被吴法宪碰上事情就复杂了，便派人跑到工字房，找到周宇驰把情况告诉了他。（此时周宇驰应该给林立果打过电话，由于机场被控，吴法宪又没参与南飞的计划，林立果和周宇驰知道南飞广州已经是不可能了，出逃苏联的决定也应该是在此时作出的。这些都是推理，林立果、周宇驰都在913中死去，他们究竟是怎么讨论决定的，今天已经无法得知了。）
胡萍从吴法宪的态度看出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他要小孙再去找周宇驰，要周宇驰书面确定下一步的的行动安排。小孙又跑到工字房，但没找到周宇驰。胡萍也知道南飞广州的事肯定是流产了，就对小孙说：“你去把准备的东西都撤掉吧!撤得干净一点，明天飞机不走了。”
此时在北京空军司令部，王飞正在召开南飞广州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
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
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长；
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一处副处长；
朱铁铮、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二处处长；
郑兴和、空军司令部军务部装备处处长。只有鲁珉还没来。
王飞把周字驰在小楼里说的话重复了—遍，然后说：“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明天在广州召集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开会。我们的任务是保证黄、吴、李、邱安全到达广州。”
鲁珉接到通知后，把情况给妻子讲了一下，带了手枪，和妻子一起上了车。大约9时30分，才来到办公楼。他把妻子和驾驶员留在楼下，交代说：“听到楼上有什么动静，立即到吴司令宿舍去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去喊人。”（鲁珉也认为吴法宪和王飞不是一伙的。）
会上进行了分工，分四个小组，分别负责黄、吴、李、邱，并具体研究了通知这四员大将来机场的方法。还研究了如何处置黄、吴、李、邱的汽车驾驶员、秘书和警卫员的问题。早晨5点在2号楼西南角马路上集合，一起上车。会议中间，王飞叫郑兴和到警卫营仓库取出五九式手枪30支；子弹2000发；冲锋枪2支；子弹2百发。就在会议快要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打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王飞立即宣布一切布置作废，消除痕迹。（突然变动的原因是周恩来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开始全面追查飞机的调动，空军的一切动作已经受到严密监控，南飞广州无法实现了。林立衡和周恩来是913事件的两大关键人物。）
这时，在空军学院小楼，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和王琢，正在把各种器材往卡车上装，准备在13日凌晨5点以前，把这些东西送到西郊机场，装上飞机，以便在13日早晨运住广州。晚11点多，快要装车完毕，李伟信得到撤销行动的消息，他立刻宣布：这个点暴露了，飞机也不能起飞了，你们立即转移到二高专，在那里待命。如果天亮后还接不到通知，就各想各的办法。（林立果小集团的阵脚已经彻底大乱，暴露出没有见过大场面的致命弱点。）
23点20，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叶群。周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林副主席很好。”周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对周恩来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周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叶群回答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周说：“晚上飞行不安全。”（周恩来怎么知道林彪要晚上飞行呢？林立衡也没有报告这一点。）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周恩来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周恩来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恩来提出要去北戴河，使叶群十分紧张，她对周恩来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是不是更重的“敲山震虎”呢？林彪的选择更少了。）
23点35，北戴河，叶群叫李文普一起到林彪那里去。叶群让李在门口等着。她到林彪的客厅，同林彪说了几句话，（很可能是把周要来北戴河的事讲了，因此林彪非走不可了，至于去哪里，估计林彪还是飞广州的可能性大一些。）然后叫李进去。林彪说：“今晚反正也唾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现在就走。”李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了胡萍：“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方向不明确。林立果跟你讲到哪里去了吗?。”胡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往北京打电话了。”
林立果到值班室，给周宇驰打电话：“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
与此同时，北京，周恩来派杨德中立即去西郊机场“协助”吴法宪，以防万一。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控制空军的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对北京部队进行指挥。接着给李作鹏打了电话，要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23点40分，山海关机场调废室值班员李万香(航行调度室主任)又接到李作鹏的电话。李作鹏首先问了值斑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们．它(指当时在机场的这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的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位首长指示（时候抓住李作鹏这点，说他改四人连署为一人命令就可放飞，是有意放跑林彪，李作鹏说，这是诬蔑，当时他是按周恩来的原话传达的。）放它，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23点45，北戴河，姜作寿大队长、刘吉纯副科长、肖起明中队长正在商议，准备叫肖起明带几个人到机场，告诉飞机不要起飞，正好834l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来到楼前，刘吉纯建议让于去机场，姜作寿表示同意。于叫了一辆吉普车就出发。过海边大桥时，后面的林彪乘车距离只有200米左右了。过了大桥以后，林彪车加速超过了吉普，一会就看不到了。
23点50，北戴河，林彪司机杨振刚开车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先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没开多远，车突然停下，李文普下了车，接着响起了枪声。8341部队警卫科刘吉纯副科长、林办李春生秘书、宋德金秘书和林彪内勤张恒昌一起，坐上一辆伏尔加，去追林彪的车。
林立衡，张清霖第三次电告北京。林立衡：你们再不采取措施，叶主任就要把首长带走了啊(大哭)，还说他们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害毛主席。张耀祠：中央没有指示，我不好擅自抓人。总理已下令封锁机场，我只能命令警卫部队阻止他们出北戴河。
24点，北京，周恩来接到北戴河8341部队的报告，林彪乘车出走了，还打伤了秘书。周向秘书打招呼：“我去见主席，有事到那里找我”出了人民大会堂，乘车向中南海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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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漠月夜折戟
9月13日
零点零3分，山海关，接到北戴河电话的潘景寅再次要李海彬马上给256机加油。刚要了加油车，北戴河8341部队宋定忠通过专线给李海彬打电话说：“有小轿车去山海关机场了，车到了别让它走，要卡住。”李不认识宋，同潘景寅、程洪珍商量怎么办。
零点15分，山海关机场佟站长打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回答：要及时向上报告。放下电话，已经是零点20分。他和场站史政委一起去找潘景寅。这时林彪坐车已到机场。
零点18分，林彪乘坐的红旗轿车到达机场，直向三叉戟飞机驶去。林彪的乘车一直开到飞机附近。机场的灯都没有开，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地面有几个人。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正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潘景寅及机组人员机务中队副队长李平，时年33岁；机械师张延奎，时年26岁；机务中队副队长邰起良，时年36岁；及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杨振刚逐个从驾驶舱扶梯爬上飞机。
零点25分，于仁堂赶到机场，看到飞机在滑行，快进跑道，就向调度室跑，快到调度空后门时，碰到机场的佟玉春参谋长，同佟一起问飞机方向跑。佟边跑边掏出手枪，向空中打了三枪。机场赵雅辉副站长在电话里向李作鹏报告：“飞机己强行滑出。”
零点32分山海关，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在一片漆黑中，强行起飞。机组人员第一副驾驶陈联炳、第二副驾驶康廷梓、空中通信员陈松鹤、空中领航员李成昌、空中服务员小魏被李海彬喊起来时，尚在赶往飞机的路上飞机就已经起飞了。（康庭梓从北京市国家税务局退休后，勤奋笔耕，整理资料，采访当事人，写了大量的研究分析9.13事件的文章，散见在全国的报刊上。在此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40多万字的9.13事件回忆录。据康分析，潘景寅是在林立果授意下有意扔下他们的。）
此时，北京西郊机场，吴法宪大骂起来，妈的，说不能起飞，怎么起飞了？一连说了好几遍。在场的人都摸不到底细，谁也不敢说话。专机师师长时念堂这时还不知道飞机上坐着谁，吴法宪叫他打电话呼叫，飞机没有应答。时念堂通知有关人员打开所有的通信设备，同时叫标图员开始标图，又命令外场保障人员迅速打开跑道灯及一切夜间降落设备，导航台也打开。
飞机起飞后航向240多度，几分钟后北京军区空军的跟踪雷达报告280度，是山海关飞往北京的方向。飞了14分钟，120多公里，来到唐山北边迁安县上空，飞机突然转向340多度，朝西北外蒙方向飞去。（根据康庭梓分析，256飞机这种飞行姿态很不正常。从起飞的240度调整到340度整整用了14分钟时间。如果是起初就决定是飞往苏联的话，这个方向的调整也就需要1分钟左右。显然飞机起飞时，目的地不是苏联，最大的可能是原定的广州。合理的推断是在上了飞机之后，林立果、叶群才向林彪摊牌，南飞广州的可能性已然不存在了。唯一的出路是北上苏联，但事后所说目的地是伊尔库茨克却不太合理。伊尔库茨克离山海关大约1900公里，机上只有12吨油料，用到头也就能飞1500公里，根本不够飞伊尔库茨克。合理的选择只能是飞到蒙古，温都尔汗或乌兰巴托都有可以降落的机场。林彪在作一个民族主义者，还是像彭德怀、刘少奇一样的殉难者之间犹豫了很久，也就使256飞机用14分钟飞出了那个拐拐停停的奇怪的大弧线。也许是实在无法忍受彭、刘那悲惨的下场，飞机最终向北飞去。）
1点05分北京，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到在中南海的汪东兴，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毛的房间里没有电话，汪跑过去报告毛和周。毛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同意毛的意见，汪又跑回值班室，告诉吴法宪不要派飞机阻拦。
1点55分，256号三叉戟在中蒙414号界桩上空进入外蒙古上空。飞机的地面雷达信号在温都尔汗以南消失。在军委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周恩来传达政治局命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梁璞令两个作战参谋朱秉秀、徐心德同时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至２时２０分左右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空令”传达完毕。吴法宪传达此命令时省略了“林副主席”的名字。
2点25，256号三叉戟在蒙古肯特省依德尔默格县境内坠毁。坠毁地点在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的苏布拉嘎盆地。机上9人无一生还。从飞机13日0点32分起飞到2点25分坠毁，共飞行113分钟，飞行高度在2500-6500米，其中有83分钟是在中国境内，而在蒙古国从入境到坠毁共30分钟。平均每小时耗油4吨半到5吨，飞机飞行近两小时，飞机迫降时机上最少还有2吨半油。（对于飞机坠毁的原因，数十年来众说纷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由于飞机上机组人员不全，通信员、领航员、副驾驶均不在机上，飞机又没有按正规航线飞行，因此迷航的可能性很大。当按照飞行时间测算应该到达温都尔汗时，偏偏那天温都尔汗停电，而温都尔汗西北的贝尔赫矿区却是灯火通明，潘景寅极有可能把贝尔赫当成了温都尔汗。当无法在贝尔赫找到机场而且自己位置又不清楚的情况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选择最佳的地点迫降了。而三叉戟的燃油箱又偏偏就在机腹位置，对不放起落架的迫降是最易起火爆炸的位置。潘景寅的技术再好，也难免产生机毁人亡的悲剧了。）
2点半，周恩来紧急召集北京市和北京卫戍区主要负责人开会。中央决定增调某机械化军及部分坦克师、炮兵师，加强北京地区的战备力量，所有进入北京地区的部队，一律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周恩来指定由吴德、吴忠和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三人负责，要保证对内反政变，对外反侵略。
此时，在沙河机场，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及临时叫来的陈士印来到沙河机场。陈士印摸黑把陈修文叫醒执行紧急任务，一起赶往直升机库，准备启动3685号直－5飞机。203团部值班参谋马义德接到哨兵何祖军有关周宇驰等人动用直升机的报告时是3点零2分，他向团长刘景样作了报告。警卫连王连长接到团长有关制止起飞的电话，骑自行车奔向3685号直－5飞机，还没赶到，飞机已起飞。
3点20，空军司令部报告周恩来，据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毛和周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3点25，空军作战值班室，李德生、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政委王辉球全部在场。根据周恩来的命令李德生叫梁璞命令北京空军部队起飞八架歼六战斗机拦截直升机！低空飞行的直升飞机和各种地面物体都反映在飞机雷达上。八架飞机都没有找到目标。
3点40分，203团团长刘景祥才接到杨庆升政委通知，说他在2点30分接到禁空命令。调度员没接到禁空令，直接放跑了直升机。周宇驰来学过飞机，调度员知道他是空军司令部的人，就同意放行了。后来有人揪住杨政委不放，为什么不传达禁空令？是不是故意？由于查无实证，最后杨庆升没进“学习班”，更没被关起来，转业到地方完事。
4点16分，陈修文和陈士印驾驶飞机瞒过周宇驰，掉头飞返北京，4点30分左右飞过宣化市，4点50分，到达官厅水库，向西郊机场飞去。机场上，时念堂命令战士作好战斗准备，打开跑道灯。飞机降落不成功，又向怀柔飞去。3685号直升机在怀柔县沙峪公社的上空盘旋几圈后油尽。周宇驰打死陈修文，陈士印驾驶3685号直升机，落在沙峪公社井峪大队的河滩上。于新野开枪打陈士印，误伤周宇驰。下机后，见无法脱逃，周宇驰建议集体自杀，喊“林彪万岁，林立果万岁。一二三。”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伪死，自首。
9月14日
8时30分，乌兰巴托，蒙古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大使：通知中国，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于13日凌晨两时左右在蒙古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坠毁．乘员9人全部遇难。
12时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中央，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恩来看到报告后马上报告了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的毛泽东。
9月24日
上午9点，黄永胜、李作鹏依照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准时来到福建厅。邱会作从机场送李先念出访后，跟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是第一个到场的。吴法宪迟到10分钟，9点10分进入福建厅。在“四大金刚”到齐后，周对他们说：“限你们10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913事件落下帷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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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事件中的许世友作者：京城孤魂
许世友在庐山会议期间是华东组组长。他对张春桥一伙从无好感，曾对手下说过：“你们看张春桥长了一个鹰钩鼻子，两个肩膀往上耸，像不像舞台上的奸臣？这是个有野心、会搞阴谋诡计的家伙”（李文卿：近看许世友）。根据纪登奎事后回忆，在8月25日华东组大会上许世友带头发言：“林副主席是我们的光辉榜样，这一次又给我们树立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范例，我们就是要像林副主席那样地来和一切反对毛主席的野心家斗，和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斗。”林彪死党陈励耘也不甘示弱，干脆点明：“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那些反对林副主席的是些什么狗东西！有些人还反对我们军队的干部。这些人应该站出来，有胆量的就站出来，把问题交代清楚！”许世友大声说：“老陈，你讲的对，我坚决支持你！你的意见代表了大多数军队干部的意见！”（许寅：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林彪专案组后来调查发现，林彪叫人给许世友作了工作，让他揭发张春桥的问题，许世友保证：“只要林副主席发令，我们坚决作到指向哪里打向哪里！张春桥他算老几，他想造反，老子一个枪子就要了他的命了。”（师东兵：政坛秘闻录）结果华东组气氛激烈，几乎人人抢着发言，抢不上话筒的就喊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什么“揪出来示众”、“斗倒批臭”、“千刀万剐”等街头造反用语，激烈、粗鲁，竟也搬上了党的高层会议。张春桥坐在那里低头抽烟，一声不吭，像霜打过的茄子。（李文卿：近看许世友）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讲话，“曾让韩先楚兴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了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而“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张正隆：战将--韩先楚传）。会议期间，8月26日许世友带头，韩先楚、杨得志等人都签发了支持林彪的“表态信”（单世联：叶剑英与“文革”），林彪拿着信说：“三大军区都支持我。”如此阵势，再加上军委办事组的那几员大将的赤膊上阵，毛说的“要把庐山炸平”并非全是虚言。
许所掌控的南京军区扼守东南要地江浙沪，是唯一可和北京军区较劲的大军区，加之许本人是四方面军的领头人物（徐帅那时被压），更兼代表了军内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不满的各地军头，如福州的韩先楚，济南的杨得志，南宁的韦国清，兰州的皮定均等人都盯着许世友。最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世友对“文革”的一贯反对态度。因而许世友是毛泽东在南巡中要摆平的重中之重。
1971年8月31日晚9点，毛从长沙抵达南昌。毛在湖南时，已经通知许世友和韩先楚到南昌谈话。晚上10点多钟，毛就同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和汪东兴开始了在南昌的第一次谈话。
毛对许世友说：在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他们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你历史上就不干净，是张国焘的人）
许世友立即澄清说，他没在伪中央里，里面有陈昌浩等人。毛摆了摆手，表示他没有问许世友这些（你用不着辩解，我心中有数，说你是话外有话）。
毛又问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你现实中也有问题，不得猖狂）
许世友回答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我与王洪文的关系也比较好。（欲盖弥彰了）
毛主席说：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没有责任呀？（工作不力！）
毛再次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点出了主题）
毛对许世友等人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后来你们不是和我们又会合在一起了嘛。(历史上犯过错误，不能再犯错误噢！小心秋后新帐老帐一起算！)
看势不妙，许世友巧妙地转换了话题。他说：主席呀，有“五一六”分子怎么办呀？（王顾左右！）
毛说：怎么又谈到“五一六”啦？（你许世友想搞什么鬼啊？）
许世友说：“五一六”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五一六”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这可是天大的事！）
毛问许世友说：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少拿这些来蒙我！）
许世友回答不出来。（哈哈，蒙不住啊。）
接着，毛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王必成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当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当时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的反。
毛反问许世友：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话外音：你就没有错误？）
许世友回答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话外音：谁敢造我的反？）
毛对许世友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张春桥都抵挡不住，谁行？）
最后毛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座谈一下。（由汪东兴监听，加深体会最高指示的话外之音，把各自的错误互相认识、检讨一下）
9月2日上午8点钟，毛起床后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来见。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找了半个小时，才知道他们打猎去了（不讨论学习“最高指示”竟敢打猎寻欢？肯定是许世友的主意。）。
汪东兴马上派人把他们喊了回来。
毛对他们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同志向你们传达的我在路上谈话的情况，你们也谈了谈。你们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进一步迫使个人表态，并可掌握各人脉搏和动向）
韩先楚先发言。他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此话给毛的印象是大而化之，极不诚恳，结果后患无穷，惹来个中共中央文件中发〔１９７４〕９号，差点要了韩的老命）
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表态，又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许世友提问毛的是不是要解决他与南萍闹矛盾的问题。
毛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有些不耐烦了，怎么还想蒙我？）
许世友问毛说：我回去吗？（无事退朝吧！）
毛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唉，看来许世友是难剃了！）
毛吃完中午饭后，便离开了南昌。
据许世友秘书李文卿回忆，毛还借许世友抓江苏开采煤矿一事，一语双关的说许世友，你光搞黑的，不搞红的，不抓路线。（这可是要命的罪状！但汪东兴记载里没这句话。）
许知道毛的所有“最高指示”都必须按要求传达到一定级别，所以对毛的训斥尽量加以解释，这就给自己开了后门，在传达时自己的辩解就可以搭“最高指示”的顺风车一并下达，免得不清不楚的背一身罪名。而对于难以解释的责难，则尽快叉开话题，不让毛有发挥的的余地。从这些谈话里，清楚地凸现出许世友大智若愚的慧性。
谈话之后，毛对许世友的疑虑更加深了。特意安排王洪文赶到南京监听许世友在南京军区和江苏省主要领导会议上传达毛的讲话精神，如果许照实传达，则无疑在众人面前暴露了毛认为许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问题，从而在全体干部面前威信扫地，以后如何处理，阻力就会小多了。如果敢有隐瞒，嘿嘿，那就有矫旨的嫌疑了！
9月3日毛的专列抵达杭州后，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在车上找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了话。根据汪东兴的记录，9月8日晚上，毛在杭州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毛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这些“好同志”不知何故都是雷锋式的无名英雄，在汪东兴的记录里都无名无姓。
至今也不知道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同志”，反映了哪些可疑信息使得毛决定9月10日下午，匆匆离开杭州赶回北京，但这些人和消息无疑触发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具震撼力的“913”事件。
10日下午专列离开杭州开往上海，先期通知了许世友到上海接驾。列车晚上10点到上海后，只见到王洪文在等候，这更让毛起了疑心，张嘴就问：“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说：“打过电话，没联系上，可能下乡了。”
为战备需要，大军区司令都与战备值班室有着24小时的不间断联系方式，而这时候联系不上也难怪毛起疑心。毛对王交代了如此这般一番，要王立即连夜想办法联系上许，让其到上海见面。
l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与背着猎枪的李文卿乘飞机赶到上海，王洪文带着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在机场迎接。一行来到专列停靠的车站后，王维国被挡在专列的车门口，没能上车见毛。
这时，毛一改晚上办公，白日睡觉的规律，立马召见。一见面，毛对其行踪十分关心，连续追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去那么远了呀。”“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疑心生暗鬼，毛对许愈发不放心了。）
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这小子嘴上没毛，泄漏天机！）
毛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谁要你多嘴！掌嘴！）
针对许世友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毛有一个嗜好，就是收集各级领导干部的检讨书，此处就是一例。）
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犯错误，低头认罪！）
毛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呀？
许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
毛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嘛(指8月24日、25日、26日，而在其他地点讲话，毛至多讲到23、24、25日是林彪集团的进攻阶段。26日毛已经开始反攻。但许世友的表态信写于26日。此时毛有意把26日也算作林彪的日子，许世友的信也就归到林彪向党进攻的一方去了。)
许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还是不认那壶酒钱，反而为自己表功）
毛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有点恼羞成怒了，此处是故意难为大老粗了）
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老粗也自有老粗的方式应对之）
毛对许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毛穷追猛打，不肯轻易放过许）
许不语，王洪文就开始向毛汇报上海的情况。（傻小子又为许世友解了围）
谈到11点时，毛特地嘱咐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此处的“你们”是包括了专门招来车站，却没能上专列，困在车下干巴巴等了一个多小时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但不包括汪东兴。）
支开了许世友、王维国后，毛立即下令开车北上！
王洪文拉上许世友、王维国以及刚被叫来的空四军军长郑长华，一起去吃饭。许世友按惯例要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王洪文硬说锦江饭店已经做好了准备（王洪文哪里来的先见之明？什么时候准备的？）。果然，一行人赶到锦江饭店时，上海市革委会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王秀珍已经等在那里。可是王洪文说是早就准备好了，然而饭菜却迟迟无法上桌，整整等了两个小时！锦江饭店可是当时上海最高级的饭店，竟然出这样的纰漏？直到接到车站报告说，“客人”已经走了，这边的饭菜方才端上桌来。这时都是下午两点多了！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回忆说，那顿饭十几个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各吃各的，气氛异常诡秘。许世友原本嗜酒如命，座上还有五六位也都有一斤的酒量，而那天连一瓶也没喝完。许世友和王维国都明白毛已经不信任他们了，有意让王洪文安排了这么一场宴会来调虎离山，掩护自己安全脱身，火速北返。而毛为何如此十万火急地北返从而造成林彪仓皇出逃，至今尚是913的最大未解之谜。
许世友吃完饭，火速乘飞机赶回南京，在车站恭候专列。而毛则以要睡觉为名拒绝见面，专列在南京只停了15分钟就匆匆甩下伫立在车站心事重重的许世友星夜兼程，杀奔京城而去。
被毛泽东玩得晕头转向的王维国，直到深夜，才打电话将毛离开上海的消息报告了周宇驰。
20多个小时后，千里之外的山海关海军军用机场起飞了一架编号256的三叉戟，消失在北国秋意萧瑟的无边夜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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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案的玄机和蹊跷
[2006-8-515:55:26|By:逛逛看看]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
如何公正地看待林彪事件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那一段至今都"斩不断，理还乱"的历史。
无庸讳言，在文革中，乃至在几十年党内斗争的长河中，"谁没有整过人？谁没有被人整？"谁没有错误？谁没有功劳？
刘少奇整过张闻天，文革中被整惨死；彭德怀整过粟裕，文革中被整惨死；许世友延安时，被逼"兵变、叛逃未遂"，之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彭真在东北时挨过整，解放后，也整过人；罗瑞卿整过的人，也不在少数，文革中，他也被整得好苦、好苦……。不一而足。文革中，情况更复杂。对于刘、邓和那些先期就被打倒的同志来说，情况似乎比较简单：反对文革，一反到底。但细究起来，文革初期，谁没有"拥护""执行"过极左的那一套呢？可是，对于文革中期和后期，被打倒的同志，情况就复杂得多：陶铸曾创造性地鼓吹过"怀疑一切"，结果还是死于非命。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了不少违心的话，也没有保下贺龙，这位应保、可保而未保下的元帅。文革中，军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毛泽东开始没有动军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军队的人，不能不抛出一些人，以求自保。文革中期，林彪自知不保后，奋起反抗，才有了林彪事件。冤冤相报，何时了？！其中的是非曲折、恩恩怨怨，谁又能说的明，谁又能道的白呢？！
二十多年前，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对这一复杂的历史问题，有过一番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分析。他们指出：文革是一场"内乱"。是在我们党和党中央犯错误的复杂条件下，发生的。林彪和四人帮不一样，他们历史上有功。二十多年后，再解读他们的讲话，是否有"茅塞顿开"之感呢？讲话中的"内乱"，就是借用史称，太平天国的"杨、韦之乱"，自己人杀自己人。当年，刘、邓、陶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平心而论，林彪，黄、吴、李、邱，也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都是为了共和国的建立，历经枪林弹雨，有过大功的人。文革的错误，是党中央犯错误，是毛泽东犯错误。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直接指挥"的一场"内乱"。党中央、毛主席应该对这场"内乱"负直接责任，负总的政治责任和历史责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林彪和四人帮有过激烈的斗争。为什么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历史大功一件，而林彪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抢班夺权"，反党政变呢？历史不会认可这种荒唐的"双重标准"！林彪的历史功绩实在太大了。我们这些小字辈，是通过"三大战役"的影片，才解读到林彪辉煌的战史的。尽管影片中，把林彪描写成了"好人中的坏人"，但却掩盖不了林总为共和国的建立，呕心沥血的事实。把"战功显赫"的林彪和"身无寸功"的四人帮，硬绑在一起，有辱"正义的审判"！
无庸讳言，没有陈云、胡耀邦、黄克诚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超的政治智慧，博大的宽广胸怀和历史的长远眼光，是不能解读林彪事件的，也是不可能解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界迷案、悬案的！更是不可能把我们党从"专案复专案，冤案复冤案"的政治"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的！现在，我党从"内乱"的漩涡中，解脱出来吗？原因就在于此。太平天国"内乱"的后果，就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农***动，被清王朝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与其说是毁于"外因"，不如说是毁于"萧墙之内"！
◇真相必大白天下
九届二中全会，还有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重大隐情：会前，毛泽东和林彪有过一次重要的密谈！
林彪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从一个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堕落为反革命政变的主谋，谋害毛主席的刽子手？刚刚在"九大"党章上被破天荒地定为"接班人"的林彪，为什么仅时隔１年，就要"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
从党内威望和资历来说，林彪远在毛泽东之下。刚被毛泽东钦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怎么敢在"个人崇拜"之风，达到登峰造极、甚嚣尘上的时刻，一反常态地"背"着"恩师"毛泽东，"私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说三道四，"公然"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这简直就是有悖常理的"蠢动"！
凡事都有源，有头。
有证据表明：就在九届二中全会，林彪讲话的前一天晚上，林彪曾前往毛泽东的住所，和毛进行过一次密谈。当时只有叶群和汪东兴，守在门外。据说是为了防止江青闯入。这次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情节，它是破解上述那些谜团的一个关键的切入点！
吴法宪出狱后，披露了这样一个的事实：他是从叶群处得知，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已首肯林彪的讲话。因此，他才在会上"紧跟"的。在林、毛这次谈话后，陈伯达为进一步证实叶群的话，凭着他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又向林彪当面直接求证了毛泽东已首肯林彪讲话的事实。之后，才有陈伯达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种种表演。汪东兴是毛主席身边的"近臣"，长期以来，最了解毛泽东的想法。正因此，在文革中，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不幸的是，那天晚上，和叶群一直守侯在门外的汪东兴，竟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也会"出人意料"地违背毛的"意图"，向"四人帮"大加攻伐，加入了"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的行列，犯了文革中他唯一的一次"严重的路线错误"。吴法宪、陈伯达、汪东兴三个人，在会场上的全部表现，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林、毛在开会前的重要谈话中，确实包含了毛泽东事先已首肯林彪的讲话的重大隐情！
昨天还同意林彪的讲话，今天就翻脸不认帐。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恶劣政客品质，可见一斑！可以想见：一个中了"欲擒故纵"把戏的行伍出身的林彪，会作出什么反应。由此，再解读全会后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切，令人茅塞顿开！
破解这一重要隐情的关键人物，是汪东兴！他总有一天会说真话的！
◇破解林彪事件的钥匙
林彪事件是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几十年来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文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因为，从目前官方公布的材料看，其中疑点太多，事实不清，证据太乱，逻辑牵强，结论武断！根本无法向历史交代，无法向世人交代。
究其原因，其一，"四人帮"的诬陷和编造，对搞清林案，打下一个很坏的基础。其二，由于派性的原因，由于难以压抑的狭隘的复仇心理，由于听不进陈云、胡耀邦、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告诫，邓小平、彭真作出了"两案并一案"的荒唐的政治裁决，使得原本可以搞清的林案，更加扑溯迷离。现在，这些应该对林案起作用的政治人物，都已作古。他们没有尽到应尽的历史责任，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林案。也为国、内外好事者，提供了"想象"空间！
在林案专案审查的十多年，以及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最大的漏洞就是听不到"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客观地充分地"陈诉。事实上，几乎每一个当事人，都有在违反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强迫按照专案人员的要求，书写"交待材料"的经历。因此，认真听取"直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客观地充分地"的条件下的陈述，就是我们拨乱反正，查清林案事实真相的突破口。
现在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于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明里暗里，有意无意地在封堵这个突破口。使得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心有余悸！在此，我们要提醒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两条：第一，必须明白：阻碍"当事人"，依法"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行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如果说，当年你们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认识不到"逼、供、信"的犯罪本质，还情有可原。但是，如果今天，再这样搞见不得人的小动作，就必遭法律和历史的惩罚。第二，搞专案的人员，有一种侥幸心理：明知其中冤情重大，但"当事人"，大多年事已高，把林案捂到这些人统统作古，岂不是熬到"冤案变铁案"的那一天吗？请那些心怀侥幸的人明白：林案是举世瞩目的历史大案，全世界会放过你吗？历史会放过你吗？混是混不下去的！捂是捂不住的！熬也是熬不过去的！"往事并不如烟，历史岂能尘封"？！陈云同志为林彪事件考虑了两个星期，写下的那二百多个字，你们还记得吗？长期怀着"熬到那一天"的投机心理，你们不感到太累吗？
作为严肃的历史工作者，现在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大力抢救，发掘这些"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的第一手材料。一切从可信的客观事实出发，这才是最终揭开林彪事件，这一世纪迷案的钥匙！
可以想见，当我们打开林案迷宫的大门时，那些原来搞专案的人员，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失落"：这些往日的"阶下囚"，怎么变成珍贵的"直接目击证人"和"直接当事人"？
其实，您们也是重要的历史当事人！在如何编造"冤、假、错"案，这个领域，你们有着绝对的历史价值！你们把在这个领域，亲身经历的事实，向世人揭露出来，对我党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人民不再遭这份罪，就是历史大功一件！对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永远摆脱"专案＝冤案"，"党派倾轧"，"政治清洗""萧墙之祸"的内乱、恶梦和怪圈，真正走上民主与法制的光明大道，就是大功一件！何失落之有呢？
◇四人帮在林彪案中造假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中央在林彪专案中造假事件的回忆，在范围上，有区别。张玉凤指出，那封毛泽东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著名的，用来表明毛"早已看出林彪是野心家"的信，完全是在"康生的直接授意下，由张春桥起草的"造假产物！对此，毛泽东是完全心知肚明的！姚文元则提出了比张玉凤更为广泛的造假领域："'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
他们俩人，对当时中央造假的动机，提供了相同的证词：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和权威，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公然通过了在林彪案中造假的决定！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合乎逻辑，可信。据姚文元说，中央还专门为此做了"决定"。历史正企盼着，这个"中央决定"，公布于世！
张玉凤、姚文元都是极其重要的直接当事人！他们的回忆，其份量之重，不言而喻！他们两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同一事件，发表内容相同的说法，其可信度，不言而喻！如属实，"四人帮"在林案中造假，已是"铁案"！
根据姚文元的说法："'九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我们注意到，"掺了很多假"和"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的说法。据此，我们有理由提出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直接目击证人的被法庭"确认"为"武装政变的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完全是张春桥、康生，"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不要忘记，当时，老奸巨猾的康生，在解读那"５７１工程纪要"时，故弄玄虚地说，"纪要"中，有些话很幼稚；有些话，不是２０几岁的人，能讲出来的了。这正是他们造假时的阴险用心所在！
张玉凤、姚文元关于林彪专案的两段回忆文章，读来令人毛骨悚然。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举世震惊的林彪大案上，导演如此"惊天骇俗的造假丑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杜撰如此"瞒天过海的欺世之作"，怎能不使世人瞠目结舌？！怎能不令世界舆论哗然？！这与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在"国会纵火案"的所作所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据此，当时的"中央文件"，绝不可信，已成不争的事实！当年举世瞩目的那场"正义的公审"，基本上，延用了"四人帮"时期的"中央文件"的指控，其可信度，还有多少？不言而喻！当然，历史还企盼着图们等人，这些"正义的审判"的重要当事人和"专案文学"的始作俑者，对专案和起诉过程的"实事求是"的回忆！据我们了解，已有几位专案当事人，在写这段历史。届时，又要爆出"惊天丑闻"。
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历史和人民有多伟大！不管你多会造假，政府机关内部的知情人们，一造反，一揭发，丑闻全暴露，"权威"全崩溃，如多米诺骨牌一样，当也挡不住！
林彪事件的研究，大有搞头，大有文章啊！现在，我们不关心"翻案不翻案"的问题，只关心"事实和证据"！只关心历史当事人的陈述！
◇重提林案是质疑，是挑战，不是翻案
人们一提起林彪的案子，有人就会跳出来，说是"给林彪翻案"。问题绝不是那么简单！
人们重提林案，主要是因为林案疑点太多！事实与案情，还远远没有搞清楚！结论与判决，实在是经不起推敲，更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待！
事实是：重要的证据，都没有归案！关键的当事人，都没有得到自由陈述案情的权利！而且，有充分证据表明：毛泽东伙同"四人帮"，在林案中，确实公然制造了假证据，并为此，形成过准许造假的"中央决议"！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对林案的质疑，大多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林案盖棺论定，条件并不成熟！
林案的重要证据"黑匣子"，能要，而没有要回来；林彪带走的文件，能要，也没有要回来；至今找不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按现在的证据，似乎是"所有在林彪专机上死了的人，都知道那个"纪要"，而活着的，一个目击证人都没有；所谓的政变主犯"黄、吴、李、邱"，竟都不知"政变纲领"的"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个"三国四方""指挥班子"，更是子虚乌有；所谓"林彪手令"，据说还有横排和竖排，两个不为世人知道的版本；"手令"是否出自林彪手笔，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晚上，毛与林的秘密谈话的内容，还没有披露；林彪坐机上的大洞，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坠机的真正原因，还众说纷纭，没有查清……总之，林案的玄机和蹊跷还多得很！
按正常刑事案件的办案程序，任何检察机关，面对有这么多疑点的案子，只会深入勘察，决不会贸然起诉！只有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中国，才会因为政治需要，迫不及待地搞出这种遗患无穷的"两案并一案"的司法闹剧！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疑点丛生的林案，提出质疑，对当时官方"结论"，提出挑战，是情有可原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现在重提林案，是要搞清事实，弄清真相，查清细节！对官方为一时政治需要，搞的那场"司法闹剧"，是质疑，是挑战，但绝不是翻案！
至于最后能不能颠覆当时官方对林案的结论和判决，完全要尊重历史事实真象！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如果林案真的是假案，颠覆了，岂不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也符合我党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
我们不理解的是：有些人为何看到人家一提林案，就神经过敏，就浑身不自在，就要骂街，就好像人家掘了他家祖坟？！如果他们是图们之流林彪专案的办案人员，倒也情有可原（事实上，不少专案人员也在反戈一击）。至于其他人等，就令人费解了。也许他们出于对林彪的"刻骨的阶级仇恨"。不过我们要说的是，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关心的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刑事案件，如果参杂着半点个人的感***彩，就会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基本司法原则了！
◇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重大疑点
"571工程纪要"，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真实性，对整个案件的定性，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历经３０多年的反复查证，这个所谓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仍有重大疑点。
(1)至今没有查到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
"中央文件"中再三强调，"纪要"是林立果根据林彪授意搞的。但是，历经３０年，始终没有查到林彪怎么授意，怎么审阅，怎么批准该"纪要"的证据。后来查获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充其量，只是一个笔记，没有正式文本。也就是说，没有林彪对它的批语和认可的证据。为此，林案的专案人员，非常头痛。以致图门和高文明不得不推测说：有一个"正式文本"，被林彪一伙带上了飞机。遗憾的是，他们的推测，又与周恩来的话，发生了矛盾。周恩来说，林彪除了那本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外，什么文件，也没带走。因此，所谓"林彪授意"，只是一种猜测！
(2)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
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南苑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５７１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着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都没有一个人，看到过这个"５７１工程纪要"。也就是说，所有被关押审查的数万名涉案人员，没有一个人，看到过那个神秘的"５７１工程纪要"。
一位"权威"人士，在《谋害毛泽东的黑太子》一书中说：据那个在直升飞机上被俘的李伟信供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制定过程中，他曾"断断续续"地在场外，作过一些服务工作，但没有直接参加"纪要"的制定，更没有亲眼目睹过这一重要文件。且不论李伟信，这样一个求生心切的阶下囚的话，是否可以采信。充其量也只能算"半个"孤证！仅凭这样"半个"孤证，怎能支撑得起"５７１工程纪要"，如此重大的历史情节呢？
因此，历经３０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令人十分尴尬的、却又是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世人不能不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５７１工程纪要"？！是不是又象"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一样，是"四人帮"凭空杜撰出来的？！
(3)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出处，有着许多版本：５７号中央文件中讲，是在空军学院的一个"秘密据点"的保险柜内查到的；后来作为"四人帮"时期，林彪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纪登奎，又说是在被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还有一个版本，说是一位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事隔几天后，在清扫已是一片灰烬的"秘密据点"时，在桌子上的乱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而且是记录在一个被遗弃的小本子上。换句话说，还不是正式的文本。人们不禁要问：这么一个事关重大的机密文件，怎么会"无意之中"，遗落在一个已经被翻得狼狈不堪，已经被烧得遍地灰烬的垃圾堆里？让一位普通的工作人员，将这么一个至今找不到"目击证人"的"绝密文件"，豁然之间，"大白于天下"？
根据一位对林彪一案颇有研究的"舒云"作者的最新版本说，就在林立果销毁了"秘密据点"的所有材料后，李伟信曾鬼使神差地到过"秘密据点"，并逗留了一段时间。这就为最后揭开"为什么林立果在'秘密据点'，烧尽所有材料后，竟会留下最重要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之谜，打开了想象空间！
正是这些在时间、地点、目击证人等关键情节上，前后难以相互印证的"权威"证据，才使人们不能不疑窦丛生！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内部，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被"正义的法庭"作为定案的最重要的证据。这种情况，在国、内外法律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
◇质疑程洪珍日记本的出处
纵观林案的证据，有一个特点：关键的证据，不是出自当事人，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就是只有李伟信的"半个孤证"。林彪是外逃的"主谋"，就是出自李文普的一句"孤证"。关于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和性质的证据，不是出自在上海与会的当事人，而是出自远在北京的没有参加会议的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的"日记本"。
作为重要证据的程洪珍的"日记本"的出处的真实性，有重大不实之嫌！
１９７２年６月２６日，中发７２，２４号文件，即所谓的"材料之三"P41中，指出：关于"三国四方"会议，"日记本"的影印件原文说："会议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团结的气氛比较好，解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看法，认识。（１）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２）加速我们的准备。（３）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是上海--王，杭州--陈，南京--周，互相配合。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予指挥权。"同时，在该文件p41,有一个注解："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在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人们可能还记得，这个"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曾"出土"过著名的"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是在一片狼藉的灰烬中，由一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桌子上找到了丝毫没有烧毁痕迹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现在看来，林立果不仅没有烧掉"５７１工程纪要"，而且，留下了程洪珍的"日记本"，以备后查！这不能不令人疑窦丛生！
必须指出的是，关于"'５７１工程纪要'是由王某某，在秘密据点的一片狼藉的灰烬中找到的"说法，是在世人对中央文件中"５７１工程纪要"是在秘密据点的保险柜中找到的说法，提出严重质疑的情况下，才"突然冒出来"，以正视听的。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程洪珍的日记本"，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从"秘密据点"的灰烬中，"抢救"出来的呢？！总不会又是王某某偶然"发现"的吧？！
这些重要证据，在出处的时间、地点、过程上的矛盾百出，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是因为林案的调查过程时间太长，造假太多，而且参与造假的，又不是一批人。这样，在一些重要细节上，出现"疏漏"，以致首尾不能相顾，前后不能呼应，漏洞百出，也是在所难免的了！看来"说谎"也难。
◇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大不实之词
陈励耘，林彪疑案的重要人物。他是九届中央候补，原空五军政委。林彪案的法庭指控他参与"三国四方"会议，被指定为"政变指挥班子"的"杭州的头"。
关于陈励耘的两大主要问题。
(1)1972年１月１０日中发７２、４号文件（所谓的"材料之二）第２页上说："三月二十日，周宇弛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弛、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个事与首长（指林彪）谈到，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李伟信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陈励耘是"５７１工程纪要"重要的始作俑者之一。
(2)"材料之二"的第３页中，说到"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时，有一句非常重要，但却是闪烁其词的话："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陈励耘是"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证人。
人们对此提出质疑：既然"５７１工程纪要"，是林立果根据与陈励耘谈话的"框框"写出来的，那么，陈一定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基本内容。为什么文件中不引用陈励耘的详细证词？！既然陈励耘交代"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文件就应该引用陈励耘关于会上是如何讨论政变问题的详细情节。为什么文件将这个重要情节"省略"了？！既然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以外，还有三个重要人证，文件就应该引用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关于会议内容的相关证词。为什么文件也将这些重要情节"省略"了？！
不言而喻，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以上两点指控，是非常要害的！它关系到"５７１工程纪要"有没有一个"活证人"的问题，关系到陈本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关系到"三国四方"会议的性质问题，关系到参与"三国四方"会议的其他人，是否知道"两谋"的问题。
但是，后来的"公开审判"，却令人匪夷所思地"蹊跷"地"绕过"了这两个实质问题，不去对这两个问题的情节，进行细究。这只能说明，事实上，文件对陈励耘的上述指控，查无实据！其他与会的人，没有一个作出与陈励耘相同的"交代"。
这就说明，当初文件上"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说法，完全是逼、供、信的产物！以上中央文件对陈励耘的两点指控，纯属不实之词！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政变问题"！
既然，陈励耘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既然"三国四方会议"没有讨论"政变问题"，那么，陈励耘何罪之有呢？！
事实是，犯罪情节可以不查，可以巧妙地"绕过"，事实可以没有，但"罪"是一定要判的。这就是官方所谓的"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其实质是："法律必须以政治需要为依据"！
◇所谓的"三国四方会议"与政变无关
关于林彪事件中著名的"三国四方"会议，官方在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把它作为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阶段的重要证据之一，有过浓墨重彩的渲染。但是，仔细研究，令人疑窦丛生。
(1)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三国四方会议"，是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开始的。林立果企图实施反革命政变的时间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８日。也就是说，两者相隔，整整半年之久。
必须指出这样一个起码的常识：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政变，最怕的就是"走漏风声"。因此，为了严守机密，只有在发动政变的前夕，才能向参加者公布。否则，必遭杀身之祸！
作为久经沙场，且亲身参加过堪称"政变"经典之作的"南昌起义"的林彪，怎么会愚蠢到不顾兵家之大忌，叫他的儿子林立果，在距９。１３政变半年之前，在远离政变中心--北京钓鱼台数千里的上海，把几个矛盾重重的人，搞在一起，大谈什么反革命政变，还拼凑什么政变的"指挥班子"？！难道他就不懂"夜长梦多"，"日久生变"的道理吗？！实在有悖常理！此其疑点之一。
(2)"材料之二"认定："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这个"认定"的证据是什么呢？
与会的直接当事人：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没有一个人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至今，他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作出过"三国四方"会议是"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计划召开的"的证词。李伟信，作为"纪要"的"半个孤证"，也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供述。在程洪珍的日记本中，也没有这种记载。因此，"材料之二"的"认定"，只是"推理"和"假设"，没有事实根据！此其疑点之二。
(3)"材料之二"指出，林立果按照林彪"先搞个计划"的"授意"，在１９７１年３月２２日至２４日写出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也就是说，这个"纪要"的草案，是在"三国四方"会议前一个星期，才写好。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林彪当时已经首肯了这个"纪要"的草案。试问，在没有林彪首肯的情况下，林立果怎么就能按照《'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擅自在上海召开"三国四方"会议，组织实施，甚至作出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此其疑点之三。
(4)关于开会的准确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专案和审查搞了十几年，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究竟有哪些人参加？他们都是何时到场的？这些重要情节，至今没有说清楚。
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一、之二、之三"中，虽然多次提到会议的时间问题，但都是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这样一种笼统的"口径"，回避点明会议的准确起、止时间。直到１９８２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给陈励耘、周建平的"免予起诉书"和军事法院给王维国、江腾蛟的"判决书"中，仍采用的是"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晚至四月一日晨"，这样一些时间概念相当模糊、宽泛的措词，使人感到其中有那么多"猫腻"！在图们和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中，对会议的准确结束时间，也没有点明。此其疑点之四。
作为办案常识，搞清案件的确切时间，不仅是必须的，而且也是最起码的。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确定有哪些涉案嫌疑人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作案时间"，就可以马上排除他的作案嫌疑。
中央文件以及后来的"免诉书"、"判决书"，在这个时间问题上，多次采用"１９７１年３月底"和３月３１日"晚"、４月１日"晨"之类的含糊措辞，显然不是"一时疏忽"，而是刻意所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周建平算不算"与会者"。
(5)"571工程纪要"明确写着："指挥班子：江、王、陈"（江是原南空政委江腾蛟，王是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陈是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但是，不在"指挥班子"中的原南空副司令员周建平，竟也被"中央文件"，圈定为"指挥班子"成员。根据墨迹未干的"５７１工程纪要"，周建平既不是"指挥班子"成员，也不在大、小舰队的"骨干"名单之列，甚至还被排除在"５７１工程纪要"规定的"保密范围"之外，林立果怎么会在未经林彪首肯的情况下，如此轻率地私自扩大"指挥班子"的范围？究竟哪些人是"指挥班子"成员？此其疑点之五。
(6)法庭上，公诉人沈加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不是偶然的，是有政治目的的--这个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与会的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那么，有什么证据说明，"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就与"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江、王、陈"，是一回事呢？此其疑点之六。
会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浙江－陈，南京－周，江腾蛟协调拉总"的最早的出处，是１９７１年的中央５７号文件和相继公布的"材料之二"P5中，原空军党办秘书程洪珍日记本中的一句话。应该指出的是，程洪珍当时根本不在现场。他既不是会议的参加者，也不是场外的工作人员。采信这样一个人的话，本身就不可取。但是，即使笔记本的作者程洪珍，３０多年来，也从来没有作出过"三点的头"，就是"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指挥班子"的证言。相反，他的日记本却中明明白白地写着："没授予指挥权"！
公诉人沈加良，把"没授予指挥权"的"三点的头"，认定为"指挥班子"，他不感到荒唐吗？！这难道是"证据确凿"吗？！
由于江、王、陈、周，都不知道"５７１工程纪要"中有"指挥班子江、王、陈"的说法，当然不会作出"'三点的头'就是政变'指挥班子'"的供诉。
这样，公诉人沈加良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指控，那种把"三点的头"说成和"指挥班子"是一回事的结论，就成了缺乏事实证据的"推断"。
(7)最具重要有意义的是，要搞清楚："三国四方"会议上，他们究竟谈了哪些有关"两谋"的实质性内容？这是疑点之七。
"材料之二"，P3中，有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人们不禁要问，与会的人，活着的有四位。为什么只有陈励耘一个人，作出这样的"交代"呢？而且怎么看不到陈对这个敏感问题的详细供述呢？
打倒"四人帮"后，在法庭审判的过程中，再也没有提到陈励耘交待的这一关键问题的细节。陈励耘出狱后，推翻了"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交待"。军检院在给陈的"免诉书"的犯罪事实部分，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重要情节，只字不提。仅作出"情节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在以后的一切场合中，对于"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的情节，都予以了明白无误的否认。
有充分证据证明，"据陈励耘交待：会上讨论了政变问题"，不过是陈励耘在当年逼、供、信的环境下，所做的伪证。
(8)至于"三国四方"会议名称的由来，是疑点之八。
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名称，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连听都没听到过"。程洪珍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出现过"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据场外的工作人员说，"那不过是林立果吹牛时的一句"戏言"。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哗众取宠"之嫌，法院和检察院在正式法律文本中，再也不沿用文革时期杜撰出来的"三国四方"会议的说法了，而是改用"秘密会议"。
以上所列八条，只是关于"三国四方会议"众多疑点中的冰山一角。如果把这些疑点背后的真实情况，细细展开，就足以推翻官方关于"会议是为落实《５７１工程纪要》实施要点中建立指挥班子江、王、陈这个计划召开的。是为林彪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作组织准备的。"臆断。
◇陈励耘为什么要作伪证？！
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的"材料之二"页３中说："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就是说，"三国四方会议"讨论过政变问题的重要人证，是陈励耘。与会的人，除陈励耘之外，还有江腾蛟、王维国、周建平。为什么中央文件上只有陈励耘的交代，而没有其他三人的交代呢？
原来，王维国在十几年的审查过程和法庭审判中，从没有承认"那是个会"，"只不过是几个人坐下来，扯扯"，"如果扯扯就算是会，文革中太多了"。"就是大家坐下来，解决一下团结问题"。
江腾蛟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下午３点的庭审中说："开始，陈励耘吃完饭后，林立果讲了几句话，他说你们先谈谈情况吧，要他两个和我先谈情况，他说他有点事情出去一下，办完了再来。"江腾蛟好像十分吃力地回忆道。江腾蛟不知是有意把内容简单化，还是确实忘记了。（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４５３）
江腾蛟说到１９７１年到上海的问题时，据理力争说到上海确实是为了治病，不是去搞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前，林立果先找他谈，并说到上海找陈励耘、王维国谈谈，没想到搞阴谋等等。（见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页３８３）
周建平说，谈的都是解决团结问题的事。
也就是说，除了陈励耘以外，江、王、周都没有说"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陈励耘的"交代"，只是一个孤证。
陈励耘在专案期间，确实讲了一些"查无实据"的话。在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５日的庭审中，法庭播放了陈励耘的一段录音："林说，庐山会议都是几个老总，指黄、吴、李、邱搞坏的，丘八斗不过秀才，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啊。接着，他阴险地说，没有暴露的不能再暴露了。林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就是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上海有王政委，杭州有陈政委，我们很放心。最后，他对江说，王政委他是上海的指挥官，陈政委是杭州的指挥官，周付司令是南京的指挥官，还有你们的老政委，他负总责。"
对于陈励耘的这些交代，图们等专案人员，当时也"将信将疑"。其中有一部分，陈很快就"翻供"了。肖思科的《超级审判－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P224中，对此有一段描述："陈励耘在'９１３'之后，不知是为了表示自己同林彪一伙划清界限而争取立功，还是有意把案情弄复杂，或是其它原因，他交代过一段情况：'自上海黑会后，我为给林彪政变做准备，积极建立机场武装营、扩建警卫部队，改装了伊尔-１０飞机等。'三月间，他向工作人员写材料说明这段是自己编造的内容。那些事都是根据上级战备命令，在上海黑会之前都搞了，与上海黑会无关系。"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完全可以认为，陈励耘在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问题上，作了伪证！
事实也正是如此。陈励耘出狱后，笔者曾有幸走访过他，问及了会议内容。他说："那就是个解决几个人团结的谈话"。笔者问他，文件中有一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在里面关了那么久，没完没了。不这么说，那还有个头？！"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１５日，陈励耘出狱后，记者许寅，采访过陈励耘（见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载本刊ｚｋ０２１２ｄ--编者），谈及了"会议内容"。归纳起来三条。（１）陈励耘谈了在杭州为林彪盖了一套房子的事。（２）空五军反空降战备工作的成绩（３）由九届二中全会，谈到反对和防范江青、张春桥抢班夺权的事。陈说，不过是扯扯，"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陈励耘真的讨论了"政变"问题，军检院给他的"免予起诉书"里，在犯罪事实方面，就不会对此，只字不提。军检院也不会对他作出"罪行较轻"，"免予起诉"的决定。
事情已经很清楚，中央文件那句"据陈励耘交待，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的话，是陈励耘在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逼、供、信的产物。因此，得不到与会其他当事人的证词的支持。出狱之后，陈本人对此也翻了供。
被逼无奈，不得不作伪证，就是陈励耘当时的实际情况。在此，我们想告诉所有在专案学习班被逼作过伪证的人们：在涉案人员不能"客观地充分地"陈述案情的环境下，进行搜集证据的活动，都是非法的活动！这样搜集的所有证据，都是无效的证据！人们完全有理由推翻过去的"供诉"，还事实的真实面目！
纵观林案，在好几个关键问题上，都是采用了"孤证"和"口供"，作为证据。比如"５７１工程纪要"，只有李伟信"半个孤证"；林彪叛国投敌，靠的就是李文普的一句"孤证"。"三国四方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也是靠了陈励耘一个人的"口供"，一个"孤证"。这样办案，是违反"轻口供，重证据"的取证原则的。结果，人家一翻供，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林彪事件中，几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
众所周知，在林彪事件中，受打击最大的，是毛泽东本人。林彪事件，不仅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破产，而且彻底摧毁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神"的崇高地位。为了挽回"大厦将倾"的厄运，"四人帮"，在当时的"中央文件"中，凭空捏造了"毛泽东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又在文件中，拼命鼓吹毛泽东在９。１３前，如何"神机妙算"地躲开了林立果的"追杀"，顺利"瓦解"了林彪的"武装政变"。
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军事上的"神机妙算"，都来自于"知己知彼"，来自于准确的情报。舍此，毛泽东要成功地躲开"追杀"，是不可能的。
于是，人们要问，毛泽东的"准确情报"，来自何方？！毛在林彪、林立果身边，有没有"卧底"？从"文件"中，关于当时毛泽东与林立果之间"环环相扣"的，几乎是"捉迷藏"似的"惊心动魄"的斗争情节看，没有"卧底"，是很难想象的！事实上，在"个人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毛泽东要在林彪、林立果身边，"物色"几个"卧底"，是轻而易举的！
那么，谁是毛泽东的"卧底"呢？我们的视线，很自然地就落在了那几个在林彪事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小人物"身上。他们就是：（１）上了直升飞机，却在关键时刻，"死里逃生"的李伟信，（２）赶到了山海关飞机场，却"鬼使神差"地没有和刘沛丰一起上２５６飞机的程洪珍，（３）从林彪逃往机场的座驾上，"突然"跳下车，并自伤一枪，从而"捡回一命"的李文普。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他们都是林彪和林立果身边"重要"的"小人物"。请注意："卧底"的最佳人选，就是这种"小人物"。因为只有"重要"，搜集的情报，才有价值。只有"小人物"，才具备"卧底"人物的隐蔽性。
李伟信，从职务上说，不过只是空四军的一位由普通干事，刚刚提拔上来不久的文化处副处长。开始时，主要负责为林立果收集"毛泽东像章"。但是后来，他负责着照顾林立果的日常生活。与林立果几乎是"形影不离"。程洪珍是空军党办，也是由秘书，刚刚提上来的副主任，职务也不高。但却负责着林立果的文件收发工作，相当于林立果的"机要秘书"。李文普是林彪的贴身保卫参谋，一年３６５天，不离林彪左右。这三个人，实在都是是"卧底"的"最佳人选"！
其次，这三个人，确实在林彪疑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李伟信是那个至今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的"５７１工程纪要"的"半个人证"。据他说，"林立果搞了５７１工程纪要"的草案。于是，法庭就认定确有其事！关于李伟信，还有一件特别"蹊跷"的事。就是在林立果烧毁了"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内的全部文件后，李伟信和他的弟弟，竟然"鬼使神差"地来到"秘密据点"，并在里面逗留了一个来小时。必须指出的是，李伟信是在林立果烧毁文件后，唯一去过那个"秘密据点"的人，他意欲何为？！联想起事发几天后，那位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在该据点中，轻而易举地从桌子上，拿到那本历经"火光之灾"，仍保存完好的记录有"５７１工程纪要"的笔记本的事，不由使人"匪夷所思"。人们把它和李伟信的"偶然光顾""秘密据点"的事情，联系起来考虑，是不足为奇的！程洪珍有一本笔记本，据"文件"披露，也是在"秘密据点"里缴获的。该笔记本，记录了闻名遐迩的"三国四方"会议的内容。也成了"重要旁证"。程洪珍没有参加"三国四方"会议。法庭置四位"直接当事人"的证言于不顾，却采信他的笔记内容。可见，他在法官心中的地位。李文普是"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的唯一"孤证"。正是他，提供了"林彪问：到伊尔库斯科，需多少时间"的重要情节。法庭"违反常理"地采信了他提供的"孤证"。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看到，林彪疑案的关键情节："５７１工程纪要"，"三国四方"会议和"林彪出逃目的地是苏联"，竟然都是由这三位"小人物"提供的"孤证"，来支撑的。法庭为什么对这三位"小人物"的话，如此"坚信不疑"呢？为什么对那么多与他们的"孤证"意见相悖的"反证"，置若罔闻呢？！人们不能不对这三位"小人物"，在林彪事件中的"地位"，在官方思维判断中的"位置"，提出质疑！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这三位"小人物"，都是在最危险的时刻，"传奇般地"摆脱了险境，"安然无恙地"逃生了！你看，李文普跳下林彪座驾时的惊险情节，再看李伟信和周宇驰、于新野，举枪自杀时的"千钧一发"，再看程洪珍巧妙地摆脱了"刘沛丰已上飞机，自己怎么办？"的困境，这简直就像００７中的詹姆斯邦德，戏剧般的"消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已"。常识告诉我们，在最关键的时刻，巧妙地脱离险境，是每一位"卧底"者，必备的"最高职业境界"！实在令人叹服！
有了这三位"小人物"的情报，毛泽东能不"料事如神"吗？！
事实已经证明，必将继续证明：这三位"小人物"，不简单！
◇从陈伯达的申诉档案，解读"文革"中的林彪
毋庸讳言，林彪是老干部中的重要一位，和全国的老干部，无论是在感情上，思想上，还是在共同的战斗历程上，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文革之初，在全国绝大多数老干部，对"文革"，都"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顶牛"顶的很厉害，实际上是，"打心眼里反对"的情况下，林彪却代表军队，大力支持"文革"，支持"造反派"。因此，也就得罪了不少人。林彪当时的所作所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但是，在１９７０年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突然来了个１８０度大转弯，带头向"四人帮"发难，"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如果说"二月逆流"，还只是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向江青、张春桥一伙，打响的第一枪，那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就是林彪亲自率领几乎全部与会的老帅、老干部、老将军，向"四人帮"发起的一场气壮山河的围剿战。之后，林彪顶住毛泽东的"大力弹压"，"死不投降"，又在神州大地，上演了一出惊心动魄的"武装兵谏"的历史剧。
事情怎么会这样发展？其内在逻辑，又是如何演义的？当时，有人说，林彪是"手上挥语录，背后下毒手"。当然，用那种落井下石的阴暗心理，是无法实事求是地解读林彪的真实心路历程的。不过有一点，该话说得倒也不错，林彪挥动"语录"时，就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了历史的见证人，陈伯达的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申诉档案，使我们茅斯顿开，如梦初醒。
陈伯达写道："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陈伯达还说："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
这就是说，１９６５年，毛泽东已经以"皇旨密令"的方式，向林彪下达了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绝杀密诏"。
可以想见，在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的情况下，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觉悟的条件下，任何人，不管你是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叶剑英、贺龙、陈毅，聂荣臻，许世友，谁拿到毛泽东这样的"密诏"，都会坚决地"打倒"毛泽东要你打倒的"任何敌人"，都会"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都会拼命地鼓吹"文革"，都会坚决地支持"造反派"。因此，以这条线索，去解读文革初期的林彪，就很好理解了。
手持"密诏"的林彪，肯定得到了毛的庇护，军队是不能"乱"的。因此，军队干部在文革初期，显得特别"风光"。出于"自保"，军队也难免要抛出一些"虾兵蟹将"。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
但是，后来的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亲自签发了军委８条，主张军队在文革中"不介入"，要"一碗水端平"，但是，毛泽东却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介入，是假的"，"解放军要坚定地支持'左派'群众。"于是，军队开始动乱了。
陈伯达还说："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著，有时用铅笔记著。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著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作为一位老干部的"保守"的思维方式。尽管文革初期，林彪曾在毛泽东那里，亲受"密诏"，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他与毛泽东的决裂。
至于后来，毛泽东如何在九届二中全会前，设下"陷阱"，对林彪"欲擒故纵"；如何逼林彪作检讨；如何"穷追不舍"，即使林彪欲"负荆请罪"，也"拒之门外"，不予理会的情节，很多人，都详细论述过了。在此，恕不累述。
有了陈伯达上述的重要铺垫，林彪在文革中，原来看似不连续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个很合乎逻辑的连续的过程了。
一言以蔽之，都是毛泽东使的坏！
◇解决林彪事件的政治时机
重大政治问题的解决，有个时机问题。这是人们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得出的政治经验。在研究林彪疑案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不少直接当事人，至今还心有余悸。他们说："冤情很大，时机未到"。
现今中国，有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其中，包括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对"文革"的历史结案问题；对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对赵紫阳、"***"事件的平反问题；对"***功"群体事件的平反问题……。等等，等等。
时至今日，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和林彪、高岗疑案的清理问题，与后面几个问题相比，情况是不一样的，敏感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对后者，官方是绝对"封杀"的，而对前两个问题，半官方的电视媒体，甚至"解放日报"，都可以讨论，可以质疑。因为，它们已从政治范畴，走向历史范畴。但不可避免的是，随着讨论的深入，许多"鲜为人知"的事实被披露，许多重要的疑点，被澄清，许多历史的真相，得以重见天日。世人对毛泽东的本来面目，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对林彪事件的真相，有了"茅塞顿开"的了解。芸芸众生就会从"个人崇拜"的泥潭中挣脱出来，就会从"中央文件"的迷雾中，解放出来。这样，为日后解决这些问题，客观上，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水到则渠成矣。
事实上，这些问题既是当权者的"政治包袱"，又是他们的"政治财富"。如果他们具备政治大智慧，历史新思维，治国大手笔，安邦大魄力，就能化腐朽为神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迎来清平政治，朗朗乾坤的大好局面。否则，这些"历史包袱"和新的"政治欠帐"，就会越背越多，越背越重，直到不堪重负的一天，大厦轰然倒塌。那时，这些历史政治问题，都会伴随着新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共和"革命，在"凤凰涅磐"中，重生。
这是对当权者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被推上权力舞台的他们，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
在现今中国的政治历史遗留问题中，影响面最广，涉及人员最多，震撼力最强，足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三个，按时间顺序：（１）林彪事件。（２）***、"***"事件。（３）"***功"群体事件。
这些问题之所以重大，之所以能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些问题真相的披露和重新认识，直接关系毛泽东、邓小平、***，三人的政治历史责任！
在此，我们仅就林彪事件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提一些看法。
一个人活在世上，几十年，总是有对，也有错！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也有对，也有错。我们要崇拜，只能崇拜他的对的地方，伟大的地方，总不能让人民去崇拜他的错误和罪行吧！否则，就不是"崇拜"，而是"迷信"了。就象法西斯党徒，对希特勒的迷信一样！不仅行动上要"保持一致"，而且思想上也"保持一致"！
由于毛泽东担任过中共党的主席，领导中国走过一段很长的历史过程，与一般人不同，他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不可避免地也有过错，更重要的是，他还有令人发指的罪行！
正如陆定一同志所评价的："毛开国有功，建国有过，文革有罪！"
这就像我们读书考试一样。数学考了１００分，语文考了５０分。那就是数学优秀，语文不及格！不能搞什么"平均７５分，全及格"。毛泽东的历史功过，也不能搞什么"三七开"。功劳就是功劳，过错就是过错，罪行就是罪行！分得清清楚楚，才符合历史本来面目！
我们这些有过文革阅历的人们，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文革"，给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民族、给我们的国家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是感同身受的！是深恶痛绝的！是永远不能忘怀的！如果说文革中，人们对毛的历史功绩已经"大树特树"够了，那么，毛在建国后以及文革中的罪行，还远远没有彻底清算！如果说毛泽东的历史罪行是"罄竹难书"，也绝不为过！！！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领导人，在"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仅仅是开了一个头。
１９８６年７月，在北戴河会议上，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问题，作了如下阐述："作为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作一生政治评价，我们是唯心的，是搞了中庸，是照顾到当时的政治环境，顾及到部分同志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我们是错的，这错误要由我们的一代来负责，主要由我来承担。但要说明，我们是清醒的。毛泽东作为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个人身上，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内机制不能正常展开，我们都有责任。毛泽东从部署、策划，到展开文化大革命，到要达到的目标，我们大多数人是不知的，连周总理都难知道。这当然毛要负很大责任。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予以全盘否定，并定为浩劫，是符合事实的、是严肃的、是尊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作风，实际也包含了对毛的评价。党内对文化大革命结论的争议基本没有；但对毛的评价还是有争议，这里面有多种因素。再过十五年，要不二十年，对毛再作评价是必要的，时间成熟了。"
解读邓小平的这段话，有三条：第一，对毛的历史评价，没有完！但受当时历史环境的局限，受党内一些同志思想认识的局限，只好"暂不追究"。第二，对当时不能给毛泽东作出彻底的历史评价的错误，邓小平勇敢地承担了历史责任！（令人钦佩！）并把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革命家的保留意见，记录在案。为今后重提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留下伏笔。第三，确定１５～２０年后，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时机成熟了！
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采取表明态度，勇担责任，留下伏笔，确定时限的做法，体现了马列主义革命大家的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是大智慧，大手笔，一派政治大家的风范！
现在，１９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毛的历史评价所规定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作为邓小平"钦定"的"隔代接班人"的胡锦涛，能不能"执行"，"接班"？人们正拭目以待！
毛泽东欠下的历史罪、帐，一定要进一步地清算。时间拖得越久，清算就越彻底！
林彪事件的真相，必将伴随着历史对毛泽东罪行的彻底清算，大白于天下；必将伴随着中国"民主、共和"的革命浪潮，涅磐重生！
当然，不管怎么清算，也只是清算毛的罪行，而不是清算他的功劳，他的智慧！对他的功劳，对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文学天才，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如果清算他的功劳，清算他思想的真理部分，哪怕是过头一步，也会变成"谬误"。对一个人的评价，是个很严肃、很科学、很复杂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轻率！也需要大智慧，大手笔！
毛泽东生前也说："任后人去评说吧"！倒还有点"大家风范"，也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吧！
林彪、毛泽东庐山政争真相
08/29/2006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讲，文革后期，林彪代表军队势力，不愿意恢复稳定的政府，而毛则努力压制军队势力，恢复稳定的政府。我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恰恰讲反了。
不错，林彪是代表军队势力，因为他只在军队有势力，但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却是希望恢复正规政府体制的，他提议重新设立国家主席，正是这种观点的反映。而设立国家主席，至少是一种形式上的恢复正规政府体制，下一步就是恢复各级政府。由党主席代行国家元首，这在逻辑上也是不可能长期通行的，迟早要恢复国家主席。
但毛却不喜欢这种看法，他喜欢的是长期非正规模式，并希望把这种模式传之接班人。对独裁偏好到一定程度的人，总希望其接班人继续保持同样的偏好程度。朱元璋就明确禁止子孙后代恢复宰相制度。但宰相制迟早也要恢复。
林彪选择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作为切入点，应该是有其考虑的。非正规模式只是毛、张春桥等少数人的强烈偏好，设立国家主席一定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另外，我林彪拥戴你老毛当国家主席，让你重新担任正规化的元首，这难道不是为你好吗？你怎好指责我？
因此，二次庐山会议是明确的政见之争，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权力之争的幌子，也不是林借此问题攻击张春桥，有这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会议证明了，大多数人是赞同林的观点的。比如汪东兴这样的毛的铁杆FANS，无论毛怎样教育，他都不可能想通，让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究竟有什么不好。只有张春桥一个人，真正理解了毛的独裁心曲，这不能不说张真是一个深通帝王心术的聪明人。
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林派的叶群等人，尽管蹦蹦跳跳，但未必理解林彪的真意。
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客观上是在帮周恩来做事。只有恢复国家主席，再逐步正规化起来，周才能恢复“相”的尊严。周恩来代表曾经的政府体系，却无胆提出恢复正规政府，但我想，他在心里应该是感谢林的。
这就可以看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错误。如果林彪希望长期非正规，他不会提出恢复国家主席。
这真是一场高层次的智力之争。毛泽东的苦处，在于他不能将心曲昭告天下，这就无法解套。但毛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来横的，不跟你玩智力游戏。毛于是指责林彪如下两条：
1、我说过不当国家主席，你林彪还让我当，这就是借题反对我。
2、你林彪其实是自己想当国家主席。
老实说，第一条是真，但林彪的反对显得有理且“忠心”。而毛解套的手法，就是：凡是“反对”就是没理，就不是忠心。就好比一个人说：“领导，我对您有强烈意见。您工作太多了，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大家会说，这个人哪是反对领导，他太忠心了。领导能说“我说过不休息，你还劝我休息，就是反对我”吗？在汪东兴等人看来，林彪的话就是这样，但毛要求他们作如是解，他们也没办法。
第二条就是明显的栽赃了。以林彪的身体当国家主席，其谁能信？
但汪东兴等人不可能想得通林彪的提议有什么不好。毛泽东又说他们糊涂，我想他们就更糊涂了。当时真是一时糊涂了一大片啊。为了不糊涂，他们只好往毛指定的两个方向去想。
这就是我不同意梁由之先生的看法的地方。梁先生对毛的栽赃之词未加辨析，又认为二次庐山会议毛是保护接班人张春桥。这其实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见，反映到国家主席之争上来，国家主席问题不是幌子。毛看到了绝大多数人对正规化的要求，他悲哀地看到，大部分人并未理解文革的真意，因此也不是真正支持他的政见，文革未可成功。
毕竟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啊。像汪东兴等人，怎么可能质疑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呢？他们怎么可能想到，设立国家主席是和文革的根本目标相违背的呢？因此，他们还和张春桥大干起来。毛保护的不是接班人，而是他的根本政见。他只要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后面就将完全守不住。
我们假设有一人，向朱元璋建议复设宰相，不管他怎样强调自己是为朱家天下考虑，不管有多少人支持他，朱元璋有可能不把他的言论视为对自己根本政见的挑战吗？支持这种论点的人越多，朱元璋就会越恼火。
和毛命运相同的是，宰相制度最终以内阁学士的形式还魂了，不管朱元璋怎样付出努力，怎样向子孙后世告诫
.林彪是个能忍的人，而且“不打无把握之仗”一向是他的信条。但是，当他在天安门城楼当着毛泽东的面拂袖而去的时候，他有把握赢得了毛吗？他没有把握。
但他却表现出了明显敌对的态度，这正是无把握之仗，有违林彪的信条。
梁由之先生认为林彪不能忍受尊严受挫，我想这不全对。二次庐山会议和拂袖而去其实是一回事。应该说，庐山之争，林彪还是想以巧妙的办法套住老毛的，但他低估了毛保卫自己政见的意愿。在庐山既然已经真刀实枪地碰过政见，两派群众固然还在糊涂，两派领袖却心明如镜，林彪再掩饰不过是配合毛泽东作戏，何必让人猫玩老鼠，刺他一下有何不可？这时候谁还管什么信条？
另外，林彪并未血性尽失。为了政见，他还是会作一怒之行。倒是周恩来，份内事无血性去做。
林彪在71年5月1日晚会上为什么居然冒天下之大不讳，拂袖而去，给伟大领袖一个难堪呢？
林从来不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司令部以毛江为核心，并由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构成。
林、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两翼，分别从军、政两方面为司令部保驾护航。与文革前的刘接班人之备胎身份相比，文革期间的林接班人不过一个傀儡，所谓‘为了打鬼，借助钟馗’，被排斥在决策层之外。
比如，杨余付事件即是一例。九大以后，林傀儡逐渐找到了感觉，‘真把这儿当家了’，开始不安于室。这自然令毛不爽。
林之被抛弃，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庐山会议仅仅是催化、加速了这一进程而已。称天才、设国家主席、一号命令云云虽称政争，欲加之罪的痕迹却也十分明显。不由林副统帅不怒火中烧从而拂袖而去。
林彪事件始末
温相
1．国家主席之争缘起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定会遭来一些网上的指责，所以，我在文章开始之前做一个必要
的说明，我这里所要阐述的意思是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个人原因和政治背景，这和林彪应该
不应该做国家主席，和国家主席从宪法和国体的角度上应该不应该设立，林彪做了国家主席
就是意味着篡党夺权以及林彪利用做国家主席这一件事向毛泽东发难进而要谋害毛泽东等
论调不是同等涵义上的事情。这点请阅读时给予注意。
林彪一贯把毛泽东的心思钻研的很透彻，而且，林彪是毛泽东画圈他画圈，为什么毛泽
东一再表态不作国家主席，林彪反而一再的逆毛泽东本意而为？这种公开和毛泽东顶牛的事
情在林彪自从五九年紧跟毛泽东之后是相当罕见的现象。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泽东作出修改国家体制的决定，不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并且
和中央打了招呼。
然而在四月十一日，林彪仍然主张设立国家主席，为此他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我
以为还是要设立国家主席，否则，不符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国家主席我看还是主席来
做，副主席可以设，也可以不设，我个人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请主席考虑。林彪的
这个建议原文既见载于中央有关文献，也曾经被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传》以及《关
键会议亲历实录》等很多书籍引用，应该没有太大的出入。这里面的重点既不是第一条，也
不是第二条，而是第三条，那就是林彪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
这么说的论据在哪里？我们下面还要详细说，我们先把林彪和毛泽东的“太极拳”过程
回顾一下，林彪表态之后，毛泽东很快作出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毛泽东
1970.4.12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批示记录）后来，毛泽东自己说过：“我对这件事前
后讲过六次，就算是一句顶一万句，也就是六万句，还是有人不听。”林彪早在文革初期就
大力鼓吹说：“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们说即使林彪不理解毛
泽东不设立国家主席的意图，也应该执行才是，然而，林彪非但不执行，反而一再反其意而
行，到底为了什么呢？
就在毛泽东作出批示之后，林彪在五月中旬已经和吴法宪、李作鹏谈到了设立国家主席
的问题，林彪指出：“不设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个头”，坚持要李作鹏、吴法宪在会议上提
出搞国家主席的一章。七月，叶群和吴法宪谈话交底：“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李
作鹏在林彪谈话之后，公开提出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既是副统帅，也是接班
人”，（可以参见《中国共产党“一大”到“十五大”珍典记实》，乌杰主编，国家行政学院
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497、1498页）不仅如此，邱会作也在内部讲话中提到
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甚至给中央写信请林彪出任国家主席。黄永胜本人也看出林
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图。（参见《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李剑主编，第
751页，1998.3月第一版）
如果按照网上那些给林彪翻案者的观点，林彪一直是诚惶诚恐的跟随毛泽东闹革命的，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论调请林彪来当国家主席，林彪至少应该不再提及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借
以避开嫌疑。然而，林彪没有这么做，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一事上很多举动都是貌似反常的，
然而究其内里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造成的既定认识。
叶群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林彪不就是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吗？这么多年也就
是这么多的工作。”（参见《关键会议亲历实录》751页）这个表白很能说明问题。所谓疏
不间亲，比较了解林彪的心思的叶群是一个。
2.国家主席的政治涵义
林彪在九大之后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可是，他的职务中却有不大对称
的地方，比如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兼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以林彪第二
号人物的位置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在政府排名中还要减周恩来一等，显然这是历史遗留问题，
等到了四届人大召开时，这个关系就要理顺了，也就是说四届人大召开之后，林彪的国务院
副总理就会消失了，因为林彪不会去做总理，副统帅做副总理那就更加不可能，本来只有四
个职务的林彪变成了三个职务，那么，副总理不做了，国防部长是不是接着兼任，目前看，
还没有一定的结论，因为没有开四届人大，林彪就已经死亡，所以，无法论证他是不是还能
继续兼任国防部长。就算是兼任国防部长，那么在政府系列中，林彪作为接班人，他本人没
有占有一席之地。
谁都知道，这个四届人大是个难产儿，邓小平复出之后，四人帮还借着这个四届人大的
题目去长沙告状，告状的目的还是争夺席位，可见，政府内部安插亲信是江青等人的既定方
针，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文革中崛起的另一个政治集团－－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青、张
春桥、姚文元除了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外，没有任何实际的职务，政府中必须要争，争的前提
是对立和矛盾，假如林彪真像翻案者说的那样无辜和委屈的话，林彪集团应该知道毛泽东对
江青集团的态度，而且，林彪集团成员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军队主要位置司政后三大块
都被林彪系统的人物把持，文革中军队的势力如日中天，军队的权力远要比政府权力吸引人，
按说林彪集团完全可以不计较，然而，仍旧出现了争夺。这就说明林彪是不甘心他的系统在
政府中的从属地位或者旁听的角色的。
而在政府中，国家主席虽说是一个象征性的位置，然而却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远在北
洋军阀时期，黎元洪就做过有名无实的大总统，事权操在段祺瑞等人手中，然而，黎还是动
用了一次大总统的权力罢免了段祺瑞并且由此引发剧烈的斗争，由此可见，即使元首处于傀
儡的状态，也是有着他的一定的权威的，这是权力的基本原理。
国家主席是荣誉地位不假，然而，毛泽东本人并不一定是这么看的，比如我们都知道当
毛泽东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之后，中央召开会议准备酝酿国家主席人选时，毛泽东本
人一言不发，此前，毛泽东多次表示过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党内当时毛泽东不作国家主席，
那么只有刘少奇够资格出任，毛泽东提一句刘少奇本来是顺水人情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可是，毛泽东没有提，现在党史资料显示是邓小平在会议上提出：“都不提，我提”，
提议刘少奇，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德最早提议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不论这两种哪一种说法
都没有说毛泽东提议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能够说明问题的是，毛泽东不想再增加刘少奇的
权力，否则你怎么解释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大力支持高岗、饶漱石发动的那一次有规模的针
对刘少奇的斗争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就有计划的削弱刘少奇的势力。所以，国家主
席虽然是一个荣誉职务，但是不等于完全没有权力，刘少奇做了国家主席之后兼任国防委员
会主席，当时湖南有句口号是欢迎两个主席。毛泽东是中央主席兼军委主席，刘少奇是国家
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权力不对等，但是，主席数量对等。刘少奇一旦做了国家主席之后
对于政府的工作做起指示来更加名正言顺。这点你从后来江泽民也兼任国家主席就可以看出
来。国家主席在名义上就是高于总理一个规格，如果是董必武这类党内元老做了国家主席（毛
泽东后来说过，我是不作的，要做就让董老做吧）显然没有什么威胁，然而刘少奇已经是约
定俗成的接班人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第一副主席，他兼任国家主席的力度显然是董必武一
流所不能企及的，这也就是毛泽东之所以不提刘少奇的名的真实目的所在。
那么，林彪呢？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虽说是“历史形成的”（邓小平语）但是，还没有
像林彪那样合法到写进党章中去，直接以党规固定下来。林彪集团主要成员中大多数在八大
上名不见经传，连中央委员会成员都不是，然而，迅速得到很大的提升，一举进入中央政治
局不说，黄永胜还把持了军委办事组，等于说以前黄克诚、罗瑞卿、叶剑英的位置，林彪集
团的势力之大足以让毛泽东感到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毛泽东自己说过：“我们不能打倒皇
帝做皇帝”，（皇帝一词代指的刘少奇等人，毛泽东经常说刘是秦始皇。）也就是说，毛泽东
不允许像刘少奇那样的人再度出现，所以，林彪担任国家主席注定是不成立的。
但是，林彪为什么还要当国家主席？怎么如此的顽固呢？
3.1954年版本的国家主席的诱惑
王年一、何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辨析》一文中多次强调国家主席是一个荣誉地位或
者荣誉职务，其他试图给林彪翻案的也多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且，这一论述似乎也被一些人
接受，那么，当时在庐山召开的要求一再设立的国家主席到底是不是像王、何诸人所说的那
么简单，那么荣誉呢？它所依据的国家宪法的法理又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好了。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后包括四届人大召开之前成立的宪法小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根据
毛泽东的提议对一九五四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其中重点是
不再设立国家主席。而林彪则一再要求设立国家主席，那么，这个一九五四年版本的国家主
席究竟有什么“魅力”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中赋予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吧：
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第二章第二节若干条规定如下：
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第四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
会议主席。
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
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
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
第四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
主席的部分职权。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
主席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
上面的这几条基本阐述出了国家主席的威权，第一，他是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
防委员会主席。即使是名义上的。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
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而这个最高会议的组成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可见，国家主席对国家行政的干预和指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高国务会议
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第三，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
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而且，在国家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之下，副主席可以代行主席的职权。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一旦成为国家主席或者国家副主席的话，他对政府的指导和插
手是一定的，况且林彪自己表态过他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这也就是他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仅仅是想取得刘少奇原本的地位而遭到毛泽东的极大忌讳之所在。
之所以当时的国家主席有这样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毛泽东身任国家主席，而一九五
四年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又是刘少奇，在高饶事件刚刚结束的一九五四年，刘少奇感戴毛泽
东的又一次解围，对于毛泽东的权力再次大力维护。此其一，其二是毛泽东那个时候确实有
过退居二线的想法，他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三日的讲话中重点提到：“我说我们这些人就是
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这些人包括总司令、我一个，少奇算半个，不包括恩来、陈云同志、
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不能登台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
（引自《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设立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
央总书记的讲话》）但是，毛泽东稍后改变了这个看法，不仅没有履行不登台的许诺，而且，
亲自挂帅搞经济，一九五八年让出国家主席时，毛泽东异乎寻常的表示对下任人选的沉默则
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如果不是当时政治环境比较复杂，需要面对的问题很多，那么，毛泽东
取消部分国家主席的权限是可能的。其三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刘少奇包括他信用提拔的邓小
平后来居然和他越走越远，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多次提到自己的错误是“分了一二线”（陶
铸作出注解：以致于大权旁落）。假如毛泽东预料到刘少奇接任之后的所作所为，国家主席
的威权在一九五四年也就不会赋予那么之多了。
到得九大之后，刘少奇已经身死名臭，自然不是对手了，毛泽东不希望有人成为刘少
奇第二，首先就是限制国家主席的权力，把林彪作为党务军队的二把手通向行政掌权的公路
给堵死，于是，连限制国家主席的权力也不提，直接釜底抽薪的斩断国家主席这一制度。
我们来看看一九七五年四届人大通过的按着毛泽东基本思想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