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

汪东兴

1996年10月14日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

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王年一何蜀

1970年的庐山会议（即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即1969年才在"文化革命伟大胜利"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共中央新的领导核心出现了分裂。林彪及其追随者在会议上的一些活动后来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关"设国家主席"和"称毛泽东为天才"的两个意见被毛泽东定性为反革命政变的政治和理论纲领。毛泽东为什么要反对设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怎么会成了"反革命政治纲领"？本文根据中国大陆已公开的有关材料剖析这一事件，提出了不同于以往既定结论的看法。

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的不同意见

文革中原担任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了，因此国家元首的职位出缺。中共"九大"前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达到了顶点，当时谈到选新的国家主席，当然是非毛莫属，任何人提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都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毛泽东本人却另有考虑。

1970年3月，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送来的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和一封信。3月7日[1]，毛泽东在与汪东兴谈话时突然提出，"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说："宪法中不要写国家主席这一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毛泽东既未与"副统帅"林彪商量，也不告知周恩来或政治局其他领导人，便径自作了这一事关国家领导制度重大变更的决定。按照毛的要求，中国将成为一个只有党和政府领导人、却没有国家元首的独特国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他的任何话都是只能照办的指示而不是提供商量的建议。毛并要汪东兴次日回北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指示。

3月8日晚，汪东兴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政治局自然是一致拥护毛泽东的建议。3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在批示中再次明确表示不设国家主席[2]。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会上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但是，"也有些人仍希望毛泽东重新担任国家主席"[3]。迄今为止的史料从未指明这个所谓的"有些人"具体是谁，如果仅仅是后来被指为"林彪集团"的成员，有关方面一定会着重点明。现在既然始终未点明，似可推测，一些与"林彪集团"无关的人也希望毛仍担任国家主席。

周恩来委托叶群将有关情况向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通报后，林彪让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去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得知后，让秘书回了这样一个电话："问候林彪同志好！"[4]

此一问候既可被理解为毛泽东委婉地否决了林彪的建议，也可被理解成是对林彪的建议表示赞许和鼓励。至少，此时的毛泽东并未向林彪明确表示反对设国家主席及毛本人不担任此职，更没有说明毛个人要改变国家领导制度的任何理由。4月11日，林彪向秘书口述了他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此意见同时报给了在长沙的毛泽东和北京的政治局。

4月1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林彪的意见，结果是"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仍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对此也没有提出异议。"[5]

此前，在3月8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本来已"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不设也不担任国家主席的意见，为什么一个月后政治局的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甚至可能也包括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却改变了前议，同意林彪提出的应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的建议呢？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一个月前，政治局委员面对毛突然提出的变更国家领导制度的要求，习惯性地表示了服从；但一个月后当林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时，显然政治局的多数成员认为林彪的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故而表态同意林彪的建议。但这样一来，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之事出现了第一次转折。

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的党内，虽然政治局多数成员提出了仍应设立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的意见，但毛泽东再一次以个人独断否决了政治局多数成员的集体意见。他在政治局讨论情况报告上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可是，究竟为什么此议不妥，毛却只字未谈，也不容许政治局成员谈。如此大事，政治局成员的看法不同本不奇怪，但是毛把事情弄得如此高深莫测倒是有点不正常了。有的史著称，"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毛泽东和林彪第一次在重要问题上各执己见。"

[6]

这个说法不全面，其实，这哪里是毛泽东与林彪一人各执己见，实际上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意见相左。4月下旬，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这次，他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隐晦地解说了他的理由："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泽东得知党内上层仍有坚持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时，第四次提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

[7]结果，周恩来在7月18日的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小组会上发言时又收回前议，他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8]

这样，毛泽东在此事上的个人意见重新占了上风。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前夕，1970年8月22日下午3时，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有关会期、日程、分组等事项。在会上政治局常委多数成员（包括周恩来、康生、陈伯达等）明知毛对国家主席一事的态度，仍然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担任。"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以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9]

这段会议记录表明，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除了毛本人外，几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看法都与林彪的意见相近。一向善于揣摸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认为，毛泽东可能是不愿陷入繁琐的外事礼仪活动中，还十分周到地提出了由毛授权、让别人代替出场的设想。康生的话则表明了他与其他政治局成员既不赞成毛的意见、又不敢反对的两难处境，明显地暗示了毛的个人意见有违众愿，这等于是在"将"毛的"军"，甚至可以说是在以"大家"的意见进行要挟。显然，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并没有主导争论，与会的多数人也未接受毛泽东的意见，没有作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而毛也没有因大家与他的个人意见不合而发怒。[10]

"对毛泽东已经多次表明态度的'国家主席'问题，在常委会上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

8月22日当晚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向政治局委员和出席九届二中全会的各大区召集人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讨论意见，可以断定，没有传达"不设国家主席"的结论性意见。

这样，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再度出现了转折，毛的个人意见又退居下风。政治局多数成员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还是觉得国家需要有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而在当时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中，国家元首只能由毛泽东来担任。其次，当时为了修改宪法正自下而上地汇集各级意见，这些意见也一致希望毛成为国家元首，政治局常委们根本没有理由反对这些意见。"对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反映上来的讨论结果，康生作过这样的说明：'根据广大群众的热切愿望，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那就不要。最后到底怎么样，请毛主席定。......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的时候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12]

再次，毛从未明确交代他坚决反对设国家元首的真实意图（是否有某些不便启齿的权谋考虑就不得而知了），也拿不出名正言顺的借口，这使得政治局多数常委既无从揣摩，也不敢乱猜测，甚至可能以为毛只是假意谦虚一下而已，因此政治局多数常委们按照国家元首不宜缺位的常规思维来表态是一种正常做法。

毛泽东此前也多次有过假意谦虚之情，他对真正的权力其实从来是丝毫不让的，但有时又对名义上的虚权故意谦让已示"胸怀"、以测"臣意"，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当然懂得不能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1969年在中共"九大"的开幕式上就演出过这样的一幕。在那次会上，毛泽东首先提出选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周恩来和林彪自然而然地都提出还是要毛当大会主席团主席；然后毛竟然提出，要让林彪当大会主席团主席、他自己当副主席；这时，林彪只好站起来，强调一定要毛泽东当大会主席团主席，并一边呼喊"毛主席万岁"，一边号召"赞成的举手"，同时率先把手高举起来，带动全场"逼"得毛同意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们对此有目共睹、记忆犹新，谁敢肯定这次毛反对设国家主席不是类似的"花样"，谁又敢把毛对权力的"谦虚"当真呢？

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大会开幕前林彪与毛泽东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进行了"时间并不很短"的谈话，之后才举行会议开幕式。林彪代表中央讲了话，可能是考虑到毛泽东一再表明不设、不当国家主席的态度，林彪在讲话中没有再提"国家主席"之事，而只是含混地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元首"，这可被视为林彪顾及毛的意见而采取了折衷的办法。[13]

充当江青集团的"顾问"、后来成为林彪专案组第二号负责人的康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时，不仅对林彪的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14]

这是首次有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明确提出，在毛实在不愿担任国家元首的情况下，可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但提出这个建议的康生不仅与林彪的派系没有什么渊源，而且一年半以后就俨然成了代表中央查处"林彪反党集团"的负责人。所以，很难假设康生的这一提议与林彪有关。

在当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吴法宪提议，全会各小组应该学习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可以再听一遍讲话录音。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15]，显然毛泽东未表示异议。在各小组听录音的过程中，有人[16]提出要把林彪的讲话稿印发给大家，与会者自然拥护。周恩来让汪东兴就此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们都同意印发，我没有意见，你就印发吧。"[17]

这说明当时毛对林彪的讲话并无重要的反对意见。据陈伯达回忆，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会后，他曾特地问林彪，林在会上的讲话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林彪说，他的讲话毛主席是知道的。[18]

毛泽东后来在南巡讲话中说："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这似乎不合乎情理，也不大象真话。

据汪东兴回忆："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态支持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19]

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联名上书的人很可能不只是"部分"，而应是"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汪东兴本人在华北组讨论中发言时就讲了这样一些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机关的愿望，是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20]

林彪死后，汪东兴为自己的这一发言辩解说，"当时没有识破陈伯达的阴谋......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事后要按照批判林彪的官方套话，把政治责任推给已被打倒的陈伯达以涮清自己，这是不难理解的，但他的这种辩说显然没有道理。首先，毛几次表示不设、不当国家主席，汪东兴绝不可能糊涂到"忘得一干二净"的地步，倘若他在政治上真这么糊涂，他就不可能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升到毛的"大内总管"的位置。其次，他表态拥护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来担任，与政治局多数常委的意见一致，可能他自己当时也认为这一意见是正确的。再次，所谓的"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是否真的存在，是可以存疑的，本文下面的分析还将进一步谈到这点。

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与"设国家主席"无关

直到8月24日晚，这次庐山会议上并未因"设国家主席"问题而发生尖锐冲突。毛泽东突然在会议期间"龙颜大怒"，似乎并非源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争论，而是与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

24日会议开始分组讨论后，各小组会发言中并未就"设国家主席"问题发生争论，也没人提出要林彪当国家主席，当然就更谈不上为此议题而发生冲突了。真正引起了冲突的是另一个话题。陈伯达、吴法宪、汪东兴等在小组发言中提出，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天才，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其他许多人也作了类似发言，攻击矛头明显指向张春桥。据8月24日华北组小组讨论后反映发言情况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即全会第六号简报）

[21]中记载：听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对于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对于应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则是"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

[22]

据陈伯达去世前回忆："华北小组简报惹了大祸，我想是其中有'把人揪出来'的句子。我的记忆，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李雪峰同志和华北组其他同志说的。如果我的记忆不错，好像是汪东兴说的。"[23]

汪东兴在回忆中承认："当时，我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24]

当时汪东兴经常代表毛泽东向政治局传达毛的指示，因此，在那个人人随时观察政治风向的时代，汪的话有很大的分量。而汪是个政治上极为谨慎的人，他所说的应该不是他杜撰的"个人意见"，很可能与毛私下里的某些表示有关。在当时的情况下，想趁机打击一下张春桥一伙（即江青集团）的，决不只是林彪集团中人，批评江青集团的人动机各有不同，但目标趋向一致。

8月25日中午，江青带着十分恐慌的张春桥、姚文元去向毛泽东告状，于是，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立即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宣布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让陈伯达作检讨。后来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说得很明白："他们名为反张春桥，实际是反我。"[25]

很显然，毛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遭到了攻击才"龙颜大怒"的。

其实，在庐山会议之前审定宪法修改草案的工作会议上，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1970年8月13日的宪法工作小组会和8月1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与康生、张春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吴法宪主张在宪法中要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表达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要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反对。以致吴法宪在会上叫嚷：'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26]

需要指出的是，从现已披露的材料来看，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当时的公开冲突是表现在"称天才"这个理论问题上，而不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不但没有他们冲突的例证，相反，作为江青集团"顾问"的康生甚至还公开、明确地提出，若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当。毛泽东于8月31日写下的批判陈伯达的"我的一点意见"中，也只字未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因一个"称天才"的理论问题发生冲突，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何在，这需要另作专门的研究。然而，由于毛泽东在世时把这场冲突的焦点转移到所谓的"设国家主席"问题上，以后的研究者和史料也围绕着这一钦定说法打转，模糊了"称天才"问题背后的冲突根源。

显然，毛泽东并不是因为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并要毛担任国家主席而发怒的，他明知坚持这一意见的并非林彪一人，还包括周恩来、江青集团的"顾问"康生等人在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局成员。那么，他可能仅仅为一个"称天才"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而发怒吗？这似乎也讲不通，因为"称天才"是他早已赞同并写进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在江青集团告状后立刻"龙颜大怒"呢？他为什么要公开站出来支持江青集团而反对林彪集团，为什么要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呢？

海外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集团"九大"后进入了政治局，为了巩固既得利益、使已到手的权力不再受动乱的威胁，便急于结束"文化大革命"，因而与想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和江青集团发生了冲突，国内的一些公开出版物中也有类似的论述。根据这种看法，"九大"召开前起草政治报告时，陈伯达就与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了正面冲突。陈伯达不与张、姚合作，独自组织人起草了一个报告稿，名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张、姚则批评陈伯达起草的报告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他们在江青、康生的支持下另行起草了一个报告；张、姚的报告草稿拿到中央讨论时，陈伯达指责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

[27]现在也有研究者认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报告稿是"按林彪意见撰写的"，当陈伯达指责张、姚报告稿时，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陈伯达。[28]

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有一段话明确谈到这个问题："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

若由此推断，则可以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对林彪这个"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态度，主要是怀疑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要像刘少奇一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倘若确实如此，所谓的"设国家主席"、"称天才"之类的说法其实都不过是借口，因为毛泽东若直接指斥"副统帅"、"接班人"反对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只会造成全国人民的思想混乱，增加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阻力。

不过，有关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的那些争论并无充分根据，还有不少反证，何况仅凭这一争论也无从证明林彪集团想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首先，当时陈伯达刚开始向林彪集团靠拢，还未成为林彪集团中人。陈伯达去世前回忆，他起草"九大"报告时，林彪并未给他什么指示；而且，由于他未把毛泽东对他起草的报告稿所作的批示告诉江青等人，江青等人指责他"封锁毛主席的声音"、召开了对他的"批评会"，叶群在会上公开支持江青，呼喊了"拥护江青同志"的口号。

[29]

其次，起草"九大"报告前陈伯达似乎也没有故意"不与张、姚合作"，他们三人一起去林彪处商讨，出来后张、姚对陈伯达说："你就先动笔吧！需要我们时，就随时找。"后来陈伯达将写好的头三个题目初稿（预计写十个题目）拿到中央文革讨论时，遭到了张、姚等人的批评。叶群向林办秘书们传达时，只说是同情"老夫子"（陈伯达），但又要秘书们在向林彪讲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内容时，不要讲得太细，以防林彪脑子一热对陈伯达的东西发生兴趣。

[30]据此看来，林彪对陈伯达起草的报告写了些什么并不知情。

因此，所谓的"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陈伯达与张、姚之间在起草报告中的冲突并不一定代表着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之间的政治性冲突，更可能是带有"文人相轻"、"争功邀宠"味道的摩擦。而陈伯达与张、姚之间的那些争论，也可能只是理解毛泽东的意图时的偏差而已。而且，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许多指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不明确性，往往可以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去甚远的各种理解。例如，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说过，现在不是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吗，究竟什么叫到底呀，我们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

[31]

按照这个说法，"九大"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底"了，自然应该考虑将主要精力转入生产建设。显然，文革时期那种习惯性地把对毛的说法的不同理解"上纲"成"两条路线斗争"的思路，不一定能成为史家的论据。

"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

如上所述，在这次庐山会议上，"设国家主席"一议其实并未引起什么冲突，而真正发生了的"称天才"问题上的争吵，会后又被掩了下去，不再深究了。这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理论"问题上其实没有多少"油水"可以挖，也罗列不出多少政治上的罪名。然而，毛泽东既然决定要整林彪集团，就需要上纲上线，需要找到"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这样才能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直到这次庐山会议结束一年之后，毛泽东才考虑成熟，他选择把"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纲上线"到"反革命纲领"的高度。从此，"设国家主席"就骇人听闻地变成了"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根据这一说法，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他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也就是想"篡党夺权"、"抢班夺权"。

这种说法最早出自毛泽东的南巡讲话。1971年南巡途中的8月27日，毛泽东在与刘丰的谈话中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

[32]毛还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33]

需要指出的是，毛的原话说的是"他们"，似乎泛指他的对立面是一批人；而"九一三事件"之后，可能考虑到这个说法不妥，涉及的对立面过宽，有损毛的形象，就在正式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毛泽东南巡讲话中，把"他们"改成了"有人"

[34]，这样就把矛头集中到了林彪一人身上。从此，在中国的当代史学界，毛泽东的这一说法就成了定论，即使在批判了"两个凡是"之后，它似乎仍然被普遍视为解释和评论林彪事件的一个主要论据。然而，史学界应当对这个"论据"重新分析思考。

说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也不合中国的国情和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林彪这个"接班人"的位置并不是他自己争来的。"据林彪身边的人讲，1966年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时，他托病不出，在大连休养，是毛主席派秘书去叫他，让他一定出席他才来的。让他当'接班人'，他'不接受'，并写了文字报告，毛主席做了批示还是让他干。后来，他曾把这个写有毛主席批示的报告撕得粉碎扔进痰盂里，叶群又捞出拼好粘到一块……"

[35]

后来，经由毛泽东亲自挑选并带头"大树特树"、而且在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等所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竭诚拥戴和热烈支持下，林彪这个法定"接班人"的地位才确立起来。中共"九大"通过了写有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内容的新《党章》后，周恩来专门作了拥护林彪作毛泽东接班人的讲话，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歌颂了林彪的功绩，他这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甚至不惜歪曲历史、屈尊为起义时任基层军官的林彪捧场。

[36]

称林彪"抢班夺权"，无非指他欲得国家主席之位。林彪既已身处"接班人"、副统帅的地位，居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对他来说，登上一个虚位国家元首（国家主席）的地位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高升"，而且这个位置也毫无实权可言，他这个"接班人"、副统帅多一个"国家主席"的空头名义也不可能就达成从毛泽东手里"篡夺党权"的目的。在以党领政、毛泽东个人"君临天下"的体制里，一切大事都得由"党"（实际上是毛泽东个人）说了算，国家主席这个虚位元首不可能对毛构成真正的威胁。毛泽东甚至都不需要专门的武装，仅靠动员群众，就能把手举宪法小册子的上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置于死地。即便林彪真有意愿当这个名义元首，也算不上滔天大罪，更何况毛泽东早就在十多年前自愿让出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他自己不想坐，为什么就一定要"国无元首"呢？

不管当国家主席对林彪来说有没有实际意义，也不论国家主席之虚位到底有没有实权，就算林彪的心中确实暗暗有非分之想，也不能依想法念头入人以罪。指林彪"抢班夺权"，这一罪名的要害在于"抢"和"夺"，这是需要事证的。可是，恰恰在事证方面，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孤证，即叶群对吴法宪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仅凭此一孤证就想证明林彪曾"抢"、"夺"国家主席之位，显然是不足信的，更何况这一孤证的可信程度还非常之低。

其一，吴法宪"交待"的这句叶群所言是否属实，值得怀疑。至少它不象是叶群的原话，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副主席"或"101"、"首长"。更重要的是，吴法宪这个"交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的突击审讯。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里按最高领袖意旨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之所为，恶名昭彰。

[37]

怎能证明这样的专案组会对吴法宪网开一面、手下留情地"依法办事"，毫无逼供信之类的情事？如果并非如此，如此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能作为凭据吗？

其二，即便叶群确有此言，她的话也不一定能代表林彪的意见，更不能证明林彪有"抢班夺权"的行动。众所周知，叶群与林彪在生活、作风、思想、政治上都有不少分歧，叶群经常打着林彪的旗号办一些她自己决定的事，林彪并不知情。据"林办"工作人员讲，叶群私自搞来的许多文物字画、在毛家湾住地大院里修建的游泳池，林彪都不知道；甚至连林彪的爱女林立衡不堪忍受叶群的毒打折磨而自杀未遂，林彪也一点都不知道

[38]。"叶群为了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把一儿一女安插到空军，并背着林彪暗示吴法宪任命林立果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豆豆为空军报社副总编，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说的。林彪大怒，熊了叶群……。"

[39]

由此可见，叶群打着林彪旗号办的事并不等于都得到了林彪的指示。因此，如果把叶群说的那句话理解为"叶群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也颇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就不能给林彪定罪了。

其三，如果林彪真有此意，按常理他就应该给几个心腹大将都打招呼，可是现在掌握的情况表明，除了吴法宪一人从叶群处"听过"以外，林彪集团的其他几员大将及"小舰队"成员均不知此事，这就给此事的真实性打上了问号。同时，对"林彪往哪里摆"这样的需要众人支持配合的大事，叶群怎么可能只给吴法宪一人讲而不对其他心腹透一点口风？这也实在有悖常理，何况叶群生性爱唠叨，就象林办秘书张云生说的："叶群的嘴像个破瓢，她是不肯'保密'的，特别是当她认为透点风声对自己有利的时候。"

[40]

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即使吴法宪的这个"交待"万分可靠，那中央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才得知的。换言之，在林彪死亡之前，中央并没有任何其他证据证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既然如此，毛泽东在南巡讲话中断定并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就是毫无根据的了。换言之，当毛泽东决定发动军队将领反对林彪时，他安在林彪头上的罪名，至少在当时，可能是"莫须有"的。

不仅"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一事根本就缺乏充足的证据，而且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些直接、间接的证据，说明林彪不见得想当国家主席。林彪身体不好，据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说他有病，身体不行，不能出席会议。毛主席说重要会议你来，一般会议让叶群代表你来参加就行了。"

[41]同时，林彪也不喜欢同外国人打交道

[42]。国家主席这一虚位元首的主要职能就是参加礼仪性的国事活动，连出席中央的会议都不情愿的林彪，怎么反倒愿意承担这一任务，经常与外国人打交道，频繁地"受洋罪"呢？

据在林彪身边担任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的回忆："1966年7月林彪住大连，是汪东兴奉毛主席之命打电话到大连叫林彪马上回北京参加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后，林彪取代刘少奇，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曾几次流露不想干这种角色。""'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我们没有听到叶群讲过。从林彪的口中，我们倒听到他讲过连副主席也不愿当。他不仅这样说，也还有让毛主席当主席，他不当国家副主席的交代，我记得是叫于运深秘书写的。我们认为他不愿当副主席从他身体状况、不愿接见外宾和他对'接班人'的态度来看是有可能的。"

[43]

既然林彪连位高权重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都不情愿当，在当时"以党代政"、"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反动的多中心论"的体制下，林彪反而会去觊觎徒具虚名、无权有劳的国家主席职位吗？前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因为处理大跃进后遗症卓有成效而薄有声望，结果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凭毛泽东的个人意愿就被拉下马来、迫害致死。林彪这个深明韬晦之理的人，岂能不懂死活地去抢这个坐着受罪、顶着危险的位子？

毛泽东为什么坚持不设和不当国家主席？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从1970年3月至8月间有过几次"最高指示"。8月25日他再次提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在这几次指示中，毛始终没有说明他本人不愿当国家主席的真正原因，从"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之说来看，似乎毛对国家主席频繁的国事活动十分厌倦。但是，他一直未说明，为什么他个人不愿意当国家主席，中国就不能设这个职位、就不再有国家元首？事实上，从他关于"因人设事"的说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完全把国家主席这一代表国家荣誉和国体尊严的职位看成是为他一人而设、可有可无的"形式"，他个人不喜欢承担国事活动的责任，就宁可国无元首。这种"朕即国家"式的霸道，反映出毛泽东根本缺乏现代国家的观念，将国事玩弄于个人的股掌之中。

毛泽东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恐怕不完全是害怕为国事礼仪活动操劳，因为周恩来明明已为他设想了解除这一后顾之忧的具体办法，他仍不肯改变初衷。那是不是其中有一些毛泽东连对政治局常委也无法明说的难言之隐呢？

国内对此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即毛泽东坚持不设国家主席只是为了不让林彪当国家主席，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因为，毛若不想让林彪当国家主席，只需提名另一人即可，以毛当时万众拥戴、一呼百应的权威，必然会得到"热烈拥护"、"一致通过"。但毛显然不作此想。

[44]

国内另有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担心别人当了国家主席后他又会大权旁落。"从1959年直到'文革'开始，随着中共中央主席与国家主席职务的分离，两者之间协调程度不断下降。同时，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却显得越来越活跃，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某些时候，刘少奇甚至成为事实上与毛泽东分工负责的最高领袖之一。这种情况本来无可厚非，从比较宪法的角度看，实权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最高地位，甚至是唯一的最高地位，当属天经地义。但在我国，这却带来了国家实权元首制度的彻底崩溃，实权元首制度本质上与我国政治制度所规定的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相冲突，党的最高领导地位必然地排斥国家元首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在政治制度还不太完善，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至高无上的情况下，国家元首的地位和作用过度扩张，并不是人们对制度和行为深思熟虑的结果，它必然带来国家元首制度的根本性崩溃。"

[45]这种说法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但还缺乏必要的事实依据，尚待进一步探讨。

如果我们摆脱在"文革"时期形成的思维习惯，抛弃"两个凡是"的观点，就会发现，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蛮。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毛泽东硬把"设国家主席"与批判林彪集团联系起来、搅在一起了。林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受到毛的赏识而得以爬上高位，干了许多不得人心的坏事。于是，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的无理便似乎变成了有理，甚至是有功。"庐山真面目"便被罩上了一层人为的迷雾。如果事实上"设国家主席"之争根本就不是毛泽东要打倒林彪的真正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以上分析其实提出了一个探讨"林彪事件"真相的重要线索。

【注释】

[1]此事《周恩来年谱》记载是8日，汪东兴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是7日，此处依汪说。

[2]批示内容不详。

[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页227。

[4]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页21。

[5]金冲及，《周恩来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1970。

[6]出处同上。

[7]出处同注[4]，页26。

[8]出处同注[5]，页1971。

[9]《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386至387。

[10]

汪东兴列席了此次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他后来在回忆录《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没有专门述及以上情节，但从他回忆录里引述的二十多段对话中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是平和的，并未发生尖锐的争论或对立。由此可见，当时政治局常委多数与毛之间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重大政治事件。

[11]出处同注[5]，页1974。

[12]出处同上。

[13]叶永烈，《陈伯达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年，页523。

[14]出处同注[5]，页1976。

[15]出处同上，页1976。

[16]此为何人不详，似乎可以肯定不是"林彪集团"的人，否则在整肃"林彪反党集团"时，此人一定会被指为林彪的急先锋而点名批判。

[17]出处同注[4]，页39。

[18]出处同注[13]。

[19]出处同注[4]，页45。

[20]出处同上，页44。

[21]这份会议简报当时被毛泽东指为"反革命简报"，"文革"结束后则已平反。

[22]出处同注[3]，页233。

[23]出处同注[13]，页530。

[24]出处同注[4]，页44。

[25]出处同注[4]，页99。

[26]出处同注[3]，页230。

[27]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7。

[28]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页39。

[29]出处同注[13]，页494至496。

[30]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页211。

[31]出处同注[3]，页209。

[32]出处同注[4]，页103。

[33]出处同上，页93。

[34]此文件有关内容见叶永烈的《陈伯达传》536页。

[35]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页215。

[36]

当时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见"周恩来等九位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员会翻印，1969年5月7日。

[37]

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而残酷折磨一些将军的例子，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见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页106至109。

[38]出处同注[35]，页219、167-169。

[39]出处同上，页172。

[40]

出处同注[30]，页96。例如，叶群在请人"改诗"（改好后冒充她或林彪的作品）时，她一边给找来改诗的空军干部打招呼，要求保密，怕传出去被人笑话，一边却又忍不住另找了"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空军司令部的其他一些人。结果是她自己没有保住密。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页150。

[41]出处同注[37]，页218。

[42]

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曾亲见林彪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巴卢库"热情地上前和他紧紧拥抱，林彪笨拙地接受了这一礼遇。……坐下来通过翻译寒喧了四五分钟。这次接见结束后，林彪回来一见我们工作人员就大有感慨地说：'和洋人打交道实在受不了……'。"林彪此后就不再单独接见外宾了。见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页330。

[43]"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页13。

[44]

据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回忆，他看过两份当时叶群与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记录，叶群请毛泽东秘书转告毛主席，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并由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并说"这是国内外人民的共同愿望"，毛泽东秘书回电话说，他已向主席转报了林彪建议，"主席听后'笑了'。主席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当吧？'"这两个电话记录是叶群事后口述让秘书于运深追记的。假如是真的，毛泽东这个"让董老当国家主席"的私下里的说法并未再公开提出过。也就是说，任何人当国家主席毛都不同意。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页384。}

[45]杨凤春，"论我国国家元首制度的演变及其未来发展"，《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6期，页19。

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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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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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九一三事件过去三十多年了，仍疑点重重。毛泽东南巡与九一三事件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为什么林立果的“三个方案”(上策在杭州、上海谋杀毛泽东，中策南飞广州，下策北飞苏联)每一个都没有展开，就被毛泽东粉碎?如果没有千里眼顺风耳，毛泽东凭什么料敌如神?本文根据目击者的回忆，试图剥离出历史的真相。

一、9月12日13时，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

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省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年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

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

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9月11日18时50分，专列在南京车站停了15分钟，继续北上。21时45分到蚌埠，停车5分；9月12日零时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2时45分到兖州，5时到济南，停车50分；7时40分到德州，停车20分；11时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15时36分，专列从丰台站开出，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

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

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丰台车站成了专列一路停靠最长的车站。毛泽东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

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侵，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

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二、谁把毛泽东到京的消息透给林立果？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

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

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

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三、在毛泽东眼中，直升机想把庐山炸平

文化大革命到1970年的庐山会议已经四个年头了。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文革全是主席搞的。毛泽东最初并没有想搞这么长时间，1967年他巡视大江南北时就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不能再搞了，明年春天一定要结束，然后开九大。国家需要安定，这从积极筹备四届人大可以看出来。可是1969年4月九大开过，1970年8月要开九届二中全会了，穿上了“红舞鞋”的文化大革命却仍然“舞”个不停。

庐山会议开幕前几天，庐山北面十几公里的九江机场日夜轰鸣，飞机频繁起降。专机师师长时念堂到安庆坐镇，组织大型飞机换乘小飞机。他和空军航行局局长尚登峨专门到九江机场和庐山会场附近勘察地形，选直升机在山上的着陆点，然后派两架伊尔-14和四五架云雀直升机前去值班。

汪东兴回忆，庐山会议前，我提前到庐山看毛主席要住的房子。到了庐山一看，吓了一跳。在毛主席的住房上边，正轰隆隆地炸石头，程世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军区政委)事先也没把这件事告诉我。这是在搞什么?程世清说，在修飞机场。汪东兴不解，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程世清说，这块地方大，直升机降落比较安全。汪东兴说你们在这里修机场，经过哪里批准?程世清说，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说什么时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汪东兴马上到现场去看了一下，飞机场已经快修好了。他说，这个机场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这样会影响主席休息和办公。程世清说，那怎么办?汪东兴当时没有答复。回到杭州，他把修机场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马上警惕起来，问谁下的命令呀?汪东兴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你打电话问问总理，看他知不知道。

周恩来也不知道。汪东兴说，这可就麻烦了，你也不知道?周恩来马上询问，黄永胜(总参谋长)知道。黄永胜说，因为有些老同志要上庐山，坐汽车走盘山路身体受不了，坐飞机又快又安全，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机。周恩来问，你这么决定，报告中央了吗(意思是你报告毛主席了吗)?黄永胜说他报告了林副主席。于是，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东兴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没再说什么，点了一下头，但心里无疑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拿出《我的一点意见》，里面有一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九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毛泽东讲到庐山会议的这场斗争，又提到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借助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就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以后毛泽东南巡时对华国锋谈话，除了特意提到庐山上有人搞突然袭击，又特意点到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

毛泽东反复说“炸平庐山”，“典故”就出自正在修建的庐山小机场。

几架小小的直升机，真能把庐山炸平吗?

周恩来“追”到黄永胜那里，没再往林彪那里“追”。就是周恩来“追”到毛家湾，也是叶群接电话。作为林办主任，叶群在很大的程度上控制着林彪。林彪身体不好，一向由叶群出面，林彪的意见要由叶群把关，有时她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推延或谢绝，甚至假传“圣旨”。毛泽东南巡时特意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如此说来，林彪不太可能知道庐山上修机场。在“太岁”头上修机场，实在非同小可，如果林彪知道，为什么不请示毛泽东呢?按照他的“原则”，他一定要请示。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现有资料看，机场一点点大，也不是秘密工程。是为了政变吗?没有证据。这时林彪的地位虽然有些动摇，但矛盾还没有激化。林立果搞《571工程纪要》是庐山会议以后1971年3月的事情。而毛泽东对林彪的怀疑越来越深，林彪兵权在握啊。

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整整考虑了三天，挥笔在陈伯达编的论天才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拿陈伯达开刀的当晚，张耀祠回忆，毛主席忽然提出不在美庐过夜，秘密挪到l00多米外的175房。那原是几家普通民房，大会前居民迁出。房间又小又破，毛泽东不准工匠修理，以免走漏风声。

下了庐山，但庐山上的硝烟飘到了北京。

华北会议后，2月19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2月20日，黄吴李邱写了一个表态性的报告，毛泽东又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3月24日，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做出批示，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同时通过江青传话，让周恩来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检讨说一说。3月25日，周恩来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修改黄永胜等三人的检讨，决定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

3月26日，周恩来将黄永胜等人的检讨送给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彪，井说准备向林彪汇报。李德生回忆，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阶下。但林彪不“领情”。毛泽东对周恩来就会议安排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后，林彪只让秘书代写“完全同意主席批示和会议安排”，并公然注明“遵嘱代写”。吴法宪(空军司令员)回忆，九大后，周恩来觉察到毛泽东对林彪日益不满，托人劝说林彪不要老呆在家里，出来做点工作，到下面走走，搞点调查研究。但林彪婉拒，说谢谢总理的好意，我的身体确实不行，连出去转转都不敢了。4月1日，周恩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林副主席要我们转报主席，他对主席从庐山会议以来的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关于今后的工作方针和措施，都完全拥护和支持，并认为完全正确，效果显著。这次会议把陈伯达揪出来，真是最大胜利。他对几位同志(黄永胜等人)的检讨很高兴，要吴法宪、叶群同志重新写一次书面检讨。在结尾，周恩来说我们表示希望林副主席在春暖花开时回到北京，林副主席听了很高兴，要我们代向政治局同志问好。

四、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4月7日，毛泽东掺沙子，把纪登奎、张才千等“沙子”掺进军委办事组。

4月15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有中央、地方和部队负责人99人参加，加上正在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43人。周恩来代表中央作总结，按毛泽东定下的调子，点了五大将(黄吴叶李邱)的名，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上去了。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希望他们认真改正错误，实践自己的申明。同时周恩来检讨他在这个问题上督促、帮助不够的错误。

4月19日，会议中间林彪回到北京。4月20日，周恩来致信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主席的批示。希望林彪能够出席会议，讲几句话，林彪拒绝。4月24日，周恩来在书面汇报上说，会议希望主席、林副主席能见大家一次，如能给大家讲几句话更好。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我这几天不出门。

4月29日，批陈整风汇报会终于“平安”结束。

5月1日，林彪在周恩来再三劝说下，勉强登上天安门城楼。但只坐了十多分钟，没有与毛泽东说一句话，这是林彪与毛泽东的最后一面。

6月15日，心情阴沉的林彪坐专列又去了北戴河。

8月5日，叶群以检查乳腺癌为由，回到北京与黄吴李邱密谈。8月6日晚，邱会作带夫人胡敏来到毛家湾，谈到深夜。周恩来特意打电话问候，听说叶群正在接待客人，马上追问是哪些客人。陪江青在青岛活动的吴法宪，接到夫人陈绥沂的电话，说叶群回北京治病，要他回来看看叶群。当晚23时15分，吴法宪从青岛打来电话，8月7日上午匆匆回京，15时带夫人到毛家湾，与叶群密谈。8月8日下午，黄永胜与叶群密谈近三个小时。23时政治局会议后，吴法宪、邱会作又来到毛家湾，以后胡敏也来了。胡敏是带三O一医院的人到毛家湾看电影，叶群对给她看病表示感谢。电影看完，别人都走了，胡敏到会客厅看叶群正与他们谈话，也留了下来。谈至8月9日凌晨3时。吴法宪交代，交换了情况，分析了形势，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了，意思是要硬干。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失。叶群让吴法宪除整好空军外，特别要抓好广州军区空军和武汉空军的工作(难怪毛泽东南巡的重点是武汉和广州呢)。叶群还说，林彪的身体和毛主席比较起来，差得远，怎么也拖不过毛主席。这话叶群在1970年庐山会议前就讲过一次。

邱会作交代，叶群说，要端就端嘛，把林彪端出来了就下台了，现在大家把问题好好想一想，看怎么过关，林彪总是关心大家的，只要林彪没有事，锅里有饭，就不愁碗里空。胡敏回忆，叶群说，我们的“关”过得去过不去还是个问题，怎么办?这要看主席保林的情况。从现在看，主席保林是有个限度的，许多迹象表明，可能要把林彪的问题往外端。这次开会要早点做与咱们观点一致的人的工作，经过一场斗争，再向主席“请愿”整他们，若主席不答应，就向主席“示威”，求得解决。叶群说，看来咱们是过不去了，主席要把首长往外拿了。把首长往外拿，咱们就都保不住了，得想个办法。吴法宪说，只有斗争。邱会作说，斗争还得有斗争艺术，要取得胜利，还得给下面做工作。叶群问串连工作做得怎么样了。8月9日下午，叶群乘飞机回北戴河，黄吴李到机场送行。叶群到山海关机场，林立果亲自迎接，真让叶群“受宠若惊”。8月10日，叶群从北戴河给吴法宪打电话，叫他“不要放炮”。

8月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他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的分工。8月9日周恩来陪缅甸政府总理奈温前往广州参观访问，临行前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毛泽东的护士长)同志以保密电话告诉我，或告(王)海容(毛泽东的侄女)转告。8月12日下午周恩来飞回北京，立即到毛泽东那里面谈，之后毛泽东下了南巡的决心。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会上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文件发给军事系统60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他们扣住了，只发了7份，传达范围非常窄。去年7月被毛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打招呼，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毛泽东南巡时说，批陈整风汇报会，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李德生回忆，经过批陈整风，毛主席从大量的揭发材料看出，林彪一伙进行的一系列活动十分可疑，他决定去南方视察，进一步了解情况，并为即将召开的九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南巡前，7月11日，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重写的检讨批转周恩来，说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一并向政治局报告，作适当处理。

汪东兴认为，庐山会议后，揪出了陈伯达。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了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在党内进一步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一伙的阴谋活动，以加强党内的团结。毛泽东在杭州说，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

其实，毛泽东这时正身染重病。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到南昌住了两天。回到北京，到1971年8月15日南巡前，他哪里都没去。因为他在庐山上游泳受了风寒，1970年10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转成肺炎，因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在，周恩来派了三名专家级的医生来。一听诊断，毛泽东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发了两天脾气，连病也不再看了。对高龄病人来说，病情变化非常快，汪东兴不得不召回正在千里外巡回医疗的保健医生。保健医生虽然也认为是肺炎，但他深知毛泽东的脾气，说仍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毛泽东非常高兴，用双拳锤击前胸，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于是，恢复治疗。

病中的毛泽东开始南巡，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在酝酿着一场新的“风暴”。

五、南巡第一站选在武汉

8月15日13时，毛泽东坐专列南下。

8月16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前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分别谈了宣传、常务、生产、军事等。汇报结束周恩来说，毛主席提议，党中央决定国庆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在各项准备工作正逐步就绪。

这番话对“北戴河”震动很大，九大前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不就把刘少奇抛出来了吗?九届三中全会是不是要把林彪抛出来呢?

就在周恩来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的同一天，8月16日，毛泽东到了南巡第一站武昌。顾不上天气炎热，甚至连口气也没喘，就与刘丰(武汉军区政委)谈话，只有汪东兴在座。8月17日毛泽东又与刘建勋(河南省委负责人)等人谈话，刘丰也来了。谈话刚开始，毛泽东就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汪东兴回忆，毛泽东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接着毛泽东谈到“三要三不要”，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泽东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50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史，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

毛主席把话题转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

刘丰从来没看到过毛泽东关于谈到庐山会议时那种严厉的表情，点名批评了黄吴李邱，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还说庐山这件事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接着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性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性的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着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泽东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说穿了是树他自己。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彪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要动军队干坏事，听你的?最后，毛泽东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几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

8月25日，毛泽东将已从湖南调国务院的华国锋从北京召来，话说得更重更透明了。

8月27日14时，刘丰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见面就问怎么样?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毛泽东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也曾同刘丰谈过一次。据汪东兴说，当时刘丰的态度不明朗。所以这回刘丰忙检讨，说这几天想得比较多，庐山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毛泽东说，你沉重什么?你们就是太急了，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然后毛泽东再次谈到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一天半，而是三天。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我讲的话，有时一句顶一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对刘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

谈话结束，毛泽东谈到《国际歌》，问刘丰看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丰说没有看到。毛泽东叫张玉凤（毛泽东秘书）去拿。刘丰送毛泽东上车，毛泽东让张玉凤、吴旭君唱《国际歌》，并和刘丰一起唱，毛泽东说，要学习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25周年那篇文章，要学唱《国际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毛泽东说，《国际歌》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700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的问题。要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能实现。要团结起来，不能搞宗派主义，不要搞山头主义……要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你们还听不听指挥啊?接着毛泽东还打着节拍，和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一段讲一段，毛泽东说，歌里头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呀?南巡中，毛泽东经常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且非常注意观察对方的态度。汪东兴认为，毛泽东这时带头唱这两支歌，是非同寻常的。

刘丰得天独厚，先后听毛泽东长谈三次。毛泽东为什么把南巡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又格外厚爱刘丰?湖北是林彪的家乡，刘丰曾是武汉空军政委，文革初期林彪曾与刘丰、曾思玉有一番讲话，被印成文件。那么刘丰是不是林彪死党呢?

六、毛泽东要广州军区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8月18日至24日，整整一个星期，毛泽东“闭门”不出。是在等吗?看是不是有人把消息透给北戴河?毛泽东叮嘱刘丰谈话内容先不要传达，尤其对北京要绝对保密。如果是一般人不敢违抗最高指示，但如果是“死党”，上刀山下火海也是要报告的。

刘丰遵守“纪律”，没有往“北京”报告。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也谈话三次。

8月27日21时，毛泽东抵达长沙，与卜占亚(湖南省负责人)和随同到长沙的华国锋谈话。8月28日21时，毛泽东将刘兴元、丁盛和韦国清(广西省负责人)召到长沙谈话。毛泽东对丁盛、刘兴元不很熟，谈话开始前，分别问了他们的简历。丁盛说参加过七大，打过锦州，还讲了参军的时间和在红四军工作的情况。毛泽东笑着说，你可不要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主义呀！毛泽东又指着刘兴元说，你也要注意。随后还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旁听的汪东兴认为这是毛泽东为了不让他们太拘束，却不知道毛泽东另有用意。毛泽东强调，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他是打了胜仗的人嘛，以后就是林彪。他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这么些事来。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强。毛泽东不仅点了黄吴叶李邱，还点了林彪。最后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主任。你们这几位夫人怎么样?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免得误事。今天就讲到这里。

谈话后由汪东兴组织座谈了一次。8月29日，汪东兴将座谈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边听边插话。汇报到刘兴元、丁盛、韦国清检讨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所犯的错误时，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是马列主义没有学好。你对丁盛、刘兴元了解不了解?汪东兴说，不了解，只是在开会时有点来往，平常没有联系。通电话也是因为有事要办，没有深谈过。这一次他们谈得深一点，摆了摆思想问题。

8月30日上午，毛泽东在离开长沙去南昌前，又找刘兴元、丁盛、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问，你们座谈两天了吧?怎么样?每个人都汇报了一番。

毛泽东说，一说英明领导，我就不寒而栗。我并不是什么英明领导，我不过是在下面的报告上批几个字，写上几句话，下面供给材料给我的脑子进行加工。你们都说过英明领导吧?当然，没有领导不行。没有一个英明领导，那你那个广东省怎么能管得起来呢?广州军区三个省有一亿多人口，你们管得起来吗?不过你们心中要有个数，不要光在报纸上登(指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到处走一走，和你们吹一吹，人数不要太多了。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毛泽东指着刘兴元问，你会写文章吗?不会。又指着丁盛，你呢?丁盛说，文盲，主席的书还可以看得懂，外国的书看不懂。毛泽东说，那怎么办啊?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上午一本，下午一本，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有的人太忙了，只是看了一份《参考消息》，太少。你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叫秘书、秘书科长们看，他们看了以后，给你们的耳朵里吹一吹风。

针对林彪一伙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不要做结论，结论要由中央做。99人会议(1971年4月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你们都到了，总理也做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位大将的检讨，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位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做了总结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谈到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说，庐山这一次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做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做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看他呀，那些人帮了他的倒忙。那些人也不和我通气。你们经常和我通一通气，也可以嘛。给你们通气了没有?（都回答没有)我这一次也是给你们通个气吧!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嘛。像汪东兴沾了个边，他在1300人的会上做了几次检查，他也没有倒嘛。你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倒不了。当然也有少数人幸灾乐祸……毛泽东望着刘兴元说，我看你这个人比较爽快，说话不那么吞吞吐吐。刘兴元说，我有急躁粗暴的毛病。毛泽东说，我这个人也急，要改。毛泽东还对丁盛和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

不知道是不是毛泽东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包括林彪的老部下丁盛、刘兴元在内，“诸侯”们个个金口紧闭。77岁高龄的毛泽东“周游列国”，他不坐飞机，但“各方诸侯”要派飞机接送。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只知道专机接了谁，却“探”不到谈话内容。而“北戴河”最关心的就是谈了什么?叶群、林立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明明知道毛泽东谈话的内容与林彪有关，就是打听不到，知情者似乎都在有意回避。

8月26日，毛泽东南巡离开武汉前一天，林立果召集了一次会议。于新野记录：成绩很大；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由明斗转为暗斗；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的“战争”；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此记录清楚地表明他们还不了解毛泽东南巡的内容。

仅凭这一点，林立果“吹”他在毛泽东身边有“特务”，纯粹是瞎说。

试想刘丰如果在8月16日透露，丁盛、刘兴元如果在8月28日透露，那“九一三”就不是“九一三”了，肯定会提前。但是“可惜”，从8月16日到9月6日，毛泽东的谈话被他自己的命令死死“封锁”，“大棒”始终没有挥动起来，北戴河的“蛇”不动，“虎”也不动。这怎么行呢?总得让某些人“立功”吧。一定要让北戴河知道。广州军区是四野南下的最后根据地，林彪是四野司令员，在四野威信最高，他的老部下中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封锁”林彪。毛泽东让汪东兴通知丁盛和刘兴元，向广州军区师以上干部传达他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

七、"北戴河"终于得知

既然有令在先，不许外传，为什么让广州军区大张旗鼓地传达呢?想当年杨勇（北京军区司令员）就是因为传达了某次会议的内容，结果被抓，一关四年多。如果没有“圣旨”，再借给丁盛、刘兴元几个胆子，他也不敢开大会传达。此举一箭三雕：既给林彪透了个信，又可以发现“死党”，同时也给广州军区绝大多数干部打了“预防针”，别跟着林彪跑。汪东兴回忆，主席跟我讲，我讲了一点意见，（广州）他们回去向师以上干部传达，2000多人(哪里有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他(林彪)就不敢去了，只有往北(苏联)走。九一三事件两个月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南巡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

9月5日，丁盛、刘兴元从长沙回到广州，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广州军区2000多名师以上干部大会，由刘兴元“吹风”，传达毛泽东讲话的主要内容，这在南巡的省份里绝无仅有。别说天高皇帝远的广州，就是北京，也只有很小的一个圈子知道最高层的分歧，甚至上了庐山的大部分中央委员，都“受骗上了当”。广州军区的传达会议开了一个下午，还没开完，晚上接着传达。规定三条纪律，不准记录，不许传达，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毛泽东南巡讲话矛头直指林彪，而且传达到广州军区师一级的干部了，却不准往北京传，不准“林副主席”本人知道，他的本意是想完全封锁他的南巡讲话吗?是真不想让林彪知道吗?不！他想让林彪知道，他太想让林彪知道了。因为林彪不知道，就不动。不动，就抓不住他的“辫子”。毛泽东一路上说了林彪那么多的“坏话”，用意很明白，就是要传给“北戴河”，就是要叫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就是要激对方“狗急跳墙”。他南巡讲话中的字字句句，都是“大棒”，就是要打草惊“蛇”，敲山震“虎”。“北戴河”知道了，必然要蹦起“三丈高”，决不会乖乖地把头伸到案板上等着挨宰。

这是一种战术呢?还是一种策略?反正欲擒故纵，毛泽东就不相信，广州军区这么多师以上干部中就没有人“狗胆包天”?倒是要看看，谁是林彪的亲信?三令五申不准向北京传话，传话的人一定和林彪是一伙。

果然，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钻进了毛泽东的“圈套”。会议不准记录，他偷偷往香烟壳上记了几笔，回家顾不上吃晚饭，先给周宇驰打了个电话。因为晚上还要接着传达，约定传达完后再打电话。23时35分，于新野来电话，听顾同舟讲了一个多小时。要点是十次路线斗争，三项基本原则，三条方针，强调干部多读一点书并且加强路线斗争的教育，不要老婆当秘书，不要搞吹捧，对青年人更不要搞吹捧，要加强军队的军事训练，军队要防止骄傲，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周宇驰原定9月6日到广西桂林，临时改变计划，9月6日一大早，周宇驰打电话向林立果报告，15时驾直升机和于新野带着15页的电话记录，飞到北戴河。

9月6日晚上，周宇驰给顾同舟打电话，昨天晚上于新野的记录我们都看过了，林(立果)副部长也看过了，我们非常感谢你，你在关键时刻立了一功(全然不知中了计)。林(立果)副部长让你再整理一份文字稿，派人送到北京来。也是，顾同舟不是当面“聆听”，而是听的传达。林立果听的是传达的传达，难免走样，还是要争取最“原始”。顾同舟连夜整理出长达50页的材料，9月9日下午，派妻子张亚青坐34师的飞机送到北京。并附上一封信，说传达中除主席提到副主席(林彪)外，主持会议者丁盛和传达者刘兴元都没有提到林彪。在那种时候，毛林不可分，怎么就分了呢?顾同舟说，我想到，主席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

确实，有些内容涉及到林彪，刘兴元并没有传达。

非常巧，林立果9月5日夜里得知情况，叶群9月6日夜里也从另一渠道得到了情报。

9月6日，李作鹏(副总参谋长、海军政委)陪朝鲜人民军代表团访问武汉。刘丰到车站迎接，终于打开了“金口”。李作鹏探到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马上想到三条，一是庐山会议的事还没有完，二是“纲”上得比庐山会议时更高，三是矛头似乎指向了林彪。因为毛泽东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自己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办公室主任。

李作鹏非常震惊。第一个反应不是没事了嘛，怎么又“兜”出来了?而且“纲”上得更高了。毛泽东南巡前，对黄吴叶李邱的检讨都有批示，除了吴法宪，几个大将都过了关。毛泽东对邱会作说，你这个检讨是你自己写的吗?邱会作说是。毛泽东说，我死了以后，你就当国家主席吧。从口气中听不出讽刺，倒像有一种赞赏。毛泽东在北京还亲口对黄吴李邱说，你们的检讨到我这就为止了。几个人都非常高兴，专门到京西宾馆吃了一顿饭表示庆祝。这之后，除了吴法宪和叶群的日子还难过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都一身轻松，以为他们的检讨真过了关。

可是，毛泽东南巡为什么又说得这么重?心情非常紧张的李作鹏当天从武汉返回北京，下午与朝鲜军事代表团进行最后一次座谈。送走外宾，黄吴李邱都没走，等着一小时后的告别宴会。李作鹏把黄永胜拉到角落说“悄悄话”。吴法宪凑过去，你们嘀嘀咕咕什么呢?李作鹏说，毛主席在武汉的谈话。这半年来，吴法宪因在庐山上“冲锋在前”，日子越来越难过，甚至想跳楼自杀。他心急火燎，当然想知道毛泽东南巡讲了些什么。他说，这么重要的情况，你给我们一起讲讲嘛。叶群安慰他，你不要误会，也不要再打听了，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9月6曰晚上，黄永胜的电话来时，叶群正与林立果密谈，不接。黄永胜急了，27分钟连要三次，最后说有重要事情，这才接通了叶群，通话时间长达58分钟。21时至23时，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密谈。之后，叶群与林彪密谈一个多小时。

1971年9月17日，顾同舟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被逮捕，1982年3月，军事法院判处他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罪行只有一条通敌罪。把毛泽东南巡的内容泄露给了“北戴河”，促使他们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李作鹏没事，他向黄永胜汇报，“理直气壮”。黄永胜是总长，是上级，李作鹏是副总长，当然应该通个气，他要求黄永胜不要告诉“北戴河”。但黄永胜回到西山，就捅给了叶群。所以黄永胜的罪名有一条和顾同舟一样。

9月6日，“北戴河”分别接到顾同舟和黄永胜的“情报”。就这样，“蛇”动了，“虎”也动了。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接下来的六天，一天比一天更惊心动魄。一生中有着丰富军事、政治斗争经验的毛泽东，对付林立果这个毛孩子和叶群这个妇道人家，简直是老鹰捉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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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风火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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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八、许世友和韩先楚赴南昌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时，就叫汪东兴提前通知许世友(南京军区司令员)和韩先楚(福州军区司令员)到南昌来。8月31日17时，先由汪东兴向许世友、韩先楚传达毛泽东在湖北、湖南的谈话内容。21时，毛泽东到达南昌，说既然车停好了，许世友也刚来不久，那就干脆在火车上谈吧。22时多，毛泽东与程世清、许世友、韩先楚等开始第一次谈话。

毛泽东开门见山讲党的历史，十次路线斗争都是要分裂党，但没有分裂成。毛泽东对许世友说，长征路上，张国焘搞分裂，成立伪中央，你是清楚的。许世友赶快声明，伪中央没有我，有陈昌浩等人。毛泽东摆摆手，表示并没有把许世友划到张国焘一伙中去。接着谈了陈独秀搞分裂，又说到去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说，许世友同志啊，你与上海、浙江的关系有些紧张，有些问题呀?许世友马上说，我与上海(张春桥)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保我，一直为我说话，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毛泽东说，覆盖不对。不应该覆盖嘛，让人家去看嘛，有什么关系呢?许世友又补充说，我与王洪文(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的关系也比较好。

当然，连坐在一边的汪东兴都听出来了，许世友说的并不是心里话，他恨死了张春桥。但在那种时候，他不这样说又怎样说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许世友呀，应该高抬贵手，刀下留人。汪东兴注意到，许世友听到“刀下留人”，非常紧张。许世友连忙说，哎哟，我和浙江南萍(浙江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的关系请中央派人来调查。浙江问题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1969年1月8日至2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4日周恩来与许世友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包括许世友在内的南京军区、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等10位领导干部参加(名单由许世友拟定，并由周恩来报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要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如今两年多过去了，浙江的武斗仍没有停止。毛泽东问许世友，据说舟山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这个司令员有没有责任呀?那样搞武斗，南萍有责任，但都是南萍的责任吗?

毛泽东转身与韩先楚又说了几句，韩先楚的情绪比较轻松。毛泽东说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吗?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朱德、周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对许世友说，你们和张国焘是一个部队的，你们要接受这个教训。

毛泽东屡屡提到张国焘，又提到“缔造”“指挥”，实在让许世友心中不安。他转移了话题，说主席呀，有“516”分子怎么办呢?毛泽东说，怎么又谈到“516”啦?许世友说，“516”在南京相当厉害。文凤来是“516”分子，这个人到上海，要毒害毛主席。毛泽东问，毒害我的事，你们查清楚了没有呀?许世友回答不上来。毛泽东说，这件事，你们要查清楚，不忙做结论。接着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们南京军区不是有一个有名的王林鲍(王必成：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林维先：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鲍先志：南京军区副政委)吗?还有别的人，他们都是造反派吗?许世友说，他们都是造杜平(南京军区政委)的反。毛泽东问，他们为什么不造你的反?许世友说，不，他们不造我的反。毛泽东说，你这个地方缺少一个“宰相”。“宰相”很重要啊，我准备另找一个政委帮帮你的忙。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零点了，毛泽东要汪东兴组织许世友他们先座谈一下。

许世友和韩先楚都是“打猎迷”，两位好朋友难得碰到一起(许世友最佩服韩先楚，说老韩的胆子比鸡蛋大)。9月1日下午开完座谈会，他们就高高兴兴打猎去了。

而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本来就带着病，连日的奔波和谈话，加重了感冒，下午体温38度多，晚上卧床休息。9月2日上午8时，毛泽东起了床，说我们要走了，怎么办?汪东兴说，您看呢?毛泽东说，还是见他们一下吧。汪东兴马上通知许世友、韩先楚等，可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们了。汪东兴急得够呛，心想这下糟糕了。半个小时后，才摸到他们的行踪。好在跑得不远，马上派人把他们“抓”了回来。

这一次谈话时间不长，只有40分钟。毛泽东说，今天我要走了，汪东兴向你们传达我在路上的谈话，你们也谈了谈。昨天座谈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意见没有?韩先楚没有“包袱”，抢先说，我在座谈会上说，要听毛主席的，九届二中全会我们大家都起了哄，我们犯了错误，我们做自我批评，请主席放心。(说到庐山会议，许世友也还是有理直气壮的地方。在庐山，毛泽东让许世友摸他的手，说我的手凉，脚也凉，你回去做做工作，我不能当国家主席。许世友马上四处做工作，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违背他老人家的意愿，又不利于党的事业，是完全错误的。)许世友请示说，主席，您到浙江找不找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与南萍的矛盾)?毛泽东说，不谈这个问题，到浙江不谈这个问题啦!许世友问，那我回去吗?毛泽东说，你回南京去吧，下午我也走了。

8月31日21时，毛泽东到南昌后，程世清向汪东兴报告了周宇驰带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让南昌仿造，第二次来又用飞机拉走了。据总政保卫部侦察和汪东兴证实，确有此事，但汪东兴说，不过程世清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我让他直接向毛主席报告。9月1日、2日，程世清两次单独向毛泽东汇报。

据程世清交代，他向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1、8月24日24时，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打电话要我去汇报华东组的讨论情况，并带我到叶群那里。我把叶群谈的问题报告毛主席。我还说，“四大将”一定是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先把“四大将”的问题弄清楚，叶群的问题就搞清了；2、7月周宇驰曾两次到南昌，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汽车，要江西仿制。7月底再来很神秘、鬼祟，把改装的水陆汽车很快用飞机运走，我怀疑他们要逃跑；3、林豆豆几次来江西，对程世清说，你见主席也说说，叶群好多事包括到政治局开会，瞒着首长(林彪)，林立果也不知在下边干些什么。从林豆豆言谈中，可以看出她与家人有矛盾；4、在延安党校时就有传说，叶群是特务。也有人怀疑，林彪的病是叶群搞的。林彪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搞“四好”、“五好”，闹得矛盾很多，相互不团结，事故很多，副作用大。毛泽东说，你搞一个调查报告给我。并说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将来只准报告总理，别人不能讲。

九、在杭州，毛泽东觉察到“北京”动了

恐怕不仅仅是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的警惕吧?据随毛泽东南巡的同志回忆，当时毛泽东没有对身边的人讲起过，事后也没有对谁讲过。不过能够感觉到，南巡到南昌，毛泽东的行动急了，但真正紧张是在杭州，毛泽东离开南昌到杭州后，就神出鬼没了。汪东兴说，主席历来是说走就走。但突然改变行程，有些做法不合常规。毛泽东改变了南巡以来的做法，不再像武汉、长沙、南昌那样，长时间地和当地负责人谈话，行动非常警觉，而且对陈励耘(空5军政委)表现出明显的反感。

陈励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党，历任抗大九分校指导员，新四军一师山炮营政委，华东野战军第六纵队团政治处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军某师副政委、政委。能说会道，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有才华的师政委。1964年升任军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安系统。汪东兴说，陈励耘掌握着杭州的警备大权，直接指挥毛主席在杭州住所的警卫工作。

9月3日深夜，毛泽东到达杭州，陈励耘等前去迎接，一走进车厢，陈励耘就感到毛泽东很冷淡。当工作人员介绍他时，毛泽东说，你在庐山犯了错误吗?刚坐下，毛泽东又说，你同吴法宪的关系如何?吴法宪在庐山串连了几个人，有你陈励耘，还有上海的王维国，还有海军的什么人，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吴法宪搞了那一套，你们就跟着跑。陈励耘赶忙说，我在庐山犯了错误。毛泽东严厉地说，你不调查研究，你没有看到我在九大时就把那三个副词（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去了吗?你也不看一看文件?陈励耘说，我犯了主观唯心主义错误。毛泽东问，你们在山下没讲什么吗?陈励耘说，就是在山上那一次，会前在山下，我和吴法宪没见面。如果光是批评，还不至于胆战心惊，毛泽东离开专列到杭州住所，陈励耘等在门口迎接，毛泽东见了他，面露不悦，你，怎么又来了?陈励耘说，我，我分工管警卫，说着很快躲开了。

于新野9月8日上午从北京飞到上海，在机场碰上被召回北京的李伟信，于新野匆匆说了几句，现在形势很紧张，我到上海先给王维国打个招呼，下午要去杭州找陈励耘商量，了解毛泽东在杭州的情况。王维国只承认于新野给他看了毛泽东南巡的讲话纪录，和陈励耘一样坚决不承认于新野讲了暗杀的事。现在看，林立果的暗杀这时还没有开始商量，于新野怎么可能说什么?于新野9月8日18时多坐车从上海到杭州，21时多在医院见到陈励耘，追问毛泽东到底在杭州讲了一些什么。以后经过侦察，陈励耘确实没有泄露。刚入狱陈励耘承认谋杀，后来翻供，说当时是为了保护军里的其他同志。他根本不知道谋杀，没有人对他讲，他也没有想过谋杀毛主席，最后他被“免予起诉”。

那么，是什么事情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呢?9月3日零时，专列到达杭州，停在笕桥专用线上。9月4日、5日，汪东兴奉毛泽东之命向南萍等人传达毛泽东前几次的谈话内容。这时毛泽东同各地党政军干部的谈话已经不再绕圈子，汪东兴说，现在想来，那时的形势是极其危险的。毛主席对林彪阴谋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他并没有把知道的危急情况全部告诉我，他老人家没有作声，他沉着地待机而动。从9月4日至9日，毛泽东又“闭门不出”了，似乎在耐心地等待某位“嘴快”的先生，果不出所料，这回有了动静。

9月6日，“那一伙人”得到了毛泽东南巡讲话的内容，开始疯狂的策划。

汪东兴回忆，毛泽东得到新的情报，有知情者暗示杭州在准备飞机。一些多次接待过毛泽东的工作人员也反映了一些反常情况。还有人指责毛泽东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都是过去没有过的事情。

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采取了种种措施，果断地摆脱“控制”。9月8日深夜，就在林立果带着“手令”飞回北京，于新野正和陈励耘在医院密谈时，毛泽东下令专列从笕桥机场的列车专线上转移。汪东兴问向后(金华)还是向前（上海）?建议转向绍兴，即转移到杭州到宁波的一条支线上。绍兴离杭州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这是个缓兵之计，从战略上说，显然容易让人产生错觉，毛泽东并没有离开杭州的意思。毛泽东说可以，那样就可以少走回头路了。

汪东兴马上布置，打电话给陈励耘。秘书说，陈政委不在，您有什么事情跟我讲。汪东兴说，专列要转移，这个事对你讲，你能办成吗?秘书说，能!汪东兴说，你可以试着办一下，不过还是要找到陈政委。汪东兴心里打了个问号，这个时候，陈励耘到哪里去了?他对张耀祠说，天气太热，专列转到新的地点后，给主车和餐车上面搭个防晒的棚子。这些情况，汪东兴都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

是巧合吗?现在想，林立果在北京议论杭州用轰炸机炸专列，毛泽东接着要搭个防晒的棚子，是防晒吗?是怕轰炸吧?怕轰炸机轰炸，把专列伪装起来!此举说明毛泽东对“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明察秋毫!

汪东兴认为，这时毛主席还不知道林彪的那个“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伙进行武装政变的计划。但是，毛主席凭着他多年高度的警觉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在思想上、行动上已做了各种防范准备。不过汪东兴也说了，毛泽东知道的比他多。试想如果毛泽东连轰炸专列都知道的话，怎么可能不知道“手令”?所以不能断然下结论说毛泽东不知道。

9月9日凌晨，专列转移到靠近绍兴的一条支线上。

9月10日吃过午饭，毛泽东突然对汪东兴说，立即把专列调回来.马上走，不要通知陈励耘他们。毛泽东似乎知道陈励耘的“活动”，对他分外警惕。汪东兴说，不通知不行。为什么呀?您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都通知了，走时不通知不好，路上的安全，还是要靠地方。毛泽东说，那就不让陈励耘上车来见，不要他送。汪东兴说，那也不行，会打草惊蛇，是不是请南萍、陈励耘……毛泽东打断，还有一个，空5军的军长白宗善，这个人也请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请他见面?毛主席和白宗善握手时问他，你为什么不来看我?陈励耘赶快解释，他那天值班。

毛泽东说，庐山问题不那么好，但没有庐山会议，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不彻底，还没有总结。光开不到一百人的会议不行，军队还可扩大到军长、政委参加，地方也要有相当这一级的同志参加。毛主席进一步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和陈伯达的问题。说庐山会议，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出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那几个副词我圈掉过几次了，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最后谈到军队问题……

讲了那么多，毛泽东却没有告诉他们，他马上要走。汪东兴回忆，当时我也发现有些现象不正常。杭州我们不能再待下去了，便转往上海。由于我们行动非常快，使得陈励耘和王维国等人措手不及。

十、林立果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

毛泽东谈话时，汪东兴忙着调专列。13时40分，专列由绍兴返回，14时50分抵达杭州。14时30分至15时40分，毛泽东同浙江省及军区负责人南萍、熊应堂、陈励耘谈了一个多小时。刚送走他们，16时毛泽东的专列就开出杭州。临走没通知任何人，陈励耘却来了。据汪东兴说，没让陈励耘上专列，只与他握了握手。陈励耘问车开后，要不要通知上海?其实汪东兴已经通知了上海的王洪文，因为陈励耘在汪东兴的屋子里，他躲到毛泽东的房里给王洪文打了一个电话。当然汪东兴不能说他已经通知了，他让陈励耘打电话给王洪文或王维国，这两个人都可以，就说我们的车出发了，还是在那个支线上停住。后来汪东兴核实，陈励耘确实打电话通知了王洪文。

18时10分，专列开进上海，停在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支线上。张耀祠介绍，毛泽东专列是三个列车，一个开道，一个后卫。中间的专列本身可以倒着开，一个车头，两节车厢。这次随毛泽东南巡的中央警卫团干部队100多人，个个精选，除少数看家外，多数都随主席外出，前卫、后卫车都上了部队。要是路短坐汽车，人就多一点，带路车前有吉普车，后卫还有大队部。主席外出都有一套方案，内卫是我们的，道路、山川是当地的。在哪一个省行走，由哪一个省负责，责任都在他头上。要把桥看好，容易出事的地方都要放警卫。张耀祠说，1970年庐山会议性质是什么，当时会上没做结论。毛泽东沿途打招呼，我们一直很紧张，对接近的人都警惕，江青也想拉拢我们，我没跟主席讲，跟总理和汪东兴讲过。以后江青告状，说8341部队不可靠，是林彪的人。毛泽东说，怎么是林彪的人?林彪一个也没带走?如果8341是林彪的人，他干吗还要成立大小舰队?

专列一到上海，汪东兴就把上海当地的警卫全撤到外围去了，在专列的主车周围全换上中央警卫团的干部队，以防不测。汪东兴说，在离专列不到150米的地方是虹桥机场的一个油库，要是油库着火了，我们的专列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别派了两个哨兵在那里守卫。汪东兴似乎已经了解到“那一伙人”要炸油库，提前做了防范。

看起来，毛泽东真正紧张是在9月8日。

为什么林立果9月8日晚飞回北京刚一“动作”，在杭州的毛泽东深夜也跟着“动作”了?林立果策划杭州轰炸专列和上海引燃油库，毛泽东马上命令专列转移绍兴，并对专列进行防空伪装，然后突然离开杭州。到了上海，就住在专列上，准备随时出发。同时严密看守油库。看!轰炸专列知道!烧油库也知道!林立果计划南飞广州，立即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另立中央。而毛泽东偏偏让广州军区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他的南巡讲话。包括毛泽东对陈励耘，对王维国的戒备等，是不是他心里有一本账呢?专列突然离开上海，提前十几天回到北京，使林立果一伙的“上策”不攻自破，匆忙拿出“中策”。林立果要了三叉戟，飞往北戴河，同时北京调机群，准备9月13日早晨飞往广州。然而，当晚第二套方案又胎死腹中，不得不改第三方案北飞苏联，最后机毁人亡。

为什么每一步都如此巧合?是不是有人通风报信呢?

毛泽东似乎早就对林彪有了怀疑。林立果（林彪唯一的儿子）念出声来不就是“另立国”吗?毛泽东一向关心名字，爱给人家改名，他不会不注意到这个“另立国”。

1966年林彪的“518”讲话，林彪大谈“政变经”，毛泽东非常不安。

1969年10月17日，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就在“第一个号令”之际，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搞了一个技术革新的文件，专门送到苏州，林彪批上“呈主席阅”，可一直没有回音。不知道这是不是叶群的馊主意，本来毛泽东对“第一个号令”就满腹生疑，又送上儿子的“功劳”，这不明摆着要“篡党夺权”吗?

1970年4月，林立果让贺德全（空军情报部部长）从情报部和部队选人成立“技术小组”，对外称“革新技术装备”。7月，林立果批示成立一个研究所，所里再成立一个小组，王永奎(情报部技术侦察处副处长)被选中。王永奎是大学生出身，懂技术，为林立果修车，修录像机。许秀绪(雷达兵部技术勤务处副处长)也比较精干，技术不错，黄永胜、吴法宪经常叫他去修电器。林立果的电视机、录音机、录像机等贵重电器都由他保管。林立果手里，进口的高级照相机就有十几架，其中有美国阿波罗登月用的同型号相机，有可变焦镜头，有体积小得可以戴在手上的台西婀牌微型照相机，有瑞典的哈沙背相机，有日本的尼康小型相机，勃朗尼卡反光相机，雅西卡电子快门相机，西德的莱兹反光相机等。有的不止一架。电视机五部，三部彩色，两部黑白。磁带录像机四部，立体声扩音机十多部，还有电热水器、电子防盗器、电动牙刷、电动刮胡刀等。

除了这一大堆电器的使用和修理，8月以后，林立果先后给王永奎下达了十几项技术任务。其中有研制超短波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接文字显示，不用报务员，也不用翻译，可以防止泄密。这一技术成果受到林立果的高度重视，被列为“571工程”中的01工程。研制电话保密机，林立果从日本进口一种“蜘蛛”(电话窃听器)，只要靠近电话线，就能旁听通话内容。他把“蜘蛛”安放在叶群床下，窃听了叶群大量的生活隐秘。电话上还搞了增音机、录音机、喇叭以及自动拨号、自动问答等。研制废纸处理机，因为就是烧掉，用照相的方法仍可以鉴别。研制汽车晶体管点火装置、汽车防撞雷达装置、汽车自动喇叭等，都是林立果从国外杂志上看到后布置的。1970年7、8月间，林立果提出订阅国外技术情报资料，订了20多种，包括香港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9月陈伦和调来，专门翻译。

经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成立了调查研究小组（联合舰队），成员有周宇驰、王飞(空军副参谋长兼司办主任)、刘沛丰、刘世英(空军司办副主任)。上海空四军组建了教导队，整天在新马一村进行捕俘、格斗和使用各种轻重武器、驾驶车辆的特种训练。广州民航局组织了“战斗小分队”，制定联络暗号、密语和誓词、队歌。以北京为基点，上海、广州、杭州、北戴河设立了十多处“秘密据点”。大量的通信装备器材，几十对专线，组织起秘密通信网。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站岗放哨”，窃听、暗中监视等收集情报，想方设法探听毛泽东的行动路线，并大量搜集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以后从北京、广州等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的手抄情报。

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动摇。林立果下了庐山，很久没在毛家湾露面，一个猛子扎到南方去了。按毛家湾的规矩，每临节日，工作人员都要提醒叶群，把在外地的儿女召回北京。1970年国庆节将至，叶群却特意交代，老虎到南方搞调查去了，不必惊动他。

十一、毛泽东不能不警惕

1971年2月12日，林立果到苏州，2月下旬从苏州到上海，接着又去杭州。3月18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还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隐蔽、安全。

3月24日，《571工程纪要》出笼。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立果天天召集开会，研究对策。他估计会议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般地谈一下，出不了大问题；整倒军委办事组；整倒首长(林彪)。我们希望是第一种情况，但要做好第三种情况的准备，他说首长和主任同意他的看法。于新野的工作日记(从直升机上缴获)记载，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在4月23日晚上开会，对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形势进行分析，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4月26日，于新野到上海，对“上海小组”强调绝对保密，失密牵动大局，牵动整个斗争形势，把保密作为对他(林立果)态度的实际表现。

这之后，林立果一伙的行动果然大大加快。5月23日，周宇驰在吴法宪的安排下，开始学习直升机。7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机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北戴河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机机场，8月至9月初，周宇驰多次驾驶“云雀”从北京飞到北戴河。

7月下旬，林立果和刘沛丰乘专机先到北戴河。接着带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等人到广东深圳、尖沙咀一带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察看了九龙的地形。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航测了香港及周围的地形。周宇驰拿到了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可以让首长到香港遥控指挥。

7月30日，林立果等人从广州回到北京，8月1日零时到2时，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召开会议，林立果总结了一年来的情况。周宇驰强调要注意隐蔽，不要暴露，不当叛徒，准备流血牺牲。

8月5日，于新野派人到北戴河，给林立果送去一套电话机、增音机和保密机。

8月8日，程洪珍、王琢(空司管理处副处长兼汽车队长)乘安-12运输机将两辆水陆两用汽车运到北戴河，供林立果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十分警惕，再三强调防止出内奸、叛徒。1970年11月，林立果曾说，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要隐蔽，养“兵”蓄锐。从“上海小组”学习记录中，也可以看到退缩的意思。因为敌强我弱，打基础，保存和聚集力量，不要去打硬拼仗，不要搞“碉堡战术”。我们的退却要最有组织，要损失最小，反对莽撞、二杆子、乱捅、出风头、冒险家。强调组织纪律性，不失组织原则，不要授人以柄。12月1日，林立果布置整顿空军机关的“骨干队伍”，不能让“特务”混进他的小圈子。但从1971年3月至9月初，林立果等人的一举一动，都从不同渠道汇集到毛泽东那里，这恐怕是林立果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现在看，自从林家的一儿一女到了空军，一文一武，掌握了空军的“大权”，毛泽东对空军就格外关注。请到中南海跳舞的舞伴来自空政文工团。当然，更多的“油水”还不靠她们。那么是谁?为什么至今没有浮出水面?林立果的活动范围非常小，也非常注意保密，外人插不进脚。周宇驰、于新野肯定不是，他们那么坚决地自杀，说明他们是“铁杆”。林立果信任的左右手是周宇驰和刘沛丰，刘沛丰也跟他死在蒙古荒原了。有人说是程某某，直接通汪东兴。他用什么手段通知汪东兴?那时通信还不发达，电台没有，长途电话要通过总机，他敢吗?写信太慢。不过，这个深知林立果秘密的“特务”可以通过“组织”。

从毛泽东南巡的行踪看，如果没有“特务”，他怎么可能对林立果一伙的“活动”洞察入微?知己知彼，一向是久经沙场的毛泽东的秘诀。战争年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曾经做到国民党的高层，蒋介石身边就有共产党的“特务”，包括胡宗南、傅作义等国民党高官身边都有，有的还不止一个，甚至能“冬眠”几十年。在毛泽东眼中，刘少奇还不算可怕，而林彪不仅军权在握，还把一儿一女都安插在空军，这不能不让毛泽东百倍提高警惕。林彪、叶群、林立果甚至林豆豆身边都可能有“卧底”。那时，毛泽东在人们心中如神一般，在毛林之间，除了“铁杆”，一般情况下都会倒向毛泽东一边。

9月10日中午，专列从杭州出发前，汪东兴就打电话通知王洪文，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诲来，越快越好，“客人”要同他们谈话。专列到达上海，汪东兴下车去接，只接到王洪文一个人，许世友没到。汪东兴把王洪文引进车厢，毛泽东问，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王洪文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与他联系。毛泽东只与王洪文说了几句，说等许世友来了一块谈。

王洪文马上下车再打电话，“客人”急见许世友。

9月11日凌晨2时，许世友正在扬州，连个准确地址也没有。秘书急了，求助扬州市委。这才通知到。车程七八个小时，许世友不敢怠慢，9月11日9时15分回到南京，劈头就问飞机到了没有?秘书说是值班飞机，许世友马上批评，毛主席讲话(8月31日)你也听到了，怎么要值班飞机?秘书回答没有专机。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实没有专机。上午10时，许世友坐值班飞机赶到上海。

毛泽东住在专列上，这时好像非常紧急，马上开始与他们谈话，简要谈了一个多小时。

汪东兴分析，一是毛泽东等得太久，二是毛泽东在南昌已经谈过了。所以，汪东兴只是简单做了记录。毛泽东问，许世友，你下乡啦?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许世友说，我去看农场，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实际上打猎去了)。毛泽东问，去那么远了呀?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毛泽东批评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呀?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许世友说，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时多才回到南京(其实第二天上午9时多才到)，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打电话到上海。接着许世友大概是为了打消毛泽东的疑心，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毛泽东说，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许世友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游过苏北。毛泽东问，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泽东再次强调，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说，那好。

十二、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埋怨许世友，主席等你快等了15个小时了。毛泽东马上打断，不要这样，不要紧嘛。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一下，我们还是谈正事。对庐山会议你们想得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能解决了呀?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耐心地等待嘛。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许世友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泽东说，我有什么指示呀?许世友说，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五天才写的。你们是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日三天嘛。许世友坚定地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泽东说，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哈哈笑起来。毛泽东说，你不是说执行我的那个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论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再说什么，就开始汇报。

毛泽东再一次点了林彪问题的实质，接着又重复讲到党内历次路线斗争。

但显然，毛泽东有些心不在焉，11时多，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拉汪东兴一起去，汪东兴谢绝。王维国一直在休息室等着，王洪文把他拉上车，和毛泽东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泽东对王维国非常冷淡，连话也没有讲。送走他们，毛泽东立即对汪东兴说，他们走了没有?我们走!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了吧?不通知，谁也不通知!立即发了前卫车，13时12分，专列悄悄离开上海。

王洪文请客，说叫上王维国，许世友没有表示不同意，王维国也就一起去了。许世友一个劲嚷嚷饿，等了好长时间，12时30分饭才上桌。饭桌上非常沉闷，平时七八瓶茅台还不够，今天一瓶也没喝完。正吃着，王洪文接到机场保卫人员的电话，说专列走了。许世友说，哎呀怎么走了?王洪文说，既然走了，我们还是吃饭吧。许世友已经没心思吃了，匆匆结束饭局。

15时多许世友乘飞机赶回南京。许世友的秘书李文卿认为许世友急着回南京，是想再见毛泽东一面，似乎还想谈什么。专列18时35分抵达南京，在南京停了15分钟。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说毛主席昨天没睡觉，现在休息了。因为在上海谈话中毛泽东说许世友光抓“黑”(煤炭)，不抓“红”(政治)，许世友把带来的材料(一份抓“红”的报告，一份读书心得)交给汪东兴，请他转交毛泽东，以此证明自己还是努力抓“红”的。

王洪文也跟着许世友来到南京，听许世友传达，是不是监视只有天知道。许世友当面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萧永银布置，从现在起，上海到南京的铁路要派军队巡逻，特别是沿线的涵洞，更要加强戒备。防止有人破坏(连林立果一伙议论炸桥也得知了)。9月12日整整一天，许世友哪里也没敢去，守着电话一动不动。一夜“安静”，9月13日早晨5时，周恩来电话，要求加密。加了半天加不上，周恩来说，就这样吧，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跑了。你们要听从党中央、毛主席的指挥，从现在起，立即进入紧急战备。怕许世友反应不过来，周恩来又补了一句，“老病号”跑了。许世友马上就明白了，似乎早有预料(韩先楚却一时没明白周恩来说的“老病号”是谁，周恩来又说，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韩先楚还是不大明白)。许世友马上按军委命令布置一级战备，派陆军看住战区内所有的飞机、舰艇。一个人开不跑舰艇，却可以把飞机开上天，冲上跑道就没有办法了，许世友下令把卡车开上跑道。

《571工程纪要》草稿(没有发现定稿)是在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上交的。

林立果一伙几次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活动，说来就来，事先并不通知。有时连续六七天在里边，有时十多天，通常是上午10时左右来，晚上22时离开。只有负责伙食和打扫卫生的接待小组能进到楼里，但对楼里的活动要绝对保密。为副统帅的儿子服务嘛，神圣光荣。准备伙食，亲自到食堂监厨，亲自送去，晚上人走楼空，才能进去打扫卫生。8月底，这伙人又来了，人比过去多，而且有三个没见过的女兵。不仅白天来，夜里也住在里边，分外紧张忙碌，车辆也来往频繁。并且不许接待小组进楼了，送饭送报，事先打电话通知，送到门口，由几个女兵拿进去。

9月12日老王忙完中午那一顿饭后，再没有人找他，也没通知他送饭。老王并没有觉得异常，这伙人来去无踪，过去也常有。9月13日下午，老王把当天的报纸用石块压在门口台阶上。9月14日19时30分，老王再送报纸，看见昨天的报纸还在原地。楼里黑黑的，楼门虚掩。他又去看车库，也没锁。老王轻轻拉开车库门，里面的救护车不见了，外面却停着三辆小汽车。万一什么人闯进来怎么办?如果锁上，这些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进不了门怎么办?老王围着将军楼转了两圈，反复权衡，最后认为保守秘密最重要，他把门锁上，便去办公室上班。22时从办公室回家，又到将军楼看了一圈，还是无声无息。9月15日白天，老王有事外出，19时30分又去送报纸，还是昨天的场景。这伙人至少两天没回来，是否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

老王考虑再三，决定进去看看。

拉开门，臭味扑面而来。老王打开灯，屋里乱糟糟的，食品架上放着9月12日中午的饭菜，基本没动，鱼上长了很长的毛，满屋臭味就是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靠近门口，堆着一些纸箱，里面装满水果和糖果，像是准备运走。餐桌上杂乱放着本子、书报和汽水瓶，边上放着一个敞开口的大书包，好像要把桌上的东西装进去带走，而没有来得及(瞧，伪装得多么好)；锅台上一堆纸灰，一边还散乱着一些没有烧尽的空白笔记本。另一栋楼的纸灰更多，不仅伙房间的锅台上下堆满了，整个墙都黑了，其它房间也满地纸灰，纸灰堆里还扔着三个没有烧掉的避孕套……这一切使老王得出印象，这伙人离开了，走得很急，很匆忙，而且像是再也不回来了。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向另一个负责将军楼工作的人汇报。负责人叫他赶快回去，把房间整理一下。老王找了两个人，正整理房间，负责将军楼的另两个人来了。老王领着他们察看了一遍，餐桌上的书和本子引起他们特殊的注意。一本《英语》课本，一本《格瓦拉日记》，一个日本进口的空白笔记本，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拉链本。三个人围着餐桌，好奇地翻看拉链本(因为只有拉链本记了一些文字)，然后放回原处，他们的印象是罗列了一些看不懂的条文。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应该打个电话。先找于新野，不在。又找程洪珍，还是不在。怎么谁也找不到了?最后找到刘世英，他冷冷地说，等他们回来再说吧。

十三、这就是《571工程纪要》

那个写着条文的红色拉链本，让他们心神不安，多次商量怎么办。9月16日20时，他们终于下决心又进去，由老王摸黑（不敢开灯）把几个本子拿了出来，并把拉链本粗粗看了一遍。9月17日，周恩来派人来调查“秘密据点”的情况(为什么九一三事件过去四五天了，才想起这事)。老王心情更加紧张，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拉链本，成了“大包袱”。他们三人，一会儿让这个人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人保存，放办公室放家里，都不“稳妥”。10月4日，老王怕本子丢失，干脆锁进家中的皮箱。10月6日晚，李德生传达中央57号文件，他们才醒悟到拉链本上记的是林彪政变，那帮人彻底回不来了。10月7日午夜2时，老王把这个红色拉链本交给了空军学院政委殷古风，并写了一个材料。10月8日19时30分，空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任安平、殷古风写了一封信给空军政委王辉球和副司令员曹里怀，送去关于王兰义收存和上缴叛国分子林立果笔记本调查报告一份，并附有王兰义本人的交代和揭发材料。10月9日，九一三事件过去26天，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材料，呈报周恩来。上面指示，要好好保护上交拉链本的人。

这就是《571工程纪要》!经李伟信、程洪珍、刘世英识别，并同于新野的其他笔迹对照，认为这是于新野的原稿。用铅笔编了页码，从第1页到24页，中间缺第8页，可能是编页码出了错。负责九一三专案的纪登奎认为里面很多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毛泽东说，这一件最重要，必须下发。

这里有个疑点，《571工程纪要》的小本子为什么放在桌子上?来不及烧掉吗?粗心吗?于新野带到直升机上大批的文件，远没有这个本子重要的别的笔记本带走了，为什么这个本子却落下了?非常奇怪!事情还没有到火烧眉毛嘛，连空白的笔记本纸都从容烧了，为什么写着《571工程纪要》的本子却放在桌子上，生怕别人不拿走?林

立果临去北戴河前，让李伟信和王永奎把东西收拾一下，空军学院、西郊机场两个“秘密据点”的各种机器、器材能带走的带走，文件、报刊、书信、材料等能带的也带，不带走的就烧掉。9月12日傍晚，李伟信和王永奎将器材全部装箱，然后翻箱倒柜，信和港刊等都统统烧掉了，甚至李伟信还把几包避孕套也扔到火里，烧不着，又赶快丢到下水道里。收拾差不多了，22时多，李伟信开着嘎斯69，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接他弟弟李伟军和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车上李伟信说，要是我被打成反革命，你可要为我伸张正义，王大璋非常惊讶。23时，到空军学院将军楼，王大璋站在后门外，往房子里望，全是纸箱，还有几个手提箱。后门外还有个卡车，上面装了大半车的箱子，有好多桔子水。因为见过林立果用桔子水泡饭，王大璋认定是林立果的东西。

李伟信打电话让王琢把大卡车转移到北郊二高专7号楼的“秘密据点”。过了20分钟，李伟信叫王大璋上楼帮忙。二楼有个乒乓球房，床上有尼龙蚊帐，王大璋猜是林立果的住处。他们要他把壁柜撬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壁柜里只有一个饼干盒。隔壁有很多录音带，李伟信正在退磁，说不知道能不能退得干净。他叫王大璋把那边地毯上的木头渣弄到楼下。一直到9月13日凌晨零时左右，李伟信和李伟军才从楼上下来。李伟信对李伟军说，你和王大璋还是到刚才的地方去，明天早上接到我的电话，你们就直接去机场，接不到电话，你们自己想办法回上海。

回到东交民巷，电话铃响了几次，都是李伟军接的。但第二天却不见李伟信的电话，他们坐火车回到上海。

如此细致，怎么可能“漏掉”那么重要的本子?还有这个时候分分秒秒都很宝贵，为什么李伟信专门去接王大璋?而且似乎也没让他干什么，倒好像让王大璋给他作证似的。

林立果到上海活动，王维国派李伟信接待，以后李伟信跟着林立果到北京。林立果一共开了六次“两谋”的会，每次李伟信都在场外侍候。包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密谈，李伟信也几乎全在现场。1971年3月24日，林立果和周宇驰、于新野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密谋“571”的具体计划。李伟信除中间有事离开过几次，一直守在门口。

李伟信供词，林立果开门见山地说，这件事与首长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目前从各地区的实力看，首长讲话还有一定作用。从全国范围看，首长的权力、势力目前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所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但是，这种优势有可能逐渐削减，张春桥、姚文元的“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的力量势必要发展。从事物的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叫交叉发展规律。B-52（毛泽东）一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这样可以保持平衡。目前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由张春桥取代林彪的可能性最大。他们研究了林彪的“接班”问题，认为有三种可能。如果和平接班，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可能时间还会更短。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上班呢?B-52的身体还能支撑一段时间呢。即使五六年，其中的变化也很大，很难说“首长”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二是被人抢班。周宇驰认为，目前情况看，首长被赶下台，被人抢班，一下子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林立果认为很难说，B-52威信高，他要谁倒还不是一句话，“首长”随时都有可能被赶下台。于新野说，这可能不那么容易，首长是他树起来的。林立果说，刘少奇还不是他树起来的?三是“提前抢班”，有两个办法，或是把张春桥一伙搞掉，保持“首长”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或是直接谋害毛泽东。但毛泽东威信高，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他们商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争取“和平过渡”，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最后又讨论了武装政变计划的名称。林立果说，我看就叫“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

李伟信回忆，通过这些谈话，他得出一个明确印象，林立果认为林彪随时可能被赶下台，因此竭力主张加紧策划叛乱，提前抢班，一是把文人势力搞掉，以保证林彪的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第二是直接陷害毛主席。周宇驰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例如，把B-52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在谋害B-52后嫁祸于人，找几个人替死。那时反正首长掌权，有关事后的处理问题，首长可以出来说话。林立果一伙还密谋，必要时利用可以调动的部队，控制上海，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如有人出兵干涉，便保卫上海，形成对峙，再谈判。最坏的打算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目前先做两件工作，第一个是计划，按杭州商量的框架，林立果让于新野拉成条文。第二件事是组建一支武装，林立果说，以培养基层干部的名义，搞一个100人左右的教导队，要精干，多配汽车和好枪，增加机动能力，军事上多学几手。确定“教导队”由“上海小组”来抓。

十四、周宇驰骗了一架直升机

9月12日傍晚，周宇驰送走王飞他们，离开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到了西郊机场工字房，指挥安排第二天去广州的飞机，并与已经到了北戴河的林立果联系。23时左右，他得知周恩来派杨德中到西郊机场，封了飞机，赶紧给林立果打电话。稍后叶群也接到周恩来查问三叉戟的电话。两边情况一凑，林立果和周宇驰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知道不好。林立果继续商量对策，周宇驰则马上开车回到空军大院的家中。所以胡萍派人第二次再找他，没有找到。之前，周宇驰告诉妻子王圣兰(空司门诊部军医)，明天早上7时30分到西郊机场坐飞机去广州。林立果照顾我，让我带家属走，你赶快收拾东西，带上随身的衣服和孩子准备跟我走。王圣兰正在收拾东西，周宇驰回来了，这时林立果来了电话。王圣兰回忆，周宇驰在家接电话都关着门，本来是听不见的，但因为天热，窗户开着，从窗户那里飘过一些声音。所以她听见周宇驰大声问，去哪?去哪?北上?北上啊!

在北戴河的李文普听到林立果打电话，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不知道李文普听没听到林立果说“北上”，既然能听到“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北上”也应该能听到。但“北上”这两个字很含糊，也可以让人理解为去大连。

9月13日零时，部署南逃广州的会议快结束时，周宇驰突然来电话，电话在外屋，于新野接的。周宇驰说总理查问飞机了，北戴河来电话，暴露了，不搞了，任务取消。刚才讲的全作废，就当今天什么也没有讲过，各自回家，赶紧把名单毁掉。贺德全要烧，王飞说别烧，到处是灰，撕碎从马桶冲下去。却忘了于新野那里还有一份名单。因为名单全凭脑子想，想一个写一个，太乱，于新野又抄了一份，放在口袋里，最后被缴获。

人散了以后，于新野开车直奔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李伟信、王永奎、许秀绪、王琢、陈伦和正不知如何是好。于新野喘了半天气，才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可能暴露了，那就没有飞机了，快，快找周宇驰。王永奎提出，这么多人不安全。需要分散一下，有几个去二高专“秘密据点”。于新野表示同意，说李伟信和他留下，其余的人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王琢和陈伦和的对象小郁、小鲁(鲁珉女儿)一起到二高专去。李伟信对王永奎说，你们到二高专后打个电话，把那里的电话告诉我。如果天亮时还没有给你们打电话，就是出事了，你们就自己行动吧。许秀绪摸摸口袋，说我没带钱。李伟信掏出20元给他，看看王琢、小郁和小鲁，又给他们每人20元。

送走了他们，于新野连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找到周宇驰。周宇驰忙着安排家事，存款早取出来了。他开车把母亲、弟弟和儿子送上去渭南老家的火车，然后把王圣兰送回空军大院家中。他没下车就急急走了，临走喊了一句，王圣兰也没听清楚，猜是不用等他。于新野正着急，周宇驰自己闯来了，脸色阴得吓人，急急地说，明天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经给我打了电话，他们争取北上，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机北上了。这时王永奎从二高专打来电话，周宇驰粗暴地说，没事别来电话，就扔了话筒。周宇驰开车到空军学院秘密据点。打电话给当晚住在西郊机场招待所的陈士印(直升机大队长)，给他看了林彪“手令”，然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陈士印一起到沙河机场，陈士印又找了中队长陈修文。骗了一架直升机，加足了油飞上天。

9月13日清晨，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秘书)被马达声惊醒，见天上飞着一架直升机。不是说飞机都让中央给停了吗?怎么又有直升机在飞?他告诉了王永奎(情报技术处副处长)。到天亮，还没有电话，他们估计林立果他们已经去了广州。

王永奎决定到广州去找林立果，通过情报部搞来通行证和火车票。9月13日17时，由王琢开中吉普到北京火车站，六个人上了开往广州的15次特快列车。上车前，王永奎打电话叫妻子于秀芬把孩子送回东北老家后也去广州找他。15日早上7时到达广州，跑到沙堤扑了个空，根本没听说北京有人要来。几个人沮丧地又开车回广州，陈伯羽不在，顾同舟情绪沉闷，也没摸到确切消息。好不容易找到陈伯羽，陈伯羽压低声音说，前一两天中央发了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签发的，第二个是主席和总理签发的，主要讲战备。空军指挥所原来是吴法宪、曹里怀，现在是李德生。还有国内一切飞机停飞三天了，今天又有飞机飞，大军区叫广空听他指挥。这是怎么回事?王永奎决定，今天先住下，本来想住广空二所。听说广空司令部要扣他们，就住到了外面。9月15日，广州军区空军向大军区报告，从北京空军司令部跑来几个人。大军区命令坚决扣留。13时下了通缉令，20时35分，周恩来电话，必须将北京来的几个人找到。9月16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向全省公安系统发出了通缉令。

许秀绪、陈伦和家在上海，提出回上海。向熟人借了300元钱和粮票，冒充到上海学习的技术人员，带着空白介绍信和假证明，改道去了上海。9月17日凌晨，他们从广州北的小站源潭上车被抓获。

那两架起飞的飞机，三叉戟飞出国境，9月13日2时32分坠毁在温都尔汗，机上九人全部死亡。直升机被英雄的飞行员陈修文6时迫降在北京郊区，机上五人，两个飞行员和陈修文牺牲，陈士印负伤，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看跑不掉了，商量自杀。周宇驰、于新野自杀，李伟信放了空枪，活了下来。

警卫林彪的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说，九一三事件可以说是突然发生的。张耀祠也说很突然。突然在哪里?林立果想在上海暗害主席，计划还没出来，主席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紧张了……如果林立果动手，能搞成吗?张耀祠说，林立果虚构，不可能!他只是意图(纸上谈兵)，搞不成。还是娃娃，把自己力量看大了。

九一三事件以机毁人亡落幕，但留下了盘根错节的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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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风火家人

2004-11-3023:28:49

222.8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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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223返回

3国家只有法治才能安定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下）》

看得好累啊，两个太阳穴紧紧的，看了２个多小时，最后的约1/10是跳着看过去的。

内中有些人的讲法是给我印象是事后诸葛、自已吹嘘成份多，虽然是四十多年前的历史了，由于不知道文中的某些人是否还在，所以不便指名评论，也不便逐段细说，在中国目前的环境只能自已体会得了。

总的感觉像文学作品，写得也很精彩紧张。就像历史剧中的宫闱权力角逐，充满了暗谋秘计（不想用“阴谋诡计”，这个词本是中性词，现在用得太贬义了，我想尽量使用中性的词汇）。文中的许多人的活动就只仅限一个人的，或两个人知的，作者都写得很生动，甚至心理活动描写都有，而且我想这个事件还算是没有获得解冻的吧，怎么知道得这么传神呢。

就算是文学作品读吧，这从侧面反映了人治色彩深厚的中国政治形态，你可以说既是典型的传统形态，也是现实形态，呵，这说明什么？中国历史上政权交接班时总是社会紧张，人心动荡不安，史不鲜见。现在的最近一次算是最好、最和平的了，中国总算有点进步。

暂说到这吧，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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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回廊主人

2004-12-12:3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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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3305返回

4林彪〈五七一工程纪要〉全文答风火家人《再探“五七一工程”之谜(上）》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第二次中央全会于1970年8月22日召开，这次会议的最主要成果，就是批判林彪及其党羽的抢官夺权野心。林彪一伙处心聚虑要设立国家主席，目的就是要让林彪上台，打击以张春桥为首的“笔杆子托派集团”。然而这次会议上，叶群、陈伯达、江腾蛟等人表演的相当过火，拿鸡毛当令箭，大喊大叫，甚至捏造事实，篡改全会简报，妄图造成舆论，对毛泽东施加压力。然而一开始，大家就已经反感那一伙人的过分热情了。特别是张春桥为首的那一帮派更是早早就在毛泽东面前吹风了。毛泽东的反感与忧虑决定性地造成了林彪一伙的失败。后来毛泽东说：庐山会议有人叫嚷不休，大有炸平庐山之势！结果，会议还没有开到一半，会议的主题就转了弯，变成了对陈伯达的批判。批判陈伯达就意味着林彪一伙的如意算盘打空了！批判活动给林彪留了面子，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张春桥一伙已经从陈伯达手中抢到了不少权力。林立果事后气得破口大骂“倒霉了！玩完了！都是他妈的主任瞎指挥，想抢头功！”主任指的是他的老妈叶群，林办主任。这伙没有人性的东西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了，于是由林彪授命，林立果指挥，炮制了这份中共党史上最奇特最尖锐的反革命活动纲领：571工程纪要，571者，武起义也。

这份纲领是1971年年中由中央正式公布的。此时林家满门尸骨已寒矣！

现在重新阅读这个东西乃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不料看来看去，看出许多问题来，许多文革时期的不可理喻的现象竟然可以找到答案！希望朋友们认真的看一看，好好的想一想，我不多说话，我把它全文打出来，已经累的腰酸背痛了。

全文完全按照中央文件格式和原样，包括那帮可笑的家伙写错的字、说错的话。每一个字、词、句、标点都按照原样，三遍校对！

中央文件哪，哪敢掉以轻心啊！（括号中有改错的也是中央改的）

《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Δ9.2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

（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

（2）夺权正在进行。

（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他们“故计（伎）重演”。

（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勃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纂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人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

△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时机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

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

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局部爪牙，先和B-52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记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

△九师、十八师

△二十一坦克团

△民航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

△二十军

△三十八军

△黄军委办事处

△国防科委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江、西安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箝）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

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第一、准备阶段

（1）计划

（2）力量

△指挥班子

江、王、陈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秘密的

上海小组负责。

新华一邨

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沪、杭、蜀、穗、

（3）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01工程）

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固守浙江、江西

△掌握空降、空运

（2）政治上采取进攻

△上面摊牌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组织上扩大

△迅速扩军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

他利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

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密（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疟（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

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

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段注：B-52指毛泽东

敌主力舰指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

王、陈、江指

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林彪的几个干将。

核保护伞指的是投靠苏联，把国家置于苏联的核保护范围。

0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

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专门以武士道精神训练法西斯死士。

“不成功便成仁”则是蒋介石训练干部的口号。别忘了林彪是蒋介石的忠诚学生！(2004-06-03)【返回】

中国随手转贴

2004-12-131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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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碧海青天站--文章阅读[讨论区:HISTORY]

发信人:soilder(NCE),信区:HISTORY

标题:林彪死亡真相zz

发信站:BBS碧海青天站(SunJan815:50:282006),转信

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立果，周宇驰这些没有多少经验的小年轻呢？

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林彪决定杀毛，则依他的风格及事态的严峻性，林彪必然

会亲自直接指挥。而杀毛事件的实际实施结果水平极其低下，表明不可能是林彪的

手笔。所以，肯定不是林彪直接指挥。使得林彪在如此重大的事件中却不直接指挥

的原因只能是林彪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事先不知情！

（四）那么我们又如何面对官方提供的林彪“主谋”杀毛的证据呢？

据现在的情况，林彪“主谋”杀毛的最著名，最核心的证据就是所谓的“９．

８手令”。其它的证据似乎就没有了。这真是与前面李文普的口供一样的异曲同工

－－孤证！

“９．８手令”就是一张纸条，其内容是：“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

办。林彪９月８日”。这就是号称的“林彪武装政变手令”。

笔者对这个手令的真伪是有所怀疑的。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这个手令本身就是林立果等人伪造的。

笔者的怀疑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下面给出证据：

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在接受张聂尔采访时，回忆他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１日晚

看到这个手令时就有怀疑。鲁珉说：“我从来没见过林彪的字，只见过墙上林彪的

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那手令到底是谁写的我哪知道。”也就是说，鲁珉根据

他的经验就怀疑手令的可靠性（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另外，“江腾蛟在羁押中两次讲，他所看到的手令，与公布的这份周宇驰临死

前撕碎后拼上的不一样，字体不像。”（张聂尔书Ｐ２８７）

第二种可能性：这个纸条本身确实是林彪手书的，但其含义可能指的是另外一

些次要问题。林立果等人把他从林彪手中骗来，然后就滥用它的解释权为杀毛服务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稍大）。

“９·８手令”的内容实在太模糊了。“按立果，宇驰的命令”办哪些事？可

以说每个拿到手令的人都能按自己的需要滥用，随便解释其含义。

最后，笔者对谋杀毛泽东问题进行一下小结。虽然笔者自觉现在就下特别肯定

的结论总感稍嫌仓促，但是笔者还是愿意表达一下自己的倾向性结论。即认为：林

彪最初不知道，因而也未参与谋杀毛泽东事件（即使林立果曾向林彪提出过杀毛的

设想，也是被林彪否定了）。林立果骗取林彪的手令发动谋杀行动，政变未遂。他

知道纸里包不住火，遂向林彪报告了政变真相。林彪认为林立果所为使自己跳进黄

河也洗不清了，与毛泽东的关系已彻底对立，所以只得同意林立果的建议出走广州

（香港）。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五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

足？

t赃

v烫蘦?林彪死亡真相zz

“９、１３”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锲而不舍地探究其

内幕？或许这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确实仍被掩盖着。本文的作者陈晓宁先生提出了自

己的疑问，并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文章根据作者的独到见解，对深入探讨“９．

１３”事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这一事件的真相大白应该能使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

人们得到些什么。

作者说明：

不久前某刊２００１年十月号上发表了笔者的《质疑林彪出走事件》一文，在

此首先向该刊表示感谢。该文中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１３日发生的

事情，亦即：“林彪出走问题”。而广义的“９．１３”事件实际还应该包括“谋

杀毛泽东问题”，但该文中尚未论及。现笔者整理出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思考，与旧

文合二为一，也算是对“９、１３”事件的整体思考。故易名为《质疑林彪“９．

１３”事件》也许更贴切些。在此也向『枫华园』的盛意表示感谢。

质疑林彪“９．１３”事件

－陈晓宁－

２００１年的９月１３日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９．１３”事

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

文。笔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９．１３”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

本文中笔者将要对“９．１３”事件提出以下新的、不同于通常说法的核心结

论：

一、林彪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

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

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９月１２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

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所乘三叉戟２５６号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

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

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寻找机场迫降，而是因

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

四、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２５６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六、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毛泽东阴谋，也未参与，那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盗用

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进入２００１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外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

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另一份是２００１年２月号的《中

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杂志第４１

页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

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

坠毁于温都尔汗。

“２５６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所着《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１９９７）。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

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

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

……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

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

得（指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笔者注）采访

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说

：“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

，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

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

，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

记者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１９９３年

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采访

，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

，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

ｍ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

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２５６飞机

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在这

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Ｓ

ｕｎｄａｙ每日》于２０００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

：“……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

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

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

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无问题。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

听到的９．１３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

：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

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

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比如，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２０

０１年刚刚出版的孙书２６３页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

幅图中，就标注出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

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

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２５６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

在回返一事。我们普通人以前谁听说过２５６飞机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

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怀疑态度，只看为一家

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因为仅

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

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想一想康庭

梓就是２５６飞机的幸存的驾驶员，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

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

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

为“２５６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

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

笔者认为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

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

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

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

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

在《党的文献》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１：５０飞出

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

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

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

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２５６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６０公里

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２７８、２６３页）。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

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２５６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

它坠毁了，实际上仍在飞行。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２５６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

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

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近１千公里以上，加上２５６飞

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会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

一点并不难理解，例如：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

达仅监视了２５６飞机１４分钟，距离１２０公里，２５６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

消失了。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无法监视

，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２５６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着它坠

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２５６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２５６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

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２５６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

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

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

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２５６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

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

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

的选择。笔者认为，当２５６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

，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

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

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

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

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２５６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也是不合理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２５６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

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

），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２５

６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Ｈａｎｎａｍ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

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２５

６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

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２５６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

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

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２５６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

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

通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和分析，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１９７１年９月１

３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

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

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

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

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

（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

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

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

，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

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

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

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

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

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

打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

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１９５８年他在昆

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

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

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

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

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

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

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

力编《１９６５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２２９页）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

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

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

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

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

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

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寻常的夫妻吵架最能真

实地反映出一个人的品德，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

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实际例子当然远远多于这些，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

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

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

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局已定情况下跟进的多。但也有

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当作文革的替罪羊统统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

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林彪这样一个有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

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

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９月１２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０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门是中央军

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９月２日下午……

……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

几天了。”

……

９月１１日１２：３０，内勤听到……林彪说：“

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

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９、１３》

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Ｐ３１１－３１２

从以上看出，到９月１１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

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２４３－２４

４页：

（９月１２日晚）十一点多了……

……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

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

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

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

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

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

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

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

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

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

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

”，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

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

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

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

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的

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

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

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

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

的）。

总之，在与毛泽东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

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

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８３４１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

，说有要紧事情。

……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

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

“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

“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

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

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

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

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３１５页）发生在９月１２日晚９：２０左右，而

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２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３１３页：

大约（９月１２日）晚上１０时，林，叶和林立果

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

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

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

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

上１０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１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０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

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

．１３》Ｐ３１４，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９月１２日晚１１：４０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

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

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

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

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

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

“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

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

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

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第３１０页）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

任，调查研究“两案”１０年，出书５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

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

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

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第２９５页（作家出版社）：

……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

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

……

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

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

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

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

，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

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１９９９年２月号上的文章《

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

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

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

，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

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

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

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

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

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

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

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

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

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

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

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

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

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

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

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

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

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

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

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

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

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

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

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

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

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

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

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

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

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

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

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

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

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

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

。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

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见杨成武的文章《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

师长》）。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

。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第３１９页（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

也大概是确估１０月２０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

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

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

）乘飞机起飞后，定于２０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

彪平时在中午１２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

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

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

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

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

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

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

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

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

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

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

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６个人，

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４位是林彪“阴

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

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

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

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

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小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

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

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共产党教育那么多年，层层筛选出来

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

抗。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

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

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

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

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９．１３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２８８、２９５页，由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至少在２０人以上，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这当然是最重要

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

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

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

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

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

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

。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３个条件后（①为李保密；②保留党籍军籍；③保

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

间？”这句话（参见张宁书２９５页）。李文普在自己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

不得不说》中对张宁进行了大量反驳，但对于张宁叙述的这部份重要情况，他却未

作反驳。

这当然引发我们判断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

。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

，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

附带一个小问题：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

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

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

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

，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

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

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

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定压力下，当然可能说谎。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

。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

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

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

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

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

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

，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

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勾勒一下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

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

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

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

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

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

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９月１２日

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

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

以当看到路上８３４１部队（如：姜作寿）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

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

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

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

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究竟什么原因？笔者认为是：潘景寅

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１２·５吨油飞不到广州－

－当时机上所存油料的数字见《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一书第６９页。而飞

到广州需要１６吨油。同书第８７页）。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

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

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

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

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

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那么如果说林彪在９月１３日这一天的行

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些是笔者对“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

奇怪现象的原因的分析。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

面击落了２５６飞机”：

我方在谈到２５６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都是认为２５６飞机由于燃

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

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

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

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１９８８年１

，２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１９－２１页，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

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

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却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

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

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

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

，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文中提到：“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的报导。如

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

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发

表于１９９７年１１月２３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

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

拉哈玛大娘回忆说，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时，一阵

“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

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

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

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２０分钟

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

天，……

请注意：拉哈玛大娘看到的是“冒着大火的飞机”。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３５９－３６

０页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不同

意这种意见。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３公里处，在夜晚２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３０００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４

０岁左右，年富力强，她观察飞机盘旋达２０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

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

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第５８０页，春风文艺出版社１

９９６）：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

了９．１３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

。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

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

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１９９３年到蒙古把２５６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９３－９４年的报

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４日上的

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

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

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忆，１

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

（“飞”字应该是“火”吧？－－笔者注）

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

，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虽然以上两段文字细节不尽相同（不同转述者有所脱衍是正常的现象），但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飞机在空中先爆炸，再起火，最后下落。

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

２５６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

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２４７页），只能用机腹擦着地

皮降落。由于２５６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

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

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２６５页）。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２·５吨油，还可以至少飞２０分钟（孙一先书２７７页）。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

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

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

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

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等不及再在

空中飞２０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２．５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２５６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２５６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

。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２５６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燃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

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２５６飞机

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

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

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对此认为：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极有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２５６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请看分析：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泽东是否击落它。毛说“天

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

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泽东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

）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２５６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

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这是因为：

１、２５６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

（０：３２起飞，１：５０出境。在国内绕了１个多小时。孙一先书１６９页），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而

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２、如果认为在２５６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２５

６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

汗听到空中２５６飞机的爆炸声。

３、如果认为是在２５６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

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１千公里，

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不可能有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２５６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

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

？）。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分析的可能性：

当２５６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

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所以，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２５６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２５６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２５６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

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２５６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

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

？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２５６飞机返回得

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

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

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２５６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

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

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２５６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

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

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

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

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

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

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

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

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

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

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

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

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

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

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

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

１、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

２、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

以下是笔者的反驳论点：

１、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

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

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

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

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２５６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

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２５６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

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

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

似了。

所以按照笔者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

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２、“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

而２５６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

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

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

通。２５６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４０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Ｐ８，Ｐ２１）。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

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Ｐ１９５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４０厘米。周围不规

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

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

０００年）一书Ｐ５０，５４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

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

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２６０页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２５６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

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

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

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

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

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

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

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

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

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２５６飞机仅只

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

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

，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Ｐ２７６－２７８）。

孙一先书Ｐ２７９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９．１３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

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

，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

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

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２０００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

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

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ＰｅｔｅｒＨａｎｎａｍ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

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２５６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

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

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分析一下是谁打下了２５６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Ｐ５１，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

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

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

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２５６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

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

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９月１２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２５６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２５６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

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２５６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

，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２５６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

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２·５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

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出走事

件，而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９．１３之谜，那

就是２５６飞机上的黑匣子。

２５６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Ｐ２９３即这样

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

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１Ｅ型”开

始，已装有７０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份

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

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

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

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２５

６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

拆走了。

－－孙书Ｐ１９０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

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

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

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Ｐ３３４

显然，２５６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

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以上笔者讨论的是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２日－－９月１３日发生的事情。也即：

“林彪出走问题”。下面笔者将讨论对所谓“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的看法。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笔者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不如对前一个专题的研究那么深入

、持久。再加上写此问题时时间较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指教。

对于“林彪指挥谋杀毛泽东问题”，笔者看到过张聂尔以及网络上一些网友的

观点。有一些与笔者的思考不谋而合。但笔者感觉他们的观点还有欠系统与深入，

故而提出自己的全面看法。

值得提前说明一下的是，由于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张聂尔所着《风云９．１３》

一书（解放军出版社）中的材料，所以有必要介绍一下该书材料的可信度。张聂尔

是空军元老，高干的女儿。与不少９·１３事件的参与者认识。她利用自己的特殊

条件进行了采访，又经解放军出版社等部门的层层审查，其材料应是受到官方认可

的。

林彪问题研究专家肖思科认为：“从林彪下达９．８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

是知其核心的。”（见《林彪死因只一个》，２００１年９月１１日，《北京青年

报》），也即：官方至今认为林彪是谋杀毛泽东行动的主谋。

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笔者认为：林彪事先并不知道谋杀阴谋，那是林彪之子

林立果盗用林彪的名义进行的冒险。

（一）我们先看一看张聂尔与党史专家王年一对整个谋杀事件的评价：

当人们细细琢磨“谋杀”和“南逃”这“两谋”时，不

难发现这“两谋”实际上只停留在仓促的狂想上就宣告

破产，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事实上，

谁作出了谋杀毛的动作了？例如谁拔出了枪，放了炸药

或点了火？没有；甚至，谁真的动手作谋杀毛的准备了

？例如准备了枪支，准备了火种，准备了炸药？没有…

…“两谋”均未遂。一切只是林立果们的狂想。所以，

“５７１”阴谋倒更像几位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者梦呓

的“狂人日记”，或几个蹩脚演员在密室里表演的短命

的《我的奋斗》。正如王年一在《大动乱年代》中所说

：“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杂乱无章，反革命准备不

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

张聂尔书Ｐ３２０

笔者同意这种对杀毛事件指挥水平的评价。那么，这种低水平的事可能是谁做

出的呢？

（二）我们将通过比较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得出谁是杀毛事件的直接指挥

者：

（１）首先，我们看看林彪的指挥水平：

以下引自李天佑的回忆文章《首战平型关》中介绍平型关战斗前一天的情况：

我走进师长（笔者注：指林彪）的房子，林师长已躺

下休息了，头上还戴着健脑器。他身子很弱，常常在

地图前静坐几个小时，想了又想，把战斗的每个细节

都想到，然后才肯休息。现在他睡着了，也就是说他

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军用地图还挂在墙上，那些红

蓝笔迹已决定了敌人失败的命运。

我们再来看看时任１１５师侦察科长的苏静几年前对林彪在平型关之战中的表

现的评价：

林彪这个人打仗还是很厉害的！……。这个人打仗一

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包括在哪里架几

挺机枪，哪里配备多少火力，哪里埋伏一支预备队，

他都考虑得仔仔细细。这一点确实厉害。你想想：那

个年代人的文化水平，你让他能把千军万马在这大山

川里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很不容易呀！

我们可以说林彪指挥作战的特点是：思考周密细致，对各种可能性，尤其是各

种不利情况考虑得深入细致全面。能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注意侦察，对各种情况异

常熟悉，订出的计划总是严密而切实可行。当他停止思考的时候也就说明他已经把

各种可能性，各种情况考虑周详了。对手就已经难逃失败的命运了。林彪的这种特

点就是他能成为常胜将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２）我们再来看看林立果的指挥水平：

林立果文革中从北大出来后进入空军，在军中“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当部长

”。可以说是坐着直升飞机升上来的人物，没有多少实践经验，却仗着自己了解不

少内幕消息心高气傲，是典型的志大才疏者，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是轻而易举，干什

么都很容易。

我们看一个林立果在杀毛事件中的指挥的例子，这是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的回

忆：

林立果找我原来是要我去谋杀毛主席！到硕放铁路上去放

炸药！……。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

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

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

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

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

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

我就是说不行。

－－张聂尔书Ｐ３０３

从此例可以看出，林立果把杀毛简直看成是小孩子做游戏。完全不考虑杀手的

心理承受能力，不做深入，持久的思想动员。让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鲁珉去干，也

不管他是否有完成此任的技能。杀毛的技术工作是很复杂的，但林立果根本不去考

虑那些细节问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一句话就都解决了。

如此看来，林立果确实不愧为脱离实际，异想天开，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典

型。

这样一来，我们从林彪与林立果的指挥水平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前面张聂尔和

王年一对杀毛事件实际结果的评价绝不适合林彪，而绝对适合林立果的水平。退一

步讲，如果林彪来指挥谋杀，即使时间再紧急，没有太多的思考与准备时间，以林

彪丰富的大兵团指挥经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指挥水平，况且，杀毛事件的复杂

程度远逊于辽沈战役。

所以我们有信心得出这样的结论：谋杀毛泽东事件绝对不是林彪直接指挥的。

而只能是林立果直接指挥的。

（三）那么，杀毛事件可不可能是由林彪知情，同意，指使（但他自己不直接

指挥），而由林立果直接指挥的呢？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这是由林彪的另一个毕生的指挥特点决定的。

林彪军事指挥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在指挥上独断专行。

林彪对于本级指挥事无巨细，亲历亲为，全面插手。叶群曾说：“首长过去打

仗从来不依赖秘书。”（《毛家湾纪实》Ｐ３２２）。可以说，林彪的脑子就是一

个小司令部，这一点与拿破仑非常相似。

林彪不但牢牢掌握本级指挥权，而且常常越级指挥！林彪曾说过，他从辽沈战

役中总结的经验，一曰“越级指挥”，二曰“越级指挥”，三曰还是“越级指挥”

。

当年四野南下作战中，临时配属四野作战的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就曾经风趣

地说：“在林总指挥下打运动战，兵团司令是‘空兵司令’，可以蒙头睡大觉。”

。这是因为，林彪常常越过陈赓直接指挥到师一级，所以陈赓等于摆设。

在平型关战斗中，林彪是师长，大包大揽指挥权。而３４３旅的旅长陈光就只

能闲着没事干。（《平型关大捷》Ｐ２９３－－２９９）。

可以这么说：只要林彪出现在哪个位置，就会有几级的指挥员临时“下岗”。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问题就来了：在谋杀毛泽东事件中，原先那个对本级指挥

事必躬亲，面面俱到，大权在握的林彪；那个把越级指挥当作法宝的林彪，如果他

决定谋杀毛泽东，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知情”？而放手让林立果指挥呢？况且，杀

毛这一举动在那个年代可是非比寻常，比打仗更有危险性。因为打仗失败还有一个

“打不赢就走”的出路。而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杀皇帝不成功，只能满门抄斩，死

路一条。

在这么重大的事关林彪全家生死（甚至也事关中国命运）的问题上，一向行事

谨慎（甚至有时因谨慎失去机会）的林彪，指挥权独揽的林彪怎么可能一反旧有习

惯当起甩手“大爷”，把杀毛的直接指挥权完全交给他那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儿

子呢？

这里还有一个旁证：从张聂尔书Ｐ３２１可知，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黄永胜、

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对谋杀毛泽东事件一无所知，没有参与任何行动。他们

在１９８０年的审判中不是由于谋杀毛泽东事件被判刑，而是以别的罪名获罪。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是林彪策划政变，哪会放着自己手下经验丰富的得力干将

不用，却去用林

三、关于“２５６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

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２５６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１、这是否是事实？

２、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五、林彪是否知晓并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９．８政变手令”是真实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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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多维新闻社30日电】刚出版的《北京之春》十月号，发表了陈晓宁的长篇文章《质疑林彪

出走事件－－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现全文连载于此∶

2001年的9月13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9.13事件三十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笔者将本著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9.13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9.13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256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

四.256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著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56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中所致，飞机在受

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2001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回忆书刊。一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武官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另一份是2001年2月号《中华儿女》杂志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

之后》。

康文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P41上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256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著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谁杀了林彪》（台湾世界书局1997）。王兆军是这样叙

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联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Peter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PeterHannam（彼得·汉纳姆）的报导。这位记者于1993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他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256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PeterHannam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每日》于2000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

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当初从王兆军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9.13事件的正式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著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著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2001年刚刚出版的孙书P263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256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著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4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256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P278,263）。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256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256飞机实际仍在飞行。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256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240公里以上，加上256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256飞机14分钟，距离120公里，256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56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意味著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256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得出的"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256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256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256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的选择。笔者认为，当256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256飞机转头是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256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Hannam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256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56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56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256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1971年9月13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从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一万年也翻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笔者的分析是：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分！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以下摘自林彪著《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著。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彪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打江山。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观，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林彪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

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付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分动机与思想基础。

三.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1994年8月10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

林彪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9月2日下午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9月11日12：3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转引自《风云９１３》，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P311-312

从以上看出，到9月11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

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P243-244：

（9月12日晚）十一点多了。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著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著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著眼泪。"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案件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可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著他往这条可耻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

香港）林彪应该是同意的。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意的）。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种选择，林立果向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8341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著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叶群，林立果要带著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P315）发生在9月12日晚9：20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2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P313：

大约（9月12日）晚上10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

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10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1个多小时了。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9月12日晚10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９１３》P314）。总之，林彪在9月12日晚11：40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证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

"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P310）

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

"两案"10年，出书5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P295（作家出版社）：......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分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

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作的伪证。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1999年2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５６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５８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８３４１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车速，过了５８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

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著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５８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著身，手扬著，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８３４１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

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不是明摆著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抢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著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

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319（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10月20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20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12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6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4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

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

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著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P2

53,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第四点疑问：9.13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体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P288，P295，由于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重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能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文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著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

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3个条件后（1.为李保密；2.保留党籍军籍；3.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这当然引发我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P295。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8341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润饰。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9.13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笔者在这里作一下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所以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著勾勒一下9月12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

绑架，那么上车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冤）－－>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而由于李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9月12日下午林立衡就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

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8341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立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句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某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推测可能是：潘景寅告知林立果：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十二吨油飞不到广州）。于是守在驾驶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舱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于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一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9月13日这一天的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以上是笔者对"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方面击落了256飞机"：我方在谈到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现在都是认为256飞机由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著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1988年1，2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P19-21，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然而我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著火。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PeterHannam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一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经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报纸）发表于1997年11月23日第一版的

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拉哈玛大

娘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一阵"嗡嗡"的声音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

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牛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

北飞过来一架冒著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著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现场大火连天......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P359-360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马大娘说空中飞来冒著大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著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当然不同意"专家"的高论。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3公里处，在夜晚2点没有灯光的空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3000米难道还分不清著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40岁左右，她观察飞机盘旋达20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又将如何解释？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P580（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

这位商人（指邬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9.13事件的目击者－－一位仓库保管员。保

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

著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1993年到蒙古把256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

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93-94年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1998年7月24日上的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1971年9月1

3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可能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256飞机著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旁证：256飞机著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著陆（那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P247），只能用机腹擦著地皮降落。由于256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非常容易引起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耗尽，避免著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P265）。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2.5吨油，还可以至少飞20分钟（孙一先书P27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做？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已经等不及再在空中飞20

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著2.5吨油料强行迫降。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256飞机著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是由爆炸引

起。256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著著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和前面许大使及调

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吧－－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56飞机在著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著陆前的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妨提出推测：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256飞机击

中，引起爆炸并著火。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主席是否击落它。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主席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256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因为：

1.256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0：32起飞，1：50出境。在国内绕了1个多小时。孙一先书P169），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几乎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飞出国境－－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2。如果认为在256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256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

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到空中256飞机的爆炸声。

3。如果认为是在256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击中（王兆军

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350公里，恐怕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没

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256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由于自身故障造

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这样就只可能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当256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航客机。但开始时

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航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苏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了吧？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256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断256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256飞机在蒙古境内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256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就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256飞机返回得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了旁证。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256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笔者将给出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使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著火爆炸，而是著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在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国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任务。以下选

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

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1.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2.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以下笔者进行反驳：

1.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著是在空中炸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著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256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我想256飞机就是这样。256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著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著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所以假如按照笔者的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地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2."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256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翼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著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以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得通。256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著陆失败是完全可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份，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的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

，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P8□21）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是著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P195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40厘米。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导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一书P50,54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P260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256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著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

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弹著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256飞机仅只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P276-278）。

孙一先书P279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913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飞机，因此

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2000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PeterHannam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256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推测一下是谁打下了256飞机：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P51（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2000年）：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256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著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著2.5吨油用机腹著陆。飞机著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走事件。现在笔者发现其实

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9.13之谜，那就是256飞机上的黑匣子。256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P293即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E型"开始，已装有70年代稀有的黑匣子。它由两部分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256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孙书P190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

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书P334

显然，256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但驾驶舱中的其

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

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四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

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足？

三.关于"256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256飞机著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1.这是否是事实？

2.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目录

一、前言

二、罪行的疑惑

三、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四、蒙古国独立史

五、个人恩怨

六、民族主义

七、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八、功高盖世

九、卖国贼和民族英雄

十、月黑风高

十一、忠魂为何守辽东

十二、后语

创建时间：2004-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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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第三。以“红军之父”著称的朱德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造就的原因，林彪是不可能用战功超越的。若仅以资历而论，林彪是黄埔第四期学生，聂荣臻、叶剑英是他的老师，徐向前属黄埔一期也是他的学长；南昌起义时，林彪是连长，而刘伯承、贺龙分别是参谋团团长和军长，都是起义总指挥；陈毅在南昌起义部队和红四军中则当过林彪的直接上级，林彪的浅历也就比罗荣桓稍许强点。然而，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任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任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任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被他超越，这已足以说明林彪是凭着赫赫战功，才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林彪成为元帅第三，与其它九位不同是：他年纪最轻、战功最大，在党内、军内取得的地位最高，妻、子因他而死，自己和夫人尸首分离，是死后唯一没进八宝山的开国元帅。

作为一名２４岁就当军长的年轻将军来说，没有一点神奇可言。想当年汉武帝的骠骑将军霍去病，１６岁统兵塞外，６伐匈奴，死时才２４岁；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在相州李固渡（今河南安阳），率３００游勇散兵大破十倍于己的金国正规军，斩主将完颜赫首级于马下，时年也是２４岁。但是，林彪的军事生涯是不能与历史上的这两位英雄简单地相比的，他从见习排长干起，一生除了副统帅外从未当过副职，仅此一点，先人们也无法去和林彪相比拟，即使在世界史上有林彪这一经历的也不多见。

纵观林彪一生，是人时被万众拥戴，成鬼后遭神州共讨，其获得的荣誉和地位简直是天堂与地狱般的大起大落。他从一个普通的见习排长，一跃成为共和国第二号神级人物；他一度红得发紫，又紫得发黑；他从权力倾国的接班人，又迅间跨进十恶不赫的罪人行列。林彪究竟是个什幺样的人，前后反差如此之大，在历史上恐怕算得上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第一奇人。

“９.１３”事件至今已经过去３１年，关于林彪的死，中共官方早以大量的人证物证定成一个让后人永远翻不了的铁案。但往往是事与愿违，面对证据如山的铁案，世面上反而流传出很多不同于官方的说法：有国内的传说，也有海外的版本，如“西山镇压说”、“绑架说”、“导弹击落说"、“隐替身说"等等，这些说法真是众说霏云，几乎达到鱼目混珠的程度。就各种说法的来源来看，有的是以神密人物自居，有的是以当事人现身，有的是林家未亡人的陈述，有的是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来假设论证。

其实，有如此多的各种说法，只能反应出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反对官方定下的结论，这也说明林彪在“９.１３”事件里死得离奇，死得不明不白，死得无法让好多人信服。

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真相别无其它，只能有一个，事实究竟如何，真相只有一个，对历史负责的人不仅要留给后人一个真相，更要交代这个真相的过程和形成的由来。本人高中学历，既不是历史学家，也没有写作经验，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后人，属于无党派人士，跟林彪事件更无任何瓜葛牵连，怀着探索的目的去了解事件真相也不到２年的时间。在此，我只是想就自己掌握的资料，来谈点个人看法，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林瘌痢（武汉方言，“痢”音同：堤）

坐飞机

摔下来（“摔”音同：达）

屁股只冒气

这是在“９.１３”事件发生后广泛流传的一首儿歌，它足以说明林彪犯下了深重的罪孽，实在是不得人心，其滔天罪行在神州大地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我就是唱着这首歌长大的，现在还清楚记得有好多儿歌，如：“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当时在学校的宣传栏或黑板报上，各种类型的批判文章，配上形形色色的讽刺漫画，伴随着亢腔激昂的童音，随处可见。

小时候读书还算认真，见课本上讲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我对此是深信不疑。长大后感到有点奇怪，北上抗日为什幺要西渡金沙江，而不直接去东北？后来我就更觉奇怪了：长征怎幺在１９３６年到达陕北后就结束了，“七七事变”可是一年后才发生的事情呀，难道当年的红军具有先知先觉的洞察力，能在日寇行动之前，就抢得先机？

直到进入网络信息化的时代，才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才看到了不同的言论，才彻底地觉醒，才真正搞清楚“北上抗日”的确实含义，这一切的感触就如同在塔利班领导下的阿富汗人民能看一眼电视、收听一下电台广播一样，遭麻痹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思想被解放的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发现一本辉煌的中共党史里，竟然没有几条真实的内容值得阅读。看看“开国大典”吧，究竟有那些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又有那些人从站着的画面里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看在毛泽东去世后，在为其守灵的宏大场景里，究竟有没有站着个曾经与他血肉如共的至爱夫人？看看在邓小平与英国前首相、与葡萄牙前总督分别举行收回香港、澳门的签字仪式时，怎幺看不到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６年任中国政府的总书记、总理，究竟有没有这两项职务，存在过这两个人吗？我们天天在标榜自己的“实事求是”，天天在教育人们去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天天在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可这幺几个简单的历史场面，竟然被肆意篡改，被任意地歪曲，可想而知我不得不怀疑一本中共党史能有多少真实可言。在今天的市场经济领域，因为肆意造假，真实被玷污，法律被践踏，使水货泛滥成灾，虚假在繁华的外表包装下掩盖住了一切。真是不敢想象，如果长此以往，再过个２０年、３０年，我们的后代会怎样去面对一个“客观”、“真实”的过去，这样的未来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继承和发展，而是严重关系到一个民族的道德品质问题和生存问题。

正是因为本人的醒悟，才发觉自己有一段被欺骗愚弄的经历；正是因为受良知的驱使，才使自己去了解被包装粉饰的过去。“９.１３”作为发生在中共党史里的一项特大事件，这里面能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结果，“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孽得以昭示天下，本人就以中共官方在历史上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系列定性罪名，先谈点个人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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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罪行的疑惑

“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和他生前的四员大将被大量的“铁证”定为反革命集团，被举国唾骂了３１年，这几员大将被索定为林彪死党的骨干分子，史称“四大金刚”，即：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因他们未随主子一块外逃叛国而得以苟且残生，直到今天，在国内的老百姓只要一提到“林彪”这两个字，总会有人骂到“叛徒”、“卖国贼”，使用的都是极具诋毁的贬义词。林彪的这个反革命集团到底犯有什幺罪，先看看中共官方在历史上的一系列定性：

中共中央发出林彪叛逃通知

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并宣称：“对于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文件说，现有的种种人证物证业已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并说：“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文件说，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线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文件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传达的原则，第一步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以上的党组织。然后传达到地、师以上干部，再传达到全国。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的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

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１９７２年５月１日至６月２３日，批林整风汇报会在北京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负责人共３１２人参加。为说明与林彪集团的斗争过程，为进一步深入彻底批判林彪等人，周恩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并着重介绍会议文件。这场会议的最主要文件是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政治局９人分到各组去解释这封信。江青个人的解释刊登在会议演示文稿上，她说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６月２３日的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批林整风汇报会把粉碎“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伟大胜利。

批林要批极右

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关于召开办事会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两天后，周恩来批示：“拟同意。”到了１２月２日，江青却批示：“我个人认为应该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５日，王若水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１７日，毛泽东与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认为王若水的看法不对，极左思潮要少批一点，批林要批极右。在毛泽东的意见传达后，全国开始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不再批极左。

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开始展开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毛泽东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涉及到如何处理老干部的问题。他说：“看来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怎幺打倒了那幺多干部？我也无意把他们都打倒嘛！我主要是想教育他们。”周恩来随即提出建议：“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同意：“对这个问题就由你组织落实吧！”

于是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的两个办法出台，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有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于是数以百计的高级干部、将领被落实了政策，但彭德怀、刘少奇等人不在此列。

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审查报告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项目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审查报告》说，“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并说中央项目组根据大量人证物证查明，“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审查报告》还说，“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中央项目组建议中央：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消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五、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它骨干分子，按照党的政策，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批判克己复辟

１９７３年７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１９７４年１月１８日，毛泽东批准王洪文、江青的要求，由党中央转发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这个运动从１９７４年年初至同年６月，历时半年左右。６月１４日，江青在北京主持召开“战士批林批孔汇报会”，张春桥说：批林批孔“围绕一个克己复礼，牵涉到现实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许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集团

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根据大量的人证物证，依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进行审判。

图门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反革命集团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遵照邓小平、彭真、伍修权、黄火青、史进前等人“弄清出处，用事实回击，总结经验和规律，教育群众，警示后人”的指示，对审判找出了更多更有力的细节左证。３月１９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判林彪一案的方针之一是：起诉书、证据都要确凿，站得住脚，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０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特别法庭开庭４２次，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结束了历时７７天的公审，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做出判决。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读特别法院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判处：

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黄永胜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吴法宪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李作鹏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邱会作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江腾蛟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以上是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至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在不到１０年的时间里，同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共中央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出的一系列定性。笔者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但从这些具有“铁”的定性来看，既反复无常，又前后极端矛盾。先看看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罪名，主要是“叛党叛国的卖国贼”、“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作案动机和案发时间基本在７０年代前后，与“９.１３”事件相距不远，这说明一贯正确的毛泽东能洞察一切地先发制人。

到了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２８日，“洞察一切”的神话再次出现，江青的信件不仅证明毛泽东早在１９６２年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林彪反对文革运动的一件极其重要的物证。根据该信证明的内容，使林彪反文革的罪恶行径发生实质性转变，使当时的路线斗争由批“极左”迅间变成变成了批“极右”。这个从左到右，一个相互对立、极端矛盾的突发转变，就轻易使林彪作案的动机迅速提前到６０年代初期，与１９５９年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出任国防部长的时间挂上了一点钩。

到了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０日，“洞察一切”的毛泽东又得出了最新的结论，林彪的性质变成“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为了能证实这个神话般的结论，竟然“掘墓鞭尸”春秋时期的孔子，因为这个“长期隐藏”的高度概括，再次将林彪的作案时间大步提前，使林彪在战争年代就玩弄两面派、搞阴谋复辟的罪名在想象中成立。同时，还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斗争归功于两胜：“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两胜”的得主自然是毛泽东本人，前一个说明林彪在党的前九次路线斗争中是假拥护，真反对；后一个说明林彪在耍两面派，是表面上拥护文化大革命，实质是恶毒攻击，蓄意反对。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林彪领导的中央军委办事组的反文革罪行跟中央文革小组毫无瓜葛，不存在任何联系，林彪就是全国公认的反文革大阴谋家，其罪恶行径是罄竹难书，罪证也是铁证如山。

事隔７年外加３个月，到了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林彪的罪行又发生本质性的彻底转变。罪行不仅含有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８日的性质——发动反革命政变，而且还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绑到了一起，两个集团曾经相互勾结、密不可分，将毛泽东几次洞察出一切的神话彻底推翻，连哪封写给江青的信也不知道弄到那里去了，可能是毛泽东亲笔书写的“铁证”也有过期的时候，反正又涌现出了大量的人证物证，竟然轻而易举地推翻了林彪原本彻头彻尾反文革的过期“铁证”，进而否认原本反革命“两面派”的本性，成为既是反革命的“两面派”，又是拥护文革的“一面派”。

如此翻来覆去地给林彪举证定性，这俗话还真不知道是怎幺说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林彪的本性就这幺一下子“移”了几次，而且还移过了头！反正林彪已死，不可能为自己辩护，而且他还是个善于玩弄权术的阴谋家，因此想怎幺说就怎幺说，想怎幺定就怎幺定性。当权者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如此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难道历史如同小儿游戏一般，想怎幺着就怎幺着，而且还准备变化到多久？

林彪案件就这幺被当局推翻了过来，又肯定了过去，林彪反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坚定策划发动者和执行者，而且还是个反对毛泽东大耍两面派的阴谋家，因此，从这个大前提出发，就不难得出这个结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被逼的无辜者，是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是中了林彪的诡计，上了江青的当。”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据此对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正式量刑定罪。

林彪究竟有什幺罪？

林彪已死，不可复生，他究竟有什幺罪好象是件永远无法说得清的事情。因此，在他死后的１０年间，中共官方反手为云，覆手为雨，对林彪反革命集团定下了一系列前后极端矛盾的结论，而且都有大量人证物证，都是确凿的铁证，可结果仍是一改再变，这不禁使本人对林彪所有指控的罪名和对这些所有的铁证全部产生质疑，这恐怕就是造成世面上流传多种“说法”的主要原因。

中共官方对林彪罪行的最后确认，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邓小平已否认了一大半：“林彪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主要罪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根据邓小平的这个结论，指控林彪的罪行就只剩下了一条：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对这个指控去量刑定罪，若依法办事就是毫无根据的信口开河，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没有事实就不能定罪，这是法律的基本常识，即使有犯罪企图，但最终没有形成犯罪事实就不能定罪。在“９.１３”事件中，毛泽东没有受到一处伤害，林彪也没有当上国家主席，这两条都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毛泽东、邓小平是根据什幺事实来给林彪定罪？而且还能据此叛处“四大金刚”近２０年的徒刑。

用同样的道理，林彪虽然到了蒙古，但事实上没有到达苏联，“企图叛逃苏联”是凭空假设出来的，毫无事实根据，用虚假的事实来量刑定罪是不合法的。很显然，以“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

的罪名来处置林彪集团，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是永远都不可能令人信服的。

另外，最值得质疑的就是对和林彪一起叛逃的四位２５６号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不知道依据什幺证据，就否认他们是帮助林彪叛逃的帮凶，还分别颁发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官方以假设的证据去分析定案，都经不起推敲，是站不住脚的。下面就是给潘景寅家属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它机组三人同）：

潘景寅同志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１９８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量刑定罪，官方举证的疑点实在太多，前后矛盾极端对立。但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林彪死亡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别无其它。因此，笔者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借鉴中共官方和世面上流传的各种“说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行径，斗胆地谈点个人看法。

有结果必有原因

“９.１３”事件是正、副两个统帅之间的斗争结果，一个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另一个大权在握而稳坐北京；一个从此身败名裂，另一个又一次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个结果真是如此吗？其实，这劫中定数都局限在一个简单的表面上。有结果必有原因，有原因必有结果，因此，笔者认为：如果不去分析斗争的起因，不了解二人的关系演变史，不掌握当时千变万化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仅凭空猜测，是无法透过表象看到问题的实质的。为了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想应该从起因谈起，这首先就要了解毛、林二人在历史上是怎幺走到一起的？又是怎幺变成最亲密的战友？在这期间他们二人都在想些什幺、做了些什幺事情？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才能找出他们为什幺会反目为敌的真实起因，才能得出一个真实的“９.１３”结果。

对毛泽东一生的丰功伟绩，由于被中共官方宣传了几十年，已经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所以本人就以林彪的一生为主线，结合二人关系的演变史，先回顾一下难忘的多灾多难的那几年历史——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创建时间：2004-12-30

三、难忘的岁月（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

毛泽东和林彪可不是两个一般的普通人。他们双双把持着中共政坛，领导着占世界１/４的人口，主宰着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他们的一举一动，对国内，乃至国际局势，都会产生出极大的影响。

在“九大”以后的两年间，他俩的关系由亲密战友演变成不共戴天的政治仇敌。因此，先回顾一下这几年的历史，研究一下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就能从这些事件中摸索出一些值得研讨的东西，才能将一些断断续续的线索连贯起来，才能将杂乱无章的头绪整理清楚，这对弄清事件的真相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笔者根据这５年发生的一系列的人和事，分别按“中共国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系方面”、“中美关系方面”和“中日关系方面”五个方面作了简单的归类，希望通过列举出来的这些历史事实，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来深入了解“９.１３”事件的真实起因。

(一)、中共国内方面

１９６８年９月１日，随着新疆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全国（除台湾省外）２９省、市、自治区全部成立了革委会，随着“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高潮出现，文革运动迅速转入消退期。

９月１２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使在文革中能幸存下来的大批“知识分子”，以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名义，分别被安排到了农村、工厂，去接受再教育。同期，为了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广大干部为了能有重新学习的机会，文革里的领导骨干们被兼学别样地安置到专门准备来批判资产阶级的“五.七干校”。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说了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使曾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和广大城市待业青年，去积极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基本全被农村消化完毕。此时，以批判资产阶级为主题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轰轰烈烈的“武斗造反”转变成安安静静“吃忆苦饭、读红宝书”的“文斗”方式，中华大地再次出现政治形势稳定的社会局面。

１０月１３-３１日，中共党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讲了话。他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１９６９年２月１６日-３月２４日，新成立的国家计委在北京筹备召开了“全国计划座谈会”，会上出台了《１９６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其中规定了５项主要任务：１、高质量地全力保证毛泽东著作的出版，要求年内出版《毛泽东选集》１-４卷２０００万部；大力发展广播事业，动员４０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２、大力发展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持。３、大力加强国防工业、基础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建设。４、安排好轻工市场；继续提倡完婚和计划生育。５、继续狠抓交通运输工作。对这个计划纲要的实施，是中共政局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转入经济建设的一个明显信号。

３月，为迎接中共九大的胜利召开，先由林彪、陈伯达起草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要求全党应集中精力发展生产，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篇报告在毛泽东审定时被推倒重来，其后改由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起草了正式的政治报告。４月１-２４日，中共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林彪在会上作了张春桥等人起草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政治报告，大会确立把“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并以此规定了“斗、批、改”的任务。同时，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中共党章。

６月９日，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在北京去世。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１１月３０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在合肥去世。

１０月１７日，林彪在苏州发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即：“林副统帅第一号令”。

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在北京工人体育场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年２７岁。

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４３９公里，最远点２３８４公里，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

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中共党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举行，林彪、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几乎所有的代表都赞同设立国家主席。８月２５日，毛泽东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指出陈伯达有野心，责令收回华北组第２号演示文稿。会后，陈伯达受到彻底批判。林彪曾于４月１１日提出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次日毛泽东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９月２３日，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在全国推广既抓阶级斗争，又抓农田生产的大寨经验。

１１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由上而下的“批陈整风”运动全面开展。

１２月，北京军区改组。这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同时宣布的中央决定。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２月２１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自此“批陈整风”运动在中共各级机关逐步传达。

４月，毛泽东指派李先念参加由林彪负责的中央军委办事组。

４月１５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作出书面检讨。２９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汇报会上作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等人在政治上犯了方向性严重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５月１日，国际劳动节，林彪没有按惯例紧跟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第一次反常地迟到，并提前离开庆祝会场。

６月９日，江青到毛家湾，亲自为林彪拍摄了一张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照片，分别刊登在７月９日出版的《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上。

７月１日，中共党诞生５０周年纪念日，８月１日是中共建军节，毛泽东和林彪都未在隆重庆祝的公众场合露面，这两大重要节日都在没有毛泽东或林彪的画面中度过。

８月１４日-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南巡，沿途同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对谈话内容要求小范围传达，严禁外传。毛泽东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９月，林彪住进由８３４１部队负责安全保卫的北戴河度假地。９月６日，陪同金日成访华的李作鹏回到北京。９月１０日，中国发射成功第一枚洲际火箭。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点，毛泽东南巡的专列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人，指示李德生调一个师的部队去南口。当晚１０：３０，总参谋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

９月１３日凌晨，林彪和夫人叶群、儿子林立果、刘沛丰、潘景寅等九人乘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随机人员全部死亡。

９月１８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份关于林彪叛逃事件的文件。文件正式通知：“林彪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１０月１日是中共建国庆祝日，天安门广场破例取消大型的游行庆祝活动。１０月２５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原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

１１月底-１９７２年１月初，毛泽东因肺心病引起严重缺氧，出现休克症状，几次出现呼吸停止的重症，经多日抢救，转危为安，休养两个月。

１２月１１日、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３日、７月２日，中共中央陆续下发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材料之二、材料之三，大规模批林整风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共负责调查林彪一案的工作小组，发现以阴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杀害毛泽东、夺取全国政权的《“５７１工程”纪要》，作为材料之一在全国范围传达。

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逝世。在１月１０日举行追悼会上，毛泽东带病参加，周恩来致悼词。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再度休克，心脏曾经停止跳动，经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病情再次好转。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３-５日，捷共中央继续举行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亚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

３月８日，波兰发生“三月事件”，波政府禁演《先人祭》话剧，理由是，该剧带有“反苏性质”，波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对此提出抗议，华沙大学生也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公演此剧。游行队伍中还出现反对哥穆尔卡和反对与苏合作的标语口号。

８月２０日，华沙条约成员国苏、波、保、匈和民主德国出兵侵捷，次日下午，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等捷党政主要领导人被苏军挟持前往莫斯科。苏方与捷总统斯沃博达谈判，要斯沃博达出面组织新政府，结果被拒绝。

１９６９年１月８日，布拉格１８岁的大学生扬帕拉赫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以抗议５国侵捷。

２５日，数１０万人参加其葬礼。３月２８日，捷全国各地数万群众自发庆祝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战胜苏联队，庆祝活动很快变成大规模的反苏示威。

３月１l-１５日，南共联盟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强调，必须在各民族平等和社会政治共同体非国家主义化的基础上，发展民族间联系的新形式。大会要求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清算大国一元主义倾向及民族本位主义、孤立主义和分裂主义。铁托当选为共盟主席团主席。

６月５—１７日，罗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７５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会上反对国际会议对中共等党进行的谴责。８月６—１２日，罗共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齐奥塞斯库当选为中央总书记。

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０—１１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捷共十三大以来党内和社会危机局势发展中应吸取的教训》。文件重申，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和国民经济计划管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１２月１３-１９日，波兰发生“十二月事件”。１２月１３日，波政府宣布提高４０多种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提价幅度从３.６—９２.l％。１４日，格但斯克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游行，抗议提价，罢工工人组织了罢工委员会，由委员会领导罢工并同政府交涉。１８日，晚政府派治安部队和军队进行武力镇压，与罢工游行者发生冲突，在冲突中造成４４人死亡(其中２名警察和１名士兵)，１１６４人受伤(其中６００人是治安人员)。１９日，事件被平息。

１９７１年６月４日，铁托在萨格勒布会见克罗地亚领导人时说，克罗地亚民族主义恶性膨胀已成了全国性的关键问题，批评克罗地亚领导人未积极开展工作，要求其采取坚决行动，制止民族主义的蔓延。６月１２—１３日，克共盟召开第四次代表会议，决定把民族主义分子开除出共盟。

６月１５-１９日，统一社会党在柏林召开第八次代表大会。昂纳克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乌布利希当选为党的主席。

１２月１—２日，南共联盟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克罗地亚的形势。铁托在会上指出，在克形成了民族主义运动，其策源地是“文化协会”，大学生罢课是“反革命活动”。会议决定，开展最广泛的社会活动来反对反自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１２月１２-１３日，克罗地亚共盟中央召开会议，通过反民族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决议，号召盟员清除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根源。

１９７２年１月１６日，昂纳克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责中国领导人奉行反苏、反社会主义各国、反国际共运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的政策。

(三)、中苏关系方面

１９６８年１月，苏军侵入乌苏里江中国七里沁岛，制造严重的流血事件。

１９６９年３月，苏联军队两次侵入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多名边防人员，制造严重流血事件。中方边防部队进行了还击，其后双方政府互相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６月５-１７日，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会议的有７０多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古巴共产党和瑞典左翼党(共产党人)的代表团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大会，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南共联盟等１７党未派代表参加。勃列日涅夫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说，帝国主义仍是主要敌人，帝国主义的战略重心正在发生某种转移，新的世界大战是“最现实的事实”，要对侵略者“组织集团回击”。他还强调，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是“反帝运动的支柱”，应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威力、协调它们的力量和加强它们的合作。报告再一次对中共党进行了指责，会议还通过了《给越南以独立、自由与和平》呼吁书、《声援海地共产党人斗争的声明》、《保卫和平呼吁书》等文件和关于召开世界反帝大会的决定。

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提出在最近两三月内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会谈。声明说“苏中实际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指责中国“觊觎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苏的领土”，“妄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曾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声称中国北方应“以长城为界”；西部“不超出甘肃和四川”，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也不曾是一条内河”。

８月１３日，苏军入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铁列克提流血事件。中国一支３０多人的边防巡逻队，遭到越界苏军３００余人、配备２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突然袭击，人员全部牺牲。

９月１１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问越南，在回国途中赶到北京，同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会晤。双方就中苏关系问题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１０月２０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０日-４月９日，苏共举行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对外政策方面，勃列日涅夫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捍卫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反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使人类免于新的世界大战，为此提出了争取和平合作的６点“和平纲领”，主张改善和缓和同西方的关系。

７月２５日，《真理报》发表H亚历山大洛夫题为《关于北京与华盛顿的接触》的文章，认为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反苏主义是中美接近的背景因素，等等。

９月２２—２５日，勃列日涅夫访问南斯拉夫。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称，苏南目前拥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合作的良好基础，各国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不应把反映各国经验和特点的那些社会主义建设方法彼此对立起来。双方表示赞成把巴尔干地区宣布为无核地区，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认为召开５大核国家会议是“有益的”。

(四)、中美关系方面

１９６９年７月２１日，美国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８月２-３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出访共产国际阵营的罗马利亚，齐奥塞斯库在会谈中希望美中关系得到改善，同时建议尼克松访华。１２月，美国政府宣布再一次放松对华贸易限制。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即“５.２０声明”，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６月１７日，美、日签订《归还冲绳协议》，将钓鱼岛等岛屿一起归还给日本。同日，台湾外交部发出“不能接受美、日归还冲绳协议”的声明，随后台湾各地爆发示威游行。

１０月１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会见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

１９７１年１月２９日-３０日，美国各地华人成立“保钓委员会”，３０００余人在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举行保卫钓鱼岛的游行示威。２月１２日，中共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国内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拥护中共“２.１２声明”，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４月１０日，美国乒乓球队代表团应邀访华，史称“乒乓外交”。

７月９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１６日，发布会谈公告，宣布尼克松总统应邀请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华。

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泽东在大病初愈的情况下短暂会见了尼克松。周恩来同尼克松就两国关系正常化及双方关心的其它问题进行了讨论。２月２８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

(五)、中日关系方面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２９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问我国。周恩来和田中角荣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毛泽东会见了田中角荣。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在北京签字。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中国政府放弃对日发动侵华战争的巨额赔款。１０月１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针对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事，发表《夺取新的胜利》社论。

以上是发生在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２年不到５年的时间里，中国乃至国际上发生的一部分重大事件。

由于林彪反革命的一项重要罪名是叛逃苏联的“卖国贼”，所以笔者就着重分析中苏关系演变史，看看林彪生前是怎幺卖国于苏联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根据１９５０年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结成了战略同盟关系，但是中苏两国在出版的地图中对于双方边界的画法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

１９５３年，赫鲁晓夫刚上台时，出于争取中共党支持的需要，一度以谦恭的态度善待毛泽东，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一些经济项目中废除了中苏之间不合乎平等互利原则的协议，并增加对华援助项目，此举曾使毛泽东对斯大林过去的大国沙文主义不满情绪得到舒展，双方关系亲密得达到了高潮的顶点。

１９５７年，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巩固，苏联又成功试验出洲际导弹，在对华关系的态度上很快又表现出民族沙文主义。１９５８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对斯大林集团进行否定式清算，中苏关系开始降温。

同年７月，在赫鲁晓夫访华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虽然苏共对中共国内采取的各项政策表示不满，但是两党并未撕破脸皮。此时，尽管双方对边界部分地段的归属存在分歧，但双方边民和边防部队仍在友好相处。

１９５９年９月，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随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务工作。他从此介入到中共高层的政治领域后，中苏关系也开始迅速恶化。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苏联单方面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和中止数百项经济技术合同；同年８月，苏联边防军在中国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１９６２年春季，苏联利用中共国内经济困难时期产生的社会矛盾，煽动大量的新疆边民外逃。直到１９６４年２月，中苏两党才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此时中共已经在政治的意识形态上出现“反修”征兆，但最值得称道的却是贫穷落后的中方代表在谈判中竟然首次向苏联政府提出：

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但是，苏联已有大量公民长期居住在旧俄时代占据的这片土地，既已造成客观存在的一段属于苏联国土的历史事实，如果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去全面解决苏中边界问题，对强大的苏联来说是毫无“理由”可言的。因此，苏方代表不仅坚决否认了中俄过去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而且还要求中国承认沙俄时代和苏维埃时代，超越中俄不平等条约侵占和企图占领的中国领土也要归还给苏联。

谈判双方在立场上完全对立，对是否承认“中俄条约”的平等性已经各持己见，互不向让；在具体实施细则上，是根据１９５０年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的边界地图进行仔细地画定。由于大前提完全对立，所以谈判双方在界河岛屿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边界东段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但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在《中俄北京条约》的附图中，苏联根据自己绘制的地图竟把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的面积约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６００多个岛域划归己有。双方为此争执不下，苏方代表提出一项不分是非的岛屿交换方案，即“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一分为二”。但是由于中方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即承认过去的“中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这一点对苏方来说是不可能作出让步的，这无异于承认自己是在享受过去的侵略成果，因此双方的谈判只能是毫无结果地收场，并最终导致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苏边界爆发了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珍宝岛流血事件。

在珍宝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通过１９６９年３月２日、１５日和１７日的三次战斗，中国边防部队以极小的伤亡，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共１７辆，毙伤苏军人员约２５０人(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数字，苏军在边界冲突中死５８人，伤９４人)。当时双方兵力相差不多，然而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军支持，苏军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持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占绝对优势。

尽管中方的军力在边境冲突地区处于劣势，但这几次冲突的结果却是苏方吃了大亏。

１９６９年８月１３日，苏军人侵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再次制造流血事件，中共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８月２８日，中共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边疆的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舋，防止突然袭击，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８月下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转发了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防工作的报告，动员各企业机关的职工、城市居民都参加挖防空洞，大规模战略防御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对于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其“辉煌”战果令苏联领导层反应十分强烈。不肯服输的苏联军方在《红星报》上居然公开炫耀其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６月１３日，苏联政府就苏中边界问题发表声明，声明指责中国“觊觎１５０万平方公里历来属于苏的领土”，“妄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曾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声称中国北方应“以长城为界”，西部“不超出甘肃和四川”，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也不曾是一条内河”。有大量报导显示：苏联主战派曾提出“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核攻击计划，但苏政治局没有同意，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的干预。

谁是中国现代的冒险家？

针对苏联《红星报》在１９６９年６月１３日发出的声明，笔者不禁要问：中苏关系在短短的几年里如此迅速恶化，究竟谁是中国现代的冒险家？在这个贫穷弱国里，谁有这幺大的胆量竟敢觊觎满清政府曾经拥有的１５０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志愿军司令彭德怀，还是原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或者是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在一场无法掩盖的朝鲜战争里，已经把他们几个当时的表现展示得淋漓尽致。在珍宝岛武装冲突期间，国内迅速出现了不可逆转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的政治局面，据宣称：当时参加声讨“苏修”入侵的群众性示威活动达到１.５亿人次以上，中苏、中蒙边界附近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和民兵，也进入战备状态。

当时的中苏关系险恶无比，而中共正在全力以赴支持抗美援越，至于抗美援越的策划者，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只要看看建国初期谁具有天生一副崇拜斯大林的光辉形象，我想这是不用争论的。１９６９年，毛泽东用那封闭无助、狂妄自大的外交战略，使中国一步一步地走进既要南抗美帝，又要北拒苏联的孤立被动境地。他如此治国安邦意味着要与美、苏同时翻脸为敌，意味着中国可能陷于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这在军事上是兵家大忌，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极端冒险，毛泽东此时此刻的宏图大略与二战时期的西特勒比起来，都有过之而不及。而且国内的文化大革命正闹得天翻地覆，国民经济陷于崩溃边缘，毛泽东此举简直是拿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作一场好无目的地豪赌，险恶的国际局势已经使中共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此时此刻，一个扭转乾坤的巨人已经从隐蔽的角落站了出来，他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就是毛泽东的第二个接班人，指挥共和国三军的副统帅，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

自朝鲜战争以来，西方经济强国对中国的制裁、封锁，在越战期间达到极点。在对华关系上，美国刚成立的尼克松政府起先并没有采取遏止苏联的行动，与北越的巴黎和谈时断时续，在南越工作的美国人此时已高达２００多万。为中美关系牵线架桥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基辛格博士在起初也是这幺认为的，他觉得在中国爆发的文革运动简直是不可思议，在中苏分歧开始公开化时，他认为中国人好斗，更富于侵略性，所以他本是苏联的同情者，在中苏两大国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对峙后，才表现出温和的态度。

珍宝岛事件爆发后，事隔３个月，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华关系的意向，当时驻越美军达到整个越战期间最高值——５５万人，从６月起，首批２５０００人的美军战斗人员撤离越南战场，至年底已有１３万军队撤回国；７月２１日，尼克松政府又宣布自朝鲜战争以来第一次放宽对华贸易限制和美国公民来华旅行的限制。苏联外交官员此时曾向美国试探“如果对中国的核设施发动袭击，美国会作何反应”时，美国作出了斩钉截铁的答复。这时在中、美、苏三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特殊关系，正如基辛格后来所说的：“仍然非常模糊的三角关系，已经初露倪端了。”美国这时的行动也表明，它明显地企图利用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孤立它最主要的对手——苏联。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瞬息变化，中共官方曾有报导，可以说明毛泽东和周恩来是注意到了，难道深谋远虑的军事天才会不一点也知道？大阴谋家、野心家只会喊口号、摇语录，然后是躲在家里什幺也不管，一心钻研自己的辞海、药典吗？中国能从那幺危险的世界局势中硬撑过来，难道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谓的外交努力？单看一个“５.２０声明”就能揭示一切：

在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发表在前一日起草好的，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声明，即：“５.２０声明”。当“声明”一传到美国白宫，尼克松气得暴跳如雷，差点作出把越战中闲置的美军战舰全调往台湾海峡的极端决定，要知道这个声明原本是由掌管军队的副统帅宣读，可被林彪一口拒绝。他这时公然反抗毛泽东，是否是导致“９.１３”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客观、公正的历史是无法长期掩盖得下去的，事实也是正好相反，苏军的武器装备、经济实力在当时都占绝对优势，却偏要放弃常规战争，去甘冒核风险，这问题的实质在珍宝岛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天才战将”，已经由幕后站到了前沿，这位“天才战将”的本事和对苏、美的立场，连苏军的高级将领，包括当年的斯大林都佩服得五腑投地，难道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点也不知道中国的这位“病夫子”？在新疆铁列克提发生流血事件后，在祖国处于严重的危难之机，这位“病夫子”

倒还悠闲地出现在井冈山上，可想而知林彪当时的心情该是何等的心潮澎湃！他２０岁时就到了这里，故地重游时已是６０多岁的老人了，戎马一生的老军人，被此情此景所动，竟挥毫写下《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原文发表于１９６９年８月）：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共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美国一贯奉行全球战略，当时在亚洲陷于困境的主要原因就是越南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大量援助，从战略角度讲，中苏交恶是最愿意看到的，但打核战争没有赢家，谁也控制不了局面，这就是美中改善关系的根本动机。对中苏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林彪的谋略是胜算的，结果也正如他所料：“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林彪刚从井冈山回来，在柯西金已经拜会了周恩来后，发出他唯一的一次向世界公开的吶喊——“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尽管这个吶喊在后来被黑白颠倒，被肆意歪曲，但它是无法掩盖得住的，因为它是历史的事实，谁也篡改不了。

他的机要秘书对林彪下达“一号令”时的背景曾回忆到：

为了加强首都北京的防御，林彪提议将驻守在江苏无锡一带的第２７军主力急调张家口地区，与早在那里驻守的第６５军组成一道阻挡苏军可能入侵的“铜墙铁壁”。他让总参作战部绘制了一份长约七米、宽约三米的“三北”地区防御态势示意图，挂在毛家湾住地的会客厅。他站在地图旁边，手拿一根木棍，在上边搜寻着所关注的战略要地。叶群忙前跑后，现从空军“抓”来一个摄影记者将林彪此刻的身姿摄入了镜头。

林彪甚至还在住地练起了骑马。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出外“转车”

回来，立即打铃叫秘书。我上去后，林彪用急促的口气命令说：“赶快打电话，叫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总参管作战的副总长阎仲川立即到我这里来。我打过电话后，几员大将陆续来到毛家湾。平时林彪找人谈话或会客，一般不让工作人员在场，这次则有点特殊。

叶群对我说：“你负责作一下记录。首长今天要讲准备打仗的事，这是要立案存盘的。”

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在林彪的会客厅里，几员大将落坐后，林彪说：“今天叫你们来，是要谈下战备问题。这个仗看来八成是打不起来，但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在节日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在人们正欢欢乐乐的时候，就不定战争就打响了。如果敌人趁我们过节，对我们来个突然袭击怎幺办？苏联设在外蒙的空军基地，距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用不上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打导弹，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坐车到西郊机场去转了一下，看见飞机还一排排地在那里明摆着，似乎没有一点应付意外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因此，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等着挨打的状况。第一、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留下作战值班的以外，其余的一律要在今天夜间转移到外地的机场去；第二、要在机场跑道上设路障，以防止敌空军实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要全部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在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九大党章后，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解放军增编了许多新部队，地方上大力加强武装民兵，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入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的配置。中共领导人曾对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较高的估计，这时更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苏方也是紧急向边界调运了大批军队，因只有一条西伯利亚铁路作为运输干线，该线在１９６９年夏天为供军运而一度停止客运。从当时中苏两国的综合国力对比来看，中国比苏联弱得多，国内又忙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国际上全力支持北越的抗美战争，在军事上去主动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明知自己的真正对手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在美国一再向中共示好的情况下，却仍在边境部署重兵，这难道仅仅是沙文主义在作怪？很显然，苏联已经感觉到了威胁，大沙文主义已感觉到弱后的中国后面有能人在指挥，而且有实力胆敢公开站出来反抗了，再加上美国的介入，用常规战争既无法取胜，又要防止中共彻底倒向美国，这些使苏联政治局发着高烧的头脑必然冷却下来。勃列日涅夫走中间立场是他唯一的选择，既不敢进攻贫弱的中国，又要在边境派驻大量装备核武的部队来显示实力，在此情况下，当然还有另一个手段，就是采用老道的外交谋略，来实现自己无法达到的真实目的，所以柯西金的北京会晤便迫切地登台亮相了。

柯西金的北京会晤，是苏联领导人采取了缓和中苏关系的有力措施，是出于多方面考虑的。苏联在全球主要战略对手是美国，战略重点也在欧洲，仅半年后又同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其国际形象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威信已大受损害。中苏两国共同支持的援越抗美救国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对华发动战争等于是在支持越南的兄弟背后开刀。另外出动大量军队去进攻中国，也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在这位军事天才的直接指挥下，胆敢冒进必然会陷入战争的泥潭。出于种种原因的考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９月上旬赴越南参加吊唁胡志明之机，向同去吊唁的中共代表提出要在回国时“途经”北京(实际上柯西金去越南选择的是经印度、缅甸、老挝的航线)，要求同中国总理举行会谈，但遭到谢绝。９月１１日，柯西金在访越回国途中，经过千幸万苦，终于实现了同周恩来进行面对面的会晤，虽然柯西金只是在北京机场作了短暂的停留，但双方达成了谅解，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柯西金与周恩来会晤后，１０月５日，林彪刚过完国庆节就去视察张家口防线。正式动身的这一天是上午８时，林彪、叶群驱车到达机场，除了吴法宪、郑维山、阎仲川、马卫华之外，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也赶来为林彪送行。张家口是北京西北的要塞，是首都安全的屏障。那里曾是当年平津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场，附近地形险要而复杂，林彪此行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可是，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此项行动虽然算得上是绝对的保密，除了毛泽东以外连周恩来都未打招呼，但林彪的张家口之行，涉及地域之广，人员之多，其消息必然会传到莫斯科。事实也是如此，苏方随即通知中国方面，说已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换文。这一改变，苏方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当然，经过中苏总理的会晤，双方都采取了缓和边界局势的措施，在边界，双方军队从此不再互相射击，苏联边防军人也不再进入有争议的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地。由于中苏局势的紧张关系，必然会引起美国的高度重视，事实上美国已经着手改善了对华政策，为了防止在全球战略中失去有利地位，美国提出尽快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中国方面积极响应。这样，中、美、苏三国的关系如同基辛格所总结的：“到了１９６９年底，美国同共产党世界的关系就慢慢变成三角关系了”。

计划安排中苏边界谈判在１０月２０日的北京举行，在苏联代表团到达北京之前，中共高层估计苏联可能以谈判为掩护实施突然袭击，于是在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毛泽东、林彪等中央领导人和大多数老领导都被分散安排到外地，解放军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国内各城市进行的疏散又和上山下乡结合在一起，总计有上千万城市居民被送到农村落户。１０月１５日，由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１６日至于１７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毛泽东去武汉。

林彪去苏州。

朱德、李富春去广东。

陈云、邓小平去江西。

聂荣臻去河北省邯郸。

叶剑英去长沙。

被列为“项目”审查对象的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一些领导人也同时被疏散到外地，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

林彪的“一号令”在“９.１３”后曾被批成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预演，说是林彪想看看自己呼风唤雨的本事灵不灵，看看部队主要领导人对自己发号施令是什幺态度。“一号令”还被批成迫害老干部的动员令，说是想一箭双雕，既作一次“政变的预演”，又想借“战备”之名迫害老干部，把一大批无产阶级老革命家统统赶出北京城，好腾出手来整死刘少奇、陶铸等。这究竟是谁在颠倒黑白，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斯大林的离间计

"９.１３"事件发生了，林彪死了，而英明伟大的毛泽东是怎幺事先发现他的反革命计划的？如果说是毛泽东提前发现了《“５７１工程”纪要》，这是不可能的，一是因为在林彪死后才找出来的证据，二是《纪要》所涉及的时间在开始“批陈整风”的运动之后，期间已经发生北京军区的改组和李先念被派到中央军委办事组等事件，也就是说先动手的不是林彪，而是毛泽东。而“设立国家主席”一说更不可能，设立国家主席只是关系到中共在国际上的政治形象，毛泽东不看重这个职务，林彪即使黄袍加身也不会看中这个位子，连与林彪保持着距离的周恩来、康生、陈毅、汪东兴、许世友、钱学森、郭沫若等人都在庐山上赞同设立国家主席，可想而知，赞同“设立”的出发点是从树立国家形象，维护民族利益来考虑的，而不是代表那个私人的阴谋。当然，与“阴谋”对立的是“阳谋”，有时在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是恰恰相反，毛泽东如此坚决果断地力排众议，否认设立国家主席一职，这里面有没有无法公开的阴谋，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设立国家主席只不过是毛泽东发动倒林运动的一个借口而已。另外，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审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件时，据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特别法庭举出的证据曾提到：“９.１３”前期，已经有军队开始南下调动，并以此作为林彪调兵南下，准备反叛的证据。这不又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当时的中苏关系与１９６９年发生珍宝岛武装冲突时的情况相比，是不能同日而语的，１９７１年的中苏、中蒙关系已较两年前明显缓和，苏、美两大国都已经采取了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的举措，此时再在北部边境驻扎百万大军，显然是不合情理的。即使林彪调兵真的是准备南下造反，由于中共军队没有发生反叛的客观事实，如此捕风捉影式地捏造罪名，是站不住脚的。那幺又是什幺原因导致毛、林反目为敌的呢？在姚明理写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一书提醒了我，倒不是因为标题如何醒目，而是姚明理本人在未写完这部作品的时候就谢世而去，也就是说他的作品是个半成品。正因为是个半成品，才引起我的好奇，姚明理在未完成的作品中提到了林彪不愿意调起中苏战争一说，但是他又提出毛泽东对林彪准备采取行动的三个理由，其中之一就是：周恩来总理汇报吴宗法的关系材料，这个材料说吴宗法是林彪、黄永胜派遣的，专门联系对苏联战争的特务。

这个姚明理是什幺人，什幺来历，我一点也不清楚；吴宗法是何方神圣，本人更无法去核实；周恩来汇报的材料是那来的，本人也无法去考究。但是，即使姚明理是胡言乱语，“吴宗法”是凭空捏造，周恩来的材料是子虚乌有，但姚明理提出的观点却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如果林彪、黄永胜参与派遣吴宗法一案的证据确凿，杀黄永胜的头就绰绰有余，给林彪定个十恶不赦的罪也能名正言顺，可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并没有“吴宗法”这条罪名，而且在监狱服刑的反革命集团成员中里最顽固不化的首推黄永胜，他直至患癌症去世，也没承认自己犯过什幺罪，这不禁使我想起满清皇太极施反间计凌迟袁崇焕一事，难道历史的悲剧真的会重演？

早在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斯大林就施过离间计，这其实应该是高岗自杀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岗在解放战争时任东北局副书记，林彪入关后成为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是名副其实的东北王。５０年代初，高岗奉调进京，号称“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同时兼任的职务有：国家副主席，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高岗长期在东北工作，与苏联关系甚密，得到苏共高层领导人的高度“器重”，他为红军立足陕北，为中共取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建国后东北的工农业能大力支持全国经济建设，为抗美援朝等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是拥护毛泽东的核心人物，毛泽东对他也同样器重有加，曾作过“林（彪）不如高（岗）”的评价。但是，高岗正因为在苏联的“支持”下，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的政治较量中，反而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败北，最后被迫自杀于狱中。下面就是斯大林献计的一段史实（笔者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P２０１）：

在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期间，一天晚上斯大林来别墅会见毛泽东。他把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东北铁路系统苏联总顾问柯瓦廖夫写的《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的秘密报告交给毛泽东。报告说中共内部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这引起了毛泽东对高岗的关注斯大林密交给毛泽东的报告，从表面上看支持的是高岗，反对的是刘少奇，可在毛泽东手里所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这份密报提交的地点是莫斯科，时间是在１９５０年初，如果按斯大林的暗示，刘少奇就是亲美派。可高岗与刘少奇比起来，究竟是谁更亲美？高岗与毛泽东比起来，究竟是谁更亲美？在仅隔几个月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几个人的立场就旗帜鲜明，展示得清清楚楚。高岗就是当时中共党内的反战派代表，他的态度是既不亲美，也不亲苏。值得一提的是，高岗反对出兵朝鲜的立场还不同于林彪，林彪反战硬是坚持到了最后，高岗虽力主反战，但一旦开战，他又是负责志愿军后勤的总司令，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

１９５４年初，毛泽东在与公安部长罗瑞卿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搞阴谋的，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刘少奇因此大获全胜，高岗的生命走向了终结。想到高岗的自杀身亡，再联系到“９.１３”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禁让人觉得可怕。１９７１年是中国外交取得巨大收获的一年，中美关系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件，结果是在国际上取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解除了美、日、西欧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围堵；迫使美台防卫条约撤销，美军撤出了台湾；恢复了联合国会籍；全面对抗的中苏关系得到彻底缓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在１９７１年都留下无法让人忘却的三大著名事件：一是基辛格７月密访北京；二是“９.１３”事件；三是１０月加入联合国。三大事件发生的时间又如此紧密相连，已经充分说明了彼此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林彪坠机于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是这三大著名事件中的重中之重。

创建时间：2004-12-30

四、蒙古国独立史

“９.１３”林彪坠机于温都尔汗，死在异国的他乡，他为什幺选择蒙古作为自己的归宿，这好象是个永远的谜。对此官方虽早有结论，但世人仍有很多猜疑，使“温都尔汗”充满了神秘。据说世上知道这个谜底的只有４个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一个为此调查了一年多的克格勃成员，而且调查出来的结果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是什幺天机要如此保密？如果此话可信，它必涉及中、蒙、苏三方利益，也就是说，如果中、蒙两方知道了事件真相，应该对苏方极为不利，这不禁让人想起这块土地的今天和过去。

内、外蒙的由来

蒙古国是中国北部的重要邻国，地处中俄两国之间，地理位置独特，两国边界线长达４６７６公里。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国关系基本上与中苏关系同步，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和波动。中蒙双方于１９６０年签订《中蒙友好互助条约》。１９６２年，签订《边界条约》。７０年代，两国恢复互派大使。８０年代，两国关系逐步改善。１９８９年，随着前苏联的解体，两国关系和两国执政党相互关系实现正常化。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中蒙历史素有渊源，外蒙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的领土，今天外蒙已变成独立的蒙古国，它的由来得从这位“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说起。

１２０６年，５２岁的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即蒙古国大汗位，号成吉思汗。随后，他和他的子孙们经过不断征战，最终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蒙古帝国。１２７１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把原来的西夏、金、宋、大理和蒙古本土合并成一个帝国，国号“大元”，其疆域延伸至欧洲，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空前大帝国。当时的“大元”是一个超级大国，地域之广，几乎无法作有效的统治。蒙古人拥有如此庞大的元帝国，仍对一些没被征服的邻邦进行大规模征伐，包括日本、缅甸、占城、安南和爪哇等。连绵不断地征战和元政府歧视汉人的政策，使蒙古统治者在汉人不断地反抗下，终被逐出中原，重新回到蒙古故地。

元末，蒙古人虽被逐出中原，但他们仍在不停地骚扰边境。明太祖朱元璋曾八次北征沙漠，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后迁都北京，因蒙古人不断犯边，随重修长城。至明末，因蒙古人内部分裂，部分蒙古人得到明政府允许，在长城以北与汉人和睦相处，村牧而居；另一部分被逐至“漠北苦寒之地”，从此开始有了内、外蒙古之分。

至清初，经努尔哈赤、皇太极不断征战，逐渐统一蒙古诸部。皇太极灭“后元”后，内、外蒙古再次收入中国版图，受中央政府管辖。

清末，因朝政腐败，国力衰弱。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在停泊于南京江面的“皋华丽”号上，订立了《南哀条约》，从此外强开始全面入侵。在夺我领土者中，犹以沙俄为甚，沙俄先后占去东北黑龙江以北，新疆以西的大片领土，对中俄之间的这块土地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１８９３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诞生于长江以南的湖南湘潭县韶山冲；１９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林彪诞生于长江北岸的湖北黄冈县林家大湾，这时的温都尔汗仍在满清的版图。

１９１１年清亡，民国成立。外蒙的活佛和王公在沙俄的支持怂恿下于１９１２年宣布独立，国际社会少有承认，中国政府和孙中山等人皆不承认其独立，但中国处在军阀混战时期，国民政府无力北顾，遂一拖再拖。袁世凯上台后，沙俄以承认袁政府为条件，于１９１３年和１９１５年，先后签订“中俄酢鮈和中俄蒙协约”，条约称外蒙为中国一部分，但实行的是自治。随着条约的签定，外蒙宣布取消独立。

１９１７年，沙俄爆发“十月革命”，新成立的苏联因急欲在世界上寻求支持，打破外交困境，在苏共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对中国作了许多友好姿态，包括废除沙俄和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重新签订友好互助条约，退还中国所有俄国租界，废除治外法权等等。

１９２１年，外蒙出了个贫苦牧民出身的“苏赫巴托”，其人受“十月革命”的影响，笃信革命理论，曾到莫斯科见过列宁，在２０年代初领导了外蒙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蒙古国英雄。外蒙在苏赫巴托和乔巴山等人的领导下组建了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党”，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向中国驻军进攻，并将中国驻军赶出了外蒙古。５月，苏联红军应“人民党”邀请进入外蒙古。７月１０日，组建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１９２４年，外蒙政府废除君主立宪，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年５月，以中国北京政府承认苏联在外蒙驻兵和继承帝俄时期拥有的中东铁路，苏联放弃帝俄在华特权和庚子赔款、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为交换条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议》，其中的一条很重要：苏联承认外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对已吞并的土地，列宁“把握”得很有分寸。从此，外蒙虽放弃了独立，但苏赫巴托坐上了社会主义“老二哥”的交椅，苏联派兵进驻，与外蒙的关系亲于兄弟。蒙古以苏联为老大哥，唯苏联是从，加上中国政府无力北顾，竟也维持了２０几年。

蒙古国独立

１９４５年２月，二战的炮火接近尾声，盟国开始算计战后的各自利益，英、美、苏三国巨头聚在克里米亚之雅尔塔，分别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中国缺席的情况下，三国作出了有损中国主权的划分，这实际上又是一次出卖中国的巴黎和会。苏联的主张与中国有关的部分有：维持外蒙现状，划中国的大连为国际港，而旅顺作苏联军港，苏联在南满铁路享有特权等。美国答应了苏联的要求，主要是苏联承诺在欧亚等地区对美国作出让步，同时准备出兵满洲对日作战，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是苏联不准备插手中国局势。当时苏、美等国际社会都认为中共没有希望在内战中取胜，斯大林把他的“宝”基本上跟美国一样，全压在蒋介石的身上。

当蒋介石得知三国瓜分方案后，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于是他派蒋经国去莫斯科与斯大林面谈。蒋经国说：中国对日一战，收复失地是为一雪百年耻辱，现在台湾尚未光复，日本尚未投降，先失外蒙，政府将无颜以见国人。斯大林则点明了为什幺自沙俄起俄国一直觊觎外蒙的理由：俄国横跨欧亚，一条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贯穿东西，是连接两端的命脉、原沙俄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均以双头鹰作为国徽，一头朝东，一头向西。蒙古边界距贝加尔湖南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干线太近，如果有人在此作梗，无异于将双头鹰一劈两半，所以苏联必得外蒙而后快。

当时，苏联在亚洲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日本已形将战败，蒋经国称中国政府拟与苏联签订友好条约，并修万世之好，中国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实际上很明显，斯大林在此不肯让步，一是他明知蒋介石亲美，故信不过他；二是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大国，不可能一直对苏联俯首贴耳；三是小而封闭的外蒙人口缺乏，教育和科技落后，远比中国容易控制得多；四是外蒙的矿产丰富，能为苏联所用。所以在中苏之间设如此一个缓冲区，对苏联来说可说是去了一个心腹之患。苏联提供的好处不仅仅是“苏蒙联军”对日作战，最为关键的一条是苏联答应在未来的国共内战中不帮助中国共产党，而这一条是蒋介石正求之不得的，所以在美、苏多重压力下，蒋介石同意尊重外蒙的“民族自决”。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深知一旦自己在这个“中苏友好条约”上签字，有可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所以找个借口辞了外交部长的官，而王士杰无可奈何地做了冤大头，遂有后面“全民公决”一事。

８月，苏联红军迅速击败日本关东军，占领全东北。蒋介石担心斯大林变卦，共产党会借苏军之势控制东北，所以王士杰和莫洛托夫在８月１４日签下《中苏友好条约》，并互换《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蒋介石得以接收东北。为阻止蒙古独立，在条约里写上了独立必须经过公民投票一条。这项条款虽然没什幺实际效果，但蒋介石此举多少还是为了有点面子。１０月２０日，国民政府派代表监督外蒙古公民投票，投票的结果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中共与蒙古国

１９４９年，国际社会都不看好的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胜，只用了４年时间就打败了国民党，美、苏的利益划分未尽如所愿。１０月１日，苏联首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因此恼羞成怒，坚称苏联不遵守“友好条约”，指其暗中支持中共，在中共建国后立即弃蒋于不顾，与北京建交，于是蒋介石宣布“友好条约”作废，其中关于承认外蒙独立的条款也包括在内，台湾的地图又把外蒙画进了中国。

１０月１６日，中共建国刚刚过去半个月，中蒙建立外交关系，中共正式承认外蒙独立。

１２月１６日，毛泽东为庆祝斯大林７０寿辰第一次出访苏联。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周恩来也随后抵达莫斯科。２月１４日，双方签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中苏关系与中蒙关系一道，双双进入“蜜月期”。

１９６１年，蒙古加入联合国。至９０年代，蒙古已与１３０多个国家建交，蒙古形同“苏联第１６个加盟共和国”默默地过了几十年。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关系中，中蒙关系几乎完全等同于中苏关系，苏蒙之间密切得跟西伯利亚寒流一样，苏联一刮风，蒙古就降温。中苏关系恶化时，苏联在中蒙边境上屯下重兵；当中苏关系缓和时，苏联从蒙古撤回军队成为中苏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先决条件。

外蒙受汉人的影响较小，加之多年来受苏联的影响，应该说他们选择独立是自愿的。不过，独立的蒙古国得到多少自由，是值得怀疑的，这只是又选了另一个靠山而已。当然，独立的蒙古国人民也确实得到不少好处，如在国共内战时，躲过了战乱浩劫；在中国闹天灾人祸时，享受到了苏联的援助。

蒙古是个内陆国，交通不便，人口缺乏，发展经济必须从它仅有的两个邻国找出路，这无异于把自己的命脉交到别人手里，当初正是因为如此才容易被人控制。因此，蒙古国发展经济的渠道，与中、苏相比较，通过中国向南亚发展，在南方找个不冻港与世界相连，跟通过苏联，向北往北冰洋发展，或在西伯利亚绕一圈在远东找个港口，孰优孰劣，是不难得出结论的。如今前苏联已不复存在，俄罗斯经济尚处在自顾不暇境地，所以蒙古国的目光又重新瞄向了南面四季温暖的曾经是自己祖国的——中国。

创建时间：2004-12-30

五、个人恩怨

在长征途中，毛泽东称林彪是个“不懂事的娃娃”；建国后，称赞他是个“无与伦比的元帅”、“无敌元帅”。斯大林在莫斯科称林彪是“天才战将”，蒋介石在台湾称林彪是“战争魔鬼”，这世上不知道还有什幺比“魔鬼”更可怕？“不懂事的娃娃”在蒋介石眼里变成了魔鬼。１９４９年底，毛泽东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叶子龙回忆录》里，就写得很清楚：

那天一见面，斯大林与毛泽东热烈拥抱，寒暄过后，斯大林即毫不掩饰地称赞毛泽东，说他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却摇着头说：“不，我是个受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啊。反对我的人厉害哩。有些是非不明”——这显然是暗指斯大林支持王明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一再称自己是个长期靠边站的人，尽管他对斯大林是虔诚有加，但斯大林从来没瞧得起过毛泽东。蒋介石骂林彪是“魔鬼”，可毛泽东称呼蒋介石是“卖国贼”和“老朋友"，如果蒋介石也认为毛泽东是“老朋友"，那幺林彪在毛泽东眼里又是什幺呢？

林彪死于“９.１３”事件，这是林彪自己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从此林彪的功绩随同他的肉体一并从中国大陆的这块土地上消失。和他活着一样，他的死同样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这个短暂的震惊后，紧接是更大的震惊，他的名字被铺天盖地的叫骂声吞没，他的名字不再代表胜利和正义，而是所有的失败和邪恶。从此，“林彪”这两个字在所有的党史、军史，以及影视文学中均以邪恶出现，他成了共和国的罪人，成了恶魔的化身，在毛泽东眼里“无敌元帅”竟然“魔鬼”成真！

１９７６年，随着毛泽东的去世，反思想、反知识的反右斗争也划上了句号，投身入世界行列，加入国际竞争，接触到先进的世界人文思想，中华民族已逐步融入世界民族之林。随着中国的巨变，被毛泽东思想指引了多年的数１０亿国人，又开始有了自己的感触，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言论，善良而勤劳的中国人逐渐恢复了记忆，开始了回忆，回忆过去曾经有过战无不胜的红一军团，回忆过去曾经有过奋起抗日的１１５师，回忆过去曾经有过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第四野战军，回忆那些难以忘却的过去，就免不了回忆“９.１３”存在过一个真实的中国人。

林彪曾是毛泽东的救命恩人

在“九大”以前，林彪可以说一直都是毛泽东的铁杆亲信，林彪能升任共和国副统帅，作为接班人写进中共党章，就足以证明了这一点。林彪在历史上也曾救过毛泽东多次，本人只列举一例，这是发生在１９３７年的延安，毛泽东与张国焘在政治决斗时发生一件小事（笔者注：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叶子龙回忆录》P６１、P６２）。

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后，对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进行审查工作，并在自上而下地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判。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１９３７年春的一个中午，红大校长林彪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住的李家窑院，我正准备出院们，与他撞个满怀。他劈头对我说：“许世有要杀害毛主席。快让警卫把门看紧，我马上派人来！我去向主席报告！”

正在这时，门帘一挑，毛泽东走出房间：“什幺事啊，这幺急？”

林彪回答：“主席，我得到可靠情报，张国焘指使一批红大学员要在今天搞武装暴动，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杀你！”

毛泽东用挟着香烟的手指着林彪：“消息可靠吗？哪一个有这幺大的胆量！”

毛泽东接着说：“既然这样，你就处理吧，先把带头的抓起来，再做计议！”

林彪走后，来了一个连的红军战士，把李家窑院严严实实警戒起来。

毛泽东早就听说过许世有其人，他会武功，好喝酒，仗义豪放，骁勇善战，是红四方面军闻名的战将。

许多天以后的一个早晨，毛泽东把红大副校长罗瑞卿叫来，说：我们看看许军长去！

我们陪同毛泽东来到红大（此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许世有及红四方面军的几十个高级干部都已集合在院子里。毛泽东作了即席讲话。他再次揭露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的事实。接着他说：红四方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他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是好同志、好干部，党是相信你们的。

后来，这些干部经过学习分配到新的工作岗位，许多人得到了重用。

毛泽东在许世有身上做了不少工作，对他不计前嫌，并委以重任，令许世有十分感动。

张国焘表面上也承认了错误

从《叶子龙回忆录》里，可以看出张国焘曾试图用武力加害毛泽东，他所率领的四方面军差点成为打头阵的急先锋，多亏许世有能悬崖勒马，才没有使悲剧发生。在与张国焘的这场殊死斗争中毛泽东被救一命，身为抗大校长的林彪立了头功，四方面军军长许世有能弃暗投明，功劳也不算小，所以他们俩人都得到了毛泽东的重用。

当然，林彪能出手相救毛泽东于危局，与他堂兄林育英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林育英作为中共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曾两次到苏俄学习工作。从１９３６年１月起，他就一直参加中央政治局工作，在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政治决斗中是坚定的拥毛派。１９４２年３月６日林育英病逝于延安，中共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何安葬仪式，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徐特立等人亲自为其执绋、抬棺、行奠土礼，毛泽东还亲笔写下“忠心为国，虽死犹荣”的挽词。

据笔者所知，毛泽东在参加张思德、陈毅的追悼会上只三次鞠躬，林育英能享受如此恩遇，毛泽东当时对林家兄弟的感恩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还有两件小事，是由陈毅元帅提起，都是发生在林彪不到２０岁时的事情。“９.１３”

后，身患绝症的陈毅元帅从医院赶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周恩来主持的“老干部座谈会”，在会上他把深藏在心中多年，党内极少有人知道的秘密一一说了个清楚，为此他作了３万字的发言，几乎讲了一个上午，把在红军创建初期林彪历史的真实面目，作了系统、全面、实事求是的讲解。由于陈毅元帅身患的绝症已到晚期，在他讲完这些话后，鼻腔涌出鲜血，从此再也没下过病床，直至去世。当然，在陈毅把这两件事说出来的时候，离林彪葬身外蒙事隔不到一个月，具体内容大致如下：

陈毅曾是林彪的救命恩人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在周恩来、叶挺、贺龙和刘伯承的指挥下，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动了南昌起义，但很快因重重围剿而告失败。发动起义后，蒋介石急调重兵围堵。５日，起义军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向南转移，途中因酷暑、饥饿、劳累和紧张，猛烈地袭击着部队，人困马乏使军心开始不稳。

部队刚到赣南瑞金又遇到一场恶战，被迫向会昌方向退却。起义部队每到一地，喘息未定，敌人便尾追上来，只得马不停蹄地再次转移，负伤的、牺牲的、因病减员的、逃跑的是比比皆是，部队的战斗力急剧下降。这时发生了一场突发事件，幸亏陈毅及时地“刀下留人”，差点就要了林彪的命。

当时林彪所在７连的全部军需费尚有１２０块光洋，由于他的大意，这笔钱让一个勤务员背上拐跑了，而这位可恶的骗子居然还是林彪的表弟，在当时筹措军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连上百号官兵的生存都维系在这百余元光洋上，林彪的过失可称得上是罪上加罪了。在身为连长的林彪胆颤心惊地向团长黄浩声报告时，黄团长在盛怒之下要枪毙林彪，幸亏该团党代表陈毅从中力劝，才使黄浩声免其一死，当时的林彪因此而感激不禁，视陈毅为再生父母。

林彪曾当过逃兵

同年９月底，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进入广东。１０月２日，林彪所部在三河坝地区再遇强敌，虽取得胜利，但部队伤亡过大。４日，被迫撤离三河坝地区，而其它各路军已溃不成军，领导人已开始分头撤离，至此中共党第一次领导的武装起义失败了，最初２万多人的起义队伍到现在只剩下朱德身边的２千余人，况且四面都是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随时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７日，朱德、陈毅率部向闽赣边界地区转移，又因立足未稳被钱大钧所部一路追赶，终于突围进入江西境内，在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时，才得以短暂的休整。这时部队的战斗力已大大削弱，对于武装斗争的悲观情绪，日益严重地摧毁着部队的斗志。时值深秋，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官兵们还穿著南昌出来时的单衣单裤，加上缺药断粮，饥饿、疾病使部队两眼抹黑，对前途一片迷茫，散伙的现象日益严重，有的带着整班、整排公开离队，有的携枪自谋生路，部队人数骤减到１千人左右。为此朱德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在鼓舞士气的同时也坦言相告：“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也讲了话：“一个革命者不仅要做得起胜利的英雄，更要经得住失败的考验。”

可天心圩的鼓舞和动员，并没有改变现实的困境，饥寒、疲劳、疾病、贫困、伤员等在随后西进的路上更为严重。在此情况下林彪领着几个黄埔４期的连长来见陈毅。林彪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着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其它几个连长都跟着附和，劝陈毅带他们走。陈毅明确表示他不走，他说：“现在我们拿着枪可以杀土豪劣绅，他们怕我们。一旦离开队伍没有枪，土豪劣绅就要杀我们。我们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其它几个连长被劝住了，只有林彪独自一个人离队，但没走多远他又回来了。因为走到梅关时，他看到国民党军在搜查、抢夺、打人、杀人，他想这样去送命太不值，还不如回去。

中午时分，林彪回到了部队。他立即到团部检讨了自己动摇、逃跑的经过，并指天发誓不再犯二过，团里的几位首长被林彪改错的诚心所打动，他们认为现在开小差已是司空见惯，林彪能主动归队，这说明他已把个人命运与革命事业联到了一块。于是大家一致宽恕了他，让他官复原职，继续当７连连长。

以上是晚年的陈毅讲述林彪在早期革命斗争中发生的两件小事。在事隔４４年之久，在林彪摔死不到一个月，陈毅能系统、全面、实事求是地迅速回忆出来，确实不简单！在林彪差点被杀头的这例事件中，当时的起义部队已身陷困境，突然发生拐跑光洋的恶劣事件，造成的危害和影响，都称得上相当严重的大事故，陈毅元帅能记忆懮新地回忆出来，说明这事在他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林彪身为全连负责人，理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部队生死攸关的时候，遗失巨额的军需费，对已经动摇的军心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这个骗子还是他的亲戚，更是罪加一等。如果此事当真，黄浩声团长要枪毙林彪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其做法完全正确，可身为团党代表陈毅却要网开一面，就有失公允，其行为与包庇纵容违法乱纪无异；如果此事当真，勇于承担责任，在可能被杀头的情况下敢于承认错误，亲自去向团长报告，这个年轻连长的人品和武德还有什幺不值得称道的？陈毅能行大义，饶过罪该枪毙的林彪，可能就是出于这个因素的考虑吧。

在另一件事中是林彪当了逃兵。他当时出逃的背景很清楚，朱德在天心圩就说得很坦率：“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要知道起义部队由起初的２万人马变成区区１千，战斗人员急剧下降，部队编制也大量缩减，就足以说明局势的严峻。如果此事当真，林彪身为连长，和别的指挥人员完全不一样，逃跑时既未带枪，也未带走一个兵，是孤零零一个人开的溜，而且在临走之前还当着几个连长的面，向陈毅提出自己的计划——“想改变目前的逆境，到上海再图发展。”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并不是放弃革命，也没有想到过要回家，所以他的“逃”，并不能说明是叛变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

“不革命的可以回家”，朱德所说的这句话难道不绝对吗？难道非要跟着朱德干才能叫革命？否则就是放弃革命！如果此事当真，林彪离开队伍只能说明朱德的军事指挥存在问题，这如同后来在井冈山上，林彪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是不满，于是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５日亲自写信，当面提出了批评意见—

—“红旗还能打多久”，此事后来被毛泽东的回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掩盖，并反而以此污蔑林彪，说其革命立场不坚定，时常发生动摇。若说当时的部队陷于逆境，造成一个十分残酷的险境，难道与高级指挥人员的错误决策没一点关系吗？在朱德的英明指挥下，起义部队严重减员２０倍，林彪只是个区区连长，以他个人能力根本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而历史的事实也是无法改变的，１９２８年春在来阳发生的两次战斗中，林彪一直冲在最前面，累立战功，由连长升到了营长，时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营营长，当时的领导人还不是毛泽东，而正是朱德和陈毅。

患难之交

历史是无法掩盖的。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４日，毛泽东在新泉亲笔写了一封《给林彪的信》，该信长达８千余字，客观公正地记载了当时毛泽东与林彪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信的开头这样写到：

林彪同志：

一、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个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一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

这封信在《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和《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中首次公开，笔者初读的感觉正如同是学生与老师、后人与前辈的关系，只是毛泽东与林彪的关系在此处正好相反，俩人对换了个位子。对于意志刚强，敢于天斗与地斗的毛泽东，竟然用如此口气去与一个年轻的部属说话，确实让人感到意外，这也说明了当时的问题十分严重，毛泽东因受排挤而大权旁落，身心受到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在写《给林彪的信》事后一年，即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２日红四军七大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是：对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会后确立了朱德对红军的领导权，由中央指定的原前委书记毛泽东因此落选，而当选的书记正是陈毅，毛泽东被分配到地方去指导闽西特委工作，也不知是真病、假病，反正不久，毛泽东就重病缠身，一蹶不振。７月８日，毛泽东、贺子珍和前委秘书江华被下放到闽西蛟洋，此刻是毛泽东一生中极度失意之时，而林彪却是唯一一位在此时支持毛泽东，反对朱德的红军高级将领，直至红四军召开八大。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红一军团在李德、博古的直接指挥下连吃败仗。在三岬嶂、凤翔峰打了败仗后，林彪和聂荣臻联名上书，在《凤翔峰战斗及经验教训》的战斗总结中林彪指出：应改变战术，尽量避免“堡垒对峙”的“短促突击”战术，以运动战消灭敌人。要知道林彪敢说这番话的勇气，李德、博古当时在中央苏区正大搞“惩办主义”，极力排斥异己，对敢于提不同意见者基本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林彪的上书竟敢对他们严格把持的中央军委表示异议，是完全有可能被撤职、逮捕，甚至有被杀头的危险。林彪和聂荣臻虽然都没有因此遭到打击报复，这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敌当前的形势所迫，李德、博古还没有更好的战将来替换；二是因为林彪年轻，而且这几场败仗都与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不无关系，所以李德、博古对别的领导人都不含糊，却惟独对林彪和聂荣臻不得不手下留情地网开一面。由于林彪的上书在起先并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所以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没有丝毫地改变，因此红一军团在李德、博古的直接指挥下仍是败仗不断。到了遵义会议的转折点上，为毛泽东能顺利出山，林彪的上书确实起到了功不可抹的作用，毛泽东一旦掌权，总把红军的主力部队交给林彪掌管，其后林彪的军事天才重新得到重用，红一军团又成为战无不胜的常胜军团。

林彪在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３年都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孤立无援的毛泽东，难道是为了自己今后的政治前程而孤注投资，是他耍的大阴谋吗？显然不是，历史的事实已经彻底否定了这种假设。

１９３５年５月，在长征时的会理会议上，林彪又一手导演了拥护彭德怀，公开逼毛泽东交出军权的“阳谋”，此举令大权在握的毛泽东十分恼火，但是他却以“不懂事的娃娃”为借口，放过林彪，反而迁怒彭德怀整整２４年，期间几次预翻彭德怀的老帐，最终导致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彻底与之决裂。

在中共十大元帅中，敢当面顶撞毛泽东的只有两位，一位是彭大将军，一位是无敌元帅；一位是毛泽东的“张飞”，一位是共产党的“韩信”。他俩打天下都功高勋着，基本上就是毛泽东的左膀右臂，可最后却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善终”。韩信本是位历史悲剧性人物，此处暂且不论，可张飞虽没有善终，但蜀汉政权对他不薄啊，桃园结义的刘关张，是何等的情深义重，誓死同生而成为千古美谈！可毛泽东的“张飞”却死得不明不白，可想而知，毛泽东虽口誉彭大将军，但他既非刘备，彭德怀也不是张飞。

彭大将军的个性比无敌元帅相差很大，林彪比彭德怀更懂得一些“节制”，彭德怀坚持不同意见时，常惹毛泽东恼火；林彪坚持自己意见时，常使毛泽东感动。敢叫毛泽东“头脑清醒考虑之”，并成功做到了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林彪还没第二个人，历史也无数次地证明了林彪决策的一贯正确。

１９４６年１月５日，林彪怀疑“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请示“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中央的复电实际是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林彪坚持不同意见，回复说：

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在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彭德怀敢讲话，林彪更是有话敢说，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彭德怀看到自己意见正确时，会不客气地当众批评毛泽东，并且常伴有随意的感情宣泄，而林彪在此时就不如此讲话。在成功化解四平危局后，林彪对东北干部们讲：“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把城市丢给国民党。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了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我讲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东北战场终于打赢了，林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这是“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１９４５年１２月的指示”的结果。他把功劳归于毛泽东，而自己不居功，更不会得理不让人，回过头来非论清谁是谁非不可。他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就斥责毛泽东是“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可他又号召全党全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并提出毛泽东思想的世界顶峰论；他私下里说毛泽东“言行不一”、“搞权术”，可又在庄严的大会上，手捧红宝书，大声疾呼：“谁反对毛主席，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林彪对毛泽东的错误，做得更多的是当面坚持意见，不惜直接顶撞，但在背后却高喊四个伟大，在公开场合始终都维护着毛泽东的“光辉形象”。

因此，正是这位“会理会议”的始作俑者——林彪，在庐山会议期间公开承认自己的反毛“错误”

与彭德怀无关，反而因此青云直上，深受毛泽东器重，从此接替了彭德怀，开始直掌共和国的军、政大权。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在毛泽东南巡到“９.１３”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通过多次讲话，不断发表定性的演说，但都没有提及林彪在历史上有什幺重大错误，这与他对王明、张国焘、彭德怀等人的做法是完全的不同，这是毛泽东所经历的历次路线斗争中绝无仅有的。

而陈毅作为中共十大元帅之一，解放后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在文革中敢于对中央文革小组“放炮”，被定为“二月逆流”的主将。他手中虽然无多少实权，但自始至终都在中共高层担任要职，在“九大”会上被毛泽东指定为上海的右派代表，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如果是林彪要整倒老帅，那幺在被整的元帅里面，陈毅就是受迫害最轻的一个，这也可能是林彪报答当年“救命之恩”的缘故吧。

陈毅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底卧床，经常处于昏迷状态。１２月２４日清晨５点，突然从沉睡中醒来，在没有任何人提醒的情况下要吃面条为毛泽东祝寿，病重的陈毅当然是记错了日期，因为毛泽东的生日是１２月２６日，陈毅抱病祝寿的事感动了一大批老战友，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震、乔冠华等都到医院来看望，老年的毛泽东当然也会深受触动。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去世，此时的毛泽东也是身患重病，经多次抢救的病弱之躯尚未恢复过来，在８日圈发了举行陈毅追悼会的文件后，过了两日，到１０日下午也是在没任何人的提醒下，临时决定要亲自参加追悼会，仓促出发时只穿著薄毛裤和睡衣，仅在外面披了一件大衣就上了车。

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到林彪叛逃、暗害他和摧残老同志的罪行，如他对西哈努克亲王说（笔者注：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铁竹伟着的《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P３１９、P３２０、P３２１）：

今天向你通报一件事，我们的那位“亲密战友”林彪，去年９月１３日，坐一架飞机要跑到苏联去，但在温都尔汗摔死了。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

我就一个“亲密战友”还要暗害我，阴谋暴露后，他自己叛逃摔死了。

难道你们在座的不是我的亲密战友吗？

陈毅同志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战士，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是一个忠诚的爱国主义者，是给中国人民立了功的。他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好同志。他能团结人。他跟我吵过架，但我们在几十年的相处中，一直合作得很好。

我们家里有时也发生吵架，吵架是难免的，你们家里不也是常吵架吗？

但你们推翻朗诺反动集团是团结一致的。

西哈努克亲王因此成为由毛泽东亲自告诉林彪摔死的第一个外国人。然后，毛泽东又面对在座的中央领导人接着说：

林彪是要打倒你们老帅的，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你们不要再讲他们“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幺性质？是陈老总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的。都是政治局委员在一起议论一下有什幺不可以，又是公开的。当时你们（指在座的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什幺不找我谈谈呢？

最后是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戴着找张茜（陈毅的夫人）要的一个黑纱，在一片哀乐声中，对着骨灰盒鞠了三个躬，算是对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之情作了最好的表达，也是对陈毅一生的最好肯定。直到毛泽东离开会场，一直在旁陪同的江青同志，可能是因寒冷的天气缘故，始终都没脱下自己戴着的帽子。

从陈毅的追悼会上可以看出：３０年代初的林彪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９.１３”后的毛泽东对林彪是恨之入骨。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在毛泽东抱病会见查理尼可松时也是这幺说的：“我们国内有一派也反对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外国去了。”由此可见，在林彪尸骨未寒之时，毛泽东都不肯放过曾经舍身救己的恩人和亲密无比的战友。蒋介石骂林彪是“魔鬼”，作为校长，为自己这个不共戴天的学生伤透了心，倒是情有可原的；可毛泽东作为林彪的恩师和领导，却如此善待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的无敌元帅，在毛泽东眼里的林彪简直比蒋介石眼中的“魔鬼”还要“魔鬼”！

创建时间：2004-12-30

六、民族主义

独来独往话天马

林彪一生好学，熟读历史，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是个难得的全才。他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发表了一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史称“５.１８”讲话，“９.１３”事件发生后被称之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政变经”，受到全国批判。笔者以为，凡搞政变者，会如此公开地宣扬历史上的政变事件，还鲜有所闻，现摘录出一段：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林彪的这篇“政变经”上至周朝下到民国，前后三千年，件件事例举得清楚明白，他对历史的了解，不可谓不精通。解放后，林彪称病不出，亲手写过很多字幅，如“张良范蠡急流勇退"、“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是其中的两条，唯独“天马行空”一幅没有悬挂在客厅，也没有出现在触目张扬的公开场合，却出现在极其黑暗，四周被封闭得死死的卧室床头。

“天马行空”当然是指“马的奔驰如同腾空飞行，不受拘束。”这和他“独往独来”的个性是相吻合的，可为什幺独上床头呢？为了搞清一个疑团，笔者查阅了一些与林彪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才真正搞清楚此处“天马”的本意。正是因为“天马”的驱使，正是因为“天马”的召唤，才使我要给大家一个发自内心的表白！说到此处的“天马”，不禁让我想起汉武帝从西域大宛国得到的汗血马，《史记大宛列传》曾为此记载，内容大致为：

汉武帝欲得汗血马，先用重金交换不成，随命将军李广利率师两度出征大宛国（西域古国之一，位于前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战争先后持续四年，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最后迫使大宛国臣服于汉，李广利带回了大宛的“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３０００余匹”。武帝得名马，使汉朝马种得到改良，保证了西行商路的通畅，促进了双边的文化、经济交流。

何谓汗血马？经史料研究，它是人工饲养历史最长的一个马种，其先祖生长在偏僻的沙漠戈壁地带，是一种古老的世界名马。据传它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坐骑，因其在奔跑时颈部位流出的汗有红色物质，其色鲜红似血而得名。目前主要分布在土库曼斯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一带，总数量在３０００匹左右。

汗血马被誉为天马，源于汉武帝特别喜爱战马。当他从《易》占卜里得知“神马当从西北来”后，以为是神马降临，有《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武帝不辞劳苦，兴师动众，往返跋涉４０００多公里，就为得到这几匹战马。起先，武帝已得到了乌孙的战马，已将其命名为“天马”，在得到大宛的汗血马后，发现比乌孙马更健壮，武帝大喜，如是更名乌孙马为“西极”，汗血马为“天马”，并亲笔写下了令炎黄子孙万世敬仰的《西极天马歌》。

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

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千古时空己逝，四夷已服，文治武功的汉武帝所作《西极天马歌》后来一直列为汉《郊祀歌》十九章之一。据史料记载：“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汗为血红色），因号曰天马子”。这些引进的汗血马，使汉朝战马体质、性能乃至形貌都大为改观，为抵御外族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

千古一帝

汉武帝刘彻（前１５６-前８７年）在位５４年，是西汉的全盛时期。他继续推行削藩政策，用主父偃之计，令诸侯将其封地分封给各子弟，撤销了很多诸侯国，巩固了中央集权；他派兵攻打匈奴、南越及朝鲜，扩大了汉朝的版图，打通了河西走廊和中亚各国的交通，促进了中国和中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他改变汉初与民休息体制，推行新经济政策；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造成一个新的士人政府。汉武帝时代，国家强盛，政治稳定，是古代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一个蓬勃发展时期，中国历史上最着名的外交家张骞，就是在武帝建元３年（前１３８年）出使西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是在武帝征和２年（前９１年），完成了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的民族英雄卫青、霍去病就出自武帝左右。

霍去病，平阳人（今山西临汾，与卫青同祖籍），为卫青（武帝时的大将军，封长平侯）的姊子，生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１４０年-前１１７年），年仅２４岁，是西汉时期著名的青年军事家。他１６岁统兵，曾先后六次出兵塞外，屡次打败侵犯疆域的匈奴，为大汉帝国立下了巨大功绩。为此，武帝要为他“治弟”，赐予他高贵的住宅和官邸，可是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拒绝，没有接受，足见他是一位不图享受以国事为重的爱国将领。唐代诗人李白，写下了热情颂扬卫青和霍去病的诗篇，这是其中一首：

严风吹霜海草凋，筋干精坚胡马骄。

汉家战士三十万，将军兼领霍嫖姚。

流星白羽腰间插，剑光秋莲光出匣。

天兵照雪下玉关，虏箭如沙射金甲。

云龙风虎尽交回，太白入月敌可催。

刚满２０岁的霍去病率骑兵１万出陇西，入胡地，历经５年，打过焉支山、居延海，直插祁连山下。

河西匈奴被迫放弃焉支山和祁连山这两道天然屏障，下面就是当时匈奴所唱的悲歌：

亡我祁连山，

使我六畜无蕃息！

亡我焉支山，

使我妇女无颜色！

匈奴的悲歌传入内地后，霍去病声威日盛，汉武帝又要为他营建府第，霍去病辞谢道：“匈奴未灭，无以家为！”霍去病和卫青一样，努力推行汉武帝的外交政策，为打通河西走廊，促进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两位功高盖世的山西名将，活着曾是大汉帝国的青山白玉柱，驾海紫金梁，死后雄风犹存，在冥国之中守护着汉王朝的百年基业。汉武帝特喜爱这位年轻而功高出众的小将，封为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其名望与卫青并驾齐驱。因为两位英雄建立的盖世奇功，汉武帝由此一跃而为千古一帝，堪与秦始皇媲美称雄。但是，如果没有卫青、霍去病的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武帝也只能枉有兴国之志，苦无左膀右臂的鼎力相助而对天空叹了！汉武帝十分清楚卫青、霍去病对于大汉帝国意味着什幺，所以对他俩宠幸备至，爱护有加。公元前１１７年，年仅２４岁的霍去病病故，《汉书》为此记载：“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阵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在茂陵旁，冢上有（竖石），冢前有石人马者是也。”汉武帝因惋惜与悲痛的心情，把他葬于自己陵墓的旁边，并为他举行了十分隆重的葬礼。在埋葬的那一天，动员了霍去病生前所招降者，身穿黑甲，排成长队从长安至茂陵送葬。武帝还为了炫耀他河西抗匈的武功，纪念他生平的伟大业绩，在墓的封土上用天然石块堆积，象征祁连山，借以表彰霍去病在祁连山的辉煌战果；并雕刻各种大型动物石像，置于墓前及墓冢上，作为装饰。霍去病墓位于茂陵东北１公里处。墓为一锥形土石丘，现建有茂陵博物馆。在茂陵的周围，还有２０多个大大小小的陪葬墓。据历史文献记载，陪葬墓多属于武帝及西汉其它时期的功臣、将领、外戚、后妃之类的墓冢，其中较大的有霍去病、卫青、霍光、李夫人、上官桀、上官安和敬夫人等墓。现在霍去病墓前仅存有几件石刻雕象，如：“马踏匈奴”、“马跃祁连山”、“马卧河山”等。

漠北之战

楚汉相争结束次年，匈奴单于大举南侵。汉高祖率大军讨伐，在平城被包围了７天，食尽援绝，后以陈平的计策得以逃脱。汉高祖不得已派遣刘敬到匈奴签订和约，以宗室之女当做公主做为单于的妻子，每年呈上一定数量的食物、用品给匈奴，与匈奴结为兄弟、高祖死后，匈奴对汉继续保持优势，吕后时代，单于曾给吕后侮辱的书信，吕后不敢与匈奴决裂，只好委屈回信。汉文帝汉景帝时代，国力仍未充沛，仍用屈辱的和亲政策交好匈奴。

到了汉武帝时代，汉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国力充沛，再加上祖母太后去世，这个青年皇帝便开始了他专制的君主行动，而最初的问题就是对匈奴的政策。元光元年，匈奴并出军臣单于出兵马邑，遭到汉军的伏击，这就是所谓的“马邑之役"。从此汉与匈奴决裂，汉武帝也非对匈奴作战不可。卫青是汉武帝爱姬卫子夫的弟弟。他于元光６年第１次出击以后，一共７次出击匈奴。第２次是在次年，亦即他的姐姐受封为皇后那年。元朔元年（前１２８年）卫青为车骑将军，率领３万骑兵，从雁门关出击斩首数千人。第３次在翌年元朔２年出击云中，压制了河套地方，斩首数千，捕获了牛羊百余万头，击退匈奴的白羊王，而楼烦王也败走，结果在河套地方设立朔方郡，依其军功，卫青被封为长平侯（３８００户）。前１２４年，卫青率领６个将军和１０余万骑兵，做第４次的出击，目标是匈奴的右贤王，卫青的军队从河套地方深入塞外攻击。前１２３年，卫青为大将军，同样地率领６个将军，１０余万骑的军队，做第５次及第６次两回的出击。第７次之出击是在４年后（前１１９年），但是此时主角不是卫青，而是移到青年将军的霍去病身上。

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元狩２年的春天，霍去病被任命为骠骑将军，率领１万余从陇西方面向匈奴出击。这位２０岁的青年将军，渡过焉支山，再经过１０００余里西进，在此与匈奴会战，斩了折兰王、虏胡王，捕捉浑邪王之子及其高级官员，得其首级１８０００余级，更进而获得休屠为祭天之金人，得到远超过《汉武帝》所期待的成果。由于这次霍去病的大胜，匈奴的西防卫完全崩溃，浑邪王为恐被诛杀而投降汉朝。投降的浑邪王受封为漯阴侯，给予封邑１００００户，对于仰慕汉帝国皇帝的德望而归顺者，给予皇帝恩德的一种表示。因浑邪王的投降，减轻了汉帝国对西北方面的防备，在浑邪王故地，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所谓的河西４郡，成为汉帝国出入西域方面的据点。

元狩４年（前１１９年），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两人各自领５万骑出击单于根据地，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漠北之战”。漠北之战，是汉军在距离中原最远的战场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也是最艰巨的战役，此役对卫青而言，是第７次出击，卫青与匈奴单于经过昏天黑地的鏖战，出奇兵大胜，斩首１９０００余级，单于败退，卫青至阗颜山和赵信城而还；而霍去病一部的进攻虽然不是很残酷，左贤王基本是不战而逃，但是，此役彻底击败匈奴左贤王主力，斩杀匈奴北车旨王，俘获屯头王、韩王等３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８３人，匈奴吏卒７０４４３人，并亲率得胜之兵追至瀚海附近而返，下面就是《汉书匈奴传》中关于此役的一段记载：

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

对这段史载，笔者需要说明一下：

１、在漠北之战中，霍去病一部的主战场位于蒙古温都尔汗东北，离“９.１３”坠机地不远。

２、林彪葬身之地位于狼居胥山中的一块草地。

３、瀚海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霍去病临瀚海而还处离伊尔库茨克不到２００公里。

由卫青、霍去病两路人马同时发动的漠北之战，是汉帝国对匈奴的大决战。在这次战役中，汉军虽然付出了数万兵士和１０余万匹战马的代价，但给予匈奴前所未有的打击，汉军以全面胜利而告终，大汉帝国也因此战威名于世。匈奴骑兵损失人马达９万，左贤王所部主力几乎全部被歼，大批物资丧失，匈奴不敢再在漠北立足而远遁，从此迁入漠腹深处的苦寒之地，再也不敢南下犯关，因而出现了“幕南无王廷”的局面，危害汉朝达百余年的匈奴边患基本得到解决。

经过漠北之战后，虽然汉帝国北面的边境安宁了，疆域也大大地拓宽，但因为数次与匈奴战争，军马消耗过大，国库财力严重吃紧，加上对南越、朝鲜开始用兵的关系，匈奴战争无法继续维持。因此，在漠北之战后，汉帝国一度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再次始战是在汉武帝时代的后半期。

霍去病因在漠北之战中大胜，战功之大远超卫青，加上武帝的偏爱，小将的地位竟超过累立战功的卫青。２年后（前１１７年），年轻有为的大将军霍去病因病去世，他是位专门为讨伐匈奴而生的人物，经他奋力拼杀，匈奴退出漠北，在长城以北再也看不到匈奴的影子时，小将的生命也告了终结。１１年后卫青善终，也被厚葬在汉室皇陵之中。今天，每当我们十分自豪地大谈大汉民族，热情歌颂由５５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时，可曾想到，其中最大的民族自豪是从刘彻、卫青、霍去病那里开始的！

民族主义

在“９.１３”的当晚，林彪在上飞机前曾流着眼泪说了一句话：“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这句话由女儿林立衡和其它在场的工作人员证实，或真或假，事实自有公认。要弄清事实真相，首先应搞清楚什幺是民族主义，其次是林彪与民族主义有什幺关联，只有搞清了这两个前提，才能理解林彪的死怎幺会与“民族主义”扯到一起。

所谓“民族主义”，在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中已高度概括，它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是推翻满族统治，恢复汉族政权，是把本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特别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民族主义是支撑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１８９４年６月，在孙中山创建兴中会时，就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１９１１年，随着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没落腐朽的满清帝国宣告终结，在“鞑虏已逐，中国已复”的前提下，孙中山于１９２４年对民族主义又作了重新定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在１９世纪的下半个世纪，一些事件极大地刺激到中国人民的心灵深处。由鸦片战争带来一系列对外战争的失败，一连串的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洋人在中华大地肆虐暴行，这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太平天国”、“小刀会”等在反抗列强侵略的斗争中都极富有民族主义思想。

按理说，历史上霸占我国土最多的是沙俄，对中华民族生存危害最大的还是沙俄，反对帝国主义首先就应该反“老毛子”。但是，俄国恰恰在１９１７年爆发了“十月革命”，由于列宁倡导的“世界革命论”具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加上苏联废除了俄中一切不平等条约，这是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的，而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挫折，使孙中山决定转向了刚诞生不久的苏联，以反帝运动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因此拋开了由沙俄演变成的苏联，把反帝的矛头对准了西方列强。因此，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密切合作，并请来了苏联的鲍罗廷(M.Borodin)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地方性的基层组织。其间，孙先生还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３个月。１９２４年，在蒋介石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并重组国民党。

此时的中共党尚处在“婴儿期”，国、共党员人数的比例高达３０：１，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由于中共的弱小，属于急需团结的对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随之出台。而中共党要穷毕生精力去推翻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这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又占了首位，所以国共两党都信奉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这就是后来爆发北伐战争时，两党能并肩战斗的主要原因。如果说两党的主张曾经取得高度一致的话，就是“还我河山，兴我中华”的反帝运动。

林彪与民族主义

林彪是民族主义者吗？“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只是他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不经意间听到的一句话，其可信度是令人怀疑的。但是，这句话的真假无须争论，因为事实胜于雄辩。问题的关键就要看林彪活着的时候，都干了些什幺？要证实他所做的一切，是否跟民族主义有关联，这就必须回顾林彪的过去，回顾他的戎马一生：

１９０７年林彪出生于有钱人的资产阶级家庭。

１８岁的青年小伙子就违背父亲林明清的初衷，投笔从戎，考进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为推翻以帝国主义为首坐的“三座大山”，１９岁的林彪就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并累建奇功。林彪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十分喜欢模仿校长蒋介石的演说，如蒋介石在北伐誓师大会上的讲话，林彪竟然能倒背如流，模仿得惟妙惟肖：

本军为继承先大元帅之遗志，贯彻国民革命之主张，基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以打倒军阀及反革命派，调大军，先肃清湖南，然后再会师武汉，进而与我北方国民军联合，以期统一中国，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林彪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高级军事将领，并深受毛泽东重用，但始终出自蒋介石门下，深受蒋之熏陶。

所以，他对蒋介石的北伐演说词能倒背如流，是令人信服的。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０日，林彪参加第二次北伐，在国民革命军攻武昌，夺汉口的战斗中，冲锋陷阵，累立战功。随后，国民革命军在武汉接受英租界，当时的独立团就是林彪所在的部队。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林彪率领１１５师奔赴抗日前线，他从参战到受伤只有半年时间。

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里，他率领的土八路多次类建奇功，其功勋分别如下：

９月２５日，林彪不顾毛泽东一再劝告，毅然率领一群土八路奋起抗击入侵者，取得了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军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场胜仗。当时坂垣率领的是日本最精锐的陆军机械化部队，被称为日本的“钢军”，坂垣师团自从踏上中国的领土，在华北战场连战连捷，一路如无人之境，气焰极端嚣张，骄横至极地在山西平型关，被身为师长的林彪打得大败，损失惨重。林彪取得平型关大捷，当场击毙坂垣师团的旅团长，使盛开的日军之花凋谢在太行，他也因此一战，贺词、照片登载在全国所有的报纸杂志上，其“抗日英豪”、“民族英雄”、“常胜将军”等头衔震撼华夏，响誉海外。当他率队进驻五台县时，万人空巷，齐聚城外迎接英雄豪杰的１１５师，为争睹英雄风采，连五台山上的僧人也全披袈裟，手执佛号佛笛佛簋，齐奏梵乐。蒋介石为此发来贺电：“二十五日电悉，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足微官兵用命，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毛泽东也盛赞１１５师为中国人民打了一个争气仗，原１１５师政训处副主任肖华为大捷咏诗：

九月长城秋风尽，

平型关下开战端。

枪炮声袭震山谷，

痛歼坂垣美名传。

在万人欢呼，举国欢腾的日子，贺电、贺信象雪片一样齐聚而来，林彪没有陶醉，胜利只能代表昨天的成绩，他思考的是如何打好下一仗。

１０月１５日，林彪的部队在广灵县冯家沟设伏，再消灭坂垣师团的一只运输部队，歼灭日军１００余人，缴获大量战略物质。

１１月４日，林彪率３４３旅由五台南下，在广阳设伏，歼灭日军１０００余人。

１９３８年初，他率部队至吕梁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直到３月初中枪负伤。

“我们要在日寇进攻平型关时，利用这一带的有利地形，从侧后猛击一拳，打个大胜仗。给敌人一个打击，给友军一个配合！给人民一个振奋！”这是师长林彪在平型关的战前动员会上，挥舞着拳头下达的任务。平型关、冯家沟、广阳、吕梁都坐落在大汉帝国霍去病、卫青将军的故乡山西，林彪以辉煌的战绩算是给在九泉之下的先人们一个满意的告慰，只可惜林彪痛击日寇的时间太短，随后中枪，被转送到延安，又因医疗条件限制，在年底他第一次离开祖国，到了另一个民族统治的国家，就是国人曾经称作“老毛子”的苏联。林彪一生去过苏联两次，他去苏联的目的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不一样。

两次都是为了治病，第一次因枪伤，是真治病；第二次因人祸，是治假病。他第一次在苏联呆了３年时间，亲自和斯大林打过交道。日本投降时，他在东北亲自和苏联占领军密切接触。他深知自己祖国的历史，了解斯大林对中华民族的特殊贡献，他通过跟苏军高级人员的接触，更加清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的“肃反”和“清洗”。

平型关等一系列胜利，使林彪成为威名远扬的抗日名将，可林彪远在黄冈老家的父亲林明清、母亲陈茂在得知儿子杀死了那幺多日本鬼子后，成天是惶惶不安，惟恐遭到日本人的报复。在日军逼近黄冈时，林明清丢弃产业，举家南逃，林母突生疾病，因无法医治病逝途中，后流落到山城重庆，才被中共接送至延安。而沦陷后的黄冈，受到日寇多次烧、杀、奸、抢，使林家大湾人民蒙受了巨大损失。

１９４２年２月，当林彪从苏联治伤回到延安时，毛泽东一反上午不起床的习性，定要亲自迎接这位民族英雄的凯旋，此举实在让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吃惊不小，他们可没有享受过毛泽东如此的“盛情款待”。

林彪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军事全才，他不仅了解自己的祖国，而且了解苏联。在打下海南岛后，他就预言：中国只要经过２０年的建设，就能超过苏联！当时他才４２岁。可是，在新中国建国在即，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悲剧还是发生了。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带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他看到了访问的结果，他更看出了“小毛子”在这帮追随者的纵容下，即将跪倒在“老毛子”的脚下，顶礼膜拜，俯首帖耳；他看到了民族利益被出卖；看到了并肩战斗的同志们成了另一个帝国主义的打手和帮凶；看到了拋头颅撒热血为之奋斗一生的目标迅间改变了颜色；看到了千百万中华儿女用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付诸了东流；他更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被学生们肆意地歪曲！看到眼前的一切，一颗民族主义者的心彻底地被击得粉碎，从此林彪称病不出，包括毛泽东在内，他拒绝与任何人的来往。

为民族主义奋斗终身

中共建国后，毛泽东和他的一帮追随者，在国内一意孤行地奉行投苏反美政策，他看到毛泽东一伙制造出“焚书坑儒”式的反右斗争，他看到中共一系列危害人民利益和摧残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祸，在此期间还要他挂帅去充当“老毛子”的打手。在万般无赖的情况下，他害怕，他恐惧，他后悔，他无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借鉴“张良范蠡"的归隐之心足不出户，一头躲进自己的卧室，将“天马行空”的横幅高悬床头，用饱受“八国联军”欺凌的慈禧太后所用的“八音箱”来催眠，“兴我中华、还我河山”的民族大义只能算作南柯一梦，“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的这首《西极天马歌》只能在黑暗、幽静的梦境里悠久回荡。

为了能在黑暗中苦苦地探索，等待着梦醒的时机，他借用自己的枪伤和矮小的身材，创造出了一种令世人都感到疑惑的怪毛病，这种怪病是他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成果。他用深远独到的天才谋略，将这个成果转化成利器，从而成功地捍卫了炎黄子孙的民族利益，他用鲜血和生命使民族复兴的大业又重新露出了生机。这就是经他自己“诊断”出来，向世界发出悲壮的吶喊：“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林彪立下了盖世奇功；为了民富国强，他费尽了心机；为了民族的复兴，他用尽了自己最后的一滴鲜血！林彪不愧为中国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不能消极地虚度一生，他要扭转这种危害中华民族的人祸局面，即使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在痛苦中静静等待，这一等就是十年，直到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扭转乾坤的机会才终于出现。

可能是天夺之魄！毛家湾卧室里的哪台慈禧太后专用的“八音箱”，据说上一次弦可以放１２首音乐。从１９５９年到“９.１３”正好１２年，林彪经过１２年的忍辱负重，经过１２年的奋力拼搏，虽然无法亲眼看到身后的一切了，但他深知自己为之终身奋斗的祖国即将巨变，深知封闭的国门将再度打开，深知中华民族这条巨龙即将觉醒而腾飞，更知道历史会还他一个客观公正！在那个月黑风高的那个晚上，为新中国打下半壁江山的老人，要主宰自己的命运，要“独来独往”地把“天马行空”的梦想变成现实，将一块让后人无法忘却的“不毛之地”作为自己戎马一生的归宿。他的理想清澈见底，能满怀着希望，追寻到了天马的踪影，所以他走得从容自若；他的飞行正大光明，能作为一个军人，带者天马的忠魂，所以他走得信心坚定。因为大汉帝国的将军们在荡平匈奴的时候，曾踏过他身下面的一小块草地。“驱除鞑虏”他没世不忘；“恢复中国”他至死坚信；“革命尚未成功”他听到了同志的召唤。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驱使着老将军下了最后的一道命令：

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

创建时间：2004-12-30

七、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林彪读书用功，性格内向而少言语，很少外露自己的想法、观点。这是他在上小学时曾写给同窗的一个对子：

读书处处有个我在行事桩桩少对人言

纵观林彪一生，他就是这幺说的，也是这幺做的，这个对子是林彪性格的基本概述。他这种独具一格的个性决定了他的生活作风、处事为人，他的权谋机变常使人感到陌生，而神秘莫测，“９.１３”

后又被别有用心者大加利用。他得的怪病被传说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复杂得似乎难以琢磨，好象林彪的神经都出了问题，甚至说他讲话语无伦次，性格怪僻、阴鸷、冷酷无情，成为深入揭露、批判“阴谋家”的重磅炸弹。

林彪与毛泽东那高大的身躯相比，身材矮小显得瘦弱；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相比，弱不禁风还经常生病，而且一旦闹起病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个个胆战心惊，连毛泽东本人把他也没办法。林彪受过枪伤是事实，但他闹的“病”并非伤病，而是一种罕见的怪病，表现的症状令世人都感到奇怪，据说人得这种病的概率相当低。林彪的体质真的很虚弱吗？他在打平型关时因用脑过度而感到头痛，解放战争期间也有头痛的症状，这主要是在紧张、残酷的战争年代得不到充足的营养和休息，因操劳过度造成神经衰弱，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文革开始后，林彪住进原高岗曾经住过的毛家湾。一部辞海、一部药典从不离身，可见他对字、词的造诣和病情的研究是相当精通的。据说他对毛家湾的住宅几度大兴土木，翻修扩建，比原面积扩大了９倍以上，为此侵犯到附近的６０户民房和１个医院的土地使用权。“９.１３”后，毛家湾被查禁，别看林彪平时穿著很朴素，吃的也不讲究，可一幅被历代达官显贵都趋之若骛的《北宋初江山放牧图卷》，据称全国仅此的一幅被他搜刮而来；以画马著名的齐白石作品，整整搜刮来了１箩筐，家中珍藏文物无数，简直是罪大恶极。他的办公室也很奇怪，里面的摆设是四大皆无：无桌子、无椅子、无书籍、无报纸，唯一有的就是两套沙发夹着一只茶几，沙发还是特制的，是因为怕出汗的原因，所以座垫被挖空了。而那部详细记载病情的药典，在他出逃的当晚上就放在床头，旁边摆放着抄家得来的慈禧太后用过的“八音箱”，卧室里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古怪药方。在那部药典里面清楚地写明了他得的病，病名就叫做：“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这个“神经性毛孔扩张症”可以说是现代医学的难题，当时连国内最著名的大夫也没办法医治。但如果仔细研究林彪出汗的原因，以及发作起来是否章可循，病症的加重是否有案可查，康复起来怎幺又病去如抽丝，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林彪身体健康，“神经性毛孔扩张症”是他真实思想的表白，就是所谓的“心病”。既然是心病，药物治疗只能是徒劳无功。笔者根据看到的各种资料分析出这个怪症的病因，它实际上分三个阶段：一是发生在抗美援朝期间，二是在文革的初期再度发作，三是九大以后，这几个阶段才是真正闹得最厉害的时期。当然，林彪闹病具有经常性，如在中印边界战争时也曾闹病，但没有前面提到的这三个阶段严重。而且前两个阶段确实是闹病，但并不出汗，九大以后林彪引经据典研究出了“出汗”的原因。他为了使病情能够前后连贯，具有说服力，就鼓噪声势，通过林办工作人员到处传播，四处宣传，怪病就越传越玄乎，基本上达到人人都深信不疑的程度。本人就是根据这几个阶段的研究，得出了他身体根本就没有病，仅仅得的是心病的结论，而“神经性毛孔扩张症”究竟是怎幺回事，大家看看下面的解释就能明白一切：

“神经性”=“非理性”

“毛”=“小毛子：毛泽东"、"老毛子：苏俄”

“孔”=“恐”

“扩张”=“扩大”、“扩张”

“出汗”=“出汉”、“取汉”（注：黄冈口音“出”音近似“取”）

对一个人的正常生理现象来说，神经紧张会引起身体大量出汗，而且越紧张强烈汗就出得越多，这汗必须经皮肤上的汗毛孔而出，所以林彪经过自己诊断，总结出了这种怪病的名称。这种怪病发作的起因和达到的目的，仅从字面上来看，我想大家是能明白得过来的，至于他在口头常提起的“怪毛病”、“出汗了”，就用不着再逐字去解释。

虚弱的体质

客观地说林彪的体质一点也不虚弱，身材虽矮但体格健壮，这是他能够在遭受枪击的情况下死里逃生的主要原因。身材矮小是天生的，这反而使好胜心强的林彪更想通过锻炼，来弥补自己身材的不足。

他通过在孩提时代的刻苦锻炼，练就出一副健壮的体魄。１３岁时，他在唐继盛老师的启蒙下，为将来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曾自幼习武。当时每天上学要走一段山路，为健体强身，增大运动量，他别出心裁地在两腿绑上沙袋练习爬山，在与高大身材的同伴比赛跑步到校时，他总比别人快。为能继续锻炼，还几次与心疼自己儿子的母亲闹矛盾。经过坚持不懈地锻炼，林彪爬坡攀登如履平地一般，从小练就出一双铁脚板，走起路来虎虎生风，速度非常快。到部队后，他跋山涉水，冲锋陷阵，累建奇功，他和他所带的部队一样，均以快速闻名。

奇怪的枪伤

１９３８年３月，林彪中枪而大难不死，健壮的体质救了他的命，但现在有很流传的说法是伤在胸部，而且伤及脊神经。但是，在叶子龙回忆录里很清楚地说明伤在头部；在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里曾提到林彪的伤不重，是自己走到黄河岸边（笔者注：林雨星也是伤及胸部的肯定者）；“９.１３”

后苏联克格勃人员曾割下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验明的也是头部枪伤。这一切使林彪的伤充满了神秘，他既然伤在头部，为什幺说成是胸部？关于这个问题，连在林彪身边工作过多年的人员都无法去准确判定，这其实已经说明林彪为了他的病，故意留下一些神秘的玄机。他“这也怕、哪也怕”的症状本身就令人感到奇怪，所以既然受了伤就要伤到脊神经，只有这样才能说明怪病具有“神经性”。从这点来看，如此故弄玄虚把受伤的头部变成胸部，就是要证明林彪的怪症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所以他的枪伤不在胸部而是在头部。在这年年底，因为延安医疗条件的限制，林彪由前夫人张梅陪同，第一次到苏联去治疗的就是头部的枪伤。

神秘的病因之一

据传闻：林彪怪病最初发作的时候，不在国内而是在国外，就是称作“老毛子”的国家——苏联。

但是经过对该病的研究，本人发现他在苏联期间并没有无故“出汗”的征兆，他这段时间的病情，基本都是道听途说，并没有谁的亲眼证实。

从１９３８年底到１９４２年初，林彪在苏联疗伤３年多，这期间接触到很多苏军高级指挥官，对苏联国内发生的肃反运动，以及对军队的清洗，使林彪对斯大林有了深入的了解。联系到自己的成长史和对毛泽东的所作所为，由此在心里产生担心和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时他的病被描述成：第一次出现了“怕太阳、怕风”的怪症状，说是在苏联闹水土不服，引起身体严重不适，而且经过苏联的外科手术，更加重了病情。其实这是在文革期间，放出一个“抗毛、反苏”的政治烟幕而已。

神秘的病因之二

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林彪了解到当时的战况给斯大林写了份对苏德战争形式的分析报告，提出了一套打赢战争的系统构想。斯大林看了报告后没料到中共党内竟有这样的军事人才，紧急接见林彪，对林彪的军事天才感到惊讶，称他是“天才战将”，并邀请到苏军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交换条件答应提供３个精锐整师给中共。由于“３个精锐整师”是没有兑现的事实，此事在“９.１３”后作为谣传而被彻底否定，我想此事既然是谣传，空穴来风总有一定道理的。要知道林彪的得意之作——平型关大捷，早已名扬海外，斯大林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斯大林接见林彪是历史事实，当时从苏德战争爆发到林彪回国只有半年时间，这期间红军被西特勒的闪电攻势打得丢盔卸甲，西线所部基本都成了德军的俘虏，到１０月２日的“莫斯科会战”时，连自己的首都也危在旦夕，焦头烂额的斯大林竟有时间去陪一个异国的伤兵喝茶聊天，岂不是闹天大的笑话？退一步说，即便３个精锐整师给了中共，要对付的正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在东线虎视眈眈的日本关东军。可想而知，斯大林的决定是合情合理的，林彪回国后虽然没有公开承认，但究竟是谁在歪曲历史，相信大家心里有一杆秤。

在苏联养伤期间，林彪因为闹婚变，加上苏德战争爆发，国内战局也变得更加险峻。他是担心自己祖国的安危，所以为苏军效力是不可能的，斯大林的交换条件也不可能兑现。林彪以伤病为借口，在１９４２年１月成功地离开苏联，顺利地回到了祖国，使他能为中共的解放战争史写下了一系列光辉灿烂的篇章。

林彪回国后，毛泽东以“受伤”为由没有让他重返抗日前线，安排他在延安继续担任抗大校长，直至抗战结束。在解放战争中，林彪一口气从哈尔滨打到海南岛，这时的病主要是因用脑过度而产生的神经衰弱，并一度拌有失眠症，但根本没有发什幺怪毛病。他此时没病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林彪喜静，这是他高度集中注意力，冷静思考问题时必不可少的外界条件。任何人在高度紧张，并要集中注意力的时候都是如此，毛泽东在此时能连续抽３包香烟而不歇气，这都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这是没有什幺可值得奇怪的。林彪爱在黑暗中思考，也是喜静的一种表现，所以他根本就不怕什幺“光”。

二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一个从无数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将军来说，鲜血能算什幺？所以说林彪“怕光”、“怕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三是１９５０年５月１３日自打下海南岛时，也未曾听说林彪因为患“病”而影响了正确指挥。现在有传说林彪南下打海南岛时，曾被人用担架抬着走，是有人亲眼所见，但此事已是在刘少奇出访苏联之后的事了。１９３８年以后，林彪没有再受伤，可一到临近解放就出现怪症状，并且在事隔不到几个月的抗美援朝期间就病得不能带兵打仗，这显然是在预谋“装病”。

心病１０年

既然没病，就是装病。既然是装病，就有装病的病因。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６日，在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出访苏联后，林彪就有闹病的苗头，特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他的病症开始逐渐加重。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斯大林的另一部杰作出台——朝鲜战争爆发。这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在祖国尚未统一的关键时刻斯大林鼓动金日成挑起了边界战争，深谋远虑的林彪经过审时度势，勇敢地站出来反对“抗美援朝”。６月２７日，斯大林的阴谋暴露无疑，因为苏联代表无故缺席，促使向韩国提供必要援助的决议在联合国顺利通过，使美国能以联合国的名义出兵干预，使新中国重要的工农业基地——东北边境，顿时危机四伏，使本已停止干预中国事务的美国随即宣布台湾地位未定，派第七舰队封锁了台海地区，中美彻底翻脸为敌。

为应付当时的国际局势，中共被迫急调沿海一带准备攻打台湾的四野主力北上，在东北边境迅速集结。７月７日，周恩来主持“保卫国防第一次会议”，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反战派多数。林彪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表明了观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这时的林彪在党内并没有多少发言权，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在党内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当时的反战派代表。在中共建国前后，因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经过一系列亲苏策略和舆论宣传，实际上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被绑在斯大林的指挥棒上。中共高层经过形势分析和双方的实力对比，都认为没有打胜的把握，既然没有打胜的把握，这仗就不能打，但是在他们之中谁也不敢直接捅破毛泽东甘心投靠苏联的这层纸。由于军内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加上北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捷报频传，大败韩、美军队，毛泽东只能着手准备，没有出手助战（笔者注：战争爆发后美军先头部队第２４师从日本飞抵朝鲜，因仓促应战，此时损失已过半。就朝鲜战争结局而论，中美翻脸已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毛泽东此时若果断地出兵援朝是最有利的战机。当人民军的T-３４坦克一路攻到北纬３５度线附近时，整个朝鲜半岛就剩最后一个港口据点——“釜山”，若中共再增派出少量的“志愿人员”，和战争爆发前一样，与人民军混杂在一起，是足以赶美、韩军队下大海的。因此，战机一失，其后果就不堪设想，毛泽东在此时不出兵相助，是犯了错上加错的战略错误。尽管这个大错，也造成麦克阿瑟后来轻敌冒进的判断失误，但还是得不偿失）。

９月１５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登陆仁川，腰斩了朝鲜半岛，金日成军队立刻危机四伏，崩溃只在旦夕之间。１０月１日，联合国军进至３８度线，在麦克阿瑟发出要金日成投降的敦促书时，毛泽东看到大势已去，才真正着急起来。次日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针对突变的朝鲜战局，在会上再次反对出兵，他认为是斯大林惹的祸，应该由斯大林自己去解决，并主张在东北一带进行战略防御，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赞同林彪的观点。但毛泽东在少数几个拥战派的支持下仍然一意孤行，竟在会后要求熟悉东北、了解苏联情况的林彪亲自挂帅入朝参战。林彪内心的痛苦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独来独往”

的无敌元帅，此时身为军人也要断然抗命。在与毛泽东面对面的交锋中，他是这幺做的，却不是这幺说的。大家可以看看林彪当时的谈话内容，先是向毛泽东“问候”的开场白（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最近几个月胃病老犯，失眠也一天比一天地厉害起来。事情也怪，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整天行军打仗，我身体虽然不算怎幺好，但总比现在好些。

和平时期，生活也安定了，三灾八难反而多了起来。

在分析完整个形式后，毛泽东以他个人、刘少奇和周恩来３人的名义，明确地提出要林彪挂帅出征的要求，他是这样拒绝的：

只是我这几个月来身体不好，老出虚汗，四肢无力，头晕眼花，睡不好吃不好。个人流血牺牲是小事一桩，我怕担负不了这样的重担。

为了表示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随即向毛泽东保证，若美军敢进犯大陆他保证领兵抗美。林彪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若去朝鲜就有重病，若为国保家就一点病也没有！”当然，即使毛泽东知道他是装病，也无法当面拆穿，因为志愿军司令的这个位子，不是一般将领就能坐的，若闹着情绪去指挥，肯定是要出乱子的。结果也是因他“委婉”的理由，再度使毛泽东的态度变得犹豫不决。

当时，对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也确实很困难，对手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志愿军司令的人选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是必须镇得住四野里的那些雄兵悍将。可中共高级军事指挥人员中，完全能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数来算去恐怕只有３位符合条件，除了林彪以外，就是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元帅。说到刘伯承，你别看他瞎了一只眼，其实他和林彪具有同样深远的战略眼光，两人几乎同时闹病，一个是闹枪伤，一个是闹眼病。而且刘伯承年事已高，解放后战伤累累的刘伯承就急流勇退，主动去担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以此来远离中共政坛。１９５５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为十大元帅授衔时，排位第三、第四的林彪和刘伯承同时缺席，而且这两位都在青岛“养病”。据传，两位元帅称病不参加如此盛大的授衔场面，当时都未卧病在床，并没有患什幺重病。本来，林彪是最合适的人选，可他却闹病拒战，把毛泽东一时逼上了华山绝路。

１０月４日，在南韩军队越过三八线的同时，共和国注定的悲剧发生了，这得归功与这位后来才参加形势研讨会的彭德怀，这天他才刚刚赶到北京。毛泽东曾胜赞他是个敢“横刀立马”的大将军，用的是三国时代刘备赞美他三弟张飞的评语，大家想想：张飞何其人也？相信各位心里应该很清楚。随着彭德怀的到来，使毛泽东在极端被动的情况下终于找到了个“主心骨”的支持。当时说大话的彭大将军并未料到自己会挂帅参战，当晚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召见他时，进去后说的第一句话是：“主席找我有事吗？”可出来的第一话却是：“我命苦啊！”他感叹自己“命苦”是表示战争残酷、艰巨而难打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白天的研讨会上，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还有理有据，把反战派一顿猛熏，批得够呛，甚至打胜的把握占多数！可是，张飞就是张飞，说了就是说了，即使说错了硬着头皮也不服输。彭德怀就是这种生性耿直的大将军，不畏险阻，不惧困难，对共和国忠心耿耿，不惜赴汤蹈火，这些和张飞确实很相象，作为一个大将军拥有如此品德是值得称道的，但作为战略军事家、一个元帅，这种“知错不改”的耿直注定他只能是个失败者。纵观彭德怀的前半生，也是战功卓著，并没有犯很大的错误，但支持参加抗美援朝是他一生中唯一铸成的大错。在得知自己即将挂帅出征，虽悔之晚矣，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直到１９５９年，林彪上了庐山，把埋藏在心中１０年的怒火顿时发泄出来，一通大骂，叫彭德怀至死都不可能理解得过来。当时的情况是彭德怀替民做主，为百姓喊冤，是为反“大跃进”而成为毛泽东的一次路线斗争对象，林彪是深知这一切的，因为他恨彭的原因并不在这里，而是暗指１０年前的“抗美援朝”。

正是因为当年是彭德怀逞英雄，使新中国刚刚开启的大门再次关闭，使毛泽东在封闭的天地里为所欲为，一意孤行，才有合作社、反右、大跃进的倒行逆施，才有他彭德怀今天的挨批受整，这是他咎由自取的因果报应。当然，定彭德怀一个反党集团的罪名，如果摆在出卖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是讲得过去的，尽管这个罪名也不是林彪定的，“９.１３”后，彭德怀的冤狱并没有平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林彪为了准确地“暗示”出这个意图，在７月２７日的庐山会议上，他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见林雨星所着《林彪全传》）：

彭德怀同志前不久访问了东欧各国。上山你急于发难，是不是有背景？

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幺高，你答应了他什幺？

林彪这话说得好似血口喷人，含沙射影。他真是在无中生有地恶意诽谤吗？当时中、苏两党还没有完全翻脸，因此，请大家仔细思考一下：从林彪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有什幺样的政治目的？他本人对赫鲁晓夫是个什幺样的态度？这番言论会对以后的中苏关系产生什幺实质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看林彪在庐山上的“讨彭”言论，可说是杂乱无章而疑点重重，其谋略之深，一点不逊色于他的军事才能。

他所讲的话，有的是“正话正说”；有的是“反话反说”；有的是“正话反说”；还有的是“反话正说”；而吹捧毛泽东的言辞跟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一样，全是“胡话瞎说”。例如：有人诬谄在会理会议上是彭德怀想夺毛泽东的权，林彪就亲自出面澄清事实，公开申明会议上的那封信与其无关，是自己所为。如果林彪真想加害彭德怀，只要此时保持沉默，或承认自己是受了挑拨，是没有人可以证实得清楚的，而且他还主动批评自己：“像会理会议，我没有主动向主席说清楚是我不对。”此处就是他的正话正说。他批彭德怀独断专行、自作主张，搞了一个百团大战，但他也说自己因为头脑发热，批判了终身引以为自豪的平型关大捷，此处就是反话反说；林彪说“逞英雄”的意思其实很清楚，“在中国，不要想逞英雄，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这是正话反说；而“反话正说”的更多，现摘录两段：

你自以为身经百战，打下了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子天下第一，谁的话也不听了，你不是真心真意地来干革命，你是来‘入股’来了，你一脑子旧军阀主义思想。你这种老大自居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国内，让你带兵出国作战，你又表现出大国主义思想，不尊重朝鲜同志。你是《三国演义》里魏延式的人物，后脑勺上长着反骨，平时，你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的摸样，艰苦朴素，不摆架子，平易近人，这些是假的，到关键的时候，你的反骨就露了出来。

你是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可你还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你就象《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眼睛长在后脑勺上，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力，一切都是颠倒的。

“人家看是好事，你都看成坏事，人家看是坏事，你却看成好事。在你眼力，一切都是颠倒的。”

真是说得好极了！直可惜没多少人能听出这话的弦外之音。其实，林彪的目的就是要夺权，要夺那些损害民族利益，替老毛子充当打手的权，他不能容忍这些曾经纵容毛泽东犯错误的追随者。他为这一天的到来苦等了１０年，在１０年里，他不惜装病拒理朝政，代价不可谓不大。庐山会议期间，国际上的发达国家都在制裁中共，共和国基本上处在四面受敌，危在旦夕。国内的人民在挨饿，经济在崩溃，金门在炮战，达赖喇嘛刚跑到印度。此时此刻，在十分不利的局势面前，林彪能挺身而出，从容面对，不惜豁出自己的生命也要扭转这一切被动局面，这一切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不是为他自己。他为了能扭转乾坤，收拾残局，为了能顺利出山，运用战无不胜的“阳奉阴违”战术，首发一个“清君侧”战役，就使彭德怀等人再也不能逞英雄充好汉，结果使毛泽东不得不支持林彪，将军权悉数交出。林彪当上了统帅３军的国防部长，从此中共的国防建设、外交策略都随着他的“神经症”开始发生微妙地变化，尽管这个改变很缓慢，但它是本质性地彻底改变，他用自己的“病”，改变着毛泽东，改变着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格局。

１０月５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彭德怀领兵入朝决议，“神经症”顿时加重，开始出现难以控制的症状。８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毛岸英当上志愿军司令翻译的这一天，两架美国战机攻击苏联苏哈亚市附近机场，美国虽为此向苏联表示歉意，但斯大林马上取消了为志愿军提供空中保护的承诺。同日，林彪以治病的理由，随同中共特使周恩来赶到莫斯科，再次面见斯大林以讨论“飞机掩护”的问题。１３日，毛泽东彻底“铁”了心，在斯大林拒绝派空军参战的情况下，电告莫斯科的周恩来和林彪，做出了坚决“出兵”的重大决定。多牺牲一点中华儿女的生命，对毛泽东来说是毫不在乎，可林彪呢？据当时人回忆，斯大林在听完毛泽东的电报后，竟然挤出了几滴老泪，说了句：“中国同志，好样的！”随后斯大林高兴地通知金日成，并举杯祝贺，林彪拒绝端杯，其脸色十分难看。

在抗美援朝的第１个冬天里，西伯利亚寒流开始狂风怒号中国大地，林彪在这期间多次“感冒”。

在看到成批的志愿军将士战死在异国沙场，特别是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第６０军１８０师正师被包围于芝岩里地区，突围不成，人员大部战死，余部尽数投降于汉江南岸，他的心已经碎了！要知道这里面很多都是他从东北带出来的老部下，老骨头啊！“神经症”顿时如同火山喷发，折磨得他痛苦难耐，当然这病就闹得不可开交了，而且这一病就是好几年。下面的两段文字，是摘录于他身边的一个称作“蒋霞”的医生，所写的回忆文章：

一九五?年九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一九五一年十月回国。一九五三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六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一九三八年三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二十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幺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这幺大的干部，中央也不会不知道，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在抗美援朝正式出兵后就突发令人难以想象的重病，当然会惊动到毛泽东。对一个从血与火中拼杀出来的无敌元帅，对一个连死都不怕的将军，对一个淌着鲜血、踩着枯骨走过来的心腹爱将，却如此害怕大自然中的正常现象，使毛泽东感到疑惑不解。他赶紧派负责自己保健的傅连璋大夫专程来“探望”

（笔者注：这位傅连璋大夫就是在延安，替贺子珍的女儿李敏接生的医生），可见毛泽东对林彪的这个怪毛病是何等的重视，傅大夫经过仔细地检查也没得出什幺结论。

１９５３年，在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时，肖华代表党中央亲自坐镇指挥，将从上海、天津和北京等地调来的各路医学专家集中起来，成立会诊小组，毛泽东也亲自出面，如此兴师动众地一番折腾，还是没有查出什幺原因。据传说：林彪当时因痛苦难忍，无法控制自己，甚至用吗啡、鸦片来超脱。这吸毒一事，或真或假，笔者也说不清楚，反正确有这样的文章报导。但不论是真或假，此时发作的“神经症”

倒是越来越严重的事实。原本在苏联就曾经治过枪伤，这下倒好，全都联系到了一块，心病、伤病一起发作，这叫那些全国的名医专家们怎幺能看个清楚，弄个明白？这时他的病以开始有“怕太阳、怕风、怕水、怕声音”等症状，甚至到了“见风就感冒，见水就拉稀”的地步。他居住的窗户，都要用三层厚窗帘严严实实的遮起来，既要挡住光线，也要挡住风。

感冒、拉稀都是很常见的疾病，只要是人，就不可能躲避得过去，林彪当然不能例外。他无力去改变眼前的一切，只能被动地装病，用“病”去抗争，用“病”去超脱自己麻痹的神经，所以要将自己的病情极端扩大化、严重神秘化。但是，长期的装病，内心的压抑苦闷，即使是个健康者一样会生出真病来，药物治疗当然起不到什幺作用，主要还是内在因素。毛泽东曾评价过林彪的病：除了自己的病是唯心主义以外，全是马列主义。所以，如果硬要说林彪有病的话，就是他长期内心压抑而生病。从解放后一直到１９５９年出任国防部长以前，林彪是什幺工作也不干，基本是在全国各地疗养，可他的病症也不见好转，官阶反而一再升迁。就这样，他远离中共政坛，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中安静地度过了１０年。

再度病重与“文革”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２月７日，中共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此会距１９５８年５月年开始的“大跃进”时隔３年８个月。“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段话，当然让大家出气的结果和当年“引蛇出洞”的效果一样，都到秋后的文革里算了总帐。

被吹破天的人祸，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使中共广大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怨声载道，国民经济因此走进了死胡同，面临崩溃的边缘。会议原本是清理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左的错误，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设想是讨论修改由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书面报告，通过相应的决议，以便在“报告”的基础上，形成全党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成绩、经验和教训的认识统一，指导今后工作。由于广大代表有７０７８人，大都来自基层，具有很强的“出气”愿望，使会上怨声不绝，变成名副其实的诉苦会，而这恰恰在毛泽东眼里就变成了一场“阴、阳谋略的暴露大会”。下面是几个重要人物（笔者注：都是发生在４年后文革运动里的主角）的发言，本人依时间顺序做了一些摘录：

１月１８日

彭真：“我们的错误首先由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幺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提的。”

“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大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幺高。”

邓小平：“我们到主席那儿去，主席说，你们的报告(按：指中央书记处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１６日写给主席和常委的报告)把我说成圣人，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人人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要怕说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成的，是我和大家搞成的。”

１月１９日

周恩来：“我们是一步一步的退，是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工业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针、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陈伯达：“彭真同志昨天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

彭真：“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１月２１日

刘少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可以修改。４、５、８(按指《纲要》规定不同地区粮食产量所要达到的指针)提法本身不大科学，农业方面确实有人有意见，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还是要提跃进，'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但对'大跃进'要有新的解释，要从历史时期看。”

薄一波：“跃进的提法，不要随便提，正常情况不能跃进，只有在各种条件凑在一起时才能跃进，工业农业都是如此。”

邓小平：“基数越大上去越困难，美国每年只能２%，苏联１２%就了不起啦，技术革命发生大变化才能跃进。”

彭真：“总路线还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１月２９日

林彪：“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些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幺，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幺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

１月３０日毛泽东作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

会议的最后２天，分别由总书记邓小平和总理周恩来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是突出强调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把“坚持与否”、“完善与否”的意义提到关于党和国家命运的高度。总理的报告则细密地检查了国务院的工作，并报告了国民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七千人大会”可以说是中共党的民主制中最民主的大会，可是毛泽东运用深厚老道的反右经验，根据会上彭真、刘少奇、林彪、陈伯达、陈云等人袒露出的“心声”，在党内划分出旗帜鲜明的“阶级队伍”。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见P１０７０-P１０７１）中曾评价：“１９６２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领导同志抓住民主集中制，特别是抓住破坏民主的倾向，来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确实是抓到了要害。”“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把党的民主制中的理论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之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但是，遗憾的是，这次大会以后，民主制中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日益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

随着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地位蒸蒸日上，毛泽东因为犯了一系列的错误，而大权旁落，不断受到排挤。当时若召开九届人大，毛泽东退出中共政治舞台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到了１９６４年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不再料理国家大事。根据１９５３年他在杭州制订的共和国宪法，干了两届的毛泽东在表面上是在准备退休了，但这时令他愤怒而绝望的就是他的这位接班人，竟然指示在会后即将上任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把前３年的历史写进书里，要勇敢地把它编成剧演，要更勇敢地立碑传给后代。把１９５９至１９６１年３年的辉煌功绩写书、编剧演、立碑！一贯以伟大、光荣、正确自居的毛泽东心里会怎幺想，大家应该很清楚。

在历史书写成以前，剧演尚未编排好，碑址也没选定的情况下，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先发制人了。

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是蓄谋已久的，为了扫清一切障碍，把矛头直指资产阶级当权派，首先就要取得军队的支持。为打赢这场没有法律条文支持的战役，他做了文、武两个方面的充分准备，最早的准备应是在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时，搬出夫人给全国人民亮相；既而到处宣扬自己即将退休，躲过了１９６１年召开“九大”的可能。在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发起了反攻，先通过制造舆论，再打击刘少奇的左右手。他在会上发表《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作出批判，分别成立彭德怀、习仲勋项目审查委员会，对这两个“反党集团”进行审查，邓子恢主持的农村工作部也被定为“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这一切都是为击倒刘少奇作的精心准备，笔者在此只说说在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毛泽东所作的“文”、“武”两方面准备：

在“文”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５日，《人民日报》批电影《不夜城》，将“阶级斗争”的概念先期推出。１１月１０日，上海《文汇报》批《海瑞罢官》，为大辩论的文战场打开缺口。１２月，《红旗》杂志批翦伯赞的“超阶级”、“纯客观”的资产阶级思想，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被泥塑得全国到处都是，阶级斗争论在全国逐渐形成大气候。

在“武”的方面：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２日，先不动声色地取消自己推行多年的军衔制，在军队宣传官兵一致，为随后的阶级划分做好战前准备。１１月，在北京市西郊种田的彭德怀，被安排到西南的四川省从事三线工作，此举是切断党内当权派的后续援军，以免除后方隐患。１２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倒台，这只是为发动正面进攻，彻底包围当权派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小战役。１９６６年３月，在天子脚下，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市长彭真倒台，一个完美的主战场呈现在世人面前。

在《５.１６通知》以前，军中的陆定一、杨尚昆相继销声匿迹。中央文革不断宣传造势，围剿党内当权派的总攻战役即将打响，这位１９４９年６月就拜会过斯大林的刘少奇已成瓮中之鳖、坐以待毙之势，等完全明白过来时候，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但是，毛泽东要想绕过法律手段，去公开击败政治对手，必须有军队的支持——这位执掌大印的无敌元帅。为此他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听，以身体的原因拒绝。林彪生性高傲，“独来独往”的个性使他很少与军内元帅们来往，客观上讲，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他更是看不上眼。他想“清君侧”来改变现状，可内心又是极其矛盾的，按理说这位在建国初期就投靠斯大林的副主席，虽为国家、人民做了很大的贡献，但在“抗美援朝”中纵容毛泽东犯错误，进而击败了反战代表高岗，还跟着落井下石，毫无原则乱整人，在林彪眼里他已经成为一个民族的罪人，和彭德怀一样理应得到应有的下场。但因“文革”牵涉到无辜人员太多，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其祸害程度也是难以估量的。经过权衡利弊，使林彪在起初也很犹豫，“神经症”随之发作，并以此为借口，到处东躲西藏，一会儿跑到哈尔滨，一会儿又出现在大连８月５日，毛泽东总攻的炮声已经打响，经过几年的辛苦准备，《炮打司令部》已经直指政治对手刘少奇。７日，毛泽东要与刘少奇摊牌，这是他们俩人的政治决斗，搞不好毛泽东也有败北的可能，林彪此时已别无选择，必须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和毛泽东之间的个人恩怨，以及对刘少奇的亲苏态度，是他坚定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的主要原因。这天，林彪从大连飞到北京，空军司令吴法宪去机场迎接，见到的却是一个气色十分难看的林彪。林彪本着清君侧的目的，为打倒了刘少奇，所以带“病”

介入了文革，这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仅仅是在针对刘少奇的问题上异曲同工而已。以林彪在军内、党内的威望，和手中的枪杆子，毛泽东以绝对优势取胜，运动也进入高潮。

这时，林彪多次登上天安门，接受了百万大军的“风、水、光”的检验，“神经症”也随之大起大落，彻底暴露无疑，在几亿国人心里，他变成了仅次于万寿无疆的永远健康。

社会被闹得人仰马翻，许多家庭已趋家破人亡边缘，“批判走资派”、“破旧立新”的运动正如火如荼，据知情人讲：“两边反差巨大，林彪这边愁云惨雾，唉声叹气；主席那边欢声笑语，莺歌燕舞。

林彪对叶群说：“看他以后怎幺收场。”此时江青领导的“中央文革小组”已成了中国实际上的首脑机构，她乱了中央和各省政府，又染指军队，林彪曾嘱咐叶群：“不能让这个女人插手军队，军队不能乱。”毛泽东从组织上规范了军队在运动中的位置，指示成立“军委文革小组”，江青出任顾问，穿上军装以后，又担任副组长之职，就像“中央文革小组”一样，她虽是副职，却起着中心主导作用。为防止军队动乱，林彪根据几个老帅的意见，指示秘书起草军委的《八条命令》，并亲自为其加附了５条说明，这实际上是针对毛泽东、江青的预防措施，保护军队干部免受冲击。可是到了后来毛泽东却批示：

“军队要介入。军队不能成为防空洞、避风港。”于是《八条命令》形同废纸，全军直属机关单位、院校、医院、文艺团体“踢开党委闹革命”，军内造反势力恶性膨胀肆意横虐，冲击军事首脑机关，破坏战备设施，残酷揪斗军区各级首长。北京发展到冲击各军兵种总部，甚至国防部，从将军到元帅都被当作靶子。凡是曾反对过毛泽东、江青及其“文革小组”的人，都被毛泽东点名打倒，诸如谭震林、陶铸等等，捏造出无数冤狱。值得一提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骨干成员——“四大金刚”，都是文革初期的受害者，其中邱会作最惨，差点被活活打死。因此笔者要问：四野的战将如云，林彪为什幺偏偏起用文革的受害者，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吗？这时的林彪算是彻底病倒了，他采取“主席挥手我前进”、“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消极态度来对抗，天天躲在家除了照样画圈批文件外，就是研究医术、词典。

合六州之铁，终铸成大错

林彪从独来独往的无敌元帅，从一位在会理会议上敢向毛泽东公开发难的前线指挥员，从一位敢叫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的中共高官，变成不停晃动红宝书的好学生，变成处处山呼万岁的接班人，变成毫无自己思想的亲密战友，难道林彪自己是心甘情愿的吗？要知道，中共最先喊万岁的不是林彪，最先吹捧毛泽东思想的也不是林彪，其实，这一切都是抗美援朝惹的祸，因为抗美援朝发生了，所以共和国的悲剧就无法避免。林彪在庐山会议后，即便不投毛泽东之所好，以他独来独往的个性，可能要比刘少奇更早被打倒，所以，违心的林彪必须十分注重去做表面文章，注意突出他紧跟毛泽东的形象。《大海航行靠舵手》这首歌曲，被林彪运用得炉火纯青，变成他拥护毛泽东的杰作。在打倒刘少奇后，林彪为迅速结束这场人祸，指示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起草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九大报告。大权在握的毛泽东深知自己花了这幺大的力气，才整倒一个“区区”的刘少奇，若此时结束文革去发展国民经济，其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就昭然若揭。这点对林彪来说是失算的，也是他一生中犯的唯一的一个大错，他当时违心地助毛泽东，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局。

“九大”以后，由于毛泽东翻脸变卦，要继续革命而不结束文革，“神经症”随即剧烈发作，特别是有辱国格的国家主席一职被废止，国家的象征被独党专政所取代，使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大打折扣。

“神经症”在此时正式出现了最为严重的症状——“出汗”，这时的林彪如果受到意外地惊吓刺激，整个人就出汗，一出汗，就什幺也不能干，整个人再次陷入黑暗的保护之中。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自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事事“高举”、处处“紧跟”，继至文化大革命，他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与毛泽东之间似乎没有了半点分歧，这其实正是他心病发作的征兆。他为此请走身边的医生，自己翻查本草纲目，去一心钻研医书，并据此开方子吃药，又曾因乱服药差点出事。他通过不断地研究，针对自己原先的所作所为，用自己“病历”来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怕大海航行的“风”、怕万物生长的“光”、怕雨露滋润的“水”，反正什幺都怕，疾病几乎进入无法医治的晚期。所以他特别不能受到“恐怖”地惊吓，怕这种一紧张就出汗的怪病发作，为了混淆大众视线，通过工作人员不断宣传，好借鉴“张良范蠡"再次称病不出，用“独来独往的天马”来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不满。为此，他在毛家湾从不看战争影片，拒绝穿军装，也不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穿军装，以身体状况为由，韬光养晦，深居简出，不过问政事，一颗民族主义者的赤胆忠心，可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就是林彪经过自己不懈地努力，不断地总结，最后得出的诊断：“神经性毛孔扩张症”。

创建时间：2004-12-30

八、功高盖世

功勋卓著的军事家

１９２８年４月底，２０岁的林彪上了井冈山，从此与毛泽东结下不解之缘。从此以后，他在毛泽东的指引下，青年得志，官运亨通而不断晋升。他如此地快速升迁，是受到毛泽东的精心呵护吗？显然不是，战争年代官职的升迁全靠的是战功，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那些什幺耍阴谋、吹嘘拍马等本事在此时毫无市场可言，中共高层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足以说明了他才华出众，技艺超群。同年，林彪被毛泽东、朱德破格提拔成中共第一位年轻的将领，出任红四军主力２８团团长，而同时期与他资格相近甚至比他资格老的军官多的是，李奇中、周子昆原是林彪的上级，胡少海连降两级从师长降到营长，却都成了林彪的下级，这除了林彪的军事才能比他们都出色外，还能有什幺原因？大家可以回过头看一下，林彪在上井冈山之前，在没有毛泽东的情况下是如何的表现：

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４日，１９岁的林彪靠着黄埔军校的一纸文凭，在号称“铁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３连任见习排长。

１０月１０日，林彪参加第二次北伐，他冲锋陷阵，累立战功，在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林彪随独立团在武汉接受英租界。１１月，林彪所在部队由武汉乘船南下参加对南京的进攻，令孙传芳主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１９２７年２月，林彪升任３连排长。

１９２７年５月，林彪所在团在河南境内与奉系军阀作战。有一次３连把溃军追至渭河边，２０岁的排长就违抗连长停止追击的命令，率队乘胜猛冲过桥，在这个小排长的带领下，其它各排亦紧随其后，大胜敌兵，俘获８００余人。仅此一战，铁军大胜，不仅因他冲锋在前、骁勇善战，而且能独断专行地抢得战机，立即被提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２５师第７３团１营７连连长。

从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任见习排长，到林彪升任连长，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领导人是：叶挺。

１９２８年春，经过在耒阳的两次战斗，因营长周子昆在同许可祥部的交火时负伤，刚满２０岁的林彪再凭战功，升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１师第１营营长，这时的领导人是：朱德、陈毅。

只有１年半的时间林彪就升到了营长，这和井冈山上的毛泽东扯不上一点关系。在领导人不断更换的情况下，特别是南昌的起义队伍由起初２万人马锐减到１千人的情况下，队伍不断缩编、改编，他反而能够快速升迁，毫无疑问：一颗即将升起的天才将星已经展现在世人面前。

胜败乃兵家常事，“战无不胜”不过是文人惯用的赞美词汇而已，但用在军事天才的头上，是最恰当不过。纵观林彪军旅一生，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所以他能将“常胜将军”的美名保持始终。说林彪“用兵如神”，他也当之无愧，就是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军事家相比，也毫不逊色。

“青，取之于蓝”。只有“青于蓝”才能使社会进步，人类的文明才能向前发展而不倒退，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林彪２４岁时就升任红四军军长，能从年长２１岁的朱德前辈手里接管帅印，不可能靠谁的赏识，更不可能靠什幺人情关系，而是靠着自己的本事——“５０天歼敌万余人”的战功和独到的军事指挥才能。有人说：“凡是毛泽东指挥的战斗，林彪屡战屡胜。”这种说法是不客观公正的，它仅能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林彪的军事见解曾经多次达到共同，经过思想上的碰撞才产生出共鸣的结果，其本质是通过掩盖林彪的军事天才，来达到美化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和林彪，一个是年长１４岁的统帅、另一个是后起之秀的年轻战将，毛泽东作为长辈、领导，在军事思想方面确实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但是由于俩人在中共党内所处的地位不同，经过官方可意去宣传美化，对大众思想不断进行诱导，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偏差。针对这个错误的说法，笔者用两个事实足以说明问题：一是凡毛泽东没有指挥的战斗，他屡战屡胜。二是凡毛泽东指挥错了的战斗，他还是屡战屡胜。换句话说：“常胜将军”取得屡战屡胜的美名，跟毛泽东的指挥，在本质上是不存在什幺因果关系的。

林彪个性极强，谋略极深，兵法运用独到。作为一个军事天才，作为毛泽东帐前的一员心腹大将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被他运用得得心应手，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即使在庐山会议以后，他也不是个处处“高举、紧跟”的亲密战友。大家可看几个事例：

黄陂之战、草台岗伏击等胜仗都违背了上级的军事指挥林彪的军事天才，来源与他见解独到的个性。就拿他在红军时期的黄陂、草台岗大伏击来说，战果令古今中外兵学战史都为之瞠目，值得研讨的问题在于毛泽东事后知道这两大胜利是林彪改变了原来的指示，做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决定而欣喜若狂，一方面他大加赞赏林彪用兵独到，另一方面又为自己在军事指挥上靠边站找到不少借口。

这两次战斗发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接到与敌打遭遇战的命令。他觉得打遭遇战，达不到歼敌目的。于是临阵应变，指挥主力趁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夜晚悄悄进入伏击阵地。他先派重兵堵住可能突围的沟口，当蒋介石的５２师走进设置的“口袋”时，在战线长达１０余里的一字长蛇阵上被截成数１０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在居高临下的攻势下被动挨打，不到３个小时一个整建制师被全歼，师长被击毙。接着，蒋介石的５９师亦被歼灭，黄陂之战大获全胜，仅俘获就达１万人。

接着在草台岗，林彪指挥所部用几乎同样的战术，重兵埋伏在山势险峻的山路两恻。当１１师师长肖干进占草台岗时，才发现天气地形的不利，可为时已晚。尽管有飞机大炮助阵，也难逃全军覆灭的下场。陈诚急得口吐鲜血，蒋介石更哀叹自己的铁军被敲碎。说“此次损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战后，光战场就打扫了一星期，缴获各种枪支弹药不计其数。林彪干脆利索地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１１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平型关大捷，“不懂事的娃娃”不顾毛泽东的一再劝阻，主动率兵迎击日寇平型关一战，第１１５师以劣势装备一举歼灭日军垣军团精锐第５师第２１旅一部１０００余人，战役虽不大，歼敌也不多，而且日军主要是些运输部队，敌我人员损失比例高达１：１，基本上是一命拼一命，可林彪作为师级指挥员，使日本“陆军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使日本侵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彻底打破，从而创造出自抗日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场胜仗，八路军的一个师长一举成为世界闻名的抗日名将。

这场使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伏击战，一再违背毛泽东的战略初衷：“到敌后开展山地游击战、发展敌后武装、扩大根据地。”是靠林彪的独断专行，自作主张，主动出击，才取得辉煌战绩。这场胜仗，使中共，乃至中国在八年抗争史中留下最值得炫耀的一页，它改变了全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真心抗日的看法，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士气。后来林彪中枪负伤，离开抗日战场，毛泽东也没有深究这个违抗军令师长的过失，而一心一意地在边区窑洞里搞整风运动，并写了几本军事著作。但是，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为批判彭德怀，林彪竟以自己终身引以为自豪的平型关大捷为错误，作自我批评。林彪的政治谋略如此深不可测，可见当时的世道又是如何地被黑白颠倒。

四平保卫战，林彪挽救东北

１９４６年的四平保卫战是毛泽东在军事战略上犯的最严重错误，结果也正是林彪的提前撤退才使东北险些丢失。若说是谁挽救了东北、挽救了新中国，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林彪。坚守四平的失利，使民主联军一口气从四平败退到哈尔滨，一路弃甲丢盔，当时东北局的战略物资已装车待运，撤退的目的地是中苏边境，东北几乎全境丢失。

早在１９２７年７月２５日，在田中义一的《田中奏折》中关于日本新大陆政策的总战略就说得很清楚：“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蒋介石是很清楚这个道理的，以抗日闻名于世的东北军司令难道会不知道？林彪完全理解毛泽东“独霸东北、拒敌与国门之外”的战略意图，谁不想得到东北？要独霸东北，关键是四平守不守得住。事实是，在东北战场上若不是他改正毛泽东的错误，民主联军早在四平就全军覆没了。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很欣赏林彪的独断专行，不断赞赏，而且鼓励。和平时期就不一样了，在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期间，黄克诚与毛泽东一同吃饭。席间，黄克诚认为１９４６年的四平保卫战有错误。毛泽东马上说：“固守四平是我的决定。”黄克诚却回答：“是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面对这种倔强和坦荡，毛泽东沉默了，他说：“那就让后人去评说吧。”可饭刚吃完，黄克诚就跟彭德怀一起被打倒，罢官免职，毛泽东如此对待自己的错误，后人该怎幺去评说？“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挽救了东北而撤退四平，却被扣上“逃跑将军”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可见被歪曲的历史又是何等的不公。

“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的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这是１９６２年初，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片段。“主席挥手我前进！”尽管在林彪的嘴上是这幺说，其实他心里最清楚，这几十年究竟是个什幺样的历史。以毛泽东原来的个性，当是忠言逆耳，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如果没有一个虚怀若谷，豁达大度的胸怀，他是不可能将共和国的支柱、栋梁们团结起来的，这也是他能得天下的原因之一；不干预前线人员的指挥，不禁锢前线人员的战略、战术思想，对指挥人员尖锐的批评能冷静思考，这是他能得天下的原因之二。在战争年代，他不可能跟蒋介石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去亲临一线，去到处指挥，他成天只能呆在窑洞里干着急，这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造成的。可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情况就不一样了，宁可错上加错，也无人奈何。当年张奚若说他“好大喜功”，他怒斥道：“若不好大喜功，难道要我好小喜过不成！”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个“闻过则喜”的角色。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继而发动文革，就是在“好大喜功”的思想驱使下，知错不改，再错上加错的史例。

用掩盖林彪的军事天才，去可意美化毛泽东的军事才能，这种宣传只能掩盖一时，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同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林彪能屡战屡胜，可别人能屡战屡胜吗？二野、三野在战略决战中也有光辉的战绩，把他们的战绩与林彪的相互比较一下，就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因为他们与林彪的四野一样，都同处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通过简单的相互对比，一个不比不知道的历史事实就呈现在大家面前，请看：

整个决战战役共消灭国民党军队１５５万余人，四野消灭近１００万人，占６成以上；二野和三野加在一起共消灭５５万余人，占比多少不用算就能得出结论。

我方伤亡方面：四野９万余人，敌我消耗比在１０：１以上，其中辽沉战役６.９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７：１，平津战役中２.１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２５：１；二野和三野伤亡１３.６万余人，敌我消耗比为４：１，谁的战术高明，相信不难得出结论。

在战略决战后的情况跟决战前是不一样的，此时国民党军队士气尽失，兵败如山倒，除了逃跑就是投降，而在此之前，各个战役都进行得空前残酷，所以决战后的歼敌数和效率比是失真的，二者的数据不能相提并论。要知道林彪的对手基本上全是国民党的王牌主力，战斗力强，士气旺盛，都是经过抗战检验的部队。仅仅一个傅作义，就足以说明一切。平津战役中，傅作义所部能跑却没跑掉，最后不得不困守北平，但在傅作义最先提出的《北平停战条件》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幺几条：《条件》必须由傅本人通电全国宣布，必须成立由他参加的华北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必须交联合政府指挥等等。可是真到了最后，傅作义却以：“从此解甲归田，一兵一卒一枪一炮都属多余”为由拒绝了中共为其保留一个营的私人警卫部队，其前后反差如此之大，这可不是那个能吹牛的阴谋家就吹得出来的，假若凭二野的谋略去攻打海南岛，说不定会比三野打金门更“精彩”！

再举个“不比不知道”例子。孟良谷战役胜利后，华野缴获了大批美械装备、也补充了不少俘虏兵，士气大振，当时粟裕统帅的军队几乎占中共整个兵力的一半，可见毛泽东对争夺中原的战略，重视到何种地步。粟裕先分兵出师豫东鲁南（有的认为７月分兵是毛泽东的战略失误，但当时陈、粟认为此战略没错只是战役没打好）。外线兵团先攻汶上失利，再攻济宁失利，三攻藤县还失利，一路遭敌人围追堵截和飞机轰炸，损失惨重，把历次战役中缴获的辎重几乎丢光。内线兵团在粟裕亲自指挥下连打南麻、临朐两个败仗，每次都是主动集中了４、５倍的兵力去打敌人，但围点攻不动、打援又堵不住，损失比敌人还大。内外线全面受挫，杀羽而归，自报损失人马５万，创下了解放战争期间一次战役行动的失利使解放军损失之最。当时，在东北的林彪若指挥失误，同样有全军覆灭或走抗联老路的危险。四野的军力能在后来超过三野等部队，其百万大军是在东北发展起来的，精良的美械装备也是从敌人手里夺的，他和粟裕不同的是：粟裕夺了还要奉还，林彪夺过来的武器就姓林了。林彪在东北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士气高昂的林家军，这正他和战友们的过人之处，才创造得出来的伟大功绩，这是艰苦工作的结果，也是以林彪为首的四野将士们积极寻机歼敌、战略战术高超的一个标志。

林彪的四野是中共军队中战斗力最强，建立战功最大的一支部队，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仅辽沉战役，就好比垓下一战，国共两党的命运在此战后，就命中注定。辽沈决战，林彪指挥千军万马，把国民政府驻东北的４７万精锐军队全部消灭，２０００辆汽车、７６辆坦克、１５０多辆装甲车以及大量重炮等美式装备，全部武装起了四野，才有后面入关南下，平津不战而降的大胜。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而强兵之上就能轻易得出谁是强将的正确结论。林彪在辽沉战役中打廖兵团、长征途中打吴奇伟都打的太漂亮了，使一些人居然由此得出了林彪只会打“乱战”的结论，这不荒唐吗？林彪擅长打运动战，其实共产党的将领都擅长打运动战，只是他打得更绝、更精彩！他指挥部队的运动速度、运动距离和变化都堪称一流，打得稳、准、很，迅雷又不及掩耳。他无论是打伏击、打追击还是组织撤退，无论是突击敌人中枢要害、还是长途奔袭、迂回包抄都是很出色的战例，堪称力量速度变化与准确细腻的完美结合。一件件战史都令人荡气回畅，都能算充满阳刚之美的运动战艺术精品。除此以外，林彪不仅会打运动战，他也是中共将领中征战最全面的战将，“湘江阻击战”，“四平保卫战”、“塔山阻击战”、“黑山阻击战”都是共产党军队打的最著名、最惨烈、规模最大、最成功的阻击战，这些难道不是林彪打的？林彪红军时期“攻漳州、克乐安、战宜黄”，解放战争时期“血战锦州”、“激战天津”

也都是各个时期共产党军队打的最成功、最漂亮干脆的城市攻坚战。其它的元帅、大将们都同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拿什幺去与他相比？林彪擅长打“运动战”、打“伏击战”不假，但打“阻击战”、“攻坚战”同样打得的漂亮，同样打得惊天泣鬼干脆潇洒。

战略军事家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证明，至高无上的皇权，是容不得任何质疑的。《礼记曲礼》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被历代利益集团肆意歪曲地利用，人民的思想被禁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被维持得秩序井然，只反贪官的皇权至上思想决定了整个意识形态，帝王创造的历史自始皇开始方得以稳定地代代延续，人治、君治、党治、德治主宰了社会的一切。一旦法律成为虚设的外表，利益集团残暴、掠夺的本性就会表露无疑，太平盛世便告终结，随即天下大乱，百姓遭殃，生灵涂炭。犯上作乱、大逆不道的治罪要幺是诛灭九族，要幺是凌迟处死，使持不同政见者不能用和平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只能通过造反、暴乱，只能通过血腥的枪杆子，权利才能更替，社会才能重新整合，不满的思想才能得到彻底地宣泄，这就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演变史。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立下了奇功，打出赫赫威名。大军入关时，黄永胜就豪气十足地说：“单是我们‘四野’就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林彪麾下不少人拿辽沉战役来说比垓下一战，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毛泽东就是在此战后才意识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时间要大大提前。于是在“四野”中那些最信任最佩服林彪的指战员，确实有称其为“韩信”的，但韩信毕竟是悲剧性人物，所以林彪为人便有“打仗像韩信，处世同张良”一说。若仅以纯军事而论，毛泽东亲自带兵没有超过十万，林彪带兵超过百万之众，而且也是多多亦善。在延安大练兵时，看毛泽东在靶场上表演出的射击水平，根本就不能与曾冲锋陷阵、威震敌胆的林彪相比拟。历史上的赵构和岳飞在军事方面根本就没有一比，可结果是韩信被诛、岳飞被杀，凡功高能震主的大将军没几个落得好的结局，这样的例子在古今中外都举不胜举。刘邦、赵构的军事才能只能算个二、三流水平，而韩信、岳飞被诛杀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才能不及前者吗？是因为他们的战略思想不够深远、伟大吗？显然不是，因为既然主子能被震于臣子的功高，就足以说明臣子的政治才能、战略思想都超过了前者，在历史上，臣子因政治、军事才能低下，而具有“野心”的事例还鲜有所闻。帝王的疑心加上利益集团去可意维护，使韩信、岳飞均死在几千年形成的高至无上的皇权意识上。

如今毛泽东成了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的思想仍照耀着神州大地，后人追封毛泽东的佳冠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笔者没有细数，估计也要让他戴上十几顶高帽子。“９.１３”事件发生后，林彪戴上了“阴谋家”、“野心家”的帽子，佳冠里仅剩下一项——军事家，而且还没有战略眼光。这不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吗？他能成为阴谋家，其基本条件就必须具有战略眼光，而且他还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大阴谋家。

“天曰昭昭！天曰昭昭！”抗金名将岳飞因涉嫌“谋反”死于风波亭，也被神州共讨过，但还是得到了昭雪，成为万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笔者在此先且不论林彪的下场，仅凭他赫赫的战功，是不可能永远掩盖得住的。伟大的军事家林彪，不仅精通战略，而且眼光深远，这也是他能成为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所必备的条件，以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他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客观公正的历史就是要讲事实，真假如何自有公论，请看：

早在１９２９年，林彪就不同意毛泽东“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且还建议用比较游动的方式在江西、福建、广东三个边界建立根据地，不要死守一地，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红四军七大期间，林彪勇敢的支持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军事路线，有没有战略眼光？

１９３２年，林彪作为东路军总指挥改变了中央要他在赣江流域作战的命令，支持了当时没有被多数人接受的毛泽东的主张，转而去打漳州并取得了重大胜利，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多次打电报建议用运动战而不是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长征途中，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建议迅速北进与４方面军会合，在北进会合前毛泽东的战略是在川或黔建立新的根据地，而不是因为北面有强敌，最终造成四渡赤水期间的四处碰壁，有没有战略眼光？

抗日战争初期，林彪成功地指挥了平型关一战，使毛泽东单纯的“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的抗日战略，变成了“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东北初期中央和东北局都认为国内和平是可能的，命令林彪集中主力与敌人决战，而林彪认为与蒋介石的和平是假的，建议作长期打算，有没有战略眼光？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后，林彪不失时机的提出南北满联军合二为一，以便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有没有战略眼光？

在１９４８年初，林彪拒绝了毛泽东要他在春天南下作战的意见，避免了对我不利的过早的战略决战，在同年７月，林彪主动提出了在秋天“以最大主力南下作战”，此次南下最后演变成了辽沉战役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有没有战略眼光？

辽沈战役后期，林彪建议中央暂不攻打太原，“围而不打”以拖住傅作义，使其进退不得，有没有战略眼光？

平津战役中，林彪把毛泽东的“先打两头后打中间”战略，改为“放弃两头直取中间”有没有战略眼光？

林彪只是中共军队里的一位年轻指挥官，他不是最高统帅，在十大元帅中年纪最轻却排到了第三，若摆政治资历，充其量他也只能算个娃娃；若论战功，他是无与伦比的无敌元帅。他的战略眼光独到而深远，在与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进行碰撞时已经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历史的结论就是最好的证明，林彪一系列的战略意见，质量不可未不高，在中共还有哪位军事家有这幺多的战略眼光？

在四平保卫战的时候，林彪手边只有３个纵队，当时１个纵队相当１个旅的兵力，两年后他率军打回辽西走廊围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时，１个纵队已经是１个军了。１９４５年底中共党抽调２万干部１１万部队出关，这２万干部中有多少是抗大毕业的？有多少又是校长一手栽培的？本人无法去逐个统计，但林彪的功勋是无法掩盖得住的，这时他还不到３８岁。到了１９４８年底，跟随林彪出关的就有８４万大军，考虑到大约有３０-４０万的国军加入共军，保守估计也有５０万以上东北青年参了军，中共的星星之火就这样被他烧成了莫之能御的燎原之势。

在军事上的成就不仅表现在他屡战屡胜上，还表现在他把自己所带过的部队都培养成了中共军队中战斗力最为强大的部队。据曾与林彪同连当兵的易水秋回忆，在林彪还是见习排长时，就积极帮助连长组织士兵训练，出主意、想办法。因一些士兵对射击训练没有兴趣，他为提高士兵射击的积极性，提高训练质量，提出用装石灰的洋铁桶做为靶子，士兵射中时铁桶被打破，桶里的白石灰就会喷出一股白灰。

以至到解放后，各大军区在枯燥的训练中都增加了趣味性，在沙袋上、标靶上都能找到他“白石灰桶”

的雏形。刚进东北时，主力的１个纵队都挡不住敌人１个团的进攻，经过林彪在战略战术方面的精心调教，经过“５０米距离见功夫”的刻苦练兵，四野各部都逐渐成为战斗力最强大的部队，其它将帅谁有这种本事？不要说林彪的战功、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他的指挥艺术无人可比，就是他领兵训练部队的本领其它将帅也望尘莫及。相当年“岳家军”也是以摧枯拉朽之势，令对手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但那时的对手是同仇敌忾的外族，军队的战斗意志和爆发出来的战斗力是不能与国共之争相提并论的，林彪训练出来的林家军比起当年的岳家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难道不是事实？

抗日战争，林彪率领一群土八路首战平型关，就取得辉煌战果，要知道林彪是在知己不知彼的情况下，运用独到的战略战术，一举扭转了整个中国抗日战场的被动局势，他作为民族的英雄，功不可抹！

解放战争，林家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一路高歌猛进，所向披靡，攻必克、战必果，狂扫全中国，一点不逊色于当年的岳家军！

朝鲜战争，大家都为共和国最可爱的人自豪，为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震惊，要知道志愿军的王牌主力、“万岁军”全来源于当年的林家军！

谦虚谨慎的政治家

林彪不是文豪级人物，一生所着不多，如同他不善言语一样，写的文章短小精悍，基本全是军事方面的经典著作。如：《关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个团的战术》、《论战术思想与战斗作风》、《战役指挥问题》、《硬拼仗问答》、《打胜仗的根本办法》、《运动战》、《关于攻坚战的战术问题》等和他总结出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四组一队”、“猛战术”、“三种情况下三种不同的攻击法”都通俗易懂，为文化素质不高，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共指战员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指导，他的治军思想及理论直至影响到当代的部队建设。

林彪不仅在军事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从增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后两条，就看出能与岳家军的“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相媲美。从中共官方对林彪的定性来看，林彪是个隐藏得很深的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因此，反观这个定性，不难得出林彪是个谦虚谨慎的大政治家的结论，否则他是隐藏不了多久的。下面是摘自林彪《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里的一段话：

“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坏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命，才是宝贵的。”

林彪的所作所为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因为中共领导人在生活、起居方面一直提倡的是艰苦朴素，要节约闹革命，所以他也用不着去搞“阳奉阴违”，对吃、穿的生活享受方面，他是言行一致的。他一心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而打江山。上级发什幺衣服他就穿什幺，从不去计较尺寸长短，款式美不美观，只要能穿就行。林彪不仅穿得简但，吃得也很简单，青菜、豆腐是家常便饭，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林家的保姆王淑媛在“９.１３”后“揭发”林彪：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象那些人喜欢玩女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之一，林彪不是没有好美之心，林彪不玩女人不是没这个欲望，也不是他玩不动，而是有自己高尚的道德要求。

红四军“七大”和“古田会议”，林彪对毛泽东的建军思想作了极大的支持；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度出任抗大校长；到６０年代“我军政治工作的决议”（至今仍是指导我军政治工作的纲领性文献），他对政治工作的贡献也超过了其它任何元帅，如果林彪不懂政治，他戴得上“隐藏得很深的大‘野心家’”的高帽子吗？

说延安是新中国的摇篮，而东北才是中共的大本营。１９４５年８月随着日本关东军战败，使东北这快肥沃的黑土地出现了权利真空，当时东北是全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钢铁产量占全国９０%，煤炭占６０%，发电量占４０%，而且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和最大的产粮区。东北的战略地位，注定了它将来会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在毛泽东指责蒋介石“下山摘桃子”的时候，林彪率部队为能早日得到日军遗弃的战略物质，靠日夜兼程地急行军，基本都是赤手空拳地跑到东北，没带什幺装备。斯大林根据中苏协议不支持中共，苏联红军甚至动用坦克驱赶共产党。作为总负责人，林彪审时度势，用智用谋，他几次更改部队番号，靠“阳奉阴违”战略与苏军周旋。在苏军撤离时，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夺得东北大部，为中共的大本营打下了厚实的根基。可一看到东北形势的彻底改观，毛泽东的战略头脑随之发热，他用王明式的左倾冒进思想——“拒敌于国门之外”，企图一口独吞东北，因此他严重地去干预了林彪的战略思想，造成四平保卫战的惨败，东北全境几乎又丢失殆尽。也正是林彪靠“阳奉阴违”地执行毛泽东的命令，才保住了东北，保住了中共得以生存的命根子，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

能与平型关大捷媲美的昆仑关大捷，是国民党“儒将”杜聿明指挥的，他是林彪在东北战场的主要对手，经几次交手后，他多次要蒋介石重视东北的共军一部；国军的“小诸葛”白崇禧，几次警告蒋介石：“放林彪是放虎归山”。１９４６年５月３０日，在林彪败逃到哈尔滨时，白崇禧随蒋介石飞抵长春，及时向蒋提出的全盘计划（笔者注：下面是摘录于白崇禧之子白先勇先生所着的《养虎遗患——父亲的憾恨》片段，该文在台湾《当代》杂志独家连载）：

乘林彪部队溃不成军、丧失战斗力之际，穷追猛打，一举拿下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满洲里等重要城市；然后组织民众编成三百万民团，保卫地方，肃清共产党残余势力；再调五个机械化师回华北消灭聂荣臻部。

若依照白崇禧之计，林彪所部必败无疑，历史也将因此而改写，但历史就是历史，它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当时中共的主力大部集结在中原地带，在民主联军败退到哈尔滨时，国军已进至松花江一线，东北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是谁得东北谁就得天下的问题，如果蒋介石得到了东北全境，中共必走“长征”的老路。林彪是一边着手再撤退的准备，一边将东北的危局呈报给毛泽东，敦促在中原发动策应，促成停战谈判的可能。而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蒋介石不知是计，继承宋襄公的遗志，漠视心腹爱将和“小诸葛”的高见，竟然答应停战，还硬将“小诸葛”调离东北前线，放了林彪一马。俗话说：放虎容易收虎难，蒋介石的这一放，使林彪这只受伤严重的“虎”变成了“魔鬼”，等他再出山时，“战争魔鬼”就一路护送校长宋襄公，一直安全地送他到达台湾岛，而白崇禧为“四平保卫战”没能消灭林彪一部，到了台湾仍训斥得蒋介石不能吭气！

如果大家熟悉这段历史，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的人应该是谁，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东北为中共在内战中取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人力和战略物资，为新中国的诞生，林彪建立的丰功伟绩，用“功高盖世”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林彪是集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为一体的全才，靠他运用独到的战略战术，为中共取得了这快厚实的根据地。当时林彪纵观全国战局，能够审时度势，而不一意孤行，他不仅要带兵打仗，还要发展当地经济，使他的地方治理取得辉煌成绩，这就是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也无法比拟的武德。在进行了辽沉战役后迅速出关，他不仅带出了攻必克、战必胜，一路势不可挡的林家军，而且在队伍后面，还跟着一大批浩浩荡荡的南下干部工作团，前面每解放一地，这些来自东北解放区的优秀军地两用人才，迅速接管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工作。为建立新政权，保障城市生活，恢复正常的生产及文化教育事业，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和他的战友们建立的功勋，彪炳日月，永不可抹杀！

林彪是中共唯一的一位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毛泽东称赞是“无与伦比的无敌元帅”，他受之无愧。他在军事史上写出的辉煌篇章，彪炳千秋，永不可磨灭！

“天马行空”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善用兵者隐其形、有而示之以无”是他为帅、为将之道。

林彪在军事战略、治国政策、国防建设等方面与毛泽东产生了很多分歧，为捍卫民族利益，他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为了生灵免遭涂炭，他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立于狂澜。他灵活运用“阳奉阴违”的战略谋术，巧妙而隐蔽地改正毛泽东的错误，使古老封闭的国门再度向世界开启！他对共和国忠心耿耿，毫无愧色地做到了始终，使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对中华民族建立的功勋，彪炳千古，万世流芳！

林彪是中国罕见的非常全面的军事家，古今中外能与他相提并论的也不多。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民族的无形资产，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我们有什幺理由不珍惜？林彪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洒下了热血，战功赫赫，仅凭一个“抗美援朝”，就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最伟大的战略军事家，在中共党内、军内无人能与他相比。

创建时间：2004-12-30

九、卖国贼和民族英雄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架长车，踏破贺兰山阙！

本人坚信，即使再过千年，龙的传人也不敢忘却《满江红》中的一个字。为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利益，在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中能誓死捍卫者，就是民族英雄。说起我们的民族英雄，首先得提到南宋抗金将领岳飞，如果要排名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岳飞大概会以第一高票当选。“杀岳飞用秦桧”，使得“岳飞”二字几乎等同于“民族英雄”，“莫须有”三字成为“诬陷”和“冤狱”的代名词，而岳飞的政治对手赵构、秦桧之流几乎成了“汉奸、走狗”的代名词一样。按理说，英雄的主要敌人，应该是敌对民族及其代表人物，可岳飞和赵构、秦桧都同属一族，又都曾力主抗金，但历史给他们的结论却有天壤之别。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香港、澳门曾是殖民主义者占领下的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是国共内战的后遗症。今天，除了香港、澳门之外，仍有大批当年殖民主义者占领下的领土没有收回。中俄条约中有关割让领土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除了丧失外蒙这片大约有１５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外，在上个世纪还丧失了黑龙江以北、新疆伊犁以西约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与前苏联的边界线分东西两段，全长７３００公里，是由沙俄炮制的１９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造成的，在割让领土的中俄条约中主要有以下３个：

１、１８５８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大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２、１８６０年的《中俄北京条约》，将中国东北部乌苏里江以东４０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根据这个条约的规定，在１８６４年又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中国西北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善淖尔南北４４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俄国。

３、１８８１年的《中俄伊犁条约》，及其后几个勘界议定书，中国割让了西北部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和北疆的斋善淖尔以东地区约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共建国。１０月１６日，中共就与外蒙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外蒙独立，当时虽遭到民国政府的强烈反对，但这个“承认”的事实起码也是在蒋介石之后。当时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蒙古是“老二哥”，中共还是个未加盟的门外汉。中共此举，虽与卖国求荣、丧权辱国无异，但在脸面上还算说得过去，只是毛泽东能如此效仿蒋介石，在他口里大骂自己的“老朋友”是卖国贼时，心里却不知是怎幺想的？

但是，除蒙古以外的这片失地，同香港、澳门一样，都是由满清政府的软弱和斯大林的杰作造成的。

毛泽东在建政后就代表中国政府一再表示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还以此为据，为后人能成功收回香港、澳门，能洗刷“百年耻辱”，能激昂国人强烈的爱国热情，立下了丰功伟绩。

殊不知，国人在为收回香港主权而感到无比自豪的时候，在为收回澳门主权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可曾想到相当于１６００个香港，可曾想到相当于４４个台湾，可曾想到诗仙李白的出生地，可曾想到哪块被沙俄占据的面积达１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对祖宗传下来的这块基业，毛泽东那股敢与天斗、与地斗的勇气又不知跑到哪去了？

斯大林的杰作

笔者曾请教过几位长者（普通的知识分子），问他们外蒙独立是怎幺回事，基本上没一个能说得清，有的说是蒋介石干的，有的说是毛泽东卖的，而且都含糊其词，答非所问，并反诘我没事干，问这个问题干什幺？说到这里，笔者更觉得要把自己的想法和所知道的说出来，尽管我说的有很多错误，但起码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斯大林本人最著名的杰作就是圈我外蒙和挑起朝鲜战争，对这两件杰作，我已另文探讨，除此以外，斯大林还有不少杰作，因为割占的领土不多，加上中共官方不公开报导，所以还鲜为人知。

１９１７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拉拢其它国家以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绞杀，邻近的大国——中国就是其恩惠的主要对象。为此，苏联在１９１９年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称：“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的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第二年９月，在苏俄红军到达远东后，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宣言重申：“所有俄国如前政府与中国所缔约皆属无效，放弃侵略所得之中国领土与中国境内之俄国租界，并将俄皇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者，皆无报酬的永久归还中国。”当时因国内战乱，忙着争权夺利的各路军阀没工夫理这件事；北伐战争胜利后，又因国、共内乱，也无暇顾及；此后便是八年抗战和国共内战，更不需说。在此期间，从２０年代后期至４０年代，斯大林利用中国国内的混乱，又超越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１９２９年的“中东铁路事件”，苏军占领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面积达３６０平方公里的抚远三角洲(黑瞎子岛)。１９４４年，苏联又宣布将它早已控制，面积达７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苏联(位于在外蒙西北部和苏联交界处，苏方称为图瓦地区，现为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这样，中苏边界上出现了“中俄条约线”、“苏联地图线”和“实际控制线”交错的复杂情况。

到中共建政后，完全有条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在苏联于１９５０年２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更应该解决这个问题。退一步说，即使把这领土问题作为悬案，中国将来也有机会通过谈判或用其它手段要回这些领土。何况当时中苏两党都在奉行“无产阶级国际共产主义”战略。但毛泽东为取代蒙古，争坐“老二哥”的交椅，在明知斯大林就是蒙古国缔造者的情况下，没有要求其履行承诺，放弃了被侵占的大片中国领土。

蒙古国自诞生之日起，基本上成为苏联的第１６个加盟共和国。为了尽快让斯大林彻底放心，毛泽东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划分出的阶级立场，通过政治宣传，采取了反美、反西方的外交策略，甚至“志愿”

用几十万中华儿女的鲜血，也要争这一口气——誓死捍卫斯大林的另一个加盟共和国。即使让新中国背上苏联的巨额战争负债，让亿万劳苦大众去忍饥挨饿，毛泽东也能从容不迫，泰然处之。为此，他仅付出了三个代价就换来一个巨大的收获。代价之一是唯一能继承他遗志的儿子的生命；二是台湾地位未定成为事实；三是少吃了好多餐红烧肉，换来的收获是：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谁是卖国贼，谁是民族英雄

“七七事变”后，中国开始“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全面抗战，一个未满３０岁的师长在违抗军令的情况下取得平型关大捷，要知道林彪参加抗战只有半年时间。大家试想一下，如果林彪当时不中枪，以他的雄才大略，会怎样去收拾那些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只可惜，阎锡山的士兵太很；只可叹，林彪当时太年轻！否则，这位民族英雄定会率领土八路们，和敢向他开枪的阎锡山士兵一道，在中华大地上将演义出何等惊天泣鬼的民族壮举。

作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沙俄占我河山，斯大林圈我外蒙，在新中国刚成立、祖国尚未统一的关键时刻又挑起边境战争，毛泽东和他的一批追随者却在里面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英雄能不愤怒吗？林彪不可能漠视己任，他反对“抗美援朝”，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最后军人不惜以身体原因来抗拒，这正说明我们的民族英雄胸怀大略，是真正能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思想家、政治家。笔者在此感叹：有谁的谋略能超过他！是谁的思想站在世界最巅峰！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７日，中共第１８军分路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拉开了解放西藏的序幕。１９日，解放军在孔道、西康西部的军事重镇昌都县歼灭西藏地方武装５０００余人。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志愿军”却按照斯大林的计划安排，摸黑跨过鸭绿江，去了异国他乡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写得是如此的才华横溢，具有何等的超人气魄！这等诗词可不是一般人能写、敢写的。评秦皇，说汉武！唐宗宋祖就是有这个才华，也没这个本事，因为他俩知道天有多高；成吉思汗、忽必烈有这个本事，但不敢评，因为他俩知道地有多厚；努尔哈赤、皇太极也有这个本事，更不敢说，因为他俩知道“羞耻”二字。这首诗写于１９３６年，看１４年后的今朝，人物又是何等风流。

１９５０年的“抗美援朝”是爱国吗？要知道美国联合世界诸国出兵朝鲜危害的利益是苏联，“保家”

究竟在保谁的家，“卫国”也不知道是卫哪一国？林彪和毛泽东，虽然地位不同，但立场泾渭分明。毛泽东固执己见，推行投苏反美的外交策略，使中华民族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换来一个“苏修亡我之心不死”

的教训，最后落得既要反美又得反苏。先失去世界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又失去了老大哥的撑腰，搞得国家内外交困，在苏联停止援助、撤走专家后，被逼无奈才喊出震撼人心的“独立自主、自己更生”的口号。当然他喊这个口号还有另一个政治目的，就是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绕过法律途径去整死、流放数以万计的政治对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笔者就依时间顺序列举出几条，看看这位风流人物的“今朝”伟绩：

１、中共建国刚２年，毛泽东就急不可耐地要标新立异，鹦鹉学舌式地效仿秦始皇。在１９５１年，他指出：“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１９５３年，他又指出：“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简化。

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隔阂，严重损害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后来推行的“二简”，危害更甚，现举出几例：

“家”简化成“宀”下“人”

“信”简化成“亻文”

“矮”简化成“?小”

“能”简化成只要右半边

“隙”简化成“夕”

“冰”简化成“水”的左上角加一个点，原来的两个点仅仅简化了一个点。

上述这些文字，如果说给下一代听，恐怕他们没能相信。可能是因为苍天的保佑，“二简”算是以闹剧收了场，可汉字被如此简化，仅字型来看，已朝着日本平假片假名的趋势迅猛发展，超过也只是指日可待的事。此刻，笔者撇开民族自尊问题，对毛泽东在台湾还未统一，香港、澳门尚未回归的情况，两次简化汉字，就是对中华民族莫大的伤害，如此胡作非为简直就是历史的罪人。汉字，本属象形体，要学好已属不易，现在倒好，学了“简体”还得去琢磨“繁体”，使今天的繁体字已形同古文。汉字字体、字形的不统一，就人际沟通而言，一个中国人若要通行于大陆和港澳台，就必须学会使用两套汉字，而外国人若想同中国交往，他又应该先学那一套好呢？人类历史已进入２１世纪，信息革命已经来临，在高科技领导一切的地球村时代，两套汉字，给人际的沟通、信息的交流都带来的严重影响，要想彻底消除毛泽东缔造出来的这个民族灾难，不知道还有多少代人要经受磨难。

２、１９１２年（民国元年）至１９４９年，３７年间中国人口增加了１.４亿；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７年，８年时间里人口就增长了１亿。１９５７年７月１５日，马寅初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他主张提高人口素质，控制人口数量，提出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有效的办法，可马寅初在随后的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其正确意见被当作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受到了无情批判。在反苏、抗美，以防备核攻击的同时，考虑到天灾人祸期间自然人口出生比率不正常下降，在中国人口已居世界第一的情况下，毛泽东将控制人口论者统统打成右派，进行残酷镇压，同时推出祸害中国几个世纪的人口政策，极度鼓励出生人口，使贫穷落后的中国人口数量极聚膨胀，当时无数的“光荣妈妈”，竟能拿着国家的赞助去亚非拉诸国旅游观光。

３、１９６２年中印战争，中国军队大胜，毛泽东且命令后撤“麦克马洪线”４０里。１１月２１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自翌日起在中印边界全线主动停火。１２月１日，中国撤军。

至１９６３年３月１日，全部撤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７日实际控制线２０公里以内地区。中国军队还奉命把作战中缴获的大批武器、车辆和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并于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６日前释放了印军全部被俘人员，在世界军事史上开创了胜利之师主动停火、主动后撤、主动交还缴获物资和俘虏人员的先例。现在中印边界东段仍以“麦克马洪线”作为实际控制线，伟大祖国出版的地图上清楚地标明这一地区由印度控制，但如果能找到一张国外出版的中国地图，你会惊奇的发现这一面积几乎等于浙江省的土地，要幺被注明为有争议地区，要幺被划入了印度。国际上的规定是，如果当事国在６０年内未对有争议地区采取实际行动的话，则该地区的主权属于实际控制国。中国撤军后，在９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印度从容不迫的移民７百多万，使今天的西藏变成祖国的前沿边疆。

４、铁托曾说过：“把自己国家利益无偿地送给别人就是卖国！”无偿出卖国家利益与割地赔款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这个国家民族的败类。在毛泽东不吃红烧肉，和国民一起挨饿时，他仍不吸取教训，为打破国际社会的封锁、制裁，使自己在国际舞台有几个搭理他的朋友，打肿脸充胖子的他要以共产国际的老大哥自居，使劲勒紧国民早已干瘪的腰带，也要去援助那些等着吃奶的亚非拉兄弟。这一折腾就是上１０年，明明是天才谋略家运用深不可测的战略战术，才使中国摆脱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封锁与围困，在中国即将恢复联合国会籍时，毛泽东竟然自我标榜：“是黑人兄弟抬进出的。”殊不知，黑人兄弟怎幺早不抬，晚不抬，偏偏要等到林彪刚死４０来天，就被抬进出了？

５、１９７２年，毛泽东再次公开出卖民族利益，代表中国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日，田中角荣访华，９月２９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一句“深刻反省”的言辞就把国家和人民蒙受的巨大损失一笔勾销。１９７８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批准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再次以法律文件的形式确认了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决定。使日本现在有借口公开敬奉靖国神社的“神灵”，有理由修改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中国现存不多的几个劳工、慰安妇的索赔诉讼累遭失败，钓鱼岛也纷争不断，无法太平。

毛泽东的“丰功伟绩”还有：发动反知识、反文化的反右斗争；鼓噪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仅一个“大跃进”就一次把国民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饿死百姓达数千万人；发动文革，第二次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深渊，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从不注重科学、教育的他竟居功己有，将苏联的援助、技术，将刘少奇等人抓国民经济、国防建设创造出来的“两弹一星”功绩占为己有；另外就是不择手段，想方设法残酷迫害敢于直言的老战友、老干部，均以反毛泽东等同于反革命的罪名来残酷镇压，摧残、囚禁政治对手和持不同政见者，指使谋杀共和国接班人、副统帅等等血腥事件。以上只是简单列举的几条“丰功功绩”，毛泽东创造出一系列祸国殃民的“功绩”，简直达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本人无法详细列举。

１９３６年，大文豪吟唱到“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从中共建国开始算起，大文豪在位２７年，天不可说不晴，但好斗的他成天抱着《二十四史》躲在封闭的小木屋里，随心所欲地与天斗、与地斗，与美帝斗、与苏修斗，与知识分子斗、与自己的战友斗，甚至连九天的嫦娥、五洋的王八也要斗，临死也没忘记个“斗”字。中国被他斗来斗去，斗去斗来，斗得杀声四起，斗得天昏地暗，一直斗到“９.１３”再次打开封闭的国门，通过窗口传来的一丝光线，毛泽东才看到马克思所描叙的剥削阶级国家那些多灾多难的劳苦大众，对为之奋斗一生的辉煌功绩算是有了点清醒认识：中国从蒋介石领导下的世界第四大国，早在１９４５年就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早在１９４８年就成为关贸总协议缔约方，终于被他“斗”进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小国行列。１９７４年２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出了自己最后的一点心里话：

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岁月是多幺地无情，时光残酷得不饶人，毛泽东此时已是８０多岁高龄的老人了，邓小平为此激动地跑到联合国，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对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做了全面系统地论述。看到今天的台湾也在奉行“金钱外交”政策，可能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才没出现饿死人的惨象。

想当年，满清政府在洋枪洋炮下签订城下之盟，被毛泽东如此地奉旨行事，先人若泉下有灵，一代风流人物将拿着他的诗词著作和不朽功绩，该如何去向老佛爷复旨？该如何去向成吉思汗请安？该如何去向宋祖、唐宗复命？该如何去面见汉武、秦皇？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月黑风高

月黑夜

在中国古老的农历里，凡是月末和月初的夜晚由于不见月亮，就称作“月黑天”，也称作“月黑夜”。由于夜黑无月光，能见度极低，这种自然景象被前人描述成杀人越货而不留痕迹的最好时机，如果有风的配合，再放把大火来达到消尸灭迹的目的，是再恰当不过的天赐良机。所以“月黑风高”一词就堂而皇之地走进字典，成为成语一族，它出处的本意就是指：“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

中国农历的月底和阳历不一样，只有３０天。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的凌晨是农历的７月２４日，这天的凌晨，月不可说不黑，风不可说不高。在前一天的中午，毛泽东提前结束南方的视察回到了北京，因为他跟普通人的作息时间不一样，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３点左右就寝，午后才起床。所以这天的中午，其实才是毛泽东每天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可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９.１３”事件。在凌晨１点５５分，林彪的坐机刚飞出国境，毛泽东就从容镇定地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好象副统帅的出走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毫无破绽。

地图的疑惑

林彪坐机是在９月１３日０点３２分从山海关机场起飞，１点５５分经中蒙边界４１４桩上空出境，２点２５分在蒙古温都尔汗西北７０公里处坠毁。全程飞行了１１３分钟，其中有８３分钟是在中国境内，在蒙古国内飞了３０分钟，这３０分钟还要包括选择迫降地点。

林彪的坐机是怎幺飞的，到底准备去哪？本人无法得知，而且也没见过所谓的航行线路图，更不知道中蒙边界４１４桩的具体方位。但地图是无法掩盖的，笔者在由中国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１９９６年版），１：４３０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用直线测量法（笔者注：与空中实际航线距离肯定有误差，但不会影响分析出的结果），量过来算过去，均以北戴河为出发点，经过测算发现一些令人疑惑的问题，具体数据如下：

—大连:２０４公里

—北京:２５８公里

—广州：１９２０公里

—汉成:６８７公里

—海参崴：１０８８公里

—温都尔汗：１１５０公里（坠机点）

—台北：１６２６公里

—伊尔库茨克：１８０４公里

—东京：１８１４公里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出，广州是最远的目的地，可事实上林彪没有到达广州。

如果说是叛逃苏联，那幺距苏联最近的城市是远东的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条直线上，虽然跨越了北朝鲜领空，但只有近４０公里的距离，即使绕过去也不会增加很多航程，所以仍比到温都尔汗的距离近。海参崴虽是苏联的军港，但中共的海军并不强大，又紧临北朝鲜，对西面的警戒不会很严密，当时在中蒙边境的双方都处于紧急战备状态，防空系统都日夜开启，就安全性来说，远东的海参崴是最佳选择，沿途都在东北境内，可事实却是北上去了有大量驻军，防备十分严密的蒙古。

伊尔库茨克正好坐落在３点连接起来的直线尽头（北戴河—?温都尔汗坠机点—?伊尔库茨克），如果林彪走这条直线，根据官方公布的出境时间１点５５分来测算，北戴河到中蒙边界只有７１１公里，２５６号坐机用了８３分钟，就必须以时速５２０公里的速度飞行，即使减掉飞机起飞的耗时，这个速度对２５６号坐机来说也慢得不可思议，再说林彪也不可能在这条直线上不断地来回飞行而空耗时间和燃油，所以林彪并没有走这条直线。另外，温都尔汗（坠机点）距离伊尔库茨克尚有６６０公里，如果坠机时的“迫降”是因为燃油耗尽，那幺想飞到伊尔库茨克就纯属天方夜谈。下面是李德生所写《林彪叛逃的那几十小时》中的一个章节（笔者注：李德生在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中共召开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副主席）：

直到午夜十二点过后，周恩来总理把我叫到电话间。他对我说，林彪要乘飞机跑了，要我立即赶到空军指挥室，代替他坐镇指挥。

我听到这一消息深为震惊，来不及多想，立即快步离开大会堂，乘车向空军大院驶去。

当我赶到空军作战值班室时，担任值班负责人的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参谋长白云接我进了值班室。在场的有空军作战、侦察、情报、通信等有关人员，我立即将在天安门参加排练国庆阅兵的空军参谋长梁璞找来。

后来空军政委王辉球也来了。我看到标图板上显示二五六飞机正在向北飞行，已越过承德，到了内蒙上空。我立即将飞机飞行的方向和准确位置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恩来总理要求与空军作战室的调度员讲话。

周总理问：“如果我们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调度员说：“能听到。”

周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

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

周总理说：“那就请你向二五六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

但是，调度员稍后报告周总理：“他不回答。”

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

我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方向。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

我问他：“有什幺特点？”

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

我坐在标图前，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等等情况向周总理报告。

眼看飞机要出国了，我请示周总理怎幺办？要不要派飞机拦截？

周总理告诉我，在你之前，吴法宪也请示过，毛主席说：林彪还是我们党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还说：

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把他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这架飞机飞出国境以后，将会有什幺结果？国内外会产生什幺样的影响？我们都十分担心。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

在上面几段文字里，可以看出２５６号坐机曾越过承德上空，那幺在这个所谓的３点直线上已经出现西偏迹象，李德生在后面也亲自证实：“这时，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然后才调转方向往北飞。”很明显，林彪并没有走所谓的３点直线，伊尔库茨克就很难说成是这条直线的目的地。在这段文字的最后，李德生等人看到飞机已经出境，都十分担心，但此时已清楚地提到了毛泽东对林彪后事的安排——“当时估计林彪会逃到苏联，毛主席、周总理已经商量好应付由此引起的一切事件，并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林彪真的到了苏联，那幺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商量好了些什幺对策呢？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一

中、苏、蒙三方一致承认坠毁的２５６号坐机右机翼下有一个开口，没有洞穿，直径达４０厘米的洞。这个洞，正是飞机右翼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说它大，飞机坠毁时没有造成解体，而四分五裂；说它小，足以造成烈火焚身，而毁灭一切。这个形同锅盖大小的洞，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铝刺有的朝里，有的外翻，显然是受力所致。那幺，它受到了什幺样的“力”？据中共官方的说法：“洞的边缘铝刺外翻，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引起的。”这不禁令人起疑：着陆时引起油箱内爆，为什幺不“爆”在机翼左边，或机腹的部位，这些地方都是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位，难道仅仅是纯属巧合？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二

如果按官方的说法是着陆时油箱内部爆炸，那幺这个洞的边缘铝刺内翻又怎幺解释？油箱内部无论怎幺爆炸，即使往油箱里装进遥控炸弹、定时炸弹，或者是遥控定时炸弹，受创的铝刺也不可能内翻，这是基本的力学常识。很明显，创口还受到了外力，那幺，这个外力又来自那里？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三

因中苏双方意识形态全面对立，导致严重的军事对抗，在漫长的边境上互驻重兵，剑拔弩张，双方屯兵都超过百万人以上。１９７１年的双边关系虽比１９６９年有所缓解，但边界仍处在紧急战备的状况下，对天空的警戒当然不会丝毫放松。林彪的坐机体形庞大，与战斗机的速度比起来就显得过慢，它突然出现在高度紧张的边界低空处，随后又进入蒙古领空，在对方的军事人员看来，这架来历不明的飞机会使他们感到格外地吃惊和紧张，而不敢贸然采取攻击的行动，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自中苏关系恶化以来，处在战备状态下的边境从未出现过类似事件。虽然苏联在８０年代击落过南韩民航客机的事件，但２５６号的出现是史无前例的。因为情况错综复杂，莫斯科考虑、分析局势的时间有限，在仅仅３０分钟里，如果仓促地下达进攻命令，其后果是难以预料的。

２、从飞行的轨迹来看，自起飞时就在自己的国境内东闯西串，毫无航线地乱飞，飞行高度也达不到普通民航的标准，仅此一点就明显不同于８０年代被击落的南韩客机。林彪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引起边界的注意。在边境附近的上空经过充分的示警后，突然闯入了蒙古国境，这在对手看来不可能是迷途的民航班机。

３、没有那个国家会派出一架这样的飞机来从事军事活动，因为２０００-５０００米的高度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就显得太高；而对高空飞行的侦察机来说，高度又明显不够；如果是在试探雷达讯号，那幺对这架飞机本身来说如同找死。其飞行轨迹杂乱无章，在雷达上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也不可能是首先发动军事攻击的战斗机，即使是空降机、轰炸机，仅此一架飞机又能起到什幺作用呢？

４、飞机飞得既低、又庞大，对蒙古驻军来说无须使用导弹，仅用高炮就能将其轻易击落，也正因为如此，就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中国不是南韩，已经有一定的核反击能力，如果轻率地打响第一枪，去摧毁这架容易遭受攻击的不明飞机，对高度敏感的边境来说，很有可能是引发双方大战的导火索。

５、飞机在蒙古境内虽飞行了３０分钟，按每小时９００公里的速度计算，拋开降落的时间，即使走直线也只能刚刚飞到苏联边境，但不可能坠毁到温都尔汗。因此，２５６号坐机尚远离苏联国境，对苏联本土未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要知道蒙古军队的指挥权掌握在苏联手上，所以蒙军不可能擅自做主，去独自攻击这架简直如同飞碟的奇怪飞行器。

６、温都尔汗的坠机地点位于漠北深处，远离中国大陆，约有３００公里的航程，如果飞机想“逃”

回国内，也得２０分钟左右，苏军即便要将其击落，也不至要在此地急于下手。

综上所述，不敢贸然攻击这架飞机，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用非攻击性手段让它迫降。而中国的导弹即使能准确地在温都尔汗上空将其击落，就导弹的破坏力而言，仅仅只造成４０厘米的破损，而没有洞穿，这可不是一般的导弹打得出来的，何况首先将导弹发射到强大的苏军辖区，毛泽东还从未有过这幺大的胆量！即便是蒙军、苏军使用先进武器，包括导弹、高炮等，其攻击效果也很难造成这样的破损。笔者相信，蒙古驻军肯定想方设法跟这架飞机联系，很可能起飞战斗机来使其迫降。退一步说，飞机即使受到了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那幺边缘铝刺外翻又怎幺解释呢？因此，右机翼下那个４０厘米洞，不可能受到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四

既然没有受到导弹之类的外力攻击，那幺造成边缘铝刺内翻的这个外力来自何处？而且这个力是内、外都有，很明显，中共官方解释的“油箱内爆说”是站不住脚的，对边缘铝刺内、外翻的原因无法自圆其说，这其实就是“９.１３”事件的关键所在。笔者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分析对比，发现在右边机翼下部造成了这幺个不大不小的破洞，从山海关机场相关人员的证词里可以找到重要线索：

当时，机场的灯都没有开。只有飞机附近亮着一个聚光灯。飞机底下有两辆油车，没有看清地面有几个人。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一起向飞机上抓。

这是８３４１部队２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的回忆证词。除了于仁堂一个人的证词外，当时在场的人员几乎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

要知道让一个人说谎容易，让众目睽睽的多人一起跟着说谎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问题暴露的关键恰恰在于：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这些“遗弃物”是造成“直径４０厘米的大洞”的罪魁祸首吗？显然不能肯定，如果飞机在起飞时，右机翼就因此受到外力而破损漏油，是不可能飞出国境的，飞机飞了近２０００公里的航程，说明右机翼根本就没有破损成洞。那幺“遗弃物”能和着陆时油箱内爆构成因果关联吗？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五

右机翼能产生“遗弃物”，是因为要给飞机进行例行的“加油”，可加油车的出现是在１３日凌晨零点１０分，也就是林彪离开北戴河刚刚过去一刻钟左右的时间，是由航空兵XX师派驻山海关机场的李海彬要来的（笔者注：李海彬要加油车一事，出自林雨星所着的《林彪全传》第二十八章【大结局】），为什幺这个时候突然来加油，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笔者正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加油车不可能来加油，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２５６号坐机于９月８日，由林立果从山海关飞到北京西郊机场。１１日晚，在西郊机场已经加了一次油。９月１２日，林立果亲自驾驶这架飞机从北京飞回山海关机场，机内储存的燃油仍足够飞遍大半个中国，完全能飞抵苏联。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和林彪都是知道的，所以用不着再给飞机加油。

２、２５６号坐机于１２日晚８时飞到山海关机场，在飞机落地不到２个小时后，经有人证实：是潘景寅在接听了一个电话后提出调来加油车的，潘随后要求李海彬加２吨半油，经李海彬提出只需来一辆油车时，潘在没有提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坚持要求来两辆加油车。潘景寅如此固执地要加油车，说明林彪已在此时预谋乘机外逃，而且潘必是林彪死党无疑，可潘死后竟然得到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由此可见，加油车不是潘景寅调来的。

３、不知道林立衡在起初都说了些什幺，周恩来就从她话里分析出林彪要叛逃的准确结论，并依此指使李作鹏、吴法宪等人在晚１０时左右兴师动众地去调查一架飞机。这分明是嘴上在说调查，实质是把毛泽东准备控制飞机的企图公开地“通报”给林彪。从此时开始，任何人接触这架飞机必须经过北京的许可已经成为事实，那幺加油的人员也不能例外。那幺是谁派来的加油车（笔者注：本人并不怀疑李海彬其人，他或许是个执行命令的不知情者）？

４、例行加油的时间最早定在２１：４０，在林彪离开９６号楼后过了１５分钟，加油车就正好赶到。这即使算作巧合，可一来就是两辆加油车。殊不知，来两辆加油车准备给飞机加多少油，才能弥补林立果从北京到山海关机场，已经飞行２５８公里的耗油量？难道一台加油车尚不能弥补２５８公里的耗油量并加满油？事实是２５６号坐机飞行了近２０００公里，而且还带油燃烧，难道加油车也有小型、重型之分？一辆加油车究竟能载重几吨燃油？

５、所有的现场人员都知道：“飞机的起飞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可是，在起飞前的一刻钟，加油车就赶来加油，那幺加油车的行为是强行的，还是例行的？如果是经过林彪的指使调来的加油车，当然就是强行的，可官方的解释为什幺是“例行”的呢？中共官方也证实了飞机起飞是强行的，可加油车来加油为什幺不定性是“强行”的，或者是“受骗”的？给准备强行起飞的飞机例行加油，这话说的不觉荒唐吗？很明显，加油车不是林彪派来的。

６、林彪离开９６号楼去机场的行动是严格保密的，仅仅５个人坐一辆车迅速出发（侍卫长李文晋中途下了车），这从林立果当时不断强行挂断所有工作人员的电话就足以说明这个保密性。而机场这边，连陪同林彪随行的机组人员都没有来得急配齐，难道给飞机加油的工作人员一下子就全配齐了？林彪如此幻想给自己的坐机加上那幺一点点燃油，这岂不成为笑话。

７、林彪登机时，没有走正常的车载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很明显林彪赶到机场登机是没有预先计划的，连舷梯车都没有来得及开过来。即使不疑问舷梯车为什幺不与加油车一起来，但这起码能说明林彪在策划的时间上很是仓促。如果加油车是林彪计划安排来的，那幺就会同时在机场暴露出自己的行踪，而且在那幺短暂的时间里，从加油车出发到激活、关闭加油装置，再到飞机仓促起飞，能加进油箱多少油，林彪难道会不知道？当时的山海关机场基本还“掌握”在林彪手里，对机场发生“灯火管制”的情况他是知道的，提前暴露机组人员的行动是无法避免的，但加油车的到来是他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８、官方还有一种解释：加油车来了是准备停在跑道上阻止飞机起飞，可为什幺不开辆舷梯车来阻止飞机起飞？事实上，加油车都停在飞机的右机翼旁边，舷梯车也没有来，而林彪能成功起飞，就足以说明跑道上什幺障碍物都没有。

综上所述，加油车的出现，与情与理，都不合乎逻辑，官方的解释也是破绽百出。而事实正是因为林彪对行动的保密，在突然准备登机的行动被公开明了后，加油车就及时地赶来加油，这难道仅仅又是个意外的巧合？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六

飞机起飞后，机组人员不可能发生任何反抗。从登机的情况看，机上、机下所有人都知道如下情况：

１、据官方的解释说明：在北京的周恩来指派吴法宪从晚上１０点就开始查证这架飞机，飞机是未经批准的强行起飞。但机组人员如此地胆大妄为，这可不是违反党纪、军纪的小事情。

２、机场有８３４１部队拦截的枪声。早在起飞前半小时，在北戴河驻地，就已经响起过枪声，北戴河与山海关机场、北京的通讯高度畅通，就当时机场紧张的气氛来看，在场的人员不可能不知道，这是机组人员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最好证明。

３、林彪登机时，机场已经实行灯火管制，漆黑一团，他没有走正常的舷梯，而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而且是自己的司机在下面将其“扛顶”了上去。杨振刚在北戴河出发的路上就亲耳听到了清脆的枪声，此时既不反抗，还去帮林彪，这不是死心塌地得不要命了吗？机组人员也没有因此起疑心，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飞机就这幺轻易地起飞了。

４、如果机组人员真要反抗，那幺在飞机起飞之前，就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机组人员的配备不齐，完全有借口拒绝起飞，而且８３４１的部队就近在眼前，反抗是轻而易举的，可事实是连一点反抗的迹象都没有（笔者注：事实上确有人反抗过，但不是机组人员，而是林彪的侍卫长李文晋）。

５、机组人员没有佩带自卫的武器。在起飞后，即使再想反抗，也是机会尽失，而且他们都知道机场的情况——飞机已无法安全降落，大家已经上了同一条“贼”船，此时再反抗还有什幺实际意义？

综上所述，机组人员既不反抗，还齐心协力地让飞机起飞，一路都在林彪的命令之下正常飞行。那幺在温都尔汗迫降时，机组人员生还的希望出现了，却因为反抗，或者因为燃料用尽，反而手忙脚乱地要把飞机搞得东摇西晃，弄得操作失灵而无法平稳下降，这与情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七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卫星重１７３公斤，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４３９公里，最远点２３８４公里，被控制的卫星用２０００９兆周的频率播放《东方红》乐曲，中国大地都可以收到卫星发出的信号。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０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枚洲际火箭。可想而知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已达到了相当的先进水平。

“９.１３”的机场是月黑夜，四周漆黑一团，当时已经实行了灯火管制，其目的就是要控制整个机场，首先就是控制这架２５６号坐机。这表面上是禁止飞机起飞，实际上是在漆黑的夜晚控制住了机场的灯光。既然不是林彪派的加油车，加油车去了当然就不可能加油，不然因燃油耗尽而迫降就不能顺理成章。但是，去的是两辆加油车，两辆油车又都紧靠在一起，使暴露出的问题更多：两辆油车为什幺不一左一右同时加油？左机翼油箱难道没有加油的接口装置？难道是通过长长的输油管接到左机翼油箱上？而且在右机翼的上、下站那幺多人在干什幺？

其实，这些人正在干切断林彪的后路的活计：利用其先进的遥感技术，以夜色、加油车，以及加油车的发动机声为掩护，在右机翼上装一颗小型遥控炸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分析的理由如下：

１、站在机翼上的人是在观察望风。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此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当时机场漆黑，所从事的可不是一般的普通作业。事后经于仁堂证实：“只看见飞机右侧的翅膀上面有两个人，象是在准备加油。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一起向飞机上抓。”

２、中国的无线电遥控技术早在一年前就已经成功地控制了远在２３８４公里外的人造卫星，经由卫星定期发射《东方红》乐曲的信号。刚刚在几天前，中国又发射成功第一枚洲际火箭，温都尔汗距离中国边境只有３００多公里，即使不通过卫星遥控，在陆地上也有技术能力遥控这个爆炸装置。

３、这颗微型炸弹本身就是颗钻头。是从飞机右翼下面直接钻入机体，镶嵌在铝皮上，如同将铁钉扎在轮胎上，胎内的高压空气不会马上泄露一样。因为机翼上的电路、操纵系统简单，采用此安装法，技术简单，设计新颖，所需时间不长，可迅速完成作业，而且在安装时航空燃油不会大量外泄，旁边又停有两辆加油车，谁也闻不出汽油味来自那里。

４、据官方对派加油车加油的说法：一是正准备加油，二是准备调加油车去机场跑道，以阻止飞机起飞。显然，林彪登机时加油车的发动机是激活的，而在此之前，飞机的发动机也可能激活，这说明飞机现场声音嘈杂，安装人员正好“浑水摸鱼”。

５、炸弹是微型的，破坏力不大，只破坏了机翼的表皮，否则高速飞行的飞机会解体，而大部分装置设备却是用来远距离无线遥控。另外，安置点在机翼下面，起爆后解体的装置会自然脱落机体，而远离出事现场；冲入机体内部的部分装置会被随后大量外泄的燃油冲刷、焚烧而消失。

６、要大家都说谎是很难的，除非是欺骗。在场的人员全部能证实：“机场的滑行灯没有开，飞机就强行滑出。滑行时，右机翼撞坏了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显然２５６号坐机的右翼是带“伤”起飞的，因为伤口朝下，上面被整个机翼盖住，在漆黑的夜晚是很难察觉到的，起飞后更无法看到。

７、飞机场的“遗弃物”。事后在现场检到撞碎的遗弃物里，有从机翼上刮下的铝皮、绿色的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这是不是安装炸弹的证据，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８、当炸弹被引爆时，爆炸产生的破坏力由机翼面上的安装点为中心向四周冲击，从而造成了边缘铝刺有的朝里，有的外翻的创面。这是不是安装炸弹的证据，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善于断敌后路”是林彪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和高度统一，是他俩都擅长的谋略套路。从当时的情况分析，林彪的“后路”只能是这架２５６号坐机。从飞机残骸来看，散布集中，机上人员尸体没有分散，形状清晰可辨，这说明飞机不是高空坠落，在空中也没有发生大的爆炸，显然不是外力的原因，而是右机翼下部的内爆使大量的航空燃油外漏，引发大火，仓促坠毁。

４０厘米洞的证据八

周恩来的“禁空令”是事实存在的，他当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都排在林彪之后，除非是毛泽东亲自下达“禁空令”，否则阻止林彪起飞就是烟幕。因此周恩来的“禁空令”虽对林彪的“死党们”有效，但对林彪本人来说：不是限制其起飞，而是禁止其降落，就是要禁止其可能降落在大连、北京、广州等国内所有的机场，甚至包括飞回山海关。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１日，就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事件。当时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和随团记者，从香港起飞，在飞往雅加达途中发生爆炸，飞机坠入沙捞越西北部海域，全部人员遇难，而这位总理先生当时正是因故改变了计划，才得以幸免。也许是历史的教训给周恩来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飞机起飞后，他就严密地注视着林彪的一举一动，时刻掌握着具体方位。尽管官方证实周恩来曾向飞机发出呼叫，称其准备欢迎副统帅的归来，并准备亲自去机场迎接，可林彪坐机不是小巧的直升飞机，所经过的机场都漆黑一团，这叫他怎幺能“安全”地降落下来。既然不能降落到应该降落的飞机场，周恩来此举，就是逼林彪降落到除了飞机场以外的任何一个荒郊野外的场所。

如果林彪按照周恩来的计划安排，在国内某地降落，他就无法解释深更半夜强行飞行的事实，对只有一个思想的７亿人民来说，无异于跳进了黄河，怎幺也洗刷不净自己的清白。因为林彪无法给出一个说得清楚，道得明白的交代。回想到毛泽东的前一个接班人刘少奇就是在不久前，戴着“叛徒”、“内奸”、“工贼”的多顶帽子刚刚死去，据说他的骨灰都无法找到，现在能有林彪强行飞行的确凿证据，结合他在庐山上想当“国家主席”一事，先给林彪戴一顶“野心家”的帽子，然后再根据林彪飞行的动机，经过周密地判断推理，然后补戴几顶“叛徒”、“卖国贼”的帽子，完全可以叫他永远都反不了案。

由于降落地点在国内，对林彪来说安全性毫无保障，但对毛泽东、周恩来来说就是天赐良机，因为其安全保密性极高，对肆意隐瞒事实真相、善于借题发挥是再好不过的机会。

联系到“９.１３”前毛泽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如果说林彪能安全地降落，或者坠毁到国内任何地方，其结果会怎样，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林彪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心里最清楚，但林彪作出葬身外蒙的抉择，是毛泽东阴谋策划的一个巨大漏洞，它造成２５６号坐机的航线无法肆意篡改，降落地点也无法任意隐瞒，事件造成的前因后果不得不向国人、乃至世界作全面公布，更为关键的是这个“４０厘米的洞”必须“正大光明”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是林彪那把老骨头就能保存到今天的主要原因。

谁在搞阴谋诡计

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是无法与林彪相比的，副统帅直接掌握着枪杆子，其能力、地位已经远超前任接班人，其政治、军事谋略足以功高震国。毛泽东若用发动类似“文革”的非法运动再来打倒林彪，其胜算绝无可能，即使用一个“想当国家主席”的名义，经广泛的舆论宣传，最终演变成“野心家”的罪名，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全面击倒林彪。这从他们俩人死后的结果来看，就完全不同：刘少奇案件的性质在邓小平翻案前，基本上没发生什幺变化；林彪案件的性质几乎是一年几变，年年都花样翻新，变化最大的就属邓小平时代的定性，其反文革罪行全部被推翻，案件性质发生了彻底对立的转变，可罪恶行径反而越变越严重。这是因为林彪已经树大根深，在全国已经形成与毛泽东并驾齐驱的个人崇拜偶像，对只有一个思想的７亿人民来说简直就是另外一个毛泽东，他在文革中说毛泽东不能说的话，干毛泽东想干的事，其实，这正是这位天才谋略家的真正本事。

九大召开不久，刘少奇等人刚刚被打倒，毛泽东在中共党内重新主宰一切的局面刚刚形成，若想紧接着再废倒一个亲密战友级的接班人，军事天才可不是光吃素的，仅凭借他那张不善言词的嘴就足以让毛泽东无法去向党和人民交代得清楚，其结果会对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会产生什幺影响，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因此，既要自己不受牵连，又要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除了用歪曲事实真相的手段去杀人灭口，就别无选择。“９.１３”事件就是诱逼林彪上飞机，然后直接谋杀之，造成“野心家”罪行败露的大阴谋。这从当时双方有关人员的分布上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搞“阴谋诡计”。

９月１２日下午２点，毛泽东到达丰台站，召见了北京军区和北京市的负责人：李德生、纪邓奎、吴德、吴忠等，吩咐李德生调一个师去南口，“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就是毛泽东当时对两人的评价。

晚上纪登奎被周恩来派到北京军区，加强对北京部队的指挥，李德生被派到空军司令部，复查空军的指挥，北京机场已有坦克开进。晚１１时左右，林彪在北戴河驻地，处在汪东兴、张耀祠８３４１部队的严密保护之下；黄永胜、李作鹏等因参加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在人民大会堂陪伴在周恩来左右，协助工作；吴法宪，被周恩来派到西郊机场，受到同由周恩来指派的杨德中协助，说是以防万一。不打无把握之仗的无敌元帅就是处在这种境地下，得出自己准确的判断，以自己神奇的速度，毅然决然地赶到机场。从此时双方的形势图中可以清楚看出，林彪的“四大金刚”均被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掌握控制着，基本上都是身不由己、动弹不得，无一能脱身而成功起飞。与此同时，《“５７１工程”

纪要》里所谓小舰队骨干成员基本都放任自流，尚能自由出入、分头活动，这足以说明这份后来发掘出来的材料有几分真实性可言，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视死如归

林彪能从容地起飞，已经明白过来这一切。嘴里说欢迎副统帅回来，可机场一遍漆黑；８３４１部队那前紧后松式地追赶，那一次次响起送行的枪声林彪完全知道自己该做什幺事，包括所有的随机人员都明白，都知道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该做什幺，不该做什幺。不该做的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能有眼泪；该做的就是朝着自己元帅亲手指定的目标前进。但是，林彪在走之前，总该向后人有个交代吧！

飞机上的“黑匣子”是不可能留给后人的，通讯记录也会被篡改、隐瞒。因为“有”或者“没有”

记录，后人都不可能知道，没有“黑匣子”是有人早先做了手脚，如果有“黑匣子”就必定落到必须隐瞒事实真相者的手中，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归宿处在谁主宰的国度。所以林彪唯一能告诉后人真相的，就是自己飞行的绝迹和死后的残骸所在。在此决定下，林彪没有穿戴降落伞，也没有让飞机打开减速板，如同天马行空一样，独来独往，从容不迫地翱翔在月黑的天空，追寻着大汉帝国威名于世的古战场！直至最后，右机翼突然爆炸起火

俗话说得好：“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直径４０厘米的洞，就是毛泽东经过周密策划，设计好了的最佳解决方案。纸，终究包不住火！为此，笔者提出一个想法：“９.１３”已事隔３１年，铁证不可能全部销毁，起码在今天，林彪的尸骨尚存，后人尚在，据说女儿林小琳和林立衡都健在，而且还有大量随机人员的家属健在，运用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要证明这些疑团已经不存在任何困难。

林彪的军事思想和政治谋略远胜过毛泽东，可以这幺说：在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毛泽东的除了林彪没第二个人，至于毛泽东了不了解林彪，笔者还不敢妄加断言。如果凭借林彪在党内、军内的威望，以自己的军事才能和带出来的强兵悍将，去发动内战，在政治、军事上打败毛泽东不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却担心自己一生的功名毁誉一旦，无数的生灵要再遭涂炭，国家的利益将因林彪的名字，受到残酷的浩劫，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他无意改变这至高无上的皇权意识，因为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已经早有结论：以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们是不可能为自己的名利去为祸自己的祖国，去加害自己的人民。所以，当毛泽东杀气腾腾地南巡回京，目标直指北戴河的同时，林彪安然不动，毫无反抗，这足以表示出他准备引颈待戮的决心。

“９.１３”事件前，他已经静思多日，如果坐以待毙，高岗、刘少奇、贺龙、张霖之等就是他的结局，“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的《临刑口占》，风波亭前“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那些以“叛国投敌罪”处决的民族英雄们，在眼前一目目闪过，驱使着倔强的林彪拿定主意，要去决定自己归宿。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常胜将军，早已选好了一这块宿地，他没有立即执行的原因，或许是想换个安静的环境再等待毛泽东的态度转变，也不失为上策。可是在９月１２日的晚间，喜静的他被搅得无法安睡，周恩来最后的电话清楚地说明毛泽东的屠刀已经高举，他必须从容应对，所以决定快速隐蔽地离开北戴河。女儿涉世不深，毛泽东也不敢怎样加害于她，为了不牵连更多的无辜者，走的时候只带了自己身边的２个亲人和３个亲兵。

一生都没有打过败仗的常胜将军，就是要在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打一场与毛泽东决斗的胜仗，所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将计就计，使自己坐机成功起飞。对毛泽东的那几套军事理论，军事天才全了如指掌，两人的风格虽都以“善断敌退路”为所长，但林彪的谋略更深、更远，更别具一格。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知道自己付出的只是生命，而得到了彪炳千古的永生；而毛泽东只得到了权利，却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这“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境地对无敌元帅来说是短暂的一刻，但对毛泽东来说却是永远的永远！飞机在月黑风高的夜空执着地前进，林彪更知道自己该做些什幺：

该向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告别！

该向自己深爱着的人民告别！

该向自己的战友们告别！

该向骨肉分离的亲人告别！

该向长江北岸的故乡告别！

该向平型关告别！

他命令飞机低飞，尽管窗外一片漆黑，也要最后看一眼他深爱的祖国山河；他不能走直线，尽管会被诅咒唾骂，也要最后多看一眼他深爱的黎民百姓。

看着自己拋头颅洒热血打下的江山，竟没有一块落脚之地，６４岁的老人致死不悔，因为经过他的奋勇抗争，“苏修亡我之心”必将破灭，毛泽东的神坛即将崩塌，祖国的聚变即将展现在世人面前，中国古老而封闭的大门如同历史车轮必须滚滚向前，对外开放，加入国际竞争，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此时此刻，林彪还有什幺不满意的？老英雄在用自己飞行的绝迹向世人告别谁能在２４小时高度监视天空，能清楚看到自己飞行的绝迹？谁能在若干年后再也无法隐瞒、歪曲事件的真相？只有中、蒙、苏边境，只有这片令“天马”朝思暮想的草地，这是自己埋藏多年的心愿，这是自己韬光养晦了多年的梦想，今天终能实现；从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９年，经过１０年的卧薪尝胆，１０年的呕心沥血，今天终能实现；从１９５９年到今天，１２个春夏的操心，１２个秋冬的奋斗，今天终能实现。因为“忠魂依旧守辽东”才是林彪的终生夙愿！

为追寻汉武帝的天马魂，林彪在蒙古安了身，等毛泽东翻然悔悟过来已为时晚矣，后悔、懊恼也无济于事，因为林彪的肉体不可复生，但精神永存！“９.１３”是毛泽东成全了林彪的一生，他的死应了毛泽东评价刘胡兰的一句话：“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林彪的死跟这位山西的小姑娘一样：彪炳千古，万世流芳！可毛泽东在他残存的最后几年，唯一能做的就是：想方设法去销毁证据，去掩盖真相，去歪曲历史。为了使冤案永远成真，为让世人、后代都信服，中国就必须在他的思想指引下永远斗争下去。可结果恰恰适得其反，毛泽东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临终嘱咐不可能指引永远，阴谋家的本性终究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林彪用他的死证明了他是个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被“老毛子”

煮过的铁骨和岳飞、文天祥、袁崇焕的诤骨一样，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的清醒就是从林彪的死才正式开始，也就是说林彪虽死，但常胜将军没有输。他既折了毛泽东的阳寿，也折了毛泽东的阴寿。因为从这一天起，知道毛泽东死了，知道周恩来也死了，中国革命因此死了的人越来越多。毛泽东的形象、理论和脸面最终完全破灭，仅仅剩下在中国人民彻底清醒前的一种简单维持，维持他自己的存在，维持这个党、这个政权的存在。林彪以亲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的身份与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毛泽东决裂，并逼毛泽东出手谋杀之是他对中国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虽比林彪年长１４岁，可他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才真正知道这位“无敌元帅”的厉害。林彪的生命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凌晨２点２５分走到了尽头，享年６４岁。

历史会永远记住这９个人的名字，他们是２５６号坐机上的全部罹难人员，名单如下：

林彪，６４岁

叶群，５０岁

林立果，２６岁

刘沛丰，（年龄不详）

杨振刚，（年龄不详）

潘景寅，（年龄不详）

李平，（年龄不详）

张延奎，（年龄不详）

邰起良，（年龄不详）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一、忠魂为何守辽东

岳飞之狱

民族英雄是国家的栋梁，是民族利益的支柱，但许多反常的事却在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风波亭毒杀岳飞，北京城凌迟袁崇焕，是一个比一个冤，一个比一个惨。无数中华精英，被英明伟大的君主诛杀，惨遭灭门，死后还要因“莫须有”的罪名，遗臭万年。这世道是何等地不公！岳飞从兵撤朱仙镇到遇难风波亭，只有一年时间，岳飞蒙冤的主要原因在于：金兀术被岳飞打败后，他写信给赵构，信的内容如下(见《宋史岳飞传》)：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金兀术不仅写密信给赵构，还扬言以“放出其父、兄”相威胁。１１４１年(天眷１１年)，宋高宗赵构将抗金将领韩世忠、岳飞召到临安，解除了二人的兵权，岳飞随后以“图谋叛逆”被控起诉，以“莫须有”的罪名遇难于风波亭。岳飞死后的次年，宋金罢兵交和，相安无事多年，岳飞作为祸害民族的罪人被神州共讨，被举国唾骂。这期间，除了韩世忠出来质疑了“莫须有”外，举朝无人敢出一语，韩世忠也因此被罢黜，自此他闭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游西湖以自娱，于１１５１年８月去世。

岳飞冤狱能昭雪于天下，多亏了金国完颜亮的“成全”。１１５０年，金完颜亮即位，再次兴兵南犯，南宋军队一败再败，毫无抵抗之力。到孝宗即位，为励精图治以解危局，于１１６２年被迫为岳飞平反，他用５００贯高价悬赏，才找到岳飞的遗骨，用隆重的仪式迁葬于栖霞岭下，就是现在岳坟的所在地。

在封建专制政体下，神圣的皇权无人敢有非议。岳飞蒙冤虽被平反，但后人们不敢公开指责赵构，因为赵构的后人还安稳地坐在金銮殿上，这“皇权至上”的社会道德准则必须得到维护，于是杀岳飞的罪恶只能全部推到宰相秦桧的身上，赵构成了受奸臣蒙蔽的受害者，后人便在杭州西湖修筑了一座《岳王庙》，里面有用生铁铸成的４尊跪着的塑像：秦桧、秦桧妻、万俟高、张俊。这４尊铁像，一直到２０世纪仍跪在那里，人们每每便溺到铁像的头上，不断锤敲石砸以泄心中愤恨，以致那些铁像不得不一再重铸。“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作佞臣！”这副对子就是写在庙柱子上的最好史证。

袁崇焕之冤

岳飞的冤狱昭雪了，但比岳飞更惨、更冤的当属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现在的年轻人，对岳飞的大名已如雷贯耳，但知道袁崇焕的并不多，知道“凌迟”是怎幺回事的就更少。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春，清太祖努尔哈赤亲率兵１３万，西渡辽河，在“宁远之战”中被明将率不足２万守军凭借坚城大炮击败，因中炮受伤，忿恨退还沉阳，半年后（９月３０日）去世，终年６８岁，而负责指挥这场战斗的明将就是袁崇焕。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年），袁崇焕率军，凭坚固守，以少胜多，大败皇太极于宁远、锦州城下，史称“宁锦大捷”。明崇祯２年（１６２９年），袁崇焕率部千里驰救京师，以９千精兵打败１０万入寇清兵于北京城下，反被朱由检逮捕入狱，次年８月凌迟处死。而“凌迟”又是什幺意思呢？就是今天骂人时所用的“挨千刀”的由来，它是一种极刑中的极刑，就是将犯人浑身上下用细丝鱼网紧紧地捆着，一刀一刀地割在网眼上凸的肉，规定要割一千刀，才能让其毙命，否则行刑者有罪，其野蛮、凶残之极，可与商纣的“炮烙”媲美。当时的人犯要是知道自己将被处以凌迟，一般都会想方设法自杀寻死，因为这种酷刑行刑的时间很长，不是一般人能熬得住的。１６３０年，在以“叛国投敌罪”将袁崇焕处凌迟时，《临刑口占》就是他生前留下的绝笔：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一个即将被凌迟的人，在受刑前还有诗兴写下如此豪言壮语，可见袁崇焕是个什幺样的人物！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祖大寿被俘两次，脱逃一次，两次都投降了满清，但终不与之为谋。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时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等，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用之将才，麾下都是悍卒健士。后人们不禁感慨：若袁崇焕不死，统率着这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会完全不同。

吴三桂只是袁崇焕的部将，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去引清兵入关，这历史不是要被改写了吗？可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袁崇焕已死，清兵也入了关，这都是无法改变的史实。袁崇焕对自己的下场，也并非一无所知，他本是文人出身，自从投笔从戎以来，他所担心的不是战死沙场，而是死于谗言。他在奏疏中，反反复复说的也是这种担心，他对天启皇帝说：“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唯圣明与廷臣终始之。”这个奏疏说明，袁崇焕早已料到自己会被谗言冤死，但也要冒死扛起“保家为国”的民族大旗，但他确实不知道自己会被凌迟处死。

袁崇焕死后，“袁督师即以被杀，我等在此立功何用？”使明朝军队士气尽失，溃不成军。降清的将士又纷纷将此信写给明将，明军才开始有整部向满清投降的事例，有的部队带着西洋大炮投降，使满清也开始自行铸炮，为后来击败李自成，彻底灭亡大明王朝打下了稳固的基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袁崇焕行刑时，围观着的京城众百姓纷纷叫骂，踊跃出钱买他割下来的一片片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还要当着他的面，在现场喝酒吃“肉”，咬一口，骂一声：“汉奸！”最后愤怒的百姓，扑上去生吃活咬，已经没什幺肉的袁崇焕直被咬到内脏才毙命。

“在清兵围城时，坚守不出而抗旨”是朱由检掌握的确凿证据，就可以证明袁崇焕的叛国行径吗？

袁崇焕活着的时候，究竟干了些什幺“叛国”的勾当，值得百姓如此痛恨？袁崇焕被杀后１４年(１６４４年３月１８日)，李自成围攻京城，在亲手斩杀了自己身边的亲人后，朱由检自缢身亡，在咽气前的那一时刻，他是否想起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３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他望眼欲穿的吴三桂，也是走的这条路，领兵救驾已出发了半个多月，也没见到半个人影！

到满清入主中原后，清廷为安抚人心，大肆表彰史可法等抗清受节南明忠臣，但袁崇焕不属此类。

一则袁崇焕与清室有杀祖之仇，宁远之战，袁崇焕击伤清太祖，使其在气恨中不治身亡。二则袁崇焕被害的导火线，是皇太极所施的反间计，全国人民都还给蒙在鼓里，误以为袁崇焕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

如果立即为他平反，只会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所以这一拖就到了清高宗干隆初年，清政府官修《明史》即将定稿，史臣在撰写袁崇焕传时，从《清太宗实录》里知道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可又不敢照写，最后还是弘历拍板，至此袁崇焕之冤始大白于天下。这时明朝已灭亡了１００年，反清复明早已成为历史，但《明史》只是披露了反间计而已，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对袁崇焕的功绩也是尽量贬低。１７８３年，弘历到了晚年，觉得袁崇焕的事迹实在感动，于是下诏寻找袁崇焕的后人和坟墓。袁崇焕无嗣，当年的家人也都被发配，无法寻找，因此只找到一些旁系佐亲，弘历给他们封了些小官，并特批准加入旗籍。袁崇焕蒙冤，至此才真正得到平反昭雪。

卧榻之侧

岳飞被世人唾骂了２１年，袁崇焕蒙冤超过一个半世纪；岳飞被本朝帝王的后裔翻案昭雪，袁崇焕被换代的君主平反伸冤；杀岳飞的罪人只能是宰相秦桧，凌迟袁崇焕的没人不指责崇祯皇帝朱由检。他们都曾功高盖世、智能超群，又都与帝王的昏庸、异族的离间相关联，但对他们案件的定性，结果却是本质的不同。汉朝的韩信因图谋不轨，大逆不道，所以他死有余辜；曹操至死也没敢废汉室天子，所以他是一个乱臣贼子，成了一世奸雄的代名词。曹操不是汉室正统，刘邦也不是正统的秦室后裔，和韩信一样，他们都做了图谋不轨、大逆不道的工作，结果也是本质地不同。

岳飞和袁崇焕的结论不同，韩信、曹操和刘邦的定论也不同，可他们身前都存在很多的共同，这究竟是怎幺回事？这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史中，利益集团必须用“帝王思想”去主宰一切，必须严格地去维持“皇权至上”的社会体系。一旦改朝换代，社会矛盾经剧烈激化又归于平静，历史仿佛从终点又回到初始。成王败寇，使真龙天子只有成为阶下囚的时候，才能被社会彻底否定，否则“逆贼”

将被神州同讨，“炮烙”、“凌迟”可不是等着吃素的。

火药被用于礼庆的爆竹，罗盘被用于风水的开发，能拓展宇宙的人文思想被彻底禁锢。一个个岳飞被诛杀，一个个民族英雄遭罢黜，一个个中华精英被埋没，中华民族的四大发明曾称雄于世，最后只能沦落得腐朽没落，丧权辱国。韩世忠打败金兵必须告老还乡，林则徐打败英军必须去充军漂泊，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倒行逆施，使打败中国人的还是自己的中国。笔者不禁要问：中华民族究竟怎幺哪？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就是落后的君主专制造成的。“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杰作，“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正是他“皇权至上”的郑重声明，是针对利益集团发出的一个警示宣言。

在南唐后主李煜发出千古绝唱：“问君能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他寿终正寝，享年４９岁。

卧榻之侧，究竟是谁在酣睡？纵观赵匡胤的一生，他并未觊觎前朝在契丹、西夏存在的疆域，燕云１６州至大宋灭亡也未纳入版图，风波亭上的“酣睡”的岳飞父子，其实早在２００年前太祖登基的时候就已经命中注定。这一切，对天天都在琢磨着线装书的大文豪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他深知“卧榻之侧”的本意，也知道他自己是在什幺地方“酣睡”，为树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在明知是斯大林设的圈套的情况下，不顾国人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抗美援朝。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幺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这是摘录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关于《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２日）中的一段文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毛泽东在发动“抗美援朝”之前，就是打着赵匡胤的千古名句作的幌子，对所有的中共高级领导打招呼，对所有的高级将领做工作，惟恐自己的同志、战友们不知道其中的奥妙。毛泽东就是出此险招，用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鲜血和民族的利益作筹码，替另一个帝国主义充打手，当炮灰。此招风险虽然很大，但有斯大林的撑腰，尽管没有实现金日成的宏图大业，毛泽东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共和国的兵权被“释”，领导的绝对权威终归树了起来，毛泽东实现了一展君临天下的宏伟目标，只是所用的这杯烈酒，跟正大光明的赵匡胤比起来，代价不能说不昂贵，它使刚刚开启的国门再次封闭，使台湾地位未定成了现实，使国家为此背上巨额外债，生灵惨遭涂炭，民族文化受到摧残，民主思潮再次被禁锢，后来的“苏修亡我之心不死”也只是这杯烈酒的代价之一。

代价既然昂贵，但天机不可失，好酒难得寻，全国人民即刻被这杯烈酒灌得群情激昂，亢奋无比，这杯酒的酒劲之大，直到５０年后的今天仍醉意懮在，尚未彻底清醒。由于毛泽东要复辟封建帝制，要当不穿龙袍，不戴皇冠的“千古一帝”，使国共之争，如同项羽刘邦逐鹿中原，只是世道沧桑的一个简单轮回，毫无任何新意，因此在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后，中国人民就从此站起来了，在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庄严声明发表后，刚刚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就只能走“抗美援朝”这一条路了。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伟大的约瑟夫斯大林同志去世。同年７月２７日，朝鲜战争也宣告完结，难道这仅仅只是历史安排的巧合吗？“冷战”是人类向往和反对现代文明的和平竞争，从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朝鲜战争只是这场冷战中的一场局部热战，朝鲜战争的胜负得失，现实已经作出了公正地裁决。

国富民强是凭经济实力说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前苏联曾经也强大无比，但随着一声“人权”的吶喊，顿时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今天“卧榻之侧”的塔利班政权刚刚走向终结，再也没人伸援手，再也没人去抗美援阿了，这是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被“酒精”麻痹了５０年的思想意识已经逐渐开始清醒，已经逐渐认识到５０前发生抗美援朝的本来面目。

从朝鲜战争到推翻塔利班政权，美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但美国兵却正好相反，越来越孬种，跟纸驴差不多。反观美军的对手，一个个都英勇无比，“神风赶死队”精神随处体现。看当年美国兵在朝鲜战争上表现出来的那个熊样，与志愿军光辉形象做出了鲜明的对比。据美国官方统计：

朝鲜战争持续了３年，用兵４４万，美军死亡、失踪５４２４６人；海湾战争历时４３天，用兵４４万，美军阵亡１４６人。

今天的阿富汗，为推翻塔利班政权美军阵亡不足百人。

为什幺会这样？这是因为对珍惜生命的观点不同，文明程度越低，就越不怕死，具有这种文明的社会等级就越落后，因此最不怕死的当属原始社会人类。原始人的思想意识单纯，一致认为只有消灭对手才能获取食物，才能维持生命的延续，现实也只能让他们毫无顾虑地战斗，去实现唯一的一个目标，得到能维持生命的食物，所以他们是最不怕死的人类始祖。人类文明进化程度的高低，就表现在这个怕死的意识形态上，怕得越多，文明就越高级，社会就越发展。现代社会已处在创造未来的高科技时代，具有先进思想的人类，意识形态已经放纵到超越时空，超越一切的地步。因为生存问题，人们开始考虑５０亿年以后在没有太阳下的生存，这可不是杞人懮天，而是人类文明能加速度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

毛泽东当年就是把人类先进文明的标志——“怕死”看成弱点，把造成这种文明的民主体制看成胜利条件，以为在“帝国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劳动人民，天天都在公开场合唾骂自己的政府不民主，天天都在为争取人权而罢工，游行，甚至破坏机器；以为反动的新闻媒体也在里面推波助燃，天天都在和政府作对，美化社会的黑暗，以愚弄人民，混淆视听；以为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只要在战场上能给“帝国主义”造成一定的杀伤，国内的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反动政府就要垮台，被压迫的人民就能得解放。

毛泽东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知道自己人民的思想被控制，人心团结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使人民不会因为自己的随心所欲而不满，更不会因为无辜付出生命来奋起反抗，所以就有了“反右”、“引蛇出洞”、“文化大革命”等防范措施，有了今天仍在公认的“抗美援朝”

壮举，有了“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说。

林彪曾说过：“什幺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民富国强。”“只有民富国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毛泽东能把“美帝国主义”与老虎相提并论，说明他朦胧地意识到老虎背后强大的实质——

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但这个体制对他来说又不堪一击，所以“美帝国主义”是纸糊的老虎。老虎本来就是老虎，驴就是驴，在相互冲突中的偶尔胜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本质。但老虎也是可以战胜的，老虎虽然貌似强大，只要摆正自己的位子，找出自己过去的不足，迎头赶上，只有民富国强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和尊敬，才能让老虎敬畏，老虎才是真正的纸老虎。

民主体制不是美国的专利，也不是西方列强的发明创造，最早的民主思想正是来源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在《论语里仁》里就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篇用竹片记载的史书，上承孔子，下启《孟子》，先人们可曾从精神、肉体上被西方列强所折服？先人们可曾因为“中国老百姓素质低”而妄谈“民主”二字？历史上的中国，因为体制而称霸世界，也因为体制而腐朽没落，这是谁也无法回避，谁也无法改写的。包括所有的列强，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都是经过不断演化而来，其起点都始于野蛮、残酷，随后思想的进化，人类开始演化成各个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其间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当地球转到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０日时，现代文明的标志——《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了。

“人人生而自由”是当今国际关系中共同遵守的基本法则，她是世界的新生儿，不是那个阶级，那个政党，那个国家的专利，她的第二条就清楚地写到：

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它身分等任何区别，无论该领土是独立领土、托管领土、非自治领土或者处于其它任何主权受限制的情况之下。

１１６６年，是岳飞被平反伸冤的第４年，也是袁崇焕被凌迟的４６４年前，英王亨利二世颁布了《克拉林敦条例》，设司法陪审员制度，使人权获得法律的具体保障。这个《条例》的颁布，是英国人对全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本年应是世界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一年。１９世纪末期到２０世纪是倡导人类现代文明的世纪史，在这１００多年历史里，欧美各国已是先驱。东亚各国，有的跃跃欲试，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更以五千年文化来遮掩。国人曾有“如欲图强，则舍欧美文明而不能”，也有抱着“绝不能让西夷灭了祖宗家法”而不弃，这两种思想就这幺争来斗去，用鲜血和枪杆子不断重复着过去的轮回。

对现代文明的倡导，不少国家因此由“虫”变“龙”，但有的走向了极端，并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中华民族先进的人文思想受“皇权至上”的禁锢已达几千年，使自己的文明进程充满战火和鲜血，这些都是历史真实的写照。朝鲜战争、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都是如此地因果相连，可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只看到自己受列强欺凌的一面，而看不到列强先进文明的一面，难道就不值得三思吗？

谁杀了林彪

１９８０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进行公审时，以“实事求是”著称的邓小平就下过结论：“林彪历史上没有问题，他的主要罪行是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这个结论本身就不是彻底否定文革，而是胡搅蛮缠，强词夺理。它既要顺理成章，又要本末倒置；既要把“翻案者”描绘成正气凛然，高风亮节，又要把“定案者”维护得英明伟大，光荣正确。说来道去，就是要维护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就是要维护住“毛泽东思想”这个祖传的法宝。那幺，毛泽东思想是个什幺样的法宝？林彪生前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个法宝的本质（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０日《人民日报》）：

林彪同志很正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我国前途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

７亿人口，只能有一个思想。邓小平复出的时候，已经超过１０亿人口，思想唯一性当然就显得更为重要。只有高捧这个祖传的法宝，用毛泽东的一个思想去指引一切，人民方能安居乐业而不会犯上作乱，“皇权至上”的伟大旗帜就能一代扛过一代。党内斗争尽管残酷激烈，权利分配尽管秘而不宣，反正是君临的天下，代代明君贤王，世世文治武功，德治一切，伟大四方。

毛泽东是赏识邓小平的，在林彪死后，就令其复出主持中央工作，但基本条件就是保证“永不翻案”，即不翻文革的案。因为在毛泽东在去世前，曾对自己的一生盖棺定论出两大成就：一是打垮国民党，建立共和国；二是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文革是毛泽东一生中干的第二件大事业，其丰功伟绩的占比几乎达到一半，如果邓小平彻底否认了这块比例，毛泽东成为历史罪人的事实就摆在世人面前。

如果真为林彪平反，就直接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毛泽东及他的思想会在中国人民心目中将会产生什幺样的影响，这对历代的接班后人来说，是无论如何不敢乱来的。

毒杀岳飞，可以归罪大臣宰相；凌迟袁崇焕，朱由检却是罪责难逃。可炸死林彪的又能归罪谁呢？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召开八大，事隔一年，到１９５７年９月３０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载一条醒目的大字并配有照片：“毛泽东主席和夫人江青接见哈蒂妮苏加诺夫人！”

这是亿万中国人第一次目睹到“毛主席夫人”的丰采。在１９６１年９月９日的庐山上，毛泽东根据自己修订的共和国宪法，已交出干了两届的国家主席大权，若此刻召开九大，根据他当时在党内、国内的所作所为，党的主席一职即将交出，退休将成为现实。退居二线当然会令他寂寞难耐，因此在他忌日（笔者注：此日纯属历史的巧合）的这一天，亲笔手书一首《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为江青（注：即李进）走上政治舞台立下了不可推卸的史证，至今仍可在秀丽青翠的庐山上看到，以供万众敬仰。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毛泽东发动文革，扳倒了刘少奇和林彪俩位接班人，其真实动机不外有二，一是为了夺回自己丧失的权利，二是为了安排另外一位接班人的权柄问题。虽然，老实憨厚的华国峰在与王洪文的竞争中最终获胜，但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谁接班，相信大家心里有杆秤。

谁杀了林彪？谁为林彪的死负责？“９.１３”的林彪已是共和国副统帅，权倾朝野。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在中共召开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副主席，张春桥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党内就剩下这幺几个高层人物掌权，复出的邓小平当然会去一个一个地查找，一个一个地筛选。若将罪名归于后来的王洪文、华国峰，这实在是扯不上边；若将罪名归于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人，这跟彻底否定毛泽东没什幺区别；若将罪名归于周恩来，在中共高层人物里面基本上就无人可值得称道，甚至连他自己也难脱其究，这跟彻底否定毛泽东也是异曲同工。因此，林彪既要勾结江青集团，又要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死有余辜的林彪也就不得不名正能言顺，顺理能成章了。

１９６６年，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决斗的关键时刻，林彪选择了毛泽东；１９８０年，在毛泽东与林彪死后决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选择了毛泽东。拥护死去的毛泽东，是复出的邓小平唯一选择，如果为林彪平反，就是给毛泽东治罪，就是给毛泽东思想抹黑，尽管他推翻了三面红旗，否定了阶级斗争论，对刘少奇和他自己原先奉行的一套经济政策进行了彻底地复辟，实行市场经济，大开国门，加入世界竞争，使国民经济能高速地向前发展，这是他对中国人民做出的伟大贡献，但邓小平深知毛泽东的光辉思想必须继续照耀下去，国家的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甚至不惜用六四镇压来维护这一切，这也是他无法回避的事实。

林彪被绑上了毛泽东的战车，所以在“９.１３”结束了他的生命；毛泽东被逼进林彪的宏图大业，所以在“９.１３”击垮他的神坛。是否敢于去面对，敢于去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是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基本条件。今天，靖国神社仍在香烟缭绕、阴魂不散，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冤魂悲鸣、哀声一片，在庄严宏伟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竟然找不到一位曾立下盖世功勋的元帅身影，这仅仅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吗？今天，美国为本国人民四处搜寻失散在全世界的家属遗骸，不管这些遗骸在生前有过什幺过错，犯过什幺罪，只要有线索，都不惜代价找回，使其能魂归故里，这仅仅只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吗？如今毛泽东思想还在“高举”，继续“照耀”，他那高大的遗体还供奉在首都的中心广场——正挨着《人民英雄纪念碑》最近的地方，好让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就在他躺着的地方，一手导演了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革命和最悲惨的冤狱。

如同出卖外蒙、放弃日本侵华战争赔款一样，蒋介石是始作俑者，毛泽东只是在蒋介石的身后“高举”、“紧跟”，依样画了葫芦。所以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所有冤假错案”，一旦涉及到毛泽东的地方，反正林彪已死，邓小平也不是冤案的始作俑者，于是顺水推舟地也“高举”、“紧跟”，他如此为毛泽东开脱的苦心，后人能够明白得过来的吗？其实，在邓小平心里也实在是没有多少把握，但邓小平不愧为一代伟人，他深知林彪的冤狱终将昭雪，虽然他在口头上要将共和国最大的冤狱定成铁案，但对运送林彪出境的四位机组人员：潘景寅、李平、张延奎、邰起良，却拐弯抹角地否定是叛逃性质，分别颁发《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来以示自己的历史清白，真是用心良苦，昭然若揭！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岳飞的满江红，是何等的壮怀激烈，又是何等的凄惨悲壮！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被人以“谋反”、“叛逆”的罪名起诉，就判了个“莫须有”的死罪；尽忠报国的袁崇焕被当作“叛徒”、“汉奸”惨遭凌迟，使“死后怎敢出勇将”、“忠魂为何守辽东”的民族愤慨充满了整个衰败的大明王朝。在朱由检手刃自己的妃嫔、公主，在煤山举绳上吊的那一剎那，虽为时晚矣，但走得心里明白，可一代忠良的冤魂，却要继续蒙冤一个多世纪。林彪葬身蒙古，躺在寒冷的异国他乡，当作“叛徒”、“卖国贼”被神州共讨，当作十恶不赦的罪人被举国唾骂，已经３１年了啊！３１个春秋，３１个冬夏，在这３１年里，中共党已经稳定地实现了政权交接，江山已经换了几代，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功，清帝国的基业已经不复存在，前苏联的疆域已经土崩瓦解，前世的恩怨已经灰飞烟灭，幸存的后人已经年岁已高。

３１年的冤狱，已经超过岳飞１０年，可怜的袁崇焕蒙冤达到１个半世纪还要加３年，难道悲剧还要重演，历史还要改写吗？本人，凭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也要喊出自己的心声：

把元帅的那把老骨头接回来吧！他至死都是一个中国人啊！

创建时间：2004-12-30

十二、后语

我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开始接触网络的，从此开始，网上传来的信息让我看到了不同的的言论，听到了不同的声音，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自己的思想随之发生了转变，自己的信念也发生了动摇。

一次，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因为网管没有来得及删除，使我有幸看到一篇关于“９.１３”事件的文章。当初没注意到要收藏，文章随后被删了，标题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文章写得很简短，分析得有道理，但观点与官方的完全相反。出于好奇，我开始关注林彪事件的有关报道，买了不少与之有关的书籍，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期间的辛酸经历，是不好用言辞表达的。文章最初完稿于今年８月，期间没有很好地修改过，所以拖到了现在，这也算是我写《忠魂为何守辽东》的简历吧。

可能是出于忌讳的原因，很多持相反观点的文章既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文章的出处，我从中借用了不少，无法一一说明，为此，感到由衷的内疚和遗憾。在此，我感谢为正确评价林彪事件辛苦工作的网站和专家、学者们，特别是“林彪研究会”的同仁和“枫华园”的丁凯文先生，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鼓励，因此希望此文也能作出点自己应有的贡献。

能走到今天这一步，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自由、民主、人权，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真理与谎言，是网络让我知道了什幺是诚实与欺骗。我之所以毫无顾虑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倒不是自以为博学多才而目空一切，我只是一个具有高中学历的普通人，写文章，难免错误百出，讲观点，也难免落得贻笑大方，象我这样的，在社会上找个工作都很困难。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具有５千年文明史的一代后人，我知道自远古至史前，我们这个星球上出现了几个自成体系的人类文明，巴比伦、埃及、罗马和中国。其范围之大、人口之多、成就之丰、延绵之久远者，没有那个能与中华文明相比。我为自己能生在这样的文明国度而自豪，所以，我不想让我生活过的这个时代成为历史的笑柄，更不想让我感到无比自豪的伟大祖国成为历史的悲哀。做人，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我敢动笔的原因。因为本人水平有限，文中的错误难免，如有不妥，望大家能批评指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是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自强不息，开拓创新，是巍巍中华的生存根本。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些违背历史发展规律者，已经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碎。随着“９.１３”事件里的一声巨响，林彪死了，共和国死了一位副统帅，新中国死了一位无敌元帅，但中华民族诞生了一位彪炳千古的大将军，下面是我在８月７日为准备祭奠林育蓉将军去世３１周年写的一首诗，就以此诗作为全文的结尾吧。

林育蓉将军３１年祭

彪炳日月尘与土，北冥春秋星与辰。

梦极天马埋忠骨，魂始大漠腾龙文！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９日于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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