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有限主权”的枷锁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执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蒙古的国际处境空前优渥，北面是“老大哥”，南面是“老二哥”，可以高枕无忧、自由自主地从事建设。从1948—1957年，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它得到来自苏联和中国两方面的大力支援，国民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50年代堪为蒙古的黄金时代。到1960年，农牧业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长了4.4倍。但是，苏联仍然是“控制你没商量”，蒙古无法摆脱“有限主权”的枷锁。
“有限主权论”，是勃列日涅夫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扼杀“布拉格之春”时公开提出来的，实际上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指导思想早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1943年第三国际解散之前。二三十年代，各国的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当然，以苏联为基地的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并指导它们开展革命斗争方面，贡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斯大林时代，“朕即国际”，不仅对各国共产党颐指气使，而且直接指派各国党的领导人。更有甚者，在苏联1937—1938年肃反扩大化时，在其境内和境外误杀了不少忠诚的共产党人，当时波兰共产党的领导班子就几乎被杀光。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相继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苏联领导人虽然几经更迭，但他们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主权有限的指导思想根深蒂固。
蒙古人民革命党，是继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苏联给予它的支持和帮助是举世共认的，而对它的控制也丝毫没有松手。苏联的历史经验：要控制一个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就是在那个党那个国家里，安置自己可靠的代理人。
斯大林“慧眼识英雄”，就像30年代初，选择王明、博古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一样，40年代初选择了蒙古青年泽登巴尔，将他派回蒙古。
尤睦佳·泽登巴尔，1916年9月17日生于蒙古西北部的乌布苏省邻接苏联边界的达布斯特县，是蒙古少数民族杜尔伯特人。1929—1938年，在苏联伊尔库次克中学和财经学院学习，毕业回国后在乌兰巴托财经学校短时任教，1939年加入蒙古人民革命党。由于在苏联留学期间经人推荐，受到斯大林的赏识，回国后受到乔巴山的器重而青云直上。入党后仅一年，就被选为中委，任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继而又做部长兼国家银行行长，当时只有二十四岁。1941—1945年，还曾担任人民军副总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3年进入政治局，1945—1946年任国家计委主席，1946—1952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年起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1月蒙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泽登巴尔从政之后，怀着对苏联的感恩戴德，无论国内和国际上有什么变化，他的政治指北针从来没有摇摆过，总是亦步亦趋，跟随苏联。
乔巴山在40年代就刻意培养泽登巴尔为接班人，甚至于把这个在军事上不甚了了的泽登巴尔安排为自己的副总司令，给予中将军衔。但是，乔巴山1952年1月逝世以后，在赫鲁晓夫1956年大反斯大林时，泽登巴尔秉承苏联的旨意，在蒙古全国掀起了一场大反乔巴山“个人迷信”的运动，大肆攻击乔巴山时期的各项制度和政策，也效法赫鲁晓夫，把蒙古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部门来了个大清洗，借机安插自己的亲信占据重要岗位。
蒙党元老之一、在乔巴山生前担任党中央第二书记的达希·丹巴(也译为达姆巴)，在1954年就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强调发展民族工业，指出“苏联的经验不是惟一的经验”，“不能机械地抄袭和教条地搬用”，宣传中国的经验“可供学习”，认为教条主义对蒙古“有更大的危害性”，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教条主义。在国际共运问题上，丹巴指出：“宣传和平方式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惟一方式，这是修正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修正主义思想在蒙古起到“削弱民主专政的作用”。丹巴的这些言论和主张，在苏联看来显然不仅不合自己的胃口，而且有向中国倾斜之嫌。在赫鲁晓夫的策划下，泽登巴尔在蒙党内率先展开对丹巴的批判。经过几番斗争，丹巴降为第二书记(半年之后又被赶出政治局)，泽登巴尔取代了蒙党第一书记职位。支持丹巴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第二书记其米德道尔吉·苏伦扎布，不久也被撤职，并被赶出了政治局和书记处。
俯首帖耳的领导人（2）
达拉姆·图木尔奥其尔，蒙党十二大的中委，十三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因支持泽登巴尔反对丹巴有功，1959年升为政治局委员。但在第二年，他又因反对乔巴山“个人迷信”过于积极，危及乔巴山时期对乔巴山言听计从的泽登巴尔的地位，被赶出政治局。后来，泽登巴尔为笼络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故作姿态，于1962年初，又将图木尔奥其尔拉进了政治局和书记处。泽登巴尔运用“翻云覆雨”的手段使得这个“风派”人物就范，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但是，图木尔奥其尔“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主持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大搞纪念活动，并决定在成吉思汗家乡肯特省树立大型纪念碑，为此触怒了苏联；加以当时的党中央第二书记鲁布桑策伦·曾德，想乘泽登巴尔在苏联养病之机，联合图木尔奥其尔搞掉泽登巴尔。泽登巴尔闻讯取得苏联的支持，马上返国于1962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以突然袭击的手段解除了图木尔奥其尔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罪名是“怀疑党的马列主义性质”、“怀疑蒙苏友谊”。对于曾德，因其有过“怀疑蒙苏友谊和经互会对蒙是否有好处”等触怒苏联的言论，泽登巴尔在赫鲁晓夫的直接支持下，于1963年底的中央全会上，解除了他的中央第二书记、政治局委员职务。
蒙古人历来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强烈，知识分子尤甚。如上所述，这种民族情绪不时在蒙党领导集团中有所反映。苏联以“苏蒙友谊”的名义和“国际主义”的说教，加以大量派出苏联顾问，以及必要时挥舞“反苏”罪名的大棒，控制蒙古几十年，但并未能使蒙党内民族主义情绪消融。因此，它在不放松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在其他方面采取了“放长线”的策略。
从文化教育着手进行同化，是苏联成功的措施之一。1944年，蒙古当局废弃了成吉思汗时代创立的蒙古文字，决定改用斯拉夫语系中的俄文字母(个别字母由蒙方自己创造)为基础的新蒙文，并于1946年1月颁布正式使用。蒙古文字改革，人们至今评价不一，但由此为苏联文化进入(即使不用侵略二字)大开方便之门，却是不争的事实。孩子们从小学四年级就必须学俄文，这是60年代蒙古教育大纲的硬性规定。蒙古国立大学的某些课程及其所属的综合技术学院的全部课程，都用俄语讲授；为各门课程规定的教材和参考书，也都是苏联出版的俄文书籍。苏联为了培养忠于“蒙苏友谊”和“国际主义”的蒙古人才，吸纳留学生是一个重要手段。蒙古政府每年都要派出大批留学生到苏联，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能进入重要岗位，许多成为高级官吏。1970年前后，蒙古各省的省委书记，66%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高级党校学习毕业的。当然，留苏学习回国的人，不一定都亲苏，更不消说“终生不渝”了。蒙古知识界有形无形地拒绝着苏联的文化渗透。我担任临时代办后，参加蒙方一些大型招待会，原以为蒙方官员都会讲俄语，就只带俄文译员以为既能同蒙古人也能同驻蒙外交使团的人交谈，结果经常碰壁，许多蒙古官员明明会讲俄语，他就是不讲。使馆同蒙古外交部电话联系事务时可讲俄语。但正式约见从不讲俄语，我还注意到蒙方的记录员用的是老蒙文。
“结亲政策”是苏联控制蒙古的另一种有效手段。中外古代历史上，“和亲政策”的事实屡见不鲜，在一定时期收到良好的效果，但那只限于王朝皇室的上层，苏联则把这种政策加以普及。客观条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损失人口二千六百多万(其中军人九十二万,平民一千七百多万)，其中大部分是男性，因而战后几十年，人口构成女多于男(50年代苏联人私下说男女人口比例为1∶6)。男娶女嫁，以至国际通婚，都是正常的。但是苏联当局把它作为一种“入室控制”的手段积极推行。最为典型的是泽登巴尔娶来的苏联夫人。泽登巴尔1940年留学苏联毕业归国并取得高位之后，苏蒙双方领导人撮合，将当时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中将的女儿嫁给了泽登巴尔，嫁后全名为：阿娜斯塔霞·伊凡诺夫娜·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入室”之后，对泽登巴尔的一言一行，有无逾越“雷池”之嫌，就了如指掌了。
我在乌兰巴托多次见过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其中一次是参加泽登巴尔夫妇举行的招待会，他们与进场的宾客一一握手。虽然中蒙关系已经恶化，但他们还未达到不顾礼仪拒绝与我握手的地步。这一次我从最近的距离观察了这位蒙古的第一夫人。高高的个子，肥胖壮实的身躯，穿着黑色晚礼服；红红的面孔，配上金栗色泛红的浓发，真有点“凶煞”的样子；特别是一双灰褐色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这个中国人，使我感到她眼神中那种“有你无我”的内涵。这情景虽然只有几十秒钟，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一次，大约是1970年夏天的周末，我与使馆几个同志在乌市街道上散步，路过泽登巴尔的官邸，通过豪华的铁栅栏门，看到费拉托娃沿着花园式的甬道正向铁门走来，后面跟着保镖。她突然发现了一伙中国人，扭头就往回走。是恨?是怕?还是别的什么?这只有她自己知道，也许在她转身的一刻，这几种情绪都存在。其实，1970年中蒙双方已着手缓和两国关系。
费拉托娃和泽登巴尔结婚后，多是与丈夫一起出现在公开场合，在泽登巴尔以党的第一书记兼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前不久，她就任蒙古儿童基金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就单独公开露面，频繁进行活动，名字经常排在一些部长级领导人的前面。
蒙古高层领导成员中，娶苏联人为妻的，已知的还有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迈达尔，政治局候补委员、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蒙苏友协主席贡布扎布，中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主席索德诺姆，中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朝克上将，中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云登。
中层干部夫人是苏联人的更是大有人在，据说达到15%—20%之多。这些苏联“夫人”嫁给蒙古官员之后，包括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在内，仍然保留苏联国籍，按规定都要按时到苏联驻蒙古大使馆去“谈话”。中国古语说“妻以夫贵”，在苏联控制下的蒙古则变成“妻尊夫贵”，娶了苏联人为妻，就可得到更多信任和不断提拔。以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阿勒坦格尔勒为例，二十六岁入党之后，立即被委任为食品工业部部长，第二年又当选为蒙党中央委员，二十九岁起担任乌兰巴托市委第一书记。据说其苏联妻子与泽登巴尔·费拉托娃关系异常密切。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1）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
1963年7月，也就是与中蒙关系剧烈改变同步，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此后，苏军派出许多勘探小分队，到蒙古铁路两侧及其以东的边境省份活动，他们都配备有野外通信电台车，成员均着便衣，对外声称是给草原找水，实际上是为苏军进驻勘察阵地。
1963年，中蒙边境没有任何异常。中国此刻正在为克服三年天灾人祸酿成的危机，对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如果说军队有调动，那是向南而不是向北，因为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想乘大陆经济困难进行“反攻”。因此，苏军重新入蒙，只能做这样的解释：支持泽登巴尔集团，更严密地控制蒙古。扑灭“洛呼兹事件”使苏联领导集团感到蒙古的亲苏政权必须依照“历史经验”，用“刺刀”保卫才能安全。
1964年，蒙古在全部赶走中国援蒙员工的同时，引进了苏军的一个建筑旅。这个旅的大部驻色楞格省的达尔汗，修建大量的楼房住宅；一部分进入乌兰巴托，主要是为即将进驻的苏军盖营房。1965年，苏军第二个建筑旅秘密开进蒙古，从事军用机场和各种基地的修筑。
1966年1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访问蒙古，同蒙古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苏蒙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同盟条约。其中第五条规定：“缔约双方将……在保证对方的防御力量方面互相提供援助，缔约双方……为保证两国的安全、独立和领土完整起见，共同采取包括军事方面的措施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这个条约签订以后，入蒙苏军的活动逐渐公开化，乌兰巴托街头不但有越来越多的苏联军用汽车，而且也有一些苏军士兵在郊区游荡，有的到中国驻蒙公司的建筑工地讨酒喝。乌市东北的乌兰花热闹起来，大量建筑材料运进去，入夜电焊火花一直在闪烁，据说要在那里建指挥部。通往中蒙边界的铁路沿线，也传来了苏军在一些车站附近开始修筑机场和营房、仓库的消息。
1966年夏天一个下午，使馆全体人员打扫卫生，有几个同志在院子里剪除枯草，猛然发现从使馆与音乐舞蹈学校交界的墙头，先后跳进十三个苏联士兵，他们旁若无人、大模大样地并排向办公楼走去。使馆办公室的小刘马上截住他们进行询问，他们起初爱理不理，后来听说这是中国大使馆，随便进入就是侵犯了中国领土，都显得有点发慌，一个下士连忙表示道歉，说走错了路，不知是中国大使馆，一面说一面带着士兵向使馆大门走去。使馆工作人员马上把他们兜住，带进使馆的办公楼门厅，办公室主任老刘让小沈和小毛分别进行盘问。个个小兵都不开口，只有那个下士答话，说他是副班长，奉上级命令寻找失踪的几个士兵。问他为什么跳墙进入中国使馆，他讲上级命令是全连拉成一道防线，从东往西推进，遇到任何障碍都要越过，不能绕行。问他们属于哪个部队，他说属于第二建筑旅。接着他又连忙道歉，请求放他们走。之后，小沈把他们交给大门外值班的蒙古警察，那个副班长迈出使馆大门时，还回头望望办公楼上的中国国徽。
驻蒙苏军为了寻找失踪的士兵，就明目张胆地在蒙古首都搞“拉网扫荡”，他们把蒙古的主权践踏到何种程度!对中国大使馆他们不敢妄为，在蒙古老百姓的居住区那不是要搞得鸡飞狗跳!
1967年3月，蒙古与苏联秘密签订在蒙古境内部署苏联军队的协定，由双方的国防部长签字。4月，苏联的陆、空军作战部队开始进入蒙古，据说有大批坦克绕过乌兰巴托向南开进。乌兰巴托街道上的苏联军车越来越多，不但有黑牌子的建筑部队车辆，还有蓝牌子的作战部队车辆，许多车开得飞快，时常发生车祸。据华侨协会主任向使馆报告：夏天，有一骑摩托车的华侨被苏军车撞翻受伤，苏军司机开车扬长而去；更令人气愤的是，在乌市郊区，苏军车把一华侨撞死，苏司机啐了一口唾沫，依然驾车飞驰，过路的蒙古司机看到后，专程奔告华侨协会。我问侨协主任，为什么不到乌兰巴托市政府控告?他痛苦地摇摇头。由此我不禁回忆起，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区，美军吉普车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肆意行驶，经常撞死撞伤中国人，而死伤者家属却无法讨回公道。但当时在解放区的烟台市，“救济总署”的美国司机开车撞死人力车工人，人民政府不仅索要赔偿，还逼使该司机在送殡时披麻戴孝。两种不同政府，人们有不同命运。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2）
1967年11月7日，蒙古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乌兰巴托举行盛大的节日阅兵和群众游行。
在这前一天，11月6日下午，蒙方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邀请外交使团各馆馆长参加。这是我接任临时代办后，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大会在蒙政府大厦东侧的国家剧院举行，各国驻蒙古大使和临时代办分别在两个包厢里就座。
大会刚开始，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工作人员送来了主讲人泽登巴尔的讲话稿。小毛紧忙看有无指名反华词句，因为国内指示只要有指名反华的内容，就应退席以示抗议。小毛在讲话稿的三分之一处找到了一大段反华内容，指名我国领导人进行攻击。我跟小毛商定，他讲到点名处我们就退席。匈牙利使馆的三秘蒙文很棒，一面给他的大使做同声翻译，一面时而斜眼瞅瞅我们。当我们站起来挪动座椅往外走时，罗马尼亚大使和南斯拉夫大使扭头看着我们离去。回使馆的路上，小毛对我说：
“他指名反华，我们退席，早早回家，不耽误吃晚饭，也不错。”他看到我生气的样子，有意缓解一下我的情绪。
“我第一次参加蒙方的大型活动，他就指名反华，而我们只能静悄悄地退席，我实在感到憋气。”当然，生气也没有用，后来经历次数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11月7日早饭后，使馆接到观礼邀请的全体外交官开了个会，我讲了昨天蒙方在庆祝大会上反华的情况，主管交际工作的小刘提出了蒙方一旦反华时的应对方案。决定至少去三名蒙文译员，仔细听现场讲话，有反华词句时集体退场，绕行观礼台下，我们十几个人的退席抗议，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另外，布置在使馆内留守的同志，听现场广播(当时蒙古没有电视台)搞好录音，以便事后核对。
上午9时15分，我们离开使馆，按照蒙方规定的路线，绕行乌市北侧，切过几条横街，从西面进入政府大厦前的广场。这几条东西向的横街上，排列着参加游行的队伍；接近政府大厦后身的横街，则是准备接受检阅的蒙古军队。
“看!苏联军队!”小刘眼尖，指着一条横街叫起来。
“今天有苏联军队?”大家一起往他指的方向看，但因汽车很快切过横街路口，大都没有看清楚。
“听说苏军作战部队4月秘密开进蒙古，难道今天真要公开亮相?”我近乎自语地回答大家。
9时45分，我们来到广场的观礼台上，站在苏联驻蒙使馆一伙男男女女旁边，好像故意给我们迟来的留出这么一块地方。
10时整，庆祝活动开始，天气不怎么太冷，但是阴沉沉的。首先是蒙方领导人讲话，广场里回声挺大，我们的三位蒙文译员，两位侧耳静听，一位用小收音机通过耳机听蒙电台的即时播音。约二十分钟，讲话结束，没有反华内容。我有点纳闷，这样的场合指名反华，不是影响更大吗?
阅兵开始了。首先，蒙古人民军事务部部长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乘车检阅参阅部队，大概因为参阅部队多，用了很长时间才返回主席台发表讲话。然后，分列式开始，蒙军仪仗队走过，蒙军汽车载运部队、装甲输送车部队、炮兵部队、骑兵部队等方阵接连进场。蒙军过完，冷场五六分钟，两辆小型装甲汽车为先导的苏军出现了。我不禁心底一震：“今天果然有苏军!”接着，苏军的履带式装甲战斗车、榴弹炮和加农炮、反坦克火箭、防空导弹等，排着方阵开过去，最后是八十余辆T62坦克(大约一个坦克团)排成的几个方阵，在街尽头加速时冒出一团黑烟，然后轰隆隆从观礼台前驶过。观礼台上的苏联人和一些蒙古人热烈鼓掌。全部机械化的苏军队列，用了半个多小时才过完，坦克吐出的浓烟，在观礼台前缭绕。我当时的确感到一种心理上的压力。
阅兵分列式结束，群众游行开始，队伍中除了举着蒙苏两国国旗外，还举着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的画像，而蒙方领导人的画像，只有泽登巴尔和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桑布两个人，令人看后觉得甚不相称。游行群众，头几拨情绪相当热烈，不断呼口号，后来的就稀稀落落，举举手中小旗喊几句。最后是体育表演队伍，其中摔跤手光着膀子，不断挺着胸脯，拍拍大腿，跳跃走过，零下十几度的天气，他们显得毫不畏葸。
苏军作战部队公开出现在蒙古的阅兵式上，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示威行动。
回馆路上，小沈发问：“为什么蒙方今天没反华?”
小毛说：“他若今天反华，我们全都退席，他们就没有示威对象了。”小毛这话说对了，苏蒙当局是要中国使馆的人亲眼看看他们的军事实力，以便向北京报告。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3）
小沈告诉大家，群众游行时，他同旁边一位苏联使馆的妇女交谈，她50年代在中国呆过几年，说中国同志热情友好，两国那时互通有无，日用商品什么都有，现在国家关系坏了，中国的东西看不到了，用中国话来说，只能是有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苏联军队的坦克隆隆开过的时候，苏联一位妇女(估计是苏联使馆外交官的夫人或者工作人员)竟有另外一种想法，真是“百步之内必有香草”!
1968年，苏军加紧在蒙古中东部构筑军事基地、机场和其他设施。据了解，至少修建了四个现代化的军用机场，一个在乌兰巴托东三十多公里那来赫矿区附近的草滩上，一个在东方省会乔巴山市附近，另外两个在通向二连的铁路沿线；在乌兰巴托以南七十公里的铁路旁，还在修建包括各种仓库在内的大型野战后勤基地。此外，在一些要点修筑了防空导弹阵地。乌兰花的军事指挥部和大片的部队营房，已接近完工。蒙古大地已不再是静谧的草原，而是到处长出了苏联的军事“牙齿”，泽登巴尔集团已把自己的国家紧紧地捆在苏联的“战车”上。
1968年3月，蒙军领导机关——人民军事务部，改为国防部，扎米扬·勒哈格瓦苏伦上将任国防部长。从30年代起，蒙古政府内设有国防部；50年代初，驻蒙苏军陆续撤走，1956年蒙古国防部改为人民军事务部，作战部队大部改为建筑旅，从事经济建设，一部分充实边防部队。人民军事务部又改回国防部，标志蒙军将重建作战诸兵种，配合入蒙苏军来对付中国。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虽然1966年的红卫兵狂热、1967年的“夺权风暴”已成过去，但是内乱仍然不止，不少地方的武斗死灰复燃，甚至动用了坦克。驻蒙苏军中传出这样的狂言：一旦莫斯科下令，苏军坦克就开进北京，支持“健康力量”掌握局势。
中蒙关系似乎已开始进入军事摊牌的单行线。
到1968年底驻蒙苏军，作战部队兵力部署基本就绪。1969年3月，中苏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后，又进一步增兵。从有关方面获悉：整个兵力为一个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乌兰巴托市东北的乌兰花，司令是彼得洛夫斯基少将(不久后升为中将)。
集团军下辖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三个坦克师，是一个突击力相当强的坦克集团军。部队重点部署在乌兰巴托及其以北，和东方省的乔巴山市周围，部分驻扎在距中国边界二百四十公里的重镇赛音山德(又称沙音山达)。
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
整个驻蒙苏联陆、空军的武器装备，主要有：坦克一千八百辆、战车和装甲车二千五百辆、大炮一千四百门、固定翼飞机一百九十二架、直升机一百二十三架，还有近程可带核弹头的地—地导弹发射器二十二部。
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特种部队。
驻蒙苏军作战部队总人数约为八万人。
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
苏军在蒙部署大体完成以后，就经常举行演习。蒙军有时作为辅助部队参加，有时自己单独进行。其演习设定，多半是设想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大漠向蒙古发动进攻，苏蒙军阻击后转入反攻，然后向我国的二连—张家口方向和多伦—承德方向突击，直接威胁北京。按照苏军战役战术规程，集团军的进攻速度，在不断克服敌方抗拒的条件下，每天必须推进七十公里。北京离蒙古边境不到五百公里，就是说他们的预案是一周时间打到北京城下。而北京的防御，在张家口以北都是草原及沙漠戈壁，无险峻地形可以据守，而沙漠戈壁在现代化战争中，已起不了多少屏障作用。
苏军重新大举入蒙（4）
从上述情况看，苏军入蒙以后，对我国构成的威胁是多么巨大。我国内忙于“文化大革命”，不会也不可能主动进攻蒙古，苏蒙军演习设定的前提，不过是掩人耳目，其真正目的是必要时直接发动进攻。但是，直到1973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也就是说，从其战役布局来判断，暂时还处于防御态势，而不是进攻态势。当然，在苏军的对华战略中，把蒙古作为进攻中国腹地的前进基地，是毫无疑问的。
我作为中国驻蒙的外交人员，亲眼看到屯兵蒙古、蓄势待发的苏军作战部队，对它给我国所构成的严重威胁，不能不感到深深不安和焦虑。
应当感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中苏之间的军事摊牌终于没有发生。苏联当局派遣如此大量的军队进驻蒙古，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按卢布结算可能近乎天文数字，而蒙古人民也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8年12月，宣布两年内从蒙古撤出全部苏军。实际上到1992年才撤干净。此后蒙古报纸刊登一项统计：苏军驻蒙部队和武器装备，分布在乌兰巴托四个区、全国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六十四个县，使用土地413951.53公顷(折合四千一百三十九平方公里)，共建有机场七个、兵营五十五座、军官住宅一百三十六幢(六千八百单元房)，对蒙古草原的破坏和自然环境的污染十分严重。而这些营房和住宅，多建在荒郊野外，蒙方接收后无法维护和利用，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废墟。蒙古当局向俄罗斯政府提出，要求总的赔偿二十五亿美元。
这正如中国俗语所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文革”浪潮汹涌而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