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白衣侦探》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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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穿白大褂的侦探从“马丁少校案件”说起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43年4月末，一架英国飞机坠毁在西班牙韦尔瓦附近的海里。不久，那里的西班牙渔民发现海面上漂着一具男尸。从死者穿的军服，可以看出他是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少校军官。另外，在附近还发现了二艘撞坏了的橡皮救生艇。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年月，西班牙跟英国是敌国。同德国是盟国。英国军官的尸体，很快就被秘密地运到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落在西班牙总参谋部的手中。

西班牙总参谋部从死者贴身的黑色公文皮包中获知，死者名字叫马丁。他的衣袋中有4月22日伦敦的戏票存根，证明马丁少校不久前还在伦敦看过戏。

在公文皮包中，发现了极为重要的文件。西班牙总参谋部把文件拍成照片，转送给驻西班牙的德国领事。德国人如获至宝，火速密报德军最高统帅部，送给了希特勒。

从此之后，希特勒改变了战略：本来，德军以为盟军会选择地中海的西西里岛作为进攻目标，在那里部署了许多兵力。看了马丁少校携带的密件，德军最高统帅部把部队悄悄地从西西里岛调往希腊。

然而，在1943年7月9日，盟军大举进攻西西里岛，希特勒甚至还以为盟军在佯攻哩!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好多年，英国海军谍报部队的伊凡·蒙塔古少校，才披露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马丁少校案件”是英国谍报部队设下的圈套，“导演”者是蒙塔古少校。

当时，盟军准备进攻西西里岛。希特勒发现了盟军的意图，所以在西西里岛设下了重重防线。制造“马丁少校案件”的目的，就是为了“调虎离山”。

其实，那马丁少校的尸体，是冒牌货。蒙塔古精心地请人选择了一具患肺炎死去的青年的尸体，给他穿上少校军服，放上公文袋。为什么选用肺炎死者的尸体呢?这是考虑到淹死者的尸体，胸部会充满水，而肺炎死者的肺里充满液体，十分相似。

至于公文袋里，则放了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写给地中海盟军最高司令亚历山大上将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了西西里岛并不是盟军的进攻目标……至于死者衣袋中的伦敦戏票存根，纯粹是为了增强这出“戏”的真实感，说明了马丁少校是从伦敦坐飞机飞往地中海，不幸半途遇难……，实际上那具尸体是用潜水艇运到那里的。

就这样，“马丁少校案件”使老奸巨猾的希特勒上当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蒙塔古少校在施行这一蒙蔽战术时，暗暗担心，生怕“漏馅”，因为那具假冒的尸体，到底是肺炎死者，而不是真正的溺死者。如果遇上一位精明的医生解剖尸体，是能够辨别出真伪的。医生只消把死者肺部的液体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一下，便会真相大白。

其实，当西班牙获得那具尸体时，也曾请一位西班牙医生解剖过。谁知那位医生是个饭捅，居然得出了“确实是淹死”的结论!

倘若那具尸体落在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手里，英国间谍们绞尽脑汁设计出来的蒙蔽战术，便会前功尽弃。

现代科学侦破八年旧案

再说一个真实的故事：

1969年，在那一片混乱之中，有一家三口人突然呕吐不止，猝然死去，尸体又被很快地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死者的亲属对于这样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百思不解。他们怀疑有人暗害，可是，尸体早已火化，无从查验。况且，当时正是“砸烂公检法”的时候，有经验的公安侦察人员大部分“靠边站”了，没有人过问此事。

然而，事隔8年之后，在1977年春天，这一疑案真相大白了!

原来，在死者亲属收藏的遗物中，有一条床单，床单上有两块黄豆大小的污斑。这污斑是死者呕吐时，溅在床单上的呕吐液。侦破案的线索，便是这两小块不显眼的污斑。

几位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工作者，揭开了污斑的秘密。他们采用70年代的一种新技术——“质子激发X射线分析法”，从那一丁点儿污斑中，查出含有不少硫和磷。于是，科学工作者得出结论，死者的呕吐液中，含有剧毒的有机磷农药。也就是说，死者是因吃了有机磷农药“1605”而身亡。

公安侦察人员根据这一重要线索，把当时与死者有关的人进行分类排队，并追查其中与死者有仇的人，终于使沉冤得以昭雪，使罪犯得以伏法。

在这本书的开头，讲这么两个故事，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不懂科学，以致上了“马丁少校”的当；懂得科学，侦破了8年前的悬案。因此可以说，科学，是破案的钥匙!特别是在现代化的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成了公安人员侦破疑案时“火眼金睛”。

中国古代的法医

破案之中有科学，要用科学来破案。早在一千九百年前，我国古书《礼记》中就曾明确地指出：“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我国历代都设有“仵作”，仵作就是专门验尸的人。用现代的名词来称呼便叫“法医”。

在南宋时，有个著名的法医，名叫宋慈(公元1186—1249)。

有一次，宋慈遇到一桩自杀案：河上漂起一具死尸，有人说死者是投河自尽。宋慈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死者肚子里没有水，口、鼻处没有水沫，认为不是自杀而是先被人杀死以后扔进河中的。宋慈深入调查，终于揪出了凶手，侦破疑案。

又有一次，有人持刀自杀。宋慈察看了现场，发现死者握刀不紧。伤口进刀轻、出刀重，认为不大像自杀。后来，宋慈果真查出了杀人凶手——当地的一个土豪。这个土豪看中了死者的妻子，企图制造自杀假像，蒙骗别人，然后夺走死者的妻子。

宋慈总结了我国古代法医的丰富经验，写出了著名的法医专著《洗冤集录》。如今，这本书已被译成英、法、日、俄、德、朝、荷等国文字多种版本，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

《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法医学专著。它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即1598年意大利人菲德里的法医著作，早了350多年。

在宋朝时，还有另一部著名的法医著作———郑克著的《折狱龟鉴》。全书分为八卷，记叙了释冤、辨诬、察奸、证慝、迹盗等项，记载了许多破案的科学方法。

其中，有一个“烧猪验尸”的故事：

浙江省的句章县有一人家发生了火灾，丈夫被烧死，妻子哭得死去活来。句章县的县令张举看了死者的尸体，特别是仔细检查了死者的口腔，见里面干干净净，便断定是妻子谋杀丈夫。

那妇人不服，说是房子偶然失火以致丈夫被烧死。她号陶大哭，说自己家破人亡，县令还要乱加罪名。她的亲戚也为她抱不平。

县令张举把众人请来，当场做了一个“烧猪验尸”的表演。令人把一头猪杀死，把另一头活猪用绳子捆好四脚。然后把两头猪扔进柴堆，点燃木柴。

等大火熄灭后，张举请众人察看两头猪，只见那被杀死的猪口中干干净净，而那被烧死的猪张着嘴巴口中有许多灰炭。

县令张举对那妇女说：“凡是在大火中被烧死的人，势必在火中挣扎，口中要吸进许多灰炭。而你的丈夫口中那么干净，说明他是先被杀死，然后房屋才着火的。由此可以清楚断定，你的丈夫是被谋杀而死。”

那妇人听了，脸色发白，双腿发抖，不得不招出了谋杀丈夫的罪行……。

句章县的县令张举能够侦破这个“杀夫烧舍案”，是由于他懂得活人与死人在火中的不同反应，懂得其中的科学道理，掌握了破案的钥匙。

清朝雍正年间，河北献县知县明晟智破“假雷案”也是一个科学破案的典型案例。

夏夜献县电光闪闪，雷雨过后，城西有一个男人被雷打死。

明晟来到现场观看之后。却断定那人不是被雷打死。他认为，雷打人，总是自上而下，况且也不会把地面打裂，而现场的泥土却是从下向上飞起，地面有一个凹坑。

那人不是被雷打死，又是怎样死去的呢?县令明晟以为，可能是被炸药炸死。制造炸药，需要硫磺。明晟暗地派人去调查哪些人曾买过硫磺，终于查出了罪犯。

原来。罪犯是个好色之徒，他早就看中那人的妻子。于是，趁雷声大作时炸死那人，说是被雷打死。谁知碰上了精明的知县明晟，罪犯得到应有的惩罚。

如果福尔摩斯还活着

在谈到破案科学的时候，当然不能不提到大名鼎鼎的英国作家柯南道尔(1859—1930)笔下的侦探福尔摩斯。柯南道尔写了《福尔摩斯探案集》，成功地塑造了福尔摩斯这个鲜明的侦探形象。

福尔摩斯很注意用科学来破案。柯南道尔曾形容贝克街福尔摩斯的住室：“四壁挂满科学图表。一张试验化学用的桌子，已经给酸素染成许多黑斑。”“有时，他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化验室里，或是在解剖室里。”他的双手“斑斑点点沾满了墨水和化学药品”。

柯南道尔在谈到福尔摩斯的学识范围时，曾指出

“植物学知识——不全面，但对于莨菪剂和鸦片却知之甚详。对毒剂有一般的了解，而对于实用园艺学却一无所知。”

“地质学知识——偏于实用，但也有限。但他一眼就能分辨出不同的土质。”

“化学知识——精深。”

“解剖学知识——准确，但无系统。”

“我有许多特殊的知识，把这些知识应用到案件上去，就能使问题迎刃而解。”福尔摩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福尔摩斯在破案中，根据许多细微的现象作出了科学的判断：

“一个人的身高，十之八九可以从他的步伐的长度上知道。”

“假若一个人能够毫不费力地一步跨过四尺半，他决不会是一个老头儿。”

“我还从地板上收集到一些散落的烟灰，它的颜色很深而且是呈片状的，只有印度雪茄的烟灰才是这样。我曾经专门研究过雪茄烟灰。事实上，我还写过这方面的专题论文呢。我可夸口，无论什么名牌的雪茄或纸烟的烟灰，只要我看上一眼就能识别出来。”

“我嗅了一下死者的嘴唇，嗅出有点酸味，因此我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被迫服毒而死。”

柯南道尔在《血字的研究》这篇侦探小说中，曾作过这样的预言“侦探术迟早要发展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

柯南道尔的话，说对了。当年，福尔摩斯只是凭借自己的经验来破案。现在，如果福尔摩斯还活着，他一定会运用现代科学来破案，使侦探真正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

在现代化的今天，敌人以现代化的间谍技术窃取科学情报，而我们必须用现代化的技术作为反间谍的手段，这是间谍与反间谍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特点。在一般案件的侦破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是一面捉拿罪犯的“照妖镜”。正因为这样，如今的公安侦察人员，有着一双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奇特的眼睛，常常被人们誉为“科学福尔摩斯”或者穿白大褂的侦探——“白衣侦探”。

二、指纹的秘密

《405谋杀案》与指纹

也许，你看过惊险故事片《405谋杀案》吧!

影片一开始，丁娟在405房间里，发现自己的男朋友李良被杀，吓得尖叫起来。

老公安侦察员陈明辉出马，侦察这一案件。

在405房间的桌子上，有两杯开水。他估计这是有人来看望李良，李良给客人和自己各倒一杯。在一个杯子上查出了李良的指纹，在另一个杯子上却查出了电视台摄影师方明山的指纹。

于是，方明山便成了嫌疑犯而被捕。

后来，陈明辉经过仔细调查，这才廓清迷雾：原来是有人从方明山办公室换走了方明山用过的玻璃杯。在谋杀了李良之后，把这个杯子放在现场，妄图嫁祸于方明山。

在侦破“405谋杀案”的过程中，那玻璃杯上的指纹成为关键性的线索。

小小指指，为什么会成为如此重要的罪证呢?

说来话长。

指纹，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

在出土的秦代竹简《盗穴》篇中，记叙了两千多年前勘查盗墓案件时的情景，其中提到“手迹六处”，这说明那时候就已经注意到手印了。

人们发现，人的指纹各不相同。从唐朝起，签订契约便用指纹当作“图章”，称为“押指模”。

在日本，人们也曾用指纹作为印鉴。如日本古生物学家川岛太郎便在《法学溯源》一书中记载了日本古代的情况：“按《太和法律》，男女离婚文书须由丈夫亲笔撰写，方能生效。如丈夫不会写字，可雇人代笔，但在名字下必须按食指指印为证。”

在法国，有的投机商常常雇人伪造著名画家或雕塑家的作品，摹仿他们的签字。高价出售这些“名作”。著名画家、雕塑家们终于想出了办法对付投机商：他们在作品上按了自己的指印。这样，投机商就无法伪造了。

1685年，荷兰解剖学家开始研究拇指指纹的构造。

1686年，意大利解部学家马尔丕基教授，开始用显微镜观察、研究各种指纹图案。

1823年，普鲁士伯莱斯劳大学的教授珀克杰，把指纹分为9大类。’

科学家用科学的眼光观察指纹。渐渐地，人们对指纹的认识，一步一步深入。

著名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有个表弟叫高尔顿，他非常详细地研究指纹，在1880年写出《指纹》一书，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学问——“指纹学”。

高尔顿明确地指出，每一个人的指纹各不相同。

他用科学理论解释了指纹各不相同的原因。他指出指纹是由勾、眼、桥、棒、点等纹线组成的，每一条指纹的分支、起点、终点以及结合点各不相同，起码有100个细微的特征。如果把这些特征排列组合，指纹的种类多得惊人，在1后面要加60个0!这数字远远大于人类人口的总数。因此指纹变化多端，每个人的指纹几乎不可能完全相同。

高尔顿的结论是正确的。迄今为止，科学家尚未发现世界上有两个指纹相同的人。

高尔顿把指纹分为弓型、箕型、斗型，建立了指纹的科学分类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天。

1892年，在阿根廷发生了两个孩子被杀的案件。孩子的母亲、寡妇弗朗西丝卡控告一个牧场工人，说是这个工人为了娶她而杀害了孩子。警察在勘查现场时，发现有一个血手印。一核对，竟和弗朗西丝卡的指纹相同。警察由此断定，杀人犯不是牧场工人，正是弗朗西丝卡自己!

在铁证面前，弗朗西丝卡不得不供认：她爱上了另一个青年工人。那个青年嫌她有两个孩子，弗朗西丝卡凶狠地杀死了亲生孩子，又嫁祸于他人。

这个案件审判之后，引起轰动。人们开始意识到指纹在侦破案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于是，高尔顿的科学专著《指纹》一下子引起了各国警察局的极大兴趣。阿根廷警官佛斯谛克、英国警官亨利，都成了指纹的热心研究者，提出了识别罪犯指纹的科学分类法。

1913年，我国开始把指纹分类法用于破案。

指纹的特性

指纹跟破案，为什么会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呢?

这可以说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罪犯在作案的时候，总要用手，不论是握刀、开刀、撬锁、盗物，常要留下指纹。这叫“普遍性”。

第二，人的指纹各不相同，通过指纹可以查明作案者。这叫“特定性”。

第三，每个人的指纹，终生不变。这叫“稳定性”。

指纹、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指纹，就是指手指尖的皮肤纹理。它实际上就是表皮外的真皮突起的纹线。不光是人的手指尖有这种特殊的花纹，在手掌和脚趾、足跟，也有类似的特殊花纹，分别称为“掌纹”、“趾纹”、“足纹”。它们与指纹合称“肤纹”。在破案时，用得最多的是指纹。

伸出你的手，仔细看看指纹。你可以发现，指纹分为三种类型：

一、斗型，由许多同心圆或螺旋形纹线构成，看上去象水中的游涡；

二、箕型，纹线象簸箕似的，有一边是开口的；

三、弓型，纹线象弓一样。

人们除了指纹的形状不同以外，纹线的条数也常不相同。

尽管全世界的人口已达50多亿，然而，尚未发现两个指纹完全相同的人，即使是孪生兄弟或孪生姐妹，指纹也彼此不同。

很有趣，三四个月的胎儿，便已形成指纹。当人从婴儿长人为成人，指纹只不过变大增粗，它的形状、特性却固定不变。即便是脱皮之后，也不改变。

有的罪犯在犯罪之后，妄图用火烫、刀割或用化学药剂腐蚀自己的指纹，然而，等伤口痊愈，指纹依旧。

正因为指纹无法改变，所以它成了破案时确定罪犯的重要证据。

几年前，安徽省铜陵市发生一桩盗窃案：一家被盗，盗贼早巳无踪影。公安人员赶到现场。见屋内翻得乱七八糟。公安人员注意到门外地上有一个白瓷茶盘。主人说，这瓷盘本来放在箱内，怎么会丢在这里?主人说正要弯腰拾起盘子，被公安人员一把拦住。

公安人员戴上手套，小心地取起瓷盘。经过仔细鉴定，查出盘上有四个清晰的指纹。一查对，断定不是主人的指纹。

显然，这个瓷盘是盗贼从箱里取出，慌张之中丢失在门外。这四个指纹，是盗贼留下的。

后来，公安人员发现了嫌疑犯。一对照指纹，跟白瓷盘上的指纹完全吻合。就这样，公安人员断定，那个嫌疑犯就是盗贼。

经过审讯，盗贼供认了犯罪的经过……。

像这样依据指纹侦破案件的实例，不胜枚举。也正因为这样，公安人员一到作案现场，总是用敏锐的眼睛在门把手、窗栓、茶杯等等容易留下罪犯指纹的地方，仔细搜索着。

激光显示指纹

在破案的时候，一般来说，从现场取到罪犯的指纹，还算比较容易。比如，在惊险故事片《秘密图纸》中公安人员从公文皮包上，找到了作案者的指纹。

然而，从嫌疑犯对象那里取得指纹，得十分巧妙——既取到指纹，又不能打草惊蛇。在影片《秘密图纸》中，特务去打电话，付电话费时从衣袋里掏出一个5分硬币。这硬币被秘密地送到公安局——因为硬币上留有特务的指纹。经与公文皮包上的指纹相对照，证明指纹完全一样，于是便认定作案者就是那个打电话的特务。

留在硬币、公文皮包、报纸、书、门、窗、桌、椅、玻璃板、雨伞柄等物品上的指纹，一般并不清楚，在鉴定指纹时，要设法显示指纹。”

显示指纹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化学方法，一种是物理方法。

化学方法是请碘来帮忙。

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在白纸上，用手指按一下，这时看不出指纹。可是，把少量碘酒倒在金属瓶盖里慢慢加热，移近白纸，白纸上便会出现清晰的棕色指纹。

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人的手上常有油脂、汗液之类。把手指按在白纸上，油脂、汗液也就留在白纸上了。碘酒加热时，当酒精挥发之后，碘蒸气就挥发了。碘易溶于油脂，于是，碘蒸气就凝聚、溶解在白纸上的油脂里，形成棕色的指纹。

用这种简单的方法，甚至可以查出几个月前留下的指纹。

物理方法是借助于逆光，常可使指纹显示出来。这是因为指纹上常沾有灰尘，会吸收光线，呈深色。

随着激光技术的发展，我国最近来用激光来显示指纹。显示装置采用氩离子激光器。

激光能够显示指纹，那是因为人的手指表面，总有一层汗液及脂肪酸，接触物体后便留下不显眼的指印；用激光一照，汗液、脂肪酸等会发生彩色荧光，指纹便一清二楚。用专门的指纹摄影机拍出清晰的指纹照片。照片经放大后，给鉴定工作带来不少方便。

用这种现代化的方法，能拍出留在人的皮肤上的指印。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发生凶杀案时，罪犯常与被杀者搏斗，在被杀者皮肤上留下指印。过去，用别的方法，很难查出留出皮肤上的指印。

另外，用这种方法，还能清晰地拍出残留在书页、报纸上的几年前的指印。公安人员曾在两封写于14个月前的信上，用激光显示清晰的指印。在一本旧书上，还用激光找到9年前留在书页上的指印。

在氩离子激光器的绿色激光照射下，新的指印往往是淡黄色的，旧的指印则射出橙黄色的荧光。

被水打湿，甚至在水中浸泡过的物体，表面指印用肉眼几乎无法辩认，用激光仍能显示。

用电脑管理“指纹档案”

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指纹，警察们会自然的这么设想：如果设法取到全国所有的人的指纹，建立“指纹档案”，那么，一旦发生了什么案件，在现场找到了作案的指纹，只消查一下“指纹档案”，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查出作案者。这么一来，用不着象电影《秘密图纸》里那样，费了好大周折才从那5分硬币上取到作案者的指纹。

在美国华盛顿，联邦调查局就建立了“指纹档案”。美国总共有二亿几千万人口，联邦调查局依靠它在59个城市所设的分支机构，总共取到了近二亿人的指纹。

这么多的指纹，浩如烟海，怎么“查阅”呢?请电子计算机管理。在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警察们把作案者的指纹图像装进图像鉴别器，如果“指纹档案”中有这样的指纹的话，很快便可以查出具有这种指纹者的姓名、职业、地址。

1983年10月20日，在日本东京的高层公寓电梯中，发生了抢劫案。几小时之后，日本警方便向全国发出了通缉令，捉拿罪犯佐伯政广。

连罪犯都未曾照面，警方凭什么断定作案者是佐伯政广呢？

原来，日本警察局电脑管理的指纹卡片，虽然不及美国那么多，但在那时也有六百多万张。凡是在监狱里关押过的罪犯，都留有指纹卡片。警方在电梯里查到了作案者的指纹，立即输入电脑，马上查出与佐伯政广的指纹相同。此人过去曾判过刑。于是，警方飞快地发出了通缉令。

不久，佐伯政广便锒铛入狱。经过审讯，果真是他作案。

日本“指纹中心”的电脑，是在1983年10月投入使用的。在此之前，1982年11月17日，日本东京都涩谷县的一家旅馆里，两名女招待被杀。警方虽然在现场查获凶手的指纹，但是直到1983年3月才用人工方法查到凶手的指纹卡片，前后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然而，使用电脑以后，只消几分钟便可查清。

在电子计算机的帮助下，指纹还有了新用途哩!

从1984年3月起，美国各商店普遍出售“儿童指纹卡”。家长们争先恐后地购置，给9个月婴儿至17岁的青少年在指纹卡上按指纹。这是由于在美国拐骗、绑架儿童的案件时有发生，家长们惶恐不安。“儿童指纹卡”可以帮助寻找失踪的儿童。因为一旦儿童失踪，家长把指纹卡交给警察局，可以及时与警方收容的儿童核对、查找。然而，不剿灭那些危害儿童的罪犯，“儿童指纹卡”只是一项消极的措施。无法防止日益增多的儿童失踪案。

如今，美国有的重要保密机关或工厂，进出时不检查出入证，而是检查指纹。这是因为电子计算机具有鉴别图形的能力，人们事先已把有关的工作人员的指纹图像输入电子计算机里，在工作人员进出时，把手指按在电子计算机指纹阅读器接收端的电钮上，经过电子计算机判断，如果指纹与事先输人的指纹图像相同，便可放行；不然的话，就“拒之门外”。美国的桑迪亚研究所，是第一家采用这种“指纹出入证”的单位，被称为“最佳形式的保安手段”。

在1979年，美国IBM公司开始试制“指纹锁”。这种锁的钥匙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主人的手指头。如果手指上的指纹与事先输入的指纹图像相同，指纹锁就打开了。这种锁既可靠、又方便，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锁。

另外，指纹还引起了当代医生们的注意。

过去，算命先生用指纹来算命，说什么“一斗龙，二斗穷，三斗、四斗卖大葱……”，那当然纯属迷信。然而，近年来医生们发现，查看指纹可以诊断某些疾病。例如，指纹有8个以上的斗型纹的妇女，可能患有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症，或是个子矮小、智力差，不能生育。

特别是有些遗传病，要在出生后若干年才能慢慢显示出来。通过检查婴儿的指统能够及早查出，便于采取预防措施。

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指纹的妙用越来越多哩!

唇纹和声纹

在人的身上，除了指纹这样人人各异的“生理图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生理图章”呢?

不久前，日本牙科医生铃木和男先生注意到人的嘴唇。在吃饭、喝水或者接吻的时候，便在饭碗、茶杯、脸上留下唇印。唇印的凹纹，叫做唇纹。

铃木和男发现，唇纹跟指纹一样，也具有“特定性”——因人而异，“稳定性”——终生不变。

他对几百名6至57岁的日本人的嘴唇进行调查，没有一个唇印是相同的!他特别仔细地研究了许多对孪生儿的唇印，结果也个个不同。

树木和男把唇纹分为6类。

他的研究工作受到日本警视厅的高度重视。日本妇女大都抹口红，更容易留下唇印。日本警察已经多次利用唇印侦破案件。一些非洲国家现在也注意研究唇纹，侦破了一些案件。

最近，美国警方运用“声纹”破案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

在美国，有一个罪犯常常打电话威胁别人，勒索赎金。美国警察把他在电话中的讲话声录音。尽管他打电话时故意改变了腔调，然而，警方根据他的“声纹”，还是把他从几个嫌疑犯中辨别出来了!

什么是“声纹”呢?

最初，人们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的“声纹”，而是潜水艇的“声纹”。

那是在半个世纪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用声纳在水下监听敌方潜艇的声音。然而，海中常有酷似潜艇声音的杂音。为了判别真伪，美国科学家注意起“声纹”来了，把声音录下来，输入“频谱分析仪”，把不同频率的声音按成份多少用浓淡不同的条纹来显示，如同光谱一般。那条纹，便叫“声纹”。潜艇的声纹与杂音的声纹明显不同，这样，便可以分辨出谁真谁假。

后来，科学家们进一步研究人的声纹，发现声纹竟象指纹似的，因人而异。这样，声纹一下子就引起了美国警察局的注意。

一个人可以模拟另一个人的讲话声音。可是，检查一下声纹，马上就拆穿了西洋镜!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声带长短、松紧各不相同，任何人的声音产生的声纹，都无法伪造和模仿。

在美国，现在已经采用“声纹图解法”来认定人的身份。比如，一个罪犯被捕之后，警方录制了他的声纹。后来，他潜逃了，改变了自己的容貌。然而，只要他开口说一句话，查出声纹与警方保存的那份声纹相同，便表明他就是乔装打扮的罪犯!

在制成指纹锁之后，科学家们正在试制“声纹锁”。声纹锁不像《天方夜谭》中那阿里巴巴用暗语开锁，而是用声纹开锁。声纹是无法模拟的。因此，只有主人对着声纹锁讲一句话，锁才会“应声而开”。

声纹锁将是既安全可靠又极为方便的现代化的科学锁。它的钥匙，就在你的喉头!

三、血型和破案

表带里的一星半点血迹

1978年10月28日上午11时，北京西城区小西天一位姓沈的医生家中起火。人们见火跑去抢救，发现沈医生已经被人杀死在家中，屋里溅着鲜血。

公安侦察人员经过多方侦察，终于查出了作案者李某，是一个曾经劳教过的罪犯，杀人抢劫，又纵火焚尸灭迹。

在审讯时，李犯拒不认罪。

公安人员从李犯所戴手表的坦克链表带，查出一星点血迹。经过化验，证明是“O”型血。

很巧，被害者是“O”型血，而李犯也是“O”型

公安人员又进一步采用超微量检验方法，查明表带的血是“OMn”血型，而死者是“OMn”血型，李犯则是“ON”血型。这一事实，有力地说明，李犯是杀死沈医生的凶手!尽管李犯在作案后洗掉了血衣。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表带里残存着沈医生的血。

在铁证面前，李犯不得不供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出，鉴定血型对于侦破疑案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

另一个典型案例，是曾经轰动北京的“225碎尸案”。

1979年2月25日8点06分，一列由北京开出的27次特快车抵达丹东车站。当旅客下车之后，列车员在6号车厢左前方第三格行李架上，发现一个手提包和行李包无人取走。列车长和乘警打开手提包检查，大吃一谅——包里竟是一个人的四肢!由于这碎尸是在2月25日发现的，便称为“225碎尸案”。

碎尸中的血经化验为B型血。

公安侦察人员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查出北京东郊某饮食服务店陈克浩和他已离婚的妻子刘敬芝有重大嫌疑。公安侦察人员通过秘密侦察，在刘敬芝住室的缝纫机卧斗下边，发现一滴喷溅的血迹。经化验是B型，与死者的血型相同，断定杀人现场是刘家。又经过其他方面的侦察证明陈、刘是杀人凶手，终于侦破这一重大疑难案件。

从这一案例中，也可以看出鉴定血型在破案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两个案例说明，不论是表带上的一星污血，还是缝纫机上的一滴血斑，都能成为侦破疑案的举足轻重的线索。

为什么血型化验与破案工作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这是因为罪犯要杀人、伤人，被害者会流血，鲜血溅在现场或罪犯身上，便可为破案提供线索。

血型，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呢?

揭开血的秘密

其实，在一百多年前，人们还不知道血型是怎么回事。由此，尽管柯南道尔本人当过医生，他在1886年4月写成的第一篇侦探小说《血字的研究》中，只提用鲜血写在墙上的字——RACHE，未提到血型。福尔摩斯只从血字的高度、笔迹等方面加以研究。如果当时知道化验血型，对于侦破血字的秘密会容易得多。

血，自古以来，人们对它充满神秘的感觉。

人们知道，一个人的血流尽了，人也就死了。于是，便认为“血液就是灵魂”，一旦血液流尽，就是“灵魂离开了躯壳”。

在那时候，人们以为，人的血都是一样的，甚至人血与动物血也是一样的。

在中世纪，欧洲的外科医生们为了抢救那些流血太多、濒临死亡的骑士，曾给他们输入马血或者羊血，结果没有救活一个骑士。

医生们面对一个个死去的骑士，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鲜红颜色的马血、羊血，不能挽救人的生命？

1666年，有人用羊做试验，把一只羊的血输入到另一只羊的体内，失败了好多次，终于有一次获得成功。

1667年，法国医生丹尼斯给一位垂死的16岁的贫血少年，输入小羊的血，结果少年死了。

这下子，丹尼斯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谴责，攻击他是“残暴的医生”。

1670年1月10日，法国国会通过了禁止输血的法律，以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

这么一来，人们对血液的研究，望而却步。

勇敢的披荆斩棘者，总还是有的。1819年，有人给一位垂危的病人输血，获得了成功。

这对外科医生们是莫大的鼓舞。然而，当他们继续用人血进行输血时，却连遭失败。于是，社会舆论又开始谴责输血试验。

血，看上去都是殷红殷红的，然而，这种神秘的红色液体却不能随便输来输去。直到1900年，美国生理学家郎特斯泰才终于揭开血的秘密。为此，他荣获了1930年的诺贝尔奖金。

四大血型

郎特斯泰发现，尽管人血看上去都是红色的，却分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分别命名为A型、B型、O型和AB型。郎特斯泰的这种血型分类法，称为“ABO系统”。

郎特斯泰把A型血与B型血混合在一起，血液就凝聚了。这，就是过去输血常遭失败的原因——不同血型的血混合在一起，常常会发生凝固(除O型血之外)。

郎特斯泰把同血型的血混合在一起，血液就不会发生凝聚。另外，如果把不同血型与O型血相混合，也不会凝聚。这，也就是1819年那次输血偶然获得成功的原因——那次输血者与被输血者的血型相同，或者输血者是O型。

这样，人们懂得了在输血前必须检验血型，只有同血型者才能输血。O型血者的血可以输给任何一种血型的人，称为“万能输血者”。

从那以后，各医院都普遍采用输血手术，挽救了许许多多因失血而生命垂危的人。

人们又进一步查明了血型的本质。

原来，血液是一个“大家庭”，由红血球、白血球、血清等许多“成员”组成的。红血球中含有凝集原。血型不同，是由于红血球中凝集原类型不同。A型血，就是红血球含有A凝集原；B型血，是指红血球含有B凝集原；AB型血，是指红血球中含有A、B两种凝集；O型血，则在红血球中既不含A凝集原，也不含B凝集原。

每个人都只有一种血型，终生不变。然而，也有个别例外的。比如，在1982年，上海中心血站在鉴定献血者的血液血型时，发现一个罕见的混合血型的人。这位献血者的血液中，63％的红细胞是O型，而37％的红细胞是B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凡是混合血型的人，必定是双胞胎之一。这种双胞胎，还必须是双卵双胞胎。双胞胎有两种：一种是同一受精卵子一分为二，叫“同卵双胞”；一种是两个卵子同时受精，叫“双卵双胞”或“异卵双胞”。同卵双胞的血型是相同的。双卵双胞的血型未必相同。具有不同血型的双卵双胞的血，有的在娘胎里便通过胎盘互相沟通，产生了免疫反应。出生后，成为混合血型的人。

具有混合血型的人很少。上海发现的这个混合血型的人，是我国第一例。后来，上海又发现这样混合血型的人。现在，全世界总共只发现过20多个混合血型的人。

在我国，汉族中以O型最多，约占30-40％；A型占24-31％；B型占26-32％；AB型最少，只占6-10％。在英国，A型的人比B型的多一倍。

血型的分类方法非常多，郎特斯泰的“ABO系统”只是其中最常用的一种。其中同一血型，还可以细分为许多亚型，比如A1、A2、A3、A4、A5以及Ax等亚型。

除了“ABo系统”之外，用红细胞划分血型的还有14种系统，如“MNS系统”、“P系统”、“Rh系统”等等。

另外，还可以根据血液中白细胞、血小板、血浆等血液成分的抗原的不同，划分各种血型。

人们还进一步研究了动物的血液，发现动物的血型也很复杂。例如，狗的血型有5种，猫的血型有6种，羊的血型为9种，马的血型为9-10种，猪的血型有15种，牛的血型达40种以上。

不论是人，还是动物，血型是终身不变的。由于每个人的血型是不变的，所以也成为破案的依据之一。

血型的鉴定

也许你会问，血型是怎样鉴定的呢?

其实，鉴定血型的方法，并不太复杂。

在验血的时候可以看到，穿着白大褂的大夫在一块狭长的玻璃片两端，各滴上一滴液体。然后，用针刺破你的耳垂或指尖，{奇书手机电子书网}取出一丁点儿血液，分别加入这两滴液体之中。大约过5分钟，大夫就查出你的血型了。

那两滴液体是什么呢?它们分别是A型血清与B型血清。原来，除了红血球含有凝集原之外，在血清中还含有一种抗凝集素。A型血清能使含有B型凝集原的血液(即包括B型与AB型)凝聚；B型血清能使含有A型凝集原的血液(即包括A型与AB型)凝聚。

如果玻璃片左面为A型血清，右面为B型血清。

根据以下原则，就能准确地查明你的血型。

1、左、右都不凝，是O型；

2、右凝左不凝，是A型；

3、右不凝左凝，是B型；

4、左右都凝，是AB型。

为什么左、右都不凝聚，会是O型呢?这是因为O型血的红血球中，既不含A凝集原，又不含B凝集原，当然不会使A、B型血清凝聚了。

为什么左、右都凝聚，会是AB型呢?这是因为AB型血的红血球中，既含有A凝集原，又含有B凝集原，当然会使A、B型血清都凝聚。

从这里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公安人员从手表带上的一层污血、缝纫机上的一滴血斑，便可以查出血型。只不过“白衣侦探”们所用的化验技术更加精巧、更加灵敏罢了。

查出假儿子

查明血型、除了能够帮助确定凶手之外，在破案中还另有妙用。

在美国匹兹堡，一个百万富翁年事已高，他的独生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踪，财产无人继承，引起别人的注意。在富翁即将病死之际，有人自称是他的亲生子，远道归来。富翁已经口不能语，不久便死去。此人便要求继承遗产，并且煞有介事地向别人陈述了家庭往事及别后情景。

此人引起了警察的怀疑，只查了一下他们的血型，就轻简易举地否定了他是富翁的独生子。

检查结果是：富翁的血是A型，富翁已故妻子的血也是A型，而“独生于”的血是B型。

为什么此人不可能是富翁的独生子呢?

原来，根据血型学的研究，父母的血型与子女的血型，只能存在以下关系：

table

父母血型

子女血型

O×O

O

A×A

A或O

B×B

B或O

A×B

A、B、AB、O

A×AB

A、B、AB

B×AB

AB×AB

O×AB

A或B

根据以上表格，可以否定那些血型不符的“假子女”。

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也是从“血”型中提出了“疑”问：父亲大岛茂教授的血是AB型的，妻子敏江的血是O型的。从上面表格中可以查出，他们的子女的血型，只可能是A型或者B型。然而，他们的女儿幸子的血却是AB型的。这清楚地说明，幸子不可能是大岛茂和敏江的亲生女儿。关于幸子的身世的疑问，也就由此产生了。

当然，以上表格只能否定那些血型不符的“假子女”。如果假冒者的血型正好符合表格，那还要用其他方法进一步鉴定。

从1981年3月起，上海市中心血站开始办理“亲子鉴定”业务，受到了司法部门的欢迎。

要进行“亲子鉴定”的案件是很多的：两个产妇在同一家医院里，同时生下了孩子。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而且嘴唇当中裂开，成了兔唇。两个产妇都说自己生的是男孩。究竟谁是谁非?她们不听医生、护士的证明，没办法，只好求助于科学，进行“亲子鉴定”。

还有一些私生子，司法机关要查明究竟谁是生父，涉及种种复杂的案件。怎么办?也求助于“亲子鉴定”，请现代科学来断案。

在1958年，法国科学家道善才发现了人体血液中白细胞的血型抗原。他和美国科学家露丝潘、荷兰科学家范路特共同合作，对白细胞的血型进行分类。白细胞血型，称为HLA。现在，科学家们已经确定92种白细胞血型抗原。

鉴定父母和子女的白细胞血型，可以断定是否亲生子女。其中的科学根据是子女的白细胞血型，一半来自父亲，另一半来自母亲。这种明确无误的遗传特点，用来进行“亲子鉴定”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为92种白细胞抗原，可以形成上亿种不同白细胞血型。现在，世界上除了同卵双胞胎之外，还没有发现白细胞血型完全相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白细胞血型也成了人的“生理图章”，被人们称为“私有血型”。既然每个人的白细胞血型各异，而子女的白细胞血型又是从父母双方遗传；因此，查验白细胞血型，当然可以极为准确地判定是否亲生。

我国从1974年起，开始研究白细胞血型。现在，运用白细胞血型进行“亲子鉴定”，仿佛一位“铁包公”似的，公正无私地解决了许多疑案、难案。

白细胞血型是鉴定亲子的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可供参考：

指纹——亲子、兄弟之间的指纹，尽管不同，但大体相似。1923年，一位挪威科学家首创“指纹认亲”。虽说“指纹认亲”不足以百分之百地准确判断，但是也很有参考价值。

眼睛虹膜颜色——只有父母都是蓝眼珠(或者父母之中有一方是蓝眼珠，另一方虽不是蓝眼珠，但上一代中有一方是蓝眼珠)子女的眼珠才会是蓝色的。

耳垢——耳垢分为干湿两种。父母之中有一方是湿耳垢，子女必定是湿耳垢。

植物的血型

在日本，曾发生一桩拖延了很久未能侦破的案件。

一个妇女在夜间死于卧室，鲜血染红了床铺。她，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

从现场没有搏斗迹象等等来判断，似乎是自杀。

然而，血型的鉴定结果，却又表明可能是他杀。因为死者的血型为O型，而枕上的血迹为AB型，这表明可能有AB型的凶手作案。凶手是谁?久久无从判断。

日本警察科学研究所第二研究室主任山本茂过问此案。他从现场取来那个枕头，仔细捉摸。枕头芯内装有荞麦皮。

山本茂把荞麦皮进行化验。他吃惊地发现：养麦皮属AB型!

这就是说，植物也含有血型物质，也有血型!这是血型学上空前未有的发现。

其实，这并不奇怪。血型物质的化学成分为一种特殊的糖类，不光人身上有，植物也有，因此植物同样有血型。

山本茂深入地进行研究。他发现，苹果、南瓜、草莓、山茶为O型，珊瑚树为B型，葡萄、李子、单叶枫为AB型。他调查了500多种植物，逐一查明了它们的血型。他始终没有发现A型的植物。

山本茂提出，今后可以采用一些植物的血清，用作血型鉴定。

他的发现还提醒侦察人员：在现场提取血迹时，一定要注意不能混入植物的叶、花、皮之类。特别是侦察发生在公园、山野、森林、河边的案件，尤其要注意。

由于植物血型的发现，使刚才提及的那个案件排除了他杀的疑虑。警方作出结论那个妇女死于自杀。

科学的发展，不断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人们过去一直以为人的血型终生不变，如今也出现了意外的事例，证明人的血型可以改变!

最近科学家们发现，有的白血病患者到了晚期，血型竟然消失，查不出属于什么血型。有的结肠癌、直肠癌患者到了晚期。体内产生B血型物质，结果使本来是O型的变成B型，本来是A型的变成AB型。

美国纽约血液中心所属金伯尔研究生化实验室主任杰克·戈德斯坦恩，不久前发现，在人的血液中加入绿咖啡豆的酶，可以使B型血变成O型血!

这又是血型学研究中的重要的新信息。戈德斯坦恩指出了这一研究的光辉前景：“将来，人们可以有效地改变血型的话，那么，血库就一定会象变魔术一样，信手提供医疗所需要的任何的血液。”

四、头发断奇案

拿破仑与牛顿之死

给古人断案，是一件颇为有趣的事情。

就拿一世枭雄——法国军队统帅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来说，他于1815年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捕，被流放在圣赫勒拿岛。1921年5月5日下午5点40分，年仅52岁的拿破仑死于该岛。

关于拿破仑之死，一直是个谜。

据美国《百科全书》记载，拿破仑是死于胃病。

新版《辞海》则说拿破仑“病死”。死于什么病，未加说明。

在法国，有人说拿破仑死于癌症。因为他的父亲在40岁时患癌症离开人世，也许癌症会遗传。

也有人说拿破仑在进攻埃及和叙利亚的时候，得了一种热带病，后来死于此病。

还有人则说，拿破仑是在圣赫勒拿岛上被人毒死的……。

拿破仑之死，直到最近才查清。也许使你感到奇怪，查出拿破仑之死的线索，竟是他的头发!

拿破仑的头发是哪里得来的呢?

原来，这位不可一世的统帅死后，人们想保存他的遗容，以作永久的纪念。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摄影术，人们就往拿破仑的脸上抹石膏，制成脸部模型。在制模型前，把他的头发剃光，以免头发把石膏粘连。一位拿破仑的侍从悄悄地取了一绺拿破仑的头发，留作纪念。

这绺头发就这样传了下来。

在拿破仑死后134年，即1955年，在瑞典的哥德堡，一位名叫斯坦·福肖富德的牙科医师，下决心查明拿破仑的死因。他已经50多岁了，对于毒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非常仔细地阅读着那位留存拿破仑头发的侍从所写的回忆录。然而，要想查明一百多年前发生的案件，谈何容易。

天无绝人之路。1957年11月，福肖富德在哥德堡的图书馆里，在《分析化学》杂志上读到一篇新奇的论文——用一根头发就能分析出头发中的砒霜含量。论文的作者是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法医系的汉密尔顿·史密斯博士。

福肖富德立即给作者去信。3年后，他又专程去巴黎，向拿破仑侍从的后裔索取拿破仑的头发……。

福肖富德经过23年的努力，用现代技术鉴定了拿破仑头发的化学成分。他发现，越是接近头发根部，其中所含的砷越多。

在一般人的头发中，含砷量极低。砷是有毒的化学元素，它的化合物——三氧化二砷，便是砒霜。砒霜是剧烈的毒药。拿破仑的头发，越是接近根部含砷量越多，比正常人头发中的含砷量大40多倍。这正证明了他是被人用砒霜毒死的。

就这样，在1978年，福肖富德用拿破仑遗留的头发，侦破了157年前一桩重大案件。

同样，人们用头发还查明了著名英国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的死因。

牛顿从1692年起，就患有失眠、健忘、消化不良、忧郁等病症。

然而，牛顿为什么会患病?众说纷坛。

有人说他是因为写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积劳成疾。

有人说他是因为母亲病逝，过度伤感。

有人说他的实验室有一次不慎起火，烧毁了他的手稿，使他受了莫大的刺激……。

很巧，牛顿死后，牛顿的侄女曾剪下他的两绺头发，作为纪念。

1979年，英国普敦大学的斯帕戈和奥尔德马斯顿科学研究中心的庞兹合作，从牛顿的两绺头发中各取两根进行化验，查出其中含有高浓度的铅、锑、汞、砷等有毒物质。

他们又查阅了牛顿的实验记录本，发现其中有108处记载着牛顿用口尝化学药品的味道。另外，在牛顿实验室中，常常用敞口容器装着铅、砷、锑、汞之类化合物进行加热。这样，有毒物质便从口、鼻不断进入牛顿体内，使牛顿中毒。

人们终于从牛顿的头发查明了254年前他的死因——化学物质中毒。

头发能够用来侦破疑案，于是，也就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

头发的科学

据统计，一个人的头发，大约有10万至14万根左右。中国人头发的平均数约为10.8万根。一般来说，每天大约脱落60根。公安侦察人员在现场，往往很注意那些细小的落发。

人们的头发颜色不同。黄种人、黑种人的头发大都是黑色的，白种人的头发则以金黄色居多。头发的颜色不同，是由于其中所含的色素不同所造成的。

天然的发形有3种：直发、波发和卷发。一般来说，黄种人的头发大都是直发，白种人以波发为多，黑人大都是卷发。

一般来说，头发每天大约长0.4毫米，头发的生长期大约为2～7年，寿命短的只几个月，长的可达6～7年，平均寿命为2～4年。

由于头发的寿命不算太长，所以头发的长度总是有限的，长到一定限度，便脱落了。也有人例外。比如，日本东京都的山崎弘子，从小学四年级起就没有剪过头发。到35岁，她的头发竟然长达2．32米，成为“世界之最”。

头发的化学成份是角蛋白质，十分耐腐蚀。正因为这样，人的尸体会很快腐烂，而头发能够保存一段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头发是人体排除矿质元素的途径之一。在头发中，大约含有40多种化学元素，其中有20多种与人的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头发中的含镉量偏高，意味着这个人是一个烟瘾很大的人。

患多尿症的孩子，头发中含铬量偏低。

患精神分裂症者，头发中镉和锰的含量很低，而铝和铁的含量偏高。

营养不良的孩子，头发中含锌量偏低。

人们常说“窥一斑识全豹”。如今可以说“察一发知全身。”公安侦察人员从一根头发中。可以推测出一个人的某些特征；医生则用头发作为诊断疾病的依据之一。

科学家们发现。城市居民头发中的含铅量比农村居民高，而公路沿线的居民头发中含铅量是最高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所用的汽油中，一般含有防爆剂四乙基铅，汽车排出的废气中含有较多的铅化合物，因此，造成“铅污染”。这么一来，头发还成为科学家们研究环境污染问题的资料哩!

科学家们还发现，在他们到南极考察之后，头发中的汞、锌、铜、锑、铅、砷等元素的含量都降低了，回国后过了半年，这些元素的含量重新回升。这充分说明，南极是比较“干净”的。

我国的科学家曾经对全国各地数万人的头发含硒量进行调查。他们在黑龙江省富裕县的一个乡发现，这个乡所属的十几个镇中，唯有一个镇没有发现克山病，其余的镇都发现有十分严重的克山病。经过头发取样分析表明，那个镇没有克山病的农民，头发中含硒量比其他镇患有克山病的农民高出一倍。为什么呢?原来，那个大队有一个盛产鲜鱼的水泡子，农民们每年吃鱼200斤。鱼中含硒多，于是农民们头发中的硒含量也多。吃鱼多，对于防治克山病有明显的作用。

科学家们在一些小镇调查，小镇上杂居着职工户和农业户，他们头发中的含硒量明显不同。为什么呢?原来职工户吃商品粮，粮食从外地调来；农业户吃自产粮，粮食来自本地。外地与本地土壤中含硒量不同，造成粮食中含硒量不同，也就造成食用者头发中含硒量不同。

公安人员十分注意科学家们的这些调查结果。在侦破案件时，在现场找到作案者的头发，检查头发中的含硒量，往往可以从中判断作案者的居住地特点、饮食情况等。

从头发中，还可以断定是否吸毒(如吸海洛因等毒品)。根据毒品在头发中的位置，按头发的生长速度推算，可以算出吸毒的时间!

有趣的是，从一根头发，甚至还可以判断性别以至种族。例如，据测定，女人头发中含有的锰和镍，一般是男人的3倍和1倍。另外，据测定，意大利人头发中所含的铁和镍，则要比中国人高20倍到40倍。很自然，头发所透露的这些“秘密”，使公安人员很感兴趣。

也许你会问，头发那么细微，其中所含的某些元素又是那么稀少，怎样测定它们的含量呢?

这要请现代化技术“中子活化分析”、“能量色散X荧光分析”，以及本书开头提到的“质子激发X射线分析法”等。

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中子活化分析的原理。把头发用中子照射，这样，就会使头发中的元素具有放射性。不同的元素射出的两种射线(也就是r射线)的能量不同。因此，只要用仪器测量丙种射线的能量，就可以推算出头发中含有什么元素，含量多少。

这种中子活化分析法，又快又灵敏，能够测量出一百亿分之一克的元素。在头发中，有的化学元素的含量，只有百万分之一至亿万分之一，用中子活化分析法也能准确地测量出来。

在现代化技术的帮助下，人们终于查清了隐藏在头发之中的“微量元素谱”。

西汉女尸的头发

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发现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女尸，轰动了全世界。

一个外国科研机构愿以高价购买西汉女尸的一根头发，我国有关部门没有同意，因为这具女尸是我国国宝，不能作为商品来出售。

外国科研机构为什么要以高价购买西汉女尸的一根头发呢?原来，他们想用这根头发来鉴定西汉女尸的血型。他们以为按照当时中国的科学水平，无法进行这样的鉴定。因此，如果他们查出了西汉女尸的血型，将会使全世界震惊!

然而，不久，从中国传出令人惊讶的消息：经过中国科学家的鉴定，西汉女尸的血型为A型。

用一根头发，怎能查出2千多年前古尸的血型呢?

原来，头发中，也含有血型物质，可以用来鉴定血型。这种血型物质存在于头发的髓腔中，外面被角质蛋白紧紧包裹着，因此虽经千年，血型物质仍然完好。

科学家们把女尸的一根头发洗净，敲扁，剪碎，使髓腔中的血型物质暴露出来，然后用特殊的化验方法查出了古尸的血型。

用头发可以查出2千多年前古尸的血型，当然也能用来检查现代人的血型。

用头发检查血型，这对于破案工作来说，多么需要。这样一来，在现场即使没有留下罪犯的血迹，只消找到一根罪犯掉落的头发，便可以查明罪犯的血型。在发生搏斗的时候，掉落几根头发，是常有的事情。

如今，我国各地公安部门已经能够用头发查出血型，并已在破案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头发之外，用眉毛、鼻毛、胡子、腋毛之类，同样可以查出血型。

小小的头发，现在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世界上，已有13个国家建立专门的实验室，从事头发科学的研究。

1978年10月，在美国的佐治亚州召开了第二次国际人发研究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许多代表是法医。有人在会议上提出，随着人发研究的迅速进展，从一根头发可以断定主人的性别、大致年龄、人种、居住地环境、营养状况、嗜好、饮食特点，还能判断是否从事某些特殊的职业以及居住地受污染的情况。

小小头发，已经成为破案的重要物证。现在，在侦察现场时，公安人员都十分注意搜寻遗落在现场的作案者的毛发。

有一次，某地发生了一起凶杀案。当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凶手早已逃走现场只留下凶手的一顶帽子。公安人员仔细审视那顶帽子，找到两根头发。在显微镜下，发觉头发的截断处的锐角较新，便断定凶手理发不久。于是，在刚理发的人群中搜寻，使侦察范围缩小，终于查到了凶手。

又有一次，在现场找到作案者的头发，用紫外线灯照射，发出明显的荧光。公安人员知道，一般的头发在紧外光下会显示出明亮、蓝色、有光泽的边缘。那根头发显然不同于众——它是用人工染色的。这样，一下子也使侦查范围缩小，把注意力集中于染发的嫌疑者，很快便使案情水落石出，逮住了作案者。

一点也不假，头发断奇案!

五、跟踪追击

“脚印专家”

1978年9月，在山西怀仁县发生了一桩无头案：城外的玉米地里，发现一具女尸。从尸体上满是鲜血以及尸体旁有两块沾满血迹的大石头判断，这个妇女是被谋杀。凶手是谁呢?在现场上留下一行脚印。

公安局请来了“脚印专家”来破案。

“脚印专家”仔细观察了脚印，作出了如下判断：

“这个罪犯是个25岁左右的男人，身高1米7，不胖不瘦。从脚印的走向来看，他朝南窑村走去。”

公安人员按照“脚印专家”的判断，从南窑村查出13个25岁左右，身高1米7，不胖不瘦的男青年。然后在这13个青年中逐一分析，其中有一个青年嫌疑最大。经过进一步调查取证，证明这个男青年确实就是罪犯。

这个“脚印专家”是谁呢?

原来，他是内蒙达拉特旗的一位老猎人。他常年在草原上打猎，熟悉各种脚印。他能够从野兽的脚印中判断出是什么野兽，是公是母，体重多少，什么时候走过。正因为这样，人们称誉他为“脚印专家”。

脚印，也是破案的一条重要线索。不仅是在泥地里会留下脚印，在打蜡地板上也会留下脚印。只消逆光观察，便可清晰地看见打蜡地板上的脚印。

“脚印专家”根据脚印的大小，能够推测出罪犯的身高，这是符合科学的。科学家们测量了许多人的身高和脚印长度之后，得出了从脚印长度推算身高的公式：

身高(厘米)＝脚印长度(厘米)×6.876

在泥地里，体重越重的人，脚印越深。那位“脚印专家”知道自己的体重，他在犯罪者脚印旁站了一下，把自己脚印深度与犯罪者脚印深度相比，可以估计出罪犯的体重，也就可以推测出罪犯的胖瘦了。

根据一系列的脚印、足迹，可以大致判断罪犯的年龄：

少年罪犯步子短，脚印瘦小，脚印之间的距离往往不规则，步行的路线往往弯曲。

青年罪犯往往脚印大，步子跨得大，脚印之间的距离均匀，走直线。

中年罪犯走路稳、慢，脚印间的距离变短。老年罪犯的步幅变得更短，足迹中脚后跟的压力比脚掌重。

步伐很乱，脚印间距离不匀，说明罪犯可能精疲力尽，或者已经受了伤。

脚印的后跟凹印很深，前掌浅，说明走路的人挺胸收腹，身子比较直。

仔细研究罪犯的脚印，还能判断作案的时间。

比如，午夜，下了一场雨。脚印上有许多麻点，说明是雨前留下的。麻点少而浅，说明是在雨快住了的时候留下的。脚印光滑，没有麻点，那无疑是雨后留下的。

夏秋之夜，上半夜留下的脚印，上面往往有昆虫爬过的痕迹。下半夜留下的脚印，由于地面比较潮，泥土易碎裂，脚印的边缘往往不很清楚。

根据脚印，可以追踪罪犯，这叫“步法追踪”。

1974年4月，一个上午，内蒙某地工厂的财会室被撬，在现场找到罪犯的胶鞋印。公安人员沿脚印追踪，一口气追了12华里，追到一个院子，罪犯正在吃午饭呢，地上放着那双胶鞋。罪犯当场被捕，在他家查出了赃款。从追踪到破案，只花了3小时。

有时，跟随脚印追踪，当地面变硬，脚印就会消失。这时，公安人员就要分为几路，继续往前搜索。当在前面又发现脚印，便可重新集中力量沿着脚印继续搜寻。

平常所说的脚印，一般就是指鞋印。

不同的鞋子，鞋底的形状、花纹不同，有时也能为破案提供线索。

有一年，在北京发生了一桩杀人盗窃案。公安人员拍摄了现场鞋印照片，确定凶手所穿的是皮鞋。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凶手右脚鞋底花纹磨损比左鞋重。

这是为什么呢?

公安人员认为可能与凶手的职业有关——经常用右鞋。

他们抓住这“蛛丝马迹”，分析哪些职业的人经常用右鞋。后来，根据这一线索，终于查出凶手——他是火车副司机，经常用右脚踩刹车器，所以右鞋底的花纹比左鞋底的花纹磨损厉害。

警犬的嗅觉

一年冬天，在北京的一家旅店里发生了盗窃案，营业员被罪犯砍伤，钱被抢走。

罪犯在哪里?

现场，只有罪犯在慌忙之中丢下的一顶呢帽。

公安侦察人员带来了警犬。警犬用鼻子嗅了嗅呢帽，然后，就跑到旅店的一个房间里，扑在一个旅客身上。公安人员马上抓到了这个旅客。经搜查，查出了凶器和赃物。这一案件在警犬的帮助下，只花了几分钟就侦破了。

还曾发生过这样的案件：

夜9点多，一个壮年男子叩开了某村一位孤老太的门，说是长途汽车末班车过了，无法坐车回去，眼下人生地不熟，无处栖身，恳求借宿一夜。善良的老大娘答应了，让壮汉在她家一间草屋里过夜。

一早，老大娘醒来，发觉床上的两麻袋大米不见了，而睡在隔壁的壮汉也无踪影。

老大娘赶紧去报案。公安人员带着警犬来了。警犬闻了闻草屋里那窃贼的气味沿途追踪，一直追到长途汽车站。

公安人员带警犬上了车。长途汽车每靠一站，警犬就下车搜索一番。

到了第七个站头，警犬下车后大声吠叫。公安人员一听就知道，警犬发现线索了。于是离开了长途汽车，走出车站。警犬不断地嗅着，奔着，来到一间农舍前。

一个壮汉慌张地开了门。他正要辨解，警犬已经在屋里找到那两袋大米了。

警犬，是破案的好助手。在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警察局，都训养警犬。西班牙专门办了警犬训练学校。我国北京、上海、内蒙等地的许多公安局，都设有警犬队。

世界上的狗有很多种。并不是所有的狗都能训练为警犬的。最适宜担任警犬的是狼种犬。

警犬，必须忠实、勇敢、机灵，特别嗅觉要灵敏。如今，最常用作警犬的是德国牧羊犬和道薄门大(礻乃)犬。

狗的视力不算太好，甚至比人还差一点，看不清300米远的目标。狗能够帮助人们破案，主要靠灵敏的嗅觉。

不信，你去访问警犬队。警犬训练员可以当场给你做一个试验：你把手提包交给警犬训练员，让警犬闻一会儿，然后你跑到偏僻处，把手提包藏好，再回到原地。这时警犬训练员大喊一声“上”!那警犬听到命令，象离弦之箭般朝前飞奔。没一会儿，警犬嘴里会衔着你藏的手提包跑过来。

警犬能够迎风嗅出二、三百米以外人的气味，甚至还能闻出埋在地下几米深的尸体!

警犬的鼻子，非常灵敏，它的灵敏度比人高600多倍。据说用嗅觉测量法测定，实际上它可比人的嗅觉高100万倍。警犬能够辨别100多万种物质的不同气味。

人的鼻子能够闻出气味，是靠上鼻道粘膜部分中的嗅觉细胞。据统计，人鼻中大约有500万个嗅觉细胞，分布面积为5平方厘米。然而，在狗鼻子中，嗅觉细胞多达2亿2千万个，分布面积达150平方厘米。所以狗的嗅觉比人的嗅觉灵敏多了。

警犬凭借它灵敏的嗅觉，追踪逃犯。有一次，某处森林里发生大火，在现场只找到纵火犯遗失的香烟盒。警犬闻了香烟盒的气味之后，沿着气味追踪，追了12小时，终于发现了纵火犯。

警犬的听觉也很灵敏，它能够听见几十米外伏在草地里的人的声响。它可以把每分钟节拍100次和96次的不同声音区别开来。灵敏的听觉，使警犬在追踪时能够迅速发现目标。

用警犬追踪逃犯，在农村、森林、草原上效果较好。在城市里，人太多了，气味太杂，效果就差一些。

狼种犬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才能成为优秀的警犬。

训练人员的工作，艰苦、细致而又耐心。

训练必须从小开始。狗的“年龄”到了12—14个月，就要开始“上学”，接受警犬业务训练。

警犬的训练科目分两种：基本科目和使用科目。只有基本科目训练“毕业”之后，才能按照“专业”的不同，进一步训练使用课目。

基本课目是要求警犬能够按照主人的命令，准确地完成坐、卧、过来、衔、吐、吠等动作。

此外，还要训练警犬的特殊习惯——只认一个主人，只服从一个主人的命令。警犬只吃这个主人给它的食物。倘若别人“奖赏”它，它不仅不“感恩”，反而扑上去咬他!这样的特殊习惯对于侦察工作是很重要的，使警犬不被敌人所指挥，也不会因贪嘴而吃下有毒的食物。

专业科目的训练，使警犬“专业化”，有的擅长跟踪，有的擅长搜索……。比如，接受侦察爆炸物专业训练的警犬，要求是很高的——它光是能够闻出爆炸物(如炸药、定时炸弹等)还远远不够。它一发现爆炸物的气味，必须懂得立即走开，在离目标不远处坐了下来，等候主人的到来。未经这种专业训练的警犬，一闻到爆炸物气味，马上扑过去，往往触动爆炸物，引起爆炸，使它和主人一起殒命。

如今，海关人员也训练警犬，用它来检查进出口的物品。用警犬检查，半小时可检查500多件，一有毒品气味，它就吠叫不已。据说，警犬能搜出13种爆炸物和毒品。

有趣的是，在云南某边防哨所，还用警犬当“采购员”呢!这是因为哨所位于深山之中，战士们买生活用品要跑几十里山路。后来，一位战士带着一条名叫“飞熊”的警犬到供销社去，让它闻了闻售货员老张，从此“飞熊”便“认识”了老张。战士们要买什么东西，把写好的字条，和钱一起包好，系在“飞熊”的脖子上。“飞熊”来到供销社，从老张那里背回战士们所需要的东西。

更为有趣的是，美国最近训练老鼠来当“警鼠”。警察把警鼠装在铁丝笼中，放在海关的进出口。如有旅客携带爆炸品，警鼠在笼内乱蹦乱跳起来，警察马上就对那个旅客进行搜查。

电子警犬

不过，用警犬追踪，只能在案件发生后不久马上进行。时间长了，风吹雨打，罪犯留下的气味散失了，警犬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可得请“白衣侦探”帮忙了。

俄罗斯西伯利亚的一个仓库，在夜间被窃，盗贼早已溜掉。警察们用警犬追踪，追了一会儿，进入闹市，人多味杂，警犬“迷途”了。无法继续追踪。

警察回到仓库，看到那里有一个毡靴印，很显然是盗贼留下来的。

警察拿出注射针，把针头挨近靴印凹坑，把活塞朝上一拉，空气就被抽进去了，然后，再把注射器中的空气注进一只抽成真空的玻璃瓶中，保存起来。

过了好久，才抓到一个嫌疑犯。警察让誓犬闻了一下那“贮藏”在小瓶中的气味，警犬马上扑到嫌疑犯身上。警察明白了，那人就是盗贼。

用警犬追踪，有一个缺点——警犬太醒目了，容易招惹罪犯注意。‘

人们在着手试制“电子警犬”。电子警犬中装有微型吸气泵和气敏半导体。吸气泵不断吸气，气体流经气敏半导体。气敏半导体是一种对气味敏感的半导体，在某些气味的作用下，它的电阻会产生变化。人们测量它的电阻变化，就可以知道它是不是“闻”到气味，还可以知道气味的浓度。

电子警犬是个小方盒。一旦发现敌情，它会发出轻微的嘟嘟声，或者闪亮小红灯。这样，它不象警犬那样醒目，容易隐蔽。

电子警犬的嗅觉比警犬还灵敏，但是分辨气味的本领不如警犬。目前，还处于试制阶段。

六、在特殊的光线下

激光查出“潜脚印”

案件发生在英国一家高级宾馆，一位外国旅游者放在柜子里的钱财被盗了。

偷窃者是谁?

除了柜门被撬之外，现场没有留下作案者的痕迹。

有没有留下作案者的脚印呢?

房间里铺着地毯。很糟糕，地毯上看不见脚印。

警察们来了，用激光照射柜子前的地毯，拍摄照片。洗印后，照片上出现清晰的鞋印!

以这个鞋印为线索，警察终于查明，作案者原来是宾馆里的一位招待员!

1960年，世界上出现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这新生的科学婴儿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如今已经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中的巨人。激光广泛地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方面，也与侦破技术结下不解之缘。前面提到的“激光显示指纹”，便是“激光侦探”的神通之一。能够显示地毯上的“潜脚印”，也是它的独特本领。

对于侦破凶杀案件来说，确定被害者的死亡时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从死亡时间往往可以推算出作案时间。

过去，公安人员主要靠测定尸温来确定死亡时间，因为人死了以后，体温渐渐降低。死亡时间越长，尸温越低。不过，尸体温度的降低速度跟环境、季节很有关系：在旷野上比房间降得决，有风比无风时降得快，冬天比夏天降得快，穿棉衣比穿背心降得快，瘦子比胖子降得快……。因此，通过测定尸温确定的死亡时间，只能是大概如此，不大精确。一般来说，成年人的尸体，在通常室温下(16-18℃)，死后10小时内，平均每小时体温下降1℃左右。

一位日本科学家发现，人死之后，眼睛本来清澈透明的角膜，会慢慢变得混浊。死亡时间越长，角膜的混浊越厉害。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角膜透明度减弱的速度是相同的。因此，角膜仿佛成了一只秒表，可以用来精确测定死亡时间。

怎么确定呢?

请激光帮忙!

激光的亮度高，方向性好。用它照射在从人眼上取下的角膜，在角膜下面放置对光很敏感的光电管。角膜越浑浊，透过去的激光强度越差。通过测量，从事先编好的对照表上，可以十分准确地判定死亡时间，误差在一小时之内。测量时，一般用稳定性较好的氦—氖激光器。

在公安战线上，激光还有种种妙用。

人们制成了激光枪。这种枪不会使人致命。当罪犯逃跑时，公安人员用激光枪射击。高强度的激光束，可以烧焦罪犯皮肤，留下黄豆大小、一时无法洗去的“印记”，给追捕带来莫大的方便。

激光传真机又是各地公安部门必不可少的设备。它能迅速、清晰地把罪犯的照片、指纹、脚印之类图像，传到各地，布下天罗地网。用激光传真机传真，从北京传到广州，花5分钟就够了，而普通的传真机要花5—7分钟。在“兵贵神速”的公安战线，争取时间是何等重要!

裤脚翻边里的铁珠

在一个办公室里，发生了保险箱被盗的案件。

作案者竟把整个保险箱搬走了!

很显然，如果不是合伙作案，那么作案者一定是个身体健壮、力气很大的人，而且很可能会驾驶汽车，把保险箱放到车上运走。

从现场分析看，这是单人作的案，而且，作案者十分狡诈，戴着手套，没有留下指纹；仅留下穿一双普通的男式42码解放胶鞋的脚印。但是，单有这一线索是无法破案的。

过了几天，过路人发现某公路边的一条河里，河水混浊，以为有人跳河，经打捞，捞上来的竟是那只被盗的保险箱!保险箱已被熔割切开，箱内已空无所有。显然，作案者驾驶着汽车来到这儿，把空的保险箱扔进河里，扬长而去。

经过仔细侦查，初步有了眉目。嫌疑犯是一个青工、货车司机。但是，要逮捕他，还缺乏证据。

乘青工外出，公安人员检查了他晾在院子里的一条长裤。裤脚管上有好几个小洞洞，说明可能是用气焊枪烧割保险箱时，火花溅到裤子上烧的。不过，光是几个小洞洞，还不能作为罪证，说不定他是在切割别的东西时烧的，也可能是抽烟不小心烧的。

公安人员在青工长裤裤脚翻边里，找到几颗比圆珠笔尖的小圆珠还小的金属熔球，如获至宝地带了回去。他们用激光显微光谱仪对熔珠进行光谱分析。

激光显微谱仪是用激光作为激发光源，通过透镜聚焦，把激光集中在极小的区域内，直径只有十至几十微米(普通头发的直径约为70微米)。激光本身具有能量高度集中、方向性好等特点，经聚集后，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约万分之一秒(即零点一毫秒)内，使样品表面的温度升到摄氏一万度左右。在这样高的温度下，样品气化，成为等离子体蒸汽，全激发光。经光谱分析，便可判定样品的化学成分。

激光显微光谱分析法灵敏而准确，对样品的损伤极微。现在，常用于文物分析。例如，1965年在湖北发掘到极为珍贵的越王勾践剑。为了揭开这把宝剑经2千多个春秋而不锈之谜，我国考古工作者就用激光显微光谱仪对它进行光谱分析，查明古剑不锈，是由于含有大量的铜、锡以及少量的镁、锰、钛等元素。经分析后，古剑仍完好如旧。

这一次，用激光显微光谱仪分析金属小熔珠，也获得重要结果：它的化学成分与保险箱一致!

令人不解的是，小熔珠中多了一种元素——钛。

为什么呢?公安人员进一步调查，弄清楚保险箱表面的颜料中，含有二氧化钛。也就是说，小熔珠里的钛，来自保险箱表层的颜料。

罪证确凿，青工被捕了。公安人员从他家中，搜出了赃物。

那位青工万万没想到，残留在裤脚翻边里的几颗小熔珠，竟然使他露了马脚!

借助于激光显微光谱仪，还曾侦破另一桩案件。

在某市近郊，司机违章快速行车，撞死一个行人。司机驾车逃跑了。

有人目击这一案件，把肇事汽车号码报告公安局。

司机被拘捕了。可是他百般抵赖，不肯认罪。

公安人员在死者身上，找到撞车时掉落的一星油漆。于是，用激光显微光谱仪测定油漆化学成分，结果表明与那辆肇事汽车的油漆化学成分完全一样。

在现代科学面前，在铁证面前，那位司机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最有趣的是，激光显微光谱仪使“金弥陀”显出了原形。

案件发生在国外。一位古玩店的老板，打算花高价买下一只金弥陀。

通常，人们判断黄金真伪，用的是试金石：在试金石上划一下，留下金的条痕，滴上浓硫酸。倘若不受腐蚀，便是真金；如果被腐蚀了，那就是假的。

还有一招，是测量比重。黄金的比重很大，达19.3。也就是说，1立方厘米黄金，重达19.3克。一测比重，也可以使那些冒牌货露出马脚。

那只金弥陀，看来是真的：用试金石试验，它是金子；测定比重，它也符合标准。

不过，也正因为它是真金，又是古玩，价格棘手。古玩店老板在下定决心之前，请科学家帮忙，用最新的技术，鉴定一下金弥陀的真伪。

科学家用激光显微光谱仪分析金弥陀。激光显微光谱仪的激光束极细，然而，亮度高，能够象一根极细的针，“刺”进金弥陀内部。这根“针”的直径，只有几十微米。用它进行光谱分析时，只损失十亿分之一克的黄金，连天平都称不出这么微乎其微的损耗。

科学家们的结论，使古玩店老板吃了惊：那金弥陀是假的!它的表面镀了一层黄金，而里面是黄铜，黄铜内灌了水银。

由于表面是黄金，所以使试金石失灵；

由于内部灌了水银，水银的比重达13.6，而出售者声称是22K的黄金(K，译为开。纯金为24开。此处22开，即二十四分之二十二是纯金)，在不甚精密的测定中，可以“蒙混过关”。

然而，激光显微光谱仪由于激光束射入金弥陀内部，无情地揭露了它的真相。

古玩店老板不禁以手加额，庆幸自己毕竟得到了现代科学的帮助，这才免于上当受骗!

夜间侦察

深夜，当公安人员追捕一个罪犯的时候，罪犯越窗逃走了。

公安人员把灯关上，拿出照相机，对着尚有余热的被窝连连拍照。

不久，公安人员从照片上获知罪犯的身高、胖瘦、性别等特征，为追捕提供了线索。

照相机为什么能在黑暗中拍照呢?罪犯已经逃走，为什么还能拍出罪犯的大致形象来呢?

原来，公安人员用的不是普通照相机，而是红外线照相机。

红外线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光线。它又叫热线。物体的温度越高，射出来的红外线越强。红外线虽然看不见，但是人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比如，在晚上，你倒上一杯热水，把电灯关掉。这时，整个房间里一片黑暗，你一点儿也看不见从杯子里射出来的光线。可是，当你把手靠近杯子，马上就感到暖乎乎的——这就是红外线照到你手上来了。

用普通的照相机，拍不出红外线来。普通的照相机按照可见光的强弱曝光——明亮地方的可见光强，在照片上就白一点；黑暗地方的可见光弱，在照片上就黑一点。

红外照相机却是按照红外线的强弱曝光——热的地方红外线强，在照片上就白点；冷的地方红外线弱，在照片上就黑一点。

在黑龙江某机场，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林区小机场，只停着一架进行红外摄影试验的飞机。飞机起飞后。对着机场拍了一张红外照片。底片冲出来一看，机场上仍有一架飞机的黑影。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那架飞机停在机场上，在太阳照射下，机身下的地方，温度比四周低。飞机上天之后，地面的温差一下子不可能消失。正因为这样，在红外照片上。出现一架飞机的黑影——即在刚才起飞的机身下的地方。

这么一来，你也就不难明白，当罪犯逃走之后，被窝还是温热的，温度比较高。于是，在红外照片上，出现一个人形白色虚影，用它可以估计罪犯的身高、胖瘦以至性别。

红外照相需要冲洗，不能“立竿见影”，当场看到侦察结果。现在，已经更多地使用红外摄像机，侦察人员当场就可以从荧光屏上看见显示的红外图像。

如果罪犯在椅子上坐过，在离开后一小时内，仍可用红外摄像机拍出椅子上的“坐印”。从臀部的形状、大小，可以判断罪犯的性别、胖瘦、身高。

有时，罪犯杀人后，把尸体移走。用红外摄像机可以拍出移尸前的情景，确定作案的第一现场。

有一天深夜，一个人死于郊外。公安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用红外摄像机拍出尸体附近有汽车停过的痕迹——汽车发动机的余热烤热了车下的土地，尽管车已离去，温差尚在。这样，侦察人员便得到重要线索，即凶手是驾车作案的。

我国武汉的华中工学院研制成功了红外热像仪。1982年11月夜，他们把红外热像仪架在实验室窗口。窗外伸手不见五指，然而，热像仪的屏幕上却清晰地出现100多米以外夜幕笼罩下的两个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可以从屏幕上看得一清二楚。

红外热像仪成了黑夜侦察中的“神眼”，可以用来作为金库、核心机密场所外围的夜间监视。有时，预先得知作案者的夜间阴谋，可在现场安装好红外热像仪，随时监视作案者的行动，甚至可以记录在录像带上，作为罪证。

我国还制成了“微光摄像机”。它又叫“微光夜视”。它借助于光增强器，可以在光线极为微弱的夜间，清楚地拍出景物图像。它同样是一只夜间”神眼”。

涂改了的字句显露原形

一张介绍信，被送到公安局。

经过技术鉴定，判明这是一张伪造的介绍信：原先，介绍信上写着介绍“沈××”同志，却变成了介绍“周××”同志。

然而，介绍信上“周××”三个字写得清清楚楚。凭肉眼看，几乎一点也看不出破绽。

公安人员是怎样识破伪造的介绍信呢?

原来，他们请另一种特殊的光线——紫外线帮助破案。

紫外线跟红外线一样，也是一种看不见的光线。它的波长为10—400毫微米。在光谱上，它位于可见光紫蓝光之外，所以叫做“紫外线”。

在紫外线照射下，拍摄荧光，使那张介绍信显露了原形：原来，犯罪分子在火车上扒窃，偷到了钱财，发现其中有张介绍信。他用褪色灵褪掉介绍信上“沈××”的名字写上他自己‘周××”的名字。他利用这张涂改的介绍信进行诈骗，被一举抓获。

用褪色灵褪去的字迹，肉眼看不出。用紫外线一照，褪掉的字迹闪射着荧光。这样，就查出了介绍信的真面目。

有矛，就有盾：自从褪色灵出现以后，犯罪分子常常用它消褪字迹，然而，公安人员用紫外线照相技术，使褪色灵原形毕露，使消褪的字迹清楚地重视。

在现场，用紫外线灯照射，还能把一些不显眼的血迹、人体分泌物，清楚地显示出来。

有的罪犯得知末日即将来临，用火烧毁罪证。就在这时，公安人员出现在他的面前。尽管罪证己被烧成漆黑一团，肉眼看不出原先的字迹。然而，用红外线照相机拍照，却清楚地把罪证上的字迹显示在照片上。

我曾亲手做过这样的实验：在一本书上，倒上半瓶蓝墨水，书上的字迹全给遮住了。我用红外线灯照射书本，再用红外线摄像机拍摄。此时，荧光屏上，那书面上的文字历历在目。倒在上面的蓝墨水，仿佛忽然变成透明了似的!

几年前，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汉代木简，由于年代久远，木简发黑，使木简上的文字无法辨认。怎么办?请来了红外线摄影机。由于木简和上面的文字对红外线的吸收率不同，调节两者的反差，考古学家在荧光屏上看到了清晰的汉代文献。差一点被湮没了的历史，在现代科学帮助下，重现了它的原有的风貌。

还有一幅宋朝的猫画，由于纸头发黄，画面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然而，用红外照像机翻拍之后，照片上的猫，连一根根纤细的胡子都清晰可辨，古画恢复了青春。

被挖补、擦消、涂改的发票、火车票、信件、文件、日记等等，用红外照像、摄像技术，可以查明真相。这样，使许多“机关算尽”的罪犯，无可遁逃，成为现代侦查技术的猎物。科学与正义站在一起，共同惩讨邪恶。

有的铅笔笔迹，被橡皮擦去，肉眼横看竖看也无法辨认。即使在放大镜、显微镜下，看到的也只是被擦乱了的纸纤维。

求助于激光!

在激光下，那被擦去的铅笔字迹，重新显出原形!

为什么呢?因为在写字的时候，铅笔笔芯中的石墨，毕竟深深地被“写”进纸纤维。尽管表面一层被擦去，但是，在激光下，那些残存的微量石墨，会闪射亮光，显示出字迹。

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在黑纸上用墨汁或者铅笔写字，肉眼几乎看不出字迹。用脉冲激光一照，字迹闪闪发亮，如同夜幕中醒目的霓虹灯!

激光，也成了那些涂改字据的罪犯的劲敌。它，可以把用黑墨汁涂掉的铅笔字显示出来；它，可以把用铅笔涂抹掉的圆珠笔迹显示出来；它，也可以把用圆珠笔涂抹掉的铅笔笔迹显示出来……。

那些伪造的粮票、钞票、侨汇券之类，在红外、紫外、激光技术面前，如同妖魔遇上了孙行者的“火眼金睛”。

特殊的光线，有着特殊的侦破本领……。

七、白骨吐真情

希特勒和林彪的牙齿

1976年，挪威的法医专家索格内斯查清一桩重大的历史悬案——希特勒之死，曾使世界瞩目。

在31年前即1945年4月，苏联红军逼近柏林，希特勒把德国最高统帅部转到柏林地下50英尺的避弹室里。

德军节节败退，希特勒面临着最后的覆灭。

4月28日，苏联红军已经攻下柏林波茨坦广场，那里离希特勒的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

希特勒在总理府地下避弹室里听到这样的消息：苏军将在4月30日凌晨对总理府发动总攻击。

在4月29日凌晨1点，希特勒和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举行了结婚仪式。

4月30日下午3点30分，希特勒用手枪对着自己的嘴开了一枪，自杀了。爱娃·勃劳恩则服毒自杀。他们死后，希特勒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遵照希特勒事先的吩咐，用军用毛毯包裹尸体，抬到花园里，浇上汽油烧掉了。

5月5日，苏军一位军官发现了这两具焦尸。

5月8日，苏联红军野战医院的医生们解剖了尸体。由于尸体己烧焦，面目无法辨认，未能确定是希特勒夫妇的尸体。

当时，苏联元帅朱可夫认为，这是希特勒的尸体，把此事通知了同盟国。但是，斯大林不相信此事，认为希特勒是一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什么诡计都会施展出来，只有掌握极可靠的证据，才能确认希特勒是自杀了。这样，朱可夫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声明，原先通知盟国的关于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不准确。

于是希特勒之死，成为一桩历史悬案。

这桩历史悬案，怎么会在31年之后，被挪威的法医专家解决了呢?

原来，这位法医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开始注意到希特勒的牙齿。因为尸体虽然烧焦了，但牙齿还是完好的。

1972年，索格内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里查到了希特勒牙齿治疗的记录，他仔细观察了希特勒在1944年1月20日遇刺时耳部受伤拍的5张头部及下颌X光片，与1968年苏联公布的关于那具焦尸体牙齿照片相对照，完全吻合，特别是假牙的位置、形状也完全一致，从而证实那具焦尸确实就是希特勒的尸体。

同样，1971年9月13日凌晨2点30分，林彪乘坐的那架三叉戟专机在叛逃苏联途中，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依德尔默格县境内，飞机上的9个人都粉身碎骨。

这件事，当然引起了苏联的注意。他们曾拍摄了林彪尸体的牙齿照片。由于林彪曾在苏联休养过，并在莫斯科治过牙病，装过假牙，苏方掌握林彪牙科病历。经查对，牙齿特征一致，证明确系林彪之尸体。

不过，1983年在美国出版的署名姚明乐(音译)的《毛的继承人的阴谋和谋杀》一书却以大胆的“想象”，对林彪事件作了“新”的描述，而作者称他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这位姚先生声称，1971年9月12日夜里，林彪夫妇并没有上那架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的“三叉戟”飞机，而是在北京郊区出席了周恩来的宴会后被击毙。那架飞机上只有林彪的儿子林立果……。

这本书的出版，使人们对中国政府所公布的林彪摔死于温都尔汗的种种文件，产生了怀疑。

在林彪事件23年后——1994年初，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所发表的一篇关于林彪之死的调查报告，又一次引起世界的注意。作者是彼得·汉纳姆和苏珊·苏伦斯。

彼得是澳大利亚自由专栏作家。他采访了蒙古、莫斯科、纽约以及我国台湾。

彼得在莫斯科找到了著名病理学家维塔利·瓦西列维奇·托米林教授。这位教授在1971年曾前往蒙古调查林彪事件。彼得写道：“这位白发蓝眼的短小结实的专家听说我的来意后非常惊奇，但是同意会面一叙。他承认曾受雇于克格勃飞往蒙古，对坠机者作过尸体解剖……”

尽管死人不会说话，但是托米林毕竟是专家，查明了死人的真实身份。托米林说：“我很幸运，因为我确定了林彪和他的妻子。他俩口腔里都有许多镶金的牙齿。我们测量了他俩尸体的长度、体重和年龄，也与生前的资料相符。”

托米林还说：“我仅从林彪的耳垂的形状就能确定他的身份。另外，还可以根据他的牙科诊病记录，或者根据他的头盖骨摄影与像片比较。”他从这三方面着手研究，证明死者确系林彪。

林彪在1938年至1941年曾在苏联治病，有着丰富的病历资料，特别是他的牙齿病历，为确定死者是林彪起了很大作用。叶群只在苏联呆过很短的时间，但是苏联也有关于她的牙齿病历。

托米林透露，他割下了林彪夫妇的头颅，带回了莫斯科，而他们的身躯则被送往离乌兰巴托不远的托尔戈伊特火化，骨灰交给中方。

彼得以一个西方记者的视角，第一次以可信的资料，证实了温都尔汗荒原上的死者之中，确实有林彪夫妇。

法医对牙齿的鉴定，在侦破希特勒之死和林彪之死这两大政治案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公安人员开始普遍重视鉴定牙齿。特别是在侦察那些肉体腐烂、只剩尸骨的无名尸时，更需要从死者的牙齿中寻找线索。

牙齿提供破案线索

1978年11月8日清晨，行人在某市郊区公路旁发现一位青年妇女被害。

公安人员火速赶到现场。青年妇女身边一无所有。左手手腕上有戴表的痕迹，可是手表不知去向。现场上留下男女皮鞋散乱的鞋印。很显然，这是一桩谋财害命案。被害人在临死前，曾与罪犯进行过搏斗。

细心的公安人员在现场草丛、碎石堆里，找到了3颗牙齿。从外形判断，都是新近脱落的。

经过鉴定，其中两颗牙齿是那位青年妇女脱落的。她的牙齿正好缺了两颗。

公安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另一颗牙齿上。这颗牙齿牙冠扁而宽，单根，根部向左倾斜，牙颈较窄。法医确定这是左上颌中门牙。

法医又进一步对这颗门牙进行鉴定，确认这是一颗男性的门牙，年纪大约将近30岁，血型AB。就这样，从一颗门牙，勾画出了罪犯的重要特征。于是便把这一情况通报全市各派出所及有关部门。

很快的，公安局接到两份重要报告：

一是该市洪都饭店服务员报告，一个名叫梁××的旅客在说话时常用白手绢捂嘴。有一次手绢没捂紧，露出牙齿，服务员清楚地看见，缺了一颗门牙!此人男性，27岁，1978年11月12日住店，广东口音。

二是该市中心医院牙科报告，一个近30岁的男人要求镶左上颌中门牙。在给他检查牙齿时，医生注意收集他带血的痰。经化验，血型AB。此人讲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广东口音。

经过侦查证明，洪都饭店和中心医院所报告的是同一个人。由于此人有重大嫌疑，公安部门拘留了他。经过审讯以及进一步侦察，在他的房间里搜出拦路行劫所得的手表等赃物。梁××终于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从一颗牙齿入手，侦破了一起人命案件，这足以说明牙齿也是破案的重要线索。事实表明，法医凭一颗牙齿勾画出的罪犯形象，是准确的。

法医怎么能从一颗牙齿推断性别、血型、年龄呢?

血型的测定并不难。这是因为牙髓腔内含有血型物质。检验时，切去牙冠，把牙齿放入蒸馏水内，然后把阳极白金线插入牙齿根管内，阴极放于外液。通电2分钟以后，蒸馏水变成黄褐色，可用来测定血型了。

至于判定性别，那是通过染色体来检验的：人体的细胞(包括白细胞)的核中，第23对染色体为性染色体。男性为XY，女性为XX。在检验时，主要查Y染色质。有Y的，为男性；无Y的，为女性。不光是牙髓腔内的牙髓细胞染色以后可以判定性别，凭借一滴血、一点体细胞，都可以判别男女。

从一颗牙齿怎么判断年龄呢?

人的年纪越大，往往牙齿也越是磨损厉害。法医们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可以大致确定死者的年龄：

齿尖开始磨损，约为13～23岁。

齿尖磨耗，露出黑点(齿质点)，约为24～35岁。

齿质大片暴露，约为36～55岁。

齿质全部暴露，可以看到齿腔，约为56岁以上。

如果牙齿较多，从牙齿的生长情况，也可以判断年龄。比如，乳齿一般在6个月左右长出，2岁时长满20个。7至8岁，开始换牙，左右上下第一大臼齿开始生长。11岁左右，乳齿全部换成恒齿。16岁前，长出第二臼齿。25岁左右，长出第三臼齿(即智齿)。

镶有假牙、金属齿套的死者，有着明显的特征，法医们常常借助于这些特殊的牙齿，确定死者究竟是谁。例如，1978年5月，在贵州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尸骨，查出上颌第一、二犬齿镶有银铜牙。公安侦察人员广泛调查了历年失踪的人的牙齿特征，发现某生产队失踪的女青年是被骗上山杀死的，杀人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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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搏斗中，被害者常常被凶手所咬，在身上留下牙齿的咬痕，这也可以作为破案的线索。

有一次，一位法医根据被害者身上的咬痕，判断为长瓜脸，尖小颏，年龄为20岁左右。根据这一判断，果真一举破案擒获了凶手。

在飞机失事后，死者血肉模糊，认不清脸部，牙齿也常常被用来判断死者的身份。比如，根据死者家属或牙科病历提供的镶牙、补牙、假牙情况，或者根据死者牙齿测定血型、性别、年龄，可以为认清死者身份提供依据。美国在一次空难事故中，死亡近200人，先是用牙齿判断就认出了80多具尸体究竟是谁。

寻找方志敏烈士的遗骸

我国已故的人类学家吴定良教授，曾接到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寻找方志敏(1900—1935)烈士的遗骸。

方志敏烈士是我国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和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1月，因叛徒出卖，方志敏在江西怀玉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在狱中坚贞不屈。8月，英勇就义于南昌。

方志敏烈士牺牲后，他的遗骸与许多革命烈士的遗骸混杂在一起。怎样才能从一大堆白骨之中，把方志敏烈士的遗骨一根根找出来呢?

吴定良教授首先从确定方志敏烈士的身高入手。他仔细研究了方志敏烈士生前与别人合影的照片。其中，有的合影者还健在，测出了他的身高。然后，按照照片上的比例，就可以算出方志敏烈士的身高。

知道了身高之后，按照各种公式，可以算出大腿骨、小腿骨之类的长度。这是因为这些骨头的长度与人的身高是成比例的。

例如(公式中均以厘米为单位)：

大腿骨长度＝(身高-61.7207±2.1756)÷2.4378

小腿骨长度＝(身高-54.2522±1.9214)÷1.4294-(大腿骨长度)

肱骨长度＝(身高-81.5155±2.8903)÷2.8131

这些公式，是科学们对许许多多尸骨进行测量之后才得出来的。

在找到符合长度的骨头之后，还要从骨头的轻重、粗细加以取舍。—般来说，男人的骨头重而粗，女人的骨头比较轻、细。另外，还要考虑到死者的胖瘦。一般来说，胖的人，骨头表面比较光滑一些，而瘦的入骨头表面比较粗糙。

科学家们经过细心地挑选、鉴别，找出方志敏烈士的一块块遗骨，这些遗骨的关节又能彼此精确对拢。就这样，终于完成了这一严肃而又光荣的任务。

对于尸骨的研究，也帮助了公安侦察人员侦破疑案。

在我国某山区，曾发生这样一桩案件：在山洞里，发现几具尸体，尸骨已经散架，混杂在一起。其中有一左手中指骨上套着一只金戒指。

公安侦察人员查出有3个头骨，说明死者是3具。他们把尸骨加以鉴别、分类，证明那金戒指是属于一具女尸的。他们测出了这具女尸的身高。另外，他们还根据女尸的牙齿、估计了死者的年龄。在查明了死者的性别、年龄、身高、左手中指戴一金戒指这些特征之后，破案就有了线索。

法医们通过对尸骨的研究。还纠正了过去传说中的错误。在《水浒》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武松的嫂嫂潘金莲用砒霜毒死了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当时，武松不在家。在火化时，何九叔就把这两块骨头拿给武松看，作为潘金莲毒死武大郎的见证。

其实，这是不符合科学的。人死后，不论是不是中毒，经过一段时间，都会受空气中的氧气氧化而致黑。再说，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中毒后主要是引起呕吐、腹泻、中枢神经麻痹、血压下降，进入骨头的砷极少，也不会使骨头变黑。

为《西游记》作者塑像

在今日中国，《西游记》的读者成千上万，一提作者吴承恩人人皆知。然而，吴承恩是怎么个长相谁都没有见过。

据考证，吴承恩生于1500年，死1582年。在那时，摄影术尚未发明，当然也就不可能留下吴承恩的照片。很多古人留有画像。然而，吴承恩连一张画像也没有传下来。

1982年是吴承恩逝世400周年纪念。发表论文、开会座谈，当然是很好的纪念。美中不足的是，纪念论文发表时，无法同时发一张吴承恩画像；举行座谈会时，无法在会场放一尊吴承恩塑像。

怎样才能弥补这令人遗憾的空缺呢?

吴承恩是江苏淮安人，1975年1月，在淮安曾发现吴承恩为他的父亲吴菊翁所写的《先府宾墓志铭》找到了他的祖坟。

人们推测，吴承恩的墓，可能就在他的祖坟附近。

果真，人们依据这一线索，找到了吴承恩的墓，取出了他的尸骨。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根据尸骨中牙齿的磨损程度，推断死者年龄为七八十岁，与吴承恩的去世年龄相仿。

然而，在吴承恩逝世400周年之际，抬出一副白骨，未免太煞风景。

能不能根据吴承恩的头颅骨，恢复他生前的容貌呢?

应淮安县的请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承担了这一工作。因为他们曾根据古代头颅骨化石，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北京人、半坡人等的形象。

骷髅一具，毕竟跟有血有肉的生前面目相距甚远。怎样根据头颅骨复原面貌，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

科学工作者把吴承恩的头颅骨安放在一个可以旋转的支架上。经过反复测量、计算、考证，在这头颅骨上塑像，终于还原吴承恩的真面目：黄种人，中头型，长方型的面形，高眼眶，颧弓外突，中等阔鼻子，颜面平而宽。

1982年，就在吴承恩逝世400周年到来的时候，这位古人的塑像飘然出现于他的故居“射阳()”，引起了轰动。

也许你会问，这个吴承恩塑像，真的跟吴承恩相像吗?

这当然无法直接证实，因为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见过吴承恩的人。不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例，足以证明，根据科学原则复原的面貌，大都酷肖其人。

本世纪30年代初，在苏联莫斯科发现了一位马戏团名演员的骸骨。此人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死于上世纪末。一位名叫格拉西莫夫的人，根据死者的头颅骨，复原了头像。格拉西莫夫从未见过这位名演员。当他的复原头像照片在报刊上发表之后，西方有人找到了那演员的生前照片。一对照，极为相似。于是，格拉西莫夫一下子名噪一时。

他的崭新的开拓，理所当然，引起了苏联警察局的关注。

1940年4月，伏尔加格勒的青年妇女瓦伦奇娜·柯索娃失踪了。这一案件一直未能侦破。

后来，警察在市郊树林里找到一具无名尸骸。警察局怀疑是瓦伦奇娜的尸骨，可是，又缺乏有力的证据。

这时，他们想到了格拉西莫夫。他们未向格拉西莫夫说明案情，而且从未出示瓦伦奇娜的照片。他们只是请示格拉西莫夫协助，恢复死者的原貌。

格拉西莫夫认真地进行头像复原工作。完成之后警察前来一看，目瞪口呆：那塑像，不就是瓦伦奇娜吗?

于是，一桩悬案得到了解决。就这样，格拉西莫夫除了给许多没有画像、没有照片的历史名人的头颅骨恢复了原貌，还帮助苏联警察局侦破了许多重大案件。为此，在1950年，格拉西莫夫获得斯大林奖金。

为什么根据死者的头颅骨，可以复原生前面貌呢?

原来，人们经过详细的研究，模出了骷髅与原貌之间的关系：头骨很光滑，说明生前肥头大耳；嘴的宽度，相当于左右两侧第二前臼齿之间的宽度；上颌牙槽前凸，说明死者生前嘴唇较厚；耳朵长度差不多跟鼻子长度相等，宽度则正好是长度的一半……。

这么一来，从骷髅上测得各种数据，就可以雕塑出死者生前的面貌。当然，这样的面貌只是与死者大致相似。尽管如此，也给破案工作提供了线索。

八、间谍和反间谍

静悄悄的闹剧

很多人常常把间谍和特务混为一谈。其实，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特务是指参加特务组织或者接受特务机关的任务，进行刺探情报、暗害、破坏、造谣惑众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

间谍，则是指由外国情报特务机关所派遣或指使的人员，从事窃取、刺探、传送机密情报工作，或者进行颠覆、破坏等活动。间谍往往以各种身份、职业名义为掩护，打入军队和国家的要害部门。

也就是说，间谍是特务；特务不都是间谍——其中那些受外国特务机关派遣的特务叫间谍。

一句话，间谍是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特务活动。

间谍活动总是跟政治斗争不可分割。

早在2000多年前，间谍活动就已经开始了。

据说，那时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在访问希腊的时候，诱走了王后海伦。

为此，希腊发兵远征特洛伊。

希腊军队围困特洛伊城，前后9年，未能攻下。到了第10年，希腊将领奥德赛向国王献了妙计。

……希腊军队撤围了，登船而去。特洛伊军队出城追击，在希腊军营里俘获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和一个希腊青年西农。

西农告诉特洛伊人，这匹木马乃是一匹神马，只是因为硕大无比，无法装上木船，这才被希腊军队遗弃在营地。祭司曾预言，如果木马留在特洛伊城，那么就永远百战百胜。

特洛伊人大喜，把木马运进城里。

夜深人静，劳累了一天的特洛伊士兵们正在酣睡。西农悄悄来到木马旁边，敲了敲木马。

木马的肚子时，埋伏着希腊士兵。他们冲了出来，跟城外的希腊军队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特洛伊城……。

这就是在西方家喻户晓的“特洛伊木马计”。西农和那些藏于木马腹中的希腊士兵，便是最早的间谍。

中国古代也很重视使用间谍，同时又很注意反间谍。春秋末期的孙武，写了著名的《孙子兵法》一书。书中的《用间篇》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关于用间谍、反间谍的理论著作。《用间篇》精辟地论述了间谍的重要作用、间谍的分类、反间谍的方法、怎样正确使用间谍等。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是大家熟悉的：荆坷受燕国太子丹的派遣，前往秦国，假借给秦王政(即秦始皇)献督亢(今河北琢县东南)一带的军事地图，图卷中藏了匕首。“图穷匕见”，荆轲用匕首刺秦王，未中，当即被捕，死罪。荆轲，就是早期的间谍。他以献图为名，进行暗杀之类间谍活动。

春秋时的苏秦，也是著名的间谍。他奉燕国的燕昭王之命，到齐国从事间谍活动，使齐国与邻国不和，疲于战争。后来，苏秦竟然担任齐宰相!苏秦的间谍活动，在燕国联合五国进攻齐国时，终于暴露。苏秦即被处以“车裂”极刑而死。

在《三国演义》中，蒋干受曹操派遣，借他与东吴统帅周瑜有旧，来到东吴从事间谍活动，甚至在周瑜大本营中偷看机密文件——蔡瑁、张允写给周瑜的密信；吴将黄盖诈降曹操，暗地里进行间谍活动……。

古代的间谍活动，受当时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只能靠“图穷匕见”、“蒋干盗书”之类最原始的方法进行。当今世界上的间谍活动越演越烈。尤其是各间谍机关把最新科学技术用于间谍活动，同时各国又无不以最新科学技术来武装反间谍技术，因此，间谍和反间谍的斗争，远比古代复杂、尖锐、隐蔽。

间谍和反间谍斗争，是一出“静悄悄的闹剧”。如今，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差不多都在演出这类“静悄悄的闹剧”……。

克格勃和“C.I.A”

世界上最庞大的间谍组织，要算是前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C.I.A”——中央情报局了。只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克格勃”也随之土崩瓦解。

克格勃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俄文开头字母的中文音译。它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于1954年3月12日成立的。总部设在莫斯科。

克格勃的正式编制谍报人员，便有50万之众。也许，这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据说，其中有4万多人并不是在苏联的国土上活动。

克格勃分4个局——第一总局，第二总局，第四总局，第五总局。其中第三总局空缺。

第一总局为对外谍报局。

第二总局为国内防谍局。

第四总局为边防总局。

第五总局为秘密警察局。

另外，克格勃还下设7个直属局、6个直属部。

克格勃设有“技术学校”，专门训练间谍。间谍的课目有电报术、摄影术、窃听术、爆破术、密写术、毒杀术、外语，还有格斗、擒拿、射击技术。

克格勃训练间谍，为的是要跨过苏联的国界，进入异国刺探军情。怎样才能使在苏联土生土长的人，摇身一变，成为“外国人”呢？

克格勃挖空心思，在外人莫入的地区，建立起苏联国土上的“异国他乡”——有“美国”城，有“英国”城，有“加拿大”城，也有“中国”城等。城里的建筑、陈设，一概仿照所模拟的国家。在那里，居住着来自这些国家的叛逃分子。间谍在那里长期生活，学习“外国”的语言、生活习惯等等。一直到学得纯熟了，象个“外国”人了，这才“毕业”，被派往国外。

除了克格勃之外、苏联还设有间谍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简称“格勒乌”

美国的间谍机构较多，鼎鼎大名的是“中央情报局”，英文缩写“C.I.A”。它是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7月，总部设在华盛顿。

中央情报局公开的编制人员为16万，实际数字比公开的数字多几倍。它的经费每年为100亿美元。

中央情报局之下，设13个部门。跟克格勃一样，中央情报局的间谍也遍及全球，在各个角落悄悄地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

中央情报局的头目深知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没有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几乎无法进行间谍活动。因此，他们招收时间谍，并非那些亡命之徒、草莽之辈。据报道，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中，绝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其中5％还获得过博士学位、成为“博士间谍”！这些大学生，分属于281个专业，其中35％是社会科学，24％是企业管理，20％是数学、物理，11％是工程技术，6％是生物学，4％是军事情报。有1/3的成员懂一种外语，1/7的成员懂3种以上外语。最近几年招收的新谍报人员中，博士占16％，硕士占38%!

山本大将之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之死，一直是一个历史学家们关注的谜。

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联合船队司令官，是偷袭珍珠港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正因为这样，他成了美军的眼中钉、肉中刺。

1943年4月18日，当山本五十六坐着双引擎轰炸机飞往布干维尔岛的时候，飞机失事，山本遇难。日本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他的尸体，发现他的手还紧握着军刀。

山本五十六是怎么死的?是飞机故障，还是遭到暗杀?

一直到1979年，当时亲手击落山本座机的美国空军上校仲马斯·格·朗菲尔发表了回亿录，才披露了山本之死的真相。原来，当美军获知4月18日上午9点45分山本五十六要飞抵布干维尔岛的卡伊里机场，便组织了16架洛克希德闪电式战斗机在半途截击。山本和他的参谋部乘着2架轰炸机，由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山本办事一向非常准时。那天，他的飞机准时起飞，落进了美军的伏击圈，遭到突然袭击。山本座机被击中坠毁。

山本的行踪是极端机密的，为什么会被美军知道呢?

关键在于美军破译了日军的密码。山本在抵达布干维岛前一天，曾用密电告知了那里的日军指挥官。

密电码，是属于核心机密。为什么密电码如此重要呢?这是因为电报是现代最常用的远距离通讯技术。电报的无线电波是短波，通过大气电离层的反射而传到遥远的地方，我方能收到，敌方也能收到。然而，电报的内容只许我方知道，不能让敌方知道。怎么办呢?那就是采用密电码。这样，敌人即使截获了电波，也无法获知其中的内容，犹如“文盲”看书。目不识丁。

但是，一旦密码被敌方破获，就能译出电报的内容，造成严重泄密。山本五十六之死，就是死于密码泄密!

正因为密码如此重要，它常常成为各国间谍争夺的对象。间谍机关大都培养了一批“密码专家”，专门从事破译敌方密码的工作。另外，也常派出间谍，以各种方式打入敌方，偷取密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特工人员在战场上找到一本烧残的苏联密码，如获至宝。美国情报机关就用这本密码，破译了苏联的许多密码。然而，苏联竟一直未发觉。

1953年，美国法院判处美国科学家罗森堡夫妇死刑，指控他们把制造原子弹的秘密泄露给苏联。这件事轰动了世界。美国在当时是以罗森堡的妻弟、美军机械师林格拉斯为证人，揭发罗森堡夫妇的叛国行径。直到1980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这才披露，原来美方当时是从破译苏联密电码获知罗森堡夫妇情况的，用林格拉斯出庭作证只不过遮人耳目而已。

一般来说，军用的密码是经常变换的。随着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现在有的间谍机关正在用电脑分析敌方的电文，以求破译密码哩。

1972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他的一位待从总是随身拿着一只与众不同的黑皮包。那包里装着一台小型的“语言保密通信机”，专供总统通信之用。尽管它通过短波无线电跟设在世界各地的7个卫星地面站联系，再由地面站转发，但是几乎用不着担心被破译。因为它是通过语言保密通信机发送的，对方是用语言保密通信机接收的。它的核心部分，用的是“数字化声码器”，很难破译。

其实，除了密码电报之外，普通电报之中，也包含着秘密。

据云，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林彪事件，最早被日本情报部门获悉。那是因为日本情报部门对中国的民用明码电报也进行监控。那时，忽然从发自北京的民用电报中，发现很多紧急召回正在探亲士兵的电报。日本情报部门据此断定，北京发生了异常情况。虽说还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异常情况。

窃听和反窃听

1945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收到了苏联赠给的珍贵礼物——雕刻精美的美国囤微。哈里曼把这件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挂在大使馆的书房里。

过了7年之后——1952年，一位美国国务院的保安人员路过莫斯科，住在大使馆里。他发现那个国微里装有窃听器!这件事使美国大为震惊，才算明白那“象征着美苏友谊的礼物”的真正使命。

窃听，早在古代就有了，叫做“隔墙有耳”。不过，古代是靠人耳窃听，目标容易暴露，而且窃听的距离也很有限。

中国的“末代皇后”婉容失宠，被打入冷宫之后，受到严密的监视，包括被窃听。在婉容身边侍奉的周君适，曾写下当时的真实情景：

“博仪的妹妹二格格韫和，还有一个姓刘的太监和崔小姐，都是溥仪派来监视婉容的。婉容会见宗室内眷，或陈曾寿进讲时，二格格经常躲在屏门后或窗外窃听。婉容的一言一行，随时通过这个‘尖嘴么姑’报告给博仪知道。婉容左右的人，包括陈曾寿在内，提起‘二格格’，莫不恨之入骨。陈曾寿的长女邦巽、次女邦荃、儿媳毓倩文(亲王的后人，溥仪的侄女)经常入内廷陪伴婉容，陈曾寿再三叮嘱两女、女媳对婉容讲话特别慎重，以防‘二格格’窃听，在博仪面前搬弄是非。有一次，邦荃进见，婉容凝目不语，但以手指书空作‘宫中黑暗’四字”。

现代窃听技术，是随着无线电科学的诞生而发展起来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便互相用窃听器窃听对方的机密谈话。到了现在，窃听器在国外已经非常盛行，成为窃取情报的重要手段。据美国记者透露，在197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曾窃听了5万人的电话，窃听的次数达50万次，实际窃听电话次数远不止此。据法国官方估计，1976年在法国各地，大约有30万只窃听器在工作。

窃听装置，一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微型发射机，也就是窃听器；另一部分是接收机，用于收听。微型发射机把窃听到的声音，用高频无线电波发射出去。它的作用类似于电台。接收机的作用则类似于收音机，收听微型发射机发来的讯号。

随着无线电技术的发展，窃听器越造越小，实现了微型化，更便于隐蔽、伪装。小巧的窃听器，有的隐藏在钢笔、手表、打火机、戒指里，有的“化装”成钮扣、图钉。前苏联克格劲间谍曾把窃听器悄悄装在美国驻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大使的鞋跟里。不久前，美国甚至制成一种超微型窃听器，可以藏匿在药丸里，在人肚里窃听!

美国还发明一种代号叫“(虫戚)”的窃听器。(虫戚)本是一种软体动物，用腹足牢牢地吸附在海边的岩礁上。“(虫戚)”也具有粘性，可以用汽枪发射，悄然粘附在墙壁上，干着窃听的勾当。’

有窃听，就有反窃听。在一些重要的机密部门，经常要请电子专家带着仪器来检查，查出那些正发出无线电波的窃听器。有趣的是、有时电子专家刚刚清查了一批窃听器，谁知就在电子专家走后不久，又被悄悄装上了新的窃听器。

法国情报处长的自白

法国第七情报处处长勒霍瓦·芬维尔少校，是一位“窃听专家”。他曾公开出版回忆录，坦率地讲述了1964年在法国嘉纳举行“肯尼迪回合”夏季会议时，他怎样策划对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进行窃听以及窃取情报的。他的回忆录写得颇为翔实、精彩，下面摘录一段原文

“我选择了第七处最优秀的成员雅克·凡安去执行这次不同寻常的任务。雅克来到嘉纳进行现场侦察，住进为美国代表、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准备的房间里。他在这房间里整整待了两天。他对哪块地板发出声音，哪扇橱门‘吱吱’作响都一一作了记录，并把声音的频率也都记了下来。他复制了所有的钥匙，并选定了安装窃听器的位置。

“一般我们总是把窃听器巧妙地安装在窗帘拉杆的尽端，然后用厚实的墙布把它盖住，使探测仪分辨不出是窃听器还是金属挂钩。为小心起见，窃听器只在美国副国务卿抵达嘉纳，在他们的保卫人员检查了房间之后才被秘密安装。这种定向窃听器是我们情报研究所自己设计制造的，安装时它面对开花板。发射波就直接被楼上工作房里的情报人员接收下来。

“我们安放窃听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偷听鲍尔的私人谈话，因为他在电话里是不会谈论重要事情的。我们只是要摸清他的作息时间，掌握他在什么时候、多长时间不在房间里，那样我们就可以潜入他的房内进行秘密搜查。有些文件直接就可以用米诺克斯照相机在房间里拍摄，也有一些必须偷偷地带出房间，拿到秘密情报站进行微缩摄影，然后在国务卿返回房间之前放回原处。

“通常，为配合这类行动，我们有一个设在一辆被伪装成为白色洗染车上的流动情报站。但是这一次，我必须配备最优越的条件来保证行动的顺利进行。我决定利用旅馆的一个房间来作为临时情报站。在那里，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胶卷冲洗出来，以便当场检验底片是否合乎理想，是否需要重拍，然后把照片翻印出来，以最快的速度送往巴黎。

“我们的行动小组，包括技术人员在内共有15人左右。都住在上面一层楼。一套房间用来作为监听中心站，一位精通各国语言的谍报员守候在窃听器的扩音器旁。

“在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到达前的24小时，美国保安人员仔细地检查了他的房间。等他们检查完毕，离开房子，一个化装成服务员的情报人员走进屋里在窗帘的拉杆上安放了微型定向窃听器。

“第一天晚上，鲍尔在一群保镖的簇拥下去参加开幕宴会。其他国家的部长们，也一个接一个相继离开了他们的房间，在保驾人员的护送下走出了饭店。我感到欣慰的是没有一个国家认为有必要留人在旅馆值班，他们以为把房门关牢、锁上就行了。这样，当代表们离房去参加‘肯尼迪回合’的漫长会议时，当他们在夜晚去海滩散步、品尝野味或去市长邸宅作客时，我们就潜入他们的房间进行秘密活动，直到守候在门外的侦察人员发出信号说代表们已踏上回来的路程，我们马上离开房间，锁好门回到自己的工作房。

“雅克是专门负责鲍尔的房间的。雅克发觉粗枝大叶的美国人把信件都任意摊在桌子上。他又在房角里看到一个上了锁的文件包。开锁对他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当他打开包一看，里面装着各类文件以及华盛顿拍给鲍尔的电报译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迭厚厚的稿件。20分钟以后，他离开了房间，把胶卷迅速交到楼上的情报站。不到一个小时，文件被冲洗放大出来，我检查了文件是否清晰，是否需要重拍，然后将原件送往巴黎，送到戴高乐将军那里……。

“开始，固执的戴高乐将军只认为自己已经把欧洲人全部联合起来了，对任何动摇这个信念的消息，他都不相信。不过，当他听了我的汇报，知道这份情报来自美国副国务卿鲍尔那里，再也不能有丝毫的怀疑了。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戴高乐将军急急忙忙赶往嘉纳，参加会议……”。

法国情报处处长的这一段自白，清楚地说明他们如何进行窃听，窃取机要情报，以至改变了法国首脑对重要国际问题的决策。他们的窃听手段，要比当年清末的“二格格”韫和不知要高明多少。

其实，法国的情报部门窃听别的国家机密，而别的国家的特工又反过来窃听法国的机密。

法国驻莫斯科的大使馆由于屡遭窃听，干脆用有机玻璃建造了一个办公室，悬空吊着。人们在这个办公室里密谈，好几个声音发声器同时发出声音，据说这样可以防止窃听。

除了秘密窃听之外，还有公开的“侦听”。最为轰动的，要算是1983年的“007号班机”事件。

那是在1983年9月1日凌晨3时38分，韩国航空公司的“007号班机”受到苏联战斗机发射的导弹的攻击，在萨哈林以西的海马岛附近被击落。

这是世界罕见的攻击民航班机的事件。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起初，苏联方面“没有承认击落客机”。

就在这时，日本自卫队公布了他们当时‘侦听”苏联空军战斗机与地面空军联系击落“007号班机”时对话录音。从录音中，可以清楚听见苏联战斗机驾驶员在向“007号班机”开火前几秒钟的话音：“瞄准目标!”“瞄准了!”“开火!“打着了!”

在铁证面前，苏联方面不得不承认是他们击落了“007号班机”。当然，他们又反过来揭露“007号班机”上装有低空照相机，偏离正常航道，在苏联上空秘密拍照……。

不过，透过日本自卫队所公布的录音材料，却也说明日本的“侦听”范围是多么广泛，多么精密!

我国国家安全部门曾多次破获外国间谍机关对我国进行窃听活动。

在我国某地人迹罕至的山上，有一堆很不醒目的乱石。如不注意，从旁边走过，也不以为然。但是，它也未能逃脱我侦察人员的眼睛。原来，它的外面，是一个凹凸不平的玻璃钢罩，伪装成乱石堆一般。在玻璃罩内，是一套重达250公斤的“地面电子信号自动截取设备”。它是某国谍报机关空投的，用来窃听附近的我国某军事基地的种种无线电信号。

在我国某处边境，还发现空投的奇怪的“树”。远看，它象一棵热带树。其实，它的树枝，便是经过伪装的天线。这种树叫做“窃听树”，它的“树于”和“根”部，装有窃听设备，可以窃听从附近经过的军车声音，计算出我边防部队调动的时间，数量。

在我国另一边境的电线杆上曾发现长方形的太阳能电池板。边防战士爬上去一看，上面用中文写着“中国气象实验用”。哦，大概是气象科技人员在做什么实验吧?战士们没有把它轻轻放过。经过仔细观察，发觉太阳能电池板的导线连结着电线杆上的一个白瓷瓶。这是在做什么气象实验?

细细一查，弄清了它的真面目：原来，白瓷瓶里装着窃听感应器和窃听发射机!当电线杆上的电话线中有电话、电报、传真信号通过，那窃听感应器便能发生感应，窃取信号。然后，通过窃听发射机发射出去，国境线对面的接收站便收到了情报。不过，窃听感应器、窃听发射机长年累月地工作，用干电池的话，是不行的。怎么办呢?间谍便在电线杆上安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利用太阳能供电。当然，太阳能电池板很醒目，容易被人注意。于是，写上“中国气象实验用”字样，遮人耳目……。

窃听器不断射出无线电波，终究容易暴露。间谍们求助于激光，研制“激光窃听器”：当人们在室内谈话时，窗玻璃随声波不断振动。间谍们在远处用一束看不见的激光照在玻璃上，反射到另一处的激光接收机。玻璃不断振动，接收到的激光也就时强时弱，把这强弱变化通过信息转换，便可获知人们在室内的谈话内容。

激光窃听器用的是红外激光，肉眼看不见。激光窃听器的有效窃听距离，达500米。有趣的是，德国有一家公司大批生产激光窃听器，公开登出广告，向各国间谍机关高价兜售。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西方世界便在军队中流传一句名言：“注意!敌人的耳朵在听着你!”如今，这句话在西方世界几乎人人皆知，谁都要提防着“敌人的耳朵”——窃听器!

音符里的情报

在法国惊险故事片《沉默的人》里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作曲家”的五线谱受到警察局的检查，结果发现，在五线谱的一个音符中，查出一份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情报。

其实，这样的事，在世界各地经常发生。

美国情报局曾截获一个克格勃间谍从美国寄往苏联的信，在邮票背面发现一个小黑点。经放大，看出一排排由5位数字组成的密码。

这种技术，叫做“微缩摄影”或“微缩照片”。平常，你拍了1寸照片，可以放大为2寸、4寸、8寸；同样，也可以缩小为原面积的1/2、1/4、1/8。微缩摄影就是把情报缩小，便于秘密投递。

微缩摄影在照相术发明之后，就有人研究了。1839年，英国人约翰·丹森用显微透镜做微缩试验，第一次把一张报纸那么大的情报，缩成一寸照片那么小。

1860年，英国人大卫·布鲁斯特已能把报纸那么大的情报缩小到象一滴墨水那么小。

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中，微缩情报得到了第一次实际应用。

当时，巴黎被普鲁士军队团团围困。法国政府便把长达3000页的情报，缩制到几英寸的胶片上，放在小盒里，捆扎在一只鸽子的尾巴上。鸽子从空中飞越了普鲁士军队的防线，来到法国军队那里。于是，法国军队把胶片放大，得到了关于孤城巴黎内的最详尽的情况。

到了今天，摄影术已经非常发达，所以把情报缩小到只有一个音符那么小，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了。人们还在研究，把一个藏书100万册的图书馆内的所有资料，全部微缩，装在一只鞋油盒里带走。

曾经发生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一个间谍从某园出境时，受到极为严格的检查，从他的行李到衣服口袋都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只得把他放走。谁都未曾注意到，他正在抽着的烟斗里，藏着一卷微缩胶片!

现在，各国间谍都普遍采用微缩技术传递情报，这么一来，给公安人员出了难题：怎样才能搜查到那些只有芝麻那么小的微缩情报呢?

最近，科学家们发现，如果用一种氮激光器射出的波长为3371微米的紫外线激光，照射信件或书刊，那么“躲藏”在里面的微缩胶片会射出明显的荧光，暴露出自己的“面目”!

“杀人伞案件”

1978年9月7日，在英国伦敦，一个年近50的男人匆匆忙忙去上班，走在拥挤的人行道上。他的右大腿被一个身材魁梧的人用雨伞刺了一下。那大汉在转眼之间就不见了。

那个男人上班后，感到右大腿很痛，被送到医院。4天之后就死了。

死者名叫格奥尔基·马尔科夫，本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剧作家，在1969年访问意大利时叛离了祖国，后来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他常常在广播中抨击保加利亚当局。

由于马尔科夫是被雨伞刺死，于是这一案件便被称为“杀人伞案件”。

奇怪，一个人被伞尖碰了一下，怎么就会丧命呢?

马尔科夫之死，引起了英国警察当局的注意。法医解剖了马尔科夫的尸体，在他的右大腿肌肉中，找到一颗直径为1.7毫米的银光闪闪的小圆珠。经鉴定小圆珠上，有两个微小的孔，小圆珠的中心是空的，容积约为0.4微升。在小孔附近，找到蜡迹。估计两个小孔本来是用蜡封死的，进入人体后，蜡化了，小圆珠里的东西流了出来。

小圆珠里装了什么东西呢?

是有名的毒药氰化钾——‘山萘”吗?按照小圆珠里的容积计算，最多只能容纳0.4毫克以下的毒剂。然而，氰化钾使一个成年人致死，起码要100毫克，比半粒米还大，无法装进那颗小小的圆珠里。另一类跟氰化钾差不多剧毒的药物是砷化物，它的致死量也是100毫克。有机剧毒药“氟代醋酸”和“二甲基汞”，虽然比氰化钾更毒，致死量也要50毫克，无法容纳在小圆珠之中。

是放射性元素吗?不是。经过检查，马尔科夫的血液里，并没有放射性物质。

是细菌或者病毒吗?也不是，因为马尔科夫并没有明显的细菌或病毒中毒的症状。

经过法医们的仔细鉴定，并研究了有关的间谍情报，最后查明小圆珠内装的是剧毒的“蓖麻毒素”(Ricin)。

蓖麻毒素是从蓖麻籽中提取的。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化学生物战研究机构就开始提取蓖麻毒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开始生产这种毒素。后来，苏联获知了有关情报，也着手研究、制造蓖麻毒素。

那颗使马尔科夫致死的小圆珠，是装在一把特殊的雨伞里。这是一把“杀人伞”，内有弹簧、枪管、板机等。一扣板机小圆珠就沿枪管射出，刺人人体。

小圆珠用白金来做，为的是防止蓖麻毒素变质。

除了“杀人伞”之外，间谍们还制造了种种小巧伪装的暗杀武器，如自来水笔、打火机、照相机等。

另外，间谍们还研制了比蓖麻毒素更毒的毒剂。目前已经制成最毒的毒剂，是一种肉毒杆菌产生的毒素。0.1克这种结晶体，足以毒死1700万人!中毒后，使人头晕眼花，呼吸困难，在24小时内丧命。

暗杀马尔科夫一案，据英国警察局调查，是保加利亚受苏联克格勃训练过的秘密警察干的。

随着间谍们所用的毒剂越来越毒，用量越来越少，法医们的化验技术也不断改进。如今，法医们已能从1毫升的尿中，查出几微微克(一微微克等于一万亿分一克)的毒物。

除了用各种毒剂进行谋杀之外，间谍们还采用“致幻剂”使人产生幻觉，不能自制，或者说出真话，或者神经错乱。在日本电影《追捕》中，那位议员就是因致幻剂“中枢神经阻断药AX”中毒而自杀。在古代，人们就已发现，误食墨西哥的裸盖菇或我国云南的小美牛肝蕈和华丽牛肝蕈之类，会产生幻觉。

据统计，全世界已发现的致幻植物有150种，其中有130种分布在西半球。致幻植物能使人产生幻觉主要是因为其中含有某些特殊的生物碱。在古代，巫师利用致幻植物宣扬迷信，说什么是“神灵附身”；如今，这些致幻植物经科学家们研究，可以提取治疗神经病的药物。

现在间谍使用的致幻剂，大都是用化学方法合成的。间谍趁人不备，把致幻剂掺入茶、酒之中，或者伪装成药片。

如今，如何化验、测定致幻剂，制造相应的解毒剂，已成了公安人员面临的新任务了。

化装和改容

1945年5月7日，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终于宣告无条件投降。

5月20日，在德国汉堡附近，英国第二军团抓住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此人穿着德国陆军普通士兵制服，胡子刮得光光的，戴着一只黑眼罩。

他被押送到第二军团总部。一位英国陆军上尉一看，觉得此人有点面熟，但又不认识。

上尉开始审讯此人。此人吞吞吐吐，编造了一套谎言。

上尉叫来好几位军官一起辨认，拿掉了此人的黑眼罩，终于认出来了——他，是德国党卫队的首领、希特勒的左右手希姆莱!在德国法西斯覆灭前，他的照片三天两头出现在报纸上。正因为这样，那位上尉从未见到过他，但是也感到有点面熟。不过，过去希姆是留小胡子、穿制服，如今胡子没有了，穿着邋遢的士兵服。

希姆莱是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出逃的，所以他的“化装”很拙劣，到底被英军上尉认出来了。

化装，本来是演员的基本功，如今已成了间谍学校的基本课，间谍机关制造了各种头套、胡子、眉毛、黑痣和各种服装。间谍可以随机应变，化妆成截然不同的角色，甚至女扮男装、男扮女装。

间谍化装，通常用于以下3种场合：

1、作案——这时往往化装成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如秃顶、络腮胡子、白发之类，叫人一看记住特征。作案后去掉伪装，溜之大吉。

2、侦察——外出侦察或者接头时，需要化装，不过尽量不要招摇。

3、潜逃——这时尽可能化装成与原来截然不同，面目俱非，以求蒙混过关。

除了化装之外，随着整形外科医学的发展，间谍们把这一新技术用来为间谍工作服务。

整形外科，又叫美容术。它是通过外科手术，变丑为美，变年老为年轻，化胖为瘦。间谍们则利用整形外科技术，为一些重要人物做“改容”手术，以使面目俱非。改容与化装的不同之处：化装是临时性的，改容是永久性的。

1976年，苏联空军中尉别连科不满苏联当局的政策，驾驶着最新式的“米格25”叛逃。美国和日本的飞机专家们，在东京以北60英里的一个飞机库里，拆开了那架“米格25”，获知了苏联的许多军事秘密。

别连科中尉被护送美国。美国参议院立法委员会通过了特别法令，批准别连科在美国的永久居住权。

不过，别连科虽然住在美国，也并不感到安全。苏联的克格勃特务无孔不入。为了确保别连科的安全。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别连科进行了改容手术，使他的面貌变得认不出来，然后改名换姓，秘密地安排在一个地方隐居。这么一来，苏联克格勃特务想暗害别连科，就颇费周折了。

如今，美国已有数百名“改容师”从事改容营业。改容手术费高昂。他们能把圆脸改成长脸，大眼睛改成小眼睛，鹰勾鼻改成扁平鼻……，手术在秘密状态中进行的。改容师为改容者绝对保密。

在美国，金钱就是一切。一些监狱里释放的罪犯，花高价改容，使别人认不出来，然后变本加厉地进行偷盗，甚至偷到改容师头上去。改容师遭劫，却又不敢声张——他用医术为犯罪分子服务，这本身就已触犯了法律。他，只好忍声吞气，自食其果!

在我国，这几年整容外科发展很快，不少医院都开设了整容门诊部。我国的整容医学，为的是化丑为美，消除一些生理缺陷，使患者转忧为喜，生活愉快。

现在最常用、最普通的整容方法，是用注射器注射硅橡胶。硅橡胶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高分子材料，注入人体后，不会产生不良的副作用。

上海市的一位中学教师，患“右面颊萎缩症”已十来年。每当他走上讲台，面对着学生们投来的目光，总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整容医师在他的右面颊注射了硅橡胶，手术只花了几分钟，就消除了他十多年的精神痛苦。

消息不胫而走。福州两位因鼻梁低凹而感到不快的姑娘，远道赶到上海。才一分钟，注射了硅橡胶，两位姑娘都变得十分俊美，欢天喜地地回去了……。

墨水瓶里的间谍

一个德国纳粹间谍被捕了。在他的住处，搜出许多氨基比林药片和牙签。

审讯开始了。

“你干吗带那么多氨基比林药片?”

“我常常偏头痛。那是一种解痛药。”

“你干吗带那么多牙签?”

“我的牙齿不好。吃了肉，老塞牙缝，要用牙签。”

然而，经过暗地里的观察，他并没有饭后剔牙的习惯，而且偏头痛也没有经常发作。

经牙医检查，他的牙齿长得整齐，不大会“塞肉”。

他，被判处20年徒刑!

为什么呢?

因为法官经过仔细调查：那氨基比林药片，用水冲开以后，便成了一种无色“墨水”。用牙签蘸着，写在纸上，看不见字迹。然而，这样的密写信用特殊的方法处理后，纸上的字便清楚地显示出来。当地查获的好几封密写信，就是用这种方法写的。一核对，正是那纳粹间谍的笔迹……。

密写，是间谍们常用的秘密传递情报的手段。看似白纸，经过显影，便出现字迹，这就是密写。也有的是在白纸上写些无关紧要的话，而显影之后，在行间出现“潜台词”。

密写，最普通的是用米汤水写在纸上，用碘酒一喷，便显出蓝字。如今，这种密写技术，早已老掉牙了。

1974年2月25日，我公安部门在北京东北部西坝河桥下，抓获了某国派遣的间谍分子李××。李××的身上带着一些大头针。

带大头针干嘛?

哦，大头针是空心的，里面装着干的密写剂。原来，大头针是一枝密写笔!

间谍们真是挖空心思，“发明”种种密写工具。

有的间谍身带火柴。这些火柴看似平常，一划就着，可以点燃香烟。然而，把火柴的灰烬用水一泡，那便是一种特殊的密写墨水。因为这些火柴杆，事先用密写药剂浸泡。

还有一种“密写复写纸”，复写之后，字迹看不见。然而，采用特殊的药剂显影，便出现清晰的字迹。

各间谍机关都招收了化学专家。这些专家的才智，花费在墨水瓶里!他们绞尽脑计，利用化学反应。发明了一种又一种密写剂及其相应的显影剂。

如果说密写剂是锁的话，显影剂就是钥匙。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种密写剂，要用一种相应的显影剂才能显示字迹。

对密写剂的要求是，写出来的字迹是无色的；

对显影剂的要求是，能把无色的字迹变为有色。

密写信，常常通过邮局投递。由于字迹无色，不易被人发觉。

然而，反间谍机关长期跟间谍们打交道，对密写剂的种类、成分及其显影规律，也掌握了八九不离十，因此，往往能很快配出开“锁”的“钥匙”。

间谍机关的化学专家们呢?又努力创造新花招，发明新的密写剂，使反间谍机关无法显影。

间谍和反间谍，就这样无休止地展开斗争，如同孙悟空智斗牛魔王一样。

不过，这种斗争，只是在小小的墨水瓶里激烈地进行……

秘密传递情报

一个间谍落网了。

在她的身上和行李中，查不出什么可疑的东西。

在她的小巧而精美的手提包里，两块巧克力引起了注意。

一位年轻的反间谍人员拿出了小刀，打算切开检查，立即被他的上司阻止了。

上司拿走了巧克力，在暗室里才打开。

哦，这是带“馅儿”的巧克力!

这“馅儿”不是别的，正是一卷未经冲洗的微型胶卷。

倘若不是上司富有经验，让那位年轻的助手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开的话，对不起，胶卷曝光了，那就抓不住罪证了。

除了用密写信件传递情报之外，间谍们的花招真不少。反间谍机关把间谍们用来装运情报的东西，戏称“集装箱”。

那巧克力，只不过是“集装箱”中的一种。

肥皂、香烟、热水瓶夹层、衣服夹层、帽沿、鞋跟、罐头……，都曾成为间谍们的“集装箱”。

有的间谍机关甚至制成了外貌与普通硬币一模一样的空心盒子，里面放着微型胶卷。这样，间谍们只消装成买什么东西，在交钱、找钱的一刹那，神不知鬼不觉，一盘微型胶卷就从一个间谍手中交到另一间谍手中。

他们所传递的微型胶卷，往往不冲洗。这样，反间谍人员一不小心，即使查到了微型胶卷，当即全部曝光，等于销毁了罪证。再说，即使微型胶卷是在暗室里被拆出来，可是，这些微型胶卷往往只有特别配方的显影剂才能显影。不掌握这把“钥匙”，还是白搭!

间谍们使用的微型照相机，已经越来越小，最小的直径只有2厘米。这些微型照相机装在手表、伞柄、自来水笔、钱包里。它可以把15×20厘米大小的文件，缩拍到1×1.5毫米。

间谍活动无孔不入，使各国的驻外使馆深感不安。

各国政府和它的驻外使馆之间，除了用长途电话、密码电报联系之外，常常有许多机密文件要往返运送。这些机密文件，显然是间谍们瞩目的。

怎么办呢?

如今，很多国家制造了特殊的“集运箱”，以运送重要的外交文件。

这种“集运箱”叫做“信使箱”。它是钢制的匣子用密码锁锁上。箱内装有自爆装置。

如果不知道密码，用强力开箱，自爆装置便爆炸。把箱内的文件炸得粉碎。

也有的“信使箱”里装的是磁带。磁带上记录着驻外使馆人员汇报工作的话音，或者政府领导对使馆工作发表的谈话。这种“信使箱”装了自动消磁装置，一旦用强力开箱，得到的不过是一卷卷无声磁带——因为自动消磁带装置已把磁带上的声音统统抹去!

天空中的间谍

1960年5月1日，高空中的一声爆炸，震惊了世界，一架美国高空侦察机飞入苏联内陆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苏联地对空导弹击中。飞机被击毁，飞行员加里·鲍尔斯在飞机坠落时跳伞，被苏联俘获。

苏联公布了飞机残骸照片和生擒鲍尔斯的照片。

这架飞机，便是在高空中进行间谍活动的U-2飞机。

1960年5月14日，美、苏、英、法4国首脑会议在巴黎召开。赫鲁晓夫努气冲冲地要美国总统艾林豪威尔就“U-2飞机事件”进行道歉，艾森豪威尔不予置理，弄得4国首脑会议不欢而散。

其实，早在1955年，美国凯利·约翰逊便设计了U-2飞机。从1956年起，U-2飞机便在苏联上空进行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弗农·阿·沃尔斯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这样谈及U-2飞机：

“在1960年之前，这种飞机已经在苏联上空飞行了将近4年，飞机上装有非常完善的照相机，对苏联内部活动的情况和生产武器的情况拍摄了大量照片。苏联人用雷达和肉眼观察到有飞机飞越他们的领空，但是公开抗议或承认有此事情，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奇耻大辱。于是他们默不作声着手发展地对空导弹来射击U-2飞机。在这近4年里，许多U-2飞机在航程中没有一架受到严重的威胁，而这种侦察飞机已成为日常工作。当然，美国总统是知道整个计划的，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也由于拿到飞行所得的高级情报而了解到一些情况。这种照片使美国人看到铁幕后面的大工厂和军事基地进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U-2飞机的制造成功，标志着间谍活动从地面上升到高空。地对空导弹击落U-2飞机，意味着高空也成为间谍和反间谍角逐的场所。

U-2飞机，也就是高空侦察机。那个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鲍尔斯曾在他的回忆录《越界飞行》中，很具体地加以描绘：

“全机银灰色。机冀是最为触目的。机身长约40英尺。机翼伸展竟达80多英尺。就像巨鸟的翅膀那样，在地面时稍稍下垂，在空气急流中，可以看得出在拍动。

“这就是U-2，基本上是有马力的滑翔机，在滑翔机的壳子里装上喷气机的引擎。不同之点是，它具有的性能，是滑翔机或喷气机从来所未有的。它能飞到以前的飞机从未达到过的高度，而且每次可以保持这一高度数小时。

“U-2起飞，不需要长跑道，1000英尺就够了。爬高快得惊人。

“1955年8月29日，英国空军联队长华尔特·福·吉伯驾驶一架堪培拉式B型喷气轰炸机，创造了飞行高度的国际新纪录，到达65889英尺。我们每天都打破这个纪录，而且每次都可以在比这更高的空中逗留数小时。我们的飞行高度是68000英尺。

“如果下面的天气很好，从这个高度远眺，景色非凡，整个地面就成了一幅巨大的活地图。

“任何其他人从来没有飞得那么高，而我飞了。只有一件事不如意：我不能吹给外界人听……。

U-2飞机上装有高空照相机。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时是怎样准备发射的，发射场在哪里，宇宙火箭有多高，美国用U-2飞机侦察得清清楚楚。美国中央情报局甚至还把U-2飞机拍摄的苏联卫星发射场照片拿给法国总统戴高乐看!

由于U-2飞机被击落，美国的空中间谍活动才昭然于世。

U-2飞机同样不断在中国上空进行侦察飞行。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用地对空导弹，分别在1962年9月9日、1963年11月1日、1965年1月10日、1967年9月8日，在我华东及华北地区上空击落了4架美制蒋军U-2型高空侦察机。这些飞机的残骸，如今成为北京军事博物馆的展品。

太空间谍战

间谍和反间谍斗争，从地面发展到空中，到高空，如今已发展到太空。

1985年1月25日，美国发射的“发现号”航天飞机，携带了一颗间谍卫星进入太空，用来侦察苏联、亚洲、欧洲的军事活动。

今天，曾经飞入太空的间谍卫星，数以千计。就在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在你的头顶上，恐怕就有间谍卫星在飞行!

说起间谍卫星，不能不提及1960年5月14日巴黎“4国首脑会议”开幕那天富有戏剧性的小插曲。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沃尔特斯以美国代表团翻译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在回忆录中，以风趣的笔调，记述了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当面提出抗议时他目击的情景：

“当赫鲁晓夫念到稿子中关于美国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他的手直指天花板，似乎此时此刻有一架U-2飞机在我们头顶上飞着。他说：‘我被人飞越了!’

“戴高乐插话说，他也被人飞越了。

“赫鲁晓夫问道：‘是你的美国盟友吗?’

“戴高乐回答说：‘不，是你。昨天，就在你从莫斯科出发之前，你发射了一颗人造卫星，给我们强烈的印象是它要在法国领空飞越18次，但并没有得到许可。我怎么能相信你们就不会利用卫星上的照相机拍摄法国的照片呢?’

“戴高乐双臂往胸前一交叉，以询问的目光盯着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张口结舌。接着，他的脸上显露出非常愉快的表情。他双手高举过头，清楚地说：‘天晓得我的双手是干于净净的。你不能认为我们会于那种事吧?’

“戴高乐说：‘那么，你们是怎么拍摄那些月球背面的照片的呢?你们还曾振振有词，引以为骄傲地给我们看哩!’

“赫鲁晓夫说：‘噢，只有在那颗卫星上我们安装了照相机。’

“戴高乐说：‘噢，你们只有在那颗卫星上安装了照相机。天晓得，请继续念你的稿子吧。’

“这一番交锋搞得赫鲁晓夫慌了手脚，他在念那冗长的声明时，双手越发颤抖了……”。

这确实是戏剧性的交锋：你在我的领空用U-2飞机侦察，我在你的领空用间谍卫星侦察……。

如今，间谍卫星已成了世界上“公开的秘密”。间谍卫星又叫侦察卫星，装有高分辨率的照相机，在太空中俯摄军事目标。

比起侦察飞机来，侦察卫星有几大优点：

第一，飞得快。侦察卫星的飞行速度，一般可达每小时3万里，比飞机快几十倍。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侦察辽阔的区域；

第二视野大。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侦察卫星比飞机高得多。如果高度为300公里的话，它可以拍摄几千平方公里的范围；

另外，卫星上没有发动机的震动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有利于摄影。

除了拍照之外，侦察卫星也可以用来在太空中”窃听”——截获其他国家通讯卫星中的机密电波，发回本国的地面站记录下来。

现在的侦察卫星，可以拍出墙上的大字标语。有些外国记者甚至认为侦察卫星可以“查明”地面上的士兵是否刚刚刮过胡子。侦察飞机飞得比侦察卫星低，对于细节可以拍得更清楚些。正因为这样，在侦察卫星满天飞的时代，侦察飞机依然经常出动。

跟其他人造地球卫星相比，侦察卫星往往具有这么一些特点：

第一，轨道低。太高了，离地面太远无法侦察；

第二，寿命短。因为轨道低，卫星受到地球的引力也大，飞不了多久，便被吸人大气层坠毁；

第三，数量多。因为寿命短，不得不三天两头发射侦察卫星，以代替那些坠毁了的伙伴。

其实，第三个特点是由第二个特点决定的，第二个特点则由第一个特点决定的，而第一个特点则由侦察卫星的使命所决定的。

有的侦察卫星的寿命，只有几天而已。

尽管美国遮遮掩掩，羞羞答答，从不公布它发射的侦察卫星的数目。然而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据统计，美国从1959年2月28日起，至1962年4月18日，发射了39颗侦察卫星。由于尝到了“甜头”，美国发射侦察卫星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在中东战争期间，有时在一天之内美国连发几颗侦察卫星。

侦察卫星拍摄的照片，可以通过电传，发回地球。但是，你能接收，我也能接收，容易泄密。再说，电传发回的照片清晰度不够高。

怎么办呢?

人们发明了“回收技术”：通过遥控指令，当侦察卫星完成拍摄任务之后，自动把胶卷放人回收舱，返回地球。回收舱能够准确地在预定地点着陆。人们可以从回收舱内取回“太空照片”。现在，凡是具备回收舱的人造卫星，十有八九是侦察卫星。

寂静的太空不平静。如今，它不仅成了各国间谍卫星活动的领域，甚至发生“太空战争”：人们正在筹划用航天飞机接近别国的侦察卫星，用机械手把它“抓获”；也有的在筹划用一种特殊的拦截卫星发射激光，以“杀伤”对方的侦察卫星……。

间谍和反间谍的斗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翻新花样，愈演愈烈。

工业间谍

英国的一家纺织工厂门口，忽然冒出了一家日本饭店。

这家饭店是“夫妻老婆店”，一对日本夫妇又是老板又是服务员。

他们的饭菜经济实惠，服务态度又好，很快就吸引了许多纺织工人。

这对日本夫妇很快就跟工人们混熟了，跟工厂门卫混熟了。有时，还常常进工厂，到车间里给工人送饭……。

这家日本饭店开设了一年之后，尽管生意越来越兴隆，那对日本夫妇似乎还是留恋故乡，终于又回去了。

后来，这家英国纺织工厂的总工程师访问日本，当总工程师听说一家日本纺织厂已经采用他们的纺织新技术，便去访问。

一进厂门，日本厂长夫妇前来迎接。英国纺织厂总工程师觉得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

对啦，那不正是在厂门口开饭店的日本夫妇吗?

直到这时，英国纺织厂的总工程师才恍然大悟：这对日本夫妇，原来是“工业间谍”!他们借口开饭店，刺探英国纺织新技术……。

一提起间谍，人们的印象中总是以为窃取别国政治、军事机密的。不，如今不少间谍专门从事窃取别国工业生产机密和经济情报，叫做“工业间谍”。

当今，世界上的工业间谍人数众多，活动频繁。法国军事情报机关首脑兰区文就曾经指出：光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用于工业间谍活动的经费预算，就等于法国所有情报机关合在一起的预算!

这话不假。美国报刊也曾这样透露：根据对美国1558家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其中1324家公司公开承认，他们都雇佣了工业间谍，以求在竞争中搞垮对方。有三分之一的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工业间谍网”!

美国报刊对工业间谍无孔不入的活动，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

“工业间谍使用最现代化的技术。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进行了一次有关工业间谍活动调查，列举了其中一些超现代化的装备：装在自来水笔和打火机内的录音机；超微型的无线电发报机、传声器、接收器、微型电视摄像机和红外线照明器、高速翻拍机等等。该委员会为此对企业界人士提出忠告，看一看别人送来的花束中有没有藏着电视摄像机或者窃听器；在吞下阿斯匹灵药片之前先把它化开，因为里面可能藏着看不见的微型窃听器，在人肚里把周围的对话发送出去。

许多企业为了自卫和防止工业间谍，设计了机关重重的专门会议厅，同时来往信函都通过数字密码来传递信息。有的时候为了逮住工业间谍，把反情报工作人员装扮成职员，派驻到企业内去……”。

据报道，为了对付工业间谍，美国各大公司雇用了17万6千名看守和反情报工作人员，这么多人相当于美国的14个师!

美国的《幸福》杂志披露：“在美国圣弗兰西斯科湾西南，通常叫做硅谷的半导体工业地区，日本的工业间谍异常活跃。其目的是搜集日本的富士通、日立制作所等生产电脑厂家所需的尖端技术情报。”

日本把美国的工业间谍称为“工业海盗”。美国则把日本的工业间谍称为“虎、虎、虎”——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偷袭珍珠港用的联络暗号叫作“虎、虎、虎”。

许多工业间谍都是大学毕业生，懂几国外语——因为不懂现代科学的人，连充当工业间谍的起码资格都没有!

除了工业间谍之外，体育间谍、文化间谍、科学问谍……，五花八门间谍，刺探各方面的情报。

就拿体育间谍来说，专门了解别国怎样训练运动员的，刺探别国球队临赛前制订的作战方案。在日本东京球场，便曾在队员休息室里发现窃听器……。

外国工业间谍，也把注意的目光投向中国。

别以为我国的工业技术在许多方面还不如国外，其实，我国也有许多在世界上领先的工业部门。那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外国工业间谍早已垂涎三尺!另外，我国对外贸易的情况、经济情报、也是外国工业间谍十分关注的。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有些生产技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外国资本家却视若珍宝。比如，广州的华南农学院林孔湘教授从事柑桔黄龙病研究40多年，发明一种培育不带病毒的柑桔苗木的方法。在国内，林孔湘教授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受到重视，也没有普遍得到推广。可是，美国得知情报后，立即广泛采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甚至特别通过法律，规定非用林孔湘教授的方法处理的柑桔苗木不得出售!

年已古稀的林孔湘教授在1982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强烈呼吁：“不要轻视自己的科研成果!”

是的，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研究并非“无密可保”。就连中国制造臭豆腐的技术，也引起外国人的浓厚兴趣!

在间谍无孔不入的今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应保守国家机密。不光是军事、政治机密，也包括工业、农业、经济、科研以至体育机密。

如果问，反间谍最重要、最有效的措施是什么?

答复是：每一个公民都提高警惕，都加入保护国家机密的行列!

九、在反走私战线上

雪亮的眼睛

一位派出所所长骑着自行车，从郊区回深圳。忽然，他看到一个中年男人站在路边等车，脚旁放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麻袋。

所长那雪亮的眼睛一扫过去，便感到可疑：这儿不是公共汽车站，他在这儿等什么呢?

所长跳下车，盘问起来。

那中年男人神色十分紧张，说麻袋里装的是汽车零件。

所长不相信，一模麻袋，心里就明白了。

那人没办法，只好打开麻袋。呵，亮闪闪的满是手表

那人拿出八十只手表、五百元港币，塞给所长，求他“高抬贵手”。

所长严词拒绝了。他把麻袋放在自行车上，押着走私犯走到派出所。细细一清点，麻袋里共有走私手表1198只，价值人民币十万元……。

上面这个故事，是我在我国“南大门”——深圳市公安局采访时听说的。

随着对外逐步开放，大批友好的外宾纷来沓至，但是如同大米中总也夹杂着几粒老鼠屎一般，走私犯也混迹其中。

走私活动已经越来越猖獗，反走私斗争越来越尖锐。

走私犯们花样翻新，走私的花招层出不穷：

“夹底皮箱”，伪装罐头，“夹心”饼干，“有馅”苹果之类的，已经司空见惯；

发髻里藏黄金，鼻孔中藏毒品，耳朵里塞珍珠，口里含玉器，鞋跟里放金条，甚至把珍珠吞进肚子……这些花招也已经屡见不鲜。

跟走私犯作斗争，需要一双雪亮的眼睛。

在深圳海关，海关人员正在检查一只手提箱。简简单单，箱子里只几件普普通通的衣服而已。海关人员那雪亮的眼睛注意到，那箱子非常考究，最新式的航空皮箱。奇怪，这么高级的箱子里，空空荡荡，只放着几件衬衫、短裤?

海关人员的目光，落在那手提把上。卸下几只螺丝钉一看，那手提把的缝隙里闪耀着金色的光芒!

哦，黄金走私犯!

海关人员立即注意到同样的另外两只航空皮箱。从3个手提把内，查出了1.7公斤金条!

又有一次，在广州海关，一位旅客拖着带轮子的皮箱慢慢走着。那皮箱总是朝一边倾斜，而且那轮子似乎受到很大的压力，吃力地转动着。

雪亮的眼睛没有放过它。海关人员一检查，呵，箱底的夹层里，藏着150块走私手表!

雪亮的眼睛还曾注意到一辆进口的折叠式小轮自行车，那胎似乎过份粗大了一点。一检查，内胎里藏满了走私手表!

一个腿脚有点不大灵便的男人，三天两头往返于广州与香港之间。来来去去，只拎一个小小的手提包。那手提包中只有香烟、毛巾、牙刷之类，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然而，恰恰因为他带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引起了雪亮的眼睛的注意。

对啦，他的腿脚不灵便，是因为他的左脚是假肢。一查他的假肢，里面的金条便露馅了!

1982年5月，在北京曾破获一起国际毒品走私案件。

那是一个夜里，马尼拉——京航线的CA972班机。降落在首都机场。

海关人员开始认真细致地检查旅客们的行李。

就在这时，女检查员小吴发现从飞机上下来的3个港商打扮的人，在大厅里踱来路去，不急于去办理海关手续，却仿佛在等待什么。

过了好久，他们才向小吴走来，接受检查。

小吴查看了他们的护照，他们来京的目的是旅游。他们当天早上从泰国首都曼谷出发，经过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经过我国广州，然后飞抵北京。

小吴感到奇怪，从曼谷有直达北京的航班，于么要绕这么大圈子?说是旅游吧，一天之内飞经那么多地方，怎么旅游?

再说，三位来客作长途旅行，行李却非常简单，只有两个背包、两只纸箱和一个帆布箱。

小吴那雪亮的眼睛，注意到两只纸箱子。她对来客说：“请把箱子打开，让我看一下。”

箱子打开了。“里面都是食品”，来客说明道。

的确如此，里面装的都是食品——包装盒的一面是透明"奇"书"网-Q'i's'u'u'.'C'o'm"的有机玻璃，一眼便可看见里面的苏打夹心饼干。但是，当小吴打开盒子，却发觉饼干后面放着塑料袋，袋里装着粉末状的东西。

“这是中药‘何首乌粉’!”来客连忙解释道。

奇怪，如果是“何首乌粉”，干吗那么神秘。要放在夹心饼干背面?我海关化验人员拿了一小撮粉末，把它放进“马基斯测验器：——一个装着硫酸和其他试剂的瓶子。一摇晃，瓶内清澈的溶液，变成了鲜紫色!

毫无疑问，塑料袋里装的是毒品——梅洛因!

我国是严禁贩卖毒品的。3位来客被拘捕了。两只纸箱总共藏有1160克海洛因。经审讯，原来，他们来自国际毒品走私的中心——“金三角”。

通过安全检查门的时候

如今，在上飞机前，每一位旅客都要走过安全检查门。

什么是安全检查门呢?

安全检查门与其说是门，倒不如说是一个门框!

不过，这不是一般的门框。如果你身边带着一把削水果的小刀，从门框中走过，马上就会听见“嘟、嘟”声。甚至你的身上带了钥匙等金属物品，也会被安全检查门查出来。

自从设置了安全检查门，可以非常准确的查明旅客是否随身携带武器。当然，如果身上携带了黄金、白银之类贵金属打算走私的话，不论是藏在鞋跟里或者藏在帽子里，都会被安全检查门查出。所以，安全检查门不仅使劫机犯望而生畏，也使走私犯显出原形。

有时，检查员还用手提探测器对旅客进行近身探测。经过旅客身上带有金属的部位，手提探测器也马上会“嘟、嘟”叫了起来。

安全检查门和手提探测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安全检查门的学名，叫做“步行通过探测器”。在这些探测器里，都装有用高镍合金制成的非常灵敏的电磁元件。在遇见金、银、铜、铝之类金属时，探测器的磁场会发生畸变。敏感的电磁元件马上把这一信息报告给探测器，经过电子线路的处理，蜂鸣器立即发出“嘟、嘟”声。

曾有一名走私犯，把10枚银圆用布绑在小腿上，外面再穿上毛线裤、呢子裤，以为万元一失。她的脚刚刚迈进安全检查门，“嘟、嘟”声便响起来了!

如今，在海关，也使用手提探测器对进、出国境的旅客进行检查。不论怎样乔装打扮，如果身上藏有金属物品，没有一个漏网的。

国外，在金属制币厂、银行、金库的通道上，装设了“步行通过探测器”，以便检查工作人员是否有盗窃金、银等行为。

如今，在发掘地下文物、检查地下和墙内金属管路时，常常使用手提探测器。

开架的书店和图书馆，大量图书遭窃，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怎样抓住窃书贼呢?

你瞧，他大摇大摆地哼着小曲走出来了。双手空空。刚刚走过图书馆大门，探测器就“嘟、嘟”作响。图书管理员不客气地把他抓住，从他的裤腰里，搜出了被窃的书!

书又不是金属，怎么也能查出来呢?

原来，大门口装的是磁性探测器，不是探测一般金属的，而探测具有磁性的物质。

至于书怎么会有磁性，那是因为书上被涂了磁性涂料，或者装上很细的金属磁针。这样，携带这种带有磁性的书出门，就被探测器发现。

如果买书时付了钱，或者借书时办理了借书手续，营业员、图书馆管理员就用消磁器给书消磁。出门时，探测器就不会发出蜂鸣声。

同样道理，一些超级市场在所有的商品上涂了磁水，在门口安装磁性探测器，也可以减少货物被窃。

在候机大楼，除了用安全检查门和手提探测器对旅客进行人身检查外，还用X光机检查旅客的行李。

受检的箱子、旅行袋之类，一个挨一个放在传送带上，逐一移过X光机。检查人员坐在电视前监视着，在荧光屏上，那些行李仿佛变成透明了似的，一眼就可以看出里面的物品。

X光具有很强的穿透能力。自从采用X光检查，那些藏匿于手提把中的金条、藏匿于箱子夹层中的银圆，变得一目了然，原形毕露。

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付走私犯，使走私犯们感到惶恐不安了!

识破假古董

偷运珍贵文物、名画、也是走私犯们常干的罪恶勾当。一旦偷运出镜，他们便哄抬价格，以极高的价格出售，牟取暴利。

与此同时，他们又常常制造假古董、假名画，以假充真，同样牟取暴利。

在世界上，伪造假古董的案件，屡见不鲜。

西欧几个博物馆曾以高价从某古董商人那里收购了9件中国陶俑，据说是“六朝”时的珍品。所谓“六朝”，是指三国的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都以建康(即今南京)为首都。在历史上，“六朝”一般泛指公元3世纪初至6世纪前后这300多年。

1970年，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研究室的科学家们，对那9件“六朝”陶俑进行了鉴定。结果发现，其中只有3件是真品，其余6件全是赝品。

科学家们如何鉴别老古董的真伪呢?

他们采用了现代化的技术——测定“碳14”。

碳，是一种很普通的化学元素。在动、植物体内都含有碳元素，大气中也有碳的化合物——二氧化碳。

碳有两种同位素——碳12与碳14。在碳12中，每一个原子含有6个质子、6个中子；在碳14中，每一个原子含有6个质子，8个中子。碳12不具有放射性，碳14则是放射性元素，原子核不断发生裂变，变为碳12。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碳，绝大部分是碳12，而碳14只占一万亿分之一。

当动、植物活着的时候，不断进行新陈代谢，体内的碳不断从大气中得到更换，所以体内两种碳的比例，是与大气中一样的。然而，当动、植物死亡以后，不再进行新陈代谢，体内的碳14不断分裂，于是碳14的比例不断减少碳12不断增加。

碳14的分裂速度是固定不变的。它每隔5730±40年，减少一半。因此，考古学家们通过测量古动、植物体内的碳14的含量，就可以推算出它的死亡年代。

同样，用古代动、植物制成的布、纸、木器、骨雕之类，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测出它们的“年龄”。

陶俑是用泥土做成的。泥土中往往含有动、植物腐烂后遗留下来的有机质。当然，也可以通过测定碳14含量，测定陶俑的制造年代。

测定碳14含量，是一种很精确的现代化技术。在它的面前，那些假冒的‘古代陶俑”，就现出了原形。

名画辨伪

1945年5月29日，两名荷兰警察来到阿姆朗特丹市凯策斯格拉赫特街321号，奉命逮捕了荷兰画家汉·范·米格伦。

画家为什么被捕呢?

罪名是相当可怕的——“叛徒”!

画家怎么会成为“叛徒”呢?原来，米格伦不仅是画家，也是画商。他，居然把荷兰17世纪著名画家弗美尔(1632—1675)的油画《耶稣基督与奸妇》高价卖给了德国的空军部长、纳粹头子海尔曼·戈林。这对于荷兰来说，米格伦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

“叛国罪”当然是很严重的罪行，米格伦即使免于一死，恐怕也要在监狱里蹲一辈子。

完全出人意料、米格伦不仅不承认自己的“叛国罪”，反而声称自己是一位“爱国者”!

他怎么又变成“爱国者”了呢?他申辩说，那幅卖给戈林的名画，并非弗美尔的作品，而是他画的赝品!他把赝品卖给了戈林，欺骗了敌人，那当然是一种“爱国行为”!

然而，法官却摇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想想，戈林是一位精明的名画收藏家，赝品岂能瞒过他的眼睛?

米格伦向法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你们不相信的话，请把画笔、画架、面布和颜料运进监狱，我可以当场画一幅弗美尔的画给你们看看!”

果真，他画出了酷似弗美尔原作的油画!

这下子，法官不得不相信了，不再判他“叛国罪”。不过，这么一来，他犯了“伪造名画”罪，判处一年徒刑。

原来，米格伦本身，是一位三流画家。他是海牙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不过，他的作品不值钱，无人赏光。他穷极无聊，想起伪造名画展，高价出售，从中牟利。他伪造了14幅名画，卖掉了9幅，都未被人发现伪造。这一回，倘不是他为了表白自已是“爱国者”，和盘托出底细，恐怕不会有人怀疑他笔下的“名画”!

米格伦的伪造名画案，震惊了欧洲。

就在人们的惊叹声中，米格伦因心脏病发作，于1947年12月30日猝然死去。

米格伦一死，又节外生枝。有人说，米格伦的监狱中画的弗美尔的画，并不那么像。米格伦实际上并未伪造过弗美尔的画。他主动交代“伪造名画”，为的是开脱自己的“叛国罪”。

于是，米格伦案件，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嘁嘁喳喳，争个不休。

一直到1968年，美国卡纳吉——梅隆大学的科学家用现代科学方法进行鉴定，这才最后解决这一疑案。

美国科学家用的方法，类似于识破假古董用的碳14测定。油画中的白色颜料，过去是用碳酸铅。铅，也有好几种同位素，其中最多的是铅210，半衰期为22年。在天然的铅矿中，铅是由镭226衰变而来的。镭226的半衰期为1620年。在制成白色颜料后，铅210得不到镭226的补充，不断变少。因此，测定额料中铅210和镭226的衰变率，便可以测出颜料的年代，也就是油画的年代。

经过美国科学家的测定，那些由米格伦卖出的“名画”，用的是20世纪的新颜料，根本不是弗美尔的17世纪的颜料。也就是说，科学家们断定，米格伦确实是犯“伪造名画”罪，并非犯了“叛国罪”。

伪造名画者比比皆是。美国科学家判明了米格伦的罪行，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用来鉴定其他名画的真伪。

不久，美国科学家又发明用“离子探针分析仪”来鉴定古画。法国、英国、日本、前苏联、德国相继制成了这种仪器。我国现在也生产这种仪器。

离子探针分析仪是非常灵敏的仪器，它能激出一束比针还细的离子束，深入古画的颜料层中，分析出颜料的化学成分。由于探针极细，几乎无损于原画。

古代油画和现代油画所用的颜料不同。比如，白色颜料“锌钡白”在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用于绘画；黄色颜料“锑黄”始用于18世纪；红色颜料中的“镉固色剂”，始用于19世纪……。通过离子探针分析颜料的化学成分，可以辨别真伪。

离子探针微分析仪是用氧气或者氩气，在离子源中电离，再加速、聚焦，成为一束纤细的高能离子束。用它轰击样品，使样品“溅射”出离子，经质谱仪分析，测得化学成分。

如今，离子探针微分析仪不光用来鉴别古画，而且也广泛用于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考古学等方面。

形形色色的假钞案

走私，又常常跟印制、使用假钞票联系在一起。最近几年，我国公安部门已经多次发现混入市场的假人民币。这些假人民币绝大部分是在海外印制的，通过走私集团混入我国市场，干扰和破坏我国的经济建设。

制造伪币，由来已久。早在公元前，古罗马市场上便发现用薄薄的银层包在铜币外面，冒充银币。

1816年，美国刚刚发行纸币不久，伪造纸币的罪犯们印制了大批伪钞，竟使美国国内流通的货币之中有三分之一是伪造的。大量的伪币，差一点使林肯总统垮台。为此，林肯总统命令：“建立一支正式的常备力量来镇压这些伪造货币的罪犯。”仅1865年一年，美国政府抓获的伪造货币的罪犯，便达200多人。

在形形色色的假钞案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是“柏恩哈特”假钞案了。

“柏恩哈特”假钞案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假钞票的制造者是德国特工组织，把这项秘密工作称为“相恩哈特行动计划”，策划者为德国“国家保安总部”第六处处长华特·舒伦堡及其副手威廉·霍特尔。德军“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亲自过问了这个计划。

希特勒指示舒伦堡，首先着手伪造英镑。特工人员把全德国最优秀的雕刻家们都召来了，把大学的数学教授们也请来了。这些人举行了绝对保守秘密宣誓仪式之后，分头开始工作。

雕刻家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英镑，找出其中的鉴别记号，然后拿出看家本领，精雕细刻，为制造伪钞镌版。

数学家们干什么呢?原来，英国银行印行的英镑，那票面上的号码不是连续的。这样，如果伪造者在假钞票上，印了那些不该有的号码，即使票面完全可以乱真，也会被英国银行发觉。不过用什么号码，不用什么号码，是有一定规律的。德国的数学教授们从成千上万张英镑中研究这一特殊的‘数学课题”，找出其中复杂的数学公式!

经过两年多的紧张工作(伪钞制造者们分三班日夜工作)，终于制成了逼真的伪英镑。特工人员拿着这些伪英镑在黑市中使用，大量购进黄金，居然未被英国察觉!

这么一来，德国特工人员更加起劲地大量印制伪英镑。另外，还开始伪造美元。

大量印制的英镑，使德国花很少的“本钱”，赚来了大量的黄金，再用这些黄金(也有的直接用伪英镑)向国外购买武器和各种战略物资。为了奖赏那些伪英镑的制造者们，德国特工组织给他们赠送了大批伪英镑——伪造者们自己制造的“产品”。

当希特勒在战场上屡遭败北，便加紧了印制伪币的工作。希特勒打算把数以吨计的伪英镑，用飞机撤落在伦敦上空!这么一来，可以搞垮英国。因为英国人一旦手中持有大批伪币，将把英国的商品抢购一空，造成极大的混乱，其影响远比掷几颗炸弹深远!

然而，希特勒来不及实现这一阴谋，就战败了。当英军从德国埃本西集中营里抄出大量伪英镑时，不禁目瞪口呆!他们用好多辆货车运走这些伪币。在半途，交通阻塞，押运者图省事，把成箱的伪币扔进陶恩西湖。谁知箱子在湖里散架，数以十万计的伪英镑漂在湖面上，许多人闻讯前来捞伪币，又惹了—场新的风波……。

德国的伙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干着同样的勾当。1980年10月日本的《中央公论》月刊，发表了当事人冈田芳政的《伪造中国货币事件真相》一文，回忆了他于1938年12月来到日军参谋总部第八课任职之后，怎样伪造中国当时通行的纸币——法币。

伪造中国法币(日军用暗语“谋略物资”称呼)是由日本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在日本东京研制的。

1940年4月，大量日制10元伪法币运到上海。他们担心成叠的新钞票太引人注目，便用一种“亏损器”加工，使伪币变得陈旧。这些假钞涌人中国市场。

1941年12月24日，日军攻占香港，占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制厂。日军开动这家工厂，肆无忌惮地印了40亿元伪法币。从经济上严重扰乱了中国市场……。

如今，伪币仍不断在世界各国出现。

1977年6月，前联邦德国刑事警察局和国际警察署共同在意大利波伦亚城，破获了大量印制伪马克的地下印刷厂。据估计，这家地下印刷厂印制了2亿马克的伪币，使联邦德国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伪造美元者也不少。据报道，1980年在美国境外没收的假美元有1700万，1981年为5800万，而这些数字远远小于实际数字——大批的假美元正在市场上流通!

如今，伪造的人民币也发现多起。

1993年8月6日，在上海淮海中路的摩迪精品商店里，一位打扮入时的小姐正在用两张100元的人民币购物时，收银员发觉那人民币颜色异样，图案模糊，纸的质感也不同，判定是假钞。

收银员慢条斯理地在算账。当收银员明确告知那位小姐用的是假钞时，小姐的身后已出现了两位警察——店里的一位营业员知道情况有异，趁收银员慢慢算账之际迅速喊来了警察。

那位小姐叫周顺岚。她在警察面前，冷汗如雨。她先是支支吾吾，后来不得不说明假钞是跟她同居的男友简福泉给的。

简福泉是台商，36岁，上海某贸易公司经理。上海淮海中路派出所传讯了简福泉。简在6小时的传讯中，一言不答。于是，公安人员经批准，搜查简在上海中山南二路的住处，一举查获9万元假人民币。

面对9万元假币，简福泉不得不交待，是台商王世聪交给他，由他带到中国大陆的。

虽说王世聪人在台湾，但是公安人员从简福泉的通讯本上，查到王在大陆的一个电话号码。按此线索追查，查明王世聪在中国大陆有一“妄”，名叫梁宇，才23岁，在广西南宁。公安人员抓住这一线索，终于在王世聪从台湾来到广东番禺市新垦镇时，一举擒获。同时，还在广西南宁拘捕了梁宇以及台湾同案犯黄三能和李仁雄。公安人员从这一集团住处查获了假人民币16万3千元，假美钞5千元。

这次破获的假人民币案及假美钞案，只是这几年中在中国大陆破获的许多假钞案中的一起而己。

为了防止鱼目混珠，以假乱真，钞票的印制技术也不断提高。

钞票的印刷术，可以说是极其精密，达到了现代印刷技术的最高水平。钞票的图案线条非常精巧而又复杂，一张钞票往往采用凹版、凸版、胶印、双面对印等各种印刷技术，票面图案、人物层次分明、细腻。在图案中，往往还隐藏着许多暗号，在鉴别真伪时，用放大镜一照便可看出。据说，一张英镑纸币上，有一百多处暗号。

印钞票所用的油墨，是特种油墨。有的还掺入特殊的成分，使伪造者无从知晓。

钞票上的编号，也是大有文章。正因为这样，当年德国纳粹伪造英镑，还要聘请大学数学教授呢。

印钞票用的纸张，是专用纸。纸上还有彩点、纤维丝，不易仿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钞票上的水印，也往往是区别真伪的重要标志。在纸上印上复杂图案的水印，是一种很高级的技术，伪造者不易模仿。

什么是水印呢?你只要把一张10元的人民币，对着阳光或者灯光一照，便可看见左边票面上出现天安门的浮雕般的图案。在100元的人民币上，则有毛泽东侧面浮雕水印图案。然而，如果不是对光映照，便看不出来。有的人天天跟人民币打交道，可是，还从来不知道人民币上有这样的水印哩!

据说，早在13世纪，意大利便用刻有凸出图案的抄纸帘子，制造有水印的纸。用这种帘子抄出来的纸，有的地方厚一些，有的地方薄一些，所以对光一照，使出现水印。

后来，一些重要的文件，都写在水印纸上。那些纸上的水印，标明生产年份。

1887年，法国政府内发生一桩贩卖勋章案。法国总统的女婿威尔逊受到指控。为了替自己辨解，威尔逊向法院提供了证件。那证件上写的日期是1884年。然而，法院检查员对着光亮一看，那证件纸上的水印，却是1885年!

1885年才生产的纸上，怎么会写有1884年的文件?这下子，威尔逊只得承认自己制造伪证的丑行……。

钞票上的水印，同样能够起着辨别真伪的作用。

严格地说，由于现代钞票的印制技术非常精密、复杂，是很难伪造的。伪币毕竟是伪币，是经不起银行里的专家、内行们的检查的。

不过，一般的老百姓在市场上买东西，哪会用放大镜或其他仪器去鉴别钞票呢?所以，现在仍有一些人在起劲地制造伪币，就在于能够在市场上“混”出去。

尽管这样，过了初一，未必能过十五。伪币一到了银行，很快就会被查出，公安部门马上就派人侦察——伪币案往往都是重大案件，因为不是走私集团或者间谍机关，手中没有相当规模的印刷厂，是印不出足以乱真的伪币来的。查出一桩伪币案，往往涉及几十以至上百个犯罪分子。

追踪冒牌货

假古董、假名画、假钞票……，这些都是走私集团常常玩弄的骗人花招。

其实走私犯的花招，还不止这些。

天津海关检查科曾收到一个派出所送来的进口表。富有经验的检查员一看，便认出是一只“卡丁”表，外形跟进口的高级手表相差无几。可是，打开一看，里面没有一颗钻石。很显然，这是冒牌货。

检查员认为，不可小觑，要抓住这一线索紧紧追踪。为什么呢?这类质量低劣的冒牌货，内地工厂不大会生产，十有八九是香港的一些走私集团生产的。走私集团常常用冒牌货卖高价牟取暴利。抓住这块冒牌表追踪，可以挖出走私集团。

于是，海关检查科马上跟派出所联系。派出所告知，这是一位顾客从董某那里买来的。到手之后，请表店检查一下。表店告诉他，表里没钻石，是冒牌货。他立即去找董某，不见董某踪影。他就把表交给了派出所。

经调查，董某在一家工厂工作，已经多日不上班了。

一追查，董某不光卖过一只冒牌表，还在塘沽卖过3只。显然，他手头有不少冒牌表。

等了一段时间，董某从东北卖表归来，被拘捕了。

一审讯，果然不错，董某在进行走私贩卖。根据他的交代，公安部门挖出一个遍及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牡丹江等城市的走私集团!

从一只冒牌表，挖出一个走私集团，这充分说明走私集团跟冒牌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今，在香港市场上，冒牌货越来越多。从电子计算机到牛仔裤，样样都有冒牌货，年产值达10亿美元左右!

冒牌货，就是低劣的产品，冒充名牌。这些冒牌货的外形、商标、包装、常常跟名牌相差无几，然而，“绣花枕头稻草芯”，里面的货色是低劣的次货。谁买了冒牌货，谁上当。

走私集团为了使生产冒牌货不露马脚，常常把零件包给许多工厂生产。那些工厂只知道生产零件，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只有印制商标、包装盒以及进行总装的车间，才是严格保密的。大批的冒牌货，便从那里生产出来。然后，大批向内地走私，赚取暴利。

他们最重要的走私途径，是靠走私船：那边的走私分子用船运出冒牌货，这边的走私分子用船接回冒牌货。

我海关快艇巡逻在珠江口、南海上，日夜不懈地进行缉私……。

大量的冒牌货，也损害了名牌工厂的利益。香港成立了“南亚商标公司”，专门负责侦缉赝品制造者。这家公司的电脑中，储存了大量资料，如厂商名称、主要产品，使用的商标、股东和主管人员名单等等，也存人了许多伪造产品的有关资料。如果发现可疑的冒牌货，通过电脑，可以迅速查明这一产品的正式生产厂家以及过去有哪些伪造者，立即把情况通报有关厂家……。

走私和反走私的斗争，尖锐、复杂、花样繁多。这是一条特殊的战线。海关和公安人员正在这特殊的战线上，与走私犯展开特殊的战斗!

十、线索种种

公安人员在破案时，除了从指纹、血迹、头发、脚印等等寻找线索之外，还很注意以下种种蛛丝马迹。

电子画像机

你听过“伍子胥过昭关”的故事吗?

伍子胥是春秋楚国大夫。他的父亲伍奢被楚平王杀死，本人又被通缉。伍子胥在过昭关的时候，便看到城门旁挂着他的画像，士兵们见到跟他相貌类似的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抓了起来。

不过，古代的画像。只能画个大概。正因为这样，把守城门的士兵常常抓错了人。

自从发明了照相术之后，人们在通缉令上，总是印上罪犯的照片。现在，有了传真机，那就更方便了可以在短短的一、两分钟内，把罪犯的照片用传真机传到各地公安局。

然而，当发生案件的时候，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现场的人们都看到了罪犯，可是谁也没有带照相机。这样，没有留下罪犯的照片，在通缉罪犯时，就无法印上罪犯的形象。

其实，出现这样的情况是正常的。因为罪犯总是趁人不备，突然作案，在现场的人怎么来得及准备照相机呢?

现场的目击者可以口述罪犯的面貌，不过，几乎谁也不可能画出罪犯的画像——除非目击者是画家。

可是，在通缉令上没有罪犯的照片或者画像，将会给通缉工作带来困难。

怎么办呢?

美国洛杉机技术勤务局局长麦唐纳在不久前发明了“电子画像机”，解决了这一难题。

麦唐纳在29岁当侦探时，就开始钻研这个问题。麦唐纳认为，人的脸无非是由眼睛、鼻子、眉毛、嘴巴、胡子、脸形、耳朵、皱纹、发型等“元素”组成的。

麦唐纳收集了5万多张人像照片，仔细进行分类，发现如下规律：

眼睛，有132种；

发型，有130种；

下巴，有52种；

嘴唇，有40种；

鼻子，有37种；

……。

麦唐纳把这些“元素”制成幻灯片。在发生案件之后，把目击者请来，逐一确定罪犯所具有的“元素”，组成罪犯的脸，映在屏幕上。当然，这时的画像跟罪犯真正的面目还不能完全一样，麦唐纳可以按照目击者的印象，用电子仪器对画像加以修改。比如，把眉毛向下移一点，鼻子变小一点，眉尖加一颗黑痣……，这么一来，便可得到与罪犯酷似的画像。

然后，用印像机大量印制罪犯的照片，或用传真机发送到各地。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珠宝商店，曾发生抢劫案，被抢走价值达2万美金的珠宝。案发后，警察请店主回忆罪犯面貌，用电子画像机勾画出罪犯的脸形，3小时之后，警察就根据画像，在50英里外的村庄里抓到了窃贼，查出了赃物。

电子可以给罪犯画像，也可以进一步根据画像查明罪犯是谁。

据国外报道，以色列国家警察局和本·古里安大学合作，最近研制成功了“电脑照片识别系统”。一旦把罪犯的照片或画像输入电脑，很快的，电脑附设的打字机，便会把罪犯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家庭地址、工作单位地址以及过去何时因犯什么罪被捕等等，迅速打印出来。

电脑怎么会“按图素骥”呢?

原来，他们事先把所拘押过的罪犯的照片，都输入电脑，以数字代码贮存于电脑的存储器。

照片上的形象，怎么可以用数字记录下来呢?

这些数字是：五官的位置、五官之间的相对距离、眉毛和眼睛的距离、脸的形状。此外，脸上的疤、痣之类，也用数字反映。性别、肤色、眼球颜色、头发颜色之类，同样用特定的数码记录下来。也就是说，用数字画出了“脸谱”；或者说，把“脸谱”数字化。

用电脑识别照片或画像，一下子就可以查明罪犯的姓名、地址，大大方便了侦破工作。

当然，他们目前还只限于输入罪犯的照片。如果事先把全体公民的“脸谱”都存人电脑，破案时就更方便了。

从鉴定大米入手

在1978年，我国某城市发生了一桩“换米杀人案”：两个来自农村的人，骑自行车，带了大米进城搞交换，用铁钎杀人，趁机抢劫。被害人重伤，神志昏迷。但罪犯丢下铁钎和大米已不知去向。

公安人员深入访问了附近居民，不少人反映，确实见过有两人来换米，一高一矮，矮的是瘸子。

这么一来，有了重要线索。公安人员向郊区各公社通报了案情，着重查找矮个子瘸脚的人。很快的从20多个拐脚者中，查出一个嫌疑极大的人。此人那天曾与叔父一起进城换米，正好一矮一高。更为重要的是，有人反映，在此人衣服上发现血迹!

看来，八九不离十，作案者找到了。然而，公安人员并没有马上逮捕那人，而是着手进一步调查。他们设法取到了那人的衣服，上面确实有血迹。

血迹，这是破案的重要依据。在现代医学的帮助下，人们已经能从一些米点大的血迹中，判断血型以及其他有关问题。那人衣服上的血迹经过鉴定，竞不是人血，而是牛血!经调查，那人在不久前，曾宰过6条牛。于是，澄消了事实，否定了对那人的怀疑。

线索断了。从哪儿查找作案者呢?

作案者留下的作案痕迹，除那根铁钎外，便是扔掉的大米。

能不能从大米中找到线索呢?公安人员请水稻研究所、林土研究所化验了大米成分。化验结果表明，大米中含铝、镉两种元素为千分之二，郊区有300来个生产大队种这种大米，其余700多个大队不种这种大米。

三百多个大队范围仍然太大。接着，公安人员请粮食局的技术人员鉴定大米，查出这是本年生产的新大米，属早熟优良品种。颗粒特别饱满，说明很可能是社员的自留口粮，而且出于老产稻区。另外，米糠很少，从米粒表面形状可断定磨米机比较新，还配有除糠机。这么一来，把查找范围，缩小到3个大队，因为只有这3个大队的大米具有上述特征。

公安人员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排出了在作案那天3个大队的外出人员名单。然后，把名单中的人一一作具体分析，确定了嫌疑极大的兄弟俩。社员反映，这兄弟俩曾用铁钎栓过猪。公安人员找到了铁钎，经过化验，与杀人铁钎的化学成分相同；除了铁之外，都含有其他5种元素，含量差不多。

这时，被害者脱离了危险期。经被害者暗中观看，证明那兄弟俩就是换米者，亦即作案者。

就这样，一桩十分棘手的案件，从化验血迹否定了险些被当成凶手的人，又从鉴定大米的特征缩小范围，终于破案。

两个香烟头

在南方某城，曾发生一桩谋财害命案：一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子女在外地工作。老人因略有积蓄，被盗贼获知，于深夜扼死了老人，抢走了钱财。

第二天上午案发，公安人员在现场找到两个烟头。据了解，老人从不抽烟，因此，这烟头极可能是作案者留下的。作案者大约以某种借口敲开老人的门，进屋后一边抽烟，一边与老人聊天，然后伺机作案。

另外，还找到一个重要线索：老人手中捏着几根头发。显然，这是老人反抗，用手抓罪犯的头发而留下的。

经鉴定，死者的血型为A型。那儿根头发经鉴定，是血型为B型的人掉落的。这进一步证明，老人手中的头发是作案者的，而作案者的血型为B型。

除此之外，在现场未找到其他线索。

光是知道作案者的血型，无法着手破案——血型为B型的人多着呢!

公安人员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两只烟头上。烟头是作案者自己纸包着烟丝卷成的，烟头很短，浸透了唾液。

如今，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不光是可以根据头发来测定血型，就连唾液也成了检验血型的材料。

唾液，是唾液腺的分泌液，其中所含的唾液淀粉酶可以把淀粉分解为糖，帮助消化。在唾液中，还含有不少血型物质以及上皮细胞。根据血型物质，可以判定血型；根据上皮细胞中的X、Y染色体，还能判定性别。例如，无Y染色体，属女性；而查出Y染色体，则属男性。这样，从现场找到的烟头、瓜子壳、果核、口罩、手帕之类沾有唾液的东西，都成了破案的重要佐证。

精细的化验表明，那烟头中的唾液含有B型血型质，属男性。这不仅说明作案者是男的，而且说明，烟头确实是作案留下的——与那几根头发的血型相符。

公安人员还进一步分析了烟头的特征：烟头是作案者用纸卷上烟丝的卷姻；作案者在作案前接连抽了两根烟，说明他的烟瘾颇重；最为重要的是，烟头很短，浸透了唾液，说明作案者习惯于长时间把烟头衔在嘴里，直到烟头快烧到嘴唇，这才扔掉。一般来说，木匠、泥水匠常常有这样的抽烟习惯，因为他们的双手要不停地干活，无暇用手指夹着香烟，于是就把香烟长时间地衔在嘴里。

就这样，从小小的烟头中，勾画出作案者的形象。

公安人员着重从木匠、泥水匠中侦查；果然，很快就查到一个可疑的木匠。这个木匠一边叨着烟头，一边干活。在木匠离开之后，公安人员取到他扔在地下的烟头。经鉴定，与作案现场遗留的两个烟头的特征完全一致。

经过进一步查核，终于侦破此案，逮捕了这个木匠，并从他家中搜出了赃款。

其实，不光是烟头上会沾有唾液，遗留在现场的瓜子壳、手帕、果核、口罩，也往往沾有唾液。有一次，作案者舌头舔破糊窗纸偷看，在糊窗纸上留下了唾液，同样成为破案时的物证。

借助于紫外灯，可以帮助查找唾液斑。唾液斑平常呈淡黄色，在紫外线下射出淡青色的荧光。

唾液，如今也引起医生的注意。化验唾液，如同化验血液，可以提供许多关于人体的信息，便于医生诊断参考。比如，唾液中钠离子含量升高，钾离子含量降低，说明病人可能患涎腺炎；钾含量升高，钠含量降低，则可能患单纯性涎腺肥大；如果唾液中汞、铅、砷的含量很高，说明患者误食重金属毒物；唾液中尿酸、尿素含量升高，表明患者得了尿毒症；患有腮腺炎、胆囊纤维化以及处于休克的病人，唾液中淀粉酶的浓度都升高。

从一滴唾液里，便可断定是不是乙型肝炎抗原的携带者，难确率可达95％。

现在，除了从唾液中可以查出血型之外，从汗液、尿液、粪便、指甲、奶汁、痰、鼻涕、脓汁中也可查出血型。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现场的种种细微的痕迹，都能为破案提供重要的线索。

花粉提供了线索

在奥地利多瑙河一带，发生了一桩失踪案。警察们只知道那人一去不复返，不知道死在哪里，怎么死的。由于那人是政界重要人物，有人估计可能是被谋杀。

于是，警察局开始分析与那人有关的政敌，抓住了一个嫌疑犯。审讯一开始，嫌疑犯就说自己最近一直在首都维也纳，没有去过别的地方。

一位精明的警察注意到嫌疑犯的鞋子上粘着泥土。他想，如果嫌疑犯真的在最近没离开过维也纳，鞋上怎会上粘着泥土呢?这些泥土紧紧粘在鞋上，可见本来是一种稀泥。

警察取下嫌疑犯鞋上的泥土，进行仔细分析。他们用显微镜观察，发现泥土中夹杂着一些形状奇特的小点。幸亏那位警察十分博学，估计可能是花粉。于是，就请花粉专家来鉴定。

果真，那些小点是花粉。花粉学家出，这是桤木和松树的花粉，另外还有一些是3000万年前的植物花粉。

什么地方会有这些花粉呢?花粉学家告诉警察，唯独维也纳南部的一个人迹罕至的水涝地区，才会有这些花粉。就这样，现代科学解开了花粉之谜。

在铁的事实面前，罪犯只好如实招供了谋杀罪行。警察根据罪犯的口供，在那水涝地区果然找到了被害者的尸首。

如今，公安人员在破案时，已开始重视花粉的作用。他们从鞋泥、发垢、手提包里的空气中寻找花粉，为破案提供线索。

花粉为什么能够帮助破案呢?

原来，花粉有以下特点：

花粉多——一朵枫树花，有8千粒左右花粉。一朵棉花，有2万粒花粉。一朵豌豆花，有3万粒花粉，一朵苹果花，有5.7粒花粉。松树的一个花序有16万粒花粉。一朵蒲公英花，有24万粒花粉。一棵玉米，有5亿粒花粉。一棵松树，在一年内能产生60亿粒花粉!

花粉小而轻，一般用肉眼看不见，只有用显微镜或者电子显微镜放大才能看得见。它的大小是用微米(亦即一百万分之一米)为单位计算的。松树的花粉要算是比较大的了，直径也只有80微米。花粉小，也就很轻，一般只有0．000000001克重。这样，风一吹，花粉就漫天飞舞，到处都有它有踪迹，可以飞到1000多公里以外，可以飞到2000多米高。

花粉形状各异——油菜和百合的花粉是椭圆形的，水稻和菜豆的花粉是球形的，还有的是三角形、四方形、元宝形。

现在，研究花粉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花粉学。

也许你会问，那位嫌疑犯的鞋泥中，怎么会有3000万年前的花粉呢?

这是因为花粉有着一层坚硬的外壳，即使埋在泥土中，里面的有机质已经烂掉，外壳依然存在，形成极为微小的花粉的化石，被称为“微体化石”。

在不同的年代，生长着不同的植物。于是，在不同的地层中，也就埋有不同的花粉化石。地质学家们很注意研究地层中的花粉化石，用来确定地质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瑞典地质学家借助于分析地层中的花粉，找到石油矿，引起各国的注意。后来，美国、英国、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地质学家，也运用地层中花粉的分析，找到煤矿、石油矿。解放后，我国在寻找油田时，地质学家们也十分注意研究地层中花粉的分布，从“花粉信息”中得到线索和启示。

1975年，英国科学家平森特博士注意起新鲜的花粉来。他认办，分析这些花粉的成分，同样可以帮助找矿。

他的研究方法十分有趣。每到一地，便捕捉那儿的蜜蜂。蜜蜂是花粉的天然采集者。从蜜蜂腿上，可以取到成团的花粉球。平森特博士用光谱分析法分析花粉球的成分。

有一次，他发觉花粉中的含铅量比平常增加了4—9倍。他根据蜜蜂提供的这一“信息”，在当地找到了铅矿。

他的发现，为找矿提供了一种新奇的方法。有人照他的方法去做，查出某几个地方的花粉中的金、汞、锌、砷含量明显偏高，结果找到了金矿、汞矿、锌矿、砷矿。

小小花粉，已成了不可小觑的“信息库”!

《希特勒日记》和笔迹鉴定

1983年4月20日，突然从联邦德国的《明星》周刊上，爆出一条震惊世界的新闻：希特勒的60本日记，被找到了!

于是，该刊开始长篇累牍地连载《希特勒日记》。

紧接着，颇有影响的英国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也开始译载《希特勒日记》。

希特勒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突然发现了希特勒这么多、这么详细的日记，不仅立即引起各界人士的注目，尤其引起历史学家的关心，因为日记中所透露的许多秘事，与过去历史学家的考证不一致。

比如，1941年，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突然驾机单身逃往苏格兰。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赫斯叛逃。然而，《希特勒日记》中却说是赫斯奉希特勒的密令，派往英国谈判单独媾和。如果计划失败，赫斯将终生不吐露真情。

又如，1940年英军从欧洲大陆败退，数十万人集中在敦刻尔克海滩，危急万分，而接应的船来不及一下子把那么多人运回英伦三岛。可是，德军竟没有乘人之危聚歼英军。历史学家对此不解。然而，《希特勒日记》却说，希特勒曾亲自下令，不准德军在这时进击英军，以便日后与英国单独和谈。

《希特勒日记》轰动了世界。

《希特勒日记》究竟是真是假?

有人认为这是真货，因为日记所记述的事情，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那么吻合。不可能伪造内容如此丰富的60本日记。

然而，许多专家表示怀疑。有人指出，希特勒总是忙到快天亮的时候才去睡觉，他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与他共事多年的人也从未看见过希特勒日记。

为了证明《希特勒日记》“货真价实”，《明星》周刊刊登了那一本本日记的封皮照片，而且公布了其中几页手迹。

这下子，马上引起美国笔迹专家克莱福德·欧文的注意。他经过与希特勒真正的手稿笔迹对比，明确指出“《希特勒日记》是道道地地的冒牌货!”

历史学家们经过核对，也指出“《希特勒日记》上的一些记载，牛头不对马嘴，明显违反了史实。”

于是，联邦德国档案馆、联邦德国刑事和联邦材料检验局对《希特勒日记》进行联合调查。

1983年5月6日，当时的联邦德国内政部根据联合调查的结果发表公报，指出《希特勒日记》并非出自希特勒之手，而是后人炮制的赝品。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宣布，不再刊登伪造的《希特勒日记》，两名责任编辑宣布辞职。

通过对《希特勒日记》真伪的判别，可以看出，笔迹鉴定是十分重要的。

在形形色色的案件中，为了识别一些伪造的信件、遗书、借据、契约、协议等，常常需要作笔迹鉴定。在侦破书写反革命字句的案件中，笔迹鉴定成了破案的钥匙。

如今，笔迹的鉴定，已经成为一门科学，叫做“笔迹学”。

笔迹学创始于1860年。创始人是法国神父阿沛·米兄。

米兄神父最初研究笔迹，并不用于破案。当时他认为，字如其人，笔迹反映一个人的性格。他收集了许多人的笔迹，进行分类研究。他发现，性格相近的人笔迹相似——这便是笔迹学最早的理论。

他认为，飞龙走蛇般的笔迹，说明作者豪放自信；字里行间毫无规律，说明作者虽然热情但缺乏自信；至于字迹潦草者，可能是因为疏懒，也可能由于作者文思如泉，一气呵成……。

美国人艾尔伯特·奥斯本也从事笔迹学研究。他认为：“一个人的笔迹就是他身上的一部分骨肉，他不可能凭借意志完全舍弃它。”他的这句话，前半句说明“笔迹如人”，后半句说明伪造笔迹必然会露出马脚。

正因为这样，奥斯本认为笔迹是可以鉴别的，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判明真伪。

奥斯本提出鉴定笔迹的3个步骤，即：比较，分析，判断。

笔迹鉴定比指纹鉴定要困难一些，因为指纹无法伪造，而笔迹则常常以伪乱真。

据《美国大百科全书》1978年版的文章指出，笔迹学专家们常常从以下这些细节比较、分析、判断笔迹的真伪：

1、笔划的浓淡、粗细。

2、笔力的轻重。

3、书写的流畅性、规律性、节奏性，笔锋的角度、对称性、艺术性所表现出来的书写熟练程度。

4、起笔、连笔和收笔以及这些笔划对于书写整体之间的关系。

5、字形上的花式、装饰或缩略。

6、书写上有无连贯性。

7、线条性，那就是书写是否和某一基本实线和虚线形成一定的关系。

8、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间距以及和总体之间的关系。

9、书写时的速度和方式。

10、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属于哪一种字体。

11、字母及其组成部分的大小比例。

12、笔从纸上提起的程度。

13、笔划的修补和重新描摹。

14、手的颤抖、迟疑不决和捉摸不定。

15、握笔的姿势。

16、书写在纸面上的布局。

17、书写姿势不正常和书写时特别小心翼翼的迹像。

18、疲劳、疾病、年龄、酒醉或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当然，这里列举的18条鉴定笔迹的原则，只是针对英文书写而言的。汉字的笔迹比英文更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

其中，笔迹真伪的最大区别在于真迹是写出来的，而伪造的则是描画出来的。尽管描画的字可以酷似真迹，但毕竟永远无法避免描画所造成的虚假感。

1956年，在美国长岛发生了绑架孩子的案件。绑架者给孩子的家长赎金索取单末的落款为“Yourbabysitter”，即“照看你的孩子的人”。

警方注意到两个“Y”字上都有“2”形笔法，抓住这一特征，查阅当地20万人的档案，核对笔迹，他们终于在一个犯人的假释报告上，查到类似的笔迹，据此，侦破了案件，逮捕了绑架者，救出了孩子。

当然，查阅20万份档案，逐一核对笔迹，工作量是够大的，而且也颇费时间。

198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电脑专家与警察局合作，采用电脑辨别笔迹，使鉴定笔迹的时间缩短二十分之一以至百分之一，大大加快了破案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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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O案件”

笔迹可以鉴定、辨别，用打字机打出字的信件，也能鉴定、辨别吗?

美国安全勤务局局长尤·鲍曼在回忆录中，曾详细谈到了他在40年代末开始负责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安全保卫工作时，如何侦破“变形O案件”。

那时候，杜鲁门经常收到群众来信。照例，这类信是由他的助手代拆、代阅、代为处理。

其中一封用打字机打印的信，把社鲁门的助手吓了一跳，里面的信纸上写着这么一行字：

“我准备杀死你，总统先生。”

这封信，立即较交到安全勤务局局长鲍曼手中。

鲍曼查看了信封上的邮戳，查明信是从阿肯色一个名叫“潘斯维尔”的小镇上寄出的。信上没有留名。显然，这是一封匿名信。

这个案件如果不及时查清，当然对总统的安全是一种威胁。

但是，信是打字的，无从鉴定笔迹。

细心的鲍曼用放大镜来来回回巡视信件上的每一个字母。突然，放大镜停住了，鲍曼的目光注视着字母“O”——它有点碎裂、变形。

这变形“O”就是破案的线索!很显然，那架英文打字机上的小写字母“0”的铅字变形了。也就是说，凡是用那架打字机打印的所有信件，“0”字都是变形的。只要查到变形“O”信件的寄出者，就可以破案。

鲍曼把变形“0”拍照、放大，印发给阿肯色的安全勤务局分局。分局负责人立即通报当地有关邮局，注意变形“O”信件。

也许是远处的匿名者故意跑到阿肯色的潘斯维尔镇发信吧。所队，整整过了半年，阿肯色的邮局一无所获。

终于有那么一天，潘斯维尔邮局局长看到一封信，那信封上打印的地址中，“O”字是变形的。

这是一封给附近一家报社读者来信部的信件。

邮局局长立即扣留了这封信，把情况火速报告安全勤务局。

保安人员和报社编辑赶来了。报社编辑拆开了信。信也是打字的。在放大镜下，每一个“0”字都是碎裂、变形的。

信上，有寄信者的姓名、地址。这封信，是要求报社关心写信者的生活。

保安人员迅速查明，那寄信者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妇女。她的打字机上的“O”字，确实变形。

她，贫穷潦倒，患有精神病，而且病态越来越严重。

为了保障杜鲁门总统的安全，这位妇女被送进精神病院，受到严密的监禁……。

变形“O”案件清楚地说明，即使是用打字机打字，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当然，这比鉴定笔迹要困难一些。但是，每一台打字机都有自己的特点。尤其是用久之后，铅字字体会走样，更易查出。

每个人打字的习惯也不同，字的距离、按键的力度不同，都是可供破案参考的。

除了鉴定笔迹、打字机字迹之外，所用的墨水、打字油墨、纸张新旧、信封产地等等，也都是公安人员所注意的。

说说“测谎器”

“你为什么在日本紧急着陆?”

“你为什么要在美国避难?”

“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你说的是实话还是谎话?”

……。

美国特工人员正在审讯一名苏联飞行员。这个飞行员突然驾驶一架新式的米格25战斗机，从苏联叛逃，在日本着陆后，要求前往美国政治避难。

在审讯的时候，飞行员的手臂上裹着带子，手指末端绑着一根根电线，胸部和腹部捆着两根特殊的皮带……。

这是用“测谎器”测试苏联飞行员是否诚实。

测谎器，最初是意大利隆布洛查在1895年发明的。1921年，美国开始研制测谎器。1935年，美国伊利诺斯犯罪侦查研究所进一步改善测谎器，定型生产，向美国政府推荐。于是，美国警方开始使用测谎器。

如今，美国的测谎器大量生产，使用相当普遍。据说，美国每年大约有100万人被用测谎器测试过。西方其他国家，也普遍使用测谎器。

1982年1月，美国国防部的秘密报告被报界透露，舆论哗然，公众群起抨击里根政府。因为这份秘密报告表明，五年内美国的国防费用要比公开宣布的15000亿美元多7500亿美元。也就是说，里根政府欺骗了公众，暗地里大量增加国防费用。

这一“泄密事件”，弄得里根总统十分狼狈。显然，在他的政府中，有着“不忠诚分子”，胳膊朝外弯。于是，下今要对泄密事件进行调查。

怎么调查呢?

特工人员又动用了测谎器。就连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弗兰克·卡卢奇及其助手，也被迫受测谎器的测试。

测谎器是什么?它究竟是根据什么原理制成的?

其实，说穿了，测谎器一点也不神秘。它的“科学报据”是人在说谎时心情必然紧张，因此血压会升高，汗水分泌会增多，呼吸频率会加快。在测谎时，那裹在手臂上的带子，是测量血压的；那绑在手指末端的电线，是测量手汗分泌量的；那捆在胸部、腹部的皮带，是测量呼吸频率的……。综合测量所得的数据，测谎器作出“忠实”或者“撤谎”的判断。

如此这般，测谎器究竟是否能够测谎呢?

一位美国作家说，他正在写作一部新著，书名叫《测谎器笑话集)!为什么?因为测谎器的笑话，实在太多了。

美国曾大量印行《雇主对测谎器的使用》一书。洛杉矶市一家超级市场的经理看后，很感兴趣，便买了测谎器，对属下的雇员逐一测试。他在审测一位女售货员时，问道：“在你母亲来买东西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少收她的钱?”女售员的答复是：“哪有这样的事?”这时测谎器马上作出判断，表明女售货员在撒谎。经理当然大为生气，解雇了这个女售货员。

经理宜布解雇命令之后，立即在售货员中引起轰动。因为很多同事都知道，这位女售货员的母亲，早在5年前就已去世!

正因为这样，她答道：“哪有这样的事?”

正因为这样，她回答时，感到万分恼怒。

也正因为她恼怒，测谎器认为她心理反常，作出了“撒谎”的结论。

也正因为这样，使《测谎器笑话集》里增加了一则笑话。

又有一次，一个名叫弗洛德·法伊的人，被指控为犯了谋杀罪。他拒不认罪。经测谎器测定，他属于“抵赖罪行”之列。这么一来，弗洛德被判处终身监禁。

就在他蹲了两年监狱之后，真正的凶手被捕了。于是，弗洛德被释放。警方对他说：“很抱歉，测谎器那天出了一点小小的故障!”

测谎器在美国盛行，引起了许多正直的科学家的不满和反对。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戴维·莱肯尖锐地指出：“所谓测谎，无疑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行骗。测谎器不可能把一人的内在心理反映出来，最大的说谎者就是测谎器本身!”

他还认为：“这种假科学技术的泛滥，说明在私人企业、法律界甚至政府阶层中那些决策人物是多么无知可笑!”

就连美国前总统尼总松，倒也说了公道话、老实话“我不知道测谎器为何物，也不知道它的准确性如何，我只知道它给很多人带来无谓的恐慌。”

在电子显微镜下

“两个恐怖分子开着一辆汽车，企图强行闯过英军的路障。结果发生了一场枪战，司机被击毙。

“失去控制的汽车撞上了一位推婴儿车的年轻妇女，把母亲和婴儿都撞死了。

“那个幸存的恐怖分子声称，枪都是英国巡逻队放的。他对在汽车后座上找到的一支自动枪装得一无所知。

“他坚持说，他衣服上的火药残余是从逮捕他的军人那儿沾来的。

“这种情况当然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证明了他衣服上的火药残余来自汽车上那支自动枪射出的子弹，而不是来自英军的配给弹药……。”

这是英国伦敦警察厅刑事实验室主任威廉斯博士讲述的一个案例。

他是怎样侦破的呢？

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只不过用放大镜观察犯罪痕迹。威廉斯博士比他的“先辈”厉害多了，他动用了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电子显微镜。

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远远超过了放大镜和普通的光学显微镜，可达几万倍以至80万倍!它能显露许多肉眼看不见的犯罪痕迹，成为破案的有力工具。

威廉斯博士用一种特殊的有粘性的胶带，粘附了恐怖分子衣服上的火药残余微粒和汽车后座那枝自动枪枪口的微粒，然后，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结果表明，那都是民用火药的微粒，不是英军军用火药的微粒。

在现代科学面前，恐怖分子的谎言如同肥皂泡一样破灭了。电子显微镜证明，恐怖分子曾用自动枪向英军射击，正因为这样，他的衣服和自动枪枪口，都残留着民用火药的微粒。

威廉斯早年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到伦敦警察厅工作以后，又精通电子显微镜技术。他具备关于各种为药的丰富知识。正因为这样，他的调查结论是富有权威性的。

许多案件总是与炸药有关。“轰”的一声，炸药爆炸，化为烟尘。要查明是不是炸药爆炸、用的是什么炸药，除了动用电子显微镜之外，还要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手段。

1978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某市的一栋宿舍楼里，突然发生爆炸，炸死两人，重伤一人。

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很明显，那是屋里的火炉爆炸所造成的。

火炉里烧的是劈柴、煤，怎么会爆炸呢?

不难断定，一定是炉子里有爆炸物。

这样的“断定”，只不过是理论上的推断。要想用事实证明这一“断定”，却不那么容易。

在零乱不堪的现场，公安人员仔仔细细地检查着，没有发现爆炸物的痕迹。

好不容易，才算找到爆炸的斑痕和细碎的金属屑。

经过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从那斑痕中查出了炸药“黑索金”和铅。那金属屑经过光谱分析，表明是铝。

案情终于查明：采煤时，不小心把一支未爆炸的雷管落到煤中。这雷管在这家的火炉中爆炸了，造成了不幸!

现在，除了一般的化学分析之外，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光谱分析、气相色谱、红外光谱、离子选择性电极、高压液体色谱等等新的科学技术。都已用来侦破爆炸、枪杀案件。

为了侦破放毒案件，同样也需要采用当今最先进的分析技术。

一点也不夸张：大学分析化学专业的高材生，在毕业之后穿上警服，来到公安局工作。因为那里有着现代化的化验室，那里最需要精通分析化学技术的人材——对付犯罪分子光是用手铐和枪是不够的。还需要现代科学技术!

识破“黑话”

如果你读过曲波写的小说《林海雪原》，描写杨子荣上威虎山的那一章《杨子荣献礼》，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半途中，5个匪徒遇见杨子荣，用这句黑话来盘问。

杨子荣为了能够假装胡彪，打入虎穴，曾经“学习”过土匪的黑话。他一听，便明白这句黑话的意思是：“什么人?到哪里去?”

“嘿!想啥来啥，想吃奶，就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小孩他舅舅就来啦!”杨子荣很流利地用了黑话答复道。这黑话的意思就是：“找同行。”

接着，杨子荣向土匪施礼说：“紧三天，慢三天，怎么看不见天王山?”

意思说：“我走了九天，也没有找到哇？”

土匪答道：“野鸡闷头钻，哪能上天王山。”

意思说：“因为你不是正牌的。”

一路上，杨子荣用黑话跟土匪一问一答，滴水不漏。土匪见此状，以为是同伙，带他上山，引见座山雕。

一见座山雕。劈头便是一句黑话：“天王益地虎。”意思说：“你好大的胆!敢来气你祖宗。”

杨子荣立即答道：“宝塔填河妖。”意即：“要是那样，叫我从山上摔死，掉河里淹死。”

“脸红什么?”

“精神焕发。”

“怎么又黄啦?”

“防冷涂的蜡!”

……。

这一连串的黑话对白，生动地说明，作为一个侦察员，一定要“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土匪们讲的是黑话。作为侦察员的杨子荣深入敌穴，一定要把黑话讲得滚瓜烂熟，才能不露破绽。

其实，不光是威虎山上的土匪讲黑话，许多罪犯也讲黑话。掌握黑话，懂得黑话，同样是破案的一把钥匙。

黑话，在语言学上叫做“隐语”。

在中国，隐语自古就有，《汉书》中的《东方朔传》里，便提到了隐语。古代的隐语，指的是“隐其本事而假他辞出之”，也就是把真正的意思“隐”起来，借别的辞说出来。

土匪、流氓集团、盗窃集团、特务、间谍，常用隐语，为的是遮掩他们的地下活动，不使暴露。

其实，有些隐语，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比如，有的隐语，近乎拆字谜。苏州隐语把“一”说成“旦成”，因为“旦”字的底是“一”；把“二”说成“挖工”，因为“工”字挖去一竖就是“二”；同样道理，“三”叫“横川”；“四”叫“侧目”；“五”叫“缺丑”；“六”叫“断大”；“七”叫“皂底”；“八”叫“分头”；“九”叫“末丸”；“十”叫“田心”；“男”叫“田力头”；“女”叫“安脱帽”……。

过去，在交易所里，用这些隐语表示钱数：“一分”指一元；“一根”指十元；“一笼”指一百元；“一汀”指一千元；“一条牛”指一万元等等。

在国外，黑社会里同样流行着黑话。日本、美国有人专门研究隐语，出版《隐语辞典》。

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了雪漠著《江湖内幕黑话考》一书，是近年来研究中国黑话的一本专著。这本书，对“武林黑话”、“青红帮黑话”、“东北土匪黑话”、“袍哥黑话”、“港澳黑社会黑话”、“小偷、乞丐、混混儿黑话”等等，进行了研究。

书中例举了种种江湖黑话：酒叫“山”，喝酒叫“抿山”，喝醉叫“串山”，拉屎叫“抛山”，刀叫“青子”，笔叫“戳子”，偷叫“荣”，起誓叫“劈雷子”，赌钱叫“控蛮”，吃饭叫“安根”，喝茶叫“啃个牙淋”，钱叫“杵头儿”，天叫“顶”，地叫“躺”，理发的叫“扫苗子”。姓名叫“万儿”，姓刘叫“顺水万”，姓王叫“虎头万”，姓李叫“一脚门万”，姓杨叫“咪咪万”……。

据云，算卦者也常用黑话。譬如，算卦者在街上给某人算卦，旁边有知情者用黑话向他透底：“火点，空子，念攒子，老戗是海翅子，杵头海，海挖。”

这段黑话的意思是：“这是有钱人，是个外行，没啥心眼，父亲当着大官，钱多，狠狠地敲诈。”

由于有黑话提示，算势者心中有数。而问卜者不懂黑话，也就不知内中的奥秘，上了当……。

为了侦破疑案，甚至像杨子荣那样打入敌人之中，公安人员也研究隐语，掌握隐语。

1983年，上海市公安局截获一走私集团发往青海的加急电报。电报全文如下：

“病情好转，香妹已找到对象，年龄21—25岁，请带三哥于25日来沪看。”

显然，这是一份黑话连篇的电报。

怎样才能读懂其中的隐语呢?

公安人员与海关缉私员一起，反反复复捉摸着。他们凭借着丰富的反走私斗争经验，知道麝香是重要的走私物资，在国外以高昂的价格收购这种贵重药材，而青海又正是麝香产地，电文中的“香妹”可能就是麝香的隐语。

这么一来，其他的隐语也就迎刃而解了：“病情好转”，是指与买主的私下谈判成功了；“21—25岁”，指的是麝香价格；“三哥”则是麝香的数量。

果真，在25日，青海来客到达上海。

公安和海关战士一举捕获了卖主、买主和准备走私出境的几斤麝香。

在这场战斗中，破泽隐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电脑侦探

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钱伟长在访问美国时，听说那里的图书资料是用电子计算机管理的，查阅资料非常方便。钱伟长便试了一下，他不查别的，只查他白己的著作目录。没—会儿，电子计算机室的打字机就飞快地打印出钱伟长教授的著作目录。

1994年初，笔者在美国旧金山接受《星岛日报》记者里戈先生采访时，见他手里拿着一叠纸头。一问，才知道是他在旧金山伯克利大学图书馆中用电脑查出的关于笔者的资料：伯克利大学所藏笔者的58本著作的目录，中国大陆及海外报刊有关笔者的报道。内中，竟有《陕西日报》所载的访问笔者的报道!

电脑，神通广大，如今无处不在，无处不用。

电子计算机，是现代重要的新技术。人们在1946年才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近40年间，电子计算机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现在，就连破案，也要请电子计算机帮忙。人们赞誉电子计算机是一位“电脑侦探”。

这位“电脑侦探”，是怎样破案的呢?

它，跟那台管理图书资料的电子计算机一样。掌握着大量与破案有关的资料。在“用电脑管理‘指纹档案’”一节中，已经谈到，它把成千上万的指纹加以分门别类、然后把信息储存起来。一旦找到作案者指纹，电子计算机就能很快地查出相同的指纹图象，获知作案者的姓名。如果用人工去查那成千上万的指纹，不知要查到何年何月。

同样，电子计算机能把各种笔迹分门别类保管起来。当需要鉴定笔迹时，把笔迹输入电子计算机，它能迅速查出相同的笔迹，告知这是谁的笔迹。

在通缉逃犯时，电子计算机也能发挥重要作用。在美国，已在一些机场、车站的进出门口装了“电眼”。——电视摄像机，用电子计算机监视着荧光屏上出现的形象。当警察把逃犯照片输入电子计算机以后，它一旦发现逃犯出现在荧光屏上。便立即发出警报，告知警察。

有趣的是，电子计算机还能把罪犯的作案方式加以分类。同一罪犯，常常采用同一方案多次作案。有久前，当一家银行被劫时、电子计算机根据罪犯的作案方式，迅速查出了罪犯的姓名。只花了9分钟，就破案了。

有的罪犯多次作案，未能捕案。也有的罪犯在捕获后越狱，或者释放后又重新作案。电子计算机能够不断积累这些档案材料。正因为这样，在抓住一个罪犯之后，电子计算机能够立即打印出这个罪犯的犯罪卡片，上面除了写着罪犯的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家庭情况之外，还写着罪犯的犯罪历史，便于警察在审讯罪犯时做到心中有底。

电脑也用于反间谍斗争。如今，世界各国出现旅游热，加上其他原因入境的人，每天数以千计以至数以万计。许多国家的保安中心都用电脑管理入境外籍人员的档案。每天，设在各进出口岸的终端机，都不断向保安中心电脑报来入境者姓名、国籍、年龄、性别、职业……电脑中存有形迹可疑的外籍人员名单，一旦发现入境者“榜上有名”，保安中心马上通知入境口岸，加强对此人的监视。于是，此人入境后的活动情况，各终端机不断向保安中心电脑报告，保安人员随时掌握来者的行踪……必要时，保安中心派出专员，暗地跟踪。一旦发觉入境者进行间谍活动，当场抓住。电脑具有极好的“记性”，已经成为各国反间谍机构中必不可缺的助手。

推理破案

“蛛丝马迹”这成语，是大家都熟悉的。意思是说，可以沿着蛛网的细丝，找到蜘蛛；可以顺着马蹄的踪迹，判定马的去向。

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公安人员一向注意罪犯作案留下的蛛丝马迹。在这里，“蛛丝马迹”当然只是比喻而已。

然而，我国某市的公安人员，真的从一根蛛丝，侦破一起案件!

那是某仓库被盗。公安人员来到现场，首先注意观察了仓库的门和锁。门完好无损，锁也好好的。进入仓库之后，发觉这个仓库四面水泥墙上三面无窗，唯南面墙上有一扇窗，窗玻璃破损，似乎外人可以从破处伸手进来，拉开窗拴，跳入仓库。但是，窗台上都是尘土，未发现脚印。公安人员注意到，那两片窗之间，挂着一根蛛丝，蛛丝上还粘着一些浮尘。

公安人员断定盗贼不是别人，正是在仓库管理人员之中!

为什么断定管理人员监守自盗呢?

公安人员是运用逻辑推理侦破此案。仓库三面无窗，进出仓库只有两处通道——门和南窗。门、锁都没损坏，说明外人不会撬门而入；两扇窗间挂着蛛丝，蛛丝上有不少浮尘，说明蛛丝非新结的，而且也说明无人开过窗，排除了外贼破窗而入的可能性。

这样，只能得出结论：盗贼存在于仓库内部。

后来，果真在仓库管理员之中，抓住了作案者。

推理破案，使公安人员能够去伪存真，顺着逻辑思索，寻找破案线索。如今，推理已成为破案的重要方法之一。

比如，在电影《海霞》中，老渔民旺发爷爷注意到那个化名刘阿太的特务黑风的脚趾不是分开的，一下子就断定，此人不是海上的打鱼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凡是在海上打鱼为生的人，脚趾都是分开的”——只有脚趾分开，才能在摇晃不已的渔船上站稳。

光是凭脚趾的形状，便可以断定刘阿太的身份，这也是一种推理。

美国总统林肯曾当过律师。有一次，他亲自审理一桩诬告案。诬告者收买了证人。证人出庭证明，他在10月18日晚11点钟，看见被告阿姆斯特朗的离草堆西边20-30米处谋财害命。

林肯问道：“你怎么知道会是阿姆斯特朗呢?”

证人答道：“那天月亮很亮，月光照在被告脸上，所以看得清清楚楚，没错，绝对没错!”

林肯当即反驳：“10月18日晚是上弦。11点钟的时候，月亮早就下山了，哪会有很亮的月亮照在被告脸上?你怎么能在20-30米远看见是阿姆斯特朗在作案?”

这下子，伪证者哑口无言，涨红了脸，无地自容。

在这里，林肯也是用推理的方法破案10月18日晚是上弦→11点钟月亮早就下山→黑暗之中，无法看清20-30米外的人脸→证人说“月光照在被告脸上，所以看得清清楚楚”，纯属伪证。

推理破案，要懂得逻辑学，要掌握广博的知识，要善于思索。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准确的推理，而在“山穷水复疑无路”之际，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审讯的学问

在犯罪分子被捕之前，公安机关进行的是侦察工作。为了防止打草惊蛇，侦察工作大都是秘密地进行，尽量不惊动犯罪分子。一直到掌握了确凿的证据，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由公安机关执行，向罪犯出示逮捕证，予以逮捕。

罪犯被捕以后，预审工作开始了。预审员审讯罪犯，是侦察工作的继续。

预审工作很有讲究。优秀的预审员善于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从罪犯的防线中打开缺口，查清案情。

我曾采访过我国著名的老预审员、原北京市公安局预审科科长汲潮先生。他从1949年北京市公安局成立那天，便在那里战斗。多年来，他审理了大量的大案、要案，富有审讯经验。这位“老公安”，解放前是华北大学政治系学生，他具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知识就是力量”。在审讯时，预审员一靠掌握方针政策，二靠广博的知识。

1951年，一对美国夫妇，当时的“燕京大学研究生”，在北京被捕了。因为他们犯了间谍罪。

被捕之后，这对美国夫妇，由汲潮审讯。

那男的叫黎凯，女的叫黎有恩。

黎凯声称自己是“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齐国国卿管仲，是一位“管子专家”。他对中国政府逮捕他表示“抗议”。

汲潮向他“请教”道：“黎凯先生，你既然是‘管子专家’，请问，什么叫‘管鲍分金’?”

黎凯楞住了，答不上来。

汲潮又问：“请问，什么叫‘老马识途’?”

黎凯又答不上来。

汲潮哈哈大笑：“这是两句和管子有关的成语。你是‘管子专家’，怎么连起码的关于管仲的常识都不懂?”

黎凯脸红了。本来，他以为被捕之后，会挨打、挨骂。汲潮没打他，没骂他，却使他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学者，不是‘管子专家’。”

第一关口，打开了。紧接着，汲潮审问黎凯的历史。黎凯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美国军队中当日语翻译。

这时，汲潮忽然用日语向他提问。黎凯这个“日语翻译”居然听不懂。他又当场出丑，不得不承认自己不老实，胡编口供……。

1954年初冬，中南海警卫局押来一个人，自称是蒋介石的副官，从台湾来，负有特别使命，求见毛泽东主席。

此人先由别的预审员审讯。罪犯“顶牛”。他说，他的特别使命，唯有见到毛泽东先生本人，才能说出。除此之外，无可奉告。

后来，移交给汲潮审讯。

汲潮没有马上提审他，却提审了好几个在押的台湾特务。

汲潮觉得胸有成竹了，这才提审那位“蒋总统副官”。

审讯，仿佛象聊天一般进行。

“你刚从台湾来，对台湾的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我想请教一二。”汲潮说道。

“岂敢，岂敢。”“副官”显得很谦虚。

“请问，台北有电车吗?”

“有，有。”

“是有轨的，还是无轨的?”

“都有，都有。有轨电车，一开起来叮当叮当响。”

“台湾的国防部在哪里?”

“在台北中山大道呀!”

“台湾有京剧团吗?”

“有，有，有好几个呢!”

“名角是谁?”

“李砚秀呀。”

“蒋介石的牙齿怎么样啦?”

“牙齿?他的牙齿不是挺好的吗?”

轻轻松松地聊一阵，汲潮心中就明白了：坐在面前的，哪里是蒋介石的“副官”?明明是一个冒牌货，一个手段并不十分高明的诈骗犯!

原来，汲潮事先提审那些在押的台湾特务，从他们那里得知台北没有有轨电车；国防部在台北重庆路；台湾只有一个京剧团；李砚秀根本不在台湾，不久前汲潮还在北京看过李砚秀的演出；蒋介石满口假牙，绝非“牙齿挺好的”。

作为蒋介石的“副官”，怎么连这些普普通通的问题都答得牛头不对马嘴?

“副官”招架不住了，不得不如实交代：他本是一个越狱潜逃的历史反革命犯。他异想天开，以为假装蒋介石的“特使”，即使见不到毛主席，那么，根据“不斩来使”的惯例，会“放”他去台湾……。

汲潮审理了上千桩形形色色的案件。他能够用智慧使罪犯不得不坦白交代，这充分说明，审讯是继侦察、逮捕之后进一步查明案情的重要步骤。

预审，也是一门学问——“预审学”。

电子报警

深夜，两名盗贼潜入广州市第一幼儿园，摸进电视放映间。他们早在白天就假装孩子的家长，到这儿看过了，注意到里面有一台彩色电视机。

他们在黑暗中，“熟门熟路”，模到了彩色电视机。他们刚一搬动，雪亮的手电筒便照了过来。他们当场被抓获……。

又是在深夜。

一名窃贼窜进广州金笔厂的五金仓库。

他撬掉门锁，溜进仓库。刚动手偷窃，“不许动!”的猛喝声，吓了他一跳。

值班人员已经站在他面前。他，被捕了……。

当案件发生之后，作案者潜逃了，侦察人员根据种种痕迹侦破疑案，逮捕罪犯，审讯罪犯——过去的许许多多案件，都是这样处理的。

然而，现代科学的进步，使人们可以当场抓获罪犯。这样，当场作案，当场破案，有力、迅速地打击了犯罪活动。

前面提到的两次当场抓获罪犯。那是因为这两个单位分别在彩色电视机下和仓库的门上，安装了电子防盗报警器。一旦彩色电视机移动了，或者仓库门在管理员离开之后被打开，值班室里的警玲马上呜呜作响，报警指示灯也亮了。值班人员闻警，火速赶往现场……。

电子报警器的构造并不复杂，成本也不高，适宜于普遍推广。现在，我国许多银行的金库、博物馆的珍贵展品柜、商店、工厂以及各种保险柜的柜门都安装了电子报警器。

1994年5月，上海举行了特殊的“试验”：一伙“窃贼”在深夜刚刚撬开一家银行的大门，不到3分钟，警车便已赶到，一下子把“窃贼”全部抓住。

原来，那是在进行关于银行电子报警器的试验。

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单位，安装了许多电子报警器。报警时，不同的指示灯，可以向值班人员报告是什么部门遭窃。

电子报警器是对付盗贼的锐利武器，使罪犯闻风丧胆。一个盗窃案屡次发生的地区，自从普遍安装了电子报警器之后，盗窃案竟然一次也未发生过。

在国家机要重地，除了安装电子报警器外，还安装了电子摄像机。一旦罪犯作案，一举一动，将全被录入摄像磁带。现在，我国的不少银行安装了电子摄像机，以监示柜台前后的情况。

也有的机要重地四周，筑起了“红外光子围墙”。

这样的“围墙”，肉眼是看不见的，人们可以自由穿越。但是，一旦穿越，报警器马上就发出了警报。

原来，那是红外激光在“值班”。红外激光是看不见的光束。一旦光束被切断，电脑会根据物体的尺寸、运动的速度，判断出是人、是车、还是动物，作出相应的警报讯号。

美国的许多监狱四周，也筑起“红外激光围墙”，以防在押犯越狱。

美国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盗贼多，而且枪枝允许自由买卖。正因为这样，当美国新泽西州太平洋城的“英特雷普雷克斯公司”研制成功“高级报警电话”后，一下子便有许多人购买。这种报警电话，是在普通电话机内。装入一个微型电子传感器。一旦室内发生搏斗声以至枪声，声音传人微型电子传感器，马上就会通过电话线路，自动向警察局报警。

最近，美国普林斯顿的物理学家杰拉德·奥尼尔研究成功的“卫星报警系统”，引起公众广泛的兴趣。

奥尼尔的“卫星报警系统”可以为全球公民服务。他建议发射三颗同步报警卫星，固定在太空中三个不同的位置，可以接收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的无线电报警讯号。

怎样报警呢?每位公民的衣袋里，可以放置一个小巧的电子报警器。一旦受到罪犯的威胁，马上按一下身上的电子报警器。报警器发出无线电波，通过卫星，把信息传给附近的警察局。警察便根据无线电波发出的方位，迅速赶往现场，逮捕罪犯。

如果奥尼尔的“卫星报警系统”能够实现，无疑将会更加有效地运用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打击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