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迷途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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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8月，已经是我们卖身满四年的时候，可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部门有任何动静。
当分在清州地区乐安县公安局的魏海鹰的离开立刻引起了我们这批人的骚动。
魏海鹰是我们下基层的34人当中提拔最快的，第二年刚开始就是一个派出所的副所长，第三年就是刑警大队的教导员，副科级，我们无从考证他究竟是怎么如此顺利，因为在警校培训结束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问其他人，有的说是当地很重视，有的说他这小子来头很大，父亲是有一定身份的领导干部，和当地领导关系很熟。
这样看来，这小子有“如日中天”的势头，据说县里已经提他当副局长，就等县委常委会研究通过，在文件规定的时间里实现目标。省厅政治部门获悉后，也将其作为选拔优秀大学生这种做法的一个成功典范，说什么大学生在地方上大有作为。我们其他弟兄都认为他多少替我们脸上增了光，并准备额手相庆，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前不久，他突然之间离开乐安调到了省城----省工商银行，一个肥得流油的单位，得知这个消息后，让我们半天醒悟不过来：这小子。
事隔两年之后，我在省城碰到了已经是省工商银行保卫科科长的魏海鹰--这个我曾经认为他是第一个“叛徒”的人。优越的生活使他已经发胖，脸色也比我滋润多了，据说这小子一年的收入就四五万，让还是一个月800元都不到的我眼珠子都要绿了。
他没有过多地讲他为什么脱下警服离开乐安，只是用一种带着些许遗憾的口气说：“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当初真的是太幼稚了，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跑下去，真的是为了按照那文件精神如期搞一个副局长吗？而即使搞到了又有什么意思呢？”
他的表情很复杂，看得出，不管怎样，他对他在乐安几年的拼搏还是有些留恋的，毕竟那里是承载过他的梦想的地方啊。
他的话像一记重锤一样敲打在我胸口，我无言以对，是呀，我们即使按照文件精神搞了个副局长，以后呢？我们想过没有？常言道，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要不想被压死，就得努力向上爬。官当到多大才叫大啊？当了股级想科级，当了科级还想处级，当了处级还想往上爬，官道何处是尽头。人生的价值真的是靠官位的大小体现的吗？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不当官则已，一旦当上了，对进步的要求就分外强烈。我那时当上了教导员，就想到了大队长位置，县里据说要报我当副局长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政委的位置。而如果一旦当了政委，就想当局长，可当了局长之后，你又想当地（市）公安机关的领导，凡是当副职的，没有不想升为正职的，那是很正常的心理活动。一个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也是无法满足的…”魏海鹰一副看破红尘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中国官员的配置结构是宝塔尖形状，越往上爬，地域越狭窄，位置越少，就越来越困难。当一个位置出现空缺时，立刻不知有多少人盯着。现在地方上这么复杂，你一个外来人要想在当地一直发展下去，该有多难?没有人帮你，要想在官场上混下去，简直是笑话，现在我还算是有些关系，可如果一旦没有了，我还能够这么顺利吗？”
“我之所以以前在那里还那么顺利，并不是靠的什么文件精神，说穿了是靠关系，我老爸的关系，没有他在里面运作，我也不可能那么快。当然，那个文件精神也为我那些帮我的领导提供了很为有力的措辞。我总结了这么一点，做官主要靠三条：机遇，关系和才能。三者又是相互依存的。有机遇没关系你上不了，有关系无机遇你也上不了，有关系有机遇如果你是个阿斗也捧不上台。”
我久久地看着这位出身官宦世家的公子哥，止不住的感觉失落。我是属于什么呢？
魏海鹰的离开引起的骚动还没有平息，又一个消息传来：分在饶西地区信州区公安分局的师大教育传播系的丁庆国觉得在公安干得不顺心，参加了当地的选拔副科级考试，被选拔到区委组织部当了干部科副科长。两年后转为干部科科长，据说很有实权。
还有一个令人咋舌的消息就是分在新州的惨遭家庭变故的漆明由派出所所长居然“跳槽”到乡政府当了乡长，据说正好碰上当地不拘一格选人才，他以年轻有为、本身就是组织部门跟踪培养的干部这个资本直接从一个任职不到一年的派出所所长提拔到乡政府的乡长，第二年就当上了镇党委书记。他的如此顺利马上使人想到一句话：祸福相倚。
大家开始心浮气躁起来。人比人，气死人，但不比是不可能的。其他的大部分，虽说陆陆续续搞了职务，但顶多都是单位的副职，副科长、副所长、副主任什么的，当所长和教导员的都寥寥无几，更不要说进班子当副局长!而真正进了班子的就只有分在江昌县的王幼滨了，王幼滨是师大体育系的，第二年就弄了个刑警队的副队长，三年一满就让他进了班子，搞了个党委委员、水上公安局局长，发展势头也挺旺的，两年后，他任命为公安局副局长。究其原因，原来是正好遇上了一个从外地交流过来的局长，或许是“同病相怜”，局长对他非常关照，所以就“青云直上”。
新安地区的这几个人就有些自惭形秽了：在县里什么职务都没有的陈峰前不久被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借用；彭烈豪刚刚任命为乡下派出所一副所长；余振兴依然是吉福县公安局二科的一般民警；我呢，区区一个政工科副科长；已在永吉川禾分局当副分局长的周华算是我们这批人里提拔最快的，川禾分局是该县的城关分局，自然属于“要害地方”，而且这小子一提就是正股级，连副股级的程序都没有走。
大家心灰得很，都有种受骗上当那个感觉。可大家经历了这么几年的“锻炼”，又都已经知道按正常的晋升程序，要想进局领导班子，简直是“蜀道之难”。要想从一般民警、副股级干部干到副局长？在基层可能是一生的梦想。而事实上，副局长是个什么概念？县市公安局是正科级单位，副局长不就是副科级……就是一个副科级的副局长位置，就会让人的头发日益稀落呀。
可事已如此，有什么办法呢？
2
8月中旬，我突然接到地区公安处政治处通知到江西的井冈山去开会，一打听，原来是政治处组织我们这些95、96、97年选派到安吉地区的优秀大学生到井冈山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我想，工作几年，难得有这么一个机会出外省去转一转，更何况是由我们的干部之家政治处组织的，就权当是出去旅游一趟吧。
打了个电话给彭烈豪，彭烈豪也很高兴，说我们总算是有人关心有人痛呀。
井冈山地处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是驰名中外的革命圣地。它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人民共和国的奠基石”、“天下第一山”。
经过一番奔波，上得这座名山，95年的5个同学、96年的5个、97年的3个共13个“同病相怜”的兄弟们第一次互相认识了，虽说在同一个地区，但彼此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有些甚至还不认识，但听说过，所以大家还是有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看来政治处也是用心良苦，借这么个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机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大家谈谈作为优秀大学生从警的感受和体会，并教导大家要吃得苦中苦，要正视现实，好好干。
那时大家对政治部门的无能为力已经看出来了，包括上级的上级，可能都是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家已经明白，公安管理体制的块管和条管问题将必然会导致我们这些选调生的命运。
当天下午，座谈会在井冈山一家宾馆举行。
地区公安处政治处来了一个副主任，姓王，三十多岁的样子，而当年选拔我进来的那个刘副主任据说到信访科当科长去了。
王副主任说：“这一次的座谈会局领导还是比较重视的，委托我来看望大家，座谈会的目的是给大家一个机会交流交流，谈谈认识和体会。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开始发言了，因为有地区公安处政治处的领导在，大家不外乎是谈自己如何在这个警察的世界里，履行起了一个人民警察的职责，克服了语言不通、夫妻两地分居、生活条件差、地方排挤等重重困难，艰难地生活和工作着，尽可能地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优势，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我们听了自己都有些好笑，是在为自己表功还是发牢骚，有些模糊，但毕竟这是正规的座谈会，大家有些言不由衷，谈些高调和表决心之类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最后，王副主任总结陈词：“从我们这几年平时掌握的以及根据各地情况反映来看，大家表现都还不错，大家刚才也谈了，绝大部分的同志都能很快转换角色，摆正位置，适应工作岗位，能够全面提高自己，能够注重向实践学习、向领导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自己的成绩，有的同志立功，有的同志受奖，都成为了单位上的骨干，希望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沉下身子，扎根基层，建功立业…”
大家就窃窃私语，对这些隔靴搔痒之词都有些不屑，有的悄悄说：这有什么用？
3
没有一点实质内容的座谈会结束之后，就是聚餐，正好，我们这一桌没有地区公安处的领导，喝着喝着，借着酒兴，大家就放开了。
“反正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大家局限于这里说说，不要传到领导那里去。我认为呀，我们都是一群傻瓜，傻到家了，真的以为中央和省里的红头文件有用，其实顶个屁用。”余振兴首先放了头炮，“这几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估计大家都有同感，跟做孙子差不多，可结果呢？谁会同情你，又有谁真正来关心你的成长？”
“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是多么的幼稚，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组织部、公安部、人事部三家单位的牌子，我们会下来吗？或者只是是说某某县局到大学招聘警察，你会下来吗？如果调查100个大学毕业生，我想，有99个大学毕业生会回答否。而我们下来了，那么义无反顾。我们并不是过分看重这份所谓的官位，当初众里寻它千百度，为的也是实现人生价值，去圆所谓的英雄梦，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是我们这批大学生投身公安事业的基本动因，但到头来，我们大多数人仍然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成，是我们技不如人？是我们素质差？还是当年这个决策本身就是失误？”96年分过来的一个师弟也牢骚。
“我如今才知道，所有的道路，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选择的结果。有什么样的选择，也就有了什么样的人生。有什么样的职业选择，就拥有什么样的职业生涯。今天的现状是几年前选择的结果。”说话的是毕业华东政法学院、96年分配过来的刘元，“几年过去了，以前的同学朋友一些已经很有成就了，有的做老板了，有的自己有车，有的出国了，可是我呢？？？还在刑警队当一名普通民警，但我又能说什么呢，路是我自己选的，脚下的泡是我自己走的，我又能怪的了谁呢？”
“工作了这么两年，就一直期盼组织的重视、关怀和厚爱，可等来等去，没有一点反应，唯一有反应的是当初局里的人有些议论，自己很快被大家所认识了，至于组织上有否计划和具体措施来培养你，天晓得。”97年的一个小师弟愁容满面，“大家都是一个人在异县他乡工作的，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更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才明白创业的艰难，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最讲究关系的社会，没有任何关系去从政，简直是在开国际玩笑。”
“我们这类人还有一个可怜之处，就在于有这样的想法还不能跟别人说，必须得压抑自己，你必须时刻作出谦虚谨慎的样子，不能乱说话，不能做错事，别人可以大吃大喝，可以得点小恩小惠，可以耍特权，可以牛逼烘烘，而你什么都不能，因为你有想法呀，想进步呀，想要对得起组织的关怀和培养呀，想要脱颖而出呀，想要出人头地呀，我们必须每时每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控制自己的情绪，时刻告诫自己不要容易冲动，不要年少气盛，不要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情绪容易激动，不要走极端，不要封闭自己。累，真累，我发现我像是套子里面的人了。”一直怀才不遇的陈峰长叹一声，“为声名所累呀。”
“我们选调到基层来的确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但是有几个人相信我们是真心想干事业的。我奇怪的是，这些年为什么总有些人在排斥我们，甚至恶意诋毁，不要说关心，就连起码的、表面上的文章都没有，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蔑视、不屑！比如我吧，明明县里一开始就不愿接受我，等到省厅还特意到县里做了工作，县里就不高兴了，认为我找省厅来压他们，等他们好不容易接受下来了，就注定了我的不受欢迎的命运，我分到分局后，分局的民警有案子也不带我去办，干脆就把我晾在一边，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存在，即使让我做，也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那份滋味，有谁能懂？第二年，不知什么原因，把我分到乡下一个偏远派出所，不闻不问，一年多了，我是连去局里出差的机会都很少呀，那个时候，我的确非常痛苦，非常难过，我想到了离开，我不知道自己的明天会怎样？这样干下去究竟哪一天才会有个头绪？”
“直到去年，地区公安处见我能说会写会画，就把我借到政治处去了，在政治处干与在县里干，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这种借调人员的尴尬身份，又使我不知道这何日是个尽头？”陈峰声泪俱下，令在场的人联想自己的情况，无不为之动容。
“其实我曾经也产生过放弃的念头，可又担心放弃了，我们可以干什么？至少不管怎样，现在还有的吃喝，可以生计，我们的邓小平不是说过吗？要滔光养晦，还是利用点时间学点东西，寻找逃亡的机会吧。”说这话的是96年分在新甘县的王雷，据说他正在准备考研。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当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时，难免会满腹牢骚。我也不例外，慢悠悠地开口了：“人们都说人是虚荣的动物，我们也一样，什么荣誉呀、地位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挺重要的，也是我们当初当警察的动力。可是工作后大家听到、看到、遇到的都不如当初所愿。老实说，尽管我们，至少是我从本能到理性均对“官本位”和“权力崇拜”思想充满厌恶甚至仇视，认为这是这种延续几千年至今仍主宰着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但又趋之若骛，说穿了我们还是存在人性的普遍弱点：虚荣、争强好胜，想出人头地，想衣锦还乡，其实，这也是一个人的本能，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又谁敢说，当初下来不是奔那个副局长的职位去的，前面96年的那个师弟说了，如果只是某某县公安局到大学招聘警察，我看你们就不会下来！至少我是不会的。只可惜的是，这个副局长的职位对于我们而言，从公务员的级别来说，简直是低得可怜，但就那么一个低得可怜的位置，在县里却又是那么炙手可热，没有相当的关系和能量，要想登上它，难于上青天呀。”
“是呀，是呀。”大家都附和。
不能否认很多选调生都是才能出众的，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但是~~~~~~也并不全是
参加选调去基层是奉献，呵呵，一般的经济待遇是受损了，中组部给的政治待遇恐怕能够兑现或基本兑现的也是少数了，不过还是机会大于常人~~~
我们单位刚从基层选了一个选调生上来，和我们有什么不同？等等看~~~~~
“其实这几年我也是每年都被局里作为后备干部报过去，而且表现应该说也不错，年年嘉奖，群众反映也很好，我自己都认为，按照文件精神套的话，我应该要上了，可奇怪的是，我现在居然还是一个副股级。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在县里要提拔一个副科级，最起码要组织部说了算，公安局最多是对安排股级干部有点说话权利，而且提拔公安局副局长这么个敏感的位置，没有县委书记县长点头，你是不要想这样的美事了。”彭烈豪无奈地说。
“管他呢，现在我们就是后悔也没有用了。”彭狠狠地将酒杯一放，“人生不过几十年，成败荣辱都在天。是非恩怨莫在意，健康快乐最值钱。”
后来，我对我们这个群体的命运一直在进行琢磨，发现除了政策上、组织上的因素外，从个人的因素上来分析，我们这类人仍保持有学生时的鲜明特点：崇尚自主，有强烈的自我意识，自视清高，容易产生“曲高和寡”的感觉；有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社会问题和基层作风的阴暗面看得较多较重，思想偏激，认为“天下独醉我独醒”，郁郁不得志、希望机遇垂青占了主流。但也有慢慢满足现状的，这一类型的人把自己的定位在“融入”到现实中去，想方设法钻营人际关系，对领导急于迎合，对同事一团和气，吃吃喝喝，溜须拍马，请客送礼，尽染基层的一些不良习气。或者是听天由命，随遇而安。再一种就是对前途丧失了信心，受到社会大环境和同类群体的影响，努力方向发生偏移，希望离开基层去寻找更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比如选择跳槽、考研、其他各种方式的考试试图离开等等。
我是属于哪一种呢？或者将属于哪一种呢？
山风吹过，凉意顿生…
4
第二天是安排参观，因为大家第一次聚在一起，又没
有了单位上的琐事的侵扰，昨晚发泄了内心多年的不满和牢骚，这时大家的兴致都很高。
第一站是参观黄洋界。黄洋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著名的五大哨口,海拔1343米，是井冈山北面天然屏障，山势嵯峨，峰峦峻拔，毛泽东曾经发出“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的感慨。站在黄洋界上举目远眺，只见群山起伏，云雾弥漫，便想起了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之后我们参观了八角楼。八角楼里，主席的书桌简朴而安静，椅子有些破了，八角形的天窗透着不太明亮的光，一盏小油灯上积满了灰尘。而这正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小学时候就能背的课文至今在耳边回响。
王副主任笑着对大家说：“人家毛泽东就是这里写下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也不要急，我相信你们迟早会成才的。”
我们都哈哈一笑：“托领导吉言。”
第二天我们径直去了五龙潭。从五龙潭一路下山，又是一片青山绿水的自然风光，昔日的战场，如今都郁郁葱葱，静谧可爱。不禁感叹人和自然都是最伟大的魔术师。
在茨坪西北5公里，有一个四面环山、白云缭绕的村庄，这里就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率领工农红军居住的地方—大井。1929年，国民党反动派把毛泽东居住的房屋放火烧毁，只剩下一堵残墙，后来老区人民用草席和树皮把残墙遮盖住，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旧居最终保留了下来。在旧居的门前有一块大石，当年毛泽东经常在此看书、批阅文件，一棵饱经沧桑的大李树张开浓浓的绿荫深情地遮盖着大石，我们看到树上还结了李子，就在想春华秋实，李子成熟了，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成熟”呢？
就在这颗大李树前，我们这13个共同命运的人合了一个影。
合完影后，不知谁说了一句：这张照片每个人都要留一张，若干年后大家各奔东西，说不定见面都难了。
事实上，在五年后，当青春的莽撞渐行渐远，现实的炎凉在心中悄然落定，我们这些人有一半终于有的厌倦了直面和对抗，于是或早或晚的脱下了警察制服，到其他的行政单位去了，有的则带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牢骚甚至愤慨选择了离开，当然还有一半的人靠着顽强留存的毅力做了“留守警察”，为完成我们大部分人没有完成的“使命”继续忍辱负重。
起程回去时是下午，在下山时看到沿路的景色，耀眼的红土地，青翠欲滴的树木，如一幅色彩浓酽的画不停地展开，永远没有尽头。我打开车窗，深深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也呼吸着逝去的岁月，感念渐渐远去的故事，我想，更多的人们，会从这座名山获得精神和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