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笑傲死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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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昌都回来的汽车上，我的手机急促地响了，一看号码，刘闯的，便一乐，说不定这家伙又是问我有没有饭局了，做一个法医，饭局毕竟没有我多，他脸皮也厚，经常跟着我到外面混饭吃。
我按下接听键：“怎么，嘴巴又馋了？”
“馋你的头，哪里，告诉你一件事。”刘闯很严肃。
“什么事？你他妈的不要总是这样一惊一咋的。”看到他一本正经的样，心里就掠过一丝不祥。
“你知道吗？崔永生得了癌症。”
“什么，什么，癌症？”我的心抽紧了。崔永生年纪轻轻的，才33岁呀，怎么会呢？
“骨癌。”
“啊？！”我听说过，这种癌症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有的人忍受不了甚至会自杀。
“现在呢？”
“据说到上海治疗去了。”
我深为自己的无知感到内疚，因为在派出所工作忙了，跟已是法制科副科长的崔永生联系就少了很多，没有想到会这样！
“刚检查出来的，我听说情况是这样的，还在今年9月初的时候，崔永生就突然觉得左大腿有痛，当时他还不以为然，认为人都是吃五谷杂粮的，谁会没个头痛脑热的？也许是坐骨神经在作怪吧。然而过了几天疼痛的症状并未减轻。他科里的人就劝他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检查后告诉他是腰椎尖盘突出。”
刘闯这么一说，我恍然大悟：“是呀，前不久我到法制科批案子，看到他一瘸一拐的，问他，他跟我讲也是什么腰椎尖盘突出，还说没事呢。”
“唉，这个误诊确实害人，就这样，崔永生还不以为然，坚持上下班。前不久，他的疼痛症状加剧，左腿还出现了萎缩。大家就感觉到县医院的诊断可能有误，便催促他前往省城二附医院检查。诊断结果是左腿恶性肿瘤转移！二附医院的医生就建议他到上海去治疗，好像就是昨天去的吧。秘书科一个副科长陪着去了。”
我半天没有作声。一丝悲哀涌上心头。癌症这病魔怎么会如此无情地降临到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身上呢？
下午上班后，我特意来到县局法制科，正好彭科长在。
说起崔永生，彭科长唏嘘不已，连说几声想不到。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崔永生确实蛮坚强的。这么些天来，居然拖着病腿坚持上班，唉，这也怪我们，怎么就没有想到早一点让他到省城医院检查呢？”
“这也不能怪你们呀，要怪就怪县医院。”我连忙安慰。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小子，就在十多天前，省人大司法检查组到新安市进行公安执法质量检查，随机抽调了我们县12起刑事、治安案件。在头一天晚上，崔永生还对这12起案件进行了重新审阅、整理，忙到凌晨
2点。我考虑到他的腿不方便，建议他就不要亲自将案卷送到省检查组所住的新安市白鹭宾馆，哪晓得崔永生不肯错过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坚持要到现场汇报并听取考评。由于检查组住在8楼，乘坐电梯也要上一层楼的台阶，这个时候十多二十个台阶对崔永生来说已无异于上刀山。我看他艰难的样子，就搀扶他走进8楼会议室，待在位置上坐定之后，他已是一脸苍白，大汗淋漓，衬衣全被汗水浸湿。此时的崔永生硬是靠着非凡的毅力在坐不能坐、躺不能躺的情况下对抽调的12起案卷进行了详细的汇报。省人大检查组的同志发现了他表现的异样，关切地问他是不是生病，他居然摇摇头说没事。”
“谁也没有想到，崔永生会得这样的病。”
彭科长后悔地说：“起初我还骂过他，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为忙于执法质量考核的迎检工作，崔永生对全县送过来的案卷—一阅审。可能是腿疼得实在坐不住了，就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看案卷。我那时还不知情况，看到他上班还睡在沙发上，就批评了他说你啊怎么搞的上班还睡大觉。但崔永生没有吭声默默地坐起来。”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错怪了他呀。”说这话的时候，彭科长声音很低沉。我知道，崔永生的业务非常强，算是他的爱将啊。
我长叹一口气。前两年，就在我们局里，一个刚退下来的分局长50多岁，起初感觉到喉咙有些异样，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喉癌，还没有到半年，就离世了。
2
自那以后，我就不时牵挂在这位在上海治疗的兄弟，心想什么时候有空去看看，正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又突然听说他回来了，连医院都不住了，就呆在家里养病。
我赶紧来到他所住的地方，他的房子在我原来曾住过的房子隔壁，前文说过，这是一排70年代所盖的红砖青瓦平房，称作为“母子间”，即前后两间房，还带一个厨房,
年代的久远使房子潮湿阴暗，时不时就有老鼠和虫蛇等东西出没，我在这种条件下也曾住过两年，后来集资建的房子盖好了，我就搬到新房里去了。现在在这种地方住的已经没有几个了。
在那寒酸的、家徒四壁的“母子间”里，我看到了穿着警服躺在床上的崔永生，他已经是瘦骨嶙峋，昔日高高大大的一壮汉现在是判若两人，据说一个月来他粒米难进，吃了就吐，170多斤的体重已减至
110来斤。我几乎都认不出来了。
崔永生试图要爬起来，我轻轻地按住他，在他身边坐下，问：“怎么样？很痛吗？”
“咳，痛得要命。每天都要经受疼痛折磨呀。”崔抽着冷气，苦笑了笑，艰难地，“戈冰剑啊，你知道吗？这种病就是痛。当时在由省二附医院转往上海长征医院确诊的火车上，我的左腿骨活生生地断了，这种痛用刀剐钉刺、钻心剜骨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当时我的嘴唇都咬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么多天，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痛呀。我好多次痛得真想自杀，一了百了。”
我真的无法想象他是怎样熬过来的。
“当我在昌都初诊的时候，我得知居然得了这种恶病之后，我真的是万念俱灰，我总觉得是在做梦，觉得这不是真的，可这又是现实，我只有一次一次地问我怎么会得这种病呢？”
“在转院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日子不长了，我没有办法只有认命，我想了很多，我才发现我的人生中还有这么多的遗憾。遗憾过后，我想通了，我就是死也要死得像个样子。”
说这话的时候，他露出了坚毅的表情。
“在上海，我做了第一次手术，医院50多岁的资深主治医师史建刚博士扒开我的左腿骨一看，癌细胞已转移并扩散到肝部，肋部…他轻叹一声。依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医疗已是无济于事了。手术结束后他悄悄地告知我的妻子。这一细微动作被我发现了，我微笑着对史博士说我有什么问题，我知道，您就不必隐瞒了。您放心，我会全力配合您的。”
我的心也像被一只巨手不断地揪着，生疼生疼。
“当时史博士怔住了，他握住我的手问你是军人吗？我呵呵一笑差不多我是警察。史博士连连说难怪难怪。说句实在话，我当时特别的自豪。”
“说起来你可能不会相信，在上海长征医院接受治疗的一个多月里，我真的把自己从死神魔爪的阴影里走了出来，我觉得我是在进行与病魔的一次艰难的抗争，我全然没有一般癌症患者那样心灰意冷好像末日就已经来到的那份感觉，我听说过很多癌症患者其实在确诊前还是好好的，一旦确诊后就一落千丈，很快就死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死在自己心理的压力之下。”
“我知道。”我点了点头，“我也听说过，有些病，其实三分之一是被吓死的，三分之一是（医生）治死的，三分之一是（吃药）吃死的。话虽然有些偏激，但肯定有一定的道理。”
“是呀，其实我听我的主治医师讲，有些癌症如果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一起上的话，延长生命的例子多的很。所以我不能首先被心魔所击败，我必须在心理上就要战胜它。就这样，我经常听音乐，自己哼一哼，还看看书，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历来比较开朗，病房时常响起我的笑声，歌声，唱得最多的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去上海的时候，我还带了一本法律书，我现在还在看呢。”他拿起枕头边一本厚厚的书，我一看书名：《最新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实用手册》。
“当时我的做法让很多病友和护士们觉得不可思议。此事传开后，很多病人啧啧称赞。后来听说我比较幽默风趣，常常跑到我的病房里面和我聊天。病房里一改过去气氛的沉闷和压抑，以致护士们对我说：你是我碰到的第一个这么坚强的人。你猜病友们怎么说，他们说你们当警察的就是不一样！你不知道，那时我听了以后，真的是感觉好自豪，觉得自己为警察的形象增了光。”
这时，我看到崔永生露出欣慰的笑容。
“好不容易凑到的12万多元人民币都用在了那次手术上，等将断了的腿骨接好后，我就执意要出院，主治医生史建刚博士再三挽留，意在多延长我一点生存时间。我摇摇头说你不知道局党委为我的病开了几次会议研究。局里经费紧张，是局领导用他的身份证到银行贷款，全局民警为我募捐了将近两万块钱，我崔永生受之有愧，我真的不愿意给同志们增加负担了。”听到这里，我鼻头一酸。这件事情我知道，局里组织的捐款活动我也参加了。
我扫视了一眼，房间里值钱的只有一台21英寸的彩电，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连张靠背软沙发都没有，那张供他拖着病腿坐的沙发椅还是从办公室借过来的。“屋漏偏遭连夜雨”，听说这次为了医疗费，他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借遍了。他的父亲兄弟为了他的治疗，把乡下老家不久前做的新房也贱卖掉了。
“出院的那一天，病友们握着我的手恋恋不舍地说：我们从你身上看到了希望。史博士则用他那双给成千上万个癌症患者治疗过的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强者！我相信史博士的话是真心说的，我也自认为我对得起我警察的这个称号，我就是要做一个强者，一个生命的强者！”
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这是那个昔日谈笑风生的崔永生吗，是那个平时时不时发发牢骚的普通警察吗，是什么驱使他如此直面惨淡的人生？他现在可是离死亡不远呀。难道他不怕死吗？
崔永生似乎看出了我的不解，他缓缓地说：“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知道，生老病死是客观规律，而规律是无法改变的，凡夫俗子也好，皇帝老子也好，到最后总得要化作一堆黄土。人生不就是一个旅程？从始发站到终点站，很多人可以如期抵达终点站，而我可惜只能在中间站就下车，这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觉令我无比遗憾。其实我真的舍不得警察这份工作，我是多么希望能有朝一日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上去。活着多好啊！兄弟，你要好好珍惜，珍惜你的工作和生活，珍惜你的现在和未来，我会衷心祝福你的。”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这就是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警察的真实心声，一个坚强无畏的警察在面对死亡笑傲人生的宣言！在他的面前，一切功名利禄和所有得失都显得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他所体现的对生命追求的信仰难道不足以让我在他面前油然而生敬意吗？是的，他是一个强者，一个生命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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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静静地充当一名听众，也许，这是我们朋友之间最后的交流了。
“我这一段时间想了很多，其实人生在世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得很累，真是不值得！就看你怎么对待生活，当然我现在是觉得，功名利禄在人的生命面前是根本不值一提，如果我是健康的，我还是这样认为，开心快乐最重要，我一生本无太大追求，小富即安，甘于平淡。一个山沟里出来的娃娃能够有今天就非常的荣幸了，这么些年来，自我感觉自己没有随波逐流，无论何时何地还保持了心底的那一份善良和正义，不为别的，因为我是农民出身，我要对得起老祖宗！”
正好这个时候，崔永生的妻子拿着一副像框轻轻地走了进来，我一看她，已是双眼凹陷，又黑又瘦。
崔永生对妻子说：“你把那幅像框给我看看。”
那是一副放大成二十多寸的大像框，照片中穿着99新式制服的、扛着二级警司警衔的崔永生神采奕奕，微笑着，充满了阳刚之气。
“嗯，照得不错，还是蛮潇洒的嘛。不过，这里，你们看，好像额头这里过于白了，有些反光。”
我一看，果然有一点，但不影响整体，我想从摄影角度谈一点看法，但似乎喉咙哽住了，昔日我们可是经常唇枪舌战呀。
三个人谁都没有说这是一副什么画像，但谁都清楚，这分明是一副遗像，作为一个年轻的生者，为自己的遗像点评，那该是怎样的大气？
我由衷地佩服。
“我现在唯一觉得对不起的就是我的妻子。我真是觉得欠她的太多大多。就拿我结婚那天来说，那是1996年的元月20日，是我与妻子早已订好的结婚日子，我那时已被录用为警察，不巧正赶上县公安局举行新民警封闭式集训，但请帖已发出婚期无法推后。那一天等到快天黑了，乡下还有很多礼节要过堂而我还未到，急得妻子直掉泪，娘家的人急得直跺脚，以为我当了警察就看不上女友了。其实那天我是遵守民警集训期间不得无故请假这一规定，知道亲朋好友都到场了新郎是绝对不能不去的，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向局长请了一天假之后火急火燎地赶往老家。待赶到时我的哥哥早已替我完成了一些仪式。当天晚上我又想方设法返回了集训地。新婚之夜让新娘子独守空房，这件事居然在我身边发生，使我妻子总拿这件事说我。”
“还有，那一年的年底，已经十月怀胎的妻子来到我派出所，那时正碰上严打斗争，我所在的派出所辖区为6县1市的接壤地带，情况复杂任务繁重而警力又少，我天天要下乡调查、走访办案、收枪治爆…当时所里的老民警对我说你老婆马上要生了，这段时间你就留在所里照顾照顾吧。我只有对妻子歉意地说老婆你就多担待点了。有一天就在我下乡办案不久，妻子阵痛发作了，留所的老民警赶紧将她送到医院。待婴儿生下后，我同事又买来鸡蛋面条，借来婴儿的衣服，而我这个做父亲的，居然不在身边…”
“当我得了病之后，她在上海长征医院一个多月中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回到家后给我煎药、喂药、擦身…在我面前她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悲哀、痛苦，她常常强颜欢笑。我有时在想，是我连累了她。”
“有的时候，我痛得实在受不了，甚至想到了自杀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妻子，想到了所有关心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就坚定地对自己说，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我一次次地被感动着、震撼着。
在离开的时候，崔永生说了这么一段话：“戈冰剑，你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警察，这一点上我们是相似的，你有很多优点，人品、能力都没得说，可就是只知道埋头工作，不知道抬头看路。对，还有那句话，有点不讲官场政治，所以，也不适应当前的形势。像你这种性格，真的不大适应在基层，有机会还是离开吧。”
我点点了头，想办法离开的想法又再次复苏了。
在回到所里后，我几乎是用心和泪写出了《笑傲死神》的专稿，寄给了《警察天地》杂志，在文章结尾，我描述道：穿着警服的崔永生躺在床上，动情地唱起了：“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他的眼神是那么的坚毅和执着…
之后不久，正当我在外地办一个解救拐卖妇女案的时候，我接到崔永生妻子的电话，一接听，就听到一阵呜咽，我的心一凉：他走了,永远地走了。
崔永生妻子平静地说：明天县里开追悼会。他在临走之前特意交待我要感谢你，还有，希望你能把那篇发表了的文章送给我做个纪念…
我泪水夺眶而出。
4
一夜无眠，我想了好多好多。
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2002年，中国有381名警察因公殉职，5000名警察负伤。在2001年，160万公安民警中有443名民警为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英勇献身。1993年以来，全国公安民警平均每年牺牲300多人，平均每天就有一名民警牺牲。在和平年代警察是最危险的职业，算是深有体会，包括耳闻目睹身边涂雷局长还有一两个同事的因交通事故殉职，可毕竟和他们不常在一起，对其的生死，对血淋淋的场面，除了当时唏嘘一番以外，作为局外人多少有些麻木，因为这种职业，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已经失去了常人对生死的态度，所以，要苛求我们对每一件事情去动容就很有些勉为其难。不知听谁说过，人是极其渺小的，在每个地方，每天都有人出生和死亡，生命就这样轮回着，无论你是平民或者权势之人，时间久了，你就会从人们的印象中抹去，无论你怎么去抗争，你终究归于尘土。死，不是好事也不是坏事，只是归宿而已，要去的终究要去，只不过你活的方法有可能决定你死的方式，牺牲也好，自杀也好，被人杀，老死也好，都是死的方式之一。
但是如今，一个活生生的战友、一个正当年华的好朋友从身边消失还是第一次。这份悲戚，这份沉重，却是从来没有过的感受。
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而活，一个生命到底能承载多少生命之重、多少生命之痛。在家庭突变，病魔降临，一串串的打击面临时，我们到底能以怎么一种姿态来面对。崔永生在“母子间”跟我说的那番话，所表现出来直面死亡的勇气，令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动不已，难道这种勇气是与生俱来的吗？
我放电影般地回放着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从我们都从乡下派出所调至县局，到第一次跟随110出警被袭再到我们常在一起坐而论道，谈理想谈人生谈未来，甚至发泄激愤和不满，我们才发现，作为我们这类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无论怎样豪情万状指点江山，抒发对一些现状不满和牢骚满腹，但我们都能始终刻意地把手头上的警察工作视为一份自己选择献身的职业，哪怕这份职业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太多的实惠和利益，但大家对它的珍惜还是可见一斑，大家就抱着这么一种朴素的献身精神，默默无闻地工作在自己的平凡岗位上。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崇尚英雄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英雄辈出的年代，作为警察这个最危险的职业，出现英雄的概率也比一般行业要高，但并没有哪个警察是打小就把自己当英雄培养的，不管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殉职的人，还是在千钧一发之际像潘堃那样慷慨赴死以及身边的罗建华那样勇斗歹徒的人，其实他们在生活中都是挺平凡的人，平凡得在大街上一看，怎么着也看不出他是一个英雄，只不过就是那么一种责任感影响了他们在生和死之间的抉择。像崔永生这样，以警察职业为荣，一个珍惜生命的强者，正视生死，那笑傲死神与死神抗争的气魄不也可以称得上是英雄吗？
“活着多好啊！兄弟，你要好好珍惜，珍惜你的工作和生活，珍惜你的现在和未来。”这是一个亡者生前对一个挚友的心声，也许引用老夫子的一句话更能说明其中道理：未知死，焉知生。只有知道死亡的无奈，才知道活着的可贵呀。
人类的生命本来就是极其渺小和脆弱的。前天，某地矿难让几十个生命又远离我们而去；昨天，某地的波音727客机发生空难，已有一百多人人死亡；今天，某地发生6.3级地震，致使大约数万余人丧生，还有明天……我们不知道又有多少生命将会远离他们的亲人和朋友，命运之神扼杀每个生命，它也许只会残忍的一笑，而我们呢？对待自己转瞬即逝的生命，问过自己，善待了么？
我突然为我以前的失意和彷徨感到无比羞愧，经历了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眼前的消失，终于才知道生命的来去无痕，我的好兄弟，谢谢你，你生命的价值不但照亮了我那曾经困惑迷茫的心，也从此照亮了我不辱使命奋力拼搏的前进道路，坚强地走下去，走出一个灿烂的明天！
因为在很远的外省山区，我没有参加这位从警只有六年的兄弟的葬礼，只有遥望天际，默默祈祷：兄弟呀，你一路好走。
尾声 在希望的田野上
2003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的春夏，一个凶恶的幽灵，肆虐在古老美丽的中华大地上；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疫病侵袭，使中华民族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悲壮战争中，在“一声令下，全国总动员”的指示下，数以百万的人民警察义无返顾地走上了抗击非典的最前沿。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和其他同事一样，无所畏惧、一马当先地奋战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
这一年的秋天，我荣幸享受到抗击非典的胜利果实，因表现突出被授予“J省优秀青年卫士”，全省公安系统3万多名警察仅8人获此殊荣…
这一年的冬天，J省公安厅政治部组织选调考试，从95到99年选派的优秀大学生里(注：该项选调工作一直持续到2002年)选调15名到厅机关工作。这几年下派的300余人中，
200人左右参加报考，占了三分之二。
在考试前的那天晚上，来自全省各地参加考试的95年的那批人在一家餐馆聚会了。已是省厅某处副处长的班长博士履行诺言，宣布做东。
八年前，大家拎着行李走进了警校，在嬉笑怒骂中建立了同学间的感情，八年后，大家相见，沧桑都已写在脸上，自然感慨万分。
新安地区五人一直在文中榜上有名，因此简介如下：
彭烈豪胖了黑了，在刑侦队和派出所历练一番后刚去110当教导员，迈上副科级台阶，已在当地娶妻生子，其乐融融；
陈峰仍然倜傥，前两年结束借用历史，正式调入市局，去年经过竞争上岗，担任市局巡警支队副支队长，副科，依然两地分居，不堪其苦；
周华干劲依旧，成为“威震一方”的派出所长，不过升格尚在流程之中，屈居正股，刚生得一子，乐歪了嘴；
余振兴容颜不变，几年中游刃于县里几个警种，目前在新安市新成立不久的经侦支队借用，一般民警，据说谈一女友，终于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戈冰剑痴心不改，八年苦心练剑，剑招学了不少，终因力道不够，还是城防“政委”，正股级别，结束两地分居历史，客居新安，小儿已经到了可打酱油之时；
孙涛还是一介小生模样，基层八年荒废了一副好嗓子，现在干着政工科婆婆妈妈的事情，屈居副手，每逢空闲，长途跋涉才能看到娇妻；
北大骄子邹光辉，丝毫未失豪气，虽然没有沾上一点北大毕业和选调生之光，只不过是刑警大队一个中队的副中队长，副股级，却还是牛气冲天；
王幼滨志得意满，一副强健干体育的体魄，当副局长的结果致使横向发展，体形之变化，让人注目。
……
桌上一些人之间大多数年未见，念及往事，大家都不胜唏嘘。
博士豪爽依然，举起酒杯：“为八年抗战，干杯！”
十多个酒杯齐刷刷地端起…
那一晚，大家在一起喝了很多酒，畅谈这么些年来的喜悦、欢欣、不易、矛盾、踌躇和挫折。
首先是由博士感慨：“都说岁月如梭！果然如此。八年前的大家刚刚参加公安工作时都还是一介书生，一腔的激情，一身的干劲，一副意气风发和激情燃烧、舍我其谁的样子，如今呢，不知不觉中走过了八年，在这八年里，大家都历经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变迁。刚才大家凑了一下情况，作如下通报，厅机关的二十来个同学绝大部分都已经是单位上的骨干，担任副科实职。你们基层的34人之中，目前有5个人改行，基本上都是正科级别了，其他29人中，有2、3个进了班子，算是兑现了文件精神。其他大部分都是派出所所长、教导员、指导员、中队长、副教导员一类的，不过也还有几个如今还是一般民警。看来，政策执行得还是有点不够啊。”
“还有3个同学走了，到沿海了。一个到深圳、一个到广州、一个到浙江，虽然都还是当警察，但收入都很高，是我们的好几倍。”彭烈豪补充道。其中陈武豪到广州去了，我将他的情况简单介绍了一下。
大家苦笑一番，余振兴接上话头：“如果早知道会是一个这样的结局，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再选择这个什么选调生的。我现在真想休息，真的，我现在想去当一名远离官场的教书匠。我已经厌倦了直面和对抗，渴望的是心灵的休息。”
“人都是有欲望的，越是年青的人越向往繁华都市的生活，我们曾在城市感受过灯红酒绿的所谓现代文明，按道理根本不会只是把小小的县城当作暂时休养生息的根据地，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人放弃那象征着物质文明和享受的城市生活，我们这些人当时谁不可以留在省城，谁不可以找一个不错的单位？但为什么我们会为了那虚无飘渺的所谓前途和命运到遥远的地方去拚搏？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困惑这个问题。”
孙涛这次来参加考试了，依他的话说就是为了结束两地分居的局面而努力奋斗，他妻子在昌都一家高校任教，一直分居。
“我觉得呀，这与当时的文件精神宣传是分不开的。充斥在文件中的“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公安部”、“三年进班子”、“培养”、“锻炼”等字眼，令无论在座的哪一个都免不了无限遐想，给人一种“从小培养”的感觉。这从我们心理学角度来说，它就等于是一个心理暗示。但事实上，这种东西本身看不见、摸不着、似是而非、难以把握，是个极度不确定的东西，况且笼统得没有任何细则保证它的落实，当然这些当初我们根本不会细想，当时就是满腔热情，说白了，就是冲动。当然，在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对我们这批人是有些关爱，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像平常一样世态炎凉。这样，文件里要求兑现的待遇就像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呀。难怪有的同学会说出受骗上当的话来呢，的确是这样的，主观上，我们的确是患了幼稚的毛病，但客观上还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党和政府，中央的文件都不相信，还相信谁呢？”我开了口。
“我们当中有的人，之所以有寥寥几个成功了，这种成功就是文件里说的进班子，要么是个副局长，或者是部门的负责人挂了个党委委员，这并不是说明选优生的文件精神发挥了多大作用，而是说明选优生同任何人一样要想取得成功必须靠自己的努力。王幼滨算是成功了，他能够上去，沾了多少文件精神的光，天晓得。王幼滨，你说呢？”彭烈豪酒杯一放。
已是副局长的王幼滨也来参加考试，令大家瞠目，但也释然，妻子在昌都工作，两地分居的日子不大好过，他笑嘻嘻地说：“这么多年，我总结了一点，世上无心插柳的好事究竟不多，好处自己跑到你门上来的可能性并不大。官场上的事大家都已渐渐地见得不少了，有几个人的帽子不是自己着力追求得来的？有后台有关系自然不必说，想不进步都不容易。没后台没关系，想办法也要去找后台拉关系。找不到拉不上，就只剩下一条，老老实实做事，事情做得好，感动领导，也许还有机会。我嘛，为什么能够干上这个副局长，自然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了。”
“你这家伙，还故弄玄虚啊。”博士取笑他，他嘿嘿一笑。
“其实在县里，即使你不是选优生，只要是大学生，也一样有机会得到提拔，甚至有可能比选优生提拔的更快一些。说句不好听的话，选调生不是一个光环而是一个紧箍咒，不但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而且带来的更多是麻烦（这句话现炒现卖，sr528573在帖子上说的），有的县局党委会讨论人事，一提到选调生对此噬之以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真正能够提拔你的，使你能够进班子的，靠的并不是某种文件里规定的似是而非的政治待遇，而是其他的。事实上，在基层干警察，并不要什么高的文凭和高精尖的水平，现在基层公安局的警察的来源渠道不外乎这几种：警校毕业的、部队转业的、关系户过来的。警校生目前应该说占据了队伍的主流。部队转业过来的，人数也不会少，而且由于转业到地方的大部分有一定的职务，所以在局里占据的位置相对不赖，再就是一些关系户进来的，随着现在入警门槛的提高，有一部分人是以工代警，这是中国有特色的用人制度，这部分人一般来说任职的很少。而我们这些从普通院校毕业的，在基层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但作为我们要在他们面前脱颖而出，大凡可能就表现在要能说会道会写了，否则很难引起过多的重视。”王幼滨接着说。
“可基层工作并不需要我们能说会道会写，更不需要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实在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锤炼，我们对作为优秀大学生参警现象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有种种天真的设想，本来，上级的指导思想以及出发点是好的，从地方大学生里招收警察，有利于在警队中充入新鲜的血液，优化公安队伍结构，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仅仅让我们这些人穿上制服，而是应该人尽其才，善于利用我们的长处，让我们的阅历和专业都能迅速融入公安机关，事实上，没有几个地方注意到这些，把我们分到县里后，和地方警察同样的使用安排，不仅起不到任何功用，反而让我们有些人沾染上了一些坏习气，渐渐的和地方上的警察没有什么两样了。”一个同学露出无奈。
“我自认为在县里工作认真负责，平时注重言行，但是我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调到厅里啊？――有的人还以为我们是下来镀金的，干它几年可以回省厅的，还有的就是有事没事就问怎么还没动（提拔）到你？怎么还没进班子呀，感觉自己这么些年来一直处在尴尬的境地：在普通人眼里自己是特殊的，在领导眼里我只是个普通民警，甚至还不如普通民警。记得被确定选调那会是多么风光啊，同学无不羡慕的，可现实多么的讽刺啊，在老师同学眼里最努力的我，居然工作了这么多年没任何进步…”另外一个同学摇摇头。
“戈冰剑，想当年，你是金戈铁马，气吞师大如虎，号称师大一笔，你的下一步想法是什么？”有人问我：“莫非依然是想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如今我是拔剑在手，茫然四顾呀。”我开玩笑答道，“我发现我有点象一个学了点三脚猫功夫的剑客，还未出师的时候就想除暴安良，剑招学了不少，可花里胡哨，以致在实战中剑未刺到别人，反而刺到自己了，如今我可是鲜血淋淋呀。”
大家就笑了起来，然后我一本正经说：“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有党性。我们在这里牢骚满腹并不是说去反对我们的政策反对我们的领导。平心静气地说。上级的政策真正落实了吗？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失败者，甚至叫做牺牲品，难免有些想法和看法，可能在座的各位谁都动过离开的念头，包括今天这次考试，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一批的大部分都来了，甚至我们的王局长也来了，原因在哪里，我觉得大家经过这么些年来的奋斗，失望大于希望，不满多于满意，尽管大家现在应该是衣食无忧，多少还是个小官，本来没有必要去想法离开，很明显，我们即使能够考到厅里，又要一切从头来过，还要考虑很多，房子、妻子的调动、儿子的就学等等问题，而这些，厅里自然不会考虑的，可大家还是趋之若骛，这个词可能用得不恰当，但为什么还是要去挤这个独木桥，我看，大家可能还是厌烦了在基层的无奈。其实作为我们这些同年从校园走出的年轻人，当警察的具体机缘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是怀揣着英雄梦开始自己的警察生涯的，是抱着一股理想和抱负开始我们的奋斗的，我们都是70年代初出生的，在小时候并没有受到过多的溺爱，还能独立，还算懂事，比现在的年轻人的更能习惯孤独、习惯寂寞、习惯挫折，估计大家在基层都很谦虚，都不会去张扬，谨慎着自己的一切言行，按道理这样做的是非常好了，至少比一般人要好，要优秀，在座的很多都立过功受过奖，在单位上都是骨干，毕竟大家的素质摆在这里，你不想脱颖而出都不行，可现实的确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梦想毕竟是梦想，干得好归干得好，关键的时候，大部分人呢都掉链子。这么些年来，我对地方上是有很多失望的地方，对警察职业也有一些看法。我现在只是想离开那个环境，那个环境实在让人惆怅、心酸、无奈，而这份厚重的警察情结却使我无法离开这份职业。对于这份职业我至今还是热爱的。”
“是啊，有人跟我说，你既然对当前现状不满，为何不到外面去呢？就是到外面打工也比这个强呀，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尖刻。我的一些初中高中的同学有的年薪都10万以上了，就是同在大学的同学在上海深圳的每月也比我收入高几倍。还有一些同学现在身家起码是几十上百万了。我平衡吗？可又想一想，我不当警察能干什么？想想，也知足了，起码比下岗职工、比人家农民幸福。现在有多少人对自己当前的工作及处境是很满意的？大家都来换一下？不可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而已。各有各的困难，各有各的考虑。没有机会，不到万不得已，那一步棋是无法走出去呀。”余振兴接上话头。
我笑着问来自清州临川市的邹光辉，“你是我们寝室的，也是我们这批人中牌子最牛气的，北大人，现在怎么样了？”
1999年，邹光辉作为J省的选调生代表到公安部政治部参加座谈会，受到贾春旺部长的接见，那次北京之行又一次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多人已是日生倦怠，都有种难见光明的感觉。可事实上，北大毕业的邹在基层干得更不顺心，目前还是一个小中队长，还是副的。
邹光辉说：“在刑侦呀。我觉得干刑警还是蛮有意思的，看到人家受害者那么悲惨那么可怜，我心里就在想，一定要想办法将案子破了，将凶手将案犯绳之以法，在每次破案以后，我的心情便格外的舒畅，而且会产生一种自豪感，这辈子找到个值得自己去献身的事业不容易！”
“你居然还这样想？？”我有些惊讶，眯着眼睛微笑着看了看他。说道：“这就是北大人。北大人，就是不一样啊，你要知道，你可是北大出来的呀，这么多年过去了，与你的同学相比你不觉得你是一无所成吗？”
“我不觉得呀，尽管我目前还没有实现当初的理想，我也承认，当初选择做警察，在某种程度上，是想谋一个一官半职，但我们这个地方太复杂了，我无法融入到里面去。但我所幸的是，这么些年来，还办了一些实事，我觉得踏实，没有虚度光阴，也许，在职务上我的确是大大落后了，但我想通了就这么一回事，基层某个一官半职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就看你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你一心想上进，说不定效果适得其反，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这里面变数很大的。我随大流吧，我不会刻意去追求那种做不来的东西。”
“哈哈，你这样一说，使我想起了《一声叹息》里的那句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有贼心没贼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贼胆没贼心，终于有一天贼胆贼心都有了，贼没了。到了见山不是山的境地了，要找贼去也！”博士哈哈一笑。
“像邹光辉说得那么那个，我就觉得难免显得太过矫情。这么些年来，大家都低头做事，事实上冥冥中还是想着能够进步，不然那么低调卖力做事，也就找不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中国自古有官本位的传统，凡入仕途者无不追求更上一层楼，说得好听点是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说的本质点是拥有了更高的待遇和享受。难道我们的想法错了吗？如果我们这样是错的，那试问全中国几十万几百万个官员，谁没错呢？人非圣贤，身处俗世，总有七情六欲，得食人间烟火。尤其是侧身警界里的官场，不在人上，就在人下，说自己完全无心进步，无所谓进退得失，我觉得就有些虚伪了，何况当时本身就是图能够进入班子当个什么副局长的干干才跑下来，不然你吃饱了没事干？”彭列豪反驳。
“这个问题要看怎么看。其实作为我来看，你们选择了这个，风险与机遇是同等的，当然实际上是风险明显大于机遇，除非你有过硬的社会背景和实力，这已经是事实证明了的，这也就注定了你们的命运，这辈子在基层顶多混个正科级干部，已经是相当不错了。现在时间过去那么久了，估计大家现在比当初要平和得多，冷静得多，成熟得多，理智得多。后悔都没有用了，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厚积而薄发，是金子自然会发光。盯住每一次机会，说不定又可以走出一片艳阳天。你看你们当中不是好几个离开了，而且都干得不错，那么这些年的积累对你来说，是一笔相当丰厚的财富，当然你如果要沉沦，萎靡不振，成功则永远不会垂青于你。所以，一切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中，别人打不倒你，只有自己才能打倒自己。”
大家连连点头：“班长所言极是。”
最后，博士举起酒杯：“这一次对你们来说，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也是新任公安厅长吸纳有用人才的一个大的举措，我代表在厅机关的其他二十多名同学，预祝你们考试得胜，为在座的各位有机会加入厅机关的队伍，干杯！”
十多个酒杯再次齐刷刷地端起…
2003年11月30日， 200余名来自全省的优秀大学生走进了考场。
就在这一天，数百万的人民警察在自己的岗位上坚守，履行自己的职责。
就在这一天，我的手机收到妻子发来的信息：盯住每一次机会。
就在这一天，我开始了走向人生的新的转折点的又一次尝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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