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历史上的盗墓行为，有时也可以导致重要的文化发现。
汉明帝时，符节令宋元推测秦昭王与吕不韦陵墓随葬有秦始皇未焚经书，曾经请求发掘。这种为追求随葬古籍而发冢的设想，反映盗墓的文化收益已经为人们所熟悉。唐人诗作有“青编尽以汲冢来”句，说的是被看作中国文化史之幸事的汲冢发现的故事。夏竦《〈古文四声韵〉序》说到“自项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经》”，也是盗墓所得有益于文化发现的一例。
盗墓过程
秦始皇焚书，真正产生灭绝性后果的是战国时期除秦之外各国史记的被毁。历代史学家对此痛心不已。然而西晋初年，这种损失居然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些微小的弥补。
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之所以说是大事，就是它并不同于一般，被称为中国史学界的幸事。那一年在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当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一座魏王的墓冢，和其他盗墓贼一样，他只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些意外之财。然而墓穴被打开后，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竹片，竹片上有字，共有10万余言。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此“不以为意，往往散乱”，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找随葬品，不准把竹简点着用来照取宝物，由于怕人发现，他在失望之余，勉强把一些可换钱的物品拣到一起就跑了。
后来人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于是地方官府出面把散落的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收藏起来。但是因为不准及当地的村民不知道竹片的价值，“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所以这批竹简在自然残损之外又更增加了人为的破坏。
中央朝廷得知后，派大学士苟勖、傅瓒等人对墓中所得竹简整理校定。通过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知的典籍，其中一部叫《穆天子传》。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
西晋一流的学者们整理了汲冢书，其中居然就发现了魏国的史书，这部再现于世的珍贵史书被称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原来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其书今复阙落，又转写益误”，再加上首次整理的结论尚有争议，所以晋惠帝时就有学者重新整理《竹书纪年》，永平元年（291）秘书监挚虞延请世习古文的卫恒重新“考正”竹书。但秘书丞卫恒的工作尚未完成即在政治斗争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听说卫恒出事，自本郡赴丧，并续成其事。新考正本《纪年》的时间起于夏禹。至于汲冢墓主，卫恒、束皙则认为是魏安厘王。
《竹书纪年》是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竹书纪年》是《汲冢书》中价值最大的史料。史学界把《汲冢书》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发现的古文《尚书》、《论语》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誉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虽然大家一致确认，汲冢书是由于盗墓被发现，但是关于汲冢书出土时间史学界一直有争议。一种说法是咸宁五年（279），这一说法以《晋书·武帝纪》为代表，《汗简·略叙》、张怀《书断》也持此说。
另一种说法是太康元年（280），最早有这一说法的是当时的大学者杜预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孔颖达疏引王隐《晋书》也赞同这种观点。《北堂书钞》卷101引王隐《晋书》、今本《晋书·卫恒传》、《晋书·律历志》以及《隋书·经籍志》也都是这种观点。
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二年（281），主持整理汲冢书的荀勖在为另一本汲冢出的书《穆天子传》写的《序》中发表过这种看法，《晋书·束皙传》、《太平御览》也都对这种观点表示支持。另外，太康十年汲令范阳卢无忌立石的《齐大公吕望碑》也是这样说的。
最后还有一种说法是太康八年。四说中太康八年说不可信，太康初年说则较为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准盗掘了汲冢，而汲冢书上缴官府则在太康二年。
至于汲冢墓主是谁？同样存在不同说法。晋代汲郡，现在的河南汲县西南，战国时是魏的封地。根据《晋书·武帝纪》、《律历志》、荀勖《穆天子传序》、卫恒《四体书势》，魏襄王是墓主。而王隐《晋书·束皙传》则认为墓主当是魏安厘王。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依然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史学的独立
陈梦家先生曾经说：“纪元后279—281年之间在汲郡所出的《竹书纪年》，乃纪元前297—296所作魏国的史记。汲冢竹简的发现，和安阳甲骨的发现，就古史的材料而说，有着几乎同等的重要性。”《竹书纪年》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魏国史官作的史书。古代史记的再现是令众多晋代大学者兴奋的原因。
作为战国的古代史书，《竹书纪年》是最可珍贵的资料。清代朱右曾就利用它来校订《史记》。陈梦家、杨宽等复位战国年表，所根据的也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竹书纪年》已经成为重建战国年代学的主要依据。
《竹书纪年》对春秋史事记载多与《春秋》相一致。除此之外，《竹书纪年》对晋代学术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就是在《竹书纪年》整理研究的刺激和影响下，晋出现了大量史学著作尤其是编年史，进而使得史学的独立价值被发现，使晋代学术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史学最终从经学中独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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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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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帝王都把陵寝作为社稷江山的象征。他们大多从登基之日起，就下令建造陵墓。这些陵墓工程浩大，费时多年，动用上万甚至几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金银，陪葬了数不尽的财宝。然而，由于社会风气以及文化的变异，各个朝代的陵墓均有着自己显著的特点。
魏晋时期的墓穴特点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长时期分裂的时期。经过长期的战乱，人心浮动，社会秩序相当混乱，很多大墓被偷盗，帝王的陵墓也终难逃劫难。
所以这个时期的陵墓主要是设法防止盗掘。这种做法始于魏文帝。
魏武帝曹操死后葬于高陵（今天的河北临漳）。魏文帝以“古不墓祭”的理由毁掉了曹操陵墓上的殿屋。所以民间一直有曹操设“七十二疑冢”的说法。其实，“古不墓祭”只是他的借口而已，就在这一年，魏文帝在为他自己营建寿陵时，道出了真正的原因。他说：鉴于“汉氏诸陵无不发掘”，因而决定“因山为体，无封无树，无立寝殿……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原来，他是怕改朝换代，政权交替时，自己的尸体陵寝也像汉代帝王的陵墓一样，被人盗掘。
魏文帝这个决定，对时局动荡不定的魏晋南北朝，影响很大。其后魏晋南北朝二百多年间，没有出现大型的陵墓，豪富家族的厚葬风气也大有收敛。
东晋南渡后，国力更为衰弱，已发现的南京东晋帝陵多依山而建，下为长7米左右的矩形筒壳墓室，宽仅5米，上起高约十余米的陵山，规模只相当于东汉时的官员大墓。
进入南朝后，经济有所发展，帝陵也大于东晋时。宋、陈二代帝陵散列在南京，齐、梁二代的帝陵则集中于丹阳，形成较大的陵区。
南朝墓室一般在高出平地10米以上处开挖，平面椭圆形，砖墙，上为椭圆穹窿，长约10米，宽约6米。墓室前接甬道，装有二道石门，外加封门墙封闭。墓室上有厚约10米的封土，或与山齐平，或为5米左右的陵山。墓室和甬道壁镶嵌模压花纹砖，拼成狮子、仙人和“竹林七贤”等壁面线雕图案。墓前建有享殿，殿前为陵门，三门并列，左右连陵墙。
门外左右有阙，门前为墓道，长一公里以上，称为神道。神道自外端至陵门间依次立石兽、石柱、石碑各一对。南北朝帝陵均遭严重破坏，墓室坍毁，地面只有少数石兽保存下来，石柱、石碑也均残毁。
南北朝之南朝陵墓的特点
南朝是与北朝相对峙的一个政权，南朝的社会经济相对超过北朝。大批的南下人民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带到南方，有力地推动了南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反映在陵寝建筑上表现为规模较大、布局规整、有较豪华的地宫。
南朝陵墓地宫一般都包括墓室、甬道、封门墙、墓道和排水沟五部分，并恢复了东汉谒陵的制度。因而地面上的建筑也相当宏伟，在陵前神道两侧建置成对的石兽、石柱和穹碑等。从已发掘的南朝陵墓来看，总的来说南朝陵墓具备下述特点：
一、陵墓依山建筑，一般在山上开凿较规整的长坑为墓室，然后填土夯平再起坟丘。室外四周修建多条擗土墙，室前建甬道，内设两重石门，墓室底下还修建排水沟，以防潮湿。
二、陵寝建制注重风水，营建陵墓一般先由相墓者勘察兆域。今存南朝陵园的方向无一定规律，而是视当地山水形式而定，这正是风水堪舆所致。
三、陵前建置神道，神道两侧排列对称的石雕，寝殿施以石柱，石柱上多刻有莲花纹饰，这说明佛教艺术对南朝陵寝制度有较大的影响。
南朝陵墓之典范：齐景帝修安陵
齐景帝的修安陵，位于今天的江苏省丹阳县城东北，鹤仙坳山岗南麓。岗上林木苍郁，岗前是一片开阔的山坡地，景色秀丽。
修安陵依山为穴，陵前建有神道，神道两侧列置石兽一对，东为天禄，西为麒麟。天禄和麒麟是传说中的灵异瑞兽，陵前列置二兽，寓意皇帝受命于天，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修安陵前的石兽与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一样，是由整块巨石雕琢而成，但其风格不同于西汉石雕的朴实与浑厚，而是注重形体美，刀法细腻，是名副其实的圆雕。从造型上看，尽管这些石兽是人们凭着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兽类的形象是真实的。石兽整体和局部造型和谐，动势富有节奏感，似在旷野面对苍穹嘶吼、奔腾，充满了艺术魅力，是南宋石雕艺术的珍品。
南北朝之北朝陵墓的特点
西晋灭亡之后，北方为十六国统治时期。这些少数民族有的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有的刚刚进入奴隶制，带有残酷的掠夺性。他们入主中原，使中原社会经济的发展遭到破坏，更没有能力营建大规模的陵寝，多采用传统的“替埋”办法，不起坟。
史载，后赵的石勒和其母都是采用这种葬制，没有任何标记。因此这一时期的陵墓至今未被发现。
公元三八六年，鲜卑拓拔部统一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为了巩固其政权，北魏统治者吸收汉族文化，实行一系列改革，又以佛教作为思想统治的武器，从而加速了北魏封建化的进程，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陵寝的建制也随之发生一些变化。北魏迁都前，陵域在今山西大同方山一带，迁都洛阳后，陵域选择在洛阳泸河以西的北邙山。北魏陵园建制有以下特点：
一、逐渐恢复了秦汉以来的陵寝规制，一般建有较高大的封土堆，陵前建筑祭殿，为上陵拜谒之所。
二、陵园内增置佛寺、斋室，表明佛教的影响渗入到陵寝制中。
三、北魏迁都洛阳后，陵域布局规整，带有鲜卑族族葬的遗风。泸河以西是北魏诸帝陵域，泸河以东，为近支皇族墓葬区和嫔妃葬地，再往东排列是“九姓帝族”，“勋旧八姓”和内迁“余部诸姓”以及其他降臣墓地。这一布局与汉代帝陵陪葬制度有所区别。
北朝皇陵的典范：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
北魏文明太后永固陵，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镇川公社附近的方山南部。东临采梁山，北依长城，清澈的御河，沿方山侧蜿蜒而去。
永固陵始建于太和年间，历时四年，是北魏帝后陵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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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仍做皇帝梦：魏晋南北朝的陵墓特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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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固陵俗称“祁皇坟”，底方上圆。地宫由墓道、前室、甬道、后室四部分组成。前室平面呈梯形，后室平面近方形，墓室南北总长十七米多。连接前后室的甬道呈长方形，均用青砖砌成。冯太后棺椁放置在后室。为防盗掘，墓门由条砖封闭，还特意在墓道内堆积大量石块，在甬道内设置封门墙。整个地宫规模宏大，仅建筑墓室砖就达二十余万块。
永固陵陵园建制基本沿袭东汉。在陵前建有石殿，称为“永固堂”，是朝祭典礼的场所，也是陵园的主体建筑。
永固陵在历史上先后三次被盗掘，金正隆年间，盗墓者从西北方打洞进入墓室，随葬品大部分被盗走。金大定年间，盗墓者再次进入墓室，前室的铺底砖全部被盗，随葬的大小石俑、石兽有的被盗走，有的被破坏。清光绪年间，永固陵第三次被盗，墓中残余物又大都被盗走，所剩无几。
永固陵以它高耸壮观的陵冢，独特的陵园塔基成为北魏王朝陵园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虽然说陵园制度局限于皇帝的特殊礼仪，不能尽显当时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但是它仍然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当时的人文、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进程，尤其是建筑文化的发展过程。
南北朝陵墓的石雕艺术
南朝陵墓的石雕，在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其造型设计和雕刻手法在汉代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由粗简向精湛发展，超脱出了汉代石雕古朴粗略的技法，艺术构思和雕刻技巧都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
南北朝时期的陵墓，整个墓址的布局中包括有神道碑和巨大的石兽（天禄、麒麟与辟邪），南朝的麒麟与辟邪的造型，就是汉代同类神话动物形象的发展，不仅体形更庞大，其勇猛的特点也刻划得更显着。在北方发现的小型辟邪具有同样的造型特点。
在南北朝陵墓前的石刻中，石兽和石柱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石兽又称辟邪有二种，一种躯体较瘦，头足较长，身上雕刻较多纹饰，只用于帝陵，一般称麒麟。另一种躯体肥壮，短颈长鬣，略似狮子，身上无多雕饰，只用于王侯墓，一般称“辟邪”。现存麒麟以梁武帝陵前的最大，长3.32米，腰围2.4米，高2.7米，下有矩形座，为整石雕成，异常壮伟。
石柱又名墓表，下为雕双螭的柱础，础上立柱，雕饰分三段：下段雕若干条凹棱，如古希腊陶立克柱身；中段雕凸出柱身之矩形平版，绕柱身雕绳纹连于平版，作绑捆状，版上用阴文刻“某某之神道”等字；上段雕与下段正相反之圆面凸棱，柱顶承托一个雕有一圈覆莲之圆盘，盘上雕一与神道入口石兽相同之小型兽。整个柱身下大上小，比例秀美，雕工精劲，是很优秀的建筑石雕。
非常遗憾的是，在北方，帝王陵墓地表的石刻群雕没有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实例，只有在洛阳邙山上发现有身高超过3米的石雕文吏残像，可能是北魏孝庄帝静陵前石雕群中的遗物。但是在帝王陵墓地下墓室中发现有精美浮雕作品，山西省大同市方山清理了北魏文明皇太后冯氏永固陵的地下墓室，在石门拱券门楣两侧的龛柱上都有浮雕，题材是口衔宝珠的孔雀和手捧莲蕾的赤足童子，刀法圆熟，造型生动，是罕见的北魏浮雕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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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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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唐代末、五代初
作案地点：唐十八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
作案人：五代节度使温韬
作案手段：唐诸陵在境者悉发之，取所藏金宝
作案后果：唐十九陵（除乾陵外）全部被盗
盗墓性质：官盗
可信程度：有史记载
从三国时期的曹丕起，就主张薄葬，这个主张在唐朝也得到当权者的赞赏。唐高祖李渊曾经往华清池温汤沐浴，途经秦始皇陵，感叹道：“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内史侍郎封伦答道：“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姓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李渊赞赏他的见识，说道：“从今之后，自上导下，悉为薄葬。”
唐昭陵的修建
唐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今礼泉县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昭陵与贞观10年（636）开始营建，至贞观23年李世民安葬于此，共营建了13年。它是唐太宗亲自选址并设计修建的，占地30万亩，比当时的长安城几乎大一倍。拥有陪葬墓193座，从碑志看，陪葬墓主都是初唐时的诸王公主和著名臣僚。墓群主要分布在九峻山陵寝东、西、南三面，呈扇形排开。陪葬墓中，以魏征墓、徐懋功墓较为有名。
昭陵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帝王陵园，它集无数个“世界之最”和“中国第一”于一身，被誉为“天下第一陵”。
九峻山“久峰俱峻”，“山峦起伏，气势雄伟”，为“关内道之名山”。该山颇为神奇，从其南面观之，形似圆锥；从西南面望之，形若覆斗，极像日本的富士山；从东面看之，形同笔架，当地人称之为“笔架山”。昭陵依九峻山峰，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封建帝王依山为陵的先例。
据说唐王朝依山为陵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请因山而葬，不需起坟”。但是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真正原因，在同年十一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的碑上写着：“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好盗息心，存没无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检薄，不如说是为了“好盗息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以防盗掘而已。
昭陵工程是由唐代著名工艺家、美术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的。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皇宫内宫。
当时地宫外面还有许多木构建筑，建有房舍和游殿等。由于地宫前面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往来不便，又“缘山傍岩架梁为栈道，悬绝百仍，绕山二百三十步，始达元宫门”。但山上栈道建筑又不能垂直上下，必须左右回绕旋转，这从杜甫所写的《重经昭陵》“陵寝盘空曲”诗句中就可以得到证明。虽然前人的这些记载未必可靠，但从中却可看出其富丽堂皇和工程繁难的程度。昭陵四周当时建筑，根据宋敏求《长安志图》记载：“以九峻山山峰下的寝宫为中心点，四周回绕墙垣，四隅建立楼阁，北为玄武门，南为朱雀门，周围12里。”
凡到过唐昭陵所在的九峻山的人，都会发现遍及整个山坡上的厚厚的羊粪层，是别处甚为罕见的。传说曾经有一个人，为了弄清羊粪层到底有多深，在一个地方从早晨太阳出一直挖到太阳落山还没有挖到底下的山石上。
九峻山上这么厚的羊粪到底是从那儿来的？说法甚多。但是有一种说法认为，大概是与当初修建昭陵墓有关。
十三年的营建陵墓工程中，昭陵不但墙垣四绕，城角四隅建有楼阁，还有四周各方修砌重重城门，规模十分浩大，需要的砖瓦什物数量尤其是巨大，这里所需用的一砖一瓦必须从陵下运到山顶上。在一千多年前，虽然属于盛唐时期，要把这些东西从山下一直运到海拔一千一百八十七点六米高度的人迹罕至的九峻山顶上仍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陵园的修建是有时间限制的。如何能够很快地把堆积在山脚下的东西运到山顶上，难住了当时主管修建陵园的官员。
他们虽然也征调民夫，但是因为条件太过艰苦，所以工程的进展速度仍是相当慢的。虽然经过多人行走，已从荒山野岭中踩出一条羊肠小道，但是，道窄路险，人走都极不方便，运送物料就更困难了。
这时候，被征调的苦力民夫中有一个人，家就住在九峻山下，以放羊为生。忍受不了每日列队登山运输的辛苦，提出将每天分给他背运的砖瓦单另放出来，他自己想办法运完。领工的人见他家就住在附近，态度诚恳，谅他不会走脱，就照他的话办了。奇怪的是这一分开，他每天分下的砖瓦早早地就运完了。后来才知道，这个放羊人想了一个奇妙的办法。他把分给自己背运的砖瓦绑在一群羊身上，然后拿上放羊鞭一吆喝，羊群就漫山遍野地上山去了。虽然有些地方人不能去，可是羊群却登山攀险，能走近路，很快地就到了山顶。在山上卸下了羊身上的砖瓦，放羊人又赶羊下山，再运第二次。放羊人不但早运完了东西，羊儿还吃饱了肚子。
这一发现，使带工的人十分高兴。然后，就以皇家的名义，广征羊群，很短的时间，九峻山上下成了一个羊群的世界，很快地把山下的物资都运到了山顶上。大概此后十三年的营陵过程中，他们就一直利用了这个办法。
十三年后，昭陵完工了，九峻山上下就积下了一层厚厚的羊粪。每年发洪水时，总把羊粪冲下来，肥了附近山下的农家田园。但是，大概工程过于浩大，积下的羊粪过多吧，至今九峻山坡上的羊粪还是随处可见。附近群众中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唐王陵上的羊粪，肥了南坡下的赵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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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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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韬盗唐诸陵的过程
唐末，西起干县、东到蒲城的崇山峻岭上，除昭宗李晔的“和陵”、哀帝李的“温陵”以外，有唐一代的其他19个皇帝的陵墓(武则天与高宗李治合葬一陵)以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兀出在人们的眼前。这号称关中十八陵的昂昂丧葬气象，全浸着大唐劳苦百姓的血汗和智慧。令人痛惜的是，除了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以外，其他每一座皇陵都被一个人所盗，这个人趁五代天下大混乱之机，尽掘陵中的巨大财富，一夜之间，便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给一部历史添加了一段黑色章节。
这，就是一生为匪为患，朝秦暮楚，反复无常的温韬。
温韬，京北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当一代大唐王朝走向末日的时候，温韬出生了。据传，温韬出生时有匪星殒落在嵯峨山。嵯峨山位于昭陵所在地九峻山之东，现泾阳县西北，其山和九峻山西边的五峰山，成斗拱之势将九峻山衬夹在中间，加上南面渭水如练，北面黄土高原苍莽无限，九峻山便具有了独特的磅礴气势。
温韬其人有两个特点：一为屡装儿孙，谁的势力强谁便是亲爹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到了极至。二为盗掘古墓，尤其对唐十八陵大肆袭劫盗掘，将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文明的历史珍藏侵掠破坏，成为千古大盗。
后梁王朝开平第二年(908年)，温韬便趁战乱聚敛财物，公然疯狂盗掘了北原上大唐所有的皇陵。对此，《新五代史·温韬传》有“（温）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温）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这段话的意思是：
五代时，温韬在长安做了7年官，把自己管辖范围内的唐陵都盗了。这其中，唐太宗的昭陵最为坚固。温韬从埏道进入地宫，看见地宫的规模、装饰和人间的没有什么差别。地宫的中部是寝宫，东西两边是石床，床上摆着石函，石函里面还有铁函，盛放着历代的典籍，以及钟繇、王氏父子的书法作品。这些书法都保存得像新的一样。温韬把这些东西都搬了出来，流传人世。这些唐陵中，只有乾陵因为风雨大作才免于被盗。
温韬因疯狂盗墓而名著一时。后周太祖郭威也感叹“李家十八帝陵园，广费钱物人力，并遭开发”，因此对于自己身后葬制，多次强调“瓦棺纸衣”的薄葬原则。后唐闵帝李从厚下葬不过4年，陵墓就被盗掘。
当时参与温韬一同盗陵的还有泾阳镇将侯莫陈威，史称其“与温韬同剽唐氏诸陵，大贮瑰异之物”。侯莫陈威的全部盗陵所得，因其被杀，被永平军(长安)节度使张筠攫取。温韬所盗的图书，在他及儿子们死后则归其外甥郑玄素所有。郑玄素，京兆人，荟萃有古书千卷，内有钟、王法帖，就是从他的舅舅温韬的遗留中得来的。
再说温韬所盗的大唐诸皇陵珍宝，去向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为了保官保命，他在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一路施赂，打点各方于已有用的“神圣”，其绝大部分后来落入他人之手。
昭陵六骏
昭陵六骏即选用青石石材雕刻的六匹战马。1300多年前，秦王李世民在战马上东闯西杀，南征北战创立李唐王朝万世基业的时候，这六匹战马立下了汗马功劳。社稷既定，挂甲卸鞍，以文治国，李世民不由地对自己骑过的战马，产生深深的敬意。
由于昔日长期征战，他养成了酷爱战马、善认骏马的习性，每当谈论自己的不凡战功时，每每提起陪自己战斗而死的六匹骏马，便禁不住感慨落泪。这六匹马分别为：
特勤骠
此马毛色黄里透白，故称“膘”，“特勤”是突厥族的官职名称，可能是突厥族某特勤所赠。李世民在619年乘此马与宋金刚作战。“特勤骠”在这一战役中载着李世民勇猛冲入敌阵，一昼夜接战数十回合，连打了八个硬仗，建立了功绩。唐太宗为它的题赞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
这匹纯紫色的战马在画面上前胸中箭。牵着战马正在拔箭的人叫丘行恭。公元621年，唐军和王世充军在洛阳决战。年少气盛的李世民杀得性起，与后方失去联系，被敌人团团包围。正酣战间，“飒露紫”胸前中箭，在这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赶来营救。他把坐骑让给李世民，自己一手牵着飒露紫，一手持刀呼喊砍杀，保护李世民突出重围。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唐太宗特意下令把丘行恭与这匹战马刻在一起。他给飒露紫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三川，威凌八阵”。
白蹄乌
是有四只白蹄的纯黑色战马，李世民与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18年，唐军初占关中，立足不稳。割据兰州、天水一带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便大举进攻，与唐军争夺关中。相峙两月之后，李世民看准战机，以少量兵力正面牵制诱敌，亲率主力直捣敌后，使薛军阵容大乱溃退。李世民趁机追击，催动白蹄乌身先士卒，衔尾猛追，一昼夜奔驰200余里，迫使薛仁杲投降。石刻“白蹄乌”昂首怒目，四蹄腾空，鬃鬣迎风，俨然当年在黄土高原上逐风奔驰之状。唐太宗给它的赞诗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青骓
是一匹苍白色战马，李世民与窦建德作战的坐骑。当时，唐军扼守虎牢关，占据有利地形。李世民趁敌方列阵已久，饥饿疲倦之机，下令全面反攻，亲率劲骑，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石刻中的青骓作奔驰状，马身中了五箭，均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由此可见骏马飞奔的速度之快。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前三句形容马的矫捷轻快，后一句道出这一战役的关键性意义。
什伐赤
“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这是一匹来自波斯的红马，也是李世民在洛阳、虎牢关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石刻上的骏马凌空飞奔，身上中了五箭，都在马的臀部，其中一箭从后面射来，可以看出是在冲锋陷阵中受伤的。唐太宗给它的赞语是“涧末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在这一重大战役中，李世民出生入死，伤亡三匹战马，基本完成统一大业，“青旌凯归”流露出他的兴奋。
拳毛
这是一匹毛作旋转状的黑嘴黄马，李世民与刘黑闼作战时的坐骑。公元622年，李世民率领唐军与刘黑闼在今河北曲周一带作战。唐军先阻塞水（即漳河）上游，然后诱刘黑闼渡河决战，正当刘军主力渡河时，唐军从上游决坝。唐军趁机掩杀，夺得胜利。石刻上的拳毛身中9箭，说明这场战斗之激烈。唐太宗为之题赞：“月精按辔，天马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自这场战争后，唐王朝统一中国的大业便宣告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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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墓最多的节度使：温韬盗唐朝诸皇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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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故安排丧葬，最终确定营建昭陵时，李世民决意专辟场所雕刻战役中阵亡的战马加以纪念。他亲选了六次重大战役中阵亡的战马故事题材，亲撰赞诗，由整个昭陵的设计和营造者、著名建筑艺术家、工艺绘画家阎立德实施建造。
然而，这六匹为唐太宗所钟爱的战马雕刻，也随着昭陵的被盗而开始了它们充满坎坷的人世旅程。
1914年，美国文物走私商串通北京一个姓黄的古玩奸商，将昭陵六具石刻骏马中的二骏：飒露紫和拳毛弧切割打碎装箱，偷偷地运往美国。消息在西安百姓中传开后，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不管是有官位的爱国志士，还是普通黎民百姓，大家都切齿痛恨，深深地诅咒洋鬼子的可恶，也深深地咒骂民族败类的可耻行径。
四年后的1918年夏天，贪婪成性的美国文物走私商，再次勾结民族败类，秘密进入昭陵，将另外四具骏马石雕也切割打碎装箱。他们知道自己的举动是在犯不可饶恕的罪恶，所以事前进行了严秘的计划，为了不使恶行暴露，这伙盗贼不敢走陆道，而选择走水道。他们选择渭河涨水的夏天雨季，将装着石雕骏马的木箱装船，沿水路而下，计划运至西安，再秘密辗转，偷运至美国。
然而，这一次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激愤已极的人民群众发现了他们的诡秘行踪。他们自发地跟踪贼船，拼死加以阻截。在咸阳桥边的码头上，围住了这伙盗贼。
经过一番波折，昭陵四骏终归没有落入美国人之手，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乾陵地宫之谜
唐十九陵中十八陵被盗，里面的宝物虽然不能全部悉知，但是比较有名的历史上仍有记载。现在人们最关注的恐怕就是让温韬心生恐惧而中途罢手的乾陵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乾陵地宫是最令人神往的地方。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人想弄清其中的奥秘，但是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时至今日，人们对乾陵地宫仍然是不甚了解。毫无疑问，在进行科学发掘之前，要完全揭开乾陵地宫的神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可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所披露的蛛丝马迹，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记载中得知，乾陵外部有一条沟通地宫的“羡道”，又叫“诞道”，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隧道。这条隧道是由堑壕（露天）与石洞两部分构成的。两段交接处便是地宫宫门的所在。
通过隧道进入宫门。根据文献记载，唐太宗昭陵的石门达五吨之重。乾陵地官石门有多重，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一定是坚固可靠的。进入宫门便可以到达墓室。墓室是地宫的主体，根据“号墓为陵”的懿德太子墓推测，乾陵地宫墓室至少是前、中、后三室。
地宫里有些什么东西，这可能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从《唐六典？大唐元陵仪注》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地宫的中室或中部，有“棺床”、“棺床”上放着皇帝的“神宫”，即棺椁。棺材的底部有防潮材料及珍宝之类。上加“七星板”，板上有席、褥、旁置衣物及硅、璋、璧、琥、璜等“六玉”。
此外，从武则天所撰写的《述圣纪碑》碑文中考证，地宫里还有不少珍贵书籍和名人字画。史载，五代时期耀州节度使温韬盗掘昭陵时，见“宫室制度宏丽，不异人间”，“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由此可以推断，“待到幽宫重启”之日，人们所见应该又是一个“不异人间”的乾陵。
温韬盗墓在文化史上的意义
温韬盗发唐陵，曾经从唐太宗昭陵中得到书法大家钟繇、王羲之真迹。《新五代史》记载，昭陵多藏有前世图书，“钟、王纸墨，笔迹如新，（温）韬悉取之，遂传民间。”所谓前世图书“悉取之，遂传民间”这一文化过程，值得文化史学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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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洞天“太子墩”：南唐二陵的发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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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案时间：无确切记载
作案地点：南唐二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南郊的牛首山下
受害人：南唐二帝
作案人：未知
作案手段：不详
作案后果：当年随葬的金银珠宝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只剩下男女陶俑和玉
制、石制的哀册。
盗墓性质：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