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一、我出生
我的故事，开始在我出生以前。我必须先从我父母的故事说起。我父亲名叫陈致平，祖籍湖南衡阳，长大于北京。
我母亲名叫袁行恕，祖籍江苏武进，也长大于北京。
北京，可以说是我父母两个人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这儿长大，在这儿相遇，在这儿相恋，在这儿结婚。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就带著些浪漫和传奇的色彩。那时，我母亲在北京的“两吉女中”读书，父亲在“两吉女中”教书，就这样结下一段师生姻缘。据说，他们的结合，也经过了一番奋斗和挣扎，因为母亲有个大家族，她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家教非常严谨。而父亲却独居于北京，生活有些潇洒不羁。外祖父对父亲摸不清底细，对于母亲这段婚事，非常迟疑。远在湖南的祖父知道之后，立刻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外祖父，代子求婚。据说，外祖父一读完这封信，立刻大大叹赏，说：
“虎父怎会有犬子！父亲有这么好的文笔，儿子还会弱吗？”
于是，父亲和母亲结婚了。他们结婚那年，父亲二十七岁，母亲刚刚二十。年轻时代的母亲，非常好胜，非常要强，学习力也非常旺盛。结婚后，她仍然不想放弃学业，所以进入北平艺专，开始学画。事实上，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是母亲自幼不曾间断的家庭课程，她对于绘画和诗词，爱之如命。
在我出生前后的许多事，我都只能用“据说”两个字来开始。据说，母亲和父亲结婚时，就有个附带条件：婚可以结，学业不能停！所以，母亲一点也不想当“母亲”，她还要继续念书。可是，母亲的愿望被破坏了，她结婚后没多久，就发现她怀孕了（那并不是我）！据说，母亲当时非常恼怒，一心想要拿掉孩子。但，在那个年代，如此“不道德”的行为和思想，简直是荒唐的！决不允许的。母亲怀著她的第一胎休学了，心里实在不甘心，也实在不开心。
就在这种不开心又不甘心的情况下，有一天，父亲和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吵架了！这一架吵得惊天动地，天翻地覆。母亲在盛怒中，要离家出走。于是，跑进卧室去搬箱子，这一搬箱子就惊动了胎气，当晚，就把已怀孕五个月的一个成型男胎给流产了！父亲这一下伤心欲绝。在祖母的遗像前掉了一夜的眼泪。提一提我这位早夭的哥哥，只因为，他在我们家庭的传说中，似乎是永远存在的。
失去了我那位哥哥之后，母亲又继续念书，念了没多久，七七事变发生了。父亲和母亲离开了居住多年的北京，迁移到四川成都。这时候，我和我的孪生弟弟来报到了。
关于我们两个，又有许多传说。其中一个说法是：母亲发现自己再度怀孕时，非常震怒。她还没有准备好要当“母亲”，正准备继续求学呢！一怒之下，她就去医院要求堕胎，医生看了母亲一会儿，安抚的说：
“不忙，不忙，你的胎儿看起来有点不寻常，让我先帮你照张Ｘ光片子，看看为什么胎儿会这么大？”
Ｘ光片子照出来一看，赫然是两个胎儿，清清楚楚的一正一倒的蜷缩在母体中。医生惊喜的对母亲说：
“你怀了一对双胞胎呀！”
据说母亲一看到片子，当时，所有的“母性”都在一刹那间醒觉，她立即爱极了腹中这对未出世的双胞胎！她欢天喜地的回家了，再也不提要堕胎了，开始为双胞胎准备一切小衣服小被包小枕头，一切都是双份。她兴冲冲的告诉我的姨妈和舅舅：“我会生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女儿！想想看，一对一模一样的小女孩儿，像一对白雪公主一样，多么可爱呀！我要给她们梳一样的小辫子，打一样的蝴蝶结，穿一样的小纱裙……带著她们上街逛公园！”母亲当时的心态，大概多少有点扮家家酒的味道。毕竟，那时母亲还很年轻！但，母亲要生双胞胎的这个消息，却震动了袁家亲人。那时候，外祖父母都留在北京。有些舅舅和阿姨已纷纷移居四川。我父母就和我的五舅及三姨，一起在成都暑袜街布袋巷中租了一幢屋子合住。在我出世以前，我的舅母和姨妈们，都帮著母亲准备双胞胎的衣物——都是粉红色的，而且全是女孩子的用品。因为，母亲坚持说：
“女孩子才好玩，我要一对女儿，不要一对儿子！所以，我‘一定’会生一对女儿！”
母亲的个性那么强，自信心又那么重，谁都不敢提醒她，生儿子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我的父亲呢？我们后来一致猜想，他大概是希望生儿子的。一来，他尚有传统的思想，二来，他对前面失去的那个儿子，余痛犹存。可是，当母亲强烈的表示，她要生一对女儿时，父亲可不敢说什么，就怕扫了母亲的兴，又去卧室搬箱子！
这样，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晚间八点，母亲开始阵痛，住进成都市四圣祠的仁济医院。距离预产期还有一个半月。我们这对双胞胎在母亲肚子里已经挤得不耐烦，竟提前来到世间！四月二十日凌晨一点多钟，我先出世。母亲正在产床上痛得呻吟不止，当我一出世，母亲第一句话就是：
“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个女孩！”医生说。
母亲心中大喜，一对女儿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她一放心之下，忘了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就打起瞌睡来。在医生又鼓励又催促下，足足过了两小时，她才又生出了我那孪生弟弟，当医生惊奇的告诉她：
“第二个是个男孩！”母亲这一惊，真非同小可，差点没有晕倒。再仔细一看两个孩子：弟弟皮肤黑，我皮肤白。弟弟头大，我头小，弟弟浓眉大眼，我小鼻子小嘴。两个孩子别说“一模一样”，简直是没有一个地方相像，何况还是一男一女！刚出世的我和弟弟，因为是早产儿，都瘦弱不堪，我只有四磅十三盎司，弟弟略重，也只有五磅十二盎司，看起来又脆弱又苍白。母亲看来看去，真是失望极了。医生安慰母亲说：
“别难过，他们虽然瘦小，看来情况还不坏，尤其这个男孩，大概可以带大，至于女孩嘛，反正是个女孩子……”
医生的意思，女孩先天不足，不带也罢！这一下，激起了母亲所有的母性，怎可放弃这女孩呢？说什么也要把她带大的！一瞬间，母亲忘记了她所有的失望，只想如何带大她这两个娇弱的早产儿！至于父亲，当他知道他竟在一胎之内，获得了一儿一女，别提他有多高兴了！据我舅母告诉我，好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兴致勃勃的说：“以前失去了一个儿子，现在不是又来了吗？”
这话可有些玄，好像弟弟是我那个哥哥投胎转世而来的。不过，如果世间真有转世之说，我的孪生弟弟，说不定正是我的哥哥，谁知道呢？瞧，我和弟弟的出世，就带著点传奇色彩！父亲在喜悦之余，就忙著帮我们取名字。因为我们是双胞胎，父亲决定用双并的字来为我们命名。又因为父母相识于“两吉女中”，就把生为长女的我，取名为“□”，弟弟取名为“珏”。这两个名字，念起来都有点拗口，当下，又为我们取了两个乳名，我是“凤凰”，弟弟是“麒麟”。
这样，一下子，我们家里，凤也有了，麟也有了。只是，我们这两个小东西，却全然不知我们正来到一个多难的人间，和一个多难的时代。我们的父母，在新生命来临的喜悦里，也暂时忘了生活的困难，和战争的阴影，只是全心全意的抚养我们。因为是早产，我们从呱呱堕地，就必须特别照顾。尤其是我，生下来连吃奶都不会，还在保温箱里放了二十天。这二十天中，母亲就忙著选奶妈，她虽然深爱两个孩子，却无法同时哺乳两个孩子。二十天以后，母亲带著我们一对双胞胎出院，也带回家我的奶妈。奶妈姓区，是从一百多个应征的奶妈中选出来的。我和麒麟满月的那天，父亲在所有的红蛋上，都画了两个娃娃，分送亲友。有位久婚未育的伯母，一口气吃了六个红蛋，想分沾母亲的“福气”。父亲在踌躇志满的心情下，还写下了一首打油诗，至今都被我们全家津津乐道：
“一男一女同时生，喜煞小生陈致平，待到男婚女嫁后，一声阿丈一声翁！”
我和麒麟，就这样结伴来到人间。我的故事2/49
二、四岁以前
从我出生，到我四岁，我一直住在成都。
这段童稚的年龄，我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了。所有的事，都是我“听”来的，小时的我，是个安静的、依人的、喜欢听大人谈话的孩子。据父母说，小时的我很“乖”，但是，非常害羞，怕见生人，家中一来客，我就会把自己藏起来。我自我分析，童年的我，一定颇有自卑感。
谈起“自卑感”，我觉得这三个字，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缠绕著我。我常常会莫名其妙就犯起“自卑感”来，此症一发作，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做什么都错！
童年的我，总自认为不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母亲希望她的女儿像白雪公主，我奇書網電子書和白雪公主差了十万八千里。我的眼睛不够大，鼻子不够挺，五官中，勉强只有嘴巴合格。所以，小时母亲惟一可以对别人夸耀我的地方就是：
“你们相信吗？凤凰的嘴，小得连奶头都放不进去！”
奶头放不进去？想必也有点夸张。不过，我因为不会吸吮，确实用滴管喂奶，喂了将近两个月。
我生来就不够漂亮，这使我从小就对母亲很抱歉，抱歉我不能成为她的骄傲。最让我泄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在我面颊右上方，有一块面积颇大的胎记。小时候，姨妈或舅母常抱著我说：“糟糕，脸上有块胎记，将来一定嫁不出去！”
后来，我六岁的时候，跟著父母逃日本兵，有一次，坐在一辆木炭汽车中，急驶在贵州一个荒山上，那山路名叫“七十二道弯”，由这名称，就知地形的险恶。我坐在门边，谁知汽车一个急转弯，门竟然开了，我从车中直摔出去。当时，全车都认为我不死也将重伤，父母都吓坏了。当车子停了，下车去察看时，却惊见我坐在山壁下哇哇大哭，浑身上下，只有鼻子上有好大一个伤口，其他地方都只有擦伤。当时在逃难，荒郊野外，既无医院，也无医药。母亲用牙膏粉扑在我的伤口上，为我消毒。从此，我的鼻子上又多了一道疤痕。亲友们对我更加同情了：“糟糕，糟糕，脸上有胎记，鼻子上有疤痕，将来一定没人要，一定嫁不出去了！”
小时候，我觉得最严重的事，就是“嫁不出去”。对于自己这么丑，感到好悲哀。（后来，随时间的流逝，鼻上的疤痕越来越淡，以至于完全看不见了，脸上的胎记，却始终是我的烦恼，一直到二十几岁，我才学习用化妆技巧来淡化它。所以，直到如今，我总是“略施脂粉”，当别人给我拍照时，我总是习惯把左半边脸对著相机。）
话题扯远了，且回到我四岁以前。
我虽然不是个很漂亮的娃娃，但是，我仍然是我母亲的心肝宝贝。因为我和麒麟结伴而来，一般的中国人又比较重男轻女。母亲为了表示她“一视同仁”起见，虽然雇了奶妈，却定下了规矩，我和麒麟两个轮流，一个月我吃母奶，一个月麒麟吃母奶。母亲和奶妈，轮流喂我们两个，以免造成“母亲偏心”的错误观念。母亲想的确实很周到，谁知喂到六个月大，我刚好轮到奶妈喂，要换回母亲喂的时候，我竟然认起人来，不肯换奶了。因而，我是奶妈喂大的，麒麟是母亲喂大的。我四岁以前，惟一有记忆的，就是奶妈。而我那位奶妈，更是爱我如命。每次我和麒麟打架了，奶妈总是提著嗓子嚷嚷：“是麒麟的错，麒麟先打凤凰！”
于是，麒麟会被母亲打手板。而我很“乖”的观念，也是由奶妈灌输给每一个人的。
当我和麒麟两岁的时候，母亲的肚子里又有了小宝宝。这时的母亲，已经认命了。对于“母亲”的身分，也十分熟悉了，这次，竟心安理得的期待著又一个小生命的来临。我和麒麟已经都会说话了。提起说话，母亲总是坚持说：我九个月就会说话，会喊妈妈爸爸。两岁半时母亲因小病卧床，我嬉戏于母亲床前，母亲拿著父亲的教科书，指著“国文”两个字教我认字。据母亲说，我从此就认识了“国文”两个字！这说法实在有些离谱，但母亲言之凿凿，我们也就姑妄听之。
一九四○年秋天，我的弟弟巧三出世了。巧三的名字也是父亲取的。因为这个弟弟和“三”字十分有缘，他在家中是第三个孩子，出生于阳历的八月十三日。阴历的七月初十，正好是七巧后三天，所以，就取了个小名叫“巧三”。我的姨妈舅舅都认为这名字非常女孩子气。我那远在湖南的祖父，听说又添一个孙子，高兴极了。那时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四年，全国上下，渴望胜利。祖父写封信来给小弟弟命名为“兆胜”，这个名字，阳刚得像个军人。于是，小弟弟有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名字，兆胜和巧三。
小弟弟巧三出世时重达八磅半，是个胖小子。长得眉清目秀，非常逗人喜欢。我和麒麟一下子就被这个小弟弟给比下去了。小弟弟从小爱笑，胖乎乎的人见人爱。我和麒麟自幼多病，又瘦又小，和这个胖小弟比起来，简直不够看。父亲从巧三弟一出世，就爱极了这个孩子。母亲坚持不偏心，但新生的婴儿总得到较多的照顾，我和麒麟变成了奶妈的工作。这时，我们两个，已经懂得自己开门出去玩，去门前欣赏油菜花，去巷口叫住卖白糕的小贩，“买”白糕吃，吃完了从不懂得付帐，抹抹嘴就回家啦！据我五舅母后来告诉我：
“那个卖白糕的也是个小孩子，只有八九岁，不敢向你们要钱，每次跟著你们回到大门口，就坐在门槛上等，一等就是大半天，等到有人进出时，才拉长了脸说：‘双胞胎吃了我的白糕！’”我已记不得吃白糕的事，记不得在成都的生活，对于成都，我除了记得门前的油菜花以外，就只记得我和奶妈分手时，双双抱在一起，哭得难舍难分的情景。
和奶妈分手，是我四岁的时候。
那时，抗日战争已经打得如火如荼。但是四川省得天独厚，算是大后方，所有其他各省的人，都迁移到四川来，四川一下子变成了人口汇集之地。我们一家，早早就到了成都，原该好端端的住在成都，不要离开才是。如果我们不离开成都，以后许许多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不会发生。可是，我们却在一九四二年离开了成都，去湖南老家和祖父团聚，这一团聚，才把我们全家卷入了漫天烽火之中。
原来，到了我和麒麟四岁，小弟两岁那年，成都的生活程度，已经越来越高，物价飞涨。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的附中当训导主任，又在光华大学兼了课，还在华西大学附中也教课，好几份薪水，仍然不够维持我们这个五口之家。就在这时候，祖父思儿心切，更盼望见到从未见过面的三个孙儿。就三番两次的写信给父母，催促父母早日回湖南老家，让祖孙三代，能有团圆之日。当时，父母分析，抗日战争绝不会打到湖南，在祖父声声催促，而成都物价飞扬的双重因素下，就毅然决定，带著我们三个，动身回湖南，去和祖父相聚了！
所以，我必须和奶妈分手了。我只记得，奶妈抱著我，哭得天翻地覆。据说，我也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缠著母亲不停的追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带奶妈一起走呢？为什么要和奶妈分开呢？我不要和奶妈分开！我们带她一起走！”
我们当然不可能带奶妈一起走的。所以，哭著，哭著，哭著……哭了好几天，我和奶妈终于分别了。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认识“离别”，也是我童年中最早的记忆。母亲说，以后接下来的许多日子里，我都在半夜中哭醒，摸索著找奶妈。我的故事3/49
三、祖父和“兰芝堂”
在我印象中，祖父是个很威严、很有气派的老人。
祖父名叫陈墨西，他有五个兄弟，都住在老家衡阳县渣江镇的一栋祖屋“兰芝堂”里。祖父在家乡小有名气，他曾跟随孙中山先生，留学日本，参加北伐，足迹踏遍东南西北。祖父年轻时，一定是风流倜傥的。因为，他在家乡有元配夫人，又在南京娶了我的祖母。据说，祖母并不知道祖父家里还有太太，直到祖父要带祖母回家乡时，祖母才赫然发现，自己不是元配。祖母一怒之下，拒绝跟祖父回家，竟带著我父亲和伯父，去北京定居了。也亏得祖母个性如此倔强，父亲才会在北京长大，才会遇见母亲，也才有了我和弟弟们。
当我们一家五口，到湖南去见祖父的时候，我的祖母和那位元配夫人都已作古。祖父又纳了一位“许姨”做为老年的伴侣。而且在兰芝堂旁边，盖了一栋小小的房子，和许姨同住。兰芝堂的陈家人，都称这幢小屋为“新屋”。
我们一抵家乡，拜见了祖父之后，整个兰芝堂都震动了。大家抢著看第一次回乡的父亲，抢著看那一口京片子的新媳妇，抢著看一男一女的双胞胎，抢著看那个“会让墨西老人拿著照片偷笑”的巧三！（在这儿，要补充说明，据说，我小弟巧三因为生得乖巧，非常得到祖父的钟爱，祖父把小弟的一张照片，贴身藏在胸前的衣兜里，没事时就拿出来看，看著看著就会悄悄笑起来。如果他心情不好，他也会拿出这张照片来看，看完了，就得意的说一句：“有这么好的孙子，我还有什么事可烦恼呢！”说完，立即就笑逐颜开了。所以，我家小弟未回乡，已先轰动。）
这样，我们一家人都成了兰芝堂的娇客。祖父成天带著我们，拜见这位爷爷，那位奶奶……还有各房的叔叔伯伯姑姑婶婶。祖父的旧礼教很严，拜见长辈，一律要磕头。我和麒麟、小弟这三个孩子，几乎变成了三个“小磕头虫”。就不知道家乡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长辈！后来，我才弄清楚，祖父虽是陈家长房，元配却没有生儿子，只生了女儿。我的父亲是祖父四十岁时才生的儿子，所以，我们在兰芝堂的同辈，都比我们大了一截。兰芝堂在我幼小的观念中，是个深院大宅，有好几个院落，有好多好多间房间，我和弟弟们在这些房间中捉藏，常常躲得连父母都找不到我们。祖父对我们这三个孙儿，真是爱极了。麒麟从小就有个“大头”，我和小弟常常拍著手笑他：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祖父却欣赏麒麟的方头大耳，认为将来必有后福。小弟巧三非常机灵，嘴巴又十分会说话。我们初抵家乡，和祖父一起住在新屋。祖父买了各种糖果饼干给我们吃，又怕我们吃多了，就把饼干盒糖果盒都放在高高的架子上，让我们拿不到。有天，祖父一进房，就发现我那小弟已从厨房偷了很多白糖吃，白糖沾了满脸，像长了白胡子一样，而他还不满足，正爬上高椅子，在那儿钩饼干筒。祖父一见，不禁大惊，生怕他摔了，忍不住大喝了一声。据说，我那小弟回头一看，竟面不红、气不喘的说：“爷爷，我爬上来拿饼干，要给爷爷吃呀！”
祖父这一听，心花怒放，本就疼小弟，这一来更宠爱无比。至于我呢，我是祖父惟一的孙女儿（我的伯父也只生了两个儿子，没有女儿），再加上我比两个弟弟文静多了，常跟著祖父去拜望朋友，带出带进，不吵不闹。所以，我虽是个女孩子，祖父仍然视我为掌上明珠，至于我脸上有块胎记什么的，祖父认为根本不损我的容貌。在他老人家的眼中，这三个孙儿孙女，个个都好！
和祖父团聚，那种生活真好！祖父有个长工，名叫黄才余，对祖父忠心耿耿。没事的时候，黄才余就带著我们三个去后山上玩，我依稀记得的，是我最喜欢在松林中捡松果。童年的我，没有多少玩具，我的玩具就是松果、竹叶、狗尾巴草。我们在新屋住了一段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跟著祖父一起去南华中学教书，连母亲也在南华中学教国文。于是，我们一家五口和祖父，都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住。南华中学在衡山的山凹里，风景优美。回湖南家乡这段时间，是我童年生活中比较幸福的日子。在兰芝堂的院落中，我曾奔来跑去享受大人们的疼爱。在家乡的后山上，我捡松果找鸟窝玩得不亦乐乎。在南华中学的校园里，我学著放风筝和认方块字……但是，好景不常，漫天烽火已逐渐逼向湖南。学校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大人们的脸上，失去了笑容，堆上了层层阴霾。祖父和父母亲常常聚在一起商讨大计，满面忧愁。
那是一九四四年，中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在我刚刚初解人事的时候，我的童年就被战争的火舌一下子卷走了。所有的欢乐和幸福，全在一夜间化为灰烬。
以后这段童年往事，我在我的书《不曾失落的日子》中写过。所以，从下面一段到抗战胜利，我将部分引用自该书的“童年”篇。我的故事4/49
四、小锦旗
孩子的记忆力是很奇怪的，他们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却记得一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在我印象里，与战争第一个有关连的记忆，是一面小锦旗。
锦旗是父亲的一个同事送我的。一天，学校里开运动会，那些彩色缤纷的小锦旗，悬在操场中随风飘扬，在阳光照射下，闪耀著艳丽的光泽。我迷惑了，缠著母亲，固执的要求给我一面小锦旗。母亲不允，父亲叱我胡闹，我哭哭啼啼，只是要一面小锦旗。父亲的一位同事（不记得姓什么，反正是位好伯伯）取下一面锦旗对我说：
“你跳一只舞，我就送你一面锦旗。”
童年的我，是腼腆而羞涩的，要我跳舞，比登天还难。但是，那面锦旗光滑艳丽，带著那么强烈的诱惑力对我闪耀著，我的占有欲胜过了羞涩感，我跳了一只“弟弟疲倦了”，换得了那面锦旗。得到了这面锦旗，我的快乐简直难以言喻，似乎我整个人的喜悦，都被这面锦旗所包裹著，我终日拿著这面锦旗，爱不忍释。可是，战火蔓延过来了，学校解散了，我们全家几度迁移，东藏西躲，我仍然随身携带著我的锦旗。一天夜里，我从熟睡中被炮火声惊醒，我爬起床来，看到父母和祖父都聚在窗边，满脸凝重的遥望著衡阳城——那城市已被一片大火所吞噬了，连黑夜的天空，都被火映成了红色。
第二天，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片混乱，母亲匆忙的收拾著箱笼，告诉我说，这些箱子要寄放到农家的阁楼上去，因为日本散兵已遍布四周，所有财物，随时可能遭遇洗劫。我望著母亲收拾箱子，想起我的小锦旗——我真担心日本人会抢走我的小锦旗。于是，我郑重的把那面锦旗交给母亲，要她帮我锁进箱子里去，免得被日本兵抢走。母亲把锦旗收进了箱子里，我亲眼看到祖父的长工黄才余，把那几口箱子搬到农家的阁楼上去。我很安慰，觉得我的锦旗已到了世上最安全的所在。因为，母亲说，日本兵不会去抢农舍——农舍中除了鸡鸭猪狗外，只有一些稻谷。
那夜，我睡得很甜，半夜里，却被母亲仓皇的摇醒了。我睁眼一看，父亲正手忙脚乱的给麒麟小弟穿衣服，满屋子的人奔来奔去。我胡乱的下了床，怔忡不已。然后，我听到了枪声，此起彼伏，惊心动魄。我跑到窗口一看，不得了，农庄中到处都是火光。人声、枪声、追逐声、鸡鸭犬吠声乱成了一团。我还没从睡梦中完全清醒，这时，吓得完全呆住了。父母和祖父已急忙拉著我们三个孩子，匆忙的说：
“嘘！不要出声音，我们要躲到山里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躲到山里去，但，已完全体会出周围的紧张气氛。于是，我们摸黑离开了居住的农家，父母扶著祖父，抱著小弟，拉著我们这对双胞胎。大家跌跌冲冲的走入山里。山中遍是荆棘和杂草，我们刺到了，割伤了，却没有人敢哭。一直摸到一个山谷里，大家藏在巨石堆中，紧紧拥抱在一起。整夜中，我们看到火焰冲天，处处都冒著火舌，天空都染成了红色。慢慢的，天亮了。枪声逐渐远去。当黎明终于来临，四周变得特别的安静。然后，我们听到黄才余的声音，在呼唤著、找寻著我们。我们从蛰伏的地方跑了出来，黄才余找到了我们，见我们完好无恙，又惊又喜。接著，却又哭丧著脸告诉我们：一队日本兵连夜侵袭了农庄，他们果然没有抢劫农舍，却很干脆的放了一把火，把整个农庄烧成了平地。烧掉了阁楼，烧掉了我们全部的箱笼，也烧掉了我的小锦旗。
于是，我失去了心爱的小锦旗，于是，我也失去了童年的欢乐和喜悦——在记忆中，这是一连串苦难的开始。我的故事5/49
五、在山沟里
接下来，日军大量的拥到了乡间，洗劫村落。他们所过之地，杀人放火，搜刮一空。据说，日本兵最恨知识分子，凡是搜到读书人，一概杀无赦。我们家，祖父、父亲和母亲都在教书，又都是积极的反日分子。平时在教室中，祖父和父母都不厌其烦的灌输学生民族观念，此时，想当然耳，会成为日军杀戮的目标。事实上，那时日军铁蹄践踏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不论老弱妇孺，士农工商，都惨遭杀害，又岂是读书人而已。但，读书人，尤其是教书的，确实更难幸免！因而，我们一家六口，祖父、父母，和我们三个孩子，有一段时间，完全隐藏在深山里。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条山沟。
这条山沟原来是有泉水的，现在水已经干了，我们用油布铺在地上，露天席地而坐，已经坐了整整三天。山沟的出口处直通山下的小路，黄才余砍了许多松柏树木，伪装的种满了那出口，遮住外界视线。我们就待在那窄小的泥土沟中，靠黄才余冒著生命危险，每天送食物来给我们吃，并报告我们外界的消息，那消息一定越来越坏，因为父母的眉头是越皱越紧了。我真不知头两日是怎么挨过去的，只记得麒麟总是哭，总是吵肚子饿了。母亲为了安抚他，把皮包里的钥匙链、发夹、口红套子、小梳子、小镜子……都搬出来给他玩，他藏了一口袋的叮叮当当，仍然又哭又闹。小弟才只有四岁，更是无法讲道理的年龄，他爱动物，抬起头来，他就研究松树里有没有鸟窝，低下头去，他就在草丛里猛抓蚂蚱，他惟一的好处是爱睡，一无聊就哭，哭哭就睡著了。三个孩子里我最安静，坐在那儿，我一直在追悼我的小锦旗。
第一天，我们全家只吃了黄才余送来的两大碗白饭，第二天，仍然只吃了两碗白饭。第三天，长工一直没有出现，我们饥肠辘辘，麒麟和小弟又开始哭。我听到父亲在悄声对祖父说，他真担心黄才余的安危。时间从清晨一直挨过去，太阳从山沟的那一边移向山沟的这一边，在饥渴交加之下，最安静的我也不能安静了，麒麟叫饿，小弟叫渴，我开始抽抽噎噎的哭。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闹成一团，父亲喝骂著，祖父直摇头叹气，母亲左手搂著弟弟，右手搂著我，不停口的安慰，整个山沟里都是我们的声音，就在此时，山沟外面，忽然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接著，有一个人影从我们掩护著的松柏外面闪过去。我们全吓怔了，忘了哭，也忘了叫，瞬时间，山沟中寂然无声，我从松树的隙缝里望出去，正好看到那奔跑著的人——一个平凡的农人，腿上滴著血，一跛一跛的飞跑著逃走，然后，就是一阵日本人的呼喝声，又一排枪声，那农人倒了下去。我呆住了，第一次了解死亡是怎样突然就能来临的，第一次看到鲜血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体里流出来。母亲的脸色雪白，她紧搂著麒麟，用手按住他的嘴，阻止他哭出声来，小弟的头全埋在父亲的长衫里，吓得身子发抖，祖父的嘴唇颤动，在那儿不出声的诅咒。时间似乎过了有一世纪那么久，然后，那批日本兵从山沟出口的松柏掩护之处，一个个的走了，居然没有人发现我们。
目送那群日本兵走得看不见了，母亲长长的吐出一口气来，脸色依然发青，麒麟挣出了母亲的手心，坐在地上直喘气，也忘了吵肚子饿了，小弟抬起头来，那对又黑又亮的眼珠骨溜溜的转著，嘴里结结巴巴的叽咕著：
“枪，枪，好长……好长……的枪！”
母亲伸手要去抱小弟，小弟仍然结巴著：
“枪，枪，有枪！有枪！”
母亲的脸色猛然间僵住了，我们都不由自主的抬头向上看，这才发现，居高临下，一排日本兵站在山沟外，俯身注视著我们，一管管长枪，正对著我们。我和弟弟挤在一堆，全倚进母亲怀里。有几秒钟，山沟里的我们，和山沟外的日军，大家彼此注视著，都没有出声。然后，一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跳进了山沟，拿枪对著祖父指了指，用中文说：
“站起来，给我检查！”
祖父不得已的站了起来，那军官在祖父的口袋里搜出了钱、名片、钢笔、校徽……等一大堆东西，他收起了钱，紧盯了祖父一眼：“教书的，嗯？”祖父拒绝答复，那军官也不再问，同样的，他又搜查了父亲，洗劫了父亲身上的钱，母亲早已悄悄的把皮包塞进了草丛中，站起身来，她主动的拍了拍自己的身子，她只穿了件旗袍，实在无处可以藏钱。
那军官仍然握著枪，望著手里的校徽、名片等物，犹豫的看著父亲和祖父。山沟里的空气僵著，母亲的嘴唇越来越白，忽然间，我那孪生弟弟麒麟排众而出，大踏步走到那军官面前，昂著头，清清楚楚的说：
“你不用检查我，我身上的东西，都给了你算了！”
他从口袋里，叮叮当当掏出他那些钥匙链、口红套、梳子、小镜子、发夹、弹珠，还有些小石头子儿，全递给那个军官。一时间，那军官怔著，接著，一丝笑意忽然掠过他的嘴角，同时，山坡上的日军，也发出一阵哄笑。在这突然爆发的笑声里，那军官跳出了山沟，对他的部下挥了挥手，示意离去。显然，祖父和父亲的命是捡回来了。那些日本兵正要走开，其中却有个身材高大、相貌粗鲁的大汉，突然窜了出来，用日本话吼了几句，就一下子跳进了山沟，直奔母亲而来。这一下变生仓促，我们全呆了，母亲慌忙说：
“我身上没有钱！”那日本大汉敞著胸前的衣服，军装上一个扣子也没扣，手里没有拿枪，却握著一根大木棒，他咧著嘴，面目狰狞而凶恶，一伸手，他抓住了母亲的手腕，用生硬的中文，口齿不清的说：“跟我走！”说著，他就死命的把母亲向山沟外面拖，一向文质彬彬的父亲，立即爆发了，他陡然间冲过来，抱住母亲，对那日本兵大吼大叫：“放手！你这禽兽！放手！”
一切发生得好快，我看到那日本兵举起木棒，对父亲拦腰一棒，父亲站立不稳，那山沟又是一个往下倾斜的斜坡，父亲摔了下去，顺著斜坡，就一直往下滚。祖父忍无可忍，也冲上前去，日本兵再一棒，把祖父也打落坡下，然后，他继续拉著母亲，往山沟外面拖去。母亲用手抓紧了山沟两壁的青草，哭著往地上赖。我眼看父亲和祖父挨打，母亲又将被掳走，恐惧、愤怒，和无助的感觉一下子对我压了下来，我用双手扯住母亲的衣服，放声大哭。同时，麒麟和小弟都扑了过来，分别抱住母亲的腿，也放声大哭，我们三个孩子，这一哭哭得惊天动地，我们边哭边喊著：
“妈妈不要走！妈妈不要走！”
我们哭，母亲也哭，那日本大汉却用日文大声咒骂，顿时间，哭声、喊声、咒骂声，闹成了一片。而母亲的身子，逐渐从我们手中滑了出去，我和弟弟们惊恐之间，哭得更加惨厉。就在这时，那戴眼镜的日本军官似乎动了恻隐之心，忽然用日文喝叫了一声，那大汉立即松了手，抬头和那军官争执著，军官叽哩咕噜的讲了一大串，一面用手指著哭成一团的我们，脸色非常严厉。终于，那大汉悻悻然的一摔手，跳出了山沟，背著他的木棒，扬长而去。我们惊惶之余，都扑进了母亲的怀里，母亲用双手紧抱著我们，都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好半晌，才发现那日本军官并没有走，一直站在那儿望著我们发愣。等我们哭声稍歇，他就跳进山沟，把小弟拉到他身边，我们以为他要掳走小弟，又都惊恐的扑过去抓小弟，谁知，他却用手帕拭去了小弟的泪痕，转头问母亲：
“他几岁？”
母亲颤声回答：“四岁。”那军官仰头看了看遥远的云天，若有所思的轻声说了句：
“我儿子和他一样大！”
说完，他转身走出山沟，手一挥，带著他的队伍，头也不回的走了。我们惊魂未定，实在不相信就这样度过了一场大难。我那时还不能了解，即使是日军，也有妻儿，也有子女，在他们残杀无辜的当儿，也会有几个无法全然泯灭“人性”的军人。这个戴眼镜的日本军官，想必也是个知识分子吧！当时，父亲和祖父都从山坡下爬了上来，一家人我望望你，你望望我，刹那间已恍如隔世。父母执手相看，惊吓未消。我们三个孩子，用手臂紧拥著父母，仍呜咽未已。祖父用拐杖一跺地，毅然的对父亲说：
“湖南不能待下去了。我已经老了，不拖累你们，你们还年轻，给我趁早离开！你们到后方去，想办法回四川去！走！一定要走！”父母和祖父在山沟中默默相对，彼此心中都明白，大难已在眼前，分离是必然的事。只是当时，谁也无法就去面对这个事实！我的故事6/49
六、在柴房中
从山沟到柴房，这两个不同地点所发生的事，之间到底隔了几天，还是一星期？我已经完全记不清楚。童年的记忆，往往只是一些片段的“面”，而不是一条清晰的“线”。只记得那些日子里，日军整日在乡间搜刮抢掠，杀人纵火之事，更是每个村子中都经常遭遇的。我们一家东迁西徙，到处躲避日军的耳目。主要的，仍然因为父母是“读书人”的缘故，日军可以放过一般农民，却杀掉了无数的知识分子。
似乎在离开山沟后没几天，我们一家就和我表叔的一家会合在一起了。表叔是父亲的表弟，年纪很轻，表婶在我记忆里是个娇小玲珑的小美人，他们有个一岁大，还抱在襁褓中的儿子。我那小表弟长得白白胖胖，面貌清秀可人。很明显的，他是我表叔和表婶的命根子。当我们结伴迁移的那些日子中，他们最关心和最保护的，就是那个怀抱中的小儿子。
那天，我们到了祖父以前的一位老佃农家中，这位老农夫已经自己有田有地有农庄，是个敦厚朴实善良的典型农人。他的房子占了一个极好的地理环境，是建造在一座竹林的深处，因为单独隐蔽在密林之中，极难被外界所发现。更妙的是，这屋子背后就是一座未开发的山林。万一给日军发现，往这深山里一躲，那就更难被找到了。所以，我们投奔到这老农夫家里来。到了老农夫家里，我们才发现那儿已成为附近所有知识分子及乡绅们的避难所。老农夫热情而慷慨，来者不拒，家里已挤满了人。这是父母始料所未及，而最没料到的，是这“避难所”早被日军所发现，据老农夫说：
“昨天一天，来了三批鬼子，到处抓人。我早派了人守在竹林外面，一有鬼子来，我就叫大家躲，十分钟之内，所有的人都可以疏散到山里去。所以，日本鬼子一个人也没抓到！”湖南人称“日本人”，都称“鬼子”。
那老农夫一股得意样儿，他的太太是个憨厚的老太婆，老夫妇俩对祖父和我们招呼得无微不至，细心的告诉我们如何躲藏，如何走捷径入山，如何在山里找山洞树洞等等。我们这才知道，他们几日之内，已救了无数人。而那些其他的避难者，也早对入山之路，熟悉万分了。
那是午后，我们走了许久的路，抵达老农夫家里时已又饿又累。老农夫对我们指示完了，就立刻弄了一桌子的饭菜，招呼我们吃饭。我们都饿得头发昏，坐下来就开动，谁知才拿起筷子，就听到门外一阵吆喝，马上就是一阵人来人往，大呼小叫的混乱之声，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婆已冲进屋子，对我们挥著手叫：
“快！快！快！去山里！鬼子来了！快快快！”
父母丢下筷子，七手八脚的来抱我们，孪生弟弟麒麟赖在饭桌上不肯下来，小弟弟塞了一嘴的炒鸡蛋。表叔表婶同时扑到床边去抱他们那才睡著的宝贝孩子……混乱中，老农夫已冲了进来，口齿不清的，脸色仓皇的喊：
“来不及了，没时间进山里了！鬼子来得好快！找地方躲一躲，快找地方躲一躲！”
说得容易，农家的房子家具简陋，房间都一目了然，我们两家老老小小有九个人，什么地方可以躲？我们正犹豫间，农夫的儿媳妇又冲了进来：
“鬼子已经进来了！这次来得凶，看样子知道我们家藏了人！别人都躲进山里去了，只有陈家……”
再没时间耽误，老太婆当机立断，招手把我们带出屋子，绕到农庄后面，把我们奇$%^書*（网！&*$收集整理两家老小，全塞进了一间堆柴的柴房，仓促的对我们抛下一句叮咛：
“千万千万不要出声音！”
说完，她带上房门，匆匆而去。
我们挤在那小房间里，大家面面相觑，呼吸都不敢大声，我记得，麒麟手里，还紧握著一双筷子，嘴里叽哩咕噜的唠叨著：“我饿了，我要吃饭！”
母亲用手蒙住麒麟的嘴。父亲试图把柴房的门拴起来，这才发现，这柴房根本没有门闩，乡下人堆柴的房间也实在不需要门闩。而且，那简陋的木板门上有著手指一般粗的隙缝，从内往外看，可以把农庄天井看得清清楚楚，可想而知，从外向内看，也不难发现我们这群妇孺老小。这个“藏身地”，实在是糟透糟透！父亲挥手要我们远离门边，但是，天知道！那柴房一共有多大，挤了我们两家人，已经是密不透风了，还能退到哪儿去？我们紧倚著柴堆站著，孩子们都瑟缩在母亲的怀里。很快的，我们听到日军走进农庄的声音，一阵大声的吆喝，日本兵立刻分散在农庄各处，显然在大肆搜寻，有个发号施令的军官，似乎就站在柴房外的天井里，在用日语大声下令。于是，我们听到，日兵在每个房间每个房间的搜查，有箱笼倒地声，有桌椅翻倒声，有日军呼喝声，有老农夫喊叫解释声……在这一大片混乱声中，还有日兵在抓老农夫的鸡鸭宰杀，于是鸡飞狗跳，人喧马仰，闹得天翻地覆。而那些挨房搜查的日兵，已逐渐走近了柴房……。
我们倾听著那日军的靴声，沉重的敲击在晒谷场上，发出重重的声响，我们听老太婆在赌咒发誓，呼天呼地的乱喊：
“什么人都没有！鸡也快杀光了，狗也给你们杀了，你们还要什么……”外面很闹，柴房里却静得出奇，母亲紧紧的搂住麒麟，因为这些孩子里，麒麟最会闹。可是，我们却没算到表叔的小儿子，那个在襁褓中的婴儿，会忽然间放声大哭起来。
这婴儿的哭声把我们全体都震动了！表婶也无法避讳，立即解衣哺儿，想堵住他的哭声，谁知那孩子拒绝吃奶，却哭得更加厉害，表婶急了，用手去蒙他的嘴，但是，却蒙不住那哭声，孩子的脸涨得通红，哭得更响了，祖父长吸一声说：
“命中注定，该来的一定会来！”
表叔的脸色在一刹那间变得惨白，他迅速的对我们全家看了一眼，这一眼中包涵了太多的意义。在以后很多年很多年后，我才能体会到表叔那一眼的深意，然后，忽然间，表叔从表婶怀中抢过了孩子，迅速的用手勒住了孩子的头颈，死命的握住，孩子不能呼吸了，脸色也变了，表婶扑过去抢，哭著喊：“你要做什么？你要弄死他了！”
“是的，我要勒死他！”表叔哑声说：“可以死他一个，不能死我们全体！”“你疯了！你疯了！你疯了！”表婶忘形的大嚷，眼泪流了一脸，她发疯般扑过去抢孩子，一面哭著喊：“要勒死他！你先勒死我！”“你要识大体！”表叔叫：“我不能让这一个小小婴儿，葬送了我们两家的性命！尤其是连累表哥一家人……”
“你要杀他，先杀我！先杀我！”表婶是疯了，她的头发披散了，泪流满面，喉咙嘶哑，居然拚命的抢过了孩子，孩子能够呼吸，就更大声的哭了起来，父亲立刻抱住表叔，表叔还要挣扎著去抢孩子，父亲沉著嗓音喝阻著：“够了！如果日军要发现我们，这样一闹，他们已经发现，你杀他也没用了！”真的，在这一时间，孩子哭叫，大人吵闹，表婶狂喊，表叔怒吼……什么声音都有过了，我们大家彼此注视著，父母脸上，都有著听天由命的平静。而忽然间，那婴儿却止住了哭声，柴房里顿时又鸦雀无声了。同时，靴声清脆的停止在柴房的前面。“打开门！”是日军的日本国语。
“啊呀，老天爷！”是老农夫的太太，那从没受过教育的老太婆，在唉声叹气的叫著：“连茅厕都要检查呀！”她用手推门，声音又平静又自然：“门都没有闩，能藏得住什么人？”
“我至今还在想，那老太婆真该得最佳演技奖。”
门已经开了一条缝，我们的心怦怦跳。但是，像奇迹一般，那日军用日本话叫了一句什么，就径自掉头而去。我们几乎不能相信那日本兵是真的走了。难道我们那一阵哭叫和喧闹，他们会听不到？这是不可能的事！父母和祖父以及表叔和表婶都瞪大了眼睛，不信任似的彼此注视著。然后，又一阵鸡飞狗跳，那些日本兵抓了许多鸡，一个军官一声令下，这队日军居然不可思议的走了，不可思议的放过了我们。
好半天，当外面完全平静了以后，老太婆推门走了进来，这时却苍白著脸，又嚷又叫的说：
“老天爷！你们怎么弄的呀！小的哭大的叫，我放了一笼子鸡出来，赶得它们满天飞，才掩过你们的声音呢！”
我们彼此凝视，又一次厄运被逃过了，又一次灾难被避免了！我太小，还不能了解那种死里逃生的滋味。但是，当表叔知道危机已过，立刻就抱住表婶，不顾一切的，疯狂般的吻她，又抱过那差点死去的儿子，含著泪，满头满脸的乱吻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人类的“爱”，是多么复杂，多么珍贵的东西！如果说我是个早熟的孩子，大概就由于我自幼体会了太多的东西吧！我的故事7/49
七、“中国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不知怎的，又和表叔一家分开了。父亲知道老佃农之处已不是藏身之地，事实上，整个衡阳县的境内几乎没有一块净土。我只记得，父母和祖父常彻夜商量，如何越过日军的封锁线，并且讨论又讨论，祖父是否和我们同行的问题，因为祖父已年近八十高龄，如何能承受颠沛跋涉之苦？可是，把耿直的祖父留在沦陷区，父亲却怎样也不放心。这问题最后终于有了结论，祖父留下，我们走。于是，我们先要把祖父送回老家渣江去。记得我们全体化了装，穿著老佃农给的衣服，打扮成一家乡下人。不过，尽管父母都穿上了粗布短衣，但父亲的文质彬彬，和那近视眼镜，母亲那口北平口音，以及风度举止，都很难掩饰原来面目。不管怎样，我们又离开了佃农家，冒著被日军捉住的危险，往老家走去。这天是倒楣的一天！这天是充满了风浪与戏剧化的一天！
这天也是我记忆中很深刻的一天！
我们大约在动身后两小时，遭遇了第一批日兵。
“站住！检查！”日军吼著。
我们全站住了，这大约是日本兵来中国之后“必修”的一句中国话。以后我们遭遇了几次日军，都是用这句话来喝止我们的。带队的日本军官大踏步对我们走来，上上下下的打量我们，父母都不说话，以免暴露身分。那军官指著祖父，对手下的士兵命令了一句，大约是要搜查祖父。祖父的眼睛要喷出火来，却无法阻止日本兵在他浑身摸索。因为我们都化了装，那日本兵主要是想搜查有没有武器。既然找不到武器，他洗劫了祖父身上所有的钱，然后，就轮到了父亲。
这批日本兵没有为难我们，只是，他把祖父和父亲身上所携带的金钱全洗劫一空，就挥手命令我们离去。我们默默的走著，祖父、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沉默，使我们三个孩子也静悄悄的不敢吵闹。那时，在我们童稚的心灵里，只觉得日军是一群令人恐怖的劫掠者。但，对于父母们那种受异族迫害的耻辱及愤怒却无法深深体会。（直到我长大后，童年点点滴滴的回忆，才带给我更深的感受。）
中午时分，我们遭遇了第二批日军。
“站住！检查！”同样的一句话，同样是日本兵，同样第一个搜查祖父，同样再搜查父亲。所不同的，是祖父和父亲身上找不到金钱了。但，那日军却在祖父身上找到一张写了字的十行纸，他看看，显然并不懂中文，又对祖父那身老农的装束仔细打量了一番，似乎找不到什么嫌疑，他就抛开那纸条不管了。叽哩咕噜的，他用日本话骂了一大堆，就带著队伍扬长而去。父亲透过一口气来，才对祖父说：“爹，你那首诗就丢了吧！”
“不！”祖父简单而固执的说，把那张写满字的纸又郑重其事的揣回了怀里。“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祖父所作的一首长诗，主题是忧国哀民，咒骂日军的。如果落在一个懂中文的日军手里，我们必被枪杀无疑。”
午后，我们“运气”真好，又碰到第三批日军。
“站住！检查！”父亲忍无可忍了，他翻开自己所有的口袋，把口袋底都拖了出来，愤愤的说：“你们要检查几次？身上的东西，早被前面检查的人拿走了，再也没有东西了！”那日军不见得懂中文，但是，他懂得了父亲的意思，知道我们已不是第一次遭遇日本兵，更明显的，是知道我们这疲倦的，老老小小的一家人，身上确实没有值钱的东西可以搜刮了，于是，他又放走了我们。
一天里遭遇三批日军，使我们深深明白，整个乡间已遍布日军了。对我们来说，这天还是幸运的，因为这三批日军都志不在人而在财，除了抢劫以外，没有发生在山沟里那种掳人的恐怖事件，也没有被识穿本来面目，在不幸中，这已是万幸了。黄昏时分，我们已走得又饿又累又渴，再加上随时可能听到那声“站住，检查”的声音，使我们都精神紧张而心力交疲。小弟弟开始哭，父亲只得背著他走。当夕阳衔山，晚风拂面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已经越走越荒僻了，乡间四顾无人，只有山林树木，四周安静得出奇。在遇过三次日军的吆喝与跋扈之后，这份“安静”居然也使人惴惴不安，尤其是在这暮色渐浓，山树模糊的景象里。
我们走了一大段山路，什么人都没有碰到，连个农家和茅屋都没有，父亲怀疑我们已迷路了。大家□徨四顾，犹豫不决是否往前走，尤其，前面是不是没有日军占领？正在磋商而举棋不定时，忽然间像天神下降般，我们迎面走来了一个乡农，这农夫一目了然就是湖南乡间那种最老实憨厚的乡民，他大踏步而来，手上拿著一枝竹枝，肯上背著两个叠起来的竹篓，通常，是农夫们用来装鸡鸭或红薯的。
父亲和祖父都兴奋了。有什么事比迷路在荒郊野外——
遍布日军的荒郊野外——时，遇到一个自己的同胞，一个中国人，更令人兴奋和快乐的呢？祖父拦住他，几乎是喜悦的问：“你从前面来，有没有遇到鬼子呀？”
那农夫瞪眼望著祖父，似乎不了解祖父在说什么。湖南人一向称日本人为“鬼子”。父亲怕那乡下人误会我们的来路，又重复了一句：“前面是什么地方？我们在逃难，前面有没有日本人？”
那农夫的眼光从祖父身上移到父亲身上，他没有笑容，湖南民风憨厚，最爱交友，对陌生人也是笑容满面的。他慢吞吞的放下背著的竹篓。父亲觉得不对劲了，拉拉祖父，说：
“我们走吧，别问他了！”
那农夫迅速的拦住了父亲，用标准的国语，厉声的说了一句：“不许走！站住！检查！”
父亲母亲都呆了，祖父的脸色也顿时大变。我们三个孩子，虽然懵懂无知，对这“站住，检查”四个字已经十分敏感，就也都怔住了，呆呆的望著那个农夫。在这一瞬间，我们都明白了，这农夫和我们一样化了装，他不是普通的乡下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为日本人做事的知识分子。是的，他是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可恶更可怕的中国人，日本人到底是为他们的天皇打仗，这中国人却为日本人来打中国人，这是一个——汉奸！那“农夫”用手指着祖父：
“你站住，我先检查你！”
每次都是先检查祖父！祖父瞪视著那“农夫”，忽然间爆发了，他高昂著白发萧萧的头，坚决而果断的说：
“不行！我不给你检查！日本人检查我，我无可奈何，你，中国人！不行！我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脸色立刻变得铁青，把地上那垒著的竹篓打开，里面没有鸡鸭，没有红薯或任何收成，只有一堆稻草，稻草上，赫然是一把手枪！
“很好，”那“农夫”拿起手枪，对祖父扬了扬：“听你的语气，就知道你的身分，农人？你是个老农夫吗？不给我检查？你身上藏著什么吗？”
祖父的脸色更难看了，父亲和母亲交换了一个注视，空气好沉重好紧张，我想著那张写著字的纸，望著祖父和父母，我知道，他们也在担忧那张纸，一个中国人，他会认得中国字！“你不许碰我！”祖父严厉的说：“今天我们已被三批日本鬼子检查过！我再也不被中国人检查！”
那“农夫”大大的发怒了，他吼著：
“不检查，也行，我马上枪毙你！”
他舞动著手枪，样子是完全认真的，绝非虚张声势。祖父挺直了腰，更坚决，更固执的说：
“你枪毙我，我也不给你检查！”
那“农夫”举起了枪，父亲立刻扑过去，拦在祖父面前，急急的说：“爹，让他检查吧，你就让他检查吧！”
“不行！”祖父斩钉截铁的说：“我宁可死，也不给他检查！”他望著那“农夫”说，“你枪毙我吧，放掉我儿子和孙子们！”
“你是个顽固的老头，嗯？”那“农夫”有些困惑的看著祖父：“我只要检查你，并不想要你的命，你对检查比生命还看得重？”“是的，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祖父越来越固执。“你开枪吧！”
那“农夫”再度举起枪，脸色严厉，看样子，祖父的生命已系之于一发，小弟弟首先“哇”的一声吓哭了。立刻，父亲对祖父跪了下去，含泪祈求：
“爹，让他检查吧，请您让他检查吧！”
“检查了是死，”祖父低语：“不如维持尊严，让他枪毙我，你们给他检查，你们到后方去！”
“爹，”母亲看父亲跪下了，就也对祖父跪下了。“要死，就全家死在一块吧！”小弟弟素来是祖父所钟爱的，此时已明白这“坏人”要打死祖父，就哭著跑过去抱著祖父的腿，一个劲儿的叫：
“爷爷不要死！爷爷不要死！”
我和麒麟也熬不住，扑过去，和父母们拥成一团，也抱著祖父，哭著叫“爷爷”。一时间，我们三个孩子哭声震野，祖父只是用颤抖的手紧搂著我们，却依旧固执的嚷著：
“不检查！不检查！不检查！”
那“农夫”大概被我们这一幕弄傻了。半天都直瞪著我们没说话。然后，他忽然粗声吼了一句：
“别哭了！还不快走！”
“走？”父亲愣了愣，站起身来，望著那“农夫”。“你不是要检查我们吗？”那“农夫”凝视著父亲，轻轻的摇了摇头，哑声说：
“检查过了。”很久很久之后，我还记得那泥沙上的“中国人”三个字，我总是迷惘的想著，那“农夫”是好人还是坏人？是没天良的“汉奸”？还是个有人性的“中国人”？他为何在最后关头放了我们？而且指示我们正确的方向？
于是，我知道，即使一个“坏人”，也有一刹那的“良知”，即使是“汉奸”，也不见得完全忘了自己是“中国人”。我的故事8/49
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的人童年的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八、夜半，穿越火线
终于到了那一夜。父母和祖父殷殷话别，我们孩子们一个个的吻别了祖父。门外，夜色深沉，天空中有几颗寒星，和一钩冷冷的月亮。乡下人都睡得早，这时早已入梦，四周鸡不鸣，犬不吠，寂静得令人心慌。院子里，我们白天雇用的两个挑夫正在等待著，他们每人挑两个大箩筐，箩筐中，只有一个装著我们全家的衣服（是乡农们的衣物，我们仍然化装成乡下人），另外三个箩筐，却是为我和弟弟们准备的。这是一次长途的跋涉，按父母的意思，要从湖南走到四川，这漫长的旅程，不知道要走多久。而正在稚龄的我们，却无论如何禁不起这种步行之苦。因此，竟采取了乡下人的办法，把孩子挑著走。
自幼，我坐过各种交通工具：轿子，车子，轮船，手推的“鸡公车”……而乘坐箩筐旅行，这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对那“箩筐”的好奇冲淡了我对祖父的离愁，但是，当我看到父母和祖父都满眶泪水，执手无言之时，我才蓦然兜上一股难解的酸楚，第一次体会到那种“生离死别”的滋味。
我们出发了。盘腿坐在箩筐里，我和麒麟被一个挑夫挑著，小弟和行李被另一个挑夫挑著。我们要“夜行晓宿”。四周早已被日军包围封锁，我们必须连夜穿过敌人的火线，如果被发现了，连挑夫带孩子，一个也别想活著走出沦陷区。我和弟弟们早被父母再三叮嘱，路上绝不可说话、咳嗽，或发出任何声音。事实上，我和弟弟们已被这些日子的各种遭遇所惊慑住了。早就知道日军是随时可以出现，刀枪都不再是“玩具”，而生死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不用父母叮嘱，我们也不敢轻易出声了。大家“静悄悄”的“摸黑”进行，没有火把，没有灯笼，也没有乡下人用的风灯。父母、挑夫，和我们孩子都穿著全黑的衣服。
不敢走大路，我们穿小路往前走。两个挑夫显然对路径很熟悉，对日军驻扎的区域也很熟悉，大约他们并非第一次送人出沦陷区。这次我们雇用他们，却不止于送出沦陷区，还要一直把我们送到广西境内，听说，到了广西，就有难民火车，可以到桂林。我们的路线，是乘湘桂黔铁路的火车，越过广西，穿过贵州，再赴四川。多么一厢情愿的打算！我们怎么知道，这条路竟整整走了一年之久！当我们在一年之后，终于抵达重庆时，正是家家鞭炮，户户欢声，大街小巷，一片旗海，抗战胜利的时候了。
在暗沉沉的夜色里，我们这一行人悄悄的、小心翼翼的往前移进。许多时候，我们根本不走在路上，而是穿过一人高的稻禾，从田里面走过去，那分开稻禾的沙沙声，以及偶尔踩到一块碎木的破裂声，都足以使我们胆战心惊。从衡阳沦陷起，我们似乎一直有逢凶化吉的运气，这穿越火线的一关，是不是也能安然度过？我想，父母一点把握也没有。支持我们做这样“壮举”的只是父母的那份决心与勇气而已。
那种“夜遁”的日子只有几天，白昼，我们会被好心的乡农所留宿，夜里，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箩筐里的旅行一点也不舒服，两腿盘坐久了，就酸麻无比。因而，一路上，我们孩子们总是要求“下来走一走”，孩子的腿短步子又小，进度缓慢。所喜的，是这段路程，我们始终没有遇到过日军。但，我们所经之地，已遭日军蹂躏过的村镇却不在少数。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劫后余生的小女孩——小娟。
怎样“捡”到小娟的，我已经记不很清楚。好像是我们听到哭声，追踪而至，她正躺在田里哭泣。她大约和我差不多，或者比我还大一点，父母把她抱起来，她衣衫褴褛，遍体鳞伤，在简短的对话里，我们已知道她父母双双遇害，他们遭遇到一批残暴的日军，在乡间滥杀无辜，她侥幸逃开毒手，孤身飘零，而饥寒交迫。她带哭带说，浑身泥泞，我却大大的“激动”起来，自幼，我就是个感情丰富的孩子。
“妈妈，我们带她一起走！”我说。
那女孩用一对渴求的眸子望著母亲。至今，我对那乌黑的、期望的、无助的眼神仍念念不忘。母亲叹口气，没说什么，却把那孩子揽进了怀中，为她拭净了嘴脸，又找出东西给她吃。我把这种举动看成了“默许”，于是，我兴高采烈的让出了我的箩筐（反正我已坐得腿发麻）。我在她身边走著，悄声的，絮絮叨叨的安慰她，在我的心目中，她已经成为我们家庭中的一员，将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了。因为，她已没有家了。在战争中，收留捡到的孩子是常有的事。
一夜之间，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姐妹、及亲人。凌晨，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母亲给她洗了澡，换上我的衣服，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于是，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我挽著她，头靠著头，肩并著肩，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
那天我睡得不安稳，依稀恍惚的听到，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而在研究路线，似乎，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走出沦陷区了，因而，他们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然后，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讨论了很多很多，什么人性、现实、经济、自身难保……我听不懂，后来，我睡著了。
迷糊中，我被母亲摇醒了，我坐起身子，母亲轻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吵醒小娟。我睡梦朦胧的被穿好衣服，带出农舍，天上无星无月，又是一个暗沉沉的夜！直到我坐进箩筐中，我才陡然惊醒了过来。我挣扎著站起身子，惶惑的嚷著：“妈妈，你们忘了小娟了！”
母亲按住我，她试图对我说明白：
“凤凰，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娟一起走，我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已经自顾不暇，实在没办法再多带一个小孩！这家农人认得小娟的舅舅，我已经留了钱，托他们把小娟送到她的亲人家里，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
“可是，妈妈……”我慌乱的喊：“小娟以为我们会带她一起走的！你也答应了的……”
“孩子！”母亲长叹了一声，满脸凝肃。“你要懂事一点！”
我不敢再说话了。坐在箩筐中，我们开始了前进。箩筐颠簸著，四周寂然无声，我们涉过小河，穿过稻田……夜风带来深深的凉意。我瑟缩在箩筐里，悄悄的哭泣著。孩子的感情多么奇怪，离开祖父时我没哭，离开小娟时我却哭了。我哭了很久，因为，我总是想著，当小娟醒来后找不到我们，将多么伤心和绝望呢！（事后很多很多年，我才能体会父母毅然留下小娟的那份无可奈何。战争中，生死聚散，原是那样不由自主的事！）黎明时，我们穿过了火线。
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在父母欢欣雀跃中，我以为，前面都是光明大道了。怎料到前面还有重重困厄，和更多更大的风浪呢！
无论如何，我们结束了“夜遁”的时期，恢复了“晓行夜宿”的生活，开始一段长途的跋涉。那一路上，我始终依依怀念著那女孩——直到如今。我的故事9/49
九、曾连长
曾连长，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人物！
曾连长，那是我们这一次逃难中，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最大的奇迹！曾连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他，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必须改写！曾连长，曾连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当我们穿出了日军的封锁线之后，眼见的是宽敞的大道，耀眼的阳光，和一队队南下的中国军队。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躲日本兵了，不必再担心被捕和枪杀，天知道我们有多高兴！那些日子，我们孩子们依然被挑夫挑著，沿湘桂铁路的路线往广西走。但是，才走了几天，我们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这条路上已经少有难民，老百姓要走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农民是根本不预备离开乡土的。（湖南人土观念极重，轻易不离故乡。）我们这挑著孩子，打扮得不伦不类的一家人，显得非常特殊。其次，我们正赶上了抗战史上的“湘桂大撤退”，各路驻守国军，正撤离湖南，因而整条马路上，有骑兵，有辎重，有步兵，有伤兵……一队一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这些国军行军速度极快，我们这家人却进度缓慢，杂在军队中前进，难免会妨碍行军。于是，牵牵绊绊，推推拉拉，我们一直被前面的军人往后挤，后面的军人往前推，经常弄得进退无据而狼狈不堪。母亲生平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没多久，就走得双脚都起了水泡，再两天，水泡磨破了开始出血，一跛一跛的显得极为痛苦。两个挑夫不堪负荷，也开始抱怨和提出辞意，父亲竭力挽留，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孩子在风吹日晒之下连日奔波，也逐渐困顿了下来。这样，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就在这艰苦的行程里，日军的轰炸机出现了，经常是一阵降隆机声，由远而近，然后呼啸著从我们头顶掠过。国军们虽在撤退中，仍然纪律严明，他们背上都背著掩护用的稻草，轰炸机一过来，他们就地一滚，就只看到一片稻草。日本飞机很少投弹，（它们多半是奉命去炸城镇的。）却偶尔会来上一阵扫射，那就相当可怕而触目惊心了。
危机越来越重，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日军正沿湘桂铁路追打过来，国军奉命保全实力，尽量撤向广西，而避免正面交战。于是，军队的行军速度更快，我们夹在军队中，也更加行动不便。国军作战之余，饱受风霜之苦，难免都脾气暴躁而易怒，当我们妨碍了行军时，各种吆喝也纷纷而至：
“让开！让开！老百姓别挡住军队！”
“你们不会走小路？一定要妨碍行军吗？”
“你们懂不懂，军队为你们老百姓打了多少仗？你们还在这儿碍事！”我们被推前推后，说不出有多狼狈。
这样，一天中午，敌机又隆隆而至，军人们都伏下身来，辎重和马匹也被牵往隐蔽的地区。我们一家人没有掩护，就都避向山腰底下的一棵大树下面，站在树下，眼看那些敌机一架架的掠过头顶。在那大树底下，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军官，带著辎重也在那儿掩蔽。其中有一个军官，一直对我们不住的打量著，他手里牵著一匹马。说实话，我对那军官的注意力远没有那匹马来得多。那马是褐色的，高大而魁梧，鼻子里不停的喷著气。父亲看著敌机掠过，看著满路的军队，又看看委顿不堪的我们，忽然叹口气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穿著一身农装的父亲，一句话就泄了底牌。那军官把马绑在树上，对我们大踏步走来，望著父亲，他问：
“你们不是普通农民吧？”
对中国军官，父亲不需要掩饰身分，他坦然回答：
“我是一个教员。”“教书的老师？”那军官眼睛一亮，又望望母亲：“那是你太太？”“是的，她也是个教员。”父亲说。
“哦！”那军官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了一片肃然起敬的神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简单明驳奈剩骸澳忝且绞裁吹*方去？”“四川！”“四川？”那军官像听到了什么希奇古怪的话一般，讶然的大叫了起来：“你知道那有多远？”
“我知道，”父亲冷静而坚决。“离开家乡，我就知道这是条多远的路，但是，我必须走！我不能留在沦陷区，让日本人侮辱！”那军官紧紧的盯著父亲。我这才注意到他，方面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看来和他那匹马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典型的，粗壮的军人！一个典型的，抡枪打仗的军人！他对父亲不解的注视著，我想，他一生也没看过像父亲这种书呆子。好半天，他才问：
“你预备就这样挑著孩子，走到四川吗？”
“有难民火车，就搭难民火车，没车，就走了去！”
那军官重重的摇头。“你们走不动！”“走不动也要走！”那军官又蹙眉又怀疑，他仔仔细细的看父亲，又研究著我们，忽然说：“你们读书人真奇怪，我没念过书，生平就佩服读书人！这样吧，让我指示你们一条路。像你们这样混在军队里乱走根本不是办法，我注意你们已经很久了，目前我们在撤退，军队情绪坏，脾气坏，你们迟早要惹麻烦！现在惟一的办法，你们找广西军队，让他们保护你们往广西走，广西军队的路线和你们相同，有军人保护，你们不至于受欺侮，也不会落后，这样，或者能走到目的地！”
“广西军队？”一直不说话的母亲插了进来。“这么多军队，我们怎么知道哪一队是广西军队？”
“我就是广西军队。”那军官推推帽子，忽然朗声的说：“你们如果愿意，我保护你们到广西！”
这一下，父母都呆了，他们面面相对，彼此交换著目光。乱世之中，人心难测，父母必须面临一个决定，这军官，是好人？是坏人？很快的，父亲下了决心，他伸出手去，坦然的，诚恳的说：‘我姓陈，陈致平，我们诚心接受您的帮忙。感激您的热心！”那军官用大手一把握住父亲的手，热烈的摇著，爽朗而愉快的说：“我姓曾，名彪，第二十七团辎重连的连长！”
这就是曾连长！从此，我们成了他保护下的老百姓，跟著他的军队走，吃他的军粮，喝他水壶里的水……曾连长，他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我的故事10/49
十、骑马
和曾连长同行的那段日子，是令人刻骨难忘的。
首先，曾连长发现母亲的脚跛了，父亲也步履蹒跚，他立即命令手下一位排长把他的马让给母亲骑。那排长姓王，是位和气而服从的好军人。他把马牵了过来，母亲一看那又高又大，直甩头，鼻子里直喷气，蹄子直踹土的庞然巨物，就已经吓坏了。拚命摇著头，母亲说：
“我走路！我宁愿步路！”
“不行！”曾连长皱著眉，命令的嚷著，完全把母亲当成他手下的“军人”，他横眉竖目，十分威严。“非骑马不可！上去！”母亲不敢不“听命”，只好压抑著恐惧心，乖乖的往马背上爬，她才碰到马鞍，那马认主人，一声长嘶，吓得母亲回头就跑。军人们忍不住都笑了，曾连长却丝毫不笑，对母亲严厉的看著。于是母亲又乖乖的走回那匹马身边，在王排长的扶持帮忙之下，好不容易总算爬上了马背。可是，才坐直身子，那匹马又一声长嘶，背脊一耸，前蹄直立，吓得母亲尖声大叫，抱著马脖子，死命不放。这一下，连曾连长也忍不住笑了。他摇摇头，示意王排长把母亲搀下马背，拉过他自己的马来，他简单地说：
“换马！”
原来他自己那匹马十分驯良，母亲坐上去之后，它丝毫没闹脾气。但是，母亲仍然战战兢兢，脸色发白，于是，连长又派了一个士兵，帮母亲牵马，并且，“负责保护陈太太的安全！”他自己却骑了王排长那匹劣马。后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对他自己那匹马，是十分珍爱的，轻易不肯让给别人骑。我们就这样跟著曾连长走了。两个挑夫仍然负责挑我们孩子和行李。一经上路，我们才发现行军的速度和我们那慢吞吞的走走停停完全不同，他们可以一连走数小时不休息，而且包括“夜行军”。深更半夜，也可能突然开拔。这样走了两天，两个挑夫开始怨声不断，对父亲表示，他们决定不干了。父亲只是软言相求，希望他们忍耐一点，无论如何要挑下去，两个挑夫猛烈的摇头，不停的说：
“我们不去了，我们要回家了！这笔钱不好赚，我们不干了！”父亲怎么说好话都没用，两个挑夫执意不做，就在纠葛不清的时候，曾连长大踏步走来，一声怒吼，大嚷著说：
“不干了？谁允许你们不干？事先讲好到广西，没到广西之前，你们敢不干？”两个挑夫看到曾连长就害怕，畏缩著不敢多说什么，其中一个仍然在念念叨叨的低声诉苦，曾连长“啪”的一声，手重重的按在腰间的手枪上，竖著眉毛问：
“哪一个要不干？”两个挑夫再也不敢开口了。当天，我们仍然往前行走著。黄昏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吃饭。军队都有伙夫，专管做饭，随时随地，就可以搭起炉灶来煮饭吃。吃饭时，一个挑夫露出他肩头的肌肉来察看，父亲才赫然发现他肩上已磨掉了一层皮，正流著血。父亲不禁恻然满面。曾连长站在一边，也看到了，他连眉毛都没皱一下。当军队再度要开拔的时候，曾连长却牵了一匹马过来，对父亲说：
“陈先生，你带你女儿骑马，挑夫的负担必须减轻！”
父亲欣然从命，不为了自己，而为了挑夫。于是，父亲也被送上了马背，我仰头望著父亲，对他骑马的姿势不太信任，他颤巍巍的坐在那儿，样子一点儿也不“威武”。曾连长把我抱到父亲前面，让我坐在父亲怀里，问：
“行不行？陈先生，你会不会骑马？”
“没问题，”父亲愉快的说：“我不是我太太……”
父亲的话没完，那匹马突然一甩头，又一蹶屁股，我只听到父亲大叫一声“哎哟！”就抱著我从马背上直滚了下去，我尖声大叫，接著就重重的摔在地上，父亲在我身边直叫哎哟，我却吓得放声大哭，母亲慌忙抱住我检查有没有受伤，而四周的军人却爆发了一场哄然大笑。还好，我没摔伤，只是吓坏了，父亲也没摔到什么筋骨，站起身来，他讪讪的对曾连长说：“看样子，这马对我没什么好感！”
曾连长哈哈大笑：“陈先生，念书，你行！骑马，你不行！”
说完，他翻身上了马背，对我说：
“跟我骑马吧！”我拚命摇头，往母亲怀里缩。“我不像你爸爸，我不会摔著你！”曾连长对我嚷著，下了马，不由分说的一把抱住我，就又跃上了马背，我连怎么上去的都不知道，就已经稳稳的倚在他怀里了。他用手臂环绕著我，对我说：“怎么样？很稳吧？”
我不说话。在我童年的印象中，这位曾连长是个使我又敬又畏的人物，他威武而神勇，粗犷而凶猛，我实在有些怕他。他不再问我什么，一拉马缰，他大喝一声：
“准备——开拔！”就带领著整队人马，往前行去。我坐在那儿，山风吹著我，马背上一颠一簸，腿伸得直直的，说什么也比坐箩筐舒服。想想麒麟和小弟都想骑马，曾连长却选了我，我心里不禁得意起来，把刚刚摔的那一交也忘了。悄悄的，我回头去看曾连长，立即，我接触到他的眼光，原来他正对著我笑呢！
“我有两个儿子，”他对我温和的说：“就是少个女娃娃！所以，我喜欢女娃娃！”我笑了，没说话，童年的我又安静又害羞。
“以后，你都跟我骑马！”
于是，从这天起，我不再坐箩筐，我都跟曾连长骑马，羡煞了小弟，气坏了麒麟。而，这一项安排，竟使我和弟弟们，在以后的一个大变故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我的故事11/49
十一、大风坳
后来，我们开始翻越“大风坳”！
大风坳是一个山的名字，这名字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极深刻、极惨痛的印象。那时候，我们已在湖南边境，正朝向广西进军，虽然有好几条大路可去，但路途遥远，并且日军又节节进逼，情况十分危急。曾连长细细研究地图后，翻越“大风坳”是到广西的一条捷径。军队中有向导，但他们也没有翻越这座山的经验，当地人用“上七下八横十里”来描写这座山，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真正知道，只知道这是一座奇怪的山，荒芜之至的山，毒蛇猛兽密集的山，总之是一座没有人能翻越的山！
但曾连长所决定的，绝不改变！
他把马队集中起来，他领先率马队在前面开路，步兵和辎重跟在后面。我母亲本来也有一匹马骑的，那时候，也得把马让出来，给精于骑术的兵士前去开路。
我还是骑在曾连长的马上，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我颇有些骄傲和兴奋，因为不必像弟弟们那样盘膝坐在箩筐里，可以坐得正正的，任两腿伸得直直的，并且还是开路的先锋呢！但一上山，我的骄傲与兴奋一下子全给扑灭了！山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曾连长和其他骑士穿了长裤和高高的马靴，我穿的是短裙，裸露的两腿被锋利的草缘割出无数伤口，曾连长全心带路，当然不会注意到这件小事，我虽然疼痛不堪，却强忍著夺眶而出的眼泪，咬著牙，哼也不哼，我觉得，骑在马背上的人是不能流泪的。
我们从清晨出发，虽然据说上山只有七里路，但走了好几小时，还没到达山顶。烈日当空，人人汗流浃背，军人们的制服都被汗水湿透。山上遍布荆棘石砾，没有水源。大家随身携带的水壶都已喝光了。山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陡峻，烈日越来越炙热……有位士兵晕倒了，引起一阵骚动，曾连长这才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下。
他把我抱下马来，吃惊的发现我两腿上的伤痕，他大惑不解的瞪著我说：“被刺成这样子，怎么话都不说一声？”
他永远不会了解，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像个神。我怎能在一个“神”的身边，还呻吟叫痛？
他叫医官为我敷药，又解下他的水壶给我喝水。他的水壶还是满满的，一路上，所有的士兵都把自己的水壶喝干了，只有曾连长，始终没动过他那个水壶。我喝了两口水，知道此时水比什么都珍贵，不敢多喝，就把水壶还给了他。他还是没喝，把水壶递给了我父母和两个弟弟，他们也只喝了一两口。曾连长再把水壶递给那晕倒的士兵，等水壶终于传回来的时候，里面的水已涓滴不剩！
曾连长，这奇怪的军官，给了我太深刻的印象。以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所崇拜的男子汉，都是曾连长这种人物。若干若干年后，我写《六个梦》，其中有一篇《流亡曲》，就以曾连长为范本来写的。话说回头，那艰苦的行程，又开始了。
山更陡，无路的荒山上横亘著无数大石块，大家连走带爬，马的进度往往比人还慢。士兵们不叫苦，但都已委顿不堪。曾连长已经下了马，牵著马走，马上坐著我，还著一些行囊。此时，有个身背辎重的工兵，眼看著步伐蹒跚，又快倒下去了，曾连长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去卸下那工兵的辎重，回头看看已不胜负荷的马背，他就把那份辎重，全背到自己背上去了。下午，终于，我们到达了山顶。
我们站在山峰的最高处，居高临下，望著山的下面，大家都怔住了。接著，所有的军人，全都欢呼起来了！
原来，山下已是广西省境。“桂林山水甲天下”这句话，只有见过广西“山水”的人才能了解。这“大风坳”一山之隔，竟是两个世界。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了一座座的石峰。那些石峰形状怪异，嵯峨耸立，有的陡峭尖利，有的圆秃光润，一座又一座，全散布在平坦的、绿草如茵的大草原上，真怪极了，也真美极了。但，让军人们欢呼的，并不是这“甲天下”的风景，而是水！好久看不到的水！大家渴求已久的水！原来，在那些石峰之间，一条蜿蜒的河流，正盘旋著一直流经山脚下，水声淙淙，都清晰可闻！
这一下，大家都疯了！
忘了军纪，忘了疲惫，大家狂喊著，蜂拥的往那山下冲去。曾连长第一次没有约束他的队伍，他一任士兵们连滚带爬的冲下山，冲向河流。不知道是怎样的，我也冲进河水中了，我和父母、麒麟、小弟，我们一家人全在河里。我们泼著水、溅著水，又叫又嚷。流亡以来，这是第一次，全家都笑得好开心。河水又清又凉又舒服，我们人人都浸得透湿透湿。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水边扎营。
那夜有星有月，那夜有山有水，那夜的一切都很美，但是，那夜以后呢？我的故事12/49
十二、弟弟失踪了
第二天，又开始行军。曾连长的部队不是作战部队，而是辎重部队，沉重的装备，不足的人力，在人疲马乏的情形下，行走那些崎岖的小路，仍是十分艰苦。那天的目的地是广西边境的一个大城东安，但走到东安前的一个小镇，那小镇有个奇怪的名字，叫“白牙”。到了白牙，大家实在疲乏得寸步难行，更河况黑夜早已来临，大家已摸黑走了很久。于是，曾连长下令在白牙的镇外扎营。
曾连长尽量不在城镇中扎营，尽量不使老百姓受到任何骚扰，也避免士兵在城镇中受到物质的引诱而犯纪。记得有一晚我们驻扎在一个小镇，半夜里突然被两声枪声惊醒，一时还以为日军追杀而来，后来才知道是曾连长处决了手下的一个士兵，因为那士兵窃取了农家的一根甘蔗，被曾连长发觉，当场枪决。我父亲为此事深表不满，向曾连长抗议，说一条人命怎可低于一根甘蔗呢？这种处分不太重了吗？曾连长大不以为然，他说行军而不守纪律的话，所到之处，必然像蝗虫过境，为老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日本人蹂躏人民，还不够吗？还容得了我们自己的军队去骚扰？一根甘蔗事小，但这是一个原则，一个不容许违反的规定！曾连长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物！话说回头，我们那晚在白牙扎了营，不久后伙夫们已煮好了又烫又香的稀饭，来叫我们吃。接下来，那晚的一切，都清晰得如同昨日。母亲为我装了稀饭，就去招呼弟弟们也来吃稀饭，发现他们不在身边，就高声喊叫他们的名字，竟然没有人答应！“麒麟！小弟！麒麟！小弟！”母亲的叫声越来越高亢，越来越恐惧，越来越惊惶。“麒麟！小弟！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挑夫！挑夫！两个挑夫呢？孩子呢？孩子呢……”
父亲加入了呼唤，声音更急更凄厉：
“小弟！麒麟！你们在哪里？”
没有回答。箩筐不见了，挑夫不见了，我的两个弟弟也不见了！
整个队伍都惊动了，曾连长也赶了过来。因为行军的队伍很长，两个挑夫前前后后混杂在队伍里，不一定随时在我父母视线以内，我父母已对他们很信任，又觉得有军队在保护，不怕他们开小差。可是，现在，连挑夫、行李、箩筐，带弟弟们，一起不见了！我父母几乎要发狂了。他们抓著每一个士兵问：
“有没有看到挑夫？有没有看到孩子？”
曾连长立刻派了两个人，全队搜查，并分别到前后各路去找寻，回报都说，开拔后就没人见过他们。
弟弟们丢了！弟弟们失踪了！我父母急得快疯了。
“别急！”曾连长镇定的说：“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安，临时决定在白牙驻扎下来，一定是挑夫走得快，先到了东安，说不定，他们正在东安找我们呢！不要慌，明天我们早一点到东安，保证一找就找到！”
曾连长自有一股镇定人心的力量，我父母听了，大概也觉得言之有理。虽然惶急得坐立不安，粒米难下，也只得眼巴巴的等天亮。那一夜实在太漫长了！父母和我，都整夜没有阖眼，母亲急哭了，一直自怨自艾没有看好两个弟弟，父亲不住的安慰母亲，自己的眼眶也红著。我咬著牙默祷，天快一点亮吧！弟弟们一定在东安城里，一定在东安！
终于挨到天亮，终于大队开拔，终于到了东安城！
一进东安城，父母和曾连长，就都怔住了。
原来，东安是个很大的城，居民很多。但是，东安在政策上，准备弃守，所以，城里的老百姓，早已在政府的安排下，完全撤走了。我们现在走进去的东安城，已没有一个居民，所有的民房都敞著大门，城里驻扎的全是国军。各师各营各连的国军都有，这根本是一个大军营！
城里哪儿有两个挑夫？哪儿有两个弟弟？
曾连长叫来几个士兵，走遍全东安城找！
找不到！根本没有人看到过两个挑夫挑著两个孩子！
父母亲伤痛欲绝，连一向镇静的曾连长，也开始不安起来。他又说，可能他们还在白牙。我们从大风坳山下到白牙走的是小路，路较近，如果挑夫走了大路，或在中途休息，那么可能比我们较晚才到白牙。也可能从白牙到东安走了一条与我们不同的路，尚在路上。于是，他一面安慰我们，一面分派两批快骑，分两路向白么赶去！
第一批快骑回报：没有踪迹。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第二批快骑身上，等待中时间变得特别缓慢，焦虑也越来越重，然后，第二批的王排长快马跑回来了，他大声叫著说：“我们找不到陈家的娃仔，却与一批日军遭遇上了，他们向我们放枪，我们也向他们放枪！我想找娃仔事小，回来报告日军的动向更重要！”据说，政府为了保持抗战的实力，不愿意作无谓的消耗战，军队都奉命退守到各地。东安既不是迎战的战场，又知道日军加速进逼，于是，顿时间，东安城乱成一团。各路军队都纷纷提前向各自目的地开拔。曾连长率领的是辎重部队，更不能不与其他部队一起撤离！
眼看别的部队都已撤离，曾连长不能再犹豫，一面大声下令自己的部队撤退，一面飞快的把我抱上马，对我父亲大叫著说：“陈先生，年纪轻轻的，还怕没儿子吗？生命要紧，快走吧！”说著便拍马疾驰。也许在他想来，只要把我带走，我父母也就会跟上来了！这些日子来，我一直跟著曾连长骑马，也因为跟著曾连长骑马，我才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失踪。曾连长马背上的位子，我都坐熟了。可是，这次，我惊惶回顾。只看到我那可怜的爸爸妈妈，呆呆的站在路边，像两根木桩，动也不动。我心中大急大疼，那位子就再也坐不稳了。我嘴里狂叫了一声：
“妈妈呀！”一面，就挣扎著跳下马去，曾连长试图拉住我，我早已连滚带跌的摔下马背，耳边只听到连长那匹骏马一声长嘶，再回头，那马载著曾连长，已如箭离弦般，绝尘而去。我没被马踩死，真是古怪！我从地上爬起来，跌跌冲冲的爬到母亲身边。
母亲用双手紧拥住我，父亲愣愣的站在旁边。我们一家三口，就这样呆呆的、失魂的，眼看著军队一队队飞驰而去。
一切好快，曾连长不见了，所有的驻军都不见了，只有滚滚尘埃，随风飞扬。偌大的东安城，在瞬间已成空城。城里只有我们三个人。四周变得像死一样寂静。风吹过，街上的纸片、树叶、灰尘……在风中翻滚。家家户户，房门大开，箱笼衣物，散落满地。
我们伫立在街边上，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里想的，只是那两个现在不知流落何方的弟弟！我的故事13/49
十三、投河
我不知道我们在东安城里站了多久。只知道，最后，我父母终于开始走动了。他们牵著我的手，一边一个，很机械化的，很下意识的，很安静的向城外走去，没有人说一句话。
我从马背上摔下时，把鞋子也滑掉了。跟著父母走出东安城，在那种慑人心魄的肃穆气氛下，我想也没想到我的鞋子。出了东安城，地上满是煤渣和碎石子，我赤足走在煤渣和碎石子上，脚底彻骨的刺痛，但我咬紧牙关，不说也不哼。父母的沉默使我全心酸楚。虽然我那么小，我已深深体会出当时那份凄凉，那份悲痛，和那份绝望！
城外有条河，叫做东安河，离城要经过东安河上的那座桥——东安桥。我们机械化的走上桥，母亲走到桥的中央，便停下步子，站在桥栏杆边，痴痴的凝视著桥下的潺潺水流！
我还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父亲已闪电般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母亲，他们虽然没说一句话，但彼此心中已有默契，父亲知道母亲要做的事。“不行！”父亲流著泪说：“不行！”
“还有什么路可走吗？”母亲凄然问：“两个儿子都丢了！全部行李衣服也丢了！凤凰连双鞋子都没有。曾连长走了，日本军人马上就要打来……我们还有路走吗？孩子失去，我的心也死了！而且，日本人追来了我们也是死路一条，与其没有尊严的死在日本人手里，不如有尊严的死在自己手里！”
父亲仰天长叹。“好吧！要死，三个人就死在一起吧！”
母亲俯下身来，对我说；“凤凰，你要不要跟爸爸妈妈一起死？”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根本还不了解“死”的真正意义，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要“死”，我焉有不死的道理。我只觉得心里酸酸涩涩，眼眶里充满了泪水，我想麒麟、想小弟，我知道他们丢了，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所以，我回答说：“好！”
说完，我哭了。
母亲也哭了。父亲也哭了。我们一面哭著，一面走下桥来，走到岸边的草丛里，我亲眼看到父母相对凝视，再凄然地拥吻在一起，然后从岸边的斜坡上向河中滚去，滚进了河水。
河水并不很深，我看到父亲把母亲的头按在水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母亲不再动弹，父亲也不再动弹，河水不能使他们沉没，但已使他们窒息。
我开始著急，我不知道父母是否已死，我既然答应说也愿意死，当然也得一死，我不知道怎样"奇"书"網-Q'i's'u'u'.'C'o'm"才会死。既然父母说要死便滚进河水，谅必要死就得下水。
因此，我一步一步的向河水中走去，慢慢的挨向父母。水流很急，我的身子摇摇晃晃只是要跌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要维持身子的平衡。河水逐渐浸没了我的小腿，浸没了我的膝盖，当河水没过我的腰时，我再也无法站稳，就坐了下去。这一坐下去，河水就一直淹到我的颈项了。这样一来，恐惧、惊吓、和悲痛全对我卷来，我本能的就放声大哭，边哭边喊：“妈妈呀！爸爸呀！妈妈呀！爸爸呀！……”
我泪眼迷糊的看到，母亲的身子居然动了，接著，我感到母亲的手，在水底摸到了我的脚。
原来，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被水淹得昏昏沉沉，这时，被我一阵呼天抢地的哭喊，竟然喊醒了。她母性的本能还想保护我，伸手在水底摸索，正好握住我的脚。顿时间，她醒了，真的醒了。
我看到母亲挣扎著从水里坐起来，又去拉扯父亲，父亲也没死，从水中湿淋的坐起来，怔怔的看著母亲。母亲流泪说：“不能死！我们死了，凤凰怎么办？”
一句话说得我更大哭不止。于是，三人拥抱著，哭成一团。突然间，父亲和母亲决定不死了。
我们三个，又从水里爬上岸。
那天，有很好的太阳，我们三个人，从头发到衣服都滴著水，除了身上的湿衣服以外，三人都两手空空，别无长物。离开家乡以来，这是第一次如此“一贫如洗”。我们还真是入水“洗”过了。顶著满头的阳光，我们大踏步的往前走去。因为我没鞋子，父亲心痛，常常把我背在背上，我对亲情的感受从没那时来得深厚。尤其，失去了两个心爱的弟弟！
父母都走得很安静，很沉默，也很轻松，因为他们真的一点“负担”也没有了。他们似乎连顾忌和害怕也没有了。对一切都不在乎了。（事实上，以后许多年，父母都常谈起这次“死后重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海阔天空”的一刹那，对生与死，得与失，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就这样又“活”过来了。我的故事14/49
十四、老县长
一家五口，现在只剩下三个人。我喉咙中始终哽著，不敢哭，只怕一哭，父母又会去“死”。
以往，我们的旅程中虽然充满了惊险，也曾在千钧一发的当儿，逃过了劫难。但是，总是全家团圆在一块儿，有那种“生死与共”的心情。现在，失去了弟弟，什么都不一样了。麒麟爱闹，小弟淘气，一旦没有他们两个的声音，我们的旅程，一下子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让人只想哭。
我们忍著泪，缓缓而行，奇怪的是，一路上居然一个人也没有碰到。连那队被王排长所遭遇的日军，也始终没有追来。东安城外，风景绝美，草木宜人，花香鸟语，竟是一片宁静的乡野气氛。谁能知道这份宁静的背后，隐藏著多少的腥风血雨！发生过多少的妻离子散！我们走著，在我那强烈的、对弟弟的想念中，更深切的体会到对日军的恐怖和痛恨！
平常我也常和弟弟们吵嘴打架，争取“男女平等”……湖南人是非常重男轻女的。而现在，我想到的，全是弟弟们好的地方。我暗中发过不止一千一万次誓，如果我今生再能和弟弟们相聚，我将永远让他们，爱他们，宠他们……可是，战乱中兵荒马乱，一经离散，从何再谈团聚？他们早已不知是生是死，流离何处？那一整天，我们就走著，走著。母亲会突然停下脚步，啜泣著低唤弟弟们的名字。于是，我和父亲也会停下来，一家三口，紧拥著哭在一起。一会儿，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在我的记忆中，从没有一天是那么荒凉，那么渺无人影的。郊外，连个竹篱茅舍都没有，国军都已撤离，日军一直没有出现……彷佛整个世界上，只剩下了我们这三个人。
我们似乎走过一座小木桥，似乎翻过了一座小荒山，黄昏的时候，我们终于听到了鸡声和犬吠，证明我们已来到了人的世界！加快了脚步，我们发现来到了一个相当大的村庄。
那村庄房屋重叠，像一个小小的市镇（可惜我已忘记那村庄的名字），在村庄惟一入口的道路上，却站著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像站岗般守在那儿。我们跋涉了一天，在剧烈的哀痛中，和长途步行的劳累下，早已筋疲力尽而饥肠雷鸣。再加上一路上没见到一个人，现在，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同胞，心里就已热血翻腾，恨不得拥抱每一个中国人。我们感慨交加的往村庄中走去，谁知道，才举步进去，那站岗的年轻人就忽然拿了一把步枪，在我们面前一横，大声说：“什么人，站住，检查！”我们愕然止步，父亲惊导和悲伤之余，忍不住仰天长叹，一迭连声的说：“好！好！好！我们一路上听日军说这两句话，想不到，现在还要受中国人的检查！只为了不甘心做沦陷区的老百姓，才落到父子分离，孑然一身！检查！我们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以被检查！”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又悲愤，又激动。话才说完，就有一个白发萧萧、面目慈祥的老人从那些年轻人后面走了出来，他对父亲深深一揖，说：“对不起，我们把村子里的壮丁集合起来，是预备和日军拚命到底的。检查过路人，是预防有汉奸化了装来探听消息。我听您的几句话，知道您一定不是普通难民。我是这儿的县长，如果你不嫌弃，请到寒舍便饭，我们有多余的房间，可以招待您一家过夜！”老县长的态度礼貌而诚恳，措辞又文雅，立刻获得父母的信任和好感。于是，那晚，我们就到了老县长家里，老县长杀鸡杀鸭，招待了我们一餐丰盛之至的晚餐。席间，老县长询问我们的来历和逃难经过，父亲把我们一路上的遭遇，含泪尽述。老县长听得十分动容，陪著父亲掉了不少眼泪。最后，老县长忽然正色对父亲说：
“陈先生，您想去后方，固然是很好，可是，您有没有为留在沦陷区的老百姓想过？”
父亲不解。老县长十分激昂的说：
“您看，陈先生。中日之战已经进行了七年，还要打多久，我们谁都不知道。日军已向东安进逼，打到我们村里来，也是弹指之间的事，早晚，我们这里也要像湖南其他城镇一样沦陷。我已经周密的计划过了……”他完全把父亲引为知己，坦白的说：“我把附近几个村庄联合起来，少壮的组织游击队，发誓和日军打到底。老弱妇孺，必须疏散到深山里去，我们在山里已经布置好了，只要日军一来，就全村退进深山，以免被日军蹂躏。那深山非常隐蔽，又有游击队保护，绝不至于沦入敌手。可是，陈先生，我一直忧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孩子需要受教育，如果这长期抗战再打十年八年，谁来教育我们的孩子？谁来教他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谁来灌输他们的民族意识？陈先生，您是一个教育家，您难道没有想过这问题吗？”父亲愕然的望著老县长，感动而折服。于是，老县长拍著父亲的肩膀，热烈的说：“陈先生，留下来，我们需要您！您想想，走到四川是一条漫长的路，您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未来仍然吉凶难卜！与其去冒险，不如留下来，为我们教育下一代，不要让他们做亡国奴！”老县长的话显然很有道理，因为父亲是越来越动容了。但是，父亲有父亲的固执：“为了逃出沦陷区，我已经付出了太高的代价，在这么高的代价之下，依然半途而废，未免太不值得了！不行！我还是要走！”“留下来！”老县长激烈的说：“留下来比走更有意义！”
“不行，我觉得走比留下来有意义！”
那晚，我很早就睡了，因为我已经好累好累。可是，迷迷糊糊的，我听到父亲和老县长一直在争执，在辩论，在热烈的谈话，他们似乎辩论了一整夜。可是，早上，当老县长默然的送我们出城，愀然不乐的望著我们的时候，我知道父亲仍然固执著自己的目标。父亲和老县长依依握别，老县长送了我们一些盘缠，他的妻子还送了我一双鞋子，是她小脚穿的鞋子。我只走了几步路，就放弃了那双鞋。我至今记得老县长那飘飘白发，和他那激昂慷慨耿直的个性。长大之后我还常想，一个小农村里能有这样爱国和睿智的老人，这才是中国这民族伟大和不朽的地方！
我记下老县长这一段，只因为他对我们以后的命运又有了极大的影响。我们怎知道，冥冥中，这老县长也操纵了我们的未来呢？和老县长分手后，我们又继续我们的行程，在那郊外的小路上，行行重行行，翻山涉水，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另一个乡镇。这个乡镇并不比前一个小，也是个人烟稠密的村庄，我们才到村庄外面，就看到一个三十余岁的青年男人，正若有所待的站在那儿。看到了我们，他迎上前来，很礼貌的对父亲说：“请问您是不是陈先生？”
父亲惊奇得跳了起来，在这广西边境的陌生小镇上，怎会有人认得我们而等在这儿？那年轻人愉快的笑了，诚恳的说：“我的父亲就是您昨夜投宿的那个村庄的老县长，我父亲连夜派人送信给我，要我在村庄外面迎接您。并且，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请您留下来！”
原来那老县长的儿子，在这个镇上开杂货店，老县长虽然放我们离去，却派人送信给儿子，再为挽留我们而努力。父亲和母亲都那么感动，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们去了这年轻人的家里。在那家庭中，我们像贵宾一样的被款待，那年轻人有个和我年龄相若的女儿，他找出全套的衣服鞋子，给我重新换过。年轻人不住口的对父亲说：
“爸爸说，失去您，是我们全乡镇的不幸！”
父亲望著母亲，好半天，他不说话。然后，他重重的拍了一下桌子，下决心的说：“好了！你们说服了我！我们留下来了！不走了！”于是，我们在那不知名的乡镇里住了下来。
这一住，使我们一家的历史又改写了。假若我们一直住下去，不知会怎样发展？假如我们根本不停留，又不知会怎样发展？而我们住下了，不多不少，我们住了三天！为什么只住了三天？我也不了解。只知道，三天后，父亲忽然心血来潮，强烈的想继续我们的行程，他又不愿留下来了，不愿“半途而废”。虽然，老县长的儿子竭力挽留，我们却在第四天的清晨，又离开了那小镇，再度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这三天的逗留，是命运的安排吗？谁知道呢？我的故事15/49
十五、难民火车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抗战时期的“难民火车”？我不知道坐过那火车的人能不能忘记那种经验？
我们离开那小乡镇后，翻过了一座荒山，就第一次看到了去桂林的难民火车！初听汽笛的狂鸣，初次看到那么多的人，车厢里，车厢顶上，车厢下面……人叠著人，人挤著人……我们兴奋得大叫。有火车，我们不必再走路了！有火车，我们就安全了！有火车，可以把我们带往四川！于是，我们爬上了车顶，挤进了人潮里。
在我记忆中，那难民火车有“上……中……下”三等位子。“上”位是高踞车厢顶上，坐在那儿，无论刮风、下雨、大太阳，你都浴在“新鲜”的“空气”中。白天被太阳晒得发昏，夜晚被露水和夜风冻得冰冷。至于下雨的日子，就更不用去叙述了。“中”位是车厢里面，想像中，这儿有车厢的保护，没有风吹日晒雨淋的苦恼，一定比较舒服。可是，车厢里的人是道道地地的挤沙丁鱼，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混杂在一个车厢中，站在那儿也可以睡著，反正四面的人墙支持著你倒不下去。于是，孩子们的大小便常就地解决，车厢里的汗味，尿味，各种腐败食物的臭味都可以使人生病。何况，那车厢里还有一部分呻吟不止的伤兵和病患。“下”位是最不可思议的，如今回忆起来，我仍然心有余悸。在车厢底下，车轮与车轮的上面，有两条长长的铁条，难民们在铁条上架上了木板，平躺在木板上面，鼻子顶著的就是车厢的底，身侧轰隆轰隆旋转的就是车轮。稍一不慎，滚到铁轨上去，就会被辗为肉泥。这，就是难民火车。我和父母还算幸运，我们在“上”位上找到了一块位置。我想，三种位子里还是上位最好。但是，当时选择车顶的人比选择车厢的人仍然少得多。因为车顶上极不安全，一根凸出的树枝可以把你扫下车子，电线可以挂住你，打个瞌睡，也可能滑下车子。所以，每个动作都要小心翼翼，坐好了就不能移动。我们有了“上位”，本以为是一段“徒步跋涉”的终止，谁知道，搭上了车，我们才发现高兴得太早。姑不论坐在那种车顶上有多少限制和恐惧，那车子是烧煤的，阵阵煤烟，随风而至，车子开了没多久，我们也都成了黑人，而且被煤烟呛得咳个不停。再加上，时时刻刻，可以听到一阵惨呼或哭叫，使我们明白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内”的“意外”。在一个大的战乱里，生命是那么渺小而不值钱。
过了没多久，我们又有个新发现，这难民火车并不是挨站停车，而是“随时”停车，高兴走的时候走，高兴停的时候停，停多久也不一定。因为燃料的不继，常常一停就停上好几小时，又因为火力的不足，常常会把整节车厢抛下来不顾了。我们就这样坐在车顶上，走一阵，停一阵，再走一阵，再停一阵……白天，黑夜，黎明，黄昏……一日又一日。
我们坐在那儿想弟弟，想未来，想那早就该到达而始终未曾到达的桂林城。母亲常常啜泣，我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母亲，父亲再用手紧紧的环抱住我们。父母和我都知道，我们再也不能分散。因而，在那几日搭难民火车的时间里，我们要下车就三个人一起下，要上车也三个人一起上，生怕车子忽然开走，又把我们给分散了。
这难民火车越走越慢，越停越久，我们相信，如果是步行的话，我们早已到了桂林。这火车的速度比步行还慢，可是，母亲的脚创未愈，我的脚上更是伤痕累累，坐车总比走路好，所以我们也就一直搭著那辆火车。
这样，我们居然又遭遇了一件奇迹！
这天早晨，车子又停了。和往常一样，停下来似乎就没有再走的意思。停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坚持下车走一走，因为我又两腿发麻了。父母带著我下了车，怕那火车说走就走，我们沿著车厢，在铁轨边走来走去，活动著筋骨。就在此时，忽然有个声音在大叫著：“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循声看去，在一个车厢顶上，有位军人正对著父亲又挥手又挥帽子，大呼大叫。我们跑过去，那是个负著轻伤的伤兵！看来似曾相识，那军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急促的嚷著：“陈先生！我是曾连长的部下！你快去找我们的连长，你家的两个娃仔，被我们连长找到了！”
不相信我们的耳朵，不相信我们的听觉。父母一时之间，竟呆若木鸡。然后，是一阵发疯般的狂喜及雀跃，父母忘形的大跳大叫，夹杂著父亲紧张、兴奋、语无伦次的询问声：
“真的，你亲眼看到吗？他们好吗？但是……但是……你的连长在什么地方？”“连长在桂林！他今天才去的桂林！你们去桂林找他！孩子们找到了！找到了！他们好好的！我亲眼看到的！”那军人和我们一样兴奋。“快去桂林！快去！”
桂林！啊！桂林！父母相对注视了一秒钟，看了看那毫无动静的难民火车。同时间，他们做了一个决定，举起手来，他们对那军人感激涕零的嚷著：
“谢谢！谢谢！谢谢！”
然后，父母一边一个，拉著我的手，我们放开脚步，就沿著铁路，向桂林城的方向狂奔而去。我的故事16/49
十六、弟弟找到了
桂林！桂林！桂林！我想，父母和我，都从未这样发疯股的狂奔过，我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得无法呼吸时才停止，休息一两分钟，又再度狂跑，这样，我们一直跑了好几小时。那难民火车，始终没有开上来。从早上跑到中午，我们终于到了桂林城！
抵达了桂林城，天知道我们有多焦急，多兴奋，多迫切！一进城门，我们就呆住了！
仿佛又回到了当日的东安城，满桂林都是各路驻军，街边上，民房中，全是军人，老百姓几乎找不到，只见到满城满街的驻军。桂林比东安大，这么大一个城中，在成千成万的驻军里，哪儿去找曾连长？父亲顾不得避嫌疑，看到任何军官就问：“请问您知道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曾彪驻扎在什么地方吗？”“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人知道！父亲越问越急，这消息显然有些靠不住，曾连长确实在桂林城吗？父亲焦灼得满街乱闯：“你知道曾连长吗？”“你认识二十七团辎重连连长吗？”
一个军官拦住了父亲。
“老百姓为什么要打听军队？”他狐疑的问。“你的身分是什么？”父亲惶急的解释著，就在这时，一声熟悉的大吼忽然传了过来：“陈先生！陈先生！陈先生！”
我们一抬头，迎面大踏步冲来的，正是曾连长！父亲忘形的狂叫了一声：“曾连长！”冲过去，他们紧拥在一起，父亲顿时泪如雨下。曾连长急急的说：“好了！好了！这下好了！我正准备今天下午，把你的两个儿子送到乡下我的老家里去，交给我的老婆抚养，如果你们晚来一天，你们就见不到这两个孩子了！”
“他们好吗？”母亲哭泣著问：“你怎么会找到他们的？他们没受伤吗？”“两个小家伙又壮又结实！”曾连长笑著。“怎么找到的？说来话长！我们一直以为两个挑夫落在后面，谁知道他们早已出了东安城，走到前面去了。那两个挑夫准是发现落了单，就不安好心，商量著开了小差了。把两个孩子遗弃在一条小路上！事有凑巧，我出了东安城，就选了这条小路，王排长听到有孩子哭，找了过去，两个孩子正爬在一口荒井上哭呢！说爸爸妈妈不要他们了！”
母亲想笑，却一直哭，父亲也泪盈满眶。曾连长带著我们往他驻扎的院落里走去，一面说：
“我曾经派人奔回东安城去找你们，却没有找到，我想，战争总有一天会结束，结束后，我要在四川、湖南，各大报登启事找你们，把孩子还给你们，如果找不到，这两个孩子，就是我自己的儿子了！”没有言语可以说出我们对曾连长的感激。我那时虽如此稚龄，却也能体会到父母那刻骨铭心的感谢和激动。
这样，在一间小小的平房里，我们又见到了我那失踪多日的两个弟弟！至今记得当时的情景：
小弟弟一看到母亲，就“哇”的一声放声大哭，扑奔过来，用手紧紧箍住母亲的脖子，把脸埋进母亲的怀里。麒麟手中有一把玩具小手枪，大约是王排长找来给他的。看到了我们，他瘪了瘪嘴，红著眼睛，举著枪，对我们瞄准，说：
“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著，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著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我的故事17/49
十七、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著他骑马翻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著车窗，含泪望著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著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著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著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力，又能有多强？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疟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著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著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著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著我，含著满眼眶的泪水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著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著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著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著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就是搭乘一条小木船，沿著山间的一条激流融河，往贵州的榕江前进。在这小船中，我们又度过了惊险刺激的二十天。我的故事18/49
十九、融河二十日
我们坐的小船，正像国画中老渔翁垂钓江边的那种小船，细细长长的，中间有一个半圆的篷，是用竹片编成的，篷的两头是船头和船尾，篷下便是“船舱”。在图画中，这种船是很诗情画意的，但你必须乘坐这种小船，挨过二十天的激流逆行，就简直苦不堪言了。
广西大学一共租下了二十多条这种小船，编成了一个船队。每两户人家共坐一条船。我们当然也与另外一家人共同分配一条船。“船舱”的中间挂起了一条布幔，作为藩篱。这一半的“船舱”有多大呢？在我的记忆中，比一张方桌大不了多少。白天，我们一家大小五口，围坐在一起，中间用一床棉被盖住腿，说说笑笑，倒也容易挨过。到了晚上，面积怎么也不够五个人平卧下来，必须有两个人轮流睡到船头的“甲板”上去——至少有两个人的头或脚，必须暴露在“船篷”以外——天晴，倒也罢了，到了下雨刮风的天气，可真惨不忍睹。风浪太急的时候，江水也会沾得衣襟尽湿，露水也会浸得你彻骨冰冷。记忆中，我常常轮到睡在“甲板”上！（也许父母认为我比弟弟们年长一点，比他们更能忍受一点风寒。）记忆中，我常常被冰凉的雨水、河水、露水冷醒！记忆中，我还是倦极而入眠。那么长时期的“煎熬”，居然没有生病，也可说是奇迹了！
船舱的面积，已不够我们容身，炊事只能发展到船头上去。伙食当然是愈简单愈好，早餐稀饭，用点红糖拌一下就打发过去了，午晚餐，用白饭拌点猪油和盐，就可以充饥了。我们经常就这样没有佐菜下饭的。可能隔一天才有一道“美味”打牙祭——几颗辣椒炒豌豆。那一小瓶辣椒豌豆，实在太珍贵了，全家食用时，定量分配，每人只能分几颗，我记得享受那几颗辣椒豌豆，比山珍海味还可口，必须在口中嚼上老半天，才舍得吞下肚去！
有一天，船队停泊下来的时候，有些船民，煮了新鲜的玉米来兜售。我们实在抵制不了这么大的诱惑，孩子们吵翻了天，要求父母买玉米。事实上，我们穷得不应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但是父母还是狠下心买了一根玉米，像分珍珠一样的大家分食。如果辣豌豆是山珍海味的话，那一根玉米，不啻是龙肝凤肉了！我们这条船，是由父子二人来操纵的，父亲才三十来岁，儿子只有十岁左右，还是一个孩子，所以实际上，只能算一个半人。这样满满的一船人，这样漫长的路程，由这样一个半人来操纵，前途如何真不可想像。
开船以后，比我们想像更坏。
融河，也称融江，两岸都是千仞峭壁，江水湍急，处处有暗礁，时时有漩涡，真是危机四伏。这种船当然不用动力，也没有风帆，全靠父子二人合力用竹篙，用木桨，与江水奋斗，所以船速缓慢，并且只能在白天行舟，入晚就停泊在岸边。为了怕江水把船冲散，停泊时二十多条船都用绳子串连在一起。如果停泊的地方无法上岸，大家只能枯守一夜，如果停在一个大站，有码头可以上岸，这可是一大乐事，就可以去补充一点必须补充的用品，也可以上岸伸展一下手脚。当然，孩子们只许在岸边玩玩，不许走远。我记得我最喜欢在岸边捡各种颜色的鹅卵石。有一天，我捡到一些白得晶莹可爱的石块，人家告诉我是打火石，可把我乐极了。我常常蹲在船头用打火石碰击著玩，看点点火星飞耀，觉得美极了，快乐极了，也帮助我度过不少这些难挨的日子。
有一天，我又蹲在船头玩打火石，船一个颠簸，便把我颠到江水中去了，江水湍急，眼看就要小命归天，幸好船夫眼快手快，他的泳术是何等高明，一下子就把我救起来了。虽然命是捡回来了，但我失去了这些宝贵的打火石，难过极了。当时，我觉得这些打火石比生命更可贵！我的童年没有什么玩具，可是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的小锦旗，和我的打火石！后来，我又掉进水中好几次，几乎每个人都有掉进水的经验，因为我们每个人必须在船舷解决一些“大事”、“小事”，掉进江水的机会是很多的。好在船夫十分机警，每一次都被他救起来，后来，大家就“有恃无恐”了！
但不幸的事件，终于又发生了，我们生命的保障——那位年轻力壮的船夫突然病倒了，是潜伏的疟疾症发作。英雄只怕病来磨，何况一打起“摆子”，任凭你钢筋铁骨，也禁不起折磨。虽然，他咬了牙“主持大局”，不过划船、撑篙的重任，也就落在他儿子身上，也就是说，我们两家人的性命，操纵在一个孩子手中了！船速愈来愈慢，终于脱离了船队，无助地在激流中漂流。
船夫和他的儿子——加上船上其他成人们手忙脚乱的帮忙，勉强把船靠到了岸边，船夫上岸买药。那时候，这条船的主宰就完完全全落在这个十来岁大的孩子身上。
水流太急，绷断了绳缆，船便向下流漂去。孩子用尽了浑身解数，设法把船稳住，他虽然“身怀绝技”，毕竟力气不够，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用双手抓住岸边的杂草，全船的人也都纷纷抓住可抓的东西——一块大石，或一根树根。总算在筋疲力尽的时候，救星出现了，船夫买了药回来了，靠著他的经验和技巧，把船稳住。
第二天，我们终于又赶上了船队，大家都不相信我们会归队。已经有两条船离失，而从此失去了踪影。
经过了这次“大难”以后，我们更能忍受生活方面的痛苦。对这条小船，也增进了不少信心，不再羡慕那些坐“大船”的人们了。对了，这些小船是我们这种贫穷的难民坐的，富有的人家，可以包大船，船舱宽大舒敞。船是几十个吭诎*上拉纤，再由两排船夫在船上撑篙，配合著前进。
我记得那些纤夫弓著身子，拚命地向前一步步迈进，绳子都好像快要嵌进肉里去了。他们那些深沉的呼叫声，单调的，重复的，凄怆的，有韵律的哎唷、哎唷的呼叫。这不是歌，这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呐喊。拉纤的在岸上每喊一声，船上的船夫们就应一声。我中学时学会了一支歌“拉纤行”：
前进复前进，大家纤在手。顾视掌舵人，坚强意不苟。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无涯终可至，
南北或西东。曲子是洪亮动听的，歌词是快快乐乐的，中间所谓的：“骇浪惊涛中，前进且从容。”与我小时候目睹的景象完全不同，那前进绝不“从容”，而是“沉重”。我觉得我们宁可多吃一点苦坐上这条小船，而不愿坐那些把舒适建筑在别人痛苦上的大船。终于，我们愈来愈耐得住苦楚了。
终于，我们到达目的地——榕江。
但是，榕江并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地，我们真正的目的地是重庆。从榕江到重庆，还有好长好长的一段旅程。
到了榕江，广西大学本身发生了财务困难，既无法发放薪水，也无法继续整队向内地疏散，于是大家纷纷各奔前程，无形中解散了。父亲又失业了，而我们的生活，仍然要继续下去，行程，也要继续下去。我的故事19/49
二十、糍粑与红薯
贵州当地人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糍粑，用糯米磨粉做糕，油煎而成。另一种比糍粑更廉价，而足可果腹的食物是红薯，那时候天气太冷，两手拿著蒸得软软热热的红薯，边走边吃也真是乱世中的一大享受呢！我父母一商议，卖这两种“价廉物美”的食物，可能是最好的生计；再一商议，决定双管齐下——我父亲去卖红薯，我母亲去卖糍粑。全家分成两组，我是归入父亲的一组。因此，母亲卖糍粑的经过，我没法亲眼目睹，父亲卖红薯的故事，却使我记忆犹新。当时的榕江，挤满了难民，大家又都各谋生计，父亲卖红薯，有更多的人也在卖红薯，大家卖红薯，又叫又吼的，生意兴隆。我这位爸爸大人啊，平常在讲台上是滔滔不绝的，在市场上，却真呆若木鸡，完全不知道如何去招揽顾客。他悠闲得很，潇洒得很，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静待顾客上门。顾客偏偏不上门，一个问津的人都没有，他既不急又不恼，只是静静的等下去。终于上天不负苦心人，等到别的红薯摊把红薯卖得差不多后，总算有一条鱼儿自动上钩来了。——我们好高兴地招呼这位“贵人”——他要买半斤红薯。
我这位“好好先生”似的父亲兴高采烈地到锅里去捞红薯，锅中的红薯一直用火炖著，所以烫得很。他可不知道如何把如此滚烫的红薯捞出来，好不容易一面捞而一面掉地捞出了一些红薯，包了起来用秤来秤，糟了，他不会认秤，不知道怎样才算半斤。秤来秤去秤了半天，也不知道是多重，他满头大汗地对我说：“凤凰，怎样才算半斤？”天啊，我那时候才六岁，怎会认秤，后来还是旁边的摊贩实在看得忍不住，帮他秤好了半斤红薯。当他把红薯从秤上拿下来的时候，却把那些红薯全部掉到地上去了。
那位顾客已经忍无可忍，我父亲心一横，干脆把秤往地上一，把锅盖一开，对那位顾客说：“你自己拿吧，你爱拿多少就拿多少！”这是唯一的一笔交易。我妈妈卖糍粑的经过如何，不得而知，却只记得以后几天，我们的一天三餐不是红薯，便是糍粑。二十一、瞿伯伯
然后，我们认识了瞿伯伯。
在我们这一路的流亡生涯中，真认识了不少奇异的人物，像曾连长，像老县长，像萧先生……现在，我们又认识了瞿伯伯。瞿伯伯是个“人物”！
瞿伯伯原是广西大学的一位职员，大约四十岁左右，带著太太和三个女儿，一家也是五口。他们跟著广西大学撤退到榕江，广西大学解散了。有的教职员留在榕江，有的就近去投奔亲友，而我父亲呢，却坚持要携家带眷，走到四川去！虽然我们现在已到贵州，离四川还有段距离呢！带著稚龄儿女，要翻山越岭，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父亲执意要走，无独有偶，瞿伯伯也执意要走！
瞿伯伯说，我们两家合起来一起走，彼此都有个照应，就不那么孤单了。瞿伯伯说，两家孩子，还可以交朋友，说说笑笑，就走到四川了。瞿伯伯还说，他有很多谋生技能，不怕没饭吃！瞿伯伯最后又透露：他有一项秘密本领，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还能治百病……原来他笃信我佛如来，会念“大悲咒”，还会念“金刚经”！
于是，我们一家就和瞿伯伯一家，联合在一起，继续了以后这段行程。这段路线是怎么走的，我已经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沿途妙事一件接一件的发生。有瞿伯伯在，几乎没有任何时候是“乏味”的。这一路上，难民极多，大家都是把行李扎好后，连锅盘餐具用扁担挑在肩上走，这样，才能随时随地停下来烧锅煮饭。我父亲本来不可能去挑担的。但是，人家瞿伯伯都挑了，我父亲就不得不挑了。何况，瞿伯伯在旁边一个劲儿的鼓励：
“挑担有什么难？只要是男人都会挑！用一点体力而已！你尽管挑，我帮你念金刚经，有我念金刚经，你一定挑得平平稳稳！”于是，我父亲就挑起担来了。挑担这玩意，说来容易，事实上可不简单，打包要技术，重心要平衡，我们真担心父亲一介书生，是不是能吃得了苦！但是，他真的把担子挑起来了，也真的走了不少路，只是人家走五步，他走十步，人家走直线，他走曲线。走得我们全家提心吊胆，走得瞿伯伯嘴中喃喃念经念个没停。好不容易走到黄昏，到了一家废弃的大院子。许多难民都到这院子里去过夜。院子的围墙有个大缺口，可以从缺口处抄近路直接进院子，否则就要绕好长一段路从大门进去。那缺口堆满砖头瓦片，高低不平。我们前面有个挑担的难民，为了走缺口而摔了一大交，把瓶瓶罐罐都摔碎了。所以，母亲叮嘱说：“你不要逞能走缺口，我们还是走大门吧！你瞧，人家都摔了！”“人家摔！我不会摔！”我父亲居然“神勇”起来了。“你看我一路不是挑得好好的吗？”
“是啊！”瞿伯伯在一边接口：“你尽管走缺口，有我呢，我帮你念经！”于是，我父亲就大踏步的跨上缺口，瞿伯伯大声的念经，说时迟那时快，扁担的两头摇晃得像个疯狂的钟摆，只听到一声啷啷啷的巨响，父亲已倒在破砖残瓦中。我们真吓坏了，都扑过去扶父亲，他哎唷唷的爬了起来，居然没有摔伤，只是我们惟一的那个饭锅，已破成两半，碗啊筷啊的碎了满地。瞿伯伯在旁边惊魂甫定的拍著胸口：
“你瞧！幸好我帮你念金刚经，全身都没伤著，否则，不摔断一条腿才怪！”那晚，我最后的记忆，是母亲用半片锅炒菜给我们吃，我们用半片碗盛饭吃。我的故事20/49
二十二、捡柴
碗盘都摔碎之后，对父亲而言，倒是减轻了一项大负担，他不需要再挑担了。我们把行李化整为零，每人——包括我，背上背一个小包袱，其余的剩下东西，扎一个大包裹，挂在父亲的脖子上。（父亲的背上，常常要背我小弟弟，所以只好挂在脖子上。）
这样的行程，既慢又苦，对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常常要我们孩子们去捡柴。这真是一件十分艰难而又痛苦的事——至少对我这样一个六岁大的女孩而言。不是找不到合适的，往往找到了又抢不过别的大孩子，即使捡到了也常被男孩子们抢了去。我在捡柴的任务中，屡屡败北。
但是我知道，我非捡到柴不可，否则就煮不了饭！没有饭，大家就得挨饿，所以我常常拚命地去完成任务！
记得有一天，经过了一个锯木厂，父母叫我去捡废材和木屑，但是也有很多别的孩子也在抢那些废材。我实在捡不到柴，正在著急，却发现一堆劈得好好的木柴，不管三七廿一就拿。但拿不了多少，就被人逮住了。那人很生气、很凶，问我为什么要偷他的木柴，我吓坏了，却不肯把柴还给他，那人看我可怜，动了恻隐之心，他说：
“只要你唱一个歌，跳一个舞给我看，就把这些柴送给你。”我全身都没有音乐细胞，也没有跳舞的细胞，但是我还是一面跳舞，一面唱歌：“弟弟疲倦了，眼睛小，
眼睛小，要睡觉……”
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会唱的歌，我一面唱，一面忍住泪。
我在前面的故事里曾经提到过一面小锦旗，当初为了要那可爱的小锦旗，我记得也曾在我父亲的同事们面前唱歌、唱的也是这首歌。不过那时候，唱得很高兴，唱完了大家鼓掌，我真快乐。唱完后，得到那面锦旗，更是乐不可支。
尽管唱的是同一首歌，我这次的感受可真难过极了。唱的时候，又想起了那面失去的小锦旗，和失去的欢笑，唱著唱著，终于唱哭了。哭得那个人也不忍心再逗我，才放了我！
这小小的故事，在我的童年中，印象极为深刻。我曾经写了一篇短篇小说，题名叫《舞》，就是写这段遭遇和心情。二十三、一个猪头大家啃
捡柴是孩子们的事，找食物可是大人们的工作，事实上，兵荒马乱的时候，这可真是难如登天的工作，我父亲和瞿伯伯总是分头去找，找到什么吃什么。
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十分荒凉的小村，大部分人家已弃屋他去，留下两、三户人家，也是门窗紧闭，给我的印象仿佛到了一个鬼村。
父亲和瞿伯伯把两家妻小安置在一个破烂的土地庙里，就分头去找吃的。那时候，天昏地暗，他们又没有什么手电筒，点了“火炬”，眼看著他们的火炬愈离愈远，真是担心极了，恐怖极了。不知等了多久，好像等了一辈子似的，总算瞿伯伯回来了，火炬已熄，大家听到叹息声，心中都知道他已徒劳往返。
大家既担心我父亲，却又把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瞿伯伯又开始一个劲儿的念经，什么大悲咒、金刚经，一遍又一遍，没完没停，如果那些经声真能充饥的话，足以撑死我们这一群人！在瞿伯伯的经声中，在焦急的期待中，我父亲翩然出现了，看他那副兴奋昂扬的样子，就知道他大有收获。
父亲抱回了一个大大大大的猪头！
记得我从小就会念一首儿歌：
巴巴掌，油馅饼，你卖胭脂，我卖粉，卖到卢州蚀了本，买个猪头大家啃，啃不动，丢在河里兵兵硬！
那个猪头可真不容易啃，（等不及煮得很烂啊！）但大伙儿怎舍得把它丢在河里，大家还是啃得津津有味，在我的印象里，至少那锅汤是鲜美极了！我一生中很少尝到这样鲜美的汤！大家始终不知道父亲怎样弄来那个猪头，至少他的功劳大极了！但是瞿伯伯认为是他念经念来的！
瞿伯伯真是一个大大的好人，既幽默又风趣，但信佛可一点儿也不含糊，他相信虔诚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例如：他有一个十岁大的女儿，患了牙痛，腮帮子肿得红红的，痛苦不堪，瞿伯伯发现了，把女儿叫过来，很有信心，也很有权威地说：“牙痛？！没关系，我替你念经！”
他在她腮帮子上画了符就大声念起来，念了半天，问他的女儿说：“不痛了吧？”问得很有信心，很有权威。
我眼见他女儿痛得龇牙咧嘴，腮帮子肿得愈高了，她还是含著泪，喃喃地说：“好点了，好点了！”
瞿伯伯这下子可乐了，笑著说：“我说嘛，只要存心念经，什么都可以解决！”我的故事21/49
二十四、强盗与县长
我们在贵州的流浪生涯中，一直有瞿伯伯作伴，使我们此行中，多了许多乐趣。在这段行程里，偶尔我们也会搭上一辆木炭汽车，我前面所记载，我曾摔下车子把鼻子上摔了一个大伤口，就在贵州境内。“现在回想，我居然没有摔死，可能和瞿伯伯念经有关。”但，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步行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小镇，宿在一个民家，饭后大家聊天，那民家的人问我们第二天要去那儿，父亲说计划翻过一个山到另一个叫“剑河”的小县城去。
那家人说：“山上有土匪，翻山很危险呢！”
父亲问：“我们都是难民，逃难逃得那么惨，身无分文，还有什么可抢的！”那家人说：“其实有些难民把金子、首饰缝在破棉袄里，不一定都是一贫如洗的！”
瞿伯伯除了念经外，最爱说笑话，他说：“对，对，对！别看我们这些打满补丁的破棉袄，里面可真缝了不少宝贝呢！”“那么说，你们明天可要小心，别翻那座山了！”
“强盗有什么可怕的！”瞿伯伯说，“我念经就把他们念跑了！”第二天，我们还是决定翻那座山，反正我们什么也没有，有什么可怕呢！更何况瞿伯伯会念经！
那座山真的十分荒凉，十分可怕，一上山就觉得不对劲，在草长及膝的小径中行走，真不是滋味。使我想起遍是荆棘的“大风坳”。瞿伯伯一路上很认真的念经，又是大悲咒，又是金刚经，愈念愈大声。突然，听到一声吃喝，草丛中跳出了五、六个彪形大汉，不用说，瞿伯伯念经没有把强盗念掉，他们在等著我们呢！（事后我们猜想，头一晚我们大概就投宿在强盗窝里。）
他们非但把各人的包囊抢去，连每人身上打满补钉的破棉袄也被逼脱下来抢了去。
等他们呼啸而去，每人穿著单薄的衣服，在山风中发抖。
瞿伯伯说，假使不是念经，强盗不会让我们留下单衣穿，也许还会把我们统统杀了！
所以，他又念起经来了，不过，在念经声中，夹杂不少愤怒的“不平之鸣”，他倒不是骂那些心狠手辣的强盗，他骂的是“剑河”县的县长，怎可容许在他县境里有强盗出现！
“等我们到了县城，我要到县政府去控告县长渎职！”他十分生气地说，并且意志十分坚决。“到了省城，我还要到省政府去告，到了四川，我还要到中央政府里去告！”
眼前的问题是：天渐入晚，大家又十分寒冷，绝对翻不完这个山，于是在山上捡了树枝，生了火，大家围坐一圈，度过了又恐怖又寒冷的一晚。
第二天太阳出来后，大家赶著下山，到了剑河。
瞿伯伯真的怒气冲冲地找到县政府，告了县长一状。
县长接见了我们，瞿伯伯声色俱厉的责备了县长一顿，说他失职，更可恶的是：在他这样努力念经的情形下，那批强盗居然还敢出现！如果县长不处理这件案子，他要到省政府去告状。这位忠厚的县长，一再道歉，一再安抚，一面招呼我们吃饱，一面又去找来些衣服，又去找了一幢旧房子，把我们安顿下来。这样瞿伯伯的怒气，总算又消了一点。
县长真的去追捕那批强盗，但捉了好久，也没有捉到强盗。那时候，我们可真正的一贫如洗，又不能一辈子靠县长接济，总得设法活下去。天无绝人之路，瞿伯伯说，我们得想办法。
在抗战时期，话剧是很流行的，也著实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家和演员。瞿伯伯说，人家爱看戏，我们就演戏给他们看。他居然异想天开地计划演话剧了，而且，他“居然”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了我保守的父母，大家热烈地赞成。我的故事22/49
二十五、《红薯熟了！》
好戏开锣了！“舞台”在一条街口搭起来了，我不知道舞台是怎么搭起来的，也许本来就有这么一个舞台，抗战时代的后方，话剧是人人入迷的娱乐。男主角是我爸爸，女主角是我妈妈。
瞿伯伯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他是制作人、前台经理、后台经理、布景、道具、效果、配音、服装、灯光，总之，一切的一切，由他一手包办。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是编剧，兼导演！
现在回想起来，瞿伯伯真的颇有一些戏剧天才。这出话剧，实在“极具水准”呢！
大人们忙于演戏，孩子们可就乐极了。戏开演前，没有人管我们，我们大可尽情的玩乐，戏开演，更乐，看自己父母在台上演戏，那是多么光彩，多么过瘾的事。
我一直是最忠实的观众，他们演出几场，我看几场，看得我把台词都记得滚瓜烂熟。
我记得那出戏叫做《红薯熟了》。
故事讲一个小家庭，丈夫要出征，与妻子话别，妻子依依不舍，对丈夫说我正在煮红薯，等红薯熟了，吃了红薯再走。窗外征集的号角响了——瞿伯伯的配音。
丈夫虽然很焦虑，但还是与妻子滔滔不断的互诉衷情。
婴儿的哭声传来（当然是瞿伯伯的配音），妻子进去哄孩子。孩子哄睡了，妻子又出来情话绵绵。
号角又响了，妻子说我进去看看红薯熟了没有，等了一会出来，说：“红薯还没有熟，但是快熟了！”
号角又响了！一会儿孩子又哭了，妻子焦躁地进进出出，但红薯一直没有煮烂。征集号角更响更急了！出征的丈夫，实在不忍心再待下去，不忍面对离别的场面，等妻子再进厨房的时候，越窗而去。妻子手里捧著一盘滚烫的红薯上场，嘴中说：“红薯熟了！红薯熟了！”但是发现已经人去楼空，泪满眶，手一松，盘子破了，红薯落满一地。婴啼声，号角声，马蹄声，啜泣声中幕下。
这出戏非但写出了夫妻深情，也把当时抗战的气氛写得淋漓尽致，小故事看大时代，实在是很成功的呢！
观众倒也十分踊跃，观众的反应也十分热烈，但是在看完戏后，大家就快乐地、满足地一哄而散，很少有人自由乐捐一些演出的经费。因此，演了几天的戏，非但不能赖以赚出一些家用，连每天必须打破的盘子，和那盘红薯都无法筹钱去补充，也就只好真正落幕了。我们这一路的“逃难”，实在是高潮起伏，好戏连台。只会教书和念书的父母，为了谋生，简直使出了浑身解数。红薯、糍粑卖过了，粉墨登场也试过了。到此时，已经一筹莫展。这是我们无数次“山穷水尽”后，又面临到一次“行不得也”的困境。好心的县长，看我们戏又演不成，强盗也抓不到，觉得我们弄到这个地步，确实与他管理不善有关。当下，就急忙替父亲和瞿伯伯安排了两份工作，热心的对我们说：
“不要再走了，留下来吧！”
事实上，我们已经走得太累了，经过县长一挽留，大家真的在剑河停留下来。这一停留，居然留了半年多。二十六、抗战胜利了！
在“剑河”停留的一段日子，大概是我们流亡以来，最平静的日子了。母亲在这段日子中学会了做鞋子，我们三个孩子都有新鞋子穿了。父亲呢，他依旧忙忙碌碌的，有天，从邻居家抱回一个大牛角，原来他拜了个金石师父，学起刻图章来了。父亲刻了一大堆牛角图章，兴犹未尽，有天，他采了一段竹节，用竹根做了个笔筒，他在竹筒上面，精心雕刻了两个大字：劲节是这两个大字触动了父亲的心事吧，那些日子，他闷闷不乐，连瞿伯伯的笑话，也不能逗他笑了。于是，母亲明白了，她说：“你还是想去四川吧！”
“是啊！”父亲长叹著：“一百里已经走了九十里了！现在停下来真没道理。”“可是，我们没钱哪！”
“从东安河里爬出来的时候，我们有钱吗？”父亲问。“比起那时候，现在不是强多了！”原来，在剑河，父亲还有些小收入呢！于是，那几天，父母商量又商量，终于决定了：我们要继续走下去，一直走到四川，一直走到重庆。这次，瞿伯伯不肯跟我们一起走了，他坚持要捉到强盗以后再走。但他祝福我们。当我们全家动身的那一天，他依依不舍的直送到城外，并为我们虔诚的念经祝祷！
我们又开始走了！行行重行行，翻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
终于，我们到达四川省境了。[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记忆中，进入四川后，我们就开始在翻山越岭。
走山路是很苦的，那些山虽然荒凉，却常有土匪出没。我们一来要担心毒蛇野兽，一方面要担心土匪。虽然我们身上都没财物，但是，如果像上次一样，被土匪连换洗衣服都抢了去，我们又没有个瞿伯伯会念经告状，那岂不是灾情惨重！
这样，有天，我们在山中走著。走啊走的，突然前面出现两个壮丁，抬著个担架，担架上，一块白布连头带脚的盖住那躺著的人，默默的经过我们身边，走进深山里去了。父母有些疑惑，也不敢问什么。再走一会儿，又出现两个人，抬著蒙了白布的担架，走进深山里去。片刻，第三次，担架又出现了……山风吹在人身上，突然变得凉飕飕的。那沉默的抬担架的人，那白布，那担架……不知怎的，一直让我们背脊发冷，这景象太诡异了。终于，当又一个担架出现时，父亲忍不住问：
“怎么回事？有人生病吗？”
“生病？”抬担架的瞪了父亲一眼：“死了！都死了！抬到山里去埋！”原来，这些都是运尸人，那白布下都是尸体，再经探询，才知道这整个山区，都正在霍乱流行，每天都要死一批人，每天都有更多的人倒下。山区贫困，抗战时药物又缺乏，只能眼看一个个人死去！昨天抬尸的，今天可能就成了被抬的！
父母毛骨悚然，面色凝重，带著我们，小心的趋避著那些尸体。整天，我们不停的遇到抬尸人，我和弟弟们，到底年纪小，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到了黄昏时，我父亲背著我小弟弟，已走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和麒麟这对双胞胎，看到已经是下山路了，就手牵手冲下山去。父母都落在后面了。到了出山口，我们两个，早已饥肠辘辘，放眼看去，正好看到一个小贩在路口卖担担面，有个担架放在路边，两个抬担架的正在吃担担面。面香绕鼻而来，我和麒麟，禁不起诱惑，就走过去，加入了那两个抬尸人，坐下来，各要了一碗担担面，我还很聪明的告诉小贩，母亲随后即至，会帮我们付钱。
我和麒麟，就这样大吃特吃起来，也不管这是疫区，也不管身旁就是尸体。等母亲赶来一看，吓得尖叫起来：
“啊呀！完了！完了！你们不要命了！万一传染了霍乱，连救都没救！”母亲又急又气，拉起我就打了我一掌，又给了麒麟一掌，麒麟每挨打就哭，这时扯开喉咙，就哭个不停了。母亲骂，麒麟哭，旁边的小贩在发愣，有个尸体躺在脚边……就在这种怪异而混乱的情况下，突然，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连珠炮似的响了起来，震动了整个山边。
“土匪来了！”母亲本能的喊，一把抱住麒麟。
“是枪战！”父亲说：“难道日军已攻到四川吗？不可能的！”
话没说完，又一阵“辟哩叭啦”的巨响。小贩吓得蹲下身子，用四川话和抬尸人大吼大叫，抬尸人站起来，开始往山下的小镇中跑去……眼前一片混乱，我们吓得呆呆的站著，动也不敢动。然后，有一群人从小镇里跑出来了，他们叫著，笑著，手里高舞著一面国旗，同时，在放著鞭炮，原来那“辟哩叭啦”的巨响是鞭炮声呢！那群人一面放炮，一面大声嚷著：
“抗战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无条件投降！无条件投降！”父母呆怔著，不敢相信。
好半天，父亲才抓住一个年轻学生细问。
真的，收音机已经转播了，抗战胜利了！
父亲大叫起来，抱著母亲狂跳，母亲又哭又笑，我们孩子们绕在父母脚前，也跟著大笑大叫……在那一瞬间，兴奋把什么都淹没了，连瘟疫的恐惧也没有了，全家人疯狂的拥抱著，疯狂的笑著，哭著，叫著：
“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
是的，我们终于走到了四川，终于赶上了胜利！
我实在描写不出那时候欣喜若狂的心情，杜甫有一首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还有什么句子比这几句话来形容我父母当时的心情更恰当呢？好一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好一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还乡？不！虽然抗战已经胜利，虽然我们“逃难”的日子总算告一段落，虽然我们全家都欣喜欲狂，但是，我们距离“还乡”的日子，却还远著呢！我的故事23/49
二十七、泸南中学
我们一家人终于到达四川，抵达重庆。在万民腾欢中，迎接著胜利。但是，经过这样一年的长途跋涉，我们一家五口，除了身上穿的破衣服以外，真是一无所有，狼狈极了。幸好，重庆有我母亲的堂兄堂妹，我前面就写过，袁家是个大家族。这时，我三舅和三舅母收容了我们。其他在四川的舅舅闻迅赶来接济。母亲是袁家长房的女儿，原是极尊贵极娇宠的千金小姐，如今竟然历尽这么多风霜。一时间，大家围绕著父母，详问我们“逃难”的经过。人人听得目瞪口呆，简直不相信这么多的“故事”，会一桩桩、一件件的发生在我们身上！
那些日子，父母总是不厌其烦的说，说到伤心处，说的人掉泪，听的人也掉泪。我总是坐在人群中，听父母一遍一遍的说，我就一遍又一遍的重温这段惊涛骇浪、悲欢离合的岁月。所以，虽然当年我才六岁，这些往事已深深的铭刻在我内心深处。“逃难”终于成为了“过去”。“未来”将何去何从，就又成为父母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父亲不知道接受了哪个学校的聘书，要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县城去教书。因为是战后，百物萧条，那学校连家眷宿舍都没有，只能安排父亲一个人的住宿。父亲虽然极不愿意在抗战刚胜利，我们阖家庆团圆的时候，却抛妻别子去李庄教书！但，分离事小，失业事大。何况我们三个孩子都年幼，嗷嗷待哺。所以，父亲决定去李庄教书。至于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将怎么办？这时候，我的勋姨出来说话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三姐和孩子们，全跟我到泸南中学去！我正缺少国文教员，三姐不是在湖南也教书吗？现在就去帮我当教员！”勋姨是母亲的堂妹。母亲在长房中行三，所以勋姨称母亲为三姐。当时，我的勋姨和姨夫在四川的泸县，办了一所私立中学，一切刚刚草创，确实缺少师资。
就这样，我们和父亲暂时分离，跟著母亲，去了“泸南中学”。泸南中学（我在《剪不断的乡愁》一书中，曾略略提起过这个学校和我的勋姨），在我印象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它是由一座大庙改建为学校的。教室就是庙宇中的大殿，所以每间教室里都有菩萨。我们住的宿舍，是以前和尚修行之处，简单而朴素。经过了那么惨烈的一段“逃难”，现在，我们在泸南中学定居下来，真像到了天堂。
我的生活，一下子整个改变了。在我记忆中，那一年真是快活极了。母亲的学生们，都成了我的大哥哥。（这里，要有一点小小说明，当时的四川，是很保守又很重男轻女的。女孩子全要在家中帮忙做事，没有父母肯把女儿送来读书。即使是男孩子，也是我勋姨和姨夫去一家一家说服，争取他们来念书的。所以学生都是男生，而且年龄很大，十八九岁的大男孩，往往还在念初一。而初一的学生，往往又连小学的学历都没有，母亲教他们，真是教得辛苦极了。但是，他们都是些又憨厚又热情又善良的青年，全成了我的“大哥哥”。）这些大哥哥们会带著我玩，教我养蚕，把我扛在肩上去采桑叶，带我到河边去捡鹅卵石……我童年中失去的欢笑，在这儿又一点一滴的找回来了。
也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忽然发现我对文字的领悟力，在惊喜之余，开始教我念唐诗。我也初次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开始兴奋的在文字中找寻乐趣了。
母亲的这个“发现”，是相当“偶然”的。
经过是这样的；母亲那些学生，年龄都已不小，但，不知怎的，念起书来就是不开窃。母亲常常一遍又一遍的讲解，那些大哥哥们依然听不懂。而我呢，从小就很依恋母亲，当她上课的时候，我总坐在教室的门槛上“旁听”，有一天，她在教《慈乌夜啼》其中有这样两句话：
“夜夜夜半啼，闻者为伤心。”因为有三个“夜”字，这些大哥哥们全糊涂了。母亲讲得舌敝唇焦，大家还是摇头听不懂。母亲有些怀疑自己的教书能力了。一急之下，发现坐在门槛的我，把我一把拉进教室里去问：“凤凰，你知不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
“知道呀！”我答得干脆，母亲都愣了。
“那么，你说说看！”母亲大概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
我说了。据说，我解释得丝毫不差。从这天起，母亲太得意了，她开始教我李白、杜甫、白居易、我也认真的学习起来，从此，背唐诗取代了儿歌，我七岁已熟读了《梁上双燕》和《慈乌夜啼》。我想，我后来会迷上写作，和这段背唐诗的日子大大有关。在泸南中学的时期，我们家还有件大事。那就是我小妹妹的出世。原来，母亲在胜利后，就怀了我的小妹妹，对于这个小生命，母亲充满了期待之情。战争已经过去，苦难也应该随之而去。忽然目前的生活仍然艰辛，夫妻还不能团聚。但，远景是非常美好的。母亲自己也承认说，她孕育小妹这段时间，心中充满了甜蜜和喜悦。
一九四六年二月，我的小妹妹来到世间，参加了我们这个家庭。小妹长得很像母亲，皮肤细嫩，面目姣好，五官端正，脸上毫无瑕疵。她一出世，就成了我们全家的心肝宝贝。母亲爱她，我们做哥哥姐姐的也爱她。那年我已八岁，八岁的女孩子正是玩洋娃娃的年龄，我不玩洋娃娃（也没有洋娃娃可玩），我抱我的小妹妹。我真高兴母亲生了妹妹而不是弟弟，那时的我，已经和男孩子有段距离，我衷心盼望有个妹妹与我为伴，这愿望终于实现了。
远在湖南的祖父，早已知道我们这一路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在风平浪静，家中又喜添孙女，就忙著给孙女取名字。因为妹妹生在繁花如锦的春天，取了个小名叫“锦春”，父母觉得这名字有点儿俗气，但，是祖父取的，也就用了。不过，在我们家里，我们都叫她“小妹”而不叫名字，正像叫“小弟”而不叫“巧三”一样。
我们家里的四个兄弟姐妹，全部到齐。
第二年，父亲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聘书，我们全家终于团聚了。离开了泸南中学，我们一家人迁居到上海，开始了另一段迥然不同的生活。我的故事24/49
二十八、在上海
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我初到上海，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简直看得眼花缭乱。童年的我，从成都，到湖南，经广西，越贵州，回四川，再来上海，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这条路不仅漫长，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终于来到了上海，我们流浪的日子应该结束了吧！父母带著我们四个孩子，开始在上海布置起一个全新的家！
“全新的家”很小，只有一间房间，在上海市外白渡桥的一栋大楼里。这栋大楼有个很洋化的名字；礼查大楼。
礼查大楼是栋五层楼的楼房，很可能以前是个旅馆什么的。因为，它每层楼都有很长很长的走廊，走廊一面是天井，另一面就是一间一间的房间，每个房间都一模一样。房里附带一个极小的浴室，奇怪的是，浴室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大事、小事”都要到走廊尽头的公用厕所里去。
这礼查大楼，是同济大学的教职员宿舍。我们分配到的这间房间，在四楼上。一家六口，大大小小就挤在这一间房间里生活。房里有一张床一个大书桌，白天父亲在书桌上改考卷，晚上铺上棉被就是床，我和弟弟们在上面睡觉。至于那间小浴室，母亲在浴盆上面架上木板，买了炉子烧锅煮饭。每隔几天，移开炉灶，孩子们集体洗澡。
似乎从我出世开始，贫困一直是我们家的问题。这会儿到了上海，情况丝毫没有好转。上海生活程度高，小妹嗷嗷待哺，奶粉贵得惊人。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的长大。食衣住行，样样需要钱。父亲那份微薄的薪水，显然无法支持我们这六口之家。但是，在上海，我却有嫡亲的大舅舅、小四姨等。这个时候，我的外祖父母都已与世长辞。母亲的大哥当律师，生活很宽裕，住在亚尔培路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兄妹已经许多年不曾见面，此时一见，不禁抱头痛哭。大舅看到我们一家，如此穷途潦倒，孩子们都面黄肌瘦。当下，就力劝父亲改行，不能再教书了，再教下去，孩子们都会饿死了。一篇谈话，把我那固执的父亲，谈得勃然大怒，拂袖而起，十分激动的说：“人各有志！我念了一辈子书，也只会教书。穷，是我的命！做了我的妻儿，就只好跟著我过穷日子。改行，是绝不可能的事！”父亲大怒而回，从此和大舅行迹疏远，话不投机。大舅劝他改行一事，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偏偏大舅的脾气也很倔强，看父亲如此食古不化，害苦了他的妹妹，对父亲也有许多埋怨。这样一来，我们和大舅家的来往，就变得很稀少了。只有我的大舅母，常常带著大包小包的衣服来我家，里面有许多小纱衣小纱裙，还是外祖母为我的出生而定做的，我始终没拿到，如今，却正好给比我小了八岁的小妹穿。看到这些衣物，别提了，母亲又哭了好几天。
我们终于安定了下来，苦虽苦，总是阖家团圆的。父亲开始考虑到我们三个大孩子的教育问题。于是，有一天，父亲带著我们三个，走进上海市第十六区国民小学。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进学校，接受学校教育。那年我九岁，算年龄，应该插班念小学三年级。学校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入学考试，就把我分配到三年级班，麒麟背不出书，降到二年级，小弟一年级。活到九岁，我这才开始进学校念书，记忆中，念得真是辛苦极了。其实，不止是“辛苦”，简直是“痛苦”极了。
原来，我从四川来上海，讲的是一口四川话，而学校里，从老师到同学，大家都讲上海话。我语言不通，老师说什么我不懂，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再加上，我来自乡间，难免土里土气，上海的孩子，都精明能干，对比之下，我是相形见绌。再有，我从小，只有母亲教我背唐诗，我的阅读能力很强，但是，数学却连加法都不会，成绩完全跟不上。在这诸多原因下，我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
上海的孩子会欺生，上课第一天，大家在操场中排队。前面的孩子把我往后推，后面的孩子把我往前推，我傻傻的站在队伍外面，手足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老师走来，见我不排队，把我痛骂一顿。全班同学，窃窃偷笑，而我，哭著跑回家说：不要上学了！不上学是不行的。父母正要训练我们的独立精神，和适应能力。我哭了一晚，又乖乖的回到学校去。逐渐的，一天又一天，同学不再欺侮我了。我也学著去交朋友，因为语言的隔阂，交朋友真太难了。
我上学上得很不顺利，两个弟弟也不顺利。麒麟从小脾气就坏，总是和同学打架。小弟弟更绝了。他一生没有规规矩矩在教室中坐上好几小时的经验，此时，要他坐著听老师讲课，他怎么坐得住？不知怎的，他发现只要举手对老师说：
“我要尿尿！”老师就会让他去上厕所。结果，他每节课都要举十几次手，去上厕所。有一次，老师忍无可忍，生气的说：
“不许去！”小弟见计谋不成，如坐针毡，居然威胁起老师来：
“你不让我去，我会尿裤子！”
“尿就尿！”老师说：“不许去就不许去！”
谁知，老师的话才说完，我那小弟真的就“就地解决”起来，弄得全班师生，大惊失色。那时，学校里有个规定，学生讲了粗话或做错事，要用红笔在嘴上画一个圈，那红墨水画在嘴上，洗好几天都洗不掉。老师这一气，就在小弟嘴上画了好几个红圈。那天麒麟因为打架骂人，也被老师用红笔在嘴上画了圈。结果，我正上了一半的课，训导主任跑来通知我说：“你今天不要上课了，把你两个弟弟带回家去吧，他们一个尿了裤子，一个打了架！”
学校离我们家，要走一大段路。平常，都是我带著两个弟弟上课下课。那天，我领著两个弟弟回家，看到他们嘴上画的红圈，和小弟的湿裤子，真是觉得丢人极了。两个弟弟还气呼呼的嘟著嘴，路人都回头看著我们笑。我又羞又恼，对两个弟弟说：“早知道，你们两个在东安城丢掉就算了，找回来干什么，这么麻烦！”话才说完，想起两个弟弟在东安失散后的凄凉惨状，不禁大大后悔起来，心中一酸，泪水就滴滴落下。小弟见我哭了，就也哭了，用手拉著我的衣襟说：
“你不要哭，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麒麟见我们两个都哭了，眼眶就也红了起来。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出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不论他们怎样，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于是，我一手揽住一个弟弟，三人一路哭著回家。到了家里，我急忙把两个弟弟藏进浴室里，拚命帮他们两个洗掉嘴上的红圈，就怕父母看到了，会和我一样伤心。
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记忆中，属于欢乐的事情实在不多。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冬天的上海，冷得出奇，我和弟弟们缺乏冬衣，冷得牙齿和牙齿打战。每天三个人手牵手的去上学，经过卖糖炒栗子的摊子，真想买一包糖炒栗子来暖暖手，甜甜嘴，但是，身上没有钱，就是吃不到。学校的同学流行跳橡皮筋，人人手中一大串，只有我没有。那时，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串橡皮筋，直到离开上海，愿望都没有实现。说实话，从小，我就在困苦中长大。但是，只有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对困苦的感觉特别敏锐。
在上海住了一段日子，因为父亲的收入实在不够维持，（大舅一直想接济我们，父亲隙骄傲的拒绝了。只有大舅母，变著花样，吃的穿的，经常往我们家送。）母亲见这样不是办法，就也去中学里教起书来。这样一来，我就忙了，每天下了课，就飞奔回家照顾小妹妹。我家那张大书桌，已不够我们睡，我们就打起地铺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成了妹妹的小保姆。生活里的喜悦实在不多。但是，也就在那年，我发现了写作的快乐。我写了我生平的第一篇小说《可怜的小青》。父亲读了，似乎颇受感动，他帮我寄给了大公报的儿童版。当这篇稿子登出来之后，我整天捧著那张报纸，兴奋得茶不思，饭不想。把自己这篇短文，读了起码一百遍。可怜的小青，到底写些什么？如今已不复记忆。但，顾名思义，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
自从在报上发表了作品之后，我开始迷上写作了。每天下课回家，就涂涂写写。那时，我的小四姨参加了话剧社，演出曹禺的《北京人》。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很有喜感。虽然不是主角，却是重要的次角。我因此可以拿到招待券，去戏院看小四姨演话剧，是记忆中最快乐的事。看完话剧回家，我居然写起剧本来了。不会分场，我全写“独幕剧”。人物一多就搞不清，我全写“双人剧”。好长一段时间，我乐此不疲，父母看了我的“编剧”，只是笑。因为我的取材，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所谈的问题，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
我这些“剧本”真可怜，从没有发表过，出版过，当然也没有人演出过。最后，都进了垃圾筒。
我在上海念了一年书，渐渐有了朋友，学会了说上海话，也熟悉了上海的大街小巷。我会一个人逛书店，逛得忘了回家吃晚饭。也会抱著妹妹，去外白渡桥上看船，看落日。每到星期天，就和弟弟们去外滩公园奔跑——以发泄我们在一间房间内无法发泄的体力。
但是，父母的脸色又不对了，上海市的气氛也不对了。物价飞涨，金元券贬值，上海的商店中，发生了惊人的大抢购……这些事情，对幼年的我来说，是根本无法了解的。我惟一熟悉的，是那种紧张的气氛。我知道，战争又逼近了！
果然，战争又逼近了。上次是抗日战争，这次是内战。对我而言，战争代表的就是流浪和苦难。父母脸上又失去了笑容，他们整天讨论著讨论著。最后，父亲决定，把母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先送回湖南老家去。他继续留在上海，把他未教完的那学期教完。于是，我们离开了刚刚熟悉的上海，又回到了湖南。这是我们第二度回乡，第二次和祖父团聚。两次都在战争的阴影下，两次，湖南都只是我们的中途站，而不是我们长久栖息的地方。我的故事25/49
二十九、再度回乡
在衡阳市，我们和祖父重聚了。四个孩子，一排跪下，给祖父磕头。小妹妹还小，不会磕头，母亲扶著她跪下，扶著她磕下头去。上次和祖父离别时，小妹尚未出世，现在，小妹已牙牙学语。祖父拉起了我们，一个个轮流看过去，最后，伸手抱起了小妹。他的头发和胡须都白了。以前那颇为威严的眼光，现在充满了慈祥。他抱著小妹，看著我们，微笑著，哽咽的说了句：“生当乱世，大家还能团聚，真好，真好！”
那时的祖父，一定没有想到，这次的团聚，只是再一次别离的序幕。回到衡阳，母亲认为我们三个大孩子，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不能中断，于是，把我们送进衡阳市的刚直小学，去继续念书。至于她自己，她又接了一个中学的聘书，那中学离衡阳市很远，而我们全家，依然有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母亲毅然丢下我们三个大孩子，带著襁褓中的小妹，远离衡阳，去教书去了。这是我童年中惟一一段时间，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母亲。不过，这年的我，已不再是第一次回乡的那个小女孩，我够大了。大得已经能照顾两个弟弟，在他们淘气时阻止他们，在他们伤心时安抚他们。但是，母亲当然不会让我们三人自己照顾自己，她把我们交付给我的表姐王代训，和表哥王代杰。代训表姐和代杰表哥，是我姑妈的儿女。这个姑妈，就是祖父元配夫人所生的女儿。代训表姐那时才新婚，表哥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我们大家在衡阳市租了几间房间住，那房间在一个四合院里，记忆中，那栋四合院名叫“怡园”。
我的代训表姐，是个非常温柔、善良、诚恳而真挚的小妇人，她个子不高，说话声音轻柔，做事小心翼翼。那段时间，她受母亲重托，带我们三个孩子，真正做到了“长姐如母”，却也做得非常非常辛苦。因为小弟的淘气，已经出了名，麒麟脾气火爆，不是和同学打架，就是和邻居动手。只有我比较安静，但是也有我的麻烦，那时我已爱书成癖，一天到晚要买书，母亲留下的生活费实在不多，省吃俭用，勉强维持，哪里还有闲钱买书？我就会为了不能买书，整天眼泪汪汪的。在“怡园”，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那就是我们的“吃”。原来，母亲叮嘱表姐，无论怎么穷，必须想尽办法，给我们三个足够的营养。于是，表姐就去腌了一大坛的咸蛋。我们的早饭是咸蛋配稀饭，中午是咸蛋配干饭，晚饭是干饭配咸蛋。吃了好几个星期，小弟一端上饭碗就做各种鬼脸，麒麟直截了当大喊不吃咸蛋，我揉揉肚子声称不饿，就离开饭桌去看书。表姐一看不是办法，慌忙去帮我们烧了一锅红烧肉，用荸荠和肉一起炖。锅端上桌，我们三个欢声雷动，举起筷子，才发现锅中没有几块肉，全是荸荠。
生活就是这样“贫困”的。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生活中，祖父过八十岁大寿，仍然过得轰动而热闹。
祖父那时在衡阳城内教书，为了过寿，提前就回了老家兰芝堂。我们三个和母亲，都赶回了兰芝堂。这一回到兰芝堂，我才知道祖父是多么“德高望重”。许许多多亲友，总有一百多人，都从湖南各地，赶到兰芝堂来为祖父祝寿。兰芝堂张灯结彩，鞭炮声不断的响。因为客人随时随刻的到，兰芝堂中摆起了流水席，虽然酒席不算丰盛，总是祖父的小辈们一番心意。兰芝堂前面有一汪鱼池，养了许多年的鱼，大家都舍不得吃。这时都捞起来以飨宾客。
除了流水席以外，兰芝堂也扎起了戏台子，请来戏班子演戏。乡下人没有什么娱乐，几十里路方圆中的邻居，都赶过来看戏。我杂在人群中，也看得不亦乐乎。当祖父和母亲都累极了，回新屋去睡觉时，我仍然不肯走，小弟和麒麟当然也不走，声称要看到戏散。戏散时已经深夜十二点，祖父的忠仆黄才余带著我们回新屋，他扛著小弟，牵著麒麟，手里提著盏风灯走田埂小路。我已多年没走过田埂小路，一跤就摔进了路边的水田里，弄了一身都是泥。回到新屋，母亲又著急又叹气，因为我只有身上这一套衣服可穿，第二天还要帮祖父接待来宾呢！母亲连夜洗衣服，衣服不干。第二天我只有穿著弟弟的背带裤去给祖父的朋友磕头。
磕头。谈起磕头，祖父的旧规矩不变。见了长辈，我们这三个孩子照例要磕头。别人给祖父拜寿时我们也要磕头答礼，真是磕不完的头。在这个时候，我的表侄儿唐昭学出现了。唐昭学那时读高中，大约十七八岁，是个很憨厚很守规矩，据说，书也念得一级棒的青年。很不幸，他刚好比我们的辈份小了一辈，虽然年龄比我们大了一截，却成为我和弟弟们胡闹的目标！见了长辈要磕头！小弟拉著祖父，跳著脚兴奋的嚷：“唐昭学是不是要给我们磕头？快叫他给我们磕头！我们磕了好多头，才轮到一个来磕还给我们！”
唐昭学不肯磕头，也不肯叫我表姑，别别扭扭的鞠了个躬就逃走了。但是，祖父过完寿，我们回到衡阳继续念书，唐昭学每到假日都到“怡园”来，却成为我最好的朋友。
那一年，我过完了十岁生日，已经很懂事了。十岁以后，是我在衡阳停留的最后一年，（事实上，也是我在大陆停留的最后一年。）许多事在我记忆中都历历如绘，其中，包括唐昭学的笛子。
唐昭学有一支笛子，他随身带著，一有空闲，他就拿出笛子来吹。他吹得非常好。我从小对音乐、戏剧、文学、艺术都爱。这时，惟一接触到的音乐，就是唐昭学的笛子。我觉得他吹得真是美妙极了，就常常缠著他吹笛子，他也有求必应，一次一次的吹给我听。我得寸进尺，要求他把笛子送给我，他却坚持不肯。原来，这支笛子是他一个好朋友，亲手用竹子雕凿给他的。现在，这位好友已分别了，他为了纪念好友，更是一刻也离不开那支笛子。
有一段时间，唐昭学和他的笛子，陪我度过了许多孤寂的时光。父亲滞留上海，母亲远去教书，那年的我颇感孤独。幸好有表哥表姐和唐昭学。记忆里，我小时并不淘气，战乱和贫穷已经使我早熟。可是，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居然和唐昭学吵起架来。因为他辈份比我低，我对他真是肆无忌惮，我猜想，吵架的理由一定是我在无理取闹，所以他对我不肯让步。吵著吵著，我一时火起，竟抓起他的笛子，用力往桌上敲去。他飞扑上去救笛子，笛子居然裂成了好几片。在那一刹那间，我呆住了，他也呆住了。
说真话，我绝没想到，笛子一敲就会裂。当笛子裂了，我吓得目瞪口呆，心里说不出有多后悔。唐昭学脸色发青，抓了破笛子对我又吼又叫。偏偏表姐袒护我，跑出来就对唐昭学大骂一顿：“一支笛子有什么了不起？那么大的男孩子，和小女孩吵架！你羞不羞？何况人家小凤凰，还是你的表姑呢！”
唐昭学一气之下，拿著破笛子，转身就冲出了房间。接下来好长的一段日子，他都不来理我。
当唐昭学终于又来找我讲话的时候，父亲已从上海匆匆赶回，母亲也从学校辞职回衡阳。衡阳城中，一片乱糟糟，刚直小学停课了，许多同学都回到乡下去了。父母和祖父，又开始夜以继日的讨论。这种气氛，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的，每当大人们脸色沉重的讨论，每当学校里学生纷纷离去，每当城市中的人们行色仓皇……就是离别的时候到了。
离别的时候确实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春天，我们再次离开祖父。四个孩子，和祖父一一拥别，祖父叮嘱又叮嘱；等时局安定了，早日归来呀！我们乘上火车，要到广州，再搭船去台湾。大家都认为，这次的离别，不会比上次久。祖父虽已八十，仍身强体健，团聚的日子，是指日可待的！谁知道，这一次别离，我们和祖父，竟成永诀！
祖父、表哥、表姐、唐昭学都到车站来送我们。表哥还上了车子，送了我们好多站。我倚著车窗，看著衡阳城迅速的消失，真想对唐昭学说一声对不起！真想抱紧祖父的脖子，亲一亲他白色的胡须，真想告诉表姐，我爱吃她的咸蛋……我什么都没做，只是用双手攀住车窗，眼睁睁的看著祖父、亲人，和衡阳城，在我的视线中逐渐远去、远去、远去。
当时，我再也没料到，这次的别离会长达三十九年！直到一九八八年四月，我才有机会回到大陆，重新见到表哥、表姐和唐昭学！我这一句“对不起”，迟了整整三十九年，终于在武汉的长江大饭店内，对唐昭学说了。表姐的咸蛋！当我重睹表姐时，她已白发苍苍，握紧了我的手，她泪汪汪的说：
“大概是吃了我的咸蛋，才让你有个好头脑，能够写小说吧！”
大概是吧！一九八八年，我紧拥著我的表姐。小凤凰都已老了，唐昭学两鬓已斑，表哥的儿子都已大学毕业了……而我那亲爱的祖父，早已去世，墓木已拱。
人生，是多么短促。世事，是多么难料呀！我的故事26/49
三十、初抵台湾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一家六口，在几经波折之后，终于来到台湾。（我们在广州，曾经滞留了两个月之久，因为我们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扒手，把我们的入台证和旅费全部扒走了。父亲在大街小巷中贴启事，呼吁那位“扒手贵人”把证件还给我们。后来，那位“贵人”真的看到了启事，把入台证寄还到旅社。同时，在台湾的王伯伯，又及时寄给父亲旅费，我们才终于成行。记忆中，我们的旅程，总是一波三折的。）初抵台湾，所有的事物都很新奇。
父亲接受了师范大学的聘书，在中文系当副教授。师大分配给我们家一幢二十个“榻榻米”大的日式房子。那时的台湾，才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不久，街上的建筑，都是日式的，住宅区的住宅，也完全是日式的。我们的住宅很小，但是小归小，却“五脏俱全”。前面有小小的前院，前院里有棵大榕树，矮矮的围墙下，盛开著杜鹃和美人蕉。进门处有“玄关”，要脱鞋才能走上榻榻米。我们有三间房间，前面是八个榻榻米的客厅，后面有六个榻榻米的厨房，旁边还有间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餐厅后面有小小的卧房，卧室后面有长廊，长廓尽处是厕所。然后，还有小小的后院，后院中高耸著两株椰子树。我还记得，迁进这房子的第一天，母亲就非常兴奋。我那可怜的母亲，她自从嫁给父亲，一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这时能住进一幢“独门独院”的房子，她就欣喜欲狂了。她说：“这是我结婚以来，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家’！”
于是，母亲热心的擦榻榻米，擦地板，擦窗台，把整个房子擦得干干净净。我们孩子们，第一次住日式房子，进门要脱鞋，真不习惯。学著穿木屐，摔得七荤八素。最高兴的还是地上铺的“榻榻米”，反正住在哪儿都要打地铺，这次来到台湾，打起地铺来最简单。这栋日式小屋，我们一住就住了十几年。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日式房子中结束。两个弟弟，精力充沛，常在房子里打架，日式房子是纸门，他们一推一摔，就把纸门摔得稀巴烂。于是，父亲买来壁纸，发动全家糊纸门。一年内，我们总要糊好多次纸门。
生活仍然是艰苦的，父亲的一份薪水，依然不够我们全家的生活。母亲每天在算帐，想办法缩减开支。我们穿的衣服，缝缝补补，不知改过多少次，大人的改给孩子穿，姐姐的改给妹妹穿，哥哥的改给弟弟穿。母亲一直亲自做家务。家里买不起木炭，都烧煤球炉，那煤球和炉子一样大，中间有许多孔，一个接一个，终年不熄火。但是，煤球的气味非常难闻，我一直睡在那四个榻榻米的餐厅里，夜夜嗅著那煤气，以至于直到现在，喉咙都不好。
我在小说《几度夕阳红》中，曾经形容过女主角李梦竹的生活，那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还引用过一首诗，那首诗也是我母亲写的：“刻苦持家岂惮劳？夜深犹补仲由袍，谁怜素手抽针冷，绕砌虫吟秋月高！”
由这首诗，就知道我们当年的生活了。
一九四九年秋季，我插班进入台北师范附小六年级，继续我那断断续续的学业，麒麟念五年级，小弟念三年级。小妹还不到学龄，喜欢爬上矮围墙，再从围墙爬上大榕树，坐在大榕树上看风景。每天早上，我依然带著两个弟弟去上学。台湾是亚热带，夏天真是热极了。同学们一下课，就拥进福利社买冰棒吃。我和弟弟们没有钱，无法买冰棒，看到别人吃冰棒，真是羡慕极了。学校规定穿制服，一星期有两次“洗制服日”，就可以穿便服。到了穿便服的日子，同学们个个穿得鲜艳明丽，只有我穿著一件由母亲旧旗袍改的裙子，不伦不类，说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整整一学年，我只有这一件裙子，没穿过第二件。每星期最怕的事，就是“洗制服日”。
麒麟和小弟，都到了最顽皮的年龄。别的孩子有玩具，我们没有。初到台湾，我第一次看到树叶上爬著的蜗牛，觉得新奇极了。我大呼小叫的喊弟弟们来看，说：“台湾的田螺真奇怪，会背著它的壳爬树叶！”
弟弟们没有玩具，觉得蜗牛也很好玩。就把树叶上的蜗牛一个个摘下来，揣了一口袋，两个人比“蜗牛”，看谁找到的比较大。他们还试著要蜗牛“斗牛”，可惜蜗牛不是蟋蟀，一点斗性都没有。弟弟们弄了满口袋的蜗牛，玩得不亦乐乎。那天晚上，母亲照例巡视他们有没有盖好棉被，却发现他们全身爬满了蜗牛。母亲吓得大叫一声，差点没有当场晕倒。从此之后，勒令不许玩蜗牛。但是，不玩蜗牛玩什么呢？他们依然玩蜗牛。那年我发现了电影。在植物园，每星期六晚上，放一场露天电影，票价非常便宜，只要一块钱。但是，我连一块钱都没有！我每天帮母亲洗碗，要求给我一点零用钱，母亲有时会给我一角钱。积蓄了好久，才积到一块钱。没有余钱搭汽车，我徒步走到植物园，要走整整一小时。看完电影，再走一小时回家。有一次，电影看到一半，下起大雨来。露天电影是禁不起下雨的，立即停演。我淋著雨奔回家，路又黑，雨又大，中途摔了一大交，膝盖都摔出血来。到家后，我浑身湿透，像人鱼一样滴著水，脚跛著，路都走不稳。母亲见了，大惊失色，慌忙帮我换衣疗伤，一面就下令，以后不许去植物园看电影。不看电影怎么行呢？那是我仅有的娱乐呀！
童年，就是这样苦涩的。
第二年夏天，我十二岁，从北师附小毕业，考进了台北第一女中。走进中学，童年就悄然而去。细细想来，童年的天真活泼不多，挨过的风霜雨露却不少。幸福的感觉不多，离别的经验却不少。欢乐的事情不多，痛苦的滋味却不少。安定的日子不多，流浪的岁月却不少。
就这样，我走过战乱，走过烽火，走过苦难，走过童年。至于童年以后，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章了。——第一部完我的故事2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