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十二章 天地一线牵
繁忙的空港——达姆达姆在华祝面前，我提到加尔各答，实际上，加尔各答这个机场真正名称叫“达姆达姆”机场。
已经无法考证“达姆达姆”的名称来历，惟一知道的是，那个时期，“达姆达姆”
机场的繁忙程度不亚于现在国内任何一座空港。
说它是战时亚洲最繁忙的航空港毫不夸张。
云铎老人原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参事王立序手下秘书，负责为躲避战火从杭州搬迁到中缅边境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和陈纳德航空志愿队双方之间的沟通、协调工作。老人说，1942年初，上边一道命令就把他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队长赖逊岩调去了加尔各答，在达姆达姆机场一驻就是两年多，和原来的工作几乎相同，也是协调、沟通，只是这次协调、沟通是在美军、英军、中国空军、“中航”公司、印度等多国、多个部门之间。
在印度，老人的身份是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全权代表。
老人说，1942年2月，正月初一那一天，他和赖逊岩赴加尔各答，都是二十多岁年轻人，除了有精力、胆量外，基本上对外一无所知。官衔也低，赖是个少校，自己则只是“三等机械师”，到了加尔各答才发现，由于很多给中国运送军需物资的货船是在航行途中得知太平洋爆发战争、香港被占、缅甸危在旦夕，于是都是临时改变停靠港口，改航印度，卸在加尔各答的物资只是一部分，吉大港、孟买、马德拉斯……哪个港口都有、到处都是。
老人说，刚接《龋歉雎野。捎诨趼稚⒙倚痘酰镒势鞑模鸦缟剑苏也坏交酢⒒跫坏饺耍诖咴嘶跷铩⒏婕钡缥模刻烊缪┢谎字另忱础?/p>
眼前要做的，也是最十万火急的，就是接收、整理、处置——把分散到各地的物资都尽快归拢到加尔各答，然后再一点点运回国内。
每一件事情，都不可避免地要牵扯中、美、英三方，一方协调不好就影响整个行动。于是两人商量，第一件事情，拜会当地的最高“军事当局”。
年轻就是好，活力四射，没多想，就去了新德里，此时的印度还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通过中华民国驻印度使馆介绍，两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直接拜会英国皇家空军驻印度少将。
皇家空军少将绝对没有轻视这两个来自中国的“嘴上没毛、办事不牢”的年轻人，他答应全力支持云铎他们的工作，为表示诚意，当着两个中国小伙子的面，他亲自给驻达姆达姆机场的皇家空军221联队下令：帮助中国人。
拜会完英国少将，马不停蹄，云铎又和赖逊岩赶回加尔各答，这一次，他们见到134驼峰航线战争流水线是美军驻加尔各答补给司令，苏瑟兰德少校（ColSouTherland）。
从有空中力量那天起，在美国军队中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陆军航空兵军衔普遍比陆军高两级，一支由少校担任“司令”带领的部队在海外到处都是。一切照搬美军的中国空军也不例外，但就是不知为什么，同样也是“少校”，赖逊岩在国内，却只是个空军大队长，英文书写的联络函上也就是这样介绍的。
好在盟军没有“狗眼看人低”，和皇家空军少将的回答相同，为人爽直的苏瑟兰德少校当即表示，一定紧密合作。
接下来拜会的，就都是自己人了，有中华民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保志宁、中国银行驻加尔各答总经理陈长桐、中央信托局驻加尔各答代表沈祖同……
逐个拜访完毕后，赴印工作，说白了，就是航委会在达姆达姆机场全面协调工作就算正式展开。在中、美、英几方的共同努力下，没有多久，散落印度几处港口的军需物资一点点开始往加尔各答集中。
剩下的，就是该怎样快速运回国内。
中、美、英，三方共同使用一个机场，中国航空公司维修基地也设在这里，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印度人、尼泊尔人、马来人混在一块儿……繁琐、杂乱的事情还相当多。
中国航空公司最大的维修、维护基地就在达姆达姆。
问梁鹤英老人，“中航”怎么把基地放在印度啊，干吗不设在国内，比如昆明、重庆什么的？
老人笑了，要是设在国内，飞“驼峰”不用运别的，全得运飞机零件、燃油什么的，哪还有吨位再运其他物资，看来你连一点“统筹学”都没学过。
中国不仅在加尔各答有基地，卡拉奇也是中国空军一个重要场站。
比同期稍后一些时间，就是张义声驾驶着B-25一路风尘仆仆从美国踏上返途的时候，在卡拉奇，他接到国内命令，令他择日飞越“驼峰”。就在张义声等待命令之时，中美混合团正式成立，张义声直接带着他的B-25并入混合团第一大队（轰炸大队）。
中美混合团成建制后，半年多时间，都是在卡拉奇训练，然后归国参加对日作战。
问每一位老人，都是缄默不语，只有几个从台湾回来的老兵用颤抖的声音告诉我，孩子，一支部队从成军到作战，不是喊声集合就可以的，尤其是空军，需要长时间合成编队、反复磨合、演练，才能作战。如果我们回国做这一切，无疑给本就物资匮乏的部队增加额外负担，飞“驼峰”运物资，不容易啊！在卡拉奇训练，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也是当时惟一可行的。
向几位在加尔各答工作过的老人打听，达姆达姆机场到底“繁忙”到什么样子？
云铎：达姆达姆机场，二十四小时，不分白天和黑夜，飞机不间断地起降。飞机来自各处，有从美国起飞绕一大圈经欧洲过来的；有从拉合尔过来补给的；还有不少日夜不停地把物资运送到汀江、准备再经“驼峰”回国的；有训练的；有不时出击和日本人作战的；有中途“路过”的、经停、中转、从国内来的……多了去，巨大的轰鸣声震人心扉。
梁鹤英：那个机场大，停机坪上密密麻麻的，没别的，全是飞机。
黄元亮：“中航”维修基地在机场只占了很少一部分，也是在跑道边上，从那里望去，飞机根本看不到边……
张义声：加尔各答机场没降过，但我可以告诉你卡拉奇机场。
于是我又问卡拉奇机场有多大？
老人说，拉合尔机场是美国人建的，但兵营是英国人的，都是成排、一模一样的红砖房子，编有门牌号，初去，没人带着，出去后再回来，不记住门牌号，很难找到。
中国空军去美国或是从美国培训回来，在那里中转的多，空军接收新机也基本上以那里为经停地。中美混合团成立不久，国内有不少人调来集结训练。一天晚上，一个新来的战友出去和另外一支也从国内来的部队里的老乡吃饭，回来晚了，在兵营前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自己的营房，门牌号又没记住，语言又不过关，最后只好在空地上坐了一夜。好在那里一年四季都热，否则还真麻烦。第二天，那个兄弟被教官狠狠剋了一顿。
中转站、物资集散地——汀江作为乘客的一段航程，汀江只是个中转站，但作为驼峰航线一个起点，汀江简直就是一个物资集散地。
一条连接加尔各答的铁路和并行的公路使它在抗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飘洋跨海的货物在加尔各答港口卸货后，由铁路或公路运抵这里，再装上C-47、C-46越过“驼峰”送至国民政府、送至前线官兵手中。
邦德第一次试飞的是阿萨姆，在后来计划中的“新航线”里，也都没有提到“汀江”这个地方，我的脑子拐不过这个弯，于是白痴的问题依旧不时提出。
既然不使用阿萨姆机场，为什么不把物资在加尔各答那个“达姆达姆”机场直接装机回国，何必还要运到汀江再上飞机，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如果不是看我表情透着真诚，我估计老人肯定会认为我是在无理取闹，保不准会使劲抽我一个耳光！
老人们依次地耐心给我讲解。
华人杰：汀江也是在阿萨姆邦，从航图上看，这里也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一个点。
邦德第一次考察新航线，从缅甸出去后，去的是萨地亚，那时汀江还没有机场，这个机场是战争爆发后修建的。“中航”和印中联队都把这里设为驼峰航线的起点和终点，所有的军需物资也是从这里装机启运。把物资从加尔各答运到这里，是因为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增加运输机有效载荷，如果C-47从加尔各答起飞，就要多装燃油，这样，无形中就得减少单机运量，那可不是千八百斤的事儿，加在一起，就是个惊人的数字了。
陆元斌：那时，为最大限度减轻昆明巫家坝机场补给负担，真是把一切办法都想尽了。从汀江起飞时，大家一般都把回程的油带够。辛烷值100的航空汽油要加满箱的话，大概是804加仑，同时还要带20加仑润滑油，如果是在昆明起飞，就不同了，只加半箱，500-550加仑。但这是冒险——前提是，飞行过程中不能出任何意外，比如长时间偏航、迷航，真要是遇到恶劣气候飞七八个小时，就是死路一条。“中航”
还不错，500-550，比一半还多那么一点，还讲科学。
任锡纯是“中航”公司副驾驶，在驼峰航线上飞越过二百多次，老人说，从昆明返汀江，回程只带单程燃油、连一点余额都不备，那纯粹是用生命做赌注。严格来讲，是不能这么做的，公司好像也明文规定过，可大家还是心照不宣地照旧。那时的人啊，单纯，没多的想法，就是一心抗战，把日本人早一天赶出去，能怎么做就怎么做。高标汽油，每一滴都是飘洋越海从一万多公里之外运来的，节约一点是一点，在昆明这边少用一点，空军那边就能多出动一次，前线抗战胜利就多一分希望，谁都明白这个道理。老人说，“中航”还讲点“科学”，没蛮干，起码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摔飞机。美军那边做得绝，有一段时间，印中联队的飞机，从昆明返回去的时候，油箱里面有多余的存油都要抽出来，只给留一点，仅够回程用。“驼峰”上气候瞬间千变万化，来时也许还好好的，回去就完了。初来乍到的美国人也不懂，有一阵子摔飞机和这个有很大关系。
邦德第一次带领吴士、夏普驾驶DC-2在阿萨姆萨地亚机场降落，是“中航”
飞机第一次出现在印度，一直想把萨地亚机场当作“新航线”起始点的他肯定没有想到，驼峰航线开辟后，“中航”利用率最高的，竟然不是最早勘察的萨地亚，而是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汀江。
和萨地亚机场位置、距离相比，中国航空公司和印中联队把汀江作为“驼峰”起点。这座处于迪布鲁加尔和萨地亚之间的小航站在航空距离上实在是属于“毫厘”之间，▲驼峰航运：中转站、物资集散地——汀江多少有点五十步笑百步之嫌。但如果认真计算，它的优势马上凸现出来，这里有公路、铁路和加尔各答相连，便于物资转运，最能让人轻松一些的，和阿萨姆相比较，它的跑道尽头不是崇山峻岭，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起降中飞行员的心理压力。
起码，飞机抬头后，十公里外才是雪山。
陆元斌老人说，汀江机场投入使用后，在附近，作为备降之用，又在汀江西南十几公里外修建了巴里江机场，在汀江东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修建了达姆达摩机场，对外仍统称为“汀江”，但很少使用。
问老人，为什么？
老人说，飞“驼峰”，过来了就过来，也用不着“备降”，过不来，就是再修十个也没用。
道理如此简单。
对汀江机场熟悉的老人们说，每天在汀江进进出出的乘客并不多，即使是有，也是“经停”一会儿走掉，但每天进进出出的物资数量巨大。
抗战时期，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物资集散、空运基地。路过汀江的老人都说，汀江机场场站是很简易的小棚子，但成堆成堆的货物，那堆放规模，就和今天的港口、铁路货场差不多。
汀江办事处值机领班张寄萍回忆，汀江机场原是美军为往中国运送物资专门修建的，但实际利用率最高反而是中国航空公司。
看来是邦德和王承黻的“爪子”太长，本来原打算是用阿萨姆机场，一看汀江机场修好了，得，就地“取材”。
反正都是同盟国，目标也只有一个，大大咧咧的美国大兵也不在乎，机场就是起降飞机的，谁用还不是用。
张寄萍老人说，汀江机场虽然小，但毕竟是中国一个重要的物资转运、启程地，“中航”在此设有自己的电台、机修基地、商务、飞行、气象预报等很多重要职能部门。
老人说，从1944年开始，每天有二十到三十堋爸泻健钡腃-47在汀江进进出出，飞到中国的，全是满载加超载，返程以空机居多，有时有一两架带回点蔬菜、鲜蛋，供应中方和美方餐厅之用。
也不知“中航”高层是怎么和美军方沟通的，在汀江，所有货物配载清单、装运都是由美方负责。那么多物资，就由一个小少尉发放，双方也都放心。
具体程序是，美军军士做好配载物资清单，“中航”办事处按每架飞机签收，并另做一张“中航”清单，这张清单是飞抵昆明后，由机组交给地面接受部门之用。上述事项完成后，接着是装舱——所有物资的捆扎、摆放、包括货物在机舱所处位置等等也都是由美军负责，等这一切做完后，办事处商务部门就要清点检查，最后双方签字认可。
接下来就是飞行。
飞机起飞前，飞行员领降落伞，到商务办公室签领舱单，过印度海关，登机、起飞，回国，再返回。
问老人，都有些什么物资，老人说，他也不清楚——装箱的多，零散的少，大都是军需品，还有汽油，都是一桶一桶的。
汽油最不好运。
老人们说，看似简单，实际上最麻烦的是运汽油，不仅是因为整架飞机都成了燃烧弹，关键是，只要一个地方捆扎不好，只要稍微一点颠簸就散花，油桶在舱内滚来滚去，马上影响到飞机在空中“配平”。
飞机在飞行中保持平衡稳定，“配平”是一个重要参数，就是在天气好的情况下，“配平”变动一点都不行，何况是飞越天气瞬息万变的驼峰航线！
所以，对运载的汽油，办事处的人检查得非常仔细。
至于客运航班，老人说，当时，每周有三班由重庆至加尔各答的航班，当时，这也是中国对外交往的惟一一条通道，来往的大都是国民政府的要员。汀江只是经停，飞机在这里加油。多数时候，他们也会在此时下机，稍息片刻。常常，下来的每个人表情都是一副惊魂未定之神态——那是在“驼峰”上空九死一生给吓的。等再回去时，也是在这里经停，马上要过“驼峰”了，他们的神态也是因人而异——有大义凛然、义无反顾之神情的，也有忐忑不安、惊恐万状之神态，这种人，最爱不停地向我们打听“驼峰”上的天气如何。我们的气象，只能预报汀江机场附近的气象，“驼峰”，我们哪管得到啊，要是那儿也能“预测”，“中航”就不至于摔那么多飞机了！
接送这样的商务航班，当时我们值机人员能做的，就是会同印度海关、印度安全部门人员，在飞机过境时用车子把他们接到餐厅吃饭、休息。再在飞机起飞前，送他们上机，和现在的机场差不多。
老人说，办事处的工作和生活完全是集体化，军事化。住的宿舍离机场要穿越一片原始森林，美军在中间开辟出一条道路，开车要走二十多分钟，说是宿舍，其实就是四方形的草顶棚子，中间有一大间供大家运动、看电影之用。宿舍是八个人一室，不分工种、不分空地勤、不分职别，只要是中国人，都在这里住。食堂办得好，公司广东人多，那里是纯粹的广东菜。公司美方宿舍离我们这里就五分钟，我们很少有人到他们那里去，相反，他们总有人过来——中国菜，太好吃了。
把汀江办事处一切安排有条不紊的，是“中航”汀江办事处处长顾其行。
查找不到有关顾其行太多的资料，只知道这位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高才生是在1942年初进入“中航”的，一开始在重庆总公司营业组，由于他知识面广，不但具有航空专业知识，还精通土木工程，经常被王承黻直接委派至公司建筑场地担任质量验收员，没过多久，就成为公司业务骨干。
曾因业务往来和同乡友情之缘由，和蒋纬国交往笃深的江圣帆老人，于1943年初从中国调往汀江办事处，回忆起自己的老上级顾其行时，老人说，顾其行不仅精通航空和土木，文秘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公司中很多英文函件、电报文稿多出自他手，总经理对他非常欣赏，不仅派他参加很多当时由盟国之间召开的民用航空会议，还担任过“中航”驻美国旧金山办事处主任。
难怪，顾其行被派驻汀江办事处主任时，只有二十七岁。
把这么一个抗战担负物资转运、飞行任务繁重的基地交给这样一个年轻人，可见王承黻对他的欣赏和信任。
江圣帆老人说，汀江生活环境艰苦，宿舍简陋，除了偶尔放一场电影外，基本没什么娱乐设施，大家的工作就是起早摸黑地和C-47、C-46机群打交道，由于汀江场站站舍、物资相对紧张，公司规定，汀江场站不准携带家眷，顾其行到汀江上任，才新婚三天。老人说，大家都是太了解“驼峰”空运的重大战略意义了，即使条件再差，生活再苦，也都默默做着自己那份工作。
再说了，再苦、再累，也没有那些日夜穿梭在“驼峰”上空的飞行员们艰难啊。
人家随时送命都不在乎，咱们在地面工作的，苦一点、累一点，算个啥！
问老人，听到有飞机失踪时，是什么心情？
老人说，一开始，该到的飞机一直不到直至最后彻底没有音讯，每个人心情都非常沉重，宿舍里连点声音都没有，谁都不说话，整夜整夜死气沉沉。昨天还在一个房间里说话，今天人就没了，接受不了啊。到后来，太多了，也都习惯了，遇上有飞机没回来，大家碰面，也就说声，谁谁今天没回来。死的人多了，就没感觉了。
采访中，很多老人，飞过的、没飞过的，也都这么说：战争年代，死个人，算得了啥！
敢把行政院长托运的龙虾扔掉的人——一代英杰何凤元在“中航”行政管理人员中，能和那些飞行精英齐名媲美的，何凤元当仁不让地会排在前列。
这倒不仅因为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人之一，也不是因为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系的他学历高，更不是因为他1939年9月进入中国航空公司的资格老。
是人品、人格让他赢得同事们的广泛尊重。
熟悉何凤元的老人这样评介，他这个人啊，书生，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当时的中国，既能担当学生运动领导者又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不多。
战争时期，是军人、武夫尽兴展现魅力的时代，在一家商业航空公司、在一个以飞行精英们担负重任的风云时代，何凤元能以一个行政“主管”和“天之骄子”们齐名得到一致称赞，可见其人格之魅力。
除了前面提到的顾其行得到王承黻的重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最欣赏的行政主管，就是何凤元。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第二天，“中航”香港基地被炸，总经理王承黻这边和邦德紧急制定新航线计划，那边，已经开始选派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了。
把“中航”基地设在印度加尔各答，是原总经理黄宝贤和继任者王承黻及邦德在抗战时期，干得最有远见、最漂亮的一件事情之一。在委派加尔各答办事处第一任主任人选上，黄宝贤毫不犹豫地选择并向代总经理彭学沛推荐何凤元，后来在叙府（宜宾）设立办事处时，继任“中航”总经理的王承黻又是首选何凤元。
何凤元的夫人张莹华老人回忆说，日本人是1942年12月初炸的香港，不到一个月，总经理派驻任命就下达。
谈起这段往事，还很有意思。
老人说，自己本来是学水利的，当时在扬子江委员会湘桂水道工程处搞阳朔的漓江水利工程，和何凤元正在谈恋爱。本来已经商量好的，等张莹华去云南搞一年水利工程、以完成一个三十年代学水利的女大学生对治理祖国江河的一点微薄奉献后再结婚。
一个是知识精英，一个是对祖国未来充满希望的美丽少女，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老人说，日本人打香港时，王承黻还没来“中航”。调令是当时被困在香港的黄宝贤辗转发给代总经理彭学沛、又经彭学沛转来的。那时的人，不像现在，观念都非常正统，凤元要出国，总不能带着的竟然是未婚妻啊。还是彭学沛脑子来得快，他让我们马上就结婚，并亲自当证婚人。1943年1月6日，婚后第三天，自己就和何凤元及一位秘书登机去了加尔各答。
云铎老人是航委会派驻加尔各答的，负责多国之间协调及联络。何凤元正是中国航空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基地主任，负责“中航”在基地的所有行政业务。
张莹华老人说，驼峰航线开辟后，加尔各答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国际航班终点站，国民政府要员在加尔各答进出频繁，叫出哪个都比何凤元官大，摆谱拿派的不在少数，但除了必要不得不做的外，何凤元很少出面迎送。
他最看不惯官场上那一套。
不仅自己不和“官员”往来，也不许新婚妻子和那些有干系的人交往。
行政院长孔祥熙千金孔令仪和张莹华是同班同学，都在金陵女大毕业。1943年初夏，孔令仪赴美完婚，从重庆来到加尔各答，这边等候飞往美国的飞机，那边等待从重庆空运过来的绣花嫁衣。是同学，又在异国他乡相遇，无论从哪面讲，在加尔各答已小住一年之久的张莹华作为“地主”出面，招待、问候，是起码的礼尚往来。嘿，何凤元就是不准娇妻招待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多少人想巴结都巴结不上的千金，他严厉告诫妻子，少和她来往，以免麻烦！
结婚一年多，从没见过丈夫发脾气的张莹华眼泪汪汪，她怎么也想不明白，请孔令仪吃顿饭怎么就有“麻烦”！
妻子不明白的事情还很多。
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参加“六教授”赴美抗日宣讲团，中国第一代农业专家赵联方和沈宗瀚赴美参加“世界战后粮食会议”，都先后路过加尔各答，三个人除吴贻芳曾是张莹华的校长外，后两位只是和她打过几次照面的老师，对待他们，何凤元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忙前跑后，分外热情，尽力招待。
最绝的还在后面。
孔令仪在加尔各答等待嫁衣和赴美航班期间，也许是从小过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也许是富家大小姐从来不知穷人的苦日子是啥样，颐指气使的她竟然不断地从加尔各答给她父母运送在国内还很少见的芒果、木瓜、螃蟹、龙虾……
“驼峰”空运，运进国内的每一颗枪弹、每一滴汽油、每一粒粮食、每一点药品，是靠飞行员们献出生命的代价来维持航线的通畅，每件军需给养，附着在上面的，是英雄的鲜血！
空运如此艰难、飞机舱位如此有限，行政院长的千金小姐简直是忙中添乱，这么紧张时期还来这一套，真是拿肉包子打狗的富家孩子根本不知穷人挨饿是啥滋味！
大小姐只是发话，连面都不用出——所有的“货物”都是经驻加尔各答总领馆派出专人、专车送至办事处的，不仅分文运费未付，临了，还给何凤元扔一句话：“请火速运抵。”
总领馆的车子走了，敢怒不敢言的职员只能对着车子背影撇嘴，呸！
再看何凤元，脸色煞白，一声不吭。他是这里的主管，目前惟一能做的，就是拖，尽量地往后拖。
加尔各答天气炎热，几天后，芒果、木瓜、螃蟹、龙虾……通通发黑发臭，工作人员请示何凤元，咋办？
何凤元头都不抬：“扔掉！”
于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又多了一项“工作”——成筐成箱地往外倒水果、海鲜。
老这么“拖”也不是办法，下面的工作人员也为何凤元担心，背着他，还真给托运回国一次。只是当一大筐木瓜送到重庆孔公馆时，还未等拆箱，一股臭气熏天的味道弥漫整个房间。
孔夫人（宋蔼龄）捂着鼻子给“中航”打电话：“让你们总经理来！”
王承黻没想到，自己刚刚上任，见的第一个“高官”，竟然是行政院长之夫人。
行政院长夫人看着毕恭毕敬站在自己面前的“中航”公司总经理，拉着长脸道：“我女儿会买这样的东西给我吃吗？你们航空公司是干什么的？你，还想不想干了？”
安抚加检讨，王承黻赔了好一顿不是才把这个场面圆下来。
几天后，这话原封不动地传到加尔各答，传到何凤元耳中：一个小小的办事处主任，竟然胆敢抗拒行政院长，真是胆“肥”，简直是活腻了！
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
果然，没过几日，重庆来电：总经理王承黻不日赴印。
知道这个消息，办事处所有的人，心都悬了起来。
和邦德考察“驼峰”的日期相差无几，总经理王承黻也来了，到了加尔各答。见到何凤元，总经理问的都是航线、航班、物资运输等诸多事项。后来，还是何凤元把话题“引”到孔大小姐托运芒果、木瓜、螃蟹、龙虾的事情上来。
毕竟，始作俑者是在这里。
还没等“汇报”完毕，王承黻轻轻笑了，他看着何凤元，只说了一句话：“你呀，真是书生气十足……”
王承黻笑论自己的部下书生气十足，这位受西化熏陶的早期清华留美生，自己又何尝不也同样“书生气”。上次在孔府，被孔夫人臭骂一顿后，他不仅没有迁怒公司派驻加尔各答办事处主任，而恰恰相反，他开始非常喜欢和欣赏起这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何凤元赴加尔各答工作时，王承黻尚未调任“中航”，在加尔各答，两人才是第一次见面），他早就想好了，即便真的因此被免职，他也绝不会批评何凤元一个字。
和邦德一样，王承黻此次来加尔各答，也是“亲历”驼峰航线之感觉的，和芒果、木瓜、螃蟹、龙虾之“事件”毫无关联。
正文 第十三章 三个篱笆一根“桩”？
三个男人“一台戏”
本来应是在一个区域内，共同打一场反击日本军国主义、反压迫、反侵略的战争，由于三个处于“领导”位置的男人相互间猜疑、离间、不信任和纠葛，好好的合作最后偏偏演变成一场扯不断、理还乱的“三角恋爱”！
……在战争期间，我曾供职于爪哇、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太平洋一带，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伊朗、俄国、阿富汗、锡兰、缅甸和中国，在所有这些派遣任务之中，惟有中国是最困难也是最复杂的。
这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向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交的辞职报告中的一句话，也是大使先生在离开中国前，对和他打交道的国民政府、中国人最直接的评判。
怏怏而去的大使的话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期间，他遇到的事情是多么的棘手和无奈。
赫尔利的信可能有他的一面之词，但蒋介石和史迪威之间的争执到最后的完全“内讧”，却是不争的事实。
表面上看，蒋、史之间的矛盾好像是所谓的东西方文明、观念的差异，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熟知内情的老人说，他们啊，说白了，到最后，实际上就是争个物资、利益分配的权力。
都想“把持”那些经过驼峰航线运送来的军需品，最好连分配权都归自己。
蒋委员长要把所有的物资分配权紧紧抓在自己手中，除了国军，谁都不给。
史迪威坚持要分配给延安一部分。
比撤退香港、溃败缅甸都乱。
蒋和史的缝隙是从国军败退缅甸开始的。
国军在缅甸的溃败，委员长认为是他的美国“参谋长”实在无能所致，而史迪威却认为，国民党将领根本就不服从他的指挥，一切皆因蒋在背后操控。
1942年5月19日，当史迪威带领着一群跟着他的“散兵游勇”们跌跌撞撞地走出缅甸丛林、来到印度时，对着来迎接他的英国人和记者大声说，这些跟着我的人，一个都没有损失，一个都没有！
1942-1945143三个篱笆一根“桩”
史迪威是说给蒋委员长听的，此时，另一支由杜聿明将军率领的部队听命于委员长的指挥，在穿越野人山回国途中，损兵折将，元气大伤。
最后的胜利尚未到来，真正的大仗也还未打，裂痕已开始产生。
跑的跑，撤的撤，散的散，等到一切差不多都消停了，开始要研究、讨论、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了，争执再次开始。
史迪威要先反攻缅甸。
蒋介石却认为，史已经让他的部队毁灭过一次，他不能再眼看着史迪威继续把他的队伍弄光。心里是这样想的，但中国人毕竟就是中国人，虽然年轻貌美的夫人很西化、自己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委员长也还不至于“直白”到像美国人讲话那样心里有话就说、有屁就放，“直来直去”的程度。
成见本就已经产生，这下，裂痕更加扩大，只是相对“委婉”而已。
委员长告诉史迪威，如果想派他的部队再次出国作战，前提是，英军要首先攻下仰光并占领孟加拉湾，他的部队才会出动。
在委员长看来，史迪威急着反攻缅甸是为了雪耻曾在缅甸的失败——他要“反攻”
就让他去反攻好了，缅甸的事情关他什么事儿，国军的战场在中国。
委员长的话也不无道理，史迪威真就去找英国人（注一），他不断在印度和重庆之间跑来跑去“拉袖子”（英国人语，意即“两面派”，笔者），看见史迪威，英军司令亚奇博尔德爵士认为这是个“说话含糊而不明确”的“劳累老人”。（注二）史迪威拉不动英国人，没招了，就拿经由“驼峰航线”运抵中国的物资要挟蒋介石，他要求华盛顿授权在“交换物”基础上执行“租借法”，（注三）也就是说，他要掌握全部发放权——不听我的话，我就断你的“粮”！
这一招够狠的，几乎靠全部进口物资维系战争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傻眼了，可算是掐到命门上。
从暗地里对抗发展到公开明示分歧。
连美国总统都看不下去了，罗斯福电告史迪威：对人（蒋介石）说话不能那样苛刻或强迫对方承担义务。（注四）说归说，做归做，最后的结果，大家都退让一步——妥协。
“妥协”的结果是，中国再次出动“远征军”，这次不是去缅甸作战，而是去印度受训，为最后反攻做准备。
“中航”这个时期，从昆明返印度，专门腾出舱位，把载运用于出口换汇的钨、锡、桐油、茶叶、猪鬃、水银、生丝等置放一边，全部运载“远征军”。
远征军再次“远征”，史迪威乐在心头，怎么样，当初不听我的撤往印度，现在还得费二遍事不是。“驼峰”空运，汽油、舱位都空前紧张，这完全是由于蒋委员长愚蠢所致。
心里是这么想，但表面上，史迪威也“妥协”，“妥协”的结果是不再紧抓物资不放，但前提是，必须分给延安。理由也非常充足：谁抗战，谁就应该分得一份。
史迪威拒绝把所有物资都给蒋介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认定蒋是在囤积144军火，为日后剿灭共产党做准备。（注五）和蒋完全翻脸后，“渺小的笨驴”、“可鄙的笨蛋”、“顽固的、无知的、偏见的、自高自大的暴君”这样不雅的词汇，不断地出现在这位美国将军日记中。（注六）可见，对蒋，史迪威已经深恶痛绝。
美国将军是否有先见之明不得而知，但军需匮乏已使前线的国军只能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日本人。
请看，1943年11月，常德保卫战，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被围后发出的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指挥官、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
真是慷慨激昂！
这正是“驼峰”空运正酣，蒋、史冲突激烈之时。有老人说，咱们的部队不是不能打，实在是因为没有家什啊！
现代战争的一切因素都够不上，粮弹跟不上，援军靠两条腿走路，这仗，是不好打。
委员长和史迪威正为物资分配弄得不可开交，偏偏又冒出个陈纳德。
“飞虎”将军陈纳德“飞虎队”只存在了七个多月，但是老百姓把“飞虎”将军这个称号“授予”了陈纳德。
陈纳德对中国有天然好感。一个“驼峰”物资分配已经让蒋、史交恶，陈纳德又在这个时候，不停地穿行于重庆、昆明、加尔各答，奔走在蒋和史之间，爽直的将军只有一个目的——只要每个月能保证我5200吨的供应，我们便可以牢牢控制中国东部，如果能每月给我一万吨炸弹，连地面部队都不用，只靠我的十四航空队，就能横扫从北平到西贡的所有日本人！（注七）中国战区供应紧张，运输权又被牢牢控制在史迪威手中，而陈纳德要打仗，空战的消耗更大，能否打仗，后勤保障又是重中之重，这无形中又加剧了陈纳德和史迪威之间的矛盾。
陈纳德是武夫是军人，不是政客，除了打仗，无论是官场和政界，足智并不“多谋”，喜欢直来直去的将军对史迪威后勤供应非常恼火。从由“志愿者”组成的“飞虎队”到成建制的十四航空队，鸟枪换炮，番号有了，飞机增加了，人员也由散兵游勇到正规军人，但对于十四航空队的供应，却始终不能如意。陈将军很形象地比喻道：航空队的基地是在堪萨斯州的空军部队，其供应却来自三藩市，而要从缅因州飞往佛罗里达轰炸目标……（注八）也许不好理解，但用熟悉的地域比较就可一目了然：基地在武汉，供应却来自成都，但你必须从哈尔滨起飞轰炸广州。
这仗，的确是不好打。
一切，皆缘于那条漫长、艰险无比的供应线。
陈将军敢夸下海口，也确是经过认真计算。他的十四航空队，每往上海投下一吨炸弹，就要消耗十八吨物资。
这不是耸人听闻，现代战争，打的就是消耗。谁能够保证后勤补给，谁，就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别说一万吨补给，就是把“中航”、印中联队加在一起，从1942年12月1日到1943年10月15日，就这么不要命地飞，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才有28415吨物资从印度经驼峰航线运到中国，也就是说，仅仅只靠这两万多吨的物资，维持着中国十个多月的抗战。看了这个数字后，也就难怪蒋、史之间的纷争了。
十四航空队差得更多。
尽管史迪威答应将为陈纳德提供更多的物资装备——每个月由印中联队经由“驼峰航线”送至1968吨物资，但实际上，到了1943年1月，十四航空队只有区区300吨物资；2月，400多吨；3月，分配倒是增加至1000吨，但也只运过来600多吨。（注九）陈纳德找蒋委员长要补给，委员长只能苦笑让他找史，史表示无能为力，印中联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陈纳德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指挥失当。没错，印中联队摔了那么多架飞机，但总运量还是不抵只有几架飞机的中国航空公司，惟一能解释的，只能是他们的领导者是多么的无能。陈又对史要求，把印中联队并入十四航空队，把指挥权交给他（注十）。这下，可把史迪威气得要死：“小花生米”（史对蒋的蔑称）和我作对，怎么你也这样！逼上梁山蒋、史不睦。
史、陈又不和。
都怨那条该死的航线！
委员长再次给在美国的宋子文发电，希望他能说服美国总统，加大对中国的运输补给。
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纰漏，这封电报到了美国，就成了要求加大美国执行《租借法案》补给物资的要求，见美国总统时，宋博士就是这么提出的。
罗斯福的态度很诚恳，几天后，罗斯福回电，原文如下：宋子文博士中华民国外交部亲爱的宋子文博士：是否请你迅速把下面的信件发送给蒋介石大元帅？
……您知道，在长时期中，我在坚决地决定您和您的军队应该得到我们可以发送的每一种支援，单单为了这个原因，我们已经用很快的速度建立起一条空中运输线，它超过一万英里的航程，需要做艰苦的航行而且直接贯通英国圈内的中东地区和印度洋。
美国政府已经使用了每种可能性加速租借法案物资的输送到您的军队中。最近时期，我们已经从我们军队中抽出少量大炮，把我们军队也急需的武器运给您的军队使用……
……美国用于战争用途的生产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只保留给自己不足训练之用的一部分。（注十一）大洋彼岸美国总统一封阴差阳错的电报道出了白宫的实情，也不啻向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表明，物资提供，目前，已经达到最大限度。
大洋这边，蒋委员长管不了美国政府和印中联队，但可以管辖占“多数”股份的“中航”，交通部也是“中航”的顶头上司，目前，惟一的可能是尽最大限度提升中国航空公司运输能力。
是在决定走“北线”之后没多久，中国航空公司发布“命令”，从即日起，二十四小时，换人不换机，昼夜飞行！
一直没有查到确切的执行日期，书面命令的“出处”也没看到，问老人执行这道“命令”的时间，老人们说，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在1943年底。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商业航空公司竟然也发布“命令”，肯定是“上面”被逼急了，红了眼！
“命令”是由邦德和新上任的总经理李吉辰共同发布的（“中航”总经理王承黻调回军方），新经理和前任同样，也是经最高军事委员会指派、由交通部任命，李吉辰肯定也没想到。
老人们说，看到这道命令后，大家都知道，那是要拼命了！
紧张，高度紧张，空前紧张，老人们都这样说。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中国航空公司职工“花名册”中，华人杰的名字排在第四页。老人生前曾担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六年中，我寻找、采访“驼峰航线”，第一个见到的老人就是他。问老人：“二十四小时飞行是什么样子？”
老人回答，那可要紧张多了，不停、不间断地飞。一个机组一天飞两个到两个半来回，汀江——昆明，两个来回，有时再多飞一个单程，或是到昆明、或是到汀江。
这个机组下来休息，那个机组再上，只要是没摔，飞机肯定是不歇着。
陆元斌老人也说，换人不换机，每个机组连续飞四天才有一个休息，一个机组每个月飞行时间普遍在120-140个小时左右，有的更高，160以上。
疲倦，极其疲倦和高度紧张。
和疲倦、疲惫作对的，是恶劣的天气和不知何时突然出现的敌机。
飞越“驼峰”场景三：机长、副驾驶、报务员角色大互换戎世明老人一直在“中航”担当地面报务员。老人说，二十四小时换人不换机飞行不久，空勤人手严重短缺，于是让他临时顶替，做空中报务员。老人飞行驼峰航线次数并不多，但就是这么几次的时间，照例让人惊心动魄。
那是在执行加尔各答——汀江——昆明——汀江任务中，飞机在汀江起飞后，还没到“驼峰”上空呢，就遇上了强雷暴。老人说，静电干扰，定位、无线电全部停止工作，飞机就在瓢泼大雨中摇摆、挣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的准确方位。机长是个美国人，和雷暴雨拼尽精力后，无计可施，干脆把驾驶盘交给副驾驶洪启民操纵，自己索性不再负责，离开座位，躲到后舱，跪在地板上祈祷。
老人说，那家伙意思就是说，我认命了，你们愿意怎么飞就怎么飞，我就等着摔飞机了！
愤怒的洪启民接过驾驶盘后，转过身来，对戎世明说：“他等死，咱们不放弃！”
对！
两个年轻人坚定地点点头。
从来没有独立操纵过飞机的洪启民坐到了机长的座位上，而本应该坐到后面位置上的报务员，坐到了副驾位置上。
又是机长“撂挑子”，副驾“升”机长，报务员当副驾。
隔着油门把柄，两个年轻人互视一下，用力握握手。
首要的是先找出C-47现在所处的方位。两个人都记得，飞机钻进雷暴之前还未到“驼峰”上空，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果断的判断。
洪启民看看坐在右手的同伴，从“机长”的眼光中，戎世明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他轻轻点头。
洪启民咬紧嘴唇，踩住方向舵踏板。
不时的闪电、震耳欲聋的雷鸣、瓢泼的大雨中，载着沉重货物的C-47缓缓转向。
两个年轻人敢这样做，是因为经过大概估计后，飞机的位置离“驼峰”还有一段距离。
如果是在“驼峰”上空，这样的“转向”无疑是死亡的代名词——随时都会撞到两侧的山峰。
但也不完全可以肯定，在这样的强雷暴中，“估算”实在是太不保险了。也许随时都会眼前一黑，接着……
C-47在慢慢转向，戎世明把后座的耳机扯过来仔细侦听，他要利用C-47这个转向，在杂乱的无线电回波中，辨别出肯定是微弱信号的汀江导航台，此时，这个微弱的信号就是他们惟一的生的希望。
罗盘指针在强雷暴中大幅度摇摆，计算时间，能推估出，C-47的转向已接近一个水平封闭曲线。
耳机里全是杂乱的回波产生的刺耳的、毫无“章法”的怪叫声。
如果转了一圈还没找到导航信号，那可真就是完了——不知该往什么地方飞！
后舱的“机长”，一脸土灰色。
就在眼看C-47马上把水平曲线那个缺口“封闭”上的时候，如果没有保险带扣着，戎世明简直都要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大声叫起来：“找到了，找到了！”
在杂乱无章中分辨出的汀江导航台的信号极其微弱，在强雷暴下的挣扎中，C-47竟然没有出现太大的偏航，飞机是整整掉转一个身子，向前变成了朝后，戎世明把导航仪对准了汀江，死死盯住了微弱摆动的指针。
C-47终于冲出了雷暴，离汀江机场越来越近。
近了、近了，在耳机中，已经能听得到塔台上传了声音：78号（C-47代号），欢迎平安回来……
老人说，正当他和从未独立驾机落过地的洪启民商量怎么降落时，一直在后舱“等死”那个家伙走进了驾驶舱。
老人说，真没想到，飞机落地后，等到那场强雷暴过去了，应该继续执行本次航班任务、还得去昆明啊，谁知，那个美国人死活不干了，非要回加尔各答不可，就是从那儿出来的，还去那儿干吗！
我和洪启民一致反对，三人意见不统一，马上报告加尔各答总部，后来，公司派机航组主任夏普带着另一位机长波特从加尔各答赶过来，换下了那个吓破胆的美国人，我们才继续
飞昆明，完成本次运输任务。
老人说，这次能安全回来，是因为虽然遭遇了强雷暴，但却没遇上强气流，以至于飞机没有严重偏航，实属万幸。一般暴雨都伴随着狂风，这次却没有。
那个“撂挑子”的美国机长，老人说，夏普把他带回加尔各答后，没多久，就被遣送回国了，听说他要求公司再给他一次机会，但被夏普拒绝了。
飞越“驼峰”，“中航”不需要这种胆小鬼！老人说。
也问过一些老人，既然“中航”这么危险，难道就没有逃兵？再说，这么大的精神压力下，出现承受不了的也属正常。
每个老人都是这样回答我：没有。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三：“兄弟连”——华斌、华祝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中国航空公司曾有三对手足之同胞，最为声名显赫的，当属华斌和华祝。
二人系江苏无锡人，在“中航”搞的都是无线电——都是通讯专家。一个负责地面，一个职守空中。
华斌1933年就进入中国航空公司，1937年抗战爆发后，“中航”公司机载定向机没有了来源，华斌自己研制机载定向机。
哥哥试制，弟弟在飞行中实验。中国第一台机载无线电样机就是这样研制成功的。
第一台机载定向机被装在“中航”福特29号飞机上，用过的飞行员都说，这台机器工作稳定，性能良好。
可惜，1942年1月21日，29号飞机在由香港飞衡阳时，由于航路上有日机拦截，被迫绕行，这一“绕”，就进了雷雨区，飞机操纵失灵，在江西境内坠毁，机上人员除报务员张培伦重伤生还外，其他人员全部牺牲。
弟弟华祝差点上了那趟航班。
1942年，“中航”邦德考察阿萨姆机场后，为开辟新航线，总经理黄宝贤派华斌先行一步去密之那架设无线电台。华斌奉命前往，虽然该航站最后由于日军的迅速推进而没能成为“中航”
公司的新场站，但华斌却在此做了一件大事：利用电台最先报告日军推进的时间和推进速度。
陈文宽那次在密之那冒险降落和及时起飞，正是因为有华斌提供的准确情报。
这一情报还为一千多缅甸和印度难民及时撤离赢得了时间。
如果还有可说的，就是，华斌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中航”第一个共产党员。
“两航”在香港酝酿起义时，已在上海表明
身份，并参加军管会负责组织清理和接收国民党空军遗留下来通讯器材的哥哥得知消息，赶紧给弟弟传信：一定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
于是，弟弟就回来了。
同样，弟弟华祝也是“中航”的老人。
和陈文宽、潘国定第一次飞越喀喇昆仑，无数次在“驼峰”上过来过去，华祝可谓是“中航”通讯部门的“重头人物”。
老人们说，“中航”通讯，只要是抗战时期，从重庆到昆明，从昆明到汀江，再到加尔各答，没有这哥俩不参与过的。
“中航”飞越驼峰航线初期，华祝一直是机上报务员。
王承黻“背着”邦德寻找跨越新疆和藏北经喀喇昆仑到印度的“备用”航线时，华祝就是机上报务员。这么重要的事情，挑选的人是“中航”飞行中的精华，只要一名报务员，如果不是技术顶呱呱，王承黻不可能在那么多报务员中单单只选了华祝。
2004年，在上海老人家里采访，问老人，在驼峰航线上，遇到过几次险情？
老人说，小伙子，你应该问我，有几次没遇到过险情！
老人用手指着地下摞放着的几个难以辨别颜色的箱包：“看，这是我当年在加尔各答买的。”
于是我环视房间，除了一台老式电视机，这几个箱包竟然是老人家中最“像样”的家居物品。
华祝说，瞧，这些箱子是我当年从加尔各答带回来的。
我的鼻子发酸。
中航还有一对兄弟，是加拿大华侨，一个叫A·马，一个叫C·马。都是在国外自学拿到的飞行驾照，听说抗战中的中国航空公司急需飞行人员，就回来了，从“驼峰”空运开始，一直飞到空运结束。等到抗战刚一结束，哥俩就回去了，实在是找不到关于他们的资料。
2004年，我在上海见到原中航飞行员梁泰山，老人是“驼峰”空运后期从华西大学进入中航的，一直轮流给A·马、C·马做副驾驶。老人一个劲对我说，A·马、C·马，好啊，一点架子都没有，教你飞行，就认认真真带你。A·马好啊……
飞越“驼峰”英雄人物四：报务员陆元斌在“中航”飞越“驼峰”随机报务员中，他是飞越次数最多的一个——不少于三百个来回，起码有六百余次。
个头不高的老人记忆很好，思维敏捷。
老人是1940年左右进的“中航”，航空公司，通讯、报务人员的流动性较大——地面和天空，哪都离不开，驼峰航线开辟后，报务员岗位的变更、调动频繁，而陆元斌，一直就在驼峰航线上飞行，直至这条航线的最后关闭。
老人的前额头发稀疏，发出光亮。我突然想了起来，采访中，很多老人都“谢顶”，下意识地问其缘由。
老人的回答让我恍然大悟：高空缺氧，时间长了都这样。
报务员要比飞行员更多时间忍受缺氧。
四十年代活塞式螺旋桨飞机，机舱、客货舱都不是密封，只要飞机爬到一万英尺，机组人员就要立即戴上氧气面罩吸氧，而此时，正是报务员急于和地面、和导航、和友机联络之时。老人说，戴着氧气面罩拍发、接收电报非常不方便，于是常常索性摘掉。
大家都这么干。
另一位“中航”报务员郭汉业老人也说，氧气面罩几乎就是“摆设”，不到万不得已时，谁都不用，就是嫌干活不方便。
陆元斌老人说，长期在高空中缺氧状态下飞行后，大家普遍关节酸痛，继而头发脱落。
还有很多的事要做。
飞机起飞后，拍发、接收完例行电报，脱离塔台频率，陆元斌就要立即把电台频率调整到甚高频第四频道，整个飞越驼峰航线全程，陆元斌都要收听这个频道——飞行中的友机无一例外地全部职守该频道，只要有一架日机拦截和攻击，其他的飞机就要全部改线、躲避。
值守这个频道责任重大。
还要不时地到后舱瞭望，看是否有突然出现的日本“零式”机。运输机遇上战斗机，只有挨打的份，能早一点发现就多一份生的希望。
老人说，“零式”机是不去“驼峰”上空的，他们也知道那里危险，再说他们也未必敢上去，没找到我们，没准自己先摔了。日本人“鬼得很”，等我们拼死拼活地从“驼峰”上钻出来了，还没来得及喘口气，他突然蹿出来了。
老人说，他们拦截半径大，逼得我们尽量往北贴，喜马拉雅山南麓尾端那一块，想不去都不行。
1943年6月15日，陆元斌和他的机组从汀江起飞，那天天气不好，起飞后C-47就钻进滂沱大雨中。机组三人齐心协力、配合默契，刚从“驼峰”这边出来，机上无线电台突然接到友机发来的紧急电报：“零式”机！
听着再熟悉不过的嘀嗒声，陆元斌马上通知机长，他的话音未落，只见C-47一个大幅度倾斜，钻入山沟。
天际边，一个小黑点正奔这个方向而来——是日本人的“零式”机！
真是刚出狼窝，又遇到虎穴。
“零式”机速度快，和它狭路相逢后，低速的C-47下降高度，在沟壑间躲藏，再一次穿越“驼峰”，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零式”机也许就不敢轻易钻山沟。
它的速度大，稍不留神就会撞得粉身碎骨。
钻了山沟也不能掉以轻心，好是一阵子手忙脚乱，陆元斌把发现敌机坐标位置发送出去通知别的友机后，放下耳机，又到后舱观察。
“零式”机是否跟了上来，即使是已经钻入了山沟中，大家的心里也不是很托底。
观察了半天，确信日本人没有跟上来后，C-47又慢慢爬升，出了山涧，三个人都傻了眼——光顾了躲避，飞机又迷航了。
好在无线电定位仪还起作用，虽然是由于受地形影响指针摇摆过大，但基本上还能判断出自己的大概方位，计算时间，调整航向，继续往昆明飞。
还是担心日本人再跟踪上来，这一路，陆元斌得不住地往后舱跑，观察“敌情”。
比飞行还累。
一直到接近机场，进入落地航线，能看见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巡逻飞机，三个人才算是松口气。
等到在巫家坝机场落地后，看表校时，老人这时才发现，本应是三个多小时的航程此次却用了将近五个小时。
老人说，像这样的经历，还算是运气好的，起码那天被日本人追击躲进山沟再出来，▲中航驼峰飞行报务员陆元斌天气不坏，罗盘、定位仪没失灵，回来的路上还顺当，要是有一样不具备，就是一场灾难。
老人说，有多少人啊，今天还在一起飞，明天就不见了，好像“驼峰”上空刮过的风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中航”机组不固定，都是临时调配，不同组合，大家都被编为一个机组飞过驼峰，报务员更是如此。就是在这样条件下，作为报务员，陆元斌和“中航”那个时期的所有机长、副驾驶都飞过，冥冥中不知哪个神仙显灵，遇到无数次险情，老人竟毫发未损。
和华斌一样，老人也是老资格地下党，积极参与和策划“两航”起义。“两航”起义、十二架飞机北飞当天，地下电台就设在陆元斌家里。
老人说，“北飞”行动，整个路上飞行情况，什么时候到哪里、谁的飞机要落地加油、谁在前谁在后，他全了解。
注一到注六：美国驼峰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缅战区》。
注七：浙江文艺出版社《飞虎将军陈纳德》王湄等译，第334页。
注八：美国驼峰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缅战区》。
注九：浙江文艺出版社《飞虎将军陈纳德》王湄等译，第287页。
注十：美国驼峰协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缅战区》。
注十一：1941-1942，蒋介石、宋子文、罗斯福电报文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