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回

大显神通，装包拯招来三个冤鬼

群情激奋，杀林炳了结两代深仇

按照当地品会场的习惯，最后一场戏必定是天亮戏，上演的戏目往往也是最拿手最精彩的。因为往常品会场的主持者总是想方设法使前四场戏的比赛双方势均力敌，故意把定局安排在最后一夜的天亮戏上，而且往往一直要拖到天色快要大亮了，这才点响了三眼铳，好让两个或三个戏班子最后拼命鏖战一场。多少年来，村民们对这决定胜负的精彩一局，大都不肯轻易放过，哪怕是挺远挺忙的人，也总要想方设法忙里偷闲远道来看。因此，会场上每逢最后一夜，必定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比头几场戏的观众都要多一些。如今陈府百岁大寿的会场戏，尽管胜负已分，十几年打遍浙南无故手的新声班子已经铸定了铁板败局，但是村民们出于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出于多年来对新声班的信任，下意识地认为这依旧将会是一场难得的好戏，于是九月二十六日夜晚从四面八方涌向坑沿来的人流，并不比往年任何一次会场戏少。

戏单子贴出来，新天喜班上演的散戏是《卖油郎独占花魁女》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正戏是全本《蜜蜂记》；新声班上演的散戏是三国戏《空城计》、《战马超》和包公戏《鸟盆计》，正戏是全本《铁弓缘》。对于比赛双方的剧目，观众们是满意的。不论是爱看文戏的、爱看武戏的、爱看小戏的，还是爱看风流戏的，人人皆大欢喜，个个均有所爱，倒是各得其所，互不相扰。

夜戏刚一开锣，台底下就有人在传说着一件令人摇首咋舌的惊人消息：金太爷起驾坑沿祝寿途中，巧遇微服私访的巡按大人，经受害乡民们拦轿喊冤，金太爷自知劣迹昭著，难免罢官问罪，已经和姽婳夫人双双投河自裁了云云。

惊人的消息迅速传开，立即传进了陈府和新声班后台。陈老寿星释疑之余，庆幸金太爷没在寿筵上让巡按大人当众拿问，总算是保住了自己的面子，没落一个主客不安。绅衿们的宝眷下午刚一听见消息，担心夫君们的安危，都纷纷回家去了。仇有财见消息已经传到了壶镇，知道时间紧迫，事不宜迟，迟了只怕生变，跟本忠一咬耳朵，当即招来几个伙计，匆匆地装扮起来。

南边台上新天喜班的《杜十娘》刚刚上场，北边新声班巧摆空城计的诸葛亮已经摇着鹅毛扇下场去了。按照戏单，接演的应该是《战马超》，但是伴随着“嘡嘡”的小锣声，一步三摇晃上场来的，不是武生扮演的马超，却是小花脸扮演的张别古。换言之，包公戏《乌盆计》提前上场了。

《乌盆计》这出戏，讲究的是唱和做，这种地道文戏，品会场的时候是从来不会上演的。今天仇有财按照正觉上人事先的策划，特意安排了这出戏，由他自己反串黑头演包公，让本忠反串老生演刘世昌。这一路戏，年轻的小伙子们大都不太感兴趣。他们当然爱看妖娆风流的杜十娘，而不爱看黑不溜秋的包公和披头散发的冤鬼。因此，面北而立，歪头闭眼、凝神谛听的，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或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当台上演到张别古手捧乌盆、带着刘世昌的鬼魂来到包公案前诉说被害经过这一节戏的时候，按照正常的戏路子，刘世昌的鬼魂跪倒在包公的面前，要唱一大段抑扬顿挫、高昂激越、颇能赚得观众彩声的唱词；但是今天的刘世昌慢慢儿地在包公面前跪倒，刚喊了一句：“青天大老爷伸冤哪！”就立即踣然倒地，好像中风似的失去了知觉。这种突破正常戏路子的演出，使台上台下的人全都吃了一惊。四个龙套脆脆儿地喊了一声堂威，想借此提醒“刘世昌”，咱们可是正正经经的戏班子，哪怕就是台底下没有一个人看，也不能把戏给演歪了。

在众衙役的喊堂威声中，刘世昌慢慢地苏醒过来。只见他跪直了身子，端端正正地朝上磕了一个头，接着突然变成一种苍老的嗓音用地道的缙云东乡腔呼喊而出：

“包青天大老爷为小民申冤！”

又一次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后台操琴司鼓的乐师们瞠目结舌，手拿丝弦管笛，不知道该当如何是好了。静场片刻，台下已经有了嘈杂的议论之声，表示纳闷、惊讶、莫名其妙。到底还是“包文拯”经得多见得广，不慌不忙，大模大样地正一正身子，理一理长髯，一手抓过惊堂木来，使劲儿在公案上重重一击，大喝一声说：

“何方鬼魅，见了本县，还不快将实情从头诉来！如有冤情，自有本县为尔作主！”

“刘世昌”见“包公”发话了，端端正正拜了三拜，又朝上磕了一个头，仍旧用当地的土腔土调接着说：

“小民姓吴，名叫立志，现年五十四岁，家住本乡吴石宕村，世代以打石头为业。只为三年前的今天，小民家有一头黄牯牛被本乡林村财主林国栋盗走，当夜就用豆浆抹成了花牛，妄想图赖。小民前去讨取，被小民识破机关。林国栋父子老羞成怒，起了杀人灭口之心，趁小民不备，被林炳用石锁将小民击毙，埋在后院儿西北角磨扇下面。小民冤魂不散，曾赴本县城隍老爷处鸣冤。怎奈林国栋新建的花坟内有金童玉女守护，外有符箓封镇，本县城隍虽曾派遣鬼判前去，也奈何他不得。城隍老爷念我冤深苦大，委我为本方山神土地，坐守山头，单等有天神在此经过，禀明冤情，请一道法旨，将镇墓符箓和护坟金童玉女收去，以便本县城隍将林国栋捉拿归案。今天包大人法驾在此现身，小民特来冒犯上陈，叩请包大人判明冤情，发一道玉牒，将守坟金童玉女遣回天廷，小民子子孙孙，感念包大人如海恩德！”

吴立志久居东乡，音容笑貌为左近大多数乡民所熟知。今天台上的这个老生，扮演的虽然是刘世昌，但是一举一动、言语神态，却活脱是一个吴立志。这种当时当地人所深信不疑的神奇的冤鬼显灵，使在场每一个认识吴立志的人全都惊奇得目瞪口呆，摇首咋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们蜂拥地向台前挤过去，挤过去，要听一听这个阴魂附体的吴立志怎么说话，也要看一看这个由活人扮演的假包公如何判断这件真案。只见台上的包文拯听完了吴立志的控诉，登时拂袖而起，睁圆了两只熠熠放光的眼睛，怒气冲冲地大声怪叫着说：

“啊呀呀，真有这等事？待本县发牒文一道，立即传来守坟童男童女，问个明白。如果冤情属实，自有本县为你作主！”说罢，公案上提起硃笔，刷刷刷写了一道牒文，就在身边烛台上点着了，扔下台去。

台下一阵骚动，更为神奇的事情出现了：带着火焰的牒文扔下台去，立即有一阵焰火猛地从台下升起，随着滚滚的浓烟，一红一绿的两个半大孩子打扮成金童玉女的样子，一个手捧铜磬，一个手持小鼓，像一阵清风似的飘然登台，站定后先面对观众亮了亮相，然后翻身背朝观众向包公盈盈下拜，两条像乳燕似的尖细嗓子同声高呼：

“包大人传呼，有何圣谕？”

随着来喜儿和小红的突然出现，台下的骚动一变而为惊呼，不论是面向北的还是面向南的，也不论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霎时间全像潮水似的涌向新声班的台前来了。三年前轰动壶镇的林家大出丧，只要是本方土著，谁没有见过站在魂亭两旁击鼓敲磐的金童玉女？当时，有人为来喜儿的惨死痛绝，也有人为小红的艳丽惊倒。三年来，他们那活生生的形象，依旧留在每一个见过林家大出丧的村民们心中，天天想到，时时念及，何尝有一刻忘却？如今这两个为大人小孩儿所经常谈论的、明明已经封进花坟多年的冤魂，竟会突兀地出现在眼前，怎不令人惊异万分，怀疑自己看花了眼！他们想到：这一对儿惨遭枉死的童男童女，不管他们是人也好是鬼也罢，一定会在包大人座前控告林家父子的凶残暴虐和为富不仁的。他们惊呼，他们狂叫，争先恐后地拥向前去，想亲眼看看这一对儿从坟莹中来的金童玉女是真是假，为的是想亲耳听一听这两个受尽折磨的苦难孤儿怎样诉说人间的不平。其实，他们除了不明白这两个牺牲者为什么会成为牺牲品之外，对于他俩的惨遭活埋，每一个目击者都是最好的见证。为了听清台上的每一句话，激动的村民们强自按捺住急躁不安的心情，瞪大了眼睛凝视着，张开了嘴巴喘息着，竖直了耳朵倾听着。

南面的戏台上，杜十娘们见自己台前的观众突然之间全都拥向了北面，几乎连一个也不剩，不知道新声班子在这败局已定的末一夜“场面戏”中使出了什么惊人的绝技高招儿，不由得前台停了戏，后台止了乐，连领班的带管三箱的，全都拥到台口来观望自己的对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北面的戏台上，张别古见刘世昌忽然之间变成了吴立志，假戏做成了真戏，台上再也没有他的词儿了，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儿地溜下场去。后台的乐师们，见前台的戏演出了拐，再也不知道下文是什么曲儿什么调儿，也只好放下乐器，暂且充当观众了。四名扮演张龙、赵虎、董超、薛霸的龙套，见包大人座前忽然间跪倒了三名冤鬼，一时不知真假，又见“包大人”依旧一本正经地在演戏，并没有丝毫着慌害怕的样子，也只好彼此交换一下怀疑的眼光，强打精神，逢场“作戏”起来。

包大人见玉牒焚化以后，殉葬的金童玉女果然应招而至，面露喜色，从容落座，朗声发问：

“你们两个，可是为林国栋殉葬的童男童女？可是自愿？可有冤情？作速如实诉来！不用害怕，一切自有本县为尔等作主。”

小红迈前一步，双膝跪下，把铜磐放在膝前，盈盈下拜，然后抬起头来，用金华腔哀声地说：

“包大人容禀：小女子名唤朱红，自动丧母，八岁上被人拐卖，流落在兰溪码头朱家班中。只为小女子生性犟拗，三年前又被假母转卖给壶镇人吕久湘为婢。可怜我下轿方始一日，就被林炳骗进花坟，做了林国栋的守坟童女。坟外有符箓镇压，千年万世，不得转生，有如打入地狱，苦不堪言。今蒙包大人撤去镇符，方始出得坟莹。恳请包大人为小女子作主，不求立即还阳，只望轮回转世，重新投胎，长大成人之后，立志报仇雪恨，虽粉身碎骨，也自心甘。伏望包大人垂怜详察！”说罢，俯身掩面，悲恸失声。

小红说完，来喜儿忙也迈前一步，双膝跪下，把小鼓放在膝前，先磕了一个头，然后直起身来，用缙云话朗声地说：

“启禀包青天，小童唤作来喜儿，本是林国栋家的牧童。三年前，林国栋从蛤蟆岭上偷回吴石宕人的一条大黄牯，本主吴立志前去讨取，被林炳用石锁砸死以后埋尸灭迹。吴本良二进林家寻父讨牛，认出杀人痕迹，引起争执。林炳闻声赶来，手起一砖，本想打吴本良，却砸死了林国栋。林家出丧，要用童男童女陪葬，四处采买不着，林炳起意，一面哄我扮作击鼓金童，趁我不备封进坟里，一面假造文契，谎称是我自愿以身殉主，为我哥哥来旺儿出籍。我哥哥信以为真，三年来追随林炳左右，寸步不离，多少次救他死里逃生，他却恩将仇报，竟在前天半夜里将我哥哥活活打死，将尸首埋在吴立志一处。小童兄弟为林家舍死卖命，只落得如此结果，实不甘心。求包大人为小童兄弟作主申冤！”说罢，磕一个头，拜了三拜，抬起头来，等待包大人发落。

包大人听完小红和来喜儿的控告，眼中喷火，满脸怒色，一拍惊堂木，厉声问：

“公堂之上，不得有半句戏言。适才尔等所言，可是实情？”

来喜儿急忙俯身回答：

“小童所言，句句属实，不敢有假。”

“有何为证？”

来喜儿抬起头来，手指着林村：

“回大人，现有吴立志和小童哥哥来旺儿的两具尸骨在林炳后院儿磨盘底下，可以作证！”

包公闻言，转动着炯炯有神的双晴，凝神半晌，这才一拂袍袖，怒不可遏地发落说：

“若是果真如此，尔等快快前边带路，待本县亲临林村发尸检看之后，自有发落。”

三个冤鬼同时朝上叩了一个头，站起身来，转向台下。来喜儿击鼓，小红敲磐，“嘣嘣噹！嘣嘣噹！”三年前金童玉女为林国栋夫妇送葬的场面，又一次再现于村民们的面前。随着鼓磐之声，三个冤鬼已经飘然下台，落地无声，骇得观众们急忙闪出一条路来，让他们通过。台上的包大人右手一拍惊堂木，左手一拂，抓住袍袖，大喊一声：

“左右，打道林村去者！”

四个龙套，由于演惯了戏，倒也颇能即景生情，听得包公一声令下，居然乍起了胆子，在一阵吆喝声中，顾不得为包大人备下八抬大轿，就手执水火棍，紧跟着三个冤鬼相继跳下台去了。

这时候，台上只留下了“包大人”，只见他一拂袍袖，一撩蟒袍下摆，“嗖”地一声，就从公案后面蹿了出米，只在台口用脚尖轻轻一点，就飞下戏台尾随而去。──虽然脚下穿着两寸多厚的朝靴，戏台又是用松木板搭成的，却竟然连一点儿响声也没有。难怪台下的观众们议论纷纷地说：要不是真有包公的神灵附体，一者拘不来用符箓镇住的金童玉女，二者也不可能有这种人力所不能及的神通，能够像腾云驾雾一般高来高去呀！

突然出现的戏中之戏，反倒使鼎沸喧嚷的观众屏息了呼吸，张大了眼睛只顾注视这一场生平从所未见的、从台上演到台下的真戏，却再也顾不得发表什么高论了。惊奇万分的人群，在以冤鬼与衙役为前导的包大人法驾前面纷纷退让，闪出一条由人墙构成的胡同来。这时候，有人点亮了看夜戏归途中照明用的灯笼火把儿，为这一次奇特的官府出行充当了仪仗。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一天竟会有那么多的乡民带着灯笼火把儿来看戏。一时间火光熊熊，照地烛天，不单为包大人的法驾夜行增添了赫赫威严，也为冤鬼们的报仇雪恨壮大了浩浩声势。

品会场的东道主陈氏一门几代大大小小，包括百岁寿星陈公公、陈姥姥在内，听说演戏演出真鬼来了，也都纷纷跑出大门外面来看热闹。只听得陈老公公用他新近得到的百缠老藤拐杖戳着地下，恨恨地说：

“我早就说过嘛，搭新台子做戏，要请关圣宰大白公鸡祭鬼，你们偏不肯听我老人言，这不是……”

从坑沿到林村，本没有多少路，台下的观众亲眼看见冤鬼显灵，虽然心里有几分害怕，但毕竟还是好奇心占了上风，而且仗着人众，就由几个胆子大的带头，场上几千观众几乎统统尾随而去，都想亲眼看一看这出真戏如何收场。

狭窄的田间小路，忽然间拥挤不堪起来；由惊惧而噤声的人们，终于憋不住劲儿，一边迈着大步疾走，一边喘着粗气儿议论纷纷，旷野上一片嘤嗡嘈杂的声音。人流的最前面，金童玉女的鼓磬越敲越急，步子也越走越快。翻过了千家岭，再绕过一道山嘴，跨上林村村前的小土岗子，就看见林宅门口那四杆高刺入云的黑旗杆和那座白石栏杆的拱桥了。这时候，只听得金童玉女同时唿哨一声，借着下岗的冲劲儿，有如猛虎下山一般蹦跳而去。包大人一手撩起袍襟，一手捋着长髯，迈开大步紧紧跟上。尾随的村民们一见，全都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呼啸奔跑起来。

喧哗的噪音划破了宁静的夜空，在山谷中回荡，有如隆隆滚雷。当高举着灯笼火把儿的人们从林村新桥的栏杆旁边奔驰而过的时候，火光倒映在水中，上下通明，分外耀眼。霎时间，冤鬼们蹦跳着过桥去了，包大人迈着大步过桥去了，尾随看戏的村民们也呼啸着奔跑过桥去了。小红和来喜儿的鼓磬声加上几千人的呐喊声传到了林炳的门前，门里的团丁不知就里，急忙报了进去。林炳正在房中与瑞春说闲话，听得门外沸翻盈天的喧闹声，也不知是哪一出，只当是村里又出了豆腐西施那样的风流案件，不等团丁来报，愣头愣脑地就跑出来打算去处置发落。跑到大门口，刚开了一条门缝儿往外一张，一眼看见来喜儿跟小红身穿红绿衫裤、手持法器敲击不已，大吃一惊，只叫得一声：“有鬼！”忙不迭地缩回脑袋来，砰地一声关上了大门，叫团丁搬过顶门杠来死死顶住，不许放人进来，说罢就没命地跑回上房去了，

二门外的人见林炳露了一下脑袋又把大门关上顶死了，立刻鼓噪起来，纷纷用拳头、砖头像擂鼓似的把大门砸得山响。后面的人挤不到门前去，就乱叫乱嚷，呐喊助威。

林家这两扇黑漆大门究竟有多么结实，来喜儿知道得比谁都清楚。他知道赤手空拳要从前门攻进去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向小红丢了个眼色，两人同时回身向包大人打了一躬，站起来又招了招手，一声唿哨，接着又急急风似的敲响了法器，迈开大步就沿着东墙根儿往后院儿冲去。在金童玉女的前导下，上千人乱哄哄地拥到了后院儿东角门前面。来喜儿运足了力气，飞起一腿踢开了角门，一跳就跳进了院子里。两名看门的团丁见是这样的阵势，不知道是什么场面，既不敢管也不能管，吓得躲到一边儿去了。众“衙役”护着包大人鱼贯而入，村民们随后也纷纷蜂拥着挤了进去。众人跟着金童玉女来到后院儿的西北角，刚刚站定脚跟，只听得“吴立志”大叫一声：

“包青天申冤哪！”

随着话音儿一落，就踣然倒在石磨上，一动也不动了。包大人着衙役把“吴立志”扶过一边儿，让他慢慢儿苏醒，接着就发下号令：

“搬开磨扇，往下开挖！”

戏演到了这步田地，即使还有人半信半疑，但是多数闲汉们却都急切地希望赶紧刨出一个究竟来。这时候听见包大人一声令下，急忙一拥而上，有的合力掀起磨扇，有的去找来锄头镐头，七手八脚奋力下挖。不到一袋烟工夫，只听得发一声喊，在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土坑里，抬出了血污满面、脑颅破裂的来旺儿的尸体来。血淋淋的事实，激怒了到场的每一个人，就连跟林炳同宗同族的林村人，也压制不住满腔的怒火，口口声声谴责林炳心肠狠毒。挖坑的锄头继续飞舞，支离零散的骨殖又一块接着一块从坑底刨了上来。随着白骨一起出土的，还有一支不足一尺长的旱烟管：白铜的烟袋锅儿，假翡翠的绿烟袋嘴儿，凡是熟悉吴立志的人，都认识这是他随处携带从不离身的宝贝。

事情到了这一步，林炳杀人害命的昭昭罪恶已经水落石出、暴露无遗了。在狂怒的鼎沸人声中，来喜儿扑到了包大人脚下，嚎哭着，请求包大人为他哥哥申冤。与此同时，吴石宕的男女老少也跪倒在包大人的面前，恳求包大人为吴立志报仇。这时候，整个后院儿里的人，情绪激昂，再也无法抑制了。他们怒目圆睁，脖子上凸起一条条青筋，高举着拳头同声高呼：

“抓住林炳！打死林炳！把他活剥皮！”

在这个后院儿里，包大人已经无形中成了最高的主宰和决策者。只见他怒目圆睁，左手理髯，右手抓住袍袖，看看身边的尸骨，又看看眼前的人群，终于一跺右脚，用他全部的丹田之气，竭尽全力大喝一声：

“抓──林──炳──！”

早已经红了眼睛的来喜儿、吴石宕人和虽与自身并不相关但却被林炳的凶残激怒了的村民们，一个个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听到包大人的钧旨一出，顿时呼啸着，奔跑着，跳跃着一齐住通向第三进房的过堂门扑去。但是林家盖房之初，就已经想到了如何防备绑票和抢匪：不论前门后门都设有闸板，要想赤手空拳从门外打进门里去，那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一干人在后门外面乱了半天，任凭他们对着铁壁似厚实的硬木门敲砸詈骂，里面只是不睬，依旧无计可施。

来喜儿到底是在林家大院儿里长大的人，对这道门的虚实要害一清二楚。他知道，单凭人力是无法把这道门撞开的。他扔掉手中的扁鼓，一头钻进堆放柴火的空屋子里，扛出一捆松枝来码在门下，回头去扛第二捆的时候，聪明的小红跟他一起去了；等到大家看到门下码着第三捆柴火，也都明白了过来，于是一窝蜂地都抢着去扛柴火。不一会儿，门下就堆成了一垛一人多高的柴火垛。来喜儿在底下扔一个火把儿，真是干柴烈火，一点就着，顿时烈焰腾空，照映得整个后院儿通红通红。──当然，一寸多厚的门板，加上一寸多厚的闸板，即使烧着了，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马上就能烧透的。

再说林炳，刚才开了大门，探头住外一张，看见金童玉女打扮的来喜儿和小红，不禁大吃一惊，急忙关上大门，连滚带爬地逃回上房来，直吓得浑身哆嗦。瑞春和凤妹一边一个扶住了问长问短，林炳先是惊魂未定，说不出话来；等到喘息定了，越想越犯狐疑，琢磨着准是哪家仇人乔装打扮成来喜儿和小红的模样，到这里来迷惑乡亲、混淆视听、借机报复的。这么一想，忽然间又胆大了起来，腰藏莲蓬枪，手执七星剑，开出门来，刚要传呼众团勇一起出去把乡民斥退，恰遇一名爬到楼上去察看动静的团勇跌跌撞撞地跑来禀报说：后院儿闯进了成千上万的乡民，手执火把儿，先从磨盘底下挖出了来旺儿的尸身和许多骨殖，接着暴怒的乡民就在后门外架起了柴火，如今门板眼看就要烧穿，乡民们立刻就要打进来了。

林炳一听乡民们挖出了来旺儿的尸身和吴立志的骨殖，也知道会因此惹起众怒，难以收拾，只是琢磨不透这些乡民怎么会招来已经死去的来喜儿和小红，又怎么会知道来旺儿就埋在磨盘底下。灵机一动，忽然想到八成儿是吴石宕人为报复八月十五荡平白水山叛匪和烧死吴本良这个仇的。真要是这样的话，家里这十来名团勇决不够用，怎么想个办法到壶镇团防局去调他百十个人来才好。但是不明敌情，又出不去，无计可施，略一踌躇，忙登上后楼，把窗户推开一条缝儿往下看，只见整个后院儿里满满堂堂地全挤满了人，千百支火把儿下面是一张张暴怒的脸，人人振臂高呼，不是大喊“括捉林炳”，就是狂呼“打死林炳”。他们虽然大都赤手空拳，但人数众多，真是一人吐一口唾沫都能把他淹死。再看看第三进房与后院儿相通的那道后门，在熊熊烈火中已经快要烧穿，形势确实已经万分危急。林炳自知寡不敌众，不敢贸然开门去迎敌，下了后楼又匆匆爬上前楼。打开窗户一看，大门外面虽然也有人在大呼小叫，但人数不像后院儿那么多。心里刚刚起了一个从前门冲杀出去的念头，忽然看见吕慎之手执钢刀，带领一伙儿团勇正从拱桥那边奔跑而来，一面呼喊，一面驱散闲人。林炳心知这是吕慎之在坑沿看见林宅火起或是听说有暴徒冲往林村闹事才带了团勇前来接应的，大喜过望，忙从腰间扽出莲蓬枪来，朝天连开三枪，然后急急跑下楼来。他正想先去安顿瑞春等人，再去打开大门与吕慎之合兵一处，却为时已晚，来不及了；后门在烈火中燃烧，加上众人奋力撞击，已经洞穿攻破，一伙儿手执兵器的白水山义军余众，加上吴石宕人和暴怒的村民，相继跃过火堆杀进前院儿里来了。

林炳一看势头不对，忙下令团勇快去打开大门杀出去与吕慎之会合，自己仗着莲蓬枪厉害，亲自断后。一连几枪，把打头冲进来的几个人撂倒了。

莲篷枪一次只能打六发子弹，林炳正要往枪里装子弹，忽然看见火光中有个人手舞双刀雪球似地滚滚而来，一望而知正是本良。林炳大吃一惊，来不及装子弹了，急忙转身跑跳而去。刚跑过了前院儿甬道，团勇恰好把大门打开，众人一起冲出，正好与前来接应的吕慎之撞个正着。匆忙中来不及细说，只喊了一声：

“白水山的叛匪没有斩尽，吴本良又杀来了！”

话音儿刚落，本良追到，接了下茬儿：

“白水山和雪峰山的义军全伙儿在此！林炳，你作恶多端，今天是你的末日到了！”

说着，手舞双刀直取林炳。林炳胆怯心虚，自知不是本良的对手，畏缩不前。吕慎之见了，冷笑一声，挥众上前，接住了本良厮杀。本良身后雷一飞、张二虎、月娥、本厚等带领白水山和雪峰山义军与吴石宕人一拥而上。林炳无处可退，只好勉强交手。林家大院儿门前，林村拱桥旁边，几百个人刀起剑落，血溅肉飞，怒骂喊杀，震天动地，一场黑夜中的大混战开始了。

八月十五，本良等人办喜事，林炳来了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杀了白水山义军一个措手不及，几乎全军覆没；今天，九月二十六，事隔四十天，正是吴立志遇害的三周年，本良以林炳之道还治林炳之身，集中了两处义军，也杀了他一个意料之外，措手不及。论实力，八月十五日林炳调齐了全县的绿营兵和乡勇合力攻打白水山，显然强过吴本良；今天，本良手下的义军虽然伤亡殆尽，头目剩下的也不多，但是一方面汇合了朱松林的人马，一方面按上人定下的奇计施行之后，尽管所剩无多的人力又分兵两处，却一处把县太爷送上了西天，一处激起了好几千乡民的怒火。乡民们来看戏，只带灯笼火把，不会带着刀枪剑戟；不过“揭竿而起”并非陈胜、吴广的发明，而是人人暴怒之后都会如此照章办理的本能。看见林炳丧天害理谋死吴立志和来旺儿，暴怒的乡民立刻抄起了林家的锄头扁担，都要去砸死林炳挖他的黑心。看见林炳受到吕慎之的保护，暴怒的乡民火上添油，迁怒于乡勇，于是乎人人各觅铁木锐器纯器，奋勇上阵，不杀林炳誓不罢休。加上还有事先早作准备的吴石宕人和银田村人，各挺刀枪一齐杀出，更是锐气千丈，势不可挡。吕慎之加上林炳所带团勇，不过百十余人，哪里抵挡得住？林炳一看势头不对，趁黑夜混战中虚晃了一剑，甩开雷一飞和二虎，回身掩到大枫树后面去。雷一飞忙挺手中猎叉去追，见林炳已经奔上桥头，要往村外逃去。雷一飞不舍，大喊一声：“林炳留下命来再走！”拔腿紧追。这时候，正好脱去了戏装的仇有财和本忠带着来喜儿和小红各挺刀剑从大门内冲出，听见雷一飞的喊声，齐向林炳扑去。林炳听到背后脚步响，就伏身在石桥柱头后面，取出莲蓬枪，装上了子弹。二虎正与数名团勇拼搏厮杀，听见雷一飞的喊声，甩眼一看，见他冲在最前面，生怕有失，激战中喊了一声：“一飞莫追，小心暗器！”此时此刻，喧嚷的人声沸翻盈天，雷一飞只听见背后二虎喊他，却没听清喊的是什么。再者雷一飞是个出名的好猎手，惯于在深山密林中寻虎觅豹追麋鹿，胆大心细，眼明腿快，身手敏捷，不但善于打飞镖放暗箭，更能接能拨能躲！向来不把暗器伤人放在心上，因此虽也意识到二虎是在提醒他谨防暗器，却并不介意，看到的只是林炳马上要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想到的只是要把林炳这个恶贼生擒活捉，因此不顾二虎的呼喊，挺手中猎叉，管自奔跑纵跳追上桥去。他身后仇有财、吴本忠、来喜儿和小红四个，一者报仇心切，二者也怕雷一飞有失，都不顾自身安危，随后紧紧追上。

林炳在自家后院儿枪伤本良、二虎使自已转败为胜以来，懂得了小小一支莲蓬枪的真正价值，绝不是五十两银子所能买得到的。上任署理守备以后，更要靠这支洋枪的神力杀敌保命，就托人到宁波去捎来了整箱的子弹，早晚练习打靶，尽管还不能像他的箭法那样黑夜里打香头可以百发百中，三五十步内打人倒也还有点儿准头。这时候眼看雷一飞等五人齐向自己扑来，并不着忙，掩身在桥柱后面，直等到雷一飞追上桥头，两人相距不足二十步了，这才不慌不忙举起枪来，瞄准雷一飞扣动了扳机。一声脆响，高举着猎叉猛追的雷一飞应声倒地，一个惯于捕虎擒豹的高明猎手，今天却死于豺狼的手中。

他身后的仇有财看清林炳伏身桥柱后面，顾不得去救雷一飞，从身边取出飞索抓钩，奔上几步，有如一道闪电直向林炳抛去。可惜，这种在中国民间流传了千百年之久的利器绝技，既能攀墙登楼，也能抓人捕兽，但在速度上却比不上同是中国人祖先发明的火药。就在仇有财抛出抓钩的同时，林炳又一次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仇有财身子一歪，只喊了一句：“本忠！快退！”就向前栽倒。这个历尽人世苦楚的流浪艺人，身怀绝技，嫉恶如仇，立志以除暴安良作为自己一生的重任，最后竟不幸死在豪强的枪下。本忠、小红、来喜儿三个，见各自的师傅、父亲、岳丈死于林炳的枪下，顿时血往上涌，气往上冲，狂呼怒喊着分三面向林炳包抄围去，哪里顾得上自家的生死安危？林炳见自己两枪撂倒了两个劲敌，一丝奸笑浮上了嘴角，正得意忘形中，忽听仇有财喊出了本忠的名字，两耳一震，杀母之仇顿时涌上心头，冒着凶焰的两眼死死盯着奔跑而来的本忠，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

“小兔崽子！今天叫你偿我母亲的命来！”

说着，举起莲蓬枪刚要瞄准，忽然一颗鸽蛋大小的铁铸弹丸从身后飞来，不偏不斜，正中林炳右手手背，只听得“啊哟”一声，那支一连伤了两条人命的莲蓬枪掉落在石板桥面上，发出了“噹啷”一声。林炳负痛，又吃了一惊，本能地先用左手捂住了右手手背，再回头去看看身后：桥那头的路上漆黑一片，并无人影，正想低头去拾枪，脑袋还没有全回过来，又一颗弹丸飞来，正中左太阳穴。林炳一个前栽，脑门儿又重重地在桥柱上碰了个鲜血淋漓。这一回连叫也没有叫一声，就踣然倒地，却没有死，还在挣扎着想爬起来。这时候，本忠、小红、来喜儿三人同时赶到，三把刀同时插入林炳的后心，三股鲜血同时冒了出来，算是同时还清了三家的血债。林炳举起莲蓬枪，忽然一颗鸽蛋大小的铁铸弹丸从身后飞来，正中林炳右手，“啊哟”一声，那支一连伤了两条人命的莲蓬枪掉落在石板桥面上。

本忠拔出刀来，正要割下林炳的首级，忽见一条黑影儿打另一端桥头如飞似的奔来。小红和来喜儿各扬双刀，正要上前迎敌，却被本忠伸开两手拦住了。那黑影儿越来越近，走到跟前，火光中看见是个身穿黑衣黑裤头包黑巾的青年女子，背着一张小小的弹弓，挂着一把二尺多长的短剑──正是素素。只见她走到跟前，一把拉住本忠的手，莺声燕语地轻声说：

“哥哥，大仇已报，积忿己泄，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此地你的熟人太多，千万不能叫人认出来又生枝节。快随我远走高飞，另觅妥善之地安身立命，不要留恋故乡故土，不要难舍亲朋好友，等待事平之后，妹妹一定陪你回来祭奠爹爹和师傅。这个时候，万万不能再在此地多留片刻了。”

本忠回头看看林炳门前，百十名团勇虽已大半带伤，却仍在负隅顽抗；吕慎之虽然年逾古稀，挺一杆点钢枪苦战本良，依然精神抖擞，一时间难分胜负。本忠看看哥哥，又看看妹妹，两头为难，只急得抓耳挠腮，火焦火燎地说：

“多谢妹妹助我一臂之力，杀了林炳，报了大仇。可眼下团勇们还没杀退，大哥还在跟吕慎之激战，胜败未分，在这样的节骨眼儿上，我怎么能扔下大哥他们不管，一个人跑了呢？”

素素瞟了一眼战局，微微一笑说：

“只要杀了吕慎之，乡勇不战自溃。你随我来，看我再助大哥一臂之力！”

说着，拉起本忠的手，就跑下桥去。

这时候，来喜儿一刀割下了林炳的脑袋，挂在腰后。小红对林炳的那支枪发生了兴趣，从地下拾起来，又去林炳的尸身上解下皮带、双剑和子弹袋，与来喜儿两个奔到仇有财和雷一飞的尸身那边去了。本忠顾不得再去看师傅一眼，随素素躲到大枫树后面，只见素素执弓满引，等到吕慎之转过了身子，素素一弹打去，正中吕慎之后脑勺，打得他眼冒金花，几乎栽倒，手中枪虽未扔掉，却已乱了解数。本良趁机一刀，劈中面门，再一刀，结果了性命。

一众团勇见吕慎之死于非命，果然纷纷溃退，大乱中又被义军余众和吴石宕人砍翻了几十名。素素见大事已了，生怕本忠又被哥哥留住，不由分说，拉起他的手来就要走。本忠一眼看见本良正朝自己走来，难舍手足之情，用力甩开了素素，迎上几步，把本良引到大枫树后面，急匆匆地说：

“大哥！林炳已杀，大仇已报，快按原定计划，撤到雪峰山去，不要在此久留，谨防壶镇团防局援兵到来。我有家业老小在外，蒙上人准许，不叫我在缙云露面，先回嘉兴，暗通消息，这边有用人用钱的时候，随时通知我。事关机密，我不能在此久留，以防外人识破。望大哥多多保重，咱们后会有期！二虎哥、月娥姐还有来喜儿他们，我就不再一一告别了，烦大哥转告他们，一切小心！”说着，语音哽咽，流下泪来。

素素在旁一把抓住本忠，急不可待地跺着脚嗔他说：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样婆婆妈妈的！要说的话，不是早都说过了么？这是什么地方，还唠叨这些干什么？快跟我走！”

本良也流下泪来，哽咽着说：

“多谢素琴妹妹相助，所有仇人，总算全都收拾了。只是本良无能，损兵折将，带累众家兄弟姐妹一同受苦。如今又要去雪峰山重整旗鼓，比起在白水山有畲家兄弟帮衬来，不知要困难多少。我们既然已经反定了朝廷，断无回头之理。只是雪峰山朱大哥为我牺牲，他手下的弟兄虽然愿意拥我为寨主，但是一向缺少来往，人地两生，困难一定也不少。只是一时间也没更好的路可走，就是境况再难，也不能不去。好在你们至今未被官府探明身份，及早回去，作为我们的后盾，最是上策。这里人多眼杂，不宜久留，快快上路吧！”

本忠还想说几句什么，架不住素素在旁频频相催，只得强咽悲戚，咬一咬牙，跪地向本良拜了三拜，站起来一跺脚，跟素素两个快步走上桥去。

桥上，来喜儿和小红两个正在抚着仇有财的尸身失声痛哭，另一些人则正在抬走雷一飞的尸体。本忠见了，想到自己与仇有财师徒一场，如今一朝永诀，再也见不到了，不禁悲从中来，又要冲过去见见师傅最后一面。素素见桥上的乡民越聚越多，死命拽住本忠不放，几乎是连推带搡，才把本忠一步一回头地揪走了。

这时候，林家大院儿的三进楼房都已经烧着，林村的乡民怕延烧到林氏宗祠，正在奋力救火。吕慎之带来的百十名团勇，除死的和重伤的之外，还能走动的，都已经逃得一个也不剩了。

本良一声令下，白水山和雪峰山义军余众和吴石宕人、银田村人抬着伤亡弟兄，扛着林炳家银库里的银子，也一哄过桥而去。从坑沿戏台前跟来的村民，见《乌盆计》已经有了结果，不论是死的包公、活的冤鬼都撤离了林村，心里也都醒过茬儿来：见义军们走远了，先不顾满地死的伤的躺着一大片，却纷纷冲进林家大门，以救火为名，从刚刚延烧火势还不太旺的第一进楼房中抢出来金的银的、粗的细的、绸的布的、单的夹的、铺的盖的、吃的用的……一句话，只要是还没有烧坏的，尽数抱了出来，扛回各自的家中去。──这不叫“趁火打劫”，这叫“替天行道”，就算是向林家讨回欠债吧。

义军撤走了以后，瑞春和凤妹、喜妹三个，也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瑞春披头散发，一脸污泥，嚎着哭着，喊着骂着，跟疯婆子相似，起先还跟众救火乡民抢夺几下财物，后来被人一连推了几个跟斗，又挨了几脚，自知林家祖孙三代为富不仁，今天动了众怒，人财两失已是不可避免，自己一个弱女子，小脚伶仃的，别说夺不过人家，就是能夺回来，又有多少？反正家财已破，也就不去管它，一屁股坐在大枫树下，想想丈夫死了，房屋烧了，浮财抢了，偌大一份儿家业只剩下搬不走烧不掉的田地山塘和三个女人加上两个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自己还只有二十多岁，今后几十年光阴只能靠娘家哥哥帮衬，守着剩下的这点儿产业，孤儿寡母地苦挣苦活了。再说，自己肚子里的这块肉，分明是马三公子留下的孽种，虽然此事除自己之外无人知晓，但是男女未卜，万一自己生个女儿，凤妹倒生了个儿子，剩下的这半份儿家私，到了儿依旧是别人的……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儿，越想越没有出路，眼看着家里一样样东西叫别人扛着背着抱着地运走了，心烦之上又加心痛，不禁手拍膝盖，嚎啕大哭起来。

这时候，凤妹的心里也不是滋味儿。想想自己从小死了爹爹，靠母亲一双手养大到六岁，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了族长，太平军退出了壶镇，母亲却得了个“与长毛通奸”的罪名，国法未究，族法不恕，被活活地“点天灯”烧死了。自己落到了一个叔叔手中，半饥半饱过了七年，三十吊铜钱卖给了吕家，做了瑞春的陪嫁丫头。自己并无奢望，只想嫁个聪明老实的小子，经大爷许诺，把自己给了来旺儿。尽管这个人骨头软些，在自己面前倒还听话，也只好认命。没想到都怀上孩子了，却又稀里糊涂地成了林炳的小妾。原以为只要生下一个儿子来，林家的产业就有了来旺儿的一份儿，没想到狠心的林炳丧尽天良，下了毒手，没等孩子出世，就把孩子的生父给活埋了。来旺儿被杀，是仅仅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呢，还是被林炳发觉了与自己之间的奸情？如果林炳不知道奸情，指着肚子里的这块肉，自己还不至于被转卖或逼嫁，往后的日子，大概只能与大奶奶一起终身守寡了。如果林炳已经知道，今天林炳不死，自己大概也不会再活多久，很快就要跟来旺儿在阴曹地府见面的。如今林炳死了，自己才二十刚冒头，往后的日子还长得很，谁知道又会生出些什么变故来呢？更其祸福难卜的是：如今大奶奶也怀着孩子，他日临盆，却不知道谁生男谁生女，万一自己命薄，生下的是个女儿，估计下半世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如果林炳不单知道自己与来旺儿之间的奸情，而且已经给瑞春说起过，那么，自己加上肚子里的这个孩子，能不能活下去还都难说……想来想去，真是伤心之上又加烦心，被瑞春的眼泪鼻涕一引，虽不敢放声大哭，也是涕泪滂沱，啼哭不止。

喜妹这时候想到的是：林家遭此变故，大奶奶不能不暂回娘家，她这个二十多岁的大丫头，倒是有了打发出去的日子了。再说，她一见后院儿火起，就赶紧把自己这几年来攒下的几两银子和几件首饰揣进了怀里；房屋烧了，对她来说，除了几件衣服和两床被褥之外，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她眼看着一时间无法扑灭的大火，耳听着大奶奶和凤妹两人一递一声伤心地号哭，只是两眼发直，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括苍山上，雪峰山天险将变成义军重整旗鼓的发祥之地；括苍山下，罪恶的溪流仍在汨汨西去！

温州和嘉兴两处，本忠得了两房互不见面的妻小，也白捡了两注不算太大的产业，足够他行商作贾，将本求利，越滚越大，越过越富了！

壶镇和林村，瑞春都没有一处属于她自己的房屋，今后只能寄人篱下，投靠哥哥，守着林道台置下的田产和两个并非林家种子的后代，惨淡经营，苦度光阴，免不了还要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啊，风云变幻，神奇莫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再过三十年，缙云地面，又将是个什么世道，又将是谁的天下呢！

──1976年9月9日初稿于于家岭西村

1978年12月28日二稿于清河农场

1984年7月1日三稿于北京宝文堂

1987年五一前夕四稿于北京西安门

1999年7月1日五稿于北京双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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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神偷谢三儿的故事

一、从我父亲说到我那个做贼的舅舅

提起我那个做贼的舅舅来，先得从我母亲怎么会嫁我父亲说起，要说我母亲怎么会嫁给我父亲，又得从我父亲怎样发迹说起。这样七拐八拐的，那话儿可就长了。咱们还是长话短说吧。

我父亲是学法律的，毕业于浙江省法政专科高等学堂第一期。青年时代，他跟随同乡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我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是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据地”，出过一个都督、一个外交部次长、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我父亲的同辈人中，当军、师、团长的，当厅、局、县长的，就像牛毛一般，多了去了；后来他到法政学堂去读书，由于他的年龄最大，又能言善写，不但当上了学生自治会主席，还接受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领导他的是当时也在杭州读书的李雪峰），曾带领学生们上街游行声援过上海的“五卅惨案”，为此受到军阀孙传芳的通缉，逃出了杭州，差几个月没有毕业，却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被派到北伐军里当团党代表去了。一上任，就是中校的军衔。团党代表相当于团政委，不过代表的却是国民党，讲的则是三民主义。

北伐完成以后，我父亲不愿意留在军队里，回到杭州补领了一张毕业文凭，就到上海特区刑庭当起“法官”来了。

上海沦陷前夕，我父亲不愿留在上海当亡国奴，带领一家老小，匆匆回到故乡缙云县。

缙云县在浙南括苍山区，交通不便，封建文化相当发达，历史上出过不少文人大官，现代西方文明却还没有侵入这个偏僻的山区。当时县里还没有法院，只有一个司法处；县里也没有正式的律师，只有一个不挂牌的讼师代写呈纸。我父亲既有法政专科的文凭，又有北伐军团党代表的光荣历史，在这样一个小地方挂牌当律师，生意兴隆，当是不言而喻的。

那一年，我六岁，提前一年上了小学。由于我天资聪颖，已经认识了好几百个方块儿字，所以跳了一班，一进校门上的就是二年级。用邻居们的话来说，我小小的年纪，却已经“很懂事”了。

我父亲虽然读过书，做过官，家里却很穷。我祖父是个石匠，所居住的那个村子（也就我在《括苍山恩仇记》中描写过的“吴石宕”），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村子里只有我父亲这么一个“读书人”。其原因是我父亲天资独特，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一进学就得了个第一名，而且一直年年保持，我祖父这才破例让这个儿子读到私塾毕业。

我母亲蔡氏，却是缙云县第一大镇壶镇附近一个平原大村落里的闺秀，虽然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却善于描龙绣凤，懂得三从四德。我外祖父是个资本雄厚的药材行商，拥有几十亩良田和一座前后两进三层的朱漆华屋，在本村号称首富。我父亲私塾毕业以后，经老师推荐，到我外祖父的那个村子坐馆当塾师。我外祖父见我父亲少年英俊，口才文才都不错，不顾外祖母和舅舅的反对，主动许亲，愣把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儿嫁到与永康县交界的边远小村子里去喂猪、烧火。很多人都说我外祖父糊涂，其实他满有自己的主见：他把女婿聘作账房，给他跑腿儿，言明提取盈利的一成作为酬劳。他相信，这个女婿在自己的薰陶之下，是一定能够发家致富的。

我父亲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十年中，从丈人手中一共分到了一千多块钱。这个数字，在当时说来，已经算不小了。自己开一间小铺子，本钱满够了。可是仔细想想，在这十年中给老丈人赚的钱，何止九千、一万？我父亲也不糊涂，知道如此下去，等于给丈人家卖命，再说，他也无志于经商，反正手里已经有千把块现大洋，至少老婆孩子三年五载的吃饭穿衣是没问题的了，于是在他二十八岁那一年，毅然弃商从文，借了个文凭，考进浙江省法政专科高等学堂，另找出路去了。

他之所以要上大学、要学法律，原因之一是我祖父四十岁上，因为家里失落一头黄牯牛，后来知道是被邻村的林炳家牵走，两家因此发生械斗；我祖父被林炳一刀捅死，又为此进城打官司，前后拖了好几年，花了很多钱，最后官司并没有打赢。因此，他才下了决心，一定要上大学，而且一定要学法律。第二个原因，是他私塾毕业，尽管古文不错，历史、地理也还熟，却没有学过数理化和外语，而当时又只有报考法政专科是不用考数理化和外语的。因此，根据他自己的水平，他也只能投考法政专科了。

正因为有这样一重关系，我父亲虽然有了出人头地之日，心知这些都是出于岳丈所赐。饮水思源，对我母亲也就格外地尊重一些。

我的外祖父兄弟二人。他自己善于经纪，一生除了酒肉之外，从不涉足娼家、赌场。他弟弟呢，完全相反，不但有一口极重的鸦片烟瘾，而且生平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赌钱、玩儿女人。为了减少阻力，父亲一死，早早地就跟哥哥分了家，老婆也不娶，整日整夜地不是泡在赌场里，就是躺在私窝子女人的被窝儿里。哥哥和亲戚族人等多次规劝无效，大家也就不再理睬他了。不过三五年工夫，一份儿家业被他败得精光。不过这个赌徒，倒算得上是个硬光棍儿，家产输光嫖尽之后，并不到哥哥那里去纠缠，而是倾其囊中所有，叫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美滋滋地吃饱喝足以后，又抽了半两多鸦片，最后把剩下的多半盒生鸦片烟膏统统吞了下去，这才搂着相好女人沉沉睡去。只是这一睡，从此就再也没有醒来过。

第二天那个女人发现自己床上躺着个死人，这才着急起来。开门出去叫来了邻居。大伙儿仔细一看，发现桌子上留有一封遗书，是写给他哥哥的。那女人不敢怠慢，赶紧请人给他哥哥送去。他哥哥拆开一看，开头说了几句“欢乐人生，已经到头，祖宗攒下的作孽钱，也已经统统还给了人家，从此一身无牵挂，理当回到来的地方去”之类的废话，接着给哥哥道歉，因为他“回去”之后，还有两件未了事宜，要请他哥哥代为料理：一件是他的遗体，要求买棺入殓，葬进祖坟；一件是他的这个相好女人谢氏，已经怀有身孕，而且的确是他的种子，他日临盆之后，不论是男是女，都要哥哥看在同胞骨肉的份儿上，善加照顾。

他哥哥看了信，皱了皱眉头。不管怎么说，弟弟总是弟弟，尽管他不走“正道”，落了个如此下场，收殓尸骨，入葬祖坟，总还是义不容辞的。只是这个“遗腹子”的事情，却有点儿不大好办。第一，这种半开门的私娼，朝秦暮楚，阅人颇多，知道她怀的是谁家的孩子？第二，即便如弟弟所说，确实是他播下的种子，但他如今已经当尽卖绝，一无所有了，这个孩子长大以后，男的要一份儿家私，女的要一份儿嫁妆，从哪里出？斟酌再三，做哥哥的只好承担一半儿责任：把弟弟的尸体抬回来安葬了；至于那女人肚子里的孩子呢，却坚决不承认是蔡家的骨血，根本不予理睬。

那个女人当了多年私娼，也有一副光棍儿脾气：你不承认，我也不指望。孩子生下来以后，就自己养着，还姓了她自己的姓，大名就叫谢振国。因为是三月初三日生的，起了个小名儿，就叫谢小三儿。

谢三儿在这样一个私娼家里长大，读书上进的机会当然是没有的。不过却继承了他父亲的“灵气”，不但长得相貌端正清秀，还十分聪明伶俐：才六七岁，赌台上的事情不用教就全会了；才八九岁，喝两三斤绍兴花雕居然不会醉；才十二三岁，就跟邻家比他大好多的姑娘“初试云雨情”了。──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不能得到正常的引导，一旦在邪路上发展起来，那种速度一定是突飞猛进，非比寻常的。

有一个职业窃贼，大概也是谢三儿母亲的相好吧，发现这个小小的孩童具有非凡的“灵气”，大有造就前途，于是征得他母亲的同意，收他为徒，带到外地严加教诲去了。

我外祖父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可是当年既然不承认这个侄儿，如今也就无法出面干涉了。谢三儿呢，尽管他也曾从母亲那里听说过自己的生身之父是谁，自己应该姓什么，可他也继承了父母的那种脾气，并不想从蔡氏家族这条线上得到什么便宜。所以蔡、谢两家以及我父亲虽然都知道这件事情，却因为鄙夷他的职业，不但从没有来往，在我们这些更小一辈儿的孩子面前，连提也没有提起过。

二、做贼的舅舅找上门来了

我家从上海搬回缙云县以后，尽管我父亲知道谢三儿就在本县居住，好在他们“盗亦有道”：做贼的第一讲究“兔子不吃窝边儿草”，第二也讲究“睦邻政策”，我这个从小就拜师学偷的舅舅，不但从来没在本县行过窃，而且很懂得“替天行道”，偷来的钱财，至少有一半儿是周济了鳏寡孤独，撒给了遇有急难的穷苦人家；另一半儿呢，他完全继承了乃父的衣钵，生平所爱，第一是酒，第二是赌，第三是女人，而且还和他父亲一样：绝不成家，而是到处打游击。不过他的不成家，跟他父亲又略有不同：他父亲是要做钱财的主人，不做钱财的奴隶，生怕娶了媳妇儿成了家以后会受到妻子家庭的拖累，不能为所欲为；谢三儿的不成家，除了也要随心所欲之外，更主要的是他的职业不允许有家庭。一个没有固定住址的贼，又有一身功夫，失主官家，到哪儿找他去？他没有自己的家，“外家”却真不少。因为他的“好色”，跟他父亲绝不相同的是：他父亲见花就采，只要那女人有几分姿色，不管她是大姑娘小媳妇儿，总要千方百计弄到手才甘心；谢三儿的好色，却受过严师的传授教诲，只许采“无主花”，也就是还没有嫁人的大姑娘和死了丈夫小寡妇；已经嫁人的小媳妇儿，也就是“有主之花”，则是绝对不许问津的。这，除了“道德”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少结冤家，从自身安全着眼。所以，他的相好女人，第一是多，第二是独占，绝不会因为争风吃醋引起争斗，而且到哪一家又都好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可以倒头就睡，不用担心有人会来捉奸。

我父亲回到缙云以后，听说了他几年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连地方上的一些知名绅衿都夸他是“盗富济贫”的“义贼”，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儿，反正是从来没有认过的亲戚，又从来没有任何来往，也就学一个“河水不犯井水”，不去过问他的贼事儿。

我那个贼舅舅呢，明知道“姐夫”如今衣锦还乡，今非昔比了，可是两个人不但素无来往，而且还是两股道儿上背道而驰跑的车：一个是吃维护法律的饭，一个是吃违犯法律的饭，我父亲不去找他，就算够客气的了，他哪儿还敢主动找上门来认我们这家亲戚呢？

就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看见县政府警察局局长张祖江坐在我父亲的写字间里跟我父亲在说些什么。我父亲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也没有说话，只是频频摇头。父亲的老秘书植松伯伯在一旁嘿嘿地笑着直打圆场。张祖江见我父亲脸色不好，没敢多说，默默地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临出大门，一边鞠躬， 一边还嘻嘻地笑着， 再三要我父亲再考虑考虑。

在饭桌上，父亲跟母亲说起了张祖江亲自登门，原来是为了谢三儿的事情。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见父母亲提起过这个人。我家里的规矩，大人说话，小孩子是不许插嘴的，所以我只能听，不许问，能听懂多少是多少，当然，在家里听见大人说什么，是绝不许到外面去说的。

那一天，我似懂非懂地听我父亲跟我母亲说：谢三儿已经让张祖江给抓起来了，如今关在警察局拘留所。三天之前，忽然得了重病，水米不进。拘留所里根本就没有医生，也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昨天开始病情有所加重，所长的意思，尽管是个贼，就这样死在拘留所里，也不好交代，想让他保外就医。问他县城里有什么开店的或体面的亲戚朋友，好出面担保，他把我父亲的名字说出来了，还说是内亲。我父亲在县里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做贼的亲戚？所长不敢相信，去报告了警察局长。局长也不相信，事情就这样拖了下来。不料今天早晨病人昏迷不醒了，所长着急起来，又一次去找局长。张祖江也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来问一问我父亲是否真有这么一位亲戚。我父亲也不隐瞒，就说谢三儿有可能是他叔丈人的私生子，只是族里从来没有承认过，也没姓过蔡。从血统方面说，他有可能是蔡氏族人；但从法律角度说，跟他根本就没有亲属关系。因此，他的任何事情，我父亲一概不闻不问。

植松伯伯跟我们同桌吃饭，插话说：这一次的事情，是张祖江弄巧成拙，下不来台了，才来找我父亲下台阶的。谢三儿是个贼，县里谁不知道？可是他从来没有偷过本县人的一针一线，在本县根本就没有做过案子。历任警察局局长都是采取“民不举，官不究”政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抓他。这个张祖江，本来是浦江县的一个青皮无赖，当过警察当过兵，都没有混出什么模样来。这一次仗着他妹夫当了缙云县县长，靠裙带关系混上了警察局局长的职位。他那位妹夫，其实是学文艺的，会作曲，会演戏，一到缙云县，游了著名风景区仙都，就写了一首《仙都曲》，印发给各中小学校教唱；接着就和他老婆共同登台演出了著名话剧《野玫瑰》（也就是《天字第一号》），在全县传为美谈，都说他是个“才子县长”。可惜这个县长在演戏、作曲方面的确是个才子，而在如何当好父母官方面却是个真正的庸才。特别对于如何治理地方，更是一窍不通又加不闻不问，完全仰仗他那位兵痞子出身的大舅子。就拿这次抓谢三儿来说，既然他根本就没在本县做过案，外县又没有公文到来要求协助缉拿，按照当时地方官各管一摊儿的规矩办事，是没有必要过问的。偏偏张祖江上任以来没有办过什么露脸的案子，一听说邻县商号失盗，窃贼就在缙云县，而且他自己已经当众宣布这件案子是他做的。于是张祖江就自告奋勇，要把这个犯案累累的“剧盗”逮捕归案，显一显自己的本事。

我父亲只知道谢三儿住在缙云县，也知道他经常到附近各县去行窃作案，却并不知道他这一次是如何被捕的。听植松伯伯说起这件事情，也感到有些兴趣，就让植松伯伯接着讲下去。

事情出在端午节的夜里。那天晚上城隍庙里有人出钱请戏班做戏还愿。当时当地演野台子戏，规矩是晚场七点钟开始敲锣打鼓，演奏乐曲，名为“闹台场”，实际上是招徕观众的意思。台场闹到八点钟，天色也暗下来了，于是先演三四折折子戏，休息二十分钟之后，接演正戏，大约在半夜十二点钟左右散场。当时缙云县还没有电灯，每逢演戏，都要点煤气灯。点煤气灯要有点儿小小的技术，弄不好就要熄灭。而谢三儿正是摆弄煤气灯的行家，每逢演戏，都要请他来一显身手。那天晚上，台场闹到一半儿，也就是七点半钟光景，台下人人看见谢三儿手提着气灯到台上去点着了；到散戏的时候，也就是半夜十二点多钟，又人人看见他上台去把气灯摘下来。吃过宵夜，谢三儿又跟戏班子里管三箱的（即管服装、道具、盔头的）坐下来推排九，一直推到天亮。

就在推排九的时候，谢三儿扬言：当天夜里，他到丽水去做了一趟买卖，偷了正大绸布庄三匹呢子、四匹绸子。大家都说他吹牛，因为从缙云到丽水，走公路有八十五里，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金华， 为阻止日寇长驱直入， 公路已经遭到彻底破坏，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走小路呢，也有七十多里，不但弯弯曲曲，中间还要翻过一座高入云霄的桃花岭。短短四五个小时，来回走一百六七十里路，还要打洞作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呢？不料谢三儿笑眯眯地说：“谁要是不相信，可以到丽水去打听，正大绸布庄后墙上打了一个脑袋大小的洞，洞的右边我还拉了一泡屎呢！”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开玩笑，一笑置之，没有追究。

过了三天，戏班子到丽水去演出，管三箱的想起谢三儿的话，出去一打听，正大绸布庄果然在端午节夜里被盗， 除了失窃完全相符之外， 连贼洞右边有一泡屎的细节都一点儿不错。于是“神偷谢三儿”的名气一下子就四面八方传了出来，当然也传到了缙云县，传到了警察局长张祖江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正大绸布庄的老板也知道了。他本来已经向当地警察局报了案的，一听说是谢三儿做的案子，就到警察局去把案子撤消了。他懂得，像这样神出鬼没身手不凡的“神偷”，只偷这么点儿东西，可以说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如果再不忍让一些，惹火了人家，再来“找补”一下，那可就真要“吃不了的兜着走”啦！

但是不开眼的张祖江，却偏想从他身上为自己扬名，下决心要把他逮捕归案。他不知道，谢三儿既然敢于堂而皇之地住在缙云地方上，而且经常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是有恃无恐的。张祖江那里刚刚发出逮捕谢三儿的拘票，谢三儿也立即就得到了从警察局里透露出来的消息，转眼之间，一个大活人就在缙云地面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三儿是个没家没业的人，本来就住无定所，随便找个地方一猫，上哪儿找他去？

这一来，可把张祖江气坏了。他老羞成怒，打听到谢三儿虽然没有老婆，相好的女人却不少，一拍桌子，下令把能抓到的谢三儿的姘妇尽数抓来施以酷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之外，还把铁丝烧红了，从奶头上穿过去，要她们供出谢三儿的下落。可怜这些大姑娘小寡妇们哪里经受得了这样的刑罚？只好胡招乱供一通，于是张祖江就把她们所知道的谢三儿的相好女人，一个连着一个地抓进警察局里来。这里面，难免也有因为吃醋、因为误传、因为报复而抓进来的。有几个，甚至连谢三儿的面都没有见过呢！

谢三儿虽然是个贼，却不是那种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人。他听说张祖江办出这种缺德事情来，不愿做缩头乌龟，学一个“好汉子做事好汉子当”，挺身而出，主动到警察局投案，有什么事情由他一人兜着，只要求把这些无辜的女人统统释放。张祖江抓这些女人们来，为的就是钓他这条大鱼，既然大鱼已经上钩，也乐得做个“好人”，果然把她们都放了。

但是在审问谢三儿的时候，张祖江却彻底失败了。自古抓贼要赃，无赃无证，这案子怎么个问法？张祖江说他五月初五端午节夜里偷了丽水正大绸布庄呢子、绸缎各若干，谢三儿就问他要证据，并提出当夜上半夜自己在帮剧班点气灯，下半夜在某地推排九，人证齐全。张祖江说他做案的时间就在七点半到十二点之间，他反问谁能在四个多小时之内步行一百六七十里。要知道，公路已经破坏，别说是无法开汽车了，就是摩托车、自行车，也无法通行的呀。一番话，把个张祖江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这还不算，消息传了出来，地方上的绅衿特别是开有商行字号的富户们都说张祖江多事，捅了这个蚂蜂窝，本来相对平静的地面，以后可就要不平静了。

张祖江黔驴技穷，最后只好挥舞手中的权杖，第一是关住谢三儿不放，第二是三天两头严刑逼供，加上天气炎热，牢房里拥挤不堪，吃的又是馊饭，没过几天，一个金刚似的谢三儿，终于被折磨得病倒了。

我母亲对于父亲的一切活动，向来是不过问的。但是今天听说了谢三儿的故事以后，却要求父亲看在她的面上，把谢三儿保出来。她说：叔叔在世的时候，一向很疼爱她，她也很喜欢这个叔叔。既然叔叔在临终之前亲笔写明谢三儿是他的遗腹子，总不会错的。叔叔死得早，只留下这点儿骨血，咱们不看佛面看僧面，以前不知他的下落，倒也罢了；如今既然知道他被关押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又得了重病，那就不单要赶紧去把他保出来，还要尽到做姐姐、姐夫的责任，尽力劝他一劝，要是能够劝说他回头，一者给地方上除了一害，二者也算是报答了叔叔的在天之灵。

我母亲平时很少在父亲面前要求什么，如今的要求又是合情合理的，我父亲略为沉吟了一下，就答应了。只是说：“去保他出来没有问题，只要我说句话签个字就可以。难的是要劝他回头，只怕根本办不到。他从小学偷，这行没本钱生意已经做了二十多年，别的本事又没有，你要他学好，叫他干哪一行去？”

话虽然这样说，父亲还是吃过中午饭就到警察局去把已经奄奄一息的谢三儿用一块门板抬回来了。还把当时县里最大的医院──缙云县卫生院院长丁志亮先生请到家里来给他打针急救。丁院长说：如果再耽误三个钟头，就是请了神仙来，恐怕也难救他活命了。

三、我和贼舅舅成了好朋友

我那个做贼的舅舅害的其实是中暑一类的“时症”，并不是什么大病，经丁院长打了一针，果然“妙手回春”，当时就活过来了。只是在牢房里受的酷刑太多，还需要好好儿将息一段时间。父亲也许是想实施他的开导计划，也许是接受了母亲的请求，总之是默许他暂时在我们家住着养病。不过父亲仍嫌他是个贼，第一不许他住在客房里，只让母亲在客厅旁边的走廊上用两张长凳、一块门板给他搭了个临时的板铺；第二跟我讲清楚他是个临时保释的犯人，再三关照我不许跟他多所接触。

母亲对她这个做贼的堂房弟弟倒并不十分歧视。她秉性善良，遇事往往多替别人着想。在厨房里，我就听见她跟房东太太说：她这个弟弟之所以会走到那条路上去，责任完全在她父亲。如果他一生下来，就按照他父亲遗嘱上说的那样去把他抱回来抚养，大不了多给那个姓谢的女人几个钱，孩子长大以后，总不至于走到贼道上去的。也许算是她代父忏悔吧，她十分尽心地伺候这个病伤的弟弟：把水烧开之后又晾凉，小心地帮他擦洗了伤口，上了药，又把我父亲的旧衣服找出来，里里外外地都给他换上；还特地到菜市场去买来一只肥母鸡，用三七、肉桂炖了， 给他补养身子。

对于我母亲的所作所为，谢三儿似乎看得都很平常。给他吃的他就吃，给他穿的他就穿，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谢”字；对于我父亲把他从拘留所里保出来又请医生诊治，也没有什么感恩戴德的表示，好像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似的。

开头一两天，我对于家里养着这么一个贼很不以为然。缙云县地方小，谁家里两口子吵架，都可以作为新闻传遍了整个县城，如今我家里住着个出名的大贼王，还不成了特大新闻？每天我去上学，都有同学围着我问长问短，甚至连老师也来问我一些关于谢三儿的传闻，倒好像我是谢三儿问题的权威，对谢三儿的身世了如指掌似的。后来，老师和同学们见我对谢三儿的事情知之甚少，反过来倒跟我说了许多有关他的故事。这一来，倒使得我对这个人们称之为“侠盗”、“义贼”的舅舅产生了神秘感和好奇感，很想往深里一探究竟了。

头两天，谢三儿的身体还没有复原，每日三餐，都是我母亲用一个托盘装着饭菜端到他的板铺上让他靠着枕头慢慢儿吃的。过了两天，他已经能够行动了。但是我父亲仍叫我母亲端饭给他吃。我知道，这是父亲不愿意跟一个贼在同一张桌子上就餐的意思。这时候，我就主动地把端饭这件事情揽了过来：开饭之前，拿两个盘子把每种菜都拨一些，连同一大碗米饭一起端到他面前，还故意找一些话来跟他聊。那一年，我已经九岁了，第一篇“文章”已经在县报上发表，小学也即将毕业，加上我的个子从小就比同龄人高，看上去很像个小大人儿，所以他也并不把我完全当小孩子看待。每逢我提出什么问题，他总是很认真地答复。

有一次我把饭菜送去，故意轻轻地叫了一声：“舅舅，吃饭了。”我看见他眼眶里噙着一包泪水，声音颤抖地问我：“你不觉得有一个做贼的舅舅倒你家的门风么？”我毫不迟疑地回答：“他们都说你是个‘劫富济贫’的‘侠盗’呢！侠盗嘛，当然是好人啰，有什么倒牌子的？”没想到我这句话倒刺痛了他，只见他回过脸去，声音哽咽地说：“别听他们的，侠盗，我还不配，舅舅真的不配呀！”

第三天，我给他送饭去的时候，他悄悄儿地问我有没有私房钱。我还以为他的赌瘾又发作了，想问我借钱去赌博，就很不高兴地回答他：“我有的是压岁钱，多了不敢说，十块二十块的还拿得出来。不过你想拿它去做赌本儿，那可没门儿！”他笑了笑，轻轻地说：“我现在连路都还走不动呢，上哪儿赌去呀？再说，就是我身体好了，你爸爸能放我出去么？你放心，第一我不会问你要钱去赌博；第二我也用不着那么多钱，有一两块钱就满够了。告诉你，我这是拿钱去买药。医院里的那些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根本就没用。我有一张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是从师傅那里传下来的，特别灵验，一吃就好。只是想偷我这张方子的人很多，你出去买药，千万不要说是给我买的。好在你是个孩子，人家不会注意你的。不过也还是小心点儿的好。这样吧，咱们县城里，不是一共有三家药铺吗？你拿纸来，我开三张假方子，你到每一家药铺里去给我抓一副药，拿回来， 我把该用的挑出来， 凑在一起，就全了。你说，这件事情，你能帮我办到么？”

我没有因他的“贼心眼儿”起反感，却像大人似的点了点头，叫他尽管放心，一定替他办妥。他又再三嘱咐我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这才在我拿给他的三张纸上各开了几味药名。下午放学的时候，我分别到鹤松堂、问松堂、春寿堂三家药店把药配齐了，拿回来悄悄儿递给他。他什么时候吃的药，又是怎么吃的，我就不知道了。只知道我把药给他以后，他的身体很快就健壮起来。可见他的这张方子确实非常灵验，很不寻常。

由于我帮他秘密地办成了一件大事，他对我的信任与日俱增。趁他高兴，我装作并不在意的样子向他打听起贼道里的秘密来。第一件事，就是问他这张灵验药方的来历。他果然并不拒绝，向我敞开了他们贼道中的一件小小的秘密。

原来，当时官府里对于盗贼的判刑，是很轻的。抓住了盗窃犯，严刑拷打，无非为了追赃。如果退出了赃物，不过关上两三个月就放了。就是退不出赃物的www奇Qisuu書com网，顶多也不过关上半年，写一张甘结，还是一放完事。所以当时当地凡是失主自己抓住了贼，大都不送官府，而是动用私刑追赃，动用私刑泄愤。动用的私刑，也是无奇不有，残酷之极：轻的是把窃贼的两手别到背后去，用细麻绳蘸油绑住两个大拇指，接上一根粗麻绳，脸朝下倒吊在树杈或者房梁上，当地土话叫做“飞”，也叫“鸭子凫水”，有时候还要拿一扇磨盘来挂在窃贼的脖子上，然后用带刺儿的荆棘打一下问一声，非得把多年以前丢失的东西都问出来不放人；狠点儿的，用铁丝穿过锁骨吊起来打；实在追不出赃物来，狠心的失主还会把窃贼脚后跟上面的那条筋割断，让他一辈子别想再站起来走路。──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孔乙己”，大概就是这种私刑的牺牲品。在当时，凡是做贼的，首先必须具备一副不怕打的“硬骨头”，才可以出来“替天行道”（当地有“贼骨头不怕打”的说法，就是据此而来）。不怕打的保证，一是练成“挺刑”的气功，二是有一张治疗跌打损伤的药方；而这两项法宝，又都是秘不传人的，只有真正拜过师傅、学过“手艺”的贼门弟子才能得到。临时客串的窃贼，一旦被抓，那就只好“活受”了。

谢三儿从小拜师“学艺”，这两宗法宝当然都是得到的。据他说，他的这张方子，不要说是皮肉之伤了，就是割断了脚筋、砸断了骨头，也能完全治好，照样飞檐走壁。做贼之所以还要拜师傅，除了“学艺”之外，主要就是为了得到这两宗法宝。对一个职业窃贼来说，行窃的技巧虽然十分重要，但却比较简单，根本用不着学三年零一节时间；行窃的时候，主要是靠胆子大，也就是通常所谓的“贼胆”。但是任何一个技艺高超的窃贼，却都免不了有失风的时候，这就非得拥有这两项法宝不可了。拜师学偷，给师傅磕三个头，给祖师爷时迁磕三个头，还要老老实实地帮师傅偷三年多，所期望得到的，无非是这两项法宝而已。

手艺人的规矩，拜了师傅，只跟师傅三年零一节，师傅就要把看家本事教给徒弟，让他出师，自己独立去闯江湖了。只有学偷这一行另有规矩：出师的时间并不固定，学满了三年，软硬功夫都学扎实了，师傅就告诉徒弟：他的那张治伤秘方，藏在某一处所或某一范围之内，只要徒弟能偷到手，才能“正式”出师；要是偷不到手呢，只能怪自己本事没有学到家，对不起，那就老老实实地接着帮师傅去偷吧。

谢三儿是个出名的机灵鬼儿，但是任凭他怎么机灵，竟然就没能把师傅的那张秘方偷到手。学艺三年期满，别的本事都学得差不多了，完全有资格出山“替天行道”了，于是师傅告诉他：那张秘方，就藏在他睡的房间里，叫他自己去找。找到了，尽管远走高飞；找不到，那就是本事还不到家，再学两年吧。

他的房间，不过方丈之地，一床一桌之外，家具不多。再说，按照祖师爷传下来的规矩，作为“毕业考试”的这张卷子，还必须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绝不许锁在箱子里柜子里的。把秘方放在徒弟的房间里，这不等于已经把方子传给他了么？做贼的讲究“眼明手快”，什么东西一经“贼眼”过目，就没个跑的了。要是连这样简单的试题都考不出，往后还怎么行窃？可是谢三儿找遍了自己的的房间，居然踪影皆无。眼看着半年又将过去，再要找不到，出不了师不要说起，消息传了出去，“笨贼”的雅号，可就要送来给他了。

谢三儿绞尽了脑汁，翻遍了床上桌下，就是找不到这张三寸见方的纸条儿。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去求师娘，要她指点一个更小点儿的范围或方向。师娘正在厨房里做饭，见这个聪明伶俐的小徒弟居然这样没有眼色，不禁觉得好笑，就用嘴向房间里一努说：“喏，不是就在那里吗？”

谢三儿顺着师娘努嘴的方向一看，厨房与房间之间隔着一道门，门的那边，只能看见一张床。也就是说：师傅的这张秘方，藏在床上是一准无疑的了。但就是这么一张长不过六尺、宽不过四尺五的床，自己天天晚上要在上面躺七八个钟头，怎么竟会视而不见？一手搔着头皮，心里半信半疑地回到自己房间，上上下下足足翻了三天，依旧一无所获。不得已，只好第二次又去问师娘。师娘也有些不耐烦了，皱着眉头数落他说：“你这个笨贼，不是已经告诉你在床‘上’了吗？像这样‘眼面前’的东西都拿不到手，还能出山做生意呀？干脆，你就留在我身边帮我烧火吧！”

这一回，谢三儿听师娘说话中重读了“床上”的“上”字和“眼面前”这三个字，心里多少明白了一些，就专门在床的“上面”去找。床的上面，不过是蚊帐，根本藏不住什么东西的。从蚊帐顶上找到底下，仍旧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生气，干脆躺下，又从“眼面前”这三个字去琢磨，终于醒悟过来，撩起蚊帐门，一伸手就把那张秘方拿到手了。

原来，蚊帐的开口处，是用两块布重叠缝制的，垂下来的时候，才能合缝，挂起来的时候，形成一个三角形夹层。那张秘方，就用一枚针别在这个夹层处。

谢三儿拿到了治伤的药方，这才离开了师傅，成了“独行大盗”。他的这件“轶事”后来由师娘说了出来，传到了江湖上，从此果然人人都管他叫“笨贼”。谁会想到这个“笨贼”，几年之后竟变成一个“神偷”呢？

谢三儿笑着把他当年出师时候的故事告诉了我，逗得我也哈哈大笑起来。

他还告诉我，他们这种烧香点蜡烛给祖师爷磕过头的专业窃贼，同行之间不但有帮会的组织，而且还有从祖师爷那里传下来的非常严厉的规矩。比如说，什么钱可以偷，什么钱不能偷，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再比如说，到手的钱财，不论多少，只许花费施舍，哪怕下赌场、进妓院都可以，却绝不许用来买田、盖房、做生意。谁要是违反了祖师爷的规矩，不但同门的师父、师叔、师兄弟可以出面来“清理门户”，就是帮会中人，也有资格出面干预。糟的是干这一行买卖的，并不一定都是帮会中人，有许多好吃懒做的浮浪子弟，穷愁潦倒的落魄少爷，两手空空，走投无路的时候，常常也会多长出一只手来。这些人并不懂得贼帮中的规矩，连人家买药、买棺材的钱都敢偷，大大地损伤了他们贼帮的声誉。因为失主丢了东西，只知道是被贼偷走了，却不知道贼里面也有专业与业余之分。对于这种“非我门中人”却坏了“我门中规矩”的贼，如果他只是偶尔为之，只要他不太出格，帮会中人一般是不会跟他计较的；如果他办事出格又不知收敛，那么帮会中人就会去找他，要么拜山门认师傅，以后按帮规行事；要么从此洗手，不要再来败坏贼帮的声誉。要不然，贼帮中人可就要整治他了。方法也很简单，只要拐个弯儿把他交给失主去发落，就够他受的了。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听说的黑社会内情，虽然只是聊聊数语，也足以令我惊愕不已的了。在这以前，我是只知道有律师同业公会和商业同业公会， 不知道贼也有公会的。

从此以后，我们俩的感情越发融洽起来，再也不会因为他是个贼而觉得可耻了。

在此期间，我还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些职业窃贼做案的技巧和特征。比如说，职业窃贼偷东西，讲究的是“打贼洞”，绝不去撬锁。有经验的警察和探子只要一看那个“贼洞”的大小和形状，就知道是哪一路好汉做的案子。当地的大户人家，砌的都是砖墙；凡是砖墙，又一定是用石灰钩的缝儿。职业窃贼在砖墙上打洞，根本就不用锤子和凿子，只要随身带一竹筒酸醋，把醋灌进砖缝儿里，过几分钟，那石灰就会变得像炉灰一样松散，再用小刀子一剔，一块整砖就可以抠出来，绝不带一点儿声音的。

谢三儿打的贼洞，只有脑袋大小。也就是说，他有“缩骨法”，只要脑袋钻得进去，整个身子就都可以钻进去。贼洞打好以后，锻炼有素的职业窃贼是不会立即钻进洞里去行窃的，而是必须先蹲在贼洞的旁边拉一泡屎。这有两种作用：一是定一定神，以免钻进洞去以后慌慌张张，留下了什么痕迹；二是静心听一听洞里面的动静，万一里面的主人已经发觉，做好了绳套或者手持棍棒正在等待着窃贼钻进来，那就糟了。只要做贼的沉得住气儿，打好了贼洞先不钻进去，洞里面的人反而会沉不住气儿，一有响动，等于通知外面里头已经有所准备。这时候，做贼的就可以从容离去，绝没有失风的危险。

我问他：端午节那天，丽水正大绸布庄的案子是不是他做的。他笑了笑说：他当众宣布的事情，当然不会是假的。只是在张祖江面前绝不能承认就是了。我问他具体的作案时间，他说还确实就是在七点半到十二点之间。我问他这短短的四个多小时之内怎么能走一百七十里路。他神秘地笑笑说，这就是他拜师傅磕三个头学到的本事之一了。这种本事，一者不能跟外人说，二者说了我也不懂。他只是简单地告诉我，他用的是一种叫做“超步”的步法，速度可以比自行车还快。对于他的话，当时我是将信将疑，姑妄听之，有的相信，有的绝不相信。像这种“超步”之说，就是我绝不相信的部分。我认为那一定是他串通了同伙儿干的，目的是神乎其技，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后来长大了，听说气功中有一种“提纵术”，也叫“缩地法”，专门用于快速夜行的。不知道跟谢三儿所说的“超步”，是否同出一辙？

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吧，谢三儿的伤和病就完全好了。他并不是个好吃懒做的人，能下床走动了，就一点儿也闲不住。先是帮我家扫院子，扫大门外面的街路；接着就帮我挑水──我父亲当了官以后，口味越来越高，凡是做饭、沏茶的水，绝不用井里的，说是井水有土腥味儿，一定要在天亮前后到山溪里去挑，而且把这一任务分配给我，作为我的体格锻炼项目之一──谢三儿见我每天清早起来，头一件事情就是用一对儿煤油桶改造的铁皮水桶到溪边去挑水，可怜我这个小少爷，就到房东太太那里去借来一对儿大水桶，只三挑，就把我家那个半大水缸挑满了。据他自己说，他在师傅家里“学艺”，除了外出“干活儿”之外，就是什么家务都要做的。又说他后来有那么多“外家”，除了他人长得漂亮、手里有花不完的钱这个“有利因素”之外，他的勤力，也是到哪家哪家欢迎的要素之一。

那年月，我家烧的是木柴。从市场上买回来的木柴，粗的像大腿，细的像胳膊，不能直接烧，非得劈开来不可。这宗活儿，父亲也分配给我，算是我的体力锻炼项目之一。我人小力气弱，一次只能劈十几根，仅够母亲一天烧的；带有疙瘩的和一些弯七扭八的树根劈不开，就只好放在一边儿，以后遇有乡下的亲戚进城来，再请他们解决。谢三儿见我天天劈柴，一次又劈不了多少，就从我手中把斧头接了过去，一口气儿竟把我家所有的劈柴连同那些树根、疙瘩全都劈开了。乐得我母亲眉开眼笑的，连连给他道乏，还特意给他炒两个好菜，打出一壶酒来给他喝。这一来，可真是投其所好了。他这个人，吃饭不讲究好菜，只希望每顿饭都有半斤到一斤酒──也不要什么好酒，只要绍兴花雕就十分满足。他住在我家，每天好饭好菜地给他吃，如果凭空提出还要喝酒，似乎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于是就主动帮我家干活儿。我母亲懂得了他的意思，也不用他主动提出来，每顿饭都会给他一壶酒喝。

四、姐夫和小舅子之间的争执

谢三儿见自己的身体已经完全复原，也知道我家绝不是他可以久留之地，一天吃过晚饭，趁我父亲还没有外出散步的工夫（我父亲每天伏案写状纸，很少活动，吃的又好， 人越来越胖， 所以晚饭之后必定要出去慢慢地沿溪边环绕一周），找他“谈判”来了。他们俩这一次的谈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已经事隔半个多世纪，我依然记忆忧新，至今没有淡忘。

那天，他找到我父亲，脸上并没有一丝儿笑意，也没有半句感谢的客气话儿，开门见山地说：“我的病和伤都好了，什么时候把我送去给张祖江，你瞧着办好了。我是你保出来的，绝不会从你家逃走。我们做贼的两手空空，就是这一身骨头硬，自己的事情，决不拖累人家。你放心好了。”

我父亲听他这样说话，也没有好脸色好声气给他，板着面孔冷冰冰地说：“我保你出来治病，是看在同是东乡人的份儿上，并不等于我们已经承认你是我家的亲戚了。承认不承认你是蔡家的人，那是他们蔡家的事情，跟我们吴家可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个同乡人，既然保你出来了，病也治好了，我觉得也还有责任劝你几句：爹娘父母生你四肢齐全，聪明伶俐，天下的行当那么多，干点儿什么不好？为什么偏偏要去学偷？退一步说，要是你能够改邪归正，从此走上正路，我不但可以不送你回拘留所去， 还可以出面到蔡氏宗族中去说说，让你回到蔡家去归宗续谱。可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谁敢出面去说呀？”

谢三儿听我父亲这么说，微微一笑：“谢谢你的好意。那些多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咱们今天不要再提它好不好？我是谁家的儿子，只要我母亲、我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姓爹的姓还是姓娘的姓，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别人承认不承认，那就更无所谓了。自古以来，都是做了大官儿的人才会有人来认亲联宗，像我们做贼的，地位低下，名声难听，明明是同宗的族人，还不肯相认呢，何况我这个来历不明的私生子？所以我自从懂事以来，自从母亲告诉了我的身世以后，就没有想过要跟哪个有钱有势的宗族认过亲。我也退一步问问你：即便我‘学好’了，蔡氏宗族也承认我了，请问你是能给我争来一亩田呢，还是一间房？我知道，我父亲当年把他名下的田地房产都折价卖给你老丈人了，这些产业如今都归你大舅子掌管着。要想蔡氏族人承认我这个私生子，只怕你大舅子这一关就打不通。所以你今天说的这些话儿，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任何意义的。再退一步说：你也别以为只有你干的才是好事，我干的就都是坏事。说一句不怕你生气的话，不论是三十六行还是七十二行中，都有我做贼的这一行，却没有你当律师的那一行。你们当律师的，嘴巴上说得漂亮，什么保障人权哪，维护法律的尊严哪，戳穿了说，还不是谁给你钱你就帮谁辩护？自古以来，王子犯法，就没有跟庶民同罪过，倒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拜师傅磕三个头，学的就是劫富济贫、替天行道，要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稍稍平等一些，补足了天理的无理，王法的不法。比较起来，要照我说呀，干我这一行的，且比你干的那一行要高尚得多、干净得多呢！”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恐怕还从来没有一个人敢于指责他的职业不高尚的。可是仔细想想，谢三儿的话，即便不占正理，至少“歪理”是十足的。我父亲无端受了这一顿抢白，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由得勃然大怒，登时放下了脸皮，拍着桌子大骂：

“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我好心好意保你出来，把你的病和伤都治好了，又好言好语开导你，你不说从此改邪归正，反而倒打一耙，损起我来。既然你自甘堕落，可怪不得我。我已经尽到劝说的责任了，你听不进去，那也没有办法。明天你就给我回拘留所里去吧！”

谢三儿却没有发火，依旧笑嘻嘻地分辩说：“我本来没有找你说这些事情嘛，是你自己要跟我讲理呀？既然要讲理，总不能单听你一个人说吧？你说你的理，我也可以说说我的理；有理没理，也可以评一评嘛，发什么火呀？你要送我回拘留所去，我随时都可以跟你走，迟疑一下的，都不是好汉。”

我一看情形不好，这里又没有我说话的地位，赶紧去把母亲叫来，才算把他们俩的一场争执暂时平息下去了。

第二天，父亲倒是没有把谢三儿送回拘留所去。这一方面是母亲求了情，打算由她亲自出面来开导劝说谢三儿，一方面是我父亲最近接到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司令王陵基的邀请，要他到江西去当军法处处长，正忙于处理未了事务，顾不上别的事情。

那天是星期日，我在房间里做功课，母亲把谢三儿叫进来，面对面地坐着，苦口婆心地劝他。谢三儿在我母亲面前，倒不是那么犟，也不跟我母亲讲他的“替天行道”，只是说他从小儿学的就是偷，除了偷，别的他什么也不会。我母亲也很为这件事情恼火，前两天，还为了要爸爸给谢三儿介绍一个正当工作而挨了爸爸一顿数落。爸爸说，祖辈上传下来一句老话， 叫做：“坑蒙拐骗可别偷，吃喝嫖赌可别抽”；世界上，只有偷东西和抽鸦片这两件恶习最难改。因为偷窃不需要付出什么艰辛的劳动，只是一举手之劳，别人的财物就变成自己的了；抽鸦片呢，那瘾头能把人拿住，逼得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特别是像谢三儿这样的专业惯窃，从小儿学的就是偷，一偷偷了二十多年，如今已经是积重难返，恶习难改了。何况他除了偷之外，还喜欢赌博、喝酒、嫖女人。这样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只有坏处而绝不会有好处的。把这样的人介绍出去，第一是他根本就不会干什么正经的事业，第二，即便他勉强能够干点儿什么，肯定也是过不了多久就会故态复萌，原形毕露，早晚连介绍人都要跟着吃亏倒楣。他反过来劝妈妈：对这种人类的渣滓，不能抱太多的幻想，尽管他是你血统上的堂房弟弟，也只能看开些。咱们把他从牢房里保了出来，救了他一条性命，又把道理都给他摆明白了，总算尽到了咱们做亲戚的责任，听与不听，改与不改，那就全在他自己了。

我妈是个善良的女性，总不相信一个人如果有正当出路竟会自愿做贼的。今天的劝说谢三儿，正是她不相信一个人会自甘堕落的具体表现。

谈话到了关键问题上果然卡住了。于是谈判又一次进入了僵局。

那时候，我已经迷上了看小说，一部《水浒》，反复看了三遍，虽没有背得滚瓜烂熟，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却都说得上来。另外，根据自己观察社会和阅读书籍的体会，对于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也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认为人是立体的，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其次，我认为好人和坏人在某种因素和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谢三儿来到我家一个多星期，跟我的接触最多，我对他的了解也最多。照我看来，这个人性格坚强，爱憎鲜明，连一点儿奴才相也没有；人情味儿倒还挺浓的，你对他好一分，他会对你好两分、三分甚至四五分。开头儿几天，我也为这样的人能干什么事情而苦苦地思索过；后来，忽然想到：他既然拜时迁做祖师爷，何不让他也像时迁一样去做细作，去“盗甲”，从而变有害为有利呢？可惜的是，他没有出生在梁山好汉时代。今天听母亲和他谈话，又一次在“干什么”这个问题上卡了壳儿，我忽然想起：爸爸不是即将到抗日前线去么？何不把谢三儿也带去呢？像他这样的人才，在部队里，在抗日前线，还怕发挥不了他的特长么？他要是老毛病发作，有军法在那里管着他，还怕他不就范？

等谢三儿离开房间，我把这个意思悄悄儿地跟母亲一说，母亲登时也笑了起来说：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把他打发得远远的，就是出了点儿什么问题，丢人显眼也不在缙云县，怕就怕谢三儿是个懒散惯了的人，不肯到抗日前线去当兵。那时候，我是学校里抗日宣传队的积极分子，经常下乡上街去宣传抗日救国和人人要当兵的道理，自以为嘴皮子挺能讲的，就跟母亲说，只要爸爸肯带他走，谢三儿那边由我去说服动员。母亲听我说得这样有把握，半信不信地点头答应了。

也不知道母亲是怎么跟父亲说的，总之是第二天母亲告诉我，父亲已经同意带他到江西去了。不过有话在先：绝不留他在自己身边，而是推荐他到作战部队去当侦察兵。学好学坏，往后就看他自己的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动员谢三儿去当兵的任务，当真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找到谢三儿，装作跟他聊闲天儿，从他祖师爷时迁的英雄业绩聊起，聊到乱世出英雄、时世造英雄，又三番五次提到像他这样的人才，如果趁着乱世出去奋斗一番，无疑也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何况现在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凡是有血性的男儿，都应该拍案而起，去驱除外敌，报效祖国。一番话，居然说动了他的心。他先是向我炫耀了一番他的内外软硬功夫，接着磨磨丢丢地跟我说，要是有合适的地方，他也想当兵去，在前线显一显身手，立下几项叫人称颂的汗马功劳，方才不辜负自己生平所学。话说到了这个份儿上，已经不是我去动员他，而是他来求我帮助了。于是我来一个因势利导，告诉他我父亲即将到江西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去当军法处处长，如果他真想到战场上立功的话，只要让我母亲去说一声就可以。他听了， 立即求我去跟母亲说。下面的文章，当然就是走走过场而已了。

事情说定了以后，他向我父亲告了十天假，说是要去安排一下他的私事。连我都明白，他所谓的“私事”，无非是去向他那一帮相好的告别并慰问──其中有好几个人为他受了张祖江的酷刑，如果连话都不留一句拍拍屁股就走了，固然有点儿像是盖世英雄的本色，但是从儿女之情的角度看，却未免太绝情了些。所以我们明明知道他去干什么，却都没有阻止。

五、他的真正职业是“采蘑菇”

像谢三儿这种人，别看他吊儿郎当的，说话倒是算话，十天期满，准时回来了。身上背了一个蓝布包袱，里面纺绸裤褂、多耳麻鞋、绣花的袜底儿等等什么都有，当然都是他那些相好女人连夜赶制出来的。这一回，爸爸再没有叫他睡走廊，而是宽宏大度地让他在客房里安歇。当天晚上，我去问他这十天中都走了哪些地方，他向我招招手，叫我走近他身边，神秘地对我说：“反正我就要离开缙云县了，告诉你实话也不要紧。你以为我只会偷东西，没有别的本事了么？告诉你，偷，那不过是假招子。你猜猜看，我究竟是干什么的？”

我大为惊讶。在缙云县，谁不知道他是个盗富济贫的职业窃贼？难道他除了偷窃之外，还有“第二职业”不成？我向他摇摇头，表示我无法猜测。

他让我在床沿坐下，轻声地说：“这话，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知道了，可不许跟任何人说。你也许永远不会想到，我的真正职业是‘采蘑菇’吧？”

“采蘑菇？”我好奇地反问。“种蘑菇的才是职业，采蘑菇难道也算职业？”

“你知道什么叫做‘采蘑菇’么？”他又莞尔而笑了，露出了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这是干我们这一行的行话。意思就是把坟墓里的金银财宝挖出来。”

“这不是偷坟掘墓么？”我惊奇得睁大了眼睛。

“对了，这才是我师傅教我的正经本事。偷鸡摸狗打墙洞，不过是我的副业，也可以说是用这种职业掩盖另一种职业。因为自古以来，对于偷坟掘墓的人处置起来都很严，《大清律》上就有明文规定：偷坟掘墓，立斩之罪。道理也很简单：那些法律，都是有钱有势的人定的。也只有他们，包括皇上在内，才会把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埋到了地下去。按照我们祖师爷的说法，金银财宝是给活人用的，只有锡箔纸折叠的银锭才是烧给死人用的。要是有钱人家把金银财宝都埋到了地下，那世上的活人用什么？干我们这一行的，把不见天日的金银财宝挖出来让它重见天日，应该说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们干这种功德无量的好事，偏偏法律却要判我们死刑，这不是法律不法、公理不公么？所以干我们这一行的，行动都十分秘密。好在掘墓的和做贼的本来就是同行，只是掘墓的要判死刑，做贼的大都不判刑，于是我就承认自己是做贼的，却谁也不知道我的真正职业是什么。这样一来， 不是就安全多了吗？”

我忽然明白过来，单刀直入地问：“这十天中，你采了多少个蘑菇送给你的相好的？”

谢三儿哈哈大笑：“你算是把我给琢磨透了。在你的面前，我不说瞎话。我做贼，标榜的是‘兔子不吃窝边儿草’；我采蘑菇，反正没有别人知道，可就不守这个规矩了。咱们县里，第一是风水好，第二是历朝历代做大官儿的人多，所以场面宏大的坟墓也特别多些。如果你以为坟墓越大里面的金银财宝也越多，那可就错了。告诉你，凡是有钱人家办丧事，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入殓，棺材里究竟有多少好东西，几乎人人都知道。如果真有什么好东西，也早就被我们的老前辈们捷手先得了。其实，那些做大官儿的临死之前，大都给自己找下了好几块风水宝地，其中最好的一块是他的真坟所在，是极端秘密地修建、埋葬的。公开安葬的那一圹坟墓，其实是疑冢。你大概听说过曹操有七十二疑冢的故事吧？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不知道在咱们缙云县的那些有石人石马的大陵园也大都是些疑冢。就拿在白竹乡的卢尚书墓来说，一共有十八圹之多，据说还都有童男童女陪葬，其实呢，全都是疑冢。他的真坟，两百多年来，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找过，只是谁也没有找到。不久以前，总算让我找到了他的真坟所在。我正想去采这个大蘑菇，偏偏张祖江这个挨刀的又找上了我。我顾不得去采蘑菇，就来跟他打这场冤枉官司来了。这一回既然要远走高飞，我那几个相好的又为我遭了那么大的罪，别的东西没有，把这个大蘑菇采回来给她们几个分一分，总也是应该的吧？”

谢三儿既然不拿我当作外人，坦诚地把他的绝密身份告诉了我，我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不免要继续追问下去。于是，在我那单纯、无知、幼稚的头脑中，第一次接触了“人类社会”这个神秘而又污秽的世界。

卢尚书墓，是我们缙云县最大的一所陵园，在壶镇附近风光秀丽美景如画的白竹乡深山之中，占地八亩，坟台又高又大，墓道的两边，是一对对雕刻得栩栩如生的石人石马、石牛石羊，还有许多石龟驮着厚厚的石碑，墓道入口处，有一座高大华丽雕刻得非常精细的白石牌坊，号称“浙南第一坊”（已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四周种满了苍松翠柏，葬的是明代的一位缙云籍吏部尚书卢勋。陵园旁边，是宋代朱熹创办的集美书院的遗址，因此提起“卢尚书墓”来，可说是远近闻名，经常有外地人慕名来游。白竹离我姥姥家不过十几里路，每年清明节我跟母亲去扫墓，几乎都要跟村里的大孩子到那里去玩儿个痛快，所以对于这座坟墓的传说，听得很多。

尽管这座坟墓规模宏大，建筑雄伟，但是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一座假坟。据说，以白竹镇为中心，先后已经发现了十八座规模较小的坟墓，都有可能是卢尚书的真坟所在；但是也有人说，那也都是疑冢，都是用来迷惑盗墓贼的。真正的坟墓，连卢尚书的后人都不知道。那么，谢三儿究竟是怎么探听到确切的真坟所在呢？谢三儿是这样告诉我的：

自从卢勋从当朝一品的尚书职位上告老还乡以后，就从各地请了许多精通戡舆之学的风水先生来为自己寻找坟地。经过几年的奔波勘踏和莫衷一是的争执以后，终于选定了白竹山中的那块风水宝地。接着，他的子孙们就忙着给他建造起坟莹来。陵园刚刚初具规模，卢勋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寿终正寝了。消息一传出去，本县、外县甚至外省的“采蘑菇人”就纷纷聚集到白竹附近来，有扮收购药材土产的，有扮小贩货郎的，有扮车夫脚行的，甚至有扮叫花子沿门乞讨的，各路好汉，各显神通，目标完全相同：探听卢尚书的真坟所在，采一个大大的蘑菇。结果呢，不但谁也没有如愿以偿，在各路盗墓贼之间，每每因为争夺一张所谓的真坟图纸，还大打出手，白白地死伤了好多人。

据谢三儿的历代祖师传下来的话，当年卢尚书出殡，场面非常大，吊客非常多，连皇上都派了钦差来。那棺材是用香柏做的，十足有九寸厚，入葬的那天，单是抬棺材的人，就用了三十六个。墓室是用条石砌的，外有石门，内有石柱，比寻常百姓的房间还大。棺材前面的石供桌上，五十斤一对儿的大镴台上点着三十斤一对儿的大蜡烛，中间还有一个能装三十斤香油的蓝花瓷缸，点着长明灯。供桌的前面，还有一箩筐糖饼、一大缸酱油。这是干什么用的呢？原来送葬的时候，魂亭两边就有一对儿十三四岁的童男童女，穿着彩色的衣裳，扮作金童玉女，一个敲鼓，一个敲磬。棺材进了墓穴以后，就把这两个“金童玉女”也封在坟墓里面了。这一箩筐糖饼和酱油，就是给“金童玉女”充饥解渴用的。“礼成”之后，接着修建陵园，錾打石人、石马之类，还特地去请了永康县最著名的石匠来，足足花了三年的工夫，建起了一座玲珑剔透精美无比的石牌坊来。

尽管卢尚书的坟墓工程浩大，花费繁多，可是别具“贼眼”的采蘑菇人心里全都明白：这座坟墓，不能说是假的，而里面埋的死尸，却绝不是卢尚书。因为入殓的那天，卢家的孝子、孝妇们当着一众吊客包括钦差和盗墓贼在内给老太爷“含殓”，居然只用了一枚“当十”的洪武大铜钱，棺材里面，竟连一点儿金银珠宝都没有，这就未免做得太过份了。像卢尚书这样的身份、这样的人家，入殓的时候，嘴里含一颗桂圆大小的猫儿眼或者夜明珠，就算够简朴的了，怎么可能像寻常百姓一样，只用一枚“含口钱”就打发了？据卢家子孙解释，那是因为卢尚书一生简朴，反对糜费，临终之前，留下了遗嘱：不许后人把金银珠宝、名贵古玩放进棺材里殉葬，一者以免暴殄天物，二者省得让盗墓贼看见了眼红。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度，过于节俭，反而欲盖弥彰，透出那个“假”字来了。明眼人看了，不禁会问：“既然老头子死前有话，丧事从简，那么陵园建造的宏伟、出殡场面的浩大，都是空前绝后的，算起来，至少也得几万两银子，为什么偏偏棺材里面就这样寒酸？这不是太不相称了么？

卢尚书安葬以后，一帮永康石匠在陵园里搭起工棚，慢慢儿地雕琢那座石牌坊；卢家的几个孝子，也轮流着在陵园里“苫块”守制，监督牌坊的建造和陵园四周的松柏栽培。这样做的目的，盗墓贼也一眼就看穿：分明是要大家相信卢尚书的尸骨确实埋葬在这里。其实，不要说三年之内陵园里日夜有人了，即便是一个人也没有，采蘑菇人也绝不会为了那个当十的洪武大铜钱去打地洞的。他们相信：卢尚书的尸骨，一定埋在另一个地方；那里面，一定有许多金银财宝殉葬。

他们的第一步棋，是去寻找给卢家勘踏过坟地的那些风水先生。卢尚书虽然也是明代人，虽然有足够的财力买来童男童女活活殉葬，但他还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 把勘踏、修建明孝陵的大小臣工数百余人统统都杀了。经过钻头觅缝，他们得知卢尚书“致仕”以后，退归林下，除了含饴弄孙、诗酒自娱之外，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给自己寻找最后的归宿。本地的、外地的风水先生，也不知道请过多少；看过的风水宝地，也不知道有多少。于是各路英雄们大显神通，有在本地找到张铁嘴的，有在他乡找到李半仙的，或威逼，或利诱，有的费尽心机，一无所获，有的或得到一张图纸，或由风水先生亲自带领去看他当年给卢尚书进献过的上好坟地。这些图纸或坟地，有的依旧是荒丘野岭，根本就没有坟墓；有的竟已经奇迹般地建起了坟茔，而且都是他乡外地的人来营建的，附近的人连坟主是谁都不知道。看起来，这些外地无主新坟，很有可能就是卢尚书的真坟所在了。

盗墓贼们发现了这些“真坟”以后，消息并不能完全封锁。一旦泄露了秘密，为了争夺图纸，或为了争夺首先进入坟中，或为了争夺所得的财宝，盗贼与盗贼之间，帮派与帮派之间，明争暗夺，打打斗斗，其中又不知道伤了多少江湖义气，结下了多少世代冤仇。妙的是，胜利者钻进墓中一看，那结构虽然并不怎么宏伟，可那棺木质地之好、棺内殉葬品之多，都足以证明这是卢勋的真坟。除此之外，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每一圹这样的坟茔里面，都有两具殉葬的童男童女的尸骨。这样的铺排和场面，要不是尚书大人的陵寝，谁能办得到？

这样接连闹了几十年，据说先后被盗的“卢尚书真坟”竟有十八座之多。于是得手的人，都以为自己所盗者，乃真坟也。远近觊觎卢尚书随葬财宝的采蘑菇人，这才逐渐散去。往后的二百多年中，虽然也还有人认为那被盗的十八圹“真坟”仍然都是假的，可是却既提不出反证，也找不到真坟的所在来，只是作为当地的一种传说姑妄言之而已。

清兵入关，明朝灭亡。显赫一时的白竹旸村卢府，家道中落，逐渐式微下来。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卢尚书的后代已经徒有世家的名义，而无世家之实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之后，卢尚书的第十代嫡传长孙卢湛在丽水师范读书，参加了共产党，先是带领学生闹学潮被通缉，后来到上海接受专门训练，回到缙云故乡以教书为名，暗地里发动贫雇农组织农民赤卫队，跟当地的地主豪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暴露了共产党组织，无法隐蔽下去了，只好把农民赤卫队拉到“浙南诸山之祖”的大盘山（现属磐安县）上，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团独立大队，并于1928年在红三团的主力配合下攻进了缙云县城，杀了县长，让镰刀斧头的红旗在缙云县的城头上飘扬了三天之久。

那次农民暴动，其实是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领导下的一次盲动，牺牲了许多党内的优秀干部，损失了一支经过斗争积聚起来的力量，换来的只是并无实际意义的占领县城三天，最后还是被蒋介石调集大军镇压了下去。独立大队被打散了，主要领导人卢湛被捕，光荣牺牲。

当时缙云县还没有县监狱，一切未决犯都关在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而且不分刑事犯、政治犯，几十名犯人，统统关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牢房中。卢湛牺牲之前，正好谢三儿的师傅也被抓进警察局，跟卢湛关在一起。人人都知道，牢房是窃贼的“旅馆”，今天进，明天出，常来常往的；因此牢房里所有的犯人都来巴结，有的托他出去以后给家里捎个口信儿，有的托他出去以后给同伙儿传递消息。按照阶级分析学说，职业窃贼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范畴，如果领导得法，是可以成为革命的同盟军的。卢湛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在牢房里对他进行启发教育，想在他朴素的阶级意识和平等观念上提高一步，希望他能为无产阶级革命做一些工作。

原来，卢勋本人就是一个精通阴阳戡舆之学的大家，对故乡的山川地理又了然于胸，所以早在他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归宿之地找好了。致仕回家以后，一方面礼请大批的风水先生到处勘踏寻找，一方面悄悄儿地雇了一帮外地的工匠在他自己选定的坟地上动工修建。公开的坟茔还没有动工，秘密的坟茔早已经完成了。卢勋寿终正寝以后，真尸进了真坟，假尸进了假坟，同时又故布迷阵，设置了十八座疑冢，让盗墓者皆大欢喜，真可谓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当然是想让子孙后代永远出将入相，官居当朝一品；哪儿想到不出三代，家道就会式微中落呢？至于卢勋的真坟所在，则绘制在一幅白绢上，由长房长子一代代传了下去。

卢湛是个无神论者，当然不相信风水感应之说。坟茔图传到了他的手上，就把图毁了，决心不再传给后代，而打算在适当的时候，把祖先埋进土中的金银财宝挖出来，用作革命的经费。可惜壮志未酬，身入囹圄，这个“适当的时候”，很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为了不让这批金银财宝永远埋没在地下，他在牢房里根据记忆重新画了一张图，要谢三儿的师傅出去以后把图送到丽水师范交给沈校长的女儿沈萍，她知道那个地方，一看就会明白。他还要求谢三儿的师傅帮助沈萍把这些财物挖出来，到时候一定会分给他一部分作为报酬的。

谢三儿的师傅为卢湛的精诚所感动，出狱以后，立即就去找沈萍。到了丽水，才知道沈萍和沈校长都是共产党，而且都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连沈师母都下落不明了。等他回到缙云县，卢湛也已经被处决。从此，这张图纸就一直在他手中保存着。他手里攥着一笔数量不明的巨金，又没有名正言顺的人可以托付，自己不去取出来，难道就让它永远不见天日不成？

他本来就是个盗墓贼，如果知道确切的地点，施展他打地洞的独特本领，满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一票财物取出来的。难的是，卢湛并不完全相信他，没有把卢勋的真坟所在说出来；唯一知道大概地点的沈萍又已经不在人世了。照他想，卢勋既然是白竹人，他故布迷阵的十八圹疑冢既然都在白竹左近，他的真坟一定也不会离白竹太远。于是十几年来，一直就在白竹附近转，走遍了每座山、每条岭，对照手中的图纸，竟没有一个地方相似的。直到前不久卧床不起了，才意识到自己跟这一笔财富无缘，只好长叹一口气儿，叫人把谢三儿找来，讲明了经过，交出了图纸，这才瞑目长逝。

谢三儿听说师傅已经在白竹附近转了十多年之久，相信师傅的眼睛不揉沙子，不会看错了眼，就把目光转向了白竹之外。他是专在外地作案的，对于附近几个县的山川地理相当熟悉， 再说， 他这一辈子盗过的墓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了，对于什么样的地形算是“风水宝地”，不用研究也说得出个子午卯酉来。没过多久，就在临海县括苍山主峰之东面向大海的一个山坡上找到了这个“前途广阔、靠山稳固、官运亨通、子孙发达”的龙脉结穴之地，对照图纸，画有叉叉的地方，竟是一座破落不堪的山神庙。可以肯定，山神庙的下面，就是卢勋的真坟所在了。

谢三儿正要到相好女人那里去取打地洞的家伙，忽然听说张祖江把他好几个相好女人抓到警察局里去了。一者他是个多情种子，讲究的是“宁失江山，不弃美女”；二者他自恃张祖江抓不到他任何把柄，居然大摇大摆地闯进警察局去要跟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讲理的人讲理，结果自投罗网，几乎瘐死在牢房里。

他受了我的煽动，决心到抗日前线去立功以后，想到卢勋埋藏的珍宝还没有挖出来，这才告了十天假，专门去办这件事情。

据谢三儿说：卢勋的坟，叫做什么“油梁挂椁、深井插枪”。山神庙的下面，是一口几丈深的井，井壁用砖砌就，光滑无比。井口上小下大，井的半中腰横架一根打磨得十分光洁的石梁，石梁上涂满了油，套着两根粗铁链儿，悬空拴着一具楠木棺材。井底插满了长短不一、大小各异的竹叶枪──也就是说，如果坟墓被人发现，盗墓者根本就不可能从油光水滑的石梁上爬过去。一不留神从石梁上滑倒了，摔到井底，枪尖儿就会扎穿身子，即便当时不死，光滑的井壁也不可能再爬上来。以饱学闻名的卢勋，原来把学问都用在这上面了。

好在谢三儿进入这座坟墓里的时候，已经是二百多年以后，不但石梁上的油已经干得差不多，就是井底的竹叶枪，也已经锈得变成烂铁片儿了。谢三儿是个盗墓的老手，认准了方向，黑夜里打洞，一打就打通了井壁，又带有麻绳和手电，看仔细以后，沿着绳索溜了下去，把自己拴在石梁上，取出手锯锯开了棺材的上角，伸手一摸，这才发现棺材里满满的全是水银。再锯开一个下角，让水银都泄到井底，伸手一摸棺材里面，哈，由于水银的密封作用，卢勋的尸体，居然还软软的富有弹性，一点儿也没有腐烂呢！

棺材里面，殉葬的东西可真不少。那棺材相当大，空隙的地方，塞满了卢勋生前喜爱的珍奇古玩。脑袋底下，枕着一个五十两的空心金元宝；两手各握着一个二十两的实心金元宝，脚下蹬的，则是两个三十两的银元宝。谢三儿出行在即，也不多拿，只把这些便于脱手的金银元宝取了出来，剪碎了，分给他的相好们一部分，给师娘送去一部分，当然自己也留下一部分。至于那些一时无法脱手的奇珍异宝，暂时就让它们仍在棺材里藏着，等以后从前线立功回来再取不迟。

对于谢三儿讲的这个故事，虽然过于离奇了些，我却深信不疑。因为我的感觉告诉我，谢三儿是绝不会骗我的。在我的童年生活中，谢三儿可说是我的第一个社会教师，教给我许许多多无法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因此我尊重他，并绝对遵守自己对他的诺言，关于他告诉我的这些秘密，几十年来，我对谁也没有泄露过。包括我的父母亲。

六、差点儿军法处置，最后成为烈士

谢三儿终于跟我父亲到抗日前线去了。

县里的人，都说是我父亲引导谢三儿改邪归正，拯救了他的灵魂，办了一件大好事，真是功德无量。却很少有人知道，真正的功德，是应该记在我的账下的。

照我想，谢三儿脑袋聪明，手脚麻利，手里有金有银，又不吝啬，人缘儿一定会处得不错。只要他肯于施展本事，在抗日前线，立功的机会还会少么？

在我读书的县立第二小学，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号房，身兼看门、摇铃、油印三职，待人非常和气，只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在学校里，不论老师还是学生，都管他叫“表伯”。他对谢三儿特别关心，谢三儿去了江西以后，经常向我打听谢三儿的消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女儿桂花儿，也是谢三儿的情人之一。我母亲不识字，父亲去了江西以后，所有的家书，都是我“代拆代行”的：父亲来了信，由我读给母亲听过，然后按照母亲的口授，给父亲写回信。这时候，我就一定要加一笔，问问谢三儿的近况；然后把父亲信中所提供的消息，一五一十地向表伯传达。当然，他得到的这些消息， 最后是要向女儿如实转述的。

果然不出我的预料，父亲的来信，几乎每次都说谢三儿机智勇敢，侦察敌情神出鬼没，屡次立功，上下关系都处得不错，没有人不夸他好的。提升为班长不久，竟又被破格提升为排长了。母亲听说谢三儿不断地长进，也为他没有丢了爸爸的面子而感到高兴。

就在谢三儿荣升排长之后不久，突然父亲来信说：谢三儿在前线作战光荣牺牲了。我大吃一惊，也有点儿不相信。他不是当侦察兵么，怎么又上前线作战去了？我没敢把这个消息如实告诉表伯，生怕他的女儿知道了承受不住。可怜的姑娘，她刚刚听说谢三儿当了官儿，还在做着等谢三儿衣锦还乡之后洞房花烛的美梦呢。从此之后，我只好发挥我的想象力，编一些自以为很生动的战斗故事，去欺骗表伯，去欺骗这个痴心的姑娘。

我也曾经写信去问过父亲，谢三儿究竟是怎样牺牲的。但是父亲的信中始终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一直到我上了初中，王陵基调到四川去当省长了，由李默庵来接任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司令。当时的官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特别是司令部的属官，几乎都是司令的亲信。李默庵虽然并没有说出什么话儿来，我父亲还是很知趣地自动辞职了。

我父亲回到缙云县，继续挂牌当律师，继续每天吃过晚饭到溪边去漫步。

就在我父亲从江西回来不久，表伯忽然找上门来了。他当然是来打听谢三儿的消息的。父亲根本就不知道表伯跟谢三儿的关系，更不知道我在编故事欺骗他们父女俩，于是就实话实说，把谢三儿已经为国捐躯的消息告诉了他。等到表伯的女儿找到学校里来哭着谴责我“骗得她好苦”的时候，我才知道西洋景已经被我父亲拆穿，一切道歉的话也都成了多余的了。

当天晚上，我按例陪父亲出去散步。我们一边慢慢地沿溪而行，一边聊着闲天儿。父亲每天都很忙，只在散步的时候才有工夫跟我说说话儿，聊聊吴家的家史，谈谈世界大事。我想起白天的事情来，就问父亲谢三儿究竟是怎么死的。我的本意是想打听清楚了，好去告诉表伯的女儿，作为我编瞎话“骗得她好苦”的“补偿”。

没有想到，就连这样的愿望，我也无法如愿。

父亲知道谢三儿身上有三宗毛病，一好喝酒，二好赌博，三好嫖女人。所以一到江西之后，就给他敲过警钟，明确告诉他，不要以为军法处里有“自己人”就胆大妄为；一旦犯了军纪军法，得到的将是从严惩处而不是姑息宽容。另外，绝不许他说出与我父亲是亲属关系，只许说是同乡人。当时谢三儿喏喏连声，答应得非常干脆。父亲虽然没有把他留在军法处，但是一者为了发挥他的所长，二者也为了可以就近监督他，就把他推荐到司令部作战处侦察科直属的侦察排去当侦察兵。

开头一段时间，谢三儿表现得相当不错，胆大心细，不辞劳苦；特别是他那两条飞毛腿，简直是神出鬼没，别人都无法理解他是怎么飞来飞去的。加上他善于模仿各地方言土语，最有利于化装侦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侦察任务，受到过多次嘉奖，连王陵基都知道侦察排有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所以不到半年，就提升他当了班长。

我父亲冷眼旁观，见他虽然好喝酒，却从来不因酒误事；虽然好赌博，却只是为了过赌瘾，并不为赢钱，输了钱从不赖账，赢了钱人家给不给都无所谓。所以人人都说他既有酒德，也有赌德。嫖女人么，当时的暗娼是半公开的，司令部当时设在江西修水，县城里的饭店、旅馆都有这种女人可以随时提供服务，但是却从不见谢三儿去问津过。我父亲暗暗点头，还以为谢三儿这一回果然彻底改好了。

过了一年，侦察排长荣升侦察参谋，遗下侦察排长的空缺，由王司令亲自提名，让谢三儿破格递补。谢三儿从一个上士班长一下子升为中尉排长，跳过了准尉和少尉这两级，在部队中，这叫做“黑虎跳”，如果没有特殊的军功或特殊的关系，是根本办不到的。

就在谢三儿荣任排长以后不久，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披头散发、哭哭啼啼地到军法处来告状，说是谢三儿强奸了她。当时部队里的官兵，嫖暗娼者有之，姘民妇者亦有之，虽然也为军纪所不容，却只算违反军纪，不算触犯军法；而强奸罪，不但违犯了军法，严重的还要枪毙，何况告的又是谢三儿，我父亲特别生气，当即开庭审问。

据那个女人说，她丈夫被抽了壮丁，开到抗日前线打仗去了。她和小姑子两个无以为生，就在这司令部附近开了一所小小的茶馆，楼下卖茶，楼上设赌。谢三儿是她楼上楼下的常客。昨天夜半，谢三儿喝醉了酒，闯进了她的房间，用暴力把她给强奸了，有她小姑子目击可证。传她小姑子来一问，只说早上起来烧开水，看见谢三儿从她嫂子房间里出来，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父亲生气之极，把谢三儿叫来一问，他却矢口否认。我父亲办案多年，当然知道奸情案子是最说不清楚的：有没有奸情，是通奸还是强奸，全在女方的一句话儿上。谢三儿是他从家乡带来的人，判得轻了，就有偏袒的嫌疑。我父亲一生气，就判了个“强奸抗日军人家属，就地正法”，拿去叫王司令批。

王陵基心知我父亲的为难，笑着说：“办这种案子，你不行，还是我有经验，你就看我的吧！”

说着，就把那女人传来，问她到底是怎么强奸的。那女人连诉说带比划，说得活灵活现。王陵基微微一笑：“既然是刚发生不久的事情，只要检验一下，有没有被人家强奸过，不就清楚了吗？”当即命令身边的两个勤务兵：“把她的裤子给我扒下来，待我亲自检验！”

两个勤务兵奉命上前，把那女人摁倒在地，强脱裤子。那女人拼命挣扎，大声喊叫，死死地抓住了裤腰怎么也不肯放手。折腾了足有十分钟，弄得那女人满身尘土，竟连裤腰带都没有解下来。这时候王陵基一拍桌子，大声怒喝：“我这两个勤务兵，比谢排长年轻十来岁。他们两个人一起上，都脱不下你的裤子来，谢排长一个人，怎么强奸你？就算他强迫你脱裤子，如果你也像刚才这样叫喊起来，你那小姑子不就听见了么？可见你是一派胡言，满嘴里喷粪。再敢在这里胡说八道，我办你一个诬告抗日军人的罪名，关你三年五年再说。还不给我快滚！”

那个女人受了一场羞辱，又见司令果真发了火儿，不敢再赖在这里自讨苦吃，从地上爬了起来，一溜烟儿跑了。

王陵基这才把谢三儿叫来，好好儿地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谢三儿见司令有心开脱他，也就不再隐瞒，说了实话。

原来，这个女人虽然不是暗娼，却也是个很出名的破鞋，跟他相好的男人，就有好几个是挺进军里的军官。谢三儿常去她那里坐茶馆儿、打麻将，他像貌堂堂，手面又阔绰，那女人对他很有意思。谢三儿的性格，只喜欢吃独食，最腻味一帮人在一起“涮锅子”，所以并没有搭理她。时间一长，却跟她的小姑子勾搭上了。她的小姑子倒不是破鞋，自从跟谢三儿落了相好以后，一心一意，只想跟谢三儿“天长地久”。那女人见自己的猎物被小姑子截走，心里酸溜溜的，千方百计，总想拆散他们两个。谢三儿不想得罪这个嫂嫂，就接连给她送金戒指、金镯子，无非想封她那张嘴，多多给予方便。那女人见谢三儿既有人才，又有钱财，更其不肯放手了。谢三儿出于无奈，只好委屈自己，背着小姑子应付她一下。不料那女人存下了一条独占谢三儿的心，偷情的时候，故意又喊又叫，存心让小姑子听见。小姑子醋意发作，第二天一早就把谢三儿堵在嫂嫂房间里了。这时候，三个人是三种心思：嫂嫂巴不得小姑子出来这么一闹，好让她死了这条心，自己人财两得；小姑子醋海兴波，可在嫂嫂面前又不能直说，直骂谢三儿“不要脸”；谢三儿呢，怕情人为此反目，好在并没有让她堵在被窝儿里，就一口咬定“没有这回事儿”。那女人见鸡飞蛋打，就横下了一条心， 愣说谢三儿强奸了她。她以为只要自己咬住了牙关，小姑子和谢三儿就没有办法了。不料谢三儿一气之下，转身就走。那女人骑虎难下，老羞成怒，干脆抓破了脸，哪怕三败俱伤，也要来一个大吵大闹，让谁都没有好果子吃。

没有想到的是王陵基有心开脱谢三儿，亲自出来处理这件“强奸”案子，而且用的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办法。这一来，那女人闹一个里外不是人，只好忍气吞声地溜走了。

谢三儿出了这么一件轰动司令部的大笑话，自己觉得脸上下不来，就主动申请调到下面去立功赎罪。王司令为了让他保全面子，果然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到了作战部队的。

谢三儿到了连队以后，立即参加作战，每次战斗，都非常勇敢。在一次战斗之后，我方取得了空前胜利，但是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却发现谢三儿光荣牺牲了。牺牲的地方，前后没有别人；牺牲的时候，也没有别人看见。检查尸体，发现子弹是从背后打来的。按照战场上的说法，凡是背后中弹的，都是临阵脱逃的胆小鬼。根据谢三儿的胆量和表现，绝不像是逃兵。结合他下连队来的情况，估计有可能是被情敌暗算的。因为那个茶馆老板娘的姘头甚多，当众出丑以后，难免怀恨在心，要她的情人给她报仇；或者她的情人出于醋意，起了杀人之心，也是有的。只是什么证据也没有，不能立案侦查，只好希里糊涂地给他报了个“阵亡”，就算他在抗日前线为国捐躯了。

谢三儿死得如此窝囊，连我都觉得别扭，当然不能如实去告诉表伯的女儿，只好又一次发挥我编故事的才能，给谢三儿编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战斗故事，继续去蒙骗那个可怜的姑娘。

七、我用小说怀念神偷

谢三儿死了以后，关于卢尚书真坟所在以及如何被谢三儿发现并已经盗走部分殉葬金银元宝的事情，我一句也不敢透露，包括我父母在内。这一方面是我对谢三儿有过不向任何人提起的许诺，尽管我还是个孩子，可是我自以为懂得“江湖义气”，应该这样做；另一方面，多少也有点儿怀疑这是谢三儿跟我开玩笑，正因为我是个孩子，他就随口编个故事哄着我玩儿，就好像我编故事去骗表伯的女儿似的。再说，不论这事儿是真是假，要是一传两两传三地传了出去，结果会有多么严重，我也想过：第一，卢湛虽然牺牲了，但是卢勋的后人在白竹乡依然是当地的望族，仍有一定的势力，如果知道祖坟被盗，一定不肯甘休。尽管谢三儿已经死了，可是他和我们家有说不清的关系，万一找上我父母打这无头官司，那可真是一辈子都扯不清的啰唣事儿；第二，不论是卢家的后人还是跟卢家毫无瓜葛的“外姓人”，如果听到了这个传说而且信以为真，那么他们就有可能为了找到这座坟墓而钻头觅缝，并进而大打出手，甚至还会牵扯到我的头上来。那么，二百多年前就已经演出过一次的大闹剧，又将再次演出了。

尽管我还是个城府不深的孩子，这点儿利害关系倒是明白的。所以我就学一个守口如瓶，几十年来，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一个字。

后来我开始文学创作，也曾经想把这个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可是考虑到时间地点人物都太具体，万一有人信以为真，还是要惹事儿，掂掇再三，还是不敢轻易一试。

但是谢三儿这个活生生的人物却在我的头脑里时时闪现，一部“盗宝记”的人物故事也越来越具体。只是解放以后我已经改行从事语言文字的研究，跟文学基本上绝缘，尽管有这样的构思，也不可能形之于笔墨了。

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第一对“四人帮”的文艺理论有不同看法，第二对血统论和阶级出身也有不同看法，可是又无法跟任何人去讨论，于是决心发挥自己所长，写一部小说，用形象思维说明两个观点：一，人是立体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好人和绝对的坏人；二，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从属于哪个阶级，代表哪个阶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我基本上以我的家史为骨架，把我童年、少年时代在缙云县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山水风俗作为烘托陪衬，生编硬造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官逼民反”的历史故事。这就是我在“文革”期间而且还是在劳改农场里偷偷儿地写《括苍山恩仇记》的真正动机。当时的想法，打算就以缙云县壶镇为背景，写两个小小的山村中林、吴两个家族一百多年来的兴丧沿革和冤仇纠葛，初步计划写五部二十五卷共一千万字。我的意愿是：反正我已经被扔进了社会的最底层，一切希望都已经不存在了，我就学那曹雪芹，把下半生光阴用来写一部世界上最长的小说，只要小说确实写得好，我相信像《红楼梦》那样，哪怕在我死后三十年，也还是有可能出版的。没有想到的是，《括苍山》的第一部一百回二百万字刚刚脱稿，“四人帮”也完蛋了。我想像《静静的顿河》那样先出第一部，稿子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他们倒是接受了，但绝不同意我写五部一千万字的“巨著”。他们说：看我的年龄和精力，写一千万字并不难，难的是读者等不及也买不起。他们不但不同意我继续写下去，还把第一部的二百万字愣从字里行间挤掉了五十万字，结构和故事一点儿也没动。──这就是现在出版的三卷五册本《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动机和出版经过。

正因为《括苍山》下笔之初是打算我死后三十年再出版的，所以写作中我什么顾虑也没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但不去考虑“四人帮”的文学高论，就连平时我不敢跟任何人提起的观点（例如否定洪秀全）和故事，也敢于大胆地抒发了。

我的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以后，好多读者和评论者都说书中的谢三儿谢振国写得比较成功。这个人既非气壮山河的英雄豪杰，也不是见利忘义的卑鄙小人。他是一个偷坟掘墓的职业“采蘑菇人”，既好酒，又好赌，更好色。但是他有正义感，同情穷苦百姓，反对官府豪绅的欺压。吴本良身入囹圄，是他打地洞把他救出来的。从此跟着吴石宕人一起造反，当了个探子头目，手刃了出卖他的仇人之后，多次为山寨刺探军情、传递消息、盗宝助饷，对于山寨的建立和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正因为他有好酒好赌更好色的毛病，吴本良婚娶前夕，派他到雪峰山去请朱松林赴宴，路过县城，被开茶馆的仇人认出，先用美人计骗他下场赌博，又用蒙汗药将他麻醉，掏出书信来给署理守备的林炳看过，不动声色地依旧放他走路。结果官军会合民团趁山寨上大办喜事之机，半夜偷袭，吴本良只带少数头领突围而出，几乎全军覆没。谢三儿被官府所捕，在牢房中自裁身亡。可以说，白水山山寨有一半儿是毁在谢三儿手里的。

人们都以为《括苍山恩仇记》中的谢三儿是我创作出来的人物，却很少有人知道我是按照真实生活中的谢三儿塑造的，连姓名都没有改动。因为这个人物在我的心中酝酿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每逢我的笔下写到这个人物，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活生生的谢三儿。

我是用我自己的方法，来怀念我少年时代的第一个社会学老师啊。

在《括苍山》中，我已经用隐晦的笔法告诉读者：卢尚书的真坟，是谢三儿找到并挖掘过的。不过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珍宝全都取出来。他曾经设想一旦功成名就以后从前线回来再开发这一地下宝藏，与他的女人们共享，却没有想到正是因为女人，他客死江西，再也回不来了。今天，我干脆不顾一切地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卢尚书墓的情况全部公诸于众，如果有人还想去发横财，不怕上当，那就请便吧！

──原载《章回小说》1998年第11期

附录二：

城隍娶妻的故事

一、引子：小说中的故事也可能是真的

1998年11月，《章回小说》杂志发表了我写的小说《我的舅舅是神偷》以后，我一连收到了好几封读者来信。有的小说读者同时也是我的电脑教材的读者，我的电脑教材上都印有我家的地址，给我写信并不难；但有的读者并不知道我的地址，因此有几封信还是通过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转来的，可以说来得真不容易。

这些来信中，除了说几句“小说写得真好”之类的恭维话之外，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大都不相信我所写的“神偷”真有其人。有的说：小说嘛，是“创作”也就是杜撰出来的故事，难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即便有几分真的，也被作家的生花妙笔随意演绎，变成假的了。有个江苏盐城滨海县的小姑娘叫艳青的写信来说：因为您是个老作家，我对您绝对信任，所以我才相信您所写的是真事儿，要不然，我是不会相信的。──说到底，其实她还是不相信。

对于这些读者，我都回了信，而且无一例外地都再三说明我写的神偷谢三儿，至少在当时我是这样听说、这样看到的。至于他是不是真有这样高明的本事，真的能够在四个小时内来回走一百八十里路并作下了案子，真的曾经从卢尚书的坟墓中取出过金银元宝来，我并没有亲眼看见，一方面是人云亦云，一方面是听谢三儿自己所讲，由于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至少我自己是深信不疑的。

什么叫“我所处的那个历史环境”呢？这就有必要解释一下了。

我的故乡浙江省缙云县，是个相当特殊的地方。一方面，由于缙云地处浙南山区，早年交通闭塞，乡村百姓之间，虽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没走出二十里地之外的，并不是少数。因此这里几乎是一块封建时代的“活化石”，到了三十年代，乡民的风俗习惯，基本上还保留着清朝末年的模式。另一方面，缙云又是个文化相对发达、民智相当开通的县份，读书人多，做官的多，外出闯天下的多。不说唐代名文《虬髯客传》的作者杜光庭是缙云县人，历代当过尚书、侍郎等“部长级”大官儿的，也为数不少，单是清代末年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老前辈，人数就相当多：与秋瑾同时从事革命活动、丽水光复以后当过军政府督军的吕逢樵，就是我们缙云县壶镇人；此外还出个一个国民党中央委员，一个外交部次长，还有许许多多“国民革命军”的军、师、旅、团长，至于团以下的营、连、排长，那就多如牛毛，海了去了。1949年蒋介石逃到台湾，去台湾的缙云人就相当多，后来台湾的空军副司令、《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都是我们缙云人。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以后，我随父亲回到浙南这个弹丸似的小县。这里是老少三辈儿，三个时代的人和平共处，各领风骚：老的居然还有留着辫子、裹着小脚的，中年人辫子虽然不梳了，却把前脑门儿剃得雪亮，留着齐脖子的长发，年轻的一代则不是分头就是“簸箕头”，而“到大地方走过”的人，则又是西装革履，洋派得很。当时县城里只有一所初级中学，两所中心小学，乡村里大都还是私塾。时局紧张的时候，我们全家逃进深山里，连我这个从上海来的穿西装的“小少爷”，都进过私塾跟白胡子村学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

我这个人从小就放荡不羁，喜欢游荡嬉戏，更喜欢赶热闹，不是个“读书种子”。特别是父亲和哥哥去了抗日前线，不识字的母亲管不住我，于是在一帮调皮同学的带领之下，经常逃学去参加“校外活动”──诸如到杀人刑场去看枪毙看杀头、随着求雨大军去看求雨、到婚丧喜庆人家去看盛大的场面，甚至与同学们一起赌博：掷骰子、打麻将、推牌九，什么都干。

四十年代初，这里有一个时期是国民党、共产党和日寇三方面“拉锯”的“锯口”，有些地方则成了政权、军权都鞭长莫及的“三不管”的“真空地带”，于是处理罪犯的生杀大权落到了“族长”或“自卫队”的手中。动用“族法”或民间私刑处理起罪犯来，比“官法”要厉害得多，不但还有杀头枭首、腰斩示众这些残酷的死刑方式，有几次族中处死谋杀亲夫的“淫妇”，居然还动用了“沉潭”（绑上大石头扔进水池里）、“骑木驴”（剥光了衣服骑在一段木头上被抬着游街）和“点天灯”（把人裹上棉花浇上桐油脚朝上绑在柱子上点火烧死）的惨刑。

我逃学的最高记录，是一个学期旷课214 课时，为此遭到过老师的训斥和母亲的痛打。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年我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恐怕就不会有我那部一百五十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因为我那部书里所写的缙云县的奇风异俗，几乎都是我用逃学的代价换来的呀。

我至今不后悔我小时候的逃学。我逃离的是正规的学校，投入的是另一个不正规的学校。在这个不正规的学校里，我学到了正规的学校里不能也无法教给我的学问。我也不埋怨我后来的二十三年劳改生涯；正像曹雪芹没有在大观园中的生活就没有他的《红楼梦》、韩邦庆没有在妓院中鬼混的经历就没有他的《海上花列传》一样，我如果没有那二十三年劳改和底层社会的生活，同样不会有我的《括苍山恩仇记》。

《括苍山恩仇记》一书中，除了谢三儿的故事是有真实的素材作为“底子”之外，还有许多故事，也都是有真实的事件作素材的。除去本忠拾金不昧、失主许亲、代新郎洞房团圆的故事几乎完全照抄宋代缙云县第一个状元詹骙的事迹是我听人传说的之外，例如第三卷第五十八回“城隍强占民妇为妻”一段，就是抗战期间发生在缙云县的一段实事，是我亲眼所见，只不过我把故事往前推了几十年，把它从民国年间安排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去罢了。

缙云地方虽然小，稀奇古怪的故事却不少。不管你是不是看过《括苍山恩仇记》，下面我就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城隍老爷娶民妇的故事。

二、闲 话 城 隍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脑子里大概都还有“城隍”这个概念；解放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人，很可能就没有什么印象，甚至连听也没有听说过。因此，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城隍，再说说缙云的城隍是何许人。

城隍不是官名，而是神职，却不知道起于何教，设自何朝。他为三教九流的人所共奉，都说他是阴间的地方官，不但管辖全县的死鬼，也管辖全县活人的生生死死和善恶报应，颇像是阎罗天子派驻各府州县的“代办”。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城隍是什么人，是谁所封，颇难考证了。《二十五史》中，汉代以前，似乎还没有关于城隍的记载；最早出现“城隍”二字的，是《北齐书》。后来唐人张说、张九龄也都有《祭城隍文》传世。唐代第一任缙云县令李阳冰是李白的从叔，也是与李斯齐名的我国古代两大著名篆书书法家。他用小篆写成的《求雨有应》碑，宋代以前一直立在缙云县城隍庙里。宣和年间方腊起兵，这块著名的石碑被造反派砸碎了，但是拓片流传在民间的甚多，明代根据拓片重刻的石碑依旧立在缙云县城隍庙中，直到解放以后城隍庙被拆，石碑第二次被革命派所毁。现在县文化馆中陈列展览的那块崭新的石碑，则是第三次重刻的了。根据碑文所记，可知唐代缙云县的城隍庙原本也设在城里，只因地方狭小，屋宇不大，有一次大旱之年，李阳冰向城隍求雨，跟城隍约定：十日之内如果有雨，就把庙宇迁到西山，广建殿堂，重塑金身；如果十日之内不下雨，对不起，连城内这小小的城隍庙也将拆他娘的。李阳冰是个文人，这次求雨，却颇带几分“匪气”。不知道是城隍被感动了呢，还是当城隍的也怕当地政府，特别是怕李阳冰的这一股子“匪气”。总之是在十日之内，果然下了倾盆大雨。于是李阳冰为了感激这个阴间的同僚，终于把城隍庙迁到了西山半山腰上，而且有了巍峨的屋宇、广阔的殿堂。从此，西山就被当地人叫做“城隍山”。

由此可证，至少在南北朝、隋唐以前，中国就已经有了城隍这个阴间的地方官了。但是城隍究竟是佛教的神还是道教的神，他的主管上级究竟是哪一路教主，却谁也说不清楚。就拿缙云县的城隍庙来说，庙里同时塑有观世音和地藏王菩萨，似乎与佛教有关，但是主持庙中日常事务的庙祝，却又是道家打扮，何况庙中还有非道非佛的关公塑像，更说不清城隍究竟跟哪一位是“同志”。至于李阳冰时代的缙云县城隍是什么人，他姓什么叫什么，根本就没有书面的记载流传下来，当然也就更加无法考证了。

不过从明代初叶一直到解放前后，缙云县的城隍老爷却是有名有姓的。自从朱元璋坐了天下以后，也不知道早先的城隍暗地里都给过他什么好处，也不知道他得到了哪一位教主的授权，竟然越俎代庖地给各府州县的城隍一律加上了相当显赫的封号：府城隍封公，州城隍封侯，县城隍封伯，还把一些已死的有功之臣分封到各府州县去当城隍神。洪武二十年，朱元漳又下诏为各府州县的城隍老爷建立公廨，塑像立庙，其辉煌巍峨，比起府州县衙门来，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势。这样看来，城隍这个冥府官员，却也是听令于人君，受制于朝廷的。

浙江省缙云县的城隍，姓胡名深字仲渊，处州府龙泉县人。他和同乡人章溢都是当时名儒王毅的学生。元朝末年天下大乱，他在乡里组织一支地方武装，原来只图自保，后来与叶琛、章溢先后投到镇守滁州府的石抹宜孙帐下任参军，与章溢等募兵平定“山寇”。石抹宜孙出任浙江行省参政，任命胡深为元帅。至正十八年腊月，朱元璋攻金华，胡深奉命领兵驰援，未到金华而金华已陷。转年耿再成、胡大海攻处州，石抹宜孙战败，与叶琛、章溢等人逃到福建建宁，胡深则献出龙泉、庆元、松阳、遂昌四县降了朱元璋，初授左司员外郎，后耿再成被叛军所杀，朱元璋任命胡深为浙东行省左右司郎中，“总制处州府军民事”。朱元璋称“吴王”，以胡深为王府参军，曾率兵与张士诚、方国珍等部作战。屡建功勋，名声仅在刘基、宋濂、叶琛、章溢之下。《明史·胡深传》称他“通经史百家之学”，宋濂称赞他是文武全才。他五十二岁那年死于战事，追封为缙云郡伯。被封为缙云县城隍以后，封号是显佑伯，后来又官升一级，进爵为永宁侯。由于他是个文武全才的儒将，所以香樟木雕成的神像，是个长眉朗目、面如傅粉、五绺长须飘拂胸前的中年学土模样，风度翩翩，倜傥潇洒，一副可敬又复可爱的模样。他的神像，不但是由高手匠人用香樟木雕成，比真人略大，更为突出的是：神像的头颈手脚及所有关节都能够自由活动，因此必要的时候，可以作出或坐、或立、或倚、或躺等等不同的姿势，在诸多雕像之中，也甚为少见，堪称一绝。

明清民国以来，历代皇帝、总统、主席之类“人主”，并没有想到要撤换一批前朝的城隍，换上自己的亲信。因此胡深得以稳坐缙云县城隍庙正殿，长达五百多年之久。

自从胡深出任缙云县城隍，当地民间盛传：城隍老爷威灵显赫，有求必应，不论求医求梦，祈福祈寿，全都非常应验，因此几百年来，香火经久不衰。特别是每月的初一、十五，烧香许愿的香客摩肩接踵，络绎不绝。香火之旺，堪称缙云县众庙之最。

缙云县的城隍庙比较特别：它不建在城里，却建在城西翠微山的半山腰上。想当年李阳冰在求雨有应之后兑现迁庙的壮举，就是因为考虑到缙云县城地处四山环抱的弹丸谷地之中，可供建造广厦的平地十分稀少，城内的县衙、孔庙已经占地甚多，再也挤不出大片空地来给城隍老爷盖府廨了，这才不得不把这殿堂广阔的巍巍庙宇建到城外去，以减少城内的拥挤：因为城隍庙内殿宇众多，钟楼鼓楼高耸，有一个能容几千人看戏的戏场，周围还得开设许多香纸店、吃食店、歇客店，以供香客食宿购货之用，主建筑加上配套设施，用地面积几乎超过了县衙和孔庙。另一方面，缙云县有东南北三座城门，恰恰没有西门，城隍庙设在城西山上，也很难说清究竟是城里还是城外。

好，关于城隍的考证，就暂时说到这里，再说多了，就离题太远了。下面，我就来说说缙云县的城隍老爷是怎样“强抢民妇为妻”的故事。

三、我表姐烧香许愿受了惊吓

抗日战争期间，缙云县因为地处山区，有省政府的保安队武装、共产党的游击队武装和各乡村的自卫队武装出没无常，到处活动，日寇不敢往这里伸腿儿，八年抗战，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县城和公路沿线被日寇占领，离城五里之外，日寇就不敢伸腿儿，当权的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地方势力，至少依旧是中国人的天下，百姓生活相对稳定。

我四叔公有个女儿，嫁到了南乡舒洪镇东面二十里双溪口村的洪姓人家，丈夫是个老老实实的种田人，生有一子一女。一家四口，男耕女织，日子过得倒还安定。我们全家从上海内迁缙云城内以后，我这个姑妈也曾经带着女儿进城来到我家走动。我这个表姐比我整大十岁，却只读过两年书，就因为“女孩子读书没有用”而辍学了，还没有我的“文化水平”高呢。我表姐名叫桃花，真是人如其名，一张粉脸长得有如桃花一样鲜艳娇嫩，伸出手来，也像莲藕一样白白胖胖的，尽管穿的是家织的土布衣服，也没戴什么头面首饰，看上去还是很惹人喜爱。我见她的那年，她才虚岁一十七岁，当地人崇尚早婚，早在两年前就经人撮合，许配给邻村洪坑桥地方的青年农民潘振华为妻，只等我表姐满十八岁，就要过门成亲了。

我姑妈登门，一者是为走亲戚：我们全家定居上海多年，她也多年没与我们见面了；而主要的原因，还是来与我父母商量：她的儿子，时年一十九岁，虽然国家有独子不服兵役的规定，但是农村中的乡保长办事可不全按规定，他们村子里，就有两个独子被抽了壮丁。我父亲在北伐军中当过团党代表，又是上海法院在任法官因战事暂时回乡来当律师的，在当地也算是个“著名士绅”。我姑妈的意思，是要我父亲给他们乡的乡长写封信，以免他日抽壮丁的时候抽到她儿子的头上。我父亲呢，是个积极抗日的开明士绅，这样的信他不肯写。再一问，她儿子只读了四年村小，就动员我姑妈让她把儿子送到城里来上中心小学，这样，按国家规定：学生可以缓役，绝不会被抽壮丁，文化知识也可以得到提高，真是一举两得的事情。至于学费，我父亲答应适当资助。我姑妈自己没主见，当然一切都听我父亲的。于是通过我父亲的帮助，我表哥一十九岁了，比我高出一尺多的大个子，却成了我的同学，也穿起童子军服装来。

我表哥与我不同，我家在县城，是走读生。他家在乡下，我家只有租来的两间房子，没法容纳他，所以他只能住校。当时的住校生大都来自农村，交得起学费却交不起伙食费，所以有相当多一部分学生自己做饭吃：在宿舍的一角放一个小炭炉，用一个小铜罐焖饭，做一次吃三顿，菜是从家里带来的霉干菜、豆腐渣之类，可以不用做。每逢节日，我母亲总让我叫他到家里来过节，平时也常常给他送点儿时新的菜去。我的表姐洪桃花，也常常进城来，给哥哥送米或送菜。

就因为哥哥上学，桃花的婚期推后了一年。我九岁那年，我表哥终于小学毕业，回家去了。因为家里穷，无力再上初中。

我表哥一回家，潘家就托媒人来催办婚事。双方商定，当年秋收之后，就给我表姐完婚。为此事我姑妈特地进城来一趟，通知我母亲，要我们全家都到她家去喝喜酒。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去了抗日前线，家里只有母亲、小姐姐和我三个人。于是我天天盼着快到秋天，好到我从来没去过的双溪口观光观光，看看热闹。

那一年气候反常，一连旱了三十多天没下雨，加上时疾流行，暑泻、疟疾，交相为害，乡民们苦不堪言。潘振华白天黑夜地车水浇田，饥寒劳累，喝多了生水，加上夜间又受了点儿凉，不幸染上了痢疾，久泻不止。当时农村中缺医少药，农民患病，大多是找偏方吃草药，再不然就是去拜佛许愿，求神佛保佑。潘振华吃了几服草药，总也不见痊愈。

洪桃花听说未婚夫患病卧床，忧心如焚。当时风俗：没过门儿的媳妇儿，是不作兴登门探病的。桃花无奈，只能在家里烧一炷香，恳请神佛保佑夫君早日康复。只是消息传来，潘振华的病不但不见有起色，反倒日见其重，瘦得都脱了人形儿了。桃花心想一定是自己拜佛不够诚心，许的愿也不够大的缘故。正好同村的树才大嫂也因为丈夫得病要到城隍庙去烧香，于是桃花就和父母商量好，决定跟树才大嫂一同进城上城隍山烧香许愿。

炎天盛夏，暑气蒸腾，桃花和树才嫂虽然天一亮就离开了村子，可是一人手提着一只遮着新毛巾、装满了香烛供品的细篾红漆竹篮子，刚走出五里路，就已经汗津津的了。走到舒洪，太阳已经老高，汗水把两人的阴丹土林蓝布上衣的肩头全打湿了。过了舒洪，太阳越来越高，晒得人们几乎流油。当时当地人的说法，拜佛烧香是不能坐轿也不能打伞的，桃花和树才嫂两个为了表示自己礼佛的心诚，也没敢带阳伞，只是在确实顶不住的时候，才用大蒲扇遮一遮脑袋，看见路旁有凉亭，就进去坐下喘上一口气儿，扇上几扇子，等汗水落一落，再继续赶路。

两个人紧赶慢赶，到了县城东门，已经将近中午。我家就住在东门，按说她应该先到我家吃过中午饭，再上城隍山的，但她一者拜佛心切，如果半路上拐到别处去，未免有不诚心之嫌，二者又与不是我家亲戚的树才嫂同行，带到我家来，也似乎有所不便。因此她跟树才嫂说：不如先到城隍庙拜佛，然后再把撤下来的供品送到我家来，在我家吃过中饭，躲过中午的大毒太阳，等下午三四点钟，再动身回家。

树才嫂三十多岁了，平时经常上山下地，身板也结实，如今在大太阳下晒上半天，虽然也热得浑身大汗淋漓，倒还顶得住。桃花是个大姑娘，主要在家里干点儿家务活儿，平时除了农忙季节往地里送几趟点心汤水之外，大热天儿的很少有在太阳底下干活儿的时候；今天给夫君烧香许愿，在大太阳下面晒了半天，汗水把衣服湿得全贴在身上不说，口干舌燥，头晕脚软，眼花恶心，直想呕吐。但为了给夫君消灾降福，她硬是咬住牙根儿在树才大嫂的搀扶之下，一步一步地爬上了庙前那二百多级台阶，等到她站在大殿前面，已经又累又饿，原本像桃花一样艳红的脸色，都变白了。

两位女香客从城隍山脚到城隍庙大殿，爬完了这二百多级石砌台阶，穿过了一个大门洞，迎面是一个大院落，正南有一个大戏台，两旁各有几间披屋。院内紧靠东墙根儿，有一棵四五个人合抱的大樟树，据说还是隋朝留下来的，唐朝李阳冰迁庙的时候把他砌在围墙之内，如今已经与围墙长在一起，算得上是当地年纪最大的樟树了。因此有很多妇女生下儿子之后怕命蹇运乖长不大，就让初生婴儿认它做“干娘”，以求沾一点儿长寿的福气。每一个认它做干娘的娃娃，都要敬献一双绣花儿鞋或一个红肚兜儿作为贽见之礼。为此，这棵大樟树的枝杆上，从上到下挂满了一串串的红肚兜儿和三寸来长、一寸来宽的绣花儿鞋，有红的，有绿的，远远看去，饶有风趣。

正对着戏台子，又有几十级台阶，直通仪门。仪门的东西两侧，东面是鼓楼，西面是钟楼。那鼓，足有大号圆桌面大小；那钟的下口，则比一张圆桌面还要大些，用几万斤青铜铸成，比一个拳头还厚，内外全铸满了捐资者的姓名和乐助的数目。仪门正中，滴水檐下悬一块黑底泥金的竖匾，大书“显佑伯”三个金字。两旁柱子上一副楹联，上联是“好大胆敢来见我”，下联是“快回头去做好人”。真要是做了亏心事的香客，见了这副楹联，准会吓一大跳，再也不敢去迈那条一尺半高的门槛儿了。

迈过高门槛儿，门内东西两侧是黑白无常的泥塑像，每个都有丈八开外。走进仪门，东西两廊是判官小鬼和手持水火棍儿、头戴瓦罐儿帽的衙役的塑像。庭中东面一个大化纸炉，西面一个大香炉，都是条石砌的。

大殿正中，神座上供着胡深的木雕坐像，比真人略为高大一些，穿着丝质金绣的大红龙袍，白面长须，手执纸扇，微带笑容，一副长者风度。神像的头顶上，也挂着几块牌匾，写着“威灵显赫”、“有求必应”、“诚则灵”之类的巨大金字──那都是许愿有应的香客们送来的。神像前面的香案上，有个其大无比的铜铸大香炉，里面插满了香。香案前面，是一座高矮三排的铁铸大烛台，每排能插二十四支蜡烛。香案前面的供桌上，放满了时新果子和煮得半生半熟的鸡、鹅、肉、猪头之类。

由于这天正是阴历十五进香的日子，再者近来瘴疬流行，烧香许愿的人特别多。桃花把供品拿出来放在供桌上，点上香烛，好不容易等到蒲团上有了空，赶紧双膝跪下，手执清香，顶礼膜拜，低声祝愿：一愿父母长命百岁；二愿夫君早日病愈；三愿城隍老爷保佑她夫妻相敬，妯娌和睦，早生贵子，发家致富。要是以上愿望都能实现的话，来日生猪生羊抬到城隍山来还愿……刚说到这里，抬起眼皮儿来向座上的神像瞟了一眼。啊！ 只见城隍老爷一手拈着长须，一手摇着白纸扇，正斜着眼睛，对她嘻嘻而笑呢！

桃花吃了一惊，身子一哆嗦，手一松，一把点燃了的清香竟撒了一地──烧香拜佛，把香烛撒了，是一种“大不敬”的行为──桃花更加惊慌了，忙不迭地俯身把香一根一根地捡了起来。树才嫂一边数落着她，一边帮她把香拾起来插进香炉，然后取出纸钱银锭，嘱桃花把供品收进提篮里，她自己转身到化纸炉前面烧化纸钱去了。

桃花神思恍惚地正往提篮里装供品，忽然听见一个嘶哑的嗓子在身后嚷着说：

“诸位香客，陈司令降香来了，大家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这个陈司令，姓陈名平，祖籍浙江，寄居上海，黄浦第三期毕业后，也当过几年军官，只因他无志于参加国内混战，升官无门，干脆借个名目请了长假，回到上海。反正他家的房产颇丰，靠着几栋房子出租，满能混日子──当年鲁迅先生在上海大陆新村的三层住房，就是向他租的。他虽然是个军人，却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如今闲来无事，就每天在家里青灯黄卷，木鱼古佛，做起居士来。

“八·一三”上海抗战事起，他回到浙江老家。头年又应他的好友、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之请，出任省保安军司令。杭州沦陷以后，浙江省省政府搬到永康县方岩山上，省保安军也分散住在永康附近的几个县里。陈司令相信作战的胜负取决于神佛的保佑而不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因此每到一处地方，首先要去拜神佛菩萨。最近来到缙云县，听说本方城隍庙灵验异常，忙备下香烛供品上山礼拜。

桃花一回头，只见庙祝高老道正撅着屁股，半斜着身子，毕恭毕敬地在前面引路。陈司令矮个儿，四方脸，脸色红润，留着两撇胡子，嘴上挂着笑意，左肩斜背着三角武装带，腰间别着左轮手枪，手里还提溜着一根黄澄澄的文明棍儿，脚登黑油油的长统马靴，刺马针闪闪发亮，每走一步就发出“咔”地一响，神气非常。两名勤务兵替他捧着香烛供品，正往大殿里走来。

陈平的这支队伍，名为保安军，实为扰安军，军纪之坏，早已四乡闻名。特别是他属下一支叫“奋勇队”的支队，一个个都是身穿纺绸衫裤，头戴细麦秸编的小草帽，斜背着盒子炮的年轻小伙子，不但手上戴着金戒指，露在多耳麻鞋外面的脚指头上，也套着金戒指。他们住在缙云地面，作威作福，强派柴米不说，上街买东西不给钱是常有的事儿，上饭馆儿吃碗馄饨面条，也是把手榴弹往桌子正中一放，吓得别人都不敢进店，吃完了抹抹油嘴提起手榴弹来就走；半夜里闯进民家把男人反吊在门环上当面强奸其妻的事情也发生过，老百姓一见保安军，躲之唯恐不及。今天见是保安军的司令来了，用不着高老道轰，呼啦一下子全躲到后殿配殿去了。

桃花也听说过保安军的厉害，却不知道陈司令竟是个菩萨心肠的佛教徒，一见是保安军司令到了，吓得心惊胆颤，急忙想找个地方躲起来。但是她正忙于收供品，行动迟缓了一步，慌忙中向左右一看，只见西面与大殿相连的城隍寝殿门儿开着，室内没人，慌不择路中只好一闪身躲了进去，但是室内并没有地方可以藏身，匆忙中就坐在城隍老爷那张特制的雕花大床床沿上，又放下半幅红罗帐来，遮住了脸面身子。在大殿上往里看，倒是什么也看不到的。

陈平在勤务兵和高老道的前后张罗下烧了香，上了供，行了礼。两个勤务兵都去烧纸钱了，他在高老道的陪同之下点着文明棍儿四处闲逛。他看了城隍雕像，转到神像西侧一面高架大鼓前面抬头仔细地看了半天，驻足凝神沉思起来，一副疑窦难解的样子。

城隍庙的庙祝高老道，年纪已经五十开外，本也不是道教的教徒，只因他人到中年，依旧一事无成，连个正经的差事也没有，只是每天挑着两个写有“敬惜字纸”的大竹筐，手捏一把竹夹子，沿街收集字纸，然后挑到孔庙门前的字纸炉内焚化，算是“积德行善做好事”，在缙云城内也算是个知名的“大善人”。他的表兄是个在籍赋闲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又是城隍庙诸庙董中的头脑人物，见他没有挣钱的本事，年过不惑，依然衣食无着，就把他安排到庙里来当一名管香火的庙祝。于是他就自以为是地穿起一件灰布道袍，留长了头发，用一根簪子把长发别到头顶上，再穿上黑布的云鞋白布的袜子，再加上他一副笑眯眯的眉眼，爽朗朗的笑声，居然就是一位仙风道骨的道长了。庙祝这差使，明面上并没有工薪可领，但是单单每天从蜡台上拔下来的半支半支的“残烛”，就能够攒上半箩筐的，加上香客们贡献的供品和灯油，数量也相当可观，一个月的收入，绝不比一个中学老师差，何况城隍庙的账本子就在他手上，可变的戏法还多得很。

高庙祝是个善观气色的人精子，长于体察人意，见陈司令敛眉凝思，赶紧凑过来点头哈腰地问：

“陈司令，您可是在这面鼓上，看出点儿什么名堂来了？”

“唔，这面鼓，大概是有些名堂。别的鼓鼓面都是平的，这面鼓，正中央怎么有个肚脐眼儿？”陈平用文明棍儿点着鼓面正中央的一个旋涡形小坑，有些不解地问。

“陈司令好眼力！这面鼓的中央，的的确确有个肚脐眼儿。”高老道虽然笑嘻嘻的，但却是一本正经地回答。

“那么说，这面鼓是用人皮绷的罗？”陈平有些开玩笑似地问。

“一点儿也不错。这面鼓还真是人皮绷的。”高老道仍旧满脸笑容，一本正经地回答。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你们缙云人怎么那样野蛮，竟用人皮来绷鼓哇？”听高老道证实了自己的设想，陈平倒又有些不相信起来了。

“司令不要责怪我们缙云人野蛮。这张人皮，是从一个江西人身上剥下来的。他是个风水先生。是他破坏了我们缙云县的风水宝地，害得我们该出的大官儿出不了。自从缙云的风水被他破坏了以后，二三百年来，就再也没有出过甚么大官儿了，整个清朝，只出了一个举人，连一个进士也没有，可见他是个罪有应得的恶人。就是剥了他的皮绷成鼓，几百年来千人捶，万人敲，也还赎不了他深重的罪孽呢！”高老道振振有词地为缙云人辩解说。

“江西人？破坏风水？这是哪年的事儿了？”陈平不禁感到兴趣，忍不住想追根问底。

“要说这故事，那可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高老道摆出一副说书人的样子来，叠起两个指头，不慌不忙地说。“整整四百年前，也就是大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江西分宜人严嵩以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官至太子太师。他任用乡人，拉帮结派，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与他儿子严世蕃勾结赵文华等人，操纵国事，达二十年之久。当时朝中有一句话，叫做‘满朝文武官，半是江西人’，可以说明江西人当时在朝中的势力。不过另一半儿不是江西人的京官中，特别是专司弹劾的御史中，却有许多是浙江人，其中还有两个是我们缙云人。严嵩心中有鬼，总想借故把这些眼中钉拔掉，但是三番五次罗织罪名陷害，却都扳不倒他们。他有些疑惑，找了个阴阳先生来一问，据说是这些人的气数未尽。也就是说，这些人不是祖上积下了阴德，就是祖坟风水有应。因此，要想整倒这些与他作对的言官，必须先把他们出生地的好风水破坏掉。严嵩采纳了这个阴阳先生的高见，就派他到浙江地面来明察暗访，只要见有风水宝地，就想方设法把它破坏掉。

“这个风水先生从京中出发，到了浙江，一路南下，沿途不知被他破坏了多少龙盘虎踞的风水宝地。一日来到我们缙云地面，只见县前同善大石桥的南北两岸各长出一棵手臂粗细的鸡血藤来，两根主藤沿着同善桥的栏杆往前生长，终于在河心交合，并牢牢地纠缠在一起，枝叶茂盛，根本分不出哪是南边来的，哪是北边来的。风水先生心里暗暗赞叹：难怪那两个言官抱得那么紧，怎么挑拨离间也不行，原来他们的家乡有这么两棵风水宝藤在照应着他们哪！只要把这两棵宝藤砍断，他们自然就会不拆自开了。

“这个风水先生没有马上下手，而是先到全县各处转了转。你想：缙云号称仙都，鼎湖峰上是黄帝轩辕氏白日飞升的地方，上好的风水宝地，还能少得了吗？他在仙岩铺山脚下发现一块丈许见方的黑色大石，认出这是一块天官相印，要是有人把祖坟埋在这里，后代是要当宰相的。他当然不会放过，雇了个石匠，在石印的正中凿出了大大小小五个窟窿──好风水就这样被破坏了。这块被凿了五个窟窿的大方石头至今还在仙岩铺山脚下，陈司令要是不信，不妨可以去看看嘛。

“在仙都山倪翁洞的后面，有一个云英谷，传说那是唐朝人羊愔（y īn 音）遇仙的地方。谷中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塘中间有一个小岛，池塘北边有一块山岩突出水中，与小岛只隔几步。识者说：这叫‘老鼠偷油’，也是一块风水宝地，早已经有人在池塘的正中央埋了一圹坟。这个江西风水先生看出坟主的后代要连出十八个进土，就又雇了几个石匠，在水塘四周的山石上偷偷儿地凿出了几百个小坑，注上油，入夜点起灯来，几百盏油灯把云英谷照得满谷通明。老鼠不敢出来偷油了，风水也就这样破了。一连三夜过去，风水先生守在池塘旁边，静观其变。果然，在第三夜天色快亮的时俟，从池塘中一条接着一条跃出十八条二尺来长的红色大鲤鱼来──这些鲤鱼他年是要跃过龙门成为进士的，如今跃出池塘，干涸而死，进士当然也就出不来了。风水先生眼看着红鲤鱼跃出水面，心中高兴极了，一条一条地数着，数到第十八条，说了声：‘办事不能太绝了，留下你一条做种吧！’说着，扬起手中的雨伞一划啦，把最后一条红鲤鱼又划啦进池塘里去了。──这家坟主后来出了一个瘸子进士，据说就是被风水先生的雨伞一划拉受了伤的缘故。这是后话了。

“江西风水先生在缙云县破坏了不少诸如此类的好风水，干完了就溜之大吉，等到本主发现，早已经不知去向了。最后他回到县前来，半夜里摸着黑亲自下手把同善桥两岸的两棵鸡血藤砍断。鸡血藤的一大特点，是砍断的地方会不断流出红色的液体来，所以名叫鸡血藤。把这种红色液体收集起来熬成胶，是一种很名贵的补血的中药。风水先生把南岸的一棵鸡血藤砍断了，红色的液体汩汩而流，几乎染红了半条清溪。就在他砍北边的那棵藤的时候，尽管是在半夜里，但因为溪水太红了，终于被住在溪边的人发现，当场就把他抓了起来。

“这个江西人倒是条汉子，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毫不隐瞒地全都招认了。当时全县哗然，地方绅士聚会商量的结果，决定不报官，因为县太爷多半儿也是严嵩手下的人。他们把这个恶人绑到城隍面前，请胡大老爷判决。”

“城隍老爷不会开口说话，怎么审判呢？”陈平插嘴问。

“当然会开口说话。我们这里，有人会扶乩，可以请胡老爷在沙盘上写出判词来。还有人会请神降坛，可以请胡老爷附体开口说话。那一次，胡大老爷判的是：风水破坏，无法恢复；但可以剥下他的皮来，绷成鼓，支在城隍庙里，千人捶，万人敲，以赎他破坏本县风水的罪孽。”

“明代未年，京城里午门前活剥人皮是常有的事。你们县里哪儿去找这么高明的行刑刽子手呢？”陈司令又插嘴问。

“当时县里确实没有这么高明的刽子手。即便有，也是衙门里的人，一者请不动，二者要惊动县大爷。据老辈儿传下来的话说，那次活剥人皮，用的是土办法。”

“什么？活剥人皮还分什么洋法土法？”陈平又一次感到惊讶了。

“是这样：皇上下旨在午门前活剥犯官们的皮，有高手行刑，剥下整张的皮来，揎上稻草，就是一个人形儿，还能够支起来叫本主自己看。不过怎么个剥法，我们小地方人可谁也不知道。当时缙云人用的土法，是把恶人的头发剃光了，在头皮上划个口子，掀起头皮来，灌进水银去，再把人放在椅子上前后左右摇晃，等到水银钻到皮底下去了，再在脑袋上开口的地方加水银接着摇晃。如此这般反复进行，直到全部水银都落到了脚底下，皮和身子就脱离了。只要从头到脚反着一捋，一张人皮就像蛇蜕壳一样剥下来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这样残酷的事，心肠软点儿的听了全身都会发抖。行刑的人又不是刽子手出身，怎么下得了手哇？”

高老道呵呵一笑，不在话下地说：“陈司令总也能够理解吧：冤仇在胸，食其肉、寝其皮尚且不能解气哩，剥下他的皮来，又有什么稀奇？”

他们两个在大殿上你一句我一声地说着，躲在城隍寝殿里的桃花听得一清二楚，不由吓得心惊肉跳。偏偏高老道说完了这个典故，点头哈腰地又把陈司令往寝殿里引，陈平那文明棍儿点地的声音也已经响近寝殿里来了。桃花更是心慌异常，连忙把露在罗帐外面的两只脚缩了上来。

陈平走进寝殿，看了看铺排摆设，倒是琴剑书画应有尽有。要是没有那张床，与其说是寝殿，倒不如说是书房更为贴切。看那布置，这城隍老爷并没有把夫人带在身边。想这胡深，本是龙泉县人，到缙云来当城隍，单是从明初到今天，就已经是五百多年过去了，往后还不知道要在缙云县住多久。难道就这样长此以往，永世当光棍儿吗？回头一看，正好庙祝就在身边，忍不住笑着问：

“看样子，胡老夫子的宝眷没有带在任上，每天过的是孤衾独宿的日子。龙泉到这里不过二百里路，干嘛不把夫人接来？就算夫人不肯来，就近娶位如夫人总是可以的呀！”

老道赶忙回答：“陈司令有所不知，有道是一饮一啄，事皆前定。这姻缘相配，更有月老专司其职。据小道所知，胡大老爷追随洪武皇帝南征北战，生前并未婚娶，龙泉原籍也没有嫡传子孙，故而小道不敢妄自专由，凭空添塑一位城隍奶奶出来。不过姻缘既系前定，也难保胡老爷或在人间或在天上娶得一位夫人来。到了那时候，小道如果还在这里管香火的话，一定在这间寝殿里添塑奶奶的金身，早晚上香供奉。塑像落成之日，还要请司令大驾光临开光呢！”

陈平见这位庙祝说话诙谐隽永，妙趣横生，心中一时高兴，玩笑不由得越开越大：

“胡老夫子要娶夫人，这有何难？照我看，与其远道寻求，不如就地取材。缙云山川秀丽，姑娘也长得水灵俊美，只要他不嫌在下是个粗人，我一定给他保媒，替他物色一位美貌贤淑的新娘子，包他称心如意。你这个当庙祝的，到时候采买好酒好菜，准备下丰盛的筵席，可别忘了宴请全县的父老绅衿，大家一起热闹一番！”

高老道受宠若惊，着力奉承：

“只要陈司令肯于出面保媒，城隍奶奶就算有了着落啦！胡老爷的新郎，也算是当定了。小道托福，要是能为胡老爷操劳张罗，那才叫不胜荣幸，荣幸之至。”

陈平听了，嘻嘻一笑，正打算迈出寝殿，忽然又站住脚，回头说了一句笑话：

“胡老夫子这张床里，是不是有大姑娘藏着呀？要不然，为什么大白天的不把帐门挂起来？”

庙祝见问，也感奇怪，忙回答说：

“这里的床帐被褥，一向都是由小道亲手经管的，每天晚上十一点正铺开被子，放下帐门；早晨五点正挂起帐门，叠好被子，从不出错。今天恐怕有香客到内殿随喜，动手动脚，不小心把帐子碰掉了。待小道挂起来，请司令观光。”

高老道一边说着，一边紧走几步，伸手把帐门撩了起来，挂在帐钩上。这一撩不要紧，可就把桃花给露出来了。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姑娘，最怕的就是见官，如今见了保安军的司令，直臊得脸红耳赤，低着头傻在那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陈平见城隍的床上果然藏着一个花朵儿似的姑娘，心里其实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却仍然打着哈哈逗乐说：

“怎么样，我猜得不错吧？想不到胡老夫子不言不语儿的，早就自己选定了一个藏在床上了，用不着我陈某人替他物色啦！──这姑娘，准是我们来了以后躲进这里来的香客，别吓着她，咱们还是到后殿去转转吧！”

说笑间，陈司令又瞟了桃花几眼，就笑着率先走出了寝殿。老道只说了声：“那姑娘，快下来，别弄脏了城隍老爷的床。”就连忙跟着司令出门了。

过了好一阵子，桃花听不见屋里有什么响动，知道确实没有人在跟前了，这才抬起头来，见陈司令已经走远，赶忙溜下床，回到大殿，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心头兀自突突地跳个不住。

桃花直着眼睛走向供桌，把供品全都收进提篮里，盖上盖子。心想陈司令正在后殿，还是赶快离开大殿，找到树才嫂下山去吧。她正要去提那食篮，一抬头，啊！刚才还拿在城隍手上的一把白纸扇，什么时候已经掉落到神座底下来了。出于对城隍老爷的虔诚，她走过去把扇子捡了起来，想把它放回城隍手中去。但是那神像坐得很高，她努力踮起脚尖，也够不着他的手；她略一沉思，一只脚蹬着供桌的横档，一手举着白纸扇，一手扶着神像的膝盖，另一只脚在地上一踮，使劲儿往上一蹿，身子就腾空而起，爬到神像上去了。──这些天来酷暑难熬，今天一早起来提着篮子走了几十里山路，又累又饿，身子已经很虚弱；刚才听了剥人皮的故事，心里又受了一些惊吓；再加上躲在寝殿里被陈司令给撞见了，又羞又恼，来到大殿已经是脑子昏昏然，这会儿一蹿一蹦，大脑中的血液突然往下奔流，血压立刻降低，只觉得眼前一黑，金星乱迸，身子一晃，几乎向后跌倒，急切间只好赶忙去抓城隍的手。前面说过，胡深的这尊木雕神像，所有关节都是活的，桃花一手扶它膝盖，一手抓它小臂，那神像忽地站起，向她猛扑过来。桃花赶紧往前一推，城隍倒是复了原位，可自己立足未稳，一下子跌进了城隍的怀抱之中。桃花感觉到那神像先是拉了她一把，接着就把她紧紧地搂进了怀里。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吓得她直着脖子嚎叫起来：“放开我呀！放开我！”只叫了两声，就人事不知，晕过去了。

等到树才大嫂闻声赶来，已经有几个女香客把桃花从城隍的怀抱里抱了下来，斜躺在一位大娘的臂弯里，正在抢救。那位大娘说她不是吓着了就是中暑了，从头髻上拔下一枚大针来，替她扎人中，扎虎口，又叫人去讨来一碗凉水，用手蘸着，拍在她的脑门儿上。过了一阵子，桃花渐渐魂魄归舍，先是身子一哆嗦，接着猛吸了一口长气，吁地一声又吐了出来，伸手揉揉眼睛，又睁眼看看四周，忽然站起身来，清清楚楚地说：

“快送我回家去！三天之后，城隍老爷就要发花轿接我来做城隍奶奶了。快送我回家去，不要误了我的吉期呀！”

树才嫂见她两眼发直，说开了胡话，看起来，不是中了邪，就是发了疯。她真的急了，扑上前去，抱住了桃花的肩头，又是摇又是喊的，乱成了一片。

这时候，庙祝带着陈平从后殿踅了回来，见这个花朵儿似的女孩子刚才还坐在寝殿的床沿上装城隍奶奶呢，这一会儿工夫，怎么又躺倒在一位大娘身上撒起娇来了？出于好奇心，陈司令挤进人群中去，用一种颇为亲切的口吻关怀地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儿。树才大嫂到底是年长几岁，又是个结了婚的妇女，见了当兵的，不像大姑娘那么害怕，急忙说桃花姑娘是她的邻居，只因她定了亲的夫君久痢不止，她是特地上城隍山来烧香许愿为夫君攘灾祈福的，只为天气炎热，桃花姑娘体弱身乏，不是中了暑，就是中了邪了。

正说着，只见桃花一骨碌爬了起来，站得笔杆儿似的直，指着树才大嫂一点儿不觉得害羞地大声嚷着说：

“谁说我定亲了？我一没进过他潘家的门，二没吃过他潘家的茶，怎么能算是他潘家的人呢？咱们闲话少说，趁早回家去是正经。三天一过，吉期一到，城隍老爷就要发花轿来娶我做城隍奶奶啦！咱们快点儿走吧！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归置呢。晚了，可就赶不上趟儿啦！”

听她说话的口气，那是一点儿毛病也没有。但是仔细观察，她的眼珠儿是发直的，脸色也是铁青的。陈平心里明白，知道这是中了邪了，满嘴里说的是胡活。他到底是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遇事不慌，当即吩咐勤务兵赶快下山去找一顶轿子来，先把姑娘抬到县前春寿堂药店请何大夫看一看再说；回头又叫树才嫂把桃花搀到廊下先歇着，好好儿照料她，等轿子上山来。树才嫂正要扶她到廊下歇着，不料被她猛地甩开，跺着脚嚷了起来：

“我又没病，要你照料什么？我要做城隍奶奶了，这是大喜的事儿，你们应该替我高兴才是呢！这几步路，不用轿子，我会走！”说着，也不知哪儿来的力气，一手推开树才嫂，迈开步子登登登地就往大殿外面走去。

树才嫂拖她不住，只好也跟着她往外跑，连装供品的提篮都扔下不要了。两个女人趔趔趄趄、跌跌撞撞往庙外走，刚走到大殿前面那条一尺半高的门槛那儿，桃花两眼发直，只看前面，不看脚下，没能迈过门槛去，身子晃了一晃，一个前栽，就跌倒在门槛上了。

树才嫂抢上一步，想把她扶起来，却怎么也扶不动，心里一着急，没了主意，不由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搂着桃花就嚎啕大哭起来了。

高老道提着提篮和陈平从后面赶到，见是这副样子，忙把她们两个拽了起来，让她们在高门槛上坐着歇气。一会儿勤务兵到山下去叫来的两顶轿子到了，陈平向树才大嫂问明了桃花的姓名地址，帮着把桃花塞进轿子里，吩咐轿夫直接把她们抬到双溪口洪家，路上不要耽搁。两名轿夫答应着如飞一般抬走了。

陈平眼看着轿子走远，想起刚才在寝殿里说的笑话，不觉啧啧称奇说：

“天下事儿真叫无奇不有。刚才在寝殿里，我还说是胡老夫子把她藏在床上的呢，这不是，才一转身的工夫，她就中了邪，自称起城隍奶奶来了！──这真叫无巧不成书，巧中之巧，巧而又巧啦！”

高老道听陈司令如此说，小黄眼珠滴溜一转，赶忙抢上前去半步，打了个稽首，陪着小心轻声地说：

“司令，姻缘前定，只怕这事儿不是什么巧合，也不是中邪，倒是真的呢！咱们的胡老爷，鳏居了五百多年，也该娶位夫人啦！小道这就下山去，按姓名地址先访一访那姑娘的人品，回来再扶乩占卦，请胡老爷的示下。要是确有缘份，这才真是天作之合，非得全县上下大办它一办，好好儿热闹它一番不可。到了那个时候，司令的月老大媒是推诿不得的，当然是要来亲自主持盛典的啰！”

陈平越想越觉得这件事情既蹊跷又凑巧，莫非真是胡老夫子的点化明示不成？高老道真要把这件事情办成了，胡老夫子心里一高兴，缙云县的风调雨顺全是我陈某人所惠所赐不说，就是本司令带兵打仗，有本方城隍的佑护，准也会所向无敌，旗开得胜的。如此好事，怎能不挑头不参与？他歪着脑袋斜睨着高老道，不觉拍掌哈哈大笑起来。

四、洪桃花是怎样成了城隍奶奶的

两顶轿子冒着酷暑用最快的步子抬回双溪口，一起停在桃花家门口。桃花娘不知真相，还埋怨树才嫂不该花钱坐轿子，挺不情愿地开发了轿钱。打发轿子走了，又半真半假地要树才嫂进屋喝茶吃点心。树才大嫂正不知怎么跟她说是好，桃花自己倒先开腔了：

“娘，茶水点心都不用烧，从今往后，孩儿不吃人间烟火食了。今天晌午，城隍老爷亲口对我说的：我跟他两个，五百年前本是夫妻，姻缘薄上写得清清楚楚，今世还应该是夫妻。再过几天，城隍老爷就要发花轿来迎娶了！快把爹请来，孩儿再给爹娘磕三个头，算是报一报爹娘的养育之恩。自古一入侯门深似海，再要见面，恐怕只能在梦中啦！”

在家里，桃花是个“小老大”，她的那张嘴，也是没遮没拦惯了的，不过在外人面前，倒是从来没有这么放肆过。她娘见她说得太不像话，半嗔着骂了她几句：

“死丫头，刚拜了佛回来，就这么乱嚼舌头胡说八道的，不怕亵渎了神明，天打五雷轰吗？都十八九的大姑娘了，说话还是这么不顾前不顾后的，幸亏树才嫂不是外人，要不，还不要笑掉了大牙？我像你这点儿年纪，都有了你哥了，在大人面前，敢说一句错话不？你呀，没大没小，连个规矩都没有！赶明儿嫁到潘家去呀，看街坊四邻怎么笑话你！”

桃花听了娘的数落，也不分辩，管自进屋坐到桌子跟前，打开了梳妆匣子梳头搽粉，把为上轿准备的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匣子首饰全戴在头上。这时候，她娘到厨下烧火做点心去了，树才嫂见不是事儿，忙跟到厨房去悄悄把进城烧香中邪的经过约略地说了一遍。桃花娘这才真的急了，忙撂下烧火棍儿到堂前来看，见女儿打扮得妖精似的，正坐在镜子面前嘻嘻地傻笑，心疼得叫了一声：“我的儿，你这是怎么啦！”搂住女儿，就嚎啕大哭起来。

树才嫂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提醒她赶紧去请大夫看病是正事。桃花娘这才止住了哭，就央树才嫂快去请村里的老医生胡景清，又找个孩子到地里把桃花的爹和哥哥叫回来，她自己在家里守着女儿，生怕又出别的事端。

病疬横行的日子，最忙的是大夫。尽管这个胡景清不是什么名医，但是在双溪口这个小村店里，就数他行医的日子最久，医道也算是最高明的了。树才嫂赶到胡大夫家里，说是给张甲家请去了；赶到张甲家，又说李乙家刚来人请走；赶到李乙家，李家的病人已经病危，正在倒气，胡大夫只好死马当作活马医，取出几根银针来，用发抖的手给病人扎那最敏感的穴位。过了半天，总算缓过一口气儿来。树才大嫂赶紧要胡大夫到洪家去瞧病。李家的人还不肯放，树才嫂说了许多好话，半求半拉的，才把胡大夫给请了来。

胡大夫进了洪家，天色已经断黑，桃花的父亲和哥哥也都从地里赶回来了。这时候，桃花自己换上了做新娘子穿的大红吉服，脸上涂得红一块、白一块的，插了满头的首饰，端坐在床沿上，一家人三面围着她，正不知如何是好。见大夫到了，忙领到床前给桃花诊病。

胡大夫瞧了瞧桃花的气色，要给她号脉，她又死活不肯，满嘴里说的都是胡话，就是不肯承认自己有病。看那样子，不用诊脉也可以判断出是个受了惊吓痰迷心窍的症候，就坐下来开了一副清心降火安神镇静的药，宽慰了几句，叫桃花的哥哥跟他去取药，告辞走了。

当天晚上给桃花灌下一服药去，眼看着她渐渐安静下来，沉沉睡去，一家人稍稍放心了一些。老两口儿倒班儿守着女儿，总算一宿没闹。第二天一早，桃花醒来过一次，喂她喝了第二服药，没过多久就又沉沉睡去。家里人见她好多了，才完全放下心来。种田人家，庄稼是命根子，做父母的离不开病人，就打发做哥哥的下地干活儿去。

吃过中饭不久，村里的巫师李铁嘴陪着城隍庙的庙祝高老道来探望桃花的病来了。庙祝的手上，大包儿小包儿，倒是真没少拿；不过都是在本村的小店里买的，没有什么好东西，无非是些糕点鲜果之类。从他们午后到达洪家这一点判断，当然是先在李家用过了中饭的。再据此推究高老道从县里动身的时间，想必是起了大早儿。他跟洪家并不熟识，之所以要冒着酷暑如此急急忙忙地赶来探病，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明白了。

李铁嘴引见了高老道以后，大家落座。高老道先说了些“天时不正，瘟疫盛行，都是因为那些不信神的人逆天行事，才会遭此劫难”之类的说教，接着又说了些“陈司令昨天莅临城隍庙降香，小道忙于接待，令爱到来，疏于照应，以至于得病而回，深感不安，今日特地登门谢罪探望”之类的客套话。桃花爹是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听高老道一通转文，也不怎么明白，只知道人家是拿着礼品专程从城里赶来探望病人的，应该好好儿接待，除了频频催促老婆快烧茶做点心之外，连一句完整的客套话也答不上来。李铁嘴见枯坐了好久，高老道还不把来意说明，生怕耽误了工夫，就插进嘴来越俎代庖，开门见山地说：

“洪哥，你还不知道呢，昨天桃花在城隍庙里中了邪，幸亏有我的高道兄在那儿张罗相救，又代雇了轿子送回来，总算是不平安中落一个小平安。只是高道兄送走桃花以后，心中未免纳闷儿：想这城隍庙大殿，乃是阴间县衙的公廨，有显佑伯胡大老爷在此坐镇多年，何方大胆妖魔，竟敢在这里作祟？为解开这个谜，高道兄特意在昨天夜里设下乩盆，恭请本县城隍降坛，叩问此事。谁知不问倒还可，一问之下，不由人大吃一惊。高道兄，既然事情已经到了非说不可的地步，干脆把城隍老爷的判词拿出来，请洪哥过目看看吧！”

高老道诺诺连声，打怀里摸出一个方胜来，恭恭敬敬地双手捏着递给桃花爹，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桃花爹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四句短偈：

自古姻缘月老配，

陈公为我做大媒，

不是邪暑也非病，

双溪迎娶新人回。

桃花爹是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幸亏这四句短偈并不深奥，字也大都识得，连猜带蒙的，意思似乎也能明白。其实，正因为桃花爹认字不多，才会对这四句偈语深信不疑；如果粗通文墨，就会想到像这样似通非通的文字，怎么会是出于精通经史百家的胡老夫子笔下？在这突然降临的奇迹面前，他不去分辨是非真假，也弄不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双手捧着这张在黄标纸上用红硃写成的偈语，瞪着眼睛反复地读着，过了半晌，才呐呐地像是问高老道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真的吗？这难道是真的吗？”

高老道连忙站起身来，一手扶着他的肩膀，十分亲切又十分庄重地在他耳边轻声地说：

“千真万确，怎么不是真的？昨天夜里扶乩，有五云镇街面上的十几位绅董在场。这么大的事儿，小道敢说一句瞎话么？要是不为这件事，我能天不亮就赶出城来出这一身臭汗？洪老哥，你家姑娘要是成了城隍奶奶，你可就是城隍老爷的老丈人了。在这缙云地面上，您老可就是个非凡的人物啦！洪老哥，我和你今天虽然还是头一次见面，这个李道兄可是我的生死兄弟，我的为人，他可以证明，处长了，你自己也会明白的。总之，你听我的话决不会错！赶紧准备准备吧，所有妆奁，只管拣那最好的置办，一切开销，都由庙里承担，你尽可放心。钞票我已经带来，不够下次再送。吉期等我选定了，另行通知你。到了那一天，陈司令是媒人，还要亲自来主持大礼呢！

在迷迷糊糊之中，“成了城隍老爷的老丈人”，“在缙云地面儿是个非凡的人物”这两句话，桃花爹听得特别清楚，也特别受用。想到亲生的女儿不久就要永诀，他心里又酸又苦；想到她马上就要成为城隍奶奶，享受四方香火，他心里又甜又乐。在悲欢难分、苦乐莫辨中。除了频频点头连连称是之外，他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高老道见桃花爹已经入他彀中，赶紧见好就收，出门叫进两位高手泥塑匠人来，到桃花的床前请出城隍奶奶的金面来拜识过，又取走了桃花的一张照片，当天就回庙赶塑金身去了。

黄昏之前，胡景清出诊归来，路过洪家门口，顺便进去看看桃花的病情怎么样了。桃花爹说了中午高老道来过的事儿，又把城隍老爷的那四句短偈念给他听，一口咬定女儿是要去做城隍奶奶的，并不是生病，不用再吃药了，还再三请胡景清到了吉日一定要过来吃喜酒。胡大夫见桃花爹中的邪比他闺女还深，已经是“不治之症”，也不再劝，喝了一口茶，就告辞走了。

桃花的哥哥，好歹也算在小学读满了六年书，有些知识。傍晚时分，他从地里回来，听父亲说起高老道的话语，特别是看了那四句似通不通的偈语，对于这些神神道道的事情不大相信，甚至怀疑妹妹得病，也是这个老道做的手脚，极力劝他父亲还是给妹妹服药的好。没想到他父亲立刻大发雷霆，夹头夹脑地训了儿子一通。桃花娘在家里什么事情一向都是听男人的，今天的事情虽然觉得有点儿邪性，并不那么放心。当时我父亲如果还在县城，她也许会连夜赶来请教商量，可是那会儿我父亲远在江西前线，她知道我母亲跟她一样也不识几个字，问也是白问，见男人跟儿子发那么大的火儿，吓得她连话也不敢讲了。

事后，胡景清也曾很感慨地对病家说：“神医扁鹊认定病有五不治，信巫不信医是第一条。桃花受惊痰厥，交给医家去治，倒还有八分希望；神巫一插手，就只好等着白日飞升，谁也救她不活啦！”

城隍老爷娶媳妇儿，这在缙云地面还是件亘古以来未曾有过的新鲜事儿。既有地方绅董特别是辛亥革命老前辈、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出面，又是现任的省保安军司令做的大媒，如此千载难逢的大喜事，当然是全县上下都得热闹一番的。那一阵子，全县人谈论的都是这件大事，年已九岁的我，当然也很感兴趣，何况桃花是我的表姐，就四处打听，所以这件事情，对我的印象特别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不识趣的是现任县长，他不但是个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个作曲家，尽管也很罗曼蒂克，但他热衷的是组织歌咏队、话剧团、宣传抗日；他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印发给各学校教唱，县政府在城隍山戏台演出话剧《野玫瑰》，他和他夫人同台演出，演的还是夫妻，不过一个是汉奸，一个是特工。但是他对于当地老百姓的迷信、嗜赌、械斗等等恶习，是深恶痛绝的，不止一次亲自下乡去禁过赌、排解过械斗。城隍老爷要娶活人为妻的消息传到了他耳朵里，他马上想到了“河伯娶妇”的故事，很想当一回缙云县的西门豹，出面阻止这件荒唐的事情。后来架不住他的智囊们极力相劝：不要跟地方势力关系弄得太僵，不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抗战时期的县长，省政府基本上无力管辖，一切都要仰仗地方势力的支持，看绅董们的眼色行事，得罪了地方上，县长就成了没脚的螃蟹，寸步难行，处处掣肘，可怜到甚至连饭也吃不上。何况这次出面牵头的，名义上是城隍庙的庙董，实际上的后台是党中央委员，县太爷知道自己有多大力量，掂掇再三，终于还是知难而退了。不过他总算没有向封建迷信投降，学一个装聋作哑，充耳不闻，任凭阴间的县太爷怎么娶媳妇儿办喜事儿，他这个阳间的县太爷既不去送礼，也不去道贺，跟他来一个阴阳各路，各行其政。

城隍庙这边，不管你县太爷赏脸不赏脸，一方面大红喜帖照送不误，一方面也没有把县衙门放在眼里，县太爷不赏光，他那里喜事照办不误。当时的城隍庙，实行的是庙董管理制。十几个庙董中间，上至绅衿富商、会道首领，下至流氓头子、叫花头子，无不包罗在内。高老道虽不是庙董，却是庙董们推荐任命的实际主事者，一切乾方的银钱出入、收受礼品、采购货物等等，都是他在张罗。

城隍老丈人这边，由于桃花爹是个不善应酬的粗人，一切有关妆奁、礼仪、乐班、酒水、杠脚等等的坤方大小事务和收受礼品、银钱出入之类，全由高老道的生死兄弟、双溪口村巫师李铁嘴一人独力承担。只见他手里捏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跑进跑出，忙前忙后，满面红光，精神焕发，简直比他自己娶媳妇儿还高兴。

桃花那天服了胡大夫的药，神志刚刚清醒了一些。第二天听说高老道拿着城隍老爷的亲笔帖子来求亲，父母亲已经答应了，正在为她准备丰盛的妆奁，突然间安静下来，高高兴兴地梳头洗脸，打扮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躺在床上不吃也不喝，只等着上花轿做城隍奶奶了。

只有桃花的娘眼看着活蹦乱跳的大闺女说话间就要到阴间去成亲，从此再也不能见面，不像嫁给潘家，尽管家里穷些，却只有五里路，一年中至少还能见她三次五次、十回八回的，因此越想越觉得闺女嫁城隍还不如嫁平头百姓。她心里悲痛，男人又不听她的，只有自己一个人躲在家里想一阵哭一阵。哭烦了桃花她爹，跺着脚把她大骂了一顿，说她不识事务，不知好歹，在大喜的日子口煞风景，把她拖到楼上倒锁了起来，再也不许她下楼了。

缙云县是个山区小县，交通不便，与外界的交往比较困难。尽管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出文人才子的地方，但是科学文明在这里还是刚刚萌芽，老百姓头脑中的封建迷信思想简直是根深蒂固，一时间还无法解决。因此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城隍老爷在乡民中的声望，比起县太爷来，仍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他们的心目中，县衙门自古以来就不是替老百姓办好事的地方。除了收缴赋税，还要打屁股，如今还要抽壮丁；只有城隍老爷的庙才是老百姓攘灾祈福的地方。善男信女们家里有了什么事情，不论大小，都要去问城隍，求城隍。孩子病了，到城隍庙的大香炉里包一包香灰回来开水冲服，这是城隍广济万方、普度众生的神药；出门去做哪路生意，或夫妻反目如何和解，都可以到城隍庙去求梦，请城隍老爷在梦中明示；甚至家里走失了一头猪，也可以到城隍庙去求一根灵签，问问失落在何方，能不能找到。城隍老爷虽然不会说话，却是有求必应的，城隍庙的门槛虽然高，却是谁都可以迈进去的。它跟县衙门的阴森可怕、无钱莫进适成对比，这就难怪老百姓们愿意接近城隍而躲开县衙门了。

县衙门里，除了一大帮官幕吏役之外，在各乡各镇各村各店，还有许许多多乡长镇长村长保长之类的人物专为县衙门效劳；城隍庙里，除了庙董庙祝之外，各乡各村也有他们的代理人，那就是巫师巫婆之类。他们平时都是靠城隍和鬼神吃饭的，因此城隍庙里有什么大的举动，只要通知他们一声，就全能办得熨帖周到。别看他们手里没有传票、命令、链条、刀枪之类，可办起事儿来，却比衙役公差们要麻利脆快得多。这里的原因奥妙，就在于官府的令儿是可以反抗的，而神佛的令儿是无法反抗的──因为神佛无所不在，根本无处可逃。

眼下，全县众神之尊的城隍老爷要娶媳妇儿了，这么大的喜事，全县的老百姓谁敢不捐资输粮？尽管是抗战时期，烽火不息，连遭灾疬之后，已是民穷财尽，但是善良的赤子们宁可自己饿肚子，吃野菜，也要把水旱病疬重重灾难之后仅余的些许财物，一点儿一点儿地敛聚起来，敬献到庙董庙祝们的手中。至于财东大户们，那是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时机去结交城隍、大做功德的，除了送去大量猪羊牛、鸡鸭鱼之外，陈年的佳酿，真丝的被面，绣花的龙袍，精美的摆设，都有人送到城隍山上去。把胡深的新房布置得花团锦簇，富丽堂皇，比他在世的时候不知要显赫多少倍。

桃花水米不沾牙，奄奄一息地躺着，只剩下一丝儿微弱的气息，拖过了六天，到第七天早上，终于香消玉殒，紫玉成烟，一缕芳魂先期到达城隍庙与胡老夫子圆房去了。

由于天气太热，不能停尸；更主要的还是城隍庙里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不能久等了。好在一切已经准备妥当，棺木、装裹也都现成，当天上午九时正，在李铁嘴的号令下，按照新娘子上轿的仪式，吹吹打打，鼓乐喧天，在鞭炮声中，盛装入殓。另外专扎了一个彩亭，罩在大红色的棺木上，权代花轿。午时三刻，花炮三声，“彩轿”起杠了；乐班前行开路，云锣鼓钹，箫笙管笛，胡琴琵琶，奏着粗细十番乐，“显佑伯”、“永宁侯”的全副仪仗执事引导着棺木随后，接着是一溜儿小轿，抬着神亲鬼戚、经办大员。最后是新娘子的嫁妆，一杠接着一杠，哩哩啦啦的，抬了足有七八里地长，只有这个时候，桃花的娘才被准许放下楼来，按照当地女儿上轿的习惯，在大门里一声高一声低地嚎陶大哭──从“彩轿”起杠哭起，直哭到末一台嫁妆出门，哭了足有半个多时辰，终因伤感过甚，失泪过多，眼前一黑，訇然倒地，晕死过去。

尽管我父亲不在县里，桃花她爹也没忘记我们这家亲戚，早早地就打发知客手捧着喜帖报喜来了。我母亲一生信佛，什么鬼神都拜，对于这样的旷古盛典，当然不会放过更不会反对。按照两年前她自己亲口的许诺，只要桃花出阁，她一定带上我到双溪口去吃喜酒。所以桃花“上轿”的前一日、也就是她咽气的当天，我母亲就带着我坐了轿子赶到双溪口洪家来了。

城隍奶奶上轿的那一天，尽管我是名正言顺的城隍老爷的小舅子，但是主事的没有想到这一层，没给我单独叫一顶轿子，而是仍旧像我前一天进山一样，与我母亲同坐一轿。尽管我母亲体重不足九十斤，九岁的我体重也只有四十多斤，但是酷暑热天的，也够轿夫们一戗。我听他们与李铁嘴在讲价钱，要求加价，但是被李铁嘴狠狠地顶回去了：“给城隍老爷办差，赏你几个钱就应该知足，你还想得罪城隍老爷，多讨几个钱抓药去呀？”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彩轿起杠以后不久，就以轿子里太闷太热为理由，下轿去自己随着彩轿走，一方面让抬轿子的轻松点儿，一方面也借此多看看沿路乡民们的迎送礼节。

每逢“彩轿”经村过店，进村头出村尾，村民们都按照新娘子过境的礼节迎送。村子里大户人家的太太小姐们，还多少有点儿“菲礼薄仪”敬献给城隍奶奶以作“添箱”，以图福佑。桃花的爹坐在第一顶白布篷竹轿里，每次受礼答谢之后，脸上就添一分儿喜色。他张大了嘴巴，光知道逢人就作揖，高兴得只会说“同喜！同喜！”别的话，似乎全都忘记了。

“彩轿”抬进城隍庙，在大殿上停了大约两个小时，就吹吹打打地抬到庙后事先砌好的浮厝里去封严了。后殿和寝殿上，四尊新人的塑像，都已经塑造完毕。后殿的塑像比真人大些，寝殿的塑像基本上与真人差不多。新娘子虽然穿戴着凤冠霞帔，脑后还多了个发髻，可那姿容神态，塑得栩栩如生，十分逼真，果然与桃花生前一般无二。新房里放满了新娘子的嫁妆，橱柜箱笼，大小桌椅，枕头被褥之类，一色儿全是上等原料制成。合县绅董们送来的各种礼品，更是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其中单是龙袍霞帔，就不下十七八件之多，以致挺大的新房里，塞得满满堂堂的，放也放不下。

婚娶仪式是以塑像的开光代替的。这一天，陈司令果然没有失约，亲自来主持成婚仪式──替塑像揭下了红绸，点燃了第一炷香，放起了万响鞭炮。隆重而热烈的仪式结束之后，合县绅衿坐下来喝喜酒，老丈人和大媒人并排坐在上首，接受众人的祝贺。

婚礼办得极为体面，酒席更是十分丰盛。这场“城隍娶妻”的旷古盛典，到底收入了多少钱，花掉了多少钱，那就只有少数几个庙董庙祝们心里明白了。捐资输财的功德名单，事后当然是要张贴公布的，不过一者支出多少是篇糊涂账，二者做好事的人大多不愿留下姓名，名单中光是“无名氏”就不知有多少个。凡是捐资数目相等的无名氏，榜上只要有一处，就人人都以为那是自己，还有谁会去查问呢？因此，庙里收入究竟多少，也是一篇糊涂账。就这样糊涂进糊涂出的，谁又能查得出庙祝、庙董们究竟一共中饱肥私了多少钱呢！

婚事办完，皆大欢喜，只有一个人，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儿。这个人，就是桃花的未婚夫潘振华。他在病中，听说城隍老爷稀里糊涂地把他的老婆给抢走了，气得直咬牙。“花轿”在他家门口抬过去，他也不是不知道，只是身子软得跟面条儿似的，挣扎不起来，也无可奈何。事过一个多月以后，他的身体渐渐复原了。有一天，他戴了顶草帽，独自一人，说是出去走走，从此就一去不回头。

几天以后，有人从城里带回来一个消息说：城隍庙寝殿里新塑的城隍老爷和城隍奶奶的像，叫一个戴草帽的年轻人三拳两脚全给踢倒了，踢倒之前，还给了城隍老爷好几个耳括子。等到庙祝闻讯赶去，塑像已经倒在地上，现场只留下一个写有“潘记”字样的草帽。据此推测，这个胆敢殴打城隍老爷的年轻人，九成半就是潘振华。塑像当然很快就修复了，而且再一次开光，再一次敛钱，再一次热闹；可是潘振华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家里四处打听寻找，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毫无消息。直到解放以后，潘振华穿着灰军装来接管县政府，大家才知道他当年得罪了谁也不敢得罪的城隍老爷胡大人，走投无路，被逼上了梁山。当时缙云南乡一带正是浙南支队的根据地，就参加了土八路，打游击去了。──有那么一笔老账搁在那儿，难怪潘振华到了县政府之后，很快就促使缙云县政府做出一项决议：除保留一株古樟之外，彻底拆除城隍庙，遗址改为文化馆和图书馆，这是后话。

城隍奶奶重塑之后的塑像在后殿落成的第二年，一次日机的轰炸中飞来一块弹片，不偏不倚，正好把它的头髻给削掉了。于是高老道传出话来说：桃花是个现代姑娘，不习惯于梳头髻，庙董们商量的结果，打算给城隍奶奶第二次重塑金身──塑一尊完全摩登的、烫头发、穿翻毛皮鞋、呢大衣和长统丝袜的塑像。只是此议刚刚提出，还未付诸实施，日寇就从永康县沿着公路线打了过来。时局吃紧，有钱的绅衿们纷纷逃到乡下，缙云县唱开了空城计，庙董们自顾不暇，这又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创举，无法付诸实施。等到抗日胜利，高老道也已经羽化飞升，没有人再牵头张罗，这件事就这样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五、尾声：城隍的毁灭与复辟

尽管缙云县解放之后不久，在潘振华的主持之下，以破除迷信为借口，把城隍庙彻底拆除了，但是以地方绅衿和各乡镇村庄中的“神童”和“灵姑”为代表的迷信保守势力仍然相当强大，尽管他们慑于共产党的势力，不敢堂而皇之地出面阻挠拆除城隍庙，但是他们却以“保护古代艺术文物”为借口，愣是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给抬到城西溪边的观音阁里去，借观音菩萨的宝殿一角暂且栖身，继续接受善男信女们的香火。

观音阁长期以来是缙云县城的叫花子栖息之地，一到了夜晚或风雨交加的日子，这里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叫花子，瞎的瘸的都有，大小男女齐全。本来是掌管一方百姓生死祸福的“冥官”，也因旧政权的消亡而丧失了原有的权力，不得不与叫花子们为伍，无形之中成了“丐帮”的帮主，也算是胡大老爷的流年不利，晚景凄凉吧。

胡深的落魄并没有以贬到花子群中就算到头。到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派们刚刚集结起来，打出了旗号，开始上街荡涤污泥浊水，横扫牛鬼蛇神，头一把火，就烧到了胡大老爷的身上。因为他是当地封建迷信的总头目，不把城隍老爷连根铲除，不仅本县、外地的善男信女们还要继续偷偷儿来上香磕头，分散在各乡村的“神童”、“灵姑”们也还会兴风作浪。因此，革命派头头们一声令下，一群人扛着红旗、高举着红宝书，敲锣打鼓地涌进了观音阁，一顿棍棒，先把观音大士的泥胎砸了个粉碎，然后用稻草绳把胡深的香樟木雕像五花大绑地捆了个结实，用一根竹竿穿上，抬到了溪边的乱石滩上，浇上了汽油，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干净净。一件保存了五百多年的明代雕像，就这样彻底被毁了。──从文物的角度着眼，还真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历史上的沧海桑田，风云变幻，是没个定准的。胡深的雕像被焚还不到三十年，仅仅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当年被皮带棍棒镇压下去的封建迷信又逐渐抬头，那些被迫不许信奉礼拜城隍老爷的善男信女们，又重新信奉礼拜起胡大老爷来了。没有了城隍老爷的雕像，怎么办呢？到哪里去上香许愿呢？聪明的香客们自然有办法，他们成群结队地手捧香纸到县图书馆当年胡深坐过的神案位置前面，堂而皇之地点上香烛，磕头许愿，烧化纸钱。于是县图书馆变成了没有城隍老爷的城隍庙，香客之多，大大超过了进图书馆看书的读者。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香客中间，居然还有当年火烧城隍的革命造反派，甚至还有共产党员和支部书记呢！

事情愈闹愈凶，最后居然发展到善男信女们重新用樟木雕了一尊胡深的像，强行抬进图书馆中，公然要求县图书馆搬走，恢复城隍庙的香火。封建迷信势力之大，居然连县委和县政府也无可奈何，几次相持不下，几次出动军警，几乎动武，新闻报导从县报、省报一直上了《人民日报》。小小缙云县，别的不出名，一个封建迷信势力强大，城隍复辟；一个花七万块钱请毛阿敏去唱歌，让毛阿敏敲了竹杠还逃税，被新闻媒体炒了个全国皆知！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什么还会在文化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演出这种闹剧呢？有人分析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官僚腐化，老百姓对官僚失去了信任，产生了求官不如求神的思想，于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继续发展，终于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产生了“城隍复辟”这样的咄咄怪事！

缙云是个文化之乡，出过不少文化名人，为什么尽办些缺乏文化的傻事儿呢？值得深思！

──1999年2月12日写于北京双旗杆蠲兴楼

原载《章回小说》2000年第1期

附录三：

又是一匹千里马

王立道

1977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接到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部大书稿，大家怎能不惊异万分！

文坛已萧条了十余年，许多知名作家还没能彻底摆脱困境，哪有情绪写这样的大部头！

再看作者，楼兴蠲，一个从未在文坛露过面的人物，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作者，突然从天而降，展示如此浩大的工程，莫非又有文曲星下凡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审读和编辑这样一部巨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长，不可能一口气读完，要理清结构，了解书中人物，恐怕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无名作者，一动手就写这么长的稿子，怕不会太成熟，无论分给谁，一时都难腾出手审读它。所以一直摆在黄伊对面一位编辑的案头。黄伊也曾翻开看了看，是用章回体写的，心里一动。因为，他历来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对通俗小说尤其感兴趣。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扫黄，他专管过一阵通俗小说，并一举挤垮了黄色书刊市场。但他不好主动要求看它，且看室内如何处置。

室内不少同事也很注意这部百万字巨作，不断有人翻阅。一回，一位编辑看了几章后说：“是部有趣的书，如果在香港，一定会出版，并且畅销。”言下之意，这种书在大陆是不好出版的。

黄伊也去看那几章，觉得问题并不太严重，因而对那位接手这部稿子的编辑说：“这部稿子，如果想退，请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官员，年龄却最长，编龄也最长，大家都尊重他，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

过了好长时间，室内召集几个翻过这部稿子的编辑开会，表决对这部稿子的取舍。黄伊静候表态。不料，四位看过稿子的人，两位同意接受，两位主张退稿，二比二，主任也难裁决。问黄伊如何看法。黄伊说：“我站在接受的一方。反对接受的同志的理由是，稿子里有性描写场面。我以为，只要内容健康，可读性强，就应接受出版；性描写如不适当，可以建议作者删去嘛。”结果二比三，书稿就留住了。

稿子交谁处理？室领导稍加权衡，决定交给黄伊处理。

黄伊早就想再组织一些通俗小说了，可社会上所见的通俗小说太不理想，不是文字粗劣，就是内容庸俗，正约不到雅俗共赏的好稿子，就欣然接过了这部稿子。

审读这样大部头作品，一定要格外细心留神，最好一气读完；如间隔时间太长，可能会把编辑的整体注意力割裂成碎片，以致难以掌握作者的完整思路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总之，要花很长时间。作者显然是一株文学新苗，又初发于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其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致函说明，请他耐心等待。

与作者的通信，总不那么顺利，每封信往往拖很长时间。而回信的笔迹，行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时常变换。黄伊觉得奇怪，难道此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从全书一百多万字看，又不像是二人以上的合作产物。这中间必有蹊跷。于是坦诚相问，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编辑部会保护作家权益的。

作者这才坦直相告。

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吴越，楼兴蠲是他的妻子。之所以署妻子 的名字，说起来话长，而根源则在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干扰。

作者一再声称，他初次写小说，知识不足，等等，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语文基础相当丰厚，历史知识渊博，是位有血性的学者。书中还专写了一章清朝末年文字拼音化运动的故事，以纪念“当年那些苦心孤指、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一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语文改革的可爱的疯子们”，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一般等闲人物。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作者身陷牢狱。在劳改农场期间，他以超常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写他心中的故事。他在一封信里说：“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显然，作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未忘却一个战士的责任。这风险就更大了，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能够坚持下来，写完这部书稿，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昏暗持一种藐视的态度，严寒至酷，春将不远，黑夜至深，黎明将至，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就把书稿投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那时候，他的冤案还未昭雪，原单位或劳改农场对他的写作能否理解和认可还难以揣度，所以寄稿不得不借用妻子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不投给更有权威的专业文艺出版社，这不能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扶植青年作家和初登文坛的新苗为己任的一贯作风有关。同时，黄伊向许多作家报春、呼唤，已传遍东南西北，也大有关系。

其实，吴越把稿子寄到中青社之前，也曾寄希望于自己家乡的出版社，但是稿子投寄了去，不久就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还在劳改农场里。而黄伊同情弱者的名声早已不翼而飞。作者被错划，仅因曾建议“党政分开”，他相信高山流水总有知音，所以更看重中青社。

黄伊了解了作者的经历，了解了这一百万字来之不易，既深表同情，也肃然起敬，审稿时尤觉字字千斤，加倍珍视。

小说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末代腐败不堪，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广大群众汇集白水山，发动一场惊动朝野的起义，以谋再造一个新的太平天国。

括苍山东跨仙居，南控临海，其主峰米筛朗峰海拔1382米，为浙东第一高峰。西凭峰峦，东望沧海，气象恢宏。浙东人杰地灵，群策群力，内反封建统治，外反帝国主义列强，声势浩大。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结构方法，一章一个故事，一回一段曲折，结构紧凑，情节起伏，具有一般通俗小说紧扣读者心弦的魅力。

黄伊一向着重文艺作品的民族性，只要不落俗套，思想健康，人物性格鲜明，通俗文学本身并不是低品位。他反复研读了这部作品，汇集了五位编辑的共识，终于向作者宣布了这部书稿的命运。请看他写给作者的一封言实而意切的信──

吴越同志：

您好！

您写的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在编辑部已经耽搁了好些时日。这本稿子处理的时间较长，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稿件本身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全稿一百多万字，一个人读一遍，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二是这部稿子所写的题材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为了确定本稿的取舍，研究本稿的优缺点，前后有五位编辑通读了全稿；三是主观上的原因，我们工作抓得不紧。所以，在没有正式决定本稿取舍之前，审稿时间太长，是首先要向您说明及请您原谅的。

我们研究后，关于《括苍山恩仇记》一稿，有以下几点看法及意见，想跟您商量：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

小说集中描写太平天国失败后贪官污吏的欺压盘剥，广大农民群众逐渐认识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官逼民反，到白水山聚众起义。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情调也基本是健康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正反面人物，设计了曲折、复杂的情节，展现了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收集、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有比较熟练的艺术技巧和表达能力，语汇丰富，语言流畅，是一部很有希望的稿子。

二、本稿的特色

情节曲折而不离奇，语言生动、流畅（当然，有些地方歇后语用得太多，有些地方不适当地用现代语，因而使一百多年前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讲话不太协调，等等）。本书通过对浙江缙云县壶镇附近几个家庭、家族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一角的生活、矛盾和斗争，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作者用整章整章的篇幅写什么婚丧嫁娶，打官司，蹲监狱等等，并不是本小说的缺点，相反，这正是本小说的优点。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认识那个社会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出来说他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人们通过小说比较客观的描写，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体会作者的爱憎。又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着吴家丢失了一条牛展开，丢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人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作者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和盘托出，就完成了他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达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黄伊在基本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之后，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又提了不少具体意见，将十册原稿退回，希望作者在修改过程中随时和出版社保持联系。这很重要，有些作者可能因厌于修改，或其他原因，见异思迁，把作品转移到别的出版社。黄伊是不忍放弃任何一部好稿或有可取之处的稿子的。“联系”是一种定心丸。

作者吴越见信大为感动，立即着手修改。两个月后，前八册大功告成，又寄给黄伊。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现节录于后：

黄伊同志：

您好！

退回来的《括苍山恩仇记》原稿十册和你们的审读意见五页，都收到了。

拙稿在你社历时一年半，前后经五位同志通读了全稿，可见你们对这部稿子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的不成熟的作品，你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不由我不深深地感动。我谨以本稿作者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一部历史小说，尤其是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下笔之初，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动机的。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文艺既然是武器，作者必然应该是战士，我希望自己以战士的姿态出现，把我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至于命中率是否高，杀伤力是否强，有没有误伤自己人，则是本身力量和技术水平的问题了。

我自知力量和水平都不足，但是我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依靠这种信念，我才能在那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勉强完成了初稿。

正因为我本身条件的不足，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更需要你们的批评和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下，才能把文艺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的作用。

你们的审读意见，除优点方面说得太好了一些，读之令人汗颜之外，缺点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根据你们所提的意见，对原稿一至八册，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现将修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关于反帝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既然在书中安排了一个洋教士，当然不会只让他印一本罗马字圣经老老实实地传教就算结束。我的意图，是打算让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与世隔绝的山区，教会的势力还不算太大，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二部书中，我才安排了洋教士收买土地，开设工厂，开办学校等情节，而在第一部书中，洋教士的出现，只作为一处伏笔。现在根据你们的意见，在林炳与老少讼师闲谈的一章中，完全取消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叙述，而代之以老少讼师如何与洋教士勾结，伪装善士，鱼肉乡民。……

（二）关于吴石宕的人物描写。从这本书开始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突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主张突出英雄群像。描写英雄，不惜用重墨渲染，以至于把人神化了，正是这类书的通病和缺点，而不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企图从这个框框中挣扎出来……我把吴本良送进监狱，着力描写监狱外面的活动，而把吴本良“干”在那里，冷落了他，让他无所作为，这是作者的疏忽。如今第一卷既然决定掐到吴本良进监狱，营救不果，上山落草作为结束，有关吴本良的种种，只好在第二卷书中适当补充了。

（三）英雄既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必定有个“变”的过程。同样，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也有他坏下去的“变”的过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坏蛋。典型人物绝不能离开特定的典型环境而孤立存在。……但为了减少副作用，稿中有关同治皇帝嫖妓女和老少讼师谈嫖经的整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总之，就我所能，已经把稿子从头到尾修改润饰了两遍，个别篇章则是完全重写的。做这件工作，前后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似乎花费工夫不多。但在我的一生中，集中一个多月的时间，别的什么也不干，从早上到深夜单盯在一部稿子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尽管删改的地方并不太多，但从态度上说则是认真的。

现将修改后的原稿八册奉上。请过目。我现在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继续收集资料，为修改续写以下各卷做一些准备。短期之内，可以直接找我面谈。

即致敬礼

吴 越

1979年 6月×日

黄伊在编发这部书稿过程中，对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或对传统文学创作手法运用的熟练，都十分钦佩。后来获悉作者的冤情和苦难的经历以后，甚为同情。作者曾用英文写了一篇小传，黄伊看后便锁了起来，并奉劝作者，在历史问题未澄清以前，不必公开那些容易引起误会的经历，否则又会节外生枝，以致影响 出书。

《括苍山恩仇记》共五卷一百五十万字，从1983年8 月开始陆续出版。首版印二十八万套，接着又印二十八万套，前后四次共印七十余万套，是八十年代最畅销的小说之一。

1983年9 月，作者到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签名售书，从上午九时到十一时一刻，两个多小时内共售出两千三百多套，开创了该店作者签名售书以来的最高纪录。三楼柜台内，作者低头挥笔疾书，四台电风扇对着他吹，依然大汗淋漓。该店所进的书快售完了，而购书的读者从三楼排到二楼，从二楼又拐到一楼，大门外还有一条长长的尾巴。经理当机立断，立刻派车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去拉书。尽管是星期天，该社发行部还是破例发货。书运到书店，柜台里书已无几，正好接上。但作者已坚持不住了，再不刹车，很可能晕倒。经理再一次当机立断，宣布“书已售完”……

黄伊得知读者购书的热烈，又“在丛中笑”，并感叹说：好险啊，差一点儿失去一匹千里马。其含义不仅仅是关于这部书稿的舍取……

最近，中央电视台在播放“为您服务”专栏节目时，吴越潇洒地走上荧屏，为观众讲演使用电脑写作的优越。黄伊万分激动，说吴越不仅走出了牢狱，走出了“牛棚”，走出了黑暗的角落，而一跃走进了天堂，使用最先进的电脑写作了；只可惜，自己没有多少机会为他编书了。时代进步和时光流逝竟是如此不可调和！

──原载《烛照篇》一书第二十七章；

作者王立道，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人民出版社原副总编辑，现已退休。

附录四：

《括苍山恩仇记》出版回眸

黄伊

记得那是在七十年代末，我刚从一间小工厂回到阔别十年的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时我们所面对的客观情况是：文化园地一片荒芜。老作家正在治疗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思想还没有完全从禁锢中解放出来；新作家只在一些短篇创作上初露锋芒，有份量的长篇小说还不多见。读者正处在文化饥渴中，正在热切地企盼新作品的诞生……

而在主观方面呢，在我们编辑部还存在着两大看不见的魔影：一是过去“左”的思想流毒乃至“四人帮”的思想残余，还远没有肃清；二是社外的人所不知道的中青社的特殊情况：原来，在六十年代初期，由康生派到中青社的一个拿着尚方宝剑的调查组，一查《红旗飘飘》第17期《古城斗胡骑》一文所谓为叛徒唱赞歌，实质上是要抓所谓“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与小说《刘志丹》有关的追查西北地区什么反党集团；二查中青社出版法国19世纪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气球上的五星期》中的一些描写，据说违反了我国现行的外交路线云云。

我那时在中青社的文学编辑室本是位元老，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资深编辑。但我有自知之明，人家是十二分的无奈才给我一张办公桌的。新来的一些同志，虽然不少人资历也不浅，但到底是“外来户”，对出版社的底细，一时还摸不清深浅。

正在这时，和我对面而坐的一位新同志，桌子上摆着一部稿子，题名《括苍山恩仇记》，足有半尺多厚，装订得整整齐齐的。根据当时的规矩，来稿由编辑室统一分配。我只是一个小编辑，无权过问旁人如何处理来稿。我这个人一生不知道受过多少次批评，但总也改不了自己多嘴多舌的习惯。我伸手碰了碰那部稿子，对那位青年说：“你最好花一些时间，好好看一看，不要轻易将它退了！”

那位青年终于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将稿子看完了。他说写得不错。但这样大部头的稿子，写的又是清代末年的故事，他没有把握，要请有经验的同志再看一看。

结果我发现，那部《括苍山》头两三个月在这位同志的桌上放着；过了两三个月，它又出现在另外一位同志的办公桌上。看过该稿的同志不免在闲谈中议论《括苍山》有些章节写得如何动人。它所写的风土民情在旁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作者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写法，一环扣一环，如果能出版，一定会拥有众多的读者。这时一位看过稿子的同志说：“小说里所写到的武功啊，打斗啊，婚丧嫁娶、民俗民情啊，读起来的确十分吸引人，但是这种题材的作品，在香港出版是可以的，在我们中青社……”持否定意见的同志说得更干脆，《括苍山》关于男女之间的事，写得太多太露了，不健康，中青社不适宜出版这样的作品。于是无形之中成了二对二的局面，半尺多厚的《括苍山》又回到原来那位同志的办公桌上。

我这个人本来就喜欢多管闲事，看到这部稿子的命运还没有最后决定，我又对那个青年小声说：“小李，《括苍山》如果真的要退稿，请你通知我一下。”我这几句话不知怎么搞的，终于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不是二对二吗，室领导让我也看一看这本稿子，再作决定。于是，《括苍山》终于转到了我的办公桌上。这已经是该稿寄到中青社一年以后的事了。

我虽然断断续续地听到关于《括苍山》的不同意见，轮到我处理该稿时，为了避免先入为主，我将几份审读报告放在一边先不看，等我把稿子看完了再说。我将手边的工作稍为安排了一下，找了一个安静的清晨，先沏上一杯清茶，开始一页一页翻看这本书稿。

《括苍山》原稿用钢笔书写，字迹颇为工整。语言流畅，用字用句颇为老练，看得出来，不是老手写不出这样的稿子。作者一定是江浙人，不然他不会对江浙一带那些民俗民情以及民间发生的故事，有那么丰富的知识和深厚的理解。江浙自来多才子，想着想着，我不自觉地翻着稿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想猜一猜这是何方人氏。

作者署名楼兴蠲。看名字有八成儿是女人，但我不相信女流能写出书中的生活和文字，这说不定是哪位高人的化名。通讯处呢，却是浙江省缙云县某小镇的粮管所。我的心里“咯噔”一下，只要有粮食吃，饿不死，那正是藏龙卧虎的好去处。俗语说，大丈夫能屈能伸，说不定那位仁兄正高卧隆中，等待时机呢！

看得出来，作者受我国传统小说的影响较深。小说采用中国章回小说的形式，故事一环紧扣一环。一个高潮之后，波退浪消，平静了短暂的间隙，又接着另一个高潮。一场紧张的争斗之后，细吹慢打，又一场更好看的戏就要演出。但作者也明显地受到古典小说的负面影响，如某些男欢女爱的描写。

我把约百万字的整部小说原稿读完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四位同志的审稿意见。我发觉小说的优缺点，大家差不多都看到了，问题在于对整部小说的判断和评价。持否定意见的那位老兄，只注意小说的消极面；而认为只适宜于在香港出版的编辑，过于看重小说的教育功能，而忽略了寓教于乐的功能了。

有人还认为，小说里写到一夫多妻，要删掉，或者改写。我当时想，一夫多妻有什么奇怪的？这是古已有之，《三国演义》里，刘备不是有甘夫人和糜夫人吗？《红楼梦》里，贾政不是有王夫人和赵姨娘吗？在现代小说里，《家》、《春》、《秋》里，那个冯老太爷不是想讨鸣凤做女弟子，实质上是要讨小吗？《四世同堂》里，不是既有大赤包，又有姨太太吗？小说里出现一夫多妻或者有妻有妾，这既同小说里所表现的题材有关，与当时的现实生活有关，更与作家所要塑造的人物有关。《括苍山》写的是清代末年的生活，而且是在那样的家庭里，有妻有妾有什么值得奇怪呢？

我经过认真的思考，并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写了一封长信给作者。这封信内容包括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二、本稿的特色；三、小说的缺点及不足之处；四、对本稿修改的建议。我起草的信稿经室主任同意后，连同《括苍山》原稿十本用挂号寄还作者，请修改后再跟我直接联系。

信件发出后两个多星期，作者自己找上门来了。他自报家门说他叫吴越，本来署名楼兴蠲，从字面上看，应该是一个女同志，怎么出现一个胡子巴差的吴越来了？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其中必有缘由，我找了一个稍为安静的地方，准备跟这个不速之客细谈一下。

吴越说这本稿子是他和他的爱人楼兴蠲合写的。因为是初次见面，别的话我不便多问，我只说稿件是可以用的，修改意见我们在那封信里都已经讲了，和小说游离的部分，比如什么缙云话切音罗马字之类，要舍得删去；小说里过于露骨的男女之间的描写，而且几次出现，不好，要删。我说恕我直言，这部小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不太精炼。成百万字，太长了，精干一些，小说就好看了。你如果自己舍不得动手，发稿前我也要替你删的。由我来删不如由你自己来删。我笑着说。

我和吴越的第一次见面，彼此谈得很融洽。他说为了便于改稿，他在国家语委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礼节性的拜访，我还到他那间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宿舍去看望过。他对我不以衣貌取人，没有轻看他这个小人物，颇有几分感激之情。他第二次到中青社来访时，偷偷儿将一份用英文写的About Myself（自传）塞给我。

我匆匆测览了一遍他这篇自传。文中说：“Many years ago I was a Rightist.”（许多年以前我是一个右派分子），并且“I was taken to the labor camp for 23 years. ”（被送到劳改农场达23年之久），我轻轻说了一句：“Oh，my God！”（呵，我的上帝！）我将他这篇自传塞到我的抽屉里，找了一个借口，将他领到我们办公室外面不远的一个假山底下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

“所有这些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一张旧照片。原来，我上中学的时候有一次演话剧，我扮演一个国民党少校，演完戏有人给我照了一张像，解放以后我觉得值得保留，没有烧掉而仍将它放在我办公桌抽屉里，同办公室的大都看见过。肃反一开始，有人就把它作为罪证，非要追查我的反革命历史不可，隔离审查了我半年多，我如实地讲了这张照片的来历，肃反领导小组又派人到我学校去调查，问题终于弄清了。肃反这一关我虽然躲了过去，1957年大鸣大放，我又提起了这张照片的故事。这就不得了，后来被划成右派，被投进监狱，送到劳改农场……”

我听了吴越的这一段伤心史，叹了一口气说：“你太天真了。你这篇英文自传，我替你好好收存，谁我也不让看。你现在是不是自由人？有选举权吗？你如果仍有选举权，你就属于人民，我就敢出版你的作品。这部《括苍山》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和夫人合作的产品？”

吴越告诉我，他现在不但有选举权，而且已经平反，正住在原单位的招待所里等待安置工作。小说是他自己写的。只是因为稿子第一次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审读已经通过，仅仅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而没有被接受，所以才借用爱人的名字和通讯处。我说：“将来这部长篇小说正式出版，我们决定用你自己一个人的名字。”我在假山底下，望了望天空，看了一眼这位长相比我老得多的作者说：

“吴越，你好自为之呵！生活的坎坷对一般人来说是令人痛心的，但对一位作家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司马迁不被判宫刑，他不一定能写出千古流传的《史记》。曹雪芹如果顺顺当当做他的大少爷，不被抄家，不举家食粥，他能写出《红楼梦》吗？近代的中国，哪一位作家没有一肚子苦水呢！多难兴邦。苦难的生活压不倒我黄伊，我相信也压不倒你吴越！”

我跟吴越的这一段交往，将深深地存留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不能淡忘！

──原载《纵横》杂志1998年第6期

附录五

《括苍山恩仇记》散论

应为众

近年来颇具气势并给纯文学以强烈冲击的通俗文学创作潮流，其发端可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金、梁武侠小说在大陆的翻印出版。此后的琼瑶热、三毛热等均是这股通俗文学热的延伸扩展。但那毕竟都是台港海外作家造成的轰动效应。大陆本土通俗文学创作潮流的形成，则是以包括《括苍山恩仇记》、《津门大侠霍元甲》在内的一批作品问世为标志的。虽然它们出现在通俗文学被冷落排斥了三十多年之后，但乍一露面就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青睐，从此以后，通俗文学就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组成部分而雄踞于当今文坛。

本文试图就长篇通俗小说《括苍山恩仇记》作一番考察，看它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发展流变中，具有哪些独具光泽之处。

仗义行侠：逼上梁山的英雄传奇《括苍山恩仇记》讲述的是清末浙南山乡的村夫猎户们不堪忍受官绅压榨而揭竿造反的故事。小说一出版，就被评论界划归到“历史小说”名下来谈论。但是问题接踵而来：但凡历史小说创作，不管是“七实三虚”还是“七虚三实”，都应遵循“所描写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应有历史根据”①的基本原则。五四以来的历史小说创作，如《采石矶》（郁达夫）、《大泽乡》（茅盾）、《杜子美还家》（黄秋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李自成》（姚雪垠）、《金瓯缺》（徐兴业）、《戊戌蝶血记》（任光椿）……莫不以历史上某一事件、名人或传说为依托，通过艺术想象生发演义而成。《括苍山恩仇记》则不然，别看小说洋洋百万言，讲叙得煞有介事，其实那是“子虚加乌有”①的空穴来风。那场恩怨难解，复杂错综的族系纷争、阶级冲突只发生在作家的头脑之中，而在作家所借托的那个地域环境里却无史可稽。为了给这类非正宗的“历史小说”正名，有人主张以“历史故事小说”的名目规范之。②其实这是很勉强的题材归类。因为照此办理，则金庸、梁羽生等新派武侠作家的大部分作品，均可因其描写的历史背景而跻身“历史小说”行列了。这样一来，恐怕只会令读者一头雾水，弄不清“历史小说”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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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辞海》文学分册，1980年版。

①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载《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五期。

《括苍山恩仇记》与正宗的历史小说之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它并非出自作家别出心裁的独创。我认为，这种写法，可从前人的创作中找到范本。例如《水浒》和唐人传奇小说《虬髯客传》，就与它有若干相近之处。

与《括苍山恩仇记》一样，《水浒》、《虬髯客传》都是表面“讲史”实际上出自虚构的作品。它们或是“自有奇闻异说，生于民间，辗转繁变，以成故事”③（如《水浒》）；或根本就是文人的艺术创造（如《虬髯客传》）。如果进一步看，则可发现《括苍山恩仇记》与《水浒》在主题、人物乃至某些情节设置上都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如以名不见经传的社会下层人物为主角（甚至两部作品都没有刻划塑造真正意义的农民形象）；表达惩恶扬善的道德观；揭示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特点等等。这三部作品所具有的另一特色是，人物富有侠肝义胆和理想化色彩，情节具有传奇性，即作品带有武侠文学的特征。对这类作品，与其叫它“历史（故事）小说”，还不如称之为“英雄传奇小说”较为得当。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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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① 梁归智《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见《文艺争鸣》1989年第3 期）中把《水浒》等带有侠义色彩却不具备武侠文学特质的古典作品称之为“英雄传奇”文学，本文姑且采用这一提法。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而真正的武侠文学，则源于晚唐的传奇小说。杜光庭的《虬髯客传》所塑造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女、虬髯客，无不具有重义疏财、旷达豪放的侠士风范。作为杜光庭的同乡人②，吴越把这种传统的侠义精神继承下来并投射到那伙被逼上“梁山”的石匠猎户身上，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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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杜光庭祖籍西安，在缙云出生；吴越祖籍永康，也在缙云出生。

在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所造成的战乱频仍的混乱局面，造就了“侠”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而侠士的存在，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侠意识的萌发和流传。侠士的重要特征之一：重义轻利，被下层社会的平民奉为传统美德而得以强调与推崇。“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③，扶弱济贫、除暴安良等等，已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理想人格的标志。因此，侠意识，不仅鲜明地表现在武侠文学里，也广泛地存在于英雄传奇文学之中。（像当代文学中的《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红旗谱》、《烈火金钢》等，都不难找到其痕迹。）《括苍山恩仇记》里的石匠猎户们，他们群体性的生存形式造就了其侠义性格形成发展的环境，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们不可能闭关却扫，独善其身，故而一旦面临官绅的欺榨威胁，共同的利害关系即廹使他们紧抱成团以御外敌。何以图存？端赖自救。被逼至死地的村夫猎户们一旦发现除了“自救”别无选择时，他们身上潜在的传统侠义精神即得以弘扬放大。如果说，汉人石匠与畲族猎户的互帮互救，还是基于同一县乡邻里唇亡齿寒的实际利害关系考虑；那么，太平军骁将刘保义、刘保安兄弟与吴石宕人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友情，则是建立在处于同一阶级营垒，和对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的共同仇恨基础上的。如果说，面对金鸡太爷与团总林炳互相勾结，草菅人命，最初吴石宕和雷家寨人的侠义精神还仅体现在救出自家弟兄亲友上，那么，随着对朝廷官府本质的认识加深，则逐渐上升到除暴安良，济危扶困，为天下受苦受难的百姓仗义行侠的层次了。由为本村寨、本宗族利益而砸站笼、救囚犯，到高举三星旗，歃血盟誓：“杀贪官，诛豪绅，救万民出水火之中。灭贫富，倡平等，领百姓入安乐之乡”，是何等大的发展；由幻想官府会秉公执法而去与林炳对簿公堂，到喊出“反入朝廷，不到京师决不收兵”，又是何等大的转变！人物的这种演变，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传统的侠义精神乃是这些世世代代安份守己的村夫猎户们的阶级意识萌动觉醒的滥觞。正是这种潜在的不自觉的侠意识，使他们不甘任人凌辱宰割，不愿拢袖旁观穷朋友蒙冤遭屈，而终于揭竿而起，实践他们“得财则与天下人共之，有难则为天下解之”的豪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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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见《史记·游侠列传》。

《括苍山恩仇记》的侠意识，不仅表现在人物所具有的侠义品格上，还体现在作品中大量的武功场面描绘上。职业的需要和强悍民风的熏陶，使作品中的各等人物都练就一些拳脚功夫。冷兵器时代的尚武精神和武功招式套路的描写融贯于作品中，使得人物身上的侠义风范得到更充分的展现。雷一鸣的用锤、林炳的双剑，吴本良的双刀，从某种角度看，乃是他们各自性格的外在写照。武侠场面的描写，对故事情节的发展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酿成，就是由吴本良与林炳的校场比武风波引发而起的。而小说中每次情节高潮的掀起，事件发展的转折，无不借助于武功场面的展开。如寻找牯牛的格斗，砸站笼救囚犯的夜袭，禳旱魃的混战以及劫法场的厮杀等等，莫不如此。

虚实相间：清末浙南山乡的社会风俗画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多卷本的通俗小说，固然具备迭起的悬念、曲折的情节故事等基本要素，但是又不像一般的通俗文学那样仅仅“依赖通过展示叙事、结构方式和艺术技巧自身具有的审美特性”①来取悦读者。作家在注意保持通俗小说的基本特征的同时，以很大的精力和篇幅描绘渲染作品的时代氛围和社会风情，把清末浙南山乡的民俗风貌再现于字里行间，并使之成为整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很难设想，如果删去那些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婚丧嫁娶、祈雨禳魃等世俗民情场面的生动描写，略去展现特定地域人文环境风土人情的细腻描摹，小说还能剩下多少新鲜的东西。从小说中，一般的读者除了能领略括苍山麓的民风特色，还能获得那个时代的诸多知识，如中医武术，阴阳堪舆、祭祀礼仪乃至建筑学、音韵学等等。而对于今天依然生活在小说描绘的地域中的人们来说，小说还具有民俗学意义。作品中对当地的某些习俗、传说、语言（包括方言俚语）进行了有启发性的探源和解释。所有这一切，并非出自作家兴之所至的比附兴会，而是建立在他对自己家乡历史和民俗的深刻了解之上的，同时也得力于他在创作之前充分的学识积累和准备。②正如有人指出的，《括苍山恩仇记》是把严酷的阶级冲突与浓郁的民情世态融为一体，借民情世态的描写来传递阶级斗争信息。③但在这两者的处理上，作家采用截然相反的手法：一虚一实，一幻一真，同时把虚实幻真的两极浑然地统一起来。前面已说过，《括苍山恩仇记》所描写的人物、事件，基本是虚构的，因在当地历史上，并未曾产生过富有传奇色彩的三星义旗和令官府胆寒的起义军。但是，作品中人物生存活动的自然环境和山乡的民风习俗，却是按照当地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严格写实的。尤其是对地理风貌的描写勾画，很富有真实感和历史感，如对当时县城建筑格局式样的描写，今天的老人们也许还能循迹指点。因此，对熟悉了解当地地理环境的读者来说，读来不单感到亲切，而且更感到真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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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王力平《通俗文学笔记》，载1989年5 月19日《文论报》。

② 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884年第6 期《人物》。

③ 见吴秀明《评1982年至1983年的历史小说创作》，载1984年第5 期《当代作家评论》。

这种地理、民俗属实和人物、事件虚拟的结构形式，显然不同于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虚构布恩蒂亚家族同时也虚构一个马孔多小镇的双重虚构，也有别于莫言在《红高粱》中虚构土匪爷爷的传奇故事的同时，还虚拟一个与地理版图上同名的“高密东北乡”的手法。这种虚实相间、似真似假的处理方法，使作家在展开艺术想象时有所凭倚，同时也易使不明就里的读者信以为真，把艺术的虚构当成历史的记录，增加作品的可信度。

但是，有所得亦难免有所失。对世态民情的过份热情痴迷，有时会给作品造成某种程度的损害。面对一部通俗小说，读者对它的要求往往是情节的曲折性，人物的传奇性和语言的通俗性。选择通俗文学的读者，大多是期望从中获得某种情感的导泄或补偿。倘若作品有过多的非故事性成分，造成内容的壅塞，情节的稀薄和节奏的滞缓，读者就会由于达不到所期待的阅读快感阈值而感到不满足。作为宏篇巨制的《括苍山恩仇记》，与它那庞大的小说构架相比，情节的成分似乎弱了些。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举个小例证。曾见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湖南美术出版社分别改编该小说一、二卷绘制的连环画。共约六十万字的两卷小说，却被绘成总数三百余幅的两册或三册。其中当然有改编者取舍眼光高低的因素，但小说本身的情节因素较弱，或许是造成这一现实的重要原因。丹麦学者何莫邪说过：“最适宜连环画的题材是以有形的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的故事。”①因此，在《括苍山恩仇记》中占有大量篇幅的民俗风情描写，纵然精彩，也由于缺乏“可画性”而被割爱了。作为一部通俗小说，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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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连环画文学概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突破藩篱：文革时期文学创作的异数

在阅读或评论《括苍山恩仇记》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这是一部完稿于十年浩劫时期的作品。

谈论起“文革”时期的艺术创作，人们通常的看法是没有真正意义的文学。当今的诸种文学史著在论及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大多显得乏善可陈或至多作一概括性的介绍而已。但是在“文革”中却存在过另一种特异的创作现象：即某些作家却在偷偷儿地从事当时不能发表出版的“非法”创作。从事这一类创作的，或是当时丧失写作资格的“罪人”，或是有意违反创作禁令私下创作不能见容于当时政治环境的文学作品的作家。这在当时并非极个别现象，在粉碎四人帮后相继出版的长篇小说《将军吟》（其应丰）、《东方欲晓》（杨沫）、《女游击队长》（李英儒）等，均完稿于十年文化专制时期。（顺便指出，这些作品包括后面要论及的《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时间，基本上都在七二年至七六年之间。）纵观这批在特殊环境下创作出来的小说，它们与当时公开出版的小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们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不去舐“旗手”的余唾；其次，对历史、对生活作了尽可能真实的反映。我们看到，当大多数作者还心安理得地按帮八股模式进行描绘，批量地生产“小说”时，这些作家已经悄悄儿地把一只脚跨出了阴晦冷寂的时代，迈进了喧闹光明的新时期门槛。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另一只脚毕竟还滞留在那荒唐昏暗的岁月中，终不免沾染了一些它的霉味。这一文学现象，即使是在“文革”前就负有盛名的作家也未能避免。杨沫谈起《东方欲晓》的创作，曾甚为感慨地说：“我不怕‘四人帮’的淫威，敢于拿起笔来写作……可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又不知不觉地受了‘四人帮’的毒害，糊里糊涂地照着‘三突出’的模式去套，使小说成了畸形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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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杨沫《我的创作为什么走了弯路》，载1978年第一期《十月》。

但是，同样完稿于“文革”时期，出版于八十年代初的《括苍山恩仇记》（1-3卷），却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这种缺憾。当然，我不怀疑其中有作家通过后来的修改所起的弥补作用②，但我不以为光凭修修补补便能抹去被那个时代浸润后留下的所有霉斑污渍。从杨沫后来对《东方欲晓》的反复苦心修改的效果上已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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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吴越按：《括苍山恩仇记》一至五卷全部在劳改农场中写成，1976年年底稿件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之前，没有作情节上的修改。1980年我住在国家语委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责任编辑黄伊同志根据编辑部意见要我修改一至二册，打算分卷出版。我除了遵嘱删除“同治嫖妓”这一传说故事并到北京图书馆查阅《缙云县志》订正了第一回中一些人名、地名和年代错误之外，基本上没作情节方面的改动。第三至第五册换了责任编辑，所有删改工作（例如删除嘉兴的尼庵妓院即“神军”的描写和把本忠的第二个老婆素素改为干妹妹等），都是责任编辑代庖的，而这样删改，我只是勉强同意而已。当时我是在是无可奈何，不按照编辑部的意见删改，此书就无法出版也。

《括苍山恩仇记》所表现的是正义与邪恶力量的较量，压迫与反压迫的斗争。这在中国文学中并非是什么新鲜的内容。反映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几乎已经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的创作母题。因此，作品成功与否，主要体现在怎样把这一主题表现得更充分，揭示得更深刻，更具艺术魅力。在建国以来的此类创作中，基本已经形成几种人物性格类型：反面人物中有黄世仁（或南霸天）模式；正面人物则有杨白劳（或吴琼花）模式。这组对立的人物性格系统的明显缺陷在于把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凝固化、单一化。从《括苍山恩仇记》中，我们感受到了作家试图突破这种机械僵化的人物模式的努力。虽然作家仍不免以人物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划分其阶级属性，但他已经意识到人并不是生存于二维空间的平面体，无论敌对双方阵营的哪一方面刻不是生存于二维空间的平面体，无论敌对双方阵营的哪一方面刻划，都尽量避免做“非好即坏”的简单判断，而去努力揭示其多面性。

吴石宕人和畲家猎户虽是嫉恶如仇，英气勃发，具有铮铮铁骨的硬汉，但同时也具有下层劳动者易犯的鲁莽、浮躁、轻信，短视的毛病。促使他们成长的是一次次血的教训和严酷事实的教育。当“黄牯牛事件”酿成人命案，林炳勾结官府沆瀣一气传讯吴石宕人赴县城打官司的时候，吴石宕人明知那是陷阱圈套，凶多吉少，却仍然往里跳。因为他们对朝廷官府仍抱有幻想：“不信府里省里京师里都会跟他林炳一个鼻孔出气儿。”即使在被迫举旗反抗，聚啸山林之后，他们对何去何从，闹到哪一步算完仍然心中无数。除了一般所说的时代、阶级局限之外，缺乏良好的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素质，与他们斗争的最后失败，大约不无关系。作家通过人物自身的行为如实地指出了这些可敬的草莽英雄们无可逃遁的悲剧性归宿。小说中刻划得更为出色的，是几个反面人物形象。县官金鸡太爷歹毒阴鸷，心狠手辣，虽是个“遭贬”的区区五品京官，却有非比寻常的通天本事。小说在揭示他聚敛民财、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一面三同时，也描写他吟诗赋词，赏雪烤肉，与妻妾同僚打趣逗乐的一面，使这个形象在儒雅中透出凶残，冷酷中又杂有一丝人情味儿。林炳是吴石宕人直接的冤家对头。这位武举人出身的土财主后代，擅长假借他人之手来达到自己的险恶目的。他视吴石宕人为仇敌，亟欲剪灭而后快，但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贿以银钱买通官府，企图借助官府的势力和“法律”的名义来清除心腹隐患。最能揭示林炳这种阴毒性格的，莫过于他陷害恩师刘保义的卑鄙伎俩。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清除潜在的异己力量，先以敬酒为名下毒谋害刘教师，见对方未能丧命，又假托关切“恩师”的名义送老山参给他补养，结果不落把柄、不露痕迹地杀害了这位前太平军的将领。用人参谋人性命的细节，不仅活画出林炳软刀子杀人的阴险本性，也反映出作家在人物性格塑造上的辨证认识和审美情趣。

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曾说，他写历史小说的原则是“只做律师，不做法官”①。意思是指他只为小说中人物辩护，把事情的是非曲折说清楚，而不对人物功过加以判断，“法官”的角色应该留给读者去担当。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在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的创作实践中，我们多少也看到了这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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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历史·小说·戏剧》，载台湾《联合文学》1986年二卷4 期。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吴越在以消灭创作个性为最大特色的文化专制时期，敢于冒犯“旗手”制定的创作戒律，无视时髦的“三突出”理论，不去写雷同化的高大全英雄和漫画化的反面人物呢？原因大约在于：（一）除了作家对生活和艺术持有独特的理解，清醒的认识，有意识地抵制“帮八股”理论之外，当时他所处的客观环境也促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三突出”理论的影响。十多年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文艺界）隔绝的牢狱生活，使他在失去人身自由的同时也失去了系统学习领会样板戏经验的资格，从而有幸免受“四人帮”文艺理论的荼毒。耳根清静，自然心地也纯正。（二）超功利性的创作心态。作为戴罪之人，偷偷儿地违禁创作不符合“正统”理论规范的小说，这本身就需冒很大的风险。当时的吴越决没有诗人郭小川那般的乐观自信，坚信自己的作品“也许它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它准会生根发芽”②。他不敢抱有能活着看到自己作品出版的奢望，唯有祈盼在身后能得以付梓③。他之所以在惩罚性的体力劳动之余，沉浸到自己所营造的艺术世界中去，面对稿子倾诉心灵，用驰骋的想象力构建一座宏大壮观的“空中楼阁”④，搬演一幕幕威武悲壮的人生活剧，主要是为了借此以慰藉自己那孤寂受伤的心灵，是为了打发苦涩难捱的囚徒生活。“结庐在人境，心远地自偏”，通过艺术创造，他在恶劣的生存空间为自己修建了精神的花园，砌盖了心灵的温室，发掘人生的意义，寻回自身的价值，从中获得精神的寄托。正是这种超功利性的创作心态，使作家具备了从事真正艺术创造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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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

③ 见郑晓华《十年坎坷写括苍》，载1984年第6 期《人物》。

④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艺术创作的规律证明，“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凡外重者内拙”①。大凡那些“见者惊犹鬼神”的艺术精品，只能产生于忘却“庆赏爵禄”、“非誉巧拙”等功利性目的艺术境界之中。创作《括苍山恩妩记》既然“非为稻粮谋”，也非为邀功请赏，作家便能抛弃种种世俗的顾虑和非文学的考虑。他可以挣脱心灵上的羁绊，置“帮八股”于不顾，全身心地遨游在艺术创造的天地之中，尽情倾诉自己的喜怒爱憎和对人生、对社会、对历史的真实认识。这或许才是《括苍山恩仇记》有幸未在创作上陷人“三突出”理论泥淖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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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庄子·达生》。

与这种超功利创作心态相适应的，是作家放弃现实题材而选择了历史生活，把他惨淡经营的“空中楼阁”费劲地扛挪到近百年前的清末年代去安放。他后来自称是“没有办法的办法”②，其实，这是出于超功利创作心境的需要。写历史故事，不仅能与现实生活拉开距离，便于更准确、深刻地把握其本质，而且能使作家避开现实生活中许多纠缠不清而又令他困惑不解、心寒胆颤的敏感问题，从而有利于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造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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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见吴越著长篇小说《人的一半是野兽·后记》，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但是，牢狱绝非是世外桃源。只要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就不免要受到种种时尚理论的熏染。在文艺上，八个样板戏的轮番“轰炸”和强制观看学习，使文学作者在提笔创作时难以完全抗拒其强大的“样板”效应而实现超越。我称《括苍山恩仇记》为“英雄传奇”，也还基于它着力塑造带有理想化色彩的豪杰英雄这一事实。虽然作家没有套用“高大全”模式把雷家寨义军拔高描绘成井冈山红军的化身，而是力图以生活逻辑为依据，写出山野之民的真实风貌，但是，几位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并不十分丰满，个性也不甚鲜明，和金鸡太爷、林炳、李联升父子相比，显得要逊色一些。

在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中，正面形象逊色于反面形象的情况，已不属个别现象，个中原委甚为复杂。但就《括山恩仇记》而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塑造英雄人物并非吴越所长。可以想见，让一位长期身陷囹圄，终日与“社会渣滓”和各色罪犯为伍厮混的“戴罪”之人，去凭空杜撰虚构他难得一见的所谓“英雄形象”，实在是勉为其难的事情。正因为如此，吴越在粉碎“四人帮”后创作的几部现实题材的作品，都没有再去着力塑造英雄形象，而是去写那些他所熟悉、所了解的人物。但在当时，他自觉地做这种尝试，只能解释为时尚理论对作家的无形影响。

《括苍山恩仇记》作为新时期通俗文学浪潮中的潮头之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意义的思考。因此，在研究总结十年“文革”历史的文学现象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忽视《括苍山恩仇记》这样的作品。作为创作于十年文化专制时期的长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在那段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应该是毫无愧色的。

──1990年秋写于括苍山麓

按：应为众同志，文学评论家，现任浙江丽水电视台副台长。《括苍山恩仇记》一二两册出版后，即曾写过评论文章，发表在《丽水师专学报》上；第三册出版后，又写出本文，发表在199X年《传奇百家》第X 期上。

附录六

超出史范的新作

李树声

新时期以来，历史文学的创作与发展是令人瞩目的。纵观这题材不同、质量各异的诸多作品，我们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共同点，这就是大多数历史题材作者的历史文学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共同趋向：“谨守史范”，或者说历史小说就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当然，一些历史题材作家曾遵照这一观念，创作出了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可是，如果始终把它作为唯一的、固定的模式，势必使历史题材的创作与研究这一艺术大流滞潴在一条狭窄的渠道中。而吴越的《括苍山恩仇记》就突破了这一“正宗”历史文学观念的规范。他充分调动起艺术虚构这一特殊的功能，善于捕捉形象思维中的诸种幻想，以浓郁的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较真切地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区，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社会风貌，以及彼时彼地的人们对历史和生活的思考。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他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没有多少史实的依据。然而，作者在落笔之前，却阅读了大量有关农民起义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典籍。这说明作者较好地理解了历史意识与主体意识之间的关系及内涵，认识到历史作品可以不直接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史料，但这并不等于就是凭空杜撰或随意编造，而是要在更宏阔更深远的视角上，把握历史总体的精神。《括苍山恩仇记》虽没有具备这种意义上的恢宏和深邃，但是，它在这方面的探索是可贵的，因为作品既超越了那种界定的“实虚配方”说，凭借自身对历史的主观感受铺陈开去，同时又附就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模态和那一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思维定势。在主人公刘保安、吴本良、吴立本等几位起义领袖身上，较准确地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小生产者的种种心态。此外，也许作者是别具匠心地追求一种象征意义，他把这一系列事件的地理方位设置在恶溪的发源地壶镇。进而，通过这为富不仁、官逼民反的一般性故事，使人看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壸奥。这场干戈的由来应当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逃亡将军刘保安说起。按说，太平天国失败的诸多教训，应足以唤起它的遗将们些许的理性意识。然而，刘保安虽刚性热肠，却缺乏清醒、冷峻直面人生的识见。他不顾吴石宕父老的劝说，为“确保平安无事”，不得不在林家大户面前认下服低，去当林家武学馆的一名教师。作品竭力誉美刘保安的为人、道德。我们也经常为这位屈己利人、侠心义胆的悲剧英雄而慨叹不已。我们同情他自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举步维艰无立足之地的际遇，也钦敬他身陷逆境仍葆有洞明时政的睿智和深感生灵涂炭的忧患意识。但更惋惜在就教于林家武学馆的问题上，他所表现出来的局限性，在这方面他再一次暴露出一般农民起义英雄短视轻信的共性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是 “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林炳这只狼”，“到头来倒叫这只白眼狼把自己一口吃掉”了。他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平安无事”，而且给壶镇，特别是吴石宕的石匠们招来了“塌天之祸”。这些生活在浙南山村的石匠们，确实在刘保安的点拨下，增强了被欺凌压榨的自觉意识和受屈辱感，产生了某些抗争精神。最后，他们毕竟为保护自己生存的权利而战了。但是，由于他们文化心理的局限性，在选择这条反抗之路的时候，曾有过多少次灵魂和肉体的搏战！在他们身上，义勇刚烈伴随着犹疑多虑；热心正直伴随着狭隘卑琐；个人的屈辱感伴随着集体无意识的狂乱。作品把这些瑕与瑜同时表现在吴本良的身上。这位山野中长大的石匠后代，善良，义勇，理应具备一种落拓不羁的性格。然而，历史和生活加在他心灵上的负荷却是那样沉重，他的一切思考和举动都深沉地昭示着这一点。为了与林炳争武秀才，他一片痴心奔走改籍。如果没有刘保安痛说世情，告诉他“这个世道，只要他做了官，不是变豺狼虎豹去吃人，就是被豺狼虎豹撕碎吃掉”，他是不会甘休的。他明知刘教师是被林炳所害，却在林炳面前表现得“忠厚老实，善良可欺”。当被林炳欺压得无路可走，与众兄弟在林家大院酿成大祸之后，吴石宕的一些弟兄提出要么逃走，要么造反。在举棋不定之际，吴本良却认为“眼下还没有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只要不出事端”、“有个太平日子”就满足了。对于官府，他还抱着能够按照《大清津》“实断实决”的奢望。他主动投案的结果，不仅自己受尽酷刑，而且连累了吴石宕的兄弟们，因救他出狱，这些赤心热肠的人们进行了多少次惨烈的格斗。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竟成为雷家寨、吴石宕人们的衷心拥戴者。后来发生的那场抗暴起义的领导责任居然落在他的肩上，这自然预示着一场大规模的更惨烈的悲剧的发生。

分析这些人物，并不是为了进行一般性的批判。因为这种人物的出现，这场事件的发生，我们并不能把它理解成个人的过失或偶然性的历史误会。作者满溢着同情和沉重感的描写，使人们看到人物身上的性格弱点，不应当完全由他们自身承担责任，因为这是传统文化中某些劣根性对他们的造就。壶镇，在这意味着一种封闭形式的小国寡民式的生活中，不可能产生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在这块土壤上，他们承袭了淳朴、善良的民族传统美德。可惜，历史和命运对这些“好人”并不宽厚，它并不想给予他们更多的做人的力量和智慧。因而，这些人的善良和淳朴只能带给自己同类一点点毫无实际作用的精神慰藉。当面对着强权威势的时候，这种性格特点却变成了受骗时的虔诚和受辱后的健忘了。尽管后来在吴石宕和雷家寨的人们揭竿起义的时候，总结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喊出要拥戴一位“不想作皇帝的人”为领袖。但是，纵观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没有一位首领刚刚举旗造反时就明确地提出，未来的拼杀鏖战就是为他一个人要做皇帝。即使他真的不想做皇帝，在那样一个族文化背景下，也不可能彻底改变他的拥戴者的命运。作者通过刘保义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已经明晰地阐述了这一点。笔者只读到《括苍山恩仇记》的第三本，但吴石宕人的结局已见端倪。这场起义的首领之一吴立本的“老主意”已经展示出这一点。吴立本确实是“不想做官当皇帝”的，然而，他也并不想“一条道儿走到黑”。他以为“只要把林炳斗倒，把金太爷撵走，仇人和赃官都没有了，天下自然太平，造反也就到头了”。正是由于作者深切地感应了历史的风雨，对历次农民起义有着一种趋于理性的认识，才在有意无意之中，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了文化的观照。在歌颂这场抗暴起义的同时，损害了山民们精神上的负累和心理上的障碍，进而引领人们从宏观的角度窥探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

看得出从文化的角度考虑问题，在作者的理性意识世界中并不清晰。但是，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和体味，驱使他在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物身上，注进了这种鲜活的生命汁液。从某个角度说，这就是我们或许也是作者所理解的历史真实。毋庸置疑，历史作品的真实性确实要建立在对史料典籍的大量把握上。也许从这个意义来说历史小说作者首先应该是史学家的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史学家把握历史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当代意识的发展，使历史不再以编年史的面目而失去其鲜活的生命光彩。史学家的任务也不仅是对过去的复述，而是要使过去“复活”（《人论》）。历史学是能动的科学，它本身也是把一些零乱的碎片重新熔合，浇铸成新生命样态。在此之中，我们如果探究一些它的思维程序，就会发展在给定事实的基础上，史学家也发挥了创造性的想象，才得以建构出这幅特殊的科学的图画。如果从这个视角看历史文学的真实性，就不会把这个问题限制在过分狭隘的层次上。把文学真实性定义为与史实相一致，这种解答不仅不令人满意，而且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历史的真实应当包含着理解的真实。因为当我们说到史实时，我们已不可能面对历史事件本身了。我们直接感觉的材料已经经过前人思考的过滤。所以尊重史实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把握，也在于对前人判断力的分析。艺术中的真实性，更是有着不同层次的内涵。无论人们怎样自诩为尊重史实，他笔下的事件与人物也早已剔除了与他的审美需求所不相干的诸种因素。他心目中的过去，无疑是在人们今天的审美理想观照下重建的过去。长期以来，对史实和虚构如何配方，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的争论，对于创作本身并没有多少现实意义。那种把自己定为一尊，希望这个领域的创作都按照自己的模式来演绎的“文霸”习气，是理论上一种可怕的自我倒退现象。在创作问题上，即使是托尔斯泰、曹雪芹再世，也无法按照他们的模式进行硬性统一的规定，还是要尊重作家本身在艺术上的追求。在这个问题上，《括苍山恩仇记》的作者，就基本上尊重了自己的个性。

我们肯定了作者在真实性问题上的超越，并不是说《括苍山恩仇记》在诸方面都应当受到肯定。它的弱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作者的创作观念还需要更新突破。这种弱点突出地表现在前两部对人物的审美评价中。作品前两部成就于刚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们体味作者当时的创作心态。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内心沉积的苦痛注入到了人物的身上。可惜在这方面他太“入境”了，却缺少了理性的思索。因而，对刘保安、吴本良等正面人物身上的弱点表现不足，寄予的同情太多。对这些人物的审美评判并没有超越人物本身的思想境界，这就使作品缺乏当代意识，也落入了一般写农民起义作品单一模式的窠臼。

再有就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缺乏厚度。特别是对刘保安、吴本良等人物内心矛盾冲突、性格的多面性，表现得不够充分。历史人物的性格也是十分复杂的心理构成。历史的客观事实中的诸种因素，通过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地影响着、作用着人本身，并通过认识、情感和意志活动，在个体的反映机构中保存下来，固定下来，构成历史人物一定的态度体系和与此相适应的行为方式。当时战事频仍，封建王朝大厦将倾的世相，足以使人们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的性格内涵。在这一点上，相比之下林炳这个人物写得比较好。虽然他的性格基调是以恶为主的，但作品并没有一箭及的，而是开始写他并不能体察金太爷的好色之心，以此来表现他当时还是一个土头土脑的财主少爷。进而，步步深入，又写出他进了县城后对官场、风月场由适应到登峰造极、坏事作尽。这就使读者看到这个人物的性格在发展，有一种“动”感。长篇作品在塑造人物时，争取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作品在行文上受一些武侠小说的影响，显得平铺直叙、节奏较慢，文字上也有些不够精粹。作者如果能注意到这些问题，则会使作品更增光彩。

──1990年1月

按：李树声同志，是《中国艺术报》的总编辑。《括苍山恩仇记》出版第一二两冊的时候，她在《文艺报》上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第三本出版以后，又写了这篇评论文字。

附录七

《括苍山恩仇记》简介

方知

《括苍山恩仇记》（长篇历史小说），1983年7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共5 集 150 万字。这部章回体的长篇历史小说，以瓯江上游好溪（即恶溪）的发源地壶镇为背景，反映了清末浙南山区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社会面貌和风云变幻。故事以石匠吴家和地主林家之间的冤仇纠葛和家族兴衰为主要线索，以浙南山村的风物景貌和乡土人情为烘托陪衬，以复杂曲折的情节贯穿全书，满腔热情地歌颂了广大劳苦大众的勤劳朴素、心地善良、胸怀坦白、机智勇敢；形象地描绘了“官逼民反”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兴起。作品还用犀利的笔锋鞭挞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腐败，清廷官吏的凶残暴虐，地主豪绅的贪婪野蛮，揭示他们在历史潮流中必然覆没的命运。这是吴越的代表作，全书内涵丰富，人物形象描写个个活灵活现、有血有肉，艺术手法高超，既承继了古典章回小说的传统描写手法，又能推陈出新不落俗套，不愧为是巨幅历史风云画卷的杰作。

──摘自《丽水文学史料集》一书

按：“方知”为丽水地区作协主席吴刚戟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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