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我拖着箱子，拖着沉痛的左脚，往进站口走。北京站到处是人，坐着的，站着的，躺着的，走着的。火车天天有，还有飞机、汽车，还有船，仍是运也运不完。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干什么去？未必也像我一样，是迫不得已。
候车大厅满目是人，乌乌泱泱，我来到了去兰州列车的候车区。还有二十多分钟检票，我想我必须找个座位坐下，左脚肿胀感觉一碰即裂，这个样子站二十分钟我非疯了不可。但没有座位，所有的座位都有人，没人也有人的代表。我径直向放着一提北京果脯的空座走去。空座两边坐着两个男人，一个在看书，另一个抱胸垂首地似是睡了。我看了看他们两个，问：“这是谁的？”
正在假寐的汉子应声抬起眼皮：“这儿有人！”
“请拿一下。”
“人马上来！”
“来了再说！”
我口气强硬甚至带着点挑衅，此刻我被痛苦武装，无所畏惧。一直看书头也不抬的男子这时抬起了头来，颇有点好奇。汉子也是没有料到，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了把东西拿开。我坐下来把左脚抬起架在箱子上，长长地嘘了口气，于是我的脚伤展现在了左右二位的视野里。汉子只看了一眼，复低头睡觉去了；那男子倒还好，脸上露出了点关注。
“伤得不轻啊。”他说。
“啊。”我说。
彼此这就算打上了招呼，当他得知我的最终目的地是敦煌时，摇头了，说敦煌当然值得一去奇$%^书*（网！&*$收集整理，但是我这个样子去，白去。我告诉他我带着药呢，卫生科给的解痉镇痛酊就放在箱子里。他问我拍没拍片子。我说用不着，就是让人踩了一下。他说他的脚，也是左脚有一次给扭了一下，当时也是没在意，就当一般的扭伤治了，糊膏药抹药水热敷烤电，什么法儿都用了，总不见好，越疼越厉害，只好去医院看，一拍片子，第五跖骨骨折。折的地方没人管自己长上了，医生给砸开重新复位打石膏固定前后整整折腾了仨月，到现在，天阴时还疼。叫他这么一说我的脚越发痛起来了，嘴上却连连安慰自己：
“我不会。没看我还能着地呢。”
他毫无体恤：“脚背上五根骨头呢，断一根，着地是没有问题。就算没骨折，你现在也不适合到处跑，还跑那么多地方。”
我早就知道我不适合了，出门后不久就知道了。只是因了惯性惰性才走到这一步，现在经人一说，立刻觉着非回去不可了。可是，新的问题又来了，要真是骨折了，打上石膏，我一个人在北京，也不好办。要不，回家？……回家！一个半小时之后就有一次回家的列车。
一想到家，想到家里的妈妈，顿时觉着天宽地宽心胸开阔，眼睛都潮湿了。我到底还是有着一个家的，有一个无处可去时的去处，一个随时可以接纳我的地方。决心一定，立刻考虑行动方案。兰州的票就不退了，用它进站，进了站就去返家的列车那里，上车后补票。到了那边家里要是能来车接一下就好了，可是，怎么通知家里？看看表，还有二十分钟检票四十分钟发车，如果我腿脚正常，四十分钟赶到车站对面的邮局拍个电报不成问题。现在是不行了，只这么想想左脚就是一阵剧痛。要是有雷锋就好了。我扭着脖子前后左右张望，没看到一个穿军装的。下意识打量坐在左右的这二位，右首的那个汉子，这回是真睡着了，鼻息粗重均匀；左首的那位已又开始看书，都是一副踏踏实实等着到点进站的样子，叫人没有勇气打扰。收回目光时无意瞥一眼那人看的书的封皮，眼前一亮，那居然不是金庸也不是地摊书刊，而是一本《 现代军事武器 》。他很有可能也是一位穿着便服的军人呢，跟我一样。心中虽然兴奋，但也没敢贸然开口。首先，即使他是军人也不一定就是雷锋；再者，学雷锋也不是不分场合没有下限的。让人在就要检票的时候跑出北京站，跑到马路对面去，为了一个素不相干的生人，冒着可能会误车的风险，谁干？这远不是顺便帮人拎个箱子或扫扫车厢那么简单。可我现在只有他了。
他约三十来岁，中等个。五官平淡，没什么特点，好的不好的特点均没有。肤色偏黑，毛色很好，板寸头漆黑放亮。服装随意得体，上身一件深蓝Ｔ恤，下面一条白棉布裤，凉鞋线条宽大简洁，穿着袜子。拿书的手指甲红润，修剪整齐。看样子还行。这时他扭过了脸来，我方意识到研究他的目光是过于专注了。我正好与他的目光相撞，脸上不由红了一红。他笑笑，想了想，好像明白了什么似的，说：
“快检票了。你就这一个箱子么？”
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更确切地说，乐于助我的人。想也没想地，我突然就把我的打算请求对他和盘说出。不出所料地，令人难堪地，他没有回答。先是看了看表，想了想；又想了想，又看了看表。这时我再不说话再等下去就是愚蠢了。我说：“来不及了是吧？……其实也无所谓，到那边再说也行，反正是到家了，怎么都好办。”
“时间倒是来得及，停止检票前赶回来就行，我是卧铺，不愁没座儿。问题是我的东西怎么办。”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看到了一个箱子一个旅行袋，不假思索地道：“东西好办，我给你看着。”话一出口就后悔，我想请人帮着拍个电报还研究了人家这么半天，我凭着什么就能让人让我帮着看行李了？情急之下马上补充说，“我也在部队工作。”
“从前？”
“也是现在。”
他看我，明显审视的目光。也是，我这副样子，一件皱巴巴的布连衣裙，一条瘸腿，孤零零一个人拖着个箱子，哪里有一点点人们概念中女兵的影子——飒爽英姿？尤其是在这个当口说出，更像是一个骗局，至少是，一个无聊的玩笑。想到他会不信，且有充分理由不信，我有点急。事到如今，拍不拍电报都不主要了，主要的是，关乎荣誉。我想也不想就拿出自己的工作证递了过去，那上面有照片有姓名有我就职的工作单位，当然还有年龄。我这个年龄已经避讳向别人说自己的年龄了，但是当时全然忘记。显然他没想到，颇有点惊愕，完全是凭着下意识把那个红皮小本接了过去。接过去后就像是接过了一个烫山芋，两难：看也不好，不看也不好，最后，他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当然，“折衷”一说是我的揣测：看，但不细看；匆忙打开，瞄一眼就合上，就还给了我。然后，起身，走，走几步又回来。
“打个长途电话岂不更好？”
“我们家是军线。”
他又那样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把地址姓名电报内容写一下。我写给了他，他看着脸上浮上了一丝淡笑。我禁不住又一阵脸红，那正是本人的重要缺点之一，字难看，这也是日后我换电脑写作的重要动因。他拿着字条走了，我想起又一件该我想着的事。
“哎——钱！”我喊。
“回来再说！”
他答应着就跑远了。他的个子不是中等而是中上，站着看比坐着看要高得多：腿长。一下子增加了好几分人材。对于男人来说，身材比脸蛋重要。
一刻钟后，开始检票。前后左右的人纷纷起身，拎着、拖着、招呼着，去排队。这时我尚能沉得住气，从检票到发车，还有二十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我开始着急，伸手将所有行李拢在腿边，以让腿能感觉得到它们存在，一双眼睛，就紧紧盯住了候车大厅入口。又过去了五分钟，检票已基本结束，看着由拥塞变得冷清空阔的检票处，心里阵阵发慌。万一他误了车怎么办？我误了车怎么办？真不该去冒这个险，电报拍不拍真没什么要紧。万一，万一他因为着急撞了车呢？我被自己的这个念头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就是在这一刻，他出现在候车大厅门口，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在他看到我时的那一瞬间，他脸上露出的如释重负……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拿着东西就走，前方检票员已经解开铁链子往栏杆上拉了，我们边喊边走，那一刻，我瘸着一条腿居然还能够走得飞快。
他是在差一分钟的时候踏上了他的那次列车，都没能来得及走到卧铺车厢那里，只能上车后再拖着行李一节一节车厢地挪了，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他刚上车列车员就收踏板关门了，接着，列车启动，我冲站在车门后的他欣慰地挥手告别，忽然，脑子里嗡的一声——
——钱！
这件事梗在了我的心里。为这个日后我还专门去邮局查了一下，所得结果使我越发难受：发那样的一封加急电报需五块多钱，当时我的月工资才一百八十多块，折合折合，这五块多钱得相当于今天的五十多块。
我忘不了他拍电报回来看到我时脸上的如释重负，那一瞬，我心里有一种骄傲的快意。当时是没机会说，如有机会，我肯定得告诉他：别说你那只是两件行李，就是两箱子钞票，我心不动！这件事他做得也漂亮，在于己无害于人有益的情况下达到了人格的自我完善。本是好事，那五块钱却成了瑕疵，我的瑕疵。他对此有什么感受？懊恼还是窝囊？
曾有一段盼着他能主动联系，我不知他姓甚名谁何方人士，他知道我。但是他一直沉默，使我又想起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在我的工作证上那样匆忙地一瞥，未必知道我。
下火车后妹妹在车站门口接我，妈妈从干休所里为我要了车。看到我的脚伤后妹妹让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她工作的医院为我挂了急诊拍了个片子，还好，没有骨折。回家后同妈妈讲起了电报的事情，妈妈津津有味地听完了道：
“这孩子不错。”
家里真好。
干休所傍山而建，我们家在干休所的最里面，窗外的对面就是山，葱茏青翠。家里小院的花草树木蓬蓬勃勃，清晨，耳边是一声声鸟叫，新鲜空气直沁脾肺。没有汽车，没有烟尘，没有嘈杂拥挤的人。各种娱乐、生活服务、医疗保健设施齐全，大院门口还有士兵站岗，是一个安度晚年的好地方。
雁南来看我了。
当时我正在跟母亲说《 周末 》演出前后的情景，用的是章回小说的叙述法，从头道来。把个母亲听得目不转睛屏息静气，随着我的讲述时而叹息，时而紧张，时而生气，时而开怀，一杯泡好的绿茶搁在床头柜上都放凉了，忘了喝了。当我说到我们的那位男主角用筷子从地上夹“酸黄瓜”吃时，母亲放声大笑，笑得全身颤抖泪都出来了。我心里一动，建议母亲去趟北京看我的戏。母亲想了想说算了。我问为什么。她不说。我非要她说。她说：
“要是你爸爸能看到这些，该多高兴啊。”
我哑然。父亲是我们忌讳跟母亲提及的话题，母亲也轻易不提。焉知道父亲已浸透在了母亲四十三年的生活里，事事处处点点滴滴。母亲的不提仅仅是在嘴上，是体谅我们，她的心里，何曾就有过片刻的忘记了？我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是这时门铃及时地响了，我扭脸向窗外看去，高兴地看到了站在院门外的雁南。
雁南的到来使我们静悄悄的家热闹了起来。她给我带来了“奇正藏药”，专治跌打扭伤，敷上后二十四小时即可见效；给母亲带来了一大堆乱七八糟价格昂贵的补品；给保姆小英带了一条七成新的裙子。小英因此也喜欢雁南，洗水果拿瓜子热情空前，并主动请示母亲给客人预备什么饭，从前，小英一向最烦有客人在家吃饭。
刚开始母亲也一块坐了会儿，母亲在场我们聊天的范围就比较局限，无外乎工作啊身体啊什么的，措词也较收敛。这时雁南已调到军区总院了，她退下来的副司令员父亲成功地为她又发挥了一次余热；怀孕也有五个月了，肚子不见大多少，腰明显粗了，两颧骨还长出了妊娠斑，妊娠反应已经过去，现在出奇地能吃。我们谈到了小梅，没细说，不知为什么，我一向不好意思在母亲面前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母亲走后，我才对雁南说了那事，雁南说她知道也正在帮小梅想办法，又说：
“那位百祥同志如果完全不行，是不行，首先孩子，从哪来？但要是有了孩子，叫我说，行不行的，无所谓。跟你说韩琳，现在我挺烦那些事儿的。隔几天他就非得来那么一次，有什么意思啊真是的，想不通。”
“新鲜劲儿过去了。”
“可能。我现在挺羡慕你的。”
“莫名其妙！”
“你不可能理解我。”
“该有的你全有了，丈夫，孩子，喜欢的工作，你还想要什么？”
“得到的同时就意味着失去。”哲学语言，让人费解。
“你失去什么了？”
“自由。选择的自由，恋爱的自由，独往独来的自由。”
“绕这么大半天弯子，你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人了？”
“哪里还有这个资格！”
“那是另一回事。”
于是雁南长叹一声，不说话了。雁南是一个很容易被感动的人，或者说，很容易动心的人。一个忧郁的眼神，一道才华的闪光，一个微笑，甚至苦难、不幸，都有可能使她心动，并且每一次她都会觉着这一次是真的，就是说，起码在她这方面，非常真诚。事后我嘲笑她，说她擦出的那些感情火花就像电焊的光，亮，热，美，但是轻飘，薄脆，短命，没有根基到可以挥手即去。她为自己辩驳说时间连生命都可以更新呢何况感情？雁南动辄爱以生命作比，妇产医生做久了的缘故。我说别人怎么就不像你呢？还是你水性杨花。实际上我的评价对她不完全公正，她同时又相当地传统自律，任心中波涛起伏汹涌，从未付诸过行动。按说像她这种空想式的精神恋爱者，丈夫孩子这些世俗因素本构不成妨碍的，可惜她又生性追求完美，即使仅仅是在遐想的爱河里遨游，也不希望自己有一点点瑕疵。后来，许久以后，我乘车上街路过一家报亭，在众多封面女郎的俏脸中瞥见了一个文章题目，叫做《 结了婚的女人想恋爱 》，不由会心一笑，想，这不是说的雁南么？
沉默良久，雁南开口了，问我想不想知道他是谁。我问她我认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那我就不想知道了。如果双方我都认识，还可能会有一点比较、分析、联想的乐趣。否则，这种事情，往往当事人说起来有滋有味惊心动魄，第三者听来却是大同小异似曾相识。说到底，男女间的恋爱不就那么几个套路？雁南的套路比之别人要更乏味一些：她最高潮的一个结尾，也就是同人拥抱了一次，还是在冬天的马路边上，隔着两个人用以御寒的纺织物，那拥抱又要打去许多的折扣。但看雁南兴致勃勃，甚至带着一点恳求——她需要倾诉——我实在不忍直接打击她，只好采取缓兵之计。
“雁南，不要以为这一次就是真的了，早晚还得过去！”
“不一定。这次的感觉和以前绝对不同。”
“每次你都这样说。”
“是吗？”
“是的。”
雁南便有些惶惑，想想，说：“那就让时间来检验吧——三个月！”
“什么三个月？”
“按照心理学的说法，三个月之内，过去了，就过去了；过不去，三个月以后还是忘不了，那就是真的了。”
这话让我心里一动。别看我说雁南水性杨花，心里却非常清楚我跟她差不多少，我是说在对待感情问题的风格上，我也属于很容易心动的那种，否则，不至于带伤仓皇出逃走到这步。也许，其实人人都差不多少，区别只在于行动与不行动？好吧，三个月之后！
进家不久，母亲就开始问我的“个人问题”了。我不喜欢母亲问这些，不喜欢任何人问，但自从父亲去后，无论母亲问什么，我都会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从前，常常什么原因没有，我就会跟父母闹别扭，他们想听我说点什么，我偏不说什么，现在不了。我跟母亲说了我新处的那个男友，母亲全神贯注听完了后，下结论说：这人不行。母亲的态度让我温暖让我感激，她从来不说“差不多就行了”，她仍然珍重我，在她的心里，我仍然不是需要做季节性降价的处理品。自从进入大龄女青年的行列以来，我经常受到这类打击我都烦了。
当时我半坐床上背靠海绵垫子，受伤的左脚下垫着又一个海绵垫子，随意，慵懒，舒适。这是楼上的一个房间，父母从前的卧室，房间窗下就是一架葡萄，密密匝匝仿佛翠绿的地毯；院外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再远处就是那座四季葱茏的山，秋风由窗口吹进，一阵一阵。母亲盘腿坐在我的脚下，手里捧一杯绿茶，从前她一向喝花茶的，父亲去后，改喝了绿茶。于是姊妹们又纷纷往家里买绿茶，比着赛着买，令家中绿茶泛滥。妹妹还从她的无锡同事那里听来了一个保存茶叶的方法：将茶放进铁茶叶桶里，盖子的缝隙处用透明胶带封严，外面再多套上几层塑料袋，搁进冰箱的冷冻层，随喝随取，什么时候都像刚买来时一样新鲜。我的回家母亲显然高兴极了，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她就日日上楼陪我，或者说，我们相互陪着，整天整天地说话。话题不定，想哪说哪，有比较重要的，如我的“个人问题”，大多数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今天说了明天就忘的闲话。母亲的谈话风格与父亲整个相反，擅讲形象的细节，细到连人物彼此的称呼和语气词都不放过。比如说起邻居家成为植物人了的女主人时，她会这样说：
“早晨我说出去走走，一出院门碰上了张玫，”张玫是那家孩子里唯一的女孩儿。“她说，阿姨，吃了吗？这孩子挺有礼貌，回回见了我主动招呼。我说吃了，你妈妈怎么样了？她说她妈妈能听到她叫她了。说，我一叫我妈的眼皮子就动！唉，这孩子！她妈妈每天都是她给擦，洗，换，都不让保姆上手，连她爸爸，她都不放心。这么麻烦，她图什么，她妈也就是个活死人，不就图，每天进家，能有个妈叫着？”
母亲三岁死了母亲，六岁死了父亲，寄居在比她年长二十岁的大哥家里。哥嫂对她还好，家境也好，吃上穿上都跟自己家孩子一样，还尊重她的意见让她一直读完了高小，那时村里女孩子上学的都很少，但这一切无法代替母爱，母亲举例：“在亲爹亲妈面前你可以撒娇，在哥哥嫂子家里，能吗？夜里肚子疼，不吭，挨着，怕吵了别人，一身身地出汗，身上跟水捞出来的一样；天亮你舅舅带我看病，大夫说这孩子再晚来一步就没救了。……家里边来了客，让叫大叔叫大叔，让叫大姨叫大姨，该说说，该笑笑，很会看大人眼色，村里人都夸我伶俐。伶俐？住在人家的家里，不伶俐也伶俐了！”母亲十四岁那年家乡里去了八路军，她就跟着走了，哥嫂并不拦她，一切由她，十八岁她与我父亲结婚从此后才算有了自己的家。
姜士安也说过与母亲类似的话，可惜，不管多少人说，只要那感受还没成为你的感受，你就很难真正懂得。当时我只是想，可能因为从小没有母亲的缘故，母亲才会对大家公认的张玫的孝顺，有着另一个角度的独特解释。后来，五年后，我切身感受到了母亲这个解释的精辟，感受到了无妈可叫时的痛楚。痛得我在几天之内，生出了一大片白发。
曾以为是深谙死亡的，未成年时就见过两起，一次跟同学爬山，在一个山坳里看到了一个死去的女人，衣裤整齐，身材窈窕，脸什么样看不到，她是趴在地上的。我和同学镇定地看了一会儿，就离开了。没感到恐惧，相反，倒有一种终于见识了耳闻、想象已久的事物的满足感。第二次是在军区总院住院，风湿性关节炎，科里一个十九岁的圆脸护士似颇喜欢我，一天晚上她值班，问我想不想看死人，我说想，她就带我去了。那人躺在一间灯光昏黄的空屋子里，平车上，而不是床上，被白被单从头到脚盖住。圆脸护士把被单掀开，露出了那人的脸，胖得吓人，黄绿色，护士告诉我那是浮肿，死于肝癌。回来的路上护士问我害不害怕。我说不。她便显出了一些失望。再以后见到的死人就多了。在护训队上生理解剖课，从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上来一个放解剖台上，打开肚子，看肝在哪肾在哪肠子在哪都什么样；剪开腿上的皮肤，看什么是腓肠肌胫前肌骨四头肌。那些尸体由于浸泡过久已没有了脂肪，肌肉的颜色也仿佛肉贩案板上放久了的猪肉，是一种不新鲜了的暗红。以致每一次解剖课后，好多同学好久都见不得菜里的肉。我没有这种反应。解剖时，亦始终平静沉着，只是在看到那人下巴上的胡茬和指甲缝里的灰泥时，心才动了一动，想，他从前是干什么的？那人据说是一个死刑犯。从护训队毕业进医院后见到的死人就更多了，时而还能目睹从生到死的那个瞬间。
我想我之所以对死亡不惊讶不恐惧，是因为我视它是生命的自然过程；但是，死亡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层面上的含意，除非是至亲至爱的人的离去，谁都不会真正懂得它。
父亲去世时我一度意趣全无，想，回家来吧，住在家里，守着母亲。什么工作事业人生追求，在父亲的离去面前，显得那样苍白，不足道，甚至是，可笑。
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是他七十岁的生日。我跟护士长请假回家，护士长不同意，不是因为工作忙，我们医院的最大问题是闲，不是忙，病源不足。领导日常最操心费力的事情之一是怎么给下面安排些事做，一来无事生非，二来一大堆闲人游来逛去，看着也不大像话。护士长不同意我回去是她觉着这算不上理由，并以自己为例：“我父亲七十岁那年，我就没有回去。”我说：“父亲和父亲不一样。”本意是说同为父女，感情的亲疏程度会有很大不同，根本没想到护士长会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我的意思。护士长出身贫苦，母亲早年间去世，家里还有父亲和一串弟妹，她是家中最出息最有钱的一个，她父亲拿她当银行看待，来信就谈钱，全不考虑他的女儿已有了孩子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弄得她一见她父亲来信就紧张，常跟我们诉苦。但是她说行，别人说不行，我的那句话当即就把她得罪了。冷冷地，她道：“是吗？你的父亲就高人一等？”我一听也急了，话赶话地说：“我是说你觉着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不必回去，我觉着必须回去！”“光凭你觉着行吗？别人能不回去你为什么就不能？”“别人是别人我是我！”“你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当然不一样！没看还有把自己亲妈都给杀了的人呢！”这本是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条消息，顺嘴就这么说了，怎么也想不到护士长竟会愚蠢到认为我是指她，真是对我的严重侮辱。但还没等我理论呢她先又哭又喊地跑开了，一头扎进科教导员的办公室，非说我说她把她妈杀了，让教导员为她做主。教导员耐着性子听完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批评了护士长，并做主准了我的假。教导员是个明白人，很具人文情怀。过去我一向不太关心领导，那次使我印象深刻，感到了领导的水平和风格对一个下属的重要。
我给父亲的生日礼物就是我的那部以他为原型的中篇小说，第一稿，带回去请他提意见。不过六七万字的东西，他关在楼上他为我留出的那间书房里，看了三天，那几天他吃饭都不怎么说话了。母亲几次问我小说里写了些什么，“你爸爸看得脸都充血了，晚上要吃三片安定才能睡！”又说，“你爸爸不能再受刺激了，他这一辈子很不容易了。”忧心忡忡地。弄得我也跟着担心起来。后来，父亲看完了，却没有就小说本身谈什么，跟我谈了许多别的。都是在晚饭后散步的时候，在干休所绿荫遮蔽的甬道上，他讲，我听。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父亲不善讲述形象、细节的东西，讲得多是思想、体会、结论。以我当时的年龄，那些东西是枯燥的，无从体会也不想体会，那是我日后深为后悔的事，尤其在自己也逐渐年长之后。在那些个树影婆娑的晚上，每当我听得不耐烦时，就要想法打断父亲找一些别的话说。比如，问问他对我小说看法，潜意识里，是想得到表扬。母亲跟我说这是父亲七十岁生日的最好礼物了；她说大多数人一辈子过去就过去了，你却给你爸爸写下来了，做了一个记录，一个总结；更让你爸爸感到欣慰的是，在他退下去的时候，你们及时地成长起来了。父亲从没直接对我这样说过，只是他比任何时候都喜欢同我交谈了。但每遇我打断他时，他也并不坚持。后来，我想，那时父亲已看出我尚没有能力接受他的经验感受了，所以他不说。或者说，其实他说了，那些个晚饭后的漫步长谈，不都是说吗？却被我轻率地忽略掉了。父亲注意到了这忽略，就放弃了。他以一个老人的睿智懂得，有些事情，非阅历不可。
父亲七十岁生日过得热闹圆满，姊妹们从四面八方赶回家来，生日晚餐我们还喝了酒，我的祝辞是：愿爸爸永远与我们同在。
父亲的去世毫无先兆，本来都要出院了，母亲不让，让他再坚持几天，查一查体。父亲不高兴，但还是服从了。我们家里，从来一切生活安排都以父亲的需要为主，领导核心是母亲。那次妹妹电话中说起这事我们还开了玩笑。“爸爸生气了，嫌妈妈不让他出院。”“多住几天有什么嘛！”“爸爸想家了。”“哈！”父亲的家，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再加上我们的妈妈。
父亲离休后，刚开始一段时间，他和母亲似乎都不太习惯。从过去的两难相见到一天到晚的长相厮守，是得要一个过程。一次探家，正聊着呢，父亲突然叹了口气，说了句跟刚才的话题毫不相干的话。“你妈妈这个人呀，有时有点霸道。”我顿时严肃。母亲在我们面前抱怨父亲，是常有的事，什么“太固执”呀，“好耍小孩儿脾气”呀之类。父亲抱怨母亲，这于我还是头一次。隐隐觉着事情重大，责任重大。细想，父亲的话绝对有道理有根据。比如，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必须吃什么，都是母亲说了算。固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仅有好意不成，好意也得讲道理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方能一致。我掉过头去就找母亲谈了，自认为谈得很委婉，也得体。大意是，爸爸也知道您是为了他好，不过他感到有点压抑。恰好这时父亲进来，母亲立刻就问：“怎么，我让你感到压抑了？”是笑着说的，但已笑得很不自然。父亲当即矢口否认：“没有啊！怎么回事？”样子非常无辜。我吃惊地看他——这不成我造谣了吗？——父亲根本就不看我。所幸我还明智，没有非要当面对质说出个一二三四，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事后我没找父亲谈这事，父亲也没找我。因为那时我已经明白了我的愚蠢。父亲的抱怨不过是随嘴说说，并无要第三者介入解决的意思。第三者的介入无论多委婉，在客观上都是离间。从那以后父亲再也不跟我说这方面的事儿了，令我颇为失落。母亲比父亲小十一岁，但在有些方面，尤其生活方面，她拿他就当孩子，带着一种母爱。后来，当我自己成了母亲之后，才知道母爱有时候就是不由分说不讲道理的。下次探家，就发现父母的离休生活已然由“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一次比一次好，比离休前还好，卸除了人生的社会角色、只剩下了彼此的夫妻生活将他们更紧地联在了一起，生活得规律丰富单纯。按时起居，每天早饭后一块出去走一走，走回来，由父亲给两个人分别泡上各自的茶，父亲喜爱绿茶，母亲喜爱花茶，然后，在客厅里坐下。说话时，絮絮地，细细地；不说话时，各做各的事，安详从容。但只要一个不在，另一个就会变得心神不定，明明在看报纸，你却能感到他或她的眼睛留在了冲着门的后脑勺上。父亲住院，什么时候去医院探视，去时需带些什么东西，就成了母亲每天主要的生活内容。由于算军职干部，每天下午都允许探视，但母亲不能每天去，干休所车辆有限；地处偏远，无论乘公共汽车还是出租车，都很困难。因之母亲每一次探视都令父亲“高兴得像小孩儿似的！”当时在家的妹妹这样说。
常听有军队干部开玩笑半开玩笑：咱也没啥更高理想，能混到退休后有辆车就行。退休后仍有专车坐的须大军区副职以上，父亲才是副军。后来，有一次，父亲对我说：“以后你给我们买车。”我说：“好的。”但到了“以后”，到了我有力量给父母买车的时候，却没有人再需要我！
父亲去世前的几个小时，还同母亲通了电话。他们不能每天见面，就每天通一个电话，通常是在晚饭后时。那天放电话前，父亲说：“我散步去了？”母亲说：“去吧。”就把电话放了。父亲去的时候身边没人，当时他是坐在床上的，腿上盖着被子，那天天很冷，气温突然下降，正是变季的日子，床对面的电视机开着，父亲通常只看新闻联播，新闻联播一结束就不再看，如此推断，他的离去是在晚上七点到七点半之间，护士去的时候已经八点多了。
总院通知了干休所，干休所直接开车到家里去接母亲，去接母亲的人在院外按了门铃。那门铃是我从海岛去北京办创作学习班时买的。那时那种门铃很少，我只在日本电视剧里听过，从此就喜欢上了，注意上了，学习期间去王府井购物发现了它，赶紧买了一个。当兵时我们都喜欢往家里买东西，东北的大豆，博山的瓷器，新疆的葡萄干……我往家里带的自然是海产品，海米、海参、对虾，海米是我买的新鲜小虾自己煮的，晒的，剥的。邻居们都说我们家孩子孝顺，哪里知道我们从中获得的满足和幸福了？能有机会有能力给双亲给所爱的人买东西，是享受。我给家里买的那个门铃声音清脆空灵柔和：丁冬——但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母亲再也听不得这铃声了，以后，只好把它换了下来；母亲也不能再接电话，因为父亲离去前的几个小时，还在电话里同她说话。是在进家前的头一分钟，我由于思念父亲不得相见而痛得麻木的心才突然感到了一丝细而尖锐的新痛，像有一枚锋利的刀片插入，使我立时清醒。开门进家后我就要往楼上冲，妹妹引我去了楼下的小屋，此刻，那里变成了母亲的卧室。父亲母亲一辈子了，只要都在家，永远是共用一个卧室，任凭楼上楼下其它的房间空着。父亲去后，母亲就拒绝再进楼上的那间卧室，甚至拒绝上楼。夫妻感情过于深厚是一种不幸。我们围坐在躺在床上不声不响的母亲身边，几天几夜，恳求她为我们着想，母亲身体一向不好，曾因心梗抢救过两次。我们已经失去了爸爸，不能再没有妈妈。我拉过母亲的手贴在脸上，我说妈妈呀她们都结婚了都有家了我没有，你要是再不在了我就无家可归了就是孤儿了妈妈你不能不管我我求求你了！……
之后整整一年，母亲不接电话，不上楼，不出门。但最终，她挺过来了。父亲在世时常对我们说：你母亲这个人非常坚强。
我曾对母亲说，妈妈，我干脆转业回来吧，回家，陪你。父亲去后，家里只剩下母亲，姐妹们轮流回来陪一下但也不能长住，毕竟都有着各自的小家。母亲却说：怎么，你才这么年轻就打算混日子了吗？她当然希望有我做伴，但更希望我有出息。接着又补充道：不要让你爸爸失望。
雁南带来的“奇正藏药”果然管用，用上的当天夜里，疼痛就减轻了许多，二十四小时后揭下膏药的时候，不痛也不肿了。但我还是按照请假时获准的二十天，住满了日子才离开的家。
离家还有几天呢，母亲就开始为我的走张罗了。在海岛时每次探家归队我都要带走一大提包的点心、糖、花生什么的，到了北京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花样品种还比家里能够买到的丰富高级，母亲就不再给我带那些了，而是带一些单身汉没有条件烹制的熟食，煎鱼，熏鱼，煮咸鸭蛋，临走再给我装上一盒煮好的饺子，让我到北京后用开水烫一烫就能吃。但我一直从心眼里不愿母亲为我做这些事，可又不知该怎么跟她说，于是就很烦躁，常找茬儿发脾气。
火车票拿到了，车次是当晚二十二点四十。晚饭后，我在客厅里看电视，小英在厨房里下饺子，母亲到处张罗着找盛饺子的饭盒。每次我走都要带走几个饭盒，却从不想着给带回来，家里的饭盒都快被拿光了。母亲边找饭盒边嘟囔：
“这么多饭盒都哪去了？叫你们想着带回来带回来，没一个记着的。”
“行了妈妈别说了！”我忍无可忍。
“怎么了？”母亲一下子站住。
“不就是饭盒吗？下回我带回来就是了，老说老说！”
“下回带回来？马上我就要用！”
“没饭盒就别带，其实我一点都不想带。那么老远的路，进站出站的，为着盒饺子，还不够麻烦的！”
母亲一下子火了，高声道：“小英！饺子不要下了！”
喊罢转身回了她的房间。我镇定地坐着没动，眼睛视而不见地看着电视，耳朵捕捉着母亲卧室里的动静，什么动静没有。
片刻后小英过来了：“四姨，姥姥哭了。”小英十八岁，跟我大姐孩子同岁，一直随我们家第三代称呼我们。
我去母亲房间。“妈妈。”母亲不响。我说，“妈妈，我这两天有点烦……”
“你烦就冲着我来？我不是个尿盆子，谁想呲就呲！”
我再也忍不住地哭了。我不愿哭，直露情感一向是一件使我不舒服的事，母亲没法了解这些。不是所有情感都能够交流的，不能交流时只好宣泄，曲里拐弯地宣泄，这就很容易引起误解。我昏天黑地地哭着，既然已经开了头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开口了。母亲说：
“再过几个月就春节了，春节不是还有假嘛。”
原来母亲什么都知道，都清楚。
春节我没回家，去了云南边防。我不愿回家过春节，姊妹们个个携夫带子，只我孤身一人，别人别扭，我也别扭。不关心我不好，关心多了我烦。当然对母亲不能这样说。我说：“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在春节期间去一下云南边防（ 也是真的 ），看看那里怎么过春节，自愿，我想我去算啦。主要是这么考虑的：与其春节呼啦一下子全回家，节后呼啦一下子全走，不如分开回去，细水长流。她们的假期什么时候过自己说了不算，只有我可以机动。你看怎么样，妈妈？”母亲在电话那头沉吟了一下：“好吧。”又说，“小心一点啊。”
清晨五点，我就由昆明住处乘一辆北京吉普往边防线上赶了。云南我是第一次来，第一个感觉，群山连绵。与北方山刀削斧凿般的陡峭、冷硬不同，这里山的线条极其圆润、丰满。如果山有性别，那么，北方的山是男性，这里是女性，深翠清新，笼罩在忽浓忽淡忽来忽去的雾纱后面，酷似一群群宁静典雅秀丽的少妇。我被告知，即使一刻不停，也得在晚上七点方能到达目的地，车上司机却只有一位，一个二十来岁的战士。他的年轻和势单力薄不能不使我担心，听很多来过云南边防的人说，这里的路况相当复杂，我今天的命就算交到这位小司机手上了，本能地想跟他套套近乎，他不说话，你说十句他可能一句不回，几个回合下来我只得闭嘴，汽车在沉默中驶出市区，驶过县城，驶上山去。
北京吉普沿着盘山土路向山上绕行，路很陡，陡到了人很快便会感觉到飞机起落、气压急剧变化时产生的那种耳鸣。路的一侧是丛丛密密的亚热带植物，植物阔大的叶片被无数驶过的汽车扬起的黄土遮蔽得失去了原有颜色；路的另一侧就是毫无遮拦、毫不含糊的绝壁，绝壁下随处可见各类型号的汽车残骸，视之毛骨悚然。我们的头上是天，脚下也是天，放眼看去，上上下下全是一块一块游动着的云和雾，车在天中行。汽车拐弯，刚拐出去就见迎面冲过来一辆披着绿色伪装网的大解放，小司机向右急打方向盘，北京吉普蹦跳着与大解放擦身而过，右边半个轮子却因此悬上了绝壁，小司机又将方向盘向左一通猛打，方令北京吉普重新上路。我紧紧咬住牙关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惊叫出声分散了司机的注意力。人说沉默的司机是好司机，但愿如此！……天光忽暗，左右太阳仍然灿烂，是路前面的中央，蹲伏着一方遮天蔽日的黑云，幽幽然，森森然，仿佛怪兽的巨口。汽车一头扎了进去，顿时，天昏地暗大雨如注，车身、车顶篷被击打得嘭嘭作响，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徒然摆动，狂暴包裹、摇撼着小小的北京吉普，如巨浪摆布一叶小舟，我下意识扭脸向身旁看去，小司机端坐如前，只是微微眯起了眼睛，好像一个被雨水眯了眼睛的孩子。我闭上了眼睛，听天由命。……突然，战鼓雷鸣般的喧嚣一下子消失了，我屏息静气等了一会儿，还是静寂，耳边只有北京吉普奔跑的喘息，慢慢睁开眼来，眼前竟真的是一片艳艳的晴天，路面干得不见一丝雨迹，汽车开过，黄尘飞扬。如果不是车窗上仍在往下流着的水印子，我真要怀疑刚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是不是幻觉。再往前走，再如此这般地经历了几次后我方明白，这就是云南的山了，远观秀雅温静，近处暴戾任性，如一个美丽的悍妇。
凭着石头般的沉默和金子般的坚忍，小司机终于把七八百公里的盘山土路抛在了身后，把他和我带到了目的地，驻云南边防某军军部。在军部草草地吃了晚饭，我被送到了某师师部。
师部驻在山间的一个天然溶洞，当地人称它曼棍洞。洞的进口不大，进去之后无比巨大，且景观奇特。曲径通幽处如江浙一带的庭廊，九九十八弯寻不到尽头；宽敞开阔处像篮球场，容得下几个连的兵；洞顶悬石千姿百态，狰狞的，妖媚的，安详的。一个师的司、政、后机关全住在里面，还能够做到工作区、宿舍区分开，且有食堂，有会场。我被安排在了一个据说是师职干部才能够住的单间，那一排单间是在“曲径通幽处”用一块块军绿塑料布分隔出来的，每个单间一面是洞壁三面塑料布，左邻右舍彼此看得到对方的脚和头顶，就我看到的头顶而言均是男性，这令我觉着寂寞而且不便。最简单的问题，夜里去哪里方便？是夜，几乎一夜未睡，眼盯着在悬挂塑料布的木框上奔跑狂欢的硕鼠，心里为去哪里方便的问题焦虑。也曾想过是否用脸盆或茶缸，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与左邻右舍等于是同处一室，一个轻微的翻身都听得清楚，哪里就能够这样的放肆了？结果是，越担心越要出问题，这一夜我起来了三次，且都是老老实实去的设在洞外的厕所，穿好衣服，打着手电，提心吊胆，通往厕所的小路两边据说都有地雷的。来回一趟得折腾半个小时，头一趟还差一点找不到回来的路。于是第二天一早我找到了师领导，坚决要求下基层，并且进一步请示，可否去医院之类有女兵的地方？
就这样，我来到了驻云南边防部队的医疗所，认识了彭澄。彭澄是这个医疗所的护士。我是晚饭后去的，由师的宣传科干事陪着，见所领导，见科领导，一级一级，最后，到了彭澄她们宿舍。
这里的一切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铺在床铺边当座布的小毛巾被，马扎子，横贯房间两头的铁丝，铁丝上永远挂得满当当的衣服，还有气味，一种化妆品、洗浴用品、水果香和少女气息混合一起的气味，洁净的薰香；甚至连门后簸箕里的垃圾，都同我们海岛医院宿舍里的一样，果皮、纸屑、一团团的头发。情景也一样：晚饭后通常是女兵们最悠闲的时刻，趴在床边写信的，看书的，织毛活的，听半导体的，唱歌的。所领导和师宣传科干事带我进去，女兵们纷纷起身，带着好奇和微微的兴奋打量我。她们在这里很寂寞，无处可去，电视机也少。
“向大家介绍一下，”干事开口了，他的音调之高和态度之郑重使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果然，他说了，“这位是我军著名作家——韩琳！”
我气得脸微微发热，来的路上我跟他说过千万不要这样说！刚才在所领导科领导那里他就是这样介绍的我，介绍完了，一时间，都让人家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是过了一会儿，那几位领导才参差不齐点头笑道：“听说过听说过。……好啊！年轻有为啊！”令我很是难堪。你想嘛，哪里有“著名”却不为人所知的道理，这不刺激我吗？于是来女兵宿舍的路上我特地跟他说了，叫他只说我是哪个单位干什么的就行，不要说什么著不著名，因为我不著名。他呵呵地笑着说我“客气！谦虚！”我说真不是客气不是谦虚请他务必如何如何，他答应了，谁料一到现场他竟会我行我素变本加厉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么郑重！是想以这种方式给我一个更大的惊喜？天底下就有这种浑然不觉的木头，以为只要他是好心，就有权强行奉送。女兵们都年轻，都不是领导，单纯率真，是怎样就怎样。在干事介绍完“著名作家”后，一个个仍瞪眼瞧着我，鸦雀无声没有反应，假装出来的都没有。干事这才有了点感觉，赶紧说：
“韩作家写过不少作品，像——”他“像”不出来，把脸转向所领导：“那什么来着？就在嘴边上！”所领导咳了一声，又咳了一声，又咳一声，最终，也没有咳出什么。
那一刻我不仅难堪，还很难过。那一刻我真的希望自己是“著名”的，哪怕虚衔浮名，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这些女孩子失望。设想一下，此刻出现在她们面前的不是我，而是——彭丽媛吧，那将会给她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快乐和满足？将心比心，谁也不会对一个和自己一模一样平淡平常的普通人感到格外的兴趣。这一刻我方痛彻体会道：本就是名利场中人，“名”不为人所知，不能不说是一种失败，不能不让人失望。屋里一时间很静。所领导到底是领导，坚持要将死棋走活，说还是请韩作家自己介绍一下自己的作品。我当然不会愚蠢到真就介绍，介绍了，得到的如果还是静默，我只有钻地缝了。但这却是一个开口说话的机会，我知道该说什么怎么说，我太熟悉这些女兵了。
我说：“嗨，我哪有什么作品？瞎写，写着玩儿。我以前也在医院工作，我们医院在海岛上，病号少，可去的地方也少，业余时间没有事干，就写东西玩儿。”
闻此，女孩儿们的眼睛里闪出了活泼的光，屋里气氛开始活跃，接着，一个脸上长有雀斑的胖女孩儿开口了。
“哎，你以前在哪个科？”
“内科。”
一阵嘁嘁喳喳，气氛更加活跃。
那女孩儿又问了：“你什么时候调到北京的？”我说了什么时候。她紧接着问：“直接从海岛调去？”我点点头。屋里忽又静默，但此静默已不是彼静默——甭管咱有名没名，能直接从海岛调到北京，也不简单嘛。
“我看过你的小说。”
这时，听到有人这样说。声音发自屋角，以致我歪了歪身子，才看到了说话的人，黑眼睛，小嘟嘟嘴，短发像是刚刚洗过，蓬蓬松松。个头目测跟我差不多，腿非常长，估计我穿三号军裤她得穿二号。我有些紧张，好不容易才把话题扯开，又给拉了回来！脸上保持住微笑，心里紧张盘算万一她要是张冠李戴了我是给予纠正还是将错就错，同时嘴上敷衍：“是吗？”
“是，《 解放军文艺 》上，好几篇写女兵的，我最喜欢《 她们的歌 》。”
“那是她写的？”雀斑小胖子歪着脸看我问那女孩儿，目光里带出了与前不同的审视和打量。
“应该是，作者韩琳嘛。‘琳’是双木林再加一个王是吗？”
我点了点头，不知该说什么，我没想到，怎么可能想到？
小胖子欣喜的一声尖叫，没容我看清怎么回事，她手里变魔术般出现了一个本子，并且，拿着这个本子来到了我的跟前让我签名！事情变化之快像旋转着的万花筒令人猝不及防头晕目眩。喜悦是喜悦，同时还心虚，下意识瞟一眼小胖子递过来的本子，上面已有的一个签名更是吓我一跳，那名字是：田华。有心不签，怕显得小家子气；签，除了心虚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障碍，字难看。正踌躇间一支摘了笔帽的笔送到了眼前，把我逼上了梁山，签！字难看，用连笔掩饰，龙飞凤舞，刷刷刷，一蹴而就，也算有个气势有个风格。这么想着，心里安定了些，于是屏气，提笔，手竟又抖了起来，好不容易把手也安定好了，把名签了，还没等松口气，又一个本子递了过来，一本完了，又是一本……恍惚间，感到屋里十几个女孩子都聚拢在了我身边；恍惚间，听到了小胖子喜悦的尖叫：“那天彭澄给我们读《 她们的歌 》，我就猜作者肯定也是在部队医院工作，肯定也是女的，要不然不可能写得这么像——还真的是！是不是彭澄，我当时是不是这样说来着？”恍惚间，我想，原来明星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彭澄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文学爱好者，一个部队的女文学爱好者，这是我的小说之所以能被她看到并记住的三个重要要素，三要素缺一不可。她日记本扉页上用以自我鞭策的警句就是：理想——改行，从事文学创作！这理想彭澄不轻易示人，怕被说成好高骛远不安心本职工作，但是对我毫无隐瞒。她视我为知己，为人生榜样，一遍遍问我怎么走到的今天这一步，我只好一遍遍地跟她说，她就一遍遍听，每一遍听都像是第一次听，眉头微蹙，黑眼睛盯着我的脸，像是要把我说的每一个字吃进心里。我说完了，她会长叹：“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呀，可我怎么就是不行呢？”
“你才二十二岁。”
“我‘都’二十二岁了！”
“那我都三十了，别活了。”
“你我怎么能比？”
“怎么不能比？”
“怎么比？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三十岁的团长年轻吧，二十多岁的战士呢，就是老兵了。你我也是同理，你已经功成名就啦韩琳姐！”
“功成名就！我算是什么功成名就！功在哪里名在何方？”
说这话时我没有一点矫情，这时我和彭澄已是朋友我不愿意让她对我有不正确的认识，那样就没意思啦。她却说：
“我要能达到你这一步，就心满意足了。”
“你要真达到了我‘这一步’，你就不会这么说了。”
“知道知道。就好比，肚子饿时会想，要能吃饱就好了；到吃饱了时又想，要能吃好就好了；到能吃饱吃好时就又想了：吃饱吃好算什么？猪的理想嘛！”我笑了起来。彭澄常会突然蹦出这么一些不着边际的插科打诨的话来，叫人忍俊不禁。
当时我们刚吃完午饭，正沿着一条旁边布满了绿色伪装网的小路绕着圈散步。我曾建议去前面不远的山上走走，她说不行，所里规定她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以所部为中心的方圆二百米之内，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她们来前线快一年了，其实什么都没大见着，还不如我来这几天见的东西多。站在这里极目远眺，除了山还是山，大山小山远山近山。山里没有四季，只分雨季旱季。雨季名副其实，没完没了地下雨；旱季徒有其名，没完没了地下雾，那雾淡时如蝉翼，浓时像牛乳，再浓一浓时，就是雨。眼下正是这里的旱季，群山在云里雾里。
“韩琳姐，”彭澄遥望着雾里的群山，“我们兵站宣传科说，只要能在《 解放军报 》上登两篇文章，就能调到兵站去。”说这话时她的黑眼睛像是都罩上雾了，迷茫，怅然。
“《 解放军文艺 》行吗？”
“当然行啦！”
“《 解放军文艺 》我认识人，我帮你想想办法。”
她的黑眼睛一亮：“那我就能改行啦！我一点都不喜欢干护士，先声明这里决没有瞧不起护士的意思，不喜欢不等于瞧不起，我不喜欢的工作多了，我还不喜欢做国家总理呢！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个个性问题，不是思想问题。”
“谁说你是思想问题了？”
“领导呀！”她说，说完后又小声补充，“还有部分的同志们。”我笑笑没吭，不想批评她但也不能怂恿她，毕竟她还小还要在这个单位待下去。这时她伸出一只手揽住了我的胳膊，那手很暖，很软。我们走在云南的群山之间，雾越发的浓了，浓得我们的头发上开始往下滴水。彭澄又道：“其实我工作做得很好，这点觉悟和能力我有。可是不管我怎么做，他们都说我不安心本职工作，至今，入党立功全没我份儿。”我握了握她揽着我胳膊的手，没说话，没话说。
一进医疗所，碰上了彭澄的护士长。护士长很胖，妇人的胖，没脖子没腰，才三十出头的年纪。据说从前还行，生了孩子就成这样了。她吩咐彭澄下午上班后去三病室，任务是：“陪伤员们聊聊天，快过春节了，容易想家。”彭澄从嗓子眼里“嗯”了一声，垂着眼睛转身走了。
护士长对我笑笑：“不高兴了。都不愿意去三病室，嫌没意思。一病室有个侦察兵，侦察兵嘛，兵里的尖子，加上小伙子长得也帅，会唱会跳，挺招人；二病室军长的司机在，是位消息灵通人士，天上地下的事没他不知道的。我看他是吹牛，架不住女孩子们信，也是我们这里太闭塞太枯燥了。三病室什么没有，八个伤员八块老实疙瘩，上回派小丁去，一下午，一个和八个，大眼对小眼，不说话，说不起来。下班后我批评小丁，小丁委屈得哭，也知道不能全怪她。”
“彭澄行吗？”
“她行。”这时三个轻伤员走来招呼护士长，护士长对我道，“我陪他们出去散步，你去不去？”
看得出她很希望我去，可是——我说：“我还有点事，咱们抽空聊？”
我想去看彭澄，护士长的话使我好奇。
还没到一病室呢，先听到歌声了，男声，唱的是《 雨中即景 》的“士兵版”，声音不错，想来就是那个招女孩子们喜欢的侦察兵了。歌词属自填，写他们自己雨中洗澡的事儿：“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只见大家们在洗澡。叭叭叭叭叭脱衣服，个个脱得赤条条。（ 白 ）你想看也看不到——”哄，大笑。这笑显然是针对了这屋里的那个女护士。
二病室有人在绘声绘色地说书：“军长家属一气之下给军长发了封信，严格说发了个寻人启事，‘×××——咱军长的名字——男，身高一米五○，×年×月×日赴命赴滇，至今三月有余杳无音信，有知其下落并通知家属者致重谢。’军长这才给他家属写了回信，四个字：‘查无此人。’军长说老子的身高明明一米六六嘛，哪里能接受她的这个侮辱……”屋内大笑。说书的自然是那位司机。姑娘们说得不错，在这两个病室执行任务，不仅轻松，而且快乐。
三病室却没有动静，越近越安静，我在敞着的门外站住，悄悄向里面看：这是一个十六个床位的大病房，住着八个伤员，伤员们半坐半卧在各自的床上，彭澄坐在房间尽头的一个空床上，面对着他们。
“难道说，就没一个愿出节目的？”彭澄说。伤员们纷纷小声说不是不愿，是不会。彭澄说：“不会节目，会说会笑吧？……那就行！我跟同志们交个底，我今天下午的任务是制造节日气氛，春节了嘛。待会儿领导还要检查，看我节日气氛制造得如何，到时希望同志们配合一下，大声说话大声笑——体现节日气氛的意思，不想笑的也请装一装，估计领导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总之吧，为了我的个人进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话音刚落，全场开怀，包括躲在门外的我。笑着，伤员们就“个人进步”这个话题七嘴八舌地向彭澄问开了。
“彭护士入党没有？”
“入了！”稍停，“思想上入了。”
又是一阵会心的笑。笑声中又有人高声地问：“那，立功了吗？”
“立了，二等功！”等全屋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叫，彭澄方道，“我们所立的集体二等功，有我的一份。”
士兵们开心极了，屋里气氛立刻活泼、融洽起来。我悄悄向彭澄看去，她也在笑，细密的小白牙一闪一闪，黑眼睛笑成了两道缝，光润的脸蛋儿红扑扑的，像个喜庆的节日娃娃。成功地“暖了场子”之后，她开始讲笑话。
“……有这么一对老夫妻，同年同月同日生，六十岁生日时他们决定庆祝一下。上帝问他们有什么愿望，老太太说，她希望能得到一笔钱，和她的丈夫一块周游世界。上帝点点头，问老头有什么愿望。老头说，他希望得到一个比他年轻三十岁的妻子。上帝说，好吧。并即刻满足了他们各自的愿望：老太太得到了一大笔钱，老头呢，胡子长了，背佝偻了，牙全掉光了，一下子老了三十岁，九十岁。”屋里静静的，士兵们一时没反应过来。彭澄笑眯眯道：“他的妻子六十岁，正好比他年轻三十岁。”
士兵们大笑起来，恰好所长路过，闻声而入，笑眯眯道：“好热闹啊这里！”同时对彭澄点了点头，表示满意，表示致意。士兵们一看所长还真的来了，一个个差点没有笑翻过去，令所长感到了这笑跟自己大有关系，又不知“关系”在哪里，不免疑惑，但大家只看着他笑，不予解释，越发地让他心中忐忑，出门时下意识把脸对着门上方的玻璃照了一照，没有问题。于是小声问站在门外的我：“他们笑什么？”
我安慰他道：“彭澄讲笑话呢！”
那个下午结束的时候，彭澄给伤员们跳了舞，霹雳舞。她跳舞的时候就没有人笑了，人人屏息静气，生怕打扰了那个美丽的舞者——年轻女孩儿仿佛陶醉在了另一个世界里，脸上的表情如梦似幻：眼睛眯起，喇叭花似的双唇微微张开，目光透过迷蒙的睫毛向一个看不见的远方望去；手臂如鸟儿飞翔的两翼般舒展、轻摇；两条长长的腿大幅度抬起后再无声地踏下，如同踏在棉花上，又如同飘浮在云朵里。八名伤员都是外伤，有的轻，有的重，此时，棕黑的脸上一律轻漾笑意，含着友爱，不用说，还有倾慕；身穿夹克式绿色作战服的女孩儿背衬雪白的“天幕”、面对年轻的士兵翩翩起舞，把春节前的边防装点得宁静、美丽。
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地。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听说你一个人在一个哨位上待了七个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个人吗？”
“是呀。送给养的军工每次来只能把东西放在另一个地方，我趁天黑的时候去取，他们不能过来。”
“那不闷死人了？”
“是呀。电话不能打，广播也不能听，离敌人太近了，很闷的，精神上也很紧张。每过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画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导员上来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导员还是想办法让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连里还记着我，心里头好过多了。”
“听说下阵地后，从连部到休整点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哑了嗓子？”
一个士兵插道：“开始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七个多月没说话了嘛。”
彭澄问：“都喊了些什么？”
“瞎喊。”
“什么嘛！”
小张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万岁，还有就是唱了歌。”
“什么歌？”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好多，想到什么唱什么。”
“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小张的眼圈红了。
从此我对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我越发依恋，有时会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韩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该多好啊！”
彭澄的父亲也是军人，也离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同时，她既无姐姐也无妹妹，只有一个比她年长九岁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时候，彭澄的哥哥来看她了。按说这里不允许探亲，她哥哥是省委下属部门的干部，正好省里组织春节慰问团，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门随团来了。那天我下部队了，彭澄把电话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哨所，让我“务必马上回来！”就这样，我见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头，平淡的五官，中上等个，长腿，正是“雷锋”！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惊，他要从容得多，甚至给我一种感觉，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说，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说：
“你好韩琳，我是彭湛。”
从哨所采访回来，在汽车驶上通往医疗所的小路时，我就已看到了等在路口的彭澄和同她在一起的这个穿便服的男子了，非常醒目。在云南边防，穿便服比穿军装醒目。但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下车，因为想不到。我机械地握住他的手张口结舌：
“你不是那个、那个——”
“对，我是。”
我脱口而出：“我还欠你钱呢！”
他笑了：“没错！”
彭澄也笑，说：“哥你不是专门来要钱的吧！”
听口气她好像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彭湛问我：
“你的脚怎么样了？”
“没有骨折。”
“那天有人去车站接你吗？”
“有。谢谢！”
彭澄站一边一言不发，晃着她短发蓬松的脑袋，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时我便断定，她肯定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天是云南边防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像我和彭澄去三连那天的天气一样，没有雾，天空明澈高远湛蓝。彭澄请求：“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外面走，沿着傍山的小路，到处是浓绿和大山吐出的清鲜，三人成列，彭澄居中，一手挽我，一手挽她的哥哥。
彭澄说：“今天天气真好！”
我说：“真好！”
彭澄说：“可惜没有太阳。”
没话说时人们便会谈“天”，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有点好笑，正寻思着找些有意思的话来说，彭湛开口了，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他道：“——太阳出国了。”
我和彭澄笑了。他看我们一眼，又道：“去了美国。”
我们大笑，他继续说：“留学。”又一顿，“——自费。”
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彭澄则干脆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事后，彭澄生怕我不明白还特地向我指出：“我哥这人挺幽默是不是？他其实特有才！要不是婚姻问题没处理好，早出来了。”
彭湛结过婚，现在是单身。据彭澄介绍，她哥哥的前妻是服装商场的售货员，又虚荣，又俗气，还懒。“整个儿就是个小市民，没文化！我哥本来一直挺好的，二十三岁就是副连长了。”我的判断没错，果然他是当过兵的。“一结婚，全完了。我爸从前一直指望着他这个儿子子承父业当少将的，结果刚当到中尉就转了业，到地方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长进。都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我看我哥就是在‘她’那个学校里给待坏了。当然我哥也有问题，意志力薄弱。”对于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彭澄概括说：“他们从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我说这样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你哥当初为什么还要同她？彭澄说：“我哥说她漂亮。”我说：“她漂亮吗？”彭澄说：“一般。”
医疗所节日聚餐，彭湛作为彭澄的亲属出席，席间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跟女孩子们谈笑风生，跟男人们大碗喝酒，诙谐幽默豪爽热情，把在场男士们比得没了颜色，令女孩子们满眼满脸放光，其中尤以彭澄为甚，随着她哥哥的每一个不俗表现拍手跺脚大笑大叫，有时都有点儿过了，有点儿“领笑”“领叫”的嫌疑了。我当然不会那样幼稚，已过了轻易被谁蛊惑的年龄。后来大伙让我唱歌，不唱不好，这种场合。唱又不能，我内向。这时他站了起来，说是愿代表我们两个后方来的人，在春节之际，为远离家乡亲人战斗在云南前线的同志们献上一曲。选的歌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苏联歌曲《 灯光 》。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上……”
头一句既出，偌大的房间一下子静了下来，此时此境此曲，再加上感情充沛有着相当水准的演唱，令人动容。好几个女孩儿泪光闪闪想必是已进入了角色。隔着诸多餐桌人头以及饭菜香烟的氤氲我遥望着他，心想，他与他的妹妹倒真的有些相像。
那天晚饭后彭澄值班，请我陪她哥哥“出去走走”。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因为他一直表现得热情洒脱妙语连珠所以我轻松上路，却不料那天走出好远他都没有说话，我因没思想准备也没有话说，静默中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令人紧张不安还有些尴尬。我想，得说话，否则，一对孤男寡女这样默默地走下去没事也有事了。环顾四周，天上正下大雾，不失为一个话题，于是咳了一声准备开口，他却早我半拍先开口了，说的是：
“你的脚怎么样了？”接着就笑了，自我解嘲地道，“‘没有骨折’。”
我也笑了。同时心里不无感动，暗忖：难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紧张会不安吗？这时听他又说：
“没骨折你当时那个情况也不适合去敦煌，怎么就想不到？”
他肯定只是随口这么一说是为了找点儿话说，我却不假思索就说了——说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还要去敦煌——越说越快像蓄积过多过久的水终于找到了流通的渠道，哗啦哗啦流利顺畅从头到尾，隐瞒的只是男主人公的身份和名字。没有动机，也许动机在潜意识里。彭湛两眼平视前方，默默地听；我说完了好久，他仍默默。大雾如纱，四周静悄悄仿佛整个世界都隐去了。我们在静默中走，走得我觉着无趣了，有些讪讪的了，有些沮丧后悔了，这时，听到他说：
“韩琳，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我猛然扭过脸去，看他——这分明是一句掐头去尾没说完整的话——但他从此再就没说。那天剩下的路，我们只谈“天”了。
是后来的后来了，在电话里，彭澄向我承认事先她的确什么都知道，我们熟悉了不久，当得知我仍是一个人时，她就开始琢磨一件事，琢磨我和她哥哥之间的某种可能性。我说那你应该跟我说呀；她说她怕，怕破坏了我和她之间亲切随便的气氛，更怕万一不成，和我连朋友都做不成了。她觉着她哥哥条件不是太好，结过婚，有孩子，工作也不理想，普通机关干部，没权没钱。但是那其间她一直在跟她哥哥热线联系，说我；她哥哥至今住在父母干休所的那幢房子里，有军线电话。她说她第一次跟她哥哥提到我时她哥哥就说见过我，并一丝不差地说出了我的名字单位和年龄。我颇为惊讶，说想不到你哥哥居然能够在那样匆忙的一瞥之间记住了我工作证上的全部要点。彭澄说这是因为当时你给他的印象很深的缘故。我就问：什么印象？同时努力回想自己当时的形象：拖着个大箱子，瘸着一条腿，满头大汗。彭澄说：聪明，本色。
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彭澄特别的忙，忙到了晚饭后都无暇陪她哥哥的程度，于是，顺理成章地，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们沿着傍山的小路走，他跟我说了他的婚姻生活说了他的妻子。
“……她很漂亮，有点儿像那个日本电影演员栗原小卷，走在兰州大街上，回头率百分之百，当时追她的人很多，她选择了我，这对我的虚荣心是一个极大的满足，有一种成就感，男人嘛。”说到这他自嘲地笑笑，又道，“彭澄说我庸俗，我想你是应该能理解这种心情的。”
我笑笑。［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她身体不好，没病，就是弱，很多事情做不了。比方做饭就做不了，闻到油烟味就反胃，就吃不下饭，只好我做。孩子生下来以后她身体更弱了，夜里得我起来给孩子喂奶，把尿。有一次孩子半夜发烧，我一个人抱着他走了好几站地去医院，夜里没车，孩子太小，自行车坐不了。”
说这些话时他并无抱怨，只是平静地叙述，却比抱怨更让人同情。
“……应当说她人不坏，性格耿直，刚烈，甚至是暴烈，所以在单位得罪人不少，优化组合时差点被组合下来。如果她比较稳定，我早就辞职干公司了，很多朋友叫我去。可是她这个样子，我哪敢轻易辞职？饭碗不大，毕竟姓铁。别我这边辞了职，她那边再没了工作，两边落空，大人好说，孩子怎么办？
“我儿子叫冉，长得像他妈，很漂亮。离婚时她说她不要孩子，我说我要；替她想想，一个女人，还得再嫁人，带着个孩子，是不好办。离婚后，我带着孩子过了半年多，她又要复婚，也是想孩子，说不要孩子不过是一种要挟，她并不是真的想离婚。那次离婚是她先提出来的，俩人吵架，吵着吵着她又说，离婚！我说，好。她说，走！去街道办事处！我说，好。到了街道办事处，她说她不要孩子。我说，好。就这么着，离了。我早就想离了，她不知道。所以那次离婚，等于是我使了个计谋，她这人头脑比较简单，加上要强，很容易地就上了当。你说，我是不是有点卑鄙？”我又笑笑。“就这么着，她又回来了。一度，我的确想复婚来着。离婚后，朋友们给介绍了不少，也见了几个，感觉上大同小异，都是各有长短。结过婚的人再看女人和没结过婚的人是不一样的，实际了许多也透彻了许多。既然都是各有长短，都是对付，还不如跟原来的对付，毕竟中间还有着一个孩子。就这样一起又过了一段后，双方决定复婚，去办复婚手续的日子都定下来了，单位突然派我去北京出差，把这事耽搁了。”
“后来呢？”
“后来我从北京出差回去，再后来上班，再后来春节，再后来就到了这儿。”口气是玩笑的。
我没有笑，静静地看他：“我是说，复婚了吗？”
“没有。”
“怎么呢？”
“从北京出差回去后，又有点动摇了，想等一等，再说。”
我知道不能再问下去了。如果答案如我猜想，他说了，而我这边还没有充分明确的思想准备，会使双方尬尴；如果答案不是，我则会感到很失望很没趣。不如就这样朦朦胧胧好了，如同云南的大雾，似是而非，若有若无。后来，在我们的事定下来后彭湛说：“事实上你那天的不再问下去，就表明了你的态度。”我问什么态度，他说，“你很在意。”
那次在云南，他共住了八天，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如雾般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直到他离开。他走的那天雾格外的大，大到后来就变成了小雨，淅淅沥沥。我和彭澄去他的居所送他，东西都收拾好了，彼此的通信地址也留过了，告别话也说过几遍了，就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包括彭澄。彭湛住的是军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房隔壁是军文艺宣传队，天不好，宣传队无法下部队演出，就在屋里排练，也许是娱乐。总之，录音机一直开着，放一支当时非常流行的歌曲：“亲爱的小姑娘，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就好像是为外面雨天配的乐。远处传来渐近的汽车声，开近了，又远去了……又有汽车声传来，渐近，近到门外，然后，吱，停住。我们三人不由同时挺直了身体。彭澄站了起来，说声“我去看看”，就去了，于是屋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隔壁歌唱：“亲爱的小姑娘，请你不要不要哭泣……”屋外，浓雾聚成的小雨淅淅沥沥。就要分别了，作为主人，哪怕是暂时的主人，我该说几句什么。可是，说什么呢？
“韩琳，”他突然叫我，声音严肃，“你看，我们俩是不是考虑成立一个家庭？”
我看他，没马上回答。我得看他是不是逢场作戏，看他是不是想试探一下自己的魅力，看他究竟有几许认真。这也是我的大毛病，过于自尊，自尊到了自卑，脆弱，遇事的第一个反应永远是防范。这时，彭澄回来了，是车来了。北京吉普数秒钟之内便被浓浓的大雾吞没，只有依然清晰可闻的汽车马达声告诉我，他还没有远去。
从云南回北京后，一封航空信已在收发室里等了我几天，拆开信，是他的。“我说了，决意不复婚。她哭了，一夜一日，现成昏睡状，在床上躺着，真不知以后会怎么样。你的事我没有提——固然是因为你还没有态度，但即使你永远没有态度我也不想再这样同她凑合下去，因我已有了一个明确的坐标。——借口和理由俯拾即是，没必要在致命处再给她一下。我想这几天要好好陪她说些宽心的话，毕竟在一起六七年了，又没有深仇大恨。……这个时候孩子在楼下唱一支无忧无虑的闲歌，偶尔弹一下电子琴，纯洁得完全不成调。我想你会真心爱上这个孩子的。”信最后他说，“我的那个建议是认真的，请你考虑。”
我得说在看信的前半部分或前大半部分的时候，心情一直良好，激动，感动，悸动，只是在最后，一下子沉了下来，沉重，沉静。我不想做后妈，不管是给谁的孩子做。有虚荣的成分，更多是出于实际的考虑，那会从一开始就把我的婚姻生活置于一种复杂的、难以理喻的境地。我没有回信。他很快又来了信。
“她发难了，首先是，她要孩子。我说，好。然后一块去街道办事处改了孩子的归属。完了她又说，她也无暇带，要我立即给孩子安排全托，并且要条件最好的。我也同意，即刻办往军区幼儿园，找了一个朋友，朋友极爽快，说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时，她翻了脸，在历数我的全部罪恶后，发誓要死死缠住我，要和我马上去办复婚手续，说将来随便我在外面找情人、胡作非为都行。我想她现在说这话是太晚了，因为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已是那样的清晰完美，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我自己的复杂的心理因素。”信的最后他问，“你给我回信了吗？”
我回信之前给远在云南的彭澄打了电话。那电话不知经过了多少个总机的周转，彭澄的声音因此很小，听得我耳廓都被话筒压疼了。电话中彭澄和盘托出了这事的来龙去脉，最后她在电话里声音很小地喊道：“韩琳姐，我哥很有能力，跟你在一起他会很快发展起来，相信我！”放下电话后，我给彭湛回了信。那封信我是去邮局里寄的。那天的太阳很好，明亮，柔和。收到我的回信后他没有回信，打来了电话。晚上，我已睡下了，听到楼道里有人喊：韩琳，电话！我“噌”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下来，穿着拖鞋睡衣就冲了出去，心在胸腔里扑通扑通跳，不知是因为起得太急还是因为了某种预感。电话是他打来的，也是经过了不少的总机，声音也是很小。电话中他的头一句话就是：我爱你！并且固执地，孩子气地，一定要我也说。可是我不能，我这是公用电话，上上下下全是耳朵。他非要我说。被逼不过，我只好小声说了，等于没说，他听不到。感觉到他有些生气了，只好对着话筒喊：“我跟你同样心情可我这里是公用电话！”他一下子笑起来了，接下去，就说到了结婚，让我去兰州，去“救他”。“你不来，她不放我。她不相信有你这么个人，以为是借口。”
母亲说，你去吧。又说，困难时候的互相帮助支持，很重要。春节后回家我跟母亲详详细细讲了这事，母亲聚精会神听完了后问道：“他的孩子最后判给谁了？”我说：“女方。”母亲说：“那就好。”我说：“妈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还可以？”母亲没有马上回答，凝神看窗外盛开在篱笆墙上的蔷薇花，看了一会儿，扭过脸来，笑眯眯重复了一遍几个月前她说过的那句话：“这孩子不错。”当我通过层层总机把决定去兰州的事告诉彭湛时，他在那头说：韩琳，现在就是真塌了天我也不怕了，现在我们是两副肩膀了！
我乘飞机去的兰州。那个时候乘飞机的除了公款就是大款，这两款我都不是。但是彭湛说：“坐飞机来！火车时间太长！”语气急切。他的急切加深着我的急切，于是放下电话我就去买机票，用去了一个月的工资。
申申和她的男友开车去机场送我。
申申的男友姓陆，名成功，是一位在餐饮行业颇有成就的中年男子，一如他的名字。其妻在同丈夫一道历尽创业初期的千辛万苦之后，在苦尽甜来之际，因操劳过度撒手而去。丈夫对妻子的逝去痛心不已悲怆万分，同时也深藏感激：真是个难得的好女人啊，他需要她在时她就在，他需要她不在时她就不在。若不是她的如此贤达，他怎么可能会光明正大顺理成章从容不迫地去领略人间的无限春色？在尝尽了一个单身成功男人的甜蜜和苦恼之后，他把寻寻觅觅的目光定格在了魏申申身上，并不单单是因为申申的美，他接触的姑娘里，比申申年轻也美的有的是，究竟是什么吸引了他他说不清，只觉着跟她在一起有意思，有趣，有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事实是，与众多漂亮女子的接触已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他以前偏低的审美口味，正如美食可造就美食家一样，只有终年吃窝头咸菜的人才会只对着粉条炖猪肉流口水——他现在已然不是只知道以色取人的普通男子芸芸众生了。比如，木头美人他就不喜欢，再美，只要是木头，就难打动他；再如，趋炎附势的女子他也不喜欢，不仅是不喜欢，还有些许排斥心理。她们不仅打动不了他的心，甚至打动不了他的性，他在她们面前从生理上先就没有了反应。申申使他着迷。她可以使他心跳加速神经颤栗血液奔腾生命之根坚挺。一句话，使他心动。他无比珍惜申申给予他的这种感觉，就好比一个食欲被过多过滥的美食破坏了的人渴望食欲一样，这感觉使他觉着生命中还有着某种期盼，某种乐趣，他因之对申申爱到了极点。有一次我亲眼目睹，申申喝酒喝多了，吐了，情急之下，陆成功伸出手去一捧一捧去接她的呕吐物，令我肃然。他想跟她结婚。说到底，这是一个受着五十年代教育长大的人，从根子上说，相对传统。申申对他的结婚建议却不怎么起劲儿，来往归来往，一直不肯给他一个准信儿。她无法忘记胖子，无法忘记同胖子一起度过的年轻浪漫高雅的共同岁月。最后这个“高雅”不是申申的词儿，是我总结出来的。申申有舞台情结，或曰艺术情结，优裕了的物质生活使她这情结越深，物质文明本来一直就是精神文明的温床和发酵剂。
陆成功的车是一辆宝石蓝的雪铁龙跑车。那时北京的私家好车还不多，因而雪铁龙流线型的姣好身姿在那些方头方脑的车里就比较抢眼，令陆成功自豪。申申常当面嘲笑他的自豪——不仅是车——令陆成功越发的自惭形秽无所适从。祖祖辈辈多少辈子了都是苦出身，直到他这一茬儿才算翻过了身来，也就是刚刚在物质上翻了身，其它方面都还没来得及配套。十八岁的儿子早在一年前就送到法国去了，也许将来他的儿子，有老子的金钱奠基，会是一个比较全面的贵族。而他到目前为止，还只是有钱而已。为此，他尽力了，尽力想使自己做好，服饰整洁，早晚沐浴，谈吐文明，没有脏字，尤其是在申申面前，适当时候，还会反攻为守。比如申申说：“北京的天气真他妈讨厌！”他会当即正色道：“申申，以后不要‘他妈’‘他妈’的说话。不好，啊！”弄得申申说不出道不出心里头腻歪得要命，却又离不开他，她习惯了他给她带来的物质上的方便，那方便对她受了重创而又空虚的心是一种填补。精神和物质有时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申申不赞成我和彭湛。“怎么能找外地的？分居的婚姻是畸形的婚姻。”这不是问题。按我现在的条件，他马上可以随军来京。于是申申又说，“工作不理想。”工作也可以换；再就是“结过婚，还有孩子”了。这个问题的障碍只在我，我若不在乎，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最后申申说他“长得也一般。”她看过我们在云南的合影，对此我更是一笑置之：长得一般，男人长得好有什么用？才华才是男人的立身之本，彭湛是有才华的。
陆成功在前面开车，申申和我坐在车后座上嘀嘀咕咕，任其一人在前面冷冷清清当专职司机，叫我心生感慨：什么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这就是。申申为了胖子义无反顾，陆成功为了申申甘做奴仆，也许还有什么人正为了这个陆成功痛不欲生。人总是爱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正是一切悲剧的根源。我庆幸自己不是悲剧中人，庆幸遇上了彭湛。我们一见如故一拍即合。怀着这样的深情厚爱听别人对他的诋毁——“诋毁”言重了，“否定”吧——就好比一个钢盔铁甲武装到牙齿的人，刀枪不入。凭着申申对我的了解，她当然地感觉到了，于是叹口气，退而求其次道：“该说的我都说了，听不听在你。别跟他说啊，破坏我和他的关系对你没什么好处！”我说：“怎么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这样说时我是真诚的，事后却还是告诉了彭湛，此乃所有恋爱中的女人男人易犯的错误，重色轻友，总认为自己正经历的爱情是永恒的爱情。以至于从此彭湛提起申申来深恶痛绝，令我后悔不迭，这是后话。
得知我要结婚，单位领导很高兴，我是他们的老大难，“高不成，低不就”，他们总这样半开玩笑地批评我。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把我草率嫁出去了事，仍很负责任地按照程序给彭湛所在单位发了外调函。光我说不行，还得有组织证明他是好人，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和军官结婚的。单位里平时和我关系一般的人也送来了结婚礼物，脸盆呀，暖壶呀，床单枕巾呀什么的，好多都送重了，都没地方搁都是负担了，但我仍很高兴，礼轻情意在。那些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日子。那几天天气也好，春天，而没有风，阳光明媚，到处是黄茸茸的绿，空气中弥漫着微醺的暖香，我日日马不停蹄东奔西跑，查体，采购，开各种信，“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却不觉累。深夜，都躺到床上了，仍然是神采奕奕，身体里仿佛装上了一部永动马达，这部马达的动力是幸福。彭湛的爱情使我幸福，即将做新娘使我幸福。但是，对我冲击最大的似乎还不是这些，而是，从此后，我就有一个我的家了。有家的人也许可以想到没有家的人的孤独，但不见得会知道深藏在他们心底的自卑。那些日子，我昂首挺胸阔步在院里走进走出，所有见到我的人都说：“嗬，几天没见怎么变漂亮了？”
……波音747终于结束了它漫长的降落过程，在机轮接触到坚实地面的那一瞬间，心脏在我的胸腔里訇然起跳！
——没有拥抱，甚至没有握手，他一手接去了我的东西，一手攥住了我的上半截胳膊，紧紧地攥着，走。我跟着他走，全身都感受到了他攥在我胳膊上的那只手的热量。我跟着他走出机场，走向一辆桑塔纳轿车。是他们单位的车，他开来的。
东西放在后座，我们俩坐在前面，汽车向市区驶去。“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吗？”他问。“带了。”我按一下腿上的褐色小皮包。都没有多说，都知道“该带的东西”指什么。他在电话里一再嘱咐过的，婚前体检表，单位介绍信，照片。结过一次婚，到底不一样的。“我们先去办手续。”我扭脸看他，多少有些意外。本以为怎么也得先让我去家里坐坐，歇歇，洗把脸。他解释说：“顺路。”其实这时我已想到了这个，同时想到的，还有一个也许是自作多情的想法：他愿意我早一点属于他。其实我也是。成熟男女间的爱情与少男少女重要的一点不同就是，注重形式，深知被年轻人们称为“那张纸儿”所代表的东西的重要。我们拿到了“那张纸儿”，红色的铜版纸，八开，由中间折叠起来，里面有我和他的照片及简介。整个过程简单得让我觉着不真实。就那么三言两语，叭叭地盖上两个章，就算完了，一件终身大事。
从街道办事处出来已是中午，他说现在我们干什么呢？我说你说。他说我们吃饭去好不好？我说好。从下飞机见到他的那一刻起，从他攥着我的胳膊让我跟着他走的那一刻起，我的心突然就变得安静了，异常安静。多少年了，我一直是独往独来，大事小事我说了就算，错了对了我一个人承担，我累了，也倦了，一直很渴望着有那么一个人，能让我甘心情愿地跟着他走，我什么都不要想，只要跟着他走。我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我的身上有着我母亲的遗传。
他带我去了一家清真小面馆，铺面不大，但很干净。吃的是牛肉拉面。一人一大碗，面上头堆着绿绿的香菜和煮得烂烂的牛肉，汤很浓，热热的，辣辣的，非常香，我都吃撑了。结账时，两个人才花了两元八毛钱。他付的账，我连掏钱的动作都没做，我们是一家人了，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这种感觉真好。心中也曾闪过一个念头：这就是我们的结婚宴了吗？如是，是不是过于简单了？这时，听到他说：“明天晚上，‘白天鹅’，几个朋友一块，聚一聚。他们都想见一见你。”韩琳，你就什么都不要想了，一切听从他的安排！
从清真小面馆出来，他又带我去参观兰州市容。白塔寺，皋兰山，黄河母亲，还去了甘肃博物馆。比起北京，兰州安静干净，人少，车少，树多。总的来说，给我的印象不错，可我仍提不起情绪。我刚下飞机，有些疲倦，有些累，不愿意这样跑来跑去，想尽快能到一个类似家的地方，静下来坐会儿，可能的话，躺一躺；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是，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赶来，不是为了兰州，是为了你。我们云南一别，再见面时就已成为了夫妻，有多少话要说多少事该商量啊——感情方面的事且先不提——让我看兰州，什么时候不可以？从博物馆出来又去了黄河边后，在他问我还想不想去玉泉山看看时，我直率地说了，不想去，我累了。他说不去也好，他也累了，因为今天我的到来，他昨天晚上几乎一夜没睡。我说那咱们赶快回家。他一言不发看着我们面前滔滔流过的黄河水，过了一会儿，才说，她在家里。
我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别人的家里别人的床上度过的，是他的一个朋友。和我们合住这套两居单元的是这位朋友的妹妹，三十多了还未嫁人，令我一见她就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彭湛拿不出钱来住宾馆，我要拿钱他又不肯，他们家的钱全部攥在了他前妻的手里，终于，我开始愤怒。
“你没做错什么不必这么软弱！”
“你很在意我没有钱吗？”
我烦恼地摆手。从小到大我就没在意过钱。小时候有父母，当兵后一直过着供给、半供给制的生活，可以说，钱在我的概念里，从来就不算什么。我在意的是理，是情。他现在是我的丈夫了，凭什么要被人这样的欺负！他误解了我的沉默，开始说打算停薪留职办公司、趁相对年轻闯一闯。听到这里我心里一动，说：
“那么干脆，去北京！”
“怎么去？”
“随军。”
他摇头：“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地熟人熟——到北京我能干什么？”
不仅因为这个，还因为你那男人该死的自尊！我生硬地道：“那我们就一直这么分居着？”
他小心翼翼看我的脸：“你来兰州好不好？……明天，明天我们回家，看看我们的房子，那么大的一栋房子，还有一个小院儿。”
我说：“好。”
这样说不是苟且敷衍，而真的觉着这是一个新思路，对于一个想居家过日子的女人来说，小环境比大环境更重要。当年母亲不就是随着父亲的每一个新的任命，去不管任何的地方？
这时他又说：“你不必马上来，等我先干一段打下一定基础，我不想让你跟我一块吃苦。”
说这些话时我们刚同他的朋友们吃饭回来，他喝了酒，在我们所住的朋友家唯一的长沙发上躺下了，我坐在长沙发上，他枕着我的腿。他喝得有些多了，他一喝多脸会发白，本来肤色偏黑这时就成了青石色，眉目也因此显得清晰清秀了些。我用食指划着他的额头告诉他我不怕吃苦。他说他知道，从在北京站见到我的第一眼时他就知道。说完他合上了眼睛，似是睡了。我低头端详着怀中的这张脸，眼睛、鼻梁、有些爆皮儿的嘴唇。突然，他睁开了眼睛，望着我：“她说，如果我一定要跟你，就永远不要想再见到儿子。”我眼瞅着怀中脸上的那双眼睛一点点变红，湿润，在盈盈欲滴的那一瞬间，他把它们合上了，于是，泪水就流下来了，顺着外眼角流过太阳穴，流进了两鬓。我轻轻擦去那泪，轻轻摇晃着身子，低吟浅唱般道：“好啦好啦，睡吧睡吧。”他睡了，我一动不动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睡，在我怀里他睡得很熟，像个孩子。我想，我会尽我的全力，让这个受了这么多折磨、磨难的男人，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幸福。
我们回家。
那天是一个太阳很好的日子，上午。上午她上班，不在。他不愿意让我跟她碰面，不愿意让我烦恼，说他一定会处理好一切。他骑车带着我。有一段上坡路，我要下来，他不让，很用力地蹬上去后，说：我们将来一定要买汽车！我搂住他的腰，把脸贴了上去。汽车对我来说太遥远太渺茫啦，但是眼前的这个人这份情感却是实实在在可触可感的，形影相随，骨肉相依，心心相印。
刚一进家的大院门，心就充满了喜悦。门口担任警卫的士兵，路两旁枝叶阔大的梧桐树，服务社，卫生所，食堂……都让我感到熟悉，亲切，温暖。他带我沿着掩映在梧桐树下的洁净的柏油路回家。
家是一个二层小楼，有一个不大但也不小的院儿，只是院里不似别的小院那样生机盎然井井有条，院里杂草丛生，一片无人管理的荒芜，反令我高兴。首先证明了这的确是一个破碎的家，还证明了这家的女主人的确是不贤不淑。推开铁栅栏门，踏着砖铺的甬道来到了房门口，他掏出钥匙开门，门自开，这时我感到他全身微微一震。“是她在家里吗？”我问，他点头。我说：“进去吧。”没有丝毫的紧张不安，甚至是带着某种优越，我迈进了从法律上讲已属于我了的家。
他们家里同院里一样，要更乱一些。桌上，地上，沙发上到处是碎纸，小孩儿玩具，零食，客厅门旁的地上甚至有一摊半干的深褐色物质，细看，是方便面的调料。这样的一个家，得有多少日子没打扫了？感觉到彭湛在稍后的一侧看我，我拉住他的手，紧紧攥了攥。她不在楼下，我往楼上走，带着好奇，还有点急切，想见一见那个与我丈夫共同生活了七年的女人。她在楼上他们的卧室里，半卧床上，盖着被子，上身穿一件浅驼色的毛衣。彭湛为我们双方做介绍：
“小唐。韩琳。”
我们凝视对方。
那是一张象牙色的脸，白中透黄，很细腻，标标准准的杏核眼，细高鼻梁下一张好莱坞式的大嘴，的确非常像日本影星栗原小卷。长发松松地扎在脑后，一双同样是象牙色的手叠放在被子上，十指纤细玉润，仿佛她整个人的浓缩，我得说，这是很动人的一个人，楚楚动人。彭湛说的是实话，彭澄则属感情用事了。但是，现在不管她漂不漂亮，我都无所谓。谁说“那张纸儿”并不重要？很重要的。她也在看我。在她的眼里我是个什么样子？我对她笑笑。她立刻做出了相应的反应，也笑了笑，同时用嘴朝床边化妆镜前的小方椅努努，让我“坐”，她的声音如她的模样，带着点磁性，很动人。我坐下了，回头看看，彭湛不见了。
“哪天到的兰州？”她问我。我犹豫一下，实话实说。她点头，“我猜着你也是那天到的。”
“我来他没有告诉你？”
“他敢吗？”她冷笑一下，“他这个人，什么事能躲就躲，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没胆！”我对彭湛没告诉她我的到来不快，难道一切不都是光明正大的吗？如此，我们结婚了的事她肯定也不知道了，否则她就不会用这样一副女主人的腔调跟我说话，而且，还赖在这里不走。但这些我都没有表现出来，那张红色的八开铜版纸使我大度，踏实。她说：“那天他一大早就起来了，起来就听他在楼下刷厕所，把我和娃儿都吵醒了，我就知道是你要来了。他以前哪会想到干这些活儿？你看我病了这几天，家里头乱成了什么样子！……这几天我一直一个人在家，想喝口水都得自己去烧。”她说着，眼圈红了。
“你怎么啦？”
“小产。”我心里咯噔一下，没容我再想她又说了，“他从云南回来的那天下午，一回来就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正在上班，他非叫我马上回来，我是请了假回来的。刚一进门他就把我抱住了，边亲我边一个劲儿说，‘萍萍，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拉着我就上了楼。就是那次怀上的。”
我镇定地听。无疑她是在挑拨离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时我和彭湛已经彼此相爱。想是这样想，心却还是止不住一个劲儿往下沉。我问她：“你手术几天了？”
“就你来的头一天去的医院。”
“他送你去的？”
“他不送我去——他要不送我去他还叫人吗？”说着眼圈又红，接着泪水滚滚，她伸手摸过枕边的半卷手纸，揪下一大块来擦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这时对面如果不是她，任是谁，我都知道该说什么，事不关己的安慰话最是好说。我只有起身，对她说想去趟厕所。她揪下一块手纸给我，说是厕所里没纸。
楼上的这间厕所可谓狼藉。盛手纸的筐早已满得漫出来了，漫向那整个的一个角落，小山坡一样一直漫延到马桶根下。但这同样标志他们的确不合的景象却再也难以令我高兴、心安，那些用过的手纸血迹斑斑，是那个女人流产术后的血。……心中突然生出一阵克制不了的冲动，这就去找彭湛，问！出厕所门后，习惯性的礼貌使我觉着走前还是应当跟那个女人打声招呼，刚到卧室门口，看到坐在床上的她身体前倾眼中满是对我归来的欣然，于是只好走了进去，坐了下来。
她继续跟我说他：“他从来不管娃儿。有一天周末我加班，叫他去幼儿园接娃儿，他答应了，结果忘了，喝酒去了。幼儿园老师就给我打电话，我赶到幼儿园时七点多了，娃儿一个人坐在门口等，好可怜呀。”
“他喝酒喝得好凶哟，一天三顿饭，除了早晨不喝，顿顿得喝，少则几两，多则半斤，一斤，直到喝醉！为他这个毛病，我们不知道打了多少回。我怀娃儿七个月，有一天提前下班回家，他跟一个女的躺在床上，就这张床！我说我去医院把孩子做了！离婚！他死死拦住了我。先是说我从怀上孩子就不让他碰，他只好找别人；又说他今天喝了点酒，正常情况下保证不会。最后说他要戒酒，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就心软了，再说那时孩子已经七个月了，是个人了，孩子没有错。那次他写了保证书。我说保证书我不信，就看你的行动，反正以后你再往家买酒，我就给你摔。他说好。戒了一阵，就又犯了毛病，我不管，我真摔，买几瓶我摔几瓶，他就说我脾气暴躁。我说那就离婚，他说离就离，就离了。离了不到半年，有一天，他提着东西上我妈家找我，让我看在娃儿的份上回家，再一块过一段试试。我这个人就怕别人给我来软的，就这么着，又跟着他回来了。”
“他自己做错的事从来记不得，干了一点好事总说总说。我怀娃儿时反应特别重，他一点不体谅，从来不说问问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去买，没有。那天我叫他给我买西红柿，正是冬天，没买到，他买了黄瓜回来，黄瓜也行。以后吵架，我一说他什么事都不管，他就说，那次你想吃西红柿没有，我不是给你买了黄瓜回来？”
这时我插了一句：“你们家里谁做饭？”
她笑了起来：“他跟你也说我们家他做饭了？你说，什么叫做饭：买菜算不算？择菜洗菜切菜淘米算不算？每次做饭都是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最后就让他上锅扒拉扒拉，吃了饭还是我刷锅洗碗。如果不是油烟味过敏，我情愿跟他换，他干我干的这些，我‘做饭’！”显然他们俩跟我说的都是实话，这时她又说了，“他这个人，心眼还特别小。离婚后，人家给我介绍了个男朋友，姓杨，我们处了一段，就那个时候他又来找我，我就跟人家断了。我跟那个姓杨的就是一般朋友，一点事儿没有，他就是不信。我说你不信我去找那个姓杨的问，他又不敢，胆小鬼。”
这其间我听到了几次上楼的脚步声，上来后，又下去了，当然是彭湛。小唐肯定也听到了，但我们俩谁都没有理他。她继续讲。我继续听。不知她是什么心理，反正我的心里，有着一种不无恶意的快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被策反成功，人物关系先就注定这种策反成功不了，我怎么可能会听信她的？退一万步，即使她说的事都是真的，他们共同生活了七年，把一个人七年的错误、毛病一一挑出来做一种片断组合，这人当然是一坏人；但要是做一种相反方向的组合呢？结论就会截然不同。传记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人一辈子没有谁能做到只做好事或只做坏事。片断组合法高明就高明在，既可达到目的，又能保证句句属实。是那一刻我明白的，实话不一定就是实情。她一直在说，好几次说得泗泪横流，枕边的半卷手纸被揪得只剩下一个细细的芯儿了。看来她的确不知我们已经结婚，我得让她知道，看着她这样徒劳的努力，未免残忍。我说：“既然他这么糟糕，散了算了！”自以为此话说得严谨得体无以反驳，不料她说：“真散了，孩子不是没爸就是没妈。我图他什么？你也看到了，他真没啥可图的，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孩子！”我哑然。
彭湛在楼下叫我，我下了楼，他说中午朋友请吃饭，到时间了。我示意楼上：“她怎么办？”
他很快地道：“那孩子不是我的是她男朋友的，那人姓杨。”
我很快地道：“怎么知道不是你的？”
他的回答是：“日子不对。”
我张口结舌，愣住。他从云南回来的那天下午，一回来就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正在上班，他非叫我马上回来，我是请了假回来的。刚一进门他就把我抱住了，边亲我边一个劲儿地说：“萍萍，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拉着我就上了楼。曾寄希望那是虚构是挑拨离间，显然不是。慢慢地，我开始一字字复述楼上那个女子的话，边讲，那一幕就在脑子里鲜活生动了起来，我甚至都看到了，当他在门口就迫不及待把她纤细的身体拥进怀时，由门上方的玻璃窗射进来的那缕照耀着他们的下午的阳光……
“那你叫我怎么办？从云南回来，憋了一肚子的火，又不能在你身上撒，只好找她。”这是他的回答。
我有些迷糊了，被他的坦荡和理直气壮搞迷糊了，难道，是我心胸狭窄少见多怪小题大做？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就不说了；我不说他也不说，两人闷闷地出门，闷闷地走路。吃饭时我该说说该笑笑，对他也是。那是表演，是给观众看的。感觉得到彭湛有些意外，从前他的小唐生起气来，不分内外不分场合，当众跟他翻脸是常有的事，所以这次他要跟她分手得到了他全体朋友的大力支持。意识到这点我开始沾沾自喜：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素质，什么叫教养！吃完饭走出餐厅跟他的朋友们热热闹闹地道了别，只剩两个人时一下子就都又沉默了。在我这方面，是拿不定主意将吃饭前的冷战继续下去，还是将吃饭时的友好继续下去。闷了一会儿，他去开自行车，开了自行车后也不说话，也不走，手扶自行车站在那里昂首看着远方，让我颇觉好笑。我走了过去，我说“对不起”，这次不是为了表演素质、教养，是我喜欢跟他好，不喜欢跟他僵着，我这人最不能跟自己闹别扭，于是就积极去替他想：他们虽说离了婚，但正准备复婚，一直在一起住着，他那样做没出大格。……他显然没想到，不习惯，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脸都红了，像一个被大人呵斥惯了，乍一受到礼遇又高兴又不知所措的孩子，好不容易才咕噜出一句：
“走，回家。”
“回哪个家？”
不是我故意找茬儿，这是个实实在在摆着的问题：是回那个住着别人的我们的家，还是回那个我们住着的别人的家？他似乎这才想起来这回事，想了想，说：
“她不走，我们走！”
“走哪儿？”
“敦煌！沿着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金川嘉峪关，一路走下去，看一看沙漠戈壁，嘉峪关的日落。上次你没去成，这次去，保证你不会失望！”
“……再说吧。”
当天，我们还是回了别人的家。首先，我们不可能把一个正坐小月子的女子赶出去，不管那月子是因谁而坐；其次，我她他也不可能同住在一个屋檐底下。那天晚上，躺在别人家别人的床上，躺在我的丈夫身边，我失眠了。
朋友家很小，双人床只能靠墙放着，睡觉的时候，我被夹在彭湛和墙的中间。说出来别人也许觉着好笑，但是，结婚后同不同丈夫睡一张床的确曾是我很大的一个心事。从幼儿园起，到小学，到当兵，一个人一张床睡惯了，加上成年后日渐加重的神经衰弱，使我简直不敢想象如果身边突然多出一个人来我还能否睡得成觉。但是结婚就应该睡在一起，刚结婚提出分床会显得不近情理，于是暗暗决定，好歹忍他几日再说。那日，我怀着慷慨就义般的决心，做好了彻夜不眠的思想准备，上了那张床，孰料睡眠竟会在这种思想准备之下不请自到，而且一来就是那样的深沉。那天夜里他起来过两次，其中一次还开灯看了看表，我都知道，都清楚，却都对我的睡眠没有影响。不仅是没有影响，还有帮助。有点像小时候，在家里，深夜，睡得迷迷糊糊时看到走廊里亮起了灯，听到了夜归的爸爸妈妈的脚步声衣衫摩挲声，会越发深沉、安心地睡去。这才相信，神经衰弱的确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疾病。睡在身边的我的丈夫赶走了我孤独于世、无所归属的焦虑、紧张、忧郁，给了我安定和踏实。但是这天夜里，失眠症卷土重来。他说去敦煌，去了敦煌回来后再去哪里，新疆吗？一切都是即兴的，得过且过的，实用主义的，没有计划没有想法没有明天不计后果，包括他同小唐那个下午的性爱。婚前在给我的信中他说：“关于以后安家的事，你尽管放权于我，由我安排，咱们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这话对我可说正中靶心，比任何表示爱意的甜言蜜语都具吸引和效力。所以来兰州后，面对一个接一个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混乱，我始终笃定，踏实：他会有安排，会有解决处理的办法。是在他说去敦煌时信念突然地动摇了，立刻摇摇欲坠。我一直不肯正视，现在不得不正视了：他不是我希望、我以为的那种人。天快亮的时候，我想，先回家吧，我母亲家，尽管也是权宜之计，却合情合理，更主要的是，我想家了。他安睡一夜，中间只翻了几个身，我躺在他和墙之间静静等他醒来。他醒来后，我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欣然同意。这“欣然同意”令我轻松的同时也感到了悲哀。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忙于买票，采购，同各方告别。兰州的甘肃特产有很多适合老年人的补品，百合干，人参果，红芪，黄芪，枸杞……我们把要买的东西列了张单子，拿着它在各个商场的各个柜台前跑来跑去。每买好一样，彭湛就用香烟在单子上那个物品名称的旁边点上一个洞，直到单子上该点洞的地方全部点满。那两天里，我是快乐的。
到家的时候是傍晚，妹妹带车去车站接的我们。在火车上时他一直有说有笑，快到站的时候，话突然少了，心神不宁。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他有点紧张，这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心不禁很柔软地动了一动。到家洗洗手就吃饭了，小英熬的粥，放了七八种粮食，大、小米，红、绿豆，麦粒，薏仁，花生，还有枣，黏黏的，稠稠的，非常香；炒了几样素菜，切了自家腌制的泡菜，蒸了一屉烫面灌汤包。包子馅以猪肉为主，另外放了香菇和洋葱。香菇洋葱与肉混合一起会产生一种奇特的、类似植物味的异香。母亲的生活经验丰富无比，小英在她的调教下，都可以去馆子当厨师了。按我们家的饮食习惯，晚饭一向只喝稀的，或粥或面条，包子是单为彭湛准备的。母亲说，男孩子，晚饭也得吃点干的，不然顶不住。我笑母亲，说他都三十多了还男“孩子”，母亲说他就八十岁在我面前也还是孩子。我们母女说这些话时彭湛始终没吭，只是在该笑的时候笑一笑，该点头的时候点一点头，一个灌汤包乒乓球大小，他也要分作两口来吃。吃完饭去客厅聊天儿，母亲问了他许多问题，比如父母哪年去世的，都什么病去世的，他一直都干了些什么，现在的单位怎么样等等。问一句他答一句，问什么他答什么，坐在长沙发的角落里，腰板直直地挺着，两手交叠放在腿上，微黑的面孔又变成了青石色，打眼看去，眉清目秀的还真有点像个孩子，一个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乖孩子。看着他和母亲交谈，我忽忽悠悠地想，他二十多岁就没了父母，结婚时又找了那样的一个女人，多年来没人管没人问的生活使他长得有些歪了。彭澄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如果我好好对他，关心他影响他，怎么知道他就不能够变一变呢？晚上上楼睡前，我去跟母亲道别。母亲对我说：“这孩子不错。”我没跟母亲说在兰州的事情，说了对谁都没有好处干吗要说？刚上楼彭湛马上迎过来问我：“你妈说什么？”“说你不错。”他的情绪立刻高涨，张张罗罗从箱子里往外收拾东西。
第二天是星期天，姐姐妹妹们早已知道了我携夫归来的消息。由于我的迟迟未嫁，我的“夫”是个什么样子成为了大家心中一个很大的悬念，时间越久，悬念越大，所以这天中午刚过，姐姐妹妹们全都回来了。大姐的儿子面临中考，正在紧张的复习阶段，也跟着来了；二姐是自己来的，从博山驻军医院乘了三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三姐和两个妹妹携夫带子，半小时内相继拥进了家门，家里面顿时人声鼎沸。我叫着彭湛一块儿把从兰州带回的东西一一分给大家。比起别的女婿来，母亲对彭湛似乎有着一份格外不同的感情，许是因为彭湛没有母亲的缘故？我们家其余几个女婿的母亲都健在，包括大姐夫。彭湛很快就感觉到了来自母亲这方面的特殊关爱，日前的紧张一扫而光，趁着分东西的工夫，叫姐姐，叫姐夫，认妹妹妹夫外甥外甥女，活跃，亲热，自然；并且一个人包下了晚上聚餐的大菜，菜做得也好，博得全家上下的称赞。
吃饭时母亲让开了一瓶五粮液，彭湛喝多了。姐夫妹夫都不擅酒，每人象征性地抿了一小杯，一瓶酒几乎全让彭湛一人喝了，直喝得他脸色煞白，神情淡漠，缄口不语，大家还没走时他就上了楼，不一会儿就睡了，呼声响得站在楼梯口都听得到。我送走了姐姐妹妹们，跟母亲说了会儿话后，也上楼了。洗完后进卧室，刚到床边，正睡着的彭湛猛地坐起：“不行，我得吐——”话音未落就欠身向外张大了嘴。我一把抓起床边的一个服装袋撑开对准了他，刚刚赶上接住那喷涌而出的黄褐色半流体，哗哗地，沫子不时飞溅到我的手上，服装袋沉甸甸地向下坠着贴住了我的大腿，热呼呼的，散发着强烈的酒味和被胃液搅拌过的饭菜味。他开始干呕，一声一声，“呕呕”地让人不忍卒听。我深知呕吐，当年乘船进岛出岛，吐到最难受时就是这种时候，这个时候胃内容物已经吐光，肠胃却仍在痉挛，再痉挛下去，就会吐胆汁，吐血。他吐了血。我去卫生间将袋子里的呕吐物倒掉，然后对了温水让他漱口给他擦脸擦脖子擦手，他平躺在枕头上闭着眼睛，软弱得一动不动。后来，他又睡了，这一次睡得平静深沉。我却没有睡好，他轻轻一动我就会惊醒，像一个睡在病孩子身边的母亲。次日醒来他第一句话是：“别告诉妈妈。”他说“妈妈”，不是“你妈”，使我异常感动。
早饭后，按照事先安排的，我和他去英雄山看父亲。英雄山有个烈士陵园，是小时我们常被带去的地方。那里埋着许多在解放这个城市中牺牲的解放军官兵，一人一座石刻的墓碑。陵墓顺着山体的坡度而建，一排一排，排与排之间隔着松树，有风吹过，松涛声声。头几次去心中很是肃然，怀着景仰和一种莫名的羡慕，去的次数多了，也就渐渐淡了。后来政府号召火葬，有关部门顺势在这里建了座公墓，这里寻常百姓是进不去的，需有一定党政军职务，骨灰的存放秩序也要依据此人生前职务高低。每走进这里我心里都不舒服，感到一种无奈的悲哀，为了父亲。他肯定是不需要这些个的，却是身不由己；我们也是。打开属于父亲小格的小门，父亲在里面对我们微笑，那是一张他七十周岁生日时的照片，高额头，深眼窝，一头雪白的银丝浓密整齐向后梳着。彭湛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说：“你爸爸很漂亮！”
看过父亲，我们顺路去了烈士陵园，这也算是这个城市的一景。彭湛看过之后颇不以为然，无论对它的规模还是风格。他说如果听他的话去敦煌，他就可以带我去途中必经的高台烈士陵园看一看了。一九三六年冬，红军四方面军第五军的三千八百多名官兵与六倍于己之敌奋战二十天，最后全部战死高台，其中包括军长董振堂。彭湛让我想象一下，三千八百多人的烈士陵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说：
“董振堂那年可能四十岁不到，要能活到今天，至少是上将了，会有一栋小楼，终身配有秘书司机公务员警卫员炊事员。可是他死了。叶帅为他题了诗，”彭湛一句一字背了这诗，“英雄战死错路上，今日独怀董振堂，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就此，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说了很久，甚至一点一点、不厌其烦、非常细腻地给我描述高台烈士纪念堂里一张年轻女护士的照片，是马步芳匪帮给照的。照片上她人已经死了，被钉在了一棵大树上，大概是为了不让她倒下。十几个持枪的男人分站在她的左右前后，兴高采烈地跟她合影。我默默听他说，但不知他为什么说。最后，他说：“董振堂早先是冯玉祥的部下，那时对自己要求就非常严格，曾向他妻子下过保证他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不嫖娼，不讨小老婆，直到八年后牺牲，恪守诺言。……我父亲曾是董振堂的部下，对他非常推崇。”我想，噢，原来如此。但接下去他说的话，使我发现还不止如此。这时我们已经下了山，山下就是公共汽车站，好几路，他说别坐车了吧，走一走。
“有好长一段时间了，我觉着活着没劲，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毫无变化，也看不到什么变化的迹象。一个男人，出生于军人家庭，从小听到的看到的都是那些，受到的教育也是，有几个心里没有过英雄梦、伟人梦？当兵后转业，是对我的第一次打击，后来是父亲母亲去世，再后来是结婚生子，使我觉着所有的梦想都离我远去了，我却无可奈何。刚才说到董振堂时你用了一个词儿，‘惨烈’。惨是惨，但同时还有个‘烈’。壮烈，热烈，轰轰烈烈，都是‘烈’，千古留名万人瞻仰，也不枉来世一场，都比我这样强，有了不多没了不少无声无息庸庸碌碌，蚂蚁似的。有时睡一觉睁开眼来，躺在床上，我就盼着来场战争、地震什么的，摧毁一切改变一切，顶不济，大家一块，死了拉倒。去云南之前正是我心情最不好的时候，我决定跟小唐复婚，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对生活不再抱什么希望，既然是混，跟谁混不是混？男人往往是最脆弱的，不堪一击，特别是我这样的家伙。感谢命运，让我在这个时刻遇到了你。韩琳，我有很多的毛病，我非常清楚正是这些毛病使我走到了今天这步，我想，从现在起，得开始改了。第一步，先戒酒！”我抬头看他。他没有看我，说：“昨天夜里你都没怎么睡我知道。”汽车从我们身后赶过，一辆辆奔驰远去……
雁南来了，等好久了。她刚生了孩子，还有几天才出月子，听说我回来了，就迫不及待地来了。人整个胖了两圈，更白了，白又亮，所以一见面就抢在我的前头说道：“我现在是不是像个刚出笼的发面馒头？”然后又转脸专门向彭湛解释，“刚生了孩子。”待她说完我才得空跟彭湛介绍了一下她是谁。彭湛听后主动寒暄：
“你是儿子女儿？”
“不理想，唉！”
“嗨，男女都一样。要我说，女儿好，听话，对父母孝顺。”
“是啊是啊，要不怎么说不理想。”雁南做妇产医生见多了人们的重男轻女，经常耍一些类似的把戏，几乎屡试不爽，都成习惯了。彭湛哪里知道她的这个毛病？一时语塞，借口有事出去了。
“个头还行，”雁南看着他的背影开始评价。“看样子人也老实。听阿姨说他也当过兵父母也都是部队的？你不会为了这个就找他吧，千挑万选找了个兰州的，他是干什么的？”恰好这时彭湛回来，听到了雁南后面的话，或者说听出了她话中的意思，主动说道：“小职员，市府机关里混口饭吃。”话是笑着说的，但雁南不是小孩子。刚才同他开的那个玩笑就不太恰当，毕竟人物关系还不到那个份上，这下子又让人听见了怀疑和不恭，便非常地不自在了，脸一下子红了，由两颊开始，顷刻间红满了额头。但这种时候最尴尬的人还是我，一边是朋友，一边是丈夫，说什么？暗暗希望彭湛出去算了，用余光看他，他不仅没有出去的意思，反而坐下了。稳稳地坐在长沙发中间，欠身拿起了长茶几上的水果刀，看着果盆里的水果，说：
“雁南吃桃子还是吃梨？”自然沉着，听不出一丝的勉强或故作姿态，让我稍稍放了点心。“都行。自己来自己来！”彭湛不让她“自己来”，从果盆里挑了一个最大的水晶梨削着，边说：“常听韩琳说起你，女中豪杰。”
“听韩琳瞎说！”
“做手术直做到自己生孩子前，下了手术台直接上产床，到新单位不到半年就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我没记错吧？”说着彭湛扭脸看我。我看雁南，笑：“没错！”同时为彭湛的精彩表现好不自豪。雁南脸更红了，红如熟蟹，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接过彭湛递给她的梨，一口接一口拼命吃。可怜的雁南，最不喜欢吃梨，一吃就胃疼，梨性大寒。
“雁南去过兰州没有？”雁南摇头。彭湛说：“欢迎有空去玩儿，兰州是个非常有特点的城市。”
“当然当然当然！”雁南连声附和。
“明年去，带上孩子，我们明年买车，到时候，专车迎送，旅游全包。”我有些吃惊，彭湛对我一笑，“有些事本不想过早地说，想等有了眉目再说，今天说到这了，说就说了，雁南也不是外人。”雁南终于可以不再吃梨，专注地盯着彭湛，彭湛缓缓地，字斟句酌地说：“我的计划是，一年买车，三年买房。我和几个朋友最早打算办一个郊区养鸡厂，这个项目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地点，合作伙伴，资金还差一点，准备贷款补齐。跑这事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决定再搞一个工艺美术厂，利用大西北独特的民俗风情，弄一帮民间艺人，制作有西北特点的工艺品，手工制作，越土越好，与旅游部门联手，把来西北旅游的外地人和老外的钱统统赚来。照此思路，同时在兰州搞肯德基分店麦当劳分店。搞工艺品是输出土的，搞肯德基麦当劳是吸收洋的，把大西北的儿童们也动员起来，充分吸纳本地资金。还有更重要的一项，养蜗牛，去海南买地，一千多块钱一平米，将来就是不想养蜗牛了，光卖地，也能卖出十几万。”
“彭湛，你这都什么时候的事？”我心里不太踏实，我不希望我丈夫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不负责任地瞎吹。他道“从云南回来以后”，一股热流从我心中流过。彭湛说：“目前海南那边已经有人去实地考察了；北京也托朋友去肯德基了解情况，我回去后就准备正式向单位辞职。”雁南听得眼都圆了，这在她那个生活圈子里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军队和地方说是水乳交融，事实上隔着一堵相当厚的墙。墙外的人不知里面，墙里的人不知外面。
小英跑来叫彭湛了，中午雁南在家里吃饭，母亲让彭湛掌勺，小英已把小工的活都干完了，彭湛走好久了，雁南仍兀自感慨：“行了韩琳，后半生有指望了！”
“没听都还没影儿的事呢，你就听他吹吧。”
“能吹也行啊！我们家那个同志，一开口就是‘咱就是这样，就是没本事，就是窝囊，怎么着吧！’别人还没说什么呢，自己先往下出溜，也算是男人！想想就气，就没情绪，就堵得慌。你哪怕真的就这样，真的没本事，吹吹牛总行吧？吹牛都不敢吹，怕担责任。”雁南恨道。她丈夫不久前转业了，目前工作还没有落实，正好在家把雁南的月子伺候了，不想雁南还不领情。“我用得着他伺候月子？有保姆足矣！看着他一天到晚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干些保姆干的事情，我就觉着天都塌了！……你还笑！因为这个我奶水都不好了，本来特别好，吃不完。”
“雁南，我觉着吧——”
“你别‘觉着’！你觉不着！你哪里会知道，一个男人要是胸无大志自甘平庸起来，多么乏味叫人讨厌！”看着雁南沮丧的样子，我无法不为自己庆幸。
我和彭湛返回兰州。
依我是想在家里住够日子，然后直接各奔东西的，彭湛跟我商量，让我跟他一块先回兰州，态度谦和甚至谦卑，让我没法直接说不。我说：“跟妈妈怎么说？”
“就说还有点事要办。”
“什么事呢？”他说不出了。最后还是我跟母亲说的，说我有什么重要东西搁在了兰州，必须去取，所以得早离家几天，最后就从兰州直接返京了。看得出母亲极舍不得，家里热闹了这么些天了，我们一走，又是只有她和保姆的日子了，但她什么都没有说，母亲对我们一向体谅。在母亲点头表示同意时我难过地想，欺骗一个信任自己的人是多么容易。走前母亲又像以往那样提前好几天就开始给我们张罗了，令我心烦。从前我以为这烦是因为要离开亲人离开家又要孤零零一个人四处漂泊的缘故，但是这次跟从前不同，这次我是要同我的丈夫返回自己的家啊，为什么还是那样的不愿离开？
我不想去兰州。如果可能，倒希望能把彭湛现在就从那个乱七八糟暧昧混乱的环境里移植出来，在母亲这里或在北京，过一种干净、健康、明亮的生活。但现在不仅他出不来，我还得去，去帮他安排，了断。后来想，他的不愿一人只身返回，还有我的不愿前往，是不是都是一种预感？
去兰州的车票钱依然是得我出，可我已经没有钱了，没料到会有这么多的意外。只好同母亲借，借钱又得编一些谎话，看着母亲深信不疑二话不说打开抽屉戴上花镜一五一十点钱给我，我难过极了。当时是晚上，当我拿着母亲的钱进楼上卧室时彭湛自嘲：“唉，年过三十了身无分文！”
“是啊。”我干巴巴地附和一句。对于凭什么要把钱全部都给小唐的事是再也不能提了。她说她陪他睡了七年，曾怀着那样的鄙薄觉着一个女人这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婚姻是多么不自重多么庸俗甚至是贱，现在却发现这是他们双方的一个默契，一个共识，是他们关系的实质。否则，他怎么可以在已经爱上别人时又去找她，并且在解决完问题后立刻把她丢开？下午的阳光由门上方照射进来，沐浴着他们合二为一的身体……就是亲眼所见也不会更逼真更生动了吧？曾一再对自己说你学医出身应当对此事有着充分理解，在母亲家我也的确把这事给忘了，为什么一说兰州便会又想了起来？才发现它原本就没有消失它已牢牢扎根在了我的脑子里随时会幽然浮出。
车到兰州时天下起了霏霏细雨，阴冷阴冷，令我心情抑郁，还有些隐隐的不安。天气变化对我的心情影响一向很大。我们下了公共汽车，小跑着进了那座有警卫值班的大院。院里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只有房屋、树木在雨中呆立，听任雨滴冷冷地敲打。我们冒雨向我们的家跑去。突然地就明确了心情不好的原因：那个家，真的是我们的家吗？她还在吗？她要还在，我们怎么办，躲出去还是与她同居？躲出去，去哪里？我和彭湛肩并肩地跑，谁也不说话。但我知道，我心头的忧虑也正是他的。彭湛打开了房门，房间里光线很暗，上午如同傍晚，他开了灯：屋里是一片刚搬完了家后的空旷和凌乱。
所有的东西都搬光了，沙发，茶几，电视，餐桌，椅子、冰箱……连厨房里的排风扇都卸走了，留下了一个方方的大洞，洞下面的窗台上潲进来一片雨渍；瓶瓶罐罐遍地都是，打开来看，全是空的，搬得非常细致。我们不约而同、一前一后上楼。眼前出现了奇迹：卧室里的那张床居然还在！床上居然还有一套卧具！忽然地，我明白了对方的思路。她搬走东西不是因为赌气不是为了惩罚，完全是为了她日后生活的实际需要，给我们留下的这套生活必需品，就是她冷静权衡的明证：以免惹得狗急了跳墙，去找她的麻烦，她是彻底地放弃了他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单纯，仅是物质上的问题要好办得多。她的这种无理贪婪也彻底摧毁了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去除了我对她所能有的全部内疚。糟糕到极点的心情稍微好了一点。彭湛的脸却仍比外面的天还要阴沉，终究是角度不同。我轻轻搂住他的胳膊，说：“没关系。”我们去食堂吃的饭，主要是陪他吃，我几乎没吃，吃不下，没有食欲。他吃了三个馒头，两份菜，一碗面汤，毕竟两顿没吃了。看着他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有感触，想，到底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心胸开阔。也是在后来，后来的后来，我才了解这并不是由于心胸，而是一种个体差异。个体差异用在这里是我的一种杜撰，我的确切意思是，肉体需要之于彭湛，似乎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食堂回来，我们收拾房间，擦，扫，刷，洗。有了具体的事情和目标，加上想到晚上不必出去流浪，更重要的是渐渐意识到这已是我的家了——尽管一穷二白四面徒壁，但却是我的了——心情开始慢慢好转，由于活动，冻得发僵的身体也开始暖和。为了抵御屋外的阴凄，我还开了楼上楼下所有房间的灯。
房门被打开的时候我们刚好收拾到客厅，门开后，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被从半开着的门缝里搡了进来，同时响起一个老妇人愤怒的声音：“你们去度蜜月！玩儿！让我给你们带娃儿，不要脸！”
只听到了这个声音，没看到人，大门就“砰”地关上了，惊魂未定的小男孩儿反身扑到门上，伸出小手去够门锁，同时大声哭叫：“姥姥！”彭湛走过去把小男孩儿抱起来，紧紧搂在怀里，亲他，不停地安慰他。“爸爸，”小男孩儿哭泣着用小手指门，“妈妈——”
我呆呆地看着，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像是在看电影，又像是在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