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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开国大典6小时》》

《开国大典6小时》

——大典背后的秘闻

作者：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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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l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

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集合

在天安门城楼后边的空地上。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大家

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1．突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端门之间有一块空地，上面站立着数棵历经沧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

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

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岁的毛泽东自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此刻，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想些什么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伟人想起了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诺言，也许想到了逝去的峥嵘岁月，也许脑际翻腾着更为汹涌博大的风云……比毛泽东大7岁的红司令朱德随后走向天安门城楼，之后是比朱德小12岁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岁的宋庆龄以及其他领导人按顺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今天，毛泽东与18年前在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上一样穿着中山装，只不过那时是布衣，今天是黄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神采奕奕。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级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

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与颐年堂之间，是一处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从香山公园搬来往在这里。他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睡觉。跟他时间长一些的卫士都知道他这个习惯。

然而，今天他吸着烟，不停地忙碌着，忘记了休息。

此时，北京城内外的数十万群众正准备赶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庆典。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周恩来特别关心毛主席的休息情况。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门检查了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指出了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背景布置等不妥之处。从天安门返回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当卫士长李银桥又一次回答主席还没有休息时，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动他早些休息。”

周恩来对卫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烟。李银桥小声将周恩来的话报告毛主席，并劝他说：“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

毛泽东在卫士们护侍下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卫士长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按嘱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卫士们知道，这件礼服的料子，当初是秘书叶子龙送来让毛主席过目的。毛泽东像往常那样，在床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的书才起来。

毛泽东吃过饭，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当选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其他各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这位走上东方大国首脑岗位的人物，年仅51岁。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一百级台阶并不长。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漫漫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

别着红绸条的新中国领导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们深深懂得脚下每一级台阶的非凡意义。

2．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就是1949年10月1日。

其实不然。

那么，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究竟是哪一天呢？

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总共是45次。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又是雨。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一年之中要下的雨，都要集中在这一天全部倾泻完似的。

然而，风雨没有阻挡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接下来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之后，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讲。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于是，纪念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高潮。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

人民是多么朴实可爱！

人民是多么坚强伟大！

毛泽东早就断言，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开火，二十九军将士奋起还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芦沟桥反侵略的枪炮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

当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一份宣传鼓动提纲中，就英明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他在这份宣传鼓动提纲的末尾断言：“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漫长而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所以能得出这一远见卓识的结论，是因为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却来抢夺人民赢得的胜利成果。于是，毛泽东代表人民作了著名的“桃子该由谁摘”的形象、精辟的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实在值得纪念，实在可庆可贺。

然而，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极其愤慨的是，1949年1月26日，南京中央社1月26日发表了这样一条电讯：“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让罪大恶极的侵略者最后得到的是“微笑”，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l月28日，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中共发言人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恶行径，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为了抢夺解放区军民天天浇水得来的“桃子”，已经以敌为友，不择手段；他们明目张胆地充当了历史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针锋相对：坚决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坚决搬开一切敢于阻挡历史车轮的绊脚石。

因此，1949年7月7日，纪念“六七”抗战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意义重大而深刻。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3．国母最快活的一天

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登攀着。她在这支参加开国大典队伍中的位置十分显眼。

她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是这支队伍中的第四号人物。

她今年56岁。1893年1月27日，她出生于上海。她与毛泽东同岁，算小账，比毛泽东大11个月。

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谈起请孙夫人北上的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想得更为妥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当此重任。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周恩来总是把工作放在头等位置。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毛泽东说道。

“请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办事向来缜密、周到。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宋庆龄终于道出了迟迟没有去北平的一个深层原因。

此时，她不禁想起了1925年的北平。这年1月30日，病中的孙中山还对她说：“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元危险。”但是，不到两个月，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为此，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北平，是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与她诀别之地。北平的那个噩梦从此总是缠绕着她。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

下这个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曾经令她悲痛欲绝的伤心之地北平。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接孙夫人。

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了。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孙夫人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穿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中，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

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有太多的事需要毛泽东去忙。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俩人享受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

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互述阔别，一席畅谈，气氛欢洽。

10月1日下午，当她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广场上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群众，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她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并排站在一起，亲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时，宋庆龄不禁泪花闪烁。那是欣喜的泪：她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事后她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去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宏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即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最使人感动”：

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紧跟着第一桩的是第二桩最生动的事件。10月1日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召开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日子。这个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洋，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这是景象的大观，这是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

政府诞生了。

开国大典上，国母喜不自禁，热泪盈眶。

24年前北平给她蒙上的沉重阴霾从此扫去。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天，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

4．“金蝉脱壳”的李济深再次亮相令人刮目

年过花甲的李济深健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他今天能走在这条古砖道上实属不易。他知道，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一亮相，一定会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大吃一惊的。

李济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奇`书`网`整.理提.供]

但李济深毕竟挣脱了他们布下的罗网与羁绊，如同深海潜鱼一般突然消失于他们的监视之中，又倏然浮出，一下跃上了天安门。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可到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他仍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就在这个北方农村土庄子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公告《五一劳动节口号》，将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与政治主张告诸于天下，下了一着很有政治远见的棋。

翌日夜，毛泽东抛开其他军国大事，伏案疾书，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并主持盟务的沈钧懦写信：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

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

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毛泽东要与两大民主党派领袖商讨的问题，确是绝顶的重要。中共华南分

局的领导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开

香港进入解放区。但李济深是一个为多方关注的人物，他要游鱼一般自由自在地离港而

去，绝非易事。如果贸然行事，就可能惹出大麻烦。当时，众多的政治势力都在向李济

深伸出形形色色的手，想利用他做政治斗争的本钱和幌子，他们试图阻止他北上走向解

放区。

不知怎么搞的，香港有一份小报竟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捅了出去，本来就盯着

他的那些眼睛，这下瞪得越发大了。

港英当局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

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前去投奔解放区的事实。港英

政府本来就把他当做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专门在他私邸门前派了

守卫的警察，四周布置了一些密探。现在，他们对他“保护”得更加严密了。

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要破坏李济深的北上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李济深的动向。事实上，美国方面与他早有频繁接触。美

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即将分崩离析，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李济深出山，利用他在国民党

军政界的影响和在全国各界民众中的威望，组织一个既反蒋介石又排斥共产党的新政权，

美国则自告奋勇地做后台老板，以保证美国在华利益不被剥夺。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派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作说客。蔡对李济深说：

“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

判，保留江南半壁江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

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但李济深不为巨大利诱所动，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

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

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

布，万万不能如此。”

美国方面对李济深这番表示当然深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希望他与共产

党新政权挽起手来。

李济深北上之旅，阻碍重重。

他没能第一批离港。

他又没能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却急需他北上共商大计。

对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的毛泽

东、周恩来急了。11月5日，周恩来亲拟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于12月之前，将

李济深等人安全接到解放区。

钱之光、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

他们先安排何香凝请李济深吃饭，说服他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从自身安全考虑，都

应当图谋早日北上。

接着，潘汉年亲自行动了。

一天，一位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精干男人，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门前。他的

目光显得很柔和，但不时透过不易被人察觉的机警目光。罗便臣道92号是盖在半山腰上

的一幢小洋楼。一看这楼就知道，主人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

“金边眼镜”似乎毫不顾忌周围的动静，大大咧咧地叩了叩门。

大门开启了，房子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脸盘宽大而圆胖、穿着半新半旧浅灰色长

袍的老人，他热情地握住了来访者的手。

这位身材、长相明显有两广人特征的老人，就是楼的主人李济深。“金边眼镜”就

是潘汉年。

潘汉年道：“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他边说边幽默地指了指门外。

门很快关上了。李济深马上关切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潘汉年自

信地说。

潘汉年曾经多次拜晤过李济深，俩人谈话很投机，这次相见落座后，潘汉年就打开

话匣直奔主题。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哎，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

让我离开香港，更不愿让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深知这一点的李济深，显然对北上安全问题很有顾虑。

潘汉年马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您尽

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

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选择确定一

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后道：“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说罢，李济深引潘汉年到楼上书房，叮嘱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

一番密谈，商定了一个北上方案。

潘汉年从侧门走后，李济深派人到门外暗察，果见有两个男人在那里转来转去，探

头探脑。

潘汉年的判断被证实后，李济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来的杀手已经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了。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啊！李济深是蒋介石的一颗眼中钉。现在，蒋对他是必除之而后快。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少时读书之余参加农耕和放羊。19

03年入黄埔陆军中学学习。192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

任师参谋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晋升军长，

并晋为陆军上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等职。同年4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

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在南京汤山，剥夺他的军政大权，第一次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但他拒绝追随蒋介石，也不为其收买，开始

组织反蒋组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

第二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

此后，李济深还与蒋光鼎、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在闽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而开始了与共产党合

作的历史。政变被蒋镇压后，李济深逃亡香港，在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

版《大众日报》，继续从事反蒋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

一战线主张。蒋介石被迫撤消对他的通缉令，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

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还授予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当选为主席，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

介石搞内战和独裁。1947年春，李济深得到宋庆龄赞成后，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

下，以回乡扫墓为名，秘密离沪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

召国民党内每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

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并再次对他进行通缉。

上了蒋家王朝黑名单的李济深，这次能不能破网而去，安全北上呢？

圣诞节到来了。受西风浸染已久的香港，放假欢度，入夜火树银花，节日气氛十分

热闹。人们穿上了美丽的节日服装，平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一下子舒缓下来。

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选定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深夜－－12月26日，将李济深等重

要的民主人士安排接走，第三批乘船北上。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悄然停泊在维多利亚港。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消息透露出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华润公司这个中共

秘密通道的注意。就在这几天，他们借洽谈业务为名，派人到华润公司明察暗访。

中共地下党的行动高度机密。

为了确保安全，要走的人不知这批有多少人同走，也不知道与谁同走。

为保证李济深安全脱身，钱之光、潘汉年等人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措施。

26日夜。坚尼地道皇家酒楼三楼的一个包间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坐。香港名士邓

文钊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李济深，赴宴作陪的还有朱蕴山、何香凝等人。

李济深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一群记者等候在酒店内外，观察着宴会的动静。香港警

探也在酒店四周走动。

有人试图接近宴会包间，但没能成功。因为包间外守着两位孔武强壮的年轻人。他

们毫不客气地阻止并粉碎了任何接近包间的企图。

宴会在干杯中结束了。

记者们一拥而上，围堵着李济深进行新闻拼抢：“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

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

随行人员排开一条人缝，保护着李济深冲出人墙，乘车而去。

有人也赶紧登车，紧紧尾随而行。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

还随带了很多酒菜。

游艇在波光粼粼、游艇如鲫的海湾里游弋着、飘荡着。夜香港如同一把珍珠撒落人

间，美丽动人。关注着李济深等人动向的人们明白了：哦，李任公起了雅兴，节日之夜

泛舟赏海了。

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苏联巨型货轮

“阿尔丹”号。

李济深登上“阿尔丹”号，一下子碰到了许多熟面孔。与他同船北上的有章乃器、

柳亚子、彭泽民、茅盾夫妇、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邓初民、王绍鏊、孙起

孟等民主人士。他们装扮得五花八门，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

有的短绑衣衫……他们上船前也都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

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决无出远门的迹象。

钱之光与民主人士作别时叮嘱道：“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

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

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

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

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此时，在一个普通小旅馆里，潘汉年等人正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在李济深等人

脱身行动中，一路布下了随时准备接应的人。电话铃时起时落，一切都按原定方案进行

着。最后，潘汉年接到一个电话：“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

来送行。”

这是暗语。

神不知鬼不觉，没出一点纰漏。

潘汉年顿时如释重负。

“阿尔丹”号一声高吭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

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

峡。

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在那里迎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济深离港后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出

8万港元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宏到香港，想请李济深出来斡旋，促使

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可是，香港罗便臣道92号已是人去楼空。白崇禧的8万港元换得的只有失望。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经潘汉年等人一番工作之后，黄绍宏的态度很快由求和转向共

产党。他接受周恩来的邀请，9个月后也出现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里。李济

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他。

李济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

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

华民族长期陷于贫穷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我

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

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吹嘘。”

毛泽东拉他进会客室，让卫士给他上茶。

俩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李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

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埃”

李济深说：“我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

处得更好。”

劫难恩仇俱往矣！建立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

一起。

李济深终于登临天安门城楼。

他如此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场合，令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大为

遗憾。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亮相时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是一位农家之子的人生辉煌。

这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人生辉煌。

5．张澜“老成谋国”当上了副主席

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中，一位年逾古息银髯飘拂的长者十分引人注

目。

他就是出生于清同治年间的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

“老成谋国”的张澜，是毛泽东筹建新中国必邀的一位人物。

而张澜今天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恍若置身大梦之中。

他死里逃生，才拥有了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日子。

1949年初夏。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这些天，这个原先幽静之地，显得格外热闹。毛泽东在这里频频会见民主党派领袖

和爱国民主人士，共谋建国大计。

建立新中国，“张表老”是不能不请教的。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飘然若仙的长者张

澜的形象。

张澜，字表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地区）

张观沟。

他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联络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们，反对为慈禧祝寿，提出要慈

禧退朝，让光绪皇帝继续维新变法。他的这番举动被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便将他

押送回国。

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因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后来又发展为旧民

主主义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地处西南一隅

的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教学水平名列前

茅，科研成果突出，被誉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他还曾担任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四川省省长、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七七事变”后，张澜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焦急万分。他赋诗强烈谴责蒋介

石丧权辱国的罪行，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掩护、安置共

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9年，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l941年，发起组织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主席，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主席。

他在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

和平建国的道路，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他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

民参政会，声明他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决不参加。

他还领衔与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吁请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发动

内战。与此同时，他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进行和谈，邀请陈诚

参加商谈避免内战问题。

这些举动，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忌恨。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俩人彼此都已久闻大名，可谓神交已

久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然走向布在重庆的那

张政治谈判桌，使他有机会与“张表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45年8月28日，客居重庆上清寺特园的张澜，得到毛泽东已从延安飞赴山城的消息，

被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对和平的诚挚热情所深深打动，连连赞叹：“难得，难得。”

张澜早就从许多重大事件中，领略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业绩，特

别是对于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的卓越政治才能，至

为钦佩，这次毛泽东来了，他急于想见到这位不同凡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于是，立即

驱车赶赴机场毛泽东一下机桥，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飘、粗布衣衫的张澜。他不等

别人介绍，就走过去紧紧握住张澜的手：“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握住张澜的手，

很久都不松开。

“你为国操劳，身负众望。应当，应当！”张澜道。

初次谋面，一见如故。

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多次与张澜交谈，希望通过他的影响使西南的那些

地方实力派能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并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

张澜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还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

张澜还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

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赞誉他不愧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毛泽东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飞赴延安。张澜也赶赴机场送行。

张澜对毛泽东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哟！”

“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毛泽东微笑着热情地说。

1946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讯后，

张澜愤然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散后，他尚未走出会场门外，就

突然遭到早已布下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场头部致伤。

l949年暮春，蒋介石料知自己的政权很快就要土崩瓦解，待在大陆已时日不多了，

丧心病狂，欲结果张澜性命，不让他活到共产党时代。

一天，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了张澜正在休养的一所疗养院。经院主持人郑竹定大夫舍

死营救，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医务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没有当场下手，允许

他们把张澜软禁在病房内。

蒋介石身边的谋士得知此事后，也觉得这一招太不高明，劝蒋不要落下此等口实。

蒋介石悻悻然不置一词。

好在形势急剧发展，上海很快解放了。国民党特务终于没能对张澜下黑手。

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向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董必武发出电报。

毛泽东接阅电报非常高兴。

一别数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泽东与“张表老”不是要在延安再次

晤谈，而是要在北平共谋开国大计了。双清别墅里吹拂着和煦的风。毛泽东欣然命笔：

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信中提到的罗先生，是指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罗隆基。

张澜接到电报后，立即离沪北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抵达北平下榻北京饭店的消息后，次日就去拜访。走前，他觉得去

见“张表老”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便嘱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

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其他几件屈指可数的衣服中左挑右挑挑了一番，

竟未能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道：“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去借一件穿？”李银桥问。

毛泽东说：“不要借了，有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

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一份歉意，到北京饭店拜访了张澜。

张澜为之十分感动，一定要到香山回拜。

张澜的车开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口迎候了。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上前扶

住他。

张澜已届77岁高龄，这天精神很爽，但行动已不那么稳健了。他边走边说：“盼望

多年的胜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毛泽

东说。

“当然，当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我也能多活10年。”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在双清别墅亲切晤谈，谈了很久。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他盛赞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

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

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他热情称赞：“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

期。”

他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新中国政治制度，与旧民主主义的总统制、内阁

制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政体进行比较，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协“共同纲领”给予高

度评价。

同时，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也深知保卫已有成果和建设新国家的艰难。

他告诫大家，“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

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

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因此，他号召民盟

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并希望大家

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求革命到底，建国成功。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并不长。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很漫长。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张澜老先生经历了前后两个世纪、数个朝代的漫漫求索。

银髯飘拂在天安门城楼上。“老成谋国”的老革命家，担当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重任。

面对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面对全中国，面对全世界，老人感慨万千，兴奋不已：我

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

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6．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在天安门城楼

西侧的古砖道上进行着划时代的攀登。

他们一个个既是平凡之人，但一个个又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举行开国大典时，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

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

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

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

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

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

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

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

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

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

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3位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6位：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委员56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

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

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

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

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

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主席、副主席中最年轻的是高岗，时年44岁，是其中惟一出生于20世纪的人物。他

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

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后与饶漱石等人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被开除出党。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

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

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

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

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

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

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

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

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

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

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

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

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

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

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

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

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

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

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

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

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

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

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

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

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

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

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

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

封画着黑框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

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

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

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

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二、庆典场地为何选定天安门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和

其他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上。实况播音员丁一岚立即欢呼

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

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

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

1．权衡再三选定庆典场地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这个设想早在，19

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

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

圆满。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

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

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

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

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

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

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

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

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

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

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听完汇报后，各位领导先后进行发言，作了一些指示。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

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

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

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习惯性地将一个胳膊时抱在胸前，在办公室

里踱起步来。

他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

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

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

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

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

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

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

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

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

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

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

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

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

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

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劝承天启运，受命于

天”之意。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

后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

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

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

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

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

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

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决心下定于凌晨。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

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

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l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万吨

南洋华侨领袖、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陈嘉庚，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回国参加政治

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

那天，他路过天安门，见到这个著名的宫廷广场垃圾成堆，心中颇有感慨。

垃圾如山，臭气阵阵。这个广场就像封建皇朝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一样衰败到了极

点。

为此惊诧的不仅是这位南洋华侨领袖。

北平解放时，解放大军开进来，只见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有

人估计，当时市内堆积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皇城根下的垃圾也是有说头的。除了民国当朝的垃圾外，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垃圾

还是“文物级”的——是明清两朝的遗物。这不是演绎，因为当时有人从垃圾堆里找出

了不少明清时代的文物。

民国时期，城里的垃圾堆还在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垃圾倒成了旧皇城地质的一部

分，不同时期倒下的垃圾就像一层一层的页岩。后来，市区内再也没有办法往高处堆放

了。于是，垃圾堆就上了房顶，就上了街道，就到天安门广场安家落户了。

当时城内有个叫二龙坑的地方，连年堆放垃圾。长起了一座高高的、臭气冲天的山

头，居民们出门得翻越这座垃圾山才行，生活、交通苦不堪言。

北平解放后不久，军管会人员来到天安门时，简直不相信眼前这座城楼就是天安门

城楼。只见城楼破败不堪，杂草在寒风中晃来摇去。他们踏上通向城楼的砖道时，一群

野鸽子扑索索飞起来，咕咕地呻叫着飞上天空，一派萧杀景象。通向城楼的古老阶梯上，

满是厚厚的、表面业已风干的鸽子粪便，一脚踩上去，浓郁的霉臭味直冲鼻孔，弥漫在

空中。

皇城根下的一位居民诉说道：“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堆里十几年了！”

垃圾成山，不仅阻塞交通，而且污染环境，滋生疾病，严重损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

康。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决不能建立在这样一座垃圾城之上。

在天安门被确定为开国大典场地之前，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号召党、政、

军、民、学、商各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

“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

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

员大会上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战。

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

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

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点燃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自己生活环境的工

作热情。

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为大清扫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清户、清巷。

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为大清扫的第二战役。主要任务是清除待运场和重点地

区。

经过91天的会战，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重达201638吨。

垃圾数量实在惊人！

陈嘉庚进北平时，北平市打响的垃圾战第二战役尚未结束，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山

尚未被新中国的“愚公们”搬走，因此使他有幸目睹了旧中国留下的蔚为壮观的奇特景

象。

当天安门将辟为广场，北平将改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等消息传出后，获得新

生的人们干劲更足了。

“建设人民首都”，天安门城楼下矗立起一块崭新的巨幅标语。

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是政府的号召。

数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

草铲土，没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块，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

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

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市建设局的工人大军开进了广场

这是建设自己的广场啊！工人身上蕴藏的冲天干劲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他们奇迹般

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

很快，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鲜花、绿草、树木种上了。

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美丽得如同即将迎接新生活的新娘。

天安门广场的新生，是整个北平城获得新生的一个缩影。

古都打响的这场垃圾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至此，所有的垃圾山都被新中国的

“愚公们”彻底搬掉了。

告别古老皇城，拥有崭新首都的市民们感慨道：“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

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广场以及许多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垃圾堆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死城北平已经成为历史了。

新生的北京，则犹如初生的婴儿，沐浴着朝阳，生机勃勃。

3．为新中国门面整容

当确定以天安门城楼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那一刻起，这座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经典

之作，就升华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门面了。

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建成于1420年。由于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而也就袭

用承天门之名，意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被视为明成祖之后的明皇朝承天命

和敬天的首要之地。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7月，承天门被火焚毁。宪宗成化元年（l465年）3月，

在工部尚书白圭的主持下，重新修复了承天门，并由原来的东西5间扩大为9间，将牌坊

式改建为宫殿式，基本具备了今天天安门的规模。1644年，占据白山黑水的“大清”军

队攻入北京，人主中原，承天门两次焚于战火。顺治皇帝进京时，承天门就像牙齿脱落

的骷髅头，只剩下5个黑乎乎的门洞，上半部已荡然无存。清顺治8年（1651年），顺治

帝下诏重修承天门。修复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岁月沧桑，但这个名称一直保留下来。

天安门城楼雕粱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建筑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成行排列的柱子

多达六十多根。《大清会典》说其“雕扉三十六”，是指每间都有四扇油饰红色的凌花

窗门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汉白玉栏杆，望柱上有莲瓣瓜头，柱身柱间的栏板为荷瓶

雕刻。同时，还有整齐犹如龙爪菊的斗拱，梁柱上有华丽的缠枝莲和宝珠吉祥的草形绘。

暗檐处则用青、蓝、绿等冷色与鲜艳的红柱、红墙相映衬，显得十分美观。

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有三间黄瓦红墙、红窗子的小房间，它原是守护天安门

城楼的护军的住舍。城楼上的守军将士，负有瞪望和守护天安门城楼的任务。天安门的

城台由汉白玉的须弥座和砖台组成。须弥座高1．59米，砖台高13米，用一色42公斤的大

砖砌成，砖间灌注糯米石灰汁，建成后异常坚固。[奇`书`网`整.理提.供]

天安门城楼高达35米，“横空出世”，气势非凡。

城楼上共有5个券形门洞，大小不一，中间那个最高最宽，高8．82米，宽5．25米，

为封建皇帝通行的专用门洞。券门洞装有2扇朱红大门，门上饰有金钉99个和金包龙头铺

首。

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却是一派破败、凄凉景象。朱红的墙皮一片片脱落，斑

斑驳驳，犹如溃烂的皮肤，令人目不忍睹。城楼砖残瓦缺，琉璃瓦顶上杂草丛生，雕花

门窗破烂不堪，东倒西歪。金水河成了臭水沟，满是淤泥黑水。

春风得意，天安门城楼面目一新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作出

了整修天安门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研究提出整修天安门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的意见。

受领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他们深知时间紧迫，深知此

项任务责任重大。

整修工程任务艰巨：要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所

有路面障碍物，开辟至少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使它能够成为开国大

典的主席台，安装一座电力控制的高大旗杆；修补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还要进行

植树、栽种花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任务重，工期短。

从领袖到普通百姓，对这项工程都很关注。

整个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完工。

在市建设局工人和成千上万群众挥洒汗水之后，工程迅速向前推进。

路障被清除了。

城楼上的杂草被拔掉了。

残砖缺瓦被镶补好了。

皮癣般的城墙被油漆一新。

天安门换上了新装。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根据大典筹委会的决定，还要在城楼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

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宾，届时

可以登临观礼。由于时间太紧，搞永久性建筑显然来不及了，建设者们土法上马，用杉

蒿、木板搭起临时性观礼台。但他们心里不托底，专门调来部队，在台上站满密密匝匝

的指战员，看看是不是足够牢固，还让他们在上面蹦呀跳呀，以确保万无一失。

修建国旗旗杆是这次整修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国大

典那天，要保证毛泽东主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关键在于要

把旗杆修建好。

然而，旗杆修建工作不怎么顺利，还险些出了纰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

一开始就很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钟汉，这位市建设局的建筑师，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

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挑起了旗杆结构设计的重任。

他们俩人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

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须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保

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

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

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

接起来。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

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

俩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

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

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

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

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

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

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俩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

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

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

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

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

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

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惊呆了。

梁昌寿也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

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

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人。他俩穿上铁鞋，

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

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

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

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

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

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

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

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

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

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

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

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

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

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

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

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

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

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

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

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

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

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

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

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

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

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

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

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

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

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

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

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

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宫灯，它是开国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段动人

的故事，是中日艺人友谊的见证。

值得赘述一笔的是这些大红宫灯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

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它的些微变化，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更不用说

是换掉大红宫灯了。

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

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

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它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这次拍

卖限于境内机构。当时，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有人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

9：15．拍卖开始。首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

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

300万，这时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实属是一个惊奇！

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确如此。300万之后，

33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立即跟出80

0万，随后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一片寂静之后，1

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场上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

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了拍卖

捶。

此时，时钟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6分钟，从10万元起价，

在6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手持18号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国宜，农民出身，在拍卖场的身份是“中华百

亭鱼乐园”总经理。

45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故事？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是不断生长的风景线。

6．周恩来提议中国“第一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时通过了纪念碑碑文。

这座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塔碑，堪称中国

“第一碑”。

这座碑该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解释说，他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

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意见。

那么，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位置好呢？

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建在中华门南面的位置上；也有人主张拆除端门

的城楼，将纪念碑建在端门的台基上。但由于受当时条件局限，不可能对天安门广场进

行全面规划，因而无法采纳这些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

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从后来建成的效果看，中间留出了宽阔的群众集会场地，从广

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规划还是相当成功的。

30日下午6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

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般奠基典礼，由奠基人铲一铲土，将它投入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

式，格外庄重严肃。

毛泽东主席精神抖擞，面对全体政协代表，站好立正姿势，两手紧贴裤缝，以昂扬

的声调，喊出了符合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一切在口令下行动，全体代表一丝不苟，十分认真，非常严肃。

林伯渠秘书长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

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现在，l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

礼。”

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主席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

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如仪。

这时，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镇压伤了手指。周恩来

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忙掏出笔和本子抢新闻。周恩来笑道：

“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答道：“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碑建成后，正面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碑身

背面有150个馏金大字，是由毛泽东主席撰写、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碑文由“写得一手好的颜体字”的周恩来书写，这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

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后共写了四十多

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可以看出他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造方面有独到的创新。

北京市政府承担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

会”，它由中央与地方17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

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副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刘开渠领导整个纪念

碑的方案制定。

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共收到了180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认为

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该有亲切感，以采用平铺在地面的形式为宜；二、以

巨型雕像体现英雄群体；三、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入云的英雄

气概和崇高品质。

至于艺术形式，有的建议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有的主张采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

建议采用“现代”式的。

经过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被否决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

梁思成先生在设计过程中，虽主张采用碑的形式，但考虑到雕刻家的意见，他又清

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收集了许多欧美、苏联各国的雕像作参考。

为了陈述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他专门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它实质上是一篇精湛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后来，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但对碑顶仍不作最后定论。

碑身以下全部定下来，并立即着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按这个方案，碑高40.50米，是

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设定的，这样，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

碑都比正阳门城楼高。结构方面还考虑到了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

碑顶形式问题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集体研究，彭真市长决定采用梁思成的建

议，即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处于中轴线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的高度为

37．94米，比天安门城楼约高3米，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

由大小不等的413块花岗石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门，嵌一块约70吨重、14．7米高

的碑心石，镌刻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碑脚月台分两层，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月台南

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两层月台四周都有宽敞的台阶和汉白玉护栏。碑身结构是

钢筋混凝土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

用水泥灌浆浇铸成整体。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

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检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

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

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从而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

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参加纪念碑工程建设的建筑师、艺术

家、工程师和许许多多民众的忘我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

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开国大典举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之后，这是亿万民众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共

和国开国领袖群体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欢呼跳跃的数十万群众，还有无数

革命先烈的英灵。

三、国号之争

下午3时整，中共党内五老

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

泽东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成

了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成员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分别举行了第

一次小组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

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第四小组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泛地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

资料，带有一些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

上讨论。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

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接着，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

邓初民等政法方面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

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进行再研究再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讨论通过。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

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

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

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

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

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

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

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

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

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

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

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

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

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

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

称即须注明是简称。”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

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

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

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

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

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

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

“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

造成误解。

2．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

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份午宴请柬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是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

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

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细加分析，应邀者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大多为七十岁上下的长者；都是经历过辛

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

同凡响。其中有的已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则不太熟悉。

应邀者之一张元济：

他是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章京。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新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

合影留念，并向他询问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光绪召见的情景。晚年病重时，毛泽东曾派

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

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

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

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

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

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

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

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

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

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

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

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

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

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

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

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

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孩子问他，“您是

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

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我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

希望了。”

应邀者之二符定一：

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

师，曾力保毛泽东从军阀赵恒惕手中脱险。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

泽东曾为其专著《联锦字典》题写了书名。

他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后迁居汀潭县晓南乡下新屋。幼时家境贫寒，

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

京京师大学堂。l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

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14

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误入歧途。袁世凯垮台后，符

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影响，逐渐醒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心尽力。两年后，他回

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详政府安福国会众

议院议员，复离长沙定居北京。l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

办。抗战时期，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时，19岁的毛泽东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

和教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很土、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居然

能写出如此才华横溢的文章。于是，毛泽东被召来校长室。符定一望着目光炯炯、资质

优秀的青年，心里很高兴，便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毛泽

东一一答来，从容自若，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遂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

情沉静，从容应试，很快便完成了一篇作文。符定一阅后，见果然是一篇好文章，于是

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

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

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在全省高等中学求学时，由于课堂

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在那里读了半年之后，他便毅然决定退学，进行自修。

后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符定一也调到该校任教。因此俩人的师生关系更加密

切。

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

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毛泽东常去校

长符定一家中做客，师生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表达改造旧世界的强烈愿

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热情支持，在其经济拮据时曾给

予资助。

1925年春，毛泽东回乡养病，军阀赵恒惕密令缉捕他。这一年，符定一从北京回到

长沙访亲，在走访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李某时，发现他家有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

泽东的密电，便对李某讲：“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并力陈自

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又凭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竭力保

毛泽东脱险。不久，毛泽东化险为夷，离湘赴粤。符定一得知消息，非常宽慰。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家乡兴办教育，服务桑梓。1946年

初，他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的住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

会住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

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同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

欢迎符定一的到来。符定一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反动，表示要和人民群众一道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回到北平。其女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逗留后，亦由延安返

回北平。临行时，毛泽东托她捎上一封信和一些礼物给符定一先生。信写道：

宁澄先生夫子道席：即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荆德芳返平，托致微

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符定一经常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

平，真备战”的阴谋，积极为党工作。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

新政协的工作。

他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符定一根据自己

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

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

财产遭到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此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3月，经过和

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得知消息，异常

兴奋。从内心上，他更感激符定一和其他人士提出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其他同志，尔后对卫士长阎长林说：“走！我

们到李家庄，看看符定一先生。”毛泽东带着阎长林坐上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李家庄。

符定一闻讯奔出屋门，见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俩人亲切握手。毛泽东说：“好久没有

看见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符定一笑着说：“身体还好。”毛泽东说：“你

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

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听到这里，往毛泽东跟前移

动了一下身子，注意力显得特别集中。“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

经赞成我们的条件啦。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

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

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求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

了。”“出人预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符定一由衷地赞叹道：“这都是毛主席胸怀

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谦逊地说。停了一会儿，又道：“傅作义这

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

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还是毛主席伟

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符定一继续称赞道。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你们在城市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

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接着他叮嘱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

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去

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符定一露出欣喜的神情说：“这就好了，回到北

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

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现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这

次您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好，我不待了，我该

回去睡觉去了。”符定一这才从卫士长口中得知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心情

激动不已。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毛泽东回答说：“符先生过奖了。”临别时，毛泽东

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亲切地对符定一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坐椅

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回

到西柏坡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一张沙发，嘱咐卫士们将其送给了符定一。

北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城。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宴请符定一、章士刽等湖南籍老人。晚饭前，

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

让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不由分

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

当时，中央文史馆刚成立，馆长无人担任。毛泽东考虑再三，提出要符定一这位博

古通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

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并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

听了不以为然，随即补上一句：“还要有才、德、望。”意谓符先生是有才干、有道德、

有威望的人。于是，符定一便担任了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

应邀者之三马寅初：

他生于1882年，浙江嵊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留学，并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杭州财务学校、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

育家。1941年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被囚禁。1944年冬恢复自由。1948年在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进入东北解放区。

马寅初先生一生尊重毛泽东。他与毛泽东的友谊是在40年代建立的。l945年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俩人开始了直接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

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马老，

您要我怎样的支持？”“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

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您这

个尚方宝剑！”马老得到“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

宸等。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马寅初站在毛泽东身后，当北大游行队伍高举红

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

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之间，突

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看游行队伍，关切他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

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为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动情地说：“谢谢主席关怀！”

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热的姜汤时，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

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

怀……”50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在浙江作了大量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

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

口论”。他的见解第一次在195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立即引起

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症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表示赞

成支持。但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1957年春天，在毛

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老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

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大家

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对马寅初的发言，也都

表示赞同。为此，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他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息息相通，无比兴奋地

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

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1957年，马寅初在反右派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否定

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各种言论，但他也痛惜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学术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讨论以至于批评，本来是学术争端，是我们党新提倡又

受到法律保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但后来，康生、陈伯达插手期间，利

用这一学术争端，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

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这位八旬老人“辞宫归第”时的委屈

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蒙受了20年的冤屈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不

久，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宁静的心境顿时翻腾起来，他感慨地说：“我这样的案子

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真伟大！”

应邀者之四沈钧儒：

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几次与他通信联系，共商

抗日大计。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相聚于“民主之家”。90诞辰时，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设

宴招待，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他1875年生，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主张维新变法。虽参

加科举，29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但并不热衷功名仕进，1905年博取功名后旋赴日本

政法大学求学，从而放弃了仕进的机会。1907年回国后曾从事立宪活动，任浙江咨议局

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警察局长，后改任浙江教育司长。1912年5月加入同

盟会，不久又参加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曾在袁世凯、曹锟两任内任职，但抵制袁氏复辟，反对

曹锟贿眩1920年南下广州，出任孙中山军政府检查厅厅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

儒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被捕入狱，

获释后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人士。

1935年，邹韬奋所办《新生周刊》案件发生，该刊主笔、著名进步人士杜重远被捕入狱，

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为其辩护，名噪一时。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由北平首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

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翌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

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

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一文，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

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

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立即于9月18日

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他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

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

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

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

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经常联系，以便彼此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

这是毛泽东与沈钧儒之间的第一次通信联系。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公开致函

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主办的《救国时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答复他们的电文，文章

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

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

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

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

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

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到苏区外的其

他安全地区与他们进行合作谈判。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

是相当尊重的。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获罪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将他们释放。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救国会方面的参政员，沈钧儒同中共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

拒绝出席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这年3月，沈钧儒倡议组织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翌年正式加入，推动该盟日益走向政治进步，并由此成为民主人士左派

的旗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推选为13名常务

委员之一。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委员。

l945年8月，听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在毛泽东抵达

重庆的当天亲自去机场迎接。他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曾亲自登门拜访沈钧儒，

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

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

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

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恳谈，其乐融融。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

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

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

见，沈钧儒等都表示当尽力斡旋，争取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民盟内的一些动摇分子

也发表了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

年初，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

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过去

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中共“五一宣言”发布后，

沈钧儒立即于5月6日代表民盟和救国会两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提出的关于召

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1948年9月，沈钧儒同部分民盟代表，应毛泽东之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

的筹备工作。到达哈尔滨时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彻

底否定中间路线。1949年元旦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

声明，提出和谈八项主张。随后，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

士亦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和平主张，拥护毛泽东的号召，

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

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

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

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

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

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

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

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

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

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

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

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

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

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

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

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

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

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

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

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

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

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

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

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

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

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

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

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

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

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

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

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

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

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

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

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

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延安一别，转眼九

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

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

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

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委员。

应邀者之六司徒美堂：

他生得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是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曾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誉其“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称之为“爱国先贤，侨界耆宿”。

他1868年生，广东开平农家子弟。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长成。1880年去美国打工。

1883年读了《杨州十月》、《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

明活动，时年15岁。

他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在美国屡见有流氓欺侮华侨

事，每每三拳两脚将流氓打翻，扔于街中。20岁那年，因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曾被提

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恢复自由。从此，他

的为人处事，逐渐在华侨中流传开来。出狱后，他先后做过男保姆、厨子、小贩等，结

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于是集合堂内

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士，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称安良堂。该堂以“锄强

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并被拥为“大佬”，

这是司徒美堂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

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由于孙先生耳提面命，使之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带上了革命色彩。翌年，司徒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

自任总理，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此，安良堂便成为致公堂老组织的“龙头”，对后者的事务常常起决定作用。当

时美洲华侨社团的各种活动，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司徒美堂

都积极参与，他还被选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华侨顾问。抗战爆发后，司徒美

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联系，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

日行动。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从美洲抵香港、到重庆。在港期间，

他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军特务要他担任香港维持会长的要求；在渝期间，蒋介石

叫吴铁城引诱他加入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做诱饵，他坚决拒绝。

1945年3月，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

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

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

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

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

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

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

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在情感和事实方面大受教育，从而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6年9月，司徒美堂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和爱好和平的

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

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这是他对蒋介石插手破坏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活动的有

力揭露。同年11月，他公开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经过1947年声势浩大的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之后，司徒美堂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7月间便叫他儿子草拟一

份声明，表示对民治党（由CC派打入致公党改组而成）活动不表赞同，声明与之脱离于

系，转赴香港，准备重返美国，表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彻底不信任。

1948年5月，中共发出倡议，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不禁为之心动，但顾虑到蒋帮特务的监视与控

制，他决定先行赴美再作响应。10月8日，司徒在寓所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题为《司徒美

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嘱令务须在安全抵美后方可在

香港报界公布。声明写道：“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为之

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

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

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

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之良好方法，表示热

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还在司徒美堂赴美前夕的10月23日，中共代表连贯就曾在香港为他饯行。席间双方

交谈甚洽，语殷意浓。这使司徒美堂大为感动，即席新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

于接受中共领导，书中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等语。翌年

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辗转而至的此函后，立即复函司徒，誉“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

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

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毛泽东的热情邀请后，司徒美堂决意再度回国。此间

孔祥熙曾邀他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

不必过虑”等等，司徒美堂坚决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所以回国完全基于爱国之心，完全

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他怕事久生变，于8月9日乘机离开美国，13日抵达香港，

9月初北上抵达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他每会必至，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

界爱国人士。

由此可见，应邀之人都是非常之人。

他们是常春藤。

他们是智慧树。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

宴会前，周恩来特地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

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

三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

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

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午宴的主题：要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

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3．要不要加上“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

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

不可。”

接着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

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这位前清进士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

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

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年届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语，这次由司徒丙

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发表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

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

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

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

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

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

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

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

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

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

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

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

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

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

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

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

泽东在开幕辞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

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

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

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于是，当天通过的大会文件中，“中华民国”的简称就全部去掉了。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

“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4．国号之争的背后国号之争中有两位人物比较突出。

一位是主张国号中有“民主”二字的黄炎培，一位是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

何香凝。

他们两位都是重量级人物，都是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出的意见都有很

重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黄炎培非常了解。他坚持国号中要有“民主”二字，

实际上体现了他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黄炎培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25年后，

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短短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毛泽东会晤、聚宴达10次以

上；新中国诞生之际，向来拒绝做官的他终被周恩来说服，出任了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兼轻工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跟他书信往来，难以数计。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

13岁丧母，17岁丧父，兄妹3人在外婆家长大。

黄炎培6岁起识字、写信，幼时母亲的教育对他日后有很大影响。9岁人私塾，受旧

文化熏陶达十年之久。20岁时，他以府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取秀才，三年后中举。

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就为反对专制、创立民主奔走呼号。199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

学特班，开始接受新文化。不久学校解散，他就与几个朋友在川沙办起川沙小学堂，在

教育中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因此被捕。后经上海基

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后，流亡日本。

1904年回国后，黄炎培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1905年7月，在老师蔡元培介绍下加入

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到苏州规劝江苏巡抚程德

全起义反清。江苏宣布独立后，他便留在苏州工作。1912年起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及副会长、议会议员等，负责江苏教育行政工作约三年，此后又担

任上海申报旅行记者。

1917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回国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最终目标是“使

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教育政策的大改革，翌年创设中华职业学校。职业

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

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

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

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

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

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

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

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

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

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

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

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

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

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

“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

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

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

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两人就此长谈，十分投机。

在延安短短的5天访问，黄炎培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从朦胧中看到了光

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他日后同共产党长期携手打下基矗回到重庆后，

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很快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很

大震动，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期间，

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与黄炎培的会晤和聚宴达十次以上，

从而使俩人的交往与友情日益加深。

内战爆发后，黄炎培拒绝蒋介石要他参加“国民大会”的要求。1949年2月，他在中

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

5日到达北平，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他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进入北平。俩人重庆握别，虽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黄炎培非常感慨。当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第二日

晚，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俩人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在第三天叶剑英

市长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协的

筹备工作，希望他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组织起来，迎接上海解放。他还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亲

笔给他写信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身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在旧中国向来拒绝做官。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

教育总长，他坚决拒绝；1946年，国民党多次请他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做高官，

被他“笑而谢之”。

1949年，黄炎培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后，仍表示无意于仕途。周恩来亲自多方面做

他的工作，终于使他一改初衷，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外，他还先

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条消息见诸报端之

后，连他的大儿子黄大能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黄大能出公差到京，见了父亲便问：

“您一生不做官，恁地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述说周恩来动员自己“做官”的经过之后，严肃地跟儿子说：“以往坚拒做

官是不愿人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得到新生。为此他写下《永远纪念着的1949》

一文。文中说：“我生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1949年呢？因自2月15日从

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新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

动。甚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人”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认识，这是这位民主党派的

领袖人物所毕生追求的民主之果的核。

在中国，有民主才有希望，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这是黄老先生的毕生感悟。

掌民主之旗，唱民主之歌，寄予了老革命家黄炎培先生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真挚

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建立高扬孙中山

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她苦苦求索，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而他的丈夫廖仲恺先

生，则为之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因此，她在讨论决定国号时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

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仰。早在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即与毛泽东相识，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生于1878年。她与廖仲恺结婚后，随丈夫东渡扶桑，留学于

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本乡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他们得晤民主革命先

驱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矢志革命、追求进步的民主革命之路，

并与孙中山及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成莫逆之交，以至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大凡人们

谈起“孙宋”，总要谈及“廖何”。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宋庆龄、何香凝这两位伟大革命先驱的遗孀，

接过革命的战旗，以其清高盖世的伟大人格和奋发独立的不屈精神，成为革命的国民党

左派的战斗旗帜和精神领袖，她们以革命未亡人的资格，不懈地坚持并执行孙中山、廖

仲悄所开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同国民党

内的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这种模范言行，不仅为国民党内孙中

山三民主义拥护者所称颂，也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敬仰。

还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就与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

人物有了革命工作方面的交往和接触。1925年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曾经刊登过

很多赞赏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文章。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毛泽东与何香凝也有

着频繁而默契的工作交往。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三二○事件”之际，何香

凝当面斥责蒋介石：“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你们便在革命队伍

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发后，何香凝再度明确表

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而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提出：共

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毅然辞去国民党反动派加给她的一切头衔和职位，

与之彻底决裂，出走国外以示抗议。毛泽东对何香凝的这种革命立场和无畏精神，多次

表示赞誉。

抗战期间，何香凝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

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

领》，提出停止一切剿共内战、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积极主张，1935年，中共中央《八

一宣言》发布后，她与宋庆龄、柳亚子、于右任、孙科等人立即响应，广为宣传。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宋庆龄等通电全国，斥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指出：“今

后必须绝对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

何香凝积极筹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内战。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

她两次致电毛泽东，期望和平建国与民主合作早日完成，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遵循总

理遗嘱精神，必须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贤达共商国是，还民主自由给人民。蒋介石悍然

发动内战后，何香凝先于1946年底在穗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独裁，要求民主；19

47年11月，她又在香港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奋斗目标是，要

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翌年1月，她为之殚精竭虑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

于成立，在16名常务委员中位列第二。5月，她与李济深等再度致函毛泽东，表示拥护中

共五一号召，愿意参加新政协会议，期成夙愿积久的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4月，毛泽东特地派人把何香凝由香港接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何香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此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身体健康，并多次邀她前

往中南海做客，垂询政教，问候起居。在她病重期间，毛泽东又设法延请名医，数次派

工作人员前去探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钦仰何香凝的伟大人格。1937年，他对廖承志说：“你的母亲是

个杰出的女性，就你一个独子她并不溺爱。”其时，何香凝正好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

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册画集及一本《双清词草》，毛泽东如见至宝，睹物思

人，立即挥毫复书，书称：“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

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

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

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

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

努力方能达到。”字里行间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一片由衷景仰。信中，毛泽东

的那种谦逊自励与思贤若渴之情，也跃然纸上。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何香凝先生“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把自己最

亲爱的人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是颇有感情的。但这位

胸怀博大、公而忘私的伟大女性，在讨论确定国号之事时也不固执己见，“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将个人意志置于广大民众意志之下，这就是一代杰出革命家的风范。

5．新中国新政府的形象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终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播音员丁一岚立即开始实况播音，将“毛主席来啦”的消息，及时传达给广场上的

群众，传达给全中国，传达给全世界。

广场上由工人、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组织的30万群众，

顿时沸腾起来。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有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

表团观礼台。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行使他的职权：“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

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接着，毛泽东主席来到麦克风跟前，运足一口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鸣放28响礼炮。接着，毛泽东昂首

挺立在麦克风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

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

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

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

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

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

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

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

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

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

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

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

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

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指出：“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

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

上提出的要求，也是亿万民众民心所系。

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各机构负责

人名单。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

各机构及委任名单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

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下，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

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

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

宏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委任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

孟、辛志超担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另委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他们是：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

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

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同时，委任徐向前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另委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任陈绍禹、朱良

才、冯文彬、许之桢、李培之、费青、贾潜、王怀安、陈瑾昆、吴昱恒、闵刚候、陆鸿

仪、沙彦楷、俞钟骆等人为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任罗瑞卿、

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冯基

平为委员。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

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为副主任，委员有沈钧儒、罗荣桓、吴溉之、张志让、

李六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瑷、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奄、张曙时、

许德珩、陈瑾昆、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陶希晋、吴玉章、张文、王葆真、

李任仁、周鲸文、刘王立明、叶笃义、郭冠杰、郭则沉、黄琪翔、陈铭枢、郭春涛、许

宝驹、陈演生、谢雪红、易礼容、李秀真、邓颖超、廖承志、邓初民、吴耀宗、周善培、

颜惠庆、林仲易、章士、，江庸，秘书长由陶希晋担任。

政务院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

马寅初为副主任，委员有李富春、贾拓夫、邓子恢、曾山、叶季壮、陈郁、杨立三、黄

炎培、滕代远、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南汉宸、孔原、戎

子和、何长工、钱之光、宋裕和，薛暮桥、宋劭文、曹菊如、钱昌照、孙晓村、范子文、

钟林、孟用潜、冀朝鼎、梅龚彬、章乃器、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俞寰澄、冷逾、

吴羹梅、李士豪、千家驹、李民欣、刘子久、罗叔章、陈叔通、简玉阶、侯德榜、胡子

昂、周苍柏、周叔讨、宋裴卿等49人。

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秘书长，胡子婴、周荣鑫任副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

宋劭文任局长；设中央财经人事局，范子文任局长；设中央技术管理局，钟林任局长；

设中央私营企业局，薛暮桥任局长；设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孟用潜任局长；设中央外

资企业局，冀朝鼎任局长；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王寅生任主任。

政务院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委郭沫若任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

副主任，委员有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悫、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李四光、陶孟

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徐特立、柳亚子、张东荪、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

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丁玲、

田汉、阳翰笙、巴金、钱三强、陈鹤琴、江恒源、李步青、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

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笙、冯乃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委谭平山任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委员有张

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董鲁安、张难先、何橘时、宁武、郭任之、安子文、

许立群、刘达潮、丘金、帅孟奇、肖明，由李世璋任秘书长。

上述四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以下各部、委、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

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武新宇、陈其瑷。

设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

设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戎子和、王绍鏊。

设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

设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

设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吴德。

设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

设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宋裕和。

设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

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净。

设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李运昌、季方。

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副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

设林垦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

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

设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

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燮林。

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

设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

设司法部，部长史良，副部长李木奄。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任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曙时、许德珩、陈瑾

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沈钧懦、张志让、李六如、谢觉哉、史良、李木奄、何世琨、

李达、孟庆树、吴昱恒、王之相、戴修黎、吴传颐、李祖荫、李光灿。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李维汉为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为副主任委员，

委员有张冲、吴鸿宾、奎璧、朱早观、天宝、巴迭尔汉、阿里木江、朱德海、王国兴、

田富达、刘春、杨静仁、吕振羽、翁独舰马思义、鲜维峻、马玉槐、王悦丰、王再天、

特木尔巴根、札喜、郭锐。这些委员分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

彝族、苗族、哈萨克族、高山族、黎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和政协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委何香凝为主任委员，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为副

主任委员，委员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瑷、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黄长水、周

铮、候寒江、庄明理、赵令德、林棠、张殊明、叶剑英、张运逸、张鼎丞、邓子恢、叶

飞、李初梨、连贯、许敬诚、陈任一、王雨亭、蔡廷锴、彭泽民、官文森、王任叔、邵

力子、萨镇冰等人。

政务院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

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丁贵堂分别为海关总署署长、副署长。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法为副行长。

10月28日，政务院又发表了32名参事名单。他们是：吕集义、郑坤廉、罗子为、章

无善、盛康年、张云川、严信民、王深林、曹孟君、许宝驹、吴茂苏、于振瀛、谭冬菁、

林一元、严希纯、袁翰青、吴藻溪、周士观、李侠公、孙苏荃、庄明理、卢于道、李蒸、

卢郁文、汪世铭、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刘承烈、范朴斋、刘仲华、李俊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坚强的政府。

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就包括了以下人选：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

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委、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30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17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14人。

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共5人，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

如此阵容，负责人达到500名的中央政府，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

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

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进北平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

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从党的长远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李济深是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

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

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

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其中郭沫

若还兼任两个正职。他们担任的职务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

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林

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物色

政务院及下属委、部、委、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

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

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

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

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过很大作用。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时，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会。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

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

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

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

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

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进人民政府了。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

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机构在此前后也分别建立，展开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

来。

于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睡狮醒了！

四、国歌内幕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开天辟

地的湖南口音刚落，军乐队立即

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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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悲鸿的重要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队，各以10行横队和1

0列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天安

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之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首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

国歌的呢？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象征国家的歌曲，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

等场合演奏或演唱。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

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要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

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确实不易。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有人编过一首《颂龙旗》，有词无曲。

19世纪80年代，出使英、法、俄的大臣曾纪泽第一次向朝廷上呈了“国乐”的草案，

但没有得到允准。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了国歌，需要演奏时就权作替代。

我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

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但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哪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

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

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金殿当头

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因此，

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

呼声，竟然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911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

名为《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国歌是曲礼院选派镇国将军薄侗和当时在海军部任职的严复负责编制的。纯粹

是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在此国歌出笼后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

谓的国歌，也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临时大总统府，立即征集国歌。1912年2月，临时政

府的公报上登载了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

国歌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

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民国初年也曾写过一首国歌，歌词是：泱

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22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

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

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这些美丽的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使之变为现实。结果，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以政事堂礼制馆名义，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

曲定为国歌，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歌词是：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霆，华胄以

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擅自下令，把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

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尾巴。次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千夫所指，

不义自毙。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命归黄泉了。

可是，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仍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袭用。1920年，段祺瑞

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

梅的用亡调长旋法与中国姑冼宫调井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为中国古诗，相传是虞舜所作

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

年7月在全国施行。但是，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大众是决然接受不了的。可以说，它诞

生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首国歌。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把国民党党歌改为国歌。有识之士对这一做法早就提出了反

对意见，但国民党当局却置若罔闻。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

启事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

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

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

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

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呀！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大画家徐悲鸿，是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

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

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应该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气氛和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

士座谈，专门研究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没人发言。

沉默。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

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

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岁开始当

中学图画教员。1914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

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

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曾携带中

国近代名家作品600余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

重庆。抗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解放区秘密抵

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

“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

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

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

1949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

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

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

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6日晚7时2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

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

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4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

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

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旗国徽评选委

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笔。

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

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

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

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

《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

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

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

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

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

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国人民奋进

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

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

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

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

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30年代。

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

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璧合的动人故

事。

30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

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

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19岁，已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

的音乐天才。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

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

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

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

上海。

1931年4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月歌舞剧社”，

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不到3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

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

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

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

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

聂耳很苦闷。

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名闻遐迩。他

生于1898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

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

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1917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

沫若，他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歌

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

为《三叶集》。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

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

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

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

前进。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

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

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

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有志青

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

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

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

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

条件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

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

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明中等一大批

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

剧训练班等等。

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

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完成的。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

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

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

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

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

《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

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

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

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

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

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

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

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

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

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

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

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

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

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

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

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

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

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

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

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

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

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

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

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

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

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

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

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

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

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

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

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

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

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

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

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

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

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

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

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

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

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

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

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

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

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

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

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

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

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

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

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

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

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

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

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

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

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

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

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

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

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

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

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

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

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

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

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

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

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

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

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

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

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

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

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

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

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

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

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

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

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

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

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

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

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

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

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

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

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

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

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

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

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

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

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

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

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

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

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

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

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

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

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

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

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

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

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

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

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

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

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

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

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

“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

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

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

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

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

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

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

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

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

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

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

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

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

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

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

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

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

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

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

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

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

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

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

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

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

《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

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

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

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

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

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

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

《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为之感到兴奋。

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

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

遭人冷眼。

罗浪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

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

出不屑。

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

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

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命吹鼓手”的

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引导大

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

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

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

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

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

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

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

营房。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

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2分07秒。

五、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

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

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

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

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

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子，疏：

“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

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

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

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

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

国际性的影响。

10月1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

大典的准备情况。

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

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

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

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

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

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却没料到从远处眺望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当时背景布置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

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

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

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作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

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

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

2．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之后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

《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征集国旗、国

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提出了有关原则和注意事项，并规定8月20日为截止日期。其中对国

旗图案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

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这则启事从7月15日起刊登8天。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都纷纷转载。

国旗征集启事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机器隆隆的工厂、矿山

到广阔的田野，从人流滚滚的都市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无数工人、农民、战士、教师……

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则启事。得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许多人马上动手，着手设计构思。

他们精心设计，反复思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通过

各种方式寄到北平，寄到新政协筹备组。

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作一件无尚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图案大多不大理想。但每一位应征者关注的是参与，以此方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无

限热爱之情，而不完全在乎是否被选中。

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在阵地上、在战壕里、在枪炮声中，热烈地讨论着应

征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

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相。”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

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词，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

旗图样，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解放的

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来不及寄出的国旗图案……在海外，千千万

万爱国侨胞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暗的蒋家王朝覆灭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饱受欺凌和耻辱的侨胞

们怎不欢欣鼓舞呢？

当他们得知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国徽和国歌时，纷纷抱着深切的爱国之

情，捧着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构思出一幅幅国旗、国徽图案，谱写一

首首国歌歌词。这一图案和歌词，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朝鲜……飞向解放了的北

平。

这则为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启事，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一个月以来的一个重

要成果。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

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

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中国最早的国旗，

是1900年清朝慈禧钦定的金龙旗。史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

在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通商互派公使的外交谈判中，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旗，认为

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得到慈禧太后的恩

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

德。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

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

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

日。”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这种青天白日旗，早在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就指示陆皓东设计出来。白日象

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兴中会改名为同盟

会，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加上红底，作为同盟会的标志。红色象征革命。

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不仅没有革命，反而大

肆屠杀革命志士，以至遗臭万年。

金龙旗和青天白日旗都被历史的尘沙掩埋了。

为中国拟制国旗图案，第六小组肩负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

第六小组副组长是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增加沈雁冰

（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6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

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13

人。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博学多才，对语言学、文学、

书法都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生于浙江余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4岁启蒙读《小学韵语》，

14岁人“养正书塾”读书。1902年，因代学生鸣不平，触怒校方，被学校开除，随即到

上海报界谋生。1911年，他赴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

《大共和日报》，任总编。从1921年起，他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

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在上

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马叙伦为贫困所迫，困居上

海。此期间，汤尔和任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派专人到沪请马叙伦出任北大校长，

马叙伦一口回绝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

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混饭吃呢？”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示威游行，被推为赴南京请

愿代表。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大打出手，马叙伦身受重伤，

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同邓颖超、董必武深夜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和朱德特从延安致电马叙伦：“先生等代表

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竞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

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l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马叙伦和香

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于11月27日离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北平解放。这年2月，马叙伦抵达北平。3月28日，他陪同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在北平西郊举行阅兵仪式。他激情满怀，当晚写诗抒怀。4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

南京国民党当局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

对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又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

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马叙伦心情异常激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博学多才的马叙伦，欣然挑起了第六小组组长的重担。

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是彭光涵。

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之职后，彭光涵深感自己缺少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

压力很大，工作起来显得不顺手，弄得晚上睡不好觉。

生于1918年10月的彭光涵，广东陆丰县人。1928年，海陆丰革命失败时，他才10来

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亚。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9年入党。

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0年，他返回国内，1946

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

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彭光涵为了解各国国旗、国徽图样和各国纪年，贪早摸黑，一头扎进当时北平各图

书馆和大学，查索有关资料。

第六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彭光涵虚心向马叙伦、沈雁冰、田汉、郑振锋、梁思

成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彭光涵就掌握了有关国旗、国

徽和纪年方面的许多知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彭光涵在他的文章中谈了五星红旗诞生的详细经过：1949年7月4日下午3时，叶剑英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

为了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

（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

歌的意见和方案，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锋3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

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锋、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

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

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议决定，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六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

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决定。

会后草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后，7月10日送新政协筹委会批准后刊发。

新中国将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谁不关心它的诞生呢？

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雪片般飞向北平。

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稿件几千件，意见书24件。

至截止日，新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共有图案2992幅。

投稿者中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

学生等，投稿遍及全国，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

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国外华侨和未解放地区大多数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

的，个别的也有从未解放区经邮局邮寄的。其中有一件是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贴了

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国统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很

新奇，纷纷传看这个信封。

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

陈嘉庚先生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他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

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

个问题。

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

3．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

等。这类图案数量不少。郭沫若、朱德总司令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

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

偏见，周总理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

名。

3．“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脱颖而出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

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复字一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三号”

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四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

成选择“复字一号”、“复字四号”、“复字三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

是“复字四号”的赞同者，但反对者的意见也很坚决，比如张治中。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8月5日下午，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叙伦主持。会议初步

决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

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工作，马

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8月22日上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

会议的还有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

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讨论比较热烈的是8月24日举行的第六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共

16人参加，由马叙伦主持。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出来吧。”

于是，与会者一齐动手，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以便细加端详。

“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

能看得见。”梁思成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

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

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锋提议。

艾青建议：“白地红星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拿出一个国旗图案，上有两个蓝条和星。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提出具体方案和理由：“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最后，马叙伦简短作结：“关于国旗，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

进一步研究。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得等大会通过。”

9月14日，第六小组再次召开全体会议。

开始，马叙伦就转述了陈嘉庚的意见：“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

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

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下，觉得还是17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

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

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话说：“11号国旗图案1／3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

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

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

虑的。”

马叙伦接着说：“根据对第17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代表

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他又说：“对国旗图案，今天

要做出决定，提交常委会。还要将讨论情况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六

小组成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看。”沈雁冰

提议道。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际的样式好。

我也选成17号图案。”这时，郑振择提出将11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马叙伦提议就两

个方案当即付诸表决，结果11号方案4票，17号方案7票。即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

两者当中选其一。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建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

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

名单，共55人。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复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樱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活最光荣，

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

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

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大会分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三十二号”

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

义呢？

9月26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

纪元方案和争论的意见上报大会主席团。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

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是比较好的图案。这时有一位民

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理

由是在上海有一种说法，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提大星、小星不雅。毛主

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互相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

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

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并将五星红旗

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各项提案。此外，在国旗名称

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讨论删

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

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

木修改后定稿。9月27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

均每组约五六十人。

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

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

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表黄河的

“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

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

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

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

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

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

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

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

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

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

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

国旗中间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同时也觉得张治中说得很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

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视。

于是，9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勤政殿召开座谈会。

会上，等一些代表发言之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

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

苏联的斧头镰刀，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

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接着，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中国革

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

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

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

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

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

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做国旗，并提交大会

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

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红霞一般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会议进行的第四项内容获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终于在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共和国的象征。

5．他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上海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

的一封来信：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

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约相当于今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曾联松是“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人们往往会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一定是一位专门从事美术工作或绘

画艺术的大师。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曾长期从事

地下工作，报道经济新闻。

曾联松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庄严的国旗呢？不

少人曾带着这种疑问去问过他。对于诸如此类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一笑，

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下8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

味地讲起他设计图案的那段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

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

但是，这种愿望，在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发奋攻读经济。曾联松是一位充

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当时他见祖国备受列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真是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

日货，1935年，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

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外侮侵略以

及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乱，把中国

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对此，曾联松恨之入骨。所以，当解放战争接连取得

了辉煌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他别提有多兴奋了！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后，曾联松

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历

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新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

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心投身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

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

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

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

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大上海的7月，酷暑的人。为设计国旗图案，曾联松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

干得似痴如醉。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

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吗！

于是，一个闪亮的创意产生了：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

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

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

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并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

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祖国自有文字以来四千多年

的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来象征广大

的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

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

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画，曾联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

天地那么广阔，金星灿灿，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

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正好与我国版

图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

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

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了这样几点：简与

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逐一罗列出来，未免过于

仔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祖国疆土之意，旗面尽管有限，但联想是十分广

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足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

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

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角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

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里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

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

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

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

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椭圆形图案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

在整体中寓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映。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

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

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

便有金光闪闪的感受。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

着全国人民大团结。

曾联松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的国旗还是有些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去掉

了原稿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

11月15日，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说明了国旗图案的意义：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

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

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

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

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曾联松手捧刊有国旗决议的上海市《解放日报》，

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解放日报》上，还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

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

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就是用他们的鲜血染

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翌年国庆，曾联松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

庆祝活动。想起这些，他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仁人、革命战士一百多年浴血奋斗

的伟大成果，而我仅仅表达一点心意，国家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作为国旗图

案的设计者，他先后当选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委。

50年来，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像爱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用对祖国的竭诚贡献，为五

星红旗增光添彩。

5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用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

不朽的内容。

6．新中国国旗诞生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旗、国歌等问题

进行表决。

代表们举手和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图案，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旗为五星红旗。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22．5米的国旗杆已经高高竖起。为保证10月1日的升旗仪式，

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

据宋树信回忆，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

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长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

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

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

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

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

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

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

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

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

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

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

站立的地方。

接受前一天晚上的教训，为防止意外，经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林治远还安

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

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

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

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

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傲然飞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

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

“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

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

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

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

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

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

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7．展示大国雄风的升旗仪式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跟随太阳，朝升幕降。

今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

景。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具有特定的内容与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

命。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

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

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

地，江天辽阔，山河壮丽。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有气势，

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旗面用红色、星用黄色还具有如下象征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命。

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儿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星呈黄色，还表达了我

们是黄种人的特征；黄色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

看到黄色的五角星，使人顿起金光闪闪的联想和感受。

但是，由于对国旗内容、意义的宣传和升旗仪式一度重视不够，国旗意识在一部分

群众中曾经淡漠。

在50年代和60年代，广场上的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的几名供电工人承担的。早

晨，有的值班人员，肩扛国旗，散散漫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漫不经心地将国旗升起；

夕阳西下，降下国旗，随便一卷，收起扛走。有时，值班的睡过了头，太阳已升得老高，

他们才将国旗升起；有时夜幕降临很久，才将国旗降下；有时升降国旗的值班员，身上

满是油污或衣冠不整，显得极不庄重。特别是升降国旗时，不少行人如同看热闹一样，

或依或靠，若无其事。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象征的意识在一些人心中渐渐淡漠了。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表示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

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国旗升降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被移交给执行天

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

虽有了固定的时间，但仍难显示泱泱大国的雄风。

诚然，从不正规到正规，需有一个过程，国旗法的出台也是一样。我国早在1954年、

1957年和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都对国旗的制作和使用做过一些零碎规定。1989年3月份

开始，由国务院法制局组织起草了《国旗法（议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

修改，1990年6月28日终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从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庄严到极其庄严隆重，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

时间。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

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获得这一特殊任务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规

范的升旗仪式方案。时间不长，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

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

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

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

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早晨，

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

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

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

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

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

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

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担任升旗的武警战士严格掌握这些时间，不论风起雨落，不论飞雪飘舞，三名武警

战士总是准时从天安门城楼拱形大门气宇轩昂地走出，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让国旗伴

着朝阳升起。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还将天安门的国旗升旗仪

式作为电视节目的片头。

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旗

升降仪式的呼声日趋强烈。北京市市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确

定开始在各有关部门展开讨论。

从1989年起，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认真规划论证，于1990年

3月首先对国旗杆和基座进行改造，旗杆由原来的22．5米增加到33米，使国旗飘得更高，

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映成辉，显得更加协调，旗杆由不锈钢制成，阳光下银光闪烁。基座

周围有56个铜制隔离栏杆，用钢链连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手拉手，紧紧地

团结在国旗下。里面一层有四块绿草坪，四块草坪四季长青，象征着我们祖国欣欣向荣。

草坪里面一层是褐红色大理石石带，象征着我们祖国江山万代红，大理石里面一层是汉

白玉栏杆和汉白玉基座平台，象征着我们祖国洁白无瑕和纯洁高尚。基座四面开口，都

是三级汉白玉台阶，象征着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国旗旗杆顶端的金黄色小圆球，能保

持20年不变色，它是我们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同时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象征。

在进行国旗杆和国旗基座改造的同时，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把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提

到议事日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武警北京总队承担这项任务，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于定，广场处处长赵凤浚武警北京总队参谋长刘红军、内卫处副处长胡广才、参谋何

跃等人组成了方案起草小组，他们找来历史上各个时期国外的资料，以极大的热情展开

了工作。

1990年3月初，方案起草小组在充分吸取外国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根

据天安门广场国旗存放位置和新的旗杆路线和地形，写出了《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国旗

升（降）仪式的初步设想》第一稿。同时绘制了三幅程序示意图。该方案对指导思想、

仪式规模及时间划分、着装及携带何种武器、具体实施程序等四个方面作了详尽阐述。

方案出台当天，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按计划，从199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国旗升降仪式。3月13日，直接担负升降

旗仪式的武警北京总队发布命令。

在几万名官兵中挑选思想品德好、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军事技术过硬、身高1．7

5米以上1．85米以下的优秀士兵，并将十几人的国旗班改编成40人左右的国旗护卫队，

按中队建制。解放军总后勤部京内外各大仓库向武警北京总队敞开大门，由他们挑选出

最好的武装带；西安某军械仓库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枪支；山西某军工厂送来了漂亮的

金色锦缎缓带。

l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新改建的旗杆基座正式启用。

国旗伴着一轮红日升起来，升起来。

国旗与太阳同辉，这是多么美妙壮丽的象征！

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其特殊

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现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六、为何定都北京

升国旗鸣放礼炮之后，毛泽

东激昂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北平

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国都的选址，往往把国都地址选得好否作为国运兴衰

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在选都上下了极大的工夫。选都、定都、迁都还常常

伴随着血雨腥风。

商汤，立都于亳。

盘庚，迁都于殷。

西周，立都于丰。

西汉，立都于长安。

东汉，立都于洛阳。

唐朝，立都于长安。

北宋，立都于开封。

金、元、明、清，迁都或立都于北京。

北京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9度和东经116．3度。

古人形容北京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

“左环沧海”。

北京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京平原。地势西北

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

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仅8米。

北京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

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

朗。

拥有如此优势的北京，当然是国都的理想地址。但是，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于何处，

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

1．西柏坡首次议定都

按照毛泽东的最初推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大大提前，建立新

中国的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到河北平

山县西柏坡村。图为中央领导人办公处所俯瞰。建国，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

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历代王者

兴，都把国都选址作为头等大事，国都的选址也确实影响到了一些朝代的盛衰。

毛泽东不是封建王者，但他也开始考虑国都的地址。

毛泽东开始考虑国都地址始于转进中原之际。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停留了十来天。4月

4日，他们离开兴县，过五台山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进发。

转进路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

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

极的影响。

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

五台山上刚刚下过一场春雪。

经过清扫的公路仍然很滑。毛泽东看到山路难行，车轮空转，就从车上走下来，徒

步往山上爬去。

当晚，毛泽东等一行在山顶的塔院寺借宿一晚。民间对这一晚传说很多，如与僧人

论古，请高僧算命等等，但无准确的考证。第二天，毛泽东又参观了山上密集的寺庙群，

然后离开五台山进入河北。

广义上说，这是进入了中原地带。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等一行到达城南庄。

当毛泽东等一行快到城南庄时，正在翘首以待的聂荣臻带着警卫员前来接应，然后

一同走进军区司令部的小院。

在这里，毛泽东一面委托任粥时主持召开有一部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以调查和了解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一面把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上来。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交谈。

毛泽东听取了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一些设想时，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

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思想。

他说：“我们现在的设想是，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和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

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

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

兵团。到那时，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

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

策略四方，独善华北，用意深刻。

聂荣臻聚精会神地聆听和领会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思考着如何具体策划和运作华北

的战局。

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用群众的住房，后来组织人力

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住房一模一样

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

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

基本上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描绘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

壮丽蓝图。

当时，毛泽东的住所是一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土房，房内仅有一张旧写字台。在

这里，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

周恩来称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31人，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组织和军队

的主要负责人，惟有东北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限制而未能到会。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了大致构想。也是在这次会议期

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的谈话，透露出他想和平解放北平与

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

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长期与阎锡山打交道，深知其人本性，便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

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

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

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

要打。”

显然，毛泽东意属北平。

2．保留完整的北平

毛泽东开始提出“最好北平不要打”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主观成分的。因为傅作义

在华北势力还很强大，他的12个军、52个师不是吃干饭的。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快速

发展，这种机会出现了。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11月，形势起了重大变化。

华东解放军9月解放济南，拉开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解放军1

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中原解放军继解放开封、郑州之后，11月6日与

华东解放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西北解放军在陕西中部地区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把胡宗

南的“机动防御”打得无法机动。加上华北解放军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在

7月至11月的5个月时间里，丧失了100万人，总兵力由1946年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降为

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300万人。

解放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居于优势。

这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日子难过了，已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他所指挥的12个

军、52个师，已被限制在滦县、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柴沟堡等北宁、平绥铁路

沿线及附近地区。东北全境解放、淮海前线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已经使傅作义在南、

北两面失去依托，战略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8年11月中旬，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迅速入关。为了不使敌人南逃，毛泽

东又命令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用突然的动作包围张家口，以抓住傅系主力。抓住傅

系，也就拖住了蒋系，因为傅作义是不会不管他的嫡系部队而率蒋系南逃的。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

平津战役随即开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兵团领导人

分手时，要求他们坚决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展开行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遂于11月30日攻

占柴沟堡、万全，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第二兵团于12月8日将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

于新保安。

毛泽东的这一着棋，为抑留华北敌人不使其逃跑，并为掩护东北解放军入关争取了

时间。

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华北军区部队包

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战略意义。

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正是从西线做起的。

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在指挥部紧张地注视

着战况的进展。战斗是极为激烈的。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

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

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

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战事告捷，消息传来，指挥部一片欢腾。

聂荣臻情不自禁地说：“打得好，真痛快！”

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守敌惊恐万状，奉傅作义“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之命，23

日，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部突围。他采取了向西南方向佯动，实则向东北突围等狡诈

办法。

解放军早有准备，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内蒙、察

北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将数万敌军严密包围在名叫朝天洼的一条山沟里，经过各部勇猛

穿插，激战一天多，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2个保安团，

共5．4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一○五军军长袁庆荣，只有孙兰峰率少数卫士漏网逃跑。

消息传来，聂荣臻心情无比激动。这两仗不仅彻底切断了傅作义部的西逃之路，而

且把他起家的老本以及后来的资本，几乎全部搞光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到了这个时候，大势趋于明朗，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可能。置身平律战役前线的聂荣

臻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

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

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正是《孙子

兵法》的要义之一吗！

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

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

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

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

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

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但恐怕只是一

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这两仗打得都很苦。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打长春、太

原还要难。

聂荣臻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要打

北平也比较容易。北平的城墙虽然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兵无斗志。

以我军现在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

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了，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

林彪仍然认为把握不大，他说：“恐怕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

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

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反，不能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

打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

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

很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有

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

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中央指示明确，林彪也开始了积极工作，亲自与傅作义的代表接触商谈，力促北平

和平解放。

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张（东苏）、周（北峰）昨

晚抵此。我们商定，今晨由聂先去找张谈，获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

作出具体答复。

聂荣臻于当天上午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方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

人张东苏，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面谈。张东苏说，傅要他谈情以下几点：（1）

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3）政府中要

进步人士参加；（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

解决。

如同意这些条件，由双方拟定具体办法。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先休息一

下，并约定次日再谈。

当天下午，林彪、聂荣臻将谈判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月9日凌晨复电，

除了第一条平津问题先解决，再解决塘沽、绥远问题以外，其余各条原则同意。

1月9日，遵照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等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

东苏会谈。

周北峰除先转达了傅作义的上述四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

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

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的回答干练明确：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

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

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

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

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

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

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

心。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时休息，以后又谈了一次，形成一个《谈判记录》。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

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在《谈判记录》上专门写了这一条，《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1月13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以及周北峰来到五里桥。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

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

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

体实施步骤。”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

民和平军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宝

珊负责等等条件，都被聂荣臻一一拒绝。

聂荣臻强调：“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点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的毁坏，是再好

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

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对警备司令陈长捷曾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

打才能和。”

邓宝珊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

这次谈判一结束，聂荣臻在向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

要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天津战役开始了。聂荣臻在驻地收听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只听里面在不停地大喊：

“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15日，不到两天，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共歼敌13万人。

对于天津这个砝码，傅作义是十分看重的。他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守涿州一举成名，

解放战争初期从解放军手里夺取过归绥、张家口等重要城镇，现在努力抓住天津这个砝

码，一直到最后一瞬。打下天津后，梁必业与陈长捷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都把你们包

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大哥”——傅作义也。

守过涿州的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防御体系完备，工事构筑坚固的天津只守了29个小

时。这对他实实在在是个很大的震动。

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

珊等人再次会谈。林彪首先指出：“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

但为保障北平城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傅作义当然还有放手一搏的筹码。但结果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毕竟是爱国的，

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

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完整的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

3．毛泽东赞赏王稼祥的意见

定都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在西柏坡有过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

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这是

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当时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漫漫长征路上，

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并与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一起，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成为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

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

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

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

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

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

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

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

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

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

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

的老秀才杀了。”

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

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和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确实至关重要，中国需要

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

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

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

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弹一下烟灰，很郑重地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

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

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

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

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

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

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

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

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

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接着说：“黄河

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

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

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

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

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

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

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

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不过，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话之时，北平尚在傅作义手中，没有和平解放。但他们

十分清楚，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是的，很快，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

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10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

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3月23日上午，春风拂面，阳光明媚。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

浩荡荡而又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车队的阵容是这样的：

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坐的中吉普；第三辆是家属坐的吉普；第

四辆是刘少奇的小卧车；第五辆是家属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一家坐的中吉普；

第七辆是朱德一家坐的中吉普；第八辆是任粥时一家坐的中吉普；第九辆是陆定一一家

坐的小吉普；第十辆是胡乔木一家坐的小吉普；第十一辆是叶子龙一家坐的小吉普。另

外，后边有5辆卡车载着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还有5辆卡车拉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

和一个步兵排。有些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沿途准备工作，已先行出发了。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

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

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又有人回答。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

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激动不已。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显然，毛泽东定都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

4、中南海怀仁堂的表决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

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

毛泽东刚进北平，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就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北平和平解放的

情形。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北平市长，特别讲到了定都问题。他告诉毛泽东，北平和平解

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

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显然，民主人士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意向，但他们分析大势，权衡时局，

纵观历史，觉得北平地理居中，“王者气盛”，诚为建都宝地。

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

共识。

普遍认为，北平城市雄伟壮丽，解放时的北平城保留了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基本格局。

宫殿等主要建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有500年的历史。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在元、明、清三代，还可以当之无

愧地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

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

至北平，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汇聚在这里。

从以上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

为新中国的首都。

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

代表623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

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又开始了它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七、建国大纲出台始末

面对30万群众汇成的欢腾海洋，面对凤凰涅磐的神州大地，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刘少奇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秘密访苏准备回国时，斯大林突然十分郑重地建议中

国建国要先搞一个纲领。

建国不能没有纲领。

苏联于1936年制定了一部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但斯大林不同意

中国搞宪法，也不赞成在建国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还不具备写进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说不具备与他们平起平坐

的条件。

实际上，斯大林向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中国的建国大纲，即《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三易其稿，就要提交新政协第一次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一个纲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1．勤政殿组阁起草班

底中南海里，在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有一处宅院，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构

造。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后，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周恩来刚到北平时也下榻在香山，但他经常要与住在城中心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的

民主人士见面会谈。每天要往返一至两次，沿途要经过青龙桥、西苑、海淀、紫竹院，

从西直门进城。当时的北平，尘沙满地，道路劣陋不堪。周恩来每天奔波于两个地方，

显得十分疲劳，常常在汽车里就睡着了。由于来回太不方便，他就在中南海找了一个地

方住宿。开始就住在菊香书屋里。这给他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6月16日傍晚，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晚霞显得绚丽多彩。南海湖边，刮着一阵阵凉

爽的风。

周恩来吃过晚饭，信步来到勤政殿。

白天，他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

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

在讲话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筹备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单

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

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周恩来着重对起草共同纲

领作了说明。

他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

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中，因此，重点放在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以支援战

争上面。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不能不转向和平方面，其中的重点要

摆在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方面。”

当周恩来走进勤政殿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都已来到会场今晚，

周恩来将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选了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通过了各单位代表

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各小组的办法。

周恩来在会上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即第三小组组长。

第三小组名人荟萃，除由周恩来任组长外，另由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任副组长，宦

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

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由罗瑞卿代理）、朱学范、张晔、李烛尘、

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共23人。

周恩来在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后的第三天，召集并主持了小组第一次会议，具体研究

起草共同纲领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共关于建国的基本思想，并解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称

号。他说：“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一字之差，使基本的政治策略思想也要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有体现新的政治协商共同

利益的共同纲领。制定共同纲领不仅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将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

合作奠定基矗”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大家随之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协商。

鉴于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建国大纲，而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也专门组织人

员起草过类似文件，第三小组研究认为，共同纲领的初稿还是由中共中央组织人员起草

为妥。

会议还决定，第三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

五个小组进行专门论证，并分别写出有关条文，以供起草者参考。

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

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纲举而目张，法立而政行。

宪法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以后出现的产物，是民主的一种标志。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36年也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在中国，第一部宪法可以说是1912年孙中山为总统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

建立新中国，显然需要有一部宪法，把人民群众在革命政权下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

以及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大政方针、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以便于各党派、团

体和机关、个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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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提出建国大纲，现在不少材料都追溯到抗战后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

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

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确实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共同纲领”的概念。但毛泽东关于建国的纲领性思想，

比这里要早的多。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绘就了未来中国的蓝图。

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郑

重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

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

国家。”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构思了

这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

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

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无论是

国际还是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

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

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

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

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

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所

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泽东在作这个演讲时十分兴奋和自豪。他满怀激情

地宣布：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了深化，并将建国问题规划为

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即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的协议，成立临时

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即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

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

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

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

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又重申

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

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在北平

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以及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其名称

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

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

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当天，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共中央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

城南庄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

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

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

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

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

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脸庞清瘦、略带疲劳神色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

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

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实际上，组建新政协本身也呼唤一个纲领，以便有所依据。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

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信中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

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

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

开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

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

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指示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还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

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

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苏、

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

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

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

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至此，为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以及为加强这一合作制定能为各方

认同的“纲领政策”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

3．周恩来“失踪了”

撰写建国大纲的任务最早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但当时还不叫“共同纲领”，

而叫“革命纲领”，全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

李维汉接受任务后，马上全力以赴，组织精干力量攻关，很快于194s年10月27日写

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必须记上一笔的草稿。

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

定一、极乔木、齐燕铭等人。

这份草稿的内容，包括简短的序言和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

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部分，草稿的着重点放在“人民民主革命”

方面。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仍然谦虚地说：

“稿子是勉强凑来的。”

客观地看，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了不起的是，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

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划出来了。

草稿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即革

命的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

草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权的构成，不采邓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

而采邓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

草稿还规定，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

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

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

此外，草稿规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

民族自治区等。

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

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应毛泽东的邀请，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到达哈尔滨后，高岗、李富春代

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

该协议第二项第五款规定：

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

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

以上协议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指的就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经过筹备会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的结构与第一稿有很大区别，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