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
作出了34条规定。
第二稿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
了新的规定。
原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草案时，对成立
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觉得这个意见甚好，马上表示赞同。根据这个情况，《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纲领草稿》第二稿在起草中进行了吸收。
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在这里，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把“临时”二字删除了。
第二稿明显地带有宣言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
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
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取名为《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阅读讨论。
1949年6月18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起草共同纲领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过去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介绍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去年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
方面拟定了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
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以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
长期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
会议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
书面意见。
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非常繁忙，既要与诸多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又要处理党内
诸多事务。
然而，如果没有时间保证，不能静下心来，就会干扰和影响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
作。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
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
原来，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在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
纲领》条文。
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
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
分高兴。
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纲领草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到8月份，正式形成为《共同纲领（草案）》。
这份草案取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名字标出了新的内涵。去掉“革命”二字，意义非常。
中国的领导者如果能始终记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把建国大纲中的“革命”两个字
去掉，也许会使后来一系列“大革命”降温不少。
应当说，民主人士接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就纲领的
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见。
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还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
用“人民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还有个别人拟定了
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纲领”。
思想非常活跃，意见差异很大。
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
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某些疑虑，中共中央做了大
量工作。
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我党
对待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
政治的及有关的党的政策和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
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据实相告。
一个充满自信和有充分实力的党，才有如此的坦诚和开放。
这个文件还要求：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
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以及通过座谈会，同我党负责人谈话，进
行日常接触和交谈，组织参观，提供学习材料和资料，关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
人士的工作。
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给民主人士作过情况报告。
毛泽东本人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进行书信来往或直接交
谈。
他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广大民主人士提高
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
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
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就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的著名文章，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为共同纲领的制定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4．毛泽东抓紧时间改大纲
初秋的香山，树木葱郁，凉爽宜人。
8月2日，周恩来乘吉普车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
不经报告，周恩来直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看见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便说：“主席，正忙着埃”毛泽东见周恩来从城里远道赶来，连忙招呼说：“恩来来了，
请坐。”
周恩来没有坐，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稿子说：
“这是共同纲领的草案。我写了个初稿后，又七次开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修
改，现在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接过草案翻了翻，说：“我抓紧时间赶快看。”
周恩来又同毛泽东商量了其他几个问题，然后告辞返城。
晚上，香山静悄悄的。
毛泽东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审读着这份共同纲领草案。
看完之后，毛泽东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又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份《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可说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二
稿。
这个草案初稿，除简短的序言外，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两大部分。
同1948年11月起草的《中国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草案相比较，它删除了“人民
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一部分；在具体条文的规定上，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
它在一般纲领中规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个单位，要以“奉行新民主主义”作
为长期合作的政治基础，新民主主义是统一战线的纲领；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是工
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国家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既不是一个阶级专政，也不是一党独占政
府，而应是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在新民主主义纲领之下的联合政府。此外，还规定了
新民主主义的国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国际关系。
在具体纲领部分，它按“解放全中国”、“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
育”、“国防”、“外交侨务”6个方面，共列45条。
这份草案初稿，成为此后不久正式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
的基矗从9月开始，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纲领的名称，随着政协名称的变动而改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纲领的结构也作了变动，不再分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而是在序言之后列七章。
这次修改，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三稿。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直接参加了对稿子的修改工作。这表明纲领进入了最后定夺阶
段。
毛泽东的修改是极为认真的。从9月3日至13日，毛泽东至少四次对草案稿进行了精
心修改，改动总计达二百多处。
毛泽东不但修改草案，他还亲自校对和督促印刷。
我们不妨介绍一些细节。
9月3日，毛泽东写了一张便条给胡乔木：乔木：纲领共印30份，全部交我，希望今
晚10点左右交来。题应是《共同纲领》。
当晚10点，秘书胡乔木把框架基本定型并第一次正式称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的草案送到毛泽东办公室后，毛泽东立即动笔逐字、逐句、逐段修改，并在
竖写的题目左侧亲笔加上“（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初稿）”的字样。
9月5日晚，胡乔木将毛泽东修改后的稿本送去付樱没过多一会儿，毛泽东又派人给
胡乔木送去一张便条，上面写道：乔木：今晚付印的纲领，请先送清样给我校对一次，
然后付樱9月6日，毛泽东把校对过的清样交下，并指示：照此改正，印成小册子1000本。
9月7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把《共同纲领》草案稿分送给各位新政协代表，组织
他们进行分组讨论。
此后，毛泽东在改过9月11日草案稿后又批示：乔木：即刻印100份，于下午六时左
右送交勤政殿齐燕铭同志，但不要拆版，俟起草小组修正后，再印看得出来，毛泽东对
共同纲领极为关注，一些关键性内容他都亲自作了修改，有些内容是反复修改。他要在
建国之初，就拿出一部好的大纲来，成为团结各党派、各团体、各阶层共同建设新中国
的基本依据。
在开国的日子里，毛泽东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不仅要亲自修改共同纲领、国旗、国
歌、国号、新政协人员的组成等项工作，纷至沓来，千头万绪，都要由他过目、由他拍
板。这些工作，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必须全力及时地配合，不允许有丝毫疏忽，以至大家
的休息和睡眠时间都很少。
大家都在夜以继日。
但是，毛泽东还是关心工作人员的健康。
在9月3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张便条，特意嘱咐：“你应注意睡眠。”
实际上，这是难以做到的，但却表明了一位忙于开国的伟大领袖对身边工作人员的
关怀和爱护。
5．不在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最后阶段的修改，是同新政协筹备会及所有出席代表的讨论结合在一起进
行的。
从中共中央正式提出草案初稿，直到新政协全体会议的召开，共同纲领草案先后经
过了七次较大的讨论。
这些讨论包括：
由到达北平的全体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两次；纲领起草小组即筹备会第三工作小组讨
论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两次。
此外，新政协各参加单位也组织各自的成员进行了认真讨论。
在讨论过程中，代表们的责任感非常强，这是在为一个新生的共和国立法，这是一
件光荣神圣的工作，大家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集思广益。
讨论中提出的修改意见，有的被采纳，有的被基本采纳，有的为进一步修改提供了
参考，打开了思路。有些分歧较大的意见，代表们展开了热烈讨论，当场确定取舍，达
成一致意见。
代表们提出的修改意见到底有多少条？这是难以统计的。其中有关于国名及国名简
称的讨论，有关于社会主义目标问题、关于爱国民主分子问题、关于人身自由问题以及
联苏问题。
进入9月，北平最好的季节到了。秋高气爽，风和日丽。
在解放后的第一个金秋，人们心里充满着欢乐，充满着希望。
勤政殿里，新政协代表们在热烈地讨论着。
一位代表提出，既然我们将来的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那就应该在纲领中把这一目
标写出来，使全国人民了解未来社会的远景以及奋斗目标。
另一位代表则持相反的意见。他提出，在今天的政协中提出社会主义问题还为时过
早，共同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以不写社会主义为好。
还有一位代表赞成共同纲领中不提社会主义，并补充说：“新民主主义本身就预示
着社会主义的方向。”
这两种意见都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立即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碰头协商，取得了一致意见。即：不在纲
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这要向大会作出说明，任务由刘少奇、周恩来来完成。
为什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不赞成在共同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呢，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共同纲领是属于国家政权在现阶段的施政纲领，是从客观实
际出发，为现阶段的需要而制定的，它不应当去描绘现阶段尚不能实现的理想。
从当时的设想和计划看，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面临的任务
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如果在共同纲领中过早地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容易混淆现阶段的实
际步骤与将来的理想。
第二，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是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新
民主主义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要把共产党的第二步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写
进国家的基本文件中，必须经过一个解释、宣传和实践的过程。只有全国人民通过实践
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中国惟一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为之奋斗。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当时在共同纲领中不写进社会主义目标，并不是否认它、放弃
它，而是以更加郑重的实际的态度对待它。
此外，从共同纲领所列出的经济方面的内容看，如“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等
政策，实际上已经完全可以保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
早在1947年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有的人提出应把社会主义前
途写进会议文件的建议，就曾指出过：“这也是急性病人家苏联1917年十月革命搞了十
五六年，到1932年才正式搞社会主义。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哩！何
必提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现实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现实的。
在讨论共同草案时，针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坚持了原来的观
点。
在讨论共同纲领草案时，有的代表还提出：纲领的序言里“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
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
一战线的政权”一句中，“爱国民主分子”应该删去。因为这里讲的是阶级，爱国民主
分子也属于四个阶级之内，不应单独列出来。
刘少奇在讨论时对此作出了解释，他说：“有些爱国民主分子不属于四个阶级，如
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开明分子。在纲领中单独提出‘爱国民主分子’，是给他们开
门，让他们进来。”
大家觉得言之有理。
共同纲领的初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通信、居注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一些代表在讨论时，对草案中未涉及“人身自由”提出意见。认为人身自由是最根
本的自由，如果没有人身自由，其他自由都谈不到。因此，必须在各种自由权当中加上
人身自由一项。
这条意见很有道理，为大家所赞成，所以在下一个印稿中即被采纳。
一些产业界代表从自己的企业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关于
外交政策的条文中不必突出联合苏联的内容，应当视野更开阔一些，把更多的国家包容
进来。
这一意见虽然没有多少人响应，但却引起了有关单位的重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个国民
党民主派的政协代表就这个问题专门进行了讨论。
在讨论中，他们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本党十三年（即1924年1月孙中山对国民党的
改组）改组时提出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指的苏联。今天应该明确说出
来。”“联合苏联的口号非公开提出不可”。
这样，纲领草案就保留了“首先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的条
文。
讨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是热烈的，意见林林总总，智慧的火花不断闪现。比如：有
的代表认为：在第二条“政权机构”开头一条应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属于全国人
民”。
有的代表提出：政协组织成分中的“知识界”应改为“知识分子”。
有的代表建议：草案中关于“反对贪污、浪费”的提法大轻，应改为肃清（或戒惩，
根绝）贪污，严禁浪费。
有的代表反映：草案中调剂五种经济关系，应补加金融政策、技术政策两个方面。
以上意见基本上被后来的修改稿所采纳。
讨论中还有一些建议，如文字改革、对日和约等，由于它们超越了当时条件，不属
于现实所能做到的和不必即行准备去做的事项，因此没有列入条文。
6．新中国建国大纲诞生
1949年9月17日下午，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代表筹备会常委会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同
时宣布会议筹备工作已经胜利完成，正式大会即将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经各方反复讨论和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草案》。
辛勤的努力，终于结出了丰硕成果。
9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就纲领草案经过向大
会作报告，着重介绍了共同纲领草案的一些主要特点。
关于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问题。
周恩来指出：“这种统一战线的发起远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提
议和努力，获得孙中山先生的同意，改组了国民党，促成了国共合作，胜利地举行了北
伐。后来这个统一战线被蒋介石破坏了，但是中国共产党仍然努力组织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的统一战线，尤其是毛泽东同志更使这个政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功。……去年
中国共产党根据历来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得到了全国人民及
各民主党派热烈的响应。发展到今天，这个号召已经实现了。”“所以，在筹备会讨论
中，大家认为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样一个统一战线应当继续下去，而且需要在组
织上形成起来，以推动它的发展。大家同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它最好的组
织形式”。
关于新民主主义总纲问题。
周恩来就共同纲领草案中只提新民主主义不提社会主义再次作了说明，并就“人民”
与“国民”两词的含义作了区别。周恩来指出，“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
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官僚资产阶
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和在他们改造成新人之前，他们不属
于人民范围，不享受人民的权利，但仍然是中国的国民，需要遵守国民的义务。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问题。
周恩来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制度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完全
不同于旧民主的议会制度，而是属于以社会主义苏联为代表的代表大会制度的范畴之内
的。但也不完全同于苏联制度。”
关于军事制度问题。
周恩来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不仅不同于封建军阀，也不同于资产阶级的
军事制度。“纲领上规定将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军事制度来统一全国的军队，这里面包
括一切从国民党反动统治方面起义过来的军队。这种做法显然不同于军阀制度的吞并排
挤，而是不分彼此帮助他们改造成为人民的军队”。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问题。
周恩来在作了全面说明之后明确：“基本精神是照顾四面八方，就是实行公私兼顾、
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周恩来还对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的特点进行了介绍。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成立了包括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
在内的6个分组委员会，以最后完成各项文件的起草工作。
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由出席政协的45个单位和特邀代表中派人组成。
45个单位中，只有民盟派出两人，为章伯钧、罗隆基，其他均为一人。中共方面为
周恩来。
9月28日，政协各单位及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分别举行会议，对纲领草案作最后一次
讨论。
至此，整理委员会又收到代表意见21件。
经讨论，除对9月20日印稿中的不正规字体加以规范和增添一处标点外，全体一致通
过保持原文送交大会主席团。
9月29日，政协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0月1日，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发布公告，宣布中
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分序言和总纲、政权机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
策、外交政策七章，总计60条，7000多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的建国大纲。
这个大纲，是此后这类文件中最精炼的。
这个大纲，是全国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集中表现，是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施政准则和建设蓝图。
这个大纲凝结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心
血，得到了全国各方面人士和海外华侨的一致拥护。
八、红色大阅兵震惊中外
下午4时，秘书长林伯渠宣布阅兵式正式开始。身着崭新呢料军服的
朱德总司令，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汽车，在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同
车陪同下，检阅三军部队……
阅兵，是开国大典的重头戏。
阅兵，不为炫耀武力，而为展示人民解放军的风采形象。
1949年10月前，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至少有3次较大的阅兵：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的阅兵；
1937年，八路军3个师开赴抗日战场前的阅兵；
1949年初，中央机关进驻北京后在西郊机场的阅兵。
这些阅兵显然无法与开国大典的阅兵相比，无论规模、人数、参加的军种、兵种都
无法相比。
开国大典的阅兵是空前的。
开国大典的阅兵第一次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展现在国人面前，展现在世界
面前。
1．受阅部队知多少
9月初，中央正式批准阅兵典礼方案后，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副总指挥杨成武、唐延
杰、刘仁、肖明、肖松忙碌起来。尤其是由杨成武和唐延杰具体负责的阅兵指挥所的工
作更是异常紧张。
首先是物色指挥所人员，他们先后从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和有关军兵种抽调了一
批干部，使步兵部队的指挥和协调机构高效有序地运转起来。
参加阅兵分列式的部队很快确定下来。其中，陆军部队大部分来自第二十兵团、平
津卫戍区部队；海军和空军参加阅兵的代友部队，则由有关部队的首长指定抽调。最初
抽组阅兵部队时，空军能否参加阅兵，并没有确定下来，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
飞行队1949年8月15日才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
参加开国大典的受阅部队总人数为16．4万名。
阅兵的最后序列为：
一、海军代表部队：由海军学校与华东舰队各一个分队编成。
二、陆军代表部队：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骑兵师各一个。其中战车师包括摩
托化步兵团、装甲车团、坦克车团各一个
三、空军：11架战斗机、3架运输机、2架教练机、1架通讯机，共17架飞机。
为使开国大典阅兵式盛大空前，圆满成功，阅兵副总指挥杨成武不仅查阅了许多有
关阅兵的资料，而且四方求教，走访了当时在北京的解放军高级领导人。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知悉莫斯科红场阅兵的情况，成为杨成武请教的第一人。刘
伯承大致回忆了目睹苏联红场阅兵的盛况，然后对杨成武详谈了有关阅兵的细节，他还
通俗而又具有概括性地说：阅兵无非就是展示一种特定内容的仪礼，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外面光！
他的这一诙谐比喻引得大家都笑了。
杨成武又访问了陈毅。陈毅留学国外，见多识广，但他没有见到过国庆盛典规模的
阅兵。不过，一提起阅兵，陈毅马上豪气干云，富于鼓动性地对杨成武说：没有什么了
不起。多少大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不就是队列嘛！通过队列，把我们的
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自己的军队，这就是新中国的军队。
的确，这是阅兵的主旨所在。
杨成武还访问了原国民党东北军的几位老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顾问，也为杨成武等人就阅兵工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
1949年7月底，受阅部队分别集结于北京市郊，开始进行训练。训练期间，阅兵司令
员朱德亲临西北郊炮兵驻地视察。
阅兵部队的指战员见到朱老总，都说朱总司令像个老兵，很威严又慈祥，没有架子。
第二十兵团炮团参谋黄云桥讲过一个故事。
朱德总司令乘坐一辆吉普车视察受阅部队训练情况，由于道路不平，车子突然熄火
了。司机急得脑门上冒汗，也打不起火。
这时，陪同总司令来的一位参谋挥了一下手，参加阅兵训练的部队指战员一拥而上，
推着车子跑起来，吉普车的马达终于轰然叫响，总司令微笑着继续视察部队。
受阅部队的训练，是按照总参谋部和阅兵指挥所的要求，按军种划分训练场地，由
各部队首长负责组织实施的。为了掌握情况，杨成武和唐延杰经常分头到现场观看。
在天坛阅兵训练场，杨成武见到了来自天津警备部队的干部战士，他们隶属第二十
兵团第一九九师。这是一支有着光荣历史的部队。天坛围墙外的空地经过简单整理，成
了部队的训练场，场地边沿搭着他们宿营的帐篷。
生活条件虽然比较艰苦，但毕竟比战场上好多了。战士们都有一种光荣感，理解自
己是代表人民解放军的整体接受检阅的，是不能出任何差错、影响军威的，因而训练中
很刻苦、很认真。
杨成武一到训练场就直接深入到战士中间，具体了解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战士们见了杨成武并不拘束，有的战士将鞋子脱下来说：
“司令员，你看，才穿几天的新布鞋底就破了。”
杨成武鼓励大家说：“训练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你们还得准备磨破几双鞋！”
天天拔慢步，练分解动作，腰酸腿痛的，这对刚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指战员来
说，算不得什么苦。可老这样日复一日地
练，有些老兵的思想起了波动，认为太单调、太枯燥，用不着花几十天时间这样练，
表现出急躁或满不在乎的情绪。
确实，队列课目是一种耐力训练，难度不大，也没有什么好讲解的。它是一种形式，
一种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形式，在特定时空里本身又是内容。
杨成武深深了解这一点，每到一个训练场，都给部队做解释工作、思想工作、鼓劲
工作。他多次讲解：军队、军队，是军都有队，都讲究队列、队形。古代讲阵法，穆桂
英大破天门阵，诸葛亮熟知八卦阵，那种“阵”实际上就是变化的队列，队列的变化。
孙子练兵也很重视练“队”。我们军队即使打游击时，也还是讲究“队形”的。我们军
队在二十多年的浴血奋战中，养成了一种优良作风，英雄气概，崇高品质。这要通过我
们的外形，我们的动作，我们的队列，将这种好的作风、气概和品质有形地展
示出来，告诉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这就是打败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正义之师，这就是
毛主席、朱总司令率领的英雄队伍！我们在开国大典中搞阅兵，其意义也就在这里。
杨成武是带着压力工作的，是带着中央和军委的重托工作的。他不但向部队宣传阅
兵的重大意义，更不断向阅兵部队提出要求，他不但检查陆军和所属各兵种代表部队的
训练，还到空军和海军的阅兵部队训练驻地检查指导。
海军分队中大都是刚刚穿上海军军服的陆军战士，也有海校的教员，还有原国民党
政府海军起义的官兵。
虽然成员有点杂，但大家训练的劲头足，组织得很严谨。按照阅兵方案，海军部队
将第一个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第一个分列式亮相的
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重视。他与参阅官兵共同讨论了阅兵中的许多细节问题，要求
部队一定要开好阅兵分列式的头。
空军受阅飞行大队的飞行员们，都有一番不简单的经历，或是我国第一所航校即哈
尔滨航校培养出来的第一代飞行员，或是
从特殊地区归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或是国民党政府空军驾机起义者。他们将以若干
个第一的形象，出现在祖国开国庆典的天安门上空。
杨成武与每位飞行员握手交谈，提出希望。
骑兵代表部队，虽属陆军序列，但这是一支独特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杨成武的特别
关注。这支部队主要由华北骑三师组成。
指战员多数来自内蒙古大草原。他们在市郊沙河镇集结，由第六十八军参谋长宋学
飞组织训练。
在各军兵种分训的基础上，杨成武和阅兵指挥所的其他领导又组织了就地合练。
这还不够，杨成武又利用夜间在天安门前组织了两次地面部队合练。
十几万人的受阅部队，如果不中断市区交通，在白天是无法
正常进城的。因此，合练只能在夜间进行。两次合练，每次虽然只有两个多小时，
但部队集结的时间远比合练的时间要长，杨成武一刻也离不开指挥位置。在阅兵式进行
中，杨成武更要全神贯注，不放过任何疏漏和可能发生的问题。
当最后一次合练结束时，杨成武一直悬着的心才放下。不过这时，疲劳和困顿也向
他袭来。
2．阅兵总指挥事无巨细
聂荣臻作为阅兵总指挥，这一段异常繁忙。
在军，他是代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华北军区司令员，诸多军事战事不能
不管。
在政，他是北京市市长，千头万绪的工作诸如治安、建设、生产等等不能不抓。
大典在即，主要精力又要集中在大典上，集中在阅兵上。
一身多职，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建国前后他“很是忙了一段时间”。
曾任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的李健，在开国大典时是特种兵司令部的参谋长。阅兵时
炮兵方队、骑兵方队以及装甲兵方队都由他调度。
李健回忆说，当时，特种兵所有的武器真像是在开一个万国武器展览会，光各种口
径的大炮，就有日式、美式的好多种。它们有的是从蒋介石军队手中夺来的，有的是从
阎锡山军队手中缴获来的。
最让李健难忘的是，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把一些细小的事情都想到了。
在阅兵联席会上，他问李健：“骡马拉炮，那么多匹马，如果拉下粪怎么办？装甲
车在天安门前熄火怎么办？在检阅时马失前蹄怎么办？”
一连串的问题，令李健一时无法回答。
不能立即回答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李健回到部队后立即组织指战员召开了一次
又一次诸葛亮会议，群策群力，研究解决的办法。
聂荣臻提出问题后也放心不下，他亲自到部队主持召开座谈会，商量解决办法。
群众是最有实践经验，最有智慧的。许多问题他们都想出了妥善的解决办法。
战士们出主意说：马掌用的时间长了，已经磨光，而天安门前又是青条石路，很平，
很滑，马掌也就容易打滑，应当给马换上新掌，增加摩擦系数。即使万一打滑，骑在马
上的驭手只要赶紧收缰绳，马稍往下一沉，就猛提绳子，帮助战马脱离失蹄状态。
骡马拉粪怎么办？战士们认为这最简单，只要给骡马安上粪兜子就行了。
为了防止坦克熄火，阻塞道路，就将坦克安排在队伍的后面受检阅。这样，即使万
一开不动了，因为部队已在前面检阅完了，后面是花花绿绿的群众队伍，对阅兵式的影
响就不大了。
开国大典阅兵时，坦克没出问题，马倒是有一匹差点失了前蹄，好在驭手眼疾手快，
猛拉马缰，结果顺利通过了天安门。
在阅兵式筹备过程中的日日夜夜，聂荣臻事无巨细都要非常认真地加以考虑。
在短短一个多月的训练中，他多次主持召开关于阅兵工作的会议，反复强调：“我
们这支军队跨过雪山草地，从金沙江到黑龙江，从长白山到南海边，英勇作战，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胜利，在这次阅兵中，我们一定要展示出这种精神风貌。”
尽管工作非常繁忙，他还是周到地指导着阅兵筹备工作。三番五次地听取阅兵指挥
所的工作汇报，还亲自和阅兵部队的各级领导共同研究训练中的问题。
据秘书范济生回忆，部队集中训练地，像先农坛、北苑，他都去过不止两三回。
聂荣臻要求部队一定要练到队列整齐划一、军姿庄严、军容威武的程度。
聂荣臻还就开国大典时的防空问题作了重点布置。这也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件事。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空军的空袭也日益频繁起来。人民群
众经常处于被空袭的危险和惊扰之中。针对这一情况，中央军委早在1948年8月9日，就
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1949年4月，聂荣臻兼任平津
卫戍区防空司令员后，对防空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清楚地记得，北平南苑机场被
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第七师占领后，国民党空军于1949年5月4日从青岛出动6架B—24型
轰炸机飞到南苑上空，扔下了30枚炸弹，毁伤飞机4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经
历了这一惨痛教训，8月15日，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支
具有作战能力的飞行中队，担负保卫北平的防空任务。开国大典的时间定在10月1日下午
3时，也是出于防空袭的需要。
聂荣臻向参加大典部队的全体人员发出了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天
上下刀子也不能动，保持原队形。游行群众也事先被告知，遇有空袭不要乱跑，要听指
挥。对受阅骑兵方队的1978匹战马，则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如果这些马匹乱窜起来，后
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10月1日中午，聂荣臻回到家里匆匆吃了几口饭，就赶到东单视察受阅部队。
上午10时以前，全体受阅人员已完成受阅准备，广大受阅官兵个个精神抖擞。聂荣
臻看了很满意。
下午4时，雄壮的阅兵式开始。
看着威武、雄壮、整齐的受阅队伍阔步走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和副总指挥兼阅兵
指挥所主任杨成武心里异常高兴、激动！
威武壮观的阅兵式很成功，把人民解放军的优良素质和军容、军威显示在中央人民
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和56名委员面前，显示在600多名政协代表和30万名各界群众面前，
这本身就是几个月来他们俩人和其他负责人辛勤操劳的报偿。
阅兵式一结束，聂荣臻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他没再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家睡觉去
了。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3．朱德总司令阅兵
毛泽东宣读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阅兵典礼开
始。
阅兵总司令员朱德身穿崭新呢料军装，走下天安门城楼，乘
着敞篷汽车，威风凛凛地从天安门中间的门洞驶出，通过金水桥。
在金水桥南边迎候的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立即向朱德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大声报
告说：
“受阅部队准备完毕，请总司令检阅！”
立刻，军乐奏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队与老百姓》《保卫胜利果实》等军
乐曲。
在聂荣臻总指挥的同车陪同下，朱德总司令出东三座门，沿着长安东街、东单广场，
直到外国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按顺序检阅了肃立受阅的陆、海、空三军部队。
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检阅！
朱德总司令向全体指战员问候：“祝同志们健康！”
立即，指战员们齐声响亮地回答：“祝总司令健康！”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万岁！万岁！”
统帅和战士此呼彼应，如同大海的呼啸一样。声音在京城的上空滚动着，回响着。
接着，朱德总司令重新登上天安门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所援助的蒋介石反动政府
的革命战争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敌人的大部分已经被歼灭，全国的大部分国土
已经解放。这是我们全体战斗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后勤工作人员一致努力英勇
奋斗的结果。
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庆祝和感谢。
但是现在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
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
目的。
我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工作员，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
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庄严的命令，挟着雷电，传向大河上下、长城内外的部队宣读完毕，检阅式即告结
束。
副总指挥杨成武用电话向东三座门外的指挥分所发出了进行分列式受阅命令。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那是最幸福的也是最紧张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民主
人士都在注视我们，30万人民群众都在注视我们。我们将要把人民军队20多年的战斗历
程，在短暂时间内的行进中显示出来，将要把整个人民军队的风貌，通过有限的行动反
映出来。
受阅方队在火红的军旗前导下由东向西而来。
首都的人们第一次看到了“八一”军旗。
30万群众目睹威武之师、胜利之师豪迈地走过来。这支诞生于南昌城头的人民英雄
军队，经过血与火的漫长磨练，跨过漫漫征途，终于行进到了天安门。
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代表人民海军的水兵部队，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
格外精神抖擞。当这支年轻的、英姿勃勃的队伍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欢呼声陡然高
涨，使人想到澎湃的波涛声。
这些中国沿海岛屿的解放者，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里海疆的保卫者，蔚蓝色
国土的开发者。
紧接着，多兵种的陆军代表部队走过来了。步兵师的战士们用脚步丈量了中国革命
的历史进程，用脚板踩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今天他们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
奏，雄赳赳地走过天安门广场。
步兵师的战士们组成40个方阵，携带着缴获的各种武器，豪情万丈地走过天安门主
席台前，接受毛泽东，朱德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
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的这个步兵师，是1949年7月底编组完毕的。该师从天津调到北
平郊外的北苑兵营，后来这座兵营成为总政治部的家属大院，也叫黄寺大院。
为了参加开国大典，一九九师的指战员们经过了一番严格的训练。
8月北京，是流火的季节。但战士们的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如果理解什么叫神圣，正在训练的战士们就感到了神圣。他们将代表几百万解放军
陆军接受祖国的检阅，他们内心充满着神圣的情感。
许多老战士后来回忆，他们当时的训练只能用“特别”来形容：特别热情、特别认
真、特别能吃苦。
有的战士在炎热的酷暑里训练时晕倒了，也不愿意别人来替换。
队伍中有几个因为幼时营养不良而形成罗圈腿的战士，走路东摇西摆，训练时使得
齐整的排面晃荡着，领导想把他们换下来。一开口，几个战士连哭带叫，死也不答应。
领导很受感动，这些战士便起得更早，睡得更晚，加大训练程度，最后他们终于参加了
开国大典上的受阅仪式。
一九九师师长李水清当时才32岁，后来谈起开国大典上的阅兵式时，他坦率地承认：
那一次受阅的心理负担和生理负担一样重。40个步兵方队，有冲锋枪、轻机枪、重机枪、
六○炮、轻迫击炮、野战山炮、火箭筒等等各式武器近600件，这么多人，这么多武器，
哪怕出一点问题都会影响全局。作为步兵师的主官，每天都要搅尽脑汁地给部队出情况，
研究各种意外的可能性，以保证接受检阅时万无一失。
步兵师通过天安门后，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
的伴奏声中相继开来。
天安门城楼前响起了隆隆的马达声，各种坦克、装甲车以排山倒海之势驶过检阅台。
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滚动，这是一次走向军队现代化的展示，这也是人民解放军最壮阔
的一次机械化推进。
战车师包括摩托化步兵团，轻、中型坦克团各一个，这支钢铁队伍是在中国人民解
放军“大反攻”中建立起来的。
随后，炮兵方队携带了92门各式火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有十五榴弹炮、十点五
榴弹炮、九○野炮、三八野炮、七五高炮、三七高炮、山炮和重迫击炮。
拉炮的牵引车两辆一排，车轱辘和汽车挡板都刷了一圈白条。除了机械牵引外，还
有一些用骡马牵引的战炮。这不是因为牵引车不够，而是展示车拉炮兵是由骡马拉炮兵
发展来的，检阅时可以对炮兵的发展历程作一个直观的回顾。
来自察哈尔草原的骑兵师分别组成“红马连”、“白马连”1900余匹战马以5马并行
的队列通过天安门。骑兵们握枪跨马显出赫赫英风，露出跃跃雄姿。
4．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在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上，当战车师通过天安门时，人民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
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天安门前，天上地面，浑然一体，汇成了极为壮观雄伟的立体阅兵景观。
当飞机飞临天安门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爆发出如雷如潮的掌声。人们挥动着帽子、
手帕，一个劲儿地欢呼、跳跃。
“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其他副主席、委员都兴奋地仰视着
人民共和国自己的空军和飞机……
空军参加检阅仪式，难度比其他军种更大。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极为有限，大多是从国民党军队中起义过来的。
阅兵仪式的最初设想，只是安排飞机撒发传单，没有出动飞行队参加开国典礼的计
划。
直到8月底，中共中央才考虑在开国大典上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9月1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但是，直到9月22日，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才出台。
这时，距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8天了。
在此之前，中央军委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
顺利进行，指示军事航空局立即组织一批飞机飞往北京南苑机场。
7月3日，先期检修出来的9架飞机抵达南苑机场。
到8月15日，陆续飞来的各种飞机达17架。当天，航空局成立了“南苑飞行队”。从
9月5日开始，执行北平的空防任务。
飞行队长由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14期毕业生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兆文跳伞受伤，
改由邢海帆为代理飞行队长。
邢海帆原是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十二期毕业生。
1948年秋，邢海帆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到解放区，后被调到华北军政大学任教，负责
防空课程。
不久，他接到了赴北平进行航空接管工作的通知。原来党中央已决定任命华北军政
大学校长兼政委叶剑英为北平军管会主任，并组建了航空接管组，由军委四局童陆生局
长任组长，邢海帆和另外几位搞航空的同志任组员。
当年12月中旬，他们从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南新城步行出发，去接管敌人在北平有
关航空部门的一切。
他们在北平的良乡县城过了阳历新年后，于1949年1月18日，奉命进驻南苑机场，与
第四野战军所属由东北老航校组织的航空接管组会合，组成了“北平军管会航空接管处”。
由老航校航空接管组组长、时任东北老航校大队长的方华同志任处长，油江同志任副处
长，吴钟昆同志任副政委，下设科队和办公室，邢海帆和另外两个同志在办公室当秘书。
同年5月，北平军管会航空处改建为华北军区航空处，人事没有变动。
1949年5月下旬的一天，方华处长告诉邢海帆，周恩来副主席向军事航空局局长常乾
坤、处长方槐和他，传达了党中央很快要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商讨成立中央政府的
意图。为了保证北平的防空安全，需要组建一支能担负防空作战任务的空军部队，简称
飞行队。
飞行队的队长内定由方华处长兼任。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意图，方华处长立即进行准备。
6月4日，他同邢海帆登上去东北的火车，先到了哈尔滨，他即去牡丹江大队部办理
手续，邢海帆则在招待所里等他。他们于6月下旬到达长春市老航校校部，受到校首长的
接见，并向他们汇报了工作与此行的使命和任务。
7月初，方华同邢海帆到长春市附近的公主岭机场。老航校新成立的p—51飞机训练
队就设在这里。队长是红军老干部，曾在新疆学习过飞行的夏伯勋，负责飞行训练工作
的是驾驶P—51机起义的杨培光主任，受训学员由老航校选调，飞机主要是将各地缴获的
P—51机，集中在沈阳东塔机场修好后，经试飞合格，
才交付公主岭P—51训练队，为北京飞行队使用作准备。
方华和邢海帆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尽快掌握与恢复P—51机的飞行技术。方华过去
只飞过苏联飞机，美机p—51从未飞过，须进行改装训练。邢海帆虽是P—51机老手，但
也有一段时间未飞行，须恢复技术，更负有帮助方华处长进行改装训练的任务。他们俩
心急如焚，到达后第二天一大早儿，就迫不及待地赶到机场，开始学习和训练。
邢海帆为方华开始P—51机座舱实习，介绍各种仪表的作用与性能、各操纵系统的功
能与操作方法，大约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时飞行训练结束了，但空中还有一架飞
机正进入航线，准备着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方华当时刚跨出座舱，走下飞机，沿着滑行道进入跑道口处，
全神贯注地观看最后一架飞机的着陆动作。就在这时，负责训练的一位同志没有注意到
滑行道口有人，即开动停机线上的一架P—51机，滑向滑行道口。
邢海帆还站在飞机上未走下来，见状大声惊叫，但被轰鸣的发动机声所淹没，无济
于事。倾刻之间，眼看方华被螺旋桨打得粉身碎骨，惨不忍睹。这次意外事故给新中国
正在起步的航空建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方华处长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老红军、受部属尊敬爱戴的好领导。他从小参加革命，
经历了长征，后在新疆学习飞行，技术优秀，几经磨难险阻才回到延安。1945年后在东
北创建老航校并负重责，这次又肩负重要使命未进行P—51机改装学习，不幸牺牲。
这次意外事故发生后，组织上决定邢海帆留在公主岭，由他负责p—51机的飞行训练
工作。
邢海帆受命于重大事故之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充分发挥飞行教员、机务人员和有
关人员的集体智慧，群策群力，兢兢业业，竭尽全力，将过去所学的知识，积累的训练
工作经验，根据现实条件，灵活运用，努力把P—51机训练工作保质保量保安全地完成好。
飞行队正式成立后，一边抓紧时间训练，一边担任防空警戒值班任务，后者主要由
飞过P—51机、曾参加过作战的飞行员担任。
飞行队初始阶段确实不顺利，展开正常工作没几天，队长徐兆文就受了伤。一次他
驾p—51机练飞行，飞机发生故障跳伞，降落在马驹桥的田地里，脚被高粱茬子扎坏，伤
势很重不能走动，短期难以痊愈。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决定急电将邢海帆调回北平，由
他担负起代理飞行队长职务。
邢海帆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沈阳东塔机场，驾驶一架修好的试飞合格的p—51机，
飞赴北平。
当他降落在南苑机场后，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停机线上停放着一些各型飞机，一
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感到很振奋。
9月初，飞行队接到上级指示，让他们担负参加开国大典的空中受阅任务。
情况原来是这样的，飞行队刚刚成立几天，朱德、周恩来、聂荣臻就到机场视察，
并最后敲定了飞行队参加阅兵。
据一位当年的飞行员回忆，当时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
席、聂荣臻司令员等到机场后，走到每架飞机面前，仔仔细细地查看了飞机，然后
他们问道：
“你们的飞机能不能接受检阅？”
“怎么不能？！”众人答道。
“现在就飞给我们看看。”
表演性飞行，小菜一盘儿。大伙儿心花怒放。
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坐了下来。
这是简易的观礼台，几张桌子上面铺着红布。
周恩来摸了摸红布，然后靠在椅子上把双肘抱在胸前。
“很好嘛，石伟同志，”他说，“因陋就简嘛。”
石伟笑了。他了解周副主席的性格。
飞机已经起飞了。
9架P—51飞机发出隆隆的巨响，沿东西跑道的上空编队飞了一圈，然后从容落地。
朱德总司令手搭凉篷，他的眼光一直没有离开飞机，直到飞机全部落地了，他才憨
厚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胸有成竹地离开观礼台，走到已经落了地的飞机旁边。
刚从天上下来的飞行员们把朱德、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围在中间。
“能不能再多几架飞机？”周恩来问道。
跑道远处，停着两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一架是起义过来的，另一架是由南苑航空修
理厂的机务人员刚刚修起来的。
“我们蚊式机也可以参加。”
人群中，驾机起义没多久的刘珂喊了一句。小刘个子不高，胖呼呼的，待人热情，
说话幽默，是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学员。
“C—46运输机也可以，有3架呢。”
“L—5通讯机也行，飞编队没问题。”
“PT—19也能参加。”
飞行员们争先恐后，生怕把自己给落下了。
“那么，一共加起来有多少架呢？”周恩来问道。
“1、2、3、4……15、16，总共17架。”
大家异口同声地数着。
“好吧，过几天我们再来看一次。”朱老总做着手势，对大家说。
几天以后一个晴天，朱德总司令又坐在观礼台上，观看飞行。
17架飞机列队从观礼台前飞过。它们每批次间隔5分钟。
朱德转过身，对地面指挥员说：“你们战斗机飞得快，能不能再跟上来飞一圈？”
“完全可以。”指挥员说道。
这样，也没有经过演练，17架飞机马上又飞了一圈。
朱德总司令带头鼓起了掌，人们也跟着鼓掌。
就这么决定了。
“举行开国大典的那天，飞行队将在保卫北平的同时，也参加飞行。”
朱德总司令发出命令。
作为飞行员，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无不欢欣鼓舞。
高兴之余，邢海帆作为代理队长，更感到肩上沉重的压力。
空中检阅飞行，他虽然见过，可没有亲自参加并负责组织过；时间又如此紧迫，飞
行员也是不久前才从各处集中在一起的，彼此还不很熟悉；而且所有飞机大都是缴获的
破烂，机种庞杂，性能各异。要完成这项空中检阅任务，真是困难重重。
飞行队受领开国大典空中受阅的光荣任务后，队领导立即开
会研究贯彻落实。随即召开全队大会，进行传达、动员和部署。当邢海帆传达上级
下达的校阅任务、队政委王平阳作动员讲话之后，大家纷纷表示要在这可遇不可求的机
遇里，尽最大努力，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坚决完成任务。
飞行队研究确定的具体方案是：
参加检阅的飞机为P—51机9架，编为一二三分队；蚊式机两架，编为四分队；C—4
6机3架，编为五分队；L—5通讯机1架与PT—19教练机两架，合编为六分队。除两架蚊式
机成一字横队外，其他各分队皆为三机成“品”字队形。
受阅飞行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编组方案确定之后，即进行航行的研究确定。
首先将各参阅飞机的飞行时速作出规定。计P—51机为340英里，蚊式机为300英里，
C—46机为250英里，L—5机与PT—
19机为70英里。其次选定检阅航线由东向西飞行，东郊的双桥无线电铁塔上空为起
航点，距天安门30公里左右，目标非常明显。再次，立即根据上列条件，进行细致的航
行计算和图上作业，得出由起航点按速度不同，各分队之间前后距离与出发时间先后的
数据等，务求达到井然有序地出现在天安门上空。
在进行航行计算和图上作业时，当时没有航行图，只得用北平市的五万分之一普通
地图代替，好在航线距离不长，误差也小，可以忽略不计。
在考虑防备敌人的空袭方案时，建议上级特准P—51机中的4机带弹受阅，一有敌机
来袭，即从空中前往拦击。这是特殊情况的特殊处理，按通常惯例，检阅飞行的飞机是
不准带弹参加的。
为显示军威和实力，飞行队又精心制定了这样一个计划：
p—51机9架，最先通过天安门上空后，再直飞并右转弯，沿北城墙外侧飞行，正好
接上第六分队，再次通过天安门上空，使人们看见天空的飞机是一个整体编队，前后都
有9架p—51机受阅。
在开国大典正式进行空中检阅那天，在场的外国记者，见状发出电讯，惊异中共空
军一夜之间，竟有如此实力，真是奇迹。
这消息也威慑着国民党空军。据说就在开国大典结束之后的一天夜里，62岁的蒋介
石忽然放下手中的报纸，问身旁的儿子蒋经国：“苏俄人说，除在莫斯科外，从未见过
这样宏大的阅兵，是真的吗？他们的空军是什么时候建立起来的？”
蒋经国正在喝茶，他用杯盖将飘浮在上面的茶叶赶了赶，然后放下茶杯没有回答，
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图上作业完成之后，为检验飞行方案和各种计算是否准确可行，又进行了总领队和
各分队长机的多次试飞，证明方案可行，各种航行计算也准确，符合飞行实际。最后还
组织了一次全部参加受阅飞机的预演。
在准备开国大典飞行队参加空中检阅的预演时，发生了一个值得一提的插曲。
这天正值怀仁堂里新政协开大会，周恩来副主席在会上发言。
忽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声。
代表们忽听隆隆的机群轰鸣声，由远而近，以为是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北平城了，
心里不安起来。
周恩来见状，面带笑容地告诉大家：请不要误会，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是担
负防空任务，是保护我们的，这是他们在进行飞行演习。
代表们听后，顿时反忧为喜，止不住心中的喜悦，热烈鼓掌和欢呼，久久才平静下
来。
要圆满地完成防空和受阅任务，保障飞机不出事故，是关键之一。队里分工由队政
委和机务部门领导组织大家研究，制定出措施方案和行动计划，报队里批准组织实施。
当时全部飞机都是缴获后经拼凑修理而成，又加上器材缺乏，给保证飞行带来异常
繁重的检修任务，机务人员们的辛劳可想而知。
他们常常是夜以继日地工作，飞机不准备好就不吃不睡。这种不怕苦不怕累，极端
负责的精神也感动和激励着飞行员们，大家说，只有尽心尽力飞好，才对得起搞机务的
同志。机务人员还将所有飞机精心擦拭，使破旧飞机像新的一样。
眼看新政协会议即将正式开幕，开国大典空中校阅也日益临近，飞行队担负的防空
任务也更加吃紧。为了加强警戒值班和增强战斗实力，飞行队除每天有4架P—51机值班
外，又将所有能作战的P—51机和能作战的飞行员都组织动员起来，做好战斗准备。一旦
敌机大批来袭，就将凡能升空作战的人机全部出动，打击来犯之敌。
这一时期上至中央军委领导，下至飞行队所有人员，都非常重视防空作战任务，没
有丝毫的疏漏和怠慢。
9月下旬的一个凌晨，飞行员比机务人员稍后来到了机场，忙着尽快做好战斗准备，
以防备敌机拂晓来袭。
忽然，值班参谋跑来叫邢海帆接电话。邢海帆拿起电话听筒，里面传来了“我是聂
荣臻”的声音。
邢海帆骤感骇然，怎么聂代总长直接来电话了？聂代总长继续说：“刚才下面向我
报告说，他们听见远处有轰隆隆的声音，好像是飞机的声音，我怕是敌机来袭，所以问
问你们，得到有敌机空袭的情况没有？”
邢海帆当即回答，这里没有收到敌机空袭情报，也没有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我们飞
行队已做好战斗准备，以防意外。
过了一会儿，代总长办公室来电话说，经查原来是一场误会，是下面的人听见老百
姓早起推大磨的声音，误以为是远处敌机的机声。
一场误会，一场虚惊。这个事情也足以说明当时刚解放了的北平，上上下下的人们
对防空是多么的重视与关心。
飞行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后，就憋着一股劲，急盼着受阅时刻早些到来，可这时
好像时间有意过得很慢似的，大家都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10月1日凌晨五点，天刚微亮，太阳还没有出来，飞行队的空地勤全体人员就来到了
南苑机场，整队集合。两架担负一等
战斗值班的飞机停放在起飞线上，严密警戒着蒋介石的飞机可能的破坏和骚扰。
17架银色的、绿色的、灰色的飞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跑道旁。所有的飞机都油饰
一新，机头是红色的，机身和机翼上一律饰以镶金黄边的红星，机尾是红白相同的条纹。
在此之前，苏联顾问派人把这里的飞机都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跑道旁，飞行人员单独站成一排。他们穿着飞行队自己新设计的前克式飞行服，凛
凛大方。他们谁也不会想到，中国空军就是从那时候起，穿着这身飞行服一直飞了40年，
而且还要飞下去。
飞行员们谁也不说话，谁也不想说话，谁也说不出话来。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飞，飞出人民空军的威武气势。
下午2时，受阅机群的6个分队，17架飞机依次滑到起飞线上，引而待发。
飞行员杜裕明站在他的“野马”旁边。两眼望着天空飞逝的流云。
刚才，所有的飞行员都对着新中国的国旗立下了誓言，并在誓词上签上了自己的名
字，那场面是肃穆壮观的，激动人心的。
誓词铭刻在心，有如铭刻在历史桥头的碑文。40年后，坐在办公室里的空军副司令
杜裕明中将仍然清楚地记着那段誓词。
这段誓词是：
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出现故障，宁愿献出生命，
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杜裕明中将当年在背诵誓词的时候，声音是颤抖的，亢奋的。“精神问题是最大的
问题”，他说，“年轻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精神生命，要有‘谁主沉浮’的魄力和勇气”。
下午4时整，检阅飞行预定的起飞时间到了。
机场，3颗信号弹冲向天空。
点火。一下子，机场上响起了雷霆万钧的引擎声，17架飞机开始咆啸。
6架教练机、运输机在跑道上滑出，疾驰，继而升空，直飞双桥。它们将在那里盘旋，
等待着P—51战斗机和蚊式战斗轰炸机前来集结。
10分钟后，9架P—51战斗机和2架蚊式战斗轰炸机也滑向跑道。
“这是跨越时代的飞行。”刘河坐在驾驶舱里，向两侧飞机上的战友伸出两个表示
胜利的手指。
他渴望胜利，他相信胜利之鸟一定会与自己比翼齐飞。
飞机在跑道上疾驰，仪表的指针在不断上升，上升，他慢慢拉动驾驶杆。
11架飞机一飞冲天。
4时35分，当战车师行进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时候，天空中响起了轰隆隆的飞机声。
“是我们的飞机！”
人们突然欢呼高叫起来，广场又沸腾了。
毛泽东兴奋地举起左手，他把手心朝向天空，有力地挥动着。
26架次的飞机组成“品”字队形，依次通过了天安门。
17架飞机的飞行员们不敢下看，他们都在极力保持着队形。
只有几位飞行员经过广场上空时偷偷地向下瞥了一眼，除了红旗的海洋外，他们什
么也没有瞥到。但是他们满足了，完完全全地满足了。在这千载难逢的时刻，他们到底
还是瞥了一眼，这一眼哪怕只有十分之一秒，也足以回味一辈子。
整个空中受阅过程仅有7分半钟，这7分半钟将被载入中国
空军的历史史册。
当9架P—51战斗机机群第一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的时候，姜勇的飞机左磁电机出了
故障，飞机总是发出“呼呼呼”的响闷，力量不够，速度也上不去。
勉强地通过了天安门后，他向地面指挥室报告了这一情况。
“坚持，坚持到检阅后。”
姜勇听出来了，这是石伟的声音，这声音是焦急的，又是严厉的。
飞机不是人，怎么坚持？但飞机是由人来驾驶的，人能坚持，飞机也能坚持。姜勇
想起了他的誓词，他准备拼了。在飞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检阅台时，他把速度加到极限，
终于跟上了编队。由于左磁电机停止工作，右磁电机的负荷陡然增大，刚通过天安门，
右磁电机也停止了工作。姜勇随机应变，甩开机群潇洒地向左急转弯，在空中划了个弧
线，径直飞向南苑机场，安全迫降。
飞机滑向停机坪，姜勇打开座舱盖，长长地吁了口气。他的衣裤，早已被汗水浸湿。
后来，石伟见到他，把大拇指竖得高高的，对他说：“高，高！”
“高什么，我的命都差点交代了。”姜勇不无幽默地回答。
那年，他仅24岁。
飞机安全降落以后，邢海帆等9名受阅飞行员代表，很快匆匆驱车进城，赶到北京饭
店参加开国的第一个国宴。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一下飞机，他们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就
匆匆赶到天安门广场。
飞行员们想从密集的人群中挤进去，却无隙可乘；他们只能远远地望着伟大领袖，
听着他的声音，泪如雨注。
他们随着人群放声高喊毛主席万岁！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薄一波、聂荣臻、
杨成武等党政军领导人都在那里。
被邀请的人士也很多。
刘少奇是个稳健的政治家，在今夜，他的话却格外的多。他高兴地举着酒杯，向所
有的人祝贺。
周恩来也在讲，他讲革命的意义。他从鸦片战争讲起一直讲到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
讲到新中国的解放。
“现在请总司令说几句话！”
一个坐在朱德身旁的海军战士喊道。他刚接受了总司令的检阅，他对总司令钦佩得
五体投地。
朱德早就为一句话所兴奋着，这句话从阅兵那时起，就一直
缠绕着他。他站起来，轻轻地呷了一口酒，然后面向飞行员们说：“今天是历史性
的一天，我过去是一个军种的总司令，现在不同了，从今天起，我才是陆海空三军的真
正的总司令了。”
掌声雷动，海军和空军的同志带头欢呼，经久不息。
宴会后，苏联文艺科学工作者代表和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中山公园音乐堂里，
举行庆祝建国演出晚会。
飞行员们也来了。他们穿着皮茄克，坐在第一排，引人注目。
“他们就是今天飞行在天安门上空的飞行员。”
不知是谁“揭发”道。
群众先是惊讶，随即沸腾起来。
“真神气哟。”
“唱支歌吧，小伙子们。”
“对，唱支歌吧！”
小伙子们很不好意思，他们成了关注的中心。
杜裕明毫无拘束，他当过一年的宣传队员，能歌善舞。他毅然站出来，边打拍子边
带头唱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飞行员们跟着唱起来。
欢乐充满了国庆盛典的夜空。
九、踩掉鞋子的大游行
晚6时许，夜幕低垂，欢腾的群众游行队伍接二连三地点燃了灯笼火
把，星星点点燎原成七彩灯海，天安门广场和城楼上下一片通明。群众大
游行开始了，成千上万的脚步奏响了一曲欢乐的颂歌……
群众游行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本世纪以来，天安门广场迎接了许多盛大的群众游行。
1919年5月4日，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里爆发；l926年3月18日，北平群
众在这里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35年12月9日，震惊全国的“一二·九”
运动在这里燃起熊熊烈火；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
也以天安门为中心。
所不同的，这一切游行均带着愤怒而来，愤怒的呼喊，愤怒的声讨；而开国大典的
游行，不仅参加人数空前，而且每个人均带着喜悦而来，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欢呼人民
当家做主。
天安门广场从未拥有如此众多的观众，从未拥有如此热烈的情感，从未拥有如此欢
乐的场面，世界第一大广场第一次显得异常拥挤起来。
1．《入场须知》
没有想到的开国大典上的群众游行队伍总计约为三十万人，如果没有严格的组织，
要保证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须预先演练游行队伍。
开国大典的方案中，既有阅兵典礼，也有群众队伍的游行。随着大典的一天天临近，
参加阅兵的部队在加紧训练，参加大典游行的群众也要进行演练。
军队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如果说他们的训练很不容易的话，那么群众队伍的演练就
更难了。
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筹委会决定抽专门时间演练参加游行的群众队伍。
第一次演练时，参加者虽然远不及开国大典那天参加的多，但也有十几万人聚集在
天安门广场夜晚的光线很弱，虽然广场已安装了三排24盏普通灯，围墙的几个门洞也装
上了吊灯和弯灯，甚至还有探照灯，但十几万人一练，队形很快就乱了套，人与人乱挤
在一起，谁也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呼喊声此起彼伏，各单位的领队急得不知所措。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见到这种局面，有些发愁。
发愁自然解决不了问题，而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聂荣臻对负责组织群众游行的肖松说：“这样太乱了，不行，还要另想办法才行。”
语气没有任何回缓的余地。
肖松是个工作十分热情卖力的干部，在这次演练前想了许多办法，可结果乱成一团
糟，大出意外，心里压力很大。他感到图纸上设计的队形确实有点纸上谈兵，拿到实际
中行不通，必须另谋出路。
还是群众出智慧，有人给他想了个主意：用石灰浆规划场地，编上号码，确定哪支
队伍站在哪一号砖上，如同戏院的座位一样，按号入座。
这主意果然管用。
从此，天安门广场的方砖都编上了号码。如果统计开国大典中的第一，这显然也算
一项。
毕竟参加游行的队伍达到30万人，光靠简单的方砖编号还不行，还必须有到位的组
织指挥。为此，肖松又在广场上设立了8个分指挥站。即：3个学生分指挥站，3个工人分
指挥站，1个市民分指挥站及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站。
为了便于联络指挥，各站都有电话通向总指挥部。
大会总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前面的东侧。
在天安门西侧专门设有学生、机关、工人联合分指挥部。
整个会场的指挥系统十分严密。
参加游行的各单位还推选出领队一人，副领队若干人。领队和副领队的左臂上都带
着红色的袖章。
领队还要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写上单位名称，参加大会的人数和领队本人的姓名。
这样一旦出现组织上的问题马上就可以找到负责人，解决起来也比较便利。
在进入会场时，领队必须把表格交给人口指挥站。
这样一统计，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达到30万。
当时，许多外国报道对参加开国大典的人数说法不一，有说30万的，也有说40万、
50万的。实际上，30万人的统计是比较准确的。不仅如此，这个数字在开国大典前就基
本确定下来了。群众游行组织负责人肖松，一开始就对参加大游行的人数有过考虑。当
时北京只有200多万人口，把30万人汇聚到天安门广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参加开国
大典的通知下发后，报名参加游行的格外踊跃，大出肖松意外。结果不得不做出一些限
定，大致维持不超过30万人的数字。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大街均没有今天这样开阔，一般估计能容纳20万人，
最多30万人。
为了保证这30万人在广场上能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总指挥部特别制定了一份《入
场须知》。内容大致有：不化妆、不组织秧歌队。队伍迅速向会场行进，队伍入场后，
要听从指挥；由纠察员或联络员领队入场，到达指定地点后，即整理队伍，严守程序，
不得任意离队。自行车不得入场；各单位自备干粮和饮水；除规定携带武器者外，其他
人一律不得携带武器；如有临时事件发生，应保持镇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听候指
挥部处理；注意卫生，不得在会场随地大小便……《入场须知》共有15条，规定具体，
要求严格，确实考虑得十分细致周到。
然而，百密一疏。
北平第一任市委书记彭真在考虑开国大典上群众游行问题时，就发现了一个漏洞。
那是开国大典前夕，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厅里正在召开一个有各方代表参加的会议，
讨论参加庆典的各单位人数、成几路队形入场等问题，也研究了入场须知。
会议快结束时，细心的彭真突然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游行队伍走过天安门后，在
西三座门那里散了摊子，怎么处理？”
其他人谁也没考虑到这个问题，没有想到通过天安门后群众中存在的松懈心理或留
恋心理。
大家一听彭真的话，真的感到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前面的人把路堵死了，后面的
人走不动，都拥挤在天安门前，岂不把整个开国大典弄得乱套了吗？
一时间，大家有些手足无措。
好在只要提出了问题，就能研究解决办法。可怕的是事先想不到，临时出乱子。
见大家发愣，彭真打了个手势说：“我看应该这么办，在东西两侧三座门要分别派
人把守。特别是西三座门，要派责任心强的人。队伍一出西三座门，就要督促他们跑步
疏散。”
西三座门确实是个瓶颈，只有向西、向北两条路，路又比较狭窄，一旦堵塞，前拥
后挤，疏通比较困难。只有减少人群在路口的停留时间，才能保证人群的正常疏散。
显然，彭真提出的办法是惟一可行的办法。
按照分工，这个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唐延杰。唐延杰立即委派作训处
副处长王文治带一个参谋去执行这个任务。
开国大典那天，果然发生了彭真所预料的情况。多亏事先有准备，不然游行队伍滞
塞于天安门城楼之下，后果不可想象。
2．首次亮相的新中国工人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在整个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对于有500年历史的天安门来说，更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之日。
这一天，北平正式改为北京，告别古老的岁月，成为新的人民共和国首都。
这一天，北京城内外30万各界群众来到了天安门广场，迎接中华民族一个最辉煌时
刻的到来。
这一天，必将永远载入历史史册。
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站满了工人队伍、农民队伍、学生队伍、机关干部队伍和其
他各界代表。
工人的队伍人数最多，穿着也比较整齐。他们像军人一样是排着队伍来到广场的。
在工人队伍中，有一支队伍是长辛店铁路工人。
长辛店工人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邓中夏等人就来到长辛店，开展
工人运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到工人中来。1923年2月7日，长辛店工人参加了京汉
铁路大罢工。
京汉铁路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种子留传下来，长辛店工人中有了进步的共
产党组织，有了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终于在1948年底迎来了北平的光明与解放。
1948年12月14日，是长辛店铁路工人永生难忘的日子。在这一天，受尽磨难的工人
彻底脱离苦难、开始当家做主人。
这一天的清晨，太阳从永定河的对岸升起，耀眼的曙光照亮了长辛店。人们开门一
看，街头巷尾站满了穿着黄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解放军战士。战士们一声声“大叔”、
“大婶”地打招呼，工人及其家属个个喜笑颜开，奔走相告：毛主席的队伍来了！
第二天早晨，工厂照例地响起了汽笛，工人们喜气洋洋地上了班。军事接管组的干
部对工人们说：“二七大罢工时，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现在又回来了，从今天起大家
解放了！”
孙茂林、左士竣杭宝华、孙宝玉等“二七”老工人们亲热地围着接管组的同志，像
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高兴地互相问候、谈笑。高起、陈境等一些地下党员看到接管工厂
的还有自己的老上级，更是兴奋异常。
老党员杨宝嵩竟然找到了22年前领导过自己的肖明同志，激动得热泪直流，连话都
说不出来了。
工厂刚刚开始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组就提前发了解放后的第一次工资，那是黄灿灿
的小米，还有乌金发亮的煤，小米一次发了三四百斤。
这是自日寇侵华8年、国民党反动统治3年多以来，工人们全家老小头一次有了这样
多的粮食，尝到了“家里有粮，心里不慌”的幸福滋味。
工人白庆华为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特意买了一张毛泽东的大画像贴在正
屋当中的墙上，还配上了对联：人民解放太平年，民主政策乐安然，横批是：努力生产。
这幅对联是请当时厂里最有文化的秀才写的。对联可以说是全厂工人心声的真实写
照。
中国的老百姓历来要求不高，一个是“解放大平”，物质生活差一些也无妨；一个
是“民主政策”，大家有平等思想言论的条件。有了这两条，他们就“努力生产”，拼
尽全力地创造社会财富。而且认为这是十分幸福的事情。
解放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转眼间，时间就到了1949年9月中旬。一天，工厂领导传
达了10月1日组织工人们进城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消息。
喜讯就像长上了翅膀，迅速传开。
整个工厂沸腾了。
从这一天开始，工厂里到处是欢乐的歌声。一首《咱们工人有力量》每个工人都会
唱，而且一有机会就唱，连上下班的路上以及在家里也唱。许多工人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上了白班接着又上夜班，领导轰都轰不走。
翻身道情。
工人们决心要带着出色的生产成绩、带着新中国工人的风采，进城去参加开国大典，
去见毛主席和一大批开国元勋。
9月30日夜12时，长辛店2000多工人集合参加开国大典。
2000面红红绿绿的小彩旗汇聚在一起，工人们在夜色中精神抖擞地集合了。老工人
穿起只有过年过节才穿的衣服，小伙子们别出心裁，学着当年红军战士的模样，人人头
戴一顶自己花钱缝制的蓝色八角帽，显得精神焕发。
这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
长辛店的工人宿舍区，几乎家家户户都亮着灯。人们沉浸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之
中。
10月1日凌晨之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乘两列货车向北京城进发。
一路上，虽然大家席地坐在运货的槽车上，但人人都觉得特别舒服，欢声笑语充满
车厢，两车互相拉歌的歌声此起彼伏。这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歌声刚落，
那边又唱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歌声在夜空中听起来十分嘹亮。歌声震荡原野，划破夜空，迎来大地的黎明。
天蒙蒙亮时，火车缓缓驶进了北京前门火车站。
工人们高举着标语，手挥着彩旗，排成八路纵队，浩浩荡荡地向天安门广场进发。
只见人人抬头挺胸，高呼口号，豪情满怀。
工人队伍中的锣鼓队更是拉开了架式，鼓足了劲，敲打起来。似乎古老的京城也随
着这锣鼓声更加年轻了。
东方露出了朝霞，喷薄而出的一轮红日，把天安门城楼镀上了一层灿烂的金光，也
照得工人的脸上更加笑容可掬。
在当天下午的阅兵式结束后，时至黄昏，波澜壮阔的群众游行开始了，工人队伍走
在群众队伍的最前头。
近20个小时没有休息的工人们没有一点疲惫，也不觉得饥饿，他们为走在群众大游
行的前列而高兴，为开国大典所展示的宏伟场面而振奋，为有生之年能参加这样一个盛
会激动不已。他们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对新中国的热爱呼喊出来。
一路上，他们口号不断，队伍所到之处，掌声四起。
路边的群众以极其欣喜的心情，欢迎新中国的工人队伍阔步走来。
欢天喜地的声浪，遮天蔽日的彩旗，整个北京城沸腾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血液沸腾
了。
工人们千言万语，汇成三句口号，喊出了自己心中全部的感情和美好的愿望：中华
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毛主席万岁！
洪大的声浪冲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也激动了，他频频挥动手臂，回应着惊天动地
的声浪。
3．有人光脚走过了天安门
群众游行的场面是热烈的，庄严的，但却有人光着脚板走过天安门，光着脚板接受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事情发生在农民队伍中。
农民是土地的儿子，也是土地的精灵。
农民队伍人数众多，其中有一支队伍是由北京南苑区的农民组成的。
北京南苑区是在1948年12月解放时建立的。随后隶属于中共北平市委的北平市人民
政府管辖。
刚刚解放的农民们，十分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带来了翻身和幸福。他们获得
了土地、农具和房屋，田野上充满着欢乐，响彻着嘹亮的歌声。农民们的劳动干劲和生
产积极性十分高涨，决心多打粮食，支援解放军，支援国家建设。
1949年9月下旬，南苑区委专门召开会议，组织农民代表参加开国大典。
北平市人民政府分配给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名额是1000多人。区委研究确定，80
％组织翻身解放后的农民参加，其余的是机关干部、教师、工商业者、医务人员等。
参加开国大典游行人员的名额数字，很快分配到各村和各个单位。考虑到开国大典
是新中国第一盛事，半点马虎不得，区委专门抽调了一批干部，分配到每个村1至2人，
负责传达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注意事项和要求，审定参加的人员，以及作为参加庆典和
游行的领队等。
随后，各村和各单位迅速召集会议，传达区委精神，确定参加人员，研究怎样按上
级要求完成好任务。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是庄严神圣的，参加开国庆典是光荣自豪的。
我们通过两个小小的村庄做一下展示吧。
这个小村庄叫石太庄村，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它是我党建立的大兴县抗日民主政
府五联区主要的活动地区，建立党的组织也比较早。
9月30日下午，石太庄村在研究谁去参加开国大典游行时，年过花甲的老党支部书记
焦玉海首先报名要求参加。大家关心他，担心他年岁太大，身体吃不消，都纷纷劝阻他
不要参加，把名额让给别人。
但怎么劝说，他也不同意。
老支书他很有感情地说：“正是因为年岁大了，趁着身体还可以时，参加开国大典
去看看毛主席，看看中央和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再也用不着担
心日本鬼子的讨伐，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今后要跟着共产党建设新家园，我怎么能
不去呢！”
他终于参加了开国大典仪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回家后，他经常在党员会、干部
会、群众会上讲述开国大典游行的盛况，述说毛主席怎样向游行队伍招手等，喜悦的心
情溢于言表。
他说：“这是我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
南苑区的小红门村在研究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人员时，也出现了争着去的情况。百
年盛况，难得一见，谁不想参加呢？
最后，村长王盛斌提议：“在摧毁伪保甲，建立村政权，动员伪军、警、宪人员登
记，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等工作中，村里的小青年们出力不小，这回让他们多去些人。”
理由正当，意见无可挑剔，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青年团村支部书记马春
荣被光荣地确定为领队，并很快确定了三十多人的名单。
获准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三十多个青年人，个个喜出望外。他们一得到自己可以参
加开国大典游行的消息，马上找来锣鼓，在村政府门前的空地上敲打起来，庆祝起来，
边唱边跳，载歌载舞。
村民们都被喜庆的气氛所感染，纷纷走出家门围观欢乐的青年。天已经很晚了，大
家还不肯离去。村干部孙凤宝、李月亭、黄宝贵等一再劝说他们回去休息，磨破了嘴唇
也说不动他们。
深夜12点多钟，小红门派出所所长高谦和村里主要干部以及治保委员会人员，研究
节日保卫工作。散会后，见大家还在欢歌跳舞，便劝他们说：“你们应该赶快回去休息，
明天好有精神参加游行，因为时间已经不早了。再说你们也不能就这样去接受毛主席的
检阅呀！要换上干净的衣服，还要让家里人给做点干粮带上，好在路上吃。”
经他这么一说，大家才回家去休息。
参加开国大典事关重大，每个行动细节都经过村干部开会研究。由于大典于10月1日
下午3点举行，村干部会确定早晨6点钟集合，7点钟从小红门村出发，时间以区里来的同
志的手表为准。
那时候，全村人都没有钟表，甚至连表都没见过。区里派来干部的手表成了新奇的
玩艺。为防止时间出差错，专门请几个睡不着觉的人“把守时间”。
然而还是出了一点问题。
不知道哪位心急的人做了手脚，把手表的时间往前拨了两个多钟头，有些人刚回到
家，还没来得及脱衣躺下睡一会儿，就听到有人在街上喊：“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同志
集合了！赶快到村政府集合！”
这时，天色还很黑，可是那手表的指针一点也不错。没一会儿工夫，准备参加开国
大典游行的人员一个不差的全部到齐，每个人都穿上了整齐、干净的新衣服，每一个人
都合乎要求。
于是，大家整队出发。当他们到达指定地点时，还没有别的单位来。他们抢了个第
一。随后，才听到歌声、哨声和“一二三四”的口号声，别的村的队伍也来了。
当时，南苑区政府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队伍的安排是：10月1日上午9时，在永定门
外侯庄集合，10点钟到达指定地点——天坛西门；南苑镇以北各村的队伍，步行到侯庄；
南苑镇以南各村的队伍，因路程较远，8时前到南苑火车站，坐火车到永定门，再到侯庄
集合，游行结束后，再回永定门坐火车开往南苑。
为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群众准备的火车是没有顶棚，只有槽帮的大敞车。那些没有出
过远门，没有坐过火车的农民，上了火车以后，满怀喜悦的心情直挺挺地站在车厢里，
从心眼儿里高兴。带队同志怕车启动后摔着人，让大家坐下，可谁也不肯坐下，都想看
看四周的景色。
火车顺利到达永定门车站，农民们马上整队赶到事先安排好的汇合地点。
不到9点，各村参加开国大典的游行队伍已经陆续到齐。
为了提前赶到北京市政府指定的报到地点，清点人数后，队伍便立即出发了。当到
达天坛西门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参加游行的人。
10点钟，南苑区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准时在市里同志的指挥下，跟随其他单位队伍
后面，往北向珠市口进发。
到达珠市口后，往东到磁器口又往北，进崇文门到东单，从东单再往西到了东三座
门。东三座门西边，长安街路南，是指定集结的位置。
拐来拐去，一段不远的路程，就足足用了3个小时。到达指定位置时，已经是下午1
点钟了。
说来还算顺利，因为有30万人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汇聚，每条路上、每个路口，都
有前来参加游行的队伍，大家只能走走停停，有时还要跑一段。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
哪个单位在前，哪个单位在后，谁在左谁在右，都有一定的次序，一点都不能错位，必
须完全听从指挥进入大会会常等待是令人心焦的。农民们席地而坐，拿出从家里带来的
干粮充饥。限于当时的条件，不仅想喝一口水找不到，上厕所更是难事。
终于等到了游行的时刻。
南苑区的队伍缓缓走过天安门，人们不停地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欢呼声此起彼伏，在天空中震荡着。
人们在欢呼的同时，都把双眼看向天安门城楼，都想清清楚楚地看看伟大领袖毛主
席，看看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对大多数农民来说，都是第一次见到毛主席，而且是负责指挥的干部指给他们看的。
想到翻身解放，想到分给自己的土地，许多农民眼望天安门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在不少农民的观念中，毛泽东就是“真龙天子”，得见“龙颜”就是天大的福分。
因此，队伍经过天安门时，大家都想多看两眼，有的人干脆在天安门前站着不走，任后
边怎么喊，领队怎么叫，就是止步不前，出现了拥挤现象。拥挤中，有的人鞋子被踩掉
了，想弯腰捡又俯不下身子，工作人员又催着让走，一看前面的队伍已经走了很远，只
好光着脚板跑去追赶队伍。
没人能统计有多少人光脚走过天安门。
有位诗人看到赤脚农民曾大发感慨，写下《赤诚》的诗作：只有用脚掌触地才叫赤
诚，只有用心灵呼喊才叫赤诚，只有用情到忘我才叫赤诚。
赤诚，是裸露的心，［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与鲜红的太阳相迎。
农民的队伍已经离开天安门很远，长安街上的西三座门都过了，大家还不时地回过
头来张望，希望能再看毛主席一眼，希望能再看一看天安门前难忘的场面。
大批农民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时，毛泽东看出来了，这个农民的儿子看出来了。是
一种血脉的相通，是一种利益的共融。农村、农民，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力量和条件。
新生的共和国不就是从农村走来的吗？如果没有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农村革命根据
地，如果没有农民的小米……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可以想象的吗？
毛泽东面对农民游行队伍，又一次激动起来，他在天安门的城楼上，从中间走到东
头，又从东头走到西头，频频向游行的群众招手，挥帽致意。
人们看见毛泽东似乎在不停地说些什么，当走到麦克风前时，纯正浑厚的湖南口音
从扩音器里传了出来：“人民万岁！”
清清楚楚，落地有声。
人民被这亲耳听见的喊声震撼了。
事后，有些爱动脑筋、爱琢磨事的人提出，游行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毛主席为
什么高呼人民万岁？
有人回答说：“是毛主席要求人们把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
保证江山永不变色。”
也许这种分析是正确的。
4．学生们不停地唱呀跳呀
在参加开国大典的30万人中，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学生队伍。
全市十几所高校的学生几乎全部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对于北京的学生来说，他们太熟
悉天安门了。他们过去在这里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多次斗争。虽然国民党的大刀队，
天天乘着大卡车，挥舞着大刀，杀气腾腾地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呼啸而过，疯狂镇压学
生运动。但是，真理之火是无法扑灭的。在最白色的恐怖之中，学生们依然对祖国的前
途充满希望。他们经常互相鼓励和安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天马上就要亮了。”
是的，天亮了。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部队从西直门进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来到街上，唱啊，舞啊，把青春的热情洒向新生的城市。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北平的老百姓开始经常听到歌声，是大学生们把《解放区的天》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遍城区的每一个角落。
此后，学生们参加了北京市的清洁卫生运动，为整修天安门多次进行了义务劳动。
青春洋溢，活力激昂的学生为新生的北京增添了许多亮丽的光彩。
开国大典前夕，北京各大学的校党支部和团组织，都按照上级的通知要求，积极安
排共青团员和进步同学，准备赴天安门参加开国盛典。
当时，北京有12所大学，参加开国大典的学生达几千人。
10月1日，当天刚蒙蒙亮，东方露出第一线曙光时，准备参加开国盛典的同学就早早
起床了，等着集合号令。
早上7时一过，学生会负责人就把队伍组织好，举着旗帜，欢歌笑语地走出校门，向
天安门广场开进。
根据开国大典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几千名学生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的西树林里等待着
游行。
当时，天安门前没有宽大的广场，更没有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及人民英雄纪念
碑。现在纪念碑和纪念堂的地方是一片松树林。
大家到了松林以后，拉开了队伍，不停地欢歌、跳舞，一遍遍地唱《东方红》《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同学们手举酸了，嗓子唱哑了，仍不停下来。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
下午3时整，开国大典开始。平静的天安门城楼上出现了一大批学生们早就听说过的
伟大人物。
随着播音员“毛主席来了”的声音。学生们短暂地平静了一下，随后就再也无法安
静下来。大家翘首向天安门望着，指点着。
“那是毛主席。”
“那是朱德总司令。”
“那是刘少奇。”
“那是周恩来。”
还有谁？大家没见过相片，认不得。互相猜着、问着。
还有的同学对观礼台上的外国人发生了兴趣，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搭起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聂荣臻坐镇
在那里调兵遣将；另一座是外国代表的观礼台，实际上几乎全部是苏联的代表。当时苏
联在年轻人心中充满了传奇，他们互相交换着对“老外”的看法。
忽听得礼炮震天动地地响了起来，大家默默地数着，一声、两声、三声……共28响。
为什么是28响？
大家你望我，我瞧你，一时谁也回答不出来。
一个历史系的学生蓦然领悟道：“28响可能是象征着中国革命走过了28年的艰难历
程。”
大家一琢磨很对头，这28响确实是个不寻常的数字。于是有人说：“还是历史系的
有学问。”
在国歌声中，大家看到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站在队伍中，大学生们心如潮涌，激动万分，默默地想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屈辱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饥饿、内战不会再有了。我们大学生也不会
再过毕业就是失业的日子了。这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充满热烈情感的口号，从年轻学子
们的心中喊出：“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游行开始了，学生们仍然高呼着这3个口号，意气风发地走过天安门。
大家一步一回头，视线久久不肯离开天安门城楼。一直走到位于长安街石碑胡同口
附近的西三座门才罢休。
大学生们享受了特别待遇。
游行结束后，他们获准了参加当天晚上的游灯晚会。因此，到西三座门之后，又兴
致勃勃地折回到松树林，等待着夜幕的降临。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提灯游行开始了。
广场上，数万人每人手中提一个红纸灯笼向天安门走去。九路队伍，一路接一路。
人人手提灯笼，高低错落，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蜿蜒蠕动的五彩缤纷的火龙。
活泼的大学生，边走边踩着歌曲的拍子，舞着手中的红灯像是跳龙舞。
大家跳着、舞着，一直到深夜。
回到各个大学后，学生们无法入眠。大家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回味开国大典那激
动人心的一幕幕情景。
这时，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缕晨曦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
5．“毛主席万岁”与“人民万岁”
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宋庆龄、林伯渠等，
沿着天安门城楼西侧的百级古砖道相继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播音员立即播出“毛主席来
啦”，“毛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消息。
顿时，天安门广场一片沸腾，早已聚积在人民心中的对自己领袖的热爱之情在此时
迸发而出，30万群众尽情欢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在阅兵式结束后的苍茫暮色中，欢腾的群众打着灯笼火把，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红
灯的海洋，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游行队伍开始依次走过天安门，而毛泽东主席也
不顾疲劳，一直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始终举起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有力
地挥动着。
在这欢庆胜利的伟大时刻，领袖和群众见面了，领袖和群众之间的感情交流也达到
了最高潮。群众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城楼下，尽情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也情不自禁地探身栏杆外，向广场上的群众频频招手，并情不自禁地呼喊起
来。有关资料考证，当时毛泽东一共喊了三句话：“人民万岁！”
“同志们万岁！”
“青年同学们万岁！”
喊得次数最多的是“人民万岁”。当群众听到毛泽东的声音时，激动万分，更加拼
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万岁！”
城楼上下领袖和群众的欢呼声一呼一应，形成汹涌澎湃的狂涛，一派伟大、庄严、
团结的气氛。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陈毅将军激动地说：“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
人民的欢呼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就逐步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进行了整整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罢工斗争中，北洋军阀残酷镇压，无数工人倒
在血泊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蒋介石国民党无耻背叛革命，大肆血腥屠杀共产党
人；土地革命战争中，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
命根据地丧失90％，红军由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共产党由30万人减少到4万人，在国民
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并迫使红军不得不进行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
争中，又经受了日本侵略者的血腥屠杀，“大扫荡”、“蚕食”、“三光政策”、施放
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多少中华儿女惨死在侵略者的屠杀中；抗日战争胜利
后，蒋介石又把战争强加给全国人民，使中国人民再次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
2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血火中冲杀出来，是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用他
们的血肉之躯铺就了共和国的诞生道路。今天，革命终于胜利了，新中国终于诞生了，
人民终于要当家做主了，追昔抚今，人民怎么能不对自己的领袖倾注无限深情呢？
千言万语，无法表达，中国传统中的“万岁”脱口而出。这是需要做一点历史认识
的。
毛泽东的呼喊也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哪个人的胜利，
哪个集团的胜利，而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华民族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浇
开了胜利的花朵。同样，开创新中国的未来，让中华民族骄傲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必须依靠人民，依靠人民的创造，依靠人民的才智。因此，面对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
面对激情万丈的人民群众，毛泽东自然想到了中国的发展，想到了人民的伟力，他可能
是情不自禁地呼喊起来。
毫无疑问，“人民万岁”，轰鸣着时代的最强音，奏响着时代的主旋律。
毛泽东的呼喊是理智的，至少客观上是真理。
群众的呼喊是激情的，表达了当时无以言传的心愿。
十、大典上为何没有见到国徽
开国大典一直到晚上9时30分左右才宣告结束。细心的人们发现，天
安门城楼上没有见到作为一个国家标志、象征的国徽……
国徽，国家的标志，象征着国家。
国徽，中国的造型，举世瞩目。
国徽，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徽。
连一支球队都要精心制作含义深刻、象征鲜明的队徽，一个国家怎么可以没有国徽
呢？
然而，开国大典之时，人们听到了雄壮的国歌，看到了高扬的国旗，却没有见到庄
严的国徽。
是不是组织者们疏忽了？
当然不是。
1．没征集到满意的国徽图案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举行会议，决定草拟国旗、国徽、国歌、
纪年等项方案，做好开国准备。
会议之后，立即在国内各大报纸，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等刊
登了国徽征集启示。
这是一次神圣的征集。
这是一次昭告千秋的征集。
征集启示不仅简略阐释了国徽的重要意义，还对应征的国徽提出要求：（甲）中国
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
同时，要求应征者必须附有详细的文字说明。
征集日期截止至8月20日。
消息很快传遍四面八方，传遍域外。凡是有些艺术修养、有些学识的爱国者无不为
之一振，渴望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一展身手。
仅一个多月，筹备会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就收到国内及海外华侨应征的国徽稿
件112件，图案900幅。图案千姿百态，林林总总，各有千秋。其中，清华大学营建系的
10余个方案和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张仃、张光宇、周令钊、
钟灵等先生的方案有一定特色。
此间，朱德总司令也参加了征稿，在8月中旬让秘书也送上了他精心自画的国徽草稿。
朱老总胸怀祖国大地，他制作的国徽草稿强烈地表现了以水脉养育中华民族的特色，而
且兼顾了四面八方。图案的底边为四条黄色曲线，分别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
这是横贯中国的主要水系，黄线的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然而，不知是说明不当，还是认识误差，许多投稿者将国徽误为国标，或想象作普
通的证章和纪念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致使所有投稿者绘制的所谓国徽图案均不足
以表征国体。
负责此项工作的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顾问审阅后，认为绝大部分不能采用。
朱德总司令的图案也不能采用。
这是筹备会所不曾想到的。
第六小组一时忙乱起来。开国大典在即，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徽似乎说不过去。尤其
对一些颇有名气的艺术家们，不少人即是国徽图案的应征者，自己做了多幅国徽草稿，
同时又是审选国徽草案的专家。这样的结果于情于理都无法接受。
于是，大家围绕900多幅国徽图案草稿进行热烈的讨论，决定请张仃、钟灵俩人综合
现有图案的优长，重新设计了几幅国徽图案，并印制成《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报请有
关领导和专家审阅，提出修改或设计意见。
到底用什么方式表现新中国，专家学者们绞尽了脑汁。许多人都提出了系统的意见，
还有人形成了专门的论证报告，但大家的意见相去较大，谁都难以说服谁。为此，第六
小组的成员和专家又专题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修改意见。
最忙的要数张仃和钟灵了，一有新的意见，他们就要认真研究，尽量在设计稿上体
现出来。具体形成多少样稿，修改了多少遍，他们自己也记不清。
然而，还是没有设计出大家认同、满意的国徽图案来。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新政协会议马上就要召开。国徽评选委员会考虑
到国徽事关重大，草率不得，马虎不得，而眼下又确实没有比较理想的图案，便建议在
新政协大会上暂不决定国徽。
这个建议得到了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的同意。
然后，这个意见报到了毛泽东处。
9月2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会上表态：“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决定，原
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这是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事情也只能这样确定了。
2．三类图案又遭否定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政协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仍由马叙伦、沈雁冰和原新政协大
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审查委员继续担任制定国徽的任务。
周恩来直接领导这项工作。
国家不可以没有自己的徽章。
建国一周年之际必须使用国徽。
任务显然还不轻松。
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周年国庆时使用国徽，又能够设计出高质量的国徽，周
恩来指示要多吸收一些专家，集思广益，共同设计国徽。
这样，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
任梁思成亲自挂帅。
参加国徽设计的主要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
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高庄、张仃、
张光宇、周令刊、张正宇等人，由钟灵负责联系。
中南海的待月轩，是专家们经常讨论和修改国徽图案的地方。他们常常为一些设计
思想展开热烈讨论，有时还发生争论，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好在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
同的目标，极尽聪明才智图示中国的特征，争论过后，感情依然融洽。
在设计和制作国徽图案的过程中，他们还广泛地吸收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查
阅和参考了国内外大量资料，最后形成了以三类内容为主体的一批草图。即：张仃等人
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周令钊等人设计了以天安门为主体加国旗五角星的
图案；梁思成等人设计了以民族形式“壁”为主要内容并以绶带连接齿轮和麦穗的图案。
三类图案共二三十个方案，最后全部都送到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审定。
常委会极其认真地进行了讨论研究，反复比较了各种方案，结果认为仍然都不够理
想，不够恰当。这有点始料不及，也使国徽的制作一波三折。最后，常委会多数人觉得
周令钊等人设计的图案有些可取之处，可以以此图案为主加以修正，另制图案。
根据常委会的意见，梁思成、张仃、周令钊等专家在一起进行了反复研究。大家感
到，1950年的国庆日益迫近，为保证完成任务，在国庆时把国徽挂上天安门城楼，还是
要设计两套方案为妥，以保万无一失。于是，专家和学者们分成了两个设计组对各种构
思和设想认真推敲，精心设计。
梁思成、林徽因身体出现了不适，但他们坚持抱病参加设工作。
每个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决心拿出最美好的设计，为祖国争光。
这一次，专家和学者们冷静地把国徽图案设计以来的所有设计方案、各个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形成了设计的主体思想，并对图案应包括的基本构件进行了
研究。最后，两个国徽图案设计小组确定了国徽图案必须体现的核心内容。
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用齿轮、麦穗、五星、绶带作为题材，体现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工农联盟政权和全国人民的大团另一个小组的设计内容是：把天安门作为题材的
一部分设计进去，用以代表“五四”民主运动的发祥地、新中国的诞生地，以天安门作
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比较起来，各有千秋。
仔细品味，均含深义。
但两个小组都没有停留在核心设计内容上，他们都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深入开发，
合理构图，追求更高、更好。
以梁思成为组长的清华大学设计组，坚持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
色彩上动了不少脑筋，他们选定了使用红色和金色作为图案色调的基本组合，充分接近
中国民族传统的色彩情素。
红、金两色是中国人观念中最高贵的颜色。红色体现我国吉寿喜庆的民族色彩传统，
但凡喜庆，大红灯笼高高挂，或者大红彩幅耀庭前，以红色作为最充分的装点，显示热
烈、火爆、生机与活力。金色体现华贵富丽。在封建时代，老百姓连穿黄色调服装的资
格都没有，只有王公大臣才有条件做一点带黄边的服装，真正的黄袍加身只有“皇帝老
儿”一人。因此，金色亦即金黄色表现了最为高贵的色彩。金红相间，互为衬托，也确
实可以增加图案的瑰丽多彩。
为了使国徽从形式上更庄严、肃穆，清华大学设计组决定把天安门画成正立面图，
把象征我国政权的五星红旗作为天空背景覆盖着祖国大地，端正地放在国徽图案的正中
轴线上，左右对称，用以体现中华民族庄正、坦荡、轩昂的气质。
在造型上，两个设计组在设计过程中还参考了各国国徽图案，并对我国古代的铜镜、
玉壁、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进行了研究和借鉴。
可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美术大融合，这是中华民族美术史上一件值得大书的
艺术盛事。
两个组的专家、学者，经过将近半年的辛勤努力，对数十个设计图案反复比较、精
心研究，最后各自完成了一幅自己认为最满意的图案，一幅穷尽了当时艺术大师们智慧
的图案。
送审前，梁思成先生久久端详自己领导设计的图案，心中感慨万千。他觉得，一年
来的努力没有白费，千万般辛苦化作了结晶，图案可以堪称绝世精品。
3．毛泽东颁发施行国徽命令
1950年6月，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到了。
新生的共和国，气象万千。
夏日的北京城，生机勃发。
6月20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组最后一次讨论国徽方案。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讨论。
当时送审的两个方案，即中央美术学院和清华大学设计的国徽方案用放大模型并排
挂在一侧的墙上，让政协委员们审定。两枚国徽图案的边沿部分大致相同；中心部分，
中央美术学院方案的天安门是透视图，红墙绿瓦，大圆柱，前面是金水桥、鲜花，上面
是蓝天；清华方案同样有天安门，不过是立面图，而且推得很远，天上是国旗的五星图
案。
两幅图案，两般寓意，两种风格。
有趣的是，参加审定的委员们也很快分成了两派，一派以田汉为首，赞成美术学院
的方案。认为“中国特色”鲜明，民族色彩浓重，表现直观，意境深远。一派以张奚若
为首，赞成清华的方案。认为构图简洁，表征突出，国体特征明确，大气庄重，有时代
特点。
周恩来认真地听取大家意见，并不时向专家们询问一些细节问题，鼓励每个人都把
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以便使国徽的定型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见李四光同志坐在大沙发上，
凝视着对面墙上的国徽模型沉思不语，知道这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学家肯定有自己的想法，
便点将要李四光表态。
李四光已经认真地比较了两个图案，虽然觉得各有千秋，但他倾向于清华的国徽图
案。直率的科学家例来不会含糊其辞，也不会搞什么外交辞令。听到周恩来点将，立即
开口说：“我看这个好！天安门广场宽广，五星红旗布满天空，够气派！”
总理笑着回应：“我也觉得这幅好。”
大多数专家学者也对清华的方案予以首肯。
随后，周恩来综合大家的意见，决定以这幅图案为基础继续加以修改。他还建议将
麦穗设计成挺拔向上的形象。
说起麦穗，还有一段情缘。
1942年冬，在欢送董必武回延安举行的茶话会上，重庆郊区的农民送来了两串颗粒
饱满的麦穗，在炉火的映照下，麦穗显得金光灿灿，一位同志由衷地赞叹道：“真像金
子一样！”
宋庆龄同志接着说：“它比金子更宝贵。中国人口80％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
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
当时，周恩来也在茶话会上，他抚摸着麦穗，意味深长地说：“粮食是人民的命根
子，我们又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一定要把麦穗画在国徽上。”
周恩来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
在设计国徽图案之初，周恩来就提出了图样中要有麦穗的建议，在最后审查阶段又
一次提到麦穗，显然是“耿耿于怀”。
这次会后，又由梁思成等人执笔，大家一起讨论，经过反复修改绘制出一个既有中
国特征，又庄严富丽、大家都满意的国徽图案。
6月23日，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经会议审查，同意国徽审查委员会的报告，通过
了国徽审查委员会所拟定的国徽图案，并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核准公布。
当然，在这次会议审查国徽图案时，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这幅图案的设计
还不够理想，应当设计得更好。
在提出反对意见的委员中，以张治中先生的意见最为直接、鲜明。这位因国共和谈
破裂，被周恩来挽留下来的政协委员确有自己的见解，他明确指出：“国徽的背景和大
前门香烟的背景相类似，使人看了有不够庄重的感觉。而且天安门是封建遗物，又是非
永久性的建筑物，而国徽则是永久性的，是否考虑用别的东西代替？”
讨论的结果，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客观而论，张治中在国徽问题上的看法不无道理，是否有雷同于大前门香烟的图案
也许问题不大，但封建遗物却令人深思，非永久性也颇含卓见。遍观世界各国国徽图案，
以历史建筑物为内容的虽然也有，但是很少。特别是以封建王宫为内容的，在资本主义
国家也不多见。
只能说，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特点。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
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
说明指出，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创作的，兼具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A．形式和色
彩庄严而富丽。
B．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
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
颇具“中国特征”。
C．以齿轮和麦穗象征工农，麦穗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绶带紧结齿轮和
麦穗象征工农联盟。
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颁发施行国徽的命令。同日，全国各大报刊
登国徽石膏模型照片以及莫宗江据此绘制的“国徽方格墨线图”和“国徽纵断面图”。
至此，庄严明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终于诞生了。
4．国徽定型设计者
国徽图案通过后，还需制作国徽浮雕图案。
清华大学营建系的高庄，有幸接受了这项光荣的任务。
说起高庄，我们不得不多说几句。
戴煌在《直面人生》一书中专章写到了这位艺术高超，终生磨难的工艺美术大师。
高庄，上海宝山人，生于1905年，原名沈士庄。1925年“五卅”运动起，直到1947
年“五二○”的多次反帝爱国运动，他都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早年，他在《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创办的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读
研究生时，即深受陈望道与进步教师丰子恺等人的影响。从中华艺大毕业回宝山乡村师
范任教，见学校图书管理员、地下共青团员王愈（女）在撒传单时，被国民党上海市特
别党拘捕。他组织全校师生前往营救，并连夜护送王愈逃往外地。数年后，他与王愈结
为夫妇。
抗战伊始，正在江西的高庄夫妇决定参加新四军。尽管新四军驻景德镇办事处人员
见他们已有小孩而予以劝阻；尽管在事后的流离中这个孩子夭折，生下第二个孩子的王
愈又惨死去，但高庄到欧阳予倩领导、徐悲鸿支持的桂林艺术师资训练班执教后，依旧
积极参加我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包括苏联文化展览在内的一切进步文化艺术活动，并创
作了许多抗战美术作品和《列宁》《高尔基》《鲁迅》等人物肖像。
1944年到了重庆、成都后，他与著名科学家关肇直及华西联大的一些师生，共同把
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译成英文，并自己出钱印发，被认为是向国外发行这本名著的
第一个外文版。
毛主席去重庆谈判，他又及时塑成《毛泽东》浮雕像，被陈列于《新华日报》橱窗。
听说《新华日报》歌乐山发行站缺乏交通工具，他毫不犹豫地无偿献出自己非常喜爱的
泊来品“三枪牌”自行车。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的一些活动，他更积极参加。
抗战胜利，他应徐悲鸿之邀，到国立北平艺专任教。1947年“五二○”运动，他再
度扛着大旗走进艺专师生队伍的前列，由此而被国民党特务两次秘密搜查了住所。我地
下党为避免其受到伤害，特派艺专的党员学者朱程把他和他8岁的儿子送往冀察热辽解放
区。在那里，高庄任联大鲁艺美术系主任，为我党培育了大批美术人才。
我军攻克锦州，高庄随军向锦州开拔，准备进关。作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坚持
自己背行李，拒绝一切优待。
1950年7月1日，已在清华大学营建系执教一年多的高庄，受粱思成委托制作国徽浮
雕模型。
此后的一个多月，他在探索、试作、比较，反复修改……高庄首先对平面的国徽图
案进行仔细研究，发现还有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原图中的稻麦秆向外弯曲，是重头的，
杂乱的；红绶的飘带，缺乏来龙去脉，且有城墙不正的感觉。高庄认为，作为新中国及
其政权的象征，这样的图案未免显得凌乱、软弱、涣散，缺乏庄严气魄和凝聚力，且天
安门还有某种不稳定感。他决定进行修改，力求图案的艺术性和政治性达到完美的统一。
高庄从琉璃厂文物商店自费买来秦汉铜镜和北魏石刻等物，进一步研究借鉴我国古
代艺术的造型规律。几乎接连四十多天在强光下夜以继日地用泥巴、石膏等反复塑造，
连自己孩子的吃饭和学业都置之不顾，特别是他的右目还被灼伤，并一度失明。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构思，精心比较。高庄把稻麦改成分行并列向上，并赋
予刚柔相济的不同性格，象征我们国家各民族的团结共存，象征中华民族的蒸蒸日上，
红绶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以坚强、安定的印象。其他的地方
也作了一些修改，如天安门的大孝华表的位置、国旗上五角星的距离，等等。
修改后的国徽图案，整体与局部变化统一，庄严大气又自然美观，充分体现了中华
民族的气魄和时代精神。
然而，高庄万万没料到，当他把这模型送进了中南海，有人竟说他这是“违法”的，
因为原图案是经全国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通过，毛主席举了手的。
这时离国庆一周年虽然还只剩下一个来月，但他必须按原图案重做，并在一周年前
夕如期挂上天安门。
遭到无情打击，高庄得了轻度脑血栓，面部瘫痪，双目一大一校虽然至此，他在不
得不按照那个有严重缺陷的原图案重新塑造浮雕的同时，仍直接上书毛主席并在全国政
协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阐述自己的修改意见。
周恩来总理得悉此情，一边设法使政协有关会议通过高庄的修改图案，一边委托彭
真与康克清去清华园向高庄当面亲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构思和对党对国家的一片真诚。
这样，才使全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朋友们在天安门、新华门和全国各级政权机关的大门上，
看到了今天这样的端庄、美丽、严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
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
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崇高的民族之魂和时代精神，希冀把我们国徽的艺术性提高到
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至今，高庄仍珍藏着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
高庄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很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
赞赏。
在完成国徽造型浮雕后，在郭沫若的提议和徐悲鸿的特邀下，高庄深入著名窑厂设
计并烧制出60余件“建国瓷”。其中17件最佳作品被赠给了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其余
的也被携赴东欧各国巡回展出并被收藏。正当这些国家的人民盛赞中国的古老陶瓷工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推陈出新的成就，同时也惊叹高庄教授有双“金手”的时候，
因为一次“不鼓掌”，这位有双“金手”的人就被诬陷为“四反分子”，他光明磊落的
一生就被全盘否定，他对国徽的定型和塑造所做的贡献也被全部抹煞甚至由别人冒名代
替。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1954年冬，高庄作为中央美院访苏代表团的成员，带着自己创制的被称作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瓷”的新陶瓷工艺品赴苏展览。11月30日晚，苏联文化部为中国众多的访
问团举行招待演出。其中一个名叫《梦与木偶》的所谓中国舞剧，男人拖着裤子，女人
缠着小脚，形态丑陋，舞姿淫荡。同场观看的我军总政文化部的陈沂、陈其通、马楠等
人都觉得这很不好。高庄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决心不鼓掌。
归途中，苏方翻译征询高庄观感，高庄说：“现在还演孙中山革命早就革掉了的落
后东西，是不好的。”为此苏联文化部特派人向高解释说：新中国的舞蹈尚未传到苏联，
只好用旧的舞剧来应应景，请高教授原谅。
可是，有些人却把高庄此举故意歪曲汇报，使馆文化参赞刘晓和大使张闻天对高庄
作了批评。
不久，高庄被通知提前回国。
高庄回国后，立即接受了审查，“肃反”运动开始后，又被一些人给他戴上了“反
苏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四反分子”帽子。
从此，高庄厄运不断。
1957年“反右”，高庄被强加的“反苏反共”等罪名又被人旧事重提，但当年被指
定为中央美院“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专家张仃后来证明说，那时并没有给高庄戴“右
派”的帽子。
1960年冬，高庄到山东淄博陶瓷厂下放劳动。他沿途目睹极为严重的灾情，非常同
情苦难的人民，并在会议上有所表示，被人说成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1961年1月，高庄被调到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工艺美术局。第二年，合作总社党委和
工艺美术局党支部要给他摘“右派”帽子，高庄说“我根本无帽可摘”，这又被认为
“拒不改造”。
终于，1964年3月初，合作总社党委以“态度极为恶劣”等为由，决定对高庄“开除
公职，劳动教养”，让民警给高庄戴上手铐推上囚车，押往监狱。
在劳教与就业过程中，高庄仍然痴心难改。在政治学习会上，他批判林彪的“一句
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谬论，认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
歪曲。结果被新账老账一齐算，直到林彪叛逃摔死为止。
但是，林彪摔死后，高庄只是被摘去“右派”帽子，1954年的问题至死没有彻底解
决。
高庄教授在80岁的时候，曾作诗言志：
老牛老来甘埋头，
步步耕耘不求酬。
青草吃饱已足乐，
白骨愿入艺人手。
这首诗反映了这位为人民做过卓越贡献的艺术家的宽阔胸怀。
1984年4月，高庄走完了人生之路，临终前，他叮嘱全家老少届时应为国家节省每一
分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并把遗体贡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
这些，其全家老少事后都照办了。一位美术史家在著作中形容说：“没有哀乐，没
有花圈，也没有眼泪。一方白布裹起了这位被遗忘的艺术家，送上了北京医科大学的解
剖台。”
高庄去世时，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函这样说：高庄教授从事艺术与教育工作历60年，
在陶瓷、浮雕等方面多有建树。他参加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的
象征将永留人间……他一生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他多年蒙受磨难，仍对党对社会主义
的信念始终如一。
一位美术史家则悲愤写道：
国徽，共和国形象的造型，举世瞩目。她是亿万人民最崇敬、最熟悉的审美对象。
可是，国徽浮雕的定型设计者高庄，对共和国的人民来说，却是如此陌生。他把美献给
了共和国，却把苦难留给了自己……国徽的设计和完成，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着许
许多多设计者的心血，饱含着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爱戴，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对新中国
的一往情深。每一个参加国徽设计的人，在人民心中都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设计成员都得到一份稿酬——800斤小米。
在今天，800斤小米无足轻重。
在当时，800斤小米是一笔大财富。
艺术家们无一人领取，都如数捐给了国家。
十一、大典背后的秘闻
开国大典是圆满的，精彩的，也是盛况空前、中外瞩目的。开国大
典的过程壮观宏伟，开国大典背后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亮丽花絮……
开国大典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大盛事。
开国大典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壮举。
围绕开国大典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秘闻。
我们不可能把开国大典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述诸笔端，但我们可以采撷开国大典过程
中一些精美绚丽的花朵，一些特色鲜明的花朵，一些回味无穷的花朵。
让我们走进如花的历史。
让我们打开开国大典的另一个侧面。
1．刘少奇就开国秘访斯大林
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颇有几分怪异。
斯大林虽然支持中国共产党，却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
原因何在呢？
原来斯大林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得天下，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
国的起义”。所以，斯大林曾经劝说毛泽东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
出于这样的考虑，斯大林一直与蒋介石保持着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往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迅速改变了斯大林的想法。斯大林乐见其成，立即采取
了很现实的立场，于1949年5月30日，召回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对国
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这的确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解放军攻占南京之际，苏联大使是惟一随国民党政府迁到广州的外国使节，而以美
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各国的使节都留在了南京。新中国建立之后，又是苏联首先承认中共
新政权，并立即建立外交关系，而美国，直至70年代末才承认新中国。
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争取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具有非常
意义。特别是苏联，在东欧各国中鹤立鸡群，号召力很强。同时，苏联也是当时世界上
惟一敢与美国叫板的大国。还有苏联与中国接壤的疆域甚为绵长，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
系，争取苏联的帮助极为重要。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秘密代表团访苏拜会斯大林，就
建立新中国等有关问题向他请教，听一听苏联同志的意见。
斯大林面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快速到来，也很想与中共领导人进行沟通。1949年初，
苏联方面专门发电邀请毛泽东访苏，就重大国际问题和中国建国问题交换意见。后来，
斯大林鉴于中国的战争还在进行中，开国工作万事纷纭，觉得毛泽东不便出行，便专电
请毛泽东留在国内主持大局。
这样，秘密访苏的任务落在了刘少奇的肩上。
1949年7月2日，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等一行秘密启程，从东北赴苏联访问。
毛泽东对斯大林有所了解，知道他是一位强硬的领导人，有时听不得别人意见，有
些独断专行。但新中国在特殊的背景下成立，不能没有斯大林的支持。因此，代表团临
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要求对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对斯大林同志的意
见一定要认真听取，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苏联毕竟搞了十几年社会主义，确实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的东西。
出乎意外，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接待
安排和会晤规格层次都很高。
中国同志始料不及，却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刘少奇一行被安置在奥特洛夫斯卡姬大街8号公寓。这所公寓是沙皇时代一个女歌星
的住宅，十月革命成功后收归国有，成为苏共中央招待国外高级领导人的地方。
刘少奇一行稍事休息，便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去做客。
规格确实很高，斯大林率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依次站在门口迎候中国客人。宾主握手问候
后，斯大林设宴为中共代表团接风洗尘。
双方边吃边谈，气氛十分友好。
回到公寓，刘少奇立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研究拟定与斯大林正式会谈的具体内容。
王稼祥建议，苏联领导人如此重视我们的来访，我们应把工作做得细一些，可考虑
把要谈的东西写成一个报告，把谈话内容基本讲清楚，使苏联同志对中国的情况和想法
先有一个比较全面、正确的了解。同时也使双方会谈时有所依循，不至于遗漏什么。
刘少奇立即赞同，点头说好。
于是，代表团的同志分头起草报告，最后由王稼祥统稿。
出访前，中央特意把王稼祥从东北调到北平，并派邓力群、戈宝权协助他整理资料，
为这次出访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王稼祥曾在苏联学习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
表，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甚至可以说是苏联通，因此，报告起草的比较顺利。
不出两天，一份内容翔实的书面报告正式拟出。
报告分四个部分：
A．介绍中国革命的国前形势，介绍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土地改革方面
的经验；B．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组建问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将以毛
泽东为主席，周恩来为总理；C．关于新中国的外交问题，介绍了新中国的外交原则；D
．中苏关系问题，提出如何处理苏联和国民党签订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在旅顺的
驻军、蒙古独立等问题，要求迅速办理新中国与苏联的通邮、通电、通航等问题，并希
望苏联帮助新中国培养建设人才，派遣专家到中国，等等。
这份报告在正式会谈前交到了斯大林手中。
斯大林很认真地看了这份报告。
1949年7月11日10时，中共代表团与苏共双方的高级会谈在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政治
局会议室举行。苏方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
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列席的有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及陪同中共代表团来苏的柯
瓦廖夫。
会议由斯大林主持。
简短的开场白过后，谈话进入正题。
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与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新的中国政府的决定
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东欧各国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利用民
族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与他们建立长期合作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了使民族资产
阶级站在反对帝国主义的阵营内，这是需要的。这就要制定一种对民族资产阶级有利的
政策，例如关税保护政策。劳资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向中国同志建议：为使工人
斗争不至破坏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应当要求资本家与工人订立合同，在合同上使工
人利益得到保障，使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合作能够比较长期地继续下去。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是经验之谈，中国共产党人是接受的。
斯大林接着肯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他提醒中国同志，注
意不要把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混淆起来。他建议不忙没收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
国的个人企业，通过要求各国企业严格实行劳动法的办法和他们斗争，可以先与各帝国
主义国家做生意，再谈承认新中国的问题。
中国建国后基本采取的就是这种策略。
关于中苏关系，斯大林表现出十分积极的态度。他答应，只要新中国一成立，苏联
立即给予承认。他特别强调，1945年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即可来苏联访问，待毛泽东同志来莫斯科后再解决这个问题。
他还解释说，苏联在旅顺港的驻军可以抵制美蒋武装力量，既保护苏联的利益，又保护
中国革命的利益。
显然，他希望苏联驻军仍然留在旅顺。
斯大林虽然滔滔不绝，但讲的很中肯，很有针对性，对中国有实际意义。因此，中
国代表团的同志一直认真听着、记着，没有插话。看着斯大林讲得差不多了，代表团团
长刘少奇立即接过话题。中共代表团有备而来，当然要听一下斯大林的总体意见，更要
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斯大林讲话一出现停顿，刘少奇马上就说：“尊敬的
斯大林同志，您刚才的讲话使我们很受启发。您的不少建议和意见对我们新中国的建设
有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同志，我们还想请您解答几个问题。”
完全是请教的口气。
“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我会尽量回答的。”
斯大林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子。
刘少奇说：“我们中国同志非常关心这样几个问题：会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国际局势前景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国际共运和工运形势如何？防止战争和争取和平建
设的可能性有哪些？”
这些问题显然常在斯大林的思考之中，但中国必须了解他的看法、他的态度，以便
有所应策。斯大林听后微微一笑，又一次侃侃而谈。
斯大林认为，近期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各国人民刚从法西斯战争的灾难
中摆脱出来，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医治，一般不会发生战争。只要各国人民不愿
意打仗，战争就打不起来。我们应当发动人民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只要人民不受骗、
反对战争，战争狂人是很难得逞的。国际间的互助合作是重要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
友好合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是维护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个思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文章中有过明确的体现。
斯大林专门谈到了中国。他说：“你们应努力争取20年或更长的和平建设时期，利
用战争的间隙，大力发展和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我们的力量愈强大，
战争的可能性就愈校因为弱者、穷者总是受到别国的欺侮。弱者、穷者强大起来了，就
没人敢轻易挑起战端。”
这次会谈决定：成立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制定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的具
体文件；苏联帮助中国办一所海军学校和修建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苏联派电影摄
制人员到中国前线帮助拍摄影片；分批选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等。
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
王稼祥、高岗参加。为有利于公开活动，由高岗代表东北政府签字，苏联报纸上发表高
岗率东北商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访问的消息。
会谈取得了成果，尽欢而散。
中苏两党在第一次会谈之后，又相继举行了几次会谈。在会谈中，斯大林谈到了宪
法问题，建议中国现在可用共同纲领，但应准备宪法。
刘少奇问：“您所说的宪法是否指社会主义性质的？”
斯大林摇摇头说：“不，不是，我指的是现阶段的宪法。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会用两
种说法向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对你们进行攻击。一种是说你们没有进行普选，政府不是
选举产生的；另一种是说国家没有宪法。政协代表不是选举的，敌人可以攻击你们用武
力控制了代表席位，是自封的；共同纲领不是全民代表通过的，而是由一党提出，其他
党派予以同意的东西。你们应把敌人攻击你们的武器拿掉，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把共同
纲领变成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内容包括：全民普选；承认企业主、农家的私有财产；
承认外国在中国的企业租让权。
我建议，你们可在1954年进行选举和通过宪法。”
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确于1954年诞生。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再次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
这天斯大林兴致很高，谈话风趣幽默，并劝刘少奇等人尝尝格鲁吉亚风味的羊肉汤、
红菜汤及烤羊肉串。
席间，大家纷纷向斯大林敬酒，祝他身体健康。
斯大林对刘少奇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和青年时期，现在已是成年了。
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在政治上已经是成熟的党了！看来，中国共产党主要的成就是有
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说完后，斯大林端着酒杯离开餐桌，到宴会厅的另一角，来回踱了几步。忽然，他
又转回中共代表团成员身边，神情略带伤感地说：“苏中两党是两兄弟，两兄弟之间的
团结友好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两国人民应
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一旦不在世的时候，仍然应该是团结的。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
界革命和人类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具有重大意义的。”
充满情感的话语，感动了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他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
同志，愿您永远健康！”
斯大林有些激动，连忙说：“谢谢中国同志的良好祝愿！但人总是要死的，斯大林
也不例外。”接着又说：“刚才，我说中国共产党成熟了，并不是客气话。西欧人由于
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你
们在半殖民地的国家取得了胜利，是很了不起的。苏联人和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
此时此刻，斯大林可能出自真诚。
刘少奇十分谦虚、十分诚恳地对斯大林说：“苏联给中国共产党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激。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仍然需要苏联党和人民像老大哥一样
的支持和援助。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我们要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7月底，中苏两党进行最后一次会谈。
斯大林在会谈中，根据苏联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向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些参考性的
建议。
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要动员一切力量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不
管过去的底子如何薄，如何不平衡、不配套，但它是国家过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恢
复了，社会才能稳定，新的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实的基础上起步，踏
踏实实地稳步前进。如果超越了现阶段的基础，把步子迈得过大，会使比例失调，把国
民经济搞乱。经济发展有自己的规律。
斯大林还指出：经济建设是很复杂的工作，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但涉及到资
源、技术、机器设备，更重要的是要有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他向中共代表建议：要利
用旧社会留下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经济建设服务；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就要制定一套
正确的政策。
上面的两点至关重要，实为经验之谈。如果中国能遵行不异，包括苏联遵行不异，
都是一件幸事。然而，中国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动乱；苏联没有坚持好，出现了国家的
“雪崩”。
刘少奇全力关心的是中国的建设发展问题，他见斯大林态度如此诚恳，又提出了要
求苏联派一些专家和技术人员，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工作，并研究新建项目问题。
斯大林比较爽快，他答应向中国派专家，但要求中方保证为苏联专家提供优厚的工
作、生活条件；到中国工作的专家家属的生活费用，也必须由中方承担；苏联专家如果
犯了错误，一律由苏联方面来处理，中方无须过问。
对于斯大林所提的条件，刘少奇一口答应了。当刘少奇回国时，苏联第一批50名专
家随他同车来到了中国。
为了向苏联学到更多的东西，刘少奇在逗留莫斯科期间，还访问了苏联外交部、国
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国家银行、外贸部、化工部等，并同这些部委的负责人进
行了交谈，了解了国际形势和外交斗争、苏联的经济计划工作和经营管理工作，以及各
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等。
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又一次邀请刘少奇到孔策沃别墅做客。
好客的斯大林，亲自领着刘少奇游览了别墅全景。
席间，刘少奇有些激动地说：“斯大林同志，由于国内的工作很忙，我们得赶快回
国了。苏联给我们很大的支援，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是永存
的！”
斯大林点了点头。饯行之宴参加的人不多，是一种家宴形式，气氛格外亲切和谐。
吃着吃着，斯大林想起了一件事，便问刘少奇：“你们打算在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
府？”
刘少奇按照中央原定的方针如实相告：“目前我们正集中力量解放华南各省，准备
在1950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正式成立中央政府。”
斯大林听了思索一会儿说：“国民党政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了，你们已解放了绝大
多数的土地，具备了掌握政权的一切条件。解决重大问题时要注意把握时机，千万不要
错过时机，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这是极毒
辣的一着，不能不防。”
斯大林的话引起了刘少奇的注意，这个问题大家过去没有考虑过。回到公寓后，刘
少奇立即以电报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作了汇报。
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问，从莫斯科乘火车回国。
刘少奇这次访苏，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这次访苏，使苏
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得到了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并从苏联
那里学到了不少宝贵的建设经验。
2．擒拿蠢蠢欲动的特务
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并不平静。
由于北平是国民党统治华北的大本营，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人物中，有下野的
军阀，有失意的政客，有蛰伏的汉奸，有官僚，有封建把头，有恶霸惯匪，有小偷地痞
流氓……而北平又是华北最后解放的大城市，东北、西北、华北等地的国民党要员，逃
亡的县政府以及几万散兵游勇麇集于此。
几方面因素一凑，使得北平的政治垃圾大大多起来，防好防特、维护治安成了顺利
进行开国庆典首当其冲的问题。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初，北平有这么一个歌谣：“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枪匪多，小
偷多，银元贩子多。”五多中有四多与治安有关，可见当时北平的社会有多混乱。各种
案件屡屡发生，仅3月份就发生103起之多。
那时候，北平虽有200多万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家家门户紧
闭。有一天晚上，聂荣臻的警卫员坐着轿车去取药。车刚刚开到北海北门桥头，不知从
哪儿窜出来一黑衣骑车人挡住了小车前行的道路，汽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就在这时，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汽车后座的玻璃上。这是一枝无声手枪，声音很
小射击者击中了汽车后，迅速钻进附近的胡同，消失在黑暗中。前面那个挡道的骑车人
看见射击者跑了，也很快骑着车子溜掉了。
司机和警卫员急忙下车检查，幸亏子弹没有穿透玻璃，只留下一个乳白色的凹坑。
如果子弹射进来，将会打到坐在后座的警卫员身上。司机和警卫员没敢多停留，很快离
开了此地。这次枪击事件发生不久，又有一辆与聂荣臻的墨绿色皮尔卡轿车一模一样的
车也挨了枪击，时间也是在傍晚。那辆车是从聂荣臻住处出来后，在老地方挨了一枪的。
这次子弹是打在钢板上。北海北门桥头一带，小胡同多，地形复杂，打黑枪的特务始终
没有被抓祝聂荣臻是幸运的。
在这段时期，有的警卫员莫名其妙地失踪了，有的不明不白地挨了一颗手榴弹。特
别是一名家住南苑的市内军管会干部，他回家看望同学，却被这个同学骗到山洞里打死。
北平和平解放后，不安定的因素比比皆是。
进城后，华北军区驻在庆王府。对面是辅仁大学操场操场上是一个高射炮阵地，有
五六门高射炮。
一天，华北军区参谋长唐延杰找来作训处副处长王文治，交待他独立去完成一个任
务。叫他不要走进高炮阵地，只是在墙外步测一下，看看高射炮的位置跟外面的关系。
比如：电线杆向南的方位是不是炮位？外角是不是一个炮楼等等。
王文治悄悄去摸了一下。
因为唐延杰反复交待他一定要一个人去，不能派参谋。尽管王文治心里很奇怪，但
他没问。
侦察结果很快出来了。操场外面的方位跟操场里面的炮位一致。
唐延杰说：“果然辅仁大学里有特务，他们的报告材料叫我们截获了。”
40年后，王文治回忆起这件事。他说：“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特务案的前因后
果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问。”
安定北平的社会治安，首先要处理散兵游勇。这是一大批人，又有武器，任其流散
四方，势必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安定。
北平军管会很快贴出了关于北平市流散军人处理委员会成立的通知，同时颁布了工
作方案。
紧接着平津卫戍区司令部、北平警备司令部、北平市公安局也贴出一系列布告，要
求流散军人、特务分子限期登记。
解放军人城后的前47天中，收容和处理了3万流散官兵，特务除登记自首外拘捕了近
千人。但是，据保守的估计，北平的散兵还有4万以上，起码有1万流浪街头。特务估计
也有三四千人。这些漏网之鱼对北平的治安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叶剑英市长治理北平像他指挥打仗一样，力争全歼。他对一同进城的公安局领导说：
“卫戍、纠察、治安这些机关要集中起来，打歼灭战。统一步调，密切配合。”
为此，平津前线卫戍区司令部、北平市纠察总队、市公安局以及街道上群众治安员
全编在一个组织里，取名叫做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亲自任主任，副主任是徐冰。
委员会很快贴出一张布告。
要求集中力量肃清流散官兵包括武装特务和收缴散存的武器弹药，开展以处理散兵
游勇、收缴枪支武器为中心的治安活动。
北平市公安局在1949年共破获了1200多起重大案件。其中有：张荫梧等军事阴谋暴
动案，徐宗等潜伏案92起，美国间谍案3起，木剑青等阴谋刺探人民政协情报案2起，特
务杀人案9起，破坏经济案10起，特务行抢案6起，特务冒充案5起，等等。
大量案件的破获使动荡的北平趋于稳定，为顺利举行开国大典创造了良好的治安环
境。
3．毛泽东说：“我不做皇帝”
开国事务一忙起来，毛泽东的居住地点出现了不方便。
进城之初，毛泽东住香山的双清别墅。由于工作需要，没过多久，毛泽东便开始进
城办公了。
毛泽东一般在下午进城，晚上十二点多钟返回香山住处。往返浪费的时间太多。
调整住处问题自然摆上了日程。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中南海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打了一个报告，
请党中央和毛泽东迁入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
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及车辆通行。
中南海是一片时而开阔时而曲折却连成一片的淡蓝色水域，曾被称为太液池，后又
改名金海，是燕京八景之一，乾隆皇帝还特意题写了“太液秋风”四个大字。
过去，中南海是慈禧太后独揽国家大权的地方，也是光绪皇帝因变法维新遭囚禁的
地方。窃国大盗袁世凯也将这里作为大总统府，在此筹划复辟阴谋。解放军进入中南海
时，展现在面前的是一幅萧条破败的图景。太液池尚未开化的冰地呈现一片黑紫色，各
种杂树东扭西歪，枯叶和废纸遍地都是。
第一次来到中南海的齐燕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太液池，蓄积着百多年来无人动过的淤泥。中南海被一团腥臭的空气笼罩着，污水
呈不透明的灰黑状。
刚住进中南海的小伙子们放干污水，抬来电网，捕捞鲜活的各种食用鱼。
中南海紫黑的湖底被大自然风干后，华北军区派了几百名壮实的小伙子去挖淤泥，
挖了整整3个月。
中南海怀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寝宫，曾被称为仪銮殿。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
慈禧强制光绪皇帝随她逃往西安，寝宫成为联军统帅瓦德西的统帅部。一天，仪銮殿燃
起大火，瓦德西倒侥幸逃了性命。第二年，慈禧回京花了500万两白银重建仪銮殿，改为
西式洋楼，先起名叫佛照楼，后更名叫怀仁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宣统皇帝退位，袁世凯在此办公。死后，他的灵堂也设在这里。
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新中国定都
北京的决议同样在这里通过。
延安俱乐部主任钟灵随部队从西直门入城后，来到中南海，成为中南海俱乐部主任。
钟灵接手的第一个任务是画中南海的详图，以便组织人力物力加以修缮。
他把中南海的里里外外都跑遍了。
怀仁堂修缮成为重点中的重点。
不久，中南海布置科成立，28岁的钟灵任科长。
当时，北平城内没有合适的礼堂可以作为政协会场，只有这座怀仁堂了。不但要翻
修，还要改建扩建，他们在院子上搭起铁皮屋顶，与四周的长廊连在一起。这样，既保
存了古建筑的格局，又增加了使用面积。
钟灵刚忙完政协筹备会的布置工作，又开始进行布置怀仁堂的工作。
怀仁堂装饰设计图很快放到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当天，周恩来就用毛笔批复同意。
钟灵和东北来的美术家张仃按这份设计图的原理又设计了一套中南海各个大门的立
体效果图，染上实际颜色。由周恩来拍板投入施工。
怀仁堂内外都装饰起来。院里的大门、二门及垂花门都显得气派而喜气洋洋。
在政协筹备会开会期间，住在香山的毛泽东感到来回跑路很耽误时间，想换个地方
祝叶剑英建议毛泽东进中南海，他不同意。
叶剑英正式写了个报告，建议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立即得到周恩来的赞同。
可是几天后，没有一点动静，叶剑英便专门跑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去催。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叶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严肃地对周恩
来说。
“我们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笑着说。他同意叶剑英的意见但又不便
直说。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
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周恩来的话。
“不谈就不谈。”周恩来当然明白毛泽东忌讳皇帝住过的地方。进城前，毛泽东特
意号召全党看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如何骄傲又
如何失败。
而周恩来则希望毛泽东搬入中南海，因为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中南海四周的高墙是
很好的屏障。
“毛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忧呵。”
周恩来找朱总司令商量，俩人取得了共识。
最后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只得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丰泽园的菊香书屋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
要搬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这里屋少人多，长住下去也不是办
法，只得另寻地方。这样，周恩来往到了中南海最西北角的西花厅。
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一住就是27年。
周恩来在西花厅也一直住到去世。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以后，很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致。院中的遍地小草给了他幽静恬淡
的心境。有一次，周子建安排工作人员打扫院中杂草。忽然，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
音说：“莫拔莫拔，莫伤了无数生命。”
就这样，被毛泽东保护下来的小草日夜簇拥在菊香书屋的四周，为彻夜操劳的领袖
置换新鲜的氧气。
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就是踏着这些小草，走向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庆典的。
4．“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
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大。
有人认为：应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
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
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
这些纪元方法都有一定道理，但只是中国传统的道理，囿于民族历史的道理，仍然
是划地为牢的道理。中国应当走向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已经走向了世界。
因此，纪元问题也应适应世界潮流，不应再以“天朝上国”自立门号。
工作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展开了紧张的调查研究工作，结果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
年的只有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公元纪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采用公元纪年比较好。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
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年了。
于是，形成方案上报。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专
门提到了纪元问题。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认为“我们采用公元
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传统常常是不可抗拒的”。
这时大家议论纷纷，情绪十分热烈。毛泽东同意公元纪年，也发表了意见。
毛泽东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
们。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
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
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公
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
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耶稣和今天
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热烈讨论，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公元为新中国纪年。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本
年为1949年。
5．谁为开国大典留影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国大典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庄严日子。
那伟大的瞬间，有多少颗激动的心，有多少张欢乐的脸埃特别是天安门广场上那盛
大的场面，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庄严宣布开国时的情景。
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的时候，一幅幅精彩的画面历历在目。是谁摄录了开国
大典的伟大瞬间？是谁拍照了开国大典的不朽辉煌？
在为时不长的记录片中，我们只看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字样，没有找到
为共和国诞生录像者的名字。据说参加摄录的有中国艺术家，也有苏联的同志。所以没
有属下名字，可能是当时的人们还不大习惯突出个人。
在数不清的历史照片中，我们找到了为共和国诞生摄影的记者的名字，她叫侯波。
现今所能见到的开国大典的照片，主要出自她闪动的快门中。
自1949年起，侯波担任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的随行摄影记者达12年之久。在那4000多
个日日夜夜中，她拍摄了成千上万张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共和国年轻时代的风貌。
她感到这些照片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开国大典。
开国大典前夕，领导人十分忙碌。
9月2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隆重召开，30日晚8时胜利闭幕。侯波一直负责会场的拍
摄工作。当时不难看出，领导们是紧张的，面孔是疲劳的，而仍然精神饱满地与各界人
士讨论和制定着国家的根本大法。
侯波也一直处在兴奋之中。回忆起自己是个苦孩子，14岁到延安，是“吃延安人民
的小米长大的”，知道老百姓所受的苦，也体会得出革命胜利的来之不易，那真是千千
万万个先烈的鲜血换来的。过去“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没人看得起自己。现
在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反动统治，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就要扬眉吐气地屹
立在世界的东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值得欢欣鼓舞的大事，怎不使人兴奋，怎不令人
激动！特别是千年盛典的拍照工作由她承担，在这种可遇不可求的良机面前，侯波振奋
异常。
庆典的准备工作是紧张的。
战争尚未结束，北京解放不久，经济条件十分有限，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扮庄严的
天安门城楼和广场首都人民以高度的热情清除了天安门两侧和长安街等地的垃圾，拔掉
了杂生的荒草，把天安门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虽然没什么装饰，却也朴素大方，八
盏红红的宫灯给城楼增添了无尽的喜庆气氛。
背景的确是很不错的。
10月1日下午3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宋庆龄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
人物走上天安门城楼，整个天安门广场沸腾了。广场上奏起了慷慨激昂的国歌，一面
“血”染的五星红旗在礼炮震天动地的响声中冉冉升向高空。
毛泽东向全国各族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庄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切，都在侯波的镜头里闪过。
侯波从照相机的镜屏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双含着莫大幸福的眼睛和数十万
双充满感激的手，朝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欢呼万岁的情景，看到毛主席不断地扬起双手向
大家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心里异常激动，按下了一个个快门，抢拍
了一个个历史性镜头。
当时天安门城楼的围墙不像后来那样有栏杆，只覆着光秃秃的琉璃瓦。侯波拿着一
个120相机，捕捉着每一个珍贵的瞬间。
那时能得到一些胶片是很不容易的，必须节约着用，拍一张是一张。因而当时拍的
照片，几乎每一张只有一个底片。
中央领导多数不喜欢上镜头，侯波的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总是说“给群众多照些”。
几十年后，侯波还记得拍摄开国大典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游行队伍那张照片时，周
恩来正好站在侯波面前，忙过来拉住侯波的衣角，还不住叮嘱她，别紧张，小心一点。
总理的关怀，使侯波激动极了，她无比兴奋地按下了快门。
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有许多人都看见过，但却极少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使侯波终生
难忘的情节。
在侯波的镜头面前，屹然站立着的是一群时代的伟人。他们的伟大，就在于他们来
自于人民，理解人民，惦念着人民。他们的衣着、举止是那么的平凡，但他们的人格、
胸怀和气魄却是无与伦比的伟大。
开国大典从下午3时一直持续到晚9时多，毛泽东一直在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到
晚间已有些支撑不住，就弯腰伏在围墙上。
为了取到最好的镜头，侯波站上了围墙，两个同志扶着侯波的腿。当时她只想着把
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这段历史记录下来。
侯波曾拍摄过一张毛泽东宣布共和国成立时的照片，毛主席的嘴是张着的，周围站
着其他领导人。
40年后，侯波和徐肖冰办展览时，不少群众一定要在这张巨幅照片下留影，说是可
以感受到当年激动人心的气氛。
6．礼炮为何鸣28响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时，广场上30万人一齐脱帽肃立，
抬头瞻仰五星红旗。
这时，大地震动，炮群长啸，齐鸣28响。
礼炮声如同报春的惊雷，在天宇间回响激荡，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把开国大典上
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进一步椎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礼炮队来自一支英雄的部队。
1949年8月1日，聂荣臻代表中央军委，把第一面八一军旗授给了他们。
国外一些国家在举行庆典活动时，一般都鸣礼炮21响，就是最高的礼仪。开国大典
为何要鸣28响呢？
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
在政协一届会议上，一位代表提出质疑：“在国外，最高礼仪是21响，我们为什么
要鸣28响呢？”
当时没有人回应。
会议休息时，毛泽东见到负责开国大典筹备工作的华北军区作训处长唐永剑话题很
快进入开国大典的礼炮鸣放问题，毛泽东问小唐：“你说，放28响有没有道理呢？”
唐永健是个文采横溢、学识渊博的才子，他一下就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马上说：
“主席，我起草一个关于礼炮28响的说明吧。”
毛泽东微笑着默允了。
很快，简明扼要的28响说明报告递上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横空出世到1949年，
刚刚28年。28响礼炮就是28年党史的赞礼，这不是极有道理吗？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告后，在上面用铅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开国大典上，礼炮队由108尊山炮组成，分为两组，一组装填，一组发射，轮流作业，
以缩短每响之间的间隔时间。所以，人们习惯上仍称54尊礼炮。
108尊礼炮一字形摆开，背倚天安门广场，靠在一截古墙边，位置在前门附近。
两分半钟之内，28响无头空炮全部送入空中。
鸣礼炮时，站在观礼台上的华北军区文工团团长刘佳与身边的几位代表兴致勃勃地
数着礼炮。40年后他说，不够28响，有时两发之间的距离很远，有漏响的。
负责组织礼炮工作的特种兵司令员高存信说，决不可能漏响，瞎炮肯定有，但不可
能两发炮弹一起哑巴。
礼炮队员们十分自豪，因为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都听到了他们代表新中国发出的呐
喊。
建国之后，在开国大典上鸣放过的山炮大部分销毁，有两尊被收藏到中国革命博物
馆作为陈列的文物了。
7．苏联顾问建议：最后一项议程放礼花
开国大典的议程安排中，开始没有放礼花这个项目。
在北京的苏联顾问根据苏联的国庆经验，向大会筹委会建议开国大典最后一项仪程
应放礼花。
施放礼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个夜晚五彩缤纷，当然很好。但礼花是什么样子，没有
几个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马。
任务下达给华北军区的一位叫张桂文的作战科长。当时，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
不仅不知道怎样制作礼花，也从来没见过礼花，但他通过苏联顾问找来了苏联十月革命
节阅兵的记录片，知道了放礼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苏联施放的第一层礼花仍是信号弹，张桂文这才明白礼花与作战科的
关系，所以开国大典上的礼花全是苏式信号弹。
张桂文立即组织了礼花小分队在辅仁大学广场上进行了严格的训练。
开国大典那一天，当夜色低垂，举着五星灯笼的群众游行队伍接近尾声时，天安门
城楼休息厅里临时开通的总机接到了大会阅兵总指挥聂荣臻的电话，他要求立即接通位
于东华表内侧的一个分指挥部，通知张桂文开始施放礼花。
张桂文接到命令，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麦克风，充满激情地连续喊了三遍：“各位
注意，现在施放礼花！”
然而一点回声也没有，麦克风坏了。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都替张桂文捏了一把汗。
张桂文的脸仅仅白了一下，他还有两套应急方案。
40年后，住在空军东西门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张桂文说：“我搞作战的，总是不止一
套方案。因为我们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战斗中可能这样，也可能那样。敌人在变，我
们也要变，必须拿出几套作战方案。”
幸亏这位施放礼花的指挥员是参加过无数战斗的军人，他像打仗一样，为保证礼花
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广场扩音器向施放礼花的6个点呼叫，直
接下达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麦克风失灵，就由张桂文在指挥部发放一颗信号弹，表示放
礼花开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张桂文的信号枪出故障，派一个人通知最近的礼花点，其
他各点见到礼花都一齐放。
此时，当第一套方案失灵后，张桂文二话没说，走出用木板临时搭成的指挥部，从
腰间熟练地抽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枪，冲着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颗绿色信号弹。
这突如其来的枪声，使周围的人们不禁大吃一惊。在人们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的时候，广场周围的6个发射点同时轰然爆响，五彩缤纷的“礼花”喷向夜空，照亮广场，
染红了古老的天安门，预示着新生的共和国万紫千红的明天。
张桂文恐怕没有想到，他那颗应急的信号弹，竟成为开国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礼花。
8．首创“实况转播”名词
10月1日早晨，新华广播电台发出预告，决定全部转播当天下午3点钟举行的开国大
典实况。
这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第一次覆盖960万平方公里的转播。
这也是中国人民广播史上的第一次实况转播。
要把开国大典现场的真实音响通过无线电波送到全国各地，首先应该给这次转播起
个名字，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处长廖承志委托北平新华广播电台的负责人梅益和温济泽
考虑一下，他们俩商量后决定把这次大规模的转播叫“实况转播”。为此，梅益和温济
泽为汉语又创造了一个词。这个业务名词是为开国大典创造的，它形象又生动地反映了
这个新节目的含义，至今沿用下来。
开国大典的音响工作，由傅英豪负责，使用的机器功率为250瓦，仅是后来机器的1
／4。这套设备以后被当破烂卖掉了。
临时转播机房设在天安门城楼西侧的拐角处，发射机房位于天安门城楼前金水河的
一侧，是临时搭的木板小屋，由通讯兵部的前身军委三局协助施工完成。
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设备，成功地保证了开国大典的实况转播。
开国大典的现场播音员男士齐越，女士丁一岚。
开国大典过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收到了潮水一般的听众来信。没有机会亲临开国
大典现场的人们纷纷来信，抱怨现场播音员讲得太少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当时播音
稿是如何写成和决定的。
负责实况转播的编辑记者是三位小伙子，准备工作很简单，他们以为转播实况不就
是把现场的所有音响全播出去吗？所以，他们事先没准备什么播音稿，而且，天安门广
场实况转播规定一条纪律，播音员要严格照稿子念，不能擅自更改。这样，稿件不多，
播音员又不能即兴讲，自然讲的就少了。
尽管转播现场做了不少努力，播音员还是好多时候没词儿。飞机声、坦克声、马蹄
声、军乐声，甚至刷刷的脚步声，都给人雄浑壮阔的联想。但是，人们毕竟不满足，毕
竟希望把现场介绍得越多越细越好。因为关于开国大典，人们什么都想知道。
这是中国第一次实况转播中的遗憾，但这也是最朴素、最真实、最好的开端。
尾声 世界瞩目新中国
1949年10月1日，祖国生日。
1949年10月1日，普天同庆。
大江上下，黄河内外，沉醉在一片欢乐之中。
南京，这座六朝古都，随着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立刻沉浸在一片狂
欢中。“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欢呼声此伏彼起，响彻
空际。
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几百万市民在国歌和礼炮声中肃立；一面又一面的
国旗，在上海街头飘扬，显示出上海人民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之情。
武汉，百万市民冒雨狂欢，“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国歌声，“在毛泽东旗
帜下前进”的口号声，还有锣鼓声、军乐声、欢笑声响遍全市。
长沙，毛泽东故乡的省会，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学习和进行建党、开展工人运动的光
荣城市。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对新中国的诞生万分振奋。《新湖南报》及《民主
报》均连夜出版号外，市民争相踊跃购阅。
从东北的哈尔滨，到古都西安，从革命圣地延安，到南疆之城福州……每一个城市、
每一条街巷，每一位中国的老百姓，都在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欢呼、而欢笑、而欢庆。
山同庆，水同庆，人同庆。
当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新中国宣告诞生的消息随着报纸和电波传到海外后，香港
和世界各地的华侨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在法国巴黎，华侨们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消息后，马上制
作了一面面国旗插在自己的家门口。10月1日晚，旅法华侨各团体代表聚集在一起召开联
席会议，欢庆新中国的诞生，并一致通过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贺电。
在美国旧金山，华侨工作互助协会四百多人在唐人街集会，热烈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在日本东京，团结和联络着3万旅日华侨的旅日华侨协会，统一集会，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宣布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在朝鲜，有4万多华侨分别在各地举行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
大会。
在香港，2000多名中国工人在金陵饭店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盛大集会，
发言者一致号召香港的中国工人应该团结起来，支持人民的新中国。10月2日，华商报社、
大公报社、文汇报社等10个单位的港九新闻工作者共700多人又在金陵酒家聚餐，举杯祝
贺新中国的诞生。
在荷兰巴达维亚、在缅甸仰光、在泰国曼谷……世界，一同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投
向了新生的人民中国。
叹往昔，列强凌辱相加，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就此关闭通向世界的大门。看
今朝，举国欢庆解放，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本政府为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
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最早向新中国诞生表示祝贺的，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老大哥”苏联政府和人民。
10月2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断绝同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外交关系，正式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发出照会说：北京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周恩来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业已收到中国中
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之公告，其中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
政府在研究了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建议之后，由于力求与中国人民建立真正友好关系的始
终不渝的意愿，并确信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
阁下：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2日，保加利亚职工会中央委员会致电毛泽东主席。电文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选出之际，谨代表保加利亚工人和职员向你们致热烈的战斗敬礼。……中
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英勇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
10月3日，美国共产党全国主席福斯特和总书记坦尼斯从纽约发出专电，庆贺说：我
们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光荣的事件，预示
着帝国主义统治之世纪的结束，特别是华尔街对于伟大的中国人民之内政进行反动干涉
的罪恶政策的失败。这标志着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由封建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锁链下解放出
来，并推进了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它无疑是划时代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以后世界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我们谨向毛泽东同志的光辉的和坚定的领导致敬，向共同领导新人民政府的你
的同事们致敬。经过你，我们向中国人民致贺并献出我们热情的友谊的关切。我们最热
切希望和平与繁荣得以迅速巩固起来，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永远胜利前进。
10月3日，古巴人民社会党主席马里奈罗、总书记洛加发出了致毛泽东主席的贺电。
电文表示：我们欢欣地庆贺你被选为作为中国解放斗争、进步、民主、和平和社会主义
的坚强柱石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敬向阁下，敬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人民，致以我们兄弟般的敬礼。
10月4日，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总书记胡思尼·卡博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
人民政府发出了庆贺电。同日，阿《人民之声报》发表社论称赞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不仅对中国人民是伟大的胜利，而且对爱好和平的人类来说，也是最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劳动人民都真诚地欢呼这一胜利。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已经赢得他们的
自由，并将建设新社会。
10月4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朴宪永照会周恩来外长，指出：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性胜利，也成为东方各被压
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与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巨大力量。……朝鲜人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10月4日，法国总工会、退伍军人协会及各人民团体分别发来贺电。法国总工会在致
毛泽东主席的贺电中说：法国总工会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向毛主席及其政府致
以热烈的祝贺，我们为世界劳动人民更好的前途以及民主和平阵营力量的增强而庆贺。
10月4日，荷兰共产党致电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对世界范围的工人
阶级来说，是个无可评价的历史事件。荷兰工人阶级特向中国共产党致以热烈的敬礼。
他们以极端的关心，注视着新中国的发展。
10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代理外长照会中国外长周恩来，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同意建立两国间的正式外交关系。
10月5日，波兰外交部照会周恩来外长说：中国人民数十年来所进行的为从本国反动
派和外国帝国主义者压迫下求得解放的英勇斗争，赢得了波兰人民群众无限的同情和热
烈的拥护。
10月5日，英国下院工党独立集团发出贺电，对新中国的成主和毛泽东主席的当选表
示庆祝。电文称：在这伟大的时刻，中国人民正在最后地从一切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自
己的时候，我们向你和全体中国人民致衷诚的庆贺。我们的国家需要中国人民的友谊，
我们需要的不是帝国主义挑衅，而是对于两国有无可衡量好处的和平贸易。
瑞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致中共的贺电中说：瑞共中央衷心而钦佩地向英勇的中国
共产党人及他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致敬！你们的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是中国人民历
史性斗争的胜利，而且是世界反对帝国主义阵营的胜利。
“当惊世界殊”。
一份份电报，越过千山万水，穿过浩渺广宇，从世界各地传到北京，带来了各国人
民的深情厚谊，极大地鼓舞着中国人民为新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继续不懈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