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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三章 - 航5终章 -

《《金牙海盗》》

(今夜出差,凌晨上传,不欠大家的)

很轻松地,就解决掉北欧海贼团的单船威胁。之前劳伦斯的英国皇家海军阻击失败,是战术不对,如果他采用我的狼群战术,一定可以,至少让北欧海贼团落荒而逃。

抛出一只诱饵,让他用“落月弓”锁定,随他锁,随他定,赌的就是速度和胆量。他未必有时间打出那放大效果的一炮。或许他打出去,我方的其他战舰也扑上来了,炮弹压顶。

别忘了他只有一条船。我们输得起,可他本钱太薄,赌不起。

我方一拥而上,果然吓跑了北欧海贼团。这时里斯本也传出王室公告,宣布约翰沦落为海盗,开除国籍,悬赏通缉。约翰一听这消息,我想一定很伤心,海盗船一晃一晃,离开里斯本近海了。

我方散去。只领着直属舰队四条铁甲战舰,去伊斯坦堡,接回萨莎和我的孩子。是个男孩,才刚满月,只会对着我傻乐。我的一儿一女,现在都在我船上呢,这回决定将他们带回基地,给他们一个安定的环境,好生抚养。

伊斯坦堡君主得知我来,竟然提出一个可笑的要求,要我帮着他的埃及行省总督对付海雷丁。海雷丁现在东地中海闹腾的不得了,以亚力山卓港为依托,面戴地中海霸证之一“黄金面具”,将整个埃及行省都闹得心神不宁。

正如我所愿。我才不想管这个烂事,我有大事待办。回话:“贵国海军将领彼利.雷斯是不败的战神,海战多多倚重才是。”

回话:“彼利.雷斯将军在阿拉伯行省的马沙华港染上急病,当地医疗条件简陋,延误了医治,无效救治后逝世。”

我心里一痛。海盗,果然不能上岸啊。那个老人,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好对手,记得最后那一面他还说:“我猜大海才是你钟情的地方!”

我还说:““怕您也是一样的想法吧?”

……

斯人已逝,生者还要坚强地活着。

当下再无心情,直接回基地总部廷巴克图。这次,我要采购很多东西,收拾一下心情,挑选精干水手,准备出一趟远门。

欧非局势新定,三支地方舰队和金牙直属舰队都留下,大将法鲁南.品特、米开罗.莱尔、谢尔.阿里.内迪姆、安冬尼.金索、阿芝莎.努连纳哈尔,阿尔.菲利德.西恩等人都留下,我只带一直跟着我打拼的直属海盗成员还有我的女士军官团出行。那些留下的人很不满,被我睁大眼珠子瞪回去:“又不是旅游,去那么多人干吗?在家安心工作,那边定下来后自然带你们去。”

这其间数红胡子黑胡子的工作最难做,两个人海军军区司令都不要干,非要和我一起去看看。我好说歹说,告诉他们一定有机会,现在非洲重要的建设任务和保卫工作都离不开你们这些老将(老家伙),请一定要对一千三百万非洲人民担起责任啊。此类的话说了一箩筐,才打消两个老海盗狂野不羁的心思。

一条特意为我定制的超大号铁甲战列舰,3层甲板,2500吨的排水量,153门舰炮,三桅+蒸汽机混合动力装置,二十五节速度(加装了‘萨尔贡的头像’),300多个船舱,1000人的兵员配置,储物舱的容量可以支持我在海上持续航行100天。堪称这时代先进战舰的代表。

带了足够的水粮,黄金,还有一些土特产,当然还有长期航行必备的医生医药,为防止旅行枯燥,我甚至在船上设立娱乐室和祈祷室,供士兵休息。

人员方面,中国人张浪,铁杆海盗(只认我不认国籍种族那种)加里.费夏,卡扎莱.费德里,弗朗西斯.德雷克,船医科鲁罗.西奈特,大厨塞维.达.汉,船木工铁礼列.滕尼,这些人员也是必备的。女士军官团方面,只有委屈当妈妈的,萨莎是不能去了,她要抚养两个孩子,不过我答应很快来接他。其他女士,已上床的没上床的,这次都坚决要跟我去,天知道,我这个野性的东方海盗一旦回到家乡,还会不会回来?所以都要跟去,连矜持的安娜也不例外。计有安娜、塞拉、安妮亚、夏娃、阿SA、卡特林娜、克莉丝汀娜、爱娃、海儿九个MM。前面5个是没发生关系的,有待加强交往,后面4个是需求正猛的时侯,天,9个,这次航行一定腿软吧?

200个航龄超过5年的水手随我上船,还有800名各部挑选的最精锐的士兵,其实军级最小也是个初级军官,不然没资格通过激烈的选拔上我的旗舰。大部分是海儿火枪团的精锐,还有一小部分装甲兵,剑客和英格兰长弓手,一个很奇怪的军官团组合。不过忠诚都没问题,经过严格的审查。我可不希望,带一群桀骜不逊的无政府主义者去东方。想去神秘东方,先问问你听不听话,是否金牙老大指哪,就打哪?这一潜规则看似简单,其实在困难时期犹为不易,我可不想象某个航海前辈,长期艰苦的航海旅行中遭遇叛乱和怀疑,最后落个被手下杀死的厄运。

原汉奸王直的手下也带上,我需要他们为我指路。四个人,叫郑春庭、陈豹、施大、周三,功夫不高,才智平常,水性却是一流,对南中国海一带的海情水文,以及活动于此大大小小数十海贼盗匪头目,那是如数家珍,绝对是地头蛇,所以要带上他们。说起倭寇,他们并无好感,只是这些本来就无法无天的刁民,心中根本没有正义国统理念,他们只是认为有奶便是娘,与倭寇也是权宜之计,该抢照抢。我们口中的大汉奸王直,也曾月黑风高之际蒙面袭击倭人村落,这对于抢业为主的海盗来讲,本是常有之事。从他们口中,了解到东瀛岛上也是一片混乱,正值信长野望时代,烽烟四起,百十诸侯打的不可开交。有些战败的诸侯没有立足之地,逃到海边当起了海盗。还有的根本就是海盗家族。象其中有名的岛津义虎,九鬼嘉隆,都是现在活跃一时的倭寇头领。他们垂涎对明贸易的巨大利润,经常打劫中国商船队,甚至吃掉小的中国海盗武装集团,现在,更发展到上岸烧杀虏掠。中国沿海的海盗头目,对其也是又恨又怕,但有很多人畏惧倭寇船坚炮利,明朝政府扫荡海盗时为了生存又需倭寇提供场所庇护,所以大多与之勾结,所谓的倭患,有百分之七十都是假倭从倭,都是沿海官民对抗的恶果。

标准的为虎作伥!对付这些人,我自有办法,毕竟我才是恶人中的恶人,整治他们一套一套的。郑春庭、陈豹、施大、周三看见我在欧洲海盗中的威望声势,发展到与国家对抗,那是小打小闹的他们所无法想像的,早吓得腿软,对我俯首帖耳的现在。

现在敢于和倭寇坚持作战的,除了明朝官兵,只有一个杭州商会李华梅。佩服!一介女流不畏强权,不怕恶势力,在昏庸的大明朝和穷凶极恶的海盗夹缝之中生存,还能不忘国家大义抗击倭寇,间接做做丝绸瓷器生意,我看沿海大小几十个所谓豪杰,没一个比得上这美丽女子!

一定去拜会她。听郑春庭说她现在处境比较艰难,中国福船与岛津义虎的铁甲船战斗得很困难,除了接舷战,没有更轻松的办法。大明朝还一直采取不支持的态度,在杭州的商会收入大部分缴了重赋,上下打点,才保住抗倭李家的平安。

听得我非常气愤,差点没给郑春庭一嘴巴,问他:“你他妈还是不是男人?自己扪心自问,你等与华梅的思想境界,差了多少个档次?!”

MM别怕啊,老子金牙马上赶来帮你了!

与郑春庭等人的谈话更让我有所怀疑,这小子,言谈之间非常喜欢日本女人,说什么即使自己娶不到日本女人,将来也要让儿子领个日本媳妇。

我警告他说:“你这辈子就别想了!儿子也不行!别他妈给我弄出个郑成功来,绝饶不了你!真想要,玩个私生子出来就好了。”又对一旁偷笑的施大说:“别偷笑,你也一样,我怀疑你就是施琅的爷爷辈。”

两人大摇其头,保证坚决不会,顶多玩玩,不会和日本娘们动真格的。我听得转怒为喜,叮咛道:“喊我啊!”

戚继光(1528~1588)

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8)明朝名将,民族英雄,军事家。字元敬,号南塘, 晚号孟诸。祖籍河南卫辉,后迁定远(今属安徽),再迁山东登州(今蓬莱)。嘉靖七年闰十月初一(1528年11月12日)生于鲁桥(今山东济宁东南)。出身将门,自幼喜读兵书,勤奋习武,立志效国。17岁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二十五年,分管屯田。二十七年起,连续五年率卫所士卒戍守蓟门(今北京昌平西北),春去秋归。二十八年十月,中武举。二十九年,赴京师(今北京)会试,时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威逼都城,上陈守御方略,临时任总旗牌,督防京城九门。三十二年,实授都指挥佥事,领山东登州、文登、即墨三营24卫所兵马,操练水军,整顿军备,抗击入侵山东沿海的倭寇。他赋诗言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止止堂集》)。三十四年七月,调任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书,司理屯田。次年,以足智干练升都司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龙山(今属宁波)、缙云、桐岭与倭寇三战三捷。乘胜追击逃倭遇伏,沉着应战,果断指挥,迫倭寇遁逃入海。实战中,察知明军作战能力较低,难以抗倭,多次上书请求训练新军。三十七年,在岑港(今属舟山)作战失利,免职,抗倭自效。次年三月,在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谭纶节制下,领兵救援台州。五月,歼灭入侵桃渚(今临海东)倭寇。九月,往义乌招募农民、矿工4000名(一说3000名),按年龄和身材配发兵器,编组训练。三十九年,针对明军兵器装备种类繁多、沿海地形多沮泽、倭寇小股分散的特点,创立攻防兼宜的“鸳鸯阵”,以12人为1队,长短兵器迭用,刺卫兼顾,因敌因地变换阵形,屡败倭寇。利用作战训练间隙,撰成《纪效新书》,阐述选兵、编伍、操练、出征等理论和方法,并以此训练戚家军,使戚家军闻名于世。改任台州、金华、严州(今建德东)三府参将,整顿卫所武备,督造战船,严守海防。四十年,倭寇万余、船数百艘蜂拥浙东象山、宁海、桃渚诸地,戚继光确立“大创尽歼”的灭倭战策,集中水陆军先至宁海,而后依次剿除,九战皆捷,擒斩倭寇1400余,焚死、溺死倭寇4000余,史称“台州大捷”,浙江倭患基本解除。升都指挥使。又募义乌兵3000,参加镇压进入江西的闽粤起义流民。四十一年,福建倭患日趋严重,戚继光奉命率精兵6000入闽抗倭。至宁德,乘退潮率将士携稻草盖淤泥,涉海进攻横屿岛(今宁德东)倭巢,斩倭2600余。转兵福清,深夜攻占牛田(今福清东南),被倭寇称为“戚虎”。乘胜进至兴化府城莆田,偃旗息鼓,出敌不意,夺占林墩(莆田南),先后捣毁福建三大倭巢。班师浙江,升都督佥事,任副总兵,守卫闽、浙海防。四十二年,新倭日增,围兴化,据平海卫(莆田东南)为巢。戚继光第三次赴义乌募兵万人,奉命率中路军与右路福建总兵俞大猷和左路广东总兵刘显协力作战,攻克平海卫,斩倭2200余,缴获器械3900余件,救出被掠男女3000余。不久,升福建总兵,镇守福建及浙江温州、金华两府,督理水陆军务。同年冬,倭寇万余围仙游(今属福建),戚继光领兵仅6000,遂行缓兵计,等待援兵,各个击破,解仙游之围。次年,乘胜追至同安县王仓坪、漳浦县蔡坡岭,歼逃倭数千。四十四年,率水陆军至梅岭(在今诏安境),围剿勾结倭寇的海盗首领吴平,迫其逃至南澳岛(今闽粤交界海域)。旋与广东总兵俞大猷合攻南澳岛,俘斩吴平部 1200余人,焚死、溺死逾5000人,毁船近百只,吴平遁逃(一说投海死)。奉命兼管广东潮州(今潮安)、惠州及驻江西的伸威营军务,担负保卫自浙江温州至广东惠州数千里的海防重任。与谭纶、俞大猷等抗倭名将浴血奋战十余年,基本荡平东南沿海倭患。隆庆元年(1567)十二月,戚继光奉调京师训练士马。次年,以都督同知任神机营副将。建策用三年时间训练10万车步骑精锐边军,用战车拒敌、步兵应敌、骑兵逐敌之法,加强北边防卫。受命总理蓟州镇(治三屯营,今河北迁西县西北)、昌平、保定练兵事务,节制三镇总兵以下将士。后改任总兵。考察边关形胜和敌我军情,将辖区数千里防线分为12路,设东西协守,分统诸路。同年冬,率兵至青山口(今河北迁西东北),击败蒙古朵颜部董狐狸、长昂。三年,升右都督兼督蓟州、永平、山海关军务。次年,请设武学。于帅府止止堂向所部将校讲授韬略、将艺和治军练兵之道。五年前后,写成《练兵实纪》,主张练兵之要在先练将,强调将官必须进行德、才、识、艺修养,倡办武庠(军校),从实践中锻炼、造就精通韬略的良将。六年,建辎重营三座,又创车战营六座,造战车1109辆,分置密云、建昌(今迁安东北)、遵化等地。同年冬,集车步骑军约10万人于长城边进行实兵对抗演习七天,又校阅多日,为古代练兵史上之壮举。万历元年(1573)至三年,建御敌台1337座,多次率兵出塞击败扰边的董狐狸,迫其叩关请罪。以守边功,进左都督。七年,率兵出山海关,援助辽东总兵李成梁大败蒙古插汉部首领土蛮(图们札萨克图汗),录功加少保。次年,创制自犯钢轮火,埋于沿边御敌台下,以杀伤敌军人马。在镇16年,加强边备,蓟门安然。十一年,受排挤,调镇广东。十三年,遭诬陷罢归登州。十五年十二月初八(1588年1月5日)病卒,终年61岁。有《止止堂集》留世。戚继光戎马一生,抗倭战功卓著。注重练兵,尤善育将,严明军纪,赏罚分明。抗倭作战中,创立攻守兼备的鸳鸯阵,灵活巧妙地打击倭寇。镇守蓟州,修城筑堡,分路设防,有力地抵御蒙古骑兵。所撰《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明代著名兵书,受到兵家重视。

明世宗的时候,有一批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他们和中国的土豪、奸商勾结,到处抢掠财物,杀害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这种海盗叫做“倭寇”。

公元1553年,在汉奸汪直、徐海的勾结下,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和兵士不敢抵抗,见了倭寇就逃。

倭寇侵略越来越严重,使躲在深宫里的明世宗也不得不发愁了,叫严嵩想法子对付。严嵩的同党赵文华想出一个主意,说要解决倭寇侵犯,只有向东海祷告,求海神爷保佑。明世宗居然相信赵文华的鬼话,叫他到浙江去祷告海神。后来,朝廷派了个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音yu)去抵抗。俞大猷一到浙江,就打了几个胜仗。但是不久,浙江总督张经

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被牵连坐了牢。沿海的防务没人指挥,倭寇的活动又猖獗起来。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扭转了这个局面。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山东蓬莱人。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

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四千人。

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懂得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在远近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今浙江临海)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

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

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

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

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奇*书*网^.^整*理*提*供)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二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

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公元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候,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俞大猷(1503-1580)

俞 大 猷

俞大猷(1503-1580年),字志辅,号虚江,出生于洛江河市,是明嘉靖时期 著名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他与戚继光齐名被称为“俞龙戚虎”。 俞大猷出身于下级军官家庭,祖籍安徽凤阳,始祖俞敏跟从朱元璋打天下,以 开国功臣袭泉州卫百官,至其父俞元赞已历5代。俞大猷少时,家境贫困, 经常断 炊,依靠母亲杨氏编发网和亲友资助,维持生活和读书。他勤奋学文习武,勇敢机 敏,在清源山下读书时,常独自一人在清源山虎乳岩攀援上下,锻炼灵活的手脚。 俞大猷当秀才时,拜泉州名儒蔡清之门徒王宣及军事家赵本学为师,学习《易经》 与兵书;向精通荆楚长剑的李良钦学习剑术。父亲死后,他弃文就武,承袭百户官 世职。

嘉靖十四年(1535年),俞大猷参加全国武举会试,写了一篇《安国全军之 道》的策论,深受兵部尚书毛伯温的赏识,荣获第5名武进士,授任为守卫金门、 同安一带,放粮救济饥民,被称为“俞佛”。

俞大猷一生戎马舟楫,最主要功绩是领导抗倭斗争,喜靖三十一年(1552年) ,倭寇大扰浙东,北窜苏南。他配合戚继光、邓城等将领,用福建楼船在浙东、苏 南大败倭寇,消灭敌兵四五千,击沉敌船140多艘,彻底平定了苏浙倭患。 他抗倭 有功,被提升为苏浙副总兵,后任浙江总兵兼暑浙江都督同知。 俞大奠性格则毅沉着,豪迈乐观,不知忧苦。在浙东的一次海战中,突然风浪 狂作,天昏地暗,船只几乎倾翻。军士因此断炊两天,号哭不已,副将汤克宽大呼 ‘海神保佑’,拼命许愿。俞大猷却不求神插佛,岿然自若地对汤克宽说:“我平 生无所忧挂,今天如能与你一起溺海,了却生命,无负大业,是最痛快的了!”须 臾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汤克宽很佩服他的胆略,遂拜他为师。 倭寇在苏浙惨败后,便南窜闽粤。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冬攻陷兴化。朝迁 提升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断光为副总兵,隶属闽浙叫督谭纶指挥,会同剿倭。谭 纶命令戚断光、刘显、俞大猷分别率领三路大军,会攻倭寇于平海卫,歼敌2200多 人,并救回3000多名被劫的居民,胜利光复了兴化城。 其后,俞大猷又在晋江沿海歼灭倭寇,据传,一次他化装潜入安平卫(今安海 镇)倭穴,侦察敌情,遇到倭寇 正在宰杀从民间抢来的牛羊,大开宴会。倭酋座 们喝得酩酊大醉,营木栏中还关着许多尚未宰完的牲畜。俞大猷便派一个勇敢机智 的随从,乘倭寇醉得东歪西倒之时,从木栏中抱来一只羊,缚起倒挂在大鼓的前面 ,让羊挣扎,踢动大鼓。倭寇以为明兵劫营,顿时大乱,自相残杀,乡兵趁机杀进 敌营,全歼倭寇。又一次倭寇攻占永宁卫,养着两只凶猛的军犬,警卫营盘。他带 领士兵,乔装百姓,深夜潜入敌营,在铁钩上挂上香牛肉,先诱军犬争抢牛肉上钩 而杀,然后带兵冲杀敌营。倭寇溃乱,争相登船从海上逃窜,俞大猷率军在永宁卫 海口一块大石旁全歼敌寇。后来,俞大猷亲自在这块石上题勒“镇海石”三个大字 。 俞大猷多才多艺。嘉靖年间,他亲往河南嵩山少林寺,教僧人练习少林棍法, 使少林棍法得以继传。他创造一套用偻船歼灭倭寇的海战战术,还发明了一种陆战 用的独轮车。他精通六经,博学宏文,著有《正气堂集》30卷,堪称明朝一代儒将 。

俞大猷的遗迹文物和民间传说,留在泉州和闽南等地的很多。如今泉州华侨职 业中专学校是都督第遗址,门前巷仍叫都督第巷。晋江磁灶的俞公山有他的陵墓。 他少是锻炬胆量的“练胆石”,仍在泉州清源山虎乳泉畔下,旁有其自书“君恩山 重”四个大字。厦门、金门、武平、海南岛等地,都有俞大猷的读书轩和纪念祠堂 。

胡宗宪(?—1565)

胡宗宪(?—1565年),字汝贞,徽州绩溪(今属安徽绩溪)人,明朝名将。

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初任知县,三十三年出任浙江巡按御史。当时倭寇大肆攻掠沿海州县,严嵩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奉派督察沿海军务。赵文华依仗严嵩权势,恣意横行,打击不肯阿附自己的总督浙江、福建、南畿军务的张经和浙江巡抚李天宠。将张经等的王江泾大捷之功归于宗宪,又陷害李天宠,擢胡宗宪为右佥都御史,代天宠御倭之任。后文华又排斥新任总督杨宜,以胡宗宪为兵部右侍郎代杨宜任总督。

三十九年,又以平海盗王直功,加太子太保。以得明世宗宠信,晋兵部尚书。

胡宗宪在主持东南御倭战争期间,发挥了一定作用。他推荐戚继光任参将,并允其招募新军,使戚家军成为浙江御倭的主力。又以剿抚兼行及反间计,先后诱捕通倭海盗首领王直、徐海、陈东等。但他屡次虚报战功,为减轻浙江压力,甚至有意放走倭寇,纵其寇掠福建,并嫁祸于俞大猷等,使他们蒙冤下狱。

史载宗宪“多权术,喜功名。因文华结严嵩父子”,“威权震东南”。后又累献祥瑞,讨好明世宗。严嵩败后,言官劾其为严党,革职逮问,明世宗特令释放闲住。后发现其与严嵩子严世蕃勾结的信件,而下狱,病死狱中。著有《筹海图编》。

谭纶(1520—1577)

谭纶

(1520~1577)明朝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字子理。江西宜黄人。性格沉毅。 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三十年,任兵部主事。后署郎中事。三十四年,自荐招募壮士500人,击退由浙江窜犯皖南转掠南京的倭寇。自此以知兵闻名于朝,任台州知府。募浙东壮士千人,操练成精锐(号乡兵)。三十六年,率乡兵在栅浦迎战倭寇,三战三捷。次年,在敌众己寡时,令士卒偃旗息鼓,突然袭击,大败围攻台州(今临海)的倭寇万人,升浙江按察使司副使,负责巡海,治兵宁波。招募士卒,逐级节制训练,严明赏罚,激励士气。三十八年春,乘倭寇登陆马岗(今象山南)立足未稳,率千余士卒迅速出击,斩倭数百,分道追歼,荡平宁波倭患。五月,援桃渚(今临海东),一昼夜驰行岭道300里,迫倭遁逃,追至新河镇(今椒江东南),歼灭逃倭,平息浙江中部倭患。三十九年,以功升浙江布政司右参政,巡海治兵如故。次年底,领浙江兵赴江西,捕杀由广东流至江西的农民起义首领林朝曦。四十二年,升右佥都御史,提督福建军务兼巡抚,督福建总兵俞大猷、浙江副总兵戚继光和广东总兵刘显合兵捣毁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倭巢,斩倭寇2200余人,收抚被掠民众3000余人,升右副都御史。整顿海防,恢复水寨,督造战船,扼守海口,并在沿海各县建立战守合一的地方武装。同年冬,遣戚继光率军战于仙游,击败倭寇万余,取得抗倭以来最大胜利。 四十四年,任陕西巡抚,次年赴任途中改为四川巡抚,平大足蔡伯贯起事。旋平云南凤继祖起事,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隆庆元年(1567),北边告急,奉诏还兵部。次年,升兵部左侍郎,总督蓟、辽、保定军务。上奏分立建昌、三屯、石匣三营,督练部伍,修造战具,筑御敌台,边备森严,使蒙古右翼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不敢轻犯。四年,升协理京营戎政。五年,升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万历五年卒于官,谥襄敏。 谭纶领军30年,用兵与戚继光齐名,史称“谭、戚”。有《谭襄敏公 奏议》。。

谭纶(1520—1577),字子理,号二华。江西省宜黄县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南京礼部主事。三十四年任台州知府。时沿海倭寇入侵频繁而武备废弛,守军缺乏训练。上任不久,倭寇自平阳县登岸,北窜至仙居县抢劫,乃率兵连夜驰援,准备决一死战。倭寇见势,不敢久留,遂北窜天台县,经宁海县逃跑出海。为歼灭倭寇,纶募乡兵千人,亲为训练,立束伍法,“分数既明,进止齐一,未久即成精锐”,被称为“谭家兵”。三十七年,倭寇入侵栅浦,又以数万人进逼府城,纶率兵备战,以计退敌。倭寇又自松门登岸,侵临海、仙居等县,均被擒斩。升任海道副使。次年与戚继光配合,消灭再次入侵台州倭寇。加右参政。不久以丁忧去任。官终兵部尚书。百姓“镌其像于石,祀于台州城东隅”。此碑今在临海市东湖小瀛洲。

孙承宗(1563—1638)

孙承宗(1563—1638),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明朝名将。

孙承宗青年时代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在边境教书时,“杖剑游塞下,从飞狐(河北涞源北飞狐关)、拒马间直走白登(山西大同东)。又从纥干(山西大同东纥真山)、青波(河北清河)故道南下,结纳其豪杰,与戍将老卒,周行边垒,访问要害阨塞,相与解裘马,贳酒高歌。用是以晓畅虏情,通知边事本末”。

万历三十二年(1604),孙承宗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元年(1621),以左庶子充日讲官,进少詹事。当时沈阳、辽阳相继失陷,孙承宗以知兵,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上任后,上疏条陈当时军事体制与作战指挥上的弊端,谋求改革,主要内容有:(1)“兵多不练,饷多不核”。这是说当时军队训练差,后勤供应混乱。(2)“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边,而且增置文官于幕府”。指出当时“以文制武”指挥策略的失误。(3)“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指出“将从中御”的不妥。因此,他主张“今天下当重将权。择一沉雄有主略者,授之节钺,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见沾沾陵其上”。此外,还要抚辽西、恤辽民、简京军等,都得到了明熹宗的批准。

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以后,明军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如何进行军事防御的战略选择问题,即是主守关防,作积极的防御;还是固守关门,作消极防御。对此,明前线军事将领意见不一。辽西经略王在晋主张“拒奴抚虏,堵隘守关”。

所谓“抚虏”,即以金钱收买蒙古对付后金。所谓“堵隘”,即在山海关外再修一座关城。很明显,这是置辽西走廊这一缓冲地带于不顾,消极防御的方针。天启二年(1622),王在晋确定在八里铺筑城,并上报朝廷。此举遭到其部下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孙元化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筑城“非策”,极力劝阻,并写信给首辅叶向高,申诉己意。由于情况不明,叶向高难以断定可否。孙承宗遂提出前往实地考察,再作决断。他抵达山海关后,当即认真巡视山海关及王在晋所主张建筑的八里铺新城,又前往考察了中前所、一片石和黄土岭等处的战略地势。在阅察八里铺新城时,孙承宗曾与王在晋展开过激烈的争论:

“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孙承宗问。王在晋回答说:“否,当更设兵。”孙承宗又问:“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答:“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问:“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答:“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孙承宗责问:“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有宁宇乎?”严厉批评了王在晋画地为牢、坐以待毙的危险倾向。“在晋无以难”,但仍固执己见。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如何防守。监军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辽宁兴城东三十里海中,今称菊花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卫(今辽宁兴城),王在晋则主守中前所(今辽宁绥中县前所)。监司邢慎言、张应吾等附和王在晋的意见。孙承宗在全面考虑了各方意见,权衡利弊得失后,表示支持袁崇焕主守宁远的意见。

宁远,位于辽西走廊中部,“内拱岩关,南临大海,居表里之间,屹为形胜”。守住宁远,也就等于扼住了这条走廊的咽喉,能确保二百里外的山海关的安全。因此,孙承宗的决计守宁远,颇具战略眼光。

孙承宗回到北京,即向熹宗明确阐述了其坚守宁远,以与觉华岛守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的战略计划,正式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方针,并建议解除王在晋的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之职。熹宗接受了孙承宗的意见,将王在晋调任南京兵部尚书。自此,八里铺筑城之议遂息。

王在晋调走后,山海关的防务采取并贯彻了孙承宗与袁崇焕主守关外的战略。此后,经数年艰辛的努力,布置成一道坚固的宁(远)锦(州)防线,成为后金骑兵不可逾越的障碍。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始终都没能完全打破这道防线。在屡次碰壁之后,迫使他们望宁远而却步。这道防线不仅确保了山海关免受攻击,而且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基本上稳定了辽西走廊的战局。

天启二年八月,孙承宗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他即着手实施其欲保关门,必先固辽西;欲复辽东,亦必先固辽西的战略计划,积极部署宁锦防线。

首先大力整顿了关门防务。“是时,关上兵名七万,顾无纪律,冒饷多。承宗大阅,汰逃将数百人,遣还河南、真定疲兵万余。”“乃定兵制,立营房,五人一房,三千一营,十五营为三部,而将帅以营部为署。兵不离将,将不离帅,教肄分而稽核便。”经过整顿,使“兵将一清”,提高了关门守军的战斗力。

在关门防务上,“并夹城之役,修筑关城,南防海口,北防角山。水则从望海台出芝麻湾,三面环海,安大炮为横击。陆则三道关之石城,可顿万人,开突门力夜击。北水关外,有峻岭筑号台十一,置炮以防外瞰”。经五个月的惨淡经营,稳定了关门局势,并为恢复辽西失地,强固了根基。

同时是修筑宁远城。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命祖大寿修复宁远,并令驻军尽速恢复山海关至宁远沿线被焚弃各城。召辽人回故居,垦荒屯田,重建家园。又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确保军需。宁远城竣工后,调袁崇焕镇守。孙承宗自己则坐守山海关,并备前屯,充当其后盾。在袁崇焕的精心治理下,宁远“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成为一座进可攻、退可守的军事重镇。

随着宁远城守的日渐巩固,明军防线不断延伸。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

四年来,孙承宗重用袁崇焕等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将吏人才,边防大备。“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不但扭转了原先的那种颓败之势,且整个形势变得越来越好。正当他锐意恢复之际,却遭到了来自魏忠贤的打击。

孙承宗功高权重,誉满朝野。魏忠贤为长久把持朝柄,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一边,故进行过多次试探,但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天启四年(1624)十一月,孙承宗西巡至蓟、昌,报请以十一月十四日入朝贺万寿节,并面奏机宜。魏忠贤得知,恐其拥兵“清君侧”,大惧,“绕御床哭,上亦为心动”,当即命内阁拟旨,以“无旨擅离信地,非祖宗法”为名,令其返关。孙承宗无奈,只好返回。事后,阉党利用这件事攻击孙承宗“拥兵向阙,叛逆显然”,但熹宗没予理会。

天启五年(1625)八月,柳河之败,导致了孙承宗的去职。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降虏生员”刘伯漒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遭败。阉党借机小题大作,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孙承宗气极,连上二疏,自请罢官。九月,返乡。

孙承宗辞职以后,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高第为一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因而使孙承宗数年心血毁于一旦,明朝在山海关及其关外的军事形势顷刻陷入一场新的危机。只是由于以袁崇焕为首的广大将士的浴血奋战,才使明军在天启六年正月、天启七年五月相继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奇迹般地挡住了后金的凶猛进攻,从而不仅使宁锦防线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且使明朝避免了由于高第的错误军事决策而导致的军事大溃败。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率军避开宁锦,假道内蒙,从喜峰口突入塞内,相继攻陷遵化、迂安、滦州、永平,直指北京。且行反间计,使崇祯帝囚系并最终杀害了袁崇焕。此事所谓“己巳虏变”。一时,明廷乱作一团。而袁崇焕的下狱,又导致军心涣散,将士东归。在此危难之际,明廷再次起用孙承宗,“诏以原官兼兵部尚书守通州”,统筹全局。孙承宗首先晓以大义,安定了军心。其后协调各路军队,联合行动,经数月艰苦作战,取得“遵永大捷”,并于崇祯三年(1630)五月将后金军驱逐出关。

孙承宗再任辽东经略后,仍坚持以积极防御为主的方针,继续加强宁锦防线,决心重筑被高第毁弃的大凌河、右屯二城。崇祯四年(1631)七月,令祖大寿等率兵四千守大凌河,又征发一万四千人筑城。八月六日,动工筑城才二十天左右,大凌河城墙刚刚修完,雉堞仅修完一半,后金突然兵归城下,并于当天开始围城,明军仓促闭门拒战。“承宗闻,驰赴锦州,遣吴襄、宗伟往救”。但宁远巡抚邱禾嘉“屡易师期,伟与襄又不相能,遂大败于长山”。至十月,大凌河已被围三月,守军粮尽援绝,祖大寿假降奔还锦州,“城复被毁”。大凌河失守,引起了明廷内部的互相倾轧,“延臣追咎筑城非策,文章 - 论禾嘉及承宗”。孙承宗连疏引疾,求退。崇祯帝为平息朝议,准其归籍,孙承宗第二次被排挤下台。

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1638),后金(清)兵深入内地。十一月九日围攻高阳。赋闲在家的孙承宗率全城军民与之血战。三天后,城破,孙承宗被俘,因拒不投降,被活活勒死。死后谥号文正。著作有《高阳集》。

孙承宗遗留的军事著作有《车营扣答合编》。这是他在督师蓟辽,经营辽西防务时,筹划反攻辽东与其属下讨论军事问题的记录整理而成的。全书共一百零八个问答,由《车营总说》、《车营百八扣》、《车营百八答》和《车营百八说》等四部分组成,通过问、答、说、图等对车营编组方法、营阵布列、行军作战、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说。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很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与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如说:“用车在用火”,“用火在叠阵”。所谓“用火”即是发扬火力;所谓叠阵即步、骑、炮重叠配置,彼此协同,长短相补。战斗队形也要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使用方、圆、曲、直、锐等各种队形,向人们展示了火器和冷兵器并用时代,步、骑、炮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雏形,在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汤克宽(?—1573)

汤克宽(?—1573)明嘉靖年间抗倭名将。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是武将世家,他的父亲汤庆,做过防守长江的江防总兵官。汤克宽骁勇善战,原已做到副总兵,驻扎金山卫,嘉靖三十一年,倭寇由台州北上,流窜各地,汤克宽作战失利,被参革职。王舒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保他为浙西参将。

汤克宽官至都督佥事,广东总兵官。后随俞大猷入粤,为破倭寇,留驻广东。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柘林兵变时,汤克宽弹压连连失利,遂遣人澳门洽助。葡人出兵相助,平定水兵之乱。万历初年(1573年),调防蓟镇。鞑靼攻古北口时,他率军迫击,遇伏身亡。

汤克宽还擅画山水,亦写墨梅、花卉又兼工生草书、诗和画。

明朝时期东南沿海抗击倭寇的战争。14世纪,日本内战中溃败的武士,流窜明沿海,烧杀掳掠,给当地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明军在东南沿海民众配合下,进行了长期的抗倭战争。公元1419年(明永乐十七年),明将刘江曾在辽东望海涡(今金县东北)大败倭寇,使倭势渐衰。15世纪后期,日本封建主和寺院大地主支持倭寇侵明,至16世纪中叶倭寇猖獗,成为明朝严重祸患。明廷先后命名将朱纨、张经、胡宗宪等督办抗倭军务,颇有成效。公元1555年(明嘉靖三十四年),抗倭名将俞大猷、汤克宽等率军在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歼灭倭寇1900余人。明军乘胜追击,在苏州平望等地又歼逃倭千人。接着,俞大猷率军进剿平湖,歼倭1600余人。公元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参将戚继光,针对沿海卫所兵战斗力低的情况,亲自在义乌等地招募矿夫、农民4000多人,训练成闻名的“戚家军”,并根据对倭作战特点,创造出攻防兼宜的“鸳鸯阵”,屡次打败倭寇。公元1561年(嘉靖四十年)4月,倭寇万余、战船数百艘,大举入侵台州,戚继光率军九战皆捷,全歼倭寇。9月,总兵卢镗、参将牛天锡等分别率军在宁波、温州歼倭1400余人。次年,戚继光率6000精兵援闽,捣毁倭寇在横屿岛(今宁德东)等地巢穴,斩倭2600余人。公元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福建巡抚谭纶、总兵俞大猷、副总兵戚继光,分别率兵围攻倭寇,斩杀2200余人,溺死无数。同年冬,倭寇万余人围攻仙游。次年2月,戚继光率军驰援,大战城下,倭寇败逃。戚家军乘胜追击,在同安、漳浦斩倭数千人,溺死焚死数千人,逃走者仅千人。至此,入侵福建倭寇基本荡平。此后,俞大猷和戚继光又分别率军剿平流窜广东沿海的倭寇。公元1566年(嘉靖四十五年),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消除。

卢镗(1505—1577)

卢镗(1505—1577),字声远,明代汝阳人。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由世荫嗣职福建镇海卫,历升至福建都指挥佥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闽浙沿海倭寇海盗为患,与当地富豪权势之家,内外勾结作乱,攻城掠地,抢夺民财,十分猖獗。朝廷命都御史朱纨巡抚浙江兼节制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建宁五蛮横无理军事。朱纨任命卢镗率军讨平鼎山,双屿贼寇,又率兵由海门进击福州、建宁,明令禁止与倭寇海盗往来,违者立斩,以绝倭寇内应,倭乱很快平息。因此举损伤了奸豪势家坐地分赃的利益,于是他们联合朝中当权者诬陷朱纨等滥杀无辜。嘉靖帝大怒,下令究治朱纨死罪,朱纨含冤自杀,卢镗等逮捕入狱,定成死罪。从此,闽浙沿海不设巡抚,海禁复驰,倭乱再起,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从沿海蔓延至闽浙粤腹地,其势焰已不可扑灭。这年七月,朝廷不得不任命佥都御史王妤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及福、兴、璋、泉四府。王妤到任后,即奏请赦免卢镗,仍以都司在福建备战抗倭。卢镗获释后,即在福建沿海各府县招募乡勇,筑垒修寨,练兵设防,近海得安。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通倭头目汪直勾结诸路倭寇连船数百,大举骚扰浙江沿海各府县。卢镗奉命赴浙江嘉兴剿贼,因兵力悬殊,战败失利,被御史赵炳然弹劾,责令戴罪军中。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浙闽军务,擢升卢镗为参将,分守浙东海滨诸府、县。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海盗2万多人屯集淞江卫枯林。五月,张经遣卢镗督率保靖援军与俞大猷所督永顺援军分进合击。大败倭寇于王江泾,斩寇首1900余级,焚溺死者甚众。卢镗又督保靖士兵及蜀将陈正元部击贼张庄,烧毁其寨垒。八月,海盗林碧川出没台州(今属浙江)外海,卢镗遣都指挥王沛在大陈山海滩大败林贼。贼兵弃舟登山顽抗,官军尽毁其舟。卢镗督师会剿,生擒林碧川等,余寇尽灭。后来,倭寇又掠浙东沿海诸县,进剿中兵败失利,指挥闵溶战死,卢镗再次被夺职戴罪。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兵部右侍郎兼总督江浙事务的胡宗宪荐擢卢镗协守江浙副总兵,倭寇海盗攻陷仙居,又进犯台州(今浙江省),卢镗在彭溪将敌击败,擒获据大隅岛海盗头子的弟弟辛五郎。又与胡宗宪共同剿灭占据海岛的通倭海盗徐海、陈东、麻叶等部。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卢镗在舟山(今属浙江)召见日本使者妙善,让他协助擒拿汪直,汪直从此与倭寇发生矛盾,后终被诛杀。倭寇进犯江北,卢镗率兵驰援,于海门将寇击溃,又击毁北洋倭船20余艘,余倭敛舟龟缩三沙(今属上海市)。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倭寇复流劫江北,屡袭官军,卢镗与协守浙江副总兵刘显围敌于刘家庄,一举歼灭。而凤阳巡抚兼督江北军务李遂,却弹劾卢镗等纵贼为患。卢镗这时已提升为都督佥事兼江南、浙江总兵官,嘉靖帝闻奏,令夺职视事。后通政唐顺之都督江浙军务,极力引荐,复职如初。三十九年(1560年),廷论诛汪直有功,晋都督同知。四十年(1561年),倭寇再举进犯浙东,卢镗与参将牛天赐破敌于宁波、温州。后来连续水陆十余战,歼敌1400多人,浙东倭乱遂平。总都胡宗宪以荡平功奏报朝廷给卢镗增加俸禄、赐赍金帛作为奖赏。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胡宗宪被劾逮捕入狱,因卢镗是由胡宗宪擢用并报功请赏的,也被视为胡宗宪的同党。于是给事中丘舜弹劾卢镗抗倭督师不力,作战失利等八大罪奖,逮治下狱,后又罢免罪遣归。万历五年(1577年)在家去世,年73岁。即葬,家计萧然,清贫如贫民,世人叹其清廉。

《明史俞大猷传》中称:“(卢)镗有将略。倭难初兴,诸将悉望风溃败,独(卢)镗与汤克宽敢战,名亚俞(大猷)、戚(继光)云”。虽屡遭冤诬贬谪,戴罪军中,但抗倭荡寇志不稍减,备占督军如常,是名垂青史的一代抗倭名将,闽、浙人民一直都在纪念他。

邓子龙(1531-1598)

邓子龙(1531年-1598年),中国明朝名将,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丰城市杜市镇邓家村人。朝鲜因壬辰倭亂向明朝求援,邓子龙奉命援朝,为水师副总兵。万历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在鹭梁海战中力战而死,朝鲜水军节度使李舜臣也于此役戰死疆場。邓子龙遗体归葬丰城,朝鲜为他立庙祭祀。著有《横戈集》。

邓子龙 明丰城人。字武桥。骁勇绝伦。嘉靖中应辟平江西贼。万历初从张元勋平巨盗赖元爵,陈金莺、罗绍清等。累迁湖广参将。讨平麻阳静州诸苗。缅甸犯云南。诏移永昌。屡破贼众。进副总兵。倭陷朝鲜。子龙督水军为前锋。力战死。子龙善书。喜吟咏。有横戈集。

邓子龙(1531-1598),字武桥,号大千,别号虎冠道人。丰城市杜市镇邓家村人。明代抗倭名将。祖父邓元为宋淳熙二年(1175年)进士,官授“中宪大夫”。 邓子龙,精通天文地理,善骑射,能诗词,工于书法。26岁那年,他借故乡剑气典故赋《磨剑口古》一首:“磨就霜锋胆气雄,神光长射斗牛中。张华去后无消息,千百年来起卧龙”,以寄托远大的抱负。

万历四年(1576),邓子龙率兵镇压宁州大沩山农民起义,次年于宁州铜鼓石设铜鼓营,任铜鼓营守备。筑垣垒城,是为今铜鼓县城建城之始。万历十一年(1583),缅甸军犯云南,邓子龙率部平定。升副总兵。后戍边云南。万历二十六年(1598),日本大侵朝鲜。邓子龙奉命援朝,倭寇遁逃。在鹭梁海战中,年近古稀的邓子龙奋勇直前,不幸阵亡。朝鲜为之立庙,世代祭祀。邓子龙遗体归葬丰城。然遗体有其身无其首,其首级已被倭寇割去,于是用沉香木雕刻首级合殓。邓子龙遗著有诗集《横戈集》、地理《风水说》、兵法《阵法直指》等。今铜鼓城东的铜鼓石上留有邓子龙题刻。

【邓子龙救过努尔哈赤】

《二十五史》中的《清史稿》,记载着一条令人震惊的史料:丰城籍明代爱国名将民族英雄邓子龙(1531-1598),居然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的救命恩人,而且成为整个清代皇室顶礼膜拜的秘密祭祀的保护神之一。

邓子龙与努尔哈赤是什么关系?邓子龙是一个汉族将领,为什么成为满族皇室崇敬的对象?剑川翻出史料《啸亭杂录》给记者破解了这个谜。据考证,努尔哈赤欲起兵攻明,经常亲自微服到辽东一带侦察,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努尔哈赤被一支派往朝鲜的过路明军抓获,交给了开赴抗倭前线的副总兵邓子龙。努尔哈赤过人的胆识,深受邓子龙的赞赏。邓子龙便放走了这位后来开创了一个新王朝的开国大帝。

为了报恩,努尔哈赤为在朝鲜阵亡的邓子龙立了庙,并把邓子龙的神位放入了清室最重要的殿“堂子”中祭祀,随着堂子迁往北京,邓子龙的神像一直在尚锡神亭中安放,直到清末,所以堂子又称“邓将军庙”。《清朝野史大观》中有一则《迎祭邓将军》,写的是顺治帝出东直门迎邓将军神位于大内供奉,顺治帝对如此大张旗鼓迎奉一位前朝将领感到大惑不解,便问手下大臣谁知道这个邓将军是何许人也。一位近臣说,这位邓将军,就是万历年间援朝殉难的副将邓子龙。

【中国两个县因邓而诞生】

也许很多人都不会相信,这位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名将,27岁之前还只是一位替人看地的风水先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同在丰城东门白云寺投宿的一位老者发生了冲突,血气方刚的邓子龙败在老者的手下,便恳求拜其为师。老人十分喜爱这位好学的年轻人,收其为徒,这位老人便是嘉靖状元、著名学者罗洪先。在罗的悉心指点下,邓子龙的技艺精进,并成功考取了嘉靖武举,随即投入了轰轰烈烈的沿海抗倭斗争中。他率领江西“客兵”,先后转战福建泉州、厦门、广东海丰、英德、潮阳、东莞、广州等地,在长达15年的抗倭战斗中屡建功勋,由一名“小旗”晋升为一位“千户”。

嘉靖四十三年,江西宁州爆发了以李大鸾为首的农民起义。新任江西巡抚潘季驯派遣已从沿海调回的邓子龙迅速组织兵力,星夜驰赴战场,在奉新、靖安、宜丰、万载一带设立哨卡,孤军深入江西湖广边界,一举荡平李军,并生擒李大鸾等。为了加强对这一带的控制,当局在此设立守备营,邓子龙出任第一任守备。邓在当地买田置地,在一块名为铜鼓石的地方开辟营房,3000余名士兵进驻铜鼓生息,其地人口突破数万,民国初年正式设立了铜鼓县。后来在万历十九年,邓子龙奉命移师云南玉溪,镇压了丁苴、白改二寨起事,创建鸣鼓营,并在此奏请设立一个新县城,取名“新平县”,因此,现在《新平县志》开篇沿革,必先说邓子龙。

【创建早期“刘邓大军”】

在任铜鼓石守备之后,邓子龙先后在浙江、湖南、贵州任职,其军衔已是参将。万历十一年,云南边境爆发了以岳凤勾结缅甸东吁王朝入侵明朝的重大事件,十万缅甸象兵大举入侵。明朝政府调遗邓子龙、刘挺入滇抗缅。邓子龙率领3000名江西籍士兵日夜兼程赶到云南前线,在施甸姚关一带成功组织了3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扼制了缅军的嚣张气焰。为了消灭缅军主力,防止对方再犯,在刘挺入滇后,邓子龙、刘挺创建了“刘邓大军”,发起了对缅自卫反击战,两军锐不可挡,一直打到缅甸副都阿瓦,守将缅甸国主莽应里之叔猛勺献城投降,并擒获罪魁祸首岳凤。

在这场牵动两国的军事对决中,云南前线所有重要角色均由江西人扮演:勾结缅甸的岳凤是抚州人,保荐刘邓入滇的巡按董裕是乐安人,刘挺是南昌人,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文官按察使李材是丰城人,兵备副使姜忻是南昌人,永昌同知漆文昌是宜丰人,给事中胡汝宁是南昌人。

【邓子龙在云南建功业】

明嘉靖年间,缅甸东吁王朝统治者觊觎中国边境;而国内耿马罕虔、陇川岳凤等土司头人勾结缅甸统治者,发动分裂祖国的叛乱。万历十年冬,罕虔夺木邦,欲据永昌;岳凤夺陇川,欲占腾冲。明木邦宣慰使罕拔之子罕进忠被迫逃往内地。罕虔及缅王北莽应龙等纠集了10万大军,以追捕罕进忠为名,于万历十一年正月二日‘破姚关,焚施甸,攻顺宁,寇猛淋,杀官军,剽焚为烈,恃象马所向无前‘,并谋‘五路寇全滇‘。滇西危急!

云南巡抚刘世曾一面从滇东往滇西调兵戍险;一面向朝廷告急,请求援兵。因邓子龙与倭寇周旋,功建闽广,有智勇声,朝廷派他率兵从江西驰援云南。邓子龙携兵三千,‘日夜兼程暴暑行‘,于五月十七日到永昌。他纵观形势,认为:陇川岳凤虽剧,僻西隅;耿马罕虔,居腹心,制全滇;得虔则凤为囊中物。遂率兵南指,出关时立誓:‘不复三宣诸郡,不擒罕岳诸夷,不平西南一统,不复入此关!‘兵至姚关,见‘白骨暴于榛莽‘,更加激起对敌仇恨,将士‘皆拔剑扼腕,欲一死战‘。邓子龙巡视阵地,细审要害,筑营垒,列烽堠,建坚营,设奇兵。十一月三日,敌军渡猛波罗,以象阵为前驱,气势汹汹,进逼姚关。邓子龙预先伏军于偃草坡,待敌至,火器齐发,敌军战象被击中,到处乱窜;强弩齐射,两翼伏兵突起,缅军惊溃,杀敌千余,尸横遍山,旗开得胜。次年正月二十日,又于湾甸用计大破缅军。敌退守耿马三尖山,经过周密调查,邓子龙于二月派兵从后山小路进袭,前后夹攻,生擒敌首,倾覆敌巢。‘渠魁擒,诸夷贡,诸郡复,地方平。‘邓子龙三战三捷,声振边陲。

为巩固边防,万历十三年,邓子龙率部在姚关筑城,并开清平、朝天、万仞诸洞;同时,建立‘恤忠祠‘,祭祀为国捐躯的将士,时人李士达、姜忻特为之撰书《恤忠祠记》。他们二人与邓子龙同时在永昌任职,他们同忧国难,‘同决战事,视姚关,走松坡,观营陈阵胜迹,赏服之无已‘。

1900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下令荣禄进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私下与联军保持关系的荣禄不想得罪列强,就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清廷的堂子就在御河桥东交民巷使馆区,若炮击使馆,势必危及堂子的安全,堂子中有清室视为保护神的邓子龙的庙宇。荣禄正是利用皇室对邓子龙的敬畏心理,达到了避战目的,果然,慈禧放弃了炮轰之举。由此可见,邓子龙在当时对皇室影响之大。

【丰城大打“子龙”牌】

现在,丰城市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正大打“子龙牌”,以英雄的名字命名了新行政中心的主要道路和花园式商住楼,在杨柳湖景区文化墙设立了大型浮雕。在他的家乡杜市镇,人们矗立了他的巨型铜像,重修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邓子龙墓,其纪念馆也在设计当中。园艺场、彩瓦厂均以子龙命名,丰城地方特产东米塘,更是以“子龙”牌驰名中外;云南施甸、贵州晴隆也以邓子龙命名当地名茶,其中“将军绿”还获得“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金奖”,邓子龙已经成为一个海内知名人物。

李成梁(1526—1615)

李成梁(1526—1615),明朝辽东大将。朝鲜族。铁岭卫(今辽宁铁岭)人。字汝契。

世授铁岭卫指挥佥事。家贫,年四十仍为诸生,后入京袭职,积功为险山参将。

明隆庆元年(1567),以抗土蛮,入援水平功,进副总兵职。三年,以军功进秩一等。四年,署都督佥事,整饬边务,以拒察哈尔部土蛮,泰宁部速把亥、炒花,朵颜部董狐狸、长昂,建州王杲、王兀堂、叶赫部清佳努、杨吉努侵扰,军声大振。五年,败土蛮于卓山,积功署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又败土蛮于辽阳北河、前屯、铁岭、镇西诸堡,增秩二等。万历二年(1574),以破建州都指挥王杲功,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三年,败十蛮、炒花,加太子太保,世荫锦衣千户。四年,败黑石炭、大委正。六年,连破土蛮,加太保,世荫本卫指挥使、世荫指挥佥书。十二月,大胜速把亥、炒花等三万骑于圜山,晋封宁远伯。七年,败土蛮对锦州等的进犯。八年,破建州都督王兀堂于永奠等地。九年初,败土蛮,黑石炭等。十年,击杀速把亥,以镇抚辽东功,世荫锦衣指挥使。十一年,攻建州王杲子阿台所据古勒寨,击杀阿台,录功,世荫指挥佥事。十二月,与巡抚李松谋斩叶赫部清佳努、杨吉努,世荫锦衣卫指挥使。十三年,击退速把亥子把兔儿对沈阳、开原、铁岭等地进犯,改荫都指挥使。十九年(1591),以谎报战功,解任。二十九年(1601),再镇辽东,守辽八年,积功至太傅。

徐阶(1503~1584)

徐阶(1503~1584),明朝内阁大学士,内阁首辅。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字子升。嘉靖二年(1523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后来先后担任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进入内阁,四十二年成为首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退休。万历十一年(1584年)病死,时年81岁,死后赠太师封号,谥号文贞。

据《明史》记载,徐阶刚周岁的时候,不慎掉进一口枯井中,当时昏迷过去,家人都以为他活不成了,但是三天后他竟然神奇地苏醒过来;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从悬崖峭壁上摔了下来,大家认为他肯定没命了,但是他的衣服居然挂住一棵大树使他保住了性命。这使人们感到十分惊奇,都说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徐阶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生性聪颖机敏,善于谋略,喜怒不形于色。年轻的时候曾经跟王守仁的门人交朋友,所以他在士大夫中间有很高的知名度。

嘉靖二年,徐阶考中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的职务。他在翰林院时,内阁大学士张孚敬大权在握,嘉靖帝听从张孚敬的建议,想去掉孔子的王号,同时想降低祭祀孔子的标准。嘉靖帝让大臣商议这件事情,其他大臣由于惧怕张孚敬而不敢多说什么,只有徐阶坚决反对这样做。张孚敬很生气地训斥他,徐阶据理抗争。张孚敬大怒,说:“你想背叛我。”而徐阶从容地说:“背叛生于依附。我没有依附你,怎么能说我背叛你?”结果他被贬为延平府推官。在担任延平府推官期间,徐阶审理冤狱,把三百名无辜受害者放出大牢,创乡社学,捣毁淫祠,捕获为害乡间的盗贼一百二十人。后来,升迁为黄州府同知,之后依次担任浙江按察佥事、江西按察副使、国子祭酒、礼部右侍郎、吏部侍郎。在担任吏部侍郎时,他一反过去吏部官员接见庶官不多说话的常规,见到下面来的官吏总是仔细询问边腹要害﹑吏治民情,所以各级官吏都很愿意和他打交道。他还知人善任,经过他推荐的官员大多是谨厚长者,深得朝臣赞誉,不久他又升为礼部尚书。

当时严嵩专权,徐阶起初不肯依附严嵩。于是严嵩经常在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徐阶的处境一度十分危险,这使他认识到不能以卵击石,于是他改变策略,事事顺着严嵩,从不与他争执。为了得到他的信任,还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表面上十分恭顺。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十分霸道,多次对他无礼,他也忍气吞声。同时,徐阶向嘉靖帝靠拢,专门挑皇帝喜欢的话说,终于讨得嘉靖帝的喜欢,不久,加徐阶少保头衔,接着兼任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机务。后来他密奏咸宁侯仇鸾罪状,使嘉靖帝杀掉仇鸾,得到皇上的信任,加太子太师头衔,地位进一步提高,仅次于严嵩。后来嘉靖帝居住的永寿宫发生火灾,暂时住到了玉熙殿,但是这里地方太小,于是嘉靖想营建新宫殿。他问严嵩,严嵩请求他回到大内住,嘉靖帝很不乐意。然后问徐阶,徐阶猜透了嘉靖的心思,于是建议用被烧毁宫殿的剩余材料,营建新的宫殿,他的建议得到嘉靖帝的赞同。后来由他主持建造成万寿宫,嘉靖搬了进去。徐阶因此加封少师,兼支尚书俸。而严嵩渐渐被皇帝冷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告发严嵩父子,皇帝下令逮捕严世蕃,勒令严嵩退休,徐阶则取代严嵩为首辅。

严嵩被勒令退休后,徐阶亲自到严嵩家去安慰。他的行为使严嵩十分感动,甚至叩头致谢。严世蕃也乞求徐阶替他们在皇上面前说情,徐阶满口答应。徐阶回到家里后,他的儿子徐番迷惑不解地问:“你受了严家父子那么多年的气,现在总算到了出气的时候了,你怎么这样对待他们?”徐佯装生气骂徐番说:“没有严家就没有我的今天,现在严家有难,我恩将仇报,会被人耻笑的!”严嵩派人探听到这一情况,信以为真,严世蕃也说:“徐老对我们没有坏心。”其实,徐阶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出皇上对严嵩还存有眷恋,而皇上又是个反复无常的人,严嵩的爪牙还在四处活动,时机还不成熟。后来,嘉靖帝果然后悔,想重新召回严嵩,在徐阶的力劝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徐阶继任首辅之后,大力革除严嵩弊政,十分注重选拔,他先后举荐高拱﹑张居正等人进入内阁。他十分爱惜人才,大力营救因上疏指责皇帝过失而被定死罪的户部主事海瑞。他还十分勤政,凡是皇上交给的任务,即使一夜不睡,也要准时完成,因此他更得嘉靖的赏识。同时,他还经常劝说皇帝停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的做法,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后来因为指挥明军抵挡蒙古骑兵南下有功,升为建极殿大学士。

嘉靖帝朱厚熜死后,徐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反对嘉靖帝而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诏书颁布的那天,许多大臣感激涕零。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税。景王死后,他上奏将景王霸占的陂田数万顷给了百姓,使老百姓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他还废除朝中的许多浪费项目,尤其是皇帝信奉道教的开支。他的做法,得到朝中上下的拥护,人们称他为“名相”。

由于穆宗行为荒诞不经,徐阶经常劝阻他,所以穆宗十分讨厌他。徐阶也很失望,于是上疏请求退休。正好给事中张齐因为私人恩怨弹劾他。于是穆宗乘机允许他退休回家。朝中百官纷纷上奏章 - 请求留下徐阶,但是穆宗说什么也不同意。

徐阶退休回家后,纵容自己的子弟横行乡里,大量购置田产,徐家占地多达二十四万亩,加上他的子弟、家奴为非作歹,致使告他的状纸堆积如山。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办案,惩治了他的家人,于是徐阶用三万两黄金贿赂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命令给事陈三谟罢免了海瑞和蔡国熙,可谓一手遮天。所以当时人称他:“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有人因此把他称为“权奸”。

万历十年(1583年),徐阶80岁高龄,皇帝专程派人前去慰问,并赐玺书、金币。第二年,徐阶病死。赠太师,谥文贞,著有《世经堂集》。

严嵩(1480~1567)

严嵩(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正德十年(1515),奉旨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吏部尚书。十二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吏》,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街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国政近二十年,同其子世蕃、义子赵文华等广结党羽,操纵国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他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大力排除异己,先后杀害首辅夏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以及揭露其罪行的杨继盛等。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加剧了“北虏南倭”之患;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进一步败坏吏治;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先后弹劾严氏父子罪行。四十一年五月罢职;四十四年三月,被削籍抄家,子世著及其党羽罗龙文等伏诛。两年后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关于严嵩的评价,近年来有人提出严嵩不仅是颇有名气的诗人,而且能引用贤才,奖掖后进,对北虏南倭的政策正确,也无诬捏他人至死之事。因此称其为奸臣值得商榷。

严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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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Yansong.jpgImage:YanSong2.jpg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时代人,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 (1536),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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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平

1.1 中进士

1.2 高攀夏言

1.3 反咬夏言

1.4 父子权倾天下

[编辑]生平

[编辑]中进士

严嵩如当时不少同年儿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

后来,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直在他雄心壮志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的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编辑]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工作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权力的重要。在同时之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莫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极为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拚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请来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立刻讨好夏言,在宴会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内阁。

[编辑]反咬夏言

严嵩羽翼已丰,于是开始攻击夏言的阴谋活动,严嵩后来以手段教唆世宗离远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加插自己的亲友与羽翼在左右,以巩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实力。

可惜,短短两年内,世宗突然想起夏言,于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严嵩的为人,于是都把他处处克制,眼见自己受到处处克制,毫无实权,于是怀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无还手的机会。

后来,他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在鞑靼入侵时,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动员手下夺回河套一带,于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面在世宗面前举荐曾铣,一面与曾铣商讨计划。

在计划开始之时,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可是,就在此时,严嵩买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们于世宗面前说什么收回河套的建设只是夏言与曾铣信口开河,最终只会惹来无穷的后遗症。同时,严嵩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在皇帝面前举荐曾铣,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后,世宗下旨把夏言罢回乡,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于是下旨将夏言斩首,夏言的亲信也或贬或罚。

[编辑]父子权倾天下

政敌夏言死后,严嵩当上内阁首辅,独揽大权,在同时,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务都由严嵩所管理,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没人见过世宗的一面。

成为内阁首辅后,严嵩继续讨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赐得的“忠勤敏达”的银质印章 - 。后来,严嵩年老,于是把自己的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严世藩本人无能,但有父亲的保护,当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严世藩比父亲的奉承诀窍更高,他收买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藩,再在世宗面前好好的讨好。大臣更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

两父子权倾天下长达二十年中,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一位道士的几句说话推倒,严世藩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就病死。en:Yan

严嵩--奸横权臣 2003-6-21 严嵩,生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卒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字惟中,号介溪,分宜(今江西分宜)人。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久之进为南京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嘉靖(1522—1566年)时,受到世宗皇帝朱厚熄的宠信,在内阁二十年,专擅国事,贪鄙奸横,是明代有名的奸臣。 谄媚阿谀 以图高官 严嵩并无特殊才干,惟能谄谀媚上,以图高官厚禄。嘉靖七年(1528年),严嵩为礼部右侍郎,奉世宗朱厚熄命祭告显陵(世宗生父陵地,在今湖北锤祥附近)。事后,严嵩向世宗朱厚熄献媚说:“臣恭上宝册和奉安神床时,应时雨止。又产石地枣阳(今湖北枣阳),有许多鹳(gufin)鸟绕集;碑运入汉江(今湖北汉水),河流突然水涨。这些都是上天眷爱之意,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予以记载。”世宗朱厚熄听后十分欢喜。不久,严嵩便改任吏部左侍郎,后又升南京礼部尚书,继改为吏部。世宗朱厚熄是武宗皇帝朱厚照的堂弟,封国在湖广安陆(今湖北安陆)。武宗朱厚照没有儿子,死后由皇太后和内阁首辅杨廷和定策,以遗诏的名义由世宗朱厚熄弟继兄嗣皇帝位。 “世宗朱厚熄登上皇帝位后,即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祜杭为兴献帝。嘉靖十七年(1538年),世宗朱厚熄又准备将兴献帝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跻在武宗朱厚照之上。开始,严嵩与群臣一起表示反对,世宗朱厚熄很不高兴,著《明堂或问》给众廷臣看,意在责问群臣。同时,将力言不可之吏部侍郎唐胄下狱。严嵩见此情势,惊恐不已,尽改前说,并精心筹划兴献帝朱佑抚神主人太庙礼仪。礼成后,深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得到了金币等物的赏赐。从此,严嵩越加钻务巧言媚上,阿谀逢迎。世宗朱厚熄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谥号时,大学士夏言、顾鼎臣等奏称见五色吉祥云,严嵩便奏请皇上受群臣贺拜,并仗着历年学问,撰著了《庆云赋》及《大礼告成颂》阿谀皇上。世宗朱厚熄读后大喜。次年,严嵩便晋升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内阁大臣)同等对待。明代冠制,皇帝与皇太子是用乌纱折上巾,即唐朝所称翼善冠。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不戴翼善冠而戴香叶巾冠,并将五顶香叶巾冠赐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认为这种香叶巾不是大臣应戴之冠,有违祖制而不戴。但严嵩却不放过这一逢迎皇上的机会,他在世宗朱厚熄召见时不仅头戴香叶巾冠,而且还特地用轻纱笼住以示郑重。世宗朱厚熄见状,越喜严嵩而渐嫌夏言。阴险的严嵩趁机在世宗朱厚熄面前谗言夏言傲慢犯上,世宗朱厚熄勃然大怒,当即罢了夏言的大学士职。而严嵩也就在这一年(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八月,补了夏言去职后的空缺,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予机务,开始掌握内阁重权。当时,严嵩已六十余岁,但精神溢发,不亚少壮,朝夕在西苑侍奉世宗朱厚熄,越发得到世宗朱厚熄的宠眷,不久,又晋升为太子太傅。 排斥同僚 结党固权 严嵩虽然入阁,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千方百计打击和排斥同僚,以独揽朝政。大学士翟銮资历、名望都在严嵩之上。严嵩为了排挤翟銮,便暗中嗾使给事中王交以翟銮二子同举进士为由,疏论翟銮二子在科举上有作弊行为。结果,在严嵩的构陷下,翟銮父子均被世宗朱厚熄削职为民,而严嵩越发得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吏部尚书许赞、礼部尚书张璧亦入阁与严嵩一同参与机务。但世宗朱厚熄遇事只召严嵩商讨,严嵩遂不把他二人放在眼里,凡事独断专行。对此,许赞略露不满之词,居心叵测的严嵩便上奏世宗朱厚熄说:“臣子一同侍奉皇上,应当协力同心,不应互相嫌恶。往年,夏言与郭勋同为朝中大臣,却互相猜忌,有失做臣子之道。臣严嵩屡次蒙皇上单独召见,於理未安,恐怕同僚生疑,致重蹈前辙。以后,请照祖宗朝蹇(义)夏(原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故事,凡蒙召对,应阁臣一同入见。”严嵩在这里以退为进,明为显示自己能厚待同僚,实际是说其他阁臣对自己之妒。这样,严嵩通过诋毁别人,又进一步获得了世宗朱厚熄的宠信。不久,严嵩便晋升为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十二月,世宗朱厚熄因许赞老病去职,张璧死,又起用夏言入阁。夏言入阁后,位仍在严嵩之上。严嵩心中很是不甘,表面上对夏言谦恭,暗中却伺机陷害夏言。世宗朱厚熄是一个疑心很重的人,他经常派宫监暗中窥视大臣们的行动。严嵩每次在宫监来窥视自己时,都故意做能够讨好皇帝的事情,例如夜晚在灯下阅看青词稿等。所谓青词稿,就是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 - ,因以青藤纸朱字书写,故叫做青词。由于世宗朱厚熄崇尚道教,夏言和严嵩都以善写青词得宠,因此当时就有人讥讽夏言和严嵩是“青词宰相”。夏言再次入阁后,年迈体衰,每到夜晚入睡很早。当世宗朱厚熄得知严嵩夜晚阅看青词稿而夏言已经入睡的情报后,对严嵩越加宠眷,而对夏言渐生嫌恶。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在夏言的支持下,提出了收复被蒙古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计划。河套地区(今宁夏和内蒙古境内贺兰山以东,狼山和大青山以南的黄河沿岸地区)东、西、北三面濒河,南面临近明朝的榆林(今陕西榆林)、宁夏(今宁夏银川)、偏头关(今山西偏关)等边镇,土地肥美,灌溉便利,适宜农桑。控制河套地区,对于明朝北面的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严嵩为了陷害夏言,利用世宗朱厚熄害怕蒙古鞑靼军的心理,攻击夏言、曾铣等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去世,世宗朱厚熄对以上变故颇为惧怕。严嵩趁机进谗言说:“灾异发生的原因就是由于夏言、曾铣等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朱厚熄信以为真,便把夏言罢职,曾铣下狱,其他支持收复河套地区计划的官员也给了贬谪、罚俸和廷杖的处分。不久,鞑靼军进扰延安(今陕西延安)、宁夏(今宁夏银川)等地,严嵩又趁机对世宗朱厚熄说,鞑靼军是因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而发的兵。世宗朱厚熄又按开边事之衅罪把曾铣处死。严嵩虽然害死了曾铣,但是夏言还在,严嵩不把他置之死地是不甘心的。于是,又捏造了夏言曾经受过曾铣贿赂的罪行。结果,夏言也被世宗朱厚熄处死。夏言一死,严嵩便爬上了首辅(内阁中为首的大臣)高位,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 严嵩在排斥同僚的同时,还极力培植死党,并安插亲信掌握机要部门,以固权势。严嵩以子严世蕃为爪牙,聚类养恶,朋好比党,仅干儿子就有三十余人,尚书关鹏、欧阳必进、高耀、许炝等都是严嵩党羽。通政司是负责呈送奏章 - 的重要部门,严嵩为了控制这个部门,便由其义子赵文华任通政使,凡上疏奏章 - ,必由赵文华将副本先送严嵩阅看,然后才上奏。吏部文选和兵部职方是二个低微的官职,但由于吏部文选负责办理官吏的升迁、改调,兵部职方负责军制等具体事宜,都比较机要。因此,严嵩也牢牢控制在手中,由亲信万窠和方祥分别担任文选郎和职方郎。他二人经常拿上文簿由严嵩任意填发,时有严嵩“文武二管家”之称。 贪污纳贿 渔肉百姓 严嵩倚仗权势,贪污纳贿,侵占民产、作恶甚多。严嵩柄政期间,朝中官员的升迁贬谪,不是根据其人的贤愚廉耻和能力大小,而是凭他们对严嵩贿赂的多寡。因此,每天到严府有贿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馈赠之物,鱼贯联珠,斗量车载。礼部员外郎项治元贿赂严嵩一万三千金而升任吏部主事。举人潘鸿业贿赂严嵩二干二百金得任山东临清知州。犯罪军官仇銮,被革职后为了复官,以重金贿赂严嵩父子后,竟当上了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当时,南北给事、御史等监察官吏都认为,朝中贪污大臣首推严嵩。 严嵩父子侵占的民间田产仅在北京附近就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另外,在南京、扬州等地豪夺、强买之良田、美宅也有数十处。这些田产每处价值均有数千金,但严嵩父子强买时,卖者往往只能得银十分之四、五。严嵩父子在原籍侵占之民田更是惊人,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府四县之田,竟有十分之七被严家侵占。 由于严嵩父子大肆搜刮民财,渔肉百姓,其家财可与皇帝比富。严嵩的府第都是雕梁画柱,峻宇高墙,其巍峨壮丽不减朝堂,至于金银珠宝更是难以计数。严嵩子严世蕃曾自夸说:“朝廷不如我富。”后来,严嵩事败被抄家时,抄出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二百多万两,其它珍珠宝玩价值数百万两。就连严嵩的家仆严年,家财也以数万两计。严嵩父子的生活相当奢侈糜烂。特别是严嵩子严世蕃,美妻爱妾,列屋群居;衣皆龙凤之纹;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帐;朝歌夜舞,荒淫无度。对这种腐化生活,严世蕃自鸣得意地说:“朝廷不如我乐!” 倒行逆施 废弛边防 严嵩的奸贪和倒行逆施,还直接削弱了明朝的边防力量,造成了北方鞑靼贵族军和东南倭寇对明朝的严重威胁。 明中叶,蒙古瓦刺部渐衰,鞑靼部乘势兴起。不久,鞑靼部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达延汗死,其孙俺答汗势力独盛。在此期间,蒙古俺答汗屡次率军骚扰内地。但是明政府自严嵩柄政以来,边将为了保官升职,把诸边军粮大半贿赂了严嵩,以致军士饥疲,边防大坏,无力抵御蒙古鞑靼贵族统治者军队的骚扰。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部俺答汗率军长驱直入北京郊区,北京城已处于万分紧急状态。但严嵩不顾军情紧急,只考虑如果在京郊战事失利难以瞒住皇上,自己作为内阁首辅难脱干系,便千方百计阻止抗战。国子司业赵贞吉等主张出兵保卫京师,严嵩却污蔑他狂诞,致赵贞吉被世宗朱厚熄廷杖、贬谪。严嵩还授意兵部尚书丁汝夔说:“京郊不比边塞,在边塞战败还可掩饰,而京郊战败人所共知。俺答军抢掠够了就会离去,我们惟有坚壁是上策。”于是,兵部发令,不得轻易出战。各路勤王军到京,严嵩又荐举其党羽仇銮为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在严嵩、仇銮的节制下,各路勤王军队只是坐观俺答军杀掠人口,抢夺财物。仇銮所率军队甚至尾随俺答军后趁火打劫,烧杀抢掠比俺答军还凶狠。一直到俺答军在北京城郊烧杀抢掠数日,押运着大批男女、金帛、财物志满得意地离去,仇銮才率军佯作追击,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来冒功。世宗朱厚熄不加核实,竟加封仇銮为太保,并赐金币。不过,世宗朱厚熄对于俺答兵临城下还是感到有失皇帝的面子,他为了泄愤,便把兵部尚书丁汝夔下狱。严嵩怕丁汝夔在这个时候揭发自己曾经授意他不出战的罪行,便宽慰丁汝夔说:“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去。”可是当世宗朱厚熄发怒要处死丁汝夔时,严嵩又噤若寒蝉,一言不发。丁汝夔临刑时方知受骗,大呼“严嵩误我!”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庚戌年,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这次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严嵩倒行逆施,废弛边防有着直接的关系。 东南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早在明初,倭寇已经在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但当时明朝国力强盛,海防巩固,所以尚未酿成大患。到了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世宗朱厚熄的昏愦,严嵩的奸贪,明王朝的沿海防务已经十分空虚。如地处海防前线的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诸卫所的士卒仅有原额的三分之一;沿海战船十存一、二,遇警只好募渔船充数。每当倭寇大举进犯时,因无抵御能力,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惨遭倭寇屠杀和掠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以后的三四年间,江浙军民被倭寇杀害的就有数十万队。所以,倭寇是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东南方面最严重的祸害。但是操纵内阁大权的严嵩却包庇、纵容通倭官僚,打击、陷害抗倭将领。如福建巡抚阮鹗通倭案发后,阮鹗以重金贿赂严嵩,竟免治罪。相反,抗倭将领张经曾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于浙江大败倭寇,俘斩倭寇二千人,取得了抗倭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但由于没有贿赂当时任东南督军的严嵩义子赵文华,竟被严嵩和赵文华以冒功罪陷害致死。 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会逢迎拍马。严嵩恼怒他不奉承自己,就制造事端把他逮捕入狱。朝中许多官员爱惜俞大猷的将才,凑了三千金贿赂严嵩,才保住俞大猷的性命改为发配大同戍边,由于严嵩及其党羽颠倒功罪,倒行逆施,东南海防将吏解体,纪,律大坏,以致倭寇愈加猖獗。 颠倒黑白 陷害言官 对于严嵩父子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行径,许多正直的官员都非常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其中最著名的是锦衣卫经历沈练和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疏论。嘉靖三十年(1551年),沈练上疏指出:俺答军能长驱直入京郊,都是由于严嵩贪婪愚鄙、废弛边防造成的。沈练还在疏中历数了严嵩的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岁例,陷害言官,专擅国事等十大罪。请皇上诛杀奸臣严嵩,以谢天下。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严嵩的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发。他把严嵩的罪行主要归纳为十大罪、五奸。这十大罪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假皇上之意,以售其奸;冒朝廷军功,子孙无功而官;纳贿营私,引用贪虐奸邪之臣;废弛战备,贻误国家军机。杨继盛还指出,严嵩正是依靠兜售五奸而得逞的。这五奸的大略是;厚贿交结皇帝侍从宫监,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严加控制掌管奏章 - 的要害部门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勾结厂、卫(皇帝的特务组织)官员,使皇上的爪牙也能为自己服务;百般笼络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各部臣僚,使之成为自己的党羽。 显然,这些疏论都是对严嵩罪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但是,由于严嵩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利用世宗朱厚熄拒谏护短的毛病,激怒世宗朱厚熄,以致严嵩毫发未动,而言官本人却遭到了各种迫害和打击。如锦衣卫经历沈练受到了廷杖、贬谪的处分.。沈练到了被贬地保安(今河北怀来西北)后,又扎捆了三个草人当作李林甫(唐代奸相)、秦桧(宋代奸相)、严嵩,经常以箭射之泄愤。严嵩听说后恼恨不已,不久,就捏造罪名把沈练杀死了。又如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被世宗朱厚熄以诬陷大臣罪廷杖一百下狱后,严嵩仍不甘心,必欲置之死地,又把杨继盛无中生有地牵扯到所谓张经冒功一案中而加以杀害。除此以外,先后上疏弹劾严嵩的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哗、陈桤、厉汝进、徐学诗、周夫、吴时来、张冲、董传策等,都由于严嵩的诬陷而遭到了廷杖、贬谪、下狱的迫害。这样,由于严嵩的淫威,朝中一度无人再敢上疏弹劾严嵩。 恶贯满盈 可耻下场 严嵩之败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以往,严嵩遇事多依靠其子严世蕃,甚至让严世蕃偷偷入直代为票拟(内阁接到奏章 - 后用小票写出批答,再由皇帝批出,称之票拟),由于严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奸猾机灵,善揣人意,票拟多能迎合世宗朱厚熄心意。可是,当严嵩妻子病故,严世蕃居丧期间不能入直代父票拟,而由严嵩自行票拟时,由于严嵩已经八十余岁,票拟往往言词不清,甚至前言后语相互矛盾,经常不合世宗朱厚熄心意,严嵩便渐渐失去了世宗朱厚熄的宠眷。这时,又有方士兰道行以扶乩得到世宗朱厚熄的信任。一次,世宗朱厚熄问兰道行朝中大臣的奸贤,兰道行便假借乩仙之意说:严嵩是最大的奸臣。世宗朱厚熄又问:上仙为何不降灾除奸。兰道行又借乩仙之意说:留待皇帝正法。之后,当御史邹应龙上疏揭发严嵩父子罪行时,世宗朱厚熄便把严嵩罢职,其子严世蕃谪戍边地。这件事是发生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五月。可是,目无王法的严世蕃在去戍地的半途逃回了原籍,继续在乡里横行霸道,夺人子女,掠人钱财,甚至私通倭寇,潜谋叛逆,民愤极大。后来,御史林润掌握了以上材料,就将严世蕃逃回原籍,诽谤朝政,专横乡里,图谋不轨等罪行上疏给皇上,世宗朱厚熄见到奏章 - 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严世蕃逮捕入京,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将严世蕃斩首。当恶贯满盈的严世蕃临刑时,市民们纷纷持酒观看,无不拍手称快。次年,严嵩也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终年八十七岁。 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年),由于严嵩柄政,朝政腐败,带来了非常严重的社会恶果。首先,由于国家岁入已不能充岁出之半,财政濒临绝境,国家已经到了几乎不能支持的地步。其次,由于国力削弱,边防废弛,造成北方俺答贵族军骚扰和东南倭寇猖獗,从而给人民招致了深重的灾难。再次,由于边防费用大增和世宗朱厚熄斋谯(请道士设坛)、营建之费有增无减,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岁用银已达五百九十五万两。于是增派赋银一百二十万两,加派从此始。此外,盐课也大量增加,两淮盐课达百万银两之数。这些加派、增赋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总之,严嵩专权柄政的二十年,是明代朝政大坏的二十年。严嵩的一生,是一个贪鄙奸横、误国误民的一生。所以,一代权臣严嵩,只是一个被人唾骂、遗臭万年的历史人物。

海瑞(1514-1587)

简单介绍:

海瑞(1514-1587)字汝贤,琼山人,举人出身。明朝著名清官。历任知县,州判官、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尚书丞、右佥都御史等职。为政清廉、洁身自爱。为人正直刚毅,职位低下时就敢于蔑视权贵,从不诌媚逢迎。一生忠心耿耿、直言敢谏,曾经买好棺材,告别妻子,冒死上疏。海一生清贫,抑制豪强,安抚穷困百姓,打击奸臣污吏,因而深得民众爱戴(1514-1587),明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字汝贤,号刚峰,回族。嘉靖举人,初任南平教谕,迁淳安知县。他拿办胡宗宪子,拘以法;又以直言抗严嵩党习,以刚直著名。四十一年(1562年)擢嘉兴通判,被劾,谪为兴国知县。四十...

海瑞(1514—1587),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府城人。明代有名政治家,一生经历嘉庆,隆庆、万历三朝,以刚正不阿、清正廉洁著称于世,被后人誉为“海青天、南包公”。海瑞从小就有“读圣贤书、干国家事”的宏图大志。嘉庆28年他参加乡试,以一篇《治黎策》对答,成为举人。初步显示了他治理地方的政治才能。后来两次北上进京会试,都因科举制度的黑暗与腐败而名落孙山。后被谒选任命为福建延平府南平县学教谕,因政绩显著升任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知县,后调任江西赣州府兴国县知县,以后历任户部司主事、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等。在任期间,曾因给朝庭上《治安疏》列举朝庭得失,言人所不敢言,震动朝野,这就是历史上称“海瑞上疏”和民间广为流传的“海瑞骂皇帝”。他也因此被革职,打入死牢。后又被贬回海南琼山老家闲居,72岁后又复出官复原职,万历十七年卒于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任上,享年74岁。

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在任推行清丈、均徭,廉洁自恃,人言‘而袍可脱粟‘。明世宗宠信方士,志意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备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官入狱,世宗死后获释

隆庆三年(1569年)任应天巡抚,任内曾主持疏浚吴淞江、自茆河,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遭到居正等人的反对,被革职回乡。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居官期间,平反了一些冤狱,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他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

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

在严嵩掌权的日子里,别说是严家父子,就是他们手下的同党,也没有一个不是依官仗

势,作威作福的。上至朝廷大臣,下至地方官吏,谁都让他们几分。

可是在浙江淳安县里,有一个小小知县,却能够秉公办事,对严嵩下面同党,一点不讲

情面。他的名字叫海瑞。

海瑞是广东琼山人。他从小死了父亲,靠母亲抚养长大,家里生活十分贫苦。二十多岁

他中了举人后,做过县里的学堂教谕,教育学生十分严格认真。不久,上司把他调到浙江淳

安做知县。过去,县里的官吏审理案件,大多是接受贿赂,胡乱定案的。海瑞到了淳安,认

真审理积案。不管什么疑难案件,到了海瑞手里,都一件件调查得水落石出,从不冤枉好

人。当地百姓都称他是“青天”。

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是严嵩的同党,仗着他有后台,到处敲榨勒索,谁敢

不顺他心,就该谁倒霉。

有一次,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县里的官驿里。要是换了别的县

份,官吏见到总督大人的公子,奉承都来不及。可是在淳安县,海瑞立下一条规矩,不管大

官贵戚,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

胡宗宪的儿子,平时养尊处优惯了,看到驿吏送上来的饭菜,认为是有意怠慢他,气得

掀了饭桌子,喝令随从,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

驿里的差役赶快报告海瑞。海瑞知道胡公子招摇过境,本来已经感到厌烦;现在竟吊打

起驿吏来,就觉得非管不可了。

海瑞听完差役的报告,装作镇静地说:“总督是个清廉的大臣。他早有吩咐,要各县招

待过往官吏,不得铺张浪费。现在来的那个花花公子,排场阔绰,态度骄横,不会是胡大人

的公子。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坏人冒充公子,到本县来招摇撞骗的。”

说着,他立刻带了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把胡宗宪儿子和他的随从统统抓了起来,带回

县衙审讯。一开始,那个胡公子仗着父亲的官势,暴跳如雷,但海瑞一口咬定他是假冒公

子,还说要把他重办,他才泄了气。海瑞又从他的行装里,搜出几千两银子,统统没收充

公,还把他狠狠教训一顿,撵出县境。

等胡公子回到杭州向他父亲哭诉的时候,海瑞的报告也已经送到巡抚衙门,说有人冒充

公子,非法吊打驿吏。胡宗宪明知道他儿子吃了大亏,但是海瑞信里没牵连到他,如果把这

件事声张起来,反而失了自己的体面,就只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咽了。

过了不久,又有一个京里派出的御史鄢懋卿(鄢音yān,懋音mo)被派到浙江视

察。鄢懋卿是严嵩的干儿子,敲榨勒索的手段更狠。他到一个地方,地方官吏要是不“孝

敬”他一笔大钱,他是不肯放过的。各地官吏听到鄢懋卿要来视察的消息,都犯了愁。但是

鄢懋卿偏又要装出一副奉公守法的样子,他通知各地,说他向来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奉迎。

海瑞听说鄢懋卿要到淳安,给鄢懋卿送了一封信去,信里说:“我们接到通知,要我们

招待从简。可是据我们得知,您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大摆筵席,花天酒地。这就叫我们为难

啦!要按通知办事,就怕怠慢了您:要是像别地方一样铺张,只怕违背您的意思。请问该怎

么办才好。”

鄢懋卿看到这封信揭了他的底,直恼得咬牙切齿。但是他早听说海瑞是个铁面无私的硬

汉,又知道胡宗宪的儿子刚在淳安吃过大亏,有点害怕,就临时改变主意,绕过淳安,到别

处去了。

为了这件事,鄢懋卿对海瑞怀恨在心,奇Qisuu.сom书后来,指使他的同党在明世宗面前狠狠告了海瑞

一状,海瑞终于被撤了淳安知县的职务。

到严嵩倒了台,鄢懋卿也被充军到外地,海瑞恢复了官职,后来又被调到京城。

海瑞到了京城,对明世宗的昏庸和朝廷的腐败情况,见得更多了。那时候,明世宗已经

有二十多年没有上朝,他躲在宫里一个劲儿跟一些道士们鬼混。一些朝臣谁也不敢说话。海

瑞虽然官职不大,却大胆写一道奏章 - 向明世宗直谏。他把明王朝造成的腐败现象痛痛快快地

揭露出来。他在奏章 - 上写道:“现在吏贪官横,民不聊生。天下的老百姓对陛下早就不满

了。”

海瑞把这道奏章 - 送上去以后,自己估计会触犯明世宗,可能保不住性命。回家的路上,

顺道买了一口棺材。他的妻子和儿子看到全吓呆了。海瑞把这件事告诉了亲人们,并且把他

死后的事一件件交代好,把家里的仆人也都打发走了,准备随时被捕处死。

果然,海瑞这道奏章 - 在朝廷引起了一场轰动。明世宗看了,又气又恨,把奏章 - 扔在地

上,跟左右侍从说:“快把这个人抓起来,别让他跑了!”

旁边有个宦官早就听到海瑞的名声,跟明世宗说:“这个人是个出名的书呆子,他早知

道触犯了陛下活不成,把后事都安排了。我看他是不会逃走的。”

后来,明世宗还是下命令把海瑞抓了起来,交给锦衣卫严刑拷问:直到明世宗死去,海

瑞才得到释放。

1587年阳历11月13日,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海瑞在任所与世长辞。他是一个富有传奇性的人物,对他的生平行事应该如何评论,人们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执。这争执一直延续到多少年以后还会成为问题的焦点。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如果政府发给官吏的薪给微薄到不够吃饭,那也应该毫无怨言地接受。这种信念有他自己的行动作为证明:他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20两,不够殓葬之资。

然则在法律教条文字不及之处,海瑞则又主张要忠实地体会法律的精神,不能因为条文的缺漏含糊就加以忽略。例如他在南直隶巡抚任内,就曾命令把高利贷典当而当死的田产物归原主,因而形成了一个引起全国注意的争端。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

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可是他出任文官并在公庭判案,上距“四书”的写作已经两千年,距本朝的开国也已近两百年。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海瑞以举人出身而进入仕途,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的儒学教授,任期4年。到1558年升任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他已经45岁。

这淳安县,乃是往来三省的孔道。交通发达,本县人民的负担也随之加重。原因是按照本朝立国时所订立的财政制度,政府中的预算并无旅费一项,全国1040个驿站,名义上由兵部掌管,实际上一切费用,即过境官员本人及其随从所需的食物、马匹和船轿挑夫,全部由该地方负责。兵部只发给旅行人员一纸勘合:驿站所在之处,即须按照规定供应。七品官海瑞的声名开始为人所知,就是因为他能够严厉而巧妙地拒绝了官员滥用这种权力而增加地方上的负担。

这一段故事说,当日以文官而出任总督的胡宗宪,兼负防御倭寇的职责,居官风厉,境内的官民无不凛然畏惧。一次,他的儿子道经淳安,随带大批人员和行李,作威作福,对驿站的款待百般挑剔,并且凌辱驿丞。县令海瑞立即命令衙役皂隶拘捕这位公子押解至总督衙门,并且没收了他携带的大量现银。他在呈报总督的公文内声称,这个胡公子必系假冒,因为总督大人节望清高,不可能有这样的不肖之子,也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金银财物。

如果这段故事夹杂了夸张和渲染,那么,海瑞对付鄢懋卿的经过则属确凿无疑,因为有他收入文集中的缄牍可以为证。

1560年,左副都御史鄢懋卿被任命清理盐法,南北各省的食盐征收专卖都归他节制,以期增加政府收入,加强抗击倭寇的财力。对于这位钦差大臣,地方官自然毕恭毕敬,不敢有丝毫怠慢。而钦差大臣本人也不能避免标榜俭朴以沽名钓誉的时尚,先期发出通令,内称本院“素性简朴,不喜承迎。凡饮食供帐俱宜简朴为尚,毋得过为华奢,摩费里甲”。这样的官样文章 - 早已为人所司空见惯,不过视作一纸具文,即在钦差大人本身也不会想到会有人认真对待。

淳安县县令海瑞对这一通令可是毫不含糊。当鄢都院的节使尚未到达淳安,他已经接到一个禀帖。禀帖的一开头规规矩矩地写着“严州府淳安县知县海谨禀”,紧接着就把通令的原文节录于后,再接着就说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曰,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并有金花金缎在席间连续奉献,其他供帐也极为华丽,虽溺器亦以银为之云云。最后要求钦差大人摒弃奢华的排场和搜刮,并且说,如果不能拒绝地方官这样的阿谀恭维,将来势必无法做到公事公办,完成皇上委托的任务。据说,鄢懋卿接到禀帖以后,就没有敢进入淳安,而是绕道他去。

这种直言抗命的精神,可能使海瑞失掉了一个升官的机会。他于1562年调任江西兴国,官职仍是知县,不升不降。以他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上司当然衔恨在心,如果不是他本人言行如一,清廉正直,十个海瑞也早已罢官免职。他的节俭的名声遐迩皆知,据说有一次总督胡宗宪竟然以传播特别消息的口吻告诉别人,说海瑞替母亲做寿,大开宴席,竟然买了两斤猪肉。此事的真实性无法得到证明,但海瑞饭桌上的蔬菜出自他亲自督率别人在衙后栽种,则属毫无疑问。

基于道德观念的驱使,下级官员反抗上级,历来也并不罕见,但大多引不起特别的注意,事情发生后不久,随即为人遗忘。然而海瑞却属例外,他得到命运的帮助,历史站到了他这一边。1562年,历任首辅几达20年的大学士严嵩为嘉靖皇帝免职,他所扶植的私人也不免相继倒台,其中包括胡宗宪和鄢懋卿。他们既被确定为坏人,海瑞在他们当权的时候敢于和他们作对,当然可以算得特行卓识。为此他的声望大增。这49岁的海瑞,虽然不是进士出身,官阶也仅为正七品,可是已经获得了在大众心目中成为英雄的可能性,只须再加以机缘,就可以把这一地位巩固下来。

1565年,海瑞再次表现了他直言的胆略。当时他已经升任户部主事,官阶为正六品,这是一个接近于中级官员的职位。当时的北京,并没有出现什么令人振奋的气象。相反的,南北两方都连连告警,急待增加收入以备军需。然而政府别无新的途径筹款,可行的办法还是不外挪借和增加附加税。前者并不增加收入,也没有紧缩支出,而仅仅是此款彼用;后者则使税收制度更加复杂和实际执行更加困难。户部是国家的财政机关,但是主事一类的官儿却无事可做。大政方针出自堂官尚书侍郎,技术上的细节则为吏员所操纵。像海瑞这样的主事,根本不必每日到部办公,不过是日渐一日增积做官的资历而已。

嘉靖皇帝当日已御宇40年。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向神仙祈祷和觅取道家的秘方以期长生不死。他住在皇城中的别墅里,然而又不能以一般的荒惰目之,因为他除去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以外,对于国家大事仍然乾纲独断,有时还干涉到细节。这位皇帝的喜爱虚荣和不能接受批评世无其匹,只接近少数佞臣,听到的是各种虚假的情况。当他发现大事已被败坏,就把昔日的一个亲信正法斩首,以推卸责任而平息舆论。这种做法使得廷臣但求自保而更加不去关心国家的利益。1565年,严嵩去职虽已3年,但人们对嘉靖的批评依然是“心惑”、“苛断”和“情偏”。然而他对这些意见置若罔闻,明明是为该臣所蒙蔽,他还自以为圣明如同尧舜。

经过慎重的考虑,阳历11月,海瑞向嘉靖递上了著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盗匪滋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系风捕影”。然而奏疏中最具有刺激性的一句话,还是“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就是说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这一奏疏的措辞虽然极端尖辣,但又谨守着人臣的本分。海瑞所要求于皇帝的不过是改变自己的作为,而这改变又非常容易,只需要“翻然悔悟”,由乱致治,也不过“一振作间而已”。言下之意是,如果皇帝能够真正振作,选择合宜的道路,赴之以决心,他还是有机会成为尧舜之君的。

这样的奏疏确乎是史无前例的。往常臣下向皇帝作诤谏,只是批评一种或几种政策或措施,这种指斥皇帝的性格和否定他所做的一切,等于说他这几十年的天子生涯完全是尸位素餐,而且连为人夫及人父的责任也没有尽到,其唐突之处,真的是古今罕有。

嘉靖皇帝读罢奏疏,其震怒的情状自然可想而知。传说他当时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喊叫:“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一个宦官为了平息皇帝的怒气,就不慌不忙地跪奏:“万岁不必动怒。这个人向来就有痴名,听说他已自知必死无疑,所以他在递上奏本以前就买好一口棺材,召集家人诀别,仆从已经吓得统统逃散。这个人是不会逃跑的”。嘉靖听完,长叹一声,又从地上捡起奏本一读再读。

嘉靖没有给予海瑞任何惩罚,但是把奏章 - 留中不发。他不能忘记这一奏疏,其中有那么多的事实无可回避,可是就从来没有人敢在他面前那怕是提到其中的一丁点!皇帝的情绪显得很矛盾,他有时把海瑞比做古代的忠臣比干,有时又痛骂他为“那个咒骂我的畜物”。有时他责打宫女,宫女就会在背后偷偷地说:“他自己给海瑞骂了,就找咱们出气!”

此时嘉靖的健康已经欠佳,他曾经动过退位为太上皇的念头,可是这种放弃天下职责的做法,在本朝又并无先例。在1566年阳历2月底,他左思右想,气愤难平,终于下令锦衣卫把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刑部议决对海瑞按儿子诅咒父亲的律例处以绞刑,然而嘉靖皇帝在以前虽然批准过许多人的死刑,在这时候却没有在刑部的建议上作任何的批复,因此,海瑞就在狱中住了10个月。

有一天,狱中忽然设酒肴相待。海瑞以为这是临死前的最后一餐,他神色不变,饮食如常。提牢主事悄悄告诉他,皇帝业已升遐,新君不日即位,你老先生乃是忠臣,一定会得到重用,海瑞听罢,立刻放声号哭;号哭之余,继以呕吐。

1567年年初隆庆皇帝登极,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对他应该怎么分派呢?看来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让他升官而不让他负实际的责任。于是,在不长的时期内,他历任尚宝司丞、大理寺右寺丞、左寺丞、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官至正四品。这样一个闲曹自然不能令海瑞满意,因为他是伦理道德的坚决信奉者和实行者,对国家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1569年年初的京察,按照惯例,凡属四品以上身服红袍的官员都应当作出自我鉴定。于是海瑞在奏折中说:陛下既然赦免了我的死罪,又对我破格擢升,在所有的文臣之中,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加迫切地要求报答陛下的恩典。接着,他谦虚地声称自己才浅识疏;又接着,他表示自己现任的职务只是专管查看呈奏给皇帝的文书,看罢以后原封发送,既无财政责任,又用不着下左右全局的决心,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位置还不称所职,所以不如干脆把我革退。

这样看来,海瑞并不是完全不懂得阴阳之道的精微深奥。他阳求罢免,阴向管理人事的官员要挟:如果你们真的敢于罢黜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以诤谏而名著天下的忠臣,你们必然不容于舆论;如果不敢罢黜我,那就请你们分派给我能够实际负责的官职。

文渊阁和吏部终于向他低头。当年复天,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且不说这里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即使是一般地区,任命这样一位不由进士出身的人担任巡抚,也已属于罕见。但是这一地区历来号为难治,以海瑞的性格而就任斯职,有识见的人早就料到必然引起不良的后果。事实不出所料,8个月之后,他遇到劾参而被迫退休。

海瑞的新职一经发表,南直隶的很多地方官就自己估计到将会不能见容于这位古怪的上司,因而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免炫人眼目而求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把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举出这些琐事,就可以证明新巡抚大人声势之迅猛,足以使人震慑。

海瑞下车伊始,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所治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但巡抚可以传询耆老听取他们的控诉。巡抚在各府县逗留,地方官供给的伙食标准为每天纹银二钱至三钱,鸡鱼肉均可供应,但不得供应鹅及黄酒。境内的公文,今后一律使用廉价纸张;过去的公文习惯上在文后都留有空白,今后也一律废止。自条约公布之日起,境内的若干奢侈品要停止制造,包括特殊的纺织品、头饰、纸张文具以及甜食。

这些规定,有的不免失之琐碎苛细,本来就会生问题的。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因为他干预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所致。

海瑞墓园

位于海口市西郊滨涯村,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在任内推行清丈、均徭,廉洁自恃,人言“布袍可脱粟”。明世宗宠信方士,专意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备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头(1569年)任应天巡抚,任内曾主持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遭到张居正等人的反对,被革职回乡。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居官期间,平反了一些冤狱,被誉为海表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他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遣官员许子伟护灵柩归葬。出殡那天,南京城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

“粤东正气”石牌坊

海瑞墓园建筑庄重古朴,正门有提座牌坊,横书“粤东正气”阴刻丹红大字,花岗石铺成的100多米长的墓道,两旁竖立着石人、石羊、石马、石狮、石龟等石雕。墓道中间还有三道石牌坊,庄严肃穆。海瑞墓园始建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是皇帝派许子伟专程到海南监督修建的。据说,当海瑞灵柩运至现墓地时,抬灵柩的绳子突然断了,人们以为这是海瑞自选风水宝地,于是将其就地下塟。海瑞墓高3米,圆顶,墓前有4米高的石碑。海瑞墓室后扩建了“扬廉轩”,其亭柱上挂有海瑞写的两幅对联,其一是“三生不改冰霜操,万死常留社稷身”。轩前有海瑞塑像,轩后有“清风阁”,战士海瑞的生平事迹和陈列有关部门文物。整个墓园,绿草如茵,葱郁苍翠的椰树、松柏、绿竹四季常青。

回答者:吴国增 - 经理 五级 12-11 0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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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年),字汝贤,一字国开,号刚峰,琼山市府城镇金花村人。举乡试入都,恩赐进士,初任南平教谕,后升任淳安知县、兴国知县。在任内推行清丈、均 徭,廉洁自恃,人言‘布袍可脱粟‘。明世宗嘉靖四十三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其时世宗宠信方士,专意斋蘸,妄求长生不死之药,忽朝失政无人敢谏,只有海瑞备死上疏,犯颜直谏,震惊朝野,被罢官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任应天巡抚,任内曾主持疏浚吴淞江、白茆河,大力推行‘一条鞭法‘,遭到张居正等人的反对,被革职回乡。海瑞一生刚直不阿,居官期间,平反了一些冤狱,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南包公‘。他72岁出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仍力惩贪污官员,不久病逝于住所。死后,朝廷赐祭八坛,赠太子少保,谥号忠介。出殡那天,南京城里万人空巷,商者罢市,农者辍耕,大众夹道送殡,哭奠者百里不绝。

回答者:3336083 - 助理 三级 12-11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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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年-1587年),宇汝贤,自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回族。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举人。初任福建南平县学教谕,后相继任浙江淳安知县、嘉兴通判、户部主事、应天巡抚和右都御史等职。海瑞的仕途坎坷,屡次受到排挤,曾因批评皇帝被罢官入狱。他始终刚直不阿,执法公正,惩贪抑霸,整顿吏治,并平反了一些冤案,被誉为「海青天」,亦称「包公再世」。

民间流传有许多关於他秉公断案的传说。有《海刚峰集》和多种版本的《海瑞文集》流传於世。

回答者:墨庄世第 - 秀才 二级 12-11 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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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的名字是幼时就知道的,那是从戏曲、评弹和连环画中看来、听来的,自然不是历史。六十年代知道得更多的却是对“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批判,但对海瑞其人反而越来越模糊了。八十年代读到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有关海瑞的内容留下很深的印象,于是翻出《明史》来读了一遍《海瑞传》。但那时对海瑞这样一位道德楷模却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悲剧人物的社会原因不甚了了,也未及深究。最近,为应付文债,又读了一遍《海瑞传》,想不到却有了一点新的看法。

历来都把海瑞看作清官的典型。所谓清官,尽管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最基本的标准是“清”,即个人生活清廉俭朴,为官清正廉明。当官的不贪污,不受贿,不徇私枉法,洁身自好,就可以算清官了。如果要求高一点,还应包括刚正不阿,疾恶如仇,不畏强暴,打击贪官污吏,为百姓申冤做主等条件。无论根据哪一种标准,海瑞都是当之无愧的清官。在当淳安知县时,海瑞穿的是布袍,吃的是粗米饭,让老仆人种菜自给,为母亲祝寿才买二斤肉。万历年间首辅张居正派御史来看他,也只用“鸡黍”招待。海瑞没有子女,到他死后,人们发现他用的是葛布帐子和破竹箱,比穷书生还不如,丧事还是别人集资为他办的。他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时,疏浚了吴淞江和白河,使百姓得到实惠;打击地主豪强,救抚贫民和受欺压者不遗余力,富家占有的贫民土地都被他夺回发还。正因为如此,海瑞深得民心。他作巡抚仅半年,但百姓听说他调离时,“号泣载途”,并在家中供上他的画像。海瑞在南京逝世后,载灵柩的船在江上经过时,两岸满是穿着丧服送灵的人,哭着祭奠的人延续到百里以外。

但是海瑞却非常不得官心,从《海瑞传》的记载可以看出,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黄仁宇曾经指出这一例子:明朝的官员按惯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请封赠,一般只有犯了罪或受过处分的才不获批准,但官居正二品的海瑞却没有能为他母亲请得太夫人的称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海瑞一生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意见和方案,但被采纳的几乎没有。他能够大刀阔斧地实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任上短短半年时间。除了疏浚江河的成果得以保持以外,其他的措施在他离任以后就被废止了。所以我们如果用从政的实绩来评判明朝人物的话,海瑞不过是个一般的清官,对明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并没有很大的影响,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的典范。民间流传的很多海瑞故事,多数是出于百姓的良好愿望而编造的。

海瑞为什么不得官心呢?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大多数官员。贪官当然恨他,如总督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县时作威作福,海瑞将他扣留,没收了他带的几千两银子,说:“以前胡总督巡视时,命令路过的地方不许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豪华,一定不是胡公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胡宗宪哭笑不得,不能治海瑞的罪,但心里不会不恨。都御史鄢懋卿巡视过县时,海瑞声称县小容不得大人物,招待很差。鄢懋卿很不痛快,却不便发作,但回去后还是授意下属诬陷海瑞,使他降了职。他出任应天巡抚时,下属官吏有贪赃行为的连忙辞职,有的地主豪强甚至闻风逃往它乡躲避,原来将大门漆成红色的豪强吓得将门漆成黑色,连负责监督南京织造的太监也减少了轿子和随从的排场。海瑞曾向皇帝建议恢复明太祖时的惩贪法律,即贪赃枉法所得满八十贯钱的处绞刑,更严重的贪官要剥皮实草;这自然要引起大小贪官极大的怨恨和恐慌。但恨他、怕他的还不止贪官。他在应天十府打击豪强时,据说一些“奸民”乘机诬告,使一些官僚大姓被错罚。他又裁减了驿站的费用,使过路的士大夫都得不到招待,纷纷表示不满。明朝南京的机构本来就是闲职,官员无所事事,懒散惯了,但海瑞却要加以改变。有一位御史偶然招艺人演了场戏,海瑞想按明太祖定下的规矩狠狠打他一顿屁股,使得官员们惊恐不安,叫苦不迭,当然巴不得海瑞早点下台。

平心而论,尽管海瑞有良好的主观愿望,他的措施和建设却往往是不现实的。在几乎无官不贪的情况下,如果真的要实施明太祖时的法律,大概很少有人不够处绞刑的资格,剥皮的刽子手恐怕会供不应求。如果像那位御史的过失也得挨打,该打的官就太多了,南京锦衣卫就得大大增加人力。因为根据明朝的制度,要打这样正七品的官员,得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由锦衣卫在南京午门前用刑,由守备太监监刑。正德年间(一五○六——一五二一年)为了打御史李熙三十下屁股,锦衣卫挑选士兵先演习了几天。士兵们大概练得太地道了,差一点把他打死。取消各地驿站的招待虽然节约了经费,也使贪官少了一个揩公家油的机会,但正常往来的官员人等包括像海瑞自己一样的清官肯定会有很大的不便。《海瑞传》说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是公允的评价。

但海瑞的悲剧主要还不是在于他的偏激,对此,《明史》的作者并未涉及,以后的学者似乎也没有注意到。为什么海瑞这样一位清官会受到如此大的抵制和孤立?隆庆年间的首辅高拱、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和此后的执政者,无不暗底下尽力阻止皇帝重用海瑞。为什么明朝的吏治那么腐败,以至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海瑞成了凤毛麟角?总不能说,中国的士人到了明朝都变坏了,或者明朝必然是封建社会最黑暗的时代。窃以为不能不检讨一下明朝官吏的俸禄制度。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民,因此对百姓的疾苦记忆犹新。他当皇帝后,一方面为了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另一方面也为了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对贪官污吏的惩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严酷手段。他规定官吏贪赃额满六十两的一律斩首示众,还要将皮剥下,中间塞上草,制成一具皮囊。他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又在官府公座的两侧各挂上一具皮囊,使办公的官员随时提心吊胆,不敢再犯法。他还采用挑断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有时还让犯贪污罪的官吏服刑后继续任职,充当反面教员。他还屡兴大案,如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恒贪污案,牵连被杀的就有万余人。

朱元璋又把官吏的傣禄定得出奇的低,如洪武二十五年确定的文武百官的年俸,最高的正一品只有一千四十四石(米,部分折成钱支付),最低的从九品为六十石,未入流的为三十六石。例如一省之长的布政使是从二品,知府是正四品,知县是正七品,年俸分别为五百七十六石、二百八十八石和九十石。相当于全国最高学府校长的国子监祭酒是从四品,年俸是二百五十二石。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官员的部分幕僚、随从的报酬和部分办公费是要在年俸中开支的,所以官员们依靠正常的俸禄无法过上舒适的生活,低级官员更连养家活口都有困难。相比之下,皇子封为亲王后年俸有一万石,是最高官员的近七倍,还不包括其他各种赏赐。

由于官员的正常收入太低,所以尽管朱元璋惩治的措施十分严厉,贪污还是屡禁不绝,不过与明朝以后的情况相比,当时的吏治毕竟是比较清廉的。但在这位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后继者既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来执行如此严厉的法律,也没有兴趣来对付越来越普遍的贪污现象。而且稍有作为的皇帝明知低俸禄的弊病,但又不能更改“太祖高皇帝”的制度。昏庸的皇帝自己沉溺于奢侈享乐,除了朝廷的正常开支外,还经常要大臣们贡献,自然不会管他们的钱从哪里来了。

明朝初年以后,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几乎无人不在俸禄以外设法搞钱,真正的清官就相当拮据。海瑞最后二年多任南京右都御史的年俸是七百三十二石,是高级官员中第三位的高薪,但相当多的下属是要由他支付薪水的,可以肯定他不会让下属去办“三产”赚钱,而他自己连子女都没有,生活又如此节约,死后却毫无积蓄,可见官员们靠正常收入是无法维持生活的。显然要让一般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明末坚持抗清,不屈不挠,最后在桂林慷慨就义的瞿式耜,在家乡常熟却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劣绅。清军攻下南京后,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率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廉洁,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也有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在内的二十种;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他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有更改过,至多只能稍作些修正。如正统五年(一四四○年)就有人提出: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到海瑞时又有一百多年了,却没有听说将标准再提高。看来并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些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无所谓了。海瑞建议要恢复明太祖的严刑,对贪官剥皮,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说明法不罚众,到了大家都把俸禄以外的收入当作正常财源时,就是朱元璋再生也只能徒唤无奈了。海瑞只想用严刑肃贪,却没有提出消除贪污的积极办法,除了招致更多的怨恨外,必定也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在封建集权制度下要从根本上消除贪赃枉法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贪污并非不可思议,清朝雍正皇帝的做法就有明显的效果。

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浩繁,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傣”、“减傣”,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但是官员们不能不过奢侈的生活,衙门也不能不办公,于是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一方面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计向百姓搜括,包括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提高、加征各种地方性的附加费用,“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的份额,馈送各级官吏。但由于国家并没有正式制度,各地征收的标准相差悬殊,加上公私都需要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所以一般都要加到一钱(百分之十)以上,重的要加至四、五钱,甚至达到正额的数倍。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wωw奇Qisuu書com网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这些人的贪赃行为可见一斑。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可是这位并不昏庸的皇帝却没有想到,既然当官的必须有“居室日用及家人胥役”的开支,为什么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合法收入,而不必收受别人的“资给”呢?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重严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虽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正视现实,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存留藩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但惩贪与养廉必须同时并举,才能奏效。乾隆时期,对贪官污吏的惩处逐渐放松,吏治又趋于腐败。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对官员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养廉银发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海瑞的道德、廉洁、刚正无疑远非雍正皇帝可比,但在解决官员贪污这一痼疾方面雍正却要高明得多。或许有人说雍正作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海瑞却只担任名义上受到尊崇的闲职。此话不无道理,但雍正的父亲康熙就没有解决问题,而海瑞如果真的提出过可行的办法,尽管不一定就得到实施,至少也会受到多数正直官员的同情和重视,作为一种先见之明载入史册。

我无意苛求于海瑞,但在重读《海瑞传》以后却更加体会到,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

回答者:xingxing1120 - 试用期 一级 12-11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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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回答者:怎会这样 - 试用期 一级 12-11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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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已经有很多人帮你找了很多历史资料了,基本上也都差不多了.所以我这给你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而且还帮你找了一些民间关于他的故事以及传说等等的.找起来真的有些费力呢.

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骂皇帝荒淫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为腐败官场所不容的刚直不阿的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

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其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贪污腐败的高风亮节,在明朝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任了将近四年的县学教谕,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四十六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此事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一厘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名为《治安疏》(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著名奏章 - 。海瑞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他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民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其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有100多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10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成立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高官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高官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采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江南高官云集的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第三个、也是其唯一的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子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自杀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十五年后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海瑞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真正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的是江南的黎民百姓。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船走了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一百里!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和政治实干家,是海南省的杰出历史人物。他一生刚正不职阿、嫉恶如仇;秉公执行、铁面无私;严于律己,廉洁勤政;“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他以七品知县卑微之身,敢于同钦差大臣较量;他宁可十年不升官,也不向上司送一分钱;他甚至放弃大好前程,也要把贪官拉下马。所到之处,他为民请命,力挫豪强,厚抚究弱,令世家豪强闻风丧胆;他不畏权势,指陈皇帝的过失,言人所不敢言,震惊朝野。海瑞高洁的品格挺直的脊梁、浩然正气,历来受到人们的敬仰。而且,透过历史的时空,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

海瑞的事业是从办教育开始的,他在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时提出了包括教育方针、课业制度、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教约》十六条,提出了一整套办这主张。他认为:“学问之道”,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

之,笃行之。”他提出:“圣门之学在知行。德行属行,讲学属知。慎自修饬者,决无不讲之学;真实读书者,肯弃身于小人之归乎?是故知行非有两道也。”他还提出“体用原无二道”之说,认为读书立说要与“世务”结合,“诸生如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讨论一二。”这种把学习基础文化理论与学习一定的实用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如出一辙。

民间故事---海瑞断案白马寺

相传离白牛荡不远处有一座白马寺。寺中的白马神与荡里的白牛神结下了不解之缘。白牛神非常同情白马神的不幸遭遇。原来白马神是上界的天马,传说弼马温孙行者开了马厩后,一时天马行空,奔腾不息。

这一匹白马奔离了马群,很久才停住了狂奔。白马边走边看,这一看使白马动了凡心,云端下凡间那青山碧水,桃红柳绿美景胜过天上的寂寞。白马便思恋起人间来了。

正在这时,玉帝遣风神传御旨,要所有天马速回马厩,独独缺了这匹白马。玉帝震怒,命天将鞭挞白马,赶落凡尘。

白马跌落尘白牛荡边,白牛神劝慰,并让白马暂时栖息在附近一个冷落的小寺里。一天,上八洞仙祖吕洞宾路过小寺,对着白马唱了个偈:“若遇青天来,尔便脱尘海”。白马神便把这偈告诉了白牛神,一马一牛悟出真谛,白牛神也劝白马神行善积德,及早返回上界做仙马。从此白马神常在夜里帮穷苦百姓拉犁耕田,天明就回到小寺,每晚累得热汗淋漓。

一次雨过天晴,有人顺着马蹄印寻到小寺,发现木胎泥塑的白马浑身湿漉漉,十分惊奇,从此白马栖息的小寺香火不断。

一年复一年,白马栖居的小寺也被人们叫做白马寺。这一年白马帮李老实一家拉梨耕田却带来了灾祸。那一夜,李老实知道白马神暗中相助,便给白马留下了好吃的马料,白马没有吃,饿急了,在回寺的路上吃了田里的麦苗,第二天,李老实发现白马吃了刁员外家的麦苗,心中暗暗叫苦。果然刁员外告了李老实偷割他家的青苗,对簿公堂,李老实被判死罪,打入死牢,只等秋后问斩。

谁知“青苗案”激起民怨,朝廷命海瑞审理此案。海瑞微服私访来到松江府,听到了白马寺的传说,可他不信泥塑的木马会吃青苗,一时,又访不到线索,海大人寝食不安,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白马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便起劲地给李老实家拉犁耕田,临走报复地吃掉刁员外家一大片麦苗。守在暗处的海瑞和公差见了,立刻尾随。田岸路滑,海瑞索性脱了鞋袜追到白马寺。这时白马刚到,身上热汗直淌。海瑞见了,心痛地轻抚马背,叹道:“白马啊白马,你尚知良莠,明辨忠奸,小臣虽有海青天之称,怎比得上你明察秋毫啊!”

于是当堂审理青苗案,将诬告的刁员外革除功名,杖责一百,发配充军。李老实忠厚可嘉,拨赠库银五十两。海青天扶起跪在地上的李老实亲自送出寺门,又拿出自己俸银二十两给白马金塑全身。“青苗案”真相大白,白马见了海青天,引颈长嘶,乘风归去。

李老实昭雪后,从此就不见白马显灵了,传说升天去了。

现在虽然找不到白马寺遗址的真实地点,但白马寺和海瑞智断青苗案的故事却流传下来了。

民间故事2

明嘉靖年间,海瑞要北上赴任,从海南岛琼山县的老家动身,随行只带一个仆人海安,一担行李,一双草履,买舟渡海,取道碣石镇而来。

碣石镇是陆丰肥滨海的一个渔港。镇外有个玄武山,山麓建的一座佛祖庙,四时香火不绝。

海瑞来到碣石镇,久闻玄武山名迹,不投客店,专到僧房求宿。

安顿已定,海瑞到山门瞻观,寺后游赏,果见一派好气势。

海瑞拜谒寺中主持道:“我主仆路经贵地,有幸投宿宝寺,意欲明早在佛前进头落香,以表诚心,愿老主持赐下香纸。”

老主持道:“难得施主远道至此,老僧自当命人送上。”

这晚,海瑞沐浴更衣,又随缘吃了斋戒。一夜安睡,次早天色微明起床,梳洗完毕,来到佛祖殿前,刚要点香谟拜,只见案台香炉上之上,已有三炷清香,以烟缭绕。海瑞觉得奇怪,想是自己心还不诚,决意明晨提早再来。

到了次日,海瑞更早起床,可是到殿堂一看,依然炉上又有清香点着。海瑞不解,问过主持:“寺中可有他人住宿?”主持答道:“没有。”海瑞问炉上清香岂是寺中师父们所点,主持又答道:“不是。”

海瑞决心要进头落香,故意延慢起程。第三天,三更刚过,他便起身下床来到殿前。你说怪不怪,这时炉上,还是已有清香点着。海瑞以为是谁在同他开玩笑,再问老主持:“请问老师父,我海瑞来到宝寺,诚意要在佛前进头落香,谁知连进三日,都有人比我更早,不知是何缘因?”

这时,只见老主持微张着眼,把海瑞周身上下打量—下,然后笑指海瑞的脚下说:“请问施主,足下穿的是什么东西?”

海瑞往自己足下一看,方醒悟道:“啊!原来我穿的是一双革履!”但他扫视了一眼殿堂,便笑着反诘道: “既是佛祖怪我脚穿革履,心意不诚。但不知一旁这面大鼓,乃是何物所做?”海瑞言犹未了,只听“轰”然—声,那面大鼓一时裂得粉碎。

且说佛祖,见海瑞如此可恶,敢当着面顶撞了他,不免恼羞成怒,便命水、火二将道:“此次海瑞上路,你等可随后同行,倘见他路上有些非为,活活将他打死,回来报我!”水、火二将领命前去。

这时正值五月,暑气炎热,海瑞主仆一路口渴。看看来到揭、普地界,海安渴得难耐,见前无人家,后无客店,只有路旁瓜园,便求主人道:“老爷,口中渴得难耐,何不让我下去摘两条黄瓜解渴?”初时,海瑞那肯答应,后来见海安已是渴得唇干口燥,大汗不止,自己又渴得不可奈何,才答应道:“也罢,你便下去摘它两条,但要把二十个钱穿在瓜蒂上。日后主人看到,才知俺不是偷的。”

海安高兴,依嘱而行,摘了黄瓜,把钱系在瓜蒂上。解渴之后,安然上路。

水、火二位将军,一路跟着海瑞主仆三日,此时见景,已知海瑞是个正直人,不敢妄自下手,便折身返玄武山,回复佛祖去了。

民间故事3

海瑞(公元1514——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琼山(在现在广东省海南岛)人,回族。他曾担任过明朝许多地方和中央的官职,在任期间,廉洁简朴,多谋善断,不畏强权,关心百姓。后来,因为上书直接批评皇帝,他被罢官入狱。出狱以后,仍然敢说敢为,为民作主,打击豪强。同时,他还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人们经常把他比作北宋时期的包拯,叫他海青天。

“山字笔架”

海瑞中了举人以后,被派到福建南平县去当县学的教谕(学校里管教育的学官)。他常教育学生说,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份,不能当“软骨头”。

一天,知府带着一些官员要到南平县的县学来视察。海瑞和另外两个学官带着全体学生站在县学的大门外等候。三个学官站在最前面,海瑞又站在那两个人的中间。

一会儿,知府带着官员们前呼后拥地来了。海瑞身边的两个学官,见大官们来了,就一左一右的“扑通”跪了下去。后边的学生一看,也呼啦一下,跪下了一大片。只有海瑞直着身子,只对官员们作了个揖,算是行礼了。三位学官排在一起,两边低中间高,海瑞显得十分突出。

知府见海瑞不下跪,心里很不高兴,皱起了眉头。旁边有人告诉他,这人叫海瑞。知府听了,冷笑着说:

“这是哪儿来的‘山’字笔架,竖在这儿啦?”

过去放毛笔用的笔架,常常做成“山”字形的,中间高两边低。知府见这三个学官排在一起的样子,真像个“山”字笔架。再说“海瑞”的“瑞”字里边,也有个“山”字。所以知府就借机挖苦海瑞。

海瑞听了,知道自己得罪了知府。可他一点不后悔,还是挺直地站着。过后,他就提出辞职回家。这么一来,海瑞的“山字笔架”的大名,一下就流传开了。有些人索性叫他“笔架博士”。人们都很佩服海瑞在权势面前的这种骨气。

初到淳安县

有一年春天,浙江省淳安知县洪英明听说新任知县海瑞要来接替他,就忙着准备宴会和礼物。准备好了,他问手下人:“你们还没打听到海大人什么时候到吗?”“已经按大人的吩咐,派人到几个路口等着呢,可至今还没见到海大人的影子。”手下人回答道。

“奇怪。按着日程,海大人应该早到了呀!”洪知县自言自语地嘀咕着。海瑞的为人,洪知县早有耳闻:性情刚正,敢作敢为。谁要是犯在他手里,甭想好过。洪知县觉得应该好好把海瑞欢迎一番,给他留下个好印象,以后的事就好办了。于是,他吩咐说:“你们快检查一下宴会准备的情况,也替我准备一份重重的礼物。我现在就去十里长亭看看。”正说着,有人前来报告:“海大人到!”“啊!怎么说到就到了?”洪知县大吃一惊,急忙跑出去迎接。

洪知县哪里想到,海瑞几天前就到了淳安,正在乡下私访哩!他了解到乡间被暴风刮得房倒屋塌,百姓都挤在茅草棚里,十分惨。有的百姓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去了。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贪官污吏,在发放救济粮款的时候,乘机克扣。“这不是喝百姓的血汗吗?”

海瑞觉得这件事必须马上处理,就急忙换上官服,抄小路朝淳安县城赶来。

洪知县见海瑞风尘仆仆的样子,又是打拱,又是作揖。可海瑞心里有事,顾不上多说客气话,就对洪知县说:

“洪大人,有件事能不能尽快办一下?”

“什么事?请讲,请讲。”

“马上拨一批粮食,派专人发给受灾百姓,不许任何人从中克扣。然后,把逃亡在外的百姓召回来,开荒种地。”“好,好。一定急速办理。”洪知县连连点头同意,并立刻命令县衙的官员去办。

洪知县把海瑞一家人送到早已安排好的住处。海瑞看了看屋内豪华的摆设,摇头说:

“听说以前新官到任,都要大宴接小宴迎,还要送很多礼物。我现在正式告诉诸位,从今天起,不要再办这类铺张的事了。”

“对,对。”洪知县满口答应,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地。

一件“人命”案

一天,海瑞正在仔细批阅公文,一个随从进来报告:

“门外有人喊冤。”“把他带进来,吩咐升堂。”

海瑞来到大堂刚刚坐定,衙役带进来一个壮年男子。他连哭带叫,直喊冤枉。

“有什么冤枉,慢慢讲,不要哭叫。”海瑞冷静地说。

“小人名叫胡胜荣,哥哥胡胜祖被本村的邵时重,活活打死了……求老爷做主,为小人报仇。”

海瑞命令衙役把胡胜荣带下去,立刻派县丞(协助县令办事的官)汤用领着几个衙役去验尸。

汤用到了胡家,见死人脸上有一大片血迹,还有股难闻的气味,连忙捂住鼻子,没有细看,就让胡家的人把尸首入棺了。

再说海瑞刚刚派走汤用,又觉得这是人命关天的大案子,应该亲自去看看,才能心里有数。于是,他换上便服,也到胡家来了。在胡家门口,正碰上刚出来的汤用,他就急切地问:“验过了吗?”“验过了。胡胜祖的确是被人打死的。我已派人把邵时重带来了,请大人审问。”海瑞沉思片刻,低声说:“刚才在村口的地头上,我听村民们议论这件事,都在替邵时重打抱不平,说他冤枉。可见事情并不简单,还是慎重点好。”说完,海瑞就带着汤用等人又来到胡家,叫把尸首抬出来重新检验。海瑞不顾难闻的气味,走近尸体,仔细察看,并吩咐衙役道:“把血擦去,看看伤在哪里。”

胡家人急忙上前阻拦,海瑞厉声说“你们已经报案,还怕验尸吗?”衙役们擦了半天,脸上的太阳穴处露出一块黑红色的硬皮。海瑞再次上前察看,这块硬皮,既不是伤迹,又不是挨打后淤血形成的紫痕。“这不是在人死后涂上朱红而烧成的硬斑吗?”海瑞凭经验,心里判断着。然后抬头瞪了胡家人一眼。这下可把胡家的人吓坏了,站在那里连大气儿也不敢出。“把有关系的人全都带回县衙!”海瑞愤怒地说完,就先走出了胡家的大门。审问后,真相大白了。原来胡家兄弟与邵时重为争夺一块山地,结了仇。胡胜荣趁胡胜祖刚刚病死,就制造了一个假象,诬告邵时重打死了他哥哥,想借机把邵时重致于死地,夺得那块山地。海瑞审理完毕,马上宣布:邵时重无罪释放,胡胜荣犯了诬告罪,逮捕下狱,依法处治。

智斗权豪

一天,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由杭州回家,路过淳安县,住在驿站里。他仗着父亲的官势,耀武扬威,为非作歹,一会儿嫌住的地方差,一会儿嫌吃得不好,一会儿又要好马替他驮财宝。驿吏没满足他的无理要求。这位胡公子就让家奴把驿吏捆起来,倒挂在房梁上。

海瑞知道以后,立刻赶来,见此情景,生气地喝道:“大胆!快把人放下来!”他看见满屋子贴着封条的大箱小柜,就让衙役全部抬到门外,一一检查。附近的百姓都来看热闹,海瑞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这个歹徒,竟敢冒充胡总督的公子,招摇撞骗,败坏总督的声誉!”他又指着翻检出来的东西说:“你们看,这个歹徒不知从哪里偷盗来这么多金银财宝,布匹绸缎,还冒充胡公子,真是可恶。”海瑞宣布,把这些东西没收充公,把这个歹徒送县衙严办。围观的百姓听了,兴高采烈,拍手叫好。

事后,海瑞给胡宗宪写信,报告了事情经过,还说:“我这么办,完全是为了维护您的声誉呀!”

胡宗宪接到信,真是哭笑不得,心疼儿子,又不好怪罪海瑞。眼看着儿子出了丑,可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年,海瑞听说左副都御史鄢某卿到江南各地巡视,借机敲诈勒索,搞得沿途各地鸡犬不宁。他就给鄢某卿写了一封信,说:“淳安城小民穷,容不了您的大驾。您别到这儿了,还是绕道去别的地方吧!”鄢某卿看了信,气愤地自言自语:“哼,小小的知县,敢挡我的大驾。我非去淳安不可!”

海瑞听鄢某卿真的来了,就带人去见他。两个人一见面,鄢某卿就耍出威风,吓唬海瑞说:“难道你不知道本钦差有斩杀地方官的尚方宝剑(皇帝用的宝剑,尚也可写成“上”)吗!”“钦差虽有利刀,但不能随便斩杀无罪的人。”海瑞从容答道。“住口!哪有这样无理的知县,给我推出去斩首!”鄢某卿吆喝着。“杀我不要紧,但请大人让我把话说完。”“快说!”海瑞镇定地说:“钦差大人这次巡视江南,事先已经发出告示,自称‘素性简朴,不喜奉迎。’可实际做得怎样呢?每到一地,大摆酒席,每席都得花三四百两银子。大人坐的是十六人抬的大轿,还要十二个美女拉着彩练,在前面引路……”海瑞说着,看见鄢某卿紧咬牙关,脸上暴出一道道青筋,像要发作的样子。他不害怕,继续往下说:“大人来淳安,一个人出使,怎么用得了二十八只船呢?我派人打听过,大人在杭州的时候,大小船只有二十只。离开杭州又增加了八只,这些船只都装的是什么呢?大人敢当众打开吗?”鄢某卿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本想狠狠治一治海瑞,可又怕暴露了自己,只好说:“好了,好了,你厉害,我惹不起你。我离开你们这淳安城算了!”鄢某卿在淳安什么也没捞着,还碰了一鼻子灰。

骂皇帝

明朝的嘉靖皇帝朱厚熹,到了晚年,十分昏庸。他不接见大臣,也不处理政事,每天在道士的陪伴下,烧炼“仙丹”,祈祷长生不死。结果,仙丹没炼成,他自己身体越来越虚弱。贪官污吏趁机搜刮民财,国内到处都乱糟糟的。好些正直的官员,想劝劝皇帝,可又怕劝不好,自己倒霉。

这时候,在户部当主事的海瑞,看到这些情况,心里十分着急。于是,他花了好几天的工夫,写了一份奏章 - 。

在奏章 - 里,他把皇帝做的坏事都写上了,一点不留情面。他知道皇帝看了肯定会发脾气,治自己的罪,说不定要掉脑袋的。所以,他在递上奏章 - 之前,先让家人海安给自己买了一口棺材,又给了些银子,让他自谋生路。接着,他就去找同乡王弘诲。

“这次我来找你,是想请老兄替我收尸。”海瑞开门见山地说。“噢?这是从何说起?”

海瑞把准备劝说皇帝的事说了一遍。王弘诲很为海瑞担心,劝他说:“老兄要上告皇帝,胆子真不小。此事虽然利国利民,但是关系太重大了。还要三思而行才是。”海瑞很理解王弘诲的意思,连连点头。但是他上书的决心毫不动摇。一天早上,海瑞毫不迟疑地把奏章 - 送给了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刚看了几眼,就气得两眼直冒金星,一下子倒在椅子上起不来了。这时候,首辅(相当于宰相)徐阶正好在旁边。他和太监一起,把皇帝扶起来。嘉靖皇帝慢慢睁开眼睛,对徐阶说:“你快念给我听听!”徐阶从地上把奏章 - 捡起来,想看一遍再念。这一看,吓呆了。原来奏章 - 写得太厉害了,尽是“骂”皇帝的话。徐阶看着看着,两只手不停地发抖。

“怎么还不念给我听?”嘉靖皇帝生气地催促着。

“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陛下身体要紧,不听了吧。”

“念!”不得已,徐阶只好硬着头皮念下去。海瑞一针见血地揭露皇帝信任奸臣,排斥忠臣,弄得国家不安宁。他还揭露贪官污吏到处搜刮百姓。说百姓用“嘉靖”的年号说,嘉靖嘉靖,家家户户被搜刮得干干净净!他还讽刺说,皇上信道教,想长生不死,可连道士自己都早已死了,你还能不死吗?最后,海瑞劝嘉靖皇帝,赶快改正错误,好好治理国家。嘉靖皇帝哪里听过这样批评自己的话呀,直气得暴跳如雷。可身体不好,又无力发作,只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快……快把海瑞关起来!别……别让他……他跑了!”一个太监说:

“听说海瑞已经买好了棺材,准备皇上把他处死的,看样子他不会逃跑。”“噢?还是个不怕死的!那就快、快……快斩首示众。”徐阶念完奏章 - ,很佩服海瑞,这时候就连忙说:“陛下贤明,不必跟那个书呆子计较。还是先关起来再说吧!”嘉靖皇帝点了点头。接着,他有气无力地说:“唉!我身体不好,不能上朝理事,给这畜生造成了口实。我……我……”说完,他就昏迷过去。没过多久,嘉靖皇帝连病带气,死了。海瑞这才出狱。他冒死上书批评皇帝,好多人都佩服极了。

海瑞和恩人

徐阶救过海瑞的命。海瑞出狱后,徐阶又重用提拔了他。所以海瑞一直把徐阶看成是自己的恩人。没想到,后来,他和恩人又闹翻了。

海瑞到南京做官的时候。一天晚上,他翻阅着百姓送来的状子。其中告发乡官和地方豪绅抢占民田的状子特别多,而告发徐阶家里人的又最多,他们居然霸占民田四十多万亩。徐阶这时候退休在家。海瑞看完状子,很为徐阶惋惜:“徐相国啊,徐相国,你怎么这样放纵你家的子弟和家人啊!”徐阶虽然对海瑞有救命之恩,但为了不让百姓受欺压,海瑞决心不徇私情,对徐阶的子弟和家人严加处治。于是,他出示了告示,命令豪绅把抢占的民田退还给原主。徐阶见了告示,心里很不好受。本来,他觉得海瑞会对他手下留情,可看到现在这个势头,海瑞根本不讲私人交情,想到海瑞连皇上都敢骂,徐阶心想:“我先让家人退点田出来,探探海瑞的口气再说。”徐阶打定主意,就给海瑞写了封信,说要退田。过了几天,他接到海瑞的回信,说:“老相国愿意退田,我很高兴,可是还嫌少了点。您是懂得朝廷法令的,如果把抢占来的民田全都退出来,不是更好吗?”

“好厉害的海瑞!”徐阶看完信,苦笑着摇摇头。

徐阶见海瑞不罢休,就又请人说情。可海瑞还是要徐阶把占的民田退出来,还说这完全是为徐阶的名誉着想。

徐阶没办法,只好让家人把多占田退出来,一共有好几十万亩。同时,海瑞还把徐阶的子弟和家人的罪恶,一一查清,按法律处治了。其他乡官豪绅,见海瑞连对他有救命之恩的徐阶也毫不客气,赶快乖乖地退出了多占的民田,还主动向海瑞坦白自己的罪恶,请求从宽处治。

海瑞治河

海瑞到江南做巡抚那一年,正好赶上闹水灾,时而细雨绵绵,时而倾盆大雨,下个没完。结果,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洪水冲出了河道,淹没了庄稼。百姓的房屋被冲垮了,无处安身,只得扶老携幼,逃往他乡。

海瑞见了这种情景,难受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决心治理河道,兴修水利。他对手下人说:“我想,应该先治理吴淞江(在现在江苏省和上海市),把河道加宽、加深,让水顺畅地流到海里去。”“现在灾民这么多,都要救济,让谁干这种事啊!”手下人愁眉苦脸地说。

“我已经想过了,就让灾民们都来参?

回答者:飘渺间 - 试用期 一级 12-11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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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选我

不然对不起我

海瑞是清官吗?

前不久,电视剧《海瑞》很是火了一阵子。如果不太计较历史的真假,光从艺术上来看,该剧是蛮好看的。好看的原因还有就是极度迎合了时下人们仰盼清官的心理,而拍家与放家也都是希望通过这个“海瑞”开明出一种清官政治来,其初衷与放“于成龙”是一样的。

中国人历来期盼和爱戴着清官。倘论其因由,窃以为是昏贪之官太多太恶之故。

历史上出了名的清官是不怎么多的,明朝的这个海瑞就显得特别的金贵。海瑞字刚峰,琼山人。人如其字,性情刚直。曾因供帐简薄,不送金银而开罪于全国盐运总督鄢懋卿,也曾为制止明世宗修玄抬棺上疏;巡抚应天等府时,访查贪官污吏,力摧豪强,因此改督南京粮储;民闻去位,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留之不得,绘像供奉;神宗16年病殁,别无长物;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百里不绝。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

历朝历代,贪官恶霸横行,人们把清官当青天看待。然而,海瑞真的是清官吗?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是不忍的。只是几年前我曾见过一份资料,让我早就画出这个问号。这份资料是明人沈德符所撰的《野获编、补遗》。说房寰曾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妻妾先后有王、潘、许、丘、韩氏等。年“已耋而妻方艾”,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以致引起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自缢。又说:“瑞出京师,用夫三十余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名。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人二司中道 ,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

我是真不该见到这些材料的,它很让我为海瑞为小民为期盼多出一些当下的海瑞的人们伤了一回心,因为使得他们心目中海清官的形象糟了损了。好在这些材料不是采自正史,而且是言官的“疏攻”,免不了有点夸大其词,甚或欲加之罪。然而,定下心来想想,还是要产生疑问。九娶其妻,花甲纳妾,终非全假。这除了说明海瑞也和时下贪官一样喜欢女人外,那么多妻妾光靠他一人的俸禄又怎么养活?倘若果真“只有葛帏敝赢(此字还加个竹字头),”又怎么娶得起?死时家无长物,是不是被这些佳丽消耗或瓜分光了?倘若两袖清风,又要用那么多夫役抬什么?倘若这些问题成立,虽然不敢武断他贪到敢假传圣旨,假公济私,虽柴烛亦取足这种地步,但清官形象总是打掉几份折扣了!于是,我不揣冒昧,作如下设想:海瑞性情刚直,“政治”上是坚定的,一方面惩治贪污毫不手软,因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给他戴上了清官的帽子,一方面又迫于“生计”,私下里捞了点“外块”。一般说来,贪色者大多也贪财,无财,色是不肯附就的。当然,这种贪,于海瑞或许是有限度的,既不同于当朝的严嵩,又不敌后来与今世的人们,不然,言官的疏攻中肯定是会列出具体数字的。那样,海瑞也就不会名传千古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断,从内心我还是希望连言官的攻讦也没有的,我并不想让历史上已有定论的清官背上个黑锅。海瑞作为封建士大夫是不应当苛责的。世风腐化,豺狼当道,贪就贪点,不贪也是白不贪,今人对此不是想得通得又通嘛!无论如何,海瑞还是为百姓做过几件实事、好事以至别人不敢做的事,偏偏又让百姓都看见了。百姓是大度的,真的为民服务和请命几回,百姓不会亏待的,总归要给予高度评价和真心拥戴,即使你偶尔捞点,多弄几回或几个女人,也不会较真,也会给予充分的体谅与理解,也会看你的主流。假如你还具有抬棺上疏的勇气与行为,又敢与大贪大恶斗争几下子并扳倒过一个两只的,老百姓是不吝啬给你套几套光环的——不然就不是咱中国的老百姓。在坊间小说和梨园戏剧里,不是每演严嵩必及海瑞,或且以海瑞而得除严嵩吗?其实,海瑞不过第宰淳安,即欲弹劾,亦无从上奏。历史,本来有时就是模糊的,其间有时还不乏附会穿凿。就好像今天一县之书记扳不倒成克杰一样,海瑞当时也是扳不倒严嵩的。读历史是要用心的,何况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哩。

其实,海瑞是不是清官在今天并不重要,抖出这些东西也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今天还有没有海瑞这样值得人们怀疑的“清官”?更重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清官,海瑞于成龙再多也代替不了有效的体制。我们在宣传清官抑或廉洁典型时,切不可主观片面、绝对化和形而上学,不能为了某种需要,急急忙忙去“塑造”一个出来,把什么花都栽到他的头上——一条鞭法不是张居下的吗,何必强加给海大人?

参考资料:

回答者:粉色心情123 - 魔法学徒 一级 12-11 1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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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回答者:法拉利赛车 - 助理 二级 12-17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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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分太难得了

回答者:woaidyy - 试用期 一级 12-17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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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回答者:海阔任逍遥 - 魔法学徒 一级 12-18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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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不久,电视剧《海瑞》很是火了一阵子。如果不太计较历史的真假,光从艺术上来看,该剧是蛮好看的。好看的原因还有就是极度迎合了时下人们仰盼清官的心理,而拍家与放家也都是希望通过这个“海瑞”开明出一种清官政治来,其初衷与放“于成龙”是一样的。

中国人历来期盼和爱戴着清官。倘论其因由,窃以为是昏贪之官太多太恶之故。

历史上出了名的清官是不怎么多的,明朝的这个海瑞就显得特别的金贵。海瑞字刚峰,琼山人。人如其字,性情刚直。曾因供帐简薄,不送金银而开罪于全国盐运总督鄢懋卿,也曾为制止明世宗修玄抬棺上疏;巡抚应天等府时,访查贪官污吏,力摧豪强,因此改督南京粮储;民闻去位,攀辕遮道,号泣乞留,留之不得,绘像供奉;神宗16年病殁,别无长物;发丧时,农辍耕,商罢市,号哭相送,百里不绝。这就是人们心目中的清官形象。

历朝历代,贪官恶霸横行,人们把清官当青天看待。然而,海瑞真的是清官吗?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是不忍的。只是几年前我曾见过一份资料,让我早就画出这个问号。这份资料是明人沈德符所撰的《野获编、补遗》。说房寰曾疏攻海瑞“居家九娶而易其妻”,妻妾先后有王、潘、许、丘、韩氏等。年“已耋而妻方艾”,花甲之年还纳了两个年轻貌美的侍妾,以致引起妻妾相争,有二人同日自缢。又说:“瑞出京师,用夫三十余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名。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人二司中道 ,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

我是真不该见到这些材料的,它很让我为海瑞为小民为期盼多出一些当下的海瑞的人们伤了一回心,因为使得他们心目中海清官的形象糟了损了。好在这些材料不是采自正史,而且是言官的“疏攻”,免不了有点夸大其词,甚或欲加之罪。然而,定下心来想想,还是要产生疑问。九娶其妻,花甲纳妾,终非全假。这除了说明海瑞也和时下贪官一样喜欢女人外,那么多妻妾光靠他一人的俸禄又怎么养活?倘若果真“只有葛帏敝赢(此字还加个竹字头),”又怎么娶得起?死时家无长物,是不是被这些佳丽消耗或瓜分光了?倘若两袖清风,又要用那么多夫役抬什么?倘若这些问题成立,虽然不敢武断他贪到敢假传圣旨,假公济私,虽柴烛亦取足这种地步,但清官形象总是打掉几份折扣了!于是,我不揣冒昧,作如下设想:海瑞性情刚直,“政治”上是坚定的,一方面惩治贪污毫不手软,因而赢得了百姓的信任,给他戴上了清官的帽子,一方面又迫于“生计”,私下里捞了点“外块”。一般说来,贪色者大多也贪财,无财,色是不肯附就的。当然,这种贪,于海瑞或许是有限度的,既不同于当朝的严嵩,又不敌后来与今世的人们,不然,言官的疏攻中肯定是会列出具体数字的。那样,海瑞也就不会名传千古了。

当然,这只是我的主观臆断,从内心我还是希望连言官的攻讦也没有的,我并不想让历史上已有定论的清官背上个黑锅。海瑞作为封建士大夫是不应当苛责的。世风腐化,豺狼当道,贪就贪点,不贪也是白不贪,今人对此不是想得通得又通嘛!无论如何,海瑞还是为百姓做过几件实事、好事以至别人不敢做的事,偏偏又让百姓都看见了。百姓是大度的,真的为民服务和请命几回,百姓不会亏待的,总归要给予高度评价和真心拥戴,即使你偶尔捞点,多弄几回或几个女人,也不会较真,也会给予充分的体谅与理解,也会看你的主流。假如你还具有抬棺上疏的勇气与行为,又敢与大贪大恶斗争几下子并扳倒过一个两只的,老百姓是不吝啬给你套几套光环的——不然就不是咱中国的老百姓。在坊间小说和梨园戏剧里,不是每演严嵩必及海瑞,或且以海瑞而得除严嵩吗?其实,海瑞不过第宰淳安,即欲弹劾,亦无从上奏。历史,本来有时就是模糊的,其间有时还不乏附会穿凿。就好像今天一县之书记扳不倒成克杰一样,海瑞当时也是扳不倒严嵩的。读历史是要用心的,何况历史总是为现实服务的哩。

其实,海瑞是不是清官在今天并不重要,抖出这些东西也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今天还有没有海瑞这样值得人们怀疑的“清官”?更重要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清官,海瑞于成龙再多也代替不了有效的体制。我们在宣传清官抑或廉洁典型时,切不可主观片面、绝对化和形而上学,不能为了某种需要,急急忙忙去“塑造”一个出来,把什么花都栽到他的头上——一条鞭法不是张居下的吗,何必强加给海大人?

2.海瑞的故事--王天官跟海瑞

海瑞是个清官。有一天,他路过北极殿,见门上挂着一个匾额,写着“寸皮不入殿”。海瑞心想:玄天上帝夸下这么一个海口,我倒要看看是真是假?他就走进殿,上下左右看了一下,突然看到殿旁有一个大鼓,就哈哈大笑起来:“既有‘寸皮不入殿’之匾,留这大鼓做什么?”说完,就叫人把鼓上的牛皮扯下,扔到殿外。

这时,玄天上帝坐在神台上,看见海瑞的所作所为,气得怒目圆睁,但又不便说话,心想:你海瑞真是大胆,敢在玄天上帝头上动土。好,我倒要看看你海瑞的清官是真清还是假清!他就命王天官去跟踪海瑞,还赐给他一根金鞭,说:“海瑞如有贪赃枉法、不清不廉的地方,你可先斩后奏!”

王天官领了玄天上帝的旨意,手执金鞭,暗暗跟着海瑞后面。一日又一日,一月又一月,整整3年过去了,王天官还抓不到一点把柄,心里万分焦急。因为他没有抓到把柄,就不能打死海瑞,他也就无法回殿复旨。没法子,他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跟下去。

有一天,海瑞外出巡察,走到一个地方,口很渴。这时,又是夏天,日头很大。在这荒山野地,前不见村,后不见店。海瑞走了很久,才发现前面有一间茅屋,很高兴,就叫海安去叩门。海安连叩几下门,无人答应,推门一看,屋里没有一个人。那茅屋前是一块西瓜地,长着一大片西瓜。海瑞这时嘴渴得连喉咙都出火,他等不到主人来,就伸手摘了一个西瓜来吃。王天官见了,十分高兴,想:“好啊!害我辛辛苦苦跟了3年,今天总算看到你海瑞也有不清廉的地方。好吧,等你把瓜吃完了,我再一鞭送你上西天!”他高高地举起鞭,随时准备打下去。哪知海瑞吃完西瓜,叫海安把一串铜钱拴在瓜蒂上。

王天官一看,呆了,举起的金鞭又垂了下来,眼巴巴地望着海瑞走开。

王天官想:“海瑞呀海瑞,你害得我好苦呀!早知你是清官,我也不会跟了3 年。”王天官不再跟着海瑞,回殿复旨去了。

3.相传离白牛荡不远处有一座白马寺。寺中的白马神与荡里的白牛神结下了不解之缘。白牛神非常同情白马神的不幸遭遇。原来白马神是上界的天马,传说弼马温孙行者开了马厩后,一时天马行空,奔腾不息。

这一匹白马奔离了马群,很久才停住了狂奔。白马边走边看,这一看使白马动了凡心,云端下凡间那青山碧水,桃红柳绿美景胜过天上的寂寞。白马便思恋起人间来了。

正在这时,玉帝遣风神传御旨,要所有天马速回马厩,独独缺了这匹白马。玉帝震怒,命天将鞭挞白马,赶落凡尘。

白马跌落尘白牛荡边,白牛神劝慰,并让白马暂时栖息在附近一个冷落的小寺里。一天,上八洞仙祖吕洞宾路过小寺,对着白马唱了个偈:“若遇青天来,尔便脱尘海”。白马神便把这偈告诉了白牛神,一马一牛悟出真谛,白牛神也劝白马神行善积德,及早返回上界做仙马。从此白马神常在夜里帮穷苦百姓拉犁耕田,天明就回到小寺,每晚累得热汗淋漓。

一次雨过天晴,有人顺着马蹄印寻到小寺,发现木胎泥塑的白马浑身湿漉漉,十分惊奇,从此白马栖息的小寺香火不断。

一年复一年,白马栖居的小寺也被人们叫做白马寺。这一年白马帮李老实一家拉梨耕田却带来了灾祸。那一夜,李老实知道白马神暗中相助,便给白马留下了好吃的马料,白马没有吃,饿急了,在回寺的路上吃了田里的麦苗,第二天,李老实发现白马吃了刁员外家的麦苗,心中暗暗叫苦。果然刁员外告了李老实偷割他家的青苗,对簿公堂,李老实被判死罪,打入死牢,只等秋后问斩。

谁知“青苗案”激起民怨,朝廷命海瑞审理此案。海瑞微服私访来到松江府,听到了白马寺的传说,可他不信泥塑的木马会吃青苗,一时,又访不到线索,海大人寝食不安,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白马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便起劲地给李老实家拉犁耕田,临走报复地吃掉刁员外家一大片麦苗。守在暗处的海瑞和公差见了,立刻尾随。田岸路滑,海瑞索性脱了鞋袜追到白马寺。这时白马刚到,身上热汗直淌。海瑞见了,心痛地轻抚马背,叹道:“白马啊白马,你尚知良莠,明辨忠奸,小臣虽有海青天之称,怎比得上你明察秋毫啊!”

于是当堂审理青苗案,将诬告的刁员外革除功名,杖责一百,发配充军。李老实忠厚可嘉,拨赠库银五十两。海青天扶起跪在地上的李老实亲自送出寺门,又拿出自己俸银二十两给白马金塑全身。“青苗案”真相大白,白马见了海青天,引颈长嘶,乘风归去。

李老实昭雪后,从此就不见白马显灵了,传说升天去了。

现在虽然找不到白马寺遗址的真实地点,但白马寺和海瑞智断青苗案的故事却流传下来了。

4.清官海瑞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和政治实干家,是海南省的杰出历史人

物。他一生刚正不职阿、嫉恶如仇;秉公执行、铁面无私;严于律己,廉

洁勤政;“苦节自励,诚为人所难能”。他以七品知县卑微之身,敢于同

钦差大臣较量;他宁可十年不升官,也不向上司送一分钱;他甚至放弃大

好前程,也要把贪官拉下马。所到之处,他为民请命,力挫豪强,厚抚究

弱,令世家豪强闻风丧胆;他不畏权势,指陈皇帝的过失,言人所不敢言

,震惊朝野。海瑞高洁的品格挺直的脊梁、浩然正气,历来受到人们的敬

仰。而且,透过历史的时空,成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

海瑞的事业是从办教育开始的,他在任福建南平县教谕时提出了包括

教育方针、课业制度、生活管理等方面的《教约》十六条,提出了一整套

办这主张。他认为:“学问之道”,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

之,笃行之。”他提出:“圣门之学在知行。德行属行,讲学属知。慎自

修饬者,决无不讲之学;真实读书者,肯弃身于小人之归乎?是故知行非

有两道也。”他还提出“体用原无二道”之说,认为读书立说要与“世务

”结合,“诸生如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量将边防水利等事,每月讨论

一二。”这种把学习基础文化理论与学习一定的实用知识相结合的教育思

想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如出一辙。

5.

(上有海瑞画像)

6.

回答者:雨痕の回忆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12-18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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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竣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

爱民如子的海瑞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块坟地,将母亲安葬了。

海瑞去世前几天,还退还了兵部多送来的七钱银子。他的妻子、儿子早已去世,丧事由别人料理,他的遗物只有八两银子,一匹粗布和几套旧衣服。靠同僚的帮助,他的灵柩才得以运回故乡。船在江上行驶时,两岸的百姓自动穿孝来哭送他,店铺也停了业,送行的队伍长达百里。如今,在人民心中,海瑞成了正义的象征,各地共有十几种地方戏在传唱着他的故事。

清官海瑞

海瑞是明朝中后期出现的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是倾力反对贪官污吏的政治实干家,是敢于冒死骂皇帝荒淫无道的忠勇之臣,是为腐败官场所不容的刚直不阿的坚贞之士,是深受黎民百姓爱戴的“海青天”,是被史家誉称为“古今一真男子”的男儿大丈夫。

海瑞为官一生,为民为国操劳一世,其以一人之身反抗满朝贪污腐败的高风亮节,在明朝时期朝纲不举、政事不修的萎靡社会风气中,注定了其悲剧性的命运。

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任了将近四年的县学教谕,虽屡屡冒犯上司,但由于其为人正直,业绩斐然,深得一些正派官员的交相推荐,嘉靖三十七年海瑞终于得到京师吏部的垂青,被委以浙江淳安知县一职,这一年海瑞已经四十六岁了。在海瑞上任之前,淳安县的风气之颓废,治理之混乱出乎海瑞的意料。海瑞到淳安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革除县府各官的“常例”(所谓的“常例”,是明朝中后期各级官吏敲诈勒索下级官员和黎民百姓的一种较为文雅的叫法,即官吏们为了应付各种排场开销和交际应酬之需,想出各种名目向下摊派),此事于民有百益而无一害,但却把所有的同僚全都得罪了。众官除了俸薪外丝毫不敢侵占一厘民脂民膏,他们都过上了清贫的日子。不少官吏也学着海瑞一样,督促自己的家人或织布、或垦田,以作日常周济之需。

在京师做低级官员时,面对昏庸的皇帝和颓废的朝政,海瑞毅然买好棺材上疏死谏,写了一篇名为《治安疏》(又称为《直言天下第一事疏》)的著名奏章 - 。海瑞这篇奏疏被史家们看作是“史无前例”的天下奇文,就在于它几乎全盘否定了一个拥有至高无上皇权的一国之君的人格,他抨击嘉靖皇帝其实是一个自私、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连做父亲和丈夫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更别说作为一个君王。嘉靖皇帝虽被气得暴跳如雷,但不得不承认海瑞的旷世忠耿,想杀了他,又怕落得个杀忠臣的千古恶名。海瑞出狱后受到了朝中六部的中下层官员和京师百姓的夹道欢迎。户部一个小小的六品主事赢得了整个京城人的敬仰,除了人们崇拜海瑞的赤胆忠心外,更代表了朝政颓废已久的官吏民众之民心所向。但在海瑞坐牢期间,其两个儿子却不幸被瘟疫夺去了性命。

在苏州、南京做南直隶等高官时,海瑞开始展开一场肃贪倡廉的行动,声势浩大地在南直隶境内展开。海瑞上任一个月后,被送到南京刑部的贪官就有100多人。有一个县从知县、县丞、主簿、典史等,一共被抓了10多人,几乎把一个县衙门的官吏全抓空了。海瑞在南直隶境内的反贪行动初见成效后,接下来他便向以乡官集团为首的地方豪绅开战了。海瑞在处理乡官豪绅兼并农民土地问题上遇上了难题。江南最大的乡官、海瑞的恩人、前内阁首辅徐阶是江南占田最多者,也是民愤最大者,在法与情的较量中,海瑞做出了果敢的抉择。为此,一个以前内阁首辅徐阶为首的反对海瑞的乡官缙绅集团,就在海瑞力督豪绅大户退田的幕后,悄然成立了。江南乡官缙绅们走的是三管齐下的路子,他们一方面唆使朝中高官弹劾海瑞;另一方面,各自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吏部尚书等高官重臣,交相致函海瑞,软硬兼施,欲使其妥协;再一方面采取走海瑞母亲的路子,企图逼海瑞就范。在江南高官云集的宦海中,海瑞几乎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但海瑞面对威逼利诱,不为所动,终于完成了乡官退田还民工作。因遭乡官的报复,海瑞为此失去了第三个、也是其唯一的儿子海中行。海中行是被子人捂死后丢进了苏州河,此案一直没有了结,海瑞又陷入了新的麻烦和灾难之中,失去儿子的海瑞之妻吴氏吊死在自己的房间。灾难性的打击接踵而至,吴氏自杀半个月后,海瑞夫人王氏因病情急剧加重而去世。随后,海瑞因得罪了满朝文武,被迫罢官,归老家海南。

十五年后海瑞以七十二岁的高龄东山复起,任南京右都御史,再举反贪污腐败的大旗。对罪大恶极的贪官实施剥皮的极刑,声震天下,受到贪官集团的合力反对。

万历十五(公元1587)年海瑞死于任上时,家里的钱竟不足以办丧事用。真正为海瑞的去世悲嚎不已的是江南的黎民百姓。南京的市面早已罢市数日,只有两种营生的店铺才开门,并且生意兴隆。一是布店,而且只卖得出白布黑纱,南京的市民家家都为海瑞披麻带孝,供奉灵堂;另一个是画店,海瑞的头像在画师的笔下还未彻底完成,旋即就有人迫不及待地抢购而去,画师们的手都画肿了,海瑞的头像还是供不应求。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海瑞的灵枢由京师运回海南岛,丧船由秦淮河出发,两岸挤满了南京的市民学子、士绅官吏,还有当年南直隶境内的百姓们。船走了二十里、三十里、五十里、八十里、一百里!两岸的哀嚎、两岸的泪水、两岸的依依惜别之情,依然如在城内。

张经(1492~1555)

抗倭名将---张经

张经(1492~1555),字廷彝,号半洲,侯官县(今福州市)洪塘乡人。曾因其父袭蔡姓。及显贵后才复原姓。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任浙江嘉兴知县。嘉靖四年(1525年),入京任户部、吏部给事中。秉性刚直,不畏权贵,曾上疏劾罢纳贿的兵部尚书金献民、匿灾不报的河南巡抚潘埙,又请撤除锦衣卫及太监把持的东西两厂(专门侦察官民言行的特务机构)。嘉靖十六年(1537年),由于徭役的频繁和汉官的勒索,以侯公丁为首的瑶族武装占据罗滩,攻城杀官。朝廷命张经总督两广军务,张经用计诱侯公丁,乘胜分兵两路直趋罗滩,摧毁其根据地。又派兵向各路尾追,生擒和投降者甚众,升为兵部左侍郎。安南国相莫登庸弑主自立,又侵扰中国边境,朝廷决定出兵讨伐。派原总督宣大、山西的毛伯温来广西与张经会商兵略。张经等决定用招抚方法,一面以重兵压境,一面派使者张岳入安南晓喻利害,莫登庸终于谢罪撤兵。张经进右都御史。又平定思恩九土司,进兵部尚书,镇守如旧。后丁忧服阕,起南京户部尚书,改兵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倭寇在中国东南沿海攻城占邑,大肆杀掠。朝廷以张经任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诸军,便宜行事。张经初到任时,因诸将位高气骄,不受调遣,与倭寇作战屡次受挫。世宗以张经出师无功,降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当时倭寇二万余人盘踞柘林川沙洼(今上海市川沙县),徒众日增,张经每日选将练兵,准备等粮兵到齐,一举歼灭倭寇。翌年春,倭寇进犯乍浦、海宁,攻破崇德,转掠浙西,民众见张经按兵不动,责怪他纵容倭寇。世宗大怒,命张经限期进兵。此时,严嵩党羽兵部侍郎赵文华督师至浙,催战甚急,张经答以“贼狡且众,待永、保兵至夹攻,庶可万全”。赵向张经索贿白银二万两,张经不理。赵遂伙同浙江按察使胡宗宪疏劾张经“糜饷殃民,畏贼失机”。文华疏刚上,而永、保兵即至,张经率军攻倭,在石塘湾、王江泾获大胜,俘获倭寇五千。世宗接赵文华等疏,降旨逮捕张经至京。张经自述作战经过,世宗不理,将张经斩首。隆庆初年(1567~1568年),张经孙懋爵上疏鸣冤,朝廷乃恢复张经官职,赐祭葬,谥“襄愍”,并予懋爵荫官。张经著有《半洲诗集》传世。福州人民为纪念张经抗倭功绩,将其寓宅所在处改称“半洲街”,又在洪塘山麓建祠纪念。张经墓在仓山洪塘芋坑山,墓前旧有“东南战功第一”石碑。

麻贵(?-?)

麻贵,明朝将领。回族。大同右卫人。宣府副总兵麻禄子。

嘉靖中,随父征瓦剌,累立战功。以都指挥佥事,充宣府游击将军。隆庆中,迁大同新平堡参将。万历初,迁大同总兵官。十年(1582),充宁夏总兵官。十九年(1591),被弹劾,谪戍边。次年复起用,为副,因累御蒙古贵族侵扰有功,升至宁夏总兵官。二十五年(1597),任备倭总兵官,赴朝鲜击倭寇,数战有功,升右都督。三十八年(1610),奉命镇辽东,败蒙古泰宁等三卫的侵袭,后因病退职。麻氏家族多将才,与铁岭李氏被誉为“东李西麻”。 ,明朝将领。回族。大同右卫人。宣府副总兵麻禄子。

袁崇焕(1584—1630)

袁崇焕(1584—1630年),字自如,又字元素,祖籍广东东莞,明朝著名军事将领。他戎马一生,为守卫明朝东北边疆、抵御清军进攻,立下了赫赫战功。不幸遭奸佞陷害,致使崇祯帝中了皇太极的离间计,错杀袁崇焕,造成千古奇冤。

袁崇焕的青年时代,正值明皇朝统治日趋腐朽之际。有感于国家的衰败,袁崇焕自幼好读兵书,学习用兵救国之术。他中进士后授职福建邵武知县,仍对东北边境的战况非常关心,常常同一些曾经卫戍辽东的退役将卒讨论辽境的地理和防御状况,八五八书房向往有一天自己能投笔从戎。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奉例入京朝觐,御史侯恂慧眼识英雄,荐袁崇焕为兵部职方主事,负责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刚到任所,便深夜单骑出关了解地形,回来后便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虽是口出狂言,但这番胆识和勇气,也着实让人佩服。不久,他便被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成为驻防边疆的一员勇将。

在兵部尚书孙承宗的大力支持下,袁崇焕在辽东筑宁远城,恢复锦州、右屯等军事重镇,使明的边防从宁远向前推进了二百里,基本上收复了天启初年的失地,他又采取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政策,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还注意整肃军队,号令严明,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治边有方,天启三年,袁崇焕得升为兵备副使,不久又升为右参政。

天启六年(1626)正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率八旗健卒十三万前来围攻宁远(参见宁远之战)。袁崇焕刺血为书,誓师全军,表示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在他的感染下。“将士咸请死效命”,同仇敌忾,士气高涨。袁崇焕令城外守军全部撤进宁远城,坚壁清野,又亲自杀牛宰马慰劳将士。他还将全部库存的白银置于城上,传令,有能打退敌兵,不避艰险者,当即赏银一锭。如临阵退缩,立斩于军前。为了增强火力,袁崇焕令人将城中存有的仿西洋“红夷大炮”架上城头,一切准备就绪,严阵以待。

二十四日,后金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胸有成竹,邀朝鲜使者同坐战楼观战。突然一声炮响,后金军开始攻城。只见八旗兵丁四处散开,满山蔽野而来。袁崇焕一声令下,城楼上火炮齐鸣,弓箭齐发,后金军死伤惨重,只好退军。次日,后金军重振士气,再次来攻,他们把裹着生牛皮的战车推到城墙根,准备凿城穿穴,袁崇焕立即亲率士兵挑石堵洞,又令城上大炮加强火力猛攻敌阵。后金军总帅努尔哈赤在营前指挥作战,忽被飞来的炮石击中,受伤坠马,血流不止。后金军见主帅受伤,匆匆收兵退去。在归途中,努尔哈赤病情加重,死于军中。

宁远一战,是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唯一的一次败绩。袁崇焕从此威名大振,后来清军也不得不承认“议战守,自崇焕始”。

宁远之战后,袁崇焕被升为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归袁崇焕筹划。为了休整军队,他一面派人假意与后金和谈,一面加紧整饬军队,修筑锦州、中左、大凌诸要塞,以防后金的突然袭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果然率军来攻锦州,将锦州团团围住(参见宁锦之战)。锦州守军一面坚持抵抗,一面飞报袁崇焕请援。袁崇焕识破皇太极围锦州的目的是欲诱自己出战,以便借袭宁远。他认为,“宁远不固,则山海必震,此天下安危所系”。于是坚守宁远不动,而派精骑四千绕到清军后面猛攻,致使清军两面受敌。同时又奏请朝廷调蓟镇、保定、昌平、宣府、大同各路守军趋山海关支援。皇太极攻锦州不成,便集中兵力进攻宁远。此时宁远守军已准备就绪,“红夷大炮”整整齐齐地排在城头,引弹待发。清军将领见宁远防守甚严,不易攻破,便劝皇太极不要攻城。皇太极怒斥道:“当初我父攻宁远不下,而如今我攻锦州不下,像这样的野战,如不取胜,如何能张扬我国威!”说完便下令强攻宁远城。城上明军万炮齐发,矢石如雨。清军久攻不下,损伤惨重,最后只好退兵。皇太极终于还是像他父亲一样,败在袁崇焕的手下,无功而归。

“宁、锦大捷”全靠袁崇焕运筹帷幄,指挥有方。但在明廷论功行赏时,权阉魏忠贤却贪他人之功为己有,不仅自己封赏最厚,连他的爪牙也个个有奖,唯独对袁崇焕,不仅无封赏,反而诬他“不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一怒之下,上疏乞休归乡。

崇祯帝登基之后,日夜思得良将解辽境之忧。“延臣争请召崇焕”。崇祯元年四月,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袁崇焕应召入京。崇祯帝亲自在平台召见他,与他商量平辽方略。崇祯帝道:“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袁崇焕一听今上如此信任自己,锐意平辽,一时热血沸腾,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所有方略,已具疏中。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愿假以便宜,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复奏。”崇祯帝一听五年便可复辽疆,真是喜出望外,也慷慨地答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

“五年复辽”,谈何容易?袁崇焕不知,自他离职后的这一年,东北边防已现出了巨大的变化。从明军方面而言,继任的督抚多贪赃冒赎,克扣军饷,多次激起士兵哗变,军心涣散。锦州、大凌等要塞也相继失守,边防一触即溃。而皇太极即位以来,更加注意调整满汉关系,逐渐开始封建化过程,国力大增,八旗兵的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皇太极也在战斗中总结出了对明作战的经验。因此可以说,在东北边境,清军的实力大大胜于明军。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袁崇焕声称“五年复辽”很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当时在场的大臣都为袁崇焕的豪言壮语捏了一把冷汗,给事中许誉卿趁崇祯帝入内室小憩之机悄悄问袁崇焕为何出此狂语,袁崇焕笑笑说:“聊慰圣心耳。”许誉卿正色道:“上莫甚,岂可浪对?异日按期责功,奈何?”袁崇焕一听大梦方醒,甚觉失言。待崇祯帝再出,立即跪奏道:“东建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结,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敢言难?此五年之中,须事事应手,首先钱粮。”接着提出了在军队调度、兵需供给方面的诸多要求。崇祯帝一一答应。袁崇焕担心自己远离京师遭人妒陷,又奏道:“以臣之力,制全辽而有余,调众口而不足。一出国便成万里,忌功妒能,夫岂无人。即凛凛于皇上法度,不以权掣臣之手,亦能以意见乱臣之方略。”崇祯帝一听此话甚觉刺耳,但为了边疆大事,也不便发作,沉默了一会儿,对袁崇焕说:“条对方略井井,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命赐尚方宝剑,准其先斩后奏。

不久,袁崇焕离京赴任。崇祯帝亲自为其送行,把恢复边疆的宏愿完全寄托在袁崇焕身上。袁崇焕深知身负重命,但仍虑皇上不能信而不疑,便再次恳请皇上“任而勿贰,信而勿疑”。还一再说明“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崇祯帝皆“优诏答之”。

袁崇焕刚到御辽前线,即遇上了驻宁远的士兵因长期缺饷而哗变。他当即单骑入营,惩治了贪虐的将领以抚军心,又将兵变为首者枭首示众,以严明军纪。为了从根本上稳定军心,他连连上奏,要求朝廷发饷济远。

崇祯帝见袁崇焕到边境未立一战功,请饷之奏却频传,心中颇为不悦。在召集众臣讨论时,崇祯帝没好气地说:“将兵者果能如家人父子,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站在一边的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听出了崇祯帝的弦外之音,趁机挑拨,说什么军事哗变实非缺饷,而是另有隐情。崇祯帝一听,对袁崇焕的十分信任顿时减去三分,虽然勉强发去了军饷,但心中却开始怀疑袁崇焕恃边逼饷以充私囊。

不久,又传来了袁崇焕擅杀皮岛守将毛文龙的消息。毛文龙原系辽东明军将领,辽东失陷后撤到濒临朝鲜的皮岛上,他在岛上择壮为兵,多次袭击清军后方,有力地牵制了清军的南下。但毛文龙恃功跋扈,根本不听袁崇焕的指挥,反而虚功冒饷,诬袁崇焕克扣了他的军饷。为了统一边防号令,袁崇焕借督饷赴皮岛之机诱捕毛文龙,先斩后奏。崇祯帝接到袁崇焕的奏疏,心中十分恼怒他竟敢不经圣裁擅杀边将。但碍于自己曾亲赐尚方宝剑,又指望袁崇焕早日恢复辽境,所以还是强忍怒气,“优旨褒答”。还“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

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率大军避开袁崇焕的防地,从蒙古绕道入关(参见京畿之战)。由于蓟州一线边防松弛,使得清军轻易攻破,很快便会师于遵化,直逼京师而来。

袁崇焕得知清军入关的消息,心急如焚,立即亲率精锐部队,马不停蹄,急赴京师救援。他们赶到北京城外,与围攻广渠门的清军交锋,一场恶战,清军败退。

崇祯帝在城内得知袁崇焕援军已到,十分惊喜,连忙发饷犒师,并命各路勤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袁崇焕担心所部日夜奔驰,马卒疲怠,请求入城休整再战。但遭到了崇祯帝的坚决拒绝,只好移师城外驻防。

皇太极见又遇劲敌袁崇焕,心中又恨又怕,决定利用崇祯帝多疑猜忌的性格,借崇祯帝之手除去心头大患。他首先假拟了两封所谓的“密信”,让部下有意“丢失”在明军经常出没的地方,信中以自己的口气约袁崇焕私下议和。此信一传开,京城中人心惶惶,怨谤纷起。那些往日与袁崇焕有隙的朝臣也趁势“诬其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帝正在半信半疑之际,两名从清营中逃回来的宦官又报告说在清军中亲耳听见将士议论,称袁崇焕已与清主和议,不久将不战而献北京。崇祯帝至此深信不疑,当即传令袁崇焕入见,趁其不备将他逮捕下狱。崇祯三年(1630)八月十六日,以“谋叛欺君罪”将袁崇焕处以磔刑。

直到后来清军入关后,人们方知所谓的袁崇焕通敌不过是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两名逃回的宦官是清军有意识让他们听到议论后又故意放归的。崇祯帝轻率疑臣,自毁长城,致使袁崇焕忠心报国却含恨九泉。

袁崇焕籍贯考实 1 2 3 4 5

撰文:杨宝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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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籍贯的考证,对于袁崇焕思想发展、性格形成的理解固有必要;对于袁崇焕军事思想的研究,对于袁崇焕功过的评价,也不无帮助,正如力主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阎崇年先生所说:“很需要对袁崇焕的籍贯作一番考辨。”〖注1〗

[一]《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人。”中华书局校点本《明史袁崇焕传》后《校勘记》云: 东莞,《怀宗实录》卷三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条、《国榷》卷九一页五五四四、《明进士题名碑录》万历己未科都作“藤县”,疑作“藤县”是。

嗣后,袁崇焕为藤县人之说,如雨后春笋,大小报刊所发表的文章 - ,有十余篇肯定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注2〗其中,以阎崇年先生的《袁崇焕籍贯考》为集其大成,它进一步斥《明史袁崇焕传》载袁崇焕为东莞人是“文物无据”,“文献无征”。

说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综合起来,主要在:

一、崇焕父袁子鹏碑(墓在广西平南县白马乡)记崇焕之祖袁西堂在嘉靖初年由东莞迁藤。

二、广西藤县《袁氏家谱》载崇焕之祖袁西堂于正德元年(1560)由东莞迁藤。

三、北京孔庙内明清进士题名碑袁崇焕名下刻“广西藤县”。

四、《明怀宗实录》、《崇祯实录》、《崇祯长编》、《国榷》、《明季北略》诸书载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

五、袁崇焕《天启五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言“臣籍已属西江”,西江即浔江,指藤县。

六、崇焕被杀后,其妻黄氏在藤县投水死。

七、藤县白马乡有袁崇焕遗迹。八、藤县白马乡有“明督师袁公崇焕故里纪念碑”。

现在先剖析一下上面八点理由,看看是否可以作为证实袁崇焕是广西藤县人的依据。

(一)关于袁子鹏墓碑(以下简称“墓碑”)与《袁氏家谱》(以下简称“《家谱》”)

主藤县说者主认为“袁子鹏墓碑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注3〗,又说:“《袁氏家谱》的首次发现,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注4〗但是,只要参合其他资料,细心读一读,就不难发现墓碑和《家谱》舛误多端,殊不足信。

墓碑云:“□祖,西堂公之子。西堂公由广东东莞县于嘉靖初年至广西梧州府藤县四十三都白马讯。”〖注5〗《家谱》云:“始祖,字西堂。公籍广东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至广西梧州府苍梧县戎墟,居住数年,迁居于藤县五都白马讯。”〖注6〗袁西堂自东莞迁广西,一说嘉靖初年,一说正德元年,墓碑与《家谱》,既同出一家,何参差若是?此不足信之一也。

墓碑载袁子朋(墓碑原刻作“朋”)三子六孙(兆填、兆埍、兆□、兆始、兆勋、兆右),《家谱》载袁子鹏三子三孙(兆勋、昭始、昭右)〖注7〗。姑勿论“兆”与“昭”二字不同,“兆填”、“兆埍”、“兆□”为何不见于《家谱》?假如说这三个幼殇,故《家谱》不载,却又何以刻上墓碑?若有其人,《家谱》何以不载?若无其人,墓碑何据而云?这都是不足以取信于人的。此其二。

袁崇焕《天启四年三乞给假疏》曰:“七年中(略)嫡叔子腾丧矣。堂兄生员崇茂,育于臣父为犹子者,今亦丧矣。”〖注8〗分明袁子鹏有弟曰袁子腾,有侄曰袁崇茂。《家谱》云:“公(据上文,指袁西堂)生一子,字子鹏。”〖注9〗既无子腾之名,且明谓袁西堂仅生子鹏一人,袁崇茂亦不见于《家谱》,显与袁崇焕自言牴牾。此不足信之三也。

墓碑云:“朋公妣何氏”,《家谱》云:“二世祖,字子鹏(略),妣何氏,而〔民国〕《东莞县志》卷六一《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仍留其祖遗屋数椽,以栖崇焕母叶氏,使终天年”(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所载意同)。史乘与方志均不载子鹏有继室或妾,也不载崇焕为继室之子或庶出,崇焕之母,即子鹏之妻,当为叶氏。《家谱》又云:“三世伯崇焕(略),妣叶氏。”〖注10〗据谈迁《枣林杂俎》智集《袁崇焕》条及清初赵吉士《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所载,崇焕妻为阮氏(引文说后),叶氏,乃崇焕之母,而《家谱》却作崇焕之妻。此不足信之四也。

袁崇焕在《三乞给假疏》中说:“七年中,臣之嫡兄崇灿丧矣。”〖注11〗可见崇灿为长,崇焕为仲。此出崇焕自言,不容有误,而墓碑云:“公(据上文,指子鹏)生三子六孙,长崇焕,赐进士出身。(略)次崇灿,三崇煜。”《家谱》亦云:“二世祖讳子鹏(略),生三子,长崇焕,次崇灿,三崇煜。”又载:“三世伯崇焕”〖注12〗。都把袁崇焕说成是袁子鹏长子,显与崇焕自言不合,在封建社会中,严长幼之序,何墓碑与《家谱》长次颠倒如是?此不足信之五也。

墓碑云:“长崇焕赐进士出身,拜三边总制。”《家谱》云:“三世伯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略)后官到三边总督。”《明史》卷七三〈官职〉二载:

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略),至嘉靖四年始定设。初称提督军务。七年,改总制。十九年,避“制”字,改为总督,开府固原,防秋驻花马池。

清初刘献廷《广阳亲记》卷一记载得更清楚:

三边总督,辖延绥、甘肃、宁夏三巡抚。……甘肃、宁夏、延绥曰三边。后以总督驻固原,更曰四镇。

袁崇焕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举进士入仕途以后,从未官于西北,从未任三边总督之职,辽东与陕甘,相去数千里,墓碑与《家谱》,误之甚矣。此不足信之六也。

《家谱》云:“三世伯崇焕(略),终于崇祯三年,被奸臣朦毙,生三子,被奸臣奏准,将袁氏抄家。三子思走广东东莞县。”

崇焕生三子吗?请看清初以前人的记载:

以布衣鸣崇焕冤而被杀的程本直的《漩声》说:“崇焕今日乃如何也?身凌迟也,后嗣绝也。”〖注13〗

崇焕下诏狱时,上疏论救的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的《剖肝录》说:“昔岳武穆以忠蒙罪,至今冤之;督师力捍危疆,而身死门灭,其得罪大略相似。但武穆有子霖、孙珂能白其冤,而督师竟胤绝,圣世谁复为《金陀萃编》者?可叹也。”〖注14〗

崇焕斩毛文龙时,曾参其谋的重要幕宾王舋说:“大司马(霖按:指袁崇焕)无子,”〖注15〗

明末清初赵吉士的《四明公弼卢宜汇辑二续表忠记》云:“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注16〗

〔康熙〕《广东通志》卷一六《人物》上《袁崇焕传》云:“(崇焕)籍没之日,无子,亦无所积。”

〔康熙〕《东莞县志》卷一二《人物袁崇焕传》云:“崇焕无子,籍没之日,囊橐萧然,无长物。”

据以上书所载,崇焕无子甚明,《家谱》所言,谬之甚矣。此不足信之七也。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七七载:“(天启六年十月己酉)加辽东巡抚袁崇焕嗣男原荫锦衣卫千户袁兆基世袭指挥佥事。”熹宗所封,乃崇焕嗣男,崇焕无亲子可知。这位袁兆基是谁之子呢?〔民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死之日,家徒四壁,所没者,皆同产兄弟崇灿子兆基与崇煜及祖遗薄产”(旧抄本《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文同)。墓碑载袁子鹏之孙六人,无“兆基”,《家谱》载崇灿三子,亦无“兆基”。墓碑中子鹏之孙“兆□”,“□”字原碑模糊不清,笔者曾于碑前审视,字形不近“基”字。这位官封锦衣卫佥事的袁兆基,足可使家谱生辉,何以《家谱》反无其人?此不足信之八也。

有此八端,袁子鹏墓碑,怎能“是袁崇焕为藤县籍的一个力证”呢?《袁氏族谱》怎可以作为“为研究袁崇焕籍贯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呢?

墓碑左方有一行云:“大清光绪二十二年岁次丙申十一月冬吉日立”。光绪二十二年(1896),距袁子鹏之死,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时代悬殊,且谬误多端,决非据原碑拓本或据原碑碑文重修的。《家谱》记及袁骥绍,骥绍,健在。《家谱》记袁崇焕家世,与崇焕自言或前人记述大相径庭。这两种在袁崇焕死后二百多年制成的“资料”,岂能作为证实崇焕是广西人的证据。

〔崇祯〕《东莞县志》卷三载:袁世祥 以孙崇焕贵,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袁子鹏 以子崇焕贵,封副使,累赠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右都御史。

康熙、雍正、嘉庆、民 国等四种《东莞县志》所载亦同。

〔民 国〕《东莞县志袁崇焕传》引《袁督师行状》云:崇焕年十四,随祖世祥、父子鹏往粤西应童子试,补弟子员。

《袁自如公粤西家传》云:崇焕年近十四,始随王父赠大司马世祥、父赠大司马子鹏公往粤西之梧州,应藤县童子试,补弟子员。

〔崇祯〕《东莞县志》成书于崇祯十二年(1639),距袁崇焕之死,仅九年,编者张二果,东莞博厦人,与崇焕同时略晚;二果之家与袁崇焕之乡水南,相距十余里;崇焕自称族叔袁玉佩(东莞温塘人)尚健在〖注17〗,可资询访。〔崇祯〕《东莞县志》所言,当得其实。

〔民 国〕《东莞县志》所引《袁督师行状》,为东莞蔡均所编。蔡均,明末清初东莞白市人,屈大均姻家,曾将袁崇焕“久存东莞”之“所遗诗文、奏疏数十卷”〖注18〗编为《袁督师事迹》及《率性堂诗集》,《袁督师行状》所言,亦当可据。《袁自如公粤西家传》旧抄本未题撰人,所载与《行状》合,当有所据。上述三书所言,袁崇焕祖父为袁世祥,非袁西堂。父名子鹏非字子鹏。

说袁世祥与袁西堂是两人,还有根据:袁崇焕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年十四,即万历二十五年(1597),是年袁世祥与子子鹏携孙崇焕入广西。袁西堂入广西是正德元年(1506)(见《家谱》)或嘉靖初年(见墓碑)。由正德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九十一年;嘉靖初年,以嘉靖元年(1506)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共七十五年,二人入桂时间不同。此其一。

《家谱》载袁西堂为东莞“水南乡茶园村”人,茶园,一名茶山,即今东莞县茶山乡。《袁督师行状》及康熙、雍正等《东莞县志》俱谓崇焕为东莞水南村人,袁世祥自然也是水南人。袁西堂与袁世祥在东莞所居之村不同。此其二。

东莞水南,距茶园有十二里,中隔京山、棠里、坑口、横江、厦蓢五村,阻以大江。水南村小、茶园村大,历史上,茶园从来不隶属于水南,水南也从来不属茶园。自明代中叶发后,茶园人到广西藤县、平南一带贸易而定居的,为数颇多。今与藤县毗邻的平南县的六陈乡一带袁姓,大都是明代侨居的东莞茶园袁氏之后,近来发现的平南《袁氏族谱》多种,可以证明这一点。茶园人袁西堂落籍平南白马村隔江相望的藤县莲塘村(今称新白马),不是个别现象。

假定袁西堂在正德元年或嘉靖初年入广西时为三十岁,如果袁西堂即袁世祥的话,到其孙崇焕十四岁时,已有一百二十一岁或一百零五岁,即使袁西堂有此高寿,然百龄外人,又何能跋涉长途,携孙入桂呢?袁西堂与袁世祥并非一人,此理至明,阎崇年先生谓“袁世祥字西堂”〖注19〗,未知何据。

熊廷弼(1569—1625)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百,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明朝名将。

熊廷弼先世为南昌望族大姓,曾祖时迁居江夏,后世代为农。从小聪颖好学,但家境不好,有时辍学,只能边读书边劳作。二十岁时家乡连续三年闹饥荒,全家奄奄一息。多亏一对卖油皮的夫妇不时给以接济,才度过饥荒。这段极其艰苦的经历对熊廷弼有深刻的影响。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二十九岁的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登进士。二十七年(1599),授保定(今属河北)推官。先后在保定任职六年,其中有一年零八个月为代理掌管府印。作为推官,熊廷弼正确地判断是非,解决了不少冤案。当时明廷为了搜刮钱财,派太监到保定收所谓矿税。熊廷弼对此进行了机智的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万历二十八年(1600),保定府大旱,饥民遍野。在熊廷弼建议下,巡抚汪应蛟率先捐款,募集数千金,赈济灾民,熊廷弼还亲自到各地督查。万历三十二年(1604),又闹水灾,到处一片汪洋,赖储备的二万余石粮食,好多灾民才得以生存。熊廷弼虽有政绩,但并没有被重用。万历三十三年(1605),迁为工部屯田司主事,管理营造事宜。万历三十六年(1608)改授浙江道御史,刚到任又改为巡按辽东。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一。它负山阻海,为京师屏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万历年间,明在辽东设有总兵、巡抚、参将、兵备等官率重兵防范土蛮、朵颜三卫和建州等卫的内犯。万历三十四年(1606)八月,辽东镇守总兵官李成梁和巡抚赵楫放弃宽甸等六堡八百里疆土给建州女真,强逼生活在那里的六万四千户居民迁于内地,然后以召回逃人有功,向朝廷邀赏。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兵科都给事中宋一韩劾李成梁,认为弃地不是什么功劳,要求进行勘核,于是熊廷弼被授为巡按御史。

熊廷弼到任之后,立即进行实地勘界,然后上疏朝廷,指出赵楫、李成梁之罪,“可胜诛耶”。此后,熊廷弼又到辽东各地察看,“北抵黄龙,东抵鸭绿,南极于海,西至山海、锦义一带,间关险阻,虽逼近虏穴、人迹罕到之处,无所不遍历,无所不相度。”他的足迹遍及辽东的山山水水,对辽东的地理形势,敌我情况有了实际的考察和了解。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完整地保卫辽东的方略,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对于当时的形势,熊廷弼认为:“西边的蒙古族,虽强盛,然所欲不过抢掠财物,无远志”,而东边的建州女真“城郭田庐饮食性情与辽同,所志在我土地也”。因此,必须把巩固辽东的重点放在防范努尔哈赤的建州上。为防范建州的努尔哈赤,熊廷弼制定了“实内固外”,“以夷攻夷”的方略。“实内之事非一,而屯田积储为大,固外之事非一,而修边并堡为大”。“屯田积储”和“修边并堡”是联系在一起的。“壕墙修然后台军有恃而烽火明,烽火明然后趋避得早而屯寨固,屯寨固然后守御有赖而人民聚,人民聚然后耕种有主而田野辟,田野辟然后收获得利而财赋足,财赋足而后军食赡、馈饷省也。”要屯田先修边。以高城深池来保卫屯田积储,以屯田积储来赡养军队,增强防卫。“虏来则拒,去则勿追,而一以生聚教训为主”,即以守为战。

“以夷攻夷”就是动员女真族的其他部落和蒙古族来反对努尔哈赤。其基本点是“亲北关以树其仇,抚西人以伐其羽翼,召南关、灰扒诸部携其腹心,间速儿答鞑断其手足”。北关叶赫部势力较强,和建州有世仇,努尔哈赤又要吞并它,支持和扶植北关是扼制努尔哈赤发展的重要手段;保持与虎敦兔憨等西人的和好关系,不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哈达部(南关)和辉发(灰扒)部的民众,有来投奔的,授以官职,安置在近边,用来号召其部众,瓦解努尔哈赤的势力;挑拨努尔哈赤同其弟速儿哈齐的关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这样,就使努尔哈赤自顾不暇,穷于应付,无力进攻明朝。

“实内固外”,“以夷制夷”是保卫辽东的完整的战略方针。“实内固外”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以夷攻夷”使努尔哈赤无法扩充自己的势力。

熊廷弼任巡按期间,努力实现这一方略。他修建了自海州卫、盖州卫、三岔河起,经辽阳、沈阳到开原、铁岭、北关止七百余里的边墙;增修了清河、叆阳、宽奠、大奠、长奠、草河、熊岳等七座城池,并修墩台一百余座。还建粮仓十七所,每所三五十间,三年之内积谷三十万石。整顿了军队,革去贪污、隐占等弊端,改变了风气,充实了营伍。他与北关叶赫部、蒙族各部搞好关系,使努尔哈赤深感不利,不得不采取退缩方针,还故地,革车价,以求和好。

熊廷弼在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时候,指出了他是辽东的主要威胁,制定了扼制其发展的战略,并做了不少实际工作。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战略如能实现,将使努尔哈赤“终身老死于穴中而不敢动”。

但是,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如江南一富家,其一系列对抗朝廷的行为,不过是某些武臣的诬陷罢了;有的主张采取“疏北关,亲奴酋”的方针。因此,随着熊廷弼的离任,这一卫辽方略也无人实行了。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改任南直隶督学御史。四十一年(1613)因杖死生员芮永缙被劾听勘,回归故里。

熊廷弼在家一呆就是七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经略杨镐督四路大军进攻后金,三路丧师(参见萨尔浒之战)。这时朝廷又任命熊廷弼为大理寺丞兼河南道御史,宣慰辽东。熊廷弼兼程来京,但朝廷迟迟不给他关防文书,直到六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才又任命他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七月,熊廷弼离京赴辽东,行至十三站(今辽宁锦县西北)得知铁岭失陷。进入辽阳,辽阳已半是空城,一些官绅都已离去,道员和将领也备下快马欲逃,人心惶惶。熊廷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将自己家眷送走、动摇人心的罪名,逮捕了知州李尚皓;斩逃将刘遇节、王捷、王文鼎,震慑欲逃者;公开祭奠开原、铁岭战斗中的殉难者,激励士气,从而初步安定了民心,稳定了军队。但辽东形势并不令人乐观,军队虽有几万,但“辽之军器一空如洗”,辽之“兵又皆无人统领”,战马瘦损不足,军心民心不稳,而哨探报努尔哈赤攻破北关后要乘胜攻占辽阳。形势危急,困难重重。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一次次上疏,要求朝廷派兵遣将,发给军器,补充战马。他斩贪将陈伦,没收其赃银;撤换纨绔子弟无能总兵李如桢,而以李怀信代之。他适当收缩兵力,并守沈阳的绝大部兵力于辽阳,并大飨军士,准备干粮、行具,佯示进兵。后金果然疑虑,没有立即进攻辽阳。熊廷弼抓紧时间,加强辽阳城防。在城外掘壕三道,每道阔三丈,深二丈,中灌河水,阻敌前进。在此基础之上,熊廷弼进一步采取措施。他与总兵贺世贤率精兵一千,踏着冰雪,突然出现在已被努尔哈赤占领了的抚顺关,大张旗鼓,坐在马上,以鞭指点地形,“宣言某可营,某可伏,某可战”,故意让后金哨探知道,然后取道而回。努尔哈赤以为熊廷弼要袭击他,砍树堵山口,运石整修关隘、山城。熊廷弼又赢得了时间,大修辽阳城,薄者加厚,低者加高,并在城西、北、东壕外再筑大堤,潴水。二三个月后,一座高厚壮固的辽阳城屹然雄峙在辽东大地上,防卫空前加强。熊廷弼进一步加大防御纵深。他分析了辽东地形,认为努尔哈赤进攻辽阳必出抚顺关。沈阳、奉集距抚顺各六七十里,互为犄角,完全可以控扼抚顺。于是熊廷弼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四五月间,亲自督修沈阳、奉集城防,然后部署了兵力,命总兵官贺世贤率领三万人守沈阳,柴国柱率兵二万守奉集。刚刚部署完毕,六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兵分两路分别进攻沈阳和奉集,被贺、柴二部击退。八月,又以五六万人进犯沈阳,熊廷弼亲自督阵,后金又未得逞。

在辽阳的防御巩固之后,熊廷弼希图进一步进取。早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一月,他就提出了对努尔哈赤实行“坐困转蹙”的战略设想。即把自己的军队分成四路,分别置于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河间,每路三万人,自成一能攻能守战区,各路相互策应。各路组织机动部队,消灭零星扰边小分队。在农忙季节,各路实行迭进互扰的战法,使后金不得耕种,陷入困境,然后相机或四路同时,或三路牵制一路进征。到泰昌元年(1620)九月,熊廷弼已集结兵力十三万,重二百斤以上的大炮数百门,七八十斤的三千余门,百子炮以千计,战车四千二百余辆,铁箭、火箭四十二万余支,准备于冬季率军去抚顺关显示威力,第二年春天,自率大军驻抚顺,逐渐进逼。如果后金出兵不与其交战,而派兵从叆阳、清河、宽奠等地出击,迭进互扰,疲惫对方,并采取招抚的办法,争取其内部响应。

但是,就在这种形势下,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听勘。十月,以袁应泰代之。天启元年(1621)闰二月,朱童蒙勘察熊廷弼卫辽的情况后,向朝廷回奏,多言熊廷弼守辽的功劳。熹宗虽然说:“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但没有复其职。

天启元年(1621)三月,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袁应泰自杀身亡,京师大震。这时人们才认识到“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熹宗决定再起用熊廷弼,在敕谕中,肯定了熊廷弼前段守辽的功劳,对罢他的官表示悔恨,最后恳切提出“勉为朕一出,筹画安攘”。熊廷弼接到敕谕十分感动。他扶病而起,拜过祖坟,告别官吏、乡亲,又踏上了去辽东的征程。

这时的辽东,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三岔河以东均落入后金手中。辽东军民,除部分金、复等卫和东山矿徒结寨自固外,其余死的死,降的降,逃的逃。五万多残兵败卒到了宁前一带,四万人逃到了海岛或渡海到了登、莱,还有两万多人流落到朝鲜。在河西人心惶惶,竞向关内逃命;兵力空虚,广宁只有弱卒千余人。四月,任命右参议王化贞为巡抚,他收集流亡,只得万余人,但装备奇缺,战马寥寥,根本不能抵御后金的进攻。

面对这种形势,熊廷弼提出了收复辽东的“三方并进”策(或称三方布置策),即以广宁为基地,部署重兵,抗击后金,牵制其全部兵力;在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以备将来进攻金、复、海、盖等地;辽东、天津、登、莱各设巡抚、总兵,经略驻山海关“节制三方,以一事权”。熹宗批准了这个方略。接着,熊廷弼又提出,三方并进策要联络朝鲜。派有智谋的大臣到朝鲜,把流落到朝鲜的辽东军民组织起来,与朝鲜军合势,与登、莱之军保持联系,构成复辽的又一方。这样,三方并进策实际是四方并进。其基本要求是各方积极准备“必使兵马、甲仗、炮车、刍糗等项一一齐备,正对者成一正对,策应者成一策应,然后约期并举,进足以战,退亦足以守”。这是一个积极稳妥的复辽方略,全面实行这一战略,即使不获大胜,也不至于大败。实行这一方略的关键是准备。

就当时的形势来说,熊廷弼是有时间进行准备的,这主要是努尔哈赤本身也遇到了麻烦。首先,占领辽、沈后的后金内部矛盾重重,有汉人和满人的矛盾,也有满人对连年战争的不满,需要调整和安顿;其次,占领区域扩大,分兵四下把守,欲大规模进攻河西,须征集兵员,进一步做准备。

双方都在做进一步较量的准备,关键是谁准备得好。

天启元年(1621)六月初六,升熊廷弼“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驻扎山海经略辽东等处军务”,同时,升登州道按察使陶朗先为登、莱巡抚,与早已任命的天津巡抚毕自严、广宁巡抚王化贞一起,构成了三方并进策的领导机构。熊廷弼任职后积极准备实现其三方并进策。首先,请求兵部负责抽选各镇精兵二十余万,户、工二部准备粮饷、器械;其次,请求任用在辽有一定威望的刘国缙、佟卜年、洪敷教等,以收辽人之心;第三,调工匠,买铁,伐木,制车,造炮;第四,天津,特别是登、莱巡抚积极做准备,出使朝鲜的使者也准备就绪。

但是,熊廷弼的三方并进策,执行的开始就不顺利,请调之兵迟迟不到,更严重的是广宁巡抚王化贞轻敌,不执行计划。

王化贞不懂军事,不整饬军队,不做进攻的实际准备,而把恢复辽、沈的希望寄托于蒙古虎敦兔憨的出兵,叛将李永芳的内应;认为努尔哈赤无意久居辽阳,防御兵力单弱,潜师出兵,势在必克,他一次次率兵出击,一次次无功而返。他派毛文龙袭取镇江,过早地暴露了三方并进策,使辽南四卫反努尔哈赤势力遭到重大损失。熊廷弼反对王化贞的这些做法,从而经抚之间不和。而兵部尚书张鹤鸣、首辅叶向高对王化贞积极支持,言听计从。王化贞不受熊廷弼的节制。四方调来的援军,张鹤鸣不通过经略自行发戍。熊廷弼询问情况,张鹤鸣置而不答。王化贞拥兵十四万,而熊廷弼身边只有兵五千。熊廷弼要兵无兵,要权无权,十分恼火,动辄语言愤激,朝廷一些官僚多支持王化贞,反对熊廷弼,甚至要撤掉他的经略之职。三方并进策成了泡影。

明与后金较量的准备,明朝失败了,接踵而来的必然是战场上的失败。

天启二年(1622)正月,努尔哈赤调动五万人马,分三路向河西进攻。二十日,渡过辽河,进攻西平堡。明守将罗一贵顽强抵抗,给以重大杀伤。终因众寡悬殊,救兵不至,罗一贵以身殉职,西平堡落入后金之手。

当后金军围攻西平堡时,熊廷弼令守卫镇武堡的刘渠增援。巡抚王化贞听西平被围后,轻率地采纳游击孙得功的计谋,撤了广宁、闾阳的守兵。以孙得功为先锋,会合刘渠兵增援。努尔哈赤分兵一部迎击援军于平洋桥。孙得功实际早已投降后金。一交战,他在阵后大喊:“兵败了!”率先策马逃跑。阵后大乱,刘渠、祁秉忠先后被杀,明军三万余人全军覆没。

孙得功逃回广宁,立即封府库及火药库,声言捉住王化贞,投降后金。王化贞狼狈逃出广宁,在大陵河遇见熊廷弼,要守宁远、前屯。熊廷弼说:“晚了,你要是不撤广宁的守兵,不会有今天这个样子。”他把所带的五千人交给王化贞为殿后,向山海关退去。两天后,努尔哈赤才进到广宁。

正月二十六日,熊廷弼入关,接着王化贞等也退入关内。山海关以外的整个辽东弃之于敌。辽东的陷落主要责任在王化贞,支持王化贞的张鹤鸣和叶向高,也难逃脱罪责。但作为经略的熊廷弼在辽西危机时刻,意气用事,匆忙后退,也是有责任的。

天启二年二月,明廷罢熊廷弼职,听勘。四月,判他死刑。

天启五年(1625)八月二十六日(9月27日),熊廷弼被处死,传首九边,弃尸荒野。接着,株连全家,财产被查抄,妻子系辱县庭,长子熊兆琏被迫自杀,女儿熊瑚呕血毙命。但是,杀害熊廷弼不是因为他失去了辽东,而是由于阉党的陷害。天启初东林党人掌握朝廷一部分权力,但同时阉党势力也在增长。天启四年(1624)六月,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阉党头子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接着掀起一股反阉党的高潮。魏忠贤对弹劾他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定下毒手,兴大狱。为了罗织东林党人的罪名,把败坏封疆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杀害熊廷弼,打击东林党。

张居正(1525一1582)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自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 - 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 - 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 - 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士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

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

明神宗即位后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张居正根据穆宗的嘱托,真的像老师教学生一

样,辅导年才十岁的明神宗。他编了一本有图有文的历史故事书,叫做《帝鉴图说》,每天

给神宗讲解。神宗看到这本书很高兴,兴致勃勃地听张居正讲解。有一次,张居正讲完汉文

帝在细柳劳军的故事,就说:“陛下应当注意武备。现在太平日子长了,武备越来越松弛,

不能不及时注意啊!”

明神宗连忙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张居正讲完宋仁宗不喜欢用珠玉装饰的故事。明神宗就说:“对呀,做君王

的应该把贤臣当作宝贝,珠玉有什么用呢?”

张居正见十岁的孩子能说出这样的话,很高兴地说:“贤明的君主重视粮食,轻视珠

玉。因为百姓靠粮食生活,珠玉这类东西饿了不能充饥,冷了不能御寒啊。”

张居正对神宗教育十分严格,神宗把张居正当作严师看待,既尊敬,又惧怕。再加上太

后和宦官冯保的支持,朝政大事几乎全部由张居正作主。

张居正是明朝的一个能干的政治家,他掌握实权以后,就大刀阔斧地在军事、政治、经

济几方面着实作了一番整顿。

那个时候,沿海的倭寇虽然已经解决,但北方的鞑靼贵族还不时侵入内地,成为明王朝

的很大威胁。张居正把抗倭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镇守蓟州(在今河北北部),戚继光从山

海关到居庸关的长城上修筑了三千多座堡垒。戚家军号令严明,武器精良,多次击败鞑靼的

进攻。鞑靼首领俺答表示愿意和好,要求通商。张居正奏明朝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一面和

鞑靼通商往来,一面在边境练兵屯田,加强防备。以后二三十年明朝和鞑靼之间就长期没有

发生战争。北方各族人民的生活也安定多了。

当时,黄河年久失修,河水常常泛滥,大批农田被淹,影响农业和运输。张居正任命专

治水利的潘季驯督修黄河水利工程。潘季驯修筑堤防,堵塞决口,使黄河不再泛滥,运输通

畅,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

原来,由于朝政腐败,大地主兼并土地,逃避税收,一些豪强地主越来越富,国库却越

来越穷。张居正下令丈量土地,经过清查,查出了一批被皇亲国戚、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

这一来,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国家的收入也增加了。

在丈量土地之后,张居正又把当时各种名目的赋税和劳役合并起来,折合银两征收,称

为“一条鞭法”。经过这种税收改革,防止了一些官吏的营私舞弊,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

多少减轻一点农民的负担。

张居正花了十年努力,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使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国家的粮

仓存粮充足,足够支用十年。但是这些改革自然触犯了一些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表面不得

不服从,背地里对张居正恨之入骨。

在张居正执政的第五年,他的年老的父亲死在江陵老家,按照封建的礼法,他必须离职

守孝三年。但是张居正怕他一离开,正在进行的改革受到影响。在明神宗和一些大臣的挽留

下,他让他儿子奔丧,自己留在京城任职。这一来,就有不少人抓住张居正父死不奔丧的

事,大做文章 - ,纷纷向明神宗上书弹劾,有人甚至在大街揭贴告白攻击张居正,闹得满城风

雨。后来,明神宗不得不下令,再反对张居正留任的一律处死,攻击才平息下来。

张居正的权实在太集中了,明神宗渐渐长大起来,反而闲得没事干,就有一批亲近的太

监在内宫用各种办法给他取乐。有一次,神宗喝醉了酒,无缘无故把两个小太监打得半死。

这件事让太后知道了,马上把明神宗找来,狠狠地责备一顿,还叫左右拿《汉书霍光传》

叫神宗读。西汉霍光辅政的时候,不是有个昌邑王刘贺即位后,被太后和霍光废掉皇位吗?

现在的张居正的地位就像当年的霍光一样,神宗想到这里,吓得浑身哆嗦,跪在太后面前求

饶。

后来,张居正作主,把一些引诱神宗胡闹的太监全部赶走,太后还让张居正代神宗起草

了罪己诏(皇帝责备自己的诏书)。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是明神宗对张居正,已经从惧怕

发展到怀恨了。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自执政。原来对张居正不满的大臣纷纷攻击张

居正专横跋扈。第二年明神宗竟把张居正的官爵全部撤掉:后来还派人查抄了张居正的家。

张家子孙十几人,被关在屋子里活活饿死。大儿子被拷打后自杀。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

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明朝政治又走了下坡路。

赵士桢(1553~1611)

赵士桢(约1553~1611,明嘉靖三十二年~万历三十九年),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明代杰出的火器研制专家.他一生中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且善书能诗,还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关于火器(即神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等方面的论著,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认为他当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相并列.在他研制的所有火器中,最具创新的莫过于‘迅雷铳‘了.……

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约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生;约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卒。火器。...赵士桢的祖父赵性鲁,官至大理寺副,博学多才,工诗词,精书法,曾参加修订《大明会典》。赵士桢自幼受祖父熏陶,亦...

赵士桢(约1553 ~1611,明嘉靖三十二年~ 万历三十九年),字常吉,号后湖,乐清(今属浙江)人,明代杰出的火器研制专家。他一生中研制改进了多种火器,且善书能诗,还著有《神器谱》、《神器杂说》、《神器谱或问》、《防虏车铳议》等关于火器(即神器)研制开发、使用训练等方面的论著,是中国古代科技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有人认为他当与明代科学家宋应星、徐光启相并列。在他研制的所有火器中,最具创新的莫过于“迅雷铳”了。

迅雷铳是一种装有5根铳管的火绳枪,铳管环绕在一木制铳杆四周,铳杆中部有机匣,前面套有盾牌,中间有一小斧做支架,整体造型十分独特。据记载,“5 支铳管共重10斤,单管长2尺多”,铳管固定在前后两个圆盘上,呈正五棱形分布,夹角为72。各铳管均装有准星、照门及供装火药线用的火门。5根火药线彼此间用薄铜片隔开,以保证发射时的安全。铳杆的前部中空,内装有火球一个,另一端安装一铁制枪头。中部的机匣,上有点火龙头,下有扳机,供5根铳管点火、发射用。前面的盾牌外包生牛皮,里面垫有丝绵、头发和纸等物质,中间开有一圆孔及5个方孔,铳杆从圆孔中通过,铳管从方孔中通过,方孔同时用来观察瞄准,盾牌用来保护射手的安全。

发射前,需将迅雷铳的5根铳管装填好弹药,套好盾牌,将小斧插在地上,架好铳身,射手左腿前踞,右腿后跪,左手把住机匣,右臂夹住铳杆,用右手控制扳机点火发射。射完一管后,把铳管盘转动72,使第二根铳管对准机匣,继续瞄准发射。如此这般依次轮流发射完5根铳管。如果此时仍有敌兵逼近,还可点燃铳杆中的火球,使其“喷焰灼敌”;当来不及重新装填弹药时,还可将铳杆倒转,当作拼杀武器使用;小斧及盾牌也都可以分别当作武器使用。真是一铳多用,攻防兼备。赵公真可谓用心良苦。

迅雷铳在历史上没有实战的准确记载,更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这是非常遗憾之事。为了能更好地领略它的风采,笔者制作了一个1∶10的模型。在制作模型过程中,笔者深感史料不完整带来的困惑。主要是:图纸不但没有尺寸,图中各零件的比例也不统一;铳管与铳杆之间的定位问题没有交代;机匣没有内部结构图 。一般火绳枪的点火龙头与火门的位置是固定的,点火的准确性基本没有问题。而迅雷铳的5根铳管可360转动,火绳只有与火门上的火药线相接触,才能保证铳管准确发射。如果让士兵在瞄准的同时还要眼手并用寻找火绳与火药线,并使之对接,恐怕难度较高,不免要顾此失彼了。迅雷铳本是为了提高射速,如果如此使用不方便,就得不偿失了。作为火器专家的赵士桢是如何考虑铳管定位问题,目前不得而知。另外当敌人逼近需掉转铳杆使用铁枪头格斗时,铳杆与铳管连在一起也是非常不便的。总而言之,5根铳管与铳杆和机匣之间,不但要能灵活转动,还要能适当定位,并可快速拆卸分解。

笔者在制作模型过程中,既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同时还不能改变迅雷铳的外形,其结构也不能超出当时的技术水平。笔者只好在机匣与5根铳管之间想办法,使二者相连,做了一个快装手柄和一个类似棘轮的装置,从而解决了以上全部问题。至于机匣内部的结构,笔者只好臆造了,最终使扳机与点火龙头联动,做到“捏之则落,射毕自行弹起”。史料中的迅雷铳,其盾牌前面为曲线状,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于是就自做主张进行改动,并且也没有用生牛皮和头发、丝绵来制作,主要是考虑到效果的问题,模型采用铜质盾牌。史料中,作为支架的小斧插到了5根铳管之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铳管就无法转动了。笔者对此亦进行了改动。

随着所有问题的解决,模型也就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如何把迅雷铳架起来。笔者曾设想过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最后还是《神器谱》的插图给予启示,完成了模型的“架设”,这就是现在读者见到的题图照片。这种方式既展示了当年的风貌又淡化了士兵,突出了主题。

迅雷铳既然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大量装备使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其自身存在的缺点。世上器物但凡功能一多,必然体积较大,结构较复杂,迅雷铳或许存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当时的封建制度有关。当时任何有关军械的发明研制、使用与推广,全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赵士桢只能将研制成果“恭进御前”、“进呈御览”,请求 “恩准制造”,皇帝一人的决断就决定了一项发明的命运。而当时的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比较宽松,百姓可以比较自由地研制各种器械,包括兵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即使本国没人赏识还可以卖到国外,至于能否有市场或投入战场,主要靠本身的实用性。而在中国,顽固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压制了多少发明创造,极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况且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贯重文轻武,以至于赵士桢极其丰硕的成果被深深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几乎被人们遗忘。不单《明史》无名,《四库全书》亦无记载。不过令人宽慰的是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王兆春先生的《中国火器史》、《速读中国古代兵书》,洪震寰先生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等书中,对赵士桢和迅雷铳都有详实记载与高度评价。

据记载,赵士桢不仅仅是一位火器专家,还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一生辛劳,硕果累累。郑振铎在《玄览堂丛书》中形容其“竟成锻癖……似醉若痴”,“千金坐散而不顾”,“备极劳苦而不辞,……”。他曾自筹钱财研制火器进献朝廷。在赵士桢诸多成果中,不仅限于轻型火器,还有各种重型火器和战车。为对付倭寇,他还专门研制了“震叠铳”。同时,著书详述以便于士兵作战、训练等,并阐述了各种火器的结构、性能、特点、

制作过程、试验情况、工艺材料以及使用方法、射击姿势等等。他在著作中还论述了火器与富国强兵的关系,战术战法、排兵布阵、部队的组成等等。甚至频频上奏朝廷,阐述自己对固国安邦、国防建设和兵器工业长远发展的诸多见解,真不愧是一位德才兼备、具有实干精神的科技专家。

笔者谨以此模型、此文纪念兵工事业的先驱——赵士桢。

李时珍(1518~1593)

李时珍(1518~1593)

明代医家。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业医。父李言闻系当地名医。幼习儒,后从医。曾精研古籍及医典,并亲自上山采药,收集民间的经验。有感于历代本草谬说多,遂参考文献800余种,结合实践,历时27年,撰成《本草纲目》52卷。在医理方面受金元四大家影响。对脉学、经络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而《五脏图论》、《命门考》等医著已佚。

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 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的说它象拔葜,有的又说它象贯众,说法很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

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

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

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在四处采访中,或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 刀破腹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

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

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一五七八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190万字,五十二卷,载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新增药物三百七十四种,载方一万多个,附图一千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明世宗即位四十几年,尽情享乐,但是他又担心自己一天天衰老下去,有朝一日死掉,

快活日子就过不下去。于是,他就千方百计寻找一种长生不老的药方。

公元1556年,朝廷下令各地官吏推荐名医。当时封在武昌的楚王,把正在王府里的

医生李时珍荐给太医院。李时珍是蕲州(今湖北蕲春,蕲音q)人。他的祖父、父亲都当

过医生。父亲李言闻对药草很有研究,李时珍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常常跟小伙伴一起上山采

集各种药草。日子一长,他能认得各种草木的名称,还能知道什么草能治什么病。他的医药

知识渐渐丰富起来。

但是,在那个日子里,做一个普通医生是被上层社会看不起的。李言闻自己是医生,却

要李时珍读书应科举考试。李时珍在父亲督促下,在十四岁那年考中秀才,但是以后参加举

人考试,三次都没有考中。别人都替他可惜,李时珍却并不因此失望。他的志愿是做个替百

姓治病的好医生。

打那时候起,李时珍就一心一意跟他父亲学医。正好在这一年,他的家乡发生一场大水

灾,水退以后,又流行疫病,生病的都是没钱的穷百姓。李时珍家并不宽裕,但是父子俩都

很同情穷人,穷人找他们看病,他们都悉心医治,不计报酬。老百姓认为他们医术高明,治

病热心,都很感激他们。

李时珍为了研究医术,读了许多古代的医书。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医书。汉朝人写过一

本《神农本草经》,以后一千多年,不断出了许多新的医书。李时珍常常替当地的王公贵族

看病,那些贵族家里藏书不少,李时珍就靠他行医看病的方便,向王公贵族家借图书看。这

样一来,他的学问就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明了。

李时珍的名气越来越响,被他看好病的人,到处宣传李医生好。附近州县得病的人,也

赶来请李时珍看病。

有一次,楚王的儿子得了一种抽风的病。楚王府虽然也有医官,但是谁都没法治好。这

孩子是楚王的命根子,楚王怎么不着急?有人告诉楚王,只有找李时珍,才能治好这种病。

楚王赶快派人把李时珍请到王府。李时珍一看病人的脸色,再按了按脉,就知道孩子得的这

种抽风病是肠胃病引起的。他开个调理肠胃的药方,叫人上药铺抓了药。楚王的儿子一吃

药,病就全好了。

楚王十分高兴,再三挽留李时珍在楚王府呆下来。没有多少日子,正碰上朝廷征求人

才。楚王为了讨好明世宗,就把李时珍推荐到北京太医院去。

太医院本来是国家最高的医疗机构。可是在那时候,明世宗对真正的医学并不重视,却

迷信一批骗人的方士,在宫里做道场,炼金丹,想凭这些办法使自己长生不老。李时珍是一

个正直的医生,看不惯那种乌烟瘴气的环境。他在太医院呆了一年,就辞职回家。

李时珍辞去官职,回家的路上,顺便游历了许多名山胜地。他上山不是为了欣赏景色,

而是为了采草药,研究各种草木的药用性质。有一次,他到均州(今湖北均县)的武当山

去,听说那里产一种榔梅,吃了能使人返老还童,人们把它称作“仙果”。宫廷的贵族都把

它当作宝贝一样,要地方官吏年年进贡,并且禁止百姓采摘。李时珍可并不相信真有什么仙

果。为了弄清真相,他冒着危险,攀登悬崖峭壁,采到了一颗榔梅,带回家乡。经过他详细

研究,才知道那种果子只不过像一般梅子一样,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根本谈不上什么“仙

果”。

李时珍从长期的医疗工作和采集药物的过程中,得到了不少科学的资料。他发现古代医

书上的记载,有不少错误;再说,经过那么多年代,人们又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代书上没有记

载过的药草。他就决心编写一本新的完备的药书。辞职回家以后,他花了将近三十年的时

间,写成了著名的医药著作《本草纲目》。在这本书里,一共记录了一千八百九十二种药,

收集了一万多个药方,为发展祖国的医药科学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本草纲目》出版以后,一直流传到全世界,已经被翻译成日文、德文、英文、法文、

俄文、拉丁文等许多种文字,在世界医药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至于那个迷信炼丹、一心想长生不老的明世宗,不但没有能长生不老,却因为误服了有

毒的“金丹”,丢了性命。明世宗死后,他的儿子朱载垕(音hu)即位,就是明穆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