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大路在“绝地”延伸（下）
他开始奔走于秀江之滨——浣春江畔——首都中心之间。其疲乏的程度你可以想象，但他那一如既往的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却是一般人无从想象的，那无不是被一种升腾起来的憧憬和渴望将成功，与阻止他命运走向成功的阻击者搏击时的亢奋才能支撑起来的精神意志，一直朝着他死死盯紧而决不肯有丝毫放松、懈怠的目标，那无不是时而在空中漫步中思考；时而在急速行驶与翱翔中机敏地回眸、审度；尤其是在乌云密布、电闪雷鸣、扶摇直上理想的高度，和从理想的高度心驰神往地俯冲的一刹那，都无不锁定和把握他的既定目标。那无不充满令他的追随者、仰慕者神情激昂的时代英豪才独有的、独领风骚的风貌和神韵。
这听起来似乎就像雄鹰飞翔在空中或在空中盘旋时的通常行为。在时代赋予的大舞台上，如果我们的“时代骑士”，不能给人以恰似雄鹰般的澎湃进取的感觉，也便不足以彰显他后天为时代增添的风采了。这无疑也是一个出色的期刊工作者本该具备的起码素质，就更别说像他这样一个初具雏形，并即将驰骋在杂志业与期刊改革大舞台上，扮演着美好的精神食粮的传播者与期刊“改革家”兼备的角色了。
此时中国的期刊管理体制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样，也处于新旧交替和探索发展之中。一方面是禁锢、封闭的管理方式，长官意志明显；另一方面又没有多少规范的条款约束，对新生事物有一种难得的包容。正是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之下，《企业家》周刊有幸获得了继续生存的环境空间。
游东方背上初生的《企业家》周刊开始了北上之旅。
在北京，他无暇光顾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风景名胜和历史厚重，直奔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在中央和国家相关机关里，他见人就派送《企业家》周刊，向有关部门、向相关领导汇报办刊思路、方针、原则和发展方向……
期刊出版管理体制的僵死、呆板，并不代表从事期刊出版管理工作的领导们一定也是观念陈腐、意识落后。《企业家》周刊无拘无束、挥洒自如的风格，犹如一缕缕抚摸他们渴望新生事物的心田的淙淙清流，在他的心中荡起一抹挥之不去的涟漪。他们以独特的眼光，对《企业家》周刊这个新生事物表示了认可。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领导做出指示：这份杂志要办好，要支持、要扶持。
这是一次巨大的收获。而另一个更大的意外惊喜让他欢呼雀跃：尚显稚嫩的《企业家》周刊居然飞进了中南海、飞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案头。八十年代末，国务院某领导看了《企业家》周刊后欣然为其题词。领导的关怀、鼓励、嘱托和期待，更加坚定了游东方的信念，他隐隐地触摸到了化解生存危机、奔向光明未来的曙光……
领导的题词，催生了游东方再次北京之行的提前，他正式向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递交了申请《企业家》杂志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报告。
十余天的等待，得到的是不予批准的结果。满怀希望的游东方在得到这一消息的刹那间，有一种心凉的晕眩。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他当然不会在这个挫折面前低头、气馁。
冷静下来之后，他仔细思索，追问其中缘由。很快，他找到了报告的致命缺陷：杂志现有的主管单位，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明显地缺乏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经济类杂志的足够分量和充足理由。
找到了原因后他反而平静下来，没有急着返秀，而是为杂志的新生开始了新一轮的运作。一方面，在中央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面前，继续宣扬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和全新的办刊主张；另一方面，登门造访中华期刊工作者联盟的负责人、中国期刊与未来研究中心的领导，还有中国企业发展研究会的领导，向他们倾述了自己的宏伟抱负，远大主张和遭遇的困难，吐露了寻求他们支持的强烈愿望……
他的热忱、苦心、自信和韧性，打动了相关部门领导。以上级相关部门的名义，游东方再次向国家相关职能部门递交了“关于申请创办《企业家》周刊的报告”。在报告中明确了主管单位为，上级相关部门，主办单位为，中国与未来研究协会和秀城经济信息调查中心。
报告递交以后，又是漫长的等待。等待，既是一种希冀，更是煎熬。
一次又一次奔往北京，一次又一次回到秀城，补充审批程序所需要的材料……
游东方在秀城——浣城之间来来去去，酸甜苦辣，大热大冷，身子竟然一下子垮到不足一百斤。
身子轻了的游东方，却感到了生命分量的加重。飞赴北京的游东方第一次感觉到了轻松愉快是什么滋味，自我放松使他在飞机上沉沉睡去。空姐看到他疲惫的倦态，忍了好一会儿，才一遍遍不乏幽默地叫道：“先生，先生，快醒醒，赶快醒醒吧！如果再睡下去，您可就要随我们的飞机一起入库喽……”
从酣眠中慢慢睁开非醒似睡两只兔子眼的游东方，一边打着哈欠，一边略带一丝被他人搅了好梦的嗔怪之情，既而使劲揉一揉惺松肿胀的两眼抱歉道：“哦，这么快就着陆啦？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啊！”
咱们再把镜头切换到那一年的夏天。
一位身穿黑底白花、颇为时尚衬衫的男子一手捂着下腹、一手抵住墙壁，背影是那么熟悉、衬衣是那么熟悉……
熟悉游东方的同伴目睹这一幕赶紧走了过去，弯腰一看果然是游东方，只见他艰难地抬起头，满脸的汗水已将衣衫的前襟湿透。他慢慢扶起满脸痛苦的游东方，准备将他扶向座椅，他却坚决地摇头制止，从裤兜摸出一小瓶药。他赶紧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待游东方吞下药后关切地问他是否马上改变航班时间。
游东方勉强支撑着说：“本来是该明天的飞机，就是因为时间太急，才换成了今天的，我与北京方面已经在电话中约定，必须在今天见面，再改航班岂不是失信于人。千万不要惊动工作人员，人家如果知道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让我上飞机？”
面对游东方的执拗，这位同仁虽然心疼但又无可奈何，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他左手捂着肚子、右手拿着黑色小包，慢吞吞一步一揶地走向飞往北京的登机通道……
目视游东方瘦弱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视线中，他感慨道：为了他追逐的事业，他可以连续几个月不要工资，心甘情愿地倒贴腰包；为他所追逐的事业，他早上吃一碗面条可以管一天；为了他追逐的事业，他可以长期奔波劳累、居无定所、饮无定时；为了他追逐的事业，既便不善饮酒，但为了联络客人还是不得不硬着头皮多饮几杯，同样是为了他所追逐的事业，更是使他患上严重胃溃疡，别说是人在旅途，就算是在家中胃病发作时，也是痛得他大汗淋漓、满床打滚……
此时的北京气氛已经异常地焦躁和紧张。游东方填好《期刊杂志申请登记表》，找到相关部门盖章、签字后飞回秀城。随即又赶往浣城，拿到省相关职能部门核发的《期刊杂志登记证》当天又赶回秀城。
在听雨楼这个隔离的世界里，同事们一道，紧张忙碌又井然有序地投入到获得新生的《企业家》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听雨楼三号楼二号房。差不多的办公设施，同样宽大的办公桌上，舒展着的《企业家》周刊占据了桌面大半个空间。
刚好是北京发生动乱的日子，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经中央相关部门同意，特批了《企业家》周刊的国内外公开发行刊号。
也就是在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特批刊号的时间紧急，如果不是在那个当头，他强忍胃溃疡发作时给他带来的剧烈疼痛，而必须在约定的准确时间准时应邀与相关职能部门领导见面……
本来他已经订好了震惊世界的那场航班空难的机票，因为特批刊号的事太急，他不得不临时提前一天启程，但恰恰是在他要上飞机的那一刻，急速发作的胃溃疡又与他作对，谁能料到，他预先订好的第二天的那次航班便发生了巨大的空难。如是他不是忍着病痛而提前一天飞往目的地，无疑也就成了那趟空难的死难者之一，更无疑于死得宛若一根鸿毛一样轻飘，因为人们最多也就是能似曾记得大约在那次空难中死了多少个人头而已，只是刚刚名动期刊杂志界的小人物，岂有后天在追求“伟大”之路征程中的多彩人生呢……
面对事业恰似“雪消门前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的游东方，传统期刊中的一些人不但给他来个“东边日出西边雨”，而且觉得这个游东方的出现，就算不形同举起钩杆铁铲挖他们的“祖坟”，无疑也是对他们经营多年保守封闭，而决不允许他人染指的既定体制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因此无不想整垮他。正是因为他和类他者们的出现，使传统期刊一统天下的局面眼睁睁就有被打破的危险，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似乎已经在无形中预感到了由于这个不自量力的小人物，不但具有蚂蚁欲与大树试比高的敢想敢干、敢冒天下之大不违的狂妄，在神圣不可冒犯的太岁头上动土的不自量且咄咄逼人威风，竟然还大有兴云布雨之势，而且在他们不经意之间不仅已经能够让你感到“山雨欲出风满楼”的气象，而且眼看就能够让人亲临那种他们不愿看到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气吞山河的磅礴之势，扫荡他们的根本就没有人胆敢窥视的、历来就高人一等的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幸好我们的国度已经“东风抚面柳如眉”，一个需要精英而必将产生精英的时代已经向渴望涌动时代春潮的智者们敞开胸怀；一个需要精英而必将造就精英的时代已经悄悄朝我们走来。受制于体制下的“有识之士”就算不想顺应时代潮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阻挡每天都在此起彼伏地翻卷着的时代浪潮，他们要么对此佯装熟视无睹，要么就是在暗地里对于应时而动的“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还要给你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这也是由于他们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些除了苟活于体制诸多弊端的缝隙中之外，根本对于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被体制的僵化与保守训练得都差不多的成了形态各异的弱智，而又拒绝崇尚智慧也更加远离智慧女神。就算他们中的佼佼者，至少也不敢表现在公共关系形象上不顺应历史潮流，只是他们面对像游东方这样在他们看来实在显得不自量力的小字辈，竟然要干出如此轰轰烈烈的事业实在不敢认同。
对于新生事物如果不能将其消灭在萌芽中，就只好任其发展壮大，一旦等她生长起来，也就很难再有对付她的办法，因为新生的往往终将战胜落后和守旧的，这是自然法则的选择，而绝不是任何个别人，可以凭借自我的意愿与否摆布的历史趋势。
虽然当时的举国上下已经开始流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学者奈斯比特著的《大趋势》，和同样著名的未来学家托福勒的《预测与前提》，甚至也有名动全球，影响华夏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你之所以在此提到这样的几本书，是因为当时的机关中人只要是稍微追赶一点时髦者似乎都差不多人手一本，就更别说身为党的期刊领域中的人士，如果在当时没有读过至少如果没有涉猎过此种类型书籍的人那简直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因为这样的书籍不管你阅读与否，至少可以对无知驱使下的寡廉鲜耻起到某种装饰门庭的作用。
他们的所作所为自然也是在情理之中。他们尽管想整垮他，但却不仅没有整垮他，反而使他的事业更加如火如荼。他无不总是在遭受打击与重创中感悟，在遭受打击与重创中搏击、超越自己。
他们想整垮他无从下手，因为对于机关人士而言，最能够下手的地方就是上面的嘴和下面的嘴，上面的嘴是看你是否违背了入党誓言，看你是否有过多吃多占，所谓贪污。下面的嘴看你是否管住了自己的生殖器，所谓男女关系是否健康。因此才有了，不管是机关人士还是宣传期刊战线上的同志一般只要是一入道，就都明白：只要一旦成为体制内部人员，最重要的不是工作上表现如何，成效几多，甚至政绩优劣，要想工作上不犯错误就必须第一做到掌管好自己的嘴巴；第二夹紧自己的尾巴；第三是管住自己的**。只要是能做到这三点，在那个以铁饭碗为时尚的时代里，能够成为国家干部，无疑是手捧镶嵌了金边的铁饭碗。
此时的游东方，虽说是一穷二白，但也正如他老人家所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但就算是他再一穷二白，也总不至于不食人间烟火吧？所以就只有从女人问题上打主意，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除了他在名不见经传之前便结束了由于特定年代导致的特定婚姻之外，开始名动期刊战线之后的游东方，在生活作风上竟然表现得非同寻常地洁身自好。他们就只好再从别的方面入手，而最现成的莫过于遵循他老人家思想精华余韵，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教诲、警示中找答案，而内部最好的人选莫过于季善扬了。
他们给他许以名利之诱，这对于稔熟官场上诸多把戏的季善扬来说无疑等同于小儿科，他虽然对别的方面不太善长，但对于官场上的把戏还是稔熟于心照不宣之中。他不但在心里窃喜能够识破他们的小把戏，也为自己能够在游东方面前一显身手而沾沾自喜，所以，他不能不利用这样的机会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游东方，一来，可以加深他们之间的友谊，另外，也可以从游东方那获取更多的增加自己作为在日渐红火的事业平台上的重量、法码。
其表现是，他先给游东方做出个样子来，让他相信自己忠于职守，即尔，把这个问题郑重其事地上升到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高度，让游东方高烧一把，无非是让他正视问题的严重程度，怎么化解之类。他明确告诉游东方，既然我老季已经与你铁了心，就没有必要在乎别人怎么捣鬼。游东方虽然形式上表现出无所畏惧的风度，心里却不能完全无动于衷，虽然他脚正不怕鞋歪，但谁也不能保准就没个一星半点的闪失落在他人手里，尤其是季善扬在机关里就有过“文革遗留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前者，最多说明他有跟风嫌疑并且没有在跟风运动中把握好难以把握的风向，而又有谁能够把握好大趋势下的风向，尤其是在政治大趋势下，在举国政治生活中，到处弥漫着的由领袖意志操纵的政治大气候、大风向呢，后者只能说明他是性情中人的堪称更特殊的“性情中人”。
他的优点至少在于没有机关干部尤其是宣传口干部那么多的冠冕堂皇的装饰，而是敢想敢干，正是游东方了解他，也就怕他给他惹事生非，至于政治的问题已经成为历史定论的问题。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乃至欲望也不无例外地呈几何级数增长，尤其是在每天都发生着令人瞠目结舌新变化的时代，就更容易在生活作风上出现这样那样非人所愿的问题。
对于季善扬的生活作风，游东方不能不说总是有些担心，别的还好说，只是怕他因此而给自己带来不应有的麻烦甚至得不偿失的损失，这无疑是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问题，也是具体的人具体对待的难办的问题，更是无法防患于未然的问题，何况这是无法袒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纯属个人的隐私问题。这就导致游东方对季善扬的了解只能局限于层面上，而不够深入细致，再说了，不管是任何的领导还是同事，也不可能把他人的隐私或心灵隐秘世界都操控于毂掌之中吧。
正值用人之际，游东方还不是在左思右想，而难以寻觅到方方面面都健全的人选，只因为季善扬是一位老同志，虽然智慧平平，但就开拓进取精神来说还是在绝大多数机关人士之上的，否则他也便没有理由选择他成为事业在草创阶段的核心搭档了。
对于许多机关人士来说，大多数者无不有狗眼看人的毛病，虽然当时的游东方已经在期刊圈子里稍有一些名气，但在官场上的人看来，他的名气值不了二两灯油钱。哪怕游东方已经有了一些让人可以称道的所谓成绩，但那在他们眼里最多也就形同一个比较出色的文学青年而已。就此而言，与一些机关人士相比，季善扬倒不能不说有他人所不及的识人慧眼。
季善扬虽然聪明有余，但他那点聪明在游东方看来，无非就像季善扬看他那些曾经的同事们一样。虽然他与游东方的年龄相差甚多，但在大智若愚的游东方心目中最多也就是善于一些雕虫小技而已,他正是充分利用了他表现在公共关系上的他所不善长的“雕虫小技”。虽然对于绝大多数甘于平庸而不显山不露水，每天安于混日子而择机升迁的大多数机关人士来说，季善扬的行为举止既是他们无法效仿也不敢苟同的，游东方恰恰正是觉得这是季善扬较比他人的长处所在，至少他已经具备了让游东方充分利用他长处的基本素养，至于那些自视甚高的人，不但不具备他的素养，他们又岂能与游东方如此另类之人为伍。在他们眼里，游东方与季善扬结交，无非是原本就不入流者与本来就缺少职业操守的乌合之众，同流合污而已。
季善扬先把一些他所知道的据说是有人想要整垮游东方的第一手信息告诉他，而且还为此做了声情并茂的铺垫，诸如：既然我们已经结成同盟，就该同舟共济；既然我们已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就该同生死、共患难；就算万一我们被整垮了，也是同一个绳上拴的两只蚂蚱，谁也难脱干系，所以，我除了选择与你一道破釜沉舟、共度危难，只有别无选择地选择与你一道同心协力、支撑起明天、乃至未来的一片蔚蓝的天。
这不由得让游东方为之感动，因为他不但属于典型的文化人而且文人情结凝重，对于在理想与事业征途上能遇到这样的战友他真是高兴都来不及。话虽这样说，但季善扬的生活作风却有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对于女人的事他显得更是比别人在行而且也实在不够俭点。为此，游东方也不好深说他，因为这涉及到个人的极度隐私，一旦说深说透，别说交情难以维系，就连友情也难保全，诚如古人所云：劝赌不劝嫖，劝嫖两无交。就算他举重若轻、蜻蜓点水式地从侧面点拨一下，也会让敏感有余的季善扬疑窦顿生，仿佛是游东方又使自己从新背负、承受上了让他早已告别、而根本就不想再承受的由“机关作风”给他带来的那种缺少个性自由、解放的不愉悦感。
季善扬是懂得官场的聪明人，对于想要整垮游东方的那些人，他觉得不过是官场上许多人士的惯常心态，他自然也是在权衡了游东方与他们之间的气势，和他与游东方的事业走向之后，而义无反顾地与游东方站在同一个战壕里，这不能不说是识实务者或审时度势的君子所为，如果没有他与游东方一心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义士之举，他们在事业刚刚开始，还没有分享到明显的成功喜悦就被阻拦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小小拦路虎、无名绊脚石吞噬、绊倒，不管是对于游东方还是对于季善扬来说无疑都是人生的莫大耻辱。
季善扬一直在机关从事宣传工作，后来又在相关部门做期刊管理工作，他是在已过知天命之年才与游东方成为事业上搭档的。说来他最大的特长就是搞摄影，虽然在机关从事宣传工作而且后来又搞管理，但却没有学到什么真才实学，只是会维护或拓展一些似是而非的关系，这也便决定了他对于人际关系颇有些研究，对于游东方他不但早有耳闻，也更为游东方的文采和办事干练、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所折服。
由于在文革时期，他像许多的所谓有志青年一样在所谓的政治原则立场上不但站错了队，也曾经几度被他老人家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想搅得寝食难安、热血沸腾地怀揣一腔报国梦想，没有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把握好必要的分寸，结果就成了主体斗争中的无辜的个体牺牲者，这就不免为他后天的仕途之路设置了无法逾越的无形障碍……
自从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政治上的成熟使他愈发地感到：无论是自身素质还是周围所处的人际关系和工作环境，都不利于自己继续在机关担搁了，再不择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前途必然是愈益渺茫，特别是由于在不谙时务时的一时冲动，而为自己平添的那个不伦不类、无法抹去的“政治污点”，还时不时地让好事者拿来作为打压自己升迁的筹码，搅得你整天心里总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就算是拖延到退休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提升的空间是留给你的，幸好自己还算结交了为人和人品都不错的闻天明这样的朋友，如果不是通过他的推荐，你不但不能在仕途不得意之际与游东方结识，也更不能有幸加盟《企业家》周刊的组建工作了。
他们能够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这对于游东方来说无疑是饥不择食，对于季善扬而言却更像是荒不择路。虽说道不同，不相与谋，但他们却像是正因为不同道却同利，或是目标不尽相同但利益却基本一致，不然他们怎么就能一个饥不择食，一个荒不择路而终归还是在碰撞中激发了火花，而为了求得在相互共谋生存与发展中达成了组合到一起来的共识，哪怕就算今天的组合是为了将来的裂变，在各自的灵魂深处埋藏着无法避免的本质的裂变火焰，一个因为仕途前景暗淡，一个因为事业初创求贤若渴，究其根本原因无不都是为了突破环境压力和拓展新的生存空间，因此，他们除了选择组合之外而别无选择。
针对欲办一张什么样的刊物，季善扬说：“只要是能吸引读者眼球的刊物就是好刊物，只要是多来一些猎奇的报料、猛料就会赢得、占有更广泛的市场份额，只要是雅俗共赏的刊物就是好刊物，绝不能像机关刊物那样，只有所谓的高雅，却不得不受制于众多的条条框框，不仅高雅不出个所以然来，干巴巴地没有嚼头的刊物决不会赢得众多读者……
虽然季善扬是从宣传机关中走出来的，却没有多少宣传机关干部的味道，这似乎也无不得益于飞速行进的社会脚步和“异化之光”对于他心灵的折射，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在机关工作多年关系，被那样一种气氛压抑太久，急待释放，如今总算能够在知天命年后放飞理想，并一下子找到了尽情释放的空间，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原来了解的那个看似比常人思维更超前、开化，更前卫，尤其是思想更解放，胆子更大出许多人无数倍的游东方，怎么竟然与实际中的游东方判若两人。
别看游东方也是从机关里走出来的人，而且还不被机关人士视为正统科班出身，但对于办刊而言，他除了在经营方面完全打破了机关刊物的传统僵化模式，在办刊过程中，决不违背党的有关既定期刊政策和大政方针，特别是在大政方针的把握上他给人的感觉，自然不能不说带有更明显的机关口味，尤其是坚决不能脱离党的期刊政策赋予期刊工作者的天职，即：随时随地地把握舆论导向，维护党对期刊工作的严肃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游东方更具备那种表现在骨子里的拍长官意志马屁的“文人遗风”，这也许也是因为他的自我革命意志品格不够坚决，行为不够彻底带来的一种非他所愿，或介乎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的病态人格表现。因为他也不得不是环境的产儿。在既定的历史环境和气候下，他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具备令人满意的彻底性。虽然最终结果是，长官意志，尤其是可以代表“主体意志”的长官意志者根本还是不卖他的账，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洞悉到了他所谓的拍马屁，不过是为了获得在传统思维框架下的话语权中，获得他所希望的“侥幸苟活”的资本，故一开始就将他列为另册了，但他却还是乐此不疲。这是后话。
游东方的所谓突破，只能是在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上，在关注企业家这个特殊群体上他才不失其行为宗旨和本色，这不但是游东方的聪明之处，也是他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和更有效地做到：不管在任何的时候总是不能背离党对期刊工作的绝对领导，并为此而甘愿做党的期刊改革主立军中的马前卒。
在游东方看来：期刊杂志不但是社会精神食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认知感悟社会现实的重要窗口。只有将其触角触及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层面，给人们以正确的精神启迪和舆论引导，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鞭挞社会上的假、丑、恶，讴歌时代主旋律，才不失期刊工作者的天职、本色。作为一个好的媒体，就应该以新、精、趣、雅的东西去引导人，以高、深、力、广的东西去教育人，这也是我们在办刊过程中永远坚持不变的唯一宗旨，如果不能做到这样，便不能体现作为具有大家风范杂志的基本水准。我们在给人们以高的精神享受的同时还要给人们以更高的精神追求，这就需要融更高的知识性，趣味性与可读性，尤其是我们要的可读性是需要将知识性与趣味性融会贯通，而不是靠写一些杀人放火、离奇古怪之事吸引读者的低级趣味。
游东方认为：只有高雅的东西才能有利于社会进步，相反，任何低级的东西无疑是没落的东西，低级的没落的东西不仅危害社会和谐进步，也是追求积极进步的媒体理该唾弃的。还有，期刊媒体的真实意义在于引导人们的精神向高、向新、向上，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人们的猎奇心理，更不能放纵人们的低级趣味。积极向上的期刊媒体给予人们的是积极健康的精神食粮，只有消极的期刊媒体才去满足人们的消极思想。期刊杂志如果不能给人们以积极向上的精神引导，不但是期刊的病态，也是作为具有远大志向的办刊人所不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