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劲旅

一、红土地上的大刀进行曲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该决议要求中央苏区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开始研究攻打赣州的问题。周恩来是于去年年底宁都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动身,由上海赴中央苏区的。动身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即向他交待了红一方面军要攻打赣州的任务。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赣州古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以当时红军的攻坚能力，技术装备等，是不适宜出击的。朱德也认为目前的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和毛泽东观点一致。周恩来在听了众人的意见之后，感到此时攻打赣州时机尚不成熟，遂致电上海的博古。可是这位坐镇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既不懂军事，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却仍然一味坚持。中共苏区中央局只得重新坐下来讨论打不打赣州的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以红军现有的技术装备，很可能会久攻不克,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他认为，既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总而言之,硬打肯定要吃亏。可惜这一意见在最后的表决时，因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领导的不赞成而被否决了。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打贛州的军事训令》，任命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省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该训令还指示红五军团仍在现地整顿训练，不参加此次作战。中旬，彭德怀率领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石城等地向赣州方向开进。

一个月后，赣州前线的中革军委致电红五军团，该电指示红五军团即刻开赴前线，协同攻打赣州。原来，三军团在赣州城下久攻不克，且伤亡惨重，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中革军委启用整训中的红五军团。

本来就为没有参加此次战役而心里失落的肖劲光、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接到电令后异常兴奋,立刻下到各部进行战斗动员。时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参战热情特别高涨，因为是加入红军以来的首次战役，军团领导很慎重，当日即带领各部陆续出发，董振堂率十三军首先进驻到赣县茅店、江口一带，等候中革军委的进一步指示。

时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正在赣州城下苦战多日，战况己愈来愈不利于我军。尤其是三月七日敌增援赣州的陈诚、罗卓英两个师进城以后，仗更难打了。几天后，红三军团一个连长阵前叛变投敌，把红军的联络信号，部队集结位置及战斗部署等全部透露给敌人，结果两个师的敌人攻出城外，包围了三军团的第一师。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红军将士奋勇抵抗，双方在城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由于攻城的红军已连续奋战一个月，十分疲劳，又缺乏警惕，一时间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三军团1师政治委员黄克诚指挥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边寻找机会准备突围。在此关键时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董振堂率十三军赶到了，董振堂见战场上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情况危急，已来不及多想了，他从马背上抽出大刀，果断命令道：“同志们，把大刀举起来，杀呀！”十三军指战员手持大刀跟着军长冲向敌人。

在这里须简要介绍一下红五军团的大刀，由于原西北军装备较差，大刀便纳入为士兵训练的主要科目，差不多每个士兵都能使上一手好刀法。一年之后，同样是西北军的一部－－－第二十九路军，在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也是用大刀，在长城抗战中，杀的日寇胆战心惊，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消息传开，举国振奋，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的著名作曲家麦新深受鼓舞，旋即创作了一首不朽的战歌－－－－－－－－－－－－大刀进行曲，献给英勇抗日的第二十九路军。

话转回头，赣州城下突然亮起数千把大刀,刀光闪闪，仿佛一片刀的海洋，所过之处敌人血肉横飞。敌军哪见过这种阵势,被杀的仓惶逃入城内。据时任红一师特务连连长的刘少卿将军回忆：

……紧要关头，一支举着红旗、挥着大刀的队伍杀了过来，阳光下一片片大刀闪耀着炫目的白光。这支队伍每人都是步枪、驳壳枪、大刀三大件，全都不打枪，十分骁勇，手起刀落，脚下人头满地乱滚。我舒口长气顿觉解脱：这是生力军红五军团的十三军打过来了……

关键时刻，红五军团果断出击,解除了红军攻城部队之围。第一次出征上阵，红五军团便打出了威风。苏区的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把五军团的大刀片传“神”了。从此，“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便成为红军让敌人望而生畏的三大法宝。

五军团十三军在赣州城外解围的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也在潭口、储谭、大湖口一线沿河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有了红五军团的及时增援，战线基本稳定下来。是役，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十余名师团干部英勇牺牲。

这时，再继续攻打赣州已不可能，红一方面军各部陆续在江口集结。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了著名的“江口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主席也赶来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三个军团分三路进发。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向赣江两岸出击，扩大湘赣苏区，然后向北发展，称为“西路军”。

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赤化赣东地区，称为“中路军”。

由季振同、肖劲光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省境内。在长汀，毛泽东详细了解整个福建境内的情况后，召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会，他指出：

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忘返不便。如果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质补给。

接着毛泽东于三月三十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威胁我后路只需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需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保障后路……”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要求红五军团全部即刻出发，取近道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然后争取4月20日到达龙岩，实施“直下漳州”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后，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十三、军团长坐禁闭

二：军团长坐禁闭

四月六日，毛泽东把攻打龙岩县城第一仗的任务交给十五军，时该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当众表下决心：“主席，你放心，这一仗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宁都起义军的信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受领任务完毕，二人立即回到部队积极备战。4月7日凌晨，十五军四十四师131团在袁血卒团长的带领下，直扑小池敌前哨阵地,该敌营长率部负隅顽抗，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团长袁血卒打红了眼，手提大刀亲率大刀队杀了上去，一时间敌人阵脚大乱，纷纷狼狈逃窜。

此役，131团全歼敌补充营。四月十日，红四十四师师长苏进率主力部队向考塘攻击前进，敌291团凭险拒守，苏进在前线仔细观测敌军阵地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突击队,他叮嘱突击队员们,一定要出其不意，集中火力敲掉敌重机枪火力。突击队出发了，战士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在岭坎下，树丛后，一步步小心挪动，等他们全部到达预定攻击位置后，苏进大喊一声：“打！”,刹那间几十颗手榴弹同时飞进敌战壕，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前沿数个重要火力点顿时全被炸哑了。紧接着，苏进抡起手中大刀：“同志们，冲啊！”红军将士挥舞着大刀冲上去，短短十几分钟，敌人便丢盔弃甲，漫山遍野的乱逃。四十四师乘胜追击，一举攻占考塘，逼近龙岩城。

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的四十三师也向龙岩城西门和北门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守在城里的敌一四五旅龟缩在城头碉堡里,用机枪压制了红军的进攻。关键时刻，又是四十四师的苏进及时派上了突击队，用成捆的手榴弹把敌城头几个碉堡全部解决。但在敌交叉火力的扫射下,突击队伤亡惨重,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愤怒的十五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西门，失去了碉堡的火力，敌已无险可守，守城敌人开始纷纷后撤，边打边退。十五军指战员如潮水般攻入城内，与顽敌巷战。抵抗渐渐减弱,敌旅长仅带着100余残部由南门出逃。

红军占领了龙岩县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还自发成立了支援红军此次东征的后勤指挥部。当天，周围的农民送来30多头猪以及成挑成筐的蔬菜、鸡蛋、粉干等来慰问红军战士。

不久，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也赶到龙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董振堂率十三军留守龙岩，肖劲光率五军团余部同一军团一道进攻漳州。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的找到政委肖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肖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二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肖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哦，是董将军来了，请坐，没有凳子就委曲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下，他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五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的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就是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就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也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矛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份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大部队走了，董振堂与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往附近的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照顾（擦）它啦，武器是军人的生命，董振堂抽出那支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卸去枪机，然后再拆开，小心翼翼擦拭着各个部件……，然后是熟练地装枪，最后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的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走火了。”放下电话后，董振堂默默将背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等等！你是总指挥呀，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要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我虽是总指挥，更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诚恳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呐！”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广大指战员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五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4月16日，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漳州城外，直逼“闽南王”张贞的老巢。17日，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政治委员左权带领下，向靖城发动攻击，守敌杨逢年旅见红军攻势凶猛，吓得弃城向漳州溃逃。十五军则紧紧咬住敌人，一顿穷追猛打,溃逃的敌人乱成一团，漫山遍野的乱逃，此刻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张贞见大势己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计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331枝，机关枪九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此外，红军还第一次缴获了二架飞机，还有大量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

十四、英雄之死

三、历史的遗憾——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红五军团的三个军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其实,季是一位很能打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他本人很少来，平时的工作都是由季主持。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带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上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在肃反中遭到枪杀，就连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一直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有些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31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奇#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书#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网#“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里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学习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革命烈士。

十五、惨烈的水口战役

四、惨烈的水口战役

漳州战役,福建本土军阀张贞遭受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广东军阀陈济棠眼见迅速壮大的红军会危及到自己，在蒋介石的煽动下，纠集了20个团的兵力，趁我主力红军外围作战，中央苏区空虚之际,向我赣西南地区节节推进。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主力在大庾附近击溃粤军第一师四个团，溃敌退至大庾布防。四日至七日，三军团多次强攻未果，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粤军第十四师、十五师向大庾急进，第三、四、五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主力。

七月八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了《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命令红五军团歼灭进抵南雄之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七月八日上午，由陈伯钧、朱良才指挥的十五军与粤敌张枚新第四师在水口附近遭遇，遂发生激战。当日下午，红五军团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及时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一路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由于天色已晚，红五军团停止了进攻，双方沿河相对。九日,粤敌增援部队六个团由南雄悄悄进抵水口,加上原敌四个团,该处敌军的兵力已悄悄骤增至十个团。而红五军团没有察觉,仍将敌当成四个团来打。

晚上，董振堂与肖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军团首长在指挥部内召开作战会议，三军和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均到会参加。政委肖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我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接着，董振堂对明天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部署：“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红一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十三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军长（徐彦刚）率三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第二天一早,敌人倚仗其猛烈的炮火,向我十三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进行地异常激烈。红军将士英勇拼杀,反复与敌人争夺每一处阵地。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三军。时划归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该军八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三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亲率警卫连增援上来,只见他右手挥舞着大刀,左手持枪,枪打刀劈,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迹。参谋长赵博生从十三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四个团呐!”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我也这么看,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一、三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这边正说着,外面警卫员就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

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董振堂扭头对赵博生说道:“老赵,敌人很凶呀。”赵博生笑了笑:“你没听说？湘军虎,粤军狼啊!”董放下望远镜,咬咬牙说:“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说完,董振堂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老董,上哪去?”董振堂望着老战友，急切的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老赵!三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边看看。”赵博生再次拦住了董振堂:“上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那样干是不对的,你是军团总指挥,现在你哪儿也别去,三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摇摇头，恳求道:“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从容地擦了擦他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道:“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向三军阵地去了。

董振堂紧接着要跟出去,几个警卫员便齐刷刷地拦在门口,也不跟他说话。董横眉一皱,刚要发怒,警卫排长马金福流着眼泪说:“总指挥,参谋长交待过,您一上阵地准在第一线,太危险了,今后不许您这么干下去啦!”董振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回到桌边,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上。

下午的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丝毫不给红五军团一点喘息的机会。赵博生在三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粤敌才停止了进攻。董振堂急切的赶到前线,找到担架上的赵博生,两位老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董振堂小心察看了赵的伤势,深情地说道:“老赵,好好养伤,战线已经稳定下来,陈毅同志已率独三、六师赶过来了!”

赵博生躺在担架上，无力的点点头说：“一点轻伤，流血很少，不足挂虑。”一同前来的刘伯坚主任也说道:“我们已向中革军委电告,要求火速增援,老赵,好好休息吧……”

等医护人员将参谋长送往后方,董振堂才稍稍缓了口气。

第二天拂晓,粤敌又开始了进攻,在独三、六师的配合下,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湞江两岸有利地形,给敌以一次次沉重打击。

第三天,毛泽东亲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他来到五军团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听完肖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又视察了敌、我两军的态势,决定由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增援南岸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湞江北岸的十三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向毛主席提出：“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董将军，有事尽管说哟！”

由于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董振堂鼓起勇气恳切的说道：“季、黄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唠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就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当时季、黄等人都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再加上他本人也正遭受着排挤，也就不好向董振堂表态。略为考虑后，他对董振堂说：“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你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送走毛主席后，董振堂与肖劲光会同十二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第二天，在两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粤敌支撑不住,开始向后溃退。红军乘胜前进，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毛泽东个子高大很显眼，肖劲光看到后,赶紧跑上前去阻止:“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随后命令警卫员保护毛泽东立即撤往后方。

毛泽东摆摆手说:“溃退之敌,追追何妨!”说着又冲了上去。肖劲光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道:“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毛泽东一楞,复又笑道:“你这个肖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说完又跑起来。肖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主席周围。

水口一役，共击溃了粤敌20个团，毙敌三千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五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此役沉重打击了粤敌，打得粤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五军团十三军就伤亡团级干部七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一千余名，参谋长赵博生右臂挂彩。此外,划归红一军团指挥的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王鸿章同志,也在此次战役中牺牲。

王鸿章，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七十九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以后,他思想进步,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在率领队伍冲锋时,腹部中弹,英勇牺牲。干部伤亡如此严重，此战之惨烈可想而知,据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

英勇的红五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20个团血战三天三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也回忆道：

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也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这以后，红五军团又与红一方面军的另两支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先后参加了乐、宜战役，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五军团越战越勇，1932年12月14日，在表彰红五军团及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以朱总司令、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嘉奖宁都起义官兵的通令：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土崩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举行纪念宁都暴动，并给予领导宁暴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章，并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接到嘉奖令，五军团将士欢声雷动。

十六、赤帜高擎赵博生

五、赤帜高挚赵博生

红五军团第十四军在1932年3月中旬中革军委重新编组一、三、五军团时，曾划归为红三军团建制。但实际未归建，一直都是由中革军委直接掌握，后又由江西省军区指挥过一段时间。这期间，红十四军在五军团参谋长兼军长的赵博生和政治委员黄火青率领下，在赣南、闽西地区肃清残匪，扫除敌占据点，对巩固和保卫苏区、支援主力红军作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32年6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十四军建制，所部编为五军团十三军的三十九师，由赵博生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

32年底，国民党周浑元部第13旅进至黄狮渡地区。该敌位置突出，虽然兵力较弱，但由于该敌的楔入,使苏区随时会遭受威胁。中革军委决心消灭这股敌人，拔掉这颗钉子。12月31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下达作战命令：消灭黄狮渡敌人，占领金溪，以吸引金溪西南两间敌人与之决战。

该命令以红三军团为左翼第1梯队，担任消灭黄狮渡地区之敌的任务，红一军团为右翼第2梯队，策应红三军团；红五军团为左翼，担任钳制南城之敌李云杰的二十三师和周至柔的十四师，配合黄狮渡地区的红军作战。

33年1月4日，战斗正式打响。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红三军团、红二十二军、红三十一师在彭德怀、滕代远的指挥下，向黄狮渡的敌13旅发起了猛烈攻击。由于该敌早己有所准备，且增加了一个独立第3团，再加上雨天路滑，行动异常困难。战斗从一开始就呈胶着状态,双方在大雨、泥泞中打得难解难分。战至晚18时，攻击部队仅肃清了敌外围一部分据点。彭德怀遂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准备拂晓后再战。

第二天7时30分，红军对黄狮渡的残敌发起总攻击，一举将其全部歼灭。仅敌旅长周士达率26团一部分出逃，企图向南城方向靠拢。恰在此时，左翼队的红五军团全部赶到，军团长董振堂立即命三十九师出击，在师长王树亚、政委易荡平的指挥下，该师终于在渭水桥附近截住了残敌，活捉敌旅长周士达和26团团长以下四百余人。是役，红一方面军共俘敌一千五百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及大量军用物资。

当日下午，国民党军吴奇伟的90师，周至柔的14师，李松昆的25师，许克祥的24师，陶峙岳的8师，周浑元的9师等大批援敌赶往浒湾。周恩来、朱德决定在此摆开战场，争取在运动中歼敌一部。

1月7日凌晨，敌孙连仲的27师和吴奇伟的90师进至枫山铺、荷树铺一线；周玉柔的14师也进抵琅琚、白元一线。当晚，朱德、周恩来下达了攻击敌军的命令。8日凌晨，红一军团第4军由金溪沿公路向西进攻，在枫山铺与孙连仲、吴奇伟部六个团遭遇，两军在公路两侧展开激战。敌凭借有利地形，又有飞机、大炮助战，战斗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战场上硝烟弥漫，喊杀震天。不久，彭德怀率三军团也向枫山铺敌之右侧发起了猛攻。敌人开始招架不住，纷纷向浒湾方向逃窜。在此关键时刻，敌周至柔的14师企图增援枫山铺，正向这一地区疾进。负责这次战役指挥的林彪、聂荣臻急命五军团派一部前去阻击该敌,以保证整个战役顺利进行。

接到电令后,董振堂命令十五军三个团前往长源庙一线,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坚持要一同前往,董振堂劝阻道:“老赵,有李青云他们几个团,你就放心吧,再说你伤刚好,就不要去了。”赵博生摇摇头说:“不行啊,老董,长源庙一线离我军的主战场太近，我实在放心不下,这次阻击战至关重要，打不好的话全军会陷入被动。五军团作为战役预备队,说不准啥时就要拉上去,你的担子更重,至于我的伤，早好了,你不用担心。”董振堂知道他的脾气,再劝下去也是无用。遂命令特务连与赵博生一同前往。

长源庙地处黄狮渡左侧,阻击部队刚赶到此地，赵博生便带着干部们勘察地形，选择阵地，同时告诫、叮嘱指挥员们：“这里的地形虽对我们十分有利，但要择险而守，要注意发挥老兵的长处，要发扬我军善于防守的特长。这次战役事关全局的胜败，必须完成中革军委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不久,增援的敌人就上来了。在遭到我军的迎头痛击后,便集中大炮猛轰我军前沿阵地,然后连续发起数次进攻,均被我正面防守的一二八团打退。狡猾的敌人见正面强攻不下，便将矛头直指我右路的一三五团阵地。该团多数为入伍不久的新兵，战力较弱，再加上地形不是很好，经敌几次攻击后，情况岌岌可危。赵博生了解情况后，立即命令身边的特务连出击，协同一三五团恢复丢失的阵地。特务连是清一色身强力壮的老兵，且武器配备精良，每人拥有大刀、手枪、冲锋枪三大件，战斗力很强。该连及时赶到一三五团阵地，很快打退了敌人，恢复了不少阵地。

此后，敌人依旧将重点攻击力量放在了右翼，一三五团和特务连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殊死的拼杀，弹药很快用尽，而敌攻势不减。赵博生在一二八团的高地上将情况尽收眼底，他找来一二八团团长袁血卒，交代他要及时补充工事，节省弹药，形成有效的扇面火力等等，随后将指挥任务交给他的参谋，自己则率领最后的预备队－－－－－－－－军官队，奔赴右翼防守阵地。

在赵博生的带领和号召下,阻击部队在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硬是用石头、刺刀和大刀将敌人打了回去，牢牢的守住了阵地。令增援上来的敌人始终无法逾越。

战至下午，后方传来捷报，敌己全线溃退。赵博生兴奋地将这一消息转告给身边的同志。突然，一颗炮弹飞来，在他身体右侧爆炸。一代名将，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者，红五军团的缔造人之一——赵博生，缓缓倒在了红土地上。

噩耗传来，红军上下无不悲痛万分。手捧烈士的遗物－－－－一副变形的镜框，董振堂长久伫立在山岗上，心如刀绞，欲哭无泪。赵博生不仅是他多年的老战友,更是他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牺牲，是红五军团的巨大损失，中央苏区也痛失一员能征善战的军团级大将。他的牺牲，令董振堂陷入了长久的自责与悲愤之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当即致电红五军团，吊唁赵博生：

“赵博生同志是为苏维埃而牺牲的，为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牺牲的。他的牺牲，是永远光荣于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悲悼和敬意。”

1933年1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他领导起义的地方，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后来，又在红都瑞金叶坪的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朱总司令亲笔题写了“博生堡”三个大字。毛泽东称赞赵博生同志是“坚定革命的人，是我们党的楷模”。建国后，叶剑英元帅作诗一首缅怀昔日的战友赵博生：

宁都霹雳响天睛，赤帜高擎赵博生，

虎穴坚持神圣业，几人鲜血染红星。

十七：黄坡大捷

六、黄坡大捷

1933年1月30日，蒋介石由南京来到江西，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内，向其任命的各路“剿匪”将领发表了一篇训话,其吹嘘说：“今天，中正来到南昌和众位共同清剿赤匪。关于剿匪之情形，我们已取得辉煌的战绩，日前，鄂、豫、皖之张（国焘）、徐（向前）匪，洪湖之贺（龙）匪，均已被我们英勇的军队，打得抱头鼠窜，逃往川陕边界。我们那里的军队，正乘胜前进，胜利指日可待。今天，在闽赣，尚有朱、毛匪部正杀人放火，我当速除之！”蒋介石讲到这里，环视一下众人，继而又谈到他的那套丧权辱国的理论：“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之信条。我们不怕现在不能攘外，只怕为我们心腹之患的共匪，不能消灭。”

时日军正集结了大量兵力，意欲大举进攻热河，同时向山海关发动攻击。蒋介石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于不顾，却坐镇南昌，调集全国的精锐部队,亲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仍决意要向共产党的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大“围剿”。

2月4日，苏区中央局决定趁敌部署未定之前，先敌发起攻击打乱其进攻势态,以求得作战之主动，于是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围攻南丰。朱德（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接替毛泽东任一方面军总政委）、王稼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是不愿意强攻南丰的，周恩来在向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说：“强攻南丰至少有五不利：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三损失太大，四不能筹款，五费时日。”

但苏区中央局的回电指出：红一方面军主力攻打南丰不容再有争论。周、朱、王遂决定执行苏区中央局的“西渡抚河，先攻南丰”的指示。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向南丰进发。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22军为右纵队，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中央纵队，以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为左纵队。11日晚，红三、五军团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开始攻城。驻守南丰城的是国民党军第8师6个团，激战一夜，红三军团仅夺得大小碉堡九个，歼敌一个营；红五军团夺敌五个碉堡，俘敌一个连，战果不大，红军各部均未突破敌之主要阵地，且自身伤亡很大，红三军团担负主攻的三师师长彭鳌就是在这次战斗中不幸牺牲。

此时，敌已发现我主力位置，兵分三路，向南丰增援过来。2月15日，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决定改强攻为详攻，主力在监视南丰之敌外，准备伏击消灭其增援一路。22日，敌第一纵队三个师（十一师、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由乐安、宜黄地区迂回至我主力红军背后，企图与正面的八个师协同作战，将红军围歼于南城地区。红一方面军首长及时掌握了敌方的动态，决心集中力量，在东坑岭、固岗、登仙桥、河口、黄坡及东坡地区摆开战场，伏击敌之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尔后相机歼灭其他各路敌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按照总部的命令，红一方面军兵分左、右两路。左路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第二十一军，进至黄陂一带设伏，整个左路部队由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右路为红五军团和第二十二军，负责阻击敌人和掩护左路红军右侧的任务，右路部队由董振堂和政治委员朱瑞统一指挥。

2月27日清晨，寒风夹杂着细雨，红军左路纵队埋伏在黄坡的山岭之中，静候敌人的五十二师。这一带群山环绕，绵延数十里，且山高林密、山谷狭隘。敌五十二师是个加强师，每班都有一挺轻机枪，仗着装备精良，大摇大摆的行进在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随着“砰！砰！”几声清脆的总攻枪响，山谷两侧的红军猛烈开火，并迅速将敌截成数段，使之首尾不能相顾，战斗仅用3个小时，左路纵队即歼敌五十二师师部和一五四旅一个团，并击毙敌师长李明。第二天，红三军团将该师前卫部队一五五旅歼灭于桥头。接着，一、三军团协同作战，将位于蛟湖地区的敌一五四旅主力全部歼灭。

左路打的热火，右路纵队的董振堂早已急不可待，可能是敌五十九师隔山听到了枪炮声，行动稍有迟缓。直到下午2点，才行进到霍源以北地区。此时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竟误认为五十二师正进行实弹演习，下令部队继续前进，径自向红军右路纵队的枪口上撞来。

红军右路纵队的任务是阻击援敌,保障左路红军的侧翼。但董振堂岂会轻意放弃这么好的战机。他决心集中兵力，围歼这股敌人，遂令红二十二军先敌占领黄坡西北高地，红十五军占领鹿梯一线高地，令十三军三十八师占领黄坡以西高地，独五师集结黄坡作预备队。

2月27日下午，李青云、朱良才指挥的红十五军在鹿梯一带与敌五十九师前卫第177旅1个团遭遇。敌最初以为是地方游击队，遂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十五军当即诱敌深入，然后一股作气将敌截成两段。陈时骥此时才发觉情况不妙，即命175旅赶上来增援，但已为时过晚。激战至黄昏，第五十九师伤亡过半，董振堂、朱瑞下令将敌团团围住，准备第二天一举围歼，同时命令罗炳辉、蔡树藩的红二十二军向河口方向侦察警戒，随时阻击敌十一师的增援。命令十三军三十九师从正面攻击被围之敌，红十五军和三十八师协同作战，歼灭军山之敌，独立第五师与二十二军一部阻击宜黄方向之援敌。

29日上午8时，红军右翼部队向国民党五十九师发起全线攻击，战到19时，全歼敌之四个团，敌师长陈时骥仅率数人仓惶逃走，却在登仙桥附近被赶来的红一方面军左翼部队生俘。黄坡战役，红一方面军干脆利落的歼敌二个师，毙俘敌官兵一万余人，缴获大炮四十余门，轻、重机枪三百多挺，其他枪支一万余支，还有大批银元和军用物资，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在歼灭敌五十九师的战斗中，红五军团十三军三十九师师长王树亚不幸牺牲。

王树亚，甘肃人,早年入西北军,任连长,副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十三军营长、团长。1932年8月任三十九师师长,中共总支部委员，他作战勇敢、顽强，指挥细致、深入，在部队里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次战斗的关键时刻,他亲自率队冲锋,不幸腹部中弹,牺牲时年仅26岁。

黄坡大捷，使红一方面军士气大增。当日，参战各部分别转移至小布、南团、东韶、洛口一带休整。陈诚一下丢了两师之众，气的几乎发疯，不甘失败的他决心与红军决一死战。但胜利后的红军很快又消失了踪影。无奈，他只好将“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改为“中间突破”，重新调整后，敌人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推进，企图占领广昌，诱使红军主力与之决战。

3月20日，敌第十一师由黄坡向南推进，至黄昏，该师全部到达草台岗、徐庄一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在总部的作战地图上猛然一敲，兴奋地喊道：“战机来了，战机来了！”并立即向朱德提出在草台岗准备战场的建议。

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听完他的仔细分析后，完全同意这一作战方案。当日上午，红一方面军发出作战训令，该训令的部署是：以红五军团、第十二军、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由东向西进攻候坊、徐庄、雷公嵊一带之敌，并以一部兵力牵制东坡之敌第九师，向新丰方向警戒，阻敌前纵队回援；以第一、三军团、第二十一军和独立第五师为左翼，主力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徐庄之敌，并以一部兵力切断敌第九师与第十一师的联系。第二十二军为总预备队。

接到命令，董振堂率部于20日夜，分别进入到指定进攻位置。21日拂晓，总攻开始，由于敌十一师是陈诚起家的基干队伍，号称全军之冠，而且重未打过败仗，战斗力极强，可谓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主力。加之该敌先期占领草台岗，各处制高点均已配备守卫。战斗从一开始，即呈白热化，双方为每一个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你死我活的争夺。负责由西向东进攻草台岗的红一军团打得尤为艰苦，仅南面的黄柏岭制高点，屡次强攻，却屡次受挫。红四军的第十、十一师轮番进攻，战至下午，黄柏岭不但没拿下来，且两个师的师长均负重伤。此刻，敌数驾飞机赶来助战，不停地在我主力集结位置俯冲轰炸。其中一颗炸弹恰巧落在一军团指挥所位置，将正在写作战命令的林彪、聂荣臻掀到了山坡下，两人虽然没有负伤，但是作战的难度更大了。

在此关键时刻，由东向西攻击的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一举突破南面霹雳山敌之六十六团防御阵地。顿时，国民党第十一师在草台岗的环形防御体系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敌开始全线动摇。战至黄昏，蒋介石的这个王牌师全面瓦解。此役，敌十一师大部被歼，伤敌师长肖乾，毙敌团长3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五千多支，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五军团功不可没。十分可笑的是，当红军战士们押着俘虏行进时，发现每个俘虏的身上都带着一根绳索，战士们觉得奇怪，一问才知是敌人出发前上级交待的，每人准备一根绳索用于捆绑红军俘虏。

战士们听了无不开怀大笑。

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如五雷轰顶，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接到手谕，羞愧万分。至此,蒋介石精心布置的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终。

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已拥有30多个县，地跨赣、闽、湘、粤四省，人口近300万，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红军主力也发展到8万人，地方武装也壮大到近5万人，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

十八、第五次反“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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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第五次反“围剿”

1933年初，上海的临时中央搬到了中央根据地。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被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加之万里迢迢请来了苏联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这个26岁的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头脑顿时热了起来。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会议上，博古发言认为：“国民党的统治崩溃和破产已为期不远了,为了适应革命高潮的要求,党必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什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转变为胜利的大革命，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他要求：“全中国各苏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且将这一行动作为党的进攻路线。而且必须“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一些与会者有着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博古竞称他们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

紧接着，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排斥了毛泽东，又不用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人，而以李德执掌红军的指挥权。

1933年6月，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红一方面军编组，撤销军一级的番号。红一军团的原三军、四军、二十二军和瑞金模范师改编为第1、第2、第3师。红三军团的原五军、七军、二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4、每5、第6师。红五军团的原十三军、十五军分别改编为第13、第15师,并另增补了第34师。五军团仍由董振堂担任军团长，政治委员朱瑞。第13师师长李青云（后陈伯钧），政治委员宋任穷；第15师师长陈光，政治委员萧华；第34师师长周子昆，政治委员曾日三。

这次改编不到三个月，蒋介石便又纠集100万兵力，二百余架飞机，开始了对各个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同志正确的军事路线，他们否认敌强我弱的这一根本事实，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敌人，继续推行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李德在会上甚至提出“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红军应四面出击，以进攻打乱国民党的‘围剿’布署”。在这种极其错误的观点引导下,苏区的军民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3年7月1日，中革军委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发布了<<关于东方军之组成及干部配备和指挥关系的指示>>,正式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和第十九师组成东方军。任命彭德怀兼任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任政委,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

东方军的任务是入闽作战,争取在二个月内,给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以严重打击,同时迅速扩大队伍,然后同留在北线的部队,一起夹击抚州,并向南昌进攻。这个错误的决定将主力红军分成了两部分，结果,在闽、赣两个战场上,红军都未能取得较大胜绩。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是在上海与日军作战后不久调防福建省的,是一支坚决主张抗日的军队。由于遭蒋介石的坚决抵制，被蒋一纸令下，调到福建参与围剿红军，其领导人蔡廷锴根本不愿与红军为敌,且已下定决心反蒋。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对十九路军实行以争取为主的方针,但在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指导下,东方军仍对十九路军实行打击政策。使红军不仅在政治上带来不利后果,而且削弱了双方的实力,使红军失去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最佳准备时机。蒋军正是乘这个机会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碉堡包围。

毛主席后来对此曾批评说:“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1933年9月下旬,蒋军陈诚部乘我主力红军分离作战之际,集中四个师的兵力，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动进攻，一举夺占了中央苏区东北部的重镇黎川，正式开始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博古、李德等人在敌优势兵力的大举进攻下,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的作战原则,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每一寸土地,在苏区外战胜敌人。红五军团遂依照总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连续作战达2个月，历经洵口、硝石、资溪桥、浒湾、云盖山等战役，不仅没有歼灭和阻止敌人，反而丢失了若干地方，部队已十分疲惫，在敌人碉堡密布的阵地前,五军团的进攻显得十分被动，部队伤亡惨重。直至10月26日,董振堂毅然向中革军委发电,以部队严重受损为由，果断地撤出了战斗。

接下来的几次战役也都没有打好，这种与敌人硬碰硬，完全抛弃了红军以前灵活多变的战术原则，令军团长董振堂感到深深的懊恼。而“左”倾路线领导者把这一系列战斗失利的原因，归罪于各军团领导人，尤其是红五军团，他们毫无根据的批评五军团里存在“**”、“反革命小宗派”、“第三党”等等，在敌人大军压境得非常时期，竟派出大批保卫局人员到红五军团搞“肃反”，弄得部队人心惶惶。

恰在此时，后方传来李青云同志不幸病逝的消息，真是祸不单行，这给已年近四十的董振堂沉重一击。多年以来，李青云一直在他身边，历任旅部参谋，副官长，少校参谋兼学兵连连长，工作踏实思想进步。他很欣赏这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视他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宁都起义后，李青云凭着卓越的指挥才能，在赣州战役后不久即任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33年水口战役中，指挥果敢，表现非凡，于同年8月1日，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升任十五军军长。不久因病离开部队休养，10月在江西永丰藤田附近病逝。

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年仅31岁的起义骁将，在忍受病痛的折磨，行将离世前，曾给河北成安的老家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舅父（收信人是他的舅舅），今后再也不能通信了，仅有这150元现洋，你收起来别告诉父亲。这些钱是我父母的养老费，也是贵山（烈士儿子的乳名）的教育费……”

这封信中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儿女情长，读起来却处处感人肺腑。遗憾的是，烈士的儿子－－－－－－－－李克敏（贵山）拿着这封信寻找父亲，为父亲正名，却用了整整四十五年。解放后，李克敏开始给中央和军委写信，想求证父亲的身份和下落。不久总政回信说：来信收悉，查无此人。1965年“四清”运动中，李克敏一家因其父参加过黄埔军校而被划分为富农，结果一系列的迫害接踵而至。倍受折磨的李克敏常常在内心里呼喊：“父亲啊，你到底在哪里啊，快来救救你的儿子吧！”因为他坚信长辈们告诉他的话：你父亲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1年随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举行了震惊全国的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还当过红军的军长……。此后，他坚定的写着同样内容的信，尽管一一被退了回来，却丝毫没有灰心。

1966年，中央档案馆的几位同志来到他家里，调查李青云的籍贯，李克敏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结果。几天后，档案馆来信：红十五军曾有一位名叫李青云的军长，但档案里记载其为江西人。错了！？李克敏再次与父亲“擦肩而过”。

时间又跨越到1979年，在烈士昔日的战友袁血卒、孙毅、王幼平、王秉璋、蒋耀德等人的帮助和确定下，军委总政治部给李青云颁发了“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整整四十五年，烈士的英灵才得以落户。他们为中国革命前赴后继，我们享受着由他们带来的和平与幸福。这本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但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读起来令人心酸。

主力红军在北线连连受挫,中共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便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的防御作战。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与敌人进行正规的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此来制止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这样又打了一段时间，毫无疑问仍是被动。恰在此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通电反蒋并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迫使蒋介石立即改变军事布署，从进攻苏区的部队中抽调了11个整师，用于应对福建的十九路军。

对此大好时机，毛泽东及时提出建议：主力红军应在此时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等地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迫使敌人回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向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彭德怀也致电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转中央领导人博古：“留红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七、九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但左倾领导者实行关门主义，拒不采纳毛、彭的正确建议，仍把主力红军从东线调到西线的永丰地区，去进攻蒋军的堡垒，让十九路军单独同蒋军作战，使红军丧失了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蒋介石开始以重兵围剿十九路军，面临危境的福建人民政府曾多次要求红军给予军事上的支援，但左倾中央就是无动于衷。1934年1月，蒋介石在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腾出手来开始大举进攻中央苏区。敌集中20多个师分三路向苏区扑来。博古、李德等人错上加错，仍命令红一方面军在各城、镇、村及交通要道构筑碉堡，处处设防，并主动攻击敌人。团村一役，仅红五军团第十三师就减员过半，十五师师长吴高群牺牲。接下来，红五军团又被调到南樟、横村一带进行防御战。在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下，五军团遭受了巨大损失，一些以连、排为单位固守的支撑点，在敌人的进攻中没有及时撤出，半数与支撑点共存亡了。

这种与敌人硬碰硬的打法，使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指挥员迅速减员，虽由地方补充进来大批的新战士，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就不得不投入前线。这样，部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五军团十三师是一支很能打硬仗的队伍，师长陈伯钧在一次新兵训练中，发现实弹射击时十人竟然有九人脱靶，这样的成绩令他感到极度担忧。

五军团如此，其它军团在各地的作战也都没打好。时任方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对此十分焦急，他找到李德，提出必须终止这种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否则红一方面军将有被葬送的危险。李德听后勃然大怒，训斥刘伯承道：“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

刘伯承早在20年代就是川军中的名将，北伐战争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1928年到苏联，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是李德的同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到中央苏区后历任红军学校校长、红一方面军总参谋长。他具有长期的带兵实践，又有丰富的司令部工作经验和扎实的军事理论水平。对于李徳的讥讽，刘伯承以大局为重，沉住气没与他理论。几天后，刘伯承随同李德到总参谋部去，李德嫌机要员在路边做饭挡了道，竟一脚将饭锅踢翻。刘伯承忍无可忍，愤怒地用俄语向李德质问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错误的，是帝国主义行为！”

李徳恼羞成怒，告到博古那里，说刘伯承不尊重他，要求撤掉刘伯承的职务。

不久，刘伯承便被贬到红五军团任参谋长。

四月上旬，敌人集中十一个整师，沿抚河东、西两岸向广昌发起进攻，拉开了广昌保卫战的序幕。李德在这里摆出了当时红军的最强阵容，五军团和一、三军团一字排开，与近十万敌军抗衡，死守广昌。博古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拒敌于国门之外！”和“决不放弃苏区寸土！”等战斗口号。广大红军指战员凭着顽强的革命精神和血肉之躯，硬是与敌七个精锐师加一个炮兵旅血战十八天。十八天后，广昌失守，英勇的红军将士虽给敌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伤亡近6000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广昌失守，严酷的现实令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对这种打法感到强烈不满。野战司令部遂与29日晚在头坡召开会议，旨在总结广昌战役和讨论下一步作战计划。

到会的有：朱德、博古、李德、周恩来、顾作霖等，各部队首长有：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朱瑞。

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等。

博古在台上闷闷不乐地坐着，目前苏区的北大门被敌人撞开了，今后怎么办？仗该怎么打？保卫黎川，保卫广昌，结果一个也没保住，“御敌于国门之外”几乎成为泡影，怎不令博古焦急，被他所寄予重托的李德似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提出的“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短促突击”一个也不管用。尽管如此，他们都不肯承认自己制定的军事方针、战略战术是错误的。

博古环顾一下四周，见人都到齐了，便宣布开会。他首先发言:“广昌一战，我们虽然最终放弃了，但连日来，我一、三、五、九军团各部给敌以沉重打击，消灭了很多敌人。敌人在这次战役中也暴露出不少弱点，敌人目前越疯狂，就说明他们越没有出路，黔驴技穷嘛。”接着，博古又继续讲道：“眼下我们虽暂时退却，但敌人得到的是一座空城。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苏区的前途是光明的！各部要很好的总结一下，休整一下，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博古讲这番话无非是想宽慰一下众位将领，可没想到话音刚落，台下便“轰”的一声，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开来。

“广昌战役，我军伤亡近六千，敌人伤亡不到三千，怎么能说是给敌以沉重打击呢？”

“广昌战役赔了老本，像这样打下去，老本会赔光的！”

“今天叫在这突（短促突击）一下，明天叫在那儿突一下，我们军团给突突得差不多了！”

……

议论声越来越高，言辞也愈发尖锐、犀利，朱德作为野战司令员，坐不住了，他也很反感李德那一套，他曾多次找到李德，谈过去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想从侧面提醒李德，不该照搬正规战、阵地战的原则。可李德根本听不进去，现在仗打成这样，朱德心里也很恼火。他严肃而沉重地讲道：“黎川决战，我们打输了，广昌决战，我们还是输了。”

朱德一番实事求是的发言，令全场顿时静下来。博古像挨了重重的一击，脸立时就阴沉下来。朱德瞥了博古一眼，没有理会他，又继续讲到：“野战司令部宣布撤出广昌是明智的，可惜太晚了，如果早撤出来，损失就会小一些。彭德怀同志曾建议过，但司令部没有及时采纳，我也有责任。”

朱德一表态，下面的各军团指挥员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开来。李德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再推诿下去，难以平复会场激愤的情绪，于是站起来说：“这次广昌战役没有打好，我也有责任。”说完话锋一转：“为什么没打好呢？主要是我们的工事没做好，我们的堡垒不够结实。敌人进攻时，我们的火力又没有组织好，再加上实施短促突击的时候不够坚决……”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站起来气愤地说道：“怎么组织更强的火力？根本没有子弹，没有子弹！懂吗？在敌人碉堡密布的情况下进行短促突击，十次有十次要失败！”

李德一听，是彭德怀对自己提出的“短促突击”有意见，大为不悦，于是傲慢地说道：“这么说你在指挥上就没有一点缺点？”

彭德怀一听更火了，气愤地说到：“指挥上的问题？你们的作战指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就是主力不集中，团村一战，如果一、三军团不分开，集中使用，就能歼灭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我们就能缴获枪弹，俘虏敌兵，补充自己的战斗消耗。现在呢，每战都在同敌人拼消耗，敌军有全国政权和帝国主义帮助，我们靠取之于敌，你完全不懂这个道理。洵口遭遇战，消灭敌人一个师，本想停留半天消灭被围的最后一个营都不准……，第二次打南丰，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如果不是红军将士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垮了……。这次广昌保卫战，结局你们看到了，完全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中央苏区从开创至今已有8年了，创立这块根据地不容易，崽卖爷田心不痛，就这样被你们送掉了！”

一番电闪雷鸣般的怒火喧泻，彭德怀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过后，他觉得翻译没有把他的话完全讲给李德听，便扭头对身后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道：“尚昆同志，你把我后面讲的话告诉他（李德）！”

杨尚昆和其他在座的高级指挥员们，无不为这番话在内心拍手称快，他曾留学苏联，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听彭德怀这么一讲，便毫不犹豫的站起来用俄语对李德说：“彭德怀同志说，如果把中央苏区丢掉，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你，就像一个不孝的儿子卖掉父亲的田产一样，不知道难过！”

此话一讲，李德顿时暴跳如雷：“封建！封建！你不满意，就是因为撤了你的军委副主席！”

彭德怀是个宁折不屈的真汉子，针锋相对地冲李德说：“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我们现在讨论的是怎样去战胜敌人的问题，你硬要往其他事情上扯，简直是下流无耻！随你怎么说好啦，开除党籍、公审、杀头，我都准备好了！”

博古站起来，向杨尚昆一挥手，似乎怪他多事，不该翻译后面那几句话，接着严厉的对彭徳怀说道：“老彭！太过分了，就凭你对顾问这种态度，就得给你处分，你们先回去吧，以后再谈。”

会议不欢而散。彭德怀毫不留情地在会上对李德、博古等人开了一炮，所幸他们慑于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的崇高威望，不敢对他有所动作。只可惜，他们仍没有吸取教训，广昌战役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很快又攻占了永丰、龙岗、建宁、永安、连城等地，并集中三十几个师的兵力，分六路向苏区中心区域全面推进。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者也把主力红军分成六路，实行所谓“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想处处设防，却防不设防。

8月5日，敌北路军集中九个师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五军团与三军团并肩作战，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十五公里纵深内，构筑了五道以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体系，进行固守。敌精锐第八十九师一上来便发起数次强攻，均被我军击退。由于这一带全是小丘陵，期间遍布着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供双方利用。敌人攻的猛烈，红军将士守的顽强，胜败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此后的几天时间，英勇的五军团全体指战员硬是凭借步、机枪、手榴弹、大刀，将敌八十九师打得丧失了战斗力，不得不退出了战斗。第三天，敌人又换上新的部队重新组织进攻。ｗωｗ奇Qìsuu書com网担负正面防御的三、五军团相互协同，一直坚持到8月28日，因伤亡严重（共伤亡2300余人），不得不放弃了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形势越来越糟，博古不得不决定再次召开军政联席会议，检讨战争形势，制定新的作战方针。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区的政治局委员，还有林彪、彭德怀、董振堂、罗炳辉、陈毅等各军团军团长、军区司令员。毛泽东也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他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发言权，遭受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后，首次参加的军委会议。

会议由博古主持，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首先发言。他认为几个月以来，阵地战束缚了自己的行动，失去了不少运动战的机会，并希望在以后的作战中能给改变过来。林彪讲完后，彭德怀发言，他的讲话带有浓厚的火药味：“我们的战争指导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以来（意指在李德的指挥期间），红军便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如果不是指挥错误，这次‘围剿’早就被粉碎了……”

轮到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发言，他婉转的讲到：“我们五军团对阵地战、堡垒战是熟悉的，我们的战士也是英勇顽强的。但是，我们的装备远不及敌人，没有强有力的火力支持，单靠血肉之躯去硬碰敌人的工事和碉堡，牺牲实在太大。希望今后能够改变战略方针，避免阵地战，争取运动战。”

军团长们的发言，几乎都是在批评李德、博古的战略决策。李德听后大为不悦，他讲到：“各位都觉得过去的战略方针错了，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各位不善于将阵地战和短促突击相结合所致………”

李德不仅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弄得下午的会议不欢而散。晚上，会议继续进行，博古提出讨论两个议题：一是准备转移外线作战问题，二是扩大红军的问题。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毛泽东作了热烈的发言，他提出苏区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只使用地方部队担任守备，主力红军全部跳到外线作战，跳出敌人的封锁线，到苏、浙、皖、赣等省转移作战。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就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这时，毛泽东激动了，虽然一年多来被剥夺了发言权，但只要让他参加会议，他就要发言，不管左倾领导者爱不爱听，他都要讲。此刻，他沉重的讲到：“去年的‘福建事变’后，我就曾建议过你们，我们必须要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在蒋介石调兵围剿福建省人民政府的同时，我们应该及时伸出援手。结果，你们不听，现在福建人民政府倒台了，我们也陷入了极端的困境。我们失去了一次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最佳时机……”

毛泽东不顾自己“靠边站”的身份，用大量的事实证明,他当时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想以此敲醒博古、李德等人，要听得进别人的建议，而不要错误的一意孤行。

甚为可惜的是，左倾领导者们固执己见，已听不进任何建议了。

这次会议后，红五军团奉命在兴国高兴圩一带布防，苦苦抵抗着国民党军六个师的轮番攻击。此时，恰被贬的原总参谋长刘伯承赴军团部到任，受到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不久前任命）的热情欢迎。

当天下午，在军团部－－－兴国城外五里亭一座山庙里，召开了全军团营以上干部会议。主持会议的董振堂对台下干部们讲道：“现在请刘总参谋长给我们作军事报告。”

刘伯承站了起来，台下立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好！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个英雄的集体！”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啊！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突围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也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他，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道：“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敌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嘱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惨遭杀害。

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与难友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磨难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连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指挥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他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走进来，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团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郭如岳无奈的摇摇头，只好承认。三个月后，他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中，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是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惨遭杀害。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悲惨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曹树良同志被错杀，是过了很久才得以证实的，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198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中间竟整整相隔了四十五年。

陈义厚起义后曾任红五军团卫生部卫生学校校长，为培养红军卫生医务人材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任中央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敌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他亲自带队组织战地伤员的救护工作，在转移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中弹牺牲。

罗忠毅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士兵一级不漏地成长为红军的师参谋长，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超强的指挥才能。后调福建军区，任军分区司令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率部坚持着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所部编入新四军，任新四军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在发展和坚持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奋战，功勋卓著。1941年11月28日，日军南浦旅团三千余人趁漫天大雾，突然袭击苏南塘马，为了掩护正在塘马村开会的党政机关安全突围，罗忠毅与十六旅政委廖海涛率旅直四百余人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拼杀，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是新四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卢寿椿曾任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营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后调军委红军大学，任训练部副部长兼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奉命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35年春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王蕴瑞的遭遇很曲折，宁都起义前，他就加入了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起义后，王蕴瑞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0月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王蕴瑞升任第三师师长。北上途中部队在怀玉山遭敌重围，激战多日，后随粟裕成功突围，任红军挺进师参谋长，转战于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1935年9月，国民党军向浙西南根据地进剿，粟裕率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王蕴瑞则率少数部队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只身突围辗转回到了河北老家，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蕴瑞找到八路军东进纵队，说明了身份，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二科科长，冀南军区参谋处处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二纵参谋长，二野三兵团参谋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办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红五军团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名叫周骏鸣，宁都起义时，他在二十五师任少校营长，率全营积极响应起义，部队改编后留在红五军团任团长。1932年1月，周骏鸣经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回河南确山的老家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石滚河领导了两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通缉。1933年7月，周骏鸣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汝确边区艰苦的武装斗争。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周骏鸣任游击队长，队伍一度壮大到数百人。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后留延安学习。同年7月，周骏鸣再次被党组织派往确山，任中共豫南特委军事部长兼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师参谋长，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十九、血战湘江

一、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参加此次突围的红军主力有：红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万6千余人。时五军团的编制如下：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中央代表陈云。全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雪山，参谋长孟焕章。下辖第37团、38团、39团。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团、101团和102团，全军团共1.2168万人，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后卫。

10月18日，五军团从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作为全军的总后卫，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由于敌多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作战方针。五军团经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打退敌人，摆脱纠缠，还得追赶主力。这其中尤以延寿阻击战最为典型。

当时中央纵队刚刚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向西前进，尾追的湘军和粤军从后面猛扑过来，企图吃掉我军后勤的辎重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个师，而敌人是从两个方向打过来。情况紧急，董振堂与刘伯承简短商议，决定由刘伯承率十三师在百丈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董振堂亲率三十四师在南面的延寿阻击粤军。

由于地形险要复杂，红军后勤部队的大批骡马、辎重拥阻于延寿以西的山涧小道上，行动十分迟缓，大批的敌人追踪而至，五军团两个师不得不在两地摆开战场，拼死阻击敌人，以求得宝贵的时间掩护后勤部队安全脱离危险。粤敌表现的尤为积极，向延寿江边的红三十四师简家桥、寿水一线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双方为每一处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打到下午时，江边的制高点青石寨被敌人占据，如此重要的制高点被敌人控制，将会对整个防线产生动摇。董振堂了解情况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他亲自组织突击队，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将敌人赶了出去，重新夺回青石寨，稳定了整个防线。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霎时间，阻击阵地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活像一具饱经摧残的躯体，在酷刑下弯曲、抽搐。浓烈的炸药气味，火星飞溅的灼热气浪和卷起的烟尘混在一起，形成了遮天蔽日的壮观场景。

敌人冲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冲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做生死一搏。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四师也打红了眼，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血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11月13日黄昏，后勤部队终于脱离险境，五军团阻击任务已胜利完成，董振堂命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于第二天在宜章追赶上了大部队。

接着，中央红军又成功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以前制定的计划，是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中央根据地之内。而现在，红军不仅跳出他精心布置的口袋，而且正一步步向着红二、六军团靠拢。蒋介石岂能坐视放虎归山。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1军团2师、4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你都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十分诧异。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没底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说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必须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局面！”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37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追敌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第一天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冲锋，37团则依托大路两边的小山头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远处的树丛后，准备新一轮的进攻。这时，团长王彦秉靠了过来：“老谢，敌人不少哇，看样子想一口吃了咱们。”谢良放下望远镜，轻蔑一笑道：“做他的白日梦！”

两人正说着，敌人己开始行动了，只见一排一排的敌人猫着腰，在后面军官的督促下向阵地扑来。王彦秉用枪顶了顶头上的帽子，大声向身边的战士们喊到：“不要着急，把敌人放近了打，听我的命令！”谢良也高声呼道：“同志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高亢激昂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敌人己进入一百米以内了，王团长咬咬牙，大喝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懵了，前几排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后面的则仓惶溃逃，整个进攻队形全乱了。谢良猛的跃出战壕，手枪一挥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向逃敌追去，直把敌人赶到一千多米以外的地方，然后才回到阵前搜集敌尸体上的弹药，静候敌下一次的进攻。

没过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对着我军前沿阵地一顿猛烈轰炸。硝烟还未散尽，王团长就从掩体里冲了出来，此时守在前沿阵地的几个观察哨大都牺牲了，而敌人正向这边蜂拥而来。王团长挥舞着手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上来啦，快进入阵地！”。战士们在团长的召唤下，很快进入战壕。谢良找来团里几个神枪手，手指敌人说道：“瞧见没有，那几个端着轻机枪在后面督战的军官，给我敲掉他！”

随着几声零星的枪响，敌督战军官纷纷倒地。渐渐地，敌人离我主阵地只有一百米左右了，嚣张的敌人见我军还没有反应，以为没有弹药了，便大胆的直起身子，嚎叫着扑上来。随着王团长一声令下，三十七团惯用的“三板斧”发威了。首先是一顿手榴弹如蝗虫般飞了过去，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机、步枪开始了猛烈的吼叫。这两板斧过去，进攻的敌人顿时躺倒一大片，没死的则顺着山坡往下逃，与后面的敌人撞在了一起。趁敌慌乱之中，第三斧又来了，那就是五军团赫赫有名的大刀片。战士们手持大刀跃出战壕，如切菜瓜似的杀的敌人鬼哭狼嚎。敌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恨爹娘少长了两条腿，没了命的直往山下逃去。短短十几分钟，三十七团就瓦解了敌人又一次进攻。

残酷地阻击战打到下午，敌人始终没有越过钩脑坳一步。三十七团全体指战员就像一颗钢钉一样，牢牢地钉在这里，顽强抗击着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纵队及兄弟部队安全渡江换取时间。就在这时，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袁子钦匆匆赶到阵地，带来军团首长的命令：三十七团己完成阻击任务，立即撤出战斗，争取在12月1日拂晓前到达界首并渡过湘江。

王团长和谢政委急忙打开地图查看行军路线，顿感问题十分严重。因为从这里到湘江，整整160华里，而时间只有18个小时，部队打了一天还没吃上饭，大家随身携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况且行军路上还有敌人飞机、大炮、以及穿插进来的小股敌军搔扰等等。问题有一大堆，怎么办？袁子钦喘着粗气说道：“没时间了，立即出发！向西走，如果被敌人截断，能冲就冲，不能冲就绕道过去，反正是向西，太阳往那儿落，你们就往那儿走。争取把所有部队带过去，即使被敌人冲垮了，也要大家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往西去找部队！”

三人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三营留两个连继续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再走，其余部队立即出发。

已近黄昏了，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正在文市东南焦急地等待他的三十七团，这员虎将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素有“铁屁股”之称（带部队殿后打阻击）。但现在，这“铁屁股”坐不住了。恰在此时，几架敌机俯冲过来|Qī-shu-ωang|，急行军中的战士们只好散开、隐蔽。陈伯钧在一旁气得直嚷嚷：“这怎么行！这样下去，三天到不了湘江！”讲完即命令警卫排在公路两旁架起机枪打敌机。好在不久谢良他们赶上来了，陈伯钧如负释重，他指着左、右前方对谢良说道：“要加快速度，明天拂晓前一定要赶到湘江！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兄弟部队正在那里激烈战斗着，正全力顶住企图合围上来的敌人！一分一秒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陈师长话音刚落，谢良就喘着粗气回答道：“请师长放心！我们保证明天拂晓赶过湘江。”陈伯钧望了望满头大汗的谢良：“你可向我保证了啊！我在江边等你们！”说完即跨上战马向前疾驰而去。

第二天拂晓，三十七团马不停蹄地赶到湘江，两边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没有时间了，战士们跳进冰凉刺骨的江水，徒步渡过湘江。此时，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正站在山坡上，望着江边、江里到处是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下牺牲的红军遗体、丢失的枪枝、器械等，皱着眉头叹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二十、师长之死

二、师长之死

湘江战役渐入高潮，此刻，林彪率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脚山铺一线与湘军四个师酣战，彭德怀率三军团两个师在南线的新竽、椒江和光华铺一线，抵抗着桂军三个师的攻击。十三师完成掩护任务后，在紧急关头渡过了湘江，五军团另一个师———三十四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1月29日，三十四师还在道县以南葫芦岩阵地阻击敌人。接军团部的命令，要师首长火速赶到军团指挥部蒋家岭，受领新的战斗任务。师长陈树湘同政委程翠林赶到军团指。这时，军团首长们正焦急地等着他们俩。参谋长刘伯承把他们带到摆好的地图前，严峻地说道：“目前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形式对我们十分不利。”说完，刘伯承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接着又手指地图说道：“你们三十四师目前的任务是，坚决阻击尾追之敌和侧击的桂军，掩护兄弟部队过江。你们将成为我军最后的一道屏障。”

陈树湘、程翠林二人异口同声回答到：“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董振堂十分了解这两员爱将，他说话一向简明、扼要：“现在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很严重。朱总司令命令我们全力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顺利过江，你们的任务很艰巨！我期待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当然，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们记住，万一被敌人截断，无法过江时，就设法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董振堂说完眼眶一热，紧紧握住陈树湘、程翠林的手再次说道：“三十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转告你们，军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回到师指挥所，陈树湘立即将三个团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作战会议，程政委首先将掩护任务作了传达。随后，陈树湘命令一00团团长韩伟率部即刻出发，去接替灌阳方向红三军团六师的阵地。由他率一0一团加师部走中路，政委程翠林带一0二团跟进，全师在文市、水车一带建立阵地，全力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

会开完了，大家分头回到各部去作战斗动员，师长、政委二人静静地坐在桌边，久久无语。程翠林点上两支烟，给陈树湘递过去一支，陈树湘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稍许沉默后说道：“老程，咱们都是秋收起义过来的人，跟着毛主席，咱们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打了多少胜仗，创建出这块根据地。可五次反‘围剿’以来，咱们基本就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此时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陈树湘接着又说道：“到头来，丢了根据地不说，队伍越打越少，越打越疲，吃不好睡不好，我们是拿着棍子打狗，边打边走，被追敌这么撵着天天有战斗，再这么磨磨蹭蹭地走下去……”

程翠林是政委，出于组织原则，他没有过多的牢骚，反而开导起陈树湘：“部队虽然有些损失，下面也有些怀疑、不满和牢骚，但我们是党领导的部队，我们师还荣获过钢铁之师的称号。为了革命事业，我们的生命都可以随时为之付出……。我想，境况总会好起来的，现在重要的是这次阻击战，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主力部队安全渡过湘江……。”

陈树湘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12月1日清晨，大雾还未散去，红军战士们趴在满地白霜的阵地上，一场恶仗即将来临。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从北边扑过来，李云杰部从东面压了过来，桂敌夏威部四个师从南面徐徐推进，红三十四师三面受敌。此刻，红军阵地前显得出奇的静，而敌人则恰恰相反，战马的嘶鸣声、奔跑中的喘息声、武器相互碰撞的叮当声，敌督战军官的叫嚣声，混在一起显得那么嘈杂。

陈树湘靠在坑道边，不紧不慢从兜里摸出小半截烟屁股，点燃后美美的吸上两口，稳稳的等待着，他要等到敌人完全进入火力范围，然后狠狠地揍他一顿。近了，又近了，可以出击了，陈树湘将烟屁股狠狠一丢，大喊一声：“打！给我狠狠地打！”

顿时，剧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冲锋号声，刺刀的拼杀声，搅成一团。在红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敌人很快溃退下去。但是，敌人兵力浑厚，装备精良，步兵攻击受挫后，马上组织炮火急袭红军阵地，并且调来数架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战场上硝烟弥漫。

陈树湘与政委程翠林一直拼杀在第一线，沉着的指挥部队打退敌一次次疯狂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敌人才停止了进攻。陈树湘捂着几乎被炮火震聋的双耳，摇摇晃晃的回到师指挥所。此时，他内心十分清楚，这才只是第一天，只要见不到军团首长的撤退命令，他就得在此地坚守下去，哪怕是全师拼光，也要死死拖住这些敌人，为主力红军安全渡江赢得时间。

没过多久，政委程翠林也进来了，被弹片撕碎了的衣服，加上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和陈树湘差不了多少。相视一笑，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默默地相互勉励着。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向江东这支最后的阻击部队又发起疯狂进攻，担任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坚决响应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拼杀，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人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战士们的士气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红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己经被敌军阻隔于湘江东岸，西去的道路被敌军切断，部队处于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暂时摆脱敌人的三十四师接到军委电报，要三十四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适当地域过江。于是34师立即进入到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艰难的向湘江继续挺进。同时，侧翼的桂军也发现了这支进山的红军大部队，立即调集四个团及地方民团追了上来，双方在山中又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师长陈树湘沉着地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于当日夜晚到达箭杆菁，准备经凤凰嘴涉水渡江。此时，部队尚有三千余人。

凌晨三点，总参三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搜索到三十四师的电台信号，当王铮激动地将译电递到朱德手里的时候，身经百战的总司令阅后竟激动的黯然泪下：“了不起呀！陈树湘他们还在！三十四师还在！他们仍在战斗！”

朱德立即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给三十四师发出了一份敌情通报：

“桂敌一部由光华铺占界首，夏威一师追我八军团至凤凰嘴，拟二日撤兴安，另以一个师驻龙胜。全敌（全州地域的敌人）以十六、十九二师追我至大帽岭、咸水吁以西之南宅。其余陶、周、李各敌均有开新宁、武冈、城步、绥宁消息。我军令三日有一部扼守路江吁，一部已到江华。有鉴于此，三十四师如于今三日经大塘从凤凰嘴渡江，有可能归还主力。如时间上不可能，应依你们自己决心，改向兴安以南前进。但你们需注意，桂敌正向西移，兴安以南西进路较少，桂林河不能徒涉。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汇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朱德在电讯中还要求三十四师详细汇报一下近况，但电讯很快中断。凭直觉，朱德判断这一定是遭遇到了严重敌情，陈树湘他们正在作紧急转移。因此，大家的心很快又沉了下去。

此刻，红三十四师在两名瑶族群众的引导下，行进至全州内建乡，突遭桂军夏威部两个师的伏击，由于该师已连续奋战，加上弹药不足，指战员极度疲劳等，一时陷入极端的困境，部队伤亡惨重，一○二团团长吕宫印、团政委蔡中相继牺牲。

中午，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刚被打退，师政委程翠林在电台旁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靠在一个简易工事里，添了添干裂的嘴唇，缓缓解开棉袄的钮扣。此刻，他的心情难以言状，苦涩、悲壮、麻木都有。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必须拼尽全力突出重围，渡江争取追上主力部队，完成首长交给他的任务。想到这里，他艰难地站起来，叫来参谋长王光道，命令收拢队伍，准备突围。战士们此刻己精疲力竭，这些天连续作战太疲劳了，陈树湘看着这些昔日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他用那干哑的嗓音，饱含着热泪喊道：“同志们，振作起来啊！咱们是34师，咱们是打不垮的钢铁之师！咱们再冲一冲，幸许能突出重围呀！”听到师长的召唤，战士们纷纷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来到师长面前：“师长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陈树湘挥动右手的马刀，庄严地向全师宣布了两个决定：“同志们！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上级交赋的任务。但是眼前，我们要突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现在我宣布：一：将所有文件烧掉，寻找敌薄弱环节突围，争取在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就这样，三十四师在师长的带领下，再一次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月4日夜晚，部队撤到了观音山里的一个小村庄，疲惫不堪的战士们一见到村庄，竟条件反射似的双腿一软，再也走不动了，陈树湘决定让部队在这里暂时休整一下。

夜深了，战士们的鼾声此起彼伏。100团团长韩伟悄悄起身，尽管已安排了岗哨，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他来到村庄边，路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听到了几声鸟鸣，机警的他立刻隐蔽起来。不久，树林里传来一片广西口音的对话声。三十四师里没有一个广西人，肯定是敌人!怎么办？来不及了！敌人越来越近，韩伟果断举起手枪向敌人射击。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红军战士，但同时也惊动了敌人，闻讯赶来的战士们在村口与敌人对峙起来。

天快亮了，陈树湘心急如焚，必须赶紧摆脱这股敌人，否则又将陷入包围。想到这里，陈树湘一改往日凡事都与韩伟商量的口气，命令韩伟率100团、102团突围，自己带领101团留下打掩护。韩伟理解师长的良苦用心，师长是在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

韩伟是三十四师的老团长，早在1933年时，他就在100团任团长，那时陈树湘也在101团担任团长，二人亲密无间。在此关键时刻，韩伟拒绝了陈树湘的命令，陈树湘拗不过他，只得同参谋长王光道率部先行突围。

韩伟率一00团坚守在村里，天快亮了，敌人即将要进攻了，此时全团兵力已不足一营，韩伟估计师长带领部队已经走远，便和二营营长侯德奎将战士们集中起来，编成三个连也开始突围。部队且战且走，打到猫儿园时，再次被敌人团团困住。100团将士们将仅存的弹药全部打光，与敌人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余人。为保存革命火种，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沉重地宣布部队解散，每人发两块大洋，立即分散潜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而后设法寻找党组织或部队。后韩伟成功脱险，历经艰辛回到原籍武汉，在寻找地方党组织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关押在汉口陆军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由周恩来出面交涉，才获得释放，回到党的怀抱。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2年逝世，享年86岁。

三十四师余部在陈树湘的带领下，虽突出了重围，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0一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先后阵亡，两百余名指战员倒在了突围的路上。12月9日，成功突围的三百余人碾转到达湖南道县的空树岩，后在上木岭一带与敌保安军遭遇，打退这股敌人后，部队没有停留，接着赶到古子江抢渡，又遭敌保安军的伏击，陈师长腹部中弹，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陈师长果断命令部队向瘌子山进军。在道县保安团的阻击下，陈师长因重伤不能行走，不幸被俘。

当敌人发现抓住了一个红军师长,便用绳子把身负重伤的陈树湘捆在担架上，准备抬着去县城邀功请赏。此时，陈树湘己昏迷过去。夜里，他被担架颠醒了，剧烈地伤痛一阵阵袭来，身边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倒下了，三十四师五千多名红军战士长眠在湘江东岸。想到这里，陈树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稍过一会儿，他用颤抖的手悄悄撕开了腰间的绷带，然后用手伸进伤口，扯出自己的肠子，用牙咬断，再将它洒向路面……。

黑暗中，终于有敌人感觉脚下有什么粘滑的东西缠住了脚，停下来检查时，陈树湘己经壮烈牺牲。

后来，据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00团团长韩伟的回忆：

敌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请赏。陈师长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挂在了他的家乡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

陈师长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一百余人在参谋长王光道的率领下，转移至牛栏洞，整编为一个大队，由一0一团团长负责指挥。后王光道因病情加重，就和另外几个伤员隐蔽下来养伤。其余部队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的丛山峻岭中，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后来部队发展到三百余人，还组建了三支游击队。直到1935年冬季，这支部队再次被国民党军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英勇牺牲。至此，这支英雄部队的故事悲壮结束。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次战役。具史料记载，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三军团丢掉了十八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八军团更惨，只剩下一千余人，全军渡江后已锐减至三万余人。总之，突破敌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共损失了三万余人。此役虽损失惨重，但中央红军毕竟还是渡过了湘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同时，这次战役也给广大红军指战员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十一、石板河阻击战

三、石板河阻击战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之后，进入到广西北部的西延山区。敌人也判断出我军将由西延山区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立即调整部属。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辖原第一、第四、第五路及李觉的十九师；第二兵团司令薛岳，辖原第二、第三路的部队。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疾进，于11日占领通道县城。此时，桂敌一部已紧紧从我军侧后逼了上来，何键重组的两个兵团也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等地，赶筑工事，张网以待。我军经两月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将与严阵以待的敌人撞个正着，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一味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2月14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县城。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消了红八军团建制，所部全部编入红五军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同时任命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接任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并对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入黔东，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说服。1935年1月3日，红军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原黔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一个长期而紧张酝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重新驶到了正确的航道上来，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中伟大的历史转折。

会议结束不久，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五军团广大干部、战士在细雨中静静聆听。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当听完陈云的传达报告后，欣慰地讲道：“好！这下好啦，咱们红军有救了！”同一天，中革军委颁布整编命令，全军进行缩编。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部队整编后，战斗连队得到充实，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增强。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后，为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决心在此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他果断决定：以红五军团在北面的良村、双龙场一带阻击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

实施这次战役的关键是－－－－－－－担负后卫的红五军团能否顶住北面的强敌。接到命令后，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仔细商酌，决定由三十七团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决定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下到团里。由于时间紧迫，张继春立刻出发，终于在良村一带追上了正急行军的三十七团。张际春就在行军途中向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传达了军委的指示。

当听到主力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李屏仁、谢良他们高兴地说道：“行呵！咱们这回可以打胜仗了。”于是部队边行军边宣传，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充满信心。

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不久，四川军阀刘湘装备精良的教导师就开过来了。战斗一打响，敌人就分四五路向红军发起猛攻。红三十七团沉着应战，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边打边退。第三天一大早，敌呈数路又开始了进攻，三十七团凭借有利地形，将敌人打退，在反冲锋时还抓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得知敌人的兵力是三个旅九个团。在以后的作战中，三十七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逐步将敌人引到温水方向。当敌人获知前方的红军仅有一团兵力时，已经是第七天了。这七天中，红三十七团在北线牢牢牵制住了强敌，胜利完成了任务，随后他们巧妙摆脱掉敌人，于三日后归还建制。主力红军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胜利实施了遵义战役。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又经四渡赤水，成功地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身后。这期间，部队在贵州北部的山区中疾进时，曾发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的妻子陈慧清怀孕八个月，在通过一个山口时，肚子剧痛要分娩了。部队只好停下来，将她抬到一个草棚里，准备接生。恰在此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董必武同志焦急地守在草棚外面，休养连连长匆匆赶过来报告说：“后面发现敌人追兵，五军团的同志已经展开阻击，还有，就是……”侯连长焦急地望了望草棚，对董老说到：“陈惠清同志难产，一时恐怕生不下来，怎么办？”董必武咬咬牙，立即吩咐侯连长：“通知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请他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

接到通知，董振堂叫来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命令道：“后面在生孩子，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多长时间！”吴克华二话没说，带着三十九团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激烈的战斗中，不断有官兵问吴团长：“生了没有？生了没有？”

吴克华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吼道：“没生！”

一句简短的话语，也就是命令战士们还得顶下去。

整整两个小时后，小孩终于降临这个世界，为此，一些英勇的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阻击阵地上。董必武命令将已近昏迷的陈惠清用担架抬走，然后抱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含泪写下了一张纸条：

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写完后，董老将几块银元与纸条一同塞进包裹孩子的衣服里，将孩子轻轻放在了草棚中央。这在当时，确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担负掩护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出了战斗，部队以急行军很快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一路上，有官兵在埋怨，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这样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一听火了，这位血性的汉子当即讲道：“什么叫值得与不值得，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讲那番话的同志顿觉自己错了，再也没有言语，部队又匆匆行进在霖雨绵绵的大山之中。

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的主源，与岷江在宜宾会合后，始称长江。金沙江流经滇西的横断山脉，整个流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气势磅礴。这条江是红军北上必过的一关。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你部在石板河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的敌人。

石板河位于云南禄劝县掌鸠河的上游，此地河床上都是平躺着的岩石，从岸上看过去就象一块块大石板子铺在河水下面，故称为石板河。有个小村子不大，背靠大山，山后五十公里，就是皎平渡，主力红军将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由于山后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故石板河阵地显得尤为重要。五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当天即开到这里布防。

董振堂在仔细察看了此处的地形后，对随行的干部们说道：“虽然有大批的敌人来追赶我们，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采取节节抵御的办法，这些大山会帮我们的大忙。”

回到军团指挥所，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团作为第一梯队，布防于坎邓村附近；三十七团为第二梯队，布防在石板河后面的大山上；三十八团作为预备队，随军团总部驻石板河村。

五月六日，敌十三师先头部队行进到坎邓村外，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三十九团一个突袭，打得抱头鼠窜，逃回二十里外的团街去了。第二天，敌人重新调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反扑过来。三十九团官兵且战且退，渐渐地把敌人引到三十七团的阵地前，三十七团战士们并不急于攻击，而是耐心的将敌人放到百米之内，然后，机、步枪一顿狠揍,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地逃往山下。紧接着，团政委谢良手枪一挥，全团出击，将敌人赶出很远，还带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敌兵供出部队的番号是万耀煌的十三师。团长李屏仁听后笑了：“咱们也是十三师嘛（三十七团以前的番号），冤家路窄，今天两个十三师撞到一起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就这样，三十七团干部、战士同仇敌忾，硬是将敌十三师挡在了石板河之外，战斗打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匆匆赶到石板河，传达军委的紧急指示，董振堂立即在军团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李富春直奔主题道：“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在驿江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又被洪水冲垮，只渡过去一个团。一军团在龙街也因江面太宽，又易受敌机袭击，也不能从那里渡江，现在仅有一个皎平渡能够通船。因此，中央决定，全军从这一渡口过江！”李富春指着地图上的皎平渡说：“这唯一的渡口情况怎样呢？江面有六百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江边几万人马就只能靠这7条船渡江，现在部队正日夜抢渡。所以，中央不得不要求你们在此坚守———九天九夜！”

说完，李富春抬起头来望着大家。董振堂站了起来，豪不犹豫地说道：“我们五军团坚决完成这个任务！”李富春接着又讲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三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十几倍。我来时，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们，中央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发扬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顽强战斗精神，为革命再建新功！”

董振堂坚定地代表红五军团再一次表示了决心：“同志们！北面是金沙江，南面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一战。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大家回去后要做好政治动员，号召部队一定要坚守住阵地，做到人在阵地在，决不让一个敌人靠近军委纵队，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证党中央和主力部队胜利渡江！”

会后，大家即分头下到连队进行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夜晚，董振堂照例要去查哨和检查阵地，这是他多年以来的老习惯。他对身边的警卫连长高志中说道：“小高，叫上刘科长。”

高志中呆呆地站在原地：“首长，您忘了，刘科长已经……。”董振堂顿时沉默不语，内心却是万分难受。多年来，刘振亚一直在他身边，积极活跃、思想进步。起义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起义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者。正是他的积极领导和工作，先是争取了参谋长赵博生，再又争取到他和季振同。起义后，刘振亚先后担任过团长、师长、建黎泰军区参谋长、广昌警备区司令员。长征前昔，回到五军团，任补充师师长，整编后屈任军团侦察科科长。只可惜，这位任劳任怨、能上能下、优秀的年轻干部，带着重病一路征战，一直坚持到遵义，终因病情加重，英年早逝。失去这样一位下属，董振堂心如刀割般，再次陷入了长久的哀思中。

高志中理解老首长的心情，许久才轻声说道：“首长，咱们走吧。”董振堂这才回过神来，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迈向前哨阵地。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进攻了，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依托石板河周围一道道的山梁，沉着还击，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进攻。

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而我军已经退到了最后一线阵地，形势异常严峻。由于敌人的炮火十分凶猛，董振堂下令在每个山头只留一个排或一个连担任守卫，各团首长带领机关干部下到每个山头亲临指挥，与战士们并肩战斗。打到第六天，敌人在阵地前弃尸数百具，却再也难以向前挪动半步。下午，敌人的炮击又开始了，战士们迅速隐蔽到山的背面，以减少伤亡。当敌人炮火一停，步兵开始冲锋时，各个山头上又出现了红军的声影。一排排手榴弹砸下来，在敌群中爆炸；一块块大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砸的敌人鬼哭狼嚎。

残酷的阻击战一直打到了第8天，这8天里，敌人轮番使用兵力，整连、整营的疯狂进攻，却始终未能踏过石板河一步。上午，接中革军委电令：五军团阻击任务己完成，迅速组织渡江。几夜没合眼的董振堂、军团政委李卓然才如负释重，随即命令军团部、三十九团先撤下来，向江边转移，留三十七团和军团侦察连交替掩护阻击敌人，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归队。

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带领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六个团），沉着应战，一直坚守到第九天傍晚。然后，迅速撤出阵地，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90里，于第二天黎明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石板河阻击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阻击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五军团扼守阵地九天九夜，硬是将几万追敌挡在了石板河以外。为主力红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赢得了时间，为长征胜利立下了悍马功劳。

二十二、会师

四、会师

红一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三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城，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五月下旬，全军通过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挺进。大渡河一带山高路险，河水狂野不羁，要想乘船过河，非得靠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剿，率军到此，面对滔滔江水，北渡未成，以至全军覆没。如今，蒋介石也要在此摆开战场，利用大渡河的天险，聚歼红军于大渡河岸，妄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1营长孙继先组织该营十七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组织这次强攻的营长——孙继先，就是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他是山东曹县人，在原二十六路军中任下级军官。起义参加红军以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六军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二团营长。长征前始调红一军团，任第一师一团1营长。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刘伯承命令孙继先道：“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大军被清军灭了。”

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导弹训练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回答道：“我不管什么十达开，九达开，参谋长，您下命令吧！”

刘伯承雅然一笑，继而严肃地讲道：“给你三个任务，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齐了，再放上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了，后续部队就上去，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那就去执行吧！”

孙继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强渡大渡河虽成功，但要想全军几万人马靠几条小船渡过河去，非得一个月时间不可。而敌各路追击部队距此只有几天的路程。半渡遭击，这种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故中革军委立即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迅速奔向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该团不负众望，强行军三百多里，途中还进行了几次战斗，于二十九日成功夺取了泸定桥。红五军团与其他主力部队顺利从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与此同时，军委命令由安顺场渡河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的带领下，沿大渡河左岸北上，配合右岸的红军夺取泸定桥。

两路红军在大渡河北岸会师后，立即进入四川雅安地区。此地多山且山高林密，红一军团一师仍是全军的前锋，挺进在崎岖的山道之中。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从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卢子美。

卢子美就是在雅安地区失踪的。这位宁都起义前就加入共产党，曾与李聚奎、杨得志、杨成武、肖华、耿彪等人并肩战斗过的红军著名指挥员，没能坚持到最后，甚为可惜。他是被俘了？还是牺牲了？这在红军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悬念。

真相一直到197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四年以后才被揭开。原来，在红军进入雅安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一师二团团长的卢子美带着两个战士去前线侦察敌情，在返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他们且战且走，两个战士先后中弹牺牲，卢子美弹尽被俘。敌人抓住他后开始审问，卢子美自称是一名伙夫，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敌人让卢子美给他们挑水做饭。一天夜里，卢子美趁敌不备逃了出来，在荒山野岭中寻找自己的队伍。此时红军早已转移，卢子美靠沿路乞讨，又追了二月有余，还是未能如愿。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回到了河南老家。在家里，他心里想着党，思念着战友和首长，盼望着早日归队。当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曾数次离家寻找部队，均因抗战期间战事频繁，而未成功。

好不容易熬到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进入河南，他终于见到了昔日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却又不敢谈及自己的经历，他担心在无人作证的情况下，一旦自己的队伍不承认，就有可能招致当地反动武装的谋害。但他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剿匪反霸斗争，还被选为第一任模范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勇气给军委政治部写信，询问老首长董振堂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董振堂早已牺牲。“文革”期间，卢子美因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批斗多次，再加上从报上得知，昔日的战友和首长也都在遭批判，因此对找组织证明自己当红军的经历心灰意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子美才消除了顾虑，满怀信心地向党组织申明了自己的身世。

很快，聂荣臻、杨成武、肖华、苏进、袁血卒等昔日的领导和战友纷纷来信，有的还亲自来看望他。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卢子美被批准为在乡老红军，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85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话转回头，红五军团作为红军的总后卫，拱卫着长征队伍经汉源、天全、芦山，直至夹金山下的宝兴县境。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聚降，当地的群众皆称之为“神山”。说山上有神，人若过山，若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长征至此的红军，不仅缺衣少粮，且一路征战，已是极度疲惫。在国民党几万大军的追击下，要想从容翻过这座大雪山，困难极大。但是，只要翻过眼前这座雪山，就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数月转战的红军指战员情绪空前高涨。时中央给五军团的任务是：在盐井坪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翻跃夹金山。

董振堂思前想后，还是把这次艰巨的阻击任务交给了三十七团。因为他熟悉自己的部队，也信任他的两员爱将。团长李屏仁是随董振堂宁都起义过来的老部下，谢良则是红军长征前即在三十七团就任的老政委。董振堂曾无数次夸赞他们俩道：“有屏仁、谢良在，三十七团吃不了亏！”

当命令传达以后，李屏仁还是用以往的老口气说道：“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望着他俩瘦弱的身子，语重心长地讲到；“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同时你们还要多准备点辣椒、生姜、粮食，过山的时候用的着。”军团政委李卓然也嘱咐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一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好几倍，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保持好体力准备过山。撤退的时候要组织好交替掩护，我们在山那边会接应你们的……”

带着军团首长的指示，李屏仁、谢良带着三十七团来到山脚下的盐井坪，一面向村里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在村外构筑阵地。由于群众工作做的好，村里一位年轻的猎人主动要求在他们上山时做向导。大队红军开始陆续向大雪山挺进。盐井坪这个山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第三天一大早，尾追的敌人上来了。团长李屏仁吩咐下去，尽量把敌人放近点打。敌人由远而近，开始时还一排排猫着腰，低着头，见没什么动静，胆子顿时大起来，直起身向村子冲过来。随着李团长一声大喝：“打！”。敌人就象被风暴横扫的高梁杆似的，前几排纷纷被打倒，后面的则抱头往回窜，李屏仁举起马刀，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直把敌人赶出几百米开外，才回到自己的主阵地，等待迎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

这一天，敌人尽管攻势凶猛，但都被我英勇的三十七团指战员打了回去，敌人死伤无数。第二天，敌人老实许多，在村外挖起了战壕，攻的也少了，而是与红军对峙起来。就这样，三十七团在盐井坪阵地坚守了五天，第五天，军团首长打来电报：在夹金山那边，红一、四方面军己胜利会师，你们己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

战士们听到这消息，兴奋地在阵地上欢呼起来。这种场景让对面的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敢向红军的阵地进攻了。在李屏仁、谢良的率领下，三十七团于次日凌晨撤出阵地，经七十里急行军，赶到夹金山脚下，休息一整天后，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翻跃夹金山。

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越往上爬，气温越低，人也越吃力，而且还渐渐下起了大雪。此时的战士们还都是身着单衣，直冻得浑身发抖。尤其是脚，许多战士们的脚先是被冰割破了，流了血，继而又结成冰，硬帮帮的，先是痛，后是麻，再往上走腿就不听使唤了，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推着拉着往上爬，硬是靠着革命的英勇信念与雪山搏斗。

快要接近山顶了，沿着大部队过山的足迹，依稀可以看见许多隆起的雪堆，那都是牺牲在大雪山上的革命同志。还有些未来得及掩埋的，或坐或靠，己经硬帮帮冻在那里了。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纷纷用有限的体力，将烈士的遗体掩埋。过后，一些体力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开始坐了下来，这时那个向导大声喊起来：“红军同志，可不能坐呀！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要坚持住，要挺住啊！”听到这一声大喊，坐下去的同志警觉起来，又相互挽扶着继续向山顶艰难挺进。

下午，英勇的三十七团终于翻过夹金山，到达山南的一个村庄宿营，有些战士回头望着高耸的大雪山开心地说道：“再见啦！夹金山！”

傍晚，正准备好好休息一晚的李屏仁和谢良接到军团首长送来的信，李屏仁边拆信边笑着对谢良说：“老谢啊！这回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首长准是叫咱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随全军继续前进。”谢良在一旁兴奋地回答道：“也可能是首长要我们整顿军容呢，就要和四方面军同志会合了，总得有个好印象呀！”

可信中的内容却让二人大吃一惊，信中写到：“奉军委命令，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及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到信后，应立即返回夹金山南，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敌人。”信的内容十分简短，但却重似千斤。二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李屏仁迅速折起信件并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通知各连长，立即埋锅做饭，吃完就地赶紧休息，团侦察排于半夜出发打前站，其余部队拂晓出发！”

就这样，三十七团第二次翻跃夹金山，于次日晚抵达盐井坪。十分幸运地是，胆怯的敌人怕中红军的埋伏，一直待在原地，并没有赶上来，先前的阻击阵地还是空着的。疲倦的战士们面对如此胆怯的对手，笑得合不拢嘴，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固守下去的决心。就这样，三十七团又和敌人对峙起来，白天打仗，夜晚休息，敌人不进攻，红军也不出去，打了一个星期，全团无一伤亡。这时，军团电令到了，指示三十七团己完成任务，可以撤出阵地，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

望着远处高耸的夹金山，李屏仁自言自语道：“夹金山呀夹金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要过你一次！”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6月26日，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16人。

这是会师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解决意见分歧，再就是商讨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先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便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第二个发言，他也详细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在谈到今后战略方针问题时，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等都先后发言，同意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全体通过了这一正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表面虽举手赞成，但内心却盘算着他的南下主张。6月29日，他即离开两河口，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随即开始在四方面军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了，这个责任要中央负”，“中央军事指挥不统一”等等谣言。企图左右中央，从而实现其君临全党全军的野心。

7月6日，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张国焘的总部，张国焘主持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慰问团的负责人李富春听了几句，实在不堪入耳，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四方面保卫部长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徐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陈昌浩）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7月18日，陈昌浩也亲自出马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电朱德的电报中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开始了紧锣密鼓地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党中央此时正在毛儿盖一带，毛泽东在接到这些电报后，想到事情重大，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把张国焘之意言明了，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张国焘这人的权欲，在我们接触时就已显露。我问他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余人，估计不会那么多，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是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让中央随他转。”稍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道：“为顾全革命大局，我请求中央批准，把我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张闻天听后十分生气，将手里的电报拍在桌上激动地说道：“只要能争取他（张国焘）北上，我愿意让出总书纪的位子！”

毛泽东考虑再三，大手一挥道：“总书纪不能让。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当了总书纪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还是让总政委吧！”

随后，中革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战略方针还是夺取松潘，继续北进。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原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9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第5军（原五军团）仍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

此时的张国焘劲头十足，党中央顾全大局的一系列退让并没有终止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为了其个人的野心，他置整个红军于险境，最终下了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决心。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得两部红军在会师后四十几日按兵不动，大好战机全都错过了。敌人也正遂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走茫茫草地。不久，张国焘又提出分兵策略，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由他和总司令部率左路军（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由4军、30军、1军、3军组成）由毛儿盖北进班佑、巴西地区，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这次分兵为日后草地的激烈争论，导致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十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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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斗争

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旁边的陈昌浩站起身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起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他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几天后，保卫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军长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奉张总政委命令，我们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一句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点点头说：“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告别董振堂后，陈伯钧来到红大请示刘伯承。刘伯承是前不久被张国焘贬到红大任校长的，听完陈伯钧的叙述，他完全赞同董振堂提出的两点意见，他当即讲道：“张国焘倒行逆施，与党中央分庭抗礼，还迫害、打击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你们的行动计划是正义的，我完全赞同。这样，我同朱老总商酌一下，很快会通知你们。”

计划悄悄进行着，刘伯承将朱德约至离营地较远的一处荒坡上，示意警卫员撤至几十米开外，然后笑着握住朱德的手说道：“老总，许多天不见，近来可好？”朱德苦笑着摇摇头：“这个人（张国焘）脑子里面有问题哟，硬是要带着队伍往南走，看来，他不撞得头破血流是不会罢休的。伯承，你那里怎样？你把我约到这里来，不只是问候一下我吧！有啥子事你就说嘛。”

“真瞒不住你这位总司令！”刘伯承笑着观察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是这样的……”

他将行动计划一五一十地向朱德作了汇报。最后，刘伯承激愤地讲道：“张国焘带着队伍往南闯，必将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与其这样，不如拉走队伍迅速北上，与党中央毛主席汇合！当然，这只是大家的意见，具体还要征得你的同意，你觉得如何？”

朱德皱着眉头，沉思片刻，缓缓讲道：“我完全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这种想法我也有过，但我很难下决心。四方面军也是党的队伍，与张国焘无关，如果对张国焘实施兵谏，弄得好还行，要收拾不了怎么办。一、四方面军要真正动起手来，你我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啊！我不能同意这个方案。”

刘伯承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总司令！请你别再对张国焘抱任何幻想，挽救革命务必果断行动，这是处置张国焘这个阴谋家唯一的途径。”

朱德摇摇头，说道：“你错了，我不同意这个方案，不是对张国焘下不了手，而是觉得这个计划不稳妥。你看，我们实施的方案是以少胜多，我们不再是以红军对付白军，而是要针对我们党领导的、英勇善战的红四方面军啊！一旦控制不好，将会引发惨烈的内杠，蒋介石要是知道红军内部真刀实枪地干起来，不知会有多开心。即使退一万步，拉走少数队伍回师北上，那也不知会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

“那我们就这样听任张国焘摆布，跟着他走向灭亡！”刘伯承显然急了。

“不！对张国焘动武现在显得操之过急，冒险成份过多，时机尚不成熟。还记得南昌起义的时候吗？也是这个张国焘前来搅局嘛，他坚决不同意起义。那时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幸亏前委书记周恩来等同志与他据理力争，才使得起义顺利实施。现在不同了，张国焘手握重兵，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是大错特错。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他一个人的军队，我们只要做好工作，将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相信迟早我们会踏上北上道路的。”朱德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继续讲道：“老五、老九（五、九军团）那边怎样？看来我得去那边一趟。目前局面如此，你、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呀！”

两位老总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相互道别后，两人匆匆赶回了各自的驻地。

此后不久，朱总司令特意来到五军军部。董振堂秘密召来军里部分营以上干部在他的房间开了一个会，大伙见到朱总司令无恙，还和以前一样和蔼可亲，激动地鼓起了热烈的掌声，董振堂把手压了压，屋内又迅速地安静下来。

“现在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朱总司令微微点了点头，用缓慢的语调说道：“同志们！我很早就想来看看你们，和你们谈谈，同志们都好吗？”

听到朱总司令亲切的问候，不少干部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同志大声地说到：“我们都好！总司令，您可要多注意身体呀！”

朱德笑着双手一摊：“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嘛！”说完话锋一转：“现在党中央、毛主席他们北上了，已取得了很大胜利，这是一条正确的路线！毛主席早已讲过：南下是绝路，无论敌情、地形、居民、给养等条件，都对我们极端不利，可是有人却说北上是逃跑，只有南下是革命，谁是谁非，历史会作出结论……同志们！我们迟早也会走党中央、毛主席他们走的路的！但是，现在我们要耐心，要多做工作，不能太性急呀！”

大家都屏息聆听，室内出奇的静，总司令略停顿了片刻，又继续说道：“我们要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无论如何不能扩大矛盾，更不能盲动！红军要和红军冲突起来，那就意味着对中国革命的犯罪！一、四方面军都是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是亲密的阶级兄弟。四方面军的同志有许多优点，正如中央毛儿盖会议所指出的，他们英勇善战，吃苦耐劳……。”

董振堂这些日子沉默多了，也消瘦多了，听完总司令的讲话,他站起来代表五军全体干部、战士表态：“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坚持原则，冷静、理智地处理问题，决不感情用事。”然后又转向在座的干部们说道：“总司令的这些话，大家要牢记在心，同时要向部队进行传达，只要每个同志都能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着想，即使有天大的困难，也是能够战胜的！”

经过朱总司令和董振堂的努力，五军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0月初，张国焘率人马到达卓木碉，试探性地问朱德：“玉阶兄，你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朱德知道张国焘肯定又有什么阴谋，没有理他。张国焘见朱德没有表示，便厚颜无耻地说道：“我们要遵重群众的意见，成立新的党中央，开除毛泽东等人的党籍。”

这边话音还没落，愤怒的朱德“啪”地一拍桌子，

“张国焘！你这种做法是篡党的行为！”

张国焘脸上抽了几下，又厚起脸皮笑道：“朱老总，干嘛发这么大的火呀！成立新的党中央，正是我们顺应革命潮流……，你是德高望重之人，现在只要你点个头，我会给你第二把交椅坐的。”

朱德摇摇头，手指张国焘怒道：“你知道吗？你这种做法、想法是对党的犯罪！”

张国焘见说不动朱德，面色一沉，哼了一声说：“朱玉阶！我告诉你，如今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就跟我走，要么你就北上去找毛泽东，我张国焘是个君子，放你走，不像毛泽东，是个小人，办事偷偷摸摸。”

朱德毫不留情地痛斥道：“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的决定，你无权指挥我！”

张国焘见讨了个没趣，气得把门“啪！”的一关，扬长而去。此刻，脑羞成怒的张国焘恨不得立时把朱德收拾了，但朱总司令在群众中的威信太高，一时又不敢贸然下手。

这以后，朱总司令的处境日益艰难。首先是饭也不叫吃了，开饭后晚一点时间就要饿肚子，康克清深为老总的身体担忧。她找到营地附近三十二军（原一方面军九军团）的领导，扛回几袋白面，肚子问题总算解决了。可没几天身边的警卫又全部给撤掉了。

堂堂的红军总司令身边，连个警卫人员都没有。董振堂获此消息气得把桌子一拍：“岂有此理！”立即吩咐五军保卫局局长欧阳毅道：“你立刻安排二位同志去朱总司令那里作保卫工作。”欧阳毅心领神会，正要出门，董振堂又叫住了他：“黄政委若过问此事，就说是我安排的。记住！要‘靠得住’的同志！”欧阳毅点点头：“军长！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白莎喇嘛寺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张国焘一面攻击中共中央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一面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由于张另立“中央”的事来得太突然，会上有些干部都傻了眼，就连其主要的追随者陈昌浩，似乎也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表态，徐向前更是如此。会场上的气氛异常沉闷，谁也不开口。

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对这种做法根本就不赞成，他重申道：“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的领导。现在，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天下红军是一家，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国和全世界都闻名，要我这个‘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

张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旗帜鲜明地站在朱德一边。张见朱、刘等人不支持，脸色一沉，但不好发作。就直接宣布了早已备好的“临时中央”名单，并以多数通过的名义，形成《决议》奇Qīsuū.сom书。《决议》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并下令通缉”，“临时中央”总书记自然由张国焘担任，张的反党行为，此刻已发展到了顶峰。

此次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引起原红一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的强烈不满，就连四方面军的许多同志，都觉得荒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会上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因为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曾找到他谈话，想取得徐向前的支持。徐向前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他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的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么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

五军副军长（原三十三军军长）罗南辉同志就曾私下讲过：“这样的搞法是错误的，他（张国焘）搞两个中央，不是分裂是什么？共产党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没有出席此次会议，事后即找到徐向前、陈昌浩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有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一国不能有二主嘛。”李先念对此事不理解，他下面的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更觉得荒唐，他对李先念说：“政委，这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个支部还简单。”

李无奈地摇摇头，叮嘱郑维山道：“要注意教育部队，掌握部队，要对党员对干部进行加强团结的教育。”

1935年11月，张国焘为贯彻实施他的南下方针，打开通往天全、芦山的通道，实现在川康边创建根据地的计划。立即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该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先后向大小金川沿岸进发。大小金川地区，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沿途皆深山绝壁，峡谷激流，不便大部队展开作战。这次战役一开始，红军就显得十分被动。两过草地的红军指战员不怕疲劳、困难，英勇顽强地同敌人战斗。共击溃敌川军六个旅，毙俘敌三千余人。但自身也伤亡惨重，得不偿失。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战役》，此役共击毙、俘敌一万余人，且击落敌机一架。南下初期的胜利，使蒋介石极为震动，立即调薛岳部增援，并令其空军频繁出动配合。川军主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也星夜驰援。云集于此的敌人兵力已达八十余个团。11月19日，双方在百丈关展开了一场血战。敌人十几个旅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向百丈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广大红军指战员忍着饥饿，不畏严寒。与川军血战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多人，自身也伤亡了近万人。敌我双方都已打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敌人的援兵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在这种情况下，红四方面军总部不得不决定撤出百丈地区，由进攻转入防御。此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风雪连绵。这对于处在困境中的红军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红军被敌人压迫于川西山区，南下东出均不可能，十分被动。

南下以来的严酷现实，深深地教育着广大红军指战员，在他们中间，日益增长着对张国焘南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12月，敌薜岳部凭借优势火力和兵力，又向红军节节逼近，红军边打边撤，又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战线才相对稳定下来。

正当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处境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已胜利到达陕北，并很快打开了局面。现实对比，张国焘异常苦恼。12月24日，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身份致电张国焘要求张取消“第二中央”，成立中共西南局，直属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电后，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讨论中共瓦窑堡会议决议和张浩传达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会上，朱德、徐向前、周纯全、傅钟等一致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在此情况下，张国焘也只能表示同意中央的新策略。部队开始陆续北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再次翻跃夹金山、党岭山。这些雪山都是海拨几千米的大山，又正值寒冬季节，饥饿、疲劳、寒冷、疾病，使红军大量减员，至此，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可谓彻底失败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张的行径日益不满。

当部队历经千难万险到达甘孜时，四方面军由当初的8万余人已锐减到4万余人，这其中还包括原一方面军的五军和三十二军。张国焘此时沮丧至极，他明显地感觉到以往那种一手遮天的权威正逐渐消失。英勇的红四方面军由于执行了他的南下战略，不到半年，损兵一半达四万余人，以前毛泽东曾在他面前讲过：“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北上是红军唯一的选择！”看来，也只能是寻着毛泽东的路北上了，想到这里，张国焘不由地长叹一声。

1936年6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第二中央”。不久，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七月五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组建红二方面军及领导人任职的命令。该命令如下：

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英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军长，王震为政委，即分别就职。

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红二方面正式成立。原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调任二方面军参谋长。两军会师后，在甘孜召开了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任弼时率先在会议上朝张国焘开了一炮，批评他离开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没有向党中央报告是不对的，以后擅自成立“第二中央”和率部南下更是不对，违背了中央在毛儿盖会议的决定。贺龙、关向应以及时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逐个发言，都是同一论调。再加上与会同志的咐和，孤独的张国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北上方针。

二、四方面军各部开始积极准备，红五军也不例外，军长董振堂近日里异常兴奋，一扫往日忧愁的面容。加之前不久整编，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编入红五军，五军力量倍增。现在，就要过草地北上奔赴抗日战场了，就要与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师了，董振堂加紧部署全军干部战士筹足粮食，准备第三次过草地。正巧二方面军参谋长李达带着一袋牦牛肉干来看望他，董振堂兴奋地上前紧紧握住李达的手说：“咱们当年的学兵连长，现在可是大名鼎鼎的二方面军参谋长啦！”

李达也异常高兴，他深情地说道：“总指挥，您过奖了，分别已有四年，您可消瘦多了！”董振堂苦笑了一声道：“哪能不瘦呀！跟着张国焘折腾来折腾去，三过雪山和草地，好在现在思想统一啦！现在全军上下干劲十足，你们那怎么样？我记得当初调到湘赣苏区工作的同志不少啊！”

李达思考片刻，然后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湘赣苏区打了不少胜仗，队伍发展了，根据地也扩大了，可他们却一个接一个牺牲了。战略转移一路征战吃了不少苦，牺牲了不少好同志。但是不管千难万险，我们还是挺过来了……”

董振堂仔细地听着，随后讲道：“你们没有走过草地，不知道那里的艰难险阻。我们是有经验的，但还是有不少战士掉队牺牲。依我看，你们每人至少要准备好三、四十斤粮食才行，还有就是走出草地后，要告诫所有的同志，吃东西要有节制。我们这就发生过，吃东西猛撑，直到不经意地撑病了，甚至撑死了，你可要注意这些不该发生的事情。”

李达认真地听着，董振堂又讲到：“就要和党中央会师了，咱们从根据地出发至今，损失很大，作为全军的后卫，经常被敌人紧紧咬住，不分昼夜的边打边撤，吃不好，睡不好，补充不上，经常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过湘江还丢掉了整整一个建制师。”说到这里，董振堂眼眶一热，再也说不下去了。李达动情地安慰道：“老首长，不要难过啦！牺牲是免不了的，再说责任也不在你，三十四师五千余将士血洒湘江，换来了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安全转移，保存了红一方面军的实力，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中国革命，他们的血没有白流。想当初我们在您的带领下参加宁都起义，投入到革命队伍当中来，走上了一条真正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有好多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剩下来的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骨干，我们一定会发展和壮大的。回去后我会按照您的话认真准备，过完草地咱们再见！总指挥，我就走了，您可要多保重！”

和老首长道别后，李达跨上战马，返回二方面军总部。他哪里知道，这次相见，竟是和董振堂的诀别。

二十四、华家岭阻击战

七、华家岭阻击战

1936年10月10日，一、四方面军终于在会宁县城胜利会师。古老的小城沉浸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城楼上红旗招展，战士们欢呼跳跃。鉴于当前的形势，党中央和毛主席为全军制定的战略方针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里面的友军，指的就是东北军和西北军。当时红军与他们正处在秘密联系状态，在联合抗日的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的秘密联系早有所闻，但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一直脱不开手。当他好不容易摆平此事后，立即下令对西北的红军进行最后的围剿。这一次他调集了三十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决心将主力红军聚歼于黄河以东的陕甘地区。同时，他又强迫东北军、西北军参与执行他的围剿计划，想在战争中削弱他们的实力，如不服从，则将他们调离西北，脱离与红军的接触，逐步肢解，扫除后患。这是一个极其反动而阴险的计划，但蒋介石没有料到，张学良将他精心策划的“通渭会战”计划及时通报给中共中央，并建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控制河西，接通苏联。

党中央鉴于时间紧迫，在会师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前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打乱蒋介石的军事布署。

时五军做为红四方面军的总后卫，此刻正在西兰公路马家营子至华家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当前方传来胜利会师的消息，五军将士无不为之兴奋，部队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为保障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安全北上，董振堂按照总部的布置，率部就地构筑野战防御工事，准备抗击敌毛炳文师的攻击。由于此地地形不利于防守，故选择阵地及为重要。董振堂会同副军长罗南辉、参谋长李屏仁等谨慎地勘查华家岭一线，最后决定将第一道防线摆在马家营子，由十三师三十七团和三十九团负责。十五师的两个团隐蔽在华家岭后山，作为第二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罗南辉副军长负责指挥,第二道防线由军部直接掌握。

21日清晨，敌毛炳文师九个美式装备团逼近马家营子，其先头部队沿公路肆无忌惮的开过来,不知不觉已进入五军早已预设的口袋。罗副军长一声令下，两侧山腰上的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扫向敌人，敌先头部队顿时乱成一片。罗副军长果断下令出击，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带领下，向残敌扑去。这一仗只短短三十分钟，五军全歼敌先头部队几百人，还活捉了三十几名俘虏。打扫完战场，战士们又分散在公路两侧阵地上，等候敌人的下一轮攻击。不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在马家营子上空疯狂地投弹、扫射。刹时，马家营子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轰击过后，敌一个整团的步兵又沿着公路蜂拥而来，战士们依托公路两侧光山上的阵地，给敌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敌人再一次退却。一会儿，敌飞机再一次飞临阵地上空，对两侧的阵地又是一阵狂轰滥炸，由于这一带全是光秃秃的小山，没有什么可隐蔽的，因此三十七团在敌飞机的轰炸下，伤亡较大。

中午，三十七团将敌人一步步引至第二道防线，攻上来的敌人先是用重炮猛轰华家岭后山四十五团的主阵地，见没什么动静，于是一个整营的步兵嚎叫着扑了上来。团长叶崇本并不急于攻击，一直把敌人放到离山头只有五十米左右位置，然后一个猛烈地突击，打得敌人屁滚尿流的逃回到山脚下。脑羞成怒的敌人再次调上飞机，对我军防守的主阵地猛烈轰炸。霎时间，山梁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不久，敌第二轮攻击开始，一个营的兵力从正面进攻，另以一个营偷偷从侧面迂回。激战中，叶团长及时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同政委张力雄率特务连和一营向偷袭上来的敌人扑去。敌、我双方在后山腰上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遭遇战，叶团长手执一把寒光闪闪的大刀，率领战士们与敌人混战在一起。张政委则率几个战士用轻机枪对准敌后续部队一顿猛扫。不多久，敌人坚持不住了，纷纷向山下溃逃而去。

是日上午，敌人又作出调整，由王均的第三军继续从前面进攻，而以毛炳文部从东面迂回，形成两面夹击。这一天的阻击战打得尤为艰苦，三十七团参谋长牺牲，四十三团在敌两面夹击下，阵地几度易手。关键时刻，董军长亲率三十九团增援上来，才稳住阵脚。下午，五军副军长罗南辉同志在指挥作战时，被敌机炸弹炸中，不幸牺牲。烈士临走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传达我的命令，一定要坚守两翼，守住阵地，决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董振堂在后山上怒视着敌机肆无忌惮地超低空轰炸、扫射。气得直跺脚，可又没有办法。部队没有对空武器，有限的子弹只能对付攻击上来的敌人，好不容易捱到夜里，敌攻击停止。三十七团伤亡惨重，董振堂即令三十九团上去，把三十七团换了下来。

夜里，董振堂在军指挥所召开会议，研究明天的阻击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以及三十七团团长李连祥、三十九团团长吴代朝、四十三团团长郭锡山、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董军长首先讲道：“同志们！经过两天激烈战斗，我们的战士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打退敌人两个军的十余次进攻，只要明天我们坚守到天黑，就全面完成了这次阻击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打好明天这一仗！”

“有！”到会的所有指挥员齐声回答。政委黄超接着说道：“二天来的战斗，我们损失很大，昨天罗副军长，三十七团王力参谋长先后牺牲。但我们成功地拖住了敌人，为会师后的主力部队北上赢得了时间，为实施党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计划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三天，董振堂主动将防线后撤到大墩梁一带，由四十三团、四十五团防守大墩梁主峰，由三十七团、三十九团防守宋家梁。敌人进攻前照例先是飞机一通轰炸、扫射，然后，步兵成数路纵队攻了上来。五军各团沉着还击，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进攻。战至下午，敌仍未突破红军防守的阵地，恼羞成怒的敌人再次调来飞机，沿着大墩梁主峰阵地轰炸。由于这一带全是光秃秃的山梁，没有什么可隐蔽的，造成五军惨重的伤亡。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到五点多钟，天已渐黑，敌人停止了进攻。

在把牺牲的同志掩埋好之后，董振堂命令机要参谋，给总指挥徐向前发报：

经三天激烈战斗，我军伤亡很大，罗南辉副军长牺牲，部队已完成总部交给的阻击任务，准备向会宁方向撤退。

董振堂

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

此役，红五军伤亡二千余人。仅大墩梁这一天就损失了九百余人，占全军总人数的五分之二。残酷的华家岭阻击战，五军虽付出沉重代价，但也为北上的主力红军转移赢得了时间，为革命大局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十五、分兵

八、分兵

红五军撤出阵地后，星夜向会宁进发，敌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等部紧紧追了上来，由东、西、南三个方向节节推进，妄图将主力红军聚歼于会宁、通渭一带。根据中共中央10月11日发布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为：

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到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11月10号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其可能在10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中共中央之所以要进行宁夏战役，主要目的是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获得苏联的援助。在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答应提供一批武器和经济援助，按照这份作战纲领要求，红四方面军要有1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选择抢渡黄河的地点和造船，作为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部队渡河北上，夺取宁夏。据此，红四方面军总部作出如下布署：

以第30军开至清远的大芦子一带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

以第4军、第5军、第31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以第9军置于会宁、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30军渡河成功，9军则迅速跟进。

10月中旬，红30军88师在军政委李先念同志的带领下，秘密进抵靖远县境，开始造船。李先念是木匠出身，在他的指导下，造船队进展非常顺利，平均每天能打造出二、三条船，根据中央下达的《十月份作战纲领》，到11月10日前完成各项渡河准备，到那时可以造好四五十条船，足够渡河之用。

可是敌情日益严峻，强敌从三面合围过来，参与防御的各支部队都快顶不住了，渡河必须提前进行。

10月24日，英勇的红30军利用仅有的十六条船，抢渡黄河成功。敌人在发现我军战略动向后异常惊恐，立即出动大批飞机对渡口实施狂轰滥炸，同时令黄河以东的追击部队迅速推进。25日，东岸的各防御部队压力已至极限，26日中午，中革军委电令红9军跟进渡河。同时还指出待2、3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这个军到底是哪一个军，中央没有明确。27日拂晓，徐向前、陈昌浩率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抵达河西。此时，南面形势急转而下，红4军、5军、31军在强敌的压迫下，被迫采取节节防御的战法，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许多部队建制被打乱了，事先构筑好的防御阵地也被敌分割包围。为了给渡河部队赢得时间，战士们各自为战，用血肉之躯，抗击着数十倍于己的强敌。

29日，中革军委电示朱德、张国焘：

为迅速取宁夏起见，三十一军可以立即渡河，在九军、三十军后跟进。

此电因彭德怀的建议，要留三十一军在河东作战。中革军委遂于30日改变了命令，令31军折向麻春堡开进。

战至30日夜，红四军、三十一军且战且退，终于在打拉池附近稳住了阵脚。而在黄河渡口担任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已被敌三面合围，无法再向打拉池的红军主力靠拢。董振堂见突围无望，即电示四方面军总部，总部回电令五军急渡黄河，向河西转移。可以说，五军的西渡黄河，完全是因战场形势突变而被迫执行的。

过河前，董振堂已预料到此次西征可能会导致失败，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他提笔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倾诉了自己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以来与张国焘斗争的经历，并表达了希望早日率部重归红一方面军建制和走上抗日战场的宿愿。

接着，他来到警卫队驻地，找到队长高志中说：“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还能骑马吗？”

高志中刚伤愈归队，他回答到：“行，身体还好。”

“警卫队有多少匹马？”

“总共不到二十匹。”

“我来————看看你。”董振堂深沉的说道。

高志中从首长忧郁的眼神和深沉的话语里敏锐感到，首长此次来临绝不仅仅是为了看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事情要交给他办。但碍于警卫队里有黄超的耳目，于是紧随董振堂来到屋外，两人默默走出很远，董振堂停下来，环顾一下四周，随后说：“有个任务准备交给你去完成！”

高志中坚定的回答道：“军长下命令吧，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轻声说道：“你把马匹清点一下，不要多，要精，要挑马口轻一点的，体质好一点的，马背蹋一点的。”高志中仔细地听着。

“子弹还缺不缺？要把武器弹药集中起来配备一下。”

“嗯！”

“还有就是！”董振堂往高志中身边凑近一点，吩咐道：“你带哪些人，要把他们的情况了解一下，他们和你关系怎么样？能不能和你一条心，你要有个底。”

两人说着说着已来到军部门前了，董振堂再次嘱咐道：“你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到我这儿来。”

第二天，高志中如约来到军部，董振堂问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打算去十二个人，已挑好十二匹马。武器有马枪、花机关、匣子枪，每人四、五十发子弹。”高志中一口气回答道。

董振堂又问他：“这些人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高志中说：“江西的有两个，‘宁暴’过来的有五个，长征中参加的有四个，这些同志都是值得信赖的…….”

“不要带那么多人，有十个就行了。”董振堂打断了他的话：“准备工作都有谁知道？”

“谁也不知道。”

“有人问起你没有？”

“没有。”

“好！”董振堂满意的点点头，郑重的说道：“现在有一封信，你把它送到延安、或是瓦窑堡、或是保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里。你无论如何要找到，把信交给他们。”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继续说道：“万一出了问题或有不得已的情况，你可以把信毁掉，但要记住信的内容。你记住：我这封信主要是不同意张副主席西路军的策略。甘肃、青海一带的敌人全备有骑兵，我们的部队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到那边十有八九要失败，就这些。”

高志中接过信来说到：“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这次你们要经过敌人七道封锁线，但是你有条件，你是陕西人，说话容易懂。”说完他用信任的目光看了小高许久，语重心长的说道：“你已跟随我多年，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摸着黑瞎闯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找到光，看到了中国光明的前途。这次你走了，今后我们可能还会见面，也可能见不了面，我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永远跟党走，革命到底！”

高志中从十三岁开始，就在董振堂身边任勤务兵，也可以说是由董带大的。小分队集合就要出发了，他流着热泪久久不忍离去，董振堂内心也很难受，干脆背过身去，严厉地说道：“立即出发，不要再担搁了！只要中央领导能看到我的信，我死而无憾！祝同志们一路顺利！”

高志中和警卫排长马金福带着首长的重托，率领这支十人小分队，历时六天，连续突破敌人七道封锁线，途中牺牲了五位同志。最后，他们终于在瓦窑堡一带追上了红军主力，找到了朱总司令，面交了董军长的亲笔信，圆满完成了任务。以后，二人都走上抗日战场，马金福于1940年在与日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高志中被分在了八路军一二五师，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在战斗中表现英勇，受到总部首长的通报表扬。解放战争期间，高志中在东北警一旅、哈南军分区、以及警卫师任参谋长和副团长等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高志中赴朝参战，任警卫四团团长。转业后，他先后在东北建筑总公司、一机部建工部、国家建委、城建总局担任领导职务。

至此，红四方面军分成了两部分，红四军和三十一军随总部转战到陕北根据地，后编入八路军129师，开赴抗日战场。渡过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奉命编成红军西路军，开始了悲壮的河西大血战。

二十六、山丹血战

一、山丹血战

一九三六年11月8日，西渡黄河的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被中革军委授予红军西路军的称号，其编制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总政委：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

全军共4个团，3000余人，枪1000多支，平均每枪子弹5发；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

全军共6个团，6500人，枪2500支，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红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

全军共6个团，7000人，枪3200支，平均每枪子弹25发；

此外，还有直属骑兵师、妇女抗日先锋团等。全军共两万两千人。枪不到1万支，且粮、弹极其缺乏。特别是五军，实力最弱。每枪子弹只有5发，仅够保枪之用。

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赋予西路军的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

直接打通远方即通向新疆，从那里获取苏联对我方的援助物资。

西路军所面对的敌主要力量是盘踞在甘肃、青海的军阀马步青和马步芳部。马步青为骑兵第五师师长，所部盘距在甘肃中、西部，辖三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另有手枪、工兵、炮兵各一个团。马步芳为新编第二军军长兼第一百师师长，其盘距在青海，辖有三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炮兵、宪兵、手枪各一个团，另有青海警备司令部及三个旅的骑兵。

以上敌人兵力仅正规军就达3万，还有民团武装10多万，以骑兵为主。红军渡过黄河后，已威胁到二马的反动统治。如果西路军只是借道去新疆，一路不停留的走，对他们利益伤害不大。二马对此曾有过顾虑，不打，无以应付蒋介石；真打，弄得两败俱伤。当时，二马互有电报往来，其中马步青就曾提出：“如果红军只是过境，可以不打，若停下来，就打。”马步芳也曾说过：“红军只要无占城目的，可以让其通过，不打。”从中可以得出结论，二马是不想与红军为敌的。

11月份的河西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英勇的红军指战员顶着凛冽的寒风和滚滚沙尘，艰难地向西挺进，他们中的大多数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狡猾的马匪军在这荒凉的戈壁滩上不时以小股骑兵来袭击行进中的队伍，这着实让董振堂头痛。自从过河以来十几天，部队天天都有战斗，马家骑兵忽来忽去，飘乎不定。每次都能给队伍带来一定的损失和伤亡，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一向沉稳的董振堂这时也开始变得焦燥不安起来，他以前在西北军时曾接触过马家军，那时的马家军阀势力还不大。冯玉祥在五原誓师时，曾任命刘郁芬为甘肃省主席，并将甘肃地方军阀的部队收编为冯部。青海省以马步芳为首的回族少数民族部队不服收编，与冯部在河西走廊的永登、古浪、永昌、武威一带大战一个多月，马部最后被打败，派人与冯部和谈，同意收编。其作战凶悍、狡猾，董振堂早就领教过。以西路军现有实力去和马家军拼，悬殊太大了。几天前，他曾主动建议徐总指挥：迅速西行，勿作停留，打通新疆，取得苏方的援助后再回过头来收拾马匪。徐向前听后完全赞同，这多少给了董振堂一点安慰。

夜里，董振堂像往常一样查完了哨，回到军部。所谓军部，也只是荒凉戈壁中一个被人抛弃的小院，门、窗皆无，顶棚也是破烂不堪，参谋长李屏仁正坐在火盆边烤着火，见军长回来，倒了一杯开水递过去。董振堂接过来喝了一口，然后坐下来对李屏仁说：“屏仁！明天叫骑兵团的吕仁礼加强警戒，要认真应付，敌人的骑兵动作迅速，来势凶猛，容易给我们造成一个措手不及的局面，这对我们十分不利。最近敌人几次偷袭得手，看样子还会故伎重演，我们要时刻准备好，抓住时机，狠敲他一顿，尽量争取多弄些马回来，加强骑兵团的力量。在西北这边打仗，没有机动的骑兵是要吃大亏的。”

李屏仁是董振堂宁都起义时带出来的老部下，这些年来一直在五军团工作，从班、排、连、营、团直升至五军参谋长，打起仗来很会动脑筋，属于那种文武双全的军事干部。他把烟头丢进火堆里，轻声说道：“总指挥，您放心，早点休息吧。我已安排好了，只要狗日的他明天敢来，我保管痛揍他一顿！”

董振堂点点头，凝视着燃起的火苗，若有所思的问道：“屏仁啊，你是九江人吧？怎么会想到来艰苦的西北当兵？”

李屏仁苦笑着回答：“说来话长，军长，我家在当地也算是名门大户。靠着祖传下来的家业，我本可以在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记得小时候在学堂，一位姓孙的先生常常教导我，要我做一个正直的人，做一个有文化的人，做一个将来能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说实话，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不顾家父的反对，考取了黄埔军校。可是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共，我在武汉目睹了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我的要好同学。那时候，我感到很迷茫，很失落，听说西北的冯玉祥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于是我就毅然退学，报考了他的西北陆军军官学校。在那里我认识了刘振亚、李肃等同学，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很快就加入了党组织。”

董振堂赞许的点点头，说：“一南一北两个军校你都读了，资历不浅呐！是啊，我们中的很多同志都曾抛弃过不少令世人羡慕的东西，但我们得到的，却是用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董振堂凝视着火苗，内心感慨万千，此刻的他已毫无倦意，低着头自言自语道：“宁都起义到现在，有多少好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

李屏仁有点纳闷，老首长今日怎会谈及这个沉重的话题，于是笑着说道：“军长！咱们自打起义加入红军，敢打敢拼，那是全军都出了名的，朱老总也称赞我们五军团是钢铁后卫。咱军团出去的同志，个个都是好样的，就拿前不久调走的董俊彦、李彩云他们，现在都已是骑兵师的师长、参谋长啦。”

董振堂沉思许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们活着的要完成烈士们的遗愿，要努力摆脱目前的困境，带好这支英雄的队伍，让这支队伍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责任不轻呀！”

……….

11月10日，董振堂率五军协同三十军包围了土门子，迫使马步青部一个工兵营投降。18日，又攻克永昌，21日克山丹。同时，西路军主力九军做为另一路进展也较顺利，在干柴洼击溃敌3个旅的进攻，随后于13日乘势占领了古浪城。

马步芳得知古浪失守，异常震惊，立即勒令马元海部不惜一切代价限期夺回。古浪城是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古称“虎狼关”，地处要冲，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马家军二万余人在马元海的指挥下蜂拥而来，双方在一条山下展开一场血战。战至18日，红9军毙敌二千余人，自己也伤亡过半。经此一役，九军元气大伤，无力再坚守危城古浪，遂连夜撤出，向右翼的三十军、五军靠拢。

从11月22日开始，马家军对西路军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攻势，如果此时西路军全军坚定地向新疆挺进，或许受到的损失不会那么大。但偏偏在此时，中革军委来电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就地（永昌、凉州、山丹一带）建立根据地。如果说西路军先期所面对的只是马家军的袭扰。而现在，二马则是倾其主力，要与红军做决一死战了。因为二马决不会坐视，在自己的地盘上出现一块由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根据地。

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徐向前于11月24日亲自起草电文，向党中央反映实际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电文指出：

一、马敌现虽伤亡5000人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补充，人马子弹均有，仍然继续与我拼战。

二、马敌战术系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黄昏后，畏我夜战，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则集兵猛攻另一点。大部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则难缴获，败则无生还。

三、永凉地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无房，尽是堡寨，不便我军迂回抄击。

四、我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激战终日，即可耗尽弹药，矛刀、刺刀又少，难阻敌攻。九军现有4600人，步枪1800支，每枪子弹不足两排；五军不足4000人，枪弹更少；三十军近6000人，步枪2000余支，每枪子弹仅两三排；骑兵师人马约500，人、弹有耗无补，无日不战，敌骑到处骚扰，扩红、弄粮、筹资、交通均受限制。拟壮大骑兵，但筹马困难。

五、九军激战古浪，受大损失，正在休整；三十军激战四十里铺，子弹耗尽，全靠大刀拼杀，已伤亡500余人；五军更弱，指直在永昌，大部分担任城墙守备任务，敌马彪部有三个团正在永昌城郊附近活动。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弹药太少，难在甘东地区灭敌。请求中革军委迅速指示下一步行动方针。

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西路军就地坚持，打开局面。

西路军没有任何外援，没有任何后继，本就有限的弹药越来越少，境况越来越糟，时西路军许多高级将领对中央要求西路军在甘、凉建立根据地的电令是持异议的。

西路军蹲在此地不进不退，正好给马家军以进击之机，马步芳调集重兵向永、凉地区扑过来，胡宗南的补充旅亦向凉州地区开进，一场大战已不可避免。中革军委之所以这样部属，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其主要意图是：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主要兵力扼守黄河一带，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这样一来，西路军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不了解总部的计划，气呼呼地找到总政委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

陈昌浩和张国焘一样，家长作风十分严重，他板起面孔，训斥道：“你懂什么！多嘴！我们扎扎实实的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呆在这里能吃亏？”

徐向前也不知道此计划的内容，就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他和陈昌浩一度争吵起来。陈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坚持能在这里站住脚，打开一番新局面。徐向前无奈的摇摇头，说道：“中央远在上千公里的陕北，根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这里的条件从哪个方面都比不上川陕根据地。”稍停一会儿，徐向前又讲到：“论气候，这里滴水成冰，我们的士兵大都是南方人，适应不了这儿的严酷气候；这里的居民大都是少数民族，有不容外族人轻视的宗教信仰；这里的地形也与我们格格不入，一马平川，即便是有山也是光秃秃的，无法落脚藏身。我们都是步兵，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打仗？而敌人的优势就很明显，他们以骑兵为主，有御寒的冬衣，有充足的水，粮食和弹药，还有听命于他们的乡民。无论是天时、地利、人和，敌人都占尽了。前段时期的作战就充分证明这一点，敌人机动，来的快逃得也快，我们奈何不了他们。而我们只要有稍许大意，就会吃亏。单说九军吧，离开主力稍远一点，就在古浪遭敌重创。敌人的这种狼群战术还会重演，我们怎么办？现在全军拢共加在一起不过两万人，又经得起几回这样的折腾！？”

陈昌浩只是听着，却没有发表任何意见，徐向前再次诚恳地说道：“昌浩，这里根本就不具备创建根据地的条件，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的向中央反映，我们……”

还没等话讲完，陈昌浩便生气的说道：“那就是说你反对执行中央的命令！”

徐向前与陈昌浩搭档多年，晓得他这种家长式的武断作风，便婉转的讲到：“我只是从军事角度分析我们所处的实际困境，再说，如实的向中央反映，让中央能准确了解到这里的实际情况，这不是一件坏事啊。”

“那好，分析归分析，中央的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陈昌浩冷冷的丢下这句话，便扭头跨出了房门。

讲这么久等于是白讲了，徐向前瞪着陈昌浩远去的背影，显得是那么的无奈、焦躁和不安。西路军的前途与命运仿佛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得他喘不过气起来。

“怎么办？”徐向前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却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说服陈昌浩这位西路军的最高领导。

这时，李先念推门进来，徐向前暂时停止了内心杂乱的思考。

“报告总指挥，我军已撤到永昌城东，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徐向前干咳了一声，说道：“就地建立根据地，扩红、筹粮……”

李先念是四方面军一员猛将，又是徐向前的老部下，见房间里没有别人，便凑近小声的说道：“总指挥，这哪成呀，这一带穷的叮当响，庄稼一年才收一次，老百姓自己都不够吃，我们就是有钱也难买到啊。还有就是冬衣，这地方太冷了，再不解决，不冻死人才怪呢！”

徐向前无奈地叹道：“先克服一下，去执行吧！”

至此，西路军在东起凉州四十里铺，西至山丹，绵延三百里狭长地带上与马家军展开了残酷的血战。

时五军奉命驻守山丹，敌马禄的骑兵旅、韩起功的步兵旅外加一个山炮营，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面对敌数次疯狂的进袭，五军全体指战员在董振堂军长的带领下，沉着应战，给敌以重大杀伤，不仅守住了山丹城，而且也很好的配合了永昌的战斗。打了几天以后，为防止敌大炮对我军造成重大伤亡，董振堂下令十五师两个团防守山丹城墙，十三师则全部留在城内作预备队。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发起进攻，守城的十五师依靠山丹古城墙垛口，打退了敌数次进攻。中午时分，董振堂在城里观察到南门外敌步兵一部疏于戒备，立即命令十三师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从东门出击，由于该敌毫无防范，被五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漫山遍野的狼狈逃窜，战士们乘胜追击。追击途中，三十九团政委周畅昌发现左后方烟尘滚滚，“不好！”他立时反应过来－－－－－－－－－－－是敌人的骑兵，便迅速登上一道山梁，举起望远镜观察敌情，这时一颗流弹飞过来，不偏不倚打中他的腿部，周政委顿时从坡上摔了下来。团参谋长饶子健赶紧上前扶起他，同时下令部队停止追击，就地组织起来打敌人的骑兵。由于敌骑兵动作迅速，加上先前溃退的敌步兵反扑，攻出城外的两个团陷入两面夹击，十分被动的境地，双方在城外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拼杀。

董振堂在城楼上发现了这一险情，立即命令四十五团火速出城增援。很快，增援部队绕至敌人骑兵后面，一顿狠揍，将敌人打退，随后与三十七团、三十九团一道退回山丹。这一仗虽打退敌人，但由于敌骑兵的干扰，未取得较大战果。

残酷的拉锯战就这样一直打到12月11日，五军损失很大，参谋长李屏仁在敌一次夜袭中被打伤左腿胯骨，十三师政委谢良也在山丹的阻击战中左腿中弹负伤，十三师师长李连祥同志牺牲，全军共伤亡600余人。

12日，突然传来“西安事变”的消息。

“蒋介石被捉住啦！”原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政策，在西安发动兵变，扣押了蒋介石，阵地上我红军指战员一片欢腾。董振堂得知这一消息，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他一贯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如今，老蒋被捉住了，全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也许，不久的某一天，他终能如愿以偿，率领五军将士奔赴抗日前线了。至12月下旬，党中央发来电报，告知蒋介石已同意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同时电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接电后，西路军决定撤离永昌、山丹，立即向西进发。

董振堂在出发前，赶到总部卫生部，看望在此养伤的参谋长李屏仁和十三师政委谢良等人，他用那洪亮的嗓音讲道：“好消息！蒋介石已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了，这是件大好事！这下咱中华民族有希望了，你们安下心来好好养伤，抗日前线还需要你们呐！。”

李屏仁、谢良他们听后深受鼓舞，一致表示会遵照首长的吩咐，争取早日养好伤，回到部队。他们哪知道，这一别竞成了永诀。

西路军失败后，李、谢二人都是身负重伤，无法随部队转移。为了不拖累大家，他们坚持留下来。在劝走身边的警卫员后，二人在祁连山的荒山野岭中坚持了八天。时值寒冬季节，又冷又饿，加上伤口发炎引起的剧痛，万般无奈之下，李屏仁想到了自尽。他艰难地挪动着身体，将治腿痛的几斤烟土取出来，对谢良说道：“老伙计，我先走一步啦。”

谢良就在几米外躺着，此刻的他正发着高烧，浑身乏力，他感觉死神已在向他靠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却又无能为力，两行热泪默默的流着……

烟土吞下去不久，烟毒开始发作，李屏仁口吐白沫不停地抽搐着……。

望着老战友痛苦中死去，谢良也不想活了。他强撑着爬过去，掩埋了李屏仁的遗体，又坚持着爬到一棵小树下，解开腿上的绷带，准备上吊。由于树太矮，几番折腾，都未成功。伤口的剧痛，令谢良晕死过去……。

不久，几个掉队的红军战士从此路过，将其救了下来。命虽保住了，可不久他们就被马家军俘获，马匪的军医将他受伤的脚板整个锯掉，然后投入大牢。经党组织努力，谢良历经千辛回到延安，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建国后，谢良曾任军委炮兵副政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我军著名的独脚将军之一，后曾著书《独脚将军传奇》。

二十七、血战高台

二、血战高台

西路军将士再一次踏上征程。已是寒冬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三十多度，荒凉的河西走廊上狂风呼啸，大雪纷飞。红五军这次由往日的“铁屁股”（钢铁后卫）一改而为全军的前锋。此时“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蒋介石亡共之心不死，并未放下屠刀。他命令马家军加紧进攻，彻底消灭西路军。在一片和平的气氛中，西路军正一步步迈入危境。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五军攻占临泽县城，城内守敌仓惶而逃，进城后，董振堂即下令部队抓紧时间休息。随后找到军政委黄超，黄超以前曾是张国焘的秘书，是张的心腹，自其任五军政委以来，处处为难军长董振堂，他先是把原五军主要干部大部调走，还处处散布谣言说董军长仍有军阀思想，投身革命完全是投机倒把等等，企图架空他。会宁会师后，黄超的行为有所收敛，但那副目中无人的腔调，始终未变。依当时二人在红军中的地位，董不仅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二十三名委员之一，著名的宁都起义领导人，而且战功卓著。而黄超除了有张国焘的全力提携外，其他根本没法与比他大10多岁的董振堂比。但忠厚正直的董振堂出于对党的绝对忠诚和信赖，抛弃前嫌，不仅宽容了黄超，而且出于党的组织原则，有些事情则过份听从于政治委员黄超。

二人经简短商议，黄超决定自己带军直外加37团、43团留驻临泽，由董振堂率39团、45团、骑兵团（二个连）和总部特务团总计三千余人于次日凌晨出发，去攻打高台县城，全军仅有的一部无线电台也按黄超之意留在了临泽。

高台县城位于甘肃省西部，是西路军通往新疆的必经之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要地。高台南面不远即是海拔5400多米、终年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北面是一望无际、毫无人烟的大沙漠。

战士们拖着疲惫的步伐再次行进在冰天雪地里，呼啸的老北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打在脸上生痛，望着这支衣着单薄的队伍，董振堂内心充满愧意，他真心希望早日打通国际线路，早日获得苏方的军援，让战士们好好的休整一次，穿好、吃好，然后精神抖擞的打回来。想到这里，董振堂咬咬牙，和战士们一同行进在广阔的雪原中。

五军于黎明前赶到高台城下，董振堂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了这个倘处在朦胧睡意中的小城，平静地下达了战斗命令：“四十五团为左路，三十九团为右路，特务团、骑兵团居中，迅速展开，一举攻克高台城！”

战士们抬着早已准备好的云梯从各个方向扑向城墙，一部分敌人发觉了，开始顽抗阻击，而有些城头，直到攻城战士们爬上去了，敌人才发觉。有限的抵抗已经无碍大局，五军一股作气，拿下了高台城，守敌800多民团缴械投降，伪县署官员全部被俘，五军的军旗高高飘扬在高台城头。

进驻高台后，因电台不在身边，董军长立即令骑兵团派人飞马赶回临泽报信，希望政委黄超带五军余部迅速跟进，同时电告西路军总指挥部高台战况。执行任务的战士们走了，董振堂这才感觉到一丝倦意，他回到城内的临时指挥所（天主教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正亲自写着各类标语，忙的不亦乐乎。杨克明是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政治委员，与五军合编后，始任五军政治部主任。和董振堂搭档配合十分默契，是一位不仅年轻且极富才干的领导干部。董振堂悄悄来到杨克明身后，笑着说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好！好！好！”董振堂连说了三个好，杨克明回过头来，见是军长，笑呵呵地把笔往桌上一丢，说道：“老董，前景大好啊！现在只要部队全力西进，不久即可到达新疆。等我们拿到了苏制的武器，和各项补充物质，到那时，哼哼！咱们再杀回来………”

董振堂把腰带解下来放在桌上，说道：“鸟枪换大炮，那当然好呀！只是现在西安事变虽已和平解决，但二马与蒋介石不同啊，他们经营西北多年，已形成牢固家族式统治的武装集团，是容不得我们的。”说到这里，董振堂久久凝视着窗外，沉重地讲道：“要时刻警惕，此地不可久留呀！”

第二天，派去临泽送信的战士们回来了，五军余部并没有跟过来。只带回来军委的一纸电令：

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董振堂接电后大惑不解，不知中央如何又不让西进了。原来，中央考虑的是从全局出发，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立即扣押了随行的张学良，并调集40个师的兵力准备进攻西安，局势再度紧张起来。中央此时来电令西路军暂勿西进，有静观时局，随时需要西路军东返策应陕甘的意图。

8日，军委再次电令西路军消灭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徐向前、陈昌浩二人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决定停止西进，准备在临泽、高台一带迎敌。西路军各部在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带不走不退，并开始就地扩红、筹粮、创建根据地。这样一来，二马就沉不住气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二马开始积极布署调集精锐，准备与西路军决一死战了。

董振堂从接到命令开始便有一种不祥的征兆，但他还是不容置疑的坚决执行了。这些天来，他踏遍整个高台县城，抓紧布置防御。一边同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在城内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令他稍感欣慰的是，先前俘虏的八百余名民团，大部愿意接受改编，加入红军。这几百人，用好了，可是一支不小的力量。

随同五军一同到达高台的，还有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三营一百多名女战士。此刻，她们正在县城各处忙个不停。有的在教群众唱革命歌曲，有的在向群众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有的则穿梭在大街小巷里，忙着贴、写各种标语。在红军的宣传号召下，城里的百姓踊跃向红军捐衣捐粮。一时间，整个小城沸腾起来，好不热闹。

1937年1月12日，二马主力追踪而至，狡猾的马步芳以一部兵力佯攻临泽和倪家营子，而以主力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四个骑兵旅，一个炮兵团，外加马德胜、马兆瑞等四个民团共二万余人绕过两地，一路叫嚣着“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的口号，直扑红五军驻守的高台城。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敌人对红五军的特殊仇恨，这还要从五军的历史说起，早在1928年，董振堂在冯玉祥的西北军里任团长时，曾率部驻守在西宁，参与了一系列平定马仲英部“河煌事变”的军事行动，董的部队里有很多老兵当年都参与过对“青马”的战斗。

敌人大兵压境，董振堂闻讯后快速登上城头，平静地举起望远镜，只见远处的戈壁滩上黄尘滚滚，马家骑兵一队队，一排排从四处向高台涌来，有清一色的黑马团、白马团、红马团……，扑天盖地，场面甚是壮观，更远处还有上万步兵在沙地上蠕动着。西路军分驻三地，唯高台五军实力最弱，仅三千余人。照这阵势，孤军困守前景不妙，虽然董振堂早就预料到这般下去必与二马会有一搏，但没想到会如此之快。

要是现在手头里有几门炮该多好哇，至于炮弹嘛，几发就行。他是专业炮兵出身，这点距离，由他亲自瞄准，几发炮弹砸过去，必将炸得马匪人仰马翻，彻底将敌人嚣张的气焰打下去。可现在别说炮弹，就是手榴弹也没多少啊。

他放下望远镜，回过头去找机要参谋，他想向总指挥部发电请求增援。可是他失望了，机要参谋和电台都留在了临泽，受政委黄超控制。董振堂看了看随行的同志及城头上的战士，用一贯坚定的语气讲道：“同志们！高台是咱们红军西进的战略要地，我们要坚守每一处阵地，拖住敌人，赢得时间，敌人是从后面上来的，总指挥部不会不知道，主力一定会赶过来增援我们的！”

听了董军长的喊话，战士们信心十足，纷纷磨拳擦掌，赶修着工事。

董振堂回到指挥部，立即把守城任务下达到各团。然后找来敌工科长李肃，李肃是山东临清人，西北军军官学校毕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打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从事兵运工作的三人小组之一。起义后他一直在红五军团工作，曾任第十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团政治委员，军团随营学校政治委员，红五军敌工科科长等职。董振堂交给他的任务是：趁敌人还没有对高台完成合围之际，立即带领几个战士，分批化装出城，向总部报告情况，请求支援。

送信的同志们陆续出发了，他们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呢？董振堂焦灼地徘徊在城头。不多久，敌人的炮击开始了，炮火之猛烈是河西战役以来所仅见，原先已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炮火过后，马匪们在城外一字排开搞了个宣誓。敌前线指挥官骑在马上，举着大旗声嘶力竭的喊道：“韩旅长有令，攻下高台，放假三天，城里的财物、女人都归你们…….”

敌人的敢死队顿时齐声呐喊起来，城头上的十三师师长（兼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听着那个气啊，攥紧拳头骂道：“狗日的，来吧，老子送你到阴曹地府去领赏！”

不久，马匪们一排排扛着云梯，手持绳索、铁钩，嚎叫着向二丈高的城墙扑来。五军的干部、战士均是打阻击、坚守战的老手，并不急于开火，而是尽量地把敌人放近，然后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屁滚尿流地逃回了出发地。这样一直打到第四天，敌人什么也没捞着，且死、伤无数。

马步芳穿着厚重的皮大衣，站在城外的山坡上，脸色阴沉地注视着硝烟迷漫的高台，咬牙切齿地对败下来的敢死队士兵骂道：“十比一，还打成这样，真是一帮混帐！”骂完了，转念一想，也难怪，他的对手是董振堂啊，原西北军无人不晓的悍将，打防御战的顶尖高手。该怎样收拾西路军打出来的这只拳头呢？马步芳一筹莫展。

入夜了，董振堂焦虑地徘徊在城头上，望着城外马家军燃起的一堆堆篝火，以及淹没在夜色中的祁连山脉，他在考虑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部队已连续坚守了四天，一直盼望的援兵却迟迟未见。也许，那边也被敌人牢牢拖住了，没有力量再增援高台。如果是这种状况，到底应该怎么办？凭这三千余人能坚守到几时，他心里实在没数。况且粮弹已严重缺乏，每次夜里派出城去搜寻敌尸首上弹药的战士们，回来均无较大收获。狡猾的马步芳令出击的士兵每人只带三、五排子弹，打完再回去补充。高台古城历经数次地震，城墙早已残缺不堪。目前，马匪十倍于我，且装备精良，我军无险可守，无援可待。照此下去，死守将意味着全军覆没。

这时，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夜晚查哨路过这里，见军长来了，忙跑上前去敬礼：“军长！”

董振堂脸上露出一丝笑容，张力雄是五军少有的一位军政双全的团级干部，对于这位多年的老部下，他曾多次在会议上表扬过。连日的征战，张力雄没有哪一晚能睡过三个小时，双眼熬的又红又肿。董振堂心痛的握住张力雄的手说道：“你们辛苦啦！”

“军长，你不也和我们一样吗?”

两人就近找了一处石梯坐了下来。

“四十五团今天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

张力雄略微估算一下，回答道：“大约有二十多次吧，有两次攻上了城头，都被我们及时打下去了。敌人炮火打的越来越猛，今天我们团调整了部署，留一、二营在城头坚守，三营撤下来留作预备队，团机关人员同特务连负责维护城内的治安、筹集战斗所需物资……”

董振堂满意的点点头，然后又问道：“你觉得像这样守下去，能守多久？”

“这……，还真不好说。”张力雄抓着后脑勺半天回答不上来。

董振堂和蔼的看着他，继而问道：“没啥不好说的，你把你所考虑的东西讲出来，我很想听听你的见解。”

老首长是务实求真的人，这一点张力雄很清楚，他沉思片刻后答道：“军长，我们都是你从苏区带出来的老部下，跟着你，我们爬雪山、过草地、打阻击，我们经历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如今，在这高台坚守下去的信心那是不用说的，但是我们的粮弹急缺。我统计了一下，团里的重机枪子弹平均只有200发，轻机枪只有100发，步枪子弹每支仅10发，手榴弹每人不到一颗。我们曾动员群众献出家里的斧子、锄头、铁耙、铁叉、杀猪刀等等，但凭这些冷兵器去和敌人的步、炮、骑兵作战，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今天出现的两次危机，就是防守的战士们打光了子弹，敌人蜂拥而上的结果。这两天以来的战斗尤为激烈，我团付出的代价很大…....。”

张力雄流泪讲到这里，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

回来的路上，董振堂心里开始不停地盘算。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极端的困境下，必须果断做出决定，选择突围，要设法保存住这些革命的精英，有了他们，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才能继续。想到这里，他加紧步伐来到城内的指挥部。

当晚，董振堂召集全军团以上干部开会。等大家都到齐了，董振堂没有做更多的解释，直接说道：“咱们五军在高台已坚守了四天，现在粮、弹已将用尽，援兵迟迟不见，我想总指部那边也被敌牢牢拖住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突围。”

董振堂把突围二字讲的尤为沉重。众人听后都点头赞同这个方案。杨克明首先讲道：“选择突围极为必要，死守高台小城没啥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保存好部队，将来10座高台，100座高台都有可能夺回来。我赞成军长的意见。”董振堂听后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干部们，果断地讲道：“如果大家没有意见，就随我来！”

董振堂把大家带到地图前继续说道：“选择临泽方向突围肯定是不行的，敌人不会轻易让我们同主力汇合，一定会在此摆上重兵阻截我们。东南方向也不行，这里地势开阔，宜于敌骑兵追击，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敌人全部砍光的。”董振堂喝了口开水，然后手指西北的祈连山脉说道：“只有向山里突围，只要我们进了山，骑兵就发挥不了作用，敌人就拿我们没办法。”说完他抬头看了看大家，将目光停留在骑兵团长吕仁礼身上，说道：“我决定明天半夜实施突围，由吕团长的骑兵打头，其余部队紧随其后，行动要果敢、迅速。你明天白天带人在西北的城墙上掏几个洞，留一点土，只要能过得去一两匹马的宽度，一撞即破就行。突围命令于明日下午传达，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还有战斗任务。”

第二天一早，马家军一改以往的进攻方式，将矛头直指城外两座高堡。这两处制高点十分重要，它就好比两只有力的拳头，在整个高台防御体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敌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先是以猛烈火力压制住碉堡里的红军，然后把一个个汽油桶滚到碉堡下点燃，并顺势堆上木材。刹那间，二座碉堡淹没在熊熊大火之中，里面的红军战士们顽强地射完最后一粒子弹，然后手持钢刀，高呼着口号纵身跳下高堡，尽管身上还冒着火，仍追逐着马匪厮杀。渐渐地，勇士们一个个倒下了。董振堂站在城头，紧咬钢牙，一拳狠狠砸在城垛上，痛苦地埋下了头。

碉堡失守，两个重要的制高点被敌占领，守城的难度加大了。接着敌人又开始攻城，五军战士们在董振堂的带领下，用复仇的子弹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好不容易捱到下午，十三师师长叶崇本带着一个马家民团模样的人匆匆赶到军部天主教堂，来人见到董军长，立即从鞋底掏出一封信并自我介绍说，是受黄超政委派遣来送信的红军战士。

董振堂冷静地看了这位战士一眼，然后接过信，信确是黄超亲笔所写，可是一看内容，董振堂的脸顿时沉了下来：

董军长：高台是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西进必经之路，总部命令必须死守到底，与高台共存亡！否则，要你董军长的头！……

董振堂震惊了，他实在料不到总部竟会做出这种与敌人拼血本的决定，又走上了那条“左”倾冒险主义的与敌人死打硬拼的老路。作为一名久经征战的指挥员，他清楚地知道，如果部队现在不突围，以后就没有机会了。

激愤之余，他又仔细看了一遍来信，希望能从中找到给他灵活处理的字眼，可内容通篇严厉，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他手扶着窗台，神情异常严峻。片刻沉默后，董振堂回过头来，对送信的战士斩钉截铁地说道：“请你回去转告黄政委，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

送信的战士走了，大家默默地望着他们的军长。董振堂用低沉的声音命令道：“突围计划取消，团以上干部晚上到天主教堂开会！”

大家分头走了，空荡荡的天主教堂内只剩下董振堂一个人，此刻，他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压抑，泪水夺眶而出。他无力地倒在椅子上，他太累了……。

许久，他睁开双眼，用手抹去脸上的泪痕，开始责怪着自己：董振堂啊！你这是怎么了！你流泪了，胆怯了？不！都不是，从戎二十几载，无论是亲临火线，还是率队冲锋，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何曾有过畏惧！但唯独这次不同，孤军困守危城，城破只在早晚，这支英雄的军队即将随自己一道，淹没在这茫茫大漠之中……

想到这里，董振堂的心如刀割一般。

晚上，昏暗的天主教堂内，聚集着五军所有团以上干部。董振堂从口袋里掏出黄超的来信，然后威严地讲道：“黄政委来信，命令我军死守高台，人在城在，人亡城亡，红五军与高台共存亡！”听到这一消息，每个人都显得极为平静。董振堂望着大家，深情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中有随我一道参加宁都起义的，有随我在中央苏区并肩御敌的，有随我参加长征担当钢铁后卫的，还有英勇的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的同志。你们身经百战，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很荣幸能够领导你们。不过，这一次不同，你们要做好血战到底的准备！”

十三师师长叶崇本首先站了起来，大声地讲道：“没啥说的！军长，我们坚决执行总部和您的命令，我们十三师誓与高台共存亡！”其他指挥员也纷纷宣誓。董振堂备受感动，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现在开始连夜加高加厚城防工事，重要防御地段指挥员要亲临现场组织力量。吕团长的两连骑兵作为机动，随时处理各处发生的险情！”

半小时左右，会开完了，大家分头离开，回到各自的防区，只有政治部主任杨克明没有走。董振堂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杨克明的手。杨克明深情地望着这位宽厚的兄长，欲言又止的说道：“军长，黄超这是怎么啦。在那边既不增援，又不……”董振堂拍了拍杨克明的肩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讨论这个事的时候，先不管那么多，克明，抓紧时间休息吧，明天天一亮，敌人就可能进攻了。”

二人默默走出了教堂。

董振堂没有休息，他来到东门的阵地上,战士们正紧张地赶修着工事。经过多日的战斗，他们一个个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却干劲十足。董振堂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他走上前去，和每一位战士亲切地握手。当轮到一位小个子战士时，董振堂震惊了，这位年仅十六、七岁的小同志，光着左脚，显然，由于赤足，脚已冻得发黑，且上面还有斑斑血迹，正一步步艰难地向他靠近。董振堂迎上去紧紧地抱住他，随后从身上解开大衣，往他瘦弱的身子披上去，愧疚地说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军长对不住你们呐!”

战士们围在军长左右，小战士哽咽着说啥也不肯穿军长的衣服，董振堂握着他冰冷的小手严厉地说道：“我命令你穿上它，现在就穿。等打完了仗，你可以还给我嘛。”说到这里，董振堂径自走到高处，手指城外马家军的一片篝火，大声地讲道：“马匪以重兵围困高台，倚仗其优势兵力狂想把咱们五军一口吃掉！同志们，咱们怎么办？”

战士们在凛冽的寒风中齐声吼道：“坚决守住阵地！誓与高台共存亡！”这一句句勇士的怒吼，仿佛一把把利剑，劈向那昏暗的夜空，斩向那荒漠的戈壁。为了中华大地重放光明，为了民族的彻底解放，这支勇敢的正义之师，决心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铸造一个永不磨灭的真理。

二十八、无力的增援

三、无力的增援

1月20日上午，西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倪家营子，总部三局局长宋侃夫破译了一则敌方电讯，不禁大吃一惊，立即报告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敌人集结3万余兵力正猛攻高台县城，现已破城而入，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

陈昌浩大惊失色，与徐向前一合计，决定派骑兵师火速前往高台增援，尽管二人心里都清楚，靠这几百人马，无异于杯水车薪。但又拿不出什么更好的主意，因为在这广阔的荒漠中，步兵贸然出击是极具危险的，二马的主力全是精锐骑兵，搞不好就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骑兵师长董俊彦接到命令立即率队出发。一路上，他与参谋长李彩云一直策马跑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俩都是从五军出来的，西北军时就是董振堂的老部下，现在高台危急，他们狠不得插上翅膀飞过去，与老首长并肩拒敌。

董俊彦回过头来，看了看自己的队伍。500人马虽然少了点，在这广阔的戈壁中显得是那么单薄，但靠着出其不意，兴许能冲乱围城的马匪，或是凭着猛烈的突击，打懵敌人，减轻高台的压力。骑兵师一鼓作气赶到高台城外十五里的南华镇，董俊彦一边命令部队作好战前准备，一边用望远镜观察前方动静。只见高台上空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必须赶紧行动，要不然来不及了。想到这里，董俊彦快速跨上战马，命令部队全速前进。

队伍没走多久，左前方就见黄尘滚滚，敌骑兵似早有准备，朝着骑兵师的方向扑过来。再不能担搁了，董俊彦抽出马刀，回过头来对着他的士兵们喊道：“同志们！咱们可不能给骑兵师丢脸，让马匪瞧瞧咱骑兵师的厉害！杀呀！”

五百骑兵像一把利剑，一头扎进了马步芳的精锐骑兵中。刹那间，高台城外尘土飞扬，喊杀震天。

一阵激烈的拼杀过后，骑兵师政委秦道贤牺牲了，参谋长李彩云也被敌人砍下马来，更多勇敢的战士们倒在了冲锋的道路上。冲出敌骑兵包围的只有董俊彦等了了十几个人，此时的他也已伤痕累累，浑身上下流淌着鲜血，几乎成了一个血人。他咬着牙继续拍马疾进，他要冲进高台城，哪怕死也要死在城内。凶悍的马匪岂能放过他们，紧紧追了上来，身后的十几个战士一个个被砍下马来。董俊彦顾不了那么多，他用战刀不断拍打着战马，然而马已跑不快了，身后疾驰而来的马匪扬起马刀朝他后脑劈过来，董俊彦本能地伸出左臂挡过去，“咔嚓！”一声，他的手臂飞向了空中，董俊彦惨叫一声从马上摔了下来。

紧接着四、五个敌人将他团团围住。董俊彦无力的躺在地上，在马匪们的嘲笑声中，他痛苦地挪动着身体，枪随同自己的左臂都被砍掉了，高台近在咫尺呀！可惜没能如愿。他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右手缓缓举起马刀，使出最后的气力，用标准的骑兵刀法向身体两侧“刹刹”作了一个挥砍，然后就重重倒在了戈壁滩上……

入夜了，在这条通往高台的道路上，敌我双方的尸体犬牙交错。凛冽的寒风中，一个身影缓缓站立起来。他，就是骑兵师参谋长李彩云，一位本书中不得不提的人物。

他忍住伤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凭着顽强的毅力，赶回到西路军总部所在地－－－－－－－－倪家营子。不久，总部决定再次组建骑兵师，师长是杜义德，政治委员刘庆南，伤愈后的李彩云仍担任骑兵师参谋长。西路军失败以后，他随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骑兵师长杜义德等人退入祁连山，准备穿越沙漠，东渡黄河返回陕北。却在途中被自己人击毙，理由是“李彩云有叛逃的可能”

历史难道真是这样的吗？

据当年李彩云的部下，时任骑兵师作战科科长的李新国同志（建国后曾任东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回忆：

当天，他和李彩云找了个避风的石崖，很快便睡着了。“砰！砰！”两声枪响，李新国从睡梦中惊醒，只见旁边的李彩云已躺在血泊之中。不远处，王树声、杜义德的手枪还提在手里。

李新国不明白怎么回事，刚要发问，王树声便抢先说道：“我们擦枪走火了，没你的事！”

李新国心里明白，也不便多说，默默地同几个战士一道，将李彩云掩埋了。

此后，他睡起觉来一直都是胆战心惊，生怕会遭到和李彩云同样的结局。因为他知道，他和李彩云都来自红五军团，对红五军高台失利，以及后来西路军的失败，两人没少在一起对张国焘发表一些怨言和看法，这些言谈又恰好被他们（王树声、杜义德）听到了，而他们又全都是张国焘的老下属，于是李彩云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去了。

1985年，杜义德同志（兰州军区司令员，中将）承认，李彩云是王树声和他错杀的。

事情终于大白，一方是共和国的元勋－－－－－－－－开国的大将与中将；另一方是背着叛徒的罪名，被错杀且含冤四十八年的，我军早期的骑兵高级指挥员。如果没有这回事，他应该会驰骋在抗日战场上，会成为让日寇胆寒的八路军骁将，会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我军高级将领；如果不牺牲的话，他也应该是一位将军。但历史没有如果二字，能说什么呢？事实面前也许只能无奈、叹息。但至少我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沉重得令人喘不过气来。又一位宁都起义的将领冤死，他们都一样，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而得到的却是极不公正的待遇，甚至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遭骂名。历史往往这样叫人心酸，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代也好不到哪里去。李彩云过早死于军队的山头主义并不奇怪，连毛主席后来也曾讲过：“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历次运动中，被斗的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的将军还会少吗？

1992年6月，当年的红西路军三十军政委，曾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于去世前十几天，在病榻上亲自批示，追认李彩云同志为革命烈士，并颁发烈士证书。2001年6月，中共临洮县人民政府在岳麓山烈士陵园修建了李彩云烈士纪念碑。

二十九、最后的辉煌

四、最后的辉煌

让我们再回到七十一年前，增援高台的红军骑兵师全部牺牲在了城外，而高台城内的巷战仍在激烈进行。得知西门被敌人攻破，董振堂心急如焚，他叫来骑兵团长吕仁礼，嘱咐道：“东门交给你了，无论如何必须给我坚守住！”

吕仁礼内心十分清楚，自己率领的两个骑兵连是军长手里最后的一张牌，因此他焦急地说道：“军长！突围吧，现在走还来得及呀。”

董振堂横眉一皱，没有言语。

吕仁礼明白了，军长是铁了心的要与高台共存亡了。于是胸部一挺，掷地有声的回答道：“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坚决守住阵地，战至最后一个人。”

将东门的防务交给吕团长后，董振堂就匆匆带着警卫排赶往西门，因为要想收拾残局，只有重新夺回西门。没走多久，就撞见杨克明搀着浑身是血的十三师师长叶崇本过来，董振堂抢上前去，双手扶住叶师长，身负重伤的叶崇本望着军长，无力地说道：“军长，对不起，我……”话没说完，头就倒在了一边，董振堂虎眼怒睁。这时，大街对面已冲过来十数个马匪兵，警卫排战士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前面的几个，杨克明见事不宜迟，对着警卫排长喊道：“保护董军长向东门突围，我在这里拖住敌人！快！”

董振堂拔出腰间的手枪吼道：“城都丢了，还突什么围，我董振堂誓与高台共存亡！”说完就要冲上去。

杨克明流着泪一把拖住了董振堂：“军长！十三师的叶师长、朱政委他们都牺牲了，你去了也没用，敌人进来太多啦！都是那帮收编的民团分子反水，打开了城门。快走吧，五军少不了你，临泽还有一个军部呢，只要你在，五军还会发展壮大，为了五军，你也要活着冲出去呀！”

董振堂将杨克明往旁边一推，从警卫员手里抢过一把大刀喊道：“警卫排，跟我上！”

杨克明再次拦住董振堂，苦苦恳求道：“老董！现在不是逞英雄的时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五军是你在宁都起义时带过来的，不能叫她在这里被灭了，你活着，就有希望！别耽搁了，快走吧！”说完使劲推了董振堂一把，随后冲身旁的警卫战士吼道：“你们这是怎么啦！快保护好你们的军长撤往东门，听到没有！”战士们这才架起暴跳如雷的董军长向城东方向奔去。

杨克明回过头来，抽出手枪带着身边的几个战士迎着敌人杀过去。渐渐地，退下来的红军战士越聚越多，差不多有二百来号人，再往前就碰上大队的马家骑兵。杨克明命令部队沿大街两边展开，就地阻击敌人。敌人也发现了这支队伍，于是打着呼哨骑着马冲杀过来，早已埋伏在街道两旁的战士们手持大刀冲出来，砍不着敌人就砍马，敌骑兵从马上摔下来没等爬起来，身首已经异处。战士们用抢夺过来的武器对准后面冲上来的敌人一顿狠揍，打得马匪人仰马翻，敌人暂时退却了。杨克明这才缓过一口气，他沉着地命令道：“同志们！尽量拖住敌人，越久越好，军长那边的压力就会小些，我们等到天黑再突围。”

马匪几次攻击受挫，立即改变打法，弃马徒步从四周包抄上来。几个回合过后，战士们越打越少，敌人则死伤更多。

此刻，负责防守西门的四十五团团政委张力雄被一阵急促的喊杀声惊醒，便拖着伤腿吃力的从床上爬起来。他只记得在敌人敢死队爬上城墙的时候，他正指挥着战士们用刺刀、斧头、大刀等顽强抗击。突然一颗炮弹在他身后爆炸，接着他便晕了过去。后来几个战士背着他来到设在老乡家里的团卫生所，放下他后又匆匆返回战场……

他提着手枪，跌跌撞撞的走到院子里，老乡神色慌张的从外面赶回来，对他说：“红军同志，马匪已经进城了，正在到处搜捕红军呢，你有伤在身，暂且在我家里躲一躲吧！”

就这样，在老乡的全力掩护下，张力雄侥幸躲过了马匪的捕杀。过了几天，马家军放松了搜捕，老乡将张力雄装上了马车，在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杂草和马猪粪，送他出了城。几天以后，张力雄终于脱险，返回到西路军总指挥部－－－－－－－－倪家营子。解放后，张力雄历任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在一座大瓦房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率战士们一直据守在这里，尽管敌人发起数次强攻，却始终没能攻克，大瓦房里里外外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时间一长，敌人急了，开始采用火攻。不久，伴随着滚滚浓烟，熊熊大火燃烧起来，房屋里已经呆不住了，杨克明便率不多的几个战士爬上房顶，居高临下又打死了不少街上的敌人。面对如此顽强的对手，敌人震惊了，料定这里必有红军大官，于是又扑去大火，开始重兵围攻这里。

杨克明手持步枪精准的向冲上来的敌人射击，一边用他那独特的四川腔调吼道：“龟儿子！来嘛！老子在这儿给你点名啰！”

打了一会儿，子弹没有了。他回过头来向身后的战士要子弹，却见身后已站满了马匪兵，战士们都牺牲了。马匪们狞笑着，好像在笑一只走投无路、束手待擒的羔羊。敌军官蹲下来将马刀架在他脖子上奇Qīsuū.сom书，杨克明怒视着这个蓝眼睛、一脸胳腮大胡的家伙，朝他脸上啐去一口带血的唾沫，马匪面色狰狞，马刀一挥。年轻的红五军政治部主任，原四方面军三十三军政委杨克明就这样悲惨地死在了马家军的屠刀下。

西门附近的抵抗逐渐减弱，马家军源源不断地开进。逐步在城内进行清剿，他们嚎叫着：“杀进高台城，活捉董振堂！”城内的抵抗渐渐集中到东门附近。东门城墙较高，宜于守卫，是五军掌握的最后一块阵地。

董振堂率领余下的战士们顽强抗击着马匪的轮番冲锋，战斗进行地悲壮、惨烈。战士们用石头、大刀、扁担……等，反正只要是能抵抗的任何东西当做武器，与敌人作殊死拼杀。战斗持续到傍晚，敌人仍没拿下东门。此时天已渐黑，显然，敌人急了，组织大队的敢死队嚎叫着再一次扑上来，董振堂同战士们挥刀与敌人作最后的拼杀。很快，身边的战士陆续倒下，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五、六个战士了。

一伙敌人将董振堂孤立起来，团团围住他。董军长毫无惧色，早在西北军时，他的大刀就是响当当的。一阵左砍右杀，敌人纷纷倒在了他的大刀之下。但是，更多的敌人又围了上来，一直不离左右的警卫排长此时已浑身是血，右臂也被敌马刀齐齐砍掉，他以左臂支撑着快要倒下的身体，喘着粗气喊道：“首长！恕我不能保护你了，快走呀！”说完，便大吼一声，用自己残缺的身体向冲上来的马匪们撞过去，马匪们措不及防，一下子被撞倒了七、八个。没有倒的料定眼前必是红军大官，一步步又向前逼近。突然，从敌人侧后闪出几个被打散的警卫排战士，手中的驳壳枪“叭叭叭”不停，马匪横七竖八地倒下一片。

两个战士迅速护卫着董军长从东门的城墙上跳了下来，由于城墙较高，着地时董军长左腿摔断了，两个战士爬起来搀扶着军长继续奔跑。

赶到城头的匪徒们急着“吱吱呀呀！”狂叫起来，就是不敢往下跳。董军长强忍着剧痛推开左右的战士，命令道：“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你们快跑！”战士们死活不忍离开他们的首长。

不久，城外敌人的骑兵追了上来，将三人团团围住。此时，天已渐黑，敌人并不急于攻击，先把马拴起来，然后呈散兵队形从四周慢慢压了上来。

三人跃进一个大弹坑，一个战士将手中的驳壳枪递给董振堂并轻声说道：“军长，你再坚持一会儿，我设法搞几匹马来。”说完便跃了出去。趁着朦胧的夜色，向敌人拴马的方向奔去。不久，随着一阵杂乱的枪声，渐渐消失了踪影。

敌人开始缩小包围圈，董振堂同警卫员沉着还击，打倒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敌人。可就在同时，警卫员身中数弹倒在了他的身边，董军长艰难地爬过去，将他紧紧抱在怀里，悲痛地埋下了头。

如狼似虎的敌人高叫着“抓活的！”，一步步向他逼近。这时，不远处传来战马的嘶鸣声。董军长抬头望去，那个潜出去的战士已然得手，正带着几匹战马向自己这边疾驰而来。但同时，敌人也发现了他，密集的子弹扫射过去，警卫员连人带马翻倒在不远处的壕沟中，再也没能够起来。

看到这一幕，董振堂内心充满自责、愧疚和愤怒……

敌人继续逼近，董振堂跃出弹坑，单膝跪地，双枪并举，轮番向敌人射击，直到打剩下最后一粒子弹，他冷静地扫了一眼蜂涌上来的敌人，然后掉转枪口，对准自己的胸膛抠响了板机……

这位国民党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毕业生；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率一万七千余名国民党兵，在宁都起义投向共产党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央苏区及长征路上屡建奇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军团长、西路军第五军军长；蒋介石恨之入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一代名将－－－－－－－董振堂，为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三十、尾声

五、尾声

红五军三千余将士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与马家军4个旅又4个民团共三万余人，在高台血战九天九夜，最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驻防临泽的五军政委黄超听到高台被攻破的消息，才命令37团团长饶子健（前任团长李连祥牺牲）带一个营前去增援。心急如焚的饶子健感觉去一个营力量太小，提出能否多带点部队去。黄超脸一横，没搭理他。无奈之下，饶子健带着二营三百余人匆匆赶往高台。部队到达高台外围的一个小村庄，就和敌人遭遇，在激烈的战斗中，饶子健寻访到当地的老乡，得知五军在高台已全军覆没，董振堂、杨克明等军首长战死的消息，不禁仰天长叹，泪如泉涌。以这区区几百人再向高台进发已经毫无意义，部队在饶团长的带领下且战且退，后与临泽的队伍会合在一起抗击敌人。

高台被攻下后，空前的浩劫开始了。马家军像一群野兽，争先恐后的闯进每一户民宅，见财物就抢，见妇女就奸污……

古老的高台城在火海中哭泣。马步芳下令部队放假七天，挨家挨户的搜查，那些隐藏在群众家里的红军伤员，以及支援过红军的群众共二千余人，都遭到枪杀或活埋。这七天里，他们先后找到了董振堂、杨克明、叶崇本等红军领导人的遗体，惨无人道的马匪将烈士们的头颅割下，用铁丝穿过双耳，挂在高台的城门上，以炫耀他们的残暴和仇恨。

董振堂壮烈牺牲的噩耗传出，红军为之震动，延安为之震动。

临泽五军余部的战士们听到消息，无不失声痛哭，他们纷纷要求马上补进连队继续战斗，为五军报仇，为董军长报仇！不久，五军余部奉命编入红九军。自此，红五军团悲壮地走完了它的光辉历程，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延安，宝塔山下，毛泽东主席长久站立在窗前，眺望着远方，为痛失一员大将而无比悲愤。他对身后的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任弼时等人缓缓说道：“下午安排好追悼会，我要发言，追悼会要隆重，要……”

下午，在为董振堂烈士举行的追悼会上，毛主席深情地讲道：“他是一个好同志，是一个坚决革命的同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需要这样的同志……。”

朱总司令在挽联上写到：千古英雄董振堂，高台为你著荣光。

1937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亲自主持了“宁都起义”六周年纪念大会，并在凤凰山上与参加起义的部分同志合影留念。在照片上，毛泽东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为了永远纪念这位杰出的红军高级将领，解放后国家分别在高台和石家庄烈士陵园，树起了董振堂烈士纪念碑。

1962年8月1日，叶剑英元帅在建军节这天，为怀念战友董振堂挥笔写下了一首悲壮的挽歌：

英雄战死错路上，令我深怀董振堂。

悬眼城楼惊世换，高台为你著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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