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杜奥莫教堂
机场的出口处，一个年轻小伙子拦住了楼燕，“请问您是从中国来的楼燕小姐吗？”一口典型的意大利式英语，含混而缓慢，“这边请，车正在外面等着您呢。”
“请问您是……”
“噢，是乔布里先生让我接您来的。”
“乔布里？”楼燕有些疑惑。
年轻人一边在密集的人群中用肩膀挤出一条小道，一边伸手去拖她手中的推车。
楼燕刚想用力扶稳手中的推车，身子却被另一股从机场里涌出的人流推挤到了出口侧面的栏杆旁。栏杆外侧站立着一个男人——蓬乱的黑发，紧蹙的双眉，一撮参差不齐的小胡子，白涔涔的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眨眼之间，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正抬头张望时，突然看见一块写着“楼燕”中文字样的纸牌在空中挥舞着。对了，那肯定是中海旅行社派来的，是老苏给自己联系的。她连忙朝着纸牌的方向招手。
“请您快一点！汽车不允许在大厅前面的道路上停留太长的时间。”年轻人有些心急地催促着。
“我知道。但我必须要跟旅行社的人说一声，他们已经替我安排好了住处。”
“可车正在外面等着呢。”
“乔布里先生呢？他怎么没来？”乔布里平时是最殷勤好客的。
“他现在有事，不能来接您了。但他让我……”年轻人显然对楼燕的问话有些手足无措。
“请问，您是中国来的楼燕小姐吗？”一个胸前佩戴着绿天鹅标志的中年男人走到了她的面前，黑胡须，鸭舌帽，左手倒拎着一块纸牌。
楼燕看清了中年男人胸前戴的正是中海旅行社的标志。一切都是苏正平安排的，那就先跟着他走吧。她只想尽快离开这个乱哄哄的地方。
“您好，我叫恩佐，是中海旅行社的司机。旅行社安排我送您去饭店休息。”他友善地晃动了一下手中的纸牌。
“楼燕小姐，您……”那个年轻人奔了过来，想用胳膊拦住恩佐刚刚从楼燕手里接过的推车。
“不用啦。谢谢你。”楼燕用手阻止了年轻人。“请代我向乔布里先生问好，回头我打电话给他。”她转身跟着恩佐朝着机场停车场的方向走去。
飞驰的汽车一会儿就驶向了圣卡洛广场，转而又驶上了波河大街。楼燕从没到过都灵。但她知道，这里曾经是欧洲汽车工业的摇篮，至今还是驰名世界的菲亚特汽车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的绝世之作《最后的晚餐》的唯一复制品，也被当做绝世珍品收藏在都灵最著名的、建于一四九一年的杜奥莫教堂。
楼燕随着行李生穿过饭店豪华的大厅，找到她住的房间——位于饭店后侧三层楼，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饭店的庭院，而庭院的中心则是一个花繁叶茂的花园。楼燕很满意旅行社的安排：房间很大，设施齐全，窗外风景宜人。
她先洗了个澡，然后美美地睡了一觉。当地时间晚上七点钟，她跟正在吃午饭的苏正平通了电话，告诉他一切正常。然而，乔布里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怎么回事？她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出电话簿，与自己电话本上的乔布里的号码重新核对了一下。没错，就是它。而他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不会又出现什么状况了吧？
一个小时后，楼燕第八次拨打乔布里的电话时终于通了，却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当听说是“楼燕”时，她随即将意大利语改口为英语说：“乔布里先生身体突然不舒服，他将在明天晚上给你回电话。”
乔布里怎么总是出问题！她恼怒地丢掉了电话，火冒三丈，抓起床上的手提袋，冲出了房间。
都灵的夜晚，灯火辉煌，人头攒动。宽阔的人行道上人如潮涌，楼燕夹杂在人群中不得不也放慢了自己的脚步。她喜欢这样信马由缰地走着，喜欢在这可以随处看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可以随意欣赏到他们不同的服饰、不同的语言。看着他们轻松的表情，倾听着他们爽朗明快的笑声，感受着他们自然放飞的心情，楼燕感到自己的心情也好了起来。突然一个头发花白、面容慈祥的老妇人与她撞了个满怀。老人为了竭力保持住身体的平衡不致摔倒，竟然死死地抓住楼燕的手不放！
“啊？”惊魂未定的楼燕险些跳了起来。因为她感觉老妇人正在用手指使劲搓捏着她的手掌，嘴里轻声地用英语说道：“当心，楼燕小姐。”瞬间对视的目光含着一丝笑意。“噢。对不起，年轻人。”她用意大利语大声地说着，随即松开了楼燕的双手，弯曲着身子，继续向前走去。
托尼餐厅，楼燕要了一块黑背沙丁鱼味的方形比萨、一份齐扎诺酒和一杯咖啡。她的眼前还不断闪过那双眼睛：蓝蓝的、热切而又专注的。还有那声音——即使压低的“楼燕小姐”几个发音是出自喉咙深处的、德国腔的英语，他是穆勒！即使他已扮成了一个又老、又瘦的妇人模样。
“真是荒谬至极！”她习惯性地脱口而出那句拉丁语。
品尝完餐馆老板特地奉送的一份摩萨来拉哥奶酪，她伸手在手提袋里寻找钱夹，意外地摸到了一张折叠着的卡片。她极快地抽了出来，打开一看，上面用英文写着：杜奥莫教堂，明天上午十一点钟。
见鬼！她把它丢回原处，心里怦怦乱跳。肯定是刚才那个“老妇人”趁机悄悄地塞进去的。采访梅尔斯教授的计划还遥遥无期，乔布里又跑得无影无踪，而穆勒却如犹大一般不离自己的左右。她用手摸索着钱夹里的硬币，想着该付给服务生多少小费，而手指却痉挛地不听使唤。不行，我要想办法，尽快，尽快地跟刘瑞金联系上。
她对着镜子，匆匆地补了补口红，拎着手提袋走出餐馆，坐上出租车，急急地赶回了饭店。
炎炎的烈日高高地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天空，街上的行人依旧潮起云涌，络绎不绝。一群游客冒着高温，高举着手中的摄像机和导游图，登上了通往杜奥莫教堂的台阶。楼燕手拿着《都灵导游手册》，夹杂在人群中，走进了教堂。
她早到了五分钟。
昨天晚上回到饭店后，她意外地发现房间里多了一大篮鲜花。服务生说是乔布里先生昨天来造访时预订的。
“那他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噢。好像没有。是没有。”
晚上十一点，她给刘瑞金挂了一个电话，值班员回答说：刘瑞金已经休假到外地了，暂时无法联系。接着她又给乔布里打电话，电话依旧没有应答。
楼燕于是作出了决定——明天去杜奥莫教堂。
不远处的一根柱子旁，几个穿着棕色长袍的修道士正在边走边轻声议论着什么。一个神甫也加入到了他们谈话的行列。楼燕看见那个神甫将帽子拿在手里，露出的头发杂乱蓬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
“如果这位女士能说法语的话，”那位神甫走上前来，轻声用法语说道，“我可以做翻译。”
神甫用手指着教堂的前方。“夫人，想要观赏我们意大利的骄傲，画家达·芬奇的盛世之作《最后的晚餐》，这里的时间安排是——德语十一点十分，西班牙语十一点四十分，法语……”
“谢谢，谢谢。”楼燕连忙用法语表示感谢。
他们跟随着人群沿着陡坡向教堂的地下室走去，谦恭的神甫由于跛脚慢慢地落在了队伍的后面。空气逐渐变得清凉起来，细长的柱子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清冷刺目。
“穆勒？”楼燕快速地用法语低声问道。
“是的。”神甫一副坦然的神态。
“您找我又有什么事？”楼燕蹙起了眉头。
“您见到刘瑞金先生了吗？”他开始用英语说话，声音既低又快。
“是的。”
“文件给他了吗？”
“是的。”
“结果怎么样？”穆勒的语气略微放松了些。
“他们什么都没告诉我，但我想他们会有所行动的。”
“您还能给我带个口信吗？”
“恐怕不行。”
“您什么时候还能见到他？”
“对不起，我不清楚。”
“但您必须要见到他！”他瞅着前面那稀稀拉拉的游客们正观看着陈列在地下室里的各种艺术品，不断感叹和唏嘘着。“告诉他：我要尽快离开意大利，我的脚扭伤了。”他突然改说起了法语，声音也提高了不少。原来前面一个葡萄牙女人转回头，非常注意地看了他俩一眼。
楼燕和穆勒跟上了队伍。“我争取在两个星期内到达北京。告诉他这一点。”他急急地说。
“您只需要走进中国驻罗马的大使馆，对，径直走进去，等待刘瑞金他们来为您担保。”楼燕微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齿。
“可我怎么离开你们的大使馆呢？装在刘瑞金的手提箱里吗？”他以讥讽的口吻反问道。
他盯着楼燕，低声而又严厉地说：“我打算活着赶到中国。”
“可您能有许多的办法离开这里呀！”楼燕不解地说。
穆勒摇摇头。“许多被追捕的人，一旦暴露，他们就会在中途被杀死，包括与他们接触过的人，或者那些被派来保卫他们的人。毒药、炸弹、暗箭。唯一安全的旅程就是隐姓埋名，不露一点蛛丝马迹。”
“那，您说的那个委托人？”
“他会在我到达北京之前，先期到达。”他大概有点冷，又将帽子戴到了头上。“还有，要小心乔布里。他是个好人，但很脆弱。”
“是他告诉您我在都灵的吗？”
“是的，我给他打过电话。”
“您说他会遇到什么麻烦呢？自打我来到这里以后，他就没见过我，也没打过电话。但有人给我打过，还送花给我——以他的名义。”
“对他要格外小心。”穆勒阴沉着脸说。
他们加入到了参观的行列，大家目不转睛地欣赏着名画。一个修道士已经坐到了房门外的一张桌子旁，桌上放着一只木箱。人们开始从钱包里掏出钞票或者硬币，塞进箱子顶头的缝隙里。
“您认为我还会见到乔布里吗？”她真担心会再次惨败——苏正平精心安排的、但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的采访使命。
“会见到的。”穆勒飞快地向旁边瞟了一眼，用法语答道，“如果这对他们有用的话，他们会让他与您见面的。”
“他们是谁？”她惊恐地问。
“很显然，乔布里在他们手里有把柄。”
“也许，您应该给我多讲一些。”楼燕强颜欢笑地冲着修道士点了点头，将手中的钱塞进了木箱。
“但今天不行了。真的很抱歉。”
修道士拒绝了穆勒的捐赠，并希望这位来自东方的女士什么都听懂了。
“她全都听懂了。”穆勒让他放心。楼燕夹杂在稀稀落落的人流中，走出了教堂。
穆勒终于走到了大街上，等待着一辆公共汽车把他带到一个车站附近的停车场，那里有一辆即将报废的菲亚特跑车，里面装着他更换的衣物、假发、假胡须、化妆品和几套新的证件，当然还有一支勃郎宁手枪。
乔布里真是好样的——除了这辆马力十足、又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汽车外，还为他安排了一次完美的海上航行。
他的跛脚似乎好了许多，但仍需继续保持这副模样。两个星期！是的，他跟那个中国女人是这样说的。实在抱歉，他不得不对她略施小计，就像对他的好友乔布里一样——他是那么的善良，由于轻信而使自己陷于困境。那么，楼燕的风险呢？当然也要她自己去承受。这一切都是值得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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