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的乳房：双峰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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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
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
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
著名法国歌手雪波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
像德拉瓦克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
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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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当代之外，人类史上就属18世纪时，乳房引起最多争议。当启蒙运动思想家改变了世界，乳房也变成种族、政治制度等复杂争议的战场。18世纪结束前，乳房首度和国家概念连结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国家创造了“政治化乳房"(politicized breast)的概念，之后便紧咬住不放。
乳房的政治连结并未反映在女人的服装上，后者纯粹以美感、情色装饰角度来呈现乳房。英国与法国向来是欧洲服饰流行的火车头，当地女人流行穿着紧身褡与紧身内衣，它们的设计是刻意让肩膀往后缩，用力挺起双峰，使乳头呼之欲出。套一句流行服饰史研究者生动的描述，英国的风骚娘儿们可是“不放过任何叫浪荡男子膛目结舌的机会”。
在素以好色闻名的法王路易十五宫廷(1715－1774)里，我们也感受不到乳房的政治内涵。宫廷画家为了满足路易十五的情色欲求，以丰满女郎为主角，画了许多罗衫半解、裸露程度不一的油画。对路易十五而言，看不看得见乳沟可是大事一件，他曾对朝臣大发脾气，因为他们搞不清楚他的未来媳妇玛丽安朵内特(Marie-Antoniett)的是否乳房饱满，传说他对朝臣大声咆哮：“她的乳房呢？看女人，第一眼就是要看乳房！”
当时的上流社会还是偏好“未使用过”的乳房，为了保持乳房年轻美丽，贵妇多半仰赖奶妈哺育孩子。1700年时，仅有不到半数的英国母亲自己哺育孩子，其他人不是聘用奶妈，就是使用半流体的食物作为母乳替代物。法国家庭聘用奶妈的比例更高，16世纪时，仅有贵族上流家庭才聘用奶妈，17世纪时，已普及至中产阶级家庭，到了18世纪，甚至一般平民家庭也雇用奶妈。上流社会女人社交繁忙，无暇喂奶，必须偏劳奶妈；而劳工阶层的女人必须工作养家，也仰赖金钱买来的奶水。
18世纪中期，约莫半数的巴黎小孩被送到乡间给奶妈抚养。1769年，巴黎甚至成立了“奶妈局”(Wet Nurse Bureau)保障奶妈的预付酬劳。1780年，2万名巴黎新生儿中，仅有不到十分之一是在自家中长大，其余均由父母或养育院送到奶妈处哺乳。到了1801年，情况改变了，约有半数的巴黎幼儿、三分之二的英国婴儿是由母亲哺乳。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巨变？
哺育母乳是平等政治的教义之一
改变始自18世纪中期，一群卫道者、哲学家、医生、科学家开始大力抨击奶妈制度，扛着崇尚“自然”的大旗，他们说服人们：凡属人体自然的东西，也就对国家社会有利。换言之，人民身体健康，国家就强壮，乳房可以是细菌与疾病的温床，也可以为国家带来福扯。此种新论点将乳房一分为二：一类是“腐化”、“污染”的乳房，与奶妈连结；一类是“家庭’的、有利社会革新的乳房，与母亲连结。
在英国，反奶妈风潮始于连串的论文，强调为了婴儿的健康与国家的福扯，母亲有必要亲自哺乳。学界认为，上流社会家庭把婴儿送到低下阶层的奶妈家，使婴儿夭折率居高不下，喂食母乳是惟一的解决方案。当时的英国有许多劳工阶层女性担任奶妈，这是她们惟一的挣钱方法，如果她不只奶一个孩子，薪资可能比先生出外做工还多。没有人研究奶妈同时哺育两个以上的孩子，对她白己的孩子有何影响，是否剥夺了孩子应得的营养？
18世纪中期以前，人们反对奶妈多半是畏惧孩子吸吮奶妈的乳汁。会得到不好的人格或身体缺陷。著名小说家狄福(Daniel Defoe，1660一1731)便大声指责那些聘用奶妈的母亲.竟然让孩子“吸吮挤奶村姑、梳羊毛女工的奶水，懒得调查这些女人的脾气是否良善、心灵是否纯洁，身体是否有疾病。”显然，狄福虽是个才华洋溢的作家，却也难逃中产阶级对劳工阶层的偏见。
反奶妈风潮最强的火力不是来自狄福之类的作家，而是医学界，其中又以卡多甘医师(William Cadogan)的抨击最力.他在1748年出版的《哺乳论述》(Essay upon Nursing)广受欢迎，在英、美、法国被翻译成多种版本。他在书中恳请为人母者遵循“不会出错的自然之律”，担起哺乳责任，虽然父亲被排除在哺育行为外，卡多甘也要求他们扛起“监督者”的角色：“我强烈建议所有父亲，让孩子在他的眼皮底下吃奶.”卡多甘认为孩子吸吮母乳是件大事，不能让母亲全权决定，因为“多数母亲不愿也无法扛起哺乳孩子的麻烦任务”。
卡多甘认为女人觉得喂奶麻烦，“纯粹是因为方法不对，如果女性愿意牺牲一点乳房的美丽，亲自哺乳，而喂奶方法对了，会在其中得到许多乐趣。”写作《哺乳论述》时。卡多甘刚做了父亲，他向所有母亲保证，如果喂奶方法正确，便不用担心“丈夫因哇哇哭声而心生不耐，而且孩子会安静、好脾气、爱玩、爱笑与安睡”。显然，卡多甘建议的哺乳方祛在他的家里创造了奇迹。
套一句当时的陈腔滥调，愿意亲自授乳的女人不仅对家庭尽责，也是对努力照顾百姓福祉的国家尽了责任。证诸18世纪欧洲国家战争频仍，卡多甘就和许多国家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一样，十分忧惧人口减少。
身为医生，他也深切检讨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认为他们雇用奶妈，不过是为了炫耀身分地位；相反的，他极力颂扬那些“仅有几条破毯子替孩子保暖，除了母乳之外，一无食物可以喂哺孩子的母亲”。卡多甘说，由这类母亲哺乳长大的孩子通常都“健康强壮”，仿佛穷人小孩对富人的疾病有免疫力。在卡多甘的理想社会里，每个女人(不分阶级)都亲自哺乳，每个家庭都是个庇护所，共同建构国家的“公共精神”。18世纪中期，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平等政治的教义之一，但还要经过半个世纪，英国女人才大多自己哺乳，但似乎井未松动英国的阶级结构。
18世纪的美国不像母国一般流行雇用奶妈，美国女人大多亲自哺乳，哺乳期约为1年.有的母亲刻意使用哺乳作为节育手段，哺乳期更长。另一方面，美国当时的婴儿夭折率非常高，据估计，约有四分之一的新生儿活不过1岁，5岁前的夭折率更高达一半；美国母亲多数选择亲自哺乳，可能也是忧虑孩子无法存活。
但是从当时的报纸广告判断，美国并非完全没有奶妈，总是有新来的移民、原住民女性或南方黑奴愿意出卖自己的奶水，在目己家中或者住到主人家中帮忙哺育孩子。聘用奶妈的人家通常是主母奶水不足，或者难产死亡。
哺乳类动物一半不会哺乳
我们再把焦点移回欧洲，奶妈论战吸引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参与，包括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他在1752年的论文《非生母》(Nutrix Nowerca)中写道，请奶妈哺育孩子违反自然律，危及了母亲与小孩的生命，因为哺乳行为能让母子健康。林奈对乳房史的贡献不在他吁废除奶妈，而是创建了分类学上的“哺乳纲”(Mammalia)一词，将吸奶动物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Mammalia源自拉丁文mammae，意指泌乳器官，涵括一切生有毛发、三个耳骨、四个心室的胎生动物。
科学史学者史施宾格(Londa Schiebinger)质疑林奈为何选择“哺乳”一词作为分类命名，他说：“拥有泌乳器官不过是哺乳动物的诸多特征之一，”更何况还有一半的人类不会哺乳。林奈的同辈学者如博物学家布丰(Comtede Buffon，1707一1788)也反对这种命名，因为某些哺乳动物没有乳头(比如种马)。尽管如此，18世纪人们对女性乳房的病态执着，还是让哺乳动物这个分类学名词迅速取代旧有的四足兽一词，获得全世界的承认。
英文的哺乳动物为mammals、法文为mammiférees(拥有乳房者)，德文稍稍改变焦点，称之为Saugetiere【按：a上面带两点】，意指吸奶的动物，分类命名焦点放在幼兽，而非母兽。老实讲，德国人以吸奶作为分类命名标准，似乎较合逻辑，因为它同时涵盖了雌雄两性。不过，林奈的哺乳动物一词影响深远，也吻合了18世纪偏好母亲授乳、将女性角色局限在家庭的政治氛围。有趣的是，林奈对女性乳房的关注似乎早有征兆，在他于1746出版的《动物界》(Fauna Suecica)论文集里，卷头插画便是一个四乳的女人，用来象征动物界。
林奈就和许多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一样，认为哺乳是一种母性本能，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天生懂得哺育、照护后代，母亲不必经由教导，就知道如何哺乳幼儿，因为这是她的天赋本能。奇怪的是，即便在中世纪时代，人们也直到【按：疑为知道】某些女人(主要是贵族)缺乏基本授乳本能，好几位法国诗人便曾描绘初为人母者的艰苦，“不知道如何喂奶”，因为她们从未学过，“极端缺乏授乳技巧”。
今日，从众多医学文献与人类学研究，我们发现人类并未拥有授乳本能，哺乳就和许多社会行为一样，必须经过观察或资讯的传递学习而得。黑猩猩、大猩猩等高等哺乳动物，如果是圈养于动物园里，有时也必须经由教导，才懂得如何哺育幼儿。为了教导灵长类哺乳，动物园是请人类母亲在栅栏前，表演哺乳动作给栅栏内的动物看。林奈如果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想？换一个角度想，如果林奈不是深受l8世纪的母性思想洗礼，也不是7个小孩的父亲，或许今日人类不会被称之为“哺乳动物”？
在法国，喂食母奶的论战掀起革命战火，哲学家、政论家、政府官员、医生纷纷带头反对奶妈制度，最有名的便是卢梭。他在1762年出版的教育论文《爱弥儿》中指称，哺乳会使母亲与婴儿、家庭的关系更紧密，提供社会革新的基础。卢梭说：“一旦女人再度成为母亲(此处当然是指授乳)，男人也就再度担起父亲与丈夫的角色。”
民主卢梭的性别歧视
不管卢梭的语言多么诱人、思想多么具有影响力，还是遭到后世批评者的指责，因为他认定女人活在世上只是为了取悦丈夫、哺育孩子。卢梭坚称，上帝给了男人会思考的大脑、女人会泌乳的乳房，男人如果觉得女人的乳房迷人，都是为了物种延续与家庭维系等最终目标。在这种把母亲塑造为社会救赎力量、强调哺乳超越阶级的平等政治表象下，其实隐藏了西方文化根深蒂固的性别主义。卢梭式思维认为有爱心、乐于付出、勇于自我牺牲的女人就是理想的母亲，而后两百年里，这个观念一直盛行于欧洲及美国。
如果我们深入卢梭的真实生活，便会发现他的主张颇有可疑之处。首先，他从小失去母亲，由父亲和奶妈带大，后世评论者(尤其是偏好精神分析者)认为他童年丧母，导致日后对乳房强烈不变的渴望。从卢梭的著作里，亦可察觉他对乳房近乎变态的偏执，他在《忏悔录》第七册里，描绘与威尼斯高级妓女吉儿丽塔(Cuilietta)的性爱灾难。一开始，卢梭先是不举，等到他好不容易想要享受吉儿丽塔的美丽胴体时，却惊然发现她的两个乳房长得不一样，其中一个似乎变形还是乳头内凹，这使卢梭彻底失去性欲，将自己的阳痿怪罪于吉儿丽塔的丑恶乳房，诟骂她为：“遭上天、男人与爱情摒弃的怪物！”。
身为父亲，卢梭更是不称职得很。他与勒瓦瑟(Thérèse Levasseur)私通多年，生下5个小孩，全部丢给养育院。这些秘闻一直不为人知，直到1788年《忏悔录》下部出版后，才暴露出卢梭私生活的另一面。但是在这之前，卢梭已有广大妇女读者群，她们纷纷遵循《爱弥儿》一书的建议，拒绝雇用奶妈(有时还甘冒丈夫的不悦)，亲自给孩子哺育母乳。
卢梭的回归自然论大为风行，强调喂食母乳的观念甚至吹到了法王路易十六的宫廷(1771一1792),皇后玛丽安朵内特为了享受田园气氛，特地在凡尔赛宫内搭建茅屋，挤奶棚、挤奶女工、牧人、绵羊一应俱全。为了向哺乳母亲致敬，玛丽安朵内特还请赛弗尔(Sèvres)艺匠做了两个瓷碗，长得就像两个完美的乳房。这个时期的女人往往以亲自哺乳为傲。罗兰夫人是卢梭哲学的追随者，也是当时最有学养的女人之一，她曾说过如下名言：“我是个母亲，也是个哺育者。”她决心不把女儿交给奶妈，即使奶水干枯了，被迫以液体食物取代，她也不肯放弃。令人吃惊的是，罗兰夫人的奶水干涸了7星期，又奇迹般恢复泌乳。
伊丽莎白·勒巴(Elisabeth Le Bas)夫人虽不像罗兰夫人那么有学养，也在回忆录中指出未婚夫曾在婚前对她进行人格测验，问她将来愿不愿亲自哺乳。伊丽莎白的先生勒巴(Philippe Le Bas)众议员是坚贞的共和主义者，也是法国革命领导人罗伯斯比尔(Maximilien Robespierre)的忠实追随者，他希望确定伊丽莎白会迫随共和党的理念，亲自为孩子喃乳。为了考验伊丽莎白的坚定度，勒巴还故意设下问题陷阱，要让她说出反对喂食母乳的话，但是伊丽莎白太聪明了，没有上当。
伊丽莎白后来嫁给了勒巴，也的确在一个奇特状况下哺乳。1794年，罗伯斯比尔被政变推翻，勒巴也被送上断头台，伊丽莎白带着五周大的孩子被关进监狱，在牢房里待了九个月，这段期间，孩子都是吃她的母乳。勒巴对伊丽莎白的最后遗言是：“用你自己的奶喂哺孩子……启发他爱国。”
我们不难理解罗兰夫人与勒巴夫人何以选择亲白哺乳，因为她们同是奉行共和理念的中产价级女士，追随着革命的大洪流，接受了哺乳的神论。比较难以理解的是许多王公贵族也热烈崇拜卢梭，使他鼓吹的喂食母乳理念跨越了阶级差异、政治党派与国家界限，横扫了欧洲。
在德国，哺乳的母亲成为诗歌与绘画歌咏的对象，有时母亲的乳房还成为家庭和乐的焦点，比如安东(Johann Anton de Peters)在1779年的《爱育的双亲》( Die Nahretern)【按：a上面带两点】粉彩画中，便让父亲、小孩围坐在母亲的乳房前，仿佛它是温暖的火炉，显然乡间父母要比都市父母慈爱得多。
同样的主题到了英国，便成了讽刺上流阶层迎合哺乳潮流的画作，贵妇的乳房出现在画面里，心却不在那里。吉尔雷(Jamcs Gitlray)在1796年的《赶流行的妈妈》中，勾勒了一位穿着高贵时髦的女士，僵硬地坐在椅子边沿，让女佣抱着奶娃在她胸前吸乳，窗外，一辆马车正等着载这位贵妇出外寻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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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到了18世纪末，哺育母乳已经成为宗教般的狂潮。1788年时，一群有钱的法国妇人成立“妈妈慈善机构”(La Charite Maternellé)，协助贫穷的巴黎母亲，资助条件有三：受助妇人必须结过婚；有教区出具的行为良好证明；亲自哺乳孩子。根据“妈妈慈善机构”的说法，第三个条件最为重要，因为亲自哺乳可以“强化家庭连结、让母亲更有责任心，并强迫这些母亲留在家中，预防她们出外从事不当行为或者乞讨”。强迫哺育母乳成为富有女人控制贫穷女人的社会手段。
不是只有“妈妈慈善机构”的女人如此，连法国国民议会都在1793年6月28日通过法案，明订母亲如不亲自哺乳，便会失去贫户补助。另外一项针对未婚妈妈的条款则指出，只要她们愿意亲自哺乳，就可以和已婚妈妈一样享有国家的补助。
一年后，德国也追随法国的脚步，在1794年通过更严格的法案，有钱妇人统统得自己哺乳。如果汉堡的数据可以用来推衍到全德国，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德国妇人并未遵循这条法案，依然聘用奶妈哺育孩子。18世纪的最后十年，汉堡地区富有人家对奶妈的需求量依然和以前一样。1796年，“汉堡济贫所"(Hamburg Poor Relief)成立一个产科病房，免费收容未婚妈妈待产，条件之一就是她们产后得做奶妈。除非她们的身体无法哺乳，至于这些未婚妈妈自己的孩子，可以留下来一起哺育，也可以送到乡下给村妇哺乳。
换言之，贫穷的法国母亲要给自己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补助；贫穷的汉堡母亲，情况则完全相反，她们必须为别人的孩子哺乳，才能获得政府帮助。这两个例子显示政府的干预力量深入了家庭领域，不仅法国、德国如此，邻近的欧洲国家也一样。由于法国一向是欧洲政治、风尚的领导者，法国土地的轻微震动，都会将震波传送到邻近国家，套一句当时的话：法国打个喷嚏，整个欧洲都感冒了。
从许多方面来看，法国大革命对女性的乳房都有深远影响。有的女人以华丽煽情的词藻描绘她们对哺乳的期待，一位孕妇便说她等不及要将孩儿揽向胸前，“奢侈灌溉他营养健康的乳汁”。有的母亲必须痛苦抉择，是继续哺育小孩，还是陪着丈夫人狱、逃亡、作战。诗人拉玛丁(Alphonse de Lamartine)的姑妈曾说，哺乳帮助她妹妹逃过一劫，因为“她的丈夫被抓进监牢，狱卒看她还在给孩子哺乳，便放她一马”。整体来说，当时法国人对孩童的健康极度关注，让女人拥有许多“方便”。回首法国大革命时期有关哺乳的传奇故事，当时的女人并不觉得是鸡毛蒜皮或无足轻重，因为哺乳行为已被抬举到半神话的地位.
在法国大革命的论述里，慈爱母亲的纯洁母乳常被拿来和旧政体的贵族对比，后者通常由奶妈喂大，吸吮的是污染的奶水。因此，哺育母乳的共和美德与雇用奶妈的贵族腐化相对照，让女人认为喂食母乳是“爱国之举”，也是支持新政体的政治表态。在这种脉络下，克里蒙费洛(Clermont-Ferrand)地区的女市民写了下述话语，转呈全国会议：“兹此立誓，我们的孩子不会吸吮到腐化的乳汁，而是自由的喜悦精神纯化过的奶水。”自此，哺乳不再是母子间、家庭内的私事，而成为卢梭所期待的公民责任的集体表征。
比如当时官方印制的祈祷与仪式手册，便奉劝妇女让自己的乳房成为丈夫的安逸处所、孩子的营养泉源，所有孤儿都可以得到保障，因为“祖国听到你们微弱的哭声，她将成为你们的第二个母亲。”祖国很乐意化身为母亲，慷慨哺育所有子民，包括从前法属殖民地移入的黑奴。
裸胸女人迅速成为法国革命的图像重点，她们模仿古典女性，穿着希腊式长上衣，露出一只乳房，作为新共和的象征。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一个女战士，如戴安娜女神般戴着头盔，手持长矛，上面盖着一顶佛里几亚帽(Phrygian cap，译注：佛里几亚帽又称自由帽.是法国大革命时共和政党的象征)，同样裸露出一只乳房。有时，新共和的象征是模仿女神阿蒂米丝，身上悬挂着12个乳房，象征当时颇受欢迎的自然、理性等理念。无数绘画、版画、勋章、浮雕与雕塑都将乳房变成国家图像。
1793年S月10日，法国人为了庆祝革命胜利，在巴黎建造了六座喷泉，第一座喷泉坐落在革命起义点巴士底监狱外，池内是一尊埃及女神雕像，泉水源源不断自她的乳头喷出。喷泉揭幕，设计者达维德(Louis David)以华丽的口吻形容她是：“大自然，我们共同的母亲，挤压她丰饶的乳房，赐予我们纯净、有益的革新之液。”巴黎市民吃惊地看着86名议员饮下女神乳头喷出的水，国民议会议长赛谢勒(Herault de Sechelles)宣称：“以汝乳泉起誓，法国人将遵此圣约。”赛谢勒鼓励现场女观众要哺育母乳，以傅让“战斗与慷慨的美德注入所有法国婴儿的心中。”这幕宛如好莱坞电影般的场景，传达出教条宣传的感染力，将新共和与大地之母、凡人母亲的神圣授乳连结起来。
矛盾的是，新共和如此借重女性的乳房，现实里，女性却被排挤在公共领域之外。新法律给予少数宗教信仰者甚至解放奴隶公民权，女人却仍不是公民。尽管如此，法国人仍以女性乳房象征共和体制所追求的理念，包括自由、博爱、平等、爱国、勇敢、正义、慷慨与丰饶。从此以后，国家便经常被比喻为丰饶的母亲，以饱满的乳房满足所有百姓需要。
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新共和图像或许和当时的法国女性穿着有关，18世纪80年代，宽松衣服首度登场，采用轻柔的衣料与宽松的剪裁，和以前拘谨的穿着大不相同。法国女性抛弃了厚重的紧身褡与衣料，尝试模仿古希腊、罗马女神的轻松自由穿着，投合了当时的哲学、政治与流行风潮。法国女性的这种“政治正确”穿着，和当时男性流行的雅克宾裤(Jacobin trouser，译注：雅克宾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共和党信徒)，共同成为平等新社会的象征。
根据文学评论者盖儿碧(Barbara Gelpi)的研究，在法国执政内阁时代(1795一1799)，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女性穿着：“随意轻松简单，方便孕妇与哺乳妇女，设计上特别方便妇女掏出乳房哺乳。”18世纪末，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女人完全抛弃紧身褡，衣料轻薄透明，重仅数磅。一篇刊载于1797年6月22日《小邮报》(La Petite Poste)的文章提到：
两名女士跨下敞篷马车，其中一人穿着端庄，另一人裸露双臂与胸口，下着薄纱裙子，鲜艳的裤子隐约可见。她们才走没两步，便被人群包围、毛手毛脚，那位近乎半裸的女士饱受羞辱……不久后，人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位“新法国”女士的不雅穿着。
19世纪初，一篇英国杂志评论指出，“现今年轻女士的穿着，不过是一片薄纱飘拂在胸前，轻纱下的乳房清晰可见。”如此“轻薄”的穿着适用于年轻的母亲，也适用于单身女郎。文艺复兴时代，乳房被区分为哺育幼儿与满足性欲两大类型，这时又合而为一，哺育的乳房也可以很性感。
从此以后，带有性感意味、哺育幼儿的乳房，常被用来作为国家利益的象征。从19世纪到20世纪，法国的象征常是裸露一只或两只乳房的女性图像。这个女性形象又和自由理念结合，比如德拉克洛瓦著名的《带领百姓的自由女神》，画中场景虽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而是1830年的流血起义，同样的，象征自由女神的是一个裸胸女子。
文艺复兴时期与18世纪的情色艺术，女人是以“不小心”裸露乳房来传达性感意味；这个时期的自由女神像则是刻意裸露乳房，以鼓舞人们的政治激情。10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巴黎解放时，著名法国歌手雪波(Anne Chapel)也跳上汽车顶，扯破上衣，像德拉克洛瓦笔下的自由女神一样露出乳房，大声唱着法国国歌。如果说生活模仿艺术，还有什么比赤裸的乳房更能代表自由呢？
1850年左右，象征新法国的裸胸女子有了一个正式名字，叫做“玛丽安”(Marianne)，她的脸庞年轻、头戴佛里几亚帽、裸露出乳房，出现在无数的绘画、雕塑、海报、漫画与纸钞上，玛丽安所散发的勇敢、活力、团结与性感，正是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国家精神。虽然有时美国、英国与德国也会借用玛丽安的形象，但都不像法国一般坦然露乳！
白人主子与黑奴乳房的对立
18世纪，法国带领了世界的民主运动，一直居于政治理念领先地位，直到国力渐弱为止。伴随着大英殖民帝国的日益壮大，以及美国的国力渐强，国际影响力的中心逐渐变成英语系国家。整个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王夫亚伯特亲王以及他们的9个孩子，成为家庭价值与公民奉献的超级象征。这个时期，不管英国还是美国，惟有哺育幼儿的乳房才被尊崇，社会鼓励母亲亲自哺乳，担起幼儿福祉的全部责任。慢慢的，人们发现母子的亲密联系对孩子的心理健全颇有影响，更增强了母亲必须亲自哺乳的社会压力；拒绝哺乳的母亲不仅自私，也危害社会。英国家庭不再把小孩送往乡间，即便聘请奶妈，也多半让她住进主人家，让主母监视她哺乳小主人。
至于美国母亲多数自己哺乳，即使南北战争前南方不乏黑人奶妈，也只有两成左右的母亲使用奶妈。当黑奴被主人指派做奶妈，往往得牺牲自己的孩子，专心哺育主人的孩子。北卡罗莱纳州一位女黑奴说道：
我的姨妈玛丽属于奎达克主人，他的太太难产死亡，留下刚出生的露西小妞。当时玛丽阿姨刚生了小孩，奎达克主人便让露西小姐也喝她的奶。如果玛丽阿姨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时，露西小妞啼哭了，主人就会自玛丽阿姨手中夺下孩子，打他的屁股，要玛丽阿姨先去喂露西小姐。”
废奴史上最戏剧化的一场辩论，便来自白人主子控制黑奴乳房的紧张对立。事情发生于1858年的印第安那州，曾经是奴隶，后来积极参与废奴运动的楚芙(Sojourner Truth，1797－1883)对一群白人演讲，演讲即将结束时，支持奴隶制度的听众起身挑战楚芙，指控她根本不是女人。根据楚芙传记的作者潘特(Nell Painter)记载，听众指控楚芙说谎，意图低毁她的可信度，没想到却反而打击了自己。
根据1858年10月15日的《解放者》(The Liberator)记载：
楚芙告诉他们说，除了她自己的孩子外，她不知奶过多少白人小孩，有些小孩已经长大成人，尽管他们吸吮的是黑色乳房，在她来看，长得可比台下的指控者还更有男人气概。楚芙紧接着露出胸膛，问台下的男人可想要吸吮？楚芙说，为了证明她的性别，她可以向所有人裸露乳房，这不是她的羞耻，而是台下众人之耻！
一个世纪后，不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性运动者模仿楚芙裸露乳房，以达到性别政治诉求，但都不及楚芙的沉痛尖锐。废奴的争议席卷全美，楚芙裸露乳房之举就像她著名的演讲“我难道不是一个女人？”一样，强悍地证明了她不仅是个女人，也是一个人！她的乳房哺育了黑人，也哺育了白人，难道不够格被视为是个完全的人？可是，当时黑奴被认为是“较低等的人类”，站在拍卖台上，让买主细细检查他们的牙齿、肌肉与乳房，他们就像是货品，进了主人家，便完全属于白人主子，和牛狗一样。
楚芙要求白人停止剥削黑奴的身体，但是中产阶级对她的抗争无动于衷，黑人女性依旧被当成牛马，英、美白人女性却被视为守护家庭的天使。派特莫(Coventry Patmore)的《家中的天使》(1854一1856)一诗，便将母亲描绘成天上的善心仙女，对家庭无私奉献。
基本上，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禁止描绘情色乳房，除非是非常隐晦的比喻。以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来说，当他的诗不是用“圆形之物”等委婉比喻，而是直接用“乳房”两字时，通常就代表灾难来临，比如“泰尔沙斯”(Tiresias，译注：泰尔沙斯是古神话里底比斯的预言家)看到女神巴拉丝(Pallas Athene)的乳房，因而瞎了眼睛，《鲁奎薛斯》(Lucretius，译注：鲁奎薛斯(公元前95年到公元前55年)是罗马诗人，也是伊比鸿鲁派哲学家)里，特洛伊海伦的乳房引起了战争毁灭；《美女之梦》(A Dream of Fair Women)中，克娄帕特拉死于毒蛇噬吻乳房。
相反的，哺育的乳房就是好的乳房。不管是在法国、英国、美国或北欧，母亲在家袒胸奶孩子，都不用羞于被人瞧见，中下阶层女性甚至可以在公园、火车等公共场所公然奶孩子。英国乡下，中产阶级女士也可以在教堂里当众喂奶，完全不受维多利亚时代拘礼文化的限制。
需要保护的濒临绝种动物
对反对奶妈的人而言，愿意亲自哺乳的母亲简直就像濒临绝种的动物，需要严加保护，尤其是巴斯德消毒法发明后，人们发现牛奶加热后，变得安全可饮，使用奶瓶的风潮越来越盛，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城市已经非常流行使用奶瓶，但是乡下地方依然很罕见。汤普生(Flora Thompson)在回忆牛津郡岁月的自传中说：“有人带着孩子造访乡间小屋，这个孩子用奶瓶喝奶，大家都好奇地把玩它。”
西方世界对母性乳房的崇拜，从伦敦吹到新大陆，甚至远袭至东方的苏俄。同情农奴者为了鼓吹逐渐高涨的国家精神，融合了大地之母与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创造了苏联之母(Mother Russia)形象。伟大的作家如普希金、杜斯妥也夫斯基都大力支持苏联之母形象，让她与沙皇君父(Father Tsar)并驾其驱，甚至凌驾其上。不管是大地之母，或者是哺育苏俄子民的农妇，她们都是男性救赎的象征，也是社会革新的能量泉源。1860年，在一次女性角色的辩论里，小说家拉斯可夫(Nikolai Leskov)誉扬母性乳房为旧秩序的维系者，也是“女性公民美德的传达工具”。
多数俄国婴儿吸食母乳长大，贵族阶级则聘有奶妈，到了19世纪70年代，许多俄国家庭改用奶瓶。大文豪托尔斯泰强力反对雇用奶妈或者使用奶瓶喂食小孩，在他的想法里，哺育母乳才是婚姻与公民社会的基石，最重要的，哺育小孩是他的妻子宋雅的责任，夫妻为此时起勃溪。宋雅的日记透露，她罹患痛苦的乳房炎，如果不是托尔斯泰专横的要求，她会放弃给孩子哺乳。一位文学史研究者分析：“托尔斯泰获得最终胜利，宋雅强忍痛楚给孩子喂奶，这样一个胜利，我们很难不视之为男性控制女体的象征。不管是这场小冲突或者10年后托尔斯泰写就小说《安娜·卡列妮娜》，他都能称心如意摆布女性的乳房。”
托尔斯泰的个人胜利呼应了俄国传统的父权价值观，女人必须服从男人、子女必须顺从父母、农奴必须效忠地主。托尔斯泰是当时最受尊崇的作家，他的小说与短论享有近乎神圣的地位，谁能质疑《安娜·卡列尼娜》中亲自哺乳的凯蒂是个好母亲，而拒绝哺乳的安娜是个坏母亲？相较于金钱交易压迫贫穷女人担任奶妈、“出租胸部、贩卖乳汁”，谁又能不向往农妇亲自哺乳所代表的俄国田园社会景象？在托尔斯泰笔下，理想的社会有数以百万计亲自哺乳的农妇以及良善的农夫，这是他企图使时光驻足的最后困兽之斗，妄想着延长母性哺育所象征的农村社会之梦。
值得注意的是，1895年俄国皇后菲欧朵萝芙娜(Alexandra Feodorovna)决定挑战宫廷传统，亲自给长女欧嘉女公爵(Grand Duchess Glga)哺乳。依据规矩，皇后产子，宫中会召集一批奶妈让皇后做最后挑选。不用说，听到菲欧朵萝芙娜皇后要亲自哺乳，奶妈们都失望离去。
德国的维多莉亚皇后(Auguste Viktoria)育有7名子女，积极推广喂食母乳，1904年11月，她出席“妇女爱国联盟”(Patriotic Women’s League)演讲，推广喂食母乳的好处。“妇女爱国联盟”由德国政坛与医学界的保守势力所支持，认为挽救低落的生育率、打压日益升高的妇女劳动参与率，喂食母乳是最后堡垒。同一年，普鲁士政府拨款成立第一家孩童福利诊所，由“妇女爱国联盟”担任义工，补助亲自哺乳的母亲，鼓励她们对抗奶瓶喂食与避孕等道德低落的魔鬼行径。一次大战前，德国人对人口锐减的恐惧达到顶点，左右了政府的卫生政策，德国政府遂在1915年前，于境内普设了1000多家儿童福利诊所。虽然德国生育率的下降程度尚不及邻近的法国，却足以成为政客推动喂食母乳的借口，仿佛它是所有身体、道德与社会疾病的万灵丹。
德国另有一批女人组成了“保护母亲联盟”(League for the Protection of Mothers)，反对保守势力的言论，辩称只要消毒干净，用奶瓶喂食婴儿没什么不好。她们也反对政府的保守作为，提出较进步的妇女政策，包括性解放、提供未婚妈妈福利措施，以及其他更激进的理念。其后20年，在国家社会主义诞生前，“保护母亲联盟”一直是最勇于挑战保守政府的组织。
乳房政治化在一次大战达到顶点
整个20世纪，各国政府基于各式理由不断将女性乳房政治化，战争时期尤其明显，一次大战的宣传战让乳房的政治用途达于顶点。法国的象征玛丽安在海报里便有各式形象，有时她裸露乳房、伸出双手，恳求民众购买法国公债；有时她上半身赤裸，踏着敏捷如舞者的步伐，赶跑好战的普鲁士老鹰；有时她不仅裸露乳房，还耻毛毕现。其他妇女则以较现代化的形象出现在海报上，扮演着护士、公车驾驶、工厂女工、农人、邮差、织袜者、节俭的家庭主妇、丰饶的母亲等各种角色，显示各领域的妇女对战事的全力支援。
在崇尚美胸的法国历史里，半裸或全裸的女性形象有迹有循【按：原文如此】，可以远溯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的政治化乳房，或者往前上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情色化乳房，或者中世纪的神圣化乳房。对德国人而言，法国女人的裸胸形象证明了这个种族的腐败，他们抓住这个题材发挥，绘制了许多裸胸法国女人的漫画，画中，她们不是在从事龌龊性事便是放浪形骸。其中一幅漫画以肛门为主题，讽刺法国人对乳房的执着，画中，玛丽安高坐在凯旋门上，两片屁股仿若巨大的乳房下垂，对准了法国士兵。
相对的，德国的宣传很少以女人鼓舞士气，她们最多只是扮演支援男人、小孩的传统女性角色。战争初期的德国海报里，可以看到胸部饱满、垂着金色发辫的女人向士兵献花，或者送上饮料；但是伴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德国女性形象越变越晦暗，四处可见遮着黑纱的寡妇与哀伤的脸庞，提醒人们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美国漫画则将德国人勾勒成非人怪兽，比如一只头戴普鲁士钢盔、敛牙咆哮的大猩猩，它右手拿着一支木棍，上面写着“德国精神”，左手掳着一个无助的女人。这幅图是美军1917年的征兵海报，图说写着：“摧毁这只疯狂的怪兽！”暗示德国人是会玷污妇女的野兽。相对于玛丽安的裸乳象征力量，此画中的乳房却是女性柔弱无助的象征。美丽柔软的双乳旨在感动美国年轻人，让他们勇敢上战场保护欧洲人，以免本国妇女成为下一个惨遭蹂躏的对象。由于这幅漫画的概念十分强烈，22年后，1939年二次大战前夕，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还将它大量复制散发，提醒德国民众英美敌人以前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海报的图说最后一句写着：“绝不重蹈覆辙！！！”
一般来说，美国的战争宣传除非是呈现妇女受到敌军强暴，或者受美军保护的场景，很少出现裸露的乳房。1917年的另一幅征兵海报，图说写着：“全靠你保护国家的声誉。”海报中，山姆大叔警戒地站在自由女神的背后，后者的身躯微往前倾，露出迷人的颈项、毫无遮掩的肩膀与双臂，以及一览无遗的乳房。这幅充满戏剧气氛的海报由“电影广告人联盟”(Associated Motion Picture Advertisers)设计，利用直接的性想像激励美国男人奋起保护祖国不受站污，而祖国的象征就是柔弱的女子。
虽说美国传统不使用裸乳作为形象(受暴场合除外)，但是到了一次大战后期也快速改变了，衣不蔽体的白由女神与哥伦比亚(译注：哥伦比亚为美国的女性拟人名)形象逐渐出现，改变源自1917年到1919年间的自由公债系列海报。第一张海报里，自由女神雕像穿着厚重的披衣，从头裹到脚；数个月后，第二张海报面世，自由女神的形象有了大幅改变，身体变得较柔软、女性化，双手前伸做出恳求状，面色略带哀凄，”胸前交叉的系带清晰勾勒出饱满的乳房。公债系列的第三、第四、第五张海报均由克里斯帝(Howard Chandler Christy)执笔，画中的女主角变得更年轻、更性感，舍弃传统披衣，改穿类似睡衣的性感衣裳。美国人终于学会了一件事，穿着清凉的女人最适合推销，不管是自由公债，还是征兵或战争！
一次大战的宣传如何运用乳房端视各国的民情与品味，比如意大利的公债海报女郎胸部饱满结实，散发出性感与力量；奥地利以民间故事中的女英雄为图像，乳房部位镶上国家标志或神话图案；英国则大量使用不列塔妮(Britannia,译注：不列塔妮是英国的女性拟人名)的形象，头盔、护胸甲、剑、盾一应俱全。
俄国女人则大不相同，她们有的真正加入战斗行列。1915年起，英、美报纸陆续出现俄国女兵英勇抵抗德军的新闻；1917年革命爆发，俄国在北边防线组织了一支两百五十人的女子步兵营。1917到1918年间，俄国宣传她们拥有与男人肩并肩、勇敢参与革命斗争的“新女性”，当时的漫画海报描绘俄国农妇用耙子叉着奥地利士兵，或者用脚踩死普鲁士蟑螂，藉以激起大众的爱国心。不是所有人都把俄国女兵当成一回事，不少讽刺画质疑俄国女兵在军队的性角色，描绘她们裸露乳房坐在男同胞腿上，甚至全裸做出猥亵动作。
当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女人的宣传角色也告终结，自大众视界消失。法国的玛丽安依然占有一席之地，但形象已不如战时那么激进。哥伦比亚与山姆大叔依然守卫着美国，但不再那么小心警觉。至于德国，另一只怪兽等着伺机崛起，它的形象异常男性化，夸示男性肉体的力量与父权连结，偶尔女人也会出现在纳粹的宣传品上，角色却被定型为雅利安孩童的哺育者。
海报女郎的乳房是海外战士的慰藉
二次大战期间，美国、欧洲海报上的女人形象有了大幅转变，比较少被用来象征国家，而是呈现她们在各式工作场合的面貌。美国海报出现了“妇女陆军部队”(WACS)、“妇女预备部队”(WAVES)、陆军与红十字护士等形象，头戴俏皮的帽子，忙碌地投入战事服务。这些女人大多非常漂亮，白肤金发，穿着高领衣服，并肩和男人抵御外侮、保护小孩或照顾伤兵。旧有的哥伦比亚、自由女神形象消失无踪。
但是乳房并未在这场战争中消失，而是出现在战斗机的鼻翼上，乳房的主人经常是性感美女，搭配的文字写着“有点危险”、‘轻佻小姐”(Mis-Behaving)或者“做爱小姐”(Miss Laid)。19世纪的船首也常绘有上身赤裸的女人，二次大战时绘制成机身的裸胸美女，让飞行员有一种掌握性力量与摧毁力的感觉。
海报女郎的乳房则成为无数海外战士的慰藉品，不管是展现逼人豪乳的色情照片，或是杂志夹页女郎照片，都可以免费邮寄海外给前线士兵打气。1942年到1945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人一共邮寄了6百万份《老爷》(Esquire〕杂志夹页女郎图片，这些照片由瓦格斯(Alberto Vargas)掌镜，使用高超的照片修整技术，使女郎看起来漂亮完美，全部以衣不蔽体、胸部高耸、双腿修长闻名。有些瓦格斯女郎身着军衣，被当成空军、步兵、海军与陆战队的吉祥物，美国军人将瓦格斯女郎照片贴在卧铺上，细心折叠携带，跟着他们抢滩诺曼底。瓦格斯女郎的衣着永远曲线毕露，有时身着无肩带或露背晚礼服，展现出纸娃娃般的性感，让男人期待战争结束后返乡，也会有这样一双美腿与丰乳等待着他们。
另一个官方认可、为前线战士提供海报女郎的是《杨基》(Yank)杂志，它是专为美国士兵而办的刊物，成立于1942年，一期只售五分钱。美国大兵可在《杨基》杂志里读到战争报导，也可撕下当期的夹页女郎，满足自己的性幻想。《杨基》海报女郎多数活泼开朗，像邻家女孩，但也有一些《杨基》女郎风骚性感，曲线毕露的上衣险些滑落肩头，隐约露出丰满的乳房。女星珍罗素、琳达·妲妮尔(Linda Darnell)便是其中的佼佼者，靠着卖弄此种风情星途大展。
1945年，美国军队摄影师史坦(Ralph Stein)被派到好莱坞，拍摄一系列的海报女郎照片，他发现好莱坞的化妆师习惯加大女星胸部，以达到“眩人”的效果。他说：“……女化妆师对女星毛衣下的胸部尺寸并不满意，先是塞进一对直径两时的衬垫，然后她向后退两步，仔细端详女星，又塞进两片衬垫，问我们：‘够大了吗？’我们清了清喉咙，支吾了一下，女化妆师便径自为我们做决定：‘管它的，这是为了战场上的男孩。’又为女星两边的乳房各塞了三片衬热。”
二次大战前后美国的“恋乳房癖”其实扣合了最基本的心理欲求，从最简单的层面而言，乳房是男女差异的最大象征，越是特殊的历史时刻越能凸显其意义，二次大战便是这样一个时刻。当男人远赴海外打仗，女人的乳房提醒了他们战争所摧毁的爱、亲密与慈育等价值。对二次大战那一代的军人而言，乳房除了母性与情色的象征外，还有另外一层意义，直到战后回复正常生活，依然影响深远。
接着，玛丽莲·梦露、珍娜露·露布丽姬妲、珍曼·丝菲、爱妮塔·艾柏格(译注：这几位均是乳房丰满的艳星)等明星，又在电影里延续了大胸脯海报女郎的传统，乳房成为全国热潮，因为它是最明显的女性象征，男人必须确信战争梦魔终会结束，他们所企求的乳房终会梦想成真。强调乳房的热潮也给了女性一个信息：女人的角色是提供乳房，而非面包，懂得安于现状的大胸脯女人就会拥有理想生活——4个孩子、两辆车子、铺着地毯的房子。足足过了一个世代后，女人才懂得抗议这种“女性成就”。
裸不裸有关系：钞票上的乳房
20世纪多数时候里，女性乳房都从各个层面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时期，它是鼓舞军心的女性图像；战后，它成为性感与母性的象征，以符合鼓励生育的政策。当然，女性的图像不必然代表真实女人，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图像的影响力，而应细究一个时代的形象与真实人物的交互影响。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代，法国女人被描绘成哺乳者，她们也真的大多亲自哺乳，又如二次大战期间的海报女郎，让美国女人竞相仿效“鱼雷般”的豪乳。不管是间接还是直接，乳房的图像的确影响了全民的意识形态。
女人的身体既是意识形态的承载者，两百年来，也就经常出现在纸钞上。打从纸钞流通世界以来，它一直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工具。早在1694年，英国国家银行便选择不列塔妮作为钞票图案，她的脸庞十分女性化，却全身盔甲齐全，好像一个去性别的戴安娜女神，象征着英国王室的力量与权威。当然，你看不见不列塔妮的乳房。
诚如前面所述，法国人向来不顾忌袒露玛丽安的乳房，这和法国情色文化深植有关。但有时情色象征也会产生恶果，1978年，法国所发行的一百法朗纸钞以德拉克洛瓦所绘的裸胸自由女神做图案，吓坏了不少人，有的国家因而拒收这种图像的纸钞！
当法国还是殖民帝国时，法属印度支那、西非与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发行的纸钞，均曾出现有色女人的裸胸图案。对法国当局来说，不少殖民地女人的确是袒胸露乳，将这种形象印在钞票上，是现在的旅游宣传。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法国人处理裸胸白人女性图像时，大多采取寓意手法，却将殖民地女性的乳房赤裸裸呈现在纸钞上，不免有种族主义剥削之嫌。其他殖民大国也有同样毛病，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在1947年发行的纸钞，便绘有一名衣冠整齐的白人女性，正在照顾袒胸露乳的黑人小女孩。赤裸着上身的黑人女孩用以象征殖民地的原始落后，有待西方文明殖民势力的保护。
此外，1955年到1974年间发行的50元瑞士法郎纸钞，以苹果丰收作为图案，画面中是一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丰收天堂的意象指出瑞士虽是个小国却拥有巨富，同时也暗示瑞士女性泌乳的乳房就像可食的苹果，都是国家财富。
复杂的政治议题，各方角力的场域
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政府较少涉入乳房的私领域，它不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规定贫户母亲必须喂食母乳，才能申请社会救济金.也不像20世纪初的德国或今日加拿大的魁北克一样，奖助喂食母乳者。最奇特的政府干预是在纳粹德国时，德国母亲必须按照固定时间喂奶，并接受泌乳量检查。
同一时间，法国政府曾推动“捐赠母乳”计划，让需要母乳“治疗”的婴儿都能吃到母乳。法国政府与巴黎波特洛克产科诊所合作，设立了“捐乳”中心，每次可安置4到5名母亲与新生儿，供她们吃住，给付她们酬劳，诊所员工则一天4次用类似挤牛奶的器具，抽取产妇额外的泌乳冷藏起来，分每天清晨与下午两次贩售。这类捐乳中心虽然有政府支持，但并不普遍，二次大战爆发便全面消失了。
直到今日，我们仍可看到政府强力干预哺乳行为，比如在澳洲塔斯马尼亚省，“澳洲哺乳母亲协会”(Nursing Mother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势力庞大，产妇如想放弃喂食母乳，必须先签订同意书，这是美国人完全无法想像的政府干预。不过，喂食母乳在美国也是复杂的政治议题，是政府政策、商业利益、宗教信仰、医学与性政治各方角力的场域。
试想过去一世纪里，美国女人哺乳的形式产生了多少变化。20世纪初到30年代，美国母亲普遍亲自哺乳，谁又能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喂食母乳风气会大为衰退，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女人亲自哺乳，而且多数只喂几个星期。巨大改变源自婴儿奶粉的诞生，在乳品公司与医学界的推波助澜下，婴儿奶粉市场一年以百万美元计，光是商业利益便足以促使喂食奶粉的人口激增。
至于医学界方面，不管是在战前或战后，强调技术至上、男性导向的医疗体系，都把女人看成被动的治疗对象，否定女性“积极”参与生产过程的欲望，也不认为女人有必要亲自哺乳，因为婴儿奶粉是很好(甚至更好)的母乳替代品。1975年，一份哺乳研究显示，美国妇产科的生产照护设计，根本不让母亲有选择喂食母乳的机会，而20世纪末的美国文化也极端排斥哺育母乳。研究者特别提出1975年7月27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为证，该报道指出3名母亲在迈阿密公园裸胸哺乳，被警方依猥亵暴露罪名逮捕。
根据报载，美国女人曾因为公开哺乳、暴露不雅，被逐出俄亥俄州托利多市博物馆、纽约奥巴尼购物中心、加州的百货公司……一直到1993年和1994年，佛罗里达州与纽约州政府才允许女人公开哺乳。纽约州是在1994年5月16日通过公开哺乳权利法，该法说：“女人拥有公开哺乳的权利，即便与其他法律抵触，一个母亲依然有权在任何地方喂哺婴儿，不论它是私人场所或公开场合，也不论她喂乳时是否遮掩着乳头。”这个法条令人狐疑哺乳怎么可能不露出乳头！至于加州方面，尽管论战激烈，公开哺乳在1996年前依然是违法行为。加州的民意代表虽然支持女人亲自哺乳，却只允许哺乳母亲免除担任陪审员，实在令人难以苟同这就是著名的加州自由社会精神。
20世纪90年代以降，不少团体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与“哺乳联盟”(La Leche League)在内，都大力呼吁喂食母乳。“哺乳联盟”是最古老、势力最庞大的喂食母乳推动组织，坚称妇女可能兼顾工作与哺乳，毫不掩饰它偏袒家庭主妇的立场。从好的方面看，“哺乳联盟”让世人认识了女人的喃乳渴望；从坏的角度看，它让不哺乳的女人充满罪恶感，也让女人觉得她们不应在孩子尚未断奶前，就出外工作，这不符合孩子的最高利益。套一句初为人母者的话，“哺乳联盟”是一种“信仰”，无法容忍其他的哺乳形式。
如果抽烟时间跑去喂奶
当然和纳粹德国或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比起来，“哺乳联盟”所代表的社会压力较为轻微。一个美国母亲如果拒绝哺育母乳，不会被剥夺社会补助；相反的，她如果选择亲自喃乳，却可能威胁生计。职业妇女便饱受这种挫折，如果她将孩子带到工作单位喂奶，可能会遭到恐吓、解聘甚至吃上官司。
美国妇女面临矛盾的要求：既要她们哺育母乳，又要她们在职场上和男人并驾齐驱。统计数字反映了她们面对这种社会压力的焦虑，约有三分之二的美国母亲拥有全职工作，其中只有六成给小孩哺乳半年以上。当美国公司附设托儿机构的比率偏低、有薪产假仍十分罕见时，美国小儿科协会提议母亲至少给孩子哺乳一年，便完全忽略了职业妇女面对的现实。今日，多数美国白人妇女还是亲自哺乳。1987年的统计显示，约有六成的白人母亲生产后，在医院里哺育母乳，西班牙裔只有五成，黑人哺育母乳者仅有两成五。白人哺育母乳比率较高，可能是因为教育程度与收入较高、工时较有弹性。不过，种族间的哺乳行为差异也可能和复杂的种族史有关，长期以来，黑人女性担任白人婴孩的奶妈，自然会认为婴儿奶粉解放了她们被奴役的身体，这也是她们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反应。
讲到这点，我们必须点出先进的工业国家中，美国是惟一未实施产假及育婴假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德国、伊拉克、乌干达、巴基斯坦、阿根廷等一百多个国家，均订有产假及育婴假政策，让妇女有12到14周产假，北欧国家的有薪产假(全薪或部分薪资》更长达五到六个月。早在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便投票通过妇女上班时，一天可有两次、每次半小时的哺乳休息时间，许多国家也通过这条法案。但是不少自由经济国家的妇女不敢坚持此项权利，深怕在职场上遭受性别歧视，不仅在缺乏法律保障的美国如此，英国也一样。社会期望职业妇女像个男人，但如果她们和男人一样，每天两次半小时休息，跑去抽烟而不是喂奶，可能不会遭到歧视。
另一个有趣例子可用来观察哺乳行为的变化。1993年，美国一幅广告以母亲哺乳为主题，主角身穿天鹅绒上衣、下着热裤，这身打扮显然不是家居服，而是外出工作或上高级餐馆的穿着。美国电影与杂志素来不吝袒露女人的乳房，实在很难想像这幅广告会引起争议。或许它有违常态，让女主角穿着外出服哺乳，结果引起了争议，悄悄地自洛杉矶地区的公车招呼站消失(不晓得民众太喜欢，把它撕回家，还是嫌它太刺眼，撕毁它)。显然，美国民众赞同甚至颂扬喂食母乳，只要它是在家里为之，如果哺乳行为拓展到公园、餐厅、法庭或办公室，美国民众便感到“乱七八糟”，觉得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失去了界限。
在澳洲，半数女人亲自哺乳3个月以上，她们可以自在地公开哺乳，因为这个国家极力支持哺育母乳。澳洲女人在产后的5天住院期里，医院会指派护士指导她们哺乳技巧(比如用包心菜叶冷敷乳房，可以消除血肿)，也教导产妇返家后可自哪些机构得到哺乳协助。就因为喂食母乳的支援系统健全，澳洲母亲鲜少拒绝喂食母乳。
美国的一位外科医师艾德丝(Joycelyn Elders)也积极呼吁喂食母乳，照她的计划，到了21世纪初，美国女人哺乳率将增至75%。艾德丝医师曾因大胆的性教育言论遭到医院开除，打从1994年起，便致力于推动减少奶瓶喂奶。她的努力令人想起五年前的“婴儿奶粉丑闻”，医界发现发展中国家吃食奶粉的婴儿死亡率很高，原因是这些国家缺乏干净的饮水，也没有冰箱。“婴儿奶粉丑闻”爆发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都大力鼓吹第三世界国家的母亲放弃婴儿奶粉，改为喂食母乳两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1989年、1990年度所做的宣导广告写着：“奶瓶喂奶增加感染机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循各式途径保护并推广喂食母乳。”婴儿如果食用半年以上的母乳，将会增强他们对抗痢疾与其他疾病的能力，这是贫穷国家的头号婴儿杀手。喂食母乳同时也可降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投注在开发中国家婴幼儿保健的支出，该组织的经费多半来自英国与意大利等工业国的捐款，讽刺的是，这些国家女人的哺乳率都很低。
诚如前面所述，18世纪开始，乳房便被赋予政治意义，为国家或国际利益服务。有时，国家要求女人亲自哺乳，以提高生育率、降低夭折率，促进国家的革新进步；有时，医学界又建议母亲使用婴儿奶粉或其他母乳替代品。战争期间，国家鼓励女人垫高乳房，作为“男孩战士们”的抚慰，或者要求她们敞开乳房，作为自由的象征。女性乳房的政治内涵包括了政府、商业、宗教与保健资源等层面，这些由男性支配的传统制度并不把女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直要到20世纪末，女人才开始夺回乳房的性政治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