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1.2.3部)

《南渡北归I,II,III》全集 作者：岳南 声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正版. 序章烽火照京都(1)_南渡北归1：南渡 序章烽火照京都 北平的7月，酷暑已经来临。 每到这个烟雨飘渺，蛙语蝉鸣的时节，总有一些城里城外的老汉提了鸟笼，或托一把无边无沿加无嘴的“三无”茶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胡同口或马路边一棵槐树下，不时摸两把落到头上的槐蚕，拖着圆滑的京腔，议论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几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荣幸地伺候过哪位宫中太监大总管等等。谈到得意处，肩膀上那个呈兔子扒了皮一样温热的紫红色肉球，越发晃动摇摆得厉害。原本满脸蛛网状的皱沟，因塞了过多辨不清来路的尘沙污垢，在汗水冲刷浸泡下，如同乌龟壳上的甲骨文于扑朔迷离中，以快速程序不住地变换重组。随着下部呈元宝状势如蛙形的嘴巴一张一合上下剧烈起伏，龟壳上每一个四仰八叉的字符神咒里，都透着“天下一切人等无足惧者”的傲然神气。受这股邪乎得令人费解的世风熏染，红墙黄瓦映照下的古城沉浸在一派浮华、平和、温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欢、天马行空的大梦之中。 1937年的7月，与往昔大为不同，看上去平静无波的古城，荡动着沉闷、压抑、神秘并伴有一点腐霉的气息，一种不祥的预兆，随着行色匆匆的人流和不时从墙上飞窜而过的狸猫幽灵般的身影，于潮湿酷热伴有火药味的空气中飘动游荡。往日提着茶壶在大树下谈天说地的土著们，不再谈论狸猫换太子与慈禧老佛爷出殡时棺椁里填置了三斗四升乌龙珍珠的豪华气派，而是相互得意地吹嘘炫耀着自家的老三或是小五儿，已成为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毛驴太君手下的翻译官，或是专门服侍小犬纯一郎穿衣洗澡的著名贴身侍卫与端茶送饭的小二儿。期间不时夹杂着一些探询性质的讨论，一旦北平城沦陷，自己将何去何从？ 是时，驻扎在北平郊外西南部丰台、长辛店一带的日本军队，顶着火辣辣的烈日，于尘土飞扬中操枪弄炮频繁调动演习，不时对天空或宛平城厚实的城墙胡乱放几声冷枪，借以向中国守军和民众显示大日本皇军的强大无敌。永定河畔，马队奔腾，刀枪显耀，日军官兵满布血丝的眼睛透着瘆人的光。即使是一名非职业军人，也感觉到这股从大海那边侵袭而来的武装力量暗藏的锐锋邪气已形成了不可遏止的旋风，大树梢头响起了民族危难的呼哨。北平城内，极度紧张敏感的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已嗅出对方阵营内暗含杀气与飞扬飘荡着的血腥气味，同时清晰地意识到“日方使用武力侵略之企图，已成弯弓待发之势”[1]，必须予以防范。于是，这位驻守北平的最高长官，在紧急下令卢沟桥守军加强警惕和坚守阵地的同时，在一个溽热的下午，邀请北平教育文化界名流大腕胡适、梅贻琦、傅斯年、张怀九等20余人至市政府大厅出席会议，报告平津局势，共商御侮图存大计。 按秦德纯在报告中所言，当今北平乃至整个华北局势，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筒点燃了引线，烟雾升腾，火星四溅，天崩地裂的时刻就要到来。 胡适等尚以忧国忧民自命的群儒大贤闻此凶讯，无不惊骇。于是，会议在忧愤、激昂、悲壮、失望与希望，甚至激烈的争吵中，一直持续到夜间十点多钟方才散去。 秦德纯不幸言中，此次会议散罢不到两个钟点，巨大的火药筒在北平郊外沉沉的墨色中轰然爆响了。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的忌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经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略行动。是日夜，早已占领北平市郊宛平城外的日本军队，以走失一名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卢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继之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军民八年抗战序幕随之拉开。 驻守在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其老班底是一代军阀大佬冯玉祥旗下的西北军旧部。这支军队的兴起与演变，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其兴亡存续与翻云覆雨的经过，更是深深地打上了清末民初战乱时期军阀们相互倾扎、暗算、合纵连横的烙印。 1928年夏，以蒋介石为总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相继占领平津，定鼎中原。6月20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在沈阳老巢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7月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等军事巨头，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统一全国。自此，中国军阀折腾了几十年的相互攻战防守、腰斩开膛、砍头剁脚、水煮油烹的大混战暂告一段落。 1930年，刚刚在名义上取得统一的中华大地，又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阎锡山两个地方割据军阀联军对决的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混战之一，共有130万人参战。交战之初，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就在彼此打得难分难解，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在蒋介石夫人、绝色美人宋美龄亲往其密所摇动三寸香舌和施展周身招数连番规劝、蛊惑、利诱下，张氏原本因吸食大麻而蔫儿巴唧的身子骨儿，如同每日注射的杜冷丁药力发作，突然“稀里咔嚓”响了起来，屁股开始由发热到发烫，随着脉管血液奔流窜腾，密布的毛孔迅速扩张炸裂，细黄的汗毛如同霜打毛草在苦寒的夕阳中根根直竖。阵阵香风吹拂中，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澎湃如涛的激情，在蒋介石与阎、冯联军双方死伤达到30余万众仍难决胜负的关键时刻，突然“嗷”叫一声蹦跳而起，于宋美龄放情的大笑与秋波含情的迷人眼神幻影中，抽刀拔剑，亲率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虎狼之势入关助蒋。 “东北虎”突然窜入关内，大战正酣的冯、阎等群狼组成的地方联军土崩瓦解，纷纷作鸟兽散。阎锡山扔下残兵败将独自躲到天津租界一个暗室不再露头，冯玉祥统率的号称42万西北军四散逃亡。原西北军名将吉鸿昌、韩复榘、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相继率部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土匪出身的将领率部脱离冯玉祥，自谋生路。约万余残渣余孽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孙良诚、秦德纯、冯治安等人的带领下，于慌乱中自河南之境渡过黄河，退入晋南一隅之地苦苦挣扎，企图死里求生。 1930年底，因助蒋有功而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北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挟“东北虎”的凌厉威势，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西北军残兵败将进行捕获收编。1931年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字明轩）任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两个师，驻防山西正太路一带。 晋东南原为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多年的老巢，二十九军驻防此地自是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军费稀薄，官兵衣衫褴褛，形同乞丐，其状凄凄，惨不忍睹。处在夹缝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于饥寒交迫加白眼中，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儿，以便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年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16县，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2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时。 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部别番号分别是： 冯治安三十七师（驻防北平西苑、卢沟桥一带）； 张自忠三十八师（驻防天津附近韩柳墅、小站、廊坊、马厂和大沽各地）； 赵登禹一三二师（驻防南苑团河、河北省任丘、河间一带）； 刘汝明一四三师（驻张家口、宣化、怀来一带）； 孙玉田特务旅（驻南苑，以一团在城内）； 石友三部两个保安旅（翼东一带，河北保定一线）。 另外有直属军事教导团，冀、察、天津保安队，总兵力达[Qinkan.net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到了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首领兼任，其情形为：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刘汝明兼任察哈尔省主席；张自忠兼任天津市市长（萧振灜离职后由张兼任），加上原已任命的宋之嫡系、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为北平市市长，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日本人瞅准机会，借以操控宋哲元并不断向其施压，企图将其变成一个受日本人指使的傀儡政权，日本外务省在《对华北新政权方针》一文中，直呼冀察政务委员会为“宋哲元政权”。[2]对此，蒋介石曾对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慨叹道：“我们只能希望宋哲元等几个人听命令，并不能命令他们。”其痛苦、愤恨、无奈之状溢于言表。也正是这种非驴非马非骡子的四不像局面的形成，为后来平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危急与沦陷埋下了祸端。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并有“保卫领土是军人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人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3]等悲壮之语。吉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以痛击。 7月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细致推敲，其焦虑、矛盾、痛苦、犹豫之神情，从蒋氏本人当天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二，与宋哲元为难乎？使华北独立乎？三，决心应战，此其时乎？”[4]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复思索权衡， 蒋介石认为对方此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采取外交斡旋与不惜开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一方面命令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5]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许抵抗，不许出击”[6]的命令，让秦德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7]同时电召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占领华北之目的。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甚为担忧和不满，于7月10日先后两次发出电令，恩威并施地对宋哲元指示道：“务望在此期间，从速构筑预定之国防线工事，星夜赶筑，如限完成为要。”“守土应具决死必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吾兄忠直亮节，中所素稔。此后尚希共为国家民族前途互勉。”[8] 电令发出后，蒋介石于庐山召开紧急国防军事会议，制定了三项应变措施： （一）编组第一线战斗部队100个师，预备部队80个师，于7月底前，组建好指挥大本营及各集团军、军团等一切事宜； （二）把可供半年之需的弹药存放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如兵工厂一旦被日军摧毁，则从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经香港、越南运回国内； （三）准备后备兵员100万人，军马50万匹及半年的军粮等。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于7月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正如当时的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9] 7月12日下午7点，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南昌的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不觉，迷醉中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云云。[10] 此番妄言传到庐山，蒋介石与奉召前来开会议政的各方人士大为不满，为防宋氏以华北军政之主的新式军阀心态，一意孤行地沉浸在“苟和”迷梦中昏睡不醒，做出有损国格、人格和民族大义的逊事。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11]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 7月15日，宋哲元针对海内外爱国志士纷纷汇寄到北平的钱款财物，通电全国，谢绝国人“捐款募军之举”，以免让日本人找到借口，妨碍“和平”大计。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接明轩电，有放弃天津之意，严令禁止。岂其已允倭寇退出天津乎？可疑之至。” 7月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月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16日派遣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动员增派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12]的既定方针，加紧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延开来。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16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变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13]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 当这一切布置完毕，蒋介石于20日由庐山返南京，再度召集军政要员会议，商讨对日长期抗战的总战略。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和的宋哲元，于18日偕张自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14]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元于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蒋公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氏像一个醉酒的猛汉，两腿打晃，在战、和之间左右摇摆，并在焚香燃烛对天神祷告、向地虎求法的苦苦寻觅中，出现了短暂的晕眩与幻觉，满脑子寄希望于日本军方因种种原因突发慈悲，手下留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使“事变”得以无声无火地平息。在这一错觉与虚幻迷醉下，宋哲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电秦德纯转宋哲元：“闻三十八师阵地已撤，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如此，则倭寇待我北平城门通行照常后，彼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险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15]同时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是，擅自隐瞒。[16] 7月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亡惨重。 7月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并有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定指挥战事。 7月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制而无法反击。随着通信设备被炸毁，各部队与指挥部联络断绝，指挥失灵，致使秩序大乱。战至28日拂晓，守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28日夜，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17] 7月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一一O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一年之前，受抗战爱国人士的影响和鼓动，在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授意下，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在西苑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暑假军事集训队”，组织几千名大中学生进行集训。作为集训总队副总队长的何基沣和学生们相处的日子，被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所感染，特别是那些从关外沦陷区流浪而来的东北学生，内心的悲怆与强烈的抗战爱国热情，使何基沣深为感动，几次演讲皆声泪俱下。为此，何旅长成为力促宋哲元放弃军阀割据，与南京中央政府保持一致，坚决实行抗日救国的主要将领之一。 当卢沟桥事变发生时，第二期集训队正在进行，何基沣等官兵返回部队，集训队解散，青年学生们纷纷要求上前线与官兵并肩战斗。正在妙峰山演习游击战术的学生迅速返校，同北平民众一道，积极投入到拥军抗战热潮中。群情激愤的学生们喊出了“保卫卢沟桥”、“发动华北民众，援助二十九军，抗日到底”的肺腑之音。许多大学生和社会各阶层服务人员、市民、甚至车夫走卒，纷纷自发组织起一个又一个不同形式的“劳军团”，前往卢沟桥和南苑一线慰劳英勇守土的二十九军爱国将士。另有为数众多的学生和北平民众携手并肩，奔走在七月火辣滚烫的毒日下，布满尘土的脸上淌着汗水，逐街逐巷征集麻袋，与守军官兵一道，扛沙运土，构筑防御工事。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何基沣闻知学生们的行动，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在训令中对他的部下感慨地说道：“这些青春年少的中华儿女，散发出的是何等强大、热血喷涌的澎湃激情，我们如不奋勇杀敌，何以对得起他们的一片忠胆赤诚！” 而如今，麻袋构筑的防御工事被当局下令自行拆除了，华北守军的最高统帅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长官秦德纯走了，城防司令张维藩走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走了。北平守军的兄弟部队，除了部分人员身不由己地被迫留下来，能自由行动的军队都撤走了。在这场溃退大潮中，一一○旅独木难支，自然也不能留下，必须尽快撤离北平这块险恶之地。夹在撤退队伍中的何基沣于仓皇中百感交集。遥想当年，在这些热血喷涌的青年学子们面前， 自己曾慷慨陈词，高呼着誓与北平共存亡的口号，走在训练队伍的前列。如今壮志未酬，不但抛弃了自己当初的誓言，也抛弃了这些满腔热忱的青年学子和满城的百姓，开始一场前程未卜、不知身归何处的军事流浪。想到这里，泪水模糊了视线。 北平市民用沉默表示了对守军的不满与愤慨，没有人为之送行，唯年轻的学子们真情不减，怀着一颗赤诚之心与对未来的期望，向这支败军与败军中的将士恋恋不舍地作最后辞别。学生们跟在队伍后面，送了一程又一程，不住地呼喊着送别的口号。眼看离北平城已经很远了，天空渐渐暗了下来，只有西方天际透着一丝血色的微光。夹杂在队伍中的何基沣于心不忍，策马冲出队列，勒住马头，侧转身，望着紧跟在队伍之后满面悲情的学生们，热泪盈湿了眼眶。泪眼婆娑中，他突然看到那高高举起的分明是学生们用自己的鲜血书写的标语： “何基沣将军不要走！” “抗战到底！” “我们要从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何将军与一一○旅将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丢！” “………” “同学们——！”何基沣旅长的声音已经嘶哑，他抬头挺胸，强行抖了一下精神，用最大的气力继续喊道：“同学们！北平——，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话到此处， 何基沣哽咽不能语，他抬手向学生们敬了个标准的军礼，溢满眼眶的泪水倾泄而出。随着一阵旋风刮过，坐下战马的长鬓迎风飘动。何基沣趁势抖动缰绳，枣红色的战马前蹄腾空，马头蓦地仰起，在急速旋转中冲乌云压城的长空一声短促的悲鸣，载着泪流满面的主人箭一样向前冲去。身后，甩下了一座正在陆沉的千年古城和沉浸在惊恐迷惘中的芸芸众生。 次日，天津陷落。 注释： [1][3]秦德纯《七七卢沟桥事变经过》，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3、1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2]《华北事变资料选编》，第417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4]《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以下蒋介石日记除特别注明外，均引自《大事长编》。 [5][7][8]《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以下所引电文同。 [6][9][10][14]何基沣等《七七事变纪实》，载《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 [11]《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载《抗日战史》，第五章，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 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2]《谁为中国声辩：八年抗日外交风云录》，尹家民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革命文献》，第69期，罗家伦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3年版。 [15]《蒋总统秘录》，第十一册，台湾《中央日报》译印。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16] 此处，蒋介石所担心和焦虑的是宋哲元瞒着中央政府私下与日本人签订不利于抗战协议事。此前宋哲元因不甘心放弃他所经营掌控的平津地盘和权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让其到保定指挥战事的命令，悄悄潜往天津与日本人谈和。此举引起了国内舆论界哗然，但南京政府一直得不到真实的消息。蒋介石根据外间盛传的风声，于18日致电宋哲元，指出：“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约，乃于签字后八小时仍向我沪军进攻。此为实际之经验，特供参考，勿受其欺。”（《蒋介石年谱》李勇 张仲田编）宋得到蒋的命令后，似有所悟，于19日借故离津赴平。宋走后，一直处在亲日分子包围中、力主和谈的张自忠与他的拜把子兄弟张允荣（后为汉奸）代表冀察政务委员会，于7月20日凌晨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签订了一份有七条之多的密约，世称《香月细目》。主要内容为五个方面：一，中国正式向日军道歉；二，中国军队后撤，包括撤出北平市；三，惩罚、罢免抗日人员，首以惩“主战甚力”的冯治安为主。因秦德纯与冯相附和，亦在撤惩之列；四、撤离冀察境内属于排日组织及人员；厉行反共和取缔排日的宣传、教育及学生、民众运动。这个时候，宋哲元并不知张自忠已在密约上签字，当然更不知日本人已有了让张取宋而代之的许诺。 何以张自忠会像后来媒体所说的那样“自以为忠”，如此胆大妄为地与日本人签订密约？除了张本身具有山东人刚强的性格外，还要追溯到二十九军组建时的背景。因当时张带来的部队较为完整，宋隐然倚为重心。当然，南京政府及张学良之所以能收留冯玉祥残部，与一个叫萧振瀛的人四处奔走不无关系。萧是冯的旧部，脑瓜子聪明，嘴巴灵便，当年很得冯的欢心，颇受重用。就是这个萧振瀛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南京与北平张学良行营奔走权要，为加强砝码，游说中对张大加抬捧，称为杰出的军事将才云云。被说动的孔祥熙曾至阳泉检阅二十九军，对张自忠特致嘉勉。迨二十九军在冀察稳住阵脚并扩大局面后，张自忠觉得整个军队之有今日，他的威望与力量起了关键作用，乃自我膨胀，做事多表现出自负骄傲之色，并以“二头儿”自居。当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张对各师补充兵员及地盘分配问题，对宋哲元心怀不满（当时萧振瀛因救二十九军有功而任天津市市长），宋对张亦有戒心，但对其“故示优容，安其反侧”，后来让张当了天津市市长。在这种情形下，自视在二十九军权高位重的张自忠，因急于与日本人谈和，且自信有能力缓和危局，才头脑发热，签署了密约。 密约既签，张自忠在天津无法完成《香月细目》的规定内容，遂于7月25日离开防地，秘密潜往北平，未向军部报到，背着宋哲元和其他将领，与张璧、潘毓桂、江朝宗等一群亲日分子，谋划具体执行的方针大计，以谋求日本人的欢心。这是张自忠有汉奸嫌疑、踏入泥潭最显著的一步。假如就此打住，张自忠尚能为党国领袖和军民所谅解，可惜他没有就此止步，遂有汉奸之名附身，造成了后来无可挽回的痛悔之局。 [17]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7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又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决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 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委员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统统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涮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频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频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频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烈士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三十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频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2008年2月21日，宋哲元之子、寓居美国的宋华玉，给张自忠之女、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张廉云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张多有指责和批评。宋华玉信中说：“至今我失望的是，你（南按：指张廉云）还在继续做出这些损人利己的事，继续想尽方法指使像林治波等人写文章，遮盖你父亲张自忠前辈在七七事变前后亲日的过失。将他那时所做的一切全部推罪于他人头上。在海外的二十九军前辈们都说过张将军已承认他自己的一些过错，后已为国捐躯，也算是为国体争了光。但你这位做女儿的却另有疑义，做出这些不符合历史的事。大家说可能是为了你本身利益而为。比如说喜峰口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明明是赵登禹前辈，你却改称你父亲……现在国内的亲友们一向因你是党员及有职权，对你的跋扈是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赵登禹前辈的后代心情可想而知。”又说：“抗日期间你与义兄张剑光全家在我们西安的家中住过一个时期，我母亲带领我们诚心照顾你们，大家相处有一段很好的回忆。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对不起你及你们家。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竟忘恩负义。这么多年来想尽方法想将你父亲自己承认过去亲日的错误改成是受命于我父亲。我记得你义兄剑光为人真诚忠厚，他如在世定也不会赞同你的所作所为。现在你我都已超过古稀之年。我希望你接受我再一次的劝告。好好反省一下。凭良心给自己有个交代。”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八十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慌乱大逃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随着隆隆炮火与日机轰鸣，平津地区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各政府机关及工商界人士于纷乱中开始自寻门路纷纷撤离逃亡。以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燕京大学等著名高校为代表的教育界，同样呈现出一派惊恐、慌乱之象，一些人悄然打点行装，拖儿带女，呼爹喊娘，随着滚滚人流，顶着盛夏酷暑和弥漫的烟尘，纷纷向城外拥去。一时来不及逃亡或因特别情形而不能逃亡的各色人等，则在恐惧与焦灼的煎熬中苦苦等待与观望，心中暗暗祈祷并希望中国军队或许能赢得神助和佛灵保佑，尽快击退日军，保住北平这座千年古城与储存着民族文化血脉的校园。 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除接二连三向宋哲元、秦德纯等拍发“固守勿退”的电令外，分别邀请各界人士火速赶往庐山牯岭，频频举行谈话会及国防参议会，共商救国图存大计。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一大批学界要人应邀参加会议。 此时，平津两地各高校正逢暑期，被邀请到庐山参加会议的各大学校长、院长与著名教授，以及部分在外地的教职员工，由于远离平津，对战事进展的真相难辨真伪，而混乱时局伴着恐怖谣言，如同风中野火四处流窜飞腾。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庐山的蒋、梅、张等三校校长坐卧不安，其情状“实属肠一回而九折”。[1]为此，三校校长与学术界资深人士纷纷陈情，渴盼中央政府尽快作出决断，以挽救平津，挽救在日军枪刺与炸弹下苦苦挣扎的高校和学界同仁。 7月16日，面对华北当权者宋哲元等战和不定的暧昧态度， 北平高校的查良钊、罗隆基、潘光旦、郑天挺、金岳霖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刘敦桢等26位教授和文化名人，联名致电正在庐山参加座谈会的军政要员，吁请政府坚决抗日：“卢沟桥抗战以来，全国振奋，士气激昂。几日来忽有天津谈判之举，敌人重兵深入腹地，城下之盟——求不丧权辱国，岂能幸免。勿请一致主张守土抗战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2] 7月17日，梅贻琦自庐山密电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 ：“今日重要会议，当局表示坚决，并已有布置。”[3]可惜梅贻琦说的是庐山而不是北平，政府的军令部署与时局反复不定，令平津地区望眼欲穿、度日如年的师生和民众所看到的不是守军的积极“布置”，而是弃守溃退。 7月29日凌晨2时，天津守军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根据宋哲元撤离北平途中拍发的密电，指挥所部对天津海光寺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东局子飞机场、大沽军用码头等日军占领点发起猛攻。“全市民众殆如除夕之守岁，大多数为炮声惊起，通宵不眠。”[4]战斗持续15个小时后，于29下午3时许，接到继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张自忠从北平发来的“和平有望”电报，加之日军援军已到，敌特汉奸大肆活动，李文田忍痛下令弃守天津，率部且战且退，向已撤往保定的二十九军司令部靠拢。日军趁势反攻，地处天津城南八里台的南开大学，突遭海光寺日军兵营炮火袭击，射击的第一个目标是校内高耸的木斋图书馆大圆顶，第一炮弹着点从圆顶旁擦身而过，第二炮击中目标，巨大的冲击力将图书馆圆顶整个切掉抛入空中，因圆顶又大又重，当翻转抖动着落下时，整个书库被压塌。紧接着，日军数炮齐发，南开大学校园内弹如雨下，秀山堂、芝琴楼女生宿舍、单身教师宿舍区均被日军炮弹击中，顿时楼塌屋倒，几十万册宝贵图书和珍稀资料灰飞烟灭。炮击过后，日机凌空在校园内外投放炸弹，校园内残存的建筑以及相邻的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均被炸毁。轰炸过后，凶残的日军又派出大股骑兵与汽车数辆，满载煤油闯入南开大学校园四处投弹，纵火焚烧，整个校园弹片横飞，黑烟滚滚，烈焰升腾。这所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等人创办、靠各界人士赞助，经过千辛万苦发展起来的中国当时最杰出的私立大学，在战火中成为一片废墟。时已转往南京的张伯苓闻此凶讯，当场昏厥，尔后老泪纵横，悲怆不能自制。 当天下午，张伯苓强忍剧痛，以悲壮的语调和不屈的精神对《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5] 7月31日，蒋介石约见张伯苓，以同样的悲壮与坚毅之情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6] 蒋介石与张伯苓的谈话，给茫然四顾的平津教育界人士注入了一支强心剂，由此增添了一份慷慨悲歌之气。此时的日本人十分清楚，要彻底击垮一个民族，除动用武力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予以摧毁，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征服。但“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权威逐渐南移，唯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7]因此，日本军队决不会轻易放过平津高校和高校中的民族文化精英以及珍贵的文化遗产。事变前就把平津高校作为重要征服目标而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终于将南开大学置于炮火之中，开始了精神上的征服。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保护和抢救平津地区教育、文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越来越显得重要和迫在眉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军破坏中国教育机关的罪行，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8月17日上午，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在南京汪精卫寓所召开，共邀请16人参加，分别是： 张伯苓、蒋梦麟、黄炎培、张嘉森、张耀曾、沈钧儒、曾琦、▲李璜、▲蒋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泽东、马君武、晏阳初、▲胡适。由汪精卫主席，列席者有蒋作宾、王世杰、吴达诠三部长及秘书长张群。 所邀人员大约有一半出席（有▲标志者），时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由周恩来代表出席。从受邀人员名单可以看出，此次会议除了军事上的讨论，更多的是对文化教育方面的关注，平津地区教育、学术界何去何从，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讨论。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正式宣布在长沙和西安两地设立临时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工学院（原北洋大学）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北（西安）临时大学。两个临时大学以原各校校长任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迅速赴当地选址筹备，尽快组织师生撤出平津地区在新校舍开课。 9月13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为当然委员，另有北大胡适、清华顾毓琇、南开何廉，外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等为委员。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为主任委员，教育部次长周炳琳为主任秘书，因周炳琳不得脱身赴长沙，其主任秘书一职由杨振声代理。会议确定租赁地处长沙市韭菜园一号原美国教会所办圣经书院作为临时校舍，明确院系设置、组织结构、经费分配等事宜。此时的长沙圣经书院已经停办，校内教室、宿舍、家具及办公用具较为齐备，另外还有一个大礼堂地下室，正好作为临时大学师生的防空洞，以避日机轰炸。 9月20日，北大校长蒋梦麟与三校同仁陆续到达长沙紧急筹备。9月28日，各项事宜就绪，开始启用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关防，校务由三校校长及主任秘书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负责。[8]与此同时，西北临时大学也在西安择好了校址并基本筹备就绪，战时的中国教育即将揭开新的一页。 在此之前，由教育部发出的撤退命令已在平津各校师生中用书信和电报秘密传达， 早已心力交瘁，翘首以盼的各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们接到通知，纷纷设法夺路出城，尽快逃离沦于敌手的平津两地，辗转赶赴湖南长沙和古城西安——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悲壮的知识分子大撤退开始了。这一决定是在时局激变的紧急情况下仓促作出，因而，此次撤退实际上是一次毫无组织和秩序可言的慌乱大逃亡。 校园成为一片焦土的南开大学师生接到命令，乘船沿海路陆续南下。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早在宋哲元、张自忠等辈与日本人拉拉扯扯，欲谈和屈就时，已感到凶多吉少，遂着手组织部分留守师生向校外转移图书、设备，并组织教授眷属尽可能撤出校园，转往安全之处。当战争打响，日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后，黄钰生、杨石先与郭屏藩等教授冒着滚滚浓烟和零星的枪炮声，在校内检点情况。当撤离校园时，黄钰生从自家倒掉的废墟中扒出了未烧着的被褥和一件衬衣，杨石先则只有身上的一套单衣和一架相机，二人带着这点仅有的身外之物，率领南开师生踏上了去往长沙的路途。 坐落于北京城中心地带，建校历史最为悠久的北京大学，由于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等名流均赴庐山参加政府会议，各项善后工作落到了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教授郑天挺身上。随着北平沦陷，日军进城，一些骨气与民族气节都呈“五短身材”状的文人、学者纷纷“下水”，开始与日寇狼狈为奸，企图阻止师生南下，局势异常严峻。面对危局，郑天挺顾不得夫人新丧，子女年幼的悲痛与托累，全部身心用于保护校产和组织师生安全转移中来。他先是决定向经济困难的滞校学生每人发款20元，促其迅速离校，尔后想方设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属安全撤离。对此，郑天挺回忆说：“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9] 撤离北平十几年后的1948年，北大中文系教授罗常培对郑天挺的倾心竭力仍念念不忘：大家在凄凉惨痛的氛围中仍旧主张镇定应变，共维残局，“但是自从七二九以后大家的精神实在已经逐渐涣散了。城陷的那天，逵羽（南按：樊际昌，时为北大教务长）就避入了德国医院。上午十时我到第二院巡视只碰见了郑毅生（南按：郑天挺）、章矛尘（廷谦）、梁实秋和潘光旦。十一时到第一院，听说卢吉忱曾经来过一会儿，后来连工友的影儿都不见了。到了八月七日平津试行通车，海道可航，于是逵羽便首先离开了北平。第二天河边率日军入城，分驻天坛，旃坛寺和铁狮子胡同等处，人心更加浮动。八月九日毅生、树人、公超、端升和我在欧美同学会晤谈，一部分同仁便主张早离危城。于是十一日清晨公超、树人、实秋和姚从吾就陪同胡适之太太离平赴津。在张皇失措中从吾还给胡太太丢了一只箱子。同仁既然纷纷南下，北大的重担几乎完全压在毅生一人的肩头。”而“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校长室检查，由毅生独自支应，后来周作人闻讯赶到，用日语和日宪兵驳辩，那时他还站在北大同仁的立场说话。过了两天日人又到图书馆索取中俄画界地图并且请孟心史（南按：孟森）先生给他们解释，这时的情势已经越逼越紧了。”[10] 关于罗常培所说日人强行索地图事，北大教授钱穆在他的回忆中就具体细节有过这样的补充：“日本军队进北平，闻心史曾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一旧地图，于中俄两国蒙古边疆问题有新证据之发现。遂派人特访心史，于其宅前并曾摄一像而去。而心史不久以病进医院。双十节后，北大同仁陆续离北平南下。余赴医院与心史话别，不谓心史竟已不起。”[11] 北大同仁南撤后，一代史学大师孟森于1938年去世，身后没有像样的财产传给亲属，只有《清初三大疑案考实》等名著供后世学人追思纪念。当年他发现的那张旧地图为日本人掠去“收藏研究”，从此再也没有面世。 9月3日，大批日军进驻北大第一院和灰楼新宿舍，于门口挂上了各分队、小队的日文牌号。在如此严峻纷乱的局势中，郑天挺仍每天到校负责料理校产与未能脱身教授们的生活，直到10月18日，地方维持会将保管北京大学的布告挂在北大二院门口，郑天挺才和在平全体职员合摄一影，又于二院门前地方维持会的布告底下单独拍了一张小照，算是与他恪守的岗位作了最后告别。 11月17日，郑天挺与罗常培、陈雪屏、罗膺中、魏建功、邱椿、赵乃抟、周作人（南按 ：经济系，非鲁迅之弟）、王霖之、周濯生、包尹辅等北大教授，最后一批离开沦陷的北平，转道南下长沙。正如罗常培所说：“北平沦陷后的北大残局就这样暂时结束了！”[12] 就在北平沦陷的7月29日下午，日军窜入北京城西北郊树木参天、荷花飘香的清华园进行骚扰。随即又数次以参观为名，将窃取的大批珍贵图书、仪器设备用卡车装运出校园。因梅贻琦在南京未归，局势越来越恶化，代理校务的叶企孙与陈岱孙等几位教授会商决定，尽快组织师生及其家属撤退，同时决定由校秘书处事务科长毕正宣与汪健君、施廷镛、陈传绪、傅任敢等五人留守，组成“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以保护校园与校产。骄狂的日军见此情形，索性派遣牟田口等部队侵入学校公开搜查，强占部分校舍，劫掠校产，直至把“校产保管委员会”人员驱逐出校。自此，“清华园内，遂不复有我人之足迹矣。”[13] 据时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急，人心惊恐之际，除了逃难的人群，还有四处张罗准备男欢女爱，以成百年之好者。此种做法虽与整个北方硝烟弥漫、家破国亡的氛围极不谐调，但那些痴男情女们却不管这些，由着自己的性子继续在情思的梦境中生活。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特邀冯友兰主婚。想不到当天晚上城门关闭，这对痴男怨女在清华园预备的新房已无法进入，只有坐看北平沦陷，扼腕叹息。 从北平沦陷到清华师生南迁的这段时间，整个清华园在一阵大乱过后渐渐沉寂下来，几乎成了真空。冯友兰回忆说：“我们参加校务会议的这几个人，还住在清华，说的是要保护学校。我在图书馆内对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说，中国一定会回来，要是等中国回来，这些书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华一天，我们就要保护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吴有训在学校里走，一轮皓月当空，四周一点声音都没有，吴有训说：‘可怕，可怕，静得怕人！’。”此情此景，使冯友兰想起了黄仲则的两句诗：“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霄”，几近溘然泪下。后来日本军队正式进入北京城，开始到处接管搜查，冯友兰等几个留守教授觉得在政权已经失掉，保管已经没有意义了，事实上是替日本保管，等他们来接收。于是大家决定南迁，“南迁的人和留守的人，都痛哭而别。”[14] 冯友兰与吴有训二人一起离平南下，到达郑州时，冯突然建议上馆子吃一顿黄河鲤鱼，因为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机会先吃一顿再说。正在这时，意外碰到了清华的同事熊佛西，于是三人一同去馆子吃了一顿黄河鲤鱼，算是了了一桩心愿。当时熊佛西喜欢养狗，他面带忧戚地对冯、吴二人说：“北平有许多人都离开了，狗没法带，只好抛弃了。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听罢，满目凄然，道：“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丧家之狗呵！”[15] ◎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 就在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师生纷纷南下西行之际，众多与这些学府无缘的知识分子在沦陷的北平茫然四顾，不知命运维系何处。按照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 鉴于时局危殆，政府资金短缺，除天津南开大学之外，整个华北地区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一概弃之不顾。这些学校和机构是存是亡，是死是活，除了自己设法寻找门径求得一线生路，只有听天由命，看阎王爷以及身边手捧鬼录的助手们兴趣如何了。此时，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服务的中国营造学社，正是一所民办机构，自然属于中央政府“弃之不顾”之列。 尽管政府无力顾及，但梁思成和刘敦桢这两根支撑中国营造学社“宏大架构”的支柱，曾在7月16日于清华、北大潘光旦、查良钊等教授和文化名人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公开呼吁书上签过自己的名字，且这批名单已被日本特务机关密切关注，他们自然不能留在已沦陷的北平。在内外交困，险象环生的大混乱、大动荡的危难时刻，梁思成于匆忙中来到中山公园内营造学社总部，找老社长朱启钤和同仁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是：在如此混乱的局势下，中国营造学社已无法正常工作，只好宣布暂时解散，各奔前程，是死是活，各自保重。老社长朱启钤因年老体衰不愿离开北平，学社的遗留工作以及学社未来的希望，都托付给梁思成负责。此时令众人最担心和放心不下的是，学社同仁工作的成果——大量的调查资料、测稿、图版及照相图片等如何处置。为了不使这批珍贵文化资料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决定暂存入天津英租界英资银行地下仓库，“所定提取手续，由朱启钤、梁思成和一位林行规律师共同签字才行”，[16]三人缺一，不能开启。 正当中国营造学社同仁紧锣密鼓地处理各种繁杂事务之时，梁思成突然收到了署名“东亚共荣协会”请柬，邀请他出席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梁思成深知日本人己经注意到自己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中的影响，要想不做和日本人“共荣”的汉奸，就必须立即离开北平。于是，他与爱妻林徽因一面联系可结伴流亡的清华大学教授，一面尽快收拾行李，准备第二天出城。 正在这时，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来到梁家，神色紧张地对梁说自己刚从外地潜回北平，有约50毫克放射性镭还在清华实验室的保险柜中，这是自己从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成归国时，卢瑟福博士出于对中国的好意而特别赠给的。为了这一份全世界都禁运的极其珍贵的高能物理材料，赵忠尧历尽无数艰难险阻，终于把它带回祖国。如今北平沦陷，日军已进入清华园，如果这个东西落到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赵忠尧想起梁思成这位“铁杆”校友有一辆雪佛兰牌小轿车，决定找梁帮忙，一同进入清华园，抢救出这份关乎国家民族未来发展的科学珍宝。 梁思成听罢，立即答应冒险一试。黄昏时分，梁、赵二人开车出城，冒着被日本军队和随日本人来到中国的高丽浪人打劫的危险，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进入显然是被日军骚扰过，散乱不堪，人去楼空的实验室，在特殊伪装的角落将盛装镭的铅筒启出。二人借着朦胧的夜色，驱车驶出已变得阴森恐怖的清华园，躲过日军的盘查，伴着咚咚的心跳，返回城中。 赵忠尧在一个偏僻的胡同下车后，携带这份珍宝悄然隐入夜幕不见踪影。梁思成将车开回家中，顾不上吃饭，与林徽因一道收拾家什。仓皇中，除了必需携带的几箱资料和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带了几个铺盖卷和一些随身换洗的衣服，其它所有的东西包括梁思成心仪的小轿车，不管贵重与否，只好采取国民政府对待营造学社的政策，一概“弃之不顾”了。国破家亡，英雄末路，心中自有说不出的凄楚与怆然。在休息的空当，林徽因拿出纸笔，给她的美国好友费慰梅写了一封告别信：“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费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17] 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带两个孩子和孩子的外婆，与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及另外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院大门。众人行色匆匆，许多往事已来不及细想与回忆，时间的分针秒针走过心头犹如针刺，临上车的一瞬，多愁善感的林徽因，心像被什么东西拽了一把，一阵酸痛袭过，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心爱的故园。尽管此前医生曾经有所警告，说她的身体难以承受千里奔徙的颠簸流离之苦，但林徽因只有面对严酷的现实，无奈中悲壮地答道：“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天地茫茫，江山苍黄，不只是林徽因的寿命由天决定，一旦离开了与生命相伴了十几年的居所，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也只有随波逐流，听阴曹地府的阎王爷，甚或哪个主事的判官、小鬼来打发处置了。 这个时候北平的情形是：东面有日本傀儡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军万余人驻守；北面的热河集结着大量日本关东军；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驻防。三面受困的北平只剩下向南的一条通道——平汉铁路。而这条紧挨卢沟桥的交通大动脉，由于战争爆发被切断，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转水路绕道南下。许多年后，梁、林夫妇的儿子、当时只有5岁的梁从诫道出了凄风苦雨中离别北平的情形： 临行的那天应是一个特别悲凉的场面，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倒记住了在去天津的火车上，坐满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我们竟然和他们挤在一节车厢里。爹爹闭着眼在那里假寐，我却极有兴趣地在那里观察日本兵手里的“真枪”，一个日本兵冲我笑笑，还招招手。我就挨了过去。他让我摸摸他的枪，正在我十分兴奋的当儿，只听见背后一声怒吼：“小弟，回来！！”一回头，爹爹正怒不可遏地瞪着我。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吓得半死，不敢再看那个日本兵，赶紧挤回妈妈身边。就这样，我们告别了北总布胡同三号。[18] 到达天津后，梁思成一家和清华的金岳霖等稍事休整，然后乘圣经号轮船到青岛，再由济南、郑州、汉口，最后到达长沙。在天津上船前，梁思成无法预料自己和家人的前途命运，遂把他此前用英文写就的几篇关于发现古建筑的学术论文与林徽因写的信一同寄给美国的朋友费慰梅，请她设法把自己的心血之作在国外发表，并附上一张纸条，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经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上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19] 轮船鸣笛起航，站在圣经号甲板上的梁思成一家，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与岸边的点点渔火，一定没有想到他们到了长沙之后再转昆明，最后辗转到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下来。他们或许认为中国很快会打赢这场战争，自己也会很快随之返回留下了人生无数美好与温馨记忆的故园。但正如此时同他们一道站在甲板上，眼望浪花翻腾、海鸥飞舞的宝贝儿子梁从诫在许多年后所说：我的父母“也许没有料到，这一走就是九年。此时他们都年轻、健康、漂亮，回来时却都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20] 且将怀想寄清风，明月依依送远客。残淡的星光照耀下，梁思成一家与金岳霖等随船到达青岛，尔后转乘火车向济南驶去。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总算到达了长沙。按照老金致费慰梅信中的说法，“一路上没出什么大岔子，不过有些麻烦已经够难应付了。我们绕来转去到了汉口，最后总算到达长沙，这时已是十月一日了。联合大学十一月一日开学。”[21] 身体本来单薄、瘦弱的林徽因，经过近一个月的颠沛流离，早已疲惫不堪，刚刚抵达长沙，就患病发烧，只好暂借朋友处休息。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奔波几天，总算在火车站旁租到了一个二层楼房上层的三间作为全家的栖身之所。 此时，流亡的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的教授、学生及部分家属，几经辗转纷纷来到长沙，相聚于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陌生的地方。大家相互见面，自是感慨多多，当初在北平夜幕中与梁思成分手的赵忠尧，把盛装镭的铅筒放在一个咸菜坛子里，夹杂在逃难的人群中向长沙进发。为躲避日本军人与伪军的盘查，他绞尽脑汁，昼伏夜行，一路风餐露宿，几乎丢掉了所有的行李，只有手中的咸菜坛子与他形影不离，双手磨出了道道血痕。当破衣烂履、蓬头垢面的赵忠尧，在离北平一个多月后，拄着一根木棍，手提咸菜坛子，晃晃悠悠地来到临时大学办事处报到时，工作人员认为是一个乞丐未加理睬。待这个“乞丐”将坛子慢慢放下，声称要找梅校长单独说话时，梅贻琦正从内室出来送客。赵忠尧一声低沉沙哑的“梅校长”，梅贻琦先是一惊，继而泪水涌出了眼眶…… 赵忠尧得知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已抵达长沙，专程登门看望和拜谢，其间遇到了许多梁家的朋友和清华的熟人。这些来自沦陷区的朋友相聚一堂，除了寻找一点家庭的温暖，更多的是怀着抗战的热情与对沦陷区亲人的牵挂抒发胸中块垒，预测战争局势和中国的未来。大约十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两位从南京来的学者又主动找上门来，梁思成夫妇一看，大为惊喜。来人一是老友李济，一是自己的弟弟梁思永。在这战火连绵、危急四伏的异地他乡，思成、思永兄弟相见，手足之情自不待言。而梁思成夫妇与李济的会面，亦非一般朋友故旧所言表，双方自是百感交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大师云集清华园 站在面前的李济，与梁氏家族两代人有着非同寻常的渊源，其深厚的友谊肇始于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1年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校长积极倡导下创建研究所国学门，蔡元培亲任所长，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生、北大教授沈兼士任国学门主任。所聘教授除本校名师，还聘请社会上名声显赫的鸿学硕儒罗振玉、王国维为通信导师。此举开创了在大学校园内设立研究机构专门研究学问的先河，一时为天下儒林所重。与北大同为北方教育重镇的清华学校，自1911年建立后，其体制只是作为一所普通的留美预备学校设置，学生进入清华园，主要学习英文和一些欧美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相对薄弱。[22]眼见蔡元培把北大国学门搞得红红火火，清华学校教授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不断发出清华亦应仿效北大，增强国学教学研究，以传播民族文化香火于天下的吁请。 在各方鼓噪和社会大潮涌动中，1924年初，清华学校当权者报请政府批准，欲正式“改办大学”，校长曹云祥专门函请周诒春、胡适、范源濂、张伯苓、张景文、丁文江等六位名重一时的学术、教育界大腕担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六人中，除前任清华校长周诒春婉言未就，其余五人均接聘。这年10月，根据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草拟的组织纲要，决定在筹建大学部的同时，筹备创建研究院。由于财力、人力、研究方向等诸方面限制，经过多次商讨、斟酌，最终决定研究院先设国学门一科，也就是后来被社会广泛称谓的国学研究院。培养目标是“训练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研究人才”，[23]学科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语言、文字学，同时吸收欧美、日本等国际学术前沿的积极成果，重建中国传统学术之魂。 计划既定，清华校长曹云祥即动员早在1917年就“暴得大名”的北大教授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主持院务。尚不算糊涂的胡适立即推辞，表示只做顾问不就院长，并建议曹校长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书院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校长深以为然，表示请胡氏出任导师，广招天下士子名流，亲身示范，绵延中国文化血脉。但此时的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等诸前辈那“高山仰止”的国学气势和学界泰斗的真实存在，以及王、梁等人作为文化昆仑在天下儒林所展现的高山之高，大师之大的伟岸身影，他再次清醒又谦虚地说道：“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章太炎（炳麟）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24] 1925年2月，在曹云祥校长主持下，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筹备处鸣锣开张，聘请由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一代名士吴宓主持研究院筹备处事宜。自此，吴宓开始协助校长曹云祥积极物色延聘国内精博宏通的国学大师来院执教。[25] 按照当初胡适的建议，曹云祥让吴宓拿着自己签发的聘书前往几位大师居处一一聘请。时年49岁的王国维（号观堂），作为满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溥仪的“帝师”，自然属于旧派人物（南按：王曾任满清宣统朝五品衔“南书房行走”职）。半年前，王国维因不满北大国学门沈兼士等人的一些做法，愤然辞去通信导师一职。1924年秋，脑后长有反骨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率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着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扎，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6]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样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时日，硬着头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见到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27]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糜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满清遗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28]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29]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30]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31]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予以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32]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33]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34]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35]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6]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37]梁氏江河狂泻，中流破柱般的演讲，在清华师生心灵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对清华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来，清华大学校委会决定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并镌刻在校徽上，以励师生。自此，内含真正“强大”、“不息”玄机奥秘的八字校训，如同一座高耸的路标，昭示着清华师生前行的方向。 正因为有了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情感交结，梁启超接到聘书之后立即萌动了应聘之心。当然，除了梁氏与清华在感情上的瓜葛，还有另外一个插曲。这便是，出于对国学的挚爱和对国学发扬光大的目的，此时梁启超正准备在天津筹办一个专门用来培养国学人才的“文化学院”，正在他苦其宏愿而总不得实现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鸣锣开张且适时来聘，于是便有了梁启超放弃旧构，欣然前往的抉择。 王、梁二位大师应聘后，按当初胡适的提议，清华方面欲聘另一位名盖当世，为天下士子服膺的大师、外号“章疯子”的章太炎前来聚会，但自视甚高，目空天下士，且素与梁启超不睦的章氏，不愿与王、梁二人共事。因为章氏在日本时，常和梁启超为“革新改良”还是“革命共和”等社会政治问题打过笔墨官司；另外，章太炎公开反对世间有甲骨文之说，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上流传的还是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都是奸商们鼓捣的假冒伪劣产品，信它就是替骗子张目的妄人，而王国维恰是以研究甲骨文并从中发现了殷商先公先王名号而闻名于世的。鉴于这众多的瓜葛，章疯子得此礼聘，“疯”劲顿起，拒聘不就，当场把聘书摔到地上并踩了几脚，表示决绝之态度。自此，章太炎失去了在清华园一试身手的机会，清华园失去了一位儒林宗师。[38] 国学研究院既开，仅王、梁二位导师显然不足以应付各科学业，于是，清华教务长张彭春积极荐举与他同期留美，时年34岁，才华超群，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哈佛博士赵元任前来任教。曹校长闻知，欣然同意，立即发电聘请。身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一看张彭春荐了自己的同学，也不失时机地向校长曹云祥强力推荐自己在哈佛读书时的同学、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攻读的史学奇才、37岁的陈寅恪前来清华担当导师之职。经过吴宓的力荐与梁启超、王国维共同用力，曹校长在反复权衡之后，终于同意，并由吴宓电请陈寅恪归国就聘。——这就是当年令天下学界为之震动，被后世广为流传并影响深远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清华校方为聘请“四大导师”任教，可谓不遗余力，其中一个被后世广为称道的鲜明特点是，重视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在“四大”之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未拿到。梁启超的“文学博士”称号，则是他到清华国研究学院任教之后由美国耶鲁大学赠予的。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柏林等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39]当年在哈佛大学读书的中国学子，陈寅恪、吴宓、汤用彤等三人被誉为“哈佛三杰”，[40]风头强健，为同辈所瞩目。而陈寅恪更是人中之龙，其学问之广博精深，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奇境，为学术界推崇备至。至于清华园内新来的“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称号最先由谁呼起，研究者已难考证，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41] 紧随这“四大”之后进入国学院的另一位导师，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龟”李济。 1896年6月2日生于湖北钟祥县的李济（字济之），4岁即入书房，从一个表叔开始念“盘古首出，天地初分”之类的古书。1907年，李济随时为清朝内务府的小京官父亲进入北京两个著名中学之一——南城的五城中学（北师大附中前身）读书，14岁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毕业后留美。 李济留美的这一年，与他同船离开上海浦江码头的一批官费、自费留学生与考察人员中，有后来成为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清华大学理学院长叶企孙、著名学者董时、张道宏、查良钊、刘叔和、诗人徐志摩，还有一个同船赴美筹备造反事宜的一代美男兼职业革命家汪兆铭（精卫）。船抵旧金山，李济与诸友分手，同徐志摩等几人进入马萨诸塞州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就读。李与徐同居一幢公寓，后同居一室，二人由此结下了深厚友谊。李主攻心理学，徐读财政、银行学专业。一年之后，徐志摩转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0年暑期后转赴伦敦），李继续留在克拉克大学作为研究生攻读社会学，并于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同时也是哈佛创建以来这个专业中最早到校的唯一的研究生。哈佛三年，李济随具有国际威望的人类学大师虎藤（E.A.Hooton）、罗兰?B?狄克森（RolandB.Dixon）等教授，“利用民族学的一个观点，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中国与夷狄的说法，把中国的历史材料作一种分析”，进一步弄清整个中国民族是怎么形成和移动的，“这个最突出的现象”。[42] 1923年，李济以他那凝聚了三年心血的《中国民族的形成》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此为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这一年，李济27岁。 获得博士学位的李济旋即收拾行装，告别了风景秀丽的查尔斯河畔和浸润着自己三年青春汗水的哈佛校园，踏上了归国的途程。一只意气风发的“海龟”，怀揣满腔热血，穿过波涌浪滚的浩瀚大洋，携西学文化的新风与锐气，精神抖擞，豪气飞扬地爬上了黄土凝成、板结干裂的远东大陆，回到了赋予他青春和梦想的故都北京。此时的“海龟”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龟”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从徐志摩于哥伦比亚大学致李济的信中可以看出，这个被徐称作“刚毅木纳，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的“老兄”，[43]心中装填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 那时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44] 回国后的李济在一位名叫凌冰的美国克拉克大学时期结识的学长举荐下（南按：时凌担任南开大学部主任，一说教务长），接受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之聘，先是担任人类学、社会学兼及矿科教授，第二年兼任文科主任。其间，由于矿科专业的关系，结识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矿物学家、地质学家翁文灏，并通过翁再度结识了在李济人生旅途上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国际级地质学大师丁文江（字在君），二人成为终生挚友。 丁氏作为曾在欧洲剑桥、葛拉斯哥等大学求学七载，并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归国的老字号“海龟”，此时已取得了中国地质界的领袖地位，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对田野考古发掘和野外收集资料颇为热心。正在这个时候，河南新郑古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的消息传到北平，引起了学术界注意，丁文江得知，立即鼓励李济亲自到那里做些发掘工作，并筹了200块钱作为发掘经费，另外派了地质调查所谭锡畴作为李的助手协助工作。 李济接受了丁文江的好意，于1923年秋赴河南新郑做了第一次试探性小规模考古发掘，由于土匪捣乱与当地土著们不合作，加上墓葬几乎被盗墓贼盗掘一空，发掘收获不尽人意。李济自觉有“失败”之感。正是这次“失败”，使年轻的李济从具体实践探索中积累了可贵的田野工作经验，并有简短的英文报告《新郑的骨》一文问世。按李济的说法“由这些无数的宝贵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丁文江先生对我们的一番苦心。”自此，李济迈出了由人类学家向考古学家转变的第一步。这一步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正如许多年后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走下飞船舷梯，迈向月球加里加特梯死海之时对地球人类说出的那句永垂不朽的名言：“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正因了李济在新郑发掘的第一步，具有科学性质的考古学大幕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轰然开启，神秘的东方古代文明之门再度洞开，整个地球人类将随着中国田野考古发掘一步步推进和丰硕成果的展示，为远东大陆如此不可思议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而惊叹。 1924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学会弗利尔艺术馆（TheFreerGalleryof Art），派毕士博（C.W.Bishop）率领一个代表团到中国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鉴于李济在学术界日渐兴隆的名声，以及他在中国近现代考古学史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的机缘，毕士博代表团驻北京团部写信至天津南开大学，邀请李济加入他们的工作队，共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李济接信后，颇为踌躇，最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决定与对方合作，他在给毕士博的回信中首先提出了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意识到，但却关乎国家与民族大义的两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一、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 二、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接信后，立即回华盛顿向他的上司——弗利尔艺术馆馆长洛奇汇报，并将李济赞扬一番，终于达成一致意见。不久，李济收到毕士博的回信，称：“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45]李济对这个答复很满意，于是辞去南开大学教职，于1925年初，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李济所提的两个合作条件，开创了“既维护主权，又公平合作”，利用外资搞科研的先河，直接的收益不仅为后来著名的“殷墟第二、三次发掘的资金问题的解决”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的国际性合作树立了坚实稳定的坐标。 李济加入毕士博考古工作队不久，清华国学研究院招聘天下一流人才的行动开启，作为筹备处顾问的丁文江建议李济去研究院，一边任教一边做研究工作，并把情况介绍给老朋友梁启超。梁启超深以为然，二人共同出面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曹一听李是哈佛博士，且正与美国人合作田野考古发掘项目，当场表示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赶快请进清华园。于是，时年29岁的李济，以讲师的身份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5年6月15日，清华校长曹云祥正式宣布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名单： 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 讲师：李济； 助教：陆维钊（同年9月辞职，由赵万里接任）、梁廷灿、章明煌； 主任：吴宓； 事务员：卫士生；助理员：周光午。 如此精简干练的教职员阵营，颇为校内外同仁称赞，向来以木讷寡言著称的王国维更感欣喜，认[Qinkan.net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为此举正合他早年关于治校之论述：“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46]可惜的是，王氏此言，在日后的清华与全国教育界被视为蹩履和歪理邪说被无情地扔到垃圾堆中，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和管理队伍控制的大学，其办学成绩自可想见。 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整个聘任过程中可以看到，由于当时中国学术界人数，特别是有名望的“海龟”不可多得，学者间的相互推荐和学者出身的校方负责人之认同，发挥了交叠影响和作用。就整个导师队伍论，此时的李济虽有大师的身价，并且是研究院的五位导师之一，但后世士林却没有把他与王、梁、陈、赵“四大导师”并列而成为“五大”，究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他没有前“四大”的教授头衔，其实内中还有更多复杂的原因与详情，而这些详情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模糊淡远，成为后来剪不断，理还乱的一桩历史公案。[47] ◎梁启超与李济的友谊 李济以大师的身价、讲师的头衔做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担任的课程先后有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其间还主持了一个考古学陈列室并兼任历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遗憾的是，在清华任教期间，李济重点指导的研究生只有一个半。一个是后来中国龙山文化和南诏文化的发现者、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另半个是后来成为著名古文字学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从王国维研读古文字学与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济的名下只能算半个。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曾随瑞典著名学者安特生发掘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48]其间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同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按照协议规定，发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国，论文用中英文撰写并在中美两国学术刊物上发表。[49]——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的几年间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事业。对于这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李济的学生、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言：“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50]此次发掘，由于其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与奠基性地位而载入史册。 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51]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水野清一等等。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52] 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信心，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立业的“饮冰室主人”，才让长子梁思成赴美国学习建筑，次子梁思永学习考古。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说：“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53]后来的事实证明，梁启超的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54]此前，梁思永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为此，梁启超向这位远在异国他乡的儿子提供了有关统计资料，还为其回国后的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则可跟随李济到田野去一试身手。 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尽数次艰险磨难和几个昼夜的风餐露宿，总算把古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现代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正式转到了考古学领域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其在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大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继张彭春之后出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兼理国学研究院事务的梅贻琦、国学院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全体助教、研究生出席了会议。[55]李济首先介绍发掘西阴村遗址的情况，选择这个遗址是因为《史记》上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说这次发掘不是乱挖的，而是严格地一层一层挖下去。袁复礼插话补充说：“我同李先生从某地寻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赌咒：如果能在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话，我决不相信。后来到了西阴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认输。我们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层层刮……”[56]当时骂军阀搜刮民财称“刮地皮”，袁复礼把这个名词移到考古发掘的方法上，颇为形象生动，师生们听罢不禁开怀大笑。 西阴村遗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残破的陶片，因知识与眼界所限，研究生们看罢有点不知所云，当一个半腐的、经过人工切割的小小蚕茧现身时，大家的兴趣才一下子提了上来。只见： 助教王庸端着一盒子遗物上来，其中有被割裂过的半个蚕茧。同学都伸长了脖子看。有人说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实际是用棉衬着）；有人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静安先生说，那时候未始没有金属工具。（他）同时提到加拿大人明义士的话说：“牛骨、龟骨是用耗子牙齿刻的。”李老师拿出一块仿佛石英一样的石片，说这种石头是可以刻[割]的……。[57] 呈丝状的半个茧壳，显然是用锐器切割过，用显微镜考察，割的部位平直，茧壳仍旧发光，与西阴村现在的蚕茧比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展览中，李济特别强调：“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扰的痕迹；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而这半个经锐器切割的蚕茧，当是一种“文化的遗留……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58] 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长篇报告并观摩了实物，精神亢奋，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当天晚上，便以极大的兴致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儿子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二千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南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59]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酣畅淋漓的翰墨，透着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舔犊之情与殷切期望。按梁启超的打算，他还想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洲深造几年，那时再回国于田野考古这门学科上一试身手，定会创造一番伟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7月回国。令人扼腕的是，此时的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王国维已钻入湖底，命赴黄泉，李济的田野发掘计划也成为泡影。 王国维在清华大学执教的两年中，尽管生活趋于平静，学问越发精进，但仍“时时以津园为念”，每年春节都要去天津觐见早已逊位的“皇上”，常为“有君无臣”而忧虑。[60] 1927年5月间，听说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将北渡黄河，扫荡华北，入主京师。又听说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等一代名儒为北伐军或农民协会的人抓起来砍了头，王氏甚为恐惧，认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会被国民党所容，乃于惊恐中常与吴宓、陈寅恪等朋友密谋应变之策。期间有人劝其避居国外，但王大师总踌躇不定，只是经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泪。[61] 延至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过后，下午举行“师生叙别会”。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济、梅贻琦等在座，师生畅谈别情。据当时在场的研究生柏生回忆说：“座中（王国维）先生为吾侪言蒙古杂事甚畅，其雍容淡雅之态，感人至深。”宴席将散，梁启超起立致辞，历述同学们之研究成绩，并谓：“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 [62]众皆聆听，王国维亦点头表示同意此说。宴毕，王国维与众师生作别如平时，尔后随陈寅恪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会见谢国桢等同学，依旧是谈笑和怡。6月2日晨，王国维餐毕，八时至研究院办公，料理事务如常，并与同仁谈及下学期招生事宜。随后离奇地向事务员侯厚培借了五元钱，独自悄无声息地走出清华园，在校西门雇一辆洋车径赴三里地的颐和园，花六角钱买了一张门票，嘱车夫在原地等候，约十时左右独自向园内走去。在园内，王国维闷不作声地徘徊于长廊之间，后踱步至鱼藻轩前的昆明湖畔独立沉思，尽纸烟一支，约十一时左右，怀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纸写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等字样的简短遗书，纵身一跃，沉入湖底。虽有园丁“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63]但王的头颅已插入淤泥，前后不过两分钟即气绝身亡。——一代国学大师由此告别了凡尘滚滚，充满血腥、苦痛与悲伤的世界，时年51岁。 王国维沉湖而死的消息传出，全国学界一片哗然。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陈寅恪怀着极度的悲伤与哀痛，以他深厚的学术造诣与犀利的洞世眼光，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64] 陈寅恪诗文向来以隐晦难解著称，此诗算是较为浅白的一个例外，但对个别字词的理解也曾引起学术界不休的争论。王国维在遗书中曾有“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之语，陈诗中所谓“谬承遗命”当特指王氏遗书所言。显然，王国维是把陈寅恪、吴宓视作他的知已的。面对知已，陈氏于“倍伤神”中又发出了“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风义平生师友间，招魂哀愤满人寰”的深切悲鸣。[65] 王国维之死，之所以引起陈寅恪如此悲伤，自是与二人在过往的岁月里结下的深厚友谊，并对天命人事在心灵深处产生共鸣有极大的关联。 面对王氏离奇的跳湖自尽，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坊间对他的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以致有多种说法流传于世，如殉清说，自殉文化说，悲观哀时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为一个人言言殊的谜团。[66] 王国维的遗体入葬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作了解释和评价，其说成为众说纷纭中最有说服力的论断，为天下士林广为瞩目和重视。在陈寅恪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者，王的自杀绝非世人所说的由于个人恩怨，或后来的溥仪所说是经济方面的索债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怆结局而死，其一死是对当时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作出的近似“尸谏”的抗争。陈寅恪以他对师友的深切理解与同情，在挽词中云 ：“凡一种文化，值此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67] 陈寅恪挽词和序文一出，时人纷纷赞之，王国维的好友兼亲家、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更是赞誉有加，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南按：逊帝溥仪赐给王氏的谥号）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矣。”[68] 显然，陈氏之说较之世人流传或溥仪道听途说，更能接近事实本质和王氏内心之痛楚。作为死者的知己，陈寅恪对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国维九泉之下自当颔首。 是大诗人，是大学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岂谓微言绝今日。为家孝子，为国纯臣，为世界先觉，一哀感知已，要为天下哭先生。 ——这是1922年，王国维的知己，也是陈寅恪的师辈人物，清末著名诗人与学者沈曾植去世时，王国维为其撰写的挽联，其悲恸怆怀之情溢于言表。当王国维纪念碑在清华园落成后，陈寅恪再以悲天悯人的大情怀、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与深邃的思想，为其书写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9] 陈寅恪借碑文而抒发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怀，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喷，再次展现了内在的文化精髓与人性光辉，于苍茫的天地间扬波激浪，振聋发聩。此文一出，世人莫不为之动容。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崩——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 [70]的梁启超。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供给。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71]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梁启超仍把西医看做是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1926年6月2日，《晨报副刊》发表了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内中详述了自己此次手术的整个过程，同时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梁启超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至于该不该割去右肾的问题，梁启超提出责任不在协和。他说：“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煎熬与苦痛，维护着他笃信的科学与进步事业，而代价是他的整个生命。与其说梁启超“白丢腰子”是被他所“笃信的科学”所害，不如说他为科学所作出的牺牲更具理性和人道。[72] 这年6月5日，梁启超在致女儿梁思顺的信中委婉地说道：“近来因我的病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都攻击协和（《现代评论》、《社会日报》攻得最厉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报副刊》发表，带半辩护的性质，谅来已看见了。总之，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没有丝毫吃亏，（唐天如细细珍视，说和从前一样。）只算费几百块钱，捱十来天痛苦，换得个安心也还值得。现在病虽还没有清楚，但确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协和的药有效（现在还继续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验，现在还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将近毕业要细阅学生们成绩），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73]让梁思顺看到的是，不但梁启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击得粉碎。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人、军阀之间无休止的混战和社会在一片“革命”与“打倒”的号角声中急剧动荡，病中的梁启超陷入了忧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道：“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但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动工潮，现在汉口、九江大大小小铺子什有九不能开张，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我想他们到了北京时，我除了为党派观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约还可以勉强住下去，因为我们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吴、唐五三位，大约还不至和我们捣乱。你二叔那边只怕非二叔亲自买菜，二婶亲自煮饭不可了。）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现在军阀游魂尚在，我们殊不愿对党人宣战，待彼辈统一后，终不能不为多数人自由与彼辈一拼耳。”[74] 此时的梁启超对北方军阀、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皆不满意，认为全是胡闹，属于社会的乱源与民众的克星。他在公开发表的演讲和给朋友、孩子们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这一思想观点：“近来的国民党本是共产党跑入去借尸还魂的。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士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又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75] 此时的梁启超不只是替儿子担惊受怕，随着形势发展，自己也越发惊恐紧张起来。1927年4月2日，他给女儿梁思顺信中说：“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19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又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76] 5月31日又说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 ，（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77]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自此水木清华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78] 四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释： [1、2、3]《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 [6]《南开大学校史?大事年表》，南开大学档案馆档案。 [7]《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郑天挺《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12]罗常培《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载《北大旧事》，陈平原夏晓虹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1]《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1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第18页，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15]《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 [17、19、2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20]梁从诫《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圈—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2]清华学校的建立要追述到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这一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又称“庚子之变”。这一号称“扶清灭洋”的运动，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动下，导致中国境内许多外国传教士被杀，教堂被焚毁。最后的结果是，八国联军（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纠集在一起向大清国发动战争，并打进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率王公大臣仓皇出逃西安避难。1901年（辛丑），清政府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八个国家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国分赃三千二百多万两。七年以后（1908年），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美国索取“实属过多”，从而通过了把“额外”赔款逐年退还中国以选派学生赴美留学的议案，俗称“退款办学”案。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务部、学务部以“会奏收还美国赔款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上奏朝廷。说：“此项赔款，业于宣统元年正月起，按照议定减收数目逐月摊还，在彼既已实行，则选派学生一事，在我自应举办，以昭大信。” 于是，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负责选派留美学生和筹建“游美肄业馆”。同年8月，外务部和学务部一同奏准，由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圆明园旁一座荒芜的皇家花园——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修缮使用。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并将校名定为清华学堂。4月29日（旧历四月初一），清华学堂正式开学，清华历史由此开始（此前以“游美学务处”名义已输送三批学生赴美，梅贻琦、胡适分别为第一、二期赴美留学生。）。后来，学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校庆日。1912年10月，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但办学宗旨、学制、课程设置并未变动，仍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因而1914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并到清华学校参观后，“给了一个批评，就是：清华学校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邱椿《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 [23]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载《清华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4]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载台北《清华校友通讯》，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25]吴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陕西泾阳人。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学，初进弗吉尼亚大学，后转入哈佛大学，获学士学位，继入哈佛研究院，师从新人文主义美学大师白壁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学，1921年获硕士学位。当此之时，与其在哈佛共读并友善者，还有中国的陈寅恪、汤用彤等，因吴、陈、汤三人学业成绩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剑客”之称。至于这顶帽子是别人给戴上还是自己扣到头上，似无确切的说法，但三人作为一个优秀的小群体为众生所瞩目，当是不争的事实。当时在哈佛就读且与“三杰”友善者，还有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林语堂、楼光来、顾泰来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硕士、博士学位，归国后在学术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开大学之聘归国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学好友、毕业于美国西北大学的哲学博士、时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兼文理科主任刘伯明邀请，转赴南京高师兼东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1921年7月，吴宓受梅氏举荐，回国出任东南大学西洋文学教授，讲授“中西诗之比较”等课程，自此开中国比较文学先河。按当时规定，清华留美公费生为五年学制，吴宓本应继续学习深造，一举拿下博士学位，可他经不住梅氏的蛊惑，还是决定提前归国了。按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说法，“他实在是太关心中国文化的命运了，迫不及待地回国参加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的战斗。”（《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这一年9月，陈寅恪离美，进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东方古文字学。吴宓回到国内至上海两周后的1921年8月，即与陈心一女士结婚，自此开始在起伏跌荡、飞转升腾的爱情与婚姻旋涡中打起滚儿来。1922年初，吴宓同刘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帮志同道合的留美学者共同创办《学衡》杂志，吴出任总编辑，这个文化团体，时人称之为“学衡派”。 此时正值国内新与旧、传统与西洋文化交织争斗的关键时刻，学衡派的知识分子成了专一和陈独秀、胡适为首的号称新文化派作对的一个学术团体。 此前，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反对胡适否定传统文化，搞另类文化，以梅光迪为最早。梅和胡适是安徽同乡，二人关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称，常在通信中讨论学问，梅对胡很是钦敬。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开始以朋友的口气讨论、相劝，但无效。二人关系越来越僵，说话的口气也越来越生硬，往来书信中渐渐夹杂着火药味道。胡适回国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别是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声名大噪，剑锋所指，大有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之势。此举令哈佛相当一部分中国留学生为之愤怒，张鑫海曾愤然曰：现在我们“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到了1922年《学衡》创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与宏通博学之士，除了吴、梅与胡先骕三人，尚有刘伯明、吴芳吉、刘扑、易峻、曹慕管、张鑫海、李思纯、浦江清、张荫麟、赵万里、郭斌酥、马宗霍、汤用彤、黄华、萧纯棉、柳诒徵、徐则陵、张其昀、王焕酥、徐镇颚、束世澂、向达、刘永济、刘盼遂、林损、王易、王浩、黄节、刘善择等。另外还有大师级人物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均为《学衡》撰稿人，其阵营与声势可谓浩大壮观。为此，倒胡的积极分子梅光迪曾在《学衡》创刊号上发表战斗檄文，引春秋时楚国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子能覆楚，我必复之”，准备与《新青年》周围的陈独秀、胡适、周豫才（鲁迅）等另类文化派来一番“鏖战”。 其后的十余年间，学衡派与陈、胡领导的《新青年》派展开决战，两派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争论都围绕着这一个大的战线展开，即如何对待祖国传统文化和西洋文化的问题；对中国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一概打倒，还是甄别优劣，优者保存继承，劣者扬弃的问题；对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盘引入，还是有区别地明白辨析，审慎取择，供我所用的问题。学衡派号称要以“论究学术，阐述真理，倡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以陈独秀为首的另类文化派则倡导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吃人的礼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为二千年吃人的礼教法制都挂着孔丘的招牌，故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槌碎，烧去！等等。 对以梅、吴、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之行为举动，当时和之后的社会人士有毁有誉。毁者，斥其为保守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死路上爬行。誉者，称其不随时尚为转移，挽中国文化狂澜之既倒，为继承绵延优秀传统文化血脉作了重大贡献云云。道不同，不足为谋。两派的大多数中坚，直到死都未能与对方和解，吴宓更是如此。当时的周氏兄弟对吴宓与学衡派人士不以为然，周作人指斥学衡派为复古主义；鲁迅亦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鲁迅《估》）周氏兄弟的文章，当时反响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鲁迅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文革”时期，给上海的一个写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弹，以余秋雨等学者组成的“十一歌”，借此对学衡派人物一顿猛烈开炮，指斥整个学派“对新旧学问都是一窍不通的”，并扣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的复古逆流“遗老遗少”以及“穿西装的卫道士”等等几顶颇为吓人的帽子，大有让其遗臭万年之势，为此吴宓等人倒了大霉，成为批斗整治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此处主要叙述吴宓到清华园的情形。据云，当时东南大学管理完善，学风甚好，学生颇为上进，为各方所瞩目。吴宓在日记中载：“又适为东南大学前后多年优秀之两班学生”正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东南大学学生之勤敏好学，为之师者，亦不得不加倍奋勉。是故宓尝谓‘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为宓一生最精勤之时期’者，不仅以宓编撰之《学衡》杂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东南大学之教课，积极预备，多读书，充实内容，使所讲恒有精彩，且每年增开新课程。”（《吴宓与陈寅恪》）由此可看出，吴宓当时确是意气风发，颇有一番作为的。 1923年下学期，由于一个意外插曲，使吴宓最终与清华结下了渊源，也使他的事业达到了一生中最为辉煌的高峰。这个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来在文坛大名鼎鼎且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华，也就是后来颇有文名的梁实秋。 这年下学期开学之后，清华学校高等科四年级（本年毕业留美）学生梁治华（字实秋）等几人到南京东南大学游览、参观，顺便听了吴宓的几堂课，梁为吴之风采和学问倾倒，回到清华后作出了积极反应。据吴宓日记载：“梁君本人，连听宓课两三日。适值宓讲授《欧洲文学史》，正至卢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又述其听宓讲卢梭课，宓预先写大纲于黑板，讲时，不开书本，不看笔记及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同学，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云云。” 梁实秋的文章发表后，在清华引起了较大反响，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准备办国学研究院的校长曹云祥重视。鉴于东南大学俊彦云集，士气高昂，整个学校蒸蒸日上的态势，曹校长没有采取挖墙脚，强行将吴拉入清华的打算与行动，而是引而不发，静静地等待机会，想不到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23年夏天，刘伯明代校长郭秉文主持校务，秋初赴湖南讲学 ；积劳成疾，10月27日陡感头痛，以后诊断为脑膜炎，医治无效，20余天后去世，年仅37岁。刘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师生为之悲痛。吴宓曾撰一长联哀悼。据《吴宓日记》载：随着刘氏的溘逝，“事变纷来。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学系。于是诸同道如梅（光迪）、楼（光来）、李（思纯）诸君，均散之四方。”此时的吴宓自然“亦处不可留之势，一再审思计议，卒于五月底，决然就聘奉天东北大学”，为英语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大纲》等课程。一直暗中关注吴宓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得知东南大学变故与吴宓人生转折后，适时向吴伸出了橄榄枝，吴接到聘书自是心中欢喜，乐意回母校任教。待一个学期结束，吴宓便决然地离开东北大学，来到他曾生活过八年的清华园，开始了一生最为辉煌的事业。作为研究院筹备处主任的吴宓为了实践新的办学宗旨，特别提出并通过了聘任教授及讲师的严格标准：(1)受聘者必须具有中国文化之全部知识。(2)必须具备正确和精密的科学研究方法。(3)熟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学员亲近、接触、热心指导，期其于最短时间内学到丰富的知识和治学方法。此一标准不可谓不高，而吴宓也确实是以此高标准聘请到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四位教授和讲师李济。其标准和操作过程令后人为之钦佩的同时，也为一个大师消失的时代至堪扼腕。 [26]《吴宓自编年谱》，吴宓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7]《王静安先生年谱》赵万里编载《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王国维受清华之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与溥仪“小朝廷”的喧嚣混乱。据顾颉刚回忆，最早推荐王国维至清华是他向胡适提出的。顾在《我是怎样编的》一文中说：王国维“以南书房行走的名义教溥仪读中国古书。溥仪出宫，这个差使当然消失；同时，他又早辞去了北大研究所导师的职务，两只饭碗都砸破，生计当然无法维持。我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于这年（1924）十二月初写信给胡适，请他去请清华大学校长曹某，延聘王国维到国学研究院任教。胡适跟这个校长都是留学生，王国维又有实在本领，当然一说便成。” 从胡适保存的资料看，顾说不妄，有书信为证。顾颉刚在给胡适的信中说：“静安先生清宫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与幼渔先生谈及，他说北大功课静安先生不会担任，惟有俟北京书局成立时，以友谊请其主持编辑事务。然北京书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资本有限，亦不能供给较多之薪水。我意，清华学校既要组织大学国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将静安先生介绍进去否？他如能去，则国文系已有中坚，可以办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为然也。清宫事件，报纸评论对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见不成气候的人多。”《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顾信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筹备甚至酝酿前，说是他首先向胡推荐王国维入清华并不为过，而从胡与曹云祥书信来往可知，胡正式荐王任教国学院都在此信之后。但从整个过程看，荐王之头功，还属于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王国维死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有“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迁幽居”的诗句。按陈的弟子蒋天枢解释：陈诗中的前一句，来自《昌黎集》嘲鲁连子诗，诗云：“鲁连细而黠，有似黄鹞子。田巴兀老苍，怜汝矜爪觜”。胡适乃安徽绩溪人，盖胡怜王氏之身世处境，荐入清华也。（《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 另，当时住在天津张园的溥仪，身边一帮旧臣随从仍阴魂不散，相互倾轧，斗法争宠。与王国维亦师亦友的罗振玉在角逐中渐渐败下阵来，不再受宠。而郑孝胥等一帮孤臣孽子借此得势，开始在“皇上”身边出谋划策，发号施令，整个张园“小朝廷”充满了无休止的争论、表演、欺骗与榨取，在这种污浊的环境之下，已被折腾得晕头转向的逊帝溥仪，整日沉浸在一连串的热闹、烦躁、激动、梦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闻目染这种环境和人事，王国维大为苦恼，于是较痛快地答应了清华之聘。此事在王氏给友人蒋汝藻的信中可见得分明：“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现主人（南按：指溥仪）在津，进退绰绰，所不足者钱耳。然困穷至此，而中间派别意见排挤倾轧，乃与承平时无异。故弟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慢，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耳！”蒋汝藻回复曰：“顷知已毅然决定，为之颔首不置。从此脱离鬼域，重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几篇有用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或许，王国维这一无奈中的选择，不只对他自己是个解脱，对中国文化而言亦算是一个大幸运吧。 [28]《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贰陆》云：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 [31]《胡适的日记》，第3册，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孙敦恒《吴宓与清华国学研究院》，载《吴宓纪念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转引《主角与配角》，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载《梁实秋散文》，第一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讲词》，载《清华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据云因倾慕明末清初顾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国学造诣极高，以能文善论著称于士林，被时人誉为最著名的国学家与金石家。此人对时势政治亦特别感兴趣，堪称革命家，为当时文坛政界备受瞩目的名士。其受业弟子多一时俊杰，如著名的钱玄同、黄侃、沈兼士、胡以鲁、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朱希祖、许寿裳、沈尹默、马裕藻、吴承仕、黄子通、刘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众，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势，更受社会各界所重。当年袁世凯称帝，惧其凭借在学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论惑众煽乱，遂禁章于京师龙泉寺，欲杀之。内史监阮斗瞻慕章之才华，不忍，欲救之。乃谓袁皇帝曰：“武曌读骆宾王之檄布，犹许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诛，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学术不可多得，无罪而戮之，公之智岂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动容，乃止。（陈赣一《新语林》，卷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终被燕王朱棣所杀。） 侥幸捡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继续从事他的学术与政治主张，只是后来思想和学术眼光越来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对待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题上，更是顽固不化，终被时代所淘汰，后来他的弟子也造起反来。据董作宾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击对其进行任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龟甲刻文不见于经史”；而龟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长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龟甲文易作伪”，是最不可信的。他还说罗振玉“非贞信之人”，那末他流传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北艺文印书馆1955年出版）同时，李济也说道：“本世纪（20世纪）头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为这些骨片上发现的契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们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国的古文字学家把它们视为中国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没有不同的看法的。这一时期的经学名家、古典音韵学大师、革命家并为孙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认定甲骨文是以罗振玉为首的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的重要性》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关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济举例说：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记述了关于章太炎对待这些古代遗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内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黄（侃）季刚送了一份礼物，是用红纸包扎着的长方形东西，看去像一盒子点心。过后章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罗振玉写的四卷本《殷墟书契前编》。……’逸事的结尾仅提到，他弟子的这份礼物没被掷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头枕边。很显然他真的读了这些被他认为应判罪的假文字。”但据李济说，“章的看法，在安阳科学发掘证实这些新发现的甲骨卜辞存在后，仍未改变。”（《安阳》，李济著） [39]关于陈寅恪放洋十数载未得学位而独得学问事，学界坊间多有赞赏者，但岂不知正是没有博士这顶帽子，才让好友吴宓“费尽力气”。可以想象，陈氏倘有一顶博士帽戴在头上，清华聘请事应该更加顺利，至少无需举荐者多费口舌，赵元任、李济都是极好的例子。据云，陈氏应清华之聘，除了吴宓竭力相荐外，还得到了王国维与梁启超的赞许与鼎力相助。 王国维与梁启超皆陈家旧识，王国维与陈寅恪均受过晚清大学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导与影响。沈是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广信、南昌知府、总理衙门章京、安徽提学使，署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与康有为等开强学会于京师，主张维新。曾受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主讲两湖书院。清亡后为遗老，寓居上海。学识渊博，早年通汉宋儒学、文字音韵，中年治刑律，治辽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学。又究心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欧。余事为诗，郑孝胥、陈衍推他为“同光体之魁杰”，诗篇有《病僧行》等。工书法，由帖入碑，结体险峻，用笔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横生。著有《蒙古源流笺证》、《元秘史笺注》等几十种。1915年，王国维经罗振玉引识沈曾植，后二人情谊甚笃。沈为寅恪父执，与陈三立酬唱密契，作诗吟赋，共为“同光体”诗派领袖。寅恪作为晚辈亦对沈抱极大崇敬，向其求教问难。陈寅恪后来从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与沈之影响颇有关系。通过沈氏这一中介，王国维与陈家相识相交并成好友。陈寅恪游学巴黎得识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即得王国维作书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经洞的经卷运出国外，引起了中国人的愤怒。但作为汉学家，曾在傅斯年的帮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现场等地作过考察）。 梁启超不仅是陈家旧识，且与寅恪祖父宝箴、父亲三立、长兄衡恪祖孙三代交谊笃厚。据《民国人物碑传集?陈三立传略》（吴宗慈，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年出版）载：陈三立（1853——1937），字伯严，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为号。清光绪八年乡试中举，光绪十二年进士及第，在京师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时朝廷部吏弄权，成积重之势，吏部尤甚。而父亲宝箴颇有政声，名扬海内，三立遂决定辞官随从父亲，亲侍左右，并藉与当世贤士大夫交游，讲文论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宝箴诏授巡抚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举，“一时贤哲如朱昌琳、黄遵宪、张祖同、杨锐、刘光弟辈，或试以事，或荐之于朝。又延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创立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之属，风气所激厉，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奋发，迭起相应和。于是湖南士习为之丕变，当时谈新政者，辄以湘为首倡，治称天下最。凡此为政求贤，皆先生所赞识别勷而罗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变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启超受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与其助手陈三立之聘，出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从此，梁氏与陈家结交，有机会对祖籍义宁的陈氏家学有所了解，并极为崇敬。据云，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小山，梁启超曾想让陈三立为之书写墓碑文，后因故作罢。 正因为陈寅恪与王、梁二人有如此渊源和交情，后者为其进清华园助力当是合乎常情与人情的。据清华研究院第三届学生蓝文徵回忆，当年梁启超曾亲自向校长曹云祥面荐过陈寅恪，当时的情形是，“曹说：‘他是那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年16卷3期）陈哲三是蓝文徵的再传弟子，关于梁曹对的故事，是陈从蓝处得来的，因而有人谓“颇具小说家之描述”，只能“为一种传闻”，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陈哲三氏这里，与梁曹已隔三代，时间久远，难免有以讹传讹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义，致使后人难辨真伪了。如同顾颉刚氏搞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一样，年代越往后，编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浓”，当年清华园中的梁曹对亦当如此吧。 [40]《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据吴宓晚年《自编年谱》云：吴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学后，与初到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俞大维相识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又与进入哈佛就读的陈寅恪相识。俞与陈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维君又多称道其姑表兄义宁陈寅恪君之博学与通识，并述其经历。诗人陈伯严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罗氏，生长子衡恪（字师曾），诗人，画家。继配夫人俞明诗（俞大维之姑母，能诗）。生（二、三、四，虚，无）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彦通，能诗，而狂放佻达），八子登恪，留学法国，撰有《留西外史》小说。（宓按，陈寅恪君一八九○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吴学昭按，此处疑为年十五之误。南按，应为年十三。）留学日本。两度游学欧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欧洲，今始到美国。一九二五年，由宓荐，清华聘为国学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圆，乃回国。计其在外国留学之时期凡十八年，与玄奘同。）宓深为佩仰。”（转引《吴宓与陈寅恪》吴学昭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当吴宓向曹云祥举荐陈寅恪时，陈仍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经。1925年2月16日，吴以曹云祥校长的名义致电柏林，陈有过迟疑，后决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据吴宓日记4月27日载：“陈寅恪复信来。（一）须多购书；（二）家务，不即就聘。”为此，吴宓感慨道：“介绍陈来，费尽力气，而犹迟疑，难哉。”于是，吴再致电陈寅恪劝说。此后，吴、陈之间电报频传，往返协商。6月25日，吴在他的日记中又出现了“晨接陈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语。同年8月14日，吴宓再记道：“陈寅恪有函来，购书殊多且难。”面对陈的困难，吴宓几次面谒校长曹云祥，请求予以设法资助，最后曹校长同意先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金汇至柏林，陈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务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马赛起程回国，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据云，除陈寅恪外，吴宓还向曹云祥荐介了柳诒徵、张尔田两位前辈和汤用彤、楼光来几位哈佛同学，皆学界一时之名流，不过作为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并无人事决定权。陈寅恪之来校，都令吴感“费尽气力”与“难哉!”而介荐的另外几人就更难上加难了，其结果是皆成梦中之花。当陈寅恪到校时，吴已辞去研究院主任职，改任新制大学部外文系教授。 [41]赵杨步伟《四年的清华园》，载台北《传记文学》，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赵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苏常州人。清著名学者赵翼（号瓯北，有《廿二史札记》、《陔余丛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统二年（1910年）十八岁时考中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该批留学生在全国400多名投考者中录取70名。从当年金榜题名、后来成为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保留的一份原始发榜名单看，江苏震泽县的杨锡仁排名第一，赵元任名列第二。全体留学生中，后来在社会上名气较大的有：张彭春，排名第十；沈祖伟，第十三；竺可桢，第二十八；胡宪生，第四十三；胡适，第五十五；胡达，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处于古代科举考生“孙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张宝华。至于谁是“名落孙山”者，已不可考。 又，杨步伟文中所说的张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开大学校长、教育家张伯苓之弟。1910年，张彭春与赵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研究文学、欧美现代戏剧。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及教育学硕士学位，为杜威的得意门生，此后在美国任中国留美学生联合会指导。1916年归国，任南开中学部主任，并兼南开新剧团副团长，开始了他在天津的话剧创作活动。周恩来、万家宝(曹禺)等均为南开新剧团张彭春的学生。同年10月，南开新剧团公演了张彭春在美国创作的《醒》。1919年张彭春再度赴美国攻读哲学，192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离美，赴英、法、德、丹麦等国考察。1923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26年因与校长曹云祥、吴宓等派系矛盾致发展到相互倾轧，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辞职回天津任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代理校长，兼南开大学教授，协助其兄发展南开教育事业，抗战爆发后从事外交活动。 [42]载：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载台北《传纪文学》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济《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台北《新时代》，创刊号，1961年。 [46]《王国维遗书》（5），载《静安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出版。 [47]关于李济没有成为“五大”的原因，据1926年考入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届研究生戴家祥说，李济当时正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合作组织考古发掘事宜，在时间分配上，考古发掘占相当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拨发，每月300元，清华每月发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陈、赵“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参见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据戴家祥信中云：当时的清华研究院有王、梁、陈、赵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间，助教一名。李济同样得到了一间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届毕业生王庸（字以中）。根据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导师谈话。因清华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给个特别讲师的帽子戴在头上。想不到这“教授”与“讲师”两顶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与不解。 另一种说法是，当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荐李济时，曹一开始欲聘李为研究院专职教授，与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个“五大导师”，即当年西蜀霸主刘备手下“五虎上将”的阵营，并借助“五虎”的实力与名气，以威天下。但当研究院筹备处主任吴宓奉命与李济接洽后，发现情况并不如曹校长所想的那样简单，对田野工作特别倾心的李济，因此前与毕士博已经签约，不太愿意完全放弃在弗利尔艺术馆考古队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劳的机会，对是否到清华做全职教授犹豫不决，他向吴宓提出的公开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此两难情形由吴宓禀报曹云祥，经过曹、梁、吴、丁等人共同商谈，认为李济虽然年轻，但毕竟是中国第一位攻读人类学的“海龟”，其学术前景不可限量，决定采取让李济一担挑的方式两头兼顾，聘为特别讲师。丁文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李劝说，认为清华研究院的工作性质与南开毕竟不同，在南开是纯粹的教书，而在清华则以研究为主，所带学生不过几人而已，谓李“不要放弃作第一手科学研究的机会”云云。李济听了丁的劝导，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华周刊》第345期“新闻”栏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来校，与吴宓博士晤谈。闻校中拟请其任教授，惟恐有碍Bishop（毕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业，则李先生暂任讲师云云”。另吴宓在日记中也有如下记述：“下午二时，李济如约来，愿就聘。以特别讲师为宜。”据清华国学研究院院史研究专家孙敦恒称，如此聘法是按当时清华学校的有关规章制度办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与李济一同去山西进行考古发掘的袁复礼，因先任职于地质调查所，来清华讲课，被聘为清华新制大学部地质学讲师。再后，著名学者梁漱溟、马衡被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也是因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职教授。另一个更典型的例子是，赵元任此时已是正式入围“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担任研究员，并兼任语言组主任后，再来清华授课，其头上顶的也是中文系讲师衔的帽子。 据清华档案馆所藏《研究院纪事》称，1927年6月，清华学校评议会在讨论李济函询其下年度待遇问题时，议决：“如毕士博方面仍续约，则本校继续聘李济为研究院讲师；如毕士博方面不续约，则本校聘李济为大学部教授。结果毕士博继续聘李济与之一同进行考古发掘，李济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讲师。” 关于这段公案，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后来有一补充推断：“可能李济教的是人类学、考古学，不被人们视为‘国学’，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则——这一点或许最关紧要，李济受聘入国学院时，年龄尚不足二十九岁，太不够‘大师’的身价了。当时的助教和第一、二两届研究生里，比李济年长好几岁的也不乏其人。尽管如此，他确是货真价实的导师，也是第一位以特约讲师身份任研究生导师的，这是有官方文件为证的。对此，季羡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岁诞辰的座谈会的发言中明确提到，“成立时的导师应是五位，其中李济之先生当时的职称是讲师，但他属于五位导师之一。”李光谟在分析了几乎与孙敦恒所述清华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说“看来，清华国学研究院终其‘一生’（四年之久），也仅仅在第一批导师中有四位是教授衔的，称他们为‘四大’，也的确是实至名归。”（李光谟《“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记李济二进清华园》，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许，这便是李济没有被后世誉为“五大”之一，而只称“五位”之一的缘由和内情吧。当然，那时的李济并不知道日后会为“几大”问题产生如此繁乱的纠葛与争论，他只是带着自己的兴趣与志向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清华园。 [48]袁复礼（1893—1987），字希渊，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在伯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生物学、考古学和地质学，1920年获硕士学位。1921年10月回国后，入北京地质调查所工作。在此期间，随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参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肃作地质调查，对中国石炭纪地层划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1926年，与李济赴山西省西阴村遗址发掘。1927-1932年，袁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了由中、瑞双方合作组成的“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团长3年（瑞典方面团长是斯文赫定）。在长达5年的蒙新地质考察中，全靠骑马、步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1928年在新疆吉木萨尔县三台大龙口首次发现了水龙兽、二齿兽和袁氏阔口龙等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称赞，为此获得了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北极星勋章”。1932年，参加创办了清华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为中国地貌和第四季地质学的创始人。 [49]就山西省夏县西阴村发掘事宜，毕士博代表弗利尔艺术馆，曹云祥代表清华学校共同商订如下协议： （一）考古团由清华研究院组织； （二）考古团的经费大部分由弗利尔艺术馆承担； （三）报告用中文英文两份：英文归弗利尔艺术馆出版，中文归清华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永久保存。”（见清华国学研究院档案） [50]张光直《对李济之先生考古学研究的一些看法》，载《李济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系列活动》（资料），李光谟编，手稿1996年6月。 [5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2、53、54、71、73、74、78]《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55]此次茶话会没有吴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吴已辞研究院主任之职，由梅贻琦兼理。吴宓辞研究院主任之职，情形颇为复杂，但总体而言是清华的吴宓一派与教务长张彭春意见不合，相互倾轧导致的。当时的张彭春与胡适、赵元任等庚款二届留美同学往来密切，与学衡派成员或支持学衡派者则成对立状态，想当初吴宓进清华乃学校正急需人才之时，且是曹云祥校长一手促成，作为教务长的张彭春与“暴得大名”的胡适都不好从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吴宓顺利到来并成为研究院主任的机缘。但自吴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在校长曹云祥行将出国之时，荐张以自代，因长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吴宓和张彭春彻底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由于派系的成见，吴与胡适、赵元任的关系也越来越生硬。当时深受校长曹云祥器重的张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飞冲天之际，并不把吴宓放在眼里，并认为吴宓的为人为学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应该地表露出轻视意味，这一点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吴宓初任国学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满之际，受邀为清华普通科学生作“文学研究法”讲演，万没想到的是，讲完之后，却被张彭春借机当场讽刺戏弄了一顿。为此，吴觉得自己“空疏虚浮，毫无预备，殊自愧惭。张仲述结束之词，颇含讥讪之意。宓深自悲苦。缘宓近兼理事务，大妨读书作文，学问日荒，实为大忧。即无外界之刺激，亦决当努力用功为学。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辞中见出吴宓的书生本色，也透出他处境的尴尬与内心的痛苦。 1926年1月19日，在校长曹云祥主持下，清华学校校务会议举行临时会议讨论研究院事务。张彭春和赵元任，李济主张研究院只任专门研究，不容纳普通国学。赵元任同时主张“研究院为大学院，先办国学，久后乃设科学”等等。吴宓在梁启超的支持下，异议力争，王国维初无意见，后亦附张，校务会议最终否定了吴宓意见。研究院同学会代表全体师生为此发表了《宣言》，以“破坏研究院”等语句，对张彭春等给予指责，同时指责吴宓保护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师生中引起震动。在双方的挤压下，心情焦虑的吴宓被迫表示提出辞职。这个时候，吴、张两个派系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余地，其情势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绝无缓和并肩共事之可能。 吴在表示辞职的同时，张彭春的所作所为也引起了校长曹云祥的警觉与吴派盟友和研究院学生的强烈不满，借此机会，吴派联盟决定实施绝地反击，一举将张彭春斩于马下。在斗士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位资深教授的公开操纵、指挥下，清华学校爆发了要求张彭春去职的学潮。在一片人喊马叫的吵闹、混乱声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云祥听从了身边谋士与号称世外高人的指点，突然改变拥张的态度，决定令张即刻离校，越快越好。曹氏这一急转直下的姿态，令张彭春如同吃了一记闷棍，顿觉晕头转向，天旋地转，完全失去了回应和反击能力，只好甘拜下风，强忍怨恨，打起铺盖含泪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适、赵元任等话别，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经营多年的南开大学，以图东山再起。 张彭春在决战中滚鞍落马，令吴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张氏去职离校，如竟成事实，则实为权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场。各方反对虽烈，然已司空见惯，久已无足重轻。此次去张，纯由校长自决。而校长之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缘大权旁落，恐驾驭为难；或张竟有图谋去校长而代之之举动，为所觉察，故而出此。诸人之谗言，以及宴会表示，不过适凑其机，校长亦乐于俯从而利用之耳。”（《吴宓日记》第三册，142页） 就吴宓的性情言，在学术教育界中，算不上一个热衷于派系争斗的人，只是被偶然卷入了这个圈子，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吴毕竟不是个糊涂人，得胜之际，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吴在日记中写道：“念宓初无与人为仇之意，惟此次倒张运动，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辞职，用为导火线，作为张氏大罪状之一，则宓所不及料，亦无术洗清者也。平心而论，张君仲述实有胜过诸人之处，允称清华办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与张氏为敌之党，实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宓庸碌，愧无能。直至此时，则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与敌张氏者敷衍。语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盖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则局势复杂，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其结果，不得不负结党之名，亦不得不为违心之事”。（《吴宓日记》，第三册。）此可谓吴氏一段切身体会领悟的惨痛经验，要独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这个世俗社会和利益纠葛的纷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乌托邦。此时的吴宓不但无法从这群乱的纠葛中抽身，且事态的发展已非他能预料，他虽有悯人之心，而人不我悯，不久即轮到了他的大尴尬、大狼狈。 1926年2月4日，张彭春离校的当天，在胡适派与张的铁杆心腹合力鼓动、组织下，清华部分师生集会游行，强烈要求学校当局挽留张氏，并对校长曹云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会的师生强迫校方命所谓“反张元凶”王祖廉、庄泽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辞职，否则此事将继续闹将下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被列为“陪凶”的吴宓，此时正居于城内，得到心腹报告后，顿感大事不妙，“遂决久住京中，以避内潮焉”。（《吴宓日记》，第三册。） 2月21日，清华学生贺麟、张荫麟、陈铨向吴宓报告，言昨晚学生评议会又议决驱逐曹校长。3月6日，清华校务委员会在研究《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时，国学研究院原办学宗旨中有几条被改变或裁撤。是日吴宓记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学筹备会中通过，而今年此日，复在委员会之《组织》大纲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复由我手破坏。我乃如杀身自焚之蝉儿。因为顾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协助钱(端升)、子孟(宪承)诸君，并愿以身作则之故，乃自在委员会中，将研究院主任之职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谁复谅解？”（《吴宓日记》，第三册。）同意裁撤研究院的办学宗旨，是校方向张彭春一派的妥协，而研究院的学生又因此质问吴宓：身为研究院主任，为何不为研究院争利益云云。 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学生出面约吴宓在教室谈话，双方不欢而散。11日，研究院学生会派吴其昌和杜钢百作为代表向吴宓递交要求其辞职的“哀的美敦书。”吴进退不得，乃以“研究院之性质及发展方向，已与宓所持之国学研究院之说完全反背”为由，向校长提出辞职请求，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学生会。曹云祥正为张彭春辞职出走之事被部分师生搞得心烦意乱，见吴自动送上门来，正好借此机会给吴一刀，以平息张派的愤怒。于是，曹云祥不但立即批准了吴的请求，还把吴调离研究院，安排到大学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务由曹本人“兼理”。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荣一面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吴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赞誉的辉煌，但最后还是被迫辞职。从吴留下的日记可知本人此时的心境，同时也显出即便如学术重镇之堂堂清华学校乃至象牙之塔国学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洁之地。此时的吴宓，就是在这种矛盾与相互倾轧的处境中搞得心憔神悴，最终如他在日记中所言“如杀身自焚之蝉儿”“以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事业”。 张彭春辞职离校后，改由梅贻琦任教务长，未久，又“兼理研究院事务”。自此，梅贻琦在清华崭露头角，终得大用，而吴宓的身影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消失了。 [56、57]戴家祥于1989年致李济之子李光谟的信。转引《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出版。 [59]梁启超《给梁思成等孩子们书信十一封》，载《薪火四代》（上），梁从诫编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60、62、63]《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孙敦恒编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61]叶德辉其人与被杀经过：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郋园，又号直山。祖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动乱之时，其父叶雨村始迁居湖南，占籍长沙（后叶德辉读书岳麓书院时，又买了个湘潭县籍)。叶德辉出生于长沙，故自称是“半吴半楚之人”。年少时，曾一度弃学经商，又弃商就学。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与张元济、李希圣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叶德辉到吏部不久便辞归湘里居住，以提倡经学为己任，与王闿运、王先谦为湘中三名士。叶德辉政治上不赞成相互砍头式的革命，在生活上沉溺声色，常夜御十女。1903年，他编辑出版《双梅景闇丛书》，含《素女经》等六种，道学家哗然，斥为淫书，而叶之名益著。1927年，时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对国民党北伐大为不满，对时兴的农民协会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更视为仇寇。对此，他送给农民协会一副对联：“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了这副对联，不赞成相互砍头式革命的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的梭标队抓去，并在1927年4月11日砍了头。 关于王葆心其人与死因，可参见1927年6月15日，梁启超致信在北美的女儿梁思顺，告以王国维之死事，并涉王氏之死。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此公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今竟为恶社会所杀，海内外识与不识莫不痛悼。研究院学生皆痛哭失声，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 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对于梁氏之说，后世学者多有考证，但不得其详，王葆心其人其事可能系误传。 [64]《挽王观堂先生》，载《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5]《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66]关于王国维为何拖着辫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测大致分几种：一为“愚忠殉清”说；二为“逼债”说（王曾与罗振玉合作做生意亏本，欠下巨债）；三为“惊惧”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入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四为“谏阻”说（以“尸谏”劝阻溥仪东渡日本避难）；五为“文化殉节”说；六为“妻妾出轨受辱”说。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认为是殉清而死，而清逊帝溥仪却认为是罗振玉逼迫而死。在溥仪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华书局1977年出版）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着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南按：罗女嫁王氏子），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又，溥仪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头”一句后，加了一个“附注”，注云：“我在特赦后，听到一个传说，因已无印象，故附记于此，聊备参考。据说绍英（南按：清室内务府大臣）曾托王国维替我卖一点字画，罗振玉知道了，从王手里要了去，说是他可以办。罗振玉卖完字画，把所得的款项（一千多元）作为王国维归还他的债款，全部扣下。王国维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旧帐，王国维还要补给他不足之数。王国维气愤已极，对绍英的催促无法答复，因此跳水自尽。据说王遗书上‘义无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仪的名声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传的诸种说法中，以“罗振玉逼债而死说”影响最大。这一“逼债说”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传播，遂成为王氏之死诸说中的主流观点并为时人广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认为王国维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说。此说由于为尊者讳之故，罕有见于文字者。罗振玉之孙罗继祖主编《王国维之死》一书，所引商承祚之说语焉不详，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罗继祖理解为亲戚之间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侠1940年1月12日日记载：“晨，商锡永（南按：即商承祚)来，留其在舍午餐，杂谈男女琐事，商云王静安以妇有外遇，故愤而自杀，未知信否也。”（《战云纪事》，常任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页。) 后世有研究者认为，溥仪只是道听途说，任意捏造事实，卖画之事纯系子虚乌有，罗振玉“逼债”说难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说也不大靠得住。从王国维遗书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陈寅恪所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陈氏之“殉文化”说，与梁启超之论王国维死因相接近，因而陈氏之说最为接近本真，亦多为后世研究者赞同。 [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梁启超捐资五百元，陈寅恪二百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一百元，新任校长严鹤龄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二十元等等，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得像根火腿”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鳞、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尽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份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五百与二百元的数目。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70]《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寒柳堂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故陈寅恪在诗中以“新会”代之。 [72]就在梁启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中国建筑之魂》，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到：“……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岐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八十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75]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载《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6]《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病逝。 [77]《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启超小儿绰号。坟上，指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夫人李惠仙墓茔，李夫人于1925年薨，墓茔有梁启超预留穴位，梁殁后与夫人合葬此地。 [79]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只存在了四年，共录取学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职员共17人。根据办学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毕业，毕业证书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第二年起准许成绩优良者继续研究一二年，每年毕业一次，照发毕业证书，但不授予学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从这个规章制度看，即表现出鲜明的“重学问而轻学位”的态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罕见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华研究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毕业的68人，后来大都成为海峡两岸以至海外教授与研究中国学术的栋梁。1995年7月，清华大学特别举办了“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有三：一、纪念创办研究院的六位学者──王、梁、陈、赵、李、吴；二、清华人文学术范式的建立及其当代意义；三、国学研究院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清华校友通讯》[J]，第31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据校方称：“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云云。 第二章英雄辈出的时代 ◎波滚浪涌的北大校园 李济从清华大学转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职，离不开时势造英雄的际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学识与人格光辉所铸就的必然结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声望，倘若一生没有入主中研院史语所，并位居前几把最为显赫的交椅，不仅是不可思议的，同时亦是中国乃至世界考古人类学这门科学的损失。 1928年10月底，李济以清华研究院导师的身份赴美讲学归国，路经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暂空隙，与一位在中国未来政坛与学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级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关于二人初识的经过，李济后来有一个简单的叙述 ：“因为我向来不曾到过广东，所以顺便到广州去看看。又因为我不懂广东话，而那时刚成立的中山大学，有许多从北方来的教授在那儿教书，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儿，我只是去碰碰看。谁知一去，在门口碰到清华的老教授庄泽宣先生，我们彼此很熟。他一见我就说，你什么时候来的？正有人在这儿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带你见他去！我不免吃了一惊，问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说：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济大吃一惊，他虽没见过其人，但在美国的时候经常听罗家伦谈到其人在五四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心中不免生出一种敬佩之情，于是便随庄去见傅。李济说：“他跟我谈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办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件事。谈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1]正是这次会谈，决定了李济未来50年的考古学术历程。 李济偶然结识的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兼破落贵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渐乃大清开国后顺治朝第一位状元，后晋升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掌宰相职，权倾一时，威震朝野。傅以渐之后，傅门一族家业兴旺，历代显赫，故聊城傅宅“状元及第”的金匾高悬于门额，在当地有“相府”之称。据说傅以渐的这位后世子孙——傅斯年，自幼聪颖好学，熟读儒学经典，号称“黄河流域第一才子”、继孔圣人之后二千年来又一位“傅圣人”。这位现代“圣人”经历了十余年家塾与官学训练，于1913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类甲班就读，凭借其深厚的国学根基与聪颖头脑，连连夺魁，四年考试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转入国学门继续深造，大有羽翼丰满，一飞冲天之势。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觉良好，一般的同学甚至教授很难被他放在眼里，气焰之盛为同学侧目。据傅的同班同学伍淑回忆说：“民国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课的第一天，大约在一个上午，上什么历史，一位有长胡子的教员来了，分到三张讲义，仿佛都是四个字一句的。上课半小时，黑板上写满了讲义校勘记，感觉到乏味，于是开始注意班上的同学；发现第二排当中一位大胖子有点特别，因为教员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课，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马一样的同学在课堂的角落谈起天来了，围起一班同学来听，议论风生，夹杂些笑声，我就很欣赏他的风度，到他台子上一看，放了几本检论，上面有了红色的批点，却没有仔细去看它。下了课，回到宿舍，才打听到他就是山东傅斯年。有几个老同学就说：‘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这是我对孟真的第一个印象。” 正是这个场面与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来，且有点高不可及。伍淑继续回忆道：“以后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边，想同他打招呼，他总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谈起天来，说不到几句，他回过头去，背起书来了，我也只好很不高兴地走开。”[2] 傅氏这种耿直、张扬的性格、为人与处事态度，以及盛气凌人的做派，可谓一直到死，都没有改变。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个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3]的伟大学人。 傅在北大学习的后期，因有了陈独秀、胡适之等几位新式教授像孙悟空一样翻着筋斗[Qinkan.net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来回折腾，使原来就不平静的北大校园风生水起。随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骁将加入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列，有别于传统文化思想的另类文化主张，更是领一时风骚，“欧风美雨”外加从伏尔加河畔刮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这座古老的校园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一场被传统派视为另类文化运动的号角就此吹响。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德先生”与“赛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与主义，于“铁屋子的呐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辐射。 大潮涌动中，傅斯年与同学好友罗家伦、汪敬熙、杨振声等20余位学生，以陈独秀、胡适等人主编的《新青年》为样板，搞起了一个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请胡适担任该杂志顾问，学着《新青年》的样子与吴宓等人搞的《学衡》派大唱反调，猛力鼓吹与传统学术观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类思想与文学。[4]这一做法得到许多同样具有另类思想的年轻人与激进分子欢呼与追捧的同时，也遭到了以吴宓、梅光迪等“学衡派”、特别是北京大学校园内“拖辫子复辟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两足书柜陈汉章”（罗家伦语），以及章太炎的头号大弟子黄侃等名流大腕的强烈反对与拼死抵制，双方皆以手中的笔作投枪、匕首，你来我往地对刺起来，并有不把对方刺倒打垮决不收兵之势。 当此之时，而无论是被呼曰国粹派的黄侃、辜鸿铭等老夫子，或被称之为大搞“歪理斜说”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之辈，还是刚刚崭露头角、大受时髦青年欢迎追捧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在一旁敲边鼓的文化新锐，甚至包括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极为清楚真正让他们在北大校园内兴风作浪、交锋对垒的后台老板，乃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师大学堂从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为“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和“有着希望的前途”[5]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绍兴府的蔡元培，作为光绪皇帝御笔钦点的翰林，曾经在日本和上海等地与他的同乡，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杀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联系，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埋头为革命党人制造炸弹，准备搞一场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动——刺杀大清国皇亲国戚与王公名臣，以达改朝换代的目的。[6]就中国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战国末年的荆轲之后似乎没有再形成什么像样的气候，是谓“荆轲之后无荆轲也”。直至清末民初，这一职业才又僵尸复活，于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动荡社会中再度勃兴。当此之时，整个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闷棍、刺杀与劫掠的风浪之中，无政府主义暗杀更是风靡全球。热血青年趋之若鹜，大街小巷不时传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颈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的啸叫，更有“人头做酒杯，饮尽仇雠血”、“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等等狂吼。流风所及，中国留学生和革命党人如徐锡麟、秋瑾、汪兆铭、蔡元培、任鸿隽、周豫才（鲁迅）等等，纷纷投入到这股大潮之中。当时被鲁迅誉为“中国的脊梁”的刺客们的做法，到了21世纪初叶，由于著名的阿富汗男子拉登等一干人马再度亮相、驰骋于国际舞台，始被更名为“恐怖分子”。由“脊梁”到“恐怖分子”的名称更迭，这一过程后来被学者称为“和国际接轨。”[7]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动利落稳当，“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读，而并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8]朴素谦仰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汉造反举事的志气与血性，“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9]这是蔡元培给青年学人、后来一度出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铁片和石块里制造出的炸弹，可以将一个王朝残破的躯体炸出几个血洞，让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堕落的国立大学堂，同样可以制造出爆炸力惊人的文化炸弹，把整个中国腐朽没落的思想和体制炸个天翻地覆。为此，1916年正在法国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电召回国，于12月22日的“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伴着“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0]的呼号，跨进刚刚经历过一回帝制复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时任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签发的任命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 1917年1月4日，时年49岁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雾缭绕的“三海”岸边匆匆绕过，轻健沉稳的身影迈进高傲中透着古怪的北京大学门槛，在宽敞漆亮的校长交椅上坐定。自此，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与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命运紧紧地维系在了一起。 蔡元培这一与往昔大不同的举动，为当时中国僵硬得如干尸状的教育体制开辟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通道。面对蔡氏的雄心锐气，当朝腐朽官员和御用策士们深感震惊，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见作了如下预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无异猪八戒肚中吞了一个孙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详征兆。无乃情势所迫，潮流浩荡，不管是当朝的“猪八戒”，或山中魔兽还是朱仙群党，皆顾不得许多，只有听凭这个制造炸弹并心怀异志的“齐天大圣”钻进自己肚中，挥舞金箍棒翻着跟头上下折腾了。 当胸有成竹的蔡元培从那把稳坐的校长椅子上起身时，北京大学储存日久且透着腐气的一潭死水，已被投下了坚硬如铁的“知识革命之石”。死水翻起微澜，浩荡的波浪即将腾起。在北大那长满苔鲜的校园和潜伏着蓬勃生机的宽阔讲台上，怀揣新思想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校长与他的同事及学生们一道，共同负载起抗争与奋斗，梦想与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如大海潮声，振聋发馈，故都上空，犹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11]自此，故宫脚下那个日渐沉沦腐败的原京师大学堂，渐成一块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类的梦想，都羁系在这片风雨迷朦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北大不再是成批生产封建体制内候补官僚的冰冷机器，而是成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学理念的人才成长的摇篮。这个摇篮在散发出科学与民主精神光辉的同时，也“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崖层”。[12] 就在这个崖层之上，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新派学界领袖人物统率的革命闯将，在与强劲的老派对手黄侃、辜鸿铭等名流交锋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如乌云滚动中爆裂的雷电，相互碰撞，激荡，交融，在古老的京都与中华大地迸发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火花闪耀中，蔡元培亲手制造的文化炸弹，一不小心被点燃了引线，北京街头热切的呼唤伴着声声怒吼，终于爆响了20世纪黑暗中国的第一声惊雷。 ◎从北大到柏林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规模学潮——以“德先生”与“赛先生”为纲领，反帝爱国运动大幕由此拉开。当此之时，整个北京高校校园和街头闾巷，风卷浪滚，泥沙俱下，豪杰并起，猛士如云。胡适麾下头号骁将傅斯年，尽管还没有成为满身散发着西洋气味的“海龟”，而只是比“土鳖”稍高级的“一只稀有蟋蟀”（罗家伦语）。但正因为稀有，才在这股世纪大潮中鼓起翅膀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学潮爆发后，只见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13]学生们呼喊着“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利”、“还我青岛”等口号，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后，又赶赴赵家楼痛殴了卖国汉奸曹汝霖，[14]一把火烧了赵家楼，从而引发了社会各阶层大震动，号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爱国运动由此揭开了光辉一页。 关于傅斯年在“五四”运动特别是游行示威中的具体身份和地位，傅氏本人一生很少向人提及，虽在1944年5月4日，也就是“五四”运动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在《大公报》发表过一篇回忆性文章《‘五四’二十五年》，但对此细节仍未触及。这顶“总指挥”的纸糊高帽，无疑是社会中人和后生们强行给他戴了上去，以示对其人其行的崇拜景仰之情。从“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张国焘、许德珩、罗家伦、段锡朋等学生领袖的回忆看，关于傅任“总指挥”的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罗家伦说：在火烧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们在北大院内开会，“大家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的学生姓陶的，打了傅斯年一拳，这一拳就把傅斯年打得不干了。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因为他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我当时因为在各处接洽的事太多，所以不愿意做会场上固定的事，经大家一想再想，最后推出段锡朋来，由他做北大学生会的代表，结果就是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主席。”[15]与罗氏之说不同的是，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打傅者乃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胡先是一拳把傅的眼镜捣飞，傅大怒，晃动高大身躯只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呈武松打虎状，骑于胡的后背照准对方头部狠狠地抡了几个“霹雳拳”，胡当场被击昏不省人事。后有人问及傅斯年与人打架取胜招数，傅豪气飞扬地认为是靠自己肥胖的体积乘速度，如此结合便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可一举将对方打翻在地云云。 傅斯年被打后为何戛然而止，与波急浪涌的伟大反帝爱国行动决绝，当然不是姓陶的或胡霹雳捣了一拳，或一个“万念俱灰”可以简单概括和解释的。就当时的情形论，傅氏一定有更多、更复杂的考虑或顾虑，只是这许多的想法在刹那间突然爆发而已。许多年后，蒋梦麟回忆说：“我认识孟真远在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16]蒋氏之说若果真属实，那也是“五四”之后的事情，似与当天傅氏被打了一拳下台并放弃继续参加运动无关，其中必然另有隐情。 另一个说法是，有几个学生秘密社团——多数是无政府主义组织，有意在4月下旬就要搞游行示威活动，并于“五四”前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严惩曹汝霖、章宗祥等媚日官僚，并作了携带小罐燃料与火柴烧毁赵家楼曹宅的计划（南按：后来曹氏向总统府控告赵家楼被烧情形时，就认为是被学生们用汽油等燃料所烧）。当时与无政府组织有联系的一个同盟会的老会员，为了使学生能够辨认章宗祥，把章的照片弄到手后转给这个团体成员观看，以便在殴打时能找准目标。而这一秘密活动，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傅斯年却蒙在鼓里，其他几位头目同样不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局势进一步恶化，这个无政府组织社团怕秘密外泄，于是在5月3日晚的紧急会议上利用各种方式说服其他同学第二天开始行动，即“利用了当时的大众的普遍情绪，争取到施展暴动的机会。”[17]若这一事实真的成立，学生队伍由北大至天安门再转入赵家楼，直至破门而入强行闯进曹宅之后突然火起，傅斯年等几位学生领袖已无法控制局势等等这一隐情，则得到一个相应而合理的解释。但无论如何，傅在当时和之后，一直是不赞成学生们到曹家进行打砸抢烧行动的。罗家伦也曾对“五四运动”史的研究者、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亲自说过：“他们多数人从开始就不赞成暴动行为” ，[18]但打砸焚烧的事情还是出乎傅、罗等人意料地发生了。当时有五个跳窗子的学生很快变成了传奇性的猜测，传说第一个爬墙跳窗进入赵家楼曹宅的是傅斯严，即时在北大预科就读的傅斯年之弟，当天他与未赶上撤退队伍的32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傅斯年在北大校园演讲台上正和姓陶的或胡霹雳挥拳飞腿地互殴之时，傅斯严正关在狱中生死不知，并且此次运动有被别有用心的党派和政客利用的苗头和危险——所有这一切，当是导致傅斯年此次退出风头正健的学生运动的根本原因。[19] 纵观傅傅年一生，号称“绝不参与政治”的他，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糊涂的莽汉，且有许多聪明过人之处。这种聪明才智既来自于他童年生活环境的熏陶，如梁山好汉们以造反起家，而又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精神浸湮（南按：傅的家乡聊城出过武大、武松、西门庆、潘金莲等《水浒》人物，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即在聊城所属的阳谷县），也来自于他那个聊城大家族的血脉传承，即儒家学说中“正统”、“忠君”思想的价值观。这一殊途同归的儒道墨法等诸家的杂交文化对其影响之深，从他后来对蒋家王朝这个以股份制形式合伙拼凑起来的政府班底，不抓上头，只抓下头；不揍蒋介石本人之头颅，专捏其两位下属（孔祥熙、宋子文），搞得介公整日喊痛并快乐着便可显见。而当江山易主，大地陆沉之时，他作为铁杆的“忠义之士”追随国民党政府横渡台海，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更是明证。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一生的可惜之处就在于读书太多，否则将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来，成不了项羽、刘邦，也应比宋江为代表的梁山好汉，或他自誉的“不过是陈胜、吴广”之业绩要辉煌得多，最次也不至于以“中国最稀有蟋蟀”和一个“傅大炮”或“一只学界大鳄”等名声流传后世。——但历史没有假设，人间世事纷纭，形势比人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频频出镜亮相的英雄豪杰，可惜可叹者何止傅氏一人哉！ 世人看到的现实情景是，就在“五四运动”掀起狂涛巨澜尚未消退之时，北洋政府对支持学潮的蔡元培等十分不满，认定学生运动与北大提倡另类思想和“歪理邪说”关系甚大，拟施以颜色并加以收拾，甚而搞出了一个查封、解散北大，惩办校长等等秘密行动计划。校长蔡元培成为众矢之的，处境危艰。好在蔡氏是见过大风大浪的杰出人物，能沉着果敢，既不为权势所惧，又与政府官僚周旋，以减缓各方压力，安抚学生，劝其复课。同时联络组织平津地区的国立大学校长为营救被当局逮捕的学生奔走呼号。经反复交涉，终于如愿。当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后，蔡元培为避其锋，也为了消解北洋政府的怨气，于5月8日夜提交辞呈，悄然离京，远走他乡。 蔡元培走了，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离校，怀着悲感交集的心情回到家乡聊城休整，个人前途命运处在一个历史夹缝和悬空之中。瞻念前途，一片迷茫。 就在傅斯年心烦意乱，悬剑空陇之时，新的命运之门再度向他敞开。 这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压倒性优势登榜。尽管如此，主考方不但不把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放在眼里，反而因傅斯年所显示的强大力量，坏了欲走后门安插亲信者的好事，立即成了权贵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和打压攻伐的对象。当权者以傅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20]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等为由，拒绝录取。这个听来令人满含悲愤的说辞，是否就是傅斯年在火烧赵家楼后，所思所虑和所担心的主体尚待考证，但就当时的情形言，大部分官僚政客与相当部分士大夫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五四运动心怀反感与恼怒。时任国民党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的何健，曾公开宣示他的愤懑之情，谓胡适之流“倡导的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煽惑无知青年”等等，[21]藉此可见社会政治情势之复杂，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立面之多。假如傅斯年有这样一种不祥的政治嗅觉，他在北大讲台上被胡霹雳猛打一拳后悄然退出，便可得到进一步合理的解释，否则将仍是一个历史之谜。 不管傅斯年当时和之后的想法如何扑朔迷离与不可捉摸，当他站在济南考场之外准备仰天出一口长气时，随着风云突变，心中的辉煌大梦瞬间成了狗咬尿泡——一场空。这个结局，傅氏深感当头挨了一记闷棍，顿时天旋地转起来。 就在决定是一只“海龟”还是“土鳖”这一重大人生命运的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雪南（名豫）的科长，出于对傅斯年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据理力争，坚持应以考试结果为准，并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22]眼看陈科长已不顾自身得失跳将出来与当权者叫起板儿来，一些具有文化良知或良心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另有一群见风使舵，欲走后门而最终落败者，趁机煽风点火，四处鼓噪，给既得利益者施加压力。在一片噪杂的叫喊声中，当权者出于各种考虑，终于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23]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垂头丧气的傅氏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眼珠一翻，差点惊昏过去。待跑堂的店小二弄来一碗凉水灌下，傅斯年才缓过劲来，并迅速搓干手心中那湿漉漉的汗渍，意气风发地回到了家乡聊城准备出国事宜。 同年12月26日，傅斯年晃动着小山包一样庞大肥硕的身躯，先到北京大学与师友告别，然后动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大英帝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声中再度重返北大任职，师生二人得以于风暴中心的古老京城相会。蔡专门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对联赠与傅斯年，寄望于这位北大出身的青年才俊渡洋后学有所成，将来折腾出一番开天辟地，震惊寰宇的大事业、大事功。傅斯年深受鼓舞，以同样的雄心壮志期许于未来。在与北京大学《新潮》同仁告别演说时，傅流露了自己对政治现状与政治运动的态度，说道：“中国的政治，不特现在是糟糕的，就是将来，我也以为是更糟糕的”，并进一步断言：“在中国是断不能以政治改政治的，而对于政治关心，有时不免是极无效果，极笨的事。”因而，傅斯年表示从此时起，下定决心要潜心学术，不再关心政治，不再过问政治。他坦城而直白地奉劝《新潮》社同仁： （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我们要为人类的缘故，培养成一个‘真我’”[24] 到达英国后，傅斯年先入伦敦大学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攻读实验心理学，后兼及生理和数学、化学、统计学、矿物学等等学科。1923年9月，由英国至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跟随近代德国史学之父、语言考证学派的一代宗师朗克（Leopold vonRanke）弟子攻读比较语言学与史学。[25]傅氏之所以中途由英赴德，一个重要缘由，是因为中国的俞大维与陈寅恪两位天才人物在此就读。 傅斯年与陈寅恪相识，是他在北大读书时，经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大约在1915年春夏之季，离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还有4年。当此之时，20岁的傅斯年正在北大预科就读。尽管傅氏胆识俱在，国学功底深厚，在北大校园的小圈子里牛气冲天，不把同学与一般教授放在眼里，走路总是鼻孔朝天，与同学说话大多扭着脖子哼哼唧唧做不屑一顾状，但名声仅限于北大校园。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里装载了不少东洋与西洋的墨水。二人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相见，可以想象，傅斯年对陈寅恪的学问与见识当是深表钦佩的。许多年后，当在英国的傅斯年听说陈寅恪与他的姑表弟俞大维正在柏林大学研究院就读时，心中大为惊喜，立即有了转学的打算。当时德国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出于对陈寅恪为人为学和道德力量的敬仰，以及对柏林大学良好的学术环境、氛围与显赫声名的尊崇，傅斯年卷起铺盖，身背一捆英文、德文、中文等各种文字的书籍，外加一把打掉嘴儿的中国陶制茶壶，离开学习了近三年的伦敦大学，进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与俞、陈二人在一个屋檐下携手并行，共同度过了四年时光。 傅斯年转学前后，柏林大学除陈寅恪、俞大维等几人外，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陆续从欧美各地转到此处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会聚在柏林街头巷舍，形成了一个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这个群体凭借自己的天才加机遇，经过数载寒窗苦读，无论是内功还是外力，皆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代人杰，回国后大多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据毛子水回忆，自己刚转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傅斯年就跑来对他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26]毛子水听罢，对傅氏这位昔日北大同窗的话不以为然，但自从与陈、俞二人接触并暗中过了几招后，很快就相信且从心坎里佩服二人超拔脱群的天才与渊博的学识。而陈寅恪和俞大维对傅斯年所显露的才气、霸气与超人的识见，同样敬佩有加。俞大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学的是哲学，成绩名列前茅。来柏林后，研读的兴趣与方向由数理逻辑渐渐转入文史，并打算以此为终生事业。当他和傅斯年结成朋友后，自感力不能敌，遂对毛子水慨然叹道：“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27]转而弃哲学与文史，潜心研习数理专业，终成著名的数理和弹道专家。 柏林求学时代的陈、俞、傅三人，其才学与交情颇有点像三国时代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味道，只是当年刘、关、张具有封建时代的君臣思想与腐朽气息，而陈、俞、傅则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同学加挚友关系。后来陈寅恪的妹妹陈新午嫁给俞大维，则是陈寅恪促成。而俞大维的妹妹俞大綵嫁给傅斯年，同样得益于俞、傅二人在柏林大学结下的深厚友谊。三人离开柏林许多年后的1970年，在台北的国民党前“国防部长”俞大维，对自己的经历及与陈家的关系曾说过这样几句话：“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寅恪先生的母亲是本人唯一嫡亲的姑母；寅恪先生的胞妹是我的内人。他的父亲陈三立（散原）先生是晚清有名的诗人；他的祖父陈宝箴（右铭）先生是戊戌湖南维新时期的巡抚。右铭先生有才气，有文名，在江西修水佐其父办团练时，即为曾国藩先生所器重，数次邀请加入他的幕府，并送右铭先生一副对联，以表仰慕。上联寅恪先生不复记忆，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其推重右铭先生如此。曾文正公又有与陈右铭（宝箴）太守论文书，此文收入王先谦的《续古文辞类纂》中。本人的母亲是文正公的孙女，本人的伯父俞明震（恪士）先生、舅父曾广钧（重伯）先生（均是前清翰林），与三位先生皆是好友。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28] 俞大维文中所说的三代世交，是指俞的外祖父曾国藩一家与陈寅恪的祖父、湖南巡抚陈宝箴；俞的父辈俞明震与陈寅恪的父亲、前清吏部主事、诗人陈三立；俞本人与陈寅恪兄弟等三代的密切关系。两代姻亲是指俞、陈两家与曾国藩一家都有至亲，而俞大维与陈寅恪既是姑表兄弟，又是郎舅之亲。俞大维的姑母是陈寅恪的母亲，俞的妻子陈新午又是陈寅恪的同胞妹妹。1927年，俞大维之妹俞大絪重返曾家，与曾国藩的侄曾孙、著名化学家曾昭抡（曾国藩二弟曾国潢之重孙）结婚。1934年8月，傅斯年娶俞大维最小的妹妹俞大綵为妻，与俞大维成为郎舅关系。从此，傅斯年与俞家、陈家、曾家结成了扯不断、紧相连的亲友圈。而这一姻缘，皆得益于德国柏林的风云际会。陈、俞、傅三位同学，外加曾昭抡和曾昭抡的妹妹曾昭燏等等圈内人物，在日后几十年风雨苍茫岁月里越发亲密，情同手足，彼此照拂，共同闯过了一道道难关险阻。抗战期间陈寅恪眼睛失明前后的经历，更见出这种关系映照下的真情厚爱。 1924年，赵元任与夫人杨步伟离美回国，途经德国柏林，曾与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等中国留学生相见并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据杨步伟回忆说：“孟真与元任最谈得来，他走后元任总和我说此人不但学问广博，而办事才干和见解也深切得很，将来必有大用，所以以后凡有机会人家想到元任的，元任总推荐他，因元任自知不如也。”[29]后来傅归国后到中山大学任职，就与赵元任向当时负责校务的朱家骅间接荐介有很大关系。 1926年9月，经历了七个春秋寒暑的面壁苦读，装了一肚子西洋墨水而今非昔比的傅斯年，作为一只比“海龟”还要威武生猛的巨无霸式学术“大鳄”，告别欧洲大陆，自马赛港乘船向阔别日久的故国驶来。时年傅斯年31岁，正是他留学前自己设定可以“在社会服务”的年龄界线。 当傅斯年随船越过浩瀚的印度洋，刚刚在远东香港岛晃晃悠悠地登陆，尚未抖掉满身带有咸腥味的水珠，身居南国广州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时在中山大学主持校务工作的副校长朱家骅得到了情报，并立即着手撰写聘书，请傅氏到中山大学任教。历史在不经意间把傅斯年的人生前程与朱家骅紧密维系在了一起。[30] ◎狭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国前已有耳闻，广州一隅得西洋风气之先，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轮番兴起，各色大旗往复变幻。随着国民党北伐节节胜利，作为国民政府的龙兴之地，看上去很有点生气与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业的地方。接到聘书的傅斯年当场拍板儿，表示愿意应聘，但先要回山东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谈妥之后，傅斯年回山东聊城小住时日，于同年12月携胞弟傅斯严（孟博）来到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文科学长（后改称文学院长）暨国文、史学两系主任。——这是傅斯年与民国时期学界最有影响的重量级人物朱家骅相见、交往的开始。从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后来一个从政，一个是亦官亦学，走着不尽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际遇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在未来二十余年颠沛流离的岁月中，共同度过了相互信任与协作的难忘时光。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上任不久，朱家骅发现此公为人做事“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如骏马之奔驰，箕踞放谈，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31]不愧是学界难得一见的具有天才处事能力的领袖型“大鳄”。只是这“大鳄”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时，还算心中有数，视朱家骅为难得的知已，并以过人的胆识、才气加霸气，主动帮助朱氏筹划校务，处理各类繁杂事宜。在傅的策划和主持下，文学院很快增聘了如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杨振声、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罗掘伦（南按：即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汉学家）、史禄国（南按：Sergei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国人类学家）等当时学界名流与大牌“海龟”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学由此声名鹊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这样的大好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人事纷争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纷争首先在鲁迅与顾颉刚、傅斯年三人之间展开。 傅斯年到中山大学时，鲁迅正在该校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鲁迅在北平经历了著名的“女师大风潮”，并与陈源（西莹）、徐志摩等现代评论派展开了一场混斗，夹在其间的胡适也被鲁迅视为敌人而遭到咒骂，二人关系宣告破裂并逐渐恶化。也正是由于陈源、徐志摩以及鲁迅认为的后台老板胡适等西洋“海龟”与之交锋对垒，鲁迅对胡适等留学欧美的所谓“洋绅士”，以及胡的弟子顾颉刚之类热衷于在研究室内搞考据的学院派都没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窃取”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此事。陈氏一听立感奇货可居，正是攻击鲁迅的好机会，便写了一封揭发信，由徐志摩编辑发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报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恶如仇的鲁迅看到陈源的公开信后，反应异常激烈，立即写了《不是信》的长文予以反驳。为此，鲁、陈之间再度展开了一场论战。就在这场论战中，鲁迅对陈源、徐志摩，还有躲在背后撑腰的胡适怀恨在心，同时与他认为躲在背后的“阴谋家”顾颉刚也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32]直至“三?一八”惨案发生，鲁迅遭到北洋政府缉捕（南按：其间鲁迅有《纪念刘和珍君》等文章发表），不得不设法离开北京赴南方暂避。1926年8月2日，鲁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师大领取薪水，随后告别了这座浸染着他满腔激情与血泪的学府，悄然隐去。 不久，鲁迅受好友林语堂邀请，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任教。在女师大任教期间结识的女学生兼女友许广平与鲁迅同车南下，到广州的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训育主任。 鲁迅抵厦门大学不久，顾颉刚也受时任文科主任兼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林语堂之邀，辞别北大文学院研究所编辑员之职，阴差阳错地来到厦大任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国文系名誉讲师。鲁迅一见顾氏到来，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势不两立的仇寇。鉴于层层盘根错节的矛盾，誓不愿与顾颉刚等一路人为伍的鲁迅辞职离开厦门，于1927年1月18日抵达广州中山大学，出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学并出任文科学长后，对鲁迅渐生厌恶之感，遂力主聘请北大时代的同窗好友顾颉刚到中大任教，[33]其主要任务是“办中国东方语言历史科学研究所，并谓鲁迅在彼为文科进行之障碍”。[34]意在架空鲁迅，扫除障碍。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谋设下的圈套，顿时火冒三丈，疾言厉色地对前来商量的傅斯年道：“他来，我就走！”此举令傅深为尴尬与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为的作风，顶着鲁迅的巨大压力，最终把顾颉刚请进了中大。鲁迅眼见自己竟成了一个“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辞职离开广州，携情人许广平赴上海开始了公开同居生活。顾颉刚留了下来，除在中山大学任教，还将大部分精力与傅斯年共同主持筹划语言历史研究所。 1927年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隶属于中华民国大学院。蔡元培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之职（蒋梦麟继任），出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总干事杨杏佛筹划下，聘请筹备委员30余人，傅斯年、顾颉刚均在其内。这时的中央研究院只设了与国计民生有直接、紧迫关系的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地质、观象等四个研究所。当时既无历史学、语言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所，更无“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立项打算。但霸气十足的傅斯年经过一番权衡后认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应该有文史方面的学科加入，否则将有失偏颇。于是纠集“一部分热心文史学的先进”，以“历史语言研究的特别重要；现代的历史学与语言学科是科学”等说辞，凭着北大时代与蔡元培校长结下的良好关系，对蔡氏与杨杏佛等几位决策人物展开游说攻势，声称可“借用在广州语言历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将建设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语言历史研究所”云云。傅斯年不愧是当年的北大学生领袖，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气，终于迫使蔡元培与杨杏佛就范，答应成立一个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机关——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如傅氏对外界所炫耀的那样：“这一努力显然是很快地成功了。”[35]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一致通过，“因历史语言研究之重要，决设历史语言研究所于广州，委任傅斯年与顾颉刚、杨振声为常务筹备委员”，以傅斯年为掌门人。这一“无中生有”（傅斯年语）的学术机构的正式设立，令学界人士为之侧目，即是神通广大的胡适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戏称傅氏“狡兔二窟”。[36]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为国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独立研究机关，任命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杨杏佛任总干事。下设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长如下： 地质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鲁；气象所竺可桢；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学所王进；工程所周仁；社会科学所杨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职，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抉择，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也是中国史学异军突起的坐标系，接踵而来的，将是一个“开辟史学新天地”的伟大时代。 就在史语所成立之时，傅斯年与顾颉刚缘分已尽，开始出现裂痕与冲突。 傅、顾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没有特殊的标志性事件供后人评断，据顾颉刚的女儿顾潮说，主要原因是两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顾与傅在北大同窗时，谈及各人的理想与志向，顾谓最强者乃知识欲，傅斯年谓最强者乃政治欲。两人都有刚强的性格，傅斯年博学多才，极具办事才干，甚欲在学术界成为领袖人物，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脾气暴躁，霸气十足，在各个方面想把顾氏压服，听命自己的调遣。而顾颉刚则倾心自己的学问，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声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听从任何人的指挥。于是二人关系越来越僵，终于酿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顾颉刚趁中山大学领导人戴季陶、朱家骅不在校之际，携眷悄然离开了广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学之聘，出任历史系教授。随后，顾颉刚分别致信戴季陶、朱家骅，正式辞却中山大学教职。自此，顾颉刚彻底脱离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顾颉刚。而傅、顾二人天南地北，时聚时散，却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携，终生再也没有一起共事。后来，傅斯年接替胡适在北大办文科研究所，曾想与顾颉刚重续旧缘，聘顾氏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顾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为傅氏驱使，以免遭到压迫与征服的耻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觉恼火，竟暴跳起来，并写信挖苦顾颉刚：“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阅信后则漠然置之，在日记上反讽曰：“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37]从此永未回头。 顾颉刚出走后，作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开始以他的霸气与超人的办事才能，四处网落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陈寅恪、赵元任两位导师身上。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 [2]伍淑《忆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录》，第2卷。转引《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3]胡适《序》，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4]在“新文化运动”中立过汗马功劳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陈独秀主编，年底迁到北京。蔡元培长北大后，于1917年聘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继续发行，并得到了李大钊、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谓英年早逝。但这份刊物以它独特的风格名动中国，得到许多青年的热烈追捧，当然也遭到“八面非难”，主编陈独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为之辩护。 1931年8月下旬，“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罗家伦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马星野(原单名伟)就《新青年》时代的北大相关人员情形进行了回忆，马星野于26日晚上将罗氏口述整理完毕，因涉及当时人物甚多，一直未公开发表。直到1978年，罗的女公子罗久芳整理先人遗稿，特检出自美国航寄台湾《传记文学》发表，这段弥足珍贵的回忆录始与公众见面。 据罗家伦说：“当陈独秀没有进北京大学以前，他就在上海亚东书局办了一个杂志叫做《青年》，胡适之不过是一个投稿的人，而易白沙这些人，都是这个杂志的主干。胡适之发表《改良中国文学刍议》一文，以八事相号召。此文发表以后，陈独秀就做了一篇《文学革命论》，其主张较胡适之更为激烈。故‘文学革命’四字乃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胡适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设新文学革命》。因为胡适之本来于革命二字有点害怕，所以于文学革命之前面，戴了一个‘建设’的帽子。胡适之初到北京大学，我曾去看他，他的胆子是很小，对一般旧教员的态度还是十分谦恭，后来因为他主张改良文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更变本加厉，大吹大擂，于是胡适之气焰因而大盛，这里仿佛有点群众心理的作用在内。当时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时候，大家已经吓得目瞪口呆了，而钱玄同更加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所以许多人更目之为怪诞。他们因为要找一个反对的人做骂的对象，所以钱玄同便写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轩’的假名字，这封信是特地用旧派口吻，反对文学革命的，当时刘半农就做了一篇什么连刁刘氏鲜灵芝都包括进去的一封复信，狗血喷头地把这位钱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轩骂一顿。这封信措辞轻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来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丧。刘半农还有一篇《作揖主义》也是同样的轻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又说：“当时新青年社是由六个人轮流编辑的，陈独秀笔锋很厉，主张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惊人之语。他的毛病是聪明远过于学问，所以只宜于做批评社会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学术研究的文字。胡适之在当时还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国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写着他的《中国哲学史》上卷，他自己亲手抄了两遍，的确下过一番苦功。但是这是依他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写成的，所以写起来比较快，一年就完事了。当时他所做的《建设(新)文学革命论》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词非词似诗非诗的所谓白话诗，虽然失之于浅薄，但是在过渡的时代里是很适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钱玄同本来是一个研究音韵学的人，是章太炎的学生，是自己主张白话却是满口说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识所得很少却是满口说新东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说他有神经病，因为他也是一个精神恍惚好说大话的人。” 除陈、胡、钱三位号称“文学革命”的主将之外，罗家伦还谈了对《新青年》周围其他几位摇旗呐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编辑以外，更有许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钊，是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文章写得很好，人也很朴素。周作人是极注意于写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园地》等一类稿件，都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鲁迅即周树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当时在教育部做一个科长，还是蔡孑民做教育总长时代找他进部的。以后他宦隐于教育部者多年，这时候也出来打边鼓，做《狂人日记》、《药》等很传诵一时的小说。至于旧派方面，刘师培在学问方面是公认为泰斗的，他赋性柔弱，对于此类问题不去计较。黄季刚则天天诗酒谩骂，在课堂里面不教书，只是骂人，尤其是对于钱玄同，开口便是说玄同是什么东西，他哪种讲义不是抄着我的呢？他对于胡适之文学革命的主张，见人便提出来骂，他有时在课堂中大声地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颈子来给人砍掉。’这种村夫骂座的话，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学生从而和之，以后遂成为国故派。还有一个人，读书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学运动的，便是陈汉章。陈汉章乃是前清一位举人，京师大学堂时代，本要请他来做教习，他因为自己没有得到翰林，听说京师大学堂毕业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为教师而自愿为学生。他有一个兄弟，乃是一个进士。当年他兄弟中进士时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挂一个表，他坚决地反对，他说你的表不能挂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给我中了翰林时候才可以挂的。哪知道他在当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间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现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头仰视。他所读的书确实很多，《十三经注疏》中三礼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个个字背出，他一上讲堂，便写黑板，写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变成白胡子。他博闻强记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问他中国的弹词起于何时？他说，我等一会再告诉你。我问他是上午9时，到11时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写了27条都是关于弹词起源的东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记而已。他自负不凡，以为自己了不得，只有黄季刚、刘申叔还可以和他谈谈，这位先生也是当时北大一个特色。还有朱希祖、马叙伦等人，则游移于新旧之间，讲不到什么立场的。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流人，本来中国诗作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南按：黄季刚即黄侃，后来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当时我们除了读书以外实在有一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那时我们几个人读外国书的风气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个人，尤其以喜买外国书。” 在谈到《新青年》与《新潮》的关系时，罗家伦回忆说：“傅孟真是抛弃了黄季刚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叛了他的老师来谈文学革命。他的中国文学，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时代的文学，他从前最喜欢读李义山的时候呢？他回答说：那个时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顾颉刚。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间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争辩。还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国小品文学，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骂他，且当面骂他为“赤犬公”(因狄字为火及犬构成)，他也无可如何。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见北大当时各种分子杂居一处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因为大家谈天的结果，并且因为不甚满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当时大家便说：若是我们也来办一个杂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杂志便应运而产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为The。”（《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 [5]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号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7岁考取秀才，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7]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读书》2004年11期。另，后来这刺客行列中的许多人如蔡元培、任鸿隽、鲁迅等，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暴力手段，转入其他形式从事反清闹革命的活动。在日本的同盟会曾在激进留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一帮哥们找去要求加盟，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抚养云云。蔡元培则由主张单打独斗的用炸弹暗杀，转向在教育界实行另类思想的培育。在他看来此种效果的爆炸力将更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 [8、9]《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梦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长的继任者，抗战期间，蒋在昆明西南联大防空洞撰写自传体《西潮与新潮》，先后在美国与台湾出版。据该书透露，蔡元培在开科纳仕的征途上颇具传奇色彩。蒋梦麟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10]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说：“‘五四’已经成就了它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11]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其中《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奸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奸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强奸罪”把两个女人关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奸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他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因而两个女人无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曹借机又让两个富婆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会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导，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坤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 [15]《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 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做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一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国驻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报》）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本兼各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鹿书社1999年出版） [20、22]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会编印，1951年。 [21]张家康《胡适与鲁迅》，载《人物》，2003年第8期。 [23]关于傅斯年放洋留学事，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84）第2932页写道：“今天蒋复璁带来民九、民十两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报”，“编者附记：在附录里，还有傅斯年当年考取出国的分数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据台湾学者王汎森说：“为了这次官费考试，还有一个插曲，即许多考官因为傅斯年是激烈学生而不拟录取。当时山东省教育厅的科长陈雪南出面力争，认为成绩如此优秀的学生非取不可，终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陈雪南与傅氏保持相当友好关系，1948年，傅在美国，竟被选为立法委员，傅氏不就，也是托陈雪南劝说才接受。”（王汎森《傅斯年对胡适文史观点的影响》，载《胡适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附录”，1919年10月30日。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学颇受朗克的影响，但据台湾学者杜正胜说，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称“兰克”），藏书中亦没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来的通说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对这个问题尚无绝对把握。”（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胜的说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学的最后阶段决定“弄史学”，是受顾颉刚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顾“称臣”，遂下决心要跳出“顾氏王国”的阴影，“动手动脚找材料”，以新的科学研究方法“开辟史学的新天地”。傅与顾在广州筹建史语所的矛盾，与两人的学术观念以及傅想跳出顾的阴影的急迫心情不无关系。 [26]毛子水《记陈寅恪先生》，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 [27]马亮宽《傅斯年与陈寅恪》，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杂忆赵家》，杨步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朱家骅，字骝先，浙江吴兴人，16岁（1908年）赴上海，在通运公司结识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蒋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张静江。是年9月，考取同济德文医学校。当时张静江与国民党另一位大老戴季陶，以及陈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动，四处抓捕朝廷命官进和斩首。朱家骅积极参与，得到了戴季陶的赏识。同济大学毕业后，朱家骅在张静江的资助下，于1914年自费赴德国留学，攻读地质专业。1917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学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选派各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欧美各国留学，本年选派刘复、朱家骅、邓萃英、杨萌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沪乘船赴美，此举乃中国教授留学之始。与此同船的有李济、叶企孙、徐志摩等初出茅庐的留学生若干名。 朱家骅抵美后不久即转赴瑞士，后再赴德国柏林大学与工科大学深造，1924年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归国，仍任北大前职。1925年因参加北京学生声援“五?卅”等爱国运动，又参加国民党的翠花胡同派（与右派有所区别），遭北洋政府通缉，朱潜入六国饭店匿藏起来。与他先后潜入饭店的，还有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势陷入低潮，性命堪忧，朱化装打扮，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秘密潜逃出京，回到原籍隐遁起来，但暗中仍与外界保持密切联系。数月后，张静江、戴季陶等在广东参与国民党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骅前去任事。此时蒋介石正以戴季陶为主要幕僚，并视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见朱应邀前来，积极拉拢，并竭力为朱家骅步入仕途铺路打桥。1926年7月，原孙中山创立的广东大学正式改名为中山大学，以示对这位民国创建人的纪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学被国民党所操控，并实行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在黄埔军校校校长任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深知办学的重要，亲自任命自己的铁哥们戴季陶为校务委员会委员长，顾孟馀为副委员长。因戴与顾在国民党内有更多的要务兼理，难以顾及学校事务，朱家骅借机入主中山大学，出任中大校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副校长）兼地质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务工作，并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命改组学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风险与机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31]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32] 关于鲁迅与顾颉刚交恶的原因有多种说法，如陈漱渝，根据鲁迅与许广平以及章延谦（川岛）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1926年秋，鲁迅与顾颉刚先后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教。顾颉刚曾表示不问外事，专一看书，但他推荐了潘家询、黄坚、陈万里来厦大，陈万里又推荐了罗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厦大国文系和国学院形成了一种势力。他们排斥鲁迅，说鲁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谦来厦大任国学院出版部干事兼图书馆编辑。顾颉刚暗中竭力反对，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抢先向章廷谦报告。章抵厦门的当天，他还派人送章一大碗红烧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胧集》，陈渝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孙玉祥者所言：“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载《鲁迅世界》2004年1期） 事实上，即使当事人顾颉刚对鲁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对自己人身攻击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曾不无感慨地说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适信》）直到去世，顾颉刚都没能明白鲁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为胡文辉的研究者，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对鲁顾交恶的死结作过解释，文曰：“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云云。（胡文辉《最是文人》，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牵涉两个悬案：一是鲁迅是否抄袭了盐谷温的作品；二是顾颉刚误信了陈源之说，为何鲁迅骂陈源远没有骂顾氏刻毒，且从没有对陈源进行人身攻击？ 第一个悬案，学术界已有公论。1935年年末夜半，鲁迅在他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曾提到过此案，鲁迅道：“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1936年鲁迅去世不久，一个叫苏雪林的妖艳加自恋的女人跳将出来，高举“倒鲁”大旗，于这年11月公然“鞭尸”，该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适的信中，以一种近似变态的心理，对鲁迅进行了激烈攻击、谩骂。苏氏谓“新文化产业，被左派巧取豪夺”，“今日之域中，已成为‘普罗文化’之天下”，“鲁迅死后，左派利用之为偶像，极力宣传，准备将这个左翼巨头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脑筋，刺激国人对共产主义之注意，以为酝酿反动势力之地”。苏氏促使胡适站出来做所谓“取缔‘鲁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骂鲁迅为“假左派”、“文笔尖酸刻薄，无以伦比”、“含血喷人，无所不用其极”，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等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接读书信后对苏氏回答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这里，胡适显然没有把鲁迅当做盟友而是当做对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极大的同情与尊重。如果说胡对鲁有何不恭之处，也只是“狺狺”一词。但接下来，胡适对苏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恶行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胡说：“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又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份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一生与鲁迅见过两次面，并对鲁迅的作品极端崇拜爱恋的女人苏雪林（苏原籍安徽太平县人，曾任武汉大学教授，1952年赴台）。为什么后来对鲁迅如此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疯狂之举？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苏氏掺杂进了“爱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东《鲁迅：最受诬蔑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据说，大陆鲁迅研究者陈漱渝到台湾访问时，曾专门和苏雪林有过一场对话，并问苏为何对鲁迅如此激烈地攻击。苏答曰：“有人说，我之所以攻击鲁迅，是因为我对鲁迅单相思，爱而不得转为恨。这是没有根据的。”当时陈并未提问苏是否爱过鲁迅，是否因爱而不得而转怨恨，苏氏突然神经质地说出此话，是在表白什么，还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陈漱渝没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当年落到鲁迅头上的“盐谷一案”总算洗刷明白了，苏雪林之对鲁迅的爱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狭窄的历史隧道探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题外话。 那么，到底鲁迅为何对顾颉刚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孙玉祥的最新发现，认为在“盐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传的“顾颉刚误认陈源之说”是一种误导，从陈、顾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按孙的说法：陈源乃留英博士，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而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陈内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更厉害，可事实并不如此。于是，孙玉祥认为：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是因为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即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按孙氏的推理，这一结论除了逻辑的合理性外，还有一个直接证据，这便是顾颉刚之女顾潮撰写的传记文学《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书中写道：“其实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并不多，但为什么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阴谋家、不共戴天的仇敌？”顾潮的解释是：由于法日派与英美派“海龟”们的相互撕咬纠缠，使并未出国放洋的本土学者顾颉刚夹在中间颇有“两姑之间难为妇”之感。随着两派激烈交锋斗法，顾最终倒向了胡适阵营，成为鲁迅笔下的“胡适之先生之门人们”。鲁迅与陈源因“女师大风潮”结怨后，顾又以“盐谷一案”卷了进来。顾潮说：“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说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了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结了怨。” 正是根据顾潮这段记载，孙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这样，我们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子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唧唧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孙玉祥《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孙氏之推理可谓独辟蹊径，异军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细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处。其一，孙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证据是顾潮所言，而从顾潮所写的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诸如顾颉刚《自传》、日记，或其它相关的证据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说。显然，作为1946年出生的顾潮是不会比当时人对“盐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准确的。这就出现了第二个问题，即1936年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明确有“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小人张凤举之言……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之语，这就是说，此事与顾颉刚无涉，事情坏在“小人张凤举”之手。面对这份颇有说服力的证据，深感绕不过去的孙玉祥作了如此辩解：“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顾颉刚的后人“不领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误或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但非要说胡氏列举了“小人张凤举”就是为了掩护顾颉刚，在逻辑上可以讲得通，在证据上仍难令人信服。如果说他为掩护顾颉刚而不弄别人，却偏凭空造出一个“小人张凤举”做靶子，恐怕胡适地下有知，也一定会“啼笑皆非”的吧。 [33] 1911年，傅斯年与顾颉刚同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并同住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工字楼，二人始相识。这一年傅17岁，顾20岁。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国文门，顾入哲学门。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斋丙字十二号宿舍，“静心研究他的哲学和古史，对人非常谦恭”的顾颉刚，开始与“大气磅礴”、“高谈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罗家伦《元气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来年仅27岁的胡适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哲学门教授，主讲西洋哲学史、英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三门课程。作为放洋七年，又是哲学大师杜威高足的胡适，讲授洋学问自是得心应手，但讲授中国学问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传统，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皆由年长的、国学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适登台之前，此门课程由号称“两足书柜”的陈汉章主讲。据说陈氏在台上引经据典，夸夸其谈，天上地下，云山雾罩地大谈伏羲、黄帝、神农、尧、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与故事，两年下来，才讲到商朝的《洪范》。胡适接课后，不管以前的课业，重新编写讲义，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远古历史和古代哲学家的遗著。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采用“截断众流”的方法，摒弃远古“一半神话，一半正史”的记载，在开篇“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一章中，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材料，抛开唐、虞、夏、商，直接从西周行将覆灭的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讲起。如此一改，原来号称五千年历史被截去了一半，听讲者大为惊骇。当时在哲学门就读的顾颉刚回忆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我是怎样编的》，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击的学生们并没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适投降，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胡说”，于是有几个激烈分子开始鼓动闹事，琢磨如何把这位“胡说”的年轻教授赶走。顾颉刚有些与众不同，“觉得他讲的虽是哲学，不啻讲的史学，更不啻讲的是治史学的方法。他用实验主义的态度讲学问，处处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这个话是顾颉刚在几年之后说的，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恐怕他还不知所谓的“实验主义”为何物，只是后来胡适暴得大名，评论家们开始评头论足并与胡的洋老师对号入座之时，顾才晓得大洋彼岸有个叫杜威的哲学大师弄了一套号称“实验主义”的学说。 正在激烈学生分子要闹事倒胡的关键时刻，顾颉刚想起了在学生中颇有领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劝虽不是哲学系的傅“何妨去听一听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专门听了胡适的几堂课。据说傅在课堂上曾几次以请教为名向胡问难，最后把胡适弄得汗都下来了，绝顶聪明的胡适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一路过关斩将，突出重围算是渡过了难关。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顾颉刚一样，对胡适的治学路数与学术思想从认可渐渐变为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导老师黄侃要传章太炎的道统给他的资格，毅然决然地转向胡适，正如顾颉刚所说：“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为年轻的胡适而言，他在北大讲坛上站稳脚跟并长吁一口气的同时，对台下这批学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这批学生尽管“年轻但是却相当成熟，而对传统学术又颇有训练”，有“几个学生的学问比我强”，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等人。”（《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许多年后，胡适曾深情地回忆说：“那时北大中国哲学系的学生都感觉一个新的留学生叫做胡适之的，居然大胆的想纹断中国的哲学史；因为原来讲哲学史的先生们，讲了两年才讲到商朝，而胡适之一来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断，从西周晚年东周说起。这一班学生们都说这是思想造反；这样的人怎么配来讲授呢？那时候，孟真在学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那些学生们就请他去听听我的课，看看是不是应该赶走。他听了几天以后，就告诉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般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胡适作品集》，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原《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说：“论到五四时代的人物，陈独秀、胡适之与傅孟真，见解智慧，陈、傅都超过了胡，可是胡对他们有相当的化导作用，这因在当时，胡的基本西洋学识比他们两人深入，孟真对胡，生平执礼甚恭。但他们不是师弟，世间所说傅是胡的大弟子，这是错误的，如果论思想见解，若说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蓝了。”（程沧波《记孟真》载《谔谔之士》，王富仁 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许，正是有了这诸多的风云际会和“同”与“不同”，才聚成了胡适与傅斯年、顾颉刚等师生的交往与友谊。 [33、37]《顾颉刚日记》，第二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见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条。 [35]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第三章通往历史隧道的深处 ◎四巨头聚会 此时清华研究院五位导师中的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研究院已成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作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请，分别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的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的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哈佛大学的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名日隆，为全国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的存在，继陈寅恪、赵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准备邀请李济加盟这一新生阵营。恰在此时，两位学界巨子在1928年那个初冬里，于中山大学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诉李济，在此之前，他在中大办了一个语言历史研究所，现在要在中央研究院办一个历史语言研究所，名称倒过来了。原来聘请的基本都是本土学者，现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为“海龟”，且以欧美派为主，目前已聘请了陈寅恪与赵元任，希望李济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语所第三组——考古组主任。 李济听罢，很是高兴，因为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这种愉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李济所言：“我感觉陈寅恪和赵元任先生都已答应他参加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工作，分别主持历史组和语言组，现在要我来主持考古组，地位和他们平等，而我的年纪比较轻，这使我感觉到很大的荣幸。在学术上，傅先生可以说是给我一个很好的待遇。”[1]从这几句简短话语透出的信息推断，是否李济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华没有被列入“四大”的尴尬，而为这次与陈、赵二人同时被列为“三大”而庆幸？但无论作何考虑，李济的心是被说动了，他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组工作。自此，清华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尽数归入傅斯年举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也顺利完成了由本土学者向欧美派“海龟”的成功转型。 ——这一年，傅斯年33岁，李济33岁，赵元任37岁，陈寅恪38岁。 对于这一决定史语所未来发展方向和命运的划时代成果，傅斯年大为高兴并有点沾沾自喜，他极力挽留李济在中大多住几日，与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业。兴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陈寅恪写给他的诗文，略带炫耀之意地让李济观赏，也暗含坚定对方信念之玄机。陈氏墨迹作于1927年7月6日，诗曰： 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 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 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 解识玉珰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2] 陈诗是由北京寄往广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谓“北海南溟”当指陈寅恪视傅为可以共同唱和呼应的知己。“正始遗音”则指此前投昆明湖自尽的王国维。“元和新脚”可解释为包括陈氏自己在内的青壮学者。全诗为后世学者争议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的说法，此句应看做陈氏“其立场与傅有别”。[3]台湾学者杜正胜认为余说有误，其理正好相反，陈与傅的立场不但未“有别”，且互为欣赏，大有“唯使君与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诠释，诗中“未成军”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筹办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应涵盖更广博的深意。当时无论是中山大学的语言历史研究所转变为中研院史语所，还是中山大学本土派学者被欧美派“海龟”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极一时的清华研究院，只有陈、赵、李等不足40岁的几个“元和新脚”予以掌舵，而支撑整个中国新学术阵营的“宏大架构”尚未成军，还需加以组织训练。——这或许是陈寅恪诗的本意。 李济到中山大学之时，离陈寅恪作此诗又过了近一年半的时光，也是傅斯年单独拉起杆子，积极招兵买马，扩编队伍，欲使“元和新脚”成为一股强大生力军的关键时刻。因而李济的态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奋，肥胖的身体血压上升已属必然。 李济走后，傅斯年感觉底气倍增，史语所可以与清华或清华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学术机关恃强斗勇、叫板甚至开打了。于是，他在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等几位清华名流大腕的信中，以卖弄加显摆的姿态表露道：“现在寅恪、元任两兄，及李济之，我们的研究所均不免与之发生关系。这不是我们要与清华斗富，也不是要与清华决赛，虽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华的台，有诸公在，义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狈为善（狼狈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紧接着，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几分自负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语所与清华的优劣： 清华到底是个学校，此则是一纯粹研究机关。 清华到底在一处（北平），此则无所不在。 清华各种关系太多，此则究竟是个小小自己的园地。 所以在清华不便派人长期在外时，可由我们任之。……清华有感觉不便者，我们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语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处的名义撰写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确提出：“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天才的构想，概括地提出了历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实验学家之相竞如斗宝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语言学和历史学亦复如此。 在三条标准中，傅氏特别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惯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5] 同陈寅恪一样，作为学术“大鳄”的傅斯年，尽管游学欧洲七年，却是为学问而学问，没有弄到一顶硕士或博士帽子，但凭其出众的学识与大气磅礴的组织能力，受到学术界普遍的钦佩与尊重，李济在后来的回忆中说道：“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这一号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举起这面大旗领首向前进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强的傅斯年。那时他的年龄恰过三十不久，意气丰盛，精神饱满，浑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代发展的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都有彻底的认识。他是这一运动理想的领导人，他唤醒了中国学者最高的民族意识，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不少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学者。” [6] 对这一辉煌的科学发展前景，极富理性与科学眼界的李济没有因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号是喊响了，热忱是鼓起来了，如何实行？若是这进一步的问题不能圆满解决，口号将止于口号，热忱终要消散的。”[7] 傅斯年毕竟非等闲之辈，亦不愧是胡适盛赞的“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8]他同样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在处理各项事务时，较之中山大学时代更加谨慎、务实和富有远见。经过一年的筹备经验及各方面的反复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务会议上，正式决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围由原来预设的九个组，压缩为历史、语言、考古三个组，通称一组、二组、三组。主持各组工作的分别是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三大主任”。后又增设第四组——人类学组，由留美的“海龟”吴定良博士主持工作。这一体制，直到史语所迁往台湾都未变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时间，人类学组从史语所分出，成立人类体质学研究所筹备处，但终未正式独立建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就要鸣锣开张了。当三个组的人员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处事能力与人脉关系，很快为第一组找到了内阁大库档案，指定了汉简与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围；为第三组划定了安阳与洛阳的调查。二组的语言调查工作也相应地开展起来。 为了消除李济担心的“口号将止于口号”这一形式主义的疾痼，富有学术远见的傅斯年于史语所筹备阶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时任中山大学副教授、史语所通信员董作宾，悄悄赶往安阳殷墟，对甲骨出土地进行调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谓甲骨文，即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结绳纪事”一样，属于一种“纪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识读之前，只是被当做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大小药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确认，天下震惊，中华远古文明的大门轰然洞开。 据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时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相当于皇家大学校校长的山东烟台福山人王懿荣得了疟疾，京城一位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字号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待把药买回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查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自己渊博的学识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诣，他当即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年代久远的古文字，且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铜器皿上的文字。这一意外发现，王氏既惊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计迅速赶到达仁堂把带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各药铺及“龙骨”出现的场所大肆收购。由于王懿荣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购、研究甲骨文的举动在圈内逐渐传开。不久，消息灵通，颇具生意眼光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携带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氏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赵执斋见搞这种东西有利可图，不知从那个地沟里弄了数百片带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卖，王祭酒悉数认购，并发出信息让古董商继续搜寻，多多益善。唯利是图的古董商闻风而动，采取许多年后侵华日军“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战略战术，四处搜索追寻，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氏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并作了相关研究。正是得益于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的机缘，王懿荣不仅作为认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确认了甲骨文世之无匹的学术价值，同时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开了中国商代历史研究的序幕。 继王懿荣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与古文字学家罗振玉，按照世间流传和自己调查的线索，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50余日，不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达1．2万片，分两次装箱通过火车运往北京。罗振玉一见如此丰盛的收获，大喜过望，遂着手对这批甲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罗氏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的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出土甲骨文的安阳之地，就是历史记载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来，罗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亶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湮灭日久的殷商的历史之门露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仁得以管窥远古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门彻底撞开了。王氏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考订，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为此，王国维作为“新史学的开山”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为甲骨学研究和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鉴于已经面世的辉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决定派34岁的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前往安阳进行调查，为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作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举动遭到了不少老派学者的反对。此时跳水而死的王国维，僵尸不能复活，自然无话可说。但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和古器物学家认为，自王懿荣时代始，经过世间近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可谓“宝藏一空矣”，如今“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而且这种企图也是愚蠢的”。[9]骨血里流淌着梁山好汉精神基因的傅斯年闻听，不但不吃这一套，反而认为罗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纯是没有学术眼光和不懂“概率”这一新兴科学理念的谬论。在傅斯年的强力坚持下，正在南阳探亲休假的董作宾开始了对殷墟科学发掘具有历史性决定意义的安阳之行。 ◎从殷墟到龙山 董作宾到达安阳后，通过实地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已被挖尽，他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作出判断，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且遗址破坏严重，有组织的科学发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要关头。董氏在写给傅斯年的报告中颇为焦虑地宣称：“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10] 傅斯年得知安阳殷墟地下宝藏既丰且富的报告，惊喜交加，马上筹措经费，购置设备，调配人员，在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大力支持下，组成了以董作宾为首的殷墟发掘团，开往安阳小屯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其成员有李春昱、赵芝庭、王湘、张锡晋等，另外还有一名董作宾的同乡同学，时任河南省教育厅秘书的郭宝钧。这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有组织的殷墟发掘，自1928年10月7日开始，至31日结束，前后共进行了24天，发掘土坑40个，揭露面积280平方米，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余件，获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另有人、猪、羊等骨架出土。董作宾作为本次发掘的主持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作了简单的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史语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中作为首篇文章刊载。此次发掘与著述的问世，“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的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11] 当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未受过西方近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董作宾，所带领的发掘队员皆是一群土包子书生，且将发掘的主要精力用在寻找带字甲骨上，其它器物甚少顾及，这样就出现了一些疏漏甚至笑话。许多年之后，已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夏鼐说道：“我在1935年参加殷墟发掘时，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董作宾1928年主持初次发掘时‘挖到和尚坟’的故事。书斋中出来的董作宾，从来没有看见过出土的骷髅头，只从笔记小说中知道死人身上头发是最不易腐朽的。所以，他发掘到一座时代不明的古墓时，便认为头上无发的墓主人一定是一位和尚。骷髅头狰狞可怕，所以仍被埋起来。到了李济、梁思永主持发掘时才注意到人骨标本的采集，并且用科学的采集方法和保存方法。”[12]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的缺憾，没有喝过洋墨水的董作宾感到惶恐不安，并有中途换将，由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大字号“海龟”李济出任第二次发掘主持的因缘。按照蔡元培后来的说法：“董先生到了那里，试掘了一次，断其后来大有可为。为时虽短，所得颇可珍重，而于后来主持之任，谦让未遑。其时，适李济先生环游返国，中央研究院即托其总持此业，以李先生在考古学上之学问与经验，若总持此事，后来的希望无穷。承他不弃，答应了我们，即于本年（1929年）二月到了安阳，重开工程。”[13] 对于这段记载，李济的弟子，后来成为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对其所作的补充注释是：“33岁的李济先生在那时的学术界已经有了相当的声望。据说傅斯年先生在物色考古组主任与安阳殷墟主持者的时候，最后的两个候选人是李济先生与著名的金石学家马衡先生。当时48岁的马衡先生是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和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中国传统金石学最优秀的代表。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蔡元培先生最后选定了代表科学考古的李济先生。夏鼐先生说：‘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这就是因为李济先生把殷墟发掘领导到一个新的方向上去，也就是把中国考古学带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上去。”[14] 张光直所言大体不差，只是不够深入和全面，具体细节上与事实亦有出入，如当时的马衡并未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只是此前曾出任过故宫博物院理事与下属的古物馆副馆长，另外还有一个挂名的故宫维持会委员等职。他被拒于史语所大门之外，与蔡元培没有多大关系，完全是傅斯年的把戏。个中原因，除了马衡属于金石学家一派，学术观念陈旧，与西洋的新式科学派学者相比属于不“预流”者，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便是傅斯年与他尊崇的老师胡适，对北京大学极其强大的浙江派或曰法日派这个呼风唤雨、声威赫赫的派系大为反感。傅除了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教务长马寅初以及后来成为中研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稍加敬佩外，对此前或之后北大文科方面所谓的“三沈二马加二周”等等著名健将，不管被时人或后人誉为“投枪”还是“匕首”，是“战士”还是“民族魂”，傅斯年皆无好感。原与傅关系稍好一点的周树人（鲁迅），在中山大学时已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其他大同小异，没有往来，而处在这一派系中的马衡自然受到牵累。 尽管马衡在这一派系中为人低调，颇有人缘，且以经史、金石、汉魏石经等学问闻名学界，但毕竟只是南洋公学出身，不可能具备欧美派“海龟”的学术眼光与气度。当时心高气傲的傅斯年崇尚的是胡适、陈源等欧美系出身的“海龟”，对那些未跨出国门即在圈内成名成家的“泥腿子”、“土包子”或“土鳖”之类三六九等各色人物，傅氏不屑一顾，倘为了工作或其他关系双方不得不接触时，傅亦经常用英文或中英文混杂的言辞与对方讲话，借以戏弄那些未出国留洋，不懂英语的土包子们。[15]此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马衡，在傅斯年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是不言自明的。而北大法日派在考古学的建设上也显得老态龙钟，暮气沉沉，远没有以清华李济为首的欧美派更具科学锐气，更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因了法日派日薄西山与清华园中学者的旭日东升，朝气蓬勃，以及势不可挡的锐气，傅斯年无论从心理的好恶还是实际需求来考虑，最终选择了掌握西方先进田野考古方法的欧美系李济，而不是金石学家的大老土马衡，实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由于这段因缘，20年之后，当李济在战火纷飞，炮声隆隆的生死抉择中，毅然决然押运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多家集成的珍宝名器跨越台湾海峡，安全抵达台北基隆港时，以马衡为首的老朽和老土们，在北平与南京之间呼天抢地，奔走啸叫，坚决反对文物随国民政府运台等等，也就找到了一个历史的根由和注脚。 遭到傅斯年拒绝的马衡被弄了个灰头土脸，退回北大国学门，再也没有吭声。接到蔡元培与傅斯年邀请的李济，遂辞却其他一切职位，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立即赴河南与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认识，作出了三个方面极具科学眼光的天才设定： 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虽遗址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它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三个设定，李济制定了第二次小屯发掘计划，并凭借此前与毕士博合作的良好关系，得到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的经费支持。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安阳小屯，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了大批陶器、铜器与3000余片甲骨、两大兽头刻辞与闻名于世的“大龟四版”（南按：一个完整的刻满文字的乌龟壳）。尤其引人瞩目和振奋的是，这年的11月21日，李济于一堆碎片中发现了一片彩陶——这是安阳殷墟在抗战前全部十五次发掘中，所记录出土25万块陶片中唯一的一片具有仰韶文化性质的彩陶。对于这一异乎寻常的发现，20年之后，李济曾专门撰写论文指出它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在开始这一工作时，参加的人员就怀抱着一个希望，希望能把中国有文字记录历史的最早一段与那国际间甚注意的中国史前文化连贯起来，作一次河道工程师所称的‘合龙’工作。那时安特生博士在中国所进行的田野考古调查工作已经到了第十个年头了。这一希望，在第三次安阳发掘时，由于在有文字的甲骨层中一块仰韶式彩陶的发现，大加增高。现在事隔二十年了，回想这一片彩陶的发现，真可算得一件历史的幸事。”又说：“要不是终日守着发掘的进行，辛勤地记录，这块陶片的出现，很可能被忽视了。有了这一发现，我们就大胆地开始比较仰韶文化与殷商文化，并讨论它们的相对的年代。”[16] 1930年春，当史语所准备对殷墟再度进行发掘时，不详的预兆接踵而至，河南地面大雨、冰雹成灾，所降“冰雹大者数斤，小者如鸡卵”。这场灾难过后，接着出现旱灾，导致河南全境“每天平均饿死1000余人”。[17]此前，以李济为首的中研院殷墟发掘队与河南地方势力为争夺出土器物而大闹纠纷，使发掘陷于困难。随后爆发的中原大战，使河南一带成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阀组成的联军，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拼杀的主战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定对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计划，在大炮轰鸣，硝烟弥漫，血肉横飞、新鬼添怨旧鬼哭的风云激荡中化为乌有。 既然河南不能发掘，李济决定率部转移到山东临淄故城一带，欲开辟新的发掘工地。当在临淄勘察后，感觉“问题太复杂了，绝非短时期可以料理得清楚的”[18]。正在李济等人犹豫之际，突然传来了城子崖发现古遗址的消息，而遗址的发现者，正是清华研究院时代李济唯一的一位攻读人类学与考古学的研究生吴金鼎。 1928年春天，时任山东齐鲁大学助教的吴金鼎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田野调查，在济南东约60余里的历城县龙山镇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黑陶文化遗址。惊喜之余，吴金鼎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自己的导师李济。李济喜出望外，立即赶赴济南随吴金鼎到现场察看，意识到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遂立即“决定选择城子崖作山东考古发掘第一个工作地点。” 1930年秋，中原大战硝烟尚未散尽，李济与董作宾率师走出安阳，移驻山东济南城子崖开始首次发掘。考古人员发现遗址中明显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形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发掘所得的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巅峰，这种工艺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根据发掘成果，李济等认定其文化遗存属于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上的价值和意义“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与殷墟的成绩相比，城子崖虽比较简单，却是同等的重要。”[19]由于城子崖遗址地处龙山镇，考古人员将这一文化命名为——龙山文化。 当中原大战硝烟散尽，血迹风干之后的1931年春，李济率部重返安阳，展开第四次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遗址划分为五个大区，每区由一位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或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以“卷地毯式”的新方法进行发掘。发掘队除原有的郭宝钧、王湘等人外，增加了十几位年轻学者。史语所新招聘的吴金鼎、李光宇来了，河南大学史学系学生石璋如、刘燿（尹达）、尹焕章等新人来了。最令人瞩目的是，梁启超的二公子、被李济称为“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梁思永，也在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带着勃勃生机，神采飞扬地到来了。 ◎人类星光闪耀时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梁启超去世一年余，清华研究院也已解体一年，梁思永举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伤感悲痛之情无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济感念梁氏家族与自己的交谊，主动把梁思永介绍给傅斯年。从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行列，开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学术历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从来华考察的法国传教士、古生物学家德日进神父处得到线索，说中国东北中东铁路一线，有人发现黑龙江昂昂溪附近有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个线索传到蔡元培与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识到该遗址在历史和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意义，遂产生了派人前往调查的愿望。当时傅斯年正酝酿组织力量撰写《东北史纲》，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国之有东北问题数十年矣。欧战以前，日俄角逐，而我为鱼肉。俄国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协定》，俄事变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张……日本人近以‘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一种妄说鼓吹当世。此等‘指鹿为马’之言，本不值一辩，然日人竟以此为其向东北侵略之一理由，则亦不得不辩。”[20]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见梁思永学成归国，蔡元培与傅斯年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立即决定抢在日本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前，派梁氏前去实地调查、发掘，以地下出土历史实物来书写历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为进攻占领中国而疯狂叫嚣的“满蒙非支那领土”的谎言。 这年9月19日，梁思永打点行装离平向东北进发，顶着正在黑龙江地区流行的鼠疫，冒着时断时续的战火，于28日与助手从容来到偏僻荒凉的昂昂溪五福遗址开始调查、发掘。此时该地天气已特别寒冷，梁思永到达昂昂溪，巡视第一、二、三、四沙冈，很快发现了古代遗址并与助手携带发掘工具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因地势偏僻，每次往返于乡村驻地与遗址之间，都必须脱掉鞋袜，裤脚卷到大腿根部，光脚淌着冰凉的积水而过。继9月30日在第三沙冈发掘一座墓葬后，又在各沙冈开探坑，寻找遗址和墓葬线索，相继在五福遗址水淀里亲自发掘了四处沙冈与一座墓穴，发现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冻无法开工，发掘工作只好暂停。 梁思永将发掘器物作了初步研究，交与当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热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遗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辽出发，经过开鲁、天山、林东、林西、经棚、赤峰、围场，抵达热河，历时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发现查不干庙遗址，在林西发现林西、双井与陈家营子等遗址。在赤峰城东北发现赤峰遗址。梁思永于塞外5处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标本，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眼光，对沿途地理环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经过对热河与东北三省发掘材料对比研究，梁思永根据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热河）的特点，把西辽河以北之热河，同松花江以北之东三省划为一区；辽河流域（广义的）为一区（其特点是盛出磨制石器），进行了条理清晰的文化区系划分。随着对黑、热二地史前文化材料鉴别、比较和认识，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过是蒙古热河的新石器文化的东支而已”的结论。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册，发表了长达44页近7万字，外加插图、写生达36版的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昂昂溪史前遗址》。从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广泛分布的以细小压琢石器为主的原始文化类型，被称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国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思永此次科学考古发掘和研究报告的问世，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特别在石器研究中，对在热河特别是查不干庙和林西、赤峰等一带采集到的细石器（当时称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了创新性的时代划分，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科学典范。与此同时，由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实所列四项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说者的鬼话。而《史纲》的第一条就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从而扩展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说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21]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理论，并利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本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22]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23]的大海潮声。傅斯年这个声音与梁思永的发掘报告相为呼应，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实面前缩头猫脑，改辙易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了。 李济主持的殷墟第四次发掘工作开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别新婚刚刚三个月的爱妻李福曼，意气风发地来到了安阳。 此前，殷墟附近有许多满布陶片的遗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视，当李济主持第四次发掘时，感到有发掘附近这些遗址的必要。于是决定在殷墟遗址的东南部，靠近平汉路一个明显鼓出地面、名叫后岗的地方进行发掘，并把该区划为第五区，发掘工作由刚刚加盟而来的梁思永独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当时中国学术界唯一一位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独特“海龟”，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技能，都比其它“海龟”和“土包子”学者更胜一筹，即是李济亦不能与之匹敌。在发掘中，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燿、尹焕章等几名年轻学者，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以超凡卓绝的旷代才识，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间以一定的顺序叠压着。这一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觉，他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学术眼光意识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所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如果假设成立，则意味着龙山文化不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围应更为广阔，并代表着一种普遍的史前文化。这一极富科学眼光的洞见，无疑找到了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一把钥匙。面对史语所同仁“天天梦想而实在意想不到的发现”，[24]李济等考古学者感到城子崖遗址是获取这把钥匙的关键所在，实有再度发掘、以详察内容及充实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决定暂缓编印殷墟发掘报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员赴城子崖遗址再度展开发掘，以验证此地黑陶与安阳殷墟所出黑陶是否为同一种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领吴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阳转赴山东城子崖，开始继李济之后第二次发掘。发掘的结果再次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纠正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25]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 城子崖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在后岗关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伟大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26]梁思永对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沿着时间的脉络重新开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这划时代的发现一举成名，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史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命运多蹇的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有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史籍记载。 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南按：又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中国学者徐中舒、滕固、王献唐，清华大学的闻一多携燕京大学的陈梦家，以及河南大学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将星闪耀，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五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85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此次发掘的收获，除了甲骨文之外，仅从后来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展展品目录总说明来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阳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庄西北冈，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庄为殷代陵墓之残迹，小屯村为殷代宫室之遗址。”[27] 三次大规模殷墟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考古人员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最后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九年十五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属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28] 当发掘人员于匆忙中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胡适在摇摆中前行 1937年7月下旬，应蒋介石之邀出席庐山牯岭国防会议的傅斯年回到南京，开始处理中央研究院特别是史语所的各项事务。 史语所自1928年于广州成立后，随着国民党北伐成功与国内局势纷纭变化不断迁徙，先是由“革命中心”广州迁到文化中心北平，进住北海静心斋。再是由北平迁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最后迁至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大厦，与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住在一个大院，算是落地生根，安顿下来。 1936年春，继杨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气中毒不幸在长沙病世，[Qinkan.net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院长蔡元培示意傅斯年与其它几位所长协助自己共同邀请朱家骅接任总干事。[29]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权力划分，院长之下以总干事掌握实权，总缆全局。时朱身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勉强答应。是年冬，朱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对中研院总干事一职更无兴趣，再三坚辞，但无结果。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即有进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势，华北、华东陷入全面危急。面对危局，身兼多职的朱家骅显然已无法继续兼顾中研院事务了，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因而，从庐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开始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史语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罢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头烂额之时，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了。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与中国张治中部第九集团军因虹口机场的“大山勇夫”事件发生磨擦并交火，日军乘势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8月14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负责上海对日作战。同时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兼前敌总指挥张治中对日军发动总攻击。自此，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面笼罩在战火硝烟之中。[30] 8月15日，日本政府动员两个师团派往中国，并成立作战大本营，中日战争机器全面开动，就此踏上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分胜负决不罢兵的不归路。 8月17日，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在南京召开，胡适、傅斯年、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学界要人出席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点大学，内迁长沙与南昌一带城市暂避。这个请求得到了多数入会者的响应与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决议。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影响，下定决心与日寇一战。鉴于中国军事力量最多可支持六个月的现状，又希望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蒋百里出使德国；孙科出使苏联，争取国际社会同情与援助，压制日本的嚣张气焰。 8月23日，日军将领松井石根率领第三、第十一师团在吴淞登陆，日军实力大增。 9月11日，日军第九、第十三、第一○一等三个精锐师团抵达上海，与先头部队兵合一处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攻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蕴藻浜、苏州河之战，双方死亡惨重，成堆的死尸阻断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面对敌军强大攻势，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等将领向蒋介石提出，淞沪会战当“适可而止”，中日军队武器装备悬殊，我军不要再做无谓牺牲，应从长计议，命令各部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蒋介石踌躇再三，在攻守之间摇摆了几天后，闻见从全国各地抽调的增援部队正陆续到达淞沪战场，遂决心与敌拼个你死我活。9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各部死伤大半，已觉筋疲力尽，若不支撑到底，何以慑服倭寇，完成使命也？”[31] 9月18日以后，敌军攻势再度加强，中国军队气力不支，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顽强的守卫战。 就在淞沪战场炮火连天之时，蒋介石于指挥作战的空隙，专门召见胡适、傅斯年、钱端升等人，就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众人皆认为胡氏此次出使定对国民政府抗战有所补益。但此时的胡适却顾虑重重，表示不能从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争局势日见迫近，与日寇是战是和的问题也突兀地呈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前。当此之时，主战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闹闹，难分主次。在诸多嘈杂纷繁的宏论中，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也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能与日本抗衡，中国应当想方设法避战“忍痛求和”，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两国之间的悬案，以谋求十年的和平。同时警告政府当局“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32]按胡适的设想，在这和平的十年中，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工业，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国的企图。 因胡适在学术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其声远播，观点分外引人注意，但这个声音受到了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们的指斥。随着日本军队步步紧逼，华北告急，抗日救亡运动一天比一天高涨，此时的胡适仍坚持他青年时代在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时的易卜生主义，号召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就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努力追求知识，即易卜生所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为此，胡适受到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一片恶毒的咒骂。一位叫做李祖荫的北大学生，在许多年后回忆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时说：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蒋梦麟主持大会，讲了一段法国‘最后一课’的故事，作为开场白。主要目的是劝同学安心读书，不要过问国事。同学还克制忍耐，让他从容说完。他随即宣布请胡适先生讲演，声音甫毕，在静寂中突然一声，有如霹雳，嘘声四起，加上喧哗，经久不息。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声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胡适身穿古铜色绸长袍，围灰绒围巾，双手握之，左右急剧飞舞，想压下这场想也想不到的下马威。只听他说：‘你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北京大学的学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学生应该站起来保护‘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轰轰然愤怒之声、叫骂之声，越来越厉害，胡适不得不从讲台上下来，抱头而去。从此以后，胡适就很少在北京大学公开场合里露面了。”[33] 尽管遭到自己的学生唾骂，但胡适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坚持暂时不能与日本开战，必须有一个较长的预备阶段之后方可言战。后来据胡适自己说，这个观点的形成与他在1933年春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有关。在这次为时两点钟的谈话中，蒋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预料：“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热河不过是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的多的多！”当胡适问到中国军队能否抵抗时，蒋介石谓需要三个月预备期。当问及三个月后能否开战时，蒋答：“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仅此而已。 按照胡适的理解：“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适于1935年6月27日夜给王世杰的信中说：“以我观之，蒋先生只有‘等我预备好了再打’的算盘，似乎还没有‘不顾一切，破釜沉舟’的决心。我在二十二年热河失守后在保定见他，他就说：‘我们现在不能打。’三年过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没有对日作战计划。……但日本不久必有进一步而不许他从容整军经武的要求。因为敌人不是傻子，他们必不许我们‘准备好了打他们’。老实说，无论从海陆空的任何方面着想，我们决无能准备到可以打胜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蒋介石几年前所说“现在不能打”的战略思想影响，一介书生的胡适也就认为积贫积弱的中国暂时不能打，遂有了与日讲和的念头并公之于众。这一主张给胡适带来了“主和派”的称号，除了学生们的咒骂，还受到主战派猛烈谴责与攻击。当时孙科、居正等国民党大佬，皆主张逮捕胡适，押入大牢灌辣椒汤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视听。孙科是亲苏主战派，他当时有利用苏联方面的力量帮助中国制衡日本的构想，但此举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决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适应邀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副会长，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胡适认为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仍没有充足的准备，但事已至此，大战不可避免，且势在必战。只是在战之前，还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给予当局“外交路线不可断”的提示。7月31日，蒋介石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共进午餐，认为不便说话的胡适在告辞时还是一吐为快：“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对于胡氏的进言，蒋介石连连称许，并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36] 8月5日，胡适向蒋介石建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此解决中日两国间的一切“悬案”，换取东亚长期和平。[37] 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书面建议，着重提出三条：1、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2、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3、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38]按照胡适的设想，通过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适与一切鼓吹和平者预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强硬姿态和军队步步进逼的凌厉杀气，最终导致和平之路断绝，中国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举国抗战的凶险之路。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仍呈胶着状态，全国军民士气有增无减。面对如此悲壮惨烈的战争场面和中国军队宁死不屈的精神，胡适在大受感动的同时，心境为之改观，认为中国守军不是想象的那样糟糕，在国家存亡的紧急关头，还是以民族大义为重，是可战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压不毁、煮不烂的铜豌豆。受此形势和情绪影响，胡适思想随之转弯。又听说此前在五四运动中，躲在赵家楼被傅斯年等学生一把火烧出来的亲日分子曹汝霖，也应邀上了庐山参加会议并表示今日中国非与日本拼一场不可了。[39] 连一个被国人指斥为汉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见中国面临的处境和人心向背。经过一番思考斟酌，胡适乃彻底抛弃原有的观点，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的抗战政策，并产生了“和比战难百倍”的新观点。鉴于胡在美国知识文化阶层中的声望，蒋介石遂产生让胡适到美国以非正式外交使节的身份疏通国际关系，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同情与支持的战略构想。但此时的胡适觉得在这个关键时刻冒然出国，会招致自己贪生怕死的非议，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极度情绪化地谢绝使命，并说：目前“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40] 胡适的坚持使众官僚很是为难，在蒋介石亲自出面劝说无效的情形下，蒋让傅斯年单独与胡适交谈，力促其出洋为国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来苦劝，但胡适仍不答应。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着眼泪说：“要说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听到这里，胡适深为所动，同样流下了热泪，遂以“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为由答应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适以学者身份离开即将进行一场血战的南京，由武汉转赴欧美。临行前，对前来送别的汪精卫、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将们清楚地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41]并劝对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观，我们八月初做的“在大战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错的。但我们要承认，这一个月的打仗，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在当天的日记中，胡适这样写道：“晚上八点半，正料理上船，空袭警报又起了，有翁詠霓、陈布雷、孟真、枚荪、之椿、慰慈诸人和我们父子两人同坐在黑暗中静候到‘解除’的笛声——我独自走到外边，坐在星光下，听空中我们的飞机往来，心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个有许多朋友的首都。”[42] 尽管胡适舍不得离开战火纷飞的家园故土，但又不得不为民族的使命远走他乡。1937年9月23日，胡适辗转多日终于抵达檀香山，26日抵达旧金山，开始了自嘲为“过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节生涯。 当胡适到达华盛顿，随驻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访罗斯福总统时，罗氏颇为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并有“中国军队能否支持过冬？”等语，胡适听罢倒吸一口冷气，想不到美国佬对中国如此轻视，但中国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胡适有些激动地予以肯定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通过胡适的进言，罗斯福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军事情形，同时也理解了中国人民需要美国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当时的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也就是说不管你们中国、日本还有其他什么东亚或南亚国家如何开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还是我活，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最后打出个什么名堂，美国全部采取袖手旁观，绝对置之不理的态度，舒舒服服地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这个政策令身居总统高位的罗斯福对胡适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态度极为诚恳地说了些安慰的话，嘱咐不要着急，此举令胡适深为感动。 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召回在美国四处碰壁，过街老鼠一样的无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发表了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任命状：“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王正廷呈请辞职，王正延准免本职。特任胡适为中华民国驻美利坚特命全权大使。此令。” 当天，胡适接到了电令，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电，说政府今天发表我驻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畴有电来贺。 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42] 注释： [1]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广州中山大学校园内见面之前，傅斯年与李济并未谋面，据李济之子李光谟推断，傅决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举荐，因李四光当时正奉命筹备中央研究院地质所，李济是院聘筹备委员，自然熟悉。李光谟所言大体不差，这个推理从1928年傅写给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证据。信中说：“李仲揆盛赞李济之，我见其教史禄国文，实在甚好。我想请他担任我们研究所的考古一组主任，如他兴趣在人类学，亦好。” （《傅斯年全集》，第七卷 ，欧阳哲生编）至此，原清华国学研究院残存的三位导师皆归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众人瞩目的大师之林中的盟主。但作为傅斯年本人，游历欧洲七年，却什么学位帽子也没有弄到，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对此，胡适有一段时间不理解并对傅的“不争气”表示过不满，但傅却表现得很坦然，他与陈寅恪都表示为追求知识而读书，不是为追求学位而学习。尽管如此，没有博士学位总是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所不屑，后来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长都是大学问家，傅斯年会什么，凭什么当所长？等等，其实就是对他没拿到博士学位的一种嘲讽。 [2]《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3]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4]《致冯友兰、罗家伦、杨振声》，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编者据函中内容推断为民国十八年（1929），不确，应为1928年。信中涉李济、杨振声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阳发掘，杨于1929年夏，作为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到青岛参加筹备议并筹建青岛大学，已离开清华。 [5]《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8]胡适《〈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9] 《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罗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与古器物学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携王国维等及家人避居日本，从事学术研究。1919年归国，住天津。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1924年奉溥仪之召，入值南书房。1928年迁居旅顺。“九 一八”事变后，参与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并任多种伪职。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顺。 在政治立场上，罗氏由保守逐渐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历史罪人。但他在艰难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传古代文化遗产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抢救清宫大库档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传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释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罗氏对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学的创建，具有划时代意义和影响。由于他与王国维在这一学术领域所作出的开拓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罗王之学”。后来由于董作宾、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学界遂有了“四堂”之说，即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号鼎堂）。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统计，从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国内学者收藏外，许多都流失到国外。另据胡厚宣统计，殷墟科学发掘前，外国人收购的有字甲骨约5万5千多片。（孟世凯《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见罗振玉等人当时对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测与说法并非凭空想象。 [10]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结》，载《安阳发掘报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 [11、16]《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序言》，转引《敦煌考古漫记》，见《夏鼐文集》卷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 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1929年后，马氏任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兼古物馆副馆长，1933年7月任故宫博物院代理院长，1934年4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另，关于安阳发掘是选李济还是马衡的问题，除张光直所言，还有另外一个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与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结盟，成为东方考古学协会。但这一协会在成立之后，就学术路数与研究方向及发展前景等问题，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这一分歧最终导致北大考古学派的衰落与清华学派的崛起。据对这一协会作过专题研究的桑兵说：“中日双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学考古学会，成就和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会，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当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清华研究院以人类学讲师李济担任主席。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研究院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该所成立时，主持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的马衡，曾主动提出想参加考古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绝。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选是从事新兴考古学的李济而非金石学家马衡。”参见《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原所长杜正胜将以上问题又作了进一步引伸与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记述考古组主任产生时曾说过，“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学教授，另一位是年轻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学知识和发掘经验的归国留学生。蔡元培院长选择后者，后来证明这选择是明智的”。夏鼐所说的金石学教授指马衡（字叔平），年轻学者指李济。对于这一说法，杜正胜认为：“夏鼐虽在史语所工作过，唯其生也晚，对创所的历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语所成立时的运作，成员不是院长选的，故多想象之词。史语所设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学术，不是要找闻名的老教授来装点门面。十七年十二月，李济给傅斯年的信谈董作宾第一次安阳发掘，提到‘北大马叔平曾间接表示欲参加此事’，探问傅的可否。可见史语所一成立，马衡就想加入。过了快一年，马衡同时写信给傅斯年、李济与董作宾，正式提出参加考古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绝，李济向傅报告他与董作宾商酌过，完全赞同傅的决定。他说‘彦堂已拟以极客气信致马叔平，弟亦将客气地回复他’。这无关乎人事倾轧，而是对知识的态度和追求知识方法的歧异；如果说是门户，那也是‘道’不同的缘故。” 杜正胜又说：“学问有新旧， 人有老幼，但二者并无必然关联。傅斯年拒绝前辈学者马衡（时年四十七岁）于千里之外，却对另一前辈陈垣（时年四十八岁）欢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与陈寅恪那么竭诚欢迎陈垣，就是因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学术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预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问题，‘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陈寅恪语）。陈垣和史语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绩斐然，可以让欧洲和日本学者不敢轻视中国无人，故引为同道。” （杜正胜《无中生有的志业》，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在他的眼中，陈垣乃当之无愧的“预流”者，可惜的是陈垣一生终未能入主史语所成为专任研究员。 [15]据考古学家石兴邦在一篇回忆郭宝钧的文章中说：“他（郭宝钧）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尽如人意处，传说他在中研院时期，不被当时领导所重视，因为当时中研院集中了好些从国外留学回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国学饱学之士，而他是一个土专家。听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时和他用英语说话，是捉弄他。” 对郭宝钧遭到的这一不幸，石兴邦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为当时在史语所学者间用英语讲话是常事，我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是史语所的研究员，有时和你谈或解释某个问题时，间或用几句英语。我在大学三年级时，给凌纯声院士当助手，在他的套间办公，有时也用英语问话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语向他问话，是习惯使然，不会有恶意。”（《我所知道的郭宝钧先生》石兴邦 载《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日。） 或许，石兴邦的解释有些道理，但作为留洋的“海龟”，总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呜哩哇啦地说一些鸟语，总让局外人感到有显摆之嫌，尽管毫无恶意，但令听者感觉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达延安对中共领导人进行访问，在和中共领袖、当年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长谈时，傅斯年似乎没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词汇来应对毛。究其原因，在安阳的郭宝钧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员，而此时的毛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月薪只有8块大洋的北大图书管理员了。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17]《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18、19]李济《城子崖?序》，转引《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0]《东北史纲》（卷首 引语），傅斯年、方壮猷、徐中舒、萧一山、蒋廷黻著，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4页，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23]《东北史纲》，第一卷，第一章，转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96页。 [22]潘光哲《傅斯年与吴晗》，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26]《安阳发掘报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编，1933年4期。 [25]安特生（JohanGunnar Andersson，1874—1960年），瑞典地质学家，对于中国近代考古学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作过重要贡献。他于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张謇之聘来华任矿政顾问，此前他是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兼任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曾两次率考察队赴北极、南极探险，对未知领域有强烈的探寻、求知欲望。1910年任国际地质学大会秘书，并组织过国际性的铁矿资源调查活动，主编了《世界铁矿资源》等学术名著，当时已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地质学家。来华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协助下，安特生对中国北方的煤铁资源，如对斋堂煤矿产煤和储煤情况，华北龙烟铁矿的发现与调查等作了大量工作。由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和军阀混战状态下的北洋政府，“没有人会利用他这样的专家”，导致这位年薪18000块大洋的顾问（当时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块大洋，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月薪大洋8块）长期处于休闲状态。 在这种情形下，安特生偶然于北方地质调查中发现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同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蕴藏的巨大科学价值，从此他的兴趣和热情迅速转入了中国史前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在地质调查所主要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的支持下，安特生从瑞典方面争取到资助经费，以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任委员长的瑞典中国委员会（1919年成立），先后向中方提供了85万克朗的资助。正是得此慷慨资助，才使安特生在中国大地上大显身手，先后在内蒙古发现了绥远青铜器，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著名新石器文化遗址，在甘肃发现彩陶等，从而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概念，并成为中国学生历史课本中的重要一页。在这一时期，通过安特生对北京西南的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等地区化石的调查研究，引发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大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参见李学通《为中国科学“打工”的洋人》，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7月13日）１９２６年，安特生衣锦荣归，在他的祖国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不久在斯德哥尔摩筹建了远东古物博物馆并出任馆长，以整理所搜集标本终了一生。安氏有《中华远古文化》、《黄土的儿女》等英文著作问世。 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在清华园观看李济运回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器物后，给远在美国的梁思永写信“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所谓“这个案”，就是指学术界争论许久的中国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长的，还是由西方传入的问题。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兴起，部分外国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随之膨胀，不承认中国古代文明有自己独立的起源。如17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德人祈尔歇（Athanasius Kircher，1601—1686）就提出中国文明源于埃及说。此人在1667年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国图说》一书中，说《圣经》所载的闪的子孙率领埃及人来到中国，把古埃及文字传授给中国人。此后持中国文明西来说者层出不穷，一个共同特点是否认中国文明的远古，不相信远古的中国人会创造出辉煌的文明（参见李学勤《古代文明与“夏商周断代工程”》， 载《炎黄文化研究》，第3辑，1996年。）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应日本广播协会（NHK）邀请，针对颇受争议的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在日本作了几场演说，夏氏称：“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西方，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这种说法，很久以来就有了。18世纪后半，法国人约瑟夫?德?岐尼（Josephde Guignes，或译德经）认为，中国人乃是从埃及殖民过来的。另外两位法国的汉学家波提（M.G.Pauthier）和卢内尔曼将汉字和楔形文字进行比较，提出了中国文明和巴比伦文明有亲缘关系的说法。英国的东方学者拉克伯里(Terrien deLacouperie)将中国文明和美索布达米亚的乌尔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较，也认为两者之间有某种关系。英国的理格(James Legge)，提出了诺亚的子孙东行来到了中国之说。德国的李希霍芬也主张中国人是西方移入之说。”而“上述种种说法，无非都是出于假设。但安特生发现了彩陶并指出这和苏联中亚的安诺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处的彩陶相类似，于是为西方起源说提供了有力证据。”（《中国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实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从事地质调查期间，由于发掘了河南省仰韶遗址，调查了甘肃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这个基础上，他将甘肃的史前文化分为六期，构成了当时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分期的标准。由于彩陶的发现与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个臆测的学说对东西方学术界都产生了至深且巨的影响，号称中国学术界新派领袖的胡适也为其所惑，并大放厥词，胡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见《古史辨》，第一册，120页）又《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载：“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但后来通过李济、梁思永、刘燿、夏鼐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终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说，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内的东西方学术界人士开始重新审视中国青铜时代的历史，并认为商代已属于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时代。为此，胡适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坚的“商是新石器时代”的荒诞言论，改为：“在整理国故的方面，我看见近年研究所的成绩，我真十分高兴。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据渑池发掘的报告，认商代为在铜器之前，今安阳发掘的成绩，足以纠正我的错误。”（1930年12月6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演讲词，载《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条。） 中国学者经过数年努力得出的学术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对彩陶——龙山——齐家文化谁先谁后的文化分期，还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来，也不是东来，它就起源和来自这个具有无穷创造力和光荣历史的伟大民族本身。 [27]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载《新学术之路》（上），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98年印行。 [29] 杨杏佛（1893—1933）名铨，以字行。江西玉山人，1911年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1月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机械工程、工商管理和经济学。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兼主任，后任东南大学商科主任。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6年同恽代英等成立“中国济难会”。1927年任蔡元培主持的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副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代所长。1931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1932年12月18日，参与蔡元培与宋庆龄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杨任同盟筹备委员会副会长兼总干事。此举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诛锄异己分子大为不利，双方发生冲突，势若仇寇。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在上海被国民党高层指使特务暗杀，并以炸弹及恐吓函送蔡元培寓所以示警告，蔡乃迁居沪西以避之。从此，蒋介石与蔡元培之间的利用与被利用关系算是彻底了断了。 与杨杏佛同为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的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席了杨氏的葬礼，送殓时，天降下雨，鲁迅触景生情，有《悼杨铨》诗传世： 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学术界胡适、李济等人尊称的“丁大哥”，时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被誉为“中国地质学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请求，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为研究院按西方学术模式创设了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从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机构职能。一系列机构的创立，标志着中央研究院从一个半新不旧的学术团体，过渡到具有现代科学体系的学术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应铁道部部长顾孟馀之请，到湘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12月初8日，丁文江在衡阳铁路局招待所晚寝，是日烈风聚雨，温度陡降，因下矿而一身疲惫的丁氏遂将室内门窗全闭，沐浴入寝，倒头便睡。谁知是夜风雨过猛，壁炉中煤烟不能上升，倒灌室内，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发现，请路局医生救治，后辗转至声名赫赫的长沙湘雅医院施救。1936年1月5日，医治无效病逝于湘雅医院。 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国人“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他是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备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这样的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载《独立评论》第一八八期，1936年。） [30]《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蒋介石日记》（手稿本)，转引《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2、37]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载《抗战与战后中国》，杨天石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33]李祖荫《胡适受窘北大礼堂》，载《纵横》2004年9期。 [34]《胡适日记全编》（1933年3月13日条），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4]《胡适日记全编》本日条后附记。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6、42]《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3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五四运动对曹汝霖刺激很深，他发誓不再过问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据曹汝霖云，抗战前他曾受邀到庐山谒蒋介石，并在庐山住了数日。曹说：有一天蒋招待午餐，并相约到别室谈话，“蒋先生精神充沛，态度从容，没有自尊自大之意，却有诚恳亲近之感。坐定后，他即问，你对日本战事，怎样看法？我略谦逊道，我以为九一八事变之后，经过五六年，当时日本政府尚无扩大战争之意，且有控制军人之力，那时却是谈判的机会，可惜张宋两位都没有与他们诚意谈判，失此机会。后来日本不守塘沽协定，节节推进，占领地方已不少。虽然占领的只是点与线，已使国军攻守为难。目下日本政府已没有控制军人之力，要想和平解决，摄于军人，无从谈起。军人气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壮军人已渐抬头。此时我们决不能谈和，为民族为国家，只有抗战到底一途了。蒋听了微点首。……后众异问我，君向主亲日，何以对蒋先生说抗战到底的话，莫非违心之论？我曰不，所说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张亲日，不是亲帝国主义者的日本。现在他们侵略我国，与我为敌，怎能再讲亲善？”（《曹汝霖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会2009年出版。) 抗战爆发后，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曹汝霖曾公开表示要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华北伪政权给他挂了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据说曹汝霖并无实权，从不到职视事，不参与汉奸卖国活动。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岛，1942年亦被挂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头衔。抗战胜利后戴笠进北平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来曹汝霖给蒋介石写信，声明自己一直经商，从未出任过伪职。蒋接信后让戴笠放人。戴笠并当场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证明他也不曾出任过伪职。蒋介石问明其人就是五四运动中挨打的那个“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40]《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41]《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363页，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42]《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四章流亡岁月 ◎战争催生的中央博物院 就在上海战事正酣，蒋介石铁定了心要与日军决一雌雄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开始设法动用运输力量，把国家珍藏的宝器、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和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西安一带迁徙。 决策既定，傅斯年立即指示中央研究院各所捆扎物资仪器，打点行装，准备起程。 早在淞沪战事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已根据战局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份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1] 此次行动，按照史语所研究人员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它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2]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六十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一千三百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其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和安置。 就在史语所人员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和决定胜负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也有个别人员如那廉君、石璋如等乘火车从陆路绕道赶赴长沙。 由于从内地迁来的机关太多，整个长沙市显得异常拥挤混乱。圣经学校是一座三层楼的建筑，空间较大，且有地下室可储藏东西与躲避敌机投下的炸弹。时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师生已陆续来到长沙，并借用圣经学校上课，大部分房间已被三校占据利用，中央研究院只分配到三层楼的学生宿舍及一小部分教室，史语所运来的所有箱子都放在地下室暂存。10月之前，史语所人员一直忙于装船运输、搬运和整理，差不多到了10月中旬才开始安顿下来。因梁思永一直在南京组织装船运输，长沙的搬运工作由董作宾、石璋如等人具体实施。当梁思永随最后一只轮船抵达长沙并与梁思成一家见面时，已是10月上旬，这时李济正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的身份，率领部下奉命押运一百多箱国宝级文物沿长江溯流而上，艰难地向重庆行进。这批文物是此前从北平抢运出来在南京暂时收藏的。 1931年9月18日，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地区进犯，威胁平津，中华民族进入了危难之际。鉴于清末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导致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遭到焚毁和劫掠的悲惨命运，考虑到北京故宫等机构保藏的文物有在战火中被焚毁或遭日军抢劫的可能，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等有识之士，电告南京中央政府，提出了尽快把文物南迁以避刀兵之灾的意见。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得到国民政府批准，北平几家存有文物的部门于1932年底商定派员精选文物，紧急装箱南迁。除故宫博物院集中的13427箱零64包外，另有古物陈列所、太庙、颐和园、国子监，以及奉天、热河两行宫等处文物6066箱，由国民政府委托故宫博物院派员一起将其南迁——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第一次国宝南迁大行动。1948年底，这批宝物中的相当一部分精品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由北平南迁的文物先运到上海暂存，同时利用南京朝天宫旧址，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长期存放。因南京分院只能容纳原北平故宫运出的文物，一同运往上海的其它部门如太庙、颐和园等原有6066箱文物无处存放，经蔡元培倡议，于1933年4月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时接管这批文物。中央博物院隶属教育部，办公地点设在鸡鸣寺路1号，在中山门半山园征地12.9公顷，原拟建人文、工艺、自然等三大馆，后因时局关系，仅建一座人文馆（即后来南京博物院大殿）便仓皇撤离西迁。 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蔡元培出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傅斯年为筹备主任，延请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为自然馆、人文馆和工艺馆筹备主任，并确立了“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的宗旨。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77次会议作出决议，将北平古物陈列所（南按：1914年袁世凯政府设立）迁到南京的文物拨付给中博筹备处。1936年，再度把原国子监（南按：1911年成立的北平历史博物馆所在地）、颐和园等处迁往南京的文物，全部拨付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这两批文物入库，不但成为正处于襁褓中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藏品的基础，同时也奠定了日后在文博界举足轻重的大腕级地位。 除政府明令拨发的南迁文物，中博筹备处自成立之始，就有建成一个名至实归的国家乃至世界级博物院的构想，于是开始从私人收藏家手里征集文物。1933年10月 ，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以3.4万元的价格，购进了闽侯何叙甫绘园古物2000余件。再后来，随着不断收购、拨交和派员主动到田野进行考古发掘，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很快集中起全国第一流珍品约三十万件，其中包括绘画中的《历代帝后像》、《唐明皇幸蜀图》；铜器中闻名中外的《毛公鼎》等稀世珍宝。1934年7月，中博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因兼职过多，决定辞职，由李济继任，原安阳考古发掘队队员郭宝钧任总干事，工作人员有王振铎（天木）、赵青芳等。 也就在这一年，开始成立中央博物院建筑委员会，特聘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为专门委员，进行初期筹备建设规划，并向全国建筑界人士征集建筑方案。建筑委员会成立以及梁思成的介入，是李济继与梁启超、梁思永共事之后，又一次与梁氏家族成员密切合作。1935年，著名建筑师徐敬直设计的方案当选，后徐氏会同梁思成将方案稍加修改，建筑外部仿辽代宫殿式，内部结构则中西合璧，使整个建筑群具有独特风格和磅礴的气势。按照国民政府“把中博建成亚洲乃至世界一流博物馆”的规划和设计方案，1936年第一期工程开工，以中博筹备处为代表的业主与德国著名的西门子公司签定合同，由对方提供建筑材料，并负责安装电梯、电话及排气扇等通信、通风等当时世界博物馆中尚属珍稀的一流高科技设备。意想不到的是，1937年7月，由于卢沟桥事变爆发及日寇大举入侵上海，南京告急，第一期工程刚刚完成四分之三（人文馆）即被迫停工，所有人员连同收藏的稀世珍宝，开始了又一次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大迁徙。 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在李济领导下，把一部分书画等珍品密存于上海的兴业银行。上海战事兴起后，李济负责押运史语所六十余箱中西文杂志及善本书安全运往南昌农学院，迅速返回南京，同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等人一起，商讨由北平迁来南京大批文物的转移办法。协商的结果是，文物分三批运往川、陕、甘等地。根据各自的分工，这年10月中旬，李济奉命押运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保存的一百余箱国宝级文物，乘船沿长江赴重庆密藏。工作人员随船撤离南京迁往重庆沙坪坝暂住。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李济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长沙与史语所同仁会合。此时已是11月下旬，中央研究院迁来的史语所、社会学所等几个所基本已安顿下来。当得知梁思成一家从北平迁往长沙后，李济决定登门拜访，在梁思永带领下，二人来到了梁思成一家的临时住处，自此便有了离别后再度相会的机缘。 此时，主客双方都没有意识到，随着这个机缘的重新聚合，梁思成一家与李济一家及其所在机关，一起度过了漫长的九年流亡生活。 ◎华北沦陷 长沙临时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于圣经学院陆续安顿下来，沦陷区大批机关单位、知识分子、工人、商人、难民、乞丐、流氓、无产者等等各色人物，潮水一样纷纷向长沙涌来，整座城市已呈人满为患，混乱不堪之势。而每一股难民潮的涌入，都标志着前线战场国军不断溃退以及大片国土的连连丧失。 1937年9月20日，华北重镇保定失守！ 10月10日，石家庄城破，日军开始向黄河沿线疾速推进，整个北中国陷入空前危急！ 10月11日夜，在南京的傅斯年给远在美国的胡适书写Confidential[密]信，对国内政治、军事情形作了如下披露： 1、国内抗战之意识有增无减，老百姓苦极而无怨言。上海前敌兵士，真是再好也不能了。这次最可佩的是革命军将士，最无聊的是南京官僚。太子（南按：指孙科）有排德、意以便取信于苏联之说，为General（南按：指蒋介石）大教训一下，以后他们也消声了。王陆一因在dugout（南按：防空洞）玩女人，被免职。外部之吴司长亦以逃走免职，这是差强人意的。 2、两广对出兵助战之卖力气，可算一百分。广西军大批北上，全省总动员，广东军在上海战死、伤数万人，看来历年的“人事问题”算一扫而空了。阎、韩亦皆好，如理想，阎尤奋勇（南按：指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时兼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韩至最近亦奋起（南按：指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时兼任第五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只是那些杂牌军如东北军、二十九军，太不好生打了。 3、上海方面，今日之战线大致与先生走时差不多。上月十七八左右曾有一度危险，General亲自出马，转危为安，并且攻下一段。北四川路一段，北站、江湾仍在我们手中，浦东只是大炮比武，敌未能登岸。此一线中，我们是以血肉抵抗飞机、大炮，不消说死伤之多，数目听到吓死人。但千古未有之勇敢，完全表现。这是抗日训练之大成功。 4、……。 5、津浦路糟透了。二十九军闻声即跑，不战失静海，闻汽船而失马厂，敌以数千人长驱直入，我们十七师不知何在，冯指挥不动。幸广西军大批已开上，韩亦上前了（以前谣言甚多，大前日方明白，昨日韩下手令教全省公务员至死抵抗，韩亦以精兵上前）。目下此一路将由李宗仁及韩指挥决守黄河北岸，李大致三、四日内可至前方。人云李、韩交情不错。此线现战于平原。 6、平汉路也弄到一塌糊涂。刘峙已革职查办，目下调冯指挥。此线现在石家庄打着。 7、晋绥局面皆坏于刘汝明二十九军也。刘乃一准汉奸，最初拒绝汤恩伯入察，后来汤守南口，彼在后方溃退，以致中央军大吃亏。刘退之前，傅作义来援，到张垣则满地红旗，皆汉奸之信号也。傅乃退，转为刘军缴械。刘军沿路缴傅、汤诸军之械，直溃到山西。李服膺又不行，于是大同不守。但后来老阎大拼命，打了几个大胜仗。倭寇乃括满蒙伪军共约十八万来犯，沿长城各口皆攻，遂失茹越口，而贼直入矣。但中央军八师日内已赶上，老阎卖气力，八路军（共）在后面作游击战。大约山西可以支持一下子。可惜刘、李二贼，否则燕山天险，岂易于此哉？[3] 人云傅斯年是文人秀才中少数几个懂军事的人才之一，此言大体不差，从他对全国繁乱复杂的军事形势和各军将士心态的了解分析可见一斑。 1937年8月1日，蒋介石令派绥远主席傅作义为阎锡山属辖的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从绥远和山西向张家口增援。同时，军事委员会设立保定行营，任命徐永昌为主任，林蔚为参谋长，督寻河北省区战事。8月6日，蒋介石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命宋哲元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刘峙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别负责指挥津浦路和平汉铁路北段与敌作战。傅斯年在信中所说的“准汉奸”刘汝明，当时被编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手下，出任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傅作义为总司令）兼一四三师师长，另兼察哈尔省主席，直接指挥的部队为两个师一个保安旅与敌作战（第一集团军其它部队在河间、大名一带阻敌），由于刘汝明军阀割据心态甚重，一心想保存实力，与阎锡山、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合作并不融洽，遂致绥察晋一线战事一塌糊涂，最终导致张家口、南口等战略要地相继失陷。 就华北情形论，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部署，先行巩卫南口，使战局形式趋于稳定，而后立刻发动对张北、商都的进攻，尤其着重于张北的争夺。但刘汝明对于张北汉奸的逆袭，竟延迟一日始行动，而且当他进至张北城边时，又复误信伪军首领李守信之请求，请其缓兵一日，即可反正云云。就在刘汝明犹豫不决之时，日军纷纷调兵援守张北，并以李守信为前锋，向刘部反袭，张北前线形势陷入混乱，直至导致张家口与南口两处军事重镇相继失陷。 山西省辖境天镇、阳高在张家口以西，大同以东，它不但是山西的门户，同时还屏蔽着绥远的东南。而它的西南是柴沟堡，从这一带直至大同，由晋军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率部把守。当南口危急时，晋军总首领阎锡山接到急电，曾下令李服膺率部由柴沟堡出援南口，可是李氏不但抗令不救，反被日军从柴沟堡一炮所吓，退走天镇、阳高。 日军占领南口与张家口两镇和交通咽喉，察哈尔全省很快被其控制。于是，日军复以张家口为根据地而进攻大同与张家口之间的军事要塞天镇、阳高，叩山西之门户，以取大同。在这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李服膺依然消极抵抗，致使天镇于9月8日失陷。第二天，丰镇告急，孤山与兴和相继陷入危急。与此同时，日军的另一路则用七辆坦克冲进李服膺司令部所在地阳高，李氏率众参谋人员出逃，阳高随之沦陷。13日，大同陷于敌手，晋省门户洞开，敌军大队人马分两路向内地扑来，进太行，叩雁门关。时分兵驻守阳高、蔚县、广灵、灵邱、涞源等平汉与平绥路间唯一可连接地带的刘汝明部，见日寇气势汹汹，纷纷溃退，致使局势江河溃堤，不可收拾。虽有中共指挥的八路军林彪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对日军予以严重打击，但仍未能阻止敌人南下的步伐，具有“天险”之称的雁门关于9月27日弃守。 当此之时，能给予中国以枪弹支援的列强只有苏联一家，而由苏联运往中国的线路有二：一条是经外蒙古、内蒙古、山西大同至内地；一条经新疆、甘肃、陕西，连接陇海路。如果大同、雁门关失守，太原自是难保，中苏枪械运输线即被掐断，这对交战正酣的上海战事乃至以后整个中国的持续抗战，无疑是致命打击。对此，蒋介石闻讯极为震痛，其悲愤痛扼之状从14日蒋氏日记中可以看到：“阎之罪恶甚于宋之（失）平津，其为无胆识，一至于此，实为梦想所不及也，可痛之至。对于苏俄之运货交通更生难矣。” 为保上述通道不被斩断，蒋介石遂有加强上海战事，以吸引日军主力，保住中俄运输线的作战计划。 蹲守在山西老巢的阎锡山同样深知大同与雁门关失陷对三晋和中国全局抗战影响之巨，盛怒之下命人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押解至太原，来了个挥泪斩马谡，以振军纪。10月3日晚，李服膺在太原被枪决。未久，蒋介石下令对刘汝明撤职查办。[4] 雁门关失守，日军随即突破晋军阎锡山部设在晋北的长城防线，进逼太原以北的忻州要塞。为挽回颓局，阎锡山下令驻忻口晋军严防死守。于是，双方展开血战，阵地多次反复易手，争夺持续20余日。日军消耗兵力达2万余人，晋军更是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等将领阵亡。交战中，日军源源不断地增兵，并伴随猛烈炮火步步紧逼，晋军终于不支，败退太原。自此，整个晋北沦入敌手，著名的风景名胜五台山等殿宇庙堂一并遭到炮火毁坏。 10月13日，石家庄彻底沦陷，日军第一军团沿正太铁路线向三晋大地推进。蒋介石立即抽调第一战区两个军团，由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火速赶至娘子关增援晋军。 10月29日，南京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对外公告，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政府和军民长期抗战，决不屈服于倭寇的坚定信念。 11月5日，河南安阳沦陷。日军的铁蹄踏进了这座历史古城，随军而至的日本“学者”窜到小屯殷墟遗址，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劫掠地下文物，小屯四周被掘得满目疮痍，一片狼藉，大批地下文物被日军劫走。 11月8日，阎锡山弃守太原，三晋大部落入敌手。 11月11日，淞沪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已苦苦支撑达3个月之久。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约103万人，日本动用了28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精锐部队，挟4艘航空母舰、34艘大型军舰、400余架飞机与近400辆战车，与约75万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大兵团会战。中日双方死伤俱重，日方阵亡达10万人，中方阵亡约30万。此次会战的规模与死伤人数，是整个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型的会战之一，无论是后来闻名欧洲的诺曼底登陆，或太平洋战场的硫磺岛大血战，都无法与之匹敌。由于装备与兵员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悬殊，中国军队在苦战三个月后伤亡过重，力不能敌，被迫从苏州河南岸撤出。 11月12日，远东最大的海港城市上海失陷，日军转而围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紧要时刻。 在如此紧要关头，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又冒出头来，力主讲和。原坚决反对和议，并力主逮捕主和派鼓吹者胡适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此时见华北与上海等地沦陷，转而力主向日方求和，并公开宣称：“如无人敢签字，彼愿为之！”[5] 11月21日，蒋介石处理南京战守事毕，面对居正等一帮外强中干，见风使舵的政客软蛋，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慨叹道：“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而高级将领，亦有丧胆落魄而望和者。呜呼！若辈竟无革命精神若此，究不知其昔日倡言抗战之为何也。” [6] 12月7日晨，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前往中山陵拜谒，因悲怆过甚，当场晕倒，随众惊骇。稍事休息，蒋携夫人匆匆回寓，继而飞离南京前往江西继续筹划战事。 ◎炸弹落到梁家 国难当头，民族危急，流亡到长沙的知识分子同政府最高领袖一样，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悲愤交织的情愫，这种情愫又迅速铸成哀兵必胜、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坚强信念，一种与国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难的英雄主义气概，于这个群体中迅速蔓延、升腾、撞击开来。这种令人热血翻滚，魂魄激荡的情愫和气概，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几十年后都记忆犹新：“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后退，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7] 既然战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国军丧师失地，节节败退，长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沦陷后，日军一面围攻南京，一面派飞机沿长江一线对西部城市展开远程轰炸，长沙即在被攻击范围之内。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敌机炸弹的猛烈袭击，灾难来临。 梁从诫回忆说，一天，忽然头顶有飞机的声音，大批日机首次突袭长沙。由于事先没有警报，梁思成以为是所谓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而这些飞机很可能是为保护人民大众和流亡的知识分子特地在长沙上空守航，于是怀着一份感动跑到阳台，手搭凉棚对空观看。飞机从楼群上方掠过，机翼上有一个圆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记。刹那间，几个小黑点从飞机的肚子里喷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车站飞去，那显然是被轰炸目标，而这座初次经受战争洗礼的城市竟没有向市民发出任何警报。小黑点很快变成了头尖脚圆的像小孩子一样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这才意识到是什么，随之车站周围腾起了烟火。巨大的爆炸声与升空的残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颤抖了一下，头“嗡——”地一震，急转身冲进屋里，一声“炸弹，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飞到眼前落地爆炸。随着一团火球腾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8岁的女儿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惊愣片刻，顺势抱起了5岁的儿子梁从诫，搀扶着一直跟随自己居住的母亲向楼下奔去。就在这一瞬间，炸弹引爆后的巨大冲击波将门窗“轰”地一声震垮，木棍与玻璃碎片四处纷飞。一家人连拉加拽，跌跌撞撞地奔到楼梯拐角，又有几枚炸弹落到了院内。在“隆、隆”的爆炸声中，院墙上的砖头、石块随着腾起的火焰向外迸飞，林徽因抱着儿子当场被震下阶梯滚落到院中，整个楼房开始轧轧乱响，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等木制装饰物瞬间坍塌，劈头盖脑地砸向梁思成和怀中的女儿……。等梁氏一家冲出房门，来到火焰升腾，黑烟滚滚的大街时，日机再次实施俯冲，炸弹第三轮呼啸而来，极度惊恐疲惫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时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难逃”了，遂相互搂在一起，把眼一闭，等着死神的召唤。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个“亮晶晶家伙”在地下打了几个滚儿后不再吭声——原来是个哑弹。苍天有眼，命不该绝，梁氏一家侥幸死里逃生。 敌机飞走后，流亡长沙的教育、学术界同仁听说梁思成家中被炸，结伴前去探望，据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石璋如回忆 ：“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那里来的、还穿着丝袜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8] 当晚，梁家几口无家可归，梁思成那“合唱队指挥”的职位自然也随之消散。面对如此凄惨景况，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把自己租来的两间屋子让出一间给梁家居住，张家五口则挤在另一个小房间里苦熬。第二天，梁思成找来几人，把家中日用物品慢慢从泥土瓦砾中挖掘出来。据梁从诫说，当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时，发现在一块残垣断壁上，有一个人形的清晰血印。据目击者称，此人被炸弹的冲击波平地抛起后，重重地掼在墙上，留下了这个鲜明的血色印记，墙上的人自然成为一块模糊的肉饼。 梁从诫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11月24日，轰炸起始时间大约是下午一点半。此次经过，除了官方的文件档案有大略的记录，随校流亡到长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吴宓在他的日记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吴宓记载说：这一天是星期三，天气晴朗，每年的这一天，自己便遭遇奇特重要的事情，今年特别加以注意，但“未卜其为何事也”。 上午十点，吴宓至明德学校，邀请好友姚家闻一同乘人力车至湘江码头，换乘渡船至湘江西岸，然后步行过湖南大学，登岳麓山，至著名的爱晚亭小坐。只见山谷中，绿树参天，日光照灼，更以到处红叶，实为美境。至黄兴、蔡锷坟庙而止。饮茶休息后，渡湘江，入城，由姚家闻请宴于李和盛牛肉馆，并电邀胡徵夫人前来一同就餐。下午1：30分，几人刚离餐桌，吴宓一直挂念在心的“奇特重要之遭遇”发生了。 吴宓日记叙述道，此时“日本飞机忽至，在东车站投炸弹，毁交通旅馆（方举行婚礼）。及中国银行货仓等，死二百馀人，伤者众。此为长沙初次空袭。当时，远闻轰击之声，楼壁微震，街众奔喧。乃下楼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别徵等，宓独沿大街东行。警察禁止行动，而街中人民拥挤奔窜。宓依檐徐进。至湖南商药局门口，被警察饬入局内。众留该局久久，至警报解除，始得出。此时街中人更多，盖群趋车站欲观轰炸之实况，无殊看热闹者，道途拥塞。及宓抵圣经学院已4：00矣。宓当时虽为镇静，惟为K忧（是日K竟外出，还刘佩兰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责之。）自后，每遇空袭，宓辄虔祷上帝。略谓：‘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当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无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祸，使能生还至其母所，俾宓无负K母之托。”[9] 吴宓日记中的K，是吴在清华园的女学生兼恋爱对象，卢沟桥事变之后受聘北平图书馆，未及上班便随吴宓南下，向迁往长沙的北平图书馆报到。面对敌人的轰炸，吴宓对既无社会生活经验，又像乱世漂萍一样稚嫩的K的担心胜过自己。按吴宓的说法，K之南下，是自己力劝的结果，吴必须担负起照料保护的责任，方对得起K本人和她的家人。吴宓认为自己“虽爱K，然以年龄悬殊，决不强求，只愿以至纯洁之心护助之。惟上帝鉴我忠诚，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 时年44岁的吴宓，自北平至长沙，再至昆明西南联大，所爱恋追求的女人不只K一个，而是有十几人之多，但拉拉扯扯一晃九年过去，吴氏过了知天命之年，不但无丰硕收获，抱得几个美人归，连一根毛也没有得到，徒令时人和后人扼腕——当然这都是后话，暂且不管，接着继续看吴宓日记对敌机轰炸长沙的记述： 11月25日，“宓于正午12：00归抵圣经学院，而毛应斗君仍坚欲请宓宴叙，遂同步至中山北路易宏发餐馆，进西餐。甫食一汤一菜（时为1：30），警报忽响，飞机倏至。是日却未投弹。宓静坐餐室中，毛君甚惶惧，奔避馆中前后各处。宓祷如前，且与餐客中之军官（南京来者）谈。3：00警报解除，乃偕毛君步归。” 11月26日，“下午1：00偕毛玉昆乘人力车拟赴湘雅医院，探Wattendorf华敦德病。中途，警报忽传，市人奔窜，警察禁止，不听。宓等乃舍车步行。至北大路，被阻。为警察拥入衡粹女学内，键户，与诸避难者坐厅中，移时，警报解除。” 11月27日，星期六，阴，微雨。“上午11：00，警报传来。宓时在圣经学院，乃随众至办公楼地室中藏避，校中师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喧，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际会。宓忆《左传》‘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宓惟忧念K。守和（南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表字，对K小姐也有一举拿下的意向，吴宓对此甚为恼怒和焦虑）亦往来寻K。宓见慈（南按：吴宓曾爱恋之女生）等，独不见K。飞机回翔空中。楼外院中草场，则平铺一极大之美国旗。12：00警报解除。宓等出。‘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焉。” 敌机不断前往长沙轰炸，且在一段时间内围绕圣经学院周围展开，显然是有备而来，或为专门对付三校与中央研究院高级人员，于是便有“内部间谍引导日机”的说法传出。 鉴于此情，临时大学与中央研究院长沙管理委员会主持者，共同派员组织了一个巡逻队，当警报发出后，众人都奔赴圣经学院地下室躲避，巡逻队人员则在地面巡查是否有间谍或汉奸躲在某个角落，或明或暗地发信号引导敌机。据史语所派出的巡逻队员石璋如说，巡逻队是一个高度危险的差事，弄不好就要挨炸弹炸，性命难保，但自己既年轻，也就不太在乎。每当警报响起，敌机来临，石璋如与史语所的年轻研究人员刘燿就随巡逻队在街面和各个角落巡查。但几次过后，并没有发现间谍，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气。正在这个时候，一件事发生了。 有一天，警报大作，众人纷纷向圣经学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员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着逃难的人群与各处异样情况。正在众人拥挤奔窜、惶恐喧嚣之时，只见一青年人怀中夹一紫红色长物，无目的地在人群中乱窜，不时停下脚步东张西望，样子十分可疑。巡逻队队长大声喊道：“前边持物之人必是间谍，快给我拿下！”话毕，几名年轻队员飞身冲向前去将持物的青年人扑倒在地。石璋如等众巡逻队员见状，从各个方向奔来将青年人擒获，反扭胳膊将其送入圣经学校一间房内关押起来。 待警报解除，巡逻队员们急不可待地将青年人提出来审问。想不到青年人自称姓刘名致平，是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间谍，手中所执长物乃一未撑开的油纸伞。审问者详细查看，确是一把普通的油纸伞，看不出暗藏发报机等特务们使用工具的迹象。经详细审问才知，刘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东北大学时的学生、后投奔梁、林夫妇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当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刘致平也辗转来到长沙投奔，因初来乍到，没有跑警报的经验，当警报响起，心中惊惶，顺手抓起身边一把油伞就向外狂奔。当跑到街上，又不知向那里躲避，遂不时停留东张西望引起注意，遂有巡逻队员怀疑手中的油纸伞可能是发报的秘密工具，并当做间谍抓捕关押之事。情况弄明，巡逻队找梁思成前来辨认，梁思成来后作了说明，将其保释，事情也就算过去了。后来石璋如说：“刘是东北人，因为有这种事，使彼此熟识起来，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10] 敌机持续轰炸，整个长沙动荡不安，每天面临着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胁，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意识到在此很难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离开长沙前往昆明的念头。按他们的设想，远在中国大西南的昆明，离战争硝烟或许还有一段距离，既可以暂时避难，又可以静下来做点学问，是个一举两得的理想处所，于是决心奔赴昆明。而这时的长沙临时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学院改设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经学校分校，称南岳分校。临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职工和约200名学生尽快赴南岳上课。12月1日晚，吴宓及李赋宁、陈慈、张婉英、赵世燕等师生携带行李于寒风中冒雨赶往长沙火车站，欲乘过路火车赴南岳文学院。原定于当晚十一点钟到达长沙的列车，直到次日凌晨五点还不见踪影。据《吴宓日记》载：“中间兵车开过数列，伤兵滋闹，且欲殴站长。此一夜，宓等疲惫已极，且威风凛冽，实不能耐。于是宓主张回归圣经学院。”人员复归本校后，挤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陈之迈与未婚妻黎宪初（南按：著名学者黎锦熙之女，也是吴宓爱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陈之迈捷足先登。懊恼中的吴宓于衡山分校写密信于黎宪初，揭露此前陈之迈一直与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闻陈氏婚变，欲前来闹事云云，想把陈黎的婚事搅黄。想不到黎宪初接信，仍和陈之迈在长沙举行了婚礼，搞得吴宓灰头土脸。1949年，陈之迈携黎宪初赴台，先后出任“驻美公使”、“驻日大使”、“外交部”顾问等职，1978年病逝台北），于潇湘酒家宴请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顾毓琇、吴宓等教授，以示送别。时寒风凄厉，细雨连绵，尽管席间酒酣耳热，但瞻念前途，总难掩心中的落寞与悲凉。宴会在温情目光与“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咛声中散去，各自心中备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所说：“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经在这儿的人以外，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和他们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11] 12月6日，吴宓等师生终于挤上火车向衡山南岳分校驶去。 两天后的12月8日，在一个阴风阵阵，星光残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辆超载的大巴车向苍茫的西南边陲重镇——昆明奔去。 ◎清溪阁醉别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走后不久，战场局势进一步恶化，前线传来的消息已到了令每一个中国人都顿足捶胸，揪心裂肺的程度。 12月5日，日军开始围攻南京，中国10万守军在司令官唐生智总指挥下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但未能阻止日军的凌厉攻势。延至10日，强悍的日军以精锐部队和配备优良的武器同时进攻雨花台、光华门、通济门、紫金山等战略要地，切断中国军队的后路，南京守军10万将士在血战后不支。危急时刻，蒋介石命令著名战将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弃城突围，全军沿津浦路北撤的命令。由于日军早已切断了后路，只有参战的六十六军、八十三军少数部队突围成功，多数将士被困于城郊未能及时渡江而遭日军阻截枪杀。 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中国首都南京，这座散发着浓重的脂粉与墨香气味的六朝古都，顿时淹没在鲜血、呻吟与绝望的哀号之中。放下武器的国军官兵被集体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无辜市民遭到杀戮，日本天皇的军队像出笼的野兽一样在大街小巷疯狂强暴泪尽滴血的妇女。连续四十余日的屠城，横七竖八的尸体满目皆是，扬子江成为一条流动的血河，整个南京笼罩在“天雨粟，鬼夜哭”的阴霾恐怖之中。 消息传出，举世震动。大海那边的日本国民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纷纷叫喊着拥上东京街头，施放焰火，提灯游行，欢呼着“战争就要结束，中国已被无往不胜的大日本皇军全面征服”等等口号。整个日本四岛大街小巷灯火闪耀，人潮涌动，许多人拥抱在一起，喜极而泣。此时，全世界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人，都感受到了1937年隆冬那来自远东地区强烈的震撼与滴血的呼喊。 紧接着，杭州、济南等重量级省会城市于12下旬相继陷落。 由于平汉铁路沿线保定、石家庄、新乡等军事重镇相继失守，长江沿岸上海、南京、芜湖等地区陷落，骄狂的日军开始集结精锐部队，沿长江一线大规模向西南方向推进，地处两条干线交汇处的军事要镇武汉三镇，立即成为中日双方瞩目的焦点和即将进行生死一搏的主战场。 12月14日，蒋介石由江西抵达武昌，紧急布置军事防务。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加紧了武汉大会战的策划和兵力集结。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与大本营召开联席会议，提出对华四项新的和谈条件：中国放弃抗战；承认满洲国；设立非武装区；对日赔款。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 ：“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12]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原本就对抗战信心不足，此时大放厥词，散布战败亡国论。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面组织，以为掩护”云云。此时汪精卫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号令诸侯。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顺胡溜须地从“倾向和议”变为“主和至力”。[13] 面对一堆饭桶与软蛋们的嚣叫与哀嚎，蒋介石瞪圆了双眼，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哪怕只剩一兵一卒也要战斗到底，誓死不降。为增强军民抗战信心，12月1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号召全国军民放弃一切和谈幻想，坚决地、不能有丝毫动摇地团结抗日，并公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谓“中国持久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之国土从内到外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致敌于死命。……最后胜利必属于我。”[14]这是中国政治军事高层最早公开提出对日采取持久战争以赢得最后胜利的伟大的军事战略构想。 12月29日，蒋介石顶着汪伪投降派与一切悲观主义分子的强大压力，下定破釜沉舟之决心，与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谈话，再次以强硬的姿态重申日本所提出的四项和谈条件是“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并应坚决表明，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15]——这是1937年蒋介石在中国抗战最为艰难的时刻最后一次重要谈话。此时的蒋公再次以哀兵必胜的悲壮之情，明确表达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与政治策略的意义，正如著名史家、外交家、原清华大学教授、曾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的蒋廷黻所言：“中日战争爆发之前，委员长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动。他比别人更清楚对日战争的严重性，无论是物质方面的或是人员方面的。战争一旦开始，他从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条件……他认为在那个军事节节失利的非常时期来谈和，一旦失败，必致影响士气。即使和谈能够成功，也只能达成一种不利于中国的和平。”因而，“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直到今日，仍不知道蒋委员长在八年抗战期间一柱擎天的力量。”[16]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距，一旦武汉失守，敌人必溯水而上，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刚组建不久的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在长沙的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何处才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有师生认为立足方定，正好弦歌不辍，倘再兴师动众迁徙，不但劳民伤财，荒时废业，甚至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闻讯，同样认为迁校无此必要，并表示：“即使长沙不安全，尽可以在湖南另找一地，省政府仍愿全力支持办学。”[17]广西省政府听到消息，迅速派员赴长沙与临大常委们接洽，积极建议迁到桂林或广西别的安全城市，广西政府和人民愿意倾全力支持云云。 对于这些建议，常委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武汉万一弃守，长沙必遭攻击，到那时整个城市将陷入混乱和战火之中，再想从容迁徙就万般困难了，其前途也将不堪设想。为学校能够从容不迫地办下去，必须未雨绸缪，在长沙遭受敌军攻击之前就要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经过反复研讨，常委们最后决定迁往云南省会昆明，其理由是 ：昆明地处西南，距前线较远，且有滇越铁路可通海外，采购图书设备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战略意义还在于，一旦内陆全部被日军攻占、封锁，还可通过滇越铁路在西南之地甚至海外予以周旋，为民族复兴保存最后一批文化种子。时为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闻知，表示出极大热情。但此人属于独霸一方的军阀，号称云南王，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被蒋视为脑后长有反骨，需日夜提防的三国时代魏延一类的人物（南按：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因而，对于这一方案，尚不算糊涂且深谙官场规则的王世杰与教育部官僚均不敢定夺。蒋梦麟于焦急中径直赴武汉面见蒋介石陈述，但不便向车胎上扎针——泄气，直白地说一旦武汉弃守之类的丧气话，只说昆明可通安南直达海外等等，蒋介石心知肚明。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在1938年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批准。 1月20日，长沙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作出即日开始放寒假，下学期在昆明上课的决议。规定全体师〖请看小说网Qisuu。Ｃom电子书下载〗生于3月15日前在昆明报到，同时通过了一系列迁校的具体办法，组建了由蒋梦麟为主任的昆明办事处。2月15日，蒋梦麟飞赴昆明，主持建校事宜。 就在临时大学高层人物蒋梦麟等来回奔波商讨迁校之际，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几名常务委员，也在紧急磋商进退办法。此时，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已转往香港，傅斯年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在长沙几名委员的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本所的去留问题。经过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激烈争论，尽管未能最终确定目标，但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就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18] 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主任李济处，尔后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的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它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各自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史语所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 老大李景聃是安徽人，家乡尚未沦陷，表示乐意回去。老二石璋如是河南偃师人，当时洛阳一带还在中国政府的控制之下，偃师属于尚未沦陷的洛阳地区之一部分，因此石璋如也要回家乡暂住。老三李光宇是河北人，家乡那个偏僻村落虽没进驻日本鬼子，但他一直负责管理三组的出土器物，因而不能走。老四刘燿（尹达）是河南滑县人，家乡已经沦陷，他自己表示要投笔从戎，奔赴延安投奔共产党抗日。对于这一抉择，众人觉得中央政府领导的国军就在眼前，与整个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武汉大会战即将打响，而刘氏却弃而不投，偏要远离血与火交织的正面战场，越长江，跨黄河，跋山涉水，不远千里到后面的山沟里来一个“敌进我退，敌跑我追”的游击式抗日，颇有些不可理喻和过于“圆滑”，并担心这种“游击”会不会变成介公所说的“游而不击”。但想到人各有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就不再理会，随他去罢。[19] “十大金刚”中的老五尹焕章在安阳发掘之后，被河南古迹研究会留下来帮忙，压根没到长沙，也就不存在走与留的问题了。老六祁延霈是山东人，家乡已沦陷，家人已流亡到重庆，他决定到重庆寻找亲人。老七胡福林（厚宣）是河北人，家乡属于最早沦陷的一批，两眼茫茫已无退路，到前线战场跟鬼子真刀真枪地拼几个回合，来个刺刀见红，胡氏既没有胆量，又不情愿到沙场送死，只好表示跟着所走。 老八王湘是河南南阳人，家乡尚未沦陷，但他年轻气盛，好勇斗狠，属于典型的愤青一族，平时经常与流落到长沙的大学生在茶馆酒肆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发表一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众人皆醉我独醒”之类惊世骇俗的豪言壮语。当时长沙临时大学曾布告学生，凡愿服务于国防机关者，得请保留学籍，并得由学校介绍，张伯苓还担任了临时大学的军训队队长兼学生战时后方服务队队长。据蒋梦麟在他的自传《西潮与新潮》中说，有了这一战时规定，临时大学共有350名以上的学生满腔热血投笔从戎，或参加了各种战时机构（南按：北大校史记载共295人）。——这是后来西南联大学生大批参军的先声，也是这些青年学子们人生悲剧的开端。王湘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决定跟随临时大学的学生到前线参加抗战，与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几个回合，来一个“我以我血荐轩辕”或“头颅掷处血斑斑”。既然王湘本人有这份热血与激情，乐意提着脑袋在战场上抵挡日军的指挥刀，其他人只能以“很好，不错，是个站着尿的”等等话语表示赞许，并未挽留，一样地随他去了。 老九高去寻，河北保定人，家乡的锅灶早变成了日本军人喂马的马槽，万般无奈中，决定与史语所共存亡。老十潘悫，被内定为古物押运人员，自然不能离去。如此一来，在“十大金刚”中，除一个尹焕章原本留在开封外，有“五大金刚”要走，只有四个留下，整个史语所考古组的骨干人员，将走掉一半。这个数字与结果一旦成为定局，每个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层难以言表的悲怆、苍凉的阴影。 去留问题在吵吵嚷嚷中好不容易拍板定案，天色黑了下来，梁思永与李济决定史语所三组全体人员到长沙颇为有名的酒肆——清溪阁举行告别宴会。据李济等人回忆，这清溪阁，乃长沙一小有名气的湘菜馆，兼营面食，门店位于八角亭鱼塘街街口。该店所售“卤子面”以碎香菇、金钩及海鲜余料为码，且码多，鲜味异于常家，深受食客的欢迎，为各方人士云集之地。只是当时的店主没有想到，后来清溪阁名声远播，尤其是扬名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并不是因其所售“卤子面”突然发生了核裂变式的物理反应，引起了世人的警觉，实因与文化史上一件不可忽视的事件——此次史语所考古组同仁前来聚会有关。正是有了这一意义非凡的聚餐，才使它有幸在中国文化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丝印痕。 这个晚上参加的人员，除“李、董、梁”三巨头“和“九大金刚”外，还有几位技工。由于人员较多，一室分成两桌围坐。此时，众人的情绪都有些激动，悲凉加忧伤无形地袭上心头，菜还没有上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叫酒，并很快喝将起来。“三巨头”的酒量都不算大，只能勉强应付。而年轻又经常下田野刨坟掘墓的几个北方汉子，如王湘、刘燿、石璋如、祁延霈等，倒有几分中原好汉与山东响马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豪气。待把各自面前的酒杯倒满，几条汉子就迫不及待地招呼开席。 众人端着酒杯站起来，“九大金刚”面色严峻地相互望着，齐声呼喊“中华民国万岁！”各自举杯，一饮而尽。第二杯酒端起，众人皆呼“中央研究院万岁！”一饮而尽。第三杯酒端起，再呼“史语所万岁！”，又是一饮而尽。第四杯喊“考古组万岁！”第五杯是“殷墟发掘团万岁！”第六杯喊“山东古迹研究会万岁！（南按：该会最早成立，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都是常务委员）”，第七杯是“河南古迹研究会万岁！”，第八杯是“李（济）先生健康！”，第九杯是“董（作宾）先生健康！”，第十杯是“梁（思永）先生健康！”，第十一杯是“十大金刚健康！”。[20]如此这般痛快淋漓地喝将下去，有几位年轻的“金刚”从历代酒场上具有规律性的“和风细雨——窃窃私语——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级台阶，猛地一下晋升到“胡言乱语”的台阶上来。在一派群情激昂，张牙舞爪的觥筹交错之后，王湘、祁延霈、刘燿、石璋如等表现最勇猛的“四大金刚”，端着酒杯各自摇晃了几下，眼前发黑，腿打哆嗦，一个接一个“扑通、扑通”倒了下去，霎时进入了酒场中所谓的“默默无语”、人事不省的“最高境界”。 第二天，刘燿、石璋如等“五大金刚”从沉醉中醒来，各自收拾行李，含泪作别史语所同仁，离开长沙，星散而去。 注释： [1]《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记》，1998年10月出版。 [2、8、10、18、2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02年出版。 [3]《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 李服膺，字慕颜，又名兴菴，山西省崞县（今原平市）兰村人，1890年生。早年从军跟随阎锡山，官至军长。1937年10月3日晚，阎锡山将败军之将李服膺招至省府大堂审问。阎对李说：“从你当排长起，一直升到连长、营长、师长、军长，我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但是你却对不起我。第一，你做的国防工事不好。第二，叫你死守天镇、阳高，你却退了下来。”说到这里，李服膺插嘴说：“我有电报。”阎把眼一瞪，猛拍桌子：“你胡说！”接着说道：“你的家，你的孩子，有我接济，你不要顾虑！”李一听这话，知阎已起杀心，当场掉下了眼泪，没有再说什么。阎锡山向周围点了一下头，走出了大厅。警卫营官兵走上前来，将李押上车带到大校场，场地上放着一口棺材。李被押下车，即将走至棺材处，阎锡山警卫营的连长康增抬起山西造的大眼盒子扣动了板机。枪声响起，李扑地不起，死时年仅47岁。（参见庞小侠《太和岭口见闻与李服膺之死》，载《晋绥抗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服膺被枪杀后，晋军不少将领认为李是被冤杀，阎锡山此举实有更复杂的考虑和不足为人道的隐情。傅作义曾痛惜地说，天镇失守“怎么竟把罪责全落在李军长一人身上，真是可恨、可惜又可叹!” 就在李服膺被枪决第五天的10月8日，南京政府发表了第二四七号令，对张自忠、刘汝明予以撤职查办。文曰：兹据军事委员会呈称：天津市市长兼陆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兼陆军第一百四十三师师长刘汝明抗战不力，致受损失；陆军第六十一师第三百六十一团团长陈参贻误军机，均请从严惩处，以振纲纪等情。张自忠著撤职查办；刘汝明著撤职留任；陈参著先行撤职，从严实办，以肃军纪，而儆效尤。此令。（《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7月—12月，潘振球主编，台北“国史馆”1997年印行。） 据《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报道：刘汝明之轻弃张家口，固然是一大原因，但还有其他错误因素存在。首先是刘氏“留其主力于张家口之南，散驻宣化、涿鹿、阳原、蔚县，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杂色部队与敌军对抗……南口特别紧急时，汤恩伯曾电刘，请将其驻涿鹿、怀来附近之某团，向南稍为移动，必要时请其增援，刘亦始终未与复电。刘之主力尽在后方，张北敌人反攻之时，刘不调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汤恩伯请兵。……涿鹿为刘汝明基本部队所在，而日机竟未曾以一弹相加。”“但是刘汝明之‘不坚决抗战可以缓和日军进攻’之迷梦，终被日军不客气的重压所粉碎。日伪军节节进逼张家口，……傅主席为大局起见，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击之师，反戈以救张垣之急，刘至此始仓皇调其后方基本部队及炮兵至张垣应战，而大势已去，……张家口以西铁路，被日军截断，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牺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间，‘满’军先头部队入张家口，刘部仓促败退。自此日军的目的已达，无利用刘汝明之必要，向之对刘部后方异常亲善之日机，至此成群结队轰炸宣化、涿鹿、蔚县等地，其所用炸弹，尤大于炸汤恩伯者云。”（《察绥晋诸战役》，载《文汇年刊》，1939年出版。） 对于南京与社会各方面的问责，刘汝明并不服气，许多年后，退到台湾的刘氏曾著文为这段经历辩解，认为自己尽到了一个军事指挥官的责任，军队弃守溃败与自己无关，外界盛传的一切皆是嫉妒自己的军队将领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之流造谣与挑拨离间所致。在提到范长江时，刘说：“一天，副官递入一张访客名片，上书‘大公报记者，十三军顾问范长江’。我请他进来，交谈不久他即说中央不是真抗日，我顿觉很不中听……范又向我请求两件事，一、由他来负责组织察省民军；二、借给他几千元作为组织费用。我与范素不相识……且范言论乖谬，我只回答他待我与汤军长商议后再作决定。他居然又要先借一千元，我当即允应。那时我尚不知范是共产党，才肯借钱给他。后来，范擅自往各县组织民军，许多县长纷纷向我请示处置，范对那些县长说，十三军是中央军，我们是‘杂牌军’，着县长支持他，准他组织民军。我命令各县长，倘范长江强要组织民军，就将他捕送省府，范听说我要捉他，就逃走了。”又说：自此范长江怀恨在心，“我离开察省后，他说我在张家口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告弃守。张家口战役由八月十八日到廿七日历时十天，我旅长马玉田、团长刘田均于是役阵亡。此外，旅长李金田，团长刘居信、李凤科均重伤，营长以下军官伤亡二百三十员，士兵伍千一百多名。张家口战役的详细经过及人证，以下尚有说明，由上列伤亡数字已不难想见当时官兵浴血奋战的壮烈情形。但范长江居然说我一人未伤，一枪未放。走笔至此，不禁痛骂范长江丧尽天良。”（《刘汝明回忆录》，刘汝明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刘汝明的辩解是否属实，此时已无人再顾及了，但从南京政府给予的撤职留用处分看，当时的社会舆论与国民党军政高层对刘氏的所作所为，恐怕少有好感。傅斯年所得消息，正是多方面综合情况的反映。 [5、12、13]杨天石《1937年：没有在存亡时刻选择投降的蒋介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集刊》第1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下同。 [6]《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7]《困惑的大匠`梁思成》，林洙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 [9]《吴宓日记》，第六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下同。 [11]《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6]《蒋廷黻回忆录》，蒋廷黻著，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出版。 [17]《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9] 此等情形和心境不只史语所独有，在长沙临时大学亦有相同者。据当时在南岳临大文学院任教的钱穆回忆：武汉沦陷后，“某一日，有两学生赴延安，诸生集会欢送。择露天一场地举行，邀芝生（南按：冯友兰）与余赴会演讲，以资鼓励。芝生先发言，对赴延安两生倍加奖许。余继之，力劝在校诸生须安心读书。不啻语针对芝生而发。谓青年为国栋梁，乃指此后言，非指当前言。若非诸生努力读书，能求上进，岂今日诸生便即为国家之栋梁乎。今日国家困难万状，中央政府又自武汉退出，国家需才担任艰巨，标准当更提高。目前前线有人，不待在学青年去参加。况延安亦仍在后方，非前线。诸生去此取彼，其意何在？散会后，余归室。芝生即来，谓君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其言则是。但不该对赴延安两生加以责备。余谓，如君奖许两生赴延安，又焉得劝诸生留校安心读书。有此两条路，摆在前面，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如君两可之见，岂不仍待诸生之选择。余决不以为然。两人力辩，芝生终于不欢而去。”（《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钱穆著， 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这段往事，除说明当时确有一部分青年人，因自己的政治观念与志向，不愿与国民党合作，瞒着锅台上炕，越过炮火连天的抗日前线，远赴尚处于寂静之中的延安山沟和窑洞。这个插曲同时也点中了钱、冯二人各自的性格与政治观念的穴位，暗含了十年之后，毛泽东为什么说国民党蒋介石只能控制“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而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 南渡北归2-北归 第一章穿越历史之门 ◎研究乌龟壳的人 陈寅恪与李庄失之交臂，标志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盛转衰。当年史语所的主将赵元任，早在昆明时期就弃所而去，跑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后转耶鲁与哈佛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与战火熊熊的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史语所在李庄的另外几员大将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济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方桂也已离开李庄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凌纯声不久即到重庆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长，只有董作宾、吴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几位元老还在李庄板栗坳这座孤独的“山寨”里艰难度日。面对日渐冷清且有些悲凉的境际，大家仍苦撑待变。正如石璋如所说：“留下的几个人不管如何，依旧规矩工作。”[1] 面对日渐衰退的学术阵营，傅斯年决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员特别是青年学子入所，除充实所内实力，还有一个更长远的目的，就是“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以为国家学术事业延续香火。恰在此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 王氏以学识渊博名冠一时，当年在他的协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不仅在济南郊外成功地发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还成立了山东古迹研究会，史语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该会委员。正是由于这一连串的关系，作为山东籍的傅斯年与王献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爆发后，济南沦陷，王献唐得到某机构的资助，携弟子屈万里来到李庄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继续学术研究。王氏不远千里来到此地，除与史语所几位主要人员有故交，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处有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几十万册藏书可供参考。 与王献唐一同前来的屈万里，1907年出生于山东鱼台县，启蒙后由取得生员功名的父亲屈鸿生亲自授读古文，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屈万里自郁文学院辍学返乡，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栾调甫推荐给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从图书馆馆员一直做到编藏部主任。其间屈氏开始阅读馆藏文字学书籍，并随王献唐学习古文字，学业大进，后决心治甲骨学。抗战爆发，在济南沦陷的前夜，屈万里主持将馆藏书籍先运往曲阜，再运至四川乐山秘藏，随后迁往重庆。1940年任职中央图书馆，1942年辞职，随王献唐辗转来到李庄板栗坳深山蛰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较厚的甲骨学功底，傅斯年决定让其补到史语所三组，跟随董作宾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９次发掘之后，董作宾把主要精力用在前９次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与研究中。据统计，前９次发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经过墨拓、登记、编号，选出3942片，于1935年编辑完成《殷墟文字甲编》（以下简称《甲编》）图版部分。按照计划，与图版相对应的还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编释文》（以下简称《释文》），即对图版加以考证和解释的文字说明。《释文》由董作宾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负责撰写，但胡氏在昆明龙头村时期不辞而别，转而跟随顾颉刚、钱穆等在成都齐鲁大学另起炉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买马，开山扎寨，公然与史语所抗衡。此举在给董作宾造成心灵创痛的同时，也给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动，胡福林在昆明负责的《释文》工作随之流产。 当史语所迁到李庄后，董作宾曾设想找一个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写《释文》。1941年10月16日，李济赴重庆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济的信中提到“彦堂兄请兄觅聘一顶替胡厚宣的人物，嘱弟转告”[2]即指此事。当时，学界中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大多已无心搞学术研究，纷纷思走，想方设法到条件好的城市和利禄厚实的机关做事谋生，根本无法找到适当的人来这偏僻贫穷的李庄，研究在许多人看来百无一用的乌龟壳。无奈之下，董作宾只好请李庄士绅张官周荐介，把正在李庄宪群中学（南按：由张官周母亲王宪群以养老田的收入出资创建，故命名为宪群中学）读书的本地青年学生刘渊临找来培养实习，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项工作。屈万里的适时到来，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职位，与刘渊临一道协助董作宾完成未竟之业。尽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万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气才理出了头绪。当1948年《甲编》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时，屈万里的《释文》却迟迟赶不出来，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这时的出版地点已不是大陆而是台湾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大陆学者所能够看到的，就是一部由乌龟壳墨拓成形、未经考释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编》——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国甲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不幸。 与董作宾同在李庄板栗坳的研究员、著名汉简研究专家劳榦曾说过：“彦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学刻字，因此对篆文早就很熟悉，这对于学甲骨文是很有帮助的。彦堂先生曾经告诉我，他鉴定甲骨真伪的一种方法，是从原来刻时的刀法看，而这种心得，就是从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当时与劳榦同在李庄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继愈，许多年后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兼著名学者的身份，谈到个人与社会潮流的关系时，曾列举董作宾的成才事例说：“一个学者的成功，个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会里，都是社会里的一个成员，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总是拗不过这个社会的大潮。只有在这个大潮里面，你个人的作用才有可能显现出来……再大的英雄也是这样。（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宾先生，我认识的，他原来在集市上摆小摊，卖那个毛巾呀、雪花膏呀、发卡子呀这类的东西。顾客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赶集嘛。他就拿着《汉书》在那里看，结果被一个专家看见了，就说你这个年轻人不要摆摊了，跟我念书去吧。后来他就成了个甲骨文专家。这也是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了。”[4] 任继愈此言，可能是在李庄时曾听董作宾亲自讲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传奇色彩。但董作宾事业得益于风云际会的大潮流、大趋势，加之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不懈奋斗而终于成其大器，则是合乎事实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阳董阳门村的董作宾5岁时，甲骨文被当时的国子监祭酒王懿荣认出并开始探究——这是世人认识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乡入私塾就读经史，后进当地学堂学习，与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郭宝钧同窗。因家境贫寒，自14岁始，董作宾帮助父亲“作手工业，印衣袖。腊月春联鬻之。为人刻印章，每字取铜元四枚”，[5]但仍未放弃学业。1912年，董氏于小学毕业后赴南阳一面经商，一面与他人共同设馆授徒。也就在这一年，著名甲骨学家罗振玉经过多次明查暗访，终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阳小屯村，并搜求甲骨1.2万片开始研究，同时根据甲骨卜辞考释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时代的都城，这一划时代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术界震动和关注。1918年，24岁的董作宾于南阳师范学校毕业，接着考入河南育才馆，师从古文字学家时经训学习商简，自此得知天下还有一种刻在乌龟壳上的古老文字——时距甲骨文发现已过去19年矣！这位名叫时经训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继愈讲述的所谓发现董作宾的“专家”。但从董的经历看，跟随时老先生学习的收获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宾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成为研究生，仍一直沿着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样没有要成为一名甲骨学家的迹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发奇想，灵感突现，才有了使他成为一代甲骨学大师的预兆。 据董作宾北大同学、后押运古物赴台湾并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尚严回忆：1925年夏天，庄与董作宾于北大国学门毕业后，分别留校任助教，实际上是研究人员。董当时致力于歌谣方言的研究，庄则在考古学上用力。在庄看来，董作宾应当上山唱歌，自己则当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气闷热，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间空闲的大办公室打地铺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郑重其事地说道：“老庄，你看咱们长此下去，如何是了？” 庄尚严一听，不知对方发什么神经，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难道让我们去抢银行绑票，上山当土匪，杀人越货吗？” 董作宾并不理会庄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点激动和神秘地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们一同到我家乡安阳去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话引起了庄的极大兴趣。此时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声大噪，备受世人瞩目。除罗、王之外，当时研究此学问者寥寥无几，而甲骨文很明显是一个尚未开辟的充满神秘诱惑的宝藏。庄尚严头脑一热，立即坐起来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对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学识如小学训诂文字学都无根基，如何办得了？” 董作宾听罢，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道：“若等你在课堂或书本中学好文字学，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书店里发卖了，哪还有咱们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读书，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个问题就逼着你非读金文、小学去细心细考，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为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们年轻人的出头之日？” 庄尚严在回忆中说：“大约从这时起，他就打定了这个主意，不久我就听人家说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阳挖龙骨去了。我则为学校派往日本东京帝大从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两个人就此各自东西了。”[6] 庄氏所说的“不久”，其实是三年之后的事了，当时董对自己的学术前途尚茫然无知。任继愈的“社会大潮说”有一定道理，倘若没有当时社会大潮的推助，董作宾再精明老练，也不可能在这门学问事业中取得后来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实是，1927年董作宾前往广州中山大学任副教授，结识了与他人生命运紧密相连的“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广州宣布成立。此时董因母亲病重，请假回乡照顾母亲，并在南阳中学当了一名国文教师。就是在这一节骨眼上，傅念旧情，先聘董为史语所通信研究员，后改为编辑员。史语所刚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学术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阳挖乌龟壳的主意。不过这个时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阳中学任教的董作宾，便打电话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调查和发掘。头脑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乌龟壳以鸣天下的董作宾，在这股骤然兴起的社会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立即赶赴小屯行动起来。命运之神似对他格外惠顾，第一次试掘，竟获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种，且从调查情况判断，地下的甲骨并未穷尽，埋藏颇丰。有了这一非凡的收获和发掘前景，董作宾的人生之路也就从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来了。 当李济于这年冬天前往开封和董作宾会面时，根据小屯的调查情况，二人商定于春节后再搞一次大规模发掘，并达成一项谅解，这便是：由董作宾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济负责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对于这个城下之盟，李济后来回忆说：“实践证明这一谅解对我们个人关系与合作是重要的。作为考察这个遗址的第一位先锋，董作宾应该有机会研究这批最重要的科学发现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阳发掘的关键品。另外，董的铭刻学研究能力是无容怀疑的。”[8] 事实上，李、董两位大师之间终其一生都履行了这一协约：李济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和其他器物，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宾发表了《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首次提出应对殷墟出土的龟甲作系统的分析与研究。 当第三次安阳殷墟发掘的第二个阶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区大连坑内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这一发现使殷墟发掘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龟版卜辞的卜字之下、贞字之上有６个不同的文字。此类文字过去学者众说纷纭，或以为地名、或以为事类、或以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论。董作宾经过深入研究，于1931年发表了在甲骨学史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从对大龟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辞的研究，论定卜贞二字之间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从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学者的论断。与此同时，对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确分析，并得出结论：“可知其决为卜问命龟之人，有时此人名甚似官，则因古人多有以官为名者。又卜辞多有‘某某王卜贞’，及‘王卜贞’之例，可知贞卜命龟之辞，有时王亲为之，有时史臣为之，其为书贞卜的人名，则无足疑。”[9] 同民国年间和后来的大多数官僚、政客、房地产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样，远古的君王至少从商朝开始即进入了享乐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乐“三俗四美”折腾后，深知自己每一个毛孔里都流淌着无产者的血汗，于惴惴迷惑中渴盼着长生不老，永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梦幻中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把自己的骄奢淫逸托附于天，号曰天命。为了令世人相信这一天命的真实合法性，且让自己也同样相信，以此落个心安理得，君王们便找来一帮号称懂得通天入地且与鬼神可以沟通的巫师甚至巫婆，命人从东海或哪条河沟中摸几只乌龟杀掉，然后将这乌龟壳钻眼儿并在火上炙烤。龟壳毕竟比不得后来的钢铁坚硬，不久就因受热而发生小规模爆裂，巫师与巫婆们根据爆裂的花纹长短以及裂纹的走向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理论，以此断定星辰日月的异象、主子的吉凶祸福，或天地间有什么大事发生，等等。之后，把这一问卜结果用刀子刻在乌龟壳上，放入档案室收藏存档——这就是几千年后人们在安阳殷墟仍能发现甲骨文的原因。当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乌龟壳上的人名、事件记录，如某王出猎、出征、天象变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辞，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来。后世研究者通过这些文字可考证历史发生过的真相和不解之谜。 董作宾在研究乌龟壳中所发现的“贞人”，类似现代人们在街头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师之类的人物——只是远古的这些算命先生与巫师不在江湖流浪，而专在王室调拨的办公地点，每月领着可观的薪水上下班，为君王与太子妃嫔、王室臣僚们算命看相、视风察水，推断吉凶祸福。 大龟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灵忽显，令董作宾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现——这个乌龟壳上面共刻有６个贞人名字，时间跨度９个月。这一发现可谓找到了破译甲骨文体系的一把钥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宫廷之门，随着这把钥匙的旋转而一扇扇洞开，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显人世，光照一个新的时代。在这９个月中有６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说明这段时间他们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据人的寿命推断，这６个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见于同一版上的人,他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时”。若用现代事例此喻，相当于某位官僚的６位秘书在９个月内各自起草一份或几份报告，如果最老的与最小的相差超过50岁，老秘书退休时——按现在60岁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岁，而10岁就到王室担任这种具有独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笔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了这一如同神助的发现，董作宾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的结论。 继贞人的发现与考证之后，董作宾又继续往前推进，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断代的八项标准。 一、坑层；二、同出器物；三、贞卜事类；四、所祀帝王；五、贞人；六、文体； 七、用字；八、书法。 “贞人”的发现与八项断代标准的设想，为董氏稍后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础，也为甲骨文分期断代的解决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董作宾后来说道:“余自民国十七年（1928）试掘殷墟遗址，即感觉各地区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时代之异，而苦于无法区别之。十八年（1929）大龟四版出，‘贞人’之说创立，一切断定时期问题无不迎刃而解。”[10]对此，李济曾明确指出:“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11] 1932年春，董作宾开始着手创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他在这部于甲骨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作中，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候，那是中华民国十七年（西历1928年），我就开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书法、字形、文例都有显著的不同,我就感到这必有时代的先后问题。于是发奋从许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辞如何可以断代。又经过了四次发掘,到了民国二十二年（西历1933年），才找到了断代研究方法。这就是应用十个标准,分盘庚到帝辛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简称分期研究法。”[12] 十项标准是： 一、世系；二、称谓；三、贞人；四、坑位；五、方国；六、人物；七、事类；八、文法，九、字形；十、书体。 依据这个十项标准，董作宾把殷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辞划分为五期： 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廪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宾提出的“十项标准”和“五期断代说”，确有凿破鸿蒙之功，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如后辈考古学者刘一曼所说：“《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发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他使过去混沌一片的15万片甲骨，成为可以划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使殷代后期历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较科学的基础上。”[13]后来事实证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确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调整外，还没有任何一个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为董作宾助手的胡福林，后来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职期间，曾全力收集抗战期间安阳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炉灶，编成《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等４部著录、著作。 为了显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古训，胡氏在分期断代中采用了与董作宾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学界的猛烈抨击，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长”。[14]在一片批评、指责声中，胡氏在后来主持编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时，只好重新采用董作宾的“五期”说，并还历史本真以平息众怒。再后来，又有人如许进雄等辈在董作宾的断代基础上增补了一个“钻凿”项目，但仍未掩饰董作宾创造甲骨文断代理论体系的光辉。董氏的学术成就和给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时在哈佛大学任教的张光直说得较为明白： 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显然而且公认的。自从甲骨文在十九世纪末出世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文字学、古代史学者在不同的层面上对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甲骨文之成学，亦即“甲骨学”之产生，无疑是董作宾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将甲骨文断代的各项准则归纳起来，拟定了十个标准……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固然后来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学六十年》里面将这十个标准有所修改，分期之说也更加细腻，许进雄先生在十个标准之外又增加了一项“钻凿”，但这都不能减低董先生这篇文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15] ——斯言是也！ 遥想当年，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与甲骨文陆续出土，甲骨学渐被学术界所重视并很快发展为一门显学。对于各路学者在这门新兴科学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国学大师钱玄同、陈子展的“甲骨四堂”说，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董作宾（字彦堂）、郭沫若（字鼎堂）这四位甲骨学家，也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对于“四堂”在学术上的造诣和不同贡献，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立厂）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16]之评语。而对安阳殷墟发掘与甲骨学创立具有重大功绩的傅斯年，对王、董“二堂”的学术人品多有赞誉，对罗、郭“二堂”的人格则相当不满。据跟随董作宾做甲骨研究的屈万里说，在李庄时，傅斯年每提到罗振玉，总是咬牙切齿，以“罗振玉老贼”相呼，其缘由是“他不满罗振玉后来保溥仪搞出‘满洲国’那一套事情，对于罗的学术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骂罗振玉，也许因为罗在节操上很不够，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满意他的祖先傅以渐一样”。[17]而傅斯年对郭沫若的不满与轻视，则缘于一项“痛苦的经验”。 ◎郭沫若赐给的教训 以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退居台湾后，在资料的开放、研究上，与所外学者曾一度产生过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学者的不满，因而有了对李济、董作宾等人霸道十足，对所外学者“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企图把学术之公器占为己有等非议和抨击。按台湾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的谩骂、攻击文章所言：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特别是李济、董作宾等人之所以后来“封锁资料”、“把持资料”、“不肯让局外人窥视一二”等“恶行”，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与其同仁的“痛苦的经验”使然。因为“当年他们曾因把资料开放而失过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阳发掘出来的大龟四版,出土时颇轰动一时。郭沫若那时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礼地要大龟四版的拓片。当时李济他们居然答应了郭沫若的请求，大概是为了表示学术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辞通纂》书成。此书的内容有否有价值是另一问题，却大大抢了史语所中人物的风头，使他们因资料开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因而，“这是他们没齿难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故胡厚宣离开史语所的时候，史语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语所未曾公开出版的资料!”[18] 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贯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体如下： 1923年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的郭沫若，由于在日本时期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成立“创造社”并从事文学创作，名声大振，遂于1926年2月出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7月参加北伐战争，10月出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中将衔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在发动反共清党运动前夕，郭沫若对国民党与蒋介石的做法颇为不满，公开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把蒋视为“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这一“叛逆”行径惹得蒋介石大怒，郭沫若随即遭国民政府明令通缉。同年8月，郭氏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流亡日本，蛰住千叶县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与宪兵的双重监视之下，开始对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进行研究”（郭沫若语）。1930年结集出版了号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山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前后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鲁迅根据中共的意图由厦门转赴已由广东大学更名的中山大学，准备与他曾称之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19]之际，郭沫若等人已离开广州，鲁、郭二人遂失去了见面与制造联合战线的机会。而由欧洲归国后至中山大学任教的傅斯年，连同后来进入的董作宾，更是无缘与郭氏相见，因而傅、董二人与郭沫若在抗战之前的十几年里并不熟悉。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把“无处发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探讨上面”，[20]在日本编纂所谓“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尽管“非常重视殷墟考古的每一进展并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学的影响”，[21]但在向国内学界索要材料时，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语所人员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马衡、徐中舒等代为搜罗。后来郭在日本蜗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并读到董氏对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贞某事”的释解，神情大振，当即惊叹曰：“近时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若凿破鸿蒙。”[22]到了这个时候，郭沫若才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隶属总统府），其对立的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党国有所冲突，且与自己并无亲情旧故，但毕竟还是一位名声在外的风流才子，在如此艰难处境下，没有堕落沉沦，像许多落魄文人一样整日除了打架斗殴，就是吃喝嫖赌逛窑子，尚能坚持研究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一看郭氏在信中对自己发现甲骨文中的“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和董作宾联名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新获卜辞”和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可能郭氏觉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风，心生一计，在书的序文中以弥补的意味极尽讨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辞研究自罗王而外以董氏所获为多。董氏之贡献在与李济之博士同开出殷墟发掘之新纪元。”遂复在“后记”中继续鼓吹道：“承董氏彦堂以所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复诵读数遍，既感纫其高谊，复惊佩其卓识。如是有系统之综合研究，实自甲骨文出土以来所未有。……如此快事，几令人直欲拍案叫绝。” 在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预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会得罪对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转直下，颇有些悲壮与满不在乎地写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3]意思是，反正我的书已写就出版了，你们这些傻里傻气一根筋的书呆子，爱咋办咋办吧，我是颇不在乎的。 果然，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称为“刚直木讷”的李济面对此情，尴尬万分，不知如何是好，尽管最后没有同意傅斯年诉诸法律的要求，但默认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绳为家法,严禁资料早泄”的铁律。这一“铁律”颇有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意味，后来遭到了许多圈外学者的诟病和攻击，但就傅斯年与史语所而言，也着实有情可原。试想倘不如此，若再出个像郭沫若这样将发掘单位未正式发表的资料公布于世的情况，这个世界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台湾人李敖所说的胡厚宣，在史语所自昆明龙头村即将迁往李庄的前夜，私自出走齐鲁大学，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齐大领导者所发出“今后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的讨伐檄文，一并发函对胡厚宣给予敲山震虎的教训，的确是与郭沫若这件事有直接的关联。 对于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云云，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讨伐。 尽管如此，傅斯年对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给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进行第一届院士选举，事前傅斯年和胡适提出的候选人名单，都有郭沫若的大名。当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开评议会会议，讨论院士候选人名单，时傅斯年赴美就医，史语所由代理所长夏鼐出席，夏据理力争，最后以多数票通过郭沫若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当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选出第一届院士和9月举行院士大会时，郭沫若已由国统区转移到香港，即将于中共阵营中发迹，自是不把这个院士称号放在眼里了，此为后话。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谊”与“卓识”等吹捧的刺激，虽默认傅斯年“严禁资料外泄”的“家法”与“铁律”，但对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的关系趋于缓和，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抛别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国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此时，已随史语所迁往南溪李庄的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在苦苦等了近两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适此机会，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据董氏后来对李庄的同事说，二人见面后，郭沫若欣喜异常，两人促膝畅谈，叙新话旧，交流学术，不亦乐乎。郭沫若除设宴款待外，还借着酒兴当场泼墨挥毫，赋诗相赠： 卜辞屡载征尸方，帝乙帝辛费考虑。 万千牛推索遍，独君功力迈观堂。 诗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辞中记载的一个方国的名字，帝乙、帝辛则是晚商王朝的两位国王。此处郭沫若意在表达董作宾在甲骨文的考释和研究上，已远远超过了声名显赫的一代宗师王国维。如此一番吹捧，却令把酒临风、已有些醉意的董作宾觉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头脑又晕眩恍惚起来，把郭沫若当做一世英豪与铁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馆，董作宾借着酒劲，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赠绝句》一首，对郭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表示了自己将继续为甲骨学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创为甲骨四堂之说，[24]立厂和之，有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之目，著在篇章，脍炙学人。今者，观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伪满，惟彦堂与鼎堂，犹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三十一年春，访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欢。彼方屏置古学，主盟文坛，从事抗战之役，余则抱残守缺，绝学自珍。一生事业，其将以枯龟朽骨之钻研而为余之止境乎？兴念及此，搁笔太息！[25] 此时的董作宾只顾得与郭沫若握手言欢，挥墨题跋与搁笔太息，竟把自己来重庆的职责和任务忘得一干二净。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在给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的信中，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场闹之至。弟初以药未至，遂言不去，继得药至，颇有去意。如去，则印刷等事必得办妥当。旋思彦堂好朋友，而重庆未去过，故请他去，实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绝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彼之行也，弟叮嘱周至，谓开会是具文，我们遇事不争，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为合作社物。彼来两次信，已谓行期在十五矣，而无一语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将第一事忘了。17日始见到，在彼到渝将20日矣。大可不成话。”又说：“大约彦堂平日在所，办事用心，而一经见实，心中飘飘然，其办事乃不可恃矣。弟本为省事，请他去，反而多事。……烦极烦极！”[26]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的牢骚话，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郭沫若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传统，但郭、董的交恶，并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的。此为后话。 ◎抗战八年第一书 董作宾自重庆回到李庄，被傅斯年训斥一番，自知理亏，不敢嘴硬，又开始蛰居李庄板栗坳几间房子里，在屈万里与自己指导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刚从李庄中学新招收的见习生刘渊临等人协助下，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编》与《殷历谱》的编制之中。为全力支持这项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战时首都重庆买来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专供董作宾与助手开夜车使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使用桐油灯，并规定不得到董氏处以各种理由“抹油”。因桐油灯烟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难适应，一到闷热难熬的晚上，许多人就跑到牌坊头借着董作宾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宾伏案与弯腰弓背翻检找寻材料的身影，连同额头上不时滚动着的汗珠一并映于众人的眼帘。面对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低声音，以免惊动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爷”（南按：因董作宾对同事说话，一开口就老天爷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员就给他偷偷起了一个“老天爷”的绰号）。 董作宾着手进行的《殷墟文字乙编》，主要是对殷墟最后三次发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进行整理著录。殷墟的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当时在工地清理不便，连泥带土运到南京史语所住地——北极阁大厦整理。在董作宾的领导下，由胡福林与所内技工关德儒、魏善臣等经过８个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这是殷墟发掘以来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获。“过去，传世所得甲骨大多支离破碎，学者们据此难以确知甲骨的‘全豹’。而现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龟三百多版，再加上缀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学者眼界大开，思路广阔了。”[27] 按照原计划，由董作宾主持编纂的《殷墟文字乙编》（以下简称《已编》）共分上、中、下三辑，在李庄期间，完成了上、下两辑，分别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辑在复员回南京后编成，1953年于台北艺文印书馆出版。《乙编》编排体例与《甲编》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几倍，共收入带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过《甲编》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简单明晰；内容新颖而且丰富，研究的价值，也远在《甲编》之上”。 《甲编》的问世，是董作宾、屈万里等人在甲骨学上所作出的又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贡献，正如甲骨学者孟世凯所言：“这种考古学方法著录甲骨的新体例，是甲骨学史上的创举。它不仅体现了近代田野考古学方法引入甲骨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辉煌成果，也为以后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28] 就在主持编撰《甲骨文字乙编》的同时，董作宾开始向倾注了十几年心血的《殷历谱》作最后冲刺。此前，董作宾尝浩叹：“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学界一大疑案，两千余年以来，异说孔多，悬而不决。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谈，或谈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说者即不免有谬误，实因年代之考定，必资历术，历术艰涩，钻研为苦。而前人论述，各自成说，抉择非易，无所适从也。”[29]殷墟发掘之后，董作宾试图通过甲骨卜辞透出的蛛丝马迹考证殷商时代的历法，由历法再转推确切的年代。自1931年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开始，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按史语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说法，在“甲骨四堂”中，罗、王、郭“三堂”皆没有田野考古发掘的经验，无法利用地层学知识断代，只能算“室内考古学家”，所取成绩也就相对有了无法弥补的缺憾。而董作宾是亲自参加过８次安阳殷墟系统发掘的甲骨学者，是名副其实的响当当的田野考古学家，对于甲骨文字的断代和研究自然就较其他“三堂”更有科学根据，看问题的眼光也更胜一筹，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1945年4月，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简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鸿篇巨制《殷历谱》，并在傅斯年热切关照下于同年在李庄镇石印出版。由于受当时条件的限制，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编号，成为一种特殊时代的珍贵见证。 《殷历谱》在李庄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宾专门复印一份寄往时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求教。陈氏在回复中对董氏的创见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读一过，不朽之盛业，惟有合掌赞叹而已。改正朔一端，为前在昆明承教时所未及，尤觉精确新颖。冬至为太阳至南回归线之点，故后一月，即建丑月为岁首，最与自然界相符合。其次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继殷而以子月代丑月为正月，亦与事理适合。”接下来，陈寅恪以广博的学识，针对著作中一些具体问题和历史中的迷惑不解之处谈了自己的看法：“若如传统之说，夏在商前何以转取寅月为正月似难解释。故周代文献中，虽有以寅月为正之实证，但是否果为夏代所遗，犹有问题也。豳风七月诗中历法不一致，极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旧称否？又与左传孔子‘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参校，则疑以寅月为正，乃民间历久而误失闰之通行历法。遂‘托古’而属之夏欤？”[30] 董作宾接信后，对陈氏提出的疑问进行了慎密考证和修订，使之更加完善。当《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后，陈寅恪阅毕，以惊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宾，盛赞说：“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31]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为人处世从没有郭沫若般油滑与阿谀曲从、见风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导的“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乃得以发扬”这一标准入世为学。此次对董著的评价，当是发自内心的一片挚诚。或许，正是得益于像陈寅恪这样有风骨与识见的学术大师的追捧喝彩，才令学术界上层和最高当局决定予以公开表彰，以彰显抗战以来中国学者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在学术文化上的伟大贡献。这部大著上报后，在重庆的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嘉奖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长勋鉴：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宾君所著《殷历谱》一书，发凡起例，考证精实，使代远年湮之古史之年历，爬疏有绪，脉络贯通，有俾学术文化，诚非浅显，良深嘉勉，希由院转致嘉勉为盼。 中正午养侍秘[32] 后来的历史不断检验证明，无论是傅斯年、陈寅恪，还是朱家骅、蒋介石，对董作宾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对这部著作的赞誉、嘉勉，当是公道和公允的。半个世纪之后的1995年，即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张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抗战与学术研究——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实上，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产生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时代。例如，我的老师董作宾先生在这段期间完成的重要著作《殷历谱》，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界而言，是一本开天辟地、创造出一个新局面的著作。”[33]张氏的这一评价，台湾学者吴兴文认为“这虽然不完全是盖棺论定的全盘总结，不过我们可以看出，张光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学子本色以及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足为后人留下典范”。[34] 当然，面对陈寅恪、李济等学界大腕的赞誉甚至最高当局的嘉勉，董作宾不再像当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时那样激动亢奋与心中无数了，他对此表现出了少有的冷静、老成与谦虚。言及此事，董氏认为：“《殷历谱》这部书，虽然我曾下过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庄，手写了一年又八个月，印成了四大本，连图表共占有70万字的篇幅。在我看这算不得一回事，这只是‘甲骨学’里研究方法进一步的一个小小的尝试。”然而这个小小的尝试又是何其艰难，“全书之写印，实系初稿。有时公私琐务猬集，每写一句，三搁其笔；有时兴会淋漓，走笔疾书，絮絮不休；有时意趣萧索，执笔木坐，草草而止。每写一段，自助覆阅，辄摇其首，觉有大不妥者，即贴补重书，故浆糊剪刀乃不离左右。个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为一所之长的傅斯年，亲眼目睹了董作宾治学经历与生活之苦，深得其中况味。在为这部大著撰写的序言中，傅氏满含深情地说道：“《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大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妒者也。”又说：“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近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一进步，即是彦堂之每一进步……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将要结束时，傅斯年透露了一个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这个“秘密”点破之后，董作宾与居住在李庄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等大小学者，才真正洞察体会到傅斯年自昆明龙头村居住时代起，经常与人辩论不休，且滔滔不绝，摆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阵势究为何故。特别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称赞的史语所那位人高马大的青年才俊，号称“第一勇士”的董同，也才有机会窥知在昆明龙头村那荒凉的庙宇殿舍里，傅氏强行与自己辩驳且多数大败而去，实只为“以破寂焉”而为大家添些快乐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释 [1]《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李济与友人通信选辑》，李光谟辑，载《中国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3]董玉京《无尽怀思无尽恩》，载《董作宾与甲骨学研究》，郭新和主编，河南大学出版社。 [4]《世纪老人的话•任继愈卷》，陈明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6]庄尚严《彦老从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载《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宾百年冥诞特辑》，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7、8、11]《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9]《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31年出版。 [10]《殷历谱》，上编，卷一，董作宾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J〕，1945年出版。 [12]董作宾《为书道全集评论卜辞时期之区分》，载《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刘一曼《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载《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殷墟卜辞综述》，陈梦家著，科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15]《傅斯年、董作宾先生百岁纪念专刊》，转引吴兴文《吾受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唐兰著，北京，辅仁大学出版社1939年出版。 [17]《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屈万里，载《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1976年。 [18]李敖《从李济的悲剧看中央研究院的几个黑暗面》，载《李敖作品精选》，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十批判书•后记》，郭沫若著，东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张岂之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23]《卜辞通纂》，郭沫若，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24]疑古玄同，即钱玄同，钱氏为表示自己对古代历史记载的怀疑态度和决心，自号“疑古玄同”。是当年促使蜗居在绍兴会馆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鲁迅笔名写出《狂人日记》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国学大师，也是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的强力支持者与鼓吹者。后钱玄同与鲁迅交恶。有一次鲁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钱玄同看到鲁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带着和好的意思，主动问：“你还是两个字呵？”鲁迅对此不屑一顾地答：“我从来不用四个字。”说罢扬长而去，弄得钱大师张嘴瞪眼一时说不出话来。鲁迅不愧世间少有的讽刺大师，一语双关地讽刺了钱玄同疑古过头的“怪癖”。 [25、29]《董作宾全集》，乙编，第五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出版。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甲骨学通论》，王宇信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28]《甲骨学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31]《致董作宾》，载《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32]董作宾《殷历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4月出版。 [33、34]吴兴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董作宾、李济与张光直之间的师生情》，载《温故》之七，广西师范大学2006年出版。 [35]董作宾《〈殷历谱〉的自我检讨》，载《董作宾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36、37]傅斯年《殷历谱•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第二章闻道在蜀郡 ◎李约瑟的李庄之行 就在学者们于贫困、寂寞中，蛰伏在山坳里默默做着案头工作时，一位高个头、大鼻子、蓝眼睛的“老外”，来到了李庄，使扬子江头落寞的古镇掀起了略带咸涩味的微波。这个“老外”便是后来以《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的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技史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数事业有成的人物留下的传记一样，在爱尔兰成长起来的李约瑟，也属于聪明好学之士，1922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24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未来的日子，李约瑟以研究生物化学声名鹊起，37岁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曾经轰动一时的生物化学与胚胎学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学胚胎学》、《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均在40岁之前问世。[1] 可能与人的性格或天性有关，据李约瑟自己介绍，求学时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对科学史发生了浓厚兴趣，后又把目光渐渐移向东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刚从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毕业不久的李约瑟，无意中读到一位中国留美学生用英文在《国际伦理学杂志》发表的一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文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按照它自己的价值标准，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来，如果中国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早就产生了科学。”[2]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来任教清华、西南联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的冯友兰。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文章的作者冯友兰的大名，也一并长久地积存于他的记忆之中。 1937年11月，中国的淞沪抗战最为悲情壮烈之时，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门下拜师学艺，分别是燕京大学的沈诗章、金陵大学的王应睐和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一位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三位黄皮肤的年轻人不仅给李约瑟带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还给他带来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坚定信念。这位大鼻子、蓝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转向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研究，而这一抉择，与他和中国学生，特别是早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理学院、时年33岁的鲁桂珍相遇有极大关系。对于李、鲁建立的友爱之情，李约瑟本人曾在多种场合坦承地表示过，鲁桂珍晚年也同样不谦虚地“笑纳”了。比鲁桂珍大３岁的李约瑟，先是爱慕鲁的美貌和她一颦一笑所展现的典型东方大家闺秀的风韵，连带地引发了他热爱中国文化的强大冲动与兴致。而对中国文化强烈的喜爱，又促使李约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言：“我对他们的了解越深，我与他们的思想就越相接近，这就导致我尖锐地提出一问题：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中国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贡献？为什么中国的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3]——这一连串的疑问，就是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Puzzle）[4]的雏形。 既然疑问占据了李约瑟追求真理与科学精神的心灵，就要设法去解答、破译，于是，李约瑟自内心深处发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对此，李氏说道：“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5] 《圣经》上说，犹太教徒扫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强光罩住，并受到耶稣的责备。此后，扫罗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稣派了亚拿尼亚去看望扫罗。从此扫罗皈依了耶稣，并改名保罗，成为耶稣直接挑选的使徒。李约瑟形容自己的这种转变“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坠入中华文化的“爱河”，“对汉语、汉文、汉字和自古以来传播于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激情。它们把我引入了一个我以往一无所知的新天地”。[6]正是这一思想和学术价值观的转变，使37岁的李约瑟开始向鲁桂珍和剑桥另一位著名汉学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Halouu）发愤学习汉语，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译这个“李约瑟难题”。当鲁桂珍即将毕业离开剑桥时，李约瑟与她合写了第一篇中国科学史论文，并相约：今后决心要在这方面做出一番事业，犹如罗马国会上主张“迦太基不灭，我们就要被灭亡”的誓言一样。 此时的李约瑟立志要写出的是“一册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和医药的历史专书”，并通过这部著作，解开这个令人困惑的难题——这就是后来震动世界，由最初的一册而延伸到30多卷册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得以问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国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战最为重要的转折时刻，决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学家与学者赴中国考察访问并给予人道主义援助。作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兼及初通中文，并对东方文明怀有浓厚兴趣的李约瑟有幸被选中，他与牛津大学的希腊文教授E.R.多兹（E.R.Dodds，又译为道兹或托德斯）组成英国文化科学使团，前往中国。1943年3月，李约瑟与几位同事从印度加尔各答经中国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山，进入云南昆明，自此开始了长达4年的在华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间，李约瑟访问了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学和工程研究所，并为这几家机构输送了部分图书、仪器等紧缺物品。 3月21日，李约瑟一行由昆明飞往重庆。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拜访总干事叶企孙，讨论战后中国与欧洲科学合作事宜。其后与当时正在重庆的国民政府政治、科学、教育、文化界大员吴铁城、陈立夫、王世杰、翁文灏、张道藩、蒋廷黻、蒋梦麟、朱家骅、梅贻琦等人分别作了晤谈。受朱家骅聘请，李约瑟与E.R.多兹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讯研究员。在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这年6月，通过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李约瑟出任馆长，办公地点设在英国驻华使馆一侧的平房内，人员由6位英国科学家和1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 就在这个机构组建时，李约瑟因对昆明和重庆几所大学与研究所的访问，越发感到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陈年旧梦开始复苏，他找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陈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还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科学的计划，拟在自己最感兴趣的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科学思想及其人类文化史上的价值方面，做深刻比较、研究，写一部专著，名为《中国的科学和文化》（南按：即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陈立夫听罢，“以其所志正获吾心”，[7]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并鼓励道：“这个计划非常好，这本书由你写比我们写好，因为你不是中国人，由一个非中国人来谈中国事物所编写的书必然有更大的价值。”[8]为配合李约瑟这一工作计划，陈立夫许诺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全力支持。出于对这位外国学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陈立夫还当场赠给李约瑟前后《汉书》各一部。事隔42年，李约瑟访问台湾时，还未忘记就赠书一事再次当面向陈氏道谢。 李约瑟的研究计划，曾遭到部分在华外国集团势力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当时在重庆的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官员、后来成为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据费氏回忆，他当时“曾和李约瑟就他对中国科学技术的研究计划进行过激烈的争论”。[9]这个争论一直持续到后来在罗马召开的第12届历史学家代表大会。不过当时的李约瑟并没有把这个政客学者费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顾及费正清无休止的啰唆与胡言乱语，外加行动上的为难与阻挠。既然决心已定，又有中国政府要员如陈立夫、朱家骅、翁文灏等名流大腕强力支持，一个小小的美国文化官僚与政客费正清又何惧哉？李约瑟决定立即行动起来，向自己的既定目标奋进。1943年初夏，李约瑟带上助手，开始了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察，从而有了与中国科学、教育界人士接触交流的机缘。 李约瑟一行到达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受邀在成都华西坝几家大学讲演。在一次演讲中，冯友兰声称：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极度反对科学的自然神秘主义云云。当时李约瑟正与助手坐在来宾席上静心聆听，面对冯友兰的面孔与声调，李约瑟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可以说是科学的启蒙老师。 5月3日下午，借华西协合大学邀请演讲的机会，李约瑟于该校体育馆以《科学与社会》为题作了演讲，并针对冯友兰的学说特别提出：“科学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累积起来的结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对科学有所贡献。在远古时代，埃及、巴比伦、中国和许多地中海国家，都对数学、天文、医药、化学及地质有过贡献。在这些科学中，古代中国对炼丹术及在工程方面贡献特别伟大。”按李氏的说法，“炼丹术”这个名词就发源于中国。当时尚在成都的冯友兰是否前往听讲不得而知，但从翌日《中央日报》引用一个学生的笔记所作的报道看，这个夹带着对冯氏学说反击的演讲颇受听众欢迎，以至当李约瑟“结束他的演说后很久，似乎还有余音绕梁之慨”。[10] 随着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他开始在论文中公开提出：中国文化技术中，“哪里萌发了科学，哪里就会寻觅到道家的足迹。无论你在哪里发现炼丹术或古代化学，你就能在哪里发现道家的影子，他们总是在那里——炼丹房里进行着世界上最早的科学实验”。[11]如晋代的葛洪，被李约瑟称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炼丹家和中国最伟大的炼丹术作家”，[12]葛氏所著的闪耀着科学思想光辉的名著《抱朴子》，极富科学哲理地探讨了通过人为的方法来延长寿命或达到物质不朽的可能性。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直到今天还在中国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是一种哲学与宗教的出色而极其有趣的结合，同时包含着“原始的”科学和方术。它对于了解全部中国科学技术是极其重要的。处于对中国道教的推崇与迷恋，李约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个道号，自诩为“荣誉道家”。[13]李氏在论述道家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贡献时，没有忘记对20年前的冯文旧事重提，并毫不客气地对冯友兰那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进行尖锐批评，称之为“年幼的悲观（YouthfulPessimism）”，同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并非如冯友兰所断言的对外界自然无兴趣”[14]等。 1943年6月4日，李约瑟完成了对四川成都、乐山一线几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访问，在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石声汉教授陪同下，与助手黄宗兴及秘书等人于五通桥搭乘一条盐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达李庄码头，随之进入坐落在李庄镇中心禹王宫的同济大学校本部进行考察交流。 同济大学自昆明迁川，主持筹划和负责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颇具声望的校长周均时。周氏早年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时，与第二次赴德留学的朱家骅同学，期间还结识了陈寅恪、傅斯年、俞大维，甚至后来的中共领导人朱德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并与之结为好友。1924年，周氏归国，先后执教暨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均时临危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并负责大学南迁事务。无论是同济大学在昆明还是在李庄期间，周均时按照同济是中国唯一一所用德语教学的高等学府，并肩负沟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这一特点，积极主张在抗战期间仍然要尽可能地吸取德国的先进科研成果，为国家培养堪当大任的实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等地相继沦陷，国学大师陈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联大爆发学潮。消息传到李庄，与陈寅恪在欧洲留学时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时，颇为孔氏家族的霸道与陈寅恪等文化知识界人士的命运不平，遂以激愤之情，亲自鼓动、带领同济大学师生上街游行，共同声讨“飞狗院长”孔祥熙及家人的恶行，并将同济大学的行动和言行通电全国。在重庆的蒋介石通过孔系人物暗中相告与挑拨，大为恼怒，认为周氏煽惑学生，有意给当局制造难堪。一气之下，便通过陈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销了周的同济大学校长职务，调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工学院院长，同济大学校长一职由刚从德国归来不久的丁文渊接替。 丁文渊（号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号称丁老四。1920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医科，后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医学院并获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议，考试院参议，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参事等职。珍珠港事件后，随着中国对德、意、日法西斯邪恶轴心国宣战而被招回国内，代替周均时来到李庄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尽管丁文渊和丁文江属于同胞兄弟，但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这位丁老四在学问和为人处世等诸方面，都无法与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论，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谓与“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驰，被世人广为诟病。 丁文渊一到同济大学，除不遗余力压制正义力量和学潮，还经常干些鸡鸣狗盗、见不得人的恶事、丑事和上不了台面的龌龊事，出任校长不到两年，就被同济大学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个教训。当时在同济大学担任招生委员的李清泉（李庄人）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周均时校长是学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国留学和工作达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柏林被围时，他曾与当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对德皇威廉第二和纳粹党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俭朴，虽在国外多年，却没有洋气息，没有穿过西装，一顶旧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标准讲究德才兼备，聘来的教授、讲师，大多是国内的知名人士。后来接替他的丁文渊校长就与他刚刚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蒋帮的一个文化特务。他在李庄郊外购有住宅，出入不管远近都要坐轿，每天所着西装都要换上几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对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时校长自李庄卸职后回到重庆，即被蒋帮把他关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杀害。虽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怆不已。”[15] 李清泉回忆此事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难免沾染了那个时代的特征。从其他旁证材料看，丁文渊在李庄同济大学的所作所为，令大多数有正义感的师生深恶痛绝应是事实，但要说是一个“文化特务”，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加以认定。周均时离开李庄赴重庆后，亦没有被关押，仍在重庆大学任教，后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继而遭枪杀，是1949年的事情。一个刚正不阿的著名学者最后竟惨死在蒋系特务的枪口之下，惜哉！[16]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约瑟一行进入李庄禹王宫，受到同济大学以丁文渊为轴心的领导层热情欢迎和接待，李约瑟在《四川：自由中国的心脏》一文中写道：“该大学校部也在一座庙里，但该庙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传奇式的灌溉工程师。他在古代向中国人传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灾害的知识。从演讲台上人们可以俯瞰下面漩涡翻滚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厅里，学生集合听专题讲座。”[17]在访问期间，李氏一行对同济大学各学院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并对教学设备和师生情况进行了解，李氏亲眼目睹了战时中国教育界的状况：“在这里，同济的物理系和化学系艰难度日，因为如同武汉大学一样，他们的仪器大多在轰炸中和从东部运来时受损，但工学院各系都欣欣向荣。该校有一座自己的发电厂，学生们花大量时间来组装和架设从下游运来的大量设备。这里也有同盟国的协助，因为那位研究钢结构的教授就是位波兰人。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叶雪安博士领导的测绘系，设备精良，几乎垄断了中国对勘测员和制图员的培养。”[18] 尽管同济大学其他几个系没有工学院特别是测绘系那样欣欣向荣，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为学界瞩目的成绩。在同大迁来李庄之前，川南一带流行一种当地人称之为“麻脚瘟”的疾病，患者一经染上该病，即从脚部开始发麻，伴有呕吐、腹泻等症状，当麻的感觉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当地百姓因不知为何犯病，以致谈“麻”色变。同大医学院迁来李庄不久，一天晚饭后，迁往李庄的宜宾中学37名师生在聚餐之后突然发病，校方震动，特邀同大医学院唐哲教授前去诊治。唐教授经初步会诊，认为是一种钡或磷的化学物质中毒。后经同院的杜公振教授与邓瑞麟助教通过对动物反复实验和研究，终于查清“麻脚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盐中含有氯化钡化学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传出，李庄人民奔走相告，拍手庆贺。唐、杜两位教授和邓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荣获国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国应用科学类发明一等奖。一项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整个川南民众对此甚为感佩，宜宾专署参议会专门组织乡民舞动狮子龙灯前往同济大学致贺，大红的旌表书写着：“成绩斐然，人民受益匪浅；颂声载道，同济令誉日隆。”当李约瑟闻知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庄与川南人民一样，对同济医学院教授们所表现出的情系劳苦大众的精神和杰出的医学研究成果，从内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庄之行，李约瑟还拜会了多年前在比利时相识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语进行了极为难得的长谈”。[19]从李约瑟的记载看，当时童第周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热情，使他于惊讶中大为钦佩。 190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乡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时比京大学布拉舍教授的实验室攻读生物学，不久转做达克（Dalcq）教授的助手。据童第周回忆，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达克教授负责实验室的工作，“他让我试试，结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顺利地剥去了，达克教授让美国人来看，大家很高兴，并祝贺我。以后达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实验画图等。1931年暑假，达克教授带我们到法国的海滨实验室去做海鞘的实验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对于青蛙）更难剥去，他让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顺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实验的技术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设计了一个实验室工作，实验结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滨实验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每年实验结束，都要将实验结果开个展览会，我的实验结果也被展出，给李约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这个海滨举办的几届展览会上,李约瑟与童第周相识并成为朋友，当李约瑟看罢童第周的实验，对这位来自东方的瘦小个头留学生赞美道：“年轻的中国人，有才华的中国人！”[21] 1933年，童第周获得博士学位，达克教授让其再等一年，写一篇论文，可再得一个特别博士学位。但此时的童第周急于回国效力，回答说：“特别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国。”[22]对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国内，与夫人叶毓芬一起共赴青岛山东大学任教。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山东大学迁往武汉，后转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万县，因经费不支，国民政府又采取弃之不顾的态度，学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与夫人随之成了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经多方奔波努力，夫妇二人先是在重庆国立编译馆谋得编译员的职务，再是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最后又辗转来到李庄同济大学理学院生物系任教授。 尽管安静的李庄乡村，免除了整日躲警报的烦忧与家破人亡的威胁，但与重庆、成都相比，环境条件又实在过于偏僻简陋，这给正着力研究胚胎学的童第周带来很大困难。直到晚年，童第周对这段生活仍记忆犹新：“同济大学条件很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点实验，有什么条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学校连一架像样的双筒解剖显微镜都没有，工作实在无法开展。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路过镇上一个旧货商店，无意中发现一架双筒显微镜，心中十分高兴，心想，有了这架镜子就可以开展好多研究工作。当问老板这架德国镜子多少钱，老板开口6万元，这把我震住了，虽说不算贵，但6万元在当时相当于我们两人两年的工资。我和叶毓芬商量，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架镜子买下来。经过东拼西凑，向热心科学的几位亲友借了一些，终于买下了这架双筒显微镜。”[23] 显微镜到手，童第周如获至宝，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但要做胚胎实验就必须有相关配套设施，这一点令童第周无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庄四周布满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跃着成群结队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与夫人、儿女及部分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时间，李庄的田野沟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许多年后，当地乡民还记得同济有位教授夫妇，挽着裤腿，打着赤脚，在稻田和池塘里扑扑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当时的学生们也同样记得，在童教授的实验室外，时常出现逃生的青蛙四处流窜，有的一边逃窜一边呱呱乱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踪，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中，童第周与李约瑟不期而遇了。 分别十几年的老相识在战时李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古镇再度重逢，难免令人生出白云苍狗、他乡遇故知等复杂的人生感慨，真有点像古诗中表达的“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二人站在院内作了长时间交谈后，李约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简陋的实验室参观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据实验所得的成果，撰写了数篇高质量论文并得以发表，引起了国内外生物学界的瞩目。作为世界级生物化学专家的李约瑟，对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当他看罢所有的实验设备和材料，尽管已有心理准备，还是有些惊讶地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吗？” 童第周轻声答道：“是的，战时的条件就是这样，只有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约瑟沉默片刻，摇摇头，充满敬意地说道：“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能写出那样高水平的论文，简直是不可思议！”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没有回答，也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 当二人走出实验室准备分手时，李约瑟突然转身问：“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一定要到这样偏僻的山村进行实验呢？” 童第周答道：“因为我是中国人嘛。” 李约瑟点点头：“对，对，中国人，有志气。”[24] 此次访问，给李约瑟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川西的科学》一文中颇动感情地写道：“童博士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活跃的实验胚胎学家，他与夫人叶毓芬博士携手，设法在拥挤不堪、极不舒适的环境里创造了佳绩。这些成绩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骤临时想办法，还由于童博士选择了一个能够尽量少使用染色剂、蜡和切片机等的重要课题，即确定胚胎的纤毛极性……此发现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人士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英国科学访华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25] 就在李约瑟以惊喜之情盛赞童第周的道德文章与坚忍不拔的毅力时，童氏本人却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许多年后，童第周在回忆中说：“李约瑟来中国，亲自到宜宾李庄这个小镇上来看我，当时在小镇上引起了一场轰动，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个系（生物）主任的忌妒。这也是我在同济大学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26]一年之后，童第周终于在校长丁文渊、教务长薛祉镐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压排挤下，弃别同济大学和那个生发梦想与光荣的简陋实验室，携妻带子离开李庄，投奔重庆北碚的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去了。 ◎结缘在山中 李约瑟访毕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为同济大学师生用德语作了几次专题科学演讲报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镇街巷，移往几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门官田等地，开始对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机构的考察访问。 此次上山，李约瑟在他的游记中曾饶有兴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路上经过一座优美的石桥。我们抵达那里时看见房屋都很隐蔽。”在这里“有许多宽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就设在这里。研究所分别由著名学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领导，约有70位学者，因而是研究院两个最大的研究所”。[27] 当天晚上，李约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Needham）博士的信中说，在板栗坳遇到了“许多最突出的学者”，结识了“大学者傅斯年”，信中对傅的形像作了这样的描述：“傅斯年，山东人，约55岁，有点洋化，谈话很多而能引人入胜，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记的面孔和形状奇怪的头，灰色的头发直坚上去”。[28]这个描述，在所有撰写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谓是最切实和生动的精彩一笔，傅氏之与众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状的相貌，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 蹲在李庄郊外山顶的“寨主”傅斯年与李约瑟相见，很快成为意气相投与相互理解的“哥们儿”。傅斯年认为：自从明朝万历在位的年代中，耶稣会士（Jesuit）利玛窦（MatteoRicci)东来，有很多的访问者来到中国，他们都是学者。然而他们的目的却不在科学的交换。他们是饱学的，清康熙在位时期到中国的学者当中，有些人曾确立了他们的声誉，但是他们的目的还是与李约瑟不同。李约瑟作为一个大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科学交换以及增进和中国科学机构的友谊，在中国抗战正酣的苦战中给予中国人民以勇气——这是李约瑟访问中国的特质而且也是未来科学合作的开始。傅斯年认为：“战时中国科学机关，包括各大学，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实……我们的设备实在是一无所有，而他们的工作者事实上是被遗忘的难民。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学术水准比现在为高，但由于敌人的推进，各学术机关被迫集中于更远的西部；物质的损失引起精神的颓丧。在这种情形下，一个外国学者来访问我们无疑地是会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约瑟博士的印象却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热诚。他不嫌弃我们的穷困和简陋，他看到我们的耐心；他不注意我们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们将来的希望。”[29]或许，正是为了这将来的“希望”，傅斯年与史语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热中，对李约瑟的接待才显得格外热情和坦诚。 当天晚上，李约瑟与助手黄兴宗没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为这样的关系，李约瑟结识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说傅斯年“娶了著名将军曾国藩的一位孙女”（南按：实是曾外孙女）。由于“天气炎热，只能穿薄咔叽衬衣和短裤，即使这样还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说：“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贵重的银朱书写了一长段《道德经》，颇有道家风范。我现在得另买一把扇子，因为这扇子变得太珍贵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30] 访问期间，由于傅斯年慷慨热情，李约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语所几乎所有的珍贵藏品，如大量的铜器、玉器和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还参观了历史组收藏的大量竹简和拓片，只见上面“写着孔夫子时代的经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国珍贵档案，包括给耶稣会士的信件，给西藏的政令，中国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将军为王侯的公文。语言学组拥有每一个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机唱片，等等。图书也精彩极了——有宋朝的真迹，活字版印刷的书籍，等等”。特别令李约瑟兴奋和感动是，当他提出关于科学史的许多问题并寻求这方面的材料时，引起了史语所同仁普遍的兴趣和理解，“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的有趣资料。例如公元2世纪谈到鞭炮的段落；几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记载；公元1076年禁止向鞑靼人出售火药的通令。也就是说，比人们所扬言的伯尔安•施瓦茨（BertholdSchwartz）的‘原始发现’还要早200年”。[31] 多少年后，李约瑟还清楚地记得，临下山时，“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开物》”。[32]对于史语所诸位人员的才学和热情，李氏掩饰不住心中的喜悦，认为“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3] 李约瑟没有料到，此次访问，竟在中国西南部这个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个坚忍不拔又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特别是一位青年学人的出现，令他眼睛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这个青年将成为李约瑟学术研究生涯中，继1937年与南京药商的女儿鲁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这位年轻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轻的李约瑟最终登上了中国科技史研究领域的奇峰——这位年轻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助理研究员王铃。 王铃（字静宁)，原籍南京,早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其出众的才华深受中大文学院著名教授沈刚伯器重。为了谋求继续在学业上长进，王铃投考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由于当时的主考人与中大文学院的沈刚伯等几位导师关系不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铃虽以总成绩第一名的压倒性优势赢得了大考头彩，结果张榜时却名落孙山，被无情地踢出圈外。当王铃带着满头雾水质问主考官为何把自己强行从金榜上扯下且扫地出门时，对方竟以“中大的学生不配到北大读书”等理由作了虚妄的回答。王铃听罢悲愤交集，学界同仁议论纷纷，皆对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无理和狂妄表示愤慨。 在中央大学读书期间，受讲授法国革命史的沈刚伯教授的影响，王铃蒙生了研究17—18世纪中国思想对西方影响这个课题的念头，并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这些颇有创见和新意的论文，不仅令沈刚伯大为赏识，同时幸运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义”之称的傅斯年获知王铃的遭遇后,想起自己当年在山东考取官费留学生时的经历和世间作孽者制造的种种不平与罪恶，对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与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况下，聘请王铃到史语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员。据史语所同仁回忆，王铃性格和善，待人谦恭有礼，是个才气洋溢、博闻强识的学者，深受傅斯年喜爱。通过这一事件，沈刚伯对傅的为人处世和道德风范深为佩服，并说道：“没有如炬的目光与先知的灼见，自然只能与世浮沉。纵能明是非、别善恶，而没有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遇着左右为难的事，也只好依违两可。前者是盲从，后者是乡愿，与那所谓‘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这样‘强哉矫’的人实不多见，而孟真先生却颇有此风。”[34]正是傅斯年的“爱真理的精神和大无畏的胆量”，才成就了王铃的学业，并进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级科技史家李约瑟。按王铃后来的说法：当李约瑟到板栗坳史语所访问时，在“一所朴素农舍里，由于当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介绍，我认识了这位卓越的科学家——李约瑟。这次会面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因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导下，客寄剑桥工作十年”。[35] 当时的情况是，王铃和李约瑟交谈后，受对方思想精神感染，王开始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发生了兴趣，接着又听了李约瑟在李庄的几次演讲，久蕴在内心的爆发力突然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突破口，决心要在这一领域做出一番事业。李约瑟离开李庄后，王铃凭借史语所图书馆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资料，并以英文写成论文寄送重庆，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科学杂志发表。李约瑟读罢文章，对这位年轻助理研究员的才华、学识以及刻苦钻研精神深表敬佩，“这样就决定了他们以后的长期合作”。[36]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与已回到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开始了长达9年的合作，共同开创了闻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又译《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铃作为李约瑟第一位合作者，参加了这部多卷册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写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计等问题离开英国赴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这一工作。王铃留下的空白，将由李约瑟的中国学生、朋友与未来的妻子鲁桂珍为代表的几位科学家共同填补完成。 当李约瑟在傅斯年引领下，于那阴暗简陋的土屋里和王铃等年轻的研究人员交谈后，又在板栗坳牌坊头大厅作学术讲演。李在给妻子李大斐信中颇为自豪地说：“我比较紧张，但演讲非常成功。”又说：“今天我们要去参观营造学社。该社由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一个儿子主持（你会记得有一次和你从苏格兰回来的火车上，我读过梁的书，并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也要去参观疏散到这里的中央博物院。”[37] 在下山之前，李约瑟专门到门官田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访问了所长陶孟和及汤象龙、梁方仲、巫宝三、罗尔纲等研究人员。此前，对李约瑟的科学计划曾进行过“激烈争吵”的美国大使馆驻华官员费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请，在赴重庆参加会议的陶孟和陪同下来过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轮船上水”，经过三天三夜的动荡颠簸才到达李庄。一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他在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一件趣事：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费正清由此感叹说：“可见作为社会学家的陶孟和对当时中国下层社会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认为，这个看法和说法不一定准确，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过于丰富，以及对中国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对陶孟和的性格和为人处世方式方法颇为了解的顾颉刚就曾说过：“陶孟和等精英学者对民众的了解最终常常让他们不信任、不接近‘民众’。”[38]这个话或许比费正清所言更接近实际。 陶氏把费正清领到李庄，拜访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又专程到李庄郊外的门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办公地点进行访问，其间受到众位研究人员平时难得一见的烧脆皮鱼的特殊款待。当时费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时就结识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遗憾的是，曾经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样，因患严重的肺结核，已赴兰州治疗休养，据说已不治身亡。费氏只好带着无限怅惘与陶孟和握别。 ◎一代名媛沈性仁 当李约瑟来到门官田见到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陶孟和时，陶正沉浸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伤中未缓过劲来。而与沈性仁生前相识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在为沈氏不幸命运扼腕的同时，也陷入物伤其类、兔死狐悲的凄凉之境。 当年浙江嘉兴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学识风度，海内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二册，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乃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推陈其美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其间与陈其美，外加沪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蒋介石结为拜把子兄弟。北洋时期，黄以教育部长身份，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软禁了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轰动中外的大事。自此，黄郛时来运转，代理内阁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了一生的权力顶峰。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黄郛又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和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要职。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这四个姐弟，颇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着不同的政治抱负、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钱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苏常熟书香门弟，早年赴英国留学，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师从拉斯基、韦伯等著名学者，并与他的学长陶孟和一样深受费边社的影响。学成回国后，在同乡张謇的引荐下用一年时间游历了半个中国，拜访了当时掌控中国大局的张作霖、张学良、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实力派人物。不久，钱昌照与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订婚，因沈氏家族的关系，通过黄郛结识蒋介石，并很快受到蒋的重用。 钱昌照先后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国防设计委员会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等职。内战爆发，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之时，钱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从香港转归大陆，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生前留下了一部《钱昌照回忆录》，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内容虽然简略，但信息丰富，为治民国政治、工业和教育史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从这部回忆录中可知，在名噪一时的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开工之前，不只是国内的名流之后、黄炎培之子黄万里教授极力表示反对，海外也同样传出了极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谐之音，而发出这一声音的就是钱昌照的内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后留学德国的水利专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间专门研究黄河治理，20世纪30年代归国后从政，曾任上海工务局局长、资源委员会主任秘书兼工业处处长、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南京特别市市长等职。沈怡对黄河治理情有独钟，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别市长任上，仍没有忘记黄河治理问题，曾专门组织黄河顾问团考察黄河流域，并聘请三位美籍顾问前来考察（包括萨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专家，借此机会第二次到国民党拟建的三峡工程坝址查勘地形地质）。1948年，沈怡出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驻泰国数年，领导治理湄公河。再后来，沈怡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当局“交通部”部长，任职6年。后因派系倾轧，元老派失势，沈氏受到少壮派排挤，乃改任“驻巴西大使”，未久离任侨居美国，1980年去世，享年79岁。沈氏著有《水灾与今后中国之水利问题》、[39]《黄河年表》（1934年出版）、《黄河问题》（1935年出版）等专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水利专家和市政工程专家。1979年，沈怡被诊断患癌症，希望他仅存人间的胞妹、时为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视。沈性元得电并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将长江“三峡计划”的资料带去，征求这位水利专家对建造大坝的意见。当沈性元把资料取出时，沈怡却拒绝阅看，他说：“当年建造黄河三门峡大坝时，我在国外撰文认为干不得，中苏专家不听，闹成笑话。我又何必操心呢？”[40]沈性元怕回国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转相劝，并说“祖国尊重专家，远在国外还郑重征求（意见）”云云。[41]沈怡才勉强看了一下资料，写了几条意见让胞妹带回国内。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当年沈怡反对黄河三门峡工程的具体意见如何，是否为国内高层和专家学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来推测，“在当时，即使他的意见为国人所知，大概也会当作潜伏在国外的阶级敌人的恶毒攻击，反而会增加主建派的砝码”。[42]事实上，许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运。沈怡生前还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台湾出版，其中对钱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别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评。[43] 作为民国时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学欧美，在“五四”时期，其翻译戏剧作品《遗扇记》于《新青年》发表。[44]此剧后来被译为《少***扇子》或《温德梅尔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这是外国话剧最早的白话语体翻译剧本之一在中国发表，也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源头。正是在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础上，才产生了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此后，沈性仁与徐志摩共同翻译了《玛丽•玛丽》等文学作品，引起文化界广泛关注，特别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赏。 除文学戏剧，沈性仁对社会经济问题亦有较大兴趣，1920年，他与丈夫陶孟和合译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凯恩斯著）被纳入《新青年丛书》第六种出版。荷裔美国科普作家房龙的成名作《人类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仅4年，就由沈性仁翻译成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5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经久不衰的“房龙热”。后来成为著名报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忆道：20年代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于是，“那天下午，我发痴似的，把这部史话读下去。车来了，我在车上读。到了家中，把晚饭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读，一直读到天明，走马观花地总算看完了。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45]尽管曹氏没有谈及沈性仁的翻译之功，但若没有沈氏的努力就不会有中国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类的故事》并大受影响，这一事实想来曹氏是不会否认的吧。 当年徐志摩自海外归国，在北平发起了一个文学沙龙——新月社，常来石虎胡同7号新月俱乐部参加聚餐会和活动的人物有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淑华、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语堂、张歆海、饶梦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学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黄子美、徐申如等企业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启超、林长民、丁文江、张君劢等资格稍老的社会、政界名流，可谓一时俊彦，大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之声势。据当时参与者回忆，这些出身背景、年龄、兴趣和职业不尽相同的人物，所谈话题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到文学，驳杂多样，所关心的问题也不尽一致，虽然来俱乐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样的。 就在这一时期，沈性仁与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适，甚至生性腼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学者，相识相交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随着梁思成、林徽因由东北大学返平，住北总布胡同3号以及“太太客厅”的形成，陶孟和与沈性仁便成为“客厅”中的主要宾客。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里边的“科学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对号入座的话。 对于沈性仁高雅的仪态与美轮美奂的容貌，作为女性的林徽因既羡且佩，而对林徽因倾羡、爱恋了一辈子的金岳霖，初次见到沈性仁时，即惊为天人，大为倾心动情，平时不作诗的老金，一反常态地作起爱情诗来，并在题赠沈性仁的一首藏头诗中写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兰香静处风。[46]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与兰花之香来比喻“性仁”风采丽姿，其倾慕艳羡之情溢于表里。 被誉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刚语）的胡适，曾主张作为一个具有现代知识的人，就需要有几个女友，因为男女之间在观察处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弥补的益处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写给家乡母亲的信中，说到当日应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妇家吃饭，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还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谈。然后说：“我在外国惯了，回国后没有女朋友可谈，觉得好像社会上缺了一种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几个月，只认得章行严先生的夫人吴弱男女士。吴夫人是安徽大诗人吴君遂（北山楼主人）先生的女儿，曾在英国住了六年，很有学问。故我常去和她谈谈。近来才认得上面所说的几个女朋友。”[47]无论是此前还是之后，胡适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谈，特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谋求渴望做异性朋友的绝佳人选。 或许生性过于腼腆，或许心中过于忧伤，在清华任教的文学家朱自清，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如：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杨今甫处午饭，饭后论《啼笑姻缘》及《人海微澜》。“旋陶孟和夫妇来，陶夫人余已不见数载，而少年似昔，境遇与人生关系真巨哉。”[48] 朱氏记载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当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风采均不减当年，仍是妙龄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俗世比喻。从这句颇为含蓄的隐语中可窥知沈性仁当年夺人心魄的高雅气质和朱自清内心艳羡动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战爆发后，沈性仁随陶孟和开始了流亡生活。几年的战乱与生活困苦，使她的身体受到巨大耗损，生命在磨难中一点点走向消亡。自从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昆明迁到李庄后，由于环境和气候的变化，特别是如德国人王安娜博士曾说过重庆一带的环境一样，由于川南一带含硫量很高的煤块烧出来的煤烟混在一起成了烟雾，而这些弥漫着硫黄味的浓烟整日徘徊于李庄及周边地区上空不散，与林徽因的遭遇几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且日甚一日，几度卧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设法为其医治，但鉴于李庄缺医少药的现状，陶氏本人甚至同济大学道业高深的医学教授都深感无能为力，只有看着俏丽文静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一个考察团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兰州设点的打算。陶孟和闻讯，找到连襟钱昌照，让沈性仁顺便搭车去兰州治病。当时沈怡正在兰州，而陶孟和也正进行社科所兰州分所的筹备，他认为自己或许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兰州，所以让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处落脚治病。在陶、沈夫妇看来，西北空气比李庄清爽得多，对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处，加上兰州城的医疗条件更是李庄没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去竟成永诀。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兰州撒手归天。 注释 [1]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于生于伦敦南区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年14岁的李约瑟被送到爱尔兰诺普顿郡昂德尔公学学习。在这所要求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学里，李约瑟受W.F.桑德森校长的影响，逐渐培养起对科技、历史等方面的浓厚兴趣。桑德森对李约瑟的一些谆谆教导，如“思考问题要有广阔的视野”、“如果你能找到焕发起自己执著追求的东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李约瑟说：“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研究课题，我想就是“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的最好实例了。通过李约瑟的自述，可以看出，爱尔兰当是他日后走上科学道路的发源地（参见《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三松堂学术论文集》，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3、5、11、12]《李约瑟画传》，王钱国忠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所谓“李约瑟难题”，据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科技史家江晓原说：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对一个伪问题倾注持久的热情，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如果将问题转换为“现代中国为何落后”，这倒不是一个伪问题了（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都在同一条路上走），但它显然已经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约瑟才能问出来了。顺便提一下，作为对“李约瑟难题”的回应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纪在中国，至少在中国天文学界，已经有过“不亚于哥白尼的革命”，这一说法也已经被指出是站不住脚的（江晓原《十七、十八世纪中国天文学的三个新特点》，载《自然辩证法通讯》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晓原之说有他的道理，但要说是一个“伪问题”未免有点哗众取宠的意味。大凡问题应以是与不是界定，如这是个问题，或不是个问题，不能以真伪界定——这是常识。至于李约瑟的观点是否站得住脚，也不是一个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 [6]《〈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82年。 [7]陈立夫《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前言》，第一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出版。 [8]《李约瑟与〈中国科学技术史〉》，刘景旭编著，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 [9]《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10]《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李约瑟画传》。李约瑟这一观点并未得到西方学术界的公认，据后来担任过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博士说，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入会者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汉代张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学家，在数学、天文等基础科学方面的贡献远胜于道家。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当时何丙郁只好出来打圆场，说同意或反对李约瑟观点的都不算错，关键看对“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讨论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从李约瑟说起》）。 [14]JosephNeedham，“ScienceandChina’sInfluenceontheWorl”inRaymondDawsonTheLeagacyofChina（Oxford,1964，p.302）. [15]《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熊明宣主编，李庄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16]周均时离开李庄到重庆大学任职后，对蒋介石施政方针大为不满，遂于1949年夏加入〖请看小说网Qisuu。Ｃom电子书下载〗“民革”组织，并出任民革川康分会地下组织负责人，同时进行秘密策反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杨杰将军等人的工作。由于打入民革内部的特务告密，周于8月20日被保密局特务逮捕，次日转移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关押。1949年11月，国民党撤离重庆前对白公馆与渣滓洞等几十名政治犯执行枪杀，周均时亦在其列。朱家骅闻讯，亲自驱车到保密局找局长毛人凤，请求刀下留人，未果。周被如期枪杀。同时遭到枪杀的还有曾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副军长黄显声、黎剑霜夫妇，以及小说《红岩》中“江姐”、“许云峰”、“小萝卜头”等原型500余人。 [17、18]《中国西南部的科学（一）物理—化学科学（1943）》，李约瑟著，原载《自然》杂志，第152卷，1943年。转引《李约瑟游记》，李约瑟、李大斐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21、22、23、24、26]《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7、28]《1943年2月—12月的书信摘录》，载《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送词》，《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31、32、33]《李约瑟游记》。李氏说傅送他善本《天工开物》之事，怕是李约瑟本人的误解。按照常理，傅不可能、也不敢把国家如此贵重的珍品私赠外国人，或许是一复制本或通行本。 [34]沈刚伯《追念傅故校长孟真先生》，台北《大学新闻》，1963年12月26日。 [35、36]黄然伟《关于王铃》，转自《李约瑟与中国》，王国忠著，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8]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载《文学周报》，1928年5月1期。 [39]载《东方杂志》，第28卷，第22号，1932年11月。 [40、41]《钱昌照回忆录》，161页，钱昌照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号称“万里黄河第一坝”的三门峡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治黄规划中确定的第一期重点项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政府专门邀请苏联老大哥派专家前来筹划并主持设计。苏联方面派来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术工人，为了能在中国坐稳“老大哥”交椅，临行前，苏联政府特意为伯克夫破格搞了顶副教授、工程师的帽子戴在头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国国门后，当仁不让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领中国水利界一帮文臣武将，趾高气扬出现在黄河流域考察队伍的最前头。按伯克夫的考察构想，这个“黄河第一坝”修在上游的潼关最为合适。此方案一出笼，立即引起了参与考察的中国专家的质疑，据说清华大学水利系年轻教授张光斗等人与伯克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据张光斗说，不只是当地土质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坝，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坝蓄水，汛期来临，整个关中平原将成泽国，直接导致八百里秦川陆沉的悲剧。后来“老大哥”也感到在潼关筑坝的艰难与危害，遂决定弃潼关而转赴下游的三门峡修筑。 出于政治、经济的需要，1954年，由毛泽东批准修建三门峡大坝工程。邓子恢在怀仁堂向全国人大代表们宣布了中国政府的宏伟计划，并说：“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谚语“圣人出，黄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 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三门峡大坝工程由苏联的伯克夫主持设计，大坝代号“360”。动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国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请了70位中国专家、教授参加了设计方案论证会议。在邀请者中，清华水利系的张光斗与黄万里这两位30年代自美国学成归国的水利专家均榜上有名（张光斗，193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水利工程学硕士、哈佛大学土木工程学硕士学位，后中断博士学位学业于1937年归国；黄万里，黄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学，先后读过三所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是伊利诺伊大学的第七个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个水利工程学博士，1937年归国）。据说这是一个“务虚”的会议，论证进行了7天。当时主持设计的苏联专家伯克夫与负责这一项目的中国各级官员以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通过绿化，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进入三门峡的泥沙能很快减少，因此可用三门峡的高坝大库全部拦蓄泥沙。 大坝蓄水后，经过沉淀变清，然后用下泄清水来刷深黄河下游的河床，从而把黄河一劳永逸地变成地下河——这一思路导致了三门峡工程规划没有设计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设计，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参加论证的70位专家，绝大多数人对在三门峡建坝拦沙于上游，坝下不设排沙孔洞这一方案，或真心或违心或别有用心地表示拥护。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一个大学毕业不久、名叫温善章的小技术员，对大坝工程提出反对意见。据说黄万里在七天会期中，单枪匹马，舌战群儒，和苏联专家、中国专家展开激烈论战。按黄的说法：“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时，黄万里对举国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认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而赞成这种说法的官员、专家，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黄河水流必然挟带一定泥沙的科学原理不能违背，即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冲刷力要比挟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必然使黄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云云。 不久，黄万里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以小说的形式发表了《花丛小语》。文章批评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浆，公共汽车停驶，要是在美国，市长早干不成了，等等。又从“文人多无骨”引伸到当年黄河三门峡工程的论证。其中一段说，“你看章×原来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颂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流河治”云云。 很快，清华校方把黄氏“大作”《小语》上报毛泽东，毛看后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同时，毛泽东还针对黄的文章说：“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圆。”（曾昭奋《江河万里》，载《清华园随笔》，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黄的文章立即成了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后来黄万里曾对人说：“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钦定’的，逃也逃不了。” 当1937年黄万里从美国学成归来时，途经横滨暂泊，偶遇在日本学医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同船归国后即在庐山举行了婚礼。丁玉隽的父亲乃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丁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宣传部长，二人同为党国大员，且颇为友善。而黄炎培则是教育界名宿，国共合作时期亦担任政府要职，因而黄、丁二位名门子女的庐山之恋，曾轰动一时，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与彭德怀展开政治决战，他在批彭时说了“你彭德怀和黄万里一样脑后长着一块反骨”等语。 由于毛主席的这一“反骨”结论，黄万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个“大”字，成了罪大恶极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工程的中方技术负责人。一时间，河南与陕西两省热闹起来。同月，西安农业展览馆紧跟形势，举办了“三门峡工程图片资料展”。在门口最显赫位置的一块模板上，书有“圣人出，黄河清”六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其时简化字刚推行不久，许多人不认识被简化了的“圣”字（正体为“聖”），围观者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忽见当地人送外号“二杆子”的中年汉子高声朗读曰：“怪人出，黄河清。”话音刚落，“二杆子”就被现场的保卫人员三拳两脚掀翻在地，五花大绑押入公安机关，尔后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关了起来。鉴于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览馆的领导者怕惹火烧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写六个大字的模版。 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杆子”高声呼喊的话，像是一句谶语，昭示着未来的不祥之兆。不但黄河没有变清，反倒是滚滚泥沙淤死了三门峡大坝，回水倒灌泾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黄水里化为泡影。 1961年，三门峡大坝建成，19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总投资9.42亿元人民币，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建成后的工程虽然给黄河下游防洪安澜和灌溉、发电等方面带来了一定经济效益，但在建造时由于没有考虑排沙这一关键性技术问题，泥沙淤积问题日益突显。据国家水电部资料显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发电时，水库就淤积了15亿吨泥沙；到1964年11月，总计淤积泥沙50亿吨。越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而黄河回水，使潼关河床淤高了4.5米，迫使黄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胁中国西北的经济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国最富裕的关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使得库区移民上上下下来回反复迁徙，十几万人弄得家贫如洗，疾病缠身，男女老少啼饥号寒，其凄苦悲惨之状，令见者为之泪下，曾代表国务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员面对惨象，亦禁不住说：“国家对不起你们”。据黄万里的长公子黄观鸿说：当时三门峡的败象日显，陕西泥沙日积，地方官忍无可忍，绕过周恩来径向毛泽东告状，毛泽东急了，说：“三门峡（大坝）不行就把它炸掉！” 为情势所迫，1964年，三门峡不得不进行第一次改建，强行用炸药在坝底炸开了“两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进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资八千万元，再度在坝底炸开了8个孔洞，进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尽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隐患。2003年8月，渭河一场洪灾，使建成40多年的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再次成为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据陕西方面的水利专家说：“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当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灾害比较大，相当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灾害（其中华县、华阴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来500年最大的灾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这场灾害使陕西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灾，225万亩绝收，成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达82.9亿元。”（参见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报》）当年黄万里“黄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的预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据陕西省水利志的记载和近现代水利专家的考察，渭河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条淤积严重的河流，从春秋战国时期到1960年的2500年间，河床淤积厚度仅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积0.6米。自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淤积速度可谓一泄千里。据2003年10月22日潼关水文站所测数据，当天的潼关高程是327.94米，而1960年只有323.40米，仅仅40多年时间竟比过去高出了4.5米，相当于历史上750年淤积量。因潼关高程居高不下，关中水患则永无穷尽。 继这场洪灾之后，对三门峡水库的“异议”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但事已至此，当局亦无可奈何。 [43]民国时期，有人形容钱昌照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上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和黄郛是连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灏是冤家，和ＣＣ系是对头，和宋子文是过从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说钱“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际，慧眼识英雄，两人成了莫逆”。 宋、钱关系由暧昧到订交，始于钱担任国民政府秘书时期，完成于资源委员会任上。钱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同孔发生矛盾时，宋总是支持我的。”(《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钱认为这是“我与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联结起来”的基础。抗日战争末期，钱昌照受国民党高层人物和社会各界部分人士群声喊打，逐渐在蒋介石面前失宠，当时他唯一能够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这一时期可称为钱、宋蜜月期或民间说的“久别胜新婚”时期。钱在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时期“和宋子文的关系就更加紧密”。尽管有了宋子文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处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时不能救一生，钱昌照在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最终败下阵来。 钱昌照于资源委员会起家，亦由其败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资源委员会的历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就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最终要和日本一决雌雄。但以当时中国的情形跟日本开战，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只要战端一开，那就不是仅凭勇气和无畏的精神可胜对方的，必需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所作为，方能以弱胜强，克敌制胜。而经济在此时尤显迫切和重要。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的钱昌照，凭着自己在英国所学政治经济学的敏锐头脑与高人一筹的眼光，瞅准这一机会，适时向蒋介石提出，日本侵华趋势日益明显，政府应该建立一个国防设计的机构来统筹计划抗战工作。蒋介石听罢深以为然，对钱氏本人高瞻远瞩的新思维很是欣赏，于是顺水推舟地做个人情，决定由钱出面担当这一重任。此时的钱昌照属于典型的欧美少壮派官僚，尽管精明强干，锐气逼人，但他没敢忽视翁文灏的存在。有翁氏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钱昌照自知一时无法与之匹敌，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荐盟主的规矩，向蒋介石真诚地荐举了翁。蒋原对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洁身自好，素来与政治无缘，正合蒋的心意。当时国民党政权根基在南方（后来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类官僚也多出自国民党内部，而翁是北方知识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学术界。蒋正好通过翁来拉拢北方一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特别像胡适一派的自由知识分子，让他们靠近南京政府，为党国效力。 主意打定后，蒋亲自请翁文灏和与翁友善的张季鸾等人到庐山来讲课。翁文灏到庐山见到蒋介石，提出在战前经济困难时期，特别要重视调查中国的资源，通过对资源的开发提升中国的经济地位。蒋一听正合心意，相谈甚欢，遂引翁为知己。后来蒋说要成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由翁出面组织。翁推托再三，蒋介石干脆说：“这个主任我来做，你来做秘书长，由钱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结果是，蒋自己兼任了名义上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接受了秘书长一职，但人仍在北京，钱昌照出任副秘书长，在南京主持委员会的实际工作。钱在回忆录中说，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参谋本部，是个秘密机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有军衔的，翁文灏是中将。”委员会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进行中国的资源调查。翁文灏还聘请了一大批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方面的贤达之士，如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钱端升、吴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实业人士以及少部分国民党党务人员，一时为国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战争形势更加趋紧，国民党对军事机构进行大的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转为资源委员会，工作的内容也从原来的参谋性质转变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建设机构。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资源委员会面临的首要工作是组织沿海工矿企业内迁。1938年1月，资源委员会接管军事委员会下属的第三部（主管国防工业）、第四部（主管国防经济），以及建设委员会改隶新近成立的经济部。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委，钱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资源委员会便与经济部捆绑在一起。 1936年，资源委员会所属的工矿企业仅有21个单位，到了1939年，有67个单位，3年后膨胀至96个。至抗战胜利前夕，达到了121个。1945年更增为130个。短短9年就扩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国家的融资大量拨给资源委员会。该会资金来源主要依赖政府预算与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融资。钱昌照与宋子文关系颇为密切，宋在这段期间内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而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筠与宋子文关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为交通银行董事之一，以银行的力量来支持资源委员会，是相当容易的。更何况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专司争取美援，影响力提高。资源委员会与之结合，得以迅速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当时孔、陈两家都瞅准了资源委员会这块肥肉，想从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钨、锑两大矿产资源，却没有达到目的，遂对钱氏怀恨在心；ＣＣ系的陈果夫、陈立夫想在资源委员会的各项事业内设立国民党党部，均遭拒绝。据钱昌照在回忆录中说，“资源委员会之所以能和孔、陈对抗，一则由于蒋介石在经济方面往往利用资源委员会牵制孔、陈，二则由于宋子文和孔、陈一向不和，钩心斗角，每当资源委员会和孔、陈发生争执的时候，他总是支持资源委员会的”。因而钱氏与孔、陈的对抗总是占尽上风。翁文灏等资源委员会人员担任经济部高官，主管工商事业，于分配上占尽便宜，使资源委员会在与私营企业竞争时占绝对优势。据统计，资源委员会和其他的公营事业的资本额在1944年达到战前的50倍，在全国总资额中所占的比率，从战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资金既控制在公营事业手里，政府又实施统制与独占贸易、增税、收藏金银外币等政策，私营企业必然要凋零破败。当各私营企业纷纷破产之际，资源委员会以国防建设的名义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扩张，成为不可一世的资本大鳄。 对于这一畸形格局的演变，除了孔、陈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会有识之士的警觉和不满。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观察》第2卷第1期刊发的《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中，就曾公开提及“国家资本”这一被歪曲的社会痼疾，除了铁路、航业、银行业等豪门资本外，傅还特地指出：“又有资源委员会号称办理一切重工业，这样发达的国家资本，我们应该几乎要成社会主义国家了，然而内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谈不到的更多。譬如两路局、资源委员会等，你不能说他贪污。但无能和不合理的现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循环不已，照道理说，国家必糟。” 曾做过资源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话对此作过评论：“中国士大夫阶级中，很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今日世界大势所趋；其中许多人受了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还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学生。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政府任职的许多官吏，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有依赖政府，靠政府直接经营的工业矿业以及其它的企业。从前持这种主张最力的，莫过于翁文灏和钱昌照，他们所办的资源委员会，在过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国的工业矿业，对于私有企业(大都是民国初年所创办的私有企业)蚕食鲸吞，或则被其窒息而死。他们两位(翁文灏、钱昌照)终于靠拢，反美而羡慕苏俄，也许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对钱这一时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评，认为“资委会的主要负责人经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钱为此很不高兴。 就钱昌照政治命运而言，尽管与翁同在资源委员会任主要职务，但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后来逐渐恶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战胜利后，钱受到翁文灏、孔祥熙及ＣＣ系的排挤和打击，在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的摇旗呐喊下，为平息众怒，蒋介石痛下决心撤销了钱的资源委会副主任职务。1949年8、9月间，钱怀着对蒋介石、翁文灏、CC系等各派系的强烈不满，准备赴英国讲学。 在逗留香港期间，刚好遇上旧友、中共地下党员、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钱向张述说了自己的境遇和对局势的悲观态度。张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汉年作了汇报。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当即指示夏衍：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云云。与此同时，潘汉年又将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请示对钱的工作方针。很快，潘收到周恩来回电，指示他一定要设法劝钱留在香港，并明确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经过中共组织的一连串工作，钱回返大陆。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44]剧本分别发表于《新青年》，第五卷，6期，1918年12月；第六卷，1、3期，1919年1、3月。1988年钱昌照去世，年90岁。 [45]《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7]《胡适日记》（内部发行），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48]《朱自清全集•日记编》，朱乔森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二版。 第三章小镇故事多 ◎此情可待成追忆 沈性仁去世的噩耗传出，家族至亲悲恸欲绝，许多与之相识的朋友也为之洒下了悲伤的热泪。费正清曾哀惋地慨叹道：“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个。”[1]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联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电报，感觉“当时就像坐很快的电梯下很高的楼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稳下来时，“又看见性仁站在面前”。[2]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还亲笔给远在昆明的老金写过一封信，“那封条理分明，字句之间充满着一种淡味，一种中国人和英国人所最欣赏的不过火的幽默”的信，让老金无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阔别”了。于是，金岳霖怀着悲天悯人的情感，写下了一篇含血沾泪的悼文，以纪念这位在中国白话文运动史上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认为，沈性仁是“非常单纯之人，不过她也许在人丛中住，却不必在人丛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单就事说，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说，她能做的事体也许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个入山唯恐不深、离市唯恐不远的真正高雅、淡泊、风韵无边的人间女神。文中又说： 认识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觉到她确雅，可是她绝对不求雅，不但不会求雅，而且还似乎反对雅。……我猜想她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关心的。在大多数人十多年来生活那么艰苦的情形之下，雅对于她也许充满着一种与时代毫不相干的绅士味……性仁虽然站在人群的旁边，然而对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胆相照、利害相关，以朋友的问题为自己的问题。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难有时比实际上的困难还要大。她在李庄听见昆明的物价高涨的时候，她深为奚若太太发愁，恨不能帮点小忙。然而她无法可想，而在那束手无策的状态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难也就愈大。这不过是一例子而已，这一类的景况非常之多。朋友们的处境困难常常反比不上性仁为她们着想而发生的心绪上的忧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为中心，有的时候我简直感觉到她的生活是为人的生活，不是为自己生活。也许她这样的心灵是中国文化最优秀的作品。[3] 金岳霖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称民国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写女人写得最细腻、最优美的文字之一，内中蕴涵了英国绅士式的从容、清纯、洒脱、飘逸，伴着中国古典的深厚绵长和淡淡的哀伤，读之感人肺腑，韵味绵长不绝。金岳霖不仅有一颗哲学家的头脑，还应当算是世上最为难得的一位好男儿、好情人。假如把老金与风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钻来荡去的老情种徐志摩相比，老金对女人的了解、认识与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彻、更辽远、更有深度，也更能进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钱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称：“回忆到金老（岳霖）对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认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内向型的。她文静、深思、内涵比较充实……等，金老称之为‘雅’。性仁二姐待人诚挚，处事有方，这些我们父母所留给她的品格，也许由于她爱好文艺所获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说：“二姐处在多难的旧中国，身居在知识分子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家务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动，还能抽出时间勤于译著，她翻译了房龙的名著《人类的故事》，此外也译有英文中篇小说。这些也是金老所钦佩的一方面吧。”[4] 金岳霖对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对老金也可谓高仰景行。沈性元说：“我从二姐偶然的话语里，得知金老搞逻辑学，写作有个少有的特点：常常费了不少功夫写成厚厚的一迭稿了，当发现其中有不满意处，他会把全部稿子毁弃，决不‘敝帚自珍’，更不会以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会重新开始，有疑义就再作废而不惜，决不把自己所不满意的东西问世飨人。金老，当年的‘老金’就是这般著作治学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钦佩。”从彼此的回忆文章中，可以窥知金、沈之间的友爱，一点也不差于老金与林徽因之爱，若就人性中的深层情感论，可能还有过之。 作为与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了世间沧桑、离乱生死的陶孟和，没有专门写下怀念爱妻的文字，这倒不是说已与爱妻在生死两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内心的苦楚与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万一，因而选择了沉默而独自面对苦难。据时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巫宝三回忆：“李庄虽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晤谈者，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5] 当李约瑟到来时，刚刚57岁的陶孟和已是头发花白，身躯佝偻，沉默寡言且有几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与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员作了交谈，索取了部分资料，对各位人员的精神风貌和研究成果给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记中写下“由此可见，即使在困难时期，川西的生物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很丰富”[6]等赞语。此次访问，最令李约瑟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费时几年、集中精力进行的抗战期间中国经济损失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战后巴黎和会各方代表谈判情形有过详细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极富政治战略眼光地向国民政府提出，“战时经济状况及其损失应作为一个重大课题及早调查研究，以作为抗战胜利后和会谈判的依据”。[7]在这一学术战略思想指导下，自1939年在昆明开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组织人力调查研究沦陷区工厂及其他经济文化机构迁移情况。来李庄后，整个研究所的工作由原来的经济、法律、社会学等诸领域，转到了经济学，并确定了以战时经济研究为主的总方针，开始了由调查问题、揭示问题，并协助政府解决问题这一重大政治经济事宜的转化。在此期间，陶氏与研究所同仁以“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为题展开调查，着手编纂抗战以来经济大事记，出版了对沦陷区经济调查报告及经济概览。也就在这一时期，受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委托，社会学所专题研究了战时物价变动情况；同时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委托，调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国抗战损失估计》等科学性论证报告。这项极具社会和科学意义的调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赞誉，一时为各方所重视。 令陶孟和为之扼腕的是，他与同事辗转几万里，含辛茹苦，耗时八年，以国际通用的科学计算方法调查研究出的报告，因战后国共两党与日本政府的复杂关系，这批关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废纸，被当局弃之麻袋不再理会。最后的结局是：中国人民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打赢了，但国共双方分别代表自己的政权，主动放弃了对日本政府的战争索赔，中国在战争中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1000亿元以上的各种经济损失，全部付之东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赔偿。此举可谓悲凉、窝囊、“二驾眼”到了顶峰，徒令后世子孙悲愤交加、扼腕长叹。 辞别了陶孟和与社会学所一帮埋头苦整，但并未预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却被国共双方的当权者视为臭狗屎装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怜的研究人员，李约瑟走下山来，欲拜访他心仪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启超巨大的光芒和社会影响力，可能当时介绍的人没有提到也许更能令李约瑟心驰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则以他好奇和爱美的性情，不会不在写给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实上，他当时只提到了“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 在上坝月亮田农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尽管对李约瑟其人未曾相识，亦不了解底细，但想到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并来到中国西南偏僻闭塞的李庄，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此时的梁思成还没有像延安的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这就是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但既然对方号称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来，起码也算国际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这种精神，作为东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尽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时梁家包括整个营造学社一贫如洗，平时吃饭都成问题，哪里还有特殊的条件设宴招待？半年前，当费正清与陶孟和一道从重庆来到李庄时，这位来自美国的文化官员，亲眼目睹了知识分子贫困的生活条件。费氏看了梁家与营造学社的窘迫状况，曾劝梁思成卖掉身上的一支自来水笔和手表等物，以换取急需的食物维持生计。对于学者们如此艰难的生活状况，费正清曾感慨地说道：“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 李约瑟来李庄之前，营造学社人员经历了一阵回光返照式的兴盛之后，又无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员梁思成、刘敦桢由于当时环境，在工作上意见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继离去者”。[9]刘敦桢已于半年前携家带口离开李庄乘船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卢绳等人也各奔东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营造学社，两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独木苦撑，挣扎度日，大有树倒猢狲散之危。据说，当刘敦桢决定离开李庄另谋高就的那天，梁、刘二人谈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泪。世事沧桑，聚散分离，本属正常，只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诀别，令人备感凄凉伤心。 此次面对李约瑟的到访，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挠腮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后，突然发现鸭子们还不知忧愁地呱呱乱叫。这是梁家自春天就开始喂养的几只本地鸭，除指望下几个鸭蛋补助一下林徽因与梁思永的病体，还准备秋后宰杀几只，让平日难见油星的营造学社同仁好好犒劳一顿。如今贵客临门，梁思成只好忍痛割爱，决定先宰杀两只公鸭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亲眼目睹梁思成捕杀鸭子的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惊喜的心情观看了这一具有乡村特色的场面并饱受了一顿美味。此一情形的具体细节，林徽因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表述：“李约瑟教授刚来过这里，吃了炸鸭子，已经走了。开始时人们打赌说李教授在李庄时根本不会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会让客人过度兴奋的地方，但我们还是有理由期待一个在战争时期不辞辛苦地为了他所热爱的中国早期科学而来到中国的人会笑一笑。”[10] 事实上，李约瑟见到他心目中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媳妇”林徽因并作了简短交谈后，这对夫妇出众的才华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约瑟大为惊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对方当着众人的面表示自己能与梁、林夫妇在李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相会，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同时李约瑟也没忘记以英国绅士的风度，夸赞一番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林受到夸赞当然高兴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对费正清夫妇说：“我从不知道英国人对爱尔兰还有如此好感。”这个时候的梁、林夫妇尚不知道，爱尔兰正是李约瑟生命中最难忘的成长之地。林徽因的爱尔兰口音，正好给予对方他乡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战乱流离的异国他乡，能遭逢如此快事，作为对故乡怀有深情眷恋的李约瑟焉能不露出真诚的笑容？ 吃饱喝足之后，李约瑟详细观看了营造学社的研究课题，亲眼目睹了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研究人员的工作态度，心灵受到强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串预言式文字：“如果战后中国政府真正大规模地从财政上支持研究和开发，20年左右后，中国会成为主要的科学国家。中国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会理想。认为中国人会屈从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诱降是不可思议的。”[11]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约瑟的预言说对了一半，20年后的中国大陆尽管有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及足以镇压一切敌对势力的坚硬坦克和装甲兵器，但离“科学国家”还有一大段距离，更谈不到“主要”和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主流。而国民党控制的台湾孤岛，其科学的发展同样缓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欲选举新一届院士时，李济在演讲中曾对台湾的科学前景作出了“不敢乐观”，且有些悲观的论调。尽管主持会议的胡适大不以为然，未过几分钟便倒地不起，但仍然无法改变残酷的现实，中国海峡两岸在抗战胜利的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没有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规范的“科学国家”。倒是后一点被李约瑟有幸言中，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诱降和血腥屠杀，最终以民族的坚强与韧性，于腥风血雨中取得了抗战胜利。 6月13日，李约瑟来到位于李庄镇张家祠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进行访问，同时作李庄之行的告别演讲。演讲之前，一个意外插曲的出现，给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便是陶孟和与傅斯年两个冤家对头摈弃前嫌，握手言和。 ◎?由决裂到言和 尽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傅却一直不把陶当长辈看待，除了前面早已叙述的陶孟和所率领的队伍，并非是梁山晁盖、宋江那帮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龙山入伙的鲁智深、杨志、武松等强势集团，而只是如少华山入伙的史进、朱武等辈，虽踏进梁山大门，却一直未能取得各门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领的这支满身“土包子”色彩的队伍，多少年来一直未有大的改观，欧风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颇有风刮不透、水泼不进的顽石状加外来单干户的味道。在藏龙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这支队伍也只能是谨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鲁智深、黑旋风李逵、矮脚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与此相反的是，作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种先到为主，占山为王的霸气、骄气与傲气“三气”叠加之态势。正如时任《中央日报》主笔的程沧波所说：“我与孟真接触频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时，当时南京成贤街的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盘桓，和杨杏佛陪着蔡先生吃饭的机会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我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饭，当时孟真见着人，总是昂起了头，有时仰天嘘几口气，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对方鼻孔朝天、对天嘘气的霸王神态，可能还没领教傅斯年狂话连篇、目空一切的冲天豪气。据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国民党北伐成功之后，傅氏与几个同学在蔡元培家中吃饭，神情亢奋中，蔡元培与几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着酒兴，以梁山好汉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们国家整好了，不特要灭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赶出苏彝士运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尔其以外，都要‘郡县之’……”此番张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为不快，蔡当场“声色俱厉”地呵斥道：“这除非你做大将！”[13]一句话如冷水泼头，傅斯年大骇，转头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顿时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气。——这个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嚣张与跋扈本色。试想，傅氏胆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为一个原北大教务长、现在与自己同在一级别的研究所所长、国民政府参政员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为人生性老实平和，尽可能避免与人争胜和交恶，但在许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盘，一旦算盘打得过多，难免令同行看轻。除此之外，陶、傅交恶，更深层的症结还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观等诸方面，或如后来中国大陆宣传部门宣称的“意识形态”不同与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求学时，主要研究社会学，接受的是韦伯夫妇的理论体系。因当时的韦伯与萧伯纳等共同创立费边社，在英国从事所谓的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作为韦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萧伯纳的影响。傅斯年在英国留学时，与韦伯夫妇和萧伯纳等辈曾有过接触，但傅对二人特别是萧伯纳本人颇为轻视，或者说大为反感。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萧伯纳氏，自在伦敦以文学创作崭露头角后，号称社会主义者，从36岁开始，到94岁呜呼归天，58年里共写了51个剧本。192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1年，萧伯纳来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苏联访问，高尔基写信祝贺他的75岁寿辰，称颂他是“勇敢的战士”云云。1933年2月，萧伯纳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几位大佬的邀请，尽管有不屑踏上中国领土的念头，但最终还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陆作了短暂停留，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等名流匆匆见了一面。萧氏之意“本来玩玩的”（鲁迅语），但还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临下地对中国及中国文化咕噜了几句洋话，大放了一通厥词，谓“中国固无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国的乡间田野”云云。后来中国许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萧伯纳，将其视为哲人与世界人类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与其有一面之缘的中国同盟几位大佬的身价。但也有人当时就表示对萧氏为人为文不屑一顾，对其行为更是深恶痛绝。在这批头脑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个，对萧的行为与思想给予猛烈抨击。其恶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几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结在心、如鲠在喉，甚觉不吐不快。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导，傅斯年想起萧氏的思想对中国人流毒之深，于是写了《我对萧伯纳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块垒。文中说道： 萧伯纳“自己实在无多创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他所剽窃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韦伯）夫妇。萧伯纳的文字啰嗦，思想浅出，作品风行一时，一辈子赚了很大的钱。他对于抽版税是丝毫不苟的。章士钊求见，说：‘先生在中国很出名。’他说：‘在中国出名何用？中国不曾参加国际版权协定。’这虽然带有笑话，但我在英国读书时（三十年了），大学学生演他的戏，版税一道决不放松——尽管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萧伯纳将老，怕要死，写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IAH），还是一部大作（大约是1920年）。从此以后，剽窃得越发生吞活剥，见解越无中心，越说越无责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岂不更为完美？这实在不像人死后的说话，但这样场合，这样说法我却有点摹仿他的调儿。”[14] 在傅斯年眼里，尽管萧伯纳的思想抄袭韦伯，但韦伯夫妇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一对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义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观念甚重，而谓人道主义者为幻想家”的庸俗之辈。傅在文章中颇负义气地指责道：“魏伯夫妇晚年大大赞赏苏联，以为是一个新的文明。在东方的民族中，三个人都极其佩服日本，因为中国人‘乱哄哄’，‘不会办事’，（好个帝国主义的看法）！魏伯游中国后，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萧伯纳游日本，路过上海几有不屑上岸的样子。”最后，傅斯年对萧伯纳作出的总体结论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窃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戏剧上，是一人演说；在艺术上，是写报纸文字。”[15]总之，在傅斯年眼里，萧伯纳是一个极其糟糕，无一是处的骗子、妄人加街头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赞誉和追捧，抗战期间任《中央日报》主笔，后为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的程沧波评论说：“《我看萧伯纳》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这一篇短短的文章结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压台戏。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说：他不是学戏剧，他也不是学文艺批评，但是，像萧伯纳这样一个题目，不是一个专家写得好的，这样一个复杂、迷乱、幻景的题材与人物，不是具有丰富的中西学识、超特的智慧，是没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个萧伯纳，一刀劈下去了。萧伯纳经他这一劈，由神奇化为腐朽，把萧翁一生的魔术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够了。”[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评价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个字，将永为文学批评史上重要的文献，是要‘知人论世’者所不可不读的。……孟真先生以萧伯纳‘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满萧伯纳，对极了！”程与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点似不可怀疑，即傅文一出，萧伯纳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话被戳穿、打破，许多喝过萧氏制造的迷魂汤，一直沉溺在萧氏神话迷梦中的国人逐渐清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神情越发变得清晰、明智，萧伯纳的影响也成了蜥蜴的残梦——恐龙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与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驰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韦伯夫妇“社会调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动，对苏联的一切人事大加赞赏。1924年1月24日，苏俄领袖列宁去世，已从英国回到国内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联合李大钊、马叙伦、郁达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求政府与苏联恢复邦交。函中特别指出“苏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显扬民治，实吾良友”云云。由于对苏联革命的赞成与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渐逐滑向另类，并对中共的思想与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与之相反，他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公开表示反对。除了反共，傅同样反苏，“因为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所以反共反苏”。[17]在傅氏的眼里，共与苏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对这两个山林草莽中连蹦加跳的蚂蚱，他心生嫉恶，欲加以铲除灭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说法，中共紧随苏联其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19]因而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认为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并与蒋本人有过接触。按金岳霖晚年的说法，“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又说：“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20] 金岳霖说的当是老实话，陶孟和不是一个刻意追求做党国大员的人，如果刻意要做，凭其与黄郛、钱昌照、沈怡的姻亲关系，应该大有希望。抗战期间，陶以无党派人员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出任国民政府参政会参议员，开始涉足政界。但随着对国民党及蒋家王朝认识的逐渐加深，由失望渐渐产生反感。后来随着主持多项农村经济与社会状况调查，以及整个社会政治向心力转移，陶改变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精英姿态，“左倾思想日益强烈”。在李庄时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烂状态，陶孟和引用原清华大学校长、时任农林部部长周贻春的话对手下的同事说：“国民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21]面对这个“不可救药”的政府，有一些所谓社会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趋炎附势，竭力维护这个“核心”。为此，陶孟和以嘲讽的口气举例说：“这种人见到政治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不管对方说什么，他只公鸡啄米似的不住点头，哈哟哈哟地连连称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恶。”可见这个时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大节，对国民党政府以及“核心”确是深恶痛绝，对蒋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形，费正清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过记述：“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又说：“以上种种印象，仅是从当时所记录的一大堆材料中间选择出来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个结论：蒋介石作为国民党政权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国知识阶层的信任和忠诚。”[22]费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庄深受贫病折磨与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对一个腐烂的“核心”，苦闷与孤寂得不到缓解，思想越来越滑向另类，最终走上了“弃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态势。 傅斯年则不同，他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也看到和承认这个“核心”的腐烂，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诚不减，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厦之倾的妄念。这一政治、思想观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还有一些复杂的社会原因相互影响交织而成。正如台北傅斯年研究专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要想成为一个学阀或学霸，必须有学术以外的网络和绵密的政府关系，同时还要与仅有的几个基金会如中基会、中英庚款委员会，保持密切关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无论是政府内部自由派大员还是基金会负责人兼党国大员朱家骅，或是宜师宜友的中基会主要负责人之一胡适，都与傅保持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在民间资源绝少的年代里，这是极为关键的一种关系。从傅斯年来往的书信以及在李庄时对梁家兄弟，连同林徽因的关照中即可见出，后来傅氏为陈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骅与基金会求请款项也是如此。整个抗战时期，傅斯年为贫病交加的落魄知识分子向各方请求补助，成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项要务，被誉为“照顾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因了这种关系和缘由，王汎森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态度上不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决裂，他对政治的不满与批评，驱使他连续轰走两位行政院长，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当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学两界非同寻常的人脉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独特强悍的处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蒋介石的尊重。蒋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个身心拥护国民政府的因子，对国民党和政府核心特别是蒋介石本人，越发抱有真诚的希望与幻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傅斯年参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频频出现并与当朝皇亲国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辈叫劲对垒的根由。傅当选国民政府参政员之后的一段时间，常在重庆的集会场合对党国大事发表“宏论”。据他的老友程沧波说，忽一日，傅论及当时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论孙科，说：“犹吾君之子也。”论于佑老，乃是“老党人且是读书人”。论戴季陶，说：“阿弥陀佛。”论到孔祥熙，高声呈义愤状：“他凭哪一点？”[24] 后来，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蒋介石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别从行政院长任上卸下来——当然，这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对“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党国政府深以为然，且大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之观念，这就决定了他与陶孟和虽同住李庄一隅之地，却“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治宿命。 如果仅是老死不相往来，陶、傅之间的关系或不至于闹到决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这个大铁锅里摸勺子吃饭，筷子与碗的相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何况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围绕“进军西北”事件很快展开。 1941年年初，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朱家骅，电召正在齐鲁大学研究所任职的顾颉刚到重庆办《文史杂志》。朱要顾去重庆的目的，不专为编《文史杂志》，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他做边疆工作。时朱家骅在组织部办了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他自兼主任，顾到后为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这年的10月12日，对“边疆”问题极为热心的朱家骅发表了《西北建设问题与科学化运动》一文，鼓动科学工作者“到西北去开辟一个科学的新天地”，使原已兴起的“西北热”再度升温。顾颉刚感念朱家骅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请了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罗、安南诸种语文的专家操作起来。许多年后，石璋如回忆说：“这时政府跟民间都弥漫一股西北热。民国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归后盛赞敦煌景致，另外也有与我们关系不大的艺术考察团去，而更早些时候张大千已经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纷纷组团去西北。”[25] 这一情形的出现，除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与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与支持鼓动密不可分。早在几年前，蒋介石就意识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险，特别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开对抗中央，屯兵新疆，对中央政府构成很大威胁。而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过从甚密，强大的苏联或明或暗地打着新疆的主意，时刻准备将其吞并，划入苏俄红色帝国版图。面对这种危局，蒋介石先是忍而不发，直到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斯大林无力东顾，蒋介石才趁机出动，先派朱绍良统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对盛氏集团形成一种强大的威慑力。1942年8月，蒋亲自乘机赴西宁、酒泉等地视察，以软中带硬的手腕解决了新疆问题，骄横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视察归来，特别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蒋介石精神振奋，同时进一步认识到西北对于中央和整个国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们抗战的根据地，而且更是我们建国最重要的基础”的主张。蒋的演说，立即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等口号风起云涌，颇有雨后春笋之势”。[26] 在这股大浪高潮声中，作为中央大员的朱家骅不甘落后，为了迎合蒋介石的主张，他突发奇想，提出了一个“进军西北”的计划，让李庄的陶孟和把社科所办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处长蒋廷黻的赞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骅找来陶孟和协商，陶当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当此之时，有可服务国家之处，当决然担任。”朱家骅一看这阵势，立即让陶孟和拿出一个书面计划面呈最高领袖蒋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计划弄将出来，意在把社科所搬迁到兰州，专就经济及文化接触两项进行研究，并请蒋廷黻转呈介公审阅。老蒋看罢，认为这个计划正是深入贯彻自己这个最高领袖指示精神的体现，当然乐观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批示要社科所迁到兰州以西的地方去。这个批示令蒋廷黻和朱家骅大感意外，不知老蒋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戏。凭当时的猜测，蒋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想让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国传教士一样在西北乡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风为名，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密切关注和监视对中央政府形成威胁的外在危险力量，实际上相当于中统和军统的工作站，以搜集情报为职业的特务机构。然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一个公开的学术研究机关，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学术事业，不可能变成一个挂着羊头卖狗肉的特情机构。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无力回天的情况下，为了安抚兴致正浓的陶孟和，蒋廷黻、朱家骅二人想了一个对策，由蒋廷黻出面写信给陶孟和，说道“无以介公批了迁兰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兰州作，只是牌子挂于兰州以西”[27]云云。 按照对这段历史有过专门研究的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的推测，当时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热心“进军西北”，他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这就是“名义上是迁，实际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庄扎根不动，凭借政府拨发的一笔经费，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马在兰州安营扎寨，形成事实的社科所分所。如此这般，经费既足，人马强壮，活动范围广大，就自然能产出丰厚的科学研究成果，陶孟和与整个所内人员也可借此扬眉吐气，以雪自离开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来的种种怨怒与耻辱。 潘氏的推测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谓的“进军西北”，显然是陶孟和借机摆脱傅斯年的压力，把社会学所从李庄撤出，他本人带领一帮难兄难弟进驻兰州，从此与傅斯年本人和史语所彻底断绝交往，以图眼不见心不烦，弄个难得的清静。按照当时朱家骅与蒋廷黻的设想，所谓兰州以西，不过在兰州郊外，或者在兰州与西宁交界之城镇罢了。当朱家骅与蒋延黻请示介公，这个“以西”到底要落实到何处时，想不到蒋介石大笔一挥，写上了“酒泉”二字。这个酒泉是处于兰州以西千里之外飞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与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这块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如何自处？又会有什么作为？如此一着，令所有热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浇头，全身发凉。 既然党国领袖白纸黑字写得清楚明白，朱家骅与蒋廷黻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耍布袋戏，以此来摆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丧，但一时又想不出对策。正在几人无计可施之时，此事被蒋廷黻讥讽为中央研究院“太上总干事”的傅斯年闻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总干事”的习惯和派头主动致信朱家骅，开始替这位交情甚笃的上司排忧解难。信中说： ……此事大可发愁，酒泉严格说仅一油栈，如何设社会所，其中既无经济可以研究，亦无文化接触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触最好在西宁），社会所如在西北设分所，必以兰州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点若不改，后患无穷。若名称上在酒泉挂社会所之牌，必为空洞。以介公之热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为空洞，非真迁也，恐本院整个蒙不良之影响。”又说：“本院似不当把社会所实际上放在李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而谓不在兰州也。”[28] 傅斯年写这封信的时候，的确有点“太上”的架势，对朱家骅、蒋廷黻与陶孟和串通弄出的这个到西北创办社科所的主张，表面上热心，实则心存介蒂。傅意识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设和立国之本之类的说法，颇不以为然，并有轻视之意。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指导下，傅斯年对陶孟和主张社科所搬迁西北的构想，曾戏谑道：“引当时报上一名词云‘阳奉阴违，贻误要公’以为笑谑。” 两个月后，傅斯年综合各种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头不对，陶孟和如此热心“进军西北”，分明是和自己争地盘的一个阴谋。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旧部时，满身霸气与嗅觉敏锐的傅斯年就曾专门找到陶订了一个“君子之约”，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鸦片战争起，由社会所办，其设备亦由社会所”。而鸦片战争之前的历史，则由傅主持的史语所办，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来的行事中，确是实实在在地履行了这个君子协定。史语所研究人员全汉升“昔有志治近代一问题”，被傅斯年及时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围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窥视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号令手下弟兄不能窥视近代以上，两所人员可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进军西北”之机，已经暗中招兵买马，扩军备战，开始了实际行动。据朱家骅透露，陶孟和欲把顾颉刚在重庆办《文史杂志》招聘的费孝通、韩儒林、李安宅等辈，全部弄到驻兰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壮声势。李安宅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与费孝通亦师亦友；韩儒林虽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后来任教于燕京，顾颉刚在重庆时，一度受中央大学校长顾孟馀邀请，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工作，则由顾氏推荐的这位蒙藏史专家韩儒林主持。 几年前在昆明时，傅斯年就因吴文藻、费孝通鼓捣出一个所谓的“民族学会”，另立山头与史语所相抗衡大为恼火，直至双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计把吴、费等辈山头推倒削平为止。现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结费孝通等“燕大派”进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图啸聚山林荒野，与史语所抗衡对垒，这还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内有“恐有大规模之重复在后，未便再颟顸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语。陶孟和正为“分店在兰，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过关大伤脑筋，忽见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横加指责，自是不甘臣服，当场挥毫予以反击：“……今又遭一再鞭扑，且警告以所请之人不得任为研究员（实际上现仅有一人），弟行能无似，如足下承认弟无资格进行西北工作，或须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为幸。”[29] 傅斯年接函，见对方不把自己这位“太上总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开叫板儿，火气更盛，高血压呼呼上蹿，再度泼墨挥毫，除了对陶孟和严加痛责，还致书朱家骅，把陶孟和欲“挂空牌于酒泉”的设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坚称此为“院务之大事”，应该“闻之院务会议，以商其各种可能之利害”，因为这等大事，并不是院长和某位所长合谋就可以算数和应该执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前景，该如何擘拟，不容许“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依据，还有事实上的利害得失，可谓步步为营，刀刀见血，针针封喉，令处于党国大员地位又“高处不胜寒”的朱家骅闻之心惊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经开始对傅斯年打压进行反击的陶孟和并不服气，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讳地说：“退一步讲，中国学术工作，以至近于学术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处女领土如此之大，‘重复’……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与自己所掌控的领域“重复”，与自己“重复”，就等于另立山头，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战。这一点，从傅氏当年特别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说辞中即可以明了。时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的夏鼐，在政治压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多条罪状，其中第五条便是：“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这些话，虽是处于当时严酷的政治形势而不得不为之，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胡适、傅斯年确实有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挂牌的问题上，傅斯年见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当做耳旁风，且还振振有词地予以辩驳，气恼中再度给朱家骅发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闻之院务会议”，还想出另外打压制裁陶孟和的一个计策，强烈要求将社科所与史语所“两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务会议”，当院务会议将分界划清并得到两所负责人认可后，另“由全院办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强有力的人员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内容，深知这是傅在中间搅浑水的把戏，假如全院在西北办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员自然又是以史语所为龙头老大，社科所人员还是在他们的打压欺负之下且永无出头之日。想到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顾不得作为长辈的面子，干脆撕破脸皮，以牙还牙，并以“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等语致函傅斯年，对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万丈，当即回函予以反击，其中特别提到“伎俩”一词。傅说道： 伎俩一词，其Connotations在中国虽无标准字典，然试看《聊斋》、《西游》、《儿女英雄传》、《封神榜》等书，完全是一句骂人很重的话，意为“小小阴谋”之类或英语之treacherous，……此等骂人话，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说，下次来信，声明收回“足下伎俩高超，素所深悉”十个大字，除非我公认为不必再作朋友的话。[30] 双方情绪至此，已形同战场上的肉搏状态，裂痕既开，很难融合。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交锋，二人的裂痕越来越大。最终的结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无论是陶孟和设想的“分店在兰，牌子却挂在酒泉”，还是傅斯年构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对应之策，统统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约瑟的到来，形同陌路且于对方心怀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暂时摈弃前嫌，双手握到了一起。 关于两位学术巨头是以何等心境和缘由，在这样的时间和场合走到了一起，历史没有留下详细记录，只是后来林徽因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语，信中称：“有人开玩笑说，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时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与傅斯年博士在李约瑟的讲演会上当众握手言和，应当获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因为在大庭广众下发生，更具戏剧效果。它刚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礼堂作讲演之前那一刻发生的。据报道，许多人暗自为这件事鼓了掌。李济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说要授给思成诺贝尔和平奖。”[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别提及让费正清夫妇放心，并言“人类总的来说还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来地插进一句：“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还得归功于某位人士。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别人是非的癖好，而且尽人皆知。”[32] 林徽因所说的“某位人士”，随着当年在李庄的知情者一个个凋谢而难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说过一句话：“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33]话到此处没有接着说下去，具体细节不得而知。或许，这个矛盾与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间的是非亦有关联，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确定，这个插曲或将成为一个永久悬案而无法破解了。 ◎?李约瑟难题的症结 李约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演讲完毕，又与傅斯年等学者进一步讨论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何自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李氏在强调了中国的气候、地理环境、经济的、社会的、知识的，以及政治的原因与欧洲不同外，特别对中国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认为正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官僚体制，扼制了现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34]在谈到西方与中国的区别时，李约瑟说：“我自己并不是欧洲中心论者，但现在欧洲大部分人相信他们从一生下来就处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们相信沿着这条据说是万无一失的路，就能够走向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中国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国过去伟大的科学技术曾给整个人类作出过巨大贡献，但现在的的确确是衰落了，这个民族正处于封建的农业文化之中，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就必须面对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听着对方这番宏论，越听越感到憋气与恼火，突然跳起来大声道：“***，我们都折腾几千年了，怎么中国总得面对世界呢！” 傅氏的话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但又觉得有说不出的悲凉，尤其结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国难家愁，更感苦痛，气氛高昂的讨论场面骤然而降。李约瑟意识到刚才的话可能刺伤了学者们特别是“大学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尴尬地咧着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记住了这个教训。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与中国学者的讨论中，再也不敢妄加评论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说中国人要“面对世界”了。而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不断了解，聪明过人的李约瑟决定入乡随俗，按中国人思维逻辑为人处世，并多次入山学道，给自己起了一个“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对中国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无论与学者还是官僚打交道，皆谨小慎微地向外喷吐令对方欢喜的呈莲花状光彩的言辞，以博取“他人高兴我高兴”的大团圆气氛。 李约瑟的中途转圜，令中国官僚与学者很感受用。按照“有来无往非礼也”的惯例，甚觉对方给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国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灏、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学者，又回过头对既“了解我们”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约瑟不遗余力地鼓吹起来，直至把对方吹到看不见的云空，像孙悟空一样腾云驾雾翻起跟头。而这个时候，在中国千万官僚和学者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醒着——这就是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李氏后来在谈到毛子水发表的《中国科学思想》一文时，对毛氏肯定李约瑟所说的两件事：“(一)西欧近三四百年的科学，的确是我们古代的圣哲所不曾梦想到的。（二）如果中国以往有西方那样的气候、地理、社会和经济的因素，近代科学定必发生于中国……”等观点，皆不以为然。李济说：“我没有机会读到李约瑟的原文，不敢保证李氏原文的语气是否如译文给我们的印象；但我听过他在李庄讲过这一类的题目，他的大致的意见似乎是这样的。不过，在那时他来中国的使命，带有外交性质，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资料外，自然也要争取中国读书人的好感，所以说的话也必定捡取最好听的。至于他的内心里真实感觉如何，就无从揣测了。我个人的记忆，他似乎有些话没全说；不过，没说的话不一定是不好听的话。” 对此，李济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不是中国是否有过科学，而是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目前）我们所要的是科学的成绩，不是科学的本身；我们对于科学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数人外，仍不感兴趣。我们尚没摆脱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假如我们要规规矩矩地提倡科学思想，我们应该学禅门的和尚；因为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科学思想的起点也在此；科学思想里没有世故的说法，也没有官样文章”。[35] 尽管李约瑟有些话没有说，也可能在与中国官员、学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入乡随俗”地应用了一些“世故的说法”。但他在扬子江头的李庄古镇与傅斯年、陶孟和、李济、梁思成，甚至王铃等年轻学者的讨论中，加深了对中国科技史料的认知与推测，坚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明清之后，中国的官僚体制阻碍了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当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越来越僵死的体制下，却又暗伏着一股人民大众不断发明创造的潜流，即是在最严酷的冰冻时期，这股潜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珍贵资料，便是这一现象的明证。而对这些纷乱杂陈的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作为现代学者，就需要进行严谨的鉴别、研究，从中抽释出真正属于“现代科学”的物质精神财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学者注意，并使这些资料转化为真正现代科学的酵母和新动力。就东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约瑟本身的收获而言，令后来的研究者几乎达成共识的是，如果李氏在这次访华使命中，没有得到蜗居在李庄的学者们启发和鼎力帮助,他所主持的闻名于世的具有划时代性质和里程碑意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厦的构建，或许还要推迟若干个年头。 许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当李约瑟重新踏上中国土地，并在上海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时，不无感慨地道：“说到‘缘起’，就得从四川的一个小市镇李庄谈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结识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药史的年轻中国学者。他名叫王铃，号静宁。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从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剑桥住了九年，协助我工作。”[36]对于从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协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铃在剑桥的经历，李约瑟同样公开承认并坦诚地作了如下评价：“首先，他在中国史学研究方面的专业训练，在我们日常的讨论中，一直起着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书第一次译成英文的中国文献，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译的，然后我们两人必定一同详细讨论校核，往往经过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别人的译文，我们两人必须核对中文原书后才加以采用。王铃先生还花费许多时间去查找和浏览各种原先认为有用的材料，从这样的探究中往往又发掘出一些资料，对这些资料我们再从科学史的观点仔细地审查，然后确定他们的价值。许多烦琐的图书馆工作，以及各种索引和编目工作，都由他负责。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37] 李约瑟此说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说没有王铃就没有李约瑟日后辉煌的成就和不朽的声名，但此成就要推迟若干个时日当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对王铃这位长期合作者，李约瑟一直念念不忘，并从内心深处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谊一直保持到王铃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赢得世界性声誉的同时，李约瑟同样没有忘掉给予自己重大帮助和支持的黄宗兴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终老中国本土的知名学者叶企孙、傅斯年、俞大维等人。当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七分册“军事技术、火药的史诗”完稿之际，李约瑟在“作者的话”中，特别提及43年前那个夏日在李庄板栗坳会见史语所人员的经历，并饱蘸感情地说道：“一天晚上，谈话话题转向了中国火药的历史，于是傅斯年亲手为我们从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抄录出了有关火药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时我们还没有《武经总要》一书……与火箭装置无二的火药发动机和蒸汽机，是从欧洲科学革命中涌现出的思想产物，但所有在这之前长达八个世纪的先期发展都一直是中国人完成的。”[39]或许出于一种感恩，当这一卷大书出版时，扉页上用不同的黑体字码印着： 谨以本书献给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历史学和哲学学者 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欢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们共用一晚探讨中国火药的历史 俞大维 物理学家 兵工署署长（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办公室与他共享他的“战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们愉快地重逢 注释 [1、8、22]《费正清对华回忆录》，费正清著，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学者——对金岳霖先生的点滴回忆》，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7、21]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6、11]《李约瑟游记》，李约瑟等编著，李廷明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单士元《中国营造学社的回忆》，载《中国科技史料》，1980年2期。据与梁思成夫妇共事的陈明达生前对其外甥殷力欣说，梁、刘在李庄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艰苦是一个方面，主要的还是刘认为林徽因过于霸道，对营造学社事务干涉过多，最后不得不离开李庄另谋他职（2007年冬，殷力欣与作者谈话记录）。 [10、31、32]《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24]程沧波《再记傅孟真》，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第2卷，转载《鄂鄂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风格》，载《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傅斯年《我对萧伯纳的看法》，载台北《自由中国》，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萧伯纳（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戏剧家、评论家兼热心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政治观念上对萧氏大加反感，傅斯年还认为萧伯纳的戏剧充斥着虚伪与陈词滥调。这个滥调是“莎士比亚戏中的丑角（Fool），或应云‘戏子’，因与中国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子是这样的：用极傻的姿态，和表面极傻的语言，说极幽默，极其富于批评意义的话。萧伯纳自命不凡，他说‘也许莎士比亚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这话的道理，假如文艺进步如科学一般，后来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亚确有一个关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亚袋中的人物‘戏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戏剧气象万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尔斯泰批评莎氏，谓他的艺术无人生热诚，仿佛‘性命无安顿处’，这话自有道理，奈何萧伯纳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树’”？萧伯纳自称他在思想上受巴特尔（Samuelburler）的影响，但傅斯年认为萧对于巴特尔只是一味地剽窃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趋，“即如巴特尔发了奇想，‘考证’出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个希腊女人，萧伯纳也就是‘考证’莎士比亚短诗的暗色女人是谁。（但）二人有个大不同。巴特尔文字隽美，思想深入，生前几乎无人读他的书”，而萧伯纳却正相反（《我对萧伯纳的看法》）。 [16]程沧波《记傅孟真》，载台北《新闻天地》，第156期。 [17]原载《独立评论》，第5号，1932年6月19日出版。转引《傅斯年传》，304页，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8]李约瑟来李庄之时，抗日战争已度过了最艰难的关头，国内与国际的大气候呈柳暗花明之势，国人多憧憬着战后的美丽远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学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战后建都问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有人主张战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张迁都长春，有人主张迁都北平或西安等。受这股风潮影响，尚来主张“反攻第一，收复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谈战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酝酿这一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重大问题，而思考的结果是应迁都北平。这一主张理由很多，而最为主要的，便是迁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苏俄。傅氏认为凡一国之都城，应设在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战后全国军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国人应鼓起勇气，效法汉唐定都长安的精神，把国都放在与强邻接近的地方（汉唐的主要压力来自于西北地区匈奴等少数民族）。当时的苏俄对中国的野心日炽，傅斯年碍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和中苏正在进行“邦交”活动，从大局着想，没有对苏俄作明显的指责，但他没忘了委婉地告诉国人，苏俄将来必为中国的大患，以此唤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国人注意。这一观点他在稍后发表的《战后建都问题》（载1943年11月29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一文中可以相见： 傅说：“强大的苏联，与我们工业化的基础地域接壤，这个事实使得我们更该赶快工业化这个区域。我们的头脑，理当放在与我们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则有变为顽冥之虑。大凡两个国家，接触近，较易维持和平；接触远，较可由忽略而无事生事。远例如宋金，本是盟国，以不接头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龙江之役，假如当时政府在北平，或者对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又说：“北平以交通发达之故，可以控制东三省，长城北三省。其地恰当东三省，长城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华北四省（冀、豫、鲁、晋）共十省之大工业农牧圈之中心。这个十省大工业农牧圈，是中华民国建国的大本钱。有这十省，我们的资源尚不及美苏与大英帝国，没有这十省，我们决做不了一等国家，决赶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文中虽然仍称苏俄为“友邦”，但内中却暗含着一个鲁迅式的“友邦惊诧论”，通篇的立意则是非常明显的。 此文发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讨论这一问题。据说其中有一位郑君，在谈到中国近代的外患时，认为日、英、法三国为中国的头号仇敌。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记俄国，并告诉他俄国（包括帝俄和苏俄）侵略中国屠杀华人的史实。傅在信中以悲壮的语调说道：“请你看谁并了中国领土最多？以西北论，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将军的直接辖境，亦以‘回乱’、‘代管’一幕中丧失其一半。你看现在的地图，不是伊犁直在边界上吗？那个地方不是有一个陷角吗？原来的疆土巴尔喀什湖在内。再看东北，尼布楚条约（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岭为界，所以全部的俄属东海滨州、黑龙江州，是中国的直接统治区域。其中虽地广人稀，但汉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数，在咸丰间已遭屠杀。而爱珲一地，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汉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几乎全数被俄国马队赶到江里去，留下几个解到彼得斯堡。试看东海滨州、黑龙江州的几个俄国大城，哪一个不有汉名？（如伯力、庙街、海参崴等等）那时候这些地方已经有不少移民，而一齐杀戮。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统上是与中国内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个次序，至少把俄国加入吧！” 又说：“苏俄革命时，中国人在俄境者尚有数十万，史达林在清党中，全数迁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吗？这些人有许多在苏联建过功勋，苏波战事中，中国人有十几万。”（傅乐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载《传记文学》，1963年第二卷第五、六期，转引自《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兴泽编东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傅在《苏联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中，用自己的价值判断方式分析了苏联的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否定了其先进性。认为苏联是中国面临的敌人，其野蛮主义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样的。因为种种迹象表明，苏俄是帝国主义者，是扩张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执政后，“狐狸尾巴就出现了”，俄罗斯历史上所有的暴君统统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时代曾因征讨罗马尼亚建立战功的将军西窝涅夫铜像，自敖德萨仓库中走上了罗马尼亚河外的广场，就是明证。傅氏还认为苏联专事向外扩张，而不向内发展。到处威胁别国的安全，可以说“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原载台湾《傅斯年文集》第5册，转引《傅斯年传》，焦润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19]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影响‘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为害更大，更影响平等。” 傅斯年认为平等是一个法律的观念，没有平等的法律，那里来的平等。他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的苏联是一个“独占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征是国家控制一切资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国家资本，国家是谁？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选拔式的封建主义”（虽然不是遗传的，却是一个特殊阶级在广大民众上统治，权力无限的统治）、“唯物论的东正教会”（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说，“苏联实在是自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个政治组织，因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动的部分，而混为一体。”（傅斯年《自由与平等》，载《自由中国》第1卷第1期） [20、33]金岳霖《陶孟和为当时的人所钦佩》，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任育德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6]蔡鼎《从国防观点泛论西北工业建设》，载《军事与政治》杂志，1943年5月。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载《温故》之三，广西师范大学2005年出版。 [34]1944年，李约瑟一行来到广东坪石镇，拜访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亚南。在坪石镇一家小旅馆里，李氏两度提出了他的“难题”，并请教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王亚南听罢，因平素对这一问题没有研究，一时无以作答。李希望王从历史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一下中国历史上官僚政治与科技的关系。因了这一启发，王亚南开始关注、研究这一问题。后来，王氏在上海《时与文》杂志上连续发表了17篇论述中国官僚政治的文章，作为对李约瑟的答复。1948年，上海时与文出版社将王亚南的论文结集出版，书名《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李约瑟难题”算是作了一个初步解析。此书出版曾轰动一时，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同时奠定了王亚南的学术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王亚南被任命为厦门大学校长，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35]《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载《安阳》，李济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36]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1辑。据李约瑟的中国助手黄兴宗博士（后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副所长、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生物资源应用组主任）说：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时间里，李约瑟及其在重庆建立的中英科学合作馆成员，依靠一辆2吨半的旧卡车，在日军非占领区进行了4次长途考察旅行，整个行程达二万五千公里，足迹遍布中国西部、西北部、东南部和西南部，共访问了300多所大学及科研机构，赠送西方科学书刊6700余册，推荐100多篇中国科学论文至西方杂志发表，并结识了上千位中国科学家及学者（《李约瑟画传》）。1945年年初，李约瑟出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是年秋，再赴中国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从中英科学馆馆长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济南、北平、上海等地，经香港回国，旋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自然科学部主任职。1948年辞教科文组织职，返剑桥在中国学者王铃协助下开始了浩瀚工程《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撰写工作。 在李约瑟离渝返英时，中国学术界专门为其举办了欢送会，傅斯年在会上深情地说道：李约瑟“来到中国不久就开始在《自然》上写了若干篇短文，报告他观察的结果，描述着中国科学的动态。像这样由一位公认的权威，在一个著名的杂志上表现中国的科学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参加苏联科学200周年纪念典礼，在那里他又详细而明白地报告了中国的科学工作。 因此他已经做了一年以上中国学术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实的代表了”。又说：“同情我们但不了解我们的人，自然是我们的朋友，特别是在艰难困苦的时候；而了解我们但不同情我们的人所说的话是值得我们特别警惕的。然而最可宝贵的是又了解我们而又同情我们的人，尤其是他们的同情是由了解而来的。倪约瑟现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国。他深信他会回到中国来，但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感到难过。诚如庄子所说：‘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傅斯年《倪约瑟博士欢迎词》，载《战时中国的科学》（二），倪约瑟（JosephNeedham）原著，张仪尊编译，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2年11月出版）当时在重庆的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长汪敬熙说：“这3年内，他在交通困难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国，自西北的敦煌到东南的福州。中国的学术和工业机构他看得极多。他十分了解我们的优势与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当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说的话之外。他对于我们的实际帮助是使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永远不忘的。”又说：“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学家，在民国三十三年年底来到中国帮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国两个月，现在他也将离开重庆启程回国，我们对于他们的离别，感到十分凄楚。我们觉得我们与他们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们走。在困难的时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庆《大公报》，1946年3月7日） 1990年9月4日，李约瑟在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受奖纪念讲演会上说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电报。电报上写道：“速归，帮助我组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这个组织工作了1年又6个月。鲁桂珍后来也在那里工作过9年。 又说：“我原配妻子多萝西•玛丽•莫伊尔•尼达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时年91岁。我们共同度过了64年幸福生活。后来，我和鲁桂珍于1989年结婚。结婚仪式是在基兹学院的礼拜堂内，由学院院长同时也是我的导师约翰•斯特德主持举行。那是在仪式结束后举行的三明治午餐会上的话了，两个80开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许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铭是：“就是迟了也比不做强！”（李约瑟《以广阔的视野思考问题》，曾维才、曹永刚译，载《李约瑟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史》按计划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册，从第四卷起出现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齐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个分册、第六卷3个分册和第七卷一个分册。由于写作计划在进行中不断扩大，分册繁多，完稿时间不断被推迟，李约瑟终于未能看到全书出齐的盛况。 1981年9月23日，李约瑟于上海所作题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编写计划的缘起、进展与现状》学术讲演中，在感念王铃的同时，还说过这样的话：“在1957年王铃离开剑桥去澳大利亚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二卷业已出版。我认为剑桥大学出版社是值得称道的。当时他们接受的是一项不寻常的任务，知道这部书至少得出七卷，谁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册之多。当时我作为汉学家，也完全默默无闻；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生物化学家兼胚胎学家。然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董事会却具有远见卓识，认为我们的编写计划应当得到支持，而且给了我们这样的支持。”又说：“王静宁去澳大利亚后，我说服了今天在座的鲁桂珍来代替他作为我的助手。当时她已经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处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违，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实验室去搞营养科学和生物科学了。我就劝她改行成为医药史、医学科学史和生物科学史的专家。我劝说她来到剑桥，全力投入我们的编写计划，甘苦与共。现在，她是剑桥大学东亚科学史图书馆的副馆长。” [37]《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李约瑟著，王冰译，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38]在中国，翻译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视。1964年，周恩来总理曾指示有关部门把这部巨著译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组织力量着手翻译，因“文革”爆发，此项工作未能顺利实现，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学出版社分为七册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译本。在此前后，台湾方面在陈立夫主持下也组织翻译并陆续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两册的中译本，共14册。1986年12月，由中国科学院与有关部门组织成立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出版委员会”，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为主任，一大批学术名流担任委员，并有专职人员组成的办公室长期办公。所译之书由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十六开精装，远非“文革”中的平装小本可比拟。所出各卷书目如下： 第一卷导论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4 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6 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59 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物理学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罗宾逊（K．G．Robinson）部分特别贡献；1962 第二分册机械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协助；1965 第三分册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 李约瑟著，王铃、鲁桂珍协作；1971 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纸和印刷 钱存训著；1985 第二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点金术和长生术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74 第三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从长生不老药到合成胰岛素的历史考察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协作；1976 第四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器具、理论和中外比较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席文部分贡献；1978 第五分册炼丹术的发现和发明（续）：内丹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1983 第六分册军事技术：投射器和攻守城技术 叶山（RobinD．S．Yates）著，石施道（K．Gawlikowski）、 麦克尤恩（E．McEwen）和王铃协作；1995 第七分册火药的史诗 李约瑟著，何丙郁、鲁桂珍、王铃协作；1987 第八分册军事技术：射击武器和骑兵 第九分册纺织技术：纺纱 库恩（DieterKuhn）著；1987 第十分册纺织技术：织布和织机 第十一分册非铁金属冶炼术 第十二分册冶铁和采矿 第十三分册采矿 PeterJ．Golas著；1999 第十四分册盐业、墨、漆、颜料、染料和胶粘剂 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 第一分册植物学 李约瑟著，鲁桂珍协作，黄兴宗部分特别贡献；1986 第二分册农业 白馥兰（FrancescaBray）著；1988 第三分册畜牧业、渔业、农产品加工和林业 丹尼尔斯（C．A．Daniels）和孟席斯（N．K．Menzies）著；1996 第四分册园艺和植物技术（植物学续编） 第五分册动物学 第六分册营养学和发酵技术 第七至十分册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和药学 第七卷社会背景 第一分册初步的思考 第二分册经济结构 哈布斯迈耶（C．Harbsmeier）著；1998 第四分册政治制度与思想体系、总的结论。 [39]《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分册，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正如李约瑟本人所言，《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的撰写，得到大批学者的协助。其中最主要的协助者是王铃和鲁桂珍，另外有黄盛宗、何丙郁等华人。当然还有一大批海外华裔和外籍学者。据已公布的名单，至少还有R.堪内斯、罗祥朋、汉那一利胥太、柯灵娜、Y.罗宾、K.提太、钱崇训、李廉生、朱济仁、佛兰林、郭籁士、梅太黎、欧翰思、黄简裕、鲍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鲁、卜正民、麦岱慕等人。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写作与合作者，后来曾担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的何丙郁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们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把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题。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义务劳动。请诸位先生千万不要误会我是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诉苦，或替自己做些宣传。我只是请大家正视一件事情：那就是请大家认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有李老的中国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认这点。我还要提及另一个常被忘记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长期获得中国政府以及海内外华人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连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经费都是来自一位中国朋友。换句话来说，我们要正视中华民族给李约瑟的帮助，没有中华民族的支持，也不会有李约瑟的巨著。假如他还在世，我相信他也不会否认这个事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中国科学技术史》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努力的成果。”（何丙郁《李约瑟的成功与他的特殊机缘》，《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9日） 斯言是也！ 第四章?山下旌旗在望 ◎?一号作战计划 李约瑟走后，李庄小镇复归平静。随着国际局势变化，中国的抗战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击，大道小道的各种消息水陆并进向这个长江尽头的古镇传来。 1943年6月18日，蒋介石下令把陕北洛川防犯日军的国民党胡宗南部40万大军，调往陕甘宁边区包围中共就地坐大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政府和军队。 9月6日至1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并致训词，指出“现在最后胜利已在望”，强调“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1]这次会议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蒋介石以堂堂中国国家元首和世界级政治巨头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其间与罗斯福单独举行会谈，主要讨论中国领土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归还问题。双方一致同意：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在战后一律归还中国，琉球群岛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维持应由日本人民自决；朝鲜的独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著名的《开罗会议共同宣言》，于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也就在这一天，侵华日军为策应太平洋战场和印缅作战，以4个精锐师团的优势兵力攻占湖南常德。国民党守军第57师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全师8529人仅321人突围而出，其余全部阵亡。4天之后，中国军队联合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共同作战，一举夺回常德，围困中国整个西南地区的日军全线撤退。[2] 1944年1月1日，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讲话，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国誉日隆，围攻并彻底打垮日寇，中国须担当主要任务云云。 就在抗战曙光照亮东方地平线并向浩瀚辽阔的天际放射之时，风云突变，深感危在旦夕，即将全面崩盘的日本大本营，决定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死一搏，打通大陆交通线，力争“一战而挽回颓丧之民心士气”，[3]死里求生。日本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构想是，以黄河南岸之“霸王城”为基点，先征服平汉铁路之南半段，进而攻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以迄南宁，打通湘桂及粤汉两铁路线，全程共1400公里。这一作战构想，即抗战后期著名的“一号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在全面崩盘之前已经杀红了眼的日本小鬼，于4月初正式从北线发动攻势，先后发起豫中战役、长衡战役、桂柳战役等系列大规模决战。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连连败绩。 4月18日，集结在中原以冈村宁次为总指挥的14.8万日军，开始向以蒋鼎文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中国守军8个集团军近40万人展开攻击。日军攻势凌厉，所向披靡。国军连连败退，日失一城，日军前锋以锐不可当之势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镇——洛阳。按照日军大本营作战计划，攻陷豫中后继续西进，越过潼关，兵发西安，夺取宝鸡，然后顺川陕公路南下，直逼重庆这座战时陪都，如此中国必亡矣。为挫其锋锐，阻遏日军西进的步伐，蒋介石密令第一战区与日军交火一个月后，主力部队有计划地向西撤退至潼关一线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时间里，驻守豫中的国军丢失城池38座。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部所在地——洛阳，经过10余日的苦撑死守后终告失陷。城破之时，守城的三个师几乎牺牲殆尽，仅千余人突围而出。所幸的是，日军进至潼关一线，遇到了凭险驻守的第一战区官兵拼死抵抗，兵锋大挫，终未能越过潼关天险而进入关中大地，由宝鸡南下直逼重庆的战略计划遂宣告破灭。 日军虽在潼关受阻，但已攻占夺取了整个中原战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国必先得中原”之妙论，只要日军在中原站稳脚跟，长衡、桂柳两大战役便有获胜可能，继而打通湘桂线，原制订的“第一号作战计划”可告完成，日本军队将由此得以新生，整个远东战局就有咸鱼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镇洛阳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军分左、中、右三路对湖南省省会长沙展开围攻，先后调集36.2万人，与整个湖南战场的第九战区薛岳部30万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6月16日，国民党守军伤亡惨重，力不能支，岳麓山失陷。18日，负责守卫长沙的第四军被日军包围，又遭敌机30余架轰炸扫射，终至“军心动摇，遂难掌握”，长沙城陷。第四军军长张德能收集该军残余1300余人突围而出，虽经薛岳解释战役经过，并有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请求从轻发落，张德能仍被满腹怒气的蒋介石下令枪决。 攻陷长沙后，日军以其第二线兵团加入第一线作战，迅速南下，企图一举拿下衡阳，达到与桂境兵力会师的战略目的。面对危局，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总指挥部急速调兵遣将，分三路进行阻击，抗战史上最为惨烈的以衡阳为中心的剧战拉开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双方在衡阳周边50公里的范围内，分别投入了30万与35万兵力，先于外线展开激战。至7月底，日军4个精锐师团相继逼近战略中心衡阳。国民党第九战区第十军方先觉部扼守衡阳，抵抗日军的猛烈进攻。此次衡阳之战，是抗战后期最大规模的一次会战，被蒋介石称之“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至大”[4]的最后一场生死之搏。日军大本营灯火通明，各级将官、参谋人员日夜研究、观注着这场战事，中国军民与各党派团体翘首以待，盼望国军用尽吃奶的力气也要顶住，千万不要被打趴压垮。身在陕北延安窑洞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对这场大战给予热切关注的同时，又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智慧与姿态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阳的重要超过长沙，它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军事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我国东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不仅如此，“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输出稻谷三千万石，还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于此集中，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以战养战’的可能性”。[5] 正是缘于衡阳及其周边地区在军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武汉失守到1944年日军围攻衡阳，在将近6年的时间里，这一带战事作为中日交战的主战场曾未消停过。1939年中国十大战区，以湖南为主要战场的第九战区拥有最多兵力，极盛时达到54个步兵师，占全国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强。1939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段时间，正面战场共有12次重量级大会战，分别是：第一次长沙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枣宜会战、晋南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豫湘桂大会战、老河口芷江会战。其中有6次大会战在湖南战区展开。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原定计划3月亡华，但仅湖南一地，国军就顶了5年之久，多次会战，日军始终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见湖南战略地位之重要与国军高层对这一战区的重视程度与兵力之强。 此时驻守衡阳的国民党第十军，前身为黄埔教导团，北伐时代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或称“老三师”，其将领分别为钱大钧、李玉堂、蒋超雄、方先觉、葛先才、周庆祥等，历届第十军军师长也多为“老三师”旧部。抗战军兴，第十军成为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其特点是善于防御作战。抗战八年，第十军打硬仗的次数和展现的顽强斗志，并不亚于号称“虎贲”之师、“抗日铁军”的王牌第七十四军（抗战后整编为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第十军最出色的一战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战长沙中担任长沙守备任务的保卫战。时军长为黄埔一期生，号称“黄埔三杰”、“山东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当此之时，李的指挥部设在岳麓山前一个祠堂内，面对飞蝗一样围攻而来的日军，李镇定自若，从容指挥。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挥部一手拿煎饼，一手用筷子夹食大头菜，忽有敌弹飞来，将眼前一个盛大葱和虾酱的咸菜罐子击得粉碎，李不为所动。转眼又一弹飞来，将筷子击为两截，李有点气愤地骂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头菜吃。部下劝李更换指挥位置，李认为飞来的乃是流弹，无碍大局，终未搬迁指挥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则的感染下，第十军将士豪气凛然，于岳麓山和长沙城头与敌人展开血战，致使日军伤亡惨重。1942年1月1日，日军再度发动对长沙的进攻，第十军也抱定与长沙城共存亡的决心，连续与敌激战三昼夜不分胜负，日军调集大批飞机对长沙城守军实施连续长波次轰炸，守军伤亡惨重，日军占据上风。延至1月4日，奉命守卫长沙南门城外的第十军预十师三十团与攻城的敌人短兵相接，展开肉搏，一时血肉横飞。日军在飞机配合下，攻势凌厉，长沙城岌岌可危。黄埔四期出身、三十团团长郭先才上校见部下伤亡激增，情况危急，恐支持不到黄昏长沙就落入敌手，焦急中乃决定孤注一掷、拼死一搏，发动全团展开冲锋。一时间，十数支军号响起，全团官兵包括炊事兵、杂务兵、传令兵等一切勤杂人员全部投入冲锋与肉搏的行列中。军号声与喊杀声与全团官兵势将一死的浩然气势，使敌人大受惊吓，惊慌溃退，兄弟部队乘胜追击，长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长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开。当晚，葛先才奉蒋委员长令晋升少将，军长李玉堂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月5日，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上将下达了追击、堵击和截击溃退日军的命令，湘北大地顿时杀声四起，炮火连天，敌军以伤亡57000人（阵亡33941人）的惨重代价宣告此役败亡，中国军队就此书写了近代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在整个长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军，获颁国军最高荣誉“飞虎旗”一面，被军事委员会命名为“泰山军”。 第三次长沙大捷，第十军声名鹊起，军长李玉堂荣升第九战区兵团司令，第十军军长由原黄埔三期生、该部预十师师长方先觉接任，方的第十师师长一职由葛先才继任。此次守卫衡阳，正是方先觉统领的第十军。 此时的第十军因此前参加常德保卫战遭到日军重创，原四师（第三师、第一九○师、预备第十师、暂编第五十四师）已折半，仅相当于两个师的兵力，共有1.7万余人，属于久战疲惫之师。而日军围攻衡阳部队除第十一军4个师团，另有直属炮兵、化学部队等共计11万人，中日兵力比值为16.4，如此悬殊的兵力对比，在整个抗日战争属首次出现，正因了这诸多的因素，为这场战争增加了一系列悬念并涂上了悲壮色彩。 按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原定计划，国军主力布置在衡阳外围，以方先觉部万余人吸引日军倾全力前来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阳10天，最多两周，即有外围主力部队增援并成铁桶合围之势，里应外合，一举围歼来范之敌。 日军大本营的作战方案是，倾第十一军团全部兵力围攻，于一日之内可攻陷衡阳。就在这作战命令下达时，老谋深算的第十一军团司令官横山勇，识破了中国军队高层的战略意图，未敢轻易发兵，只调集两个师团部分兵力3万余人作前锋，分波次向衡阳围攻，其他部队则负责阻击外围的国民党援军并伺机围歼国军主力。用横山勇的话说：“只要将敌人外围主力击破，衡阳守军得不到援军，在无补给之情况下，至其战力耗尽时，则不攻自破矣。”[6]既然中国原有的战略部署被日军破解，战争的进程也就出乎双方军事高层预料之外了。 6月23日凌晨，衡阳攻防战正式打响，双方均以火炮为主猛击对方，日军主用重炮与野山炮，中方主用迫击炮，中间伴有其他武器交火与小范围、短时间的肉搏战。中国守军士气高涨，日本方面“负责攻城之两师团，鉴于长沙之攻占，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国，乃欲急起效尤，一时战志如云”。[7]两支强军狭路相逢，各怀战志，死拼硬磕，战斗持续了近一个月，双方伤亡重大，未分胜负，攻防双方皆拼全力支撑。多少年后，据方先觉对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古屋奎二说：“由于长期作战，医药品和食品缺乏，极感困苦。没有止血药剂，没有绷带，负伤官兵的伤口有发炎生蛆的现象。本来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也非常之大，每天可以望到敌阵在举行火葬的烟焰。整个衡阳城被死尸臭气所笼罩，实在是很悲惨。”[8] 衡阳交战前，日军大本营拟定在一日之内攻占衡阳的战略成为泡影，事后被日军军史专家斥为“其必胜之信念，诚属可嘉；其庙算之粗率，罪无可逭”。[9]日军如此，中国军队同样陷入了因高层庙算不周而导致在旋涡中不能自拔。在苦战中勉力支撑的国民党守军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队，因受日军外线阻击，行驱艰难，始终未能抵达衡阳城门。经过如此长时间的消耗，衡阳已成为一座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孤城。而日军自7月下旬起，设在外线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阳前线官兵输送30～40吨的给养。面对此情，亲自指挥此次会战的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意识到局势严峻，严令外线各军迅速攻击前进，以解衡阳之危。但在日军强大炮火与兵力阻击下，7月20日，国民党第六十二军进展至衡阳西南约7公里处，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军亦距衡阳不过8公里处，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压制，而第十军于19日夜间派出向第六十二军方向接应的特务营也遭到日军伏击，全部阵亡。蒋介石预计穷一日之力，两军各向前推进5公里即可解衡阳之围，但这短短的5公里路程却如万水千山，计划始终未能贯彻，援军被迫停止。衡阳面临弹尽粮绝、城破有日的险恶处境。 生死已到紧要关头，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中日双方皆倾全力投入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攻守战。大海那边的日本天皇翘首以待，密切关注着这场千里之外的战事。日军大本营命令第十一军全力投入攻城之战，并调集炮兵、化学部队配合，以尽快拿下衡阳。正身患痢疾、身体衰弱、焦躁不安的日军横山勇中将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犹豫，集结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个师团，外加五十七旅团和重炮、化学部队共11万余众，向衡阳城围攻而来。面对日军的强悍攻势，国民党军事高层人员更加焦虑不安，皆以悲壮的心境注视着这场关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战。 当此之时，美国派往中国战区担任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为争夺实际上的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权，进而支配、统治中国，不惜与蒋介石公开叫板争雄，并密电唆使罗斯福总统和一些政客，通过美国舆论向蒋使压，迫其就范，让蒋介石无条件交出中国军队的指挥大权。由于美国上层对蒋的施压和舆论对国民党军队的讥讽甚至诽谤，导致蒋介石与中国军队蒙受羞辱，国际地位大损，而“敌寇更恣意进攻，徒增我军民痛苦”。[10]在国势危于累卵的严峻时刻，衡阳之战的重要性就不只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关键作用。如果衡阳防守能取得最后胜利，则政治外交将随之逆转；反之，将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设想。7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忧惶，未足言危，而对美外交之颓势，实为精神上最大之打击。但果能邀天之福，军事获胜，则外交危机，亦可转安，万事皆在于己之尽力耳。”[11] 衡阳之战不仅牵涉到中国一地之得失，而关乎华盛顿与尚在缅北指挥盟军攻击密支那日军的史迪威将军，更关乎整个远东战局与政治安稳。5天之后的7月25日，蒋介石取胜之心已变得极度迫切，不惜于暗夜中向天祈祷：“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2]纵观抗战八年，手握数百万大军的蒋委员长，经过了一次又一次劫难，但如此焦虑迫切之情，从未有过。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纵然他一日发出“十二道金牌”，援军仍无法打破日军的阻击线，衡阳解围仍是梦中之影。 孤军守战，势难支撑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仍不断发出急电，力陈所部将士面临的困难与险境：“本军固守衡阳，将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继，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实与悲惨壮烈之牺牲，令人不敢追忆！”又说：“自昨三十日晨起，敌人猛攻不止，其惨烈之战斗，又在重演。危机隐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敌，非我叫苦，我决不出衡阳！但事实如此，未敢隐瞒，免误大局。”[13] 蒋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衡阳保卫战已一月有余，第十军官兵死伤已过十分之八，而衡阳屹立不撼。盖以衡阳之得失，其有关于国家之存亡，民族之荣辱者至大也。”[14] 8月1日，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中将，佩戴“天照皇大神宫”神符，携随员乘侦察机三架由长沙飞抵衡阳机场，亲自指挥日军步兵、炮兵等兵种相当于七个师团的兵力联合作战，企图一举攻下衡阳，击溃方先觉部。 8月2日，国民党增援部队按蒋的数次电令火速向衡阳推进，仍如携山搬家，无法突破日军封锁。无奈中，蒋介石动用飞机穿越敌人炮火向衡阳投下手谕，不许方先觉再发电请援，同时嘱其注意一死报国，内称：“我守衡官兵之牺牲与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围之策励，无不心力交瘁，虽梦寐之间，不敢忽之。惟非常事业之成功，必须经非常之锻炼，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为之阻碍，以试炼其人之信心与决心之是否坚定与强固。此次衡阳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攸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自必经历不能想像之危险与牺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须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报国之决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惧一切，战胜魔力打破危险，完成最后胜利之大业，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阳守军最后之胜利与光荣。”[15]同时告之增援大军已“严督猛进”，严令第十军将士继续坚守勿退，力克敌军。 方先觉怀揣训令，苦苦支撑，艰难等待。几天过去，尽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仍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连一个援兵的影子也没看到。 8月4日晨，日军以重炮5门、野山炮50门和约五师团兵力向衡阳发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总攻。按总指挥官横山勇的作战计划，预期可在一天之内，必下此城。但正如日本战史所述：“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十军之三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无效而终。亘四十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实为中日战争以来之珍闻，如非敌人在长期抗战中已逐步将游杂部队整编为正规军，则必系我军之两次挫败，使敌军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但我军之此次总攻，若不成功，将何以对陛下！何以见同胞！第十一军亦将永远沦为受人卑视的境遇。责任心荣誉感之所驱，全军将士犹如强攻旅顺要塞之乃木军（南按：指1904年日俄战争时期之日军），生死不顾，用肉体径向敌人之阵地硬拼。”[16]从这则记载可以看出，此时已杀红了眼的日军同样只能进不能退，遂决定孤注一掷，来一个鱼死网破的最后决战。 8月6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的争夺拼杀，强悍的日军第五十八师团作凭借熟练的攻坚经验，终于突破衡阳城北一角，并迅速以一部突入市街。在敌机猛烈轰炸下，守军阵地几夷为平地，阵地官兵与攻入之敌展开近战与肉搏，血战不久全部战死。日军乘势以精锐之师向城内第十军指挥部所在地——中央银行急速进击，守城官兵再度与日军展开大规模巷战与肉搏，衡阳顿成一座鲜血喷溅的血城，第十军无一人不参加近战与白刃格斗，无论是炊事员还勤杂兵，都抡着菜刀与烧火棍进入战场竭力拼杀，惨烈的肉搏持续了两个昼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日军调集重炮、野山炮百余门齐向衡阳城猛烈射击，横山勇再度下令强行总攻，欲一举攻克城池。蒋介石深知衡阳战况已到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特督令援军战车部队急进增援，并电第十军告以“援军明日必到衡阳，决不延误”。延至下午3时，衡阳城内仍不见援军到达，此时守军支撑已到极限，方先觉在征求手下几位高级将领的意见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 敌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职?方先觉率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同叩[17] 电报发出后，方先觉巡视部队已过，回到指挥部决心自戕，当手枪对准太阳穴之际，两个副官扑上来把枪打掉，众皆悲泣，一面组织伤兵残将继续阻击，一面仍幻想有天兵突降，挽狂澜于既倒。 蒋介石通过空军侦知衡阳城已岌岌可危，约晚7时接到方先觉发来的电文，悲怆中几乎晕倒。于绝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们”[18]七字电文，而后一声长叹，整个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偏于一旁，无力地闭上眼睛不再言语。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六组首接方先觉来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查衡阳自六月二十六日敌军迫城至本月八日止，达四十四天，我援军始终不能攻达衡城，致守城士兵全军玉碎，痛叹无已！”[19] 另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述： 迄黄昏时据空军侦察回报：“城西北角似有战事，其他符号则仍指向西南，表示敌正进攻中云。”公于研判后自记曰：“综核各报，城北一部虽被敌攻破，但其范围未曾扩大，尚非绝望之局，只有督促援军，明日能如期急进，以势论之，此次战车之参战，应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祷告凡三次几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公以衡阳会战守军苦斗至此历时凡四十七昼夜，故于凌晨四时即起默祷能转危为安。至五时犹得衡阳电讯，拒十五分钟之后电讯中断，自此即绝不复通矣！旋于十时许犹接空军侦察报告：“衡阳城内已不见人迹。”于是乃确知衡阳已陷矣。公因自记所感曰：“悲痛之切实为从来所未有也。”[20] 衡阳攻守战，国民党第十军以1.7万人的劣势兵力，与11万日军相抗，坚守孤城47天，在仅2平方公里的战场上，数度肉搏，以死伤1.5万人，亡7000余人，军长方先觉以下参谋长、四师长被俘的代价，致敌死伤7万余众，其中4.8万人被击毙，日军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间中将于此役被击毙，五十七旅团长吉摩源吉少将，被迫击炮弹自腹部贯穿而亡。[21]衡阳之战，是抗战史上最惨烈的剧战，尽管打出了第十军全军覆没的悲剧，衡阳最终失手，但同样打出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防御作战独一无二的巅峰，也是少有的在一次战役中，日军伤亡人数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战，如此大小悬殊的比率，在世界战争史上极为罕见。日本战史把此次战役称为“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苦难而值得纪念的攻城之战”，其“牺牲之大，令人惊骇。”[22]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阳久攻不下与官兵伤亡惨重，引起日本军政两界及社会舆论对东条英机内阁的痛责。在群起声讨中，东条内阁于7月18日倒台散架。纵观抗战八年，真正血火交织的死打硬拼之战，自淞沪始，以衡阳终，其间不过数场而已。 日军大本营对攻占衡阳“如释重负，对尔后之作战，则一面规诫横山加强整补，勿再急进，一面考虑于中秋节前后，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立即以新兵十万，拨补予第十一军”。[23] 随着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订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士气和野心，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4] ◎?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中外许多军事战略家和观察家指出：由于长江三峡的险峻与沿途布置、修筑的军事工事，使日军当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动放弃了穿越三峡继续西进的作战计划。因为当时的广东韶关等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日本沿长江一线孤军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而且要付出惨重代价，单独突破陪都重庆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日军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在三峡地区没有策划大规模进攻，其间对三峡一线的轰炸并不是为大举进攻作准备，只是作震慑性的骚扰。但当日本军队此次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便有了进攻重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切断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从而达到全面征服中国的目的。为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与梦想”，日军经过多方考证权衡，选择的进攻方向就是贵州的独山。 独山被日军占领，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侧部刺向中国的软肋。且这尖刀如同狂飙突降，来势凶猛迅疾，难以抵挡，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就在日本大军迫近，即将饮马川江之际，10月11日至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指定张伯苓、莫德惠、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顾毓、谷正纲、张治中、康泽等为委员。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投入战场。蒋介石亲自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加入青年军，共赴国难。 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开始配合这一计划高声鼓噪。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国家第一，民族至上”“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国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宣传口号，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广播。迫于外敌压力与舆论盅惑，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师生经过短暂彷徨、观望之后，终于被调动起来，加入了青年军的行列，但在精神、气势上明显不能和第一次报名参军相比拟了。据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南按：此时美国已开始在武器装备方面援华，用于中国本土和缅甸战场），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又说：“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25] 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 闻一多原是最不赞成学生从军的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有人倡导学生从军，闻氏反对，早些时候他曾对北平艺专的学生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26]按他的观点，学生参军是浪费人才，并认为学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让他们的脑袋留在教室、实验室或研究室，俯下身来做学问或科学研究，比把脑袋别在裤腰间出没于血肉横飞、人头乱滚的战场，意义要大得多，对民族整体的贡献，也比军人伟大得多。 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精英的存在，单靠军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更谈不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云云。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民党腐败日重日深之时，闻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观点发生突变，又一度产生了以学生兵作为新生力量，来改造国民党这支旧式封建军队的短暂幻想，认为青年学生们从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军即将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独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驻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闻一多曾激愤地说道：“盟军各个战场，现在都在收复失地，只有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课堂上讲到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国民党军方的腐败无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从这个时候开始，闻氏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呼吁青年学生们参军报国。 当学生们报名应征入伍，即将离开西南联大时，在欢送会上，闻一多要求学生日后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阀与官僚老爷，而要积极参与改造这支旧军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依仗的真正栋梁等。遗憾的是，闻氏只是一相情愿，历史告诉世人的，不但这些年轻学子未能改变这支旧式军队的模式，自己的鲜活生命与满腔热情连同那美丽的梦想，也一同被这支军队有形无形的巨轮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亦不加阻拦，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1943年11月决定弃学从军。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作决定，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未阻拦。当时许多人认为，梅祖彦入伍之后会投奔他的姨夫——国民党名将卫立煌担任总司令的滇西远征军任职，并依靠卫的关系得到照顾和升迁。梅祖彦却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没有人际关系的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的9月，译员工作结束，才遵照美国军方的安排到美国麻州WPI复学，插入机械系二年级继续学业。 与西南联大略有不同的是，地处川南长江上游李庄的同济大学，则对此次青年从军保持高涨的热情。据后来赴台湾的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潮所至，如江水之奔腾，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宾李庄的同济同学纷纷响应，于纪念周会上举行从军签名仪式时，鼓声频传，个个摩拳擦掌，怒发冲冠，热血沸腾。同济同学当时签名者达六百余人之多，约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数，为全国院校从军人数之冠（未签名者多因体弱多病受师长劝阻）。当年，留在同济的德人教授看到这种阵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国不会亡’！（RepublicChinaistnichtgestorben）‘中国一定强’！(RepublicChinamusssichst?rcken)”[28] 除学生外，同济大学报名者还有几位青年教师，其中一位刚从德国回归的工学博士杨宝林教授也踊跃加入了报名队伍，当时的《中央日报》《扫荡报》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宣传，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在同济大学报名参军掀起热潮之际，正在重庆办理公务的傅斯年匆匆赶回李庄召集会议，动员史语所青年研究人员报名参军。在傅斯年看来，国难临头，树立国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战乃整个民族最为急需的责任和使命。遥想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就范。出席招待会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当即斥责萧氏卖国求荣，表示坚决反对，誓死不屈。据当年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的壮烈的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29]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怀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预先起了个傅仁轨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辈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乐”字相排，如一直跟随傅斯年读书、工作的傅乐成、傅乐焕、傅乐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规，并非诸如“破四旧，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虚或标新立异，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据罗家伦回忆：“说到聪明的孩子仁轨的命名，确有一件可纪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对我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轨。我一时脑筋转不过来，问他说，为什么？他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从这种史迹上，预先为儿子命名，他内心所蕴藏的是多么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30]傅斯年认为，中国之抗战需从每一个有良知有骨气的人做起，政府与统治集团和无数的既得利益者醉生梦死，使广大民众失望绝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别处，“浅看来是绝望，深看来是大有希望。这希望不在天国，不在未来，而在我们的一身之内”。[31]同时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灭不了的，而且没有今日天造地昧这形势，民族是复兴不来的”。[32]傅氏对民族抗战与复兴力量的认知，确是高瞻远瞩又细察分毫，准确地参透了中国的病根，把住了胜败的命脉，昔当时大多数党国大员与自誉为高等华人，甚至包括最高领袖蒋介石在内，都没有真正认识到内中的玄机奥妙，或已有意识但又从心理上不予承认并加深隔阂。倒是处于弱小地位的共产党较早地参破了这一玄机并加以利用，日后国共交锋的胜负与不同的命运归宿，也因此而注定——这是傅斯年的过人之处，也是他倾全力维护的国民党政府的一个悲剧。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严之子、傅乐成之弟）傅乐德欲报名参军，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乐德随青年远征军赴印度北部战场与日军作战。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别去信勉励道：“你这次从军，实在是好事。此时青年总当以爱国第一，立起志气来，做于国家有益的事。我们这一辈的，太多自暴自弃，或者懒惰无能，把这样的局面交给你们一辈的手中，实在惭愧！只盼中国在你们这一代的手中，成一个近代化的安乐国家。”[33]作为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长辈，在自谦的同时，字里行间透视着对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国青年热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计划”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在异常酷烈的战事中，国民党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军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到李庄，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泥墙土屋的孤灯下，他展纸研墨，为9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文天祥《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34] 当年文天祥被俘就义前，曾在衣带中藏有诗文，被后人称为《衣带赞》，其中有“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两句，傅斯年经常借以自勉自励。而《衣带赞》开篇即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即孔子所说的“杀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义”两句。傅在题跋中所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则是孟子的名句。可见此时的傅斯年对于孔孟两位大贤立身为人之道信守不渝，虽名为幼小的儿子题书，实乃面对严酷的现实，借古喻今，抒发自己对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为维护民族大义保持个人节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气概。 令傅斯年略为遗憾的是，当他在李庄史语所会议上鼓动青年学者们从军时，竟出乎意料地没有一人响应。傅见此情景，进一步鼓动道：“你们现在不参军，将来抗战结束后，你们的儿女要问你们，爸爸，你在抗日战争中做了些什么？你们将怎么回答呢？”这暗含激将之法，极富煽动性的言辞，仍然没有在众位青年心中引起波澜，其尴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静默一阵，傅氏没有再强行让对方表态，只是说了句“这样的大事也不是一时就可决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毕宣布散会，自此再也没召集会议提及入伍当兵之事了。 或许由于研究历史的缘故，或是经过无数风雨的吹打历练，此时史语所的青年学者们对政治和国民政府的腐败，以及政客们的所作所为有了较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济大学的学生，甚或书呆子博士如杨宝琳者那样幼稚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现实，更经得起实践检验的预见性方略。而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摆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讨论，各自心照不宣罢了。 ◎?江水无语东流去 就在傅斯年劝说史语所青年人员参军的时候，在李庄板栗坳大山那边上坝月亮田中国营造社的土屋里，身体尚未康复的林徽因正伏案写着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诗行，她在诗中以悲怆的笔调抨击了那些被战时后方艰苦、暗淡的生活腐蚀了意志，因而动摇、彷徨，看见别人做了高官、发了国难财而眼红心跳，甚至不惜放弃学术事业，奔走豪门，投机钻营，溜须拍马，一门心思梦想升官发财的青年人。同时，透过阴湿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窥视到在那可见的天际，又飘浮起内战的乌云。为此，她强烈地抨击了国民政府不怀好意，借青年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骗取他们去参加所谓的“青年军”，名义上共赴国难，参加抗日，实则准备暗中对付共产党，为打内战积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俩。——国民政府这一深含不露的阴谋，尚来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聪明绝顶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个中况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学者们，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这一阴谋面前各自装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沉默的青年学者们没有想到，政府这一假公济私的阴谋，被蛰居在偏僻小镇中另一个醒着的才女林徽因以诗的形式披露出来，从而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先知先觉的神奇印象。据梁从诫晚年回忆说：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写的唯一一首政治诗，“抗战后国民党利用‘青年军’镇压学生运动，打内战，证明了母亲这个‘不问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来的事实大多证明了林徽因眼光锐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确——当然，真正的悲剧是林徽因此时没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围，如吴金鼎的参军即是一例。 吴金鼎是在傅斯年开过征召会议一个星期之后，突然主动提出参军抗战的。这一举动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惊，但吴氏还是决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庄，独自一人提着背包悄悄地随“青年军”远去——尽管43岁的他此时已不再是青年。 作为一名留学海外的博士与成就斐然的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半路“出家”，给后人特别是研究考古学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谜。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吴氏本人离开李庄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这次投笔从戎的心境和缘由更显得扑朔迷离。不过，既然他生活在李庄知识分子的群体之间，且本身还是一个颇有些名声的大字号“海龟”，总要在流逝的岁月中遗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庄致信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讨论聘请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工作事宜。当时夏鼐正在家乡温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总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叶企孙的信中说道： 一、夏鼐之学问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视之（济之前云，既要我办博物院，我也要留个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闹穷，弟正在李庄（病前），对济之云“可拔一位过来，自郭子衡至王孤钾，随济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过仍由兄决定”。济之决定拔吴金鼎过来。 二、为考古组前途人才计，本所目下应该请他。 三、本所经费，用得超过。弟久怀疾戾，此时不敢提请大薪水之人（要来当为副研究员，其薪当在三百以上），而路费浩大，亦一问题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与济之商定，至感！[38] 这封信除说明无论是李济还是傅斯年，对夏鼐的才学和为人处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样透露出〖请看小说网Qisuu。Ｃom电子书下载〗吴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转到史语所，是李济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尽管吴与傅均是山东老乡，且吴氏在城子崖的发现、发掘中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傅的心中，吴的学问与处事能力依然没法与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敌，多少有些轻视意味。李济的心思与傅斯年不同，尽管后来李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过：“自己认为生平有两个在考古学方面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一个是张光直(南按：张乃李济赴台后台湾大学的学生）。”[39]但此时李济还是一直把吴氏作为自己学术上的继承人来看待和栽培的，这从中央博物院在李庄期间共进行了彭山崖墓与后来成都琴台永陵两次大型田野考古发掘，全为吴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证明。那么，吴离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又作何解释？据说，李济当时之所以推荐吴金鼎入主史语所，并不是对吴的看轻，相反则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 由于李济担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职，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响。自云南昆明时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过多次实验并小有斩获。而吴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专家，对城子崖与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语所考古组，正好接替李济难以顾及的一摊儿，把研究工作继续做下去。至于彭山发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赵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继彭山汉墓之后发掘的震动中外的中国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台永陵之器物，则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馆，运到李庄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与四川博物馆冯汉骥等人合作，对成都市内传说的“抚琴台”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吴金鼎虽以史语所人员的名义工作，但可兼顾两边，共同作为课题研究。可惜事情没有李济想的那么简单。 夏鼐接受召唤，匆匆结束了休假生活，自温州老家返回李庄，协助李济为即将开幕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首次在重庆公开展览会撰写的《远古石器浅说》初稿做进一步的加工润色工作。其间，夏鼐“毫不客气地对原稿提出了近四十处大小修改意见。李济在该稿付印前曾参考夏的意见，并接受了其中多处意见对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师生之间的学术情谊是不一般的”。[41]从李济之子李光谟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与李不一般的师生情谊外，亦可见夏“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老练、成熟、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高超的处事能力。正是这种别人难以企及的特点，才得到了李济与傅斯年的共同赏识。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当傅斯年赴美治病时，以年轻的身躯挑起了代理史语所所长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职衔为副研究员。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加了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单位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离开李庄，对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进行将近两年的科学考察。吴金鼎因其间代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持发掘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续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转入史语所考古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对其轻视，加之各方面复杂的人际关系，吴没能像他的学弟夏鼐一样被冠以副研究员的职位，只弄了一个“技正”的帽子戴在头上，而在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属于正牌，“技正”却是技术人员与管理人员同类，几近于最为低级的勤杂人员。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注明：“本所设所长一人，研究员、副研究员各若干人，研究员及副研究员分专任与兼任。另设通信研究员若干人…… 此外，并设助理研究员及助理员各若干人，其不属于研究人员者，则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员、事务员及书记。”[42]当时整个史语所属于正式的研究人员总数达30人，除陈寅恪属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为专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吴金鼎却不在此列，只能与戴着非研究人员所有的一顶号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迹于二、三流的勤杂人员行列。在一贯重视儒家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看来，这个“技正”的头衔，无论怎样掩饰和打扮，内在的含金量与外部的光芒，都无法与研究员这一“顶戴”相提并论。 事实上，就当时的薪水论，史语所的研究员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术人员中最高的职衔，月薪只有400元，这就是说，吴金鼎的晋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辈子不可能拿到与研究员同样的薪水了。于是，吴把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对自己的污辱与轻慢，从而对傅大为不满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东人固有的倔犟、偏执性格与心中的郁闷，使吴金鼎渐渐产生了抛下自己的研究事业，离开这块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头。当时吴金鼎正整理编写成都琴台永陵发掘报告，经过反复思考，借政府决定招收知识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机，终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济以及所有相识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择，并不顾众人一再劝说挽留，怀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悲愤心情，于这年年底背着正在编写的半部成都琴台永陵王建墓发掘报告草稿，在黎明的苍茫夜色中，顶着漫天风雪孤独而凄凉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1945年年初，按照蒋介石指令，号称由10万知识分子组成的青年军，在短暂集中后编成9个师，以原缅甸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担任训练总监，蒋经国为军政治部主任，负责行政上的实际领导职责。青年军的组建，为蒋经国步入军队高层系统并执掌军权打开了一条宽敞的通道。 按照国防委员会频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军各师、团分别在四川、陕西、贵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个不同地区整训。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从军的知识青年陆续集中，分批乘专车赴泸县军营整编。直到8月初，同济大学参军的300多人，才开赴泸县203师受训。 此时，中国军队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旧沿袭清末新军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国藩外加“军阀王国的始祖”、日本山县有朋的训导模式。而这个时候的中国文人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继五四运动之后已发生了巨大变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学生的血液之中，并成为学子们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动的目标。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旧式军人与新生代学生军之间产生了剧烈碰撞与对立，这种隔膜与对立，就不可避免地为从军学生的个人悲剧埋下了伏笔。 早在1940年，一些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加入了国民党在重庆綦江举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其间，有学生兵开始公开传阅有共产倾向的另类书籍，鼓吹联合抗日，并与一些旧式军官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发生了冲突。面对这一情形，黄埔一期生、时任战干团教育长的桂永清大为震怒，强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与“滋事”的学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枪杀外，对几名带头滋事的所谓头头，分别挖坑活埋，这一残酷的杀戮酿成了震惊全国的“綦江惨案”。虽然在全国民众一片愤怒声讨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职处分，但不久即转赴德国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继获得了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一级上将等高职显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谓10万青年军，同样免不了这一悲惨的厄运。同济出身的学生兵有一位名黄克鲁者，在泸州整训期间，亲眼目睹了通讯营营长贪污腐败的行径，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读圣贤书，所学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姿态出面制止，竟被对方当场扇了两个耳光，然后命人一顿拳脚打翻在地，拖进一间黑屋子关了禁闭。另一位同济出身的学生兵名蓝文正，在集训时不服从长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之类的豪言壮语予以顶撞。长官怒不可遏，当场下令将其拉出训练场，就地枪决了事。同济医学院出身的学生兵许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军事专制和特务统治，几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响亮的耳光与枪托敲打的哀号声中，最终导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许祖耀大脑突然清醒过来，回想往事使他备感苦痛，于是悄悄来到训练场，捡起一支步枪，口含枪筒，手扣扳机，饮弹自尽。至于那位在征召运动中名噪一时的“海龟”杨宝琳，因有西洋博士与名校教授的双簧重量级头衔，被长官破例任命为青年军203师工兵二连少校指导员。杨在军中虽感大不适应，身心俱受折磨，但总算熬了下来，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场就地正法的厄运，亦未导致精神失常的恶果。后来，杨宝琳随军渡海去了台湾，任职于装甲兵战车工厂，在同是留德的学长蒋纬国将军麾下效劳。未久，杨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红尘，生死两忘，遁迹空门,自冠法号“释自渡”，以他的专业强项——工程力学原理阐释佛理法道。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释自渡法师怀揣着当年壮志未酬的理想与抗日兴国的陈年大梦，在一片“阿弥陀佛”梵语圣歌声中于巴西圆寂。据说，原杨宝琳教授，后释自渡法师归天之时，没有像他的前辈弘一法师李叔同那样留下“一事无成身渐老，一钱不值何销说”的诗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经，而是道出了一段对自己人生历程经年思索的佛理：“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 比之蓝文正、许耀祖以及杨宝琳等同济大学的学生与教授，吴金鼎可谓幸运至极。他从军之后，凭着在伦敦大学苦心修炼的娴熟英语和外人很难弄懂的“技正”的头衔，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军设立的第二招待所，当了一名招待主任，专门负责为美国在华空军提供翻译、娱乐、导游、兑换外币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时还可免费陪着美国大兵吃几块无论是李庄的林徽因还是成都的陈寅恪之类病中学者，都难得一见的带有香辣味的烧烤肉，喝几杯泡沫四溅、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颇为潇洒自在。只是吴金鼎总觉得心绪难平，且感到“手忙脚乱，体力日衰”，每当陪美国大兵喝得酒醉时，便摇晃着五短身材独自回到宿舍，从枕头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证，也没来得及配图的《成都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抱在怀里，痛哭流涕，悲恸不已。 战争的脚步依然向前猛进，只是日本人越来越感觉举步维艰，中华民族的地平线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诚如傅斯年预料的那样，日军为完成“一号作战计划”，在长达半年的连续作战中损耗巨大，国际战场形势变化迅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帝国海军受到重创。护卫日本本土的外围岛链基地，被美国誉为“漂浮的陆地”之航空母舰陆海空力量“五马分尸”，日本四岛危机突显，不得不仓皇调整战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势更加紧迫的太平洋战场，以对付美军对本土要害的致命打击。占领中国西南地区独山的日军，遂成为一支流浪于异域的孤军，不得不放弃独山，撤出黔东南，固守中国东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撑岌岌可危的海上战局。正如日本战史在总结“一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所发的慨叹：“决心之下，虽移山填海之难，亦有成功之日。惜我军已成强弩之末，终致功败垂成。”[43]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信息接踵而至，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在一片混乱和啸叫声中，以虎头蛇尾的形态宣布解散，在抗日战争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战绩。而蒋经国却借此机会一跃杀入国民党军队的高级领导层，为日后荣登“大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青年军的解体，大批有志爱国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战场上充当炮灰的厄运，幸运地躲过了一劫。有道是，天机可测，命运不可测，既然茫茫史河中风云激荡、天崩地裂的大时代已经来临，内战不可避免，总会有人要为此埋单，或以鲜血，或以生命。正如鲁迅所说的大时代之“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当10万青年军于1946年作鸟兽散后，国民政府在原军事框架的基础上，着手征召第二期青年军，把原9个师的兵力缩编为7个正规师。这些新征召的学生兵经过短期训练，随着天空翻腾的乌云最终交织成铺天盖地的内战风雨，隶属于国民政府的青年军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啸、人头乱滚的战场，与中共军队在城市乡村、荒野草莽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血与火的争夺战。——最终的结果是：青年军有6个整编师相继被共产党军队歼灭，数千人阵亡,数万人被俘。当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为青年军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释 [1]《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20世纪中国大事年表》，贾新民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台湾《军事杂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连载，1968年。 [4]《蒋介石秘录》，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泽东《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延安《解放日报》社论，1944年8月12日。 [6]《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北京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蒋介石秘录——中日关系八十年之证言》，古屋奎二编撰，转引《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蒋介石日记》，1944年7月14日，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5]《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出版。 [21]此处所记中日双方伤亡数字源出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五）。关于第十军在城破之时的命运众说纷纭，几成悬案。大约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产经新闻》编辑古屋奎二为编撰《蒋介石秘录》，曾赴台北访问方先觉并谈及衡阳之战最后经过。据方说：8月8日晨，“有自称为日军第十一军使者的竹内参谋来接洽停战。当即告诉他：我们绝对没有投降之意。同时提出：（一）保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二）收容伤兵，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等条件。竹内说：‘中国军勇敢作战的情形，不仅在此地的日军，就连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已有所闻。’特地表示敬意，并对我方的条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记录说我们投降，甚至有说是举行了投降仪式是绝对错误的。我以军人的名誉发誓没有那回事”（引自《从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00页，黄仁宇著）。 另据葛先才在他的回忆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中说，城破之后，第三师周庆祥师长与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战，乃敌能杀我，我能杀敌，方称为战。如今处境，则不能称之为战，因我完全处于被动挨打被杀之地步，即将失去杀敌之能力。”后经与方先觉商量，决定与敌有条件地打成停战协议，于8日12时双方停战，军长、师长与参谋长作为人质，被日军带往一座天主教堂内囚禁起来，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动走出衡阳星散而去，敌人未作追杀。衡阳失陷后，蒋介石电令全国军队，于8月20日上午6时，在各军集合全体官兵，为衡阳殉国守军默哀三分钟，借此敬悼。衡阳失守3个月后，国民党中央特务人员把方先觉秘密接走，其他将领被日军转送到“联湖书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装士兵看管。4个月后，在中央情报人员和地方人士冒险营救下，葛先才等几位被囚将领全部逃脱回到重庆。1944年12月12日，方先觉于衡阳逃脱后首次在重庆拜谒蒋介石，蒋似乎忘了当年“不成功便成仁”的电嘱，方也不再提当年那“来生再见”的电文，蒋在当天的日记中云：“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陈孝仪总编）之后，方先觉、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5位衡阳脱险将领相继获颁青天白日勋章。 据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1945年5月5日，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举行，10日上午会上，“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既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大会不信任主席团事，略加解释，并责备乔鹏书态度不当，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遥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其后指示本党今后工作方针与党员活动方式”（《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蒋介石之命赴衡阳搜寻阵亡将士遗骸，集体营葬，建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据推测，可能是日本第十一军横山勇司令对衡阳战俘的纵容，战后未判罪，能得以寿终；而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大将则被处绞刑。 [22、2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据该文发表的数字，日军衡阳之战死伤亡共计19381人，内含军官910人（死390人，伤520人）。 [24]《湖南会战》(下册)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转引《抗日战争时期的湖南战场》，罗玉明著，学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冯友兰自述》，271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当年联大同学加入国民党青年军后，经过短暂培训，大多数作为汽车驾驶员在印缅公路上奔波，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有切身体会。据《联大点滴》说：“联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新华日报》1945年8月9日，转《闻一多年谱长编》） 冯友兰天性具有的捣糨糊、和稀泥的处事哲学与“骑墙”性格，在战前的清华园由于环境与政治气候关系尚未全部显露。到了西南联大时代，空间缩小，人事纷争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锐与集中起来，冯友兰的人格缺陷就暴露无遗。在许多问题处理上，冯往往处于自身名利的考虑，说一些模棱两可，不着边际的话。台湾马逢华曾说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这话翻译成白话就是：（陈）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载《传记文学》52卷6期）。此语可谓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冯友兰的性格与人生哲学。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后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科院院士的邹承鲁在答《科学文化评论》杂志记者问时，记者问他：“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的是冯友兰。”同是西南联大学生的何兆武在评价邹言时说：“这话说来似乎有点不敬，不过当年我们做学生的大多对冯友兰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鲜明地表现出想作‘帝王师’的心态。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来特别是“文革”时期所做的一切，都可从他早年这些脉络中寻出影子。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李洪涛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据抗战时期同济大学毕业生、台北工程师王若奂《同济校友对国家的贡献》，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30]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与热河平津》，载《独立评论》，第十三号，1932年8月14日。 [33]原载台北《时代追忆论文集》，转引《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继而组军南下，兵锋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临安。1275年，南宋守将贾似道统率的13万大军被元军歼灭，朝廷再无兵可用，首都临安危急，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此时宋恭帝在位，年仅4岁，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发出“哀痛诏”，号召天下四方迅速举兵“勤王”。当时正担任赣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诏涕泣”，立即应诏从命，在两三个月内组织了一支近万人“勤王”队伍，几经周折，赶到了临安。而在成千上万员朝廷命官中，带兵勤王者只不过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三人而已，国运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势之危急，令人顿足扼腕。 1276年2月，临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张世杰等将领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廷转战于东南沿海地区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兵击败，只好退至广东，坚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残军，移兵广东潮阳，不幸于12月20日兵败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元军俘虏。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将张弘范将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写信招降宋将张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国，难道还能教人叛国？”张弘范乃强迫就范。文天祥答应后，写下了著名的篇章《过零丁洋》一诗。最后两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张弘范读毕，暗自摇了摇头，只好作罢。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为了诱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梦炎以“现身说法”劝降，未果。为对文施压，元朝廷将他囚禁在阴暗潮湿、老鼠横行、臭气熏天的牢房里。面对非人的磨难，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浩然正气，千古传颂的《正气歌》，抒发了他坚守气节、宁死不屈的悲壮情怀。 临刑前几天，元世祖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并许以丞相的高位，这是13世纪远东大地上两个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关于见面的地点，有人说是在土牢，《宋史》说是在皇宫，尚有可考处。无疑义的是，文天祥没有因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忽必烈无语。 回到牢狱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写两首绝命诗交给3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弘毅。张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请随行，3年中一直负责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因而又称“衣带诏”。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无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斩。次日，其妻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篇遂成为文天祥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辉形象和壮烈诗篇而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傅斯年》，岳玉玺、李泉、马亮宽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当日本军方拼全力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时，傅斯年在重庆1944年7月9日《大公报》发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个历史学家和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对抗战形势和日本的战略战术作了预测。这是抗战期间傅氏本人最优秀，也最为切中要害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思想的文章。就整个抗战八年而言，在所有发表的军事战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称得上是最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对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国必胜的精神起到了极大的振奋作用，对中国军事战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现实的指导意义。傅文开篇便单刀直入地称： “上月我在重庆，倭奴正在进行河南战事，自鸣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词正是李义山的一首绝句，词曰，‘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就是说，一个人到天晚的时候，要办的事一事无成，心中大是狼狈，于是乎赶车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闷气；在古原上，斜阳正在山头，这光景也颇可留恋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时中到来，虽在恋恋不舍这些原上的景物，毕竟这运命是落日的运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气力已到最后一着，‘意不适’是明知失败之象，所‘驱’的‘车’便是那些自鸣得意的蹩脚坦克和装甲车。长沙既是古战场，洛阳更是‘古原’之至，‘夕阳无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阳之下即是黄昏，黄昏之后立即天黑，这事进行的速度，犹如骏马奔驰。所以此卦为下下，其象为迅速覆亡。” 傅斯年说这一段虽是笑话，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谓的“一号作战计划”，是日本在自觉毫无办法的情形中进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个天赋薄弱的国家，因而像德国当年之大规模的闪电战，美国已经兴起的海军新战术，都是他担负不起的。日本要实现“大东亚”之梦，采取的战略是：上策打败美国；中策不为美国打败；下策即是对付中国。就中日关系而言，日本战中国而败，其下场自不必说；若战中国而胜，他的问题仍没有解决。由于两面作战，日本陆海军消耗极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败美国，中策又不能不为美国打败，万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们挑衅。其目的是显然为巩固大陆上的地位，以为时机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争取到更大的主动和本钱。此计在傅斯年看来，全是妄想。因为就战争形势论，日军大陆上的攻势，大体上只能进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国西部或真正威胁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几乎是不可能的。 ——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兵会议，当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较真儿。对新征召的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真正用途，当时的傅斯年不可能没有感觉和预测，不过在乱象纷纭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调处理属于自己地盘上的一点事宜。至于这支新军日后是否用于国共内战，就不是一个“非官非学”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驾驭的了。 [37]《悠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费慰梅谈生平》，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唐末五代时期杰出的封建统治者。其创立的前蜀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承唐启宋重要的国家政权，对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建死后葬于成都，号为永陵。永陵未发掘之前，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进行之中，突被一道砖墙所阻，当时人们误以为是“琴台基脚”。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调查，断定其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拨教育经费资助琴台考古发掘。9月至11月，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部分员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发掘，使南宋以后即隐没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终于重见天日，揭开了流传千古的所谓抚琴台之谜。从此,“抚琴台”在成都学术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间多数仍沿习旧称。王建的永陵是20世纪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据主持琴台发掘的冯汉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才开始拟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开始发掘。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刘复章、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钧等亦为协助工作。……在清理中发现玉册，乃确知其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间，曾经当地流氓刁难破坏，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由吴金鼎领导发掘，参加工作的除第一阶段工作人员外，还有振铎（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国营造学社为了解决职员的薪水问题，是时已归并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语所的代表为吴金鼎、王文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代表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全部发掘工作至9月21日结束，所有出土文物皆运至前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 ……王建墓的发掘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后室发掘）的报告由著者（冯汉骥）编写；后一阶段（前室和中室的发掘）的报告，则由吴金鼎先生编写。吴先生的报告未编成即行离去，仅留下草稿，既未配图，亦未对出土物进行复原和考订。所以，吴先生的稿本仅系一种发掘经过的叙述（原稿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档案室）。吴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编写的任务则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内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发掘之科学与记录之翔实。遗憾的是（吴）未能将其报告编竣，也不及亲见此书之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三），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阴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5]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6]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7]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8]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9]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利表示不能理解，认为中共参加联合政府，最多不过是“插进一只脚趾”，何以会扯到败与不败？望着这个老家伙幼稚但真诚的憨样，蒋介石不得不告诉他“插进一只脚趾就会全身挤进来”，一旦挤进来，后果不堪设想。赫尔利仍摇头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国民党高层和内部有识之士，却清楚地意识到复杂而不妙的时势以及国民党面临的险境。 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兼军统帮办唐纵，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记“上月反省录”条中作了这样的“反省”： 国民党党员在部分为公务人员，此种党员在十余年来一党专政的长时期中，地位提高了，财产增大了，生活优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与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动摇其自己之地位。 一、国共问题日益严重化。 二、国民党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设法保守势力挣扎；但共产党的攻势甚锐，气势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时期，可能发生国共两党正式战争。共产党在华中、华南必归失败，但在华北、东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产党准备召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以与国民代表大会相抗衡。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欲以此号召不满现状之各党派共同夺取国民党之政权，联合政府即为瓦解国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党派本身力量不足与国民党相抗衡，欲利用共产党之声势以自抬身价，故无形中各党派已成为共产党之尾巴！[10] 尽管以上内容是唐纵私人日记所载，属于隐秘的内心独白，但除第三条蒋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认识，或过于自信而不以为然外，其他诸条的思想观点与蒋介石的言论基本相同、相通。正因为蒋介石对时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认识并展现出强硬态度，中共领导层才认为国共商谈已陷于无法转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这个时候对夹在中间的党派来说，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从中斡旋，而自己的身价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国共双方又甩手反目，更体现出第三党的身价之轻，必须想法再找些理由转起来。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结力量共同上阵展开攻略。经过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腾，终于得到蒋介石在“转圜”方面的默许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黄炎培等参政员与延安方面的直接沟通与访问。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草拟了一份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 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先生惠鉴： 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参政会同仁深为焦虑。月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继续商谈。先请王若飞先生电闻，计达左右。现同仁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惟有从速完成团结，俾抗战胜利早临，即建国新猷实基。于此敬掬公意，伫候明教。[11] 6月6日，电报由参政会秘书处发出，列名者为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七人。 当此之时，中共中央正在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几位策士们的来电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参政会，然后于18日，毛泽东、周恩来才勉强提起兴致，联名复电在重庆的中共代表王若飞，让其转告参政会并七位参政员，欢迎彼到延安一叙，并说“估计蒋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们来，如仍许其来，即使无具体内容，只来参加，亦应欢迎之，并争取你陪他们同来”[12]等。 三天后，此电由孙科转交给黄炎培、冷遹等人，电文如下： 褚慧僧、黄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钧诸先生惠鉴： 来电敬悉。诸先生团结为怀，甚为钦佩。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党派会议、联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开一党包办之国民大会制造分裂，准备内战相威胁，业已造成并将进一步造成绝大的民族危机，言之实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团结，诸公热心呼吁，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召开党派会议，商组联合政府，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诸公惠临延安赐教，不胜欢迎之至。何日启程，乞先电示。扫榻以待，不尽欲言。[13] 毛泽东周恩来已巧 以上电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对此事的态度既积极又慎重，这是因为七参政员“大都是旧知识分子或党派领袖，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着广泛的联系”，不仅“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且“政治立场上属中间派”[14]。对于这样的代表人物，中共没有理由拒绝他们来访，但为了防止为国民党做说客，或者以国民政府观察团的名义自居，在政治事务上对延安不识时务地指手画脚，甚至胡言乱语，说一些不着边际、令人讨厌的妄语。按照毛泽东的意图，电文先是绵里藏针地指责一番国民党当局的不是，接着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延安方面当“乐于商谈”并请亲临“赐教”。如果不围绕这一主题，或搞什么小动作，甚至与共产党耍布袋戏，对不起，你们就在重庆那花花世界里待着，不要跑到陕北这条山沟里来扬风扎猛地瞎折腾了。 黄炎培、章伯钧等见电后惊喜交加，并意识到电文中对方那软套包裹下的针刺，几人经过紧急磋商，搞出了三条合纵连横的应对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会议； 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会议以前，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参政员认为，只有蒋介石认可，方能起程。否则将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参政员与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议，并欲请王把三条方案送达蒋介石。王世杰认为此事由黄炎培挑头，十有八九会引起蒋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黄了。作为长期在国民党中枢和蒋介石身边周旋的高级谋士兼政客王世杰，对蒋的秉性脾气与好恶是深有了解的，蒋对黄炎培等策士几年来的吵吵嚷嚷大为头疼兼深恶痛绝，激愤时曾几次当着谋僚的面破口大骂黄氏不仁不义，属于见风使舵、骑墙卖笑之辈。此种发泄甚至责骂，从蒋介石日记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蒋在日记中责骂道：“政客梁漱溟、黄炎培等对共党之骑墙投机之可耻，殊堪鄙弃。此种政客之为害国家，其无形罪恶，甚于共匪与汉奸也。”[15]1940年9月6日记：“王炎培等政客，以诽谤为直谅，并自示公平劳苦，当面毁人而不自觉。此乃中国一般政客士绅之恶习，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应为黄)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记：黄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记：黄炎培等“中国士大夫阶级重外轻内，有私无公之劣根性”。——尽管当时的王世杰没有看到蒋介石日记内容，但从平时的言行举止和察言观色中，完全可知蒋对黄氏等一群“骑墙”策士的厌恶态度。因而，当王世杰接到这份策士们弄出的合纵连横的三条方案后，当头棒喝道：“如送领袖，必大遭拂怒。”[16] 众策士一听，顿感灰心，如惹得介公为此拂怒，这还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摊儿，不要再做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无用功。几人中唯黄炎培颇不甘心，觉得事情仍有可为，遂施展钩钳之术捭阖道：“撞壁须撞到壁，今壁尚未见，仅凭旁人预测势将碰壁，便放手了，岂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众位参政员决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气面谒蒋介石，并推举时年73岁高龄的国民党老牌党员褚辅成代表报告。 老褚年轻时候曾是大清朝的监生出身，留学日本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领导起义，一度出任众议院副议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等高官，算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丧失了底气。见到蒋时，年老体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错了事一样，谈话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说了原定的前两条，最后一条方案憋在肚中与残存的饺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焖了好一会儿，始终未能端上台面。面对老褚畏头缩脑的表现，同来的几位策士震于蒋的声威，只能面面相视，未敢上前言及，场面颇为尴尬。 想不到此时的蒋介石却另有打算，眼看预定的国民参政会开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强硬反对，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机跳将出来说三道四、煽风点火，向自己施气撒娇，不时闹点小别扭，或干脆兴风作浪，弄得自己心烦意乱又一时无可奈何。如今有这么一帮热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动找上门来，要做“中间人”或马前卒，为国民大会的召开清除障碍、扫清道路，此举正合“朕意”。于是，蒋不动声色地听毕，环视众位，突然满面带笑地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道：“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18]停顿片刻，又说：“中间人，公道话，原来最难讨得双方的喜欢。”遂当场慨允。当黄炎培等领命告辞时，蒋介石又和颜悦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众人见状，受宠若惊，各自瞪着直勾勾的眼睛，伸着舌头悄然退出。 回到参政会的七参政员如得上方宝剑，在谒蒋时勾头搭背、战战兢兢的颓丧畏缩模样尽扫而光，一个个精神焕发，豪情万丈，议论不止，说到激动处，一个个面红耳赤并有热泪盈珠者。身穿蓝布长袍，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老褚也被蒋介石刚才的语言深深打动，哆嗦着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20]延安之行就此决定，众皆欢呼。 就在七参政员即将起程的6月29日，唐纵在日记中作了这样的记载：“陈主任为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转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会有结果的。中苏邦交的改善，对于共产党是一个解决的途径，陈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毕竟是蒋介石身边的二流谋士，在政治识见上，与他的上司、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号称国民党“领袖文胆”与“总裁智囊”的陈布雷相比，还欠火候，不久的事实就证明了陈布雷的预见远比唐纵高明、透彻。 1945年7月1日上午9时35分，在王若飞的陪同下，诸辅成、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庆九龙坡机场乘美国专机飞往延安。老谋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将无功而返，遂称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参政员前往。下午1时，飞机抵达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然后乘车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共进午餐，再乘车转至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下榻。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员向六位参政员各送一份请柬，内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别。其中给傅斯年的请柬如下： 兹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时在中央办公厅洁樽候教，敬请光临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泽东谨订 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六位参政员，双方作了初步沟通。傍晚，按照预先布置在中央办公厅餐厅设宴招待，从前方到延安出席会议尚未回防区的中共军事将领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彭真、高岗、陈云等出席了宴会。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作了欢迎词和祝酒词。酒席上，傅斯年紧挨毛泽东就座，毛风趣地对傅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得你，你那时名气大得很，被称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听罢，手举筷子，张开大嘴笑着说：“毛先生过誉，那是同学们的戏谑之词，何足道哉。” 毛泽东微微笑道：“不要客气嘛！”随之面向众人说：“今天的宴会，菜没有好菜，酒也不够好，都是我们延安的士兵自己生产出来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话让在座者心情轻松了许多，众皆一边饮酒一边无拘无束地相互交谈起来。面对毛泽东的谈笑风生，几位参政员在打着哈哈敷衍的同时，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访问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汉是老牌国民党员，左舜生乃青年党人，章伯钧为农工民主党人，黄与冷自称无党派人士，但与民主同盟关系密切，用黄炎培的话说便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23]，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员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属于真正的无党派人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学术界重量级大腕。尽管老褚是国民党员，但因年老体衰，又是读书人加老实人，国民党高层并无意让他抛头露面为党国事业折冲樽俎，他与傅斯年加入这个草头班子，是黄、左、章、冷等四位活跃分子极力蛊惑拉拢的结果，在总体结构中属于掺沙子性质，主要目的是起到虚张声势，给外界造成一种多党派、多团体的民主气氛和色彩。对这一把戏，罗家伦洞若观火，曾略带讽刺地多次劝说过傅斯年，让其“不要和蟋蟀一样，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来”。[24]意思是不要跟着黄炎培等一班人瞎闹腾，天下事不是靠黄、章等几名策士就可以捭阖得了的。且苏秦、张仪用舌头定乾坤的时代早已跟着秦始皇他老爷爷——秦早，一同变为粪土湮没于历史烟尘之中了。眼前正是乱世英雄出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新社会，哪里还有靠几位儒生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轻易摆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无疑是在飞机里做梦——空想。但此时尚心存侥幸与幻想的傅斯年已听不进朋友之劝，竟跟着黄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飞机，开始了他心中并无底数的梦想之旅。 就当时的情形论，在六位参政员中，当属左舜生与傅斯年心境最为复杂。 左舜生与毛泽东同为湖南人且属同庚，早年与毛又同系“少年中国学会”会员。20年代初，左氏赴法国留学，后来提倡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1925年，左舜生成为中国青年党首领之一，1930年与陈启天在上海创办《铲共》半月刊，以铲除消灭共产党为宗旨。1941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他出任秘书长，积极倡导反共。此次来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灭共的歪理邪说。7月3日上午，左与毛泽东单独交谈时，颇不识趣地说道：“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可以有多个，军队却不能个个政党都有。否则，就要发生内乱，国家就不太平。” 毛泽东听罢没有做声。左舜生见对方没有接话，以为被自己击中要害，于是继续说道：“我们青年党就主张走议会道路，不办武装，成为国家真正的参政党，对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威胁。” 话音一落，毛泽东忍不住问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也向你们青年党学习？” 左舜生答：“谈不上学习，我觉得我们青年党的这种做法是对的。” “怎么对呢？”毛泽东颇不以为然地问道。 “和平议政，对政府没有威胁，也有利于各党派的团结嘛！” 毛泽东听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静地说道：“我也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支军队，但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要知道，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被蒋介石视为土匪乱党的人，若没有一点儿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称），你这个青年党的‘军事爷’，怎么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顿教训，左舜生仍不知趣，还在嘟嘟囔囔地说一些在他自己认为聪明绝顶，实则糊涂虫一样的伴有劝降意味的混账话，并说介公的领袖地位如何不可动摇云云。毛泽东忍无可忍，面露愠色，提高了嗓音激愤地说道：“蒋介石总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两个太阳给他看！”[25]毛泽东神傲气雄的风采，顿时把左舜生给震住了，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军队并维护介公领袖地位等妄语。 不知是想缓和刚才不愉快的气氛还是真的别有他图，已是52岁，全身干瘪得几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来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钩钳之术，提出一个令毛泽东颇为尴尬的问题。左氏要与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泽东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蓝苹见上一面。毛听罢先是以“我不认识蓝苹”，后又改为“她生病了”为由予以拒绝，而后迈开大步向别处走去，再也不肯理睬这位无聊、蹩脚加浅薄的术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评鬼谷子的话论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阖、钩钳、揣摩之术，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则亡家；用之于国，则偾国；用之于天下，则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为人处事与不识好歹的轻妄之举，不但令毛泽东反感，即是同来的傅斯年对其亦颇为轻视。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刚到美国不久的胡适一封信中，在提及国内情形时说：“所谓参议会又添了些无聊分子，徐谦、罗钧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罗毫无见识，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为酒徒，故有时似勇，决不该称之曰‘忠节’也。此一鸟会常有荒谬绝伦，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为我骂散，大有我是此会之‘清心丸’之感！可叹可叹。有好些人运动为此参议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罗隆基），若再这样下去，我也只好走了。”[26]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还是按重庆的老套路数，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谬绝伦，匪夷所思”的怪论，惹得同乡毛泽东深恶痛绝，真可谓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 相对左氏施展的捭阖、钩钳等无聊之术，傅斯年不愧是胡适所说的“世间稀有的一个天才”和学政两界大鳄。同为毛泽东的旧识，却没有像左氏一样稀里糊涂地让人家放下手中的枪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与面前各自的地位与往昔大为不同了，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遭遇了。许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Snow）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27]“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们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又说：“我的地位这样地低下，以至于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不把我当人类看待。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28] 这段回忆不但令毛泽东感到悲伤，亦令后来的天下读者备感心酸，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号称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卑微的伤心史。从这段不愉快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议的是，傅、罗等几个在北大读书的毛头小子，居然不把眼前这位即将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大救星”的伟人当人类看待，真可谓有眼不识泰山了。但，同那个时代所有的人一样，傅斯年没有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比他还要不可一世和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一国之主，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的登记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 不过，事情总是在不断变化中，当时人微言轻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个东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29]云云。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明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言，在穷困潦倒中，他于这座帝王之都的公园和故宫宫址“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30]——这个时候，一个辉煌的大梦已在毛泽东心中萌生，即将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春破茧而出，一飞冲天，于古老的天安门城楼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论文章中，谈到中国政治的出路问题，认为国民党自身已腐化堕落，弄得天怒人怨，国势频危。“今日之大难题，即在国民党自身弄得没有办法，而中国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国的时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对有人提出共产党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问，傅的回答是：“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31] 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已是星转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历随风飘逝了。转瞬间，当年的北大故旧，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那位原北大图书助理员如今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在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今日的傅氏只是作为一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世事轮回，阴阳转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强烈逆转，各自内心的复杂、感慨之情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误在多读了书，沾染上知识分子的缺点、弱点，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创业人物”。[32]这话也许不差，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失误与成功对接而成的，世人终于没有看到傅、毛二人像当年刘项一样争天下的局面，更没看到傅斯年建国立号的功业，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与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黄的窑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如果人不是从一岁活到八十岁，而是从八十岁活到一岁，大多数人都可能成为上帝。”傅斯年之悲剧，或许渊源即在此不可逆转的铁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坐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只是说话的口气较之当年识时务一点罢了。 因了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了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结和经历的时代精神熏陶。当谈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作出过贡献，以及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33]的典故时，傅斯年狡猾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34]毛泽东听罢傅氏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与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斯年没有让毛泽东放下武器接受国民党的招安，更没有像左氏那样没出息地一味惦记着蓝苹，而是以士大夫传统、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在空闲时为自己题字留念，对方慨然允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有所收录。这本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便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七月五日 条幅写道：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此诗为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诗中“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当是毛泽东自况，或含有自谦没有傅斯年读的书多，或者还有更深刻的内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没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这短笺和条幅至少可以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对外界盛传的傅斯年与毛泽东所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之语，是一个佐证。毛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傅、毛延安相会最精彩的故事，以这幅墨迹作了见证。 结束了与毛泽东的长谈与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机关所在地，寻找9个月前陈寅恪问询的林伯渠与范文澜，顺便看望久别的弟子刘燿（尹达）。 此前的1944年9月，重庆国民政府参政会决议组织成立延安视察团，傅斯年作为五位成员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营视察。在成都燕京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得此消息，专门致函傅斯年，嘱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国史数种”，同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傅，“此行虽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视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35] 陈氏信中的陆贾，汉初楚人，从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出使劝说割据岭南的南越王赵佗，迫使赵佗称臣，后以叙述秦汉所以兴亡的《新语》十二篇为刘邦所重。郦生，即秦汉年间的儒生郦食其，司马迁《史记》载，郦生初识刘邦，便请命游说陈留令，使刘邦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号称“天下之冲，四通五达之郊”的陈留。后又游说齐王田广，计成，“伏轼下齐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齐王献城投降，刘邦手下大将韩信听从幕僚之计，举兵攻打齐国，齐王认为郦食其欺骗了自己，恼怒之下将其逮捕投入油锅当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陆贾与郦生皆刘邦时代有名的说客，司马迁陆、郦并举，作《郦生陆贾列传》。陈寅恪信中的“陆贾之功”与“郦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劝说地方势力归附中央政府的功绩和才能，而当时傅斯年等参政员的延安之行，就负有类似使命，只是不便公开言说罢了。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陈寅恪凭借一个伟大历史学家的洞察力和对时局的非凡卓见，加之与傅斯年的特殊关系，非常肯定地预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权作古典小说《镜花缘》中的多九公与林之洋两个闲散人物，结伴到仙山瀚海胡乱游荡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时机尚不成熟，视察团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搁了下来，直到九个月之后的今天，几位参政员才在落脚的延安这块中共地盘上，各呈“郦生之能”，争抢“陆贾之功”。对此兴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计划中的见面与谈话后，开始穿梭于一排排窑洞探访故友新知。 刘燿是抗战前史语所发掘殷墟时自河南大学招收的毕业生，与石璋如一同进入史语所参加殷墟发掘，算是傅斯年学生辈人物。抗战事起，刘燿随史语所抵达长沙不久，离所径自奔赴延安，化名尹达投入了共产党阵营。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进入范老（文澜）领导的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从事马列学说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设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长。傅是在出版局所属的一口窑洞里见到了这位尹科长的。 尽管政治立场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师生此次相见，却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遥想战前的殷墟发掘，那是何等壮观气派，令人心旌激荡。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共对立摩擦，导师与弟子天南地北，一别数载不得相见，忆及前尘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达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绩，甚不满意，忘记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进出的李庄或重庆，一时感情冲动，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动员尹达随自己一道回四川李庄史语所，重操旧业，接着续写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云云。这一提议，“对已经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尹达来说，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结果是，尹达惊慌失措，傅讨了个没趣。后来，尹达致信傅斯年对此次相会的隐情作过委婉的解释，内有“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等语。表示“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学，当设法完成之”。[37]此事只是尹达一说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点丢失在黄土塬上的面子罢了。 由于尹达的关系，傅斯年参观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术机关，见到了马列学院的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 范老是傅斯年的学长，于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曾受业于章太炎、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乾嘉老辈”，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没有感觉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条出路”。[38]毕业后，范先后在几个中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做了近20年的教书匠。1939年10月索性辞职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层重用，开始以头号马列主义历史学家的身份敲起了边鼓。当毛泽东讲“年轻人应该起来打倒老年人”、“这是历史的规律”的那场讲演时，他就在座，毛还加了“范老你是专家，我讲的不对你可要纠正呀”那样的话。[39]未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其中写到历代统治者的残暴荒淫与无耻，像配方一样按比例配制。据说该大作出版并经《新华日报》连载后，曾轰动一时。《简编》中的“商朝事迹”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的许多资料，同时对史语所及发掘人员的工作业绩给予了赞誉性介绍。其中在“商代的生产工具”一节中，说道：“商代生产工具，已经不是石头工具而是金属工具。 殷墟发掘专家李济说：‘大多数石器都非平常用的东西，有的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有的是一种宗教的寄托，这些东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类的礼器，在殷墟所见仍为石制。’又殷墟发现许多铜器，有矢镞，有钩，有矛，有刀与削，有斧与锛，有觚，有爵，有各种铜范。李济在论殷墟五种铜器说：‘殷墟铜器，以矢镞为最多，金属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时，才能用作箭镞，实际上在青铜时代用作箭镞的仍是骨与燧石，这就是说用铜的时代，并不一定用铜作矢镞。’”云云。 来延安之前，傅斯年与在李庄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学界中人已看到了这部著作，但具体作何评价一直不为外界所知，从一贯提倡“新思潮”的“海龟”傅斯年对“乾嘉余孽”和“土鳖”们的反对与鄙视来看，恐怕难有好的评价——尽管老范早已“古为今用”地改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写此书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编写一部关于农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国政治史，并打算本着马列主义“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精神，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傅氏得知此情，对这种治学态度表示赞赏，二人由此握手言欢，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从范文澜处要到了陈寅恪请托之书，不得而知，想来这点事是不难办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叙述到商代历史和殷墟发掘的葬坑与出土器物时，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过发掘”的话。再后来，连“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笔给一下勾销了，只剩了草草6个字的“地下发掘证明”。[40]至于这闻名于世的殷墟遗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发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还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欢，即为“求真务实”的成功之作。自此，无论是傅斯年、李济，还是董作宾、梁思永的名字，都与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无缘。世人谈到安阳发掘与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贤，不知有皇帝”了。当然，这个时候的傅斯年或董作宾早已跑到了台湾并进入了九泉之下，与阎王小鬼们交往起来，对于地面上幸存的马列学者们，是问苍生还是问鬼神，他们已无力顾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见到了陈寅恪点名代为求见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见的可能性颇大。但即使相见，也不会有什么高深和隐秘的问题可谈，不过相互问候罢了。 访问团共在延安逗留4天，与中共领导人几次会见中，似乎是黄炎培谈得更多、更具体，除了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黄氏认为国内各党各派的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两党都有恢复谈判的可能。在与毛泽东会谈时，黄一度施展揣摩、捭阖、转圜之术，谈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谓“兴亡周期率”，颇得毛的好感，对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个好法来摆脱这个周期率云云。[41] 在访问的后期，当以黄炎培为主角的参政员提到对大局的看法，并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时，毛泽东很表同意，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42]黄氏深以为然。经过与中共高层人物多次会谈，最后总算形成了一个《中共代表与诸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文件，可视为几天来会谈的总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访问团成员匆匆赶往机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亲到机场送行。最后握别时，毛泽东特地叮嘱六位参政员到重庆后务必向蒋委员长致谢，并称：“有诸位来延安，使我们听到许多平时不易听到的话，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蒋委员长健康。”[43]同时，毛还托傅斯年转达自己对胡适老师的问候——尽管胡适与傅斯年一样，当年甚至不把这位图书馆助理员放在眼里。 对于六位参政员抵达延安后的活动，中共中央在宣传上似有严格规定，除以显著位置在《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上介绍中共举行欢迎宴会外，对六位参政员的活动细节未加报道，而对于他们的离去，也只发了一条简短且未加评论的消息了事。 六位参政员风尘仆仆回到重庆，向国民参政会和蒋委员长递交了《会谈纪录》，各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撰写了报章文字或发表了谈话。此次访问团的盟主黄炎培于兴奋之中点灯熬油，苦干了几天几夜，草草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出版发行，内中对延安的人和事极具赞赏，文中说：“在延安的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又说：“个个人得投书街头的意见箱，也个个人得上书建议于主席毛泽东。”最后的结论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中”。[44] 与黄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则写了《记民主同盟政团延安之游》一文，内中依旧对蓝苹念念不忘：“我本来向毛泽东提议，要见见他的蓝苹的，但毛说她生病，不能见客。七月五日那天，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毛带着他们一个七八岁的女儿（南按：李纳，时5岁）来送我们，两只秀美活泼的眼睛，看样子似乎和我在战前见过一次的蓝苹有点像，可是蓝苹本人依然没有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当我们的飞机起飞以后，我还是感到这是此行的一点遗憾。”[45] 到了这个时候，左舜生还不明白，毛泽东托词对方生病不让相见，显然不愿让其回重庆后四处张扬他和江青的婚姻关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规定，不让在国统区名声不佳又极爱出风头的蓝苹在此种场合抛头露面，以免节外生枝，坏了党国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说（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诗人钱起于公元751年的应试诗《省试湘灵鼓瑟》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毛就是依据这两句唐人诗为他的心上人蓝苹命名的）。左舜生劳神了半天，最终还是弄了个“曲终人不见”的悲凉局面。此憾未得弥补，想来左氏当是死不瞑目的吧。 与黄、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却有自己独特的观感与政治洞见。据罗家伦说：“他（傅）在重庆被国民参政会推举为访问延安的代表团的五代表之一,他回来以后,和我谈过几次。他认为当时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和毛泽东因为旧曾相识的关系,单独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他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毛泽东和他漫步到礼堂里，看见密密层层的锦旗，各处向毛献的。孟真讽刺的赞道：‘堂哉皇哉！’毛泽东有点感觉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没有出息。他说，章伯钧是由第三党去归宗，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孟真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领以殁吗？”[46] 罗家伦这段回忆难免有政治偏见及主观成分，但此说的许多内容与史料相吻合，说明并不是空穴来风。傅、罗谈话，较为透彻地反映了傅氏的内心世界和人生观。傅斯年对中共与苏联皆无好感，并公开表示反对。他在1932年发表的《中国现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开宣称共产党“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47]随后又宣称：“国民党诚然太对不起国民，其所以对不起国民之一件，即是过量的对得起这些残余势力，因为当年自己不曾努力，把这些东西根本拔去了，使他们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乱想，胡言乱道。”就中国革命的形势与夺得政权建国方略问题，傅氏认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与经济条件特别是天然条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现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国革命党历史将及百年，以如此长期之演进，如此长期之训练，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党中吸收不少，因为俄国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学教师、低级官吏、小商人、小工业家、工程师、技员，政权到手，办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国，不然乃是发疟子。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48] 正是因了这样的政治观念，傅斯年与毛泽东的关系，比后来的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还要复杂另类。各自的性格与政治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庆后，口出此言的一个不难理解的缘由。后来，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犹如行芒在背，一次闲聊时他对李济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49]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另类青年的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归骨于田横之岛”都没有改变，也够一根筋的了。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被陈寅恪9个月前不幸言中，以黄炎培为首的策士班子，尽管使出了浑身解数，拿出了看家的捭阖、转圜之术，仍然是既“无陆贾之功，亦无郦生之能”，可谓毫无斩获，一败涂地。7月7日，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褚辅成、黄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机会于当天下午谒见蒋介石，禀报赴延安会谈的结果并呈上《会谈记录》。蒋打着哈哈顺手翻了几下，便冷冷地撇在一边不再顾及，仍坚持一党专制的指导思想。这一做法弄得褚、黄等人大为尴尬，也引得共产党方面大为不快。中共据此坚信国民党虚张声势，故意混淆民众视听，甚至感到自己被国民党当局又涮了一回。 在黄炎培等人回到重庆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过地下渠道得知蒋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泽东，盛怒之下决定实施反制，于延安发表了著名的《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的战斗檄文，对国民党及美国前往中国调解国共摩擦的代理人赫尔利大加讨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觉中的民盟第三党，不但没有达到当年苏秦合纵连横，“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及“一怒而天下惧”等捭阖、钩钳的奇效，反而弄得灰头土脸，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最终落了个国共双方的蒋介石、毛泽东两巨头一怒而自己惧，最后归宗无着，两条船都没搭上，落得个在浪潮汹涌的浑水中瞎扑腾的尴尬结局。面对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转屁股，扭头向国民党示好。其权衡、转变的态势，蒋介石及其谋僚看得极其真切，唐纵在7月底日记“上月反省录”中作了如下记载：“党派，民主同盟、青年党，欲借中共问题以自重，但自中苏邦交改善，美国舆论好转，与陕北部队进占淳化而被击退后，各方态度渐倾向中央而不愿继续追随共党以取怨于本党。……在参政会中各党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张，而通过国民大会案，使中共对各党派起分离作用。”[50] 尽管国共两党都心怀怨气与猜忌蓄势待发，准备一场公开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势变化太快，国际反法斯战争取得了惊人进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国民众的兴奋点再度被调转到东、西方两大战场，国共摩擦与几个在野党派人士拨弄的“转圜”计划被暂时搁置下来。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完全丧失了战略进攻能力，盟军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和制海权，并自各个领域和战略要点实施反攻。原日本军方认为，珍珠港一役，美国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元气，而日本可趁美国实力恢复之前巩固战线。但事实却大出意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激怒的罗斯福总统下令倾全国之力尽速发展空军和具有两栖作战能力的海军，即海军陆战队。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现代化战舰和战机，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和加强，并很快夺取了制空权和制海权，战争局面得以扭转。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了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居住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罗是中国营造学社1940年年底在李庄招收的练习生。当时梁思成等人刚从昆明迁往李庄，急需一个青年人帮助学社同仁处理杂务和绘图等事宜，决定在当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学生前来工作。据罗氏本人回忆：“那时，我还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刚从中学出来，在宜宾的一家报纸上看到一则中国营造学社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至于这一单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见考题中有写字、画画、美术等内容，我对此很感兴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录取了。后来才知道，众多的考生中只录取了我一个人。”[51] 罗哲文来到营造学社后，先是帮助刘敦桢抄写、整理文章和插图，后作为梁思成的助手做资料整理和测绘等工作。罗氏原名罗自福，进营造学社之后，随着美、英、苏、中等国结成军事联盟，共同抗击德、意、日三个邪恶轴心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包括苏联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广为人知。青年罗自福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谐音，于是营造学社与李庄其他科研机构人员，甚至包括李庄镇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见面之后总是对罗自福高声呼“罗大总统”。如此之“尊称”，弄得罗自福苦笑不得。后来当梁从诫的一帮同学来到营造学社玩耍并高呼“罗大总统”时，梁思成闻听觉得有些别扭，将孩子们轰跑之后，微笑着对罗自福道：“自福呵，这个‘罗大总统’的雅号听起来很响亮，不过在李庄这个小镇关起门来做总统，总给人一种‘伪’的感觉。现在中国伪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什么伪政府、伪主席、伪军、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等。汪兆铭建了个伪中国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个伪美国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乱了。我看就不要在咱这个院儿里做大总统了，还是改个名字，做个平常的中国绘图员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议下，罗自福遂改名罗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来，“罗大总统”的名号就慢慢消失了，罗哲文三个字倒在古建筑学界传开。 这次由“罗大总统”缩水而成的罗绘图员随梁思成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的好友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疮痍满目，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在接近战争尾声的3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2000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2万，焚屋27万幢，90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2000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不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唯独京都、奈良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已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相遇。菅谷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逸闻趣事。管谷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的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经过罗哲文与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太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天降喜讯 就当时的国际形势而言，属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无可遗憾地尽到了责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个学者所能管得了的了。[54]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作孽，犹可原，自作孽，不可活。强大的盟军给日本小鬼奄奄一息的躯体致命一击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55]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把战争进行到底”。[56]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南按：罗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乔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时任副总统的杜鲁门继任总统）。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密约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继之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领袖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57]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蛊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7时左右，日本政府决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过瑞典驻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国发出乞降照会。消息迅速传遍世界，重庆《中央日报》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记者由美国发来的电讯： 日本政府准备接受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发表此后经苏联赞同之联合宣言所列举之条款，而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政府竭诚希望此一谅解能获保证，且切望关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获致。[58] 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国民政府高层一无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蒋介石同样蒙在鼓里。据蒋介石侍从室专门负责情报事务的第六组组长唐纵日记载：“下午七时许，对面美军总部在马路上欢呼，移时馥华（南按：唐纵长女）归来报告，谓日本无条件投降。不久，鞭炮之声相继而起，美人在马路上跑跃，中国小儿围绕而呼，广播电台播出嘹亮之音乐……我赴陈公馆，陈家小孩在陈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欢呼，陈主任大怒，责彼等孩子们不该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证实消息。”[59] 正当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摆出一副老夫子的严肃面孔，满含怒气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们的时候，美军总部年轻的大兵们已开着吉普车，手举香槟酒边喝边高呼口号满大街乱窜了。而敏感的《中央日报》已经印出“号外”，开始在大街小巷四处叫卖、张贴，整个重庆已形成欢乐的海洋。此时正是太阳即将落山的黄昏时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时，《中央日报》火速派出数名记者遍布山城进行采访并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 七点钟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国新闻处证实，美军总部的大孩子们首先跳了起来，开起吉普车沿街直闯！漫街遍巷的人，拥塞着、欢呼着……人全疯了，快乐啊！ 从中一路到新街口，张贴着本报号外的墙前，万头攒动，连不识字的赤腿汉也挤在里面，雨样的汗水把每个人的衣衫都和周围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开嘴笑！ 头上是一片欢乐的人海，每个人对每个人，每群人对每群人，都打着招呼“啊！啊！”互相道贺，大家的感情在泛滥！升华！熟朋友见面了破例的张臂拥抱，起码也亲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60] 报道说：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着热浪围成一团在聚精会神地收听广播，并坚定地相信会从广播里听到更加真实详细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讲英语节目的电台突然中断，继而播音员开始用中文诵读合众社和中央社分别发来的电讯，随后，播音员说道：“中国苦战八年，终于赢得胜利，赢得和平……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百万市民已在狂欢中，现在清听《凯旋还故乡》。”爆发在听众头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欢声。是后，女高音与男中音的嘹亮雄浑的大合唱在欢呼里响了起来…… 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傅斯年正在重庆家中，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61]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远在李庄的妻子俞大綵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62] 同傅斯年一样，曾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工作数日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63] 是啊，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提灯游行，庆祝狂欢。想不到时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 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与其齐名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兼傅的好友罗家伦，正满含热泪猫在一间小屋里抒发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话诗出笼并由《中央日报》主笔程沧波拿到报馆以最快的速度刊发。诗曰： 凯?歌 胜仗！胜仗！ 日本跪下来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声响； 满街爆竹， 烟火飞扬，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涨， 热泪如狂！ 向东望！ 我们百万雄狮， 配合英勇的盟军， 浩浩荡荡，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胜利的大旗， 拥护着蒋委员长！ 我们一同去祭告国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战， 千万忠魂； 才打出这建国的康庄。 这真不负我们全民抗战， 不负我们血染沙场！[64] 罗家伦没有像陈布雷一样对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训斥，倒是有几分赞赏，只是诗写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觉，且有些句子似乎还不通。而罗氏似乎很看不起的这个“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战争以来给中国军民留下了刻骨的创痛，而中国则只有招架之功，几无还手之力。但通篇读过，作者的真诚的喜悦、自豪之情跃然纸上，足以代表了千百万中国军民的心声。只是这时的蒋委员长没有急着到紫金山旁祭告国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李庄，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体会一下“建国的康庄”。 第二天一早，在费正清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行员还是借着胜利的欢喜劲儿强行驾机平安着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黄昏笼罩下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蹿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中国胜利了！” 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天空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尼姑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幢幢，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燏、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李霖灿等研究人员得到消息，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两颗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及长崎的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从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时代之来临，胜利自是我们所乐于听闻的，但是新时代之来临，我们每一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65] 住在李庄镇郊区4公里外山顶上板栗坳与门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社会学所的学者们，夜里忽听山下传来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声，以为又是土匪进村劫财劫色，当地军警与治安队群起缉拿，因而并未特别在意，各自关门或继续在灯下读书爬格子，或熄灯就寝。等第二天拂晓尚未起床，同济大学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已到达舍外。被惊醒的学者连同家属认为土匪进得山来包围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与烧火棍，还有早些时候傅斯年专门让李方桂为史语所同仁购买的小铜锣（南按：傅斯年叮嘱史语所同仁，一旦发现土匪来临就急敲铜锣求援），胆战心惊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门缝观察动静。 只见满山遍野飘荡着用床单、枕套、破旧衣服，甚至废旧报纸做成的花花绿绿的旗帜，旗帜下是一群群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当从对方的呼喊声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学者们与被惊动的当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与烧火棍，只拎着一只小铜锣，打开大门，一个个“嗷嗷”乱叫着冲入人群，在山野田畴狂奔乱舞，叮叮当当地敲打起来。史语所职工自办消费合作社的经理、时常拖着标准北京腔说相声的魏善臣，也就是几年前为合作社办货，在山下遭土匪抢劫并挨了一顿胖揍的“魏老板”，听到门外动静，认为土匪一到，大难临头，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时候托李庄镇铁匠打造的类似于猪八戒使用的五齿钉耙，准备与土匪拼个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钉耙，摇晃着肥胖的身躯拱出门外，嘴里吐着哼哼唧唧的声音，一蹦三跳地蹿到坐落在牌坊头的合作社，从一个箱子里掏出两瓶酒，拉着正站在牌坊头观望的董作宾、石璋如等几位资深研究员，高喊着“胜利了，我请客！”的话语，连拖带拉地来到板栗坳最高处一个山坡，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之水，相互向对方嘴中灌酒。当两瓶酒见底之后，一个个泪流满面，醉卧于山野荒草之中。——这是继长沙清溪阁醉别之后，八年来又一次轮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别了。 当梁思成等三人来到李庄上坝月亮田营造学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苍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静坐》诗中的描述：“一条枯枝影，青烟色的瘦细”。费慰梅看罢不禁欷歔。在李庄镇内参加学生游行的女儿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气喘吁吁告诉了母亲外面世界的精彩盛况，林徽因“闻之狂喜”，顿时变得神采飞扬，大有“积疴顿失”之感。又见夫君与好友费慰梅风尘仆仆地从远方赶来，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她提出要在这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亲自赶到李庄镇加入游行队伍，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块垒，为抗战胜利发出自己的欢呼之声。 一架自制的滑杆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杆上，罗哲文等几个年轻人抬起，梁思成与费慰梅跟随两边，如同北方黄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样，一行人说着笑着，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颇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庄镇中心进发。这是林徽因自从旧病复发之后，近5年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古老小镇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这样的心境和方式出现。 满街的标语，满街的人流，满街的欢声笑语。没有人认得这位名冠京华的一代才女，更没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脉背景——此时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与之相遇的大学师生或当地百姓，无不对其报以真挚的致意与微笑。林徽因望着一群又一群满脸尘土与汗水，似曾相识的青年学生，蓦地想起八年前卢沟桥枪声响起之时北平街头的情景。在那个酷热的夏季里，那些满脸汗水交织，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帮助二十九军官兵修筑工事的学生，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假如他们还活着，或许就在眼前这样的游行队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这样想着，热泪顺着瘦削、苍白的脸颊缓缓流淌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会由瑞士驻华大使馆转致国民政府，内称： 一、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项规定事，天皇陛下业已颁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之必需条件。天皇陛下并准备对日本所有陆海空军当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辖之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颁发盟军统帅部所需执行上述条件之各项命令。[66] 重庆《中央日报》于当日7时收到外交部电文，半小时后，关于这一消息的“号外”印出并分发全市，民众奔走相告，整个重庆为之轰动。庆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烟雾伴随着声声呼喊，震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房，许多民众在激情宣泄中相拥而泣。 同日上午，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分别用中波和短波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广播文告。讲稿为蒋介石亲自拟就，指出：“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获得了实现。”同时指出：“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67] 广播时间近11分钟，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H.White）如此描述了蒋氏的广播情形： 1945年8月，蒋安静地坐在重庆一间闷气的广播室里准备告诉中国人民战事业已终结。他和平日一样凝固地沉着。他的头顶剃得净光，不着丝毫白发的痕迹。他的咔叽军装上衣毫无瑕疵，不挂勋章，衣领紧扣在喉头，上有斜皮带勾扣着，一管自来水笔挂在口袋之上。广播室荡热，内中的二十个人汗流浃背，只有委员长看来凉快。他调整着角质框的眼镜，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红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对着扩音器用高调而清爽的声音告诉人民仗已打胜。他说着的时候，室外的喇叭传播着这消息。街上人众认识了他明显的汽车，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门外，他可以听到轻微的欢呼之声。 他的演讲历时十分钟。突然地他的头颅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处见形，在这一刹那的松弛，他的平稳之外貌露相，紧张与疲劳在这胜利的关头显现在他人身上……[68] 日本时间8月15日，中午12时，重庆上午11时，日本裕仁天皇对全世界广播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正式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的正式无条件投降而告终。”[69] 注释 [1、2、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6]《史记•苏秦列传》（标点本），司马迁著，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 [7]《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8]《王世杰日记》，1945年1月19日，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9]《美国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55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0、21、50]《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公安部档案馆编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13]《解放日报》，1945年6月30日。 [12]引自《毛泽东年谱》，逄先知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金城《六参政员延安去来》，《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第522页，重庆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15]《蒋介石日记》，载《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主编，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16、17、20]《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书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黄炎培著，文汇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黄炎培日记》，转载《无究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许纪霖著，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泽东、周恩来的一段交往》，载《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录•星火记》，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致胡适》，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毛泽东自传》，斯诺录，汪衡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西行漫记》，[美]埃加德•斯诺著，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 [29]傅乐成《傅孟真先生与五四运动》，转引《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陆兴起的批判胡适与傅斯年等人的运动中，有人以为此举主要与毛泽东的个人心态有关。毛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这是他早期成长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因为这一经历，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熟识，并在他们的影响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结织了胡适、傅斯年并有过接触，后来胡适赴美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生毛泽东”“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我的学生毛泽东”等话（《胡适口述自传》，第208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没有完全遵从他“老师”指导的缘故。但不能讳言的是，毛那时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颇低，加上一些北大师生与他接触时态度偏傲，这无疑使自尊心极强的毛产生一种挫折感，这种情绪在他与斯诺的谈话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来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态与这一历史阴影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中共建国后，北大校庆活动邀请毛泽东，不管是逢五的“小庆”，还是逢十的“大庆”，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园一步。“文革”中，据说毛泽东对北大的状况极为不满，曾有“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之语相赠，算是对他当年工作过的北大作了定论。 [31、47]《傅斯年全集》，第五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2]何兹全《忆傅孟真师》，载台北《传记文学》，第60卷第2期。 [33]《容庚与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先生一封公开信》，北平《正报》，1945年11月7日。此话是容庚攻击傅斯年时所引用。抗战胜利后，傅斯年作为北大代理校长奉命接收北大校产，并发表谈话，表示南迁学校复员后坚决不用伪北大教员。时正任教于伪北大的容庚属于被驱逐之列，对傅的讲话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这封辩驳性质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长，全校方翘首跂足，望公之来如望岁焉，于今两月矣。诚不测公所以姗姗来迟之故。意者以汉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灭于无形乎。公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尝不不冀公能变化气质，为‘豁达大度，善于将将’之汉高祖。故敢为公借前箸筹之。”（下章有详述) [34]对于这句话，有研究者认为傅斯年“将毛泽东比作雄才大略的项羽、刘邦，并将不堪大任的国军比作功败垂成的陈胜、吴广。”（《龙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说恐怕有误。当时的“国军”正配合盟军进入对日本军队的全面反攻阶段，达到了自抗战以来如日中天，最为辉煌的鼎盛时期，何以用来与那两个自喻为鸿鹄实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陈胜、吴广类比之。傅其言，实乃以项刘比作国共两党，具体言之，乃以项刘比作蒋介石与毛泽东。陈胜、吴广是对自己以及“五四”时代的学生领袖罗家伦等辈无可奈何的自嘲与自谑，甚或还有那位早已逃离延安（1938年）投奔蒋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决心“弃暗投明”，声明脱离共产党，跟随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张国焘之流之讽刺。从傅的话中还可看出，此时的他依然没有把所谓的第三党——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没有产生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辈认为的“苍茫大地”，须由民盟来力主沉浮的幻觉。因而，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观察与感受，与黄、章等人的大不同。 [35]《陈寅恪集•书信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6月出版。 [36]《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科院科研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关于尹达撰写《报告》一事，中科院编的《治学录》作了如下叙述：1936年春，尹达（1906—1983）从殷墟被抽调到山东日照两城镇参加龙山文化遗址考古，由梁思永带队。这次发掘是为进一步探讨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面貌，共发掘50多个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发现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头骨已经腐朽，经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个。 发掘所得于秋天运到南京。撰写发掘报告的重担落在尹达肩上。他一面参加清理标本的工作，一面着手整理记录，编写考古报告。报告的主体部分写好后，还没有来得及写结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长驱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达随史语所匆忙迁往长沙，敌机很快就对长沙开始轰炸。国难当头，尹达决心忍痛放弃即将完成的研究项目，毅然离开个人收入优厚、工作条件令人羡慕的学术机构（南按：假如此说让当年流亡西南边陲的傅斯年、陈寅恪们读到，不知将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洪流。他和几位同事相约结伴，投奔延安参加抗日。1937年的年终这一天，尹达到达延安。 关于《山东日照两城镇史前遗址发掘报告》稿，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龙山文化”为主题所发表的论文中说：“这个报告将成为对于山东沿海的龙山文化的标准著作，是研究龙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另据近年从台湾传来消息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将用尹达的原名刘耀，出版这部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考古报告的未完稿。这份由史语所带到台湾去的考古报告稿，在经过60多年的世事沧桑之后，终于获得了问世的机会，但报告的执笔人却已命赴黄泉，无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结晶了。 [37]据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档案。 [38]朱瑞熙、徐曰彪《范文澜》，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刘启林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赵俪生文集•篱槿堂自叙》，第五卷，赵俪生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 [40]《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1]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以74岁高龄当上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这是中共投桃报〖请看小说网Qisuu。Ｃom电子书下载〗李的酬谢。而黄也知恩图报，据传他是民主党派中第一个喊出“毛主席万岁”口号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系中第一个发明“毛主席万岁”的人，但这个最早的发明权到底归黄还是归彭，在党史研究界一直争论不休。 [45]《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46]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48]《“九一八”一年了！》，载《独立评论》，第十八号，1932年9月18日。 [49]李济《创办史语所与支持安阳考古工作的贡献》，载《传纪文学》，第二十八卷一期，1976年1月。 [51]罗哲文《李庄忆旧》，载《四川省历史文化名镇——李庄》，李庄镇政府1993年出版。（内部发行） [52、63]《中国建筑之魂》，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53]刘东平《古建筑的保护神：梁思成》，载《人物》，2001年第1期。 [54]除了罗、郑等人提供的证据外，在李庄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据罗南陔之子、原南溪县政协委员罗萼芬说：“美国投放到日本的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投到京都、奈良？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羊街8号我家。当时罗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弹，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适，就问蒋委员长，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议把梁思成接到重庆，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看这原子弹咋扔合适，让他画个圈圈。梁思成临走时，专门来到我家，找到我的父亲罗南陔，要他好好照顾梁思永，还说美国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画在何处也心中没数。当时梁氏兄弟与我父亲就商量，最后说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为哪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这个看法，说了些话就走了。日本决定投降后，梁思成从重庆回李庄，又来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亲与他兄弟俩聊天，梁思成说，美国这次轰炸，日本的城市毁坏的很厉害，但最后还是按照我们商量的建议，没有炸京都、奈良。后来罗斯福说光用常规炸弹还不行，需要扔几颗原子弹，要不日本人不得干，来问我。我还是那个建议，扔哪里都可以，但就是别扔到京都、奈良。后来美军就参考了我画的圈圈，就把原子弹扔到了广岛和长崎。”罗萼芬说：“梁思成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给他们倒茶，就听到了。所以说美国炸日本和扔原子弹，故事就发生我家。这个事从我家传出去以后，李庄的百姓就说：‘不是美国原子弹，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国丢下原子弹，打得日本直叫唤。’后来罗哲文来李庄，问我这个事，我告诉他，他才把事实真相写出来。” 罗萼芬老先生的这段话，自然是孤证难立，目前仍没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证，罗哲文确实回李庄访问过，但对此说表示怀疑。既然罗老先生说得言之凿凿，就只能作为一说记录于此，估妄言之，估妄听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庄罗萼芬家中采访记录）。 [55]《日本问题文件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5年出版。 [56]《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孟庆瑞著，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58、60]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8月11日。 [62]《致俞大綵》，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出版。 [64]《中央日报》“副刊”，1945年8月14日。 [65]李霖灿《大匠诲人有典型——记济老二三事》，载台北《中央日报》，1985年12月30日。作者李霖灿原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著名纳西文字研究专家、美术史家，1948年年底押运古物去台湾，一度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1999年去世。 [66、67]《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 [68]引自《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69]王作化、王晋阳《第一个报道日本正式签字投降的中国记者》，载《纵横》，2005年，第9期。 南渡北归3—离别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1） 当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群贤硕儒们，为连绵内战及造成的苦难忧心愁悴，彷徨山泽，嗟号旻天而无一丝收效之际，炮火轰鸣、人头乱滚的战场又传出一个又一个国民党军战败覆亡的凶讯：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将领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对国民党军卫立煌部发起攻势，史称辽沈战役。此役东北野战军以伤亡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兵力47万余人，缴获了大批美制武器装备。经此一役，国民党军元气大伤，彻底踏上了衰亡败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32万兵力围攻国民党重点守备的战略要地济南城，历时8天，城陷，国民党军万人被歼，最高指挥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华东、中原野战军与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区域内，向集结在这一地区的70万国民党军发起强大攻势，是为淮海战役（南按：国民党称之为徐蚌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兵锋所至，所向披靡，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号称一代“文胆”的蒋介石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首席秘书陈布雷，看到国民党政权日暮途穷，灭亡在即，自己回天乏术，更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解党国之危，痛苦悲愤中服巴比妥安眠药自杀，以古老的“尸谏”形式表达了对蒋介石的忠诚以及对国民党政府前途的绝望。在置于寓所书桌的遗书中，陈布雷字字血、声声泪地宣泄出久积于内心的苦痛与彻底绝望情形，书曰： 介公总裁钧鉴： 布雷追随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当，以期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饱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经极度衰弱，实已不堪勉强支持。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纯系心理之失常，读公昔在黄埔斥责自杀之训词，深感此举为万万无可谅恕之罪恶，实无面目再求宥谅，纵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况自问平生实无丝毫贡献可言乎？天佑中国，必能转危为安，惟公善保敢躬，颐养天和，以保障三民主义之成功，而庇护我四亿五千万之同胞。回忆许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岂料今日，乃以毕生尽瘁之初衷，而蹈此极不负责之结局，书生无用，负国负公，真不知何词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属布雷负罪谨上[1] 此前，陈氏曾多次向蒋介石苦谏，谓“罢兵弭战，同共产党举行谈判，早日结束内战，国民党或许还能坐半个江山”。蒋答之曰：“目前战局确实不利，但不必悲观；即使谈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战，成败在天了。”[2]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摇摇欲堕的国民党政府，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晓峰）的纵横捭阖之术，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陆的“转丸”之地。 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由中央银行为首，把储备黄金、白银等财宝全部秘密运往台湾。运送渠道有两条主要路线，一是从上海的“央行”直接运至码头，以海关缉私舰悄悄运送到台湾岛；另一种是其他地区银行的金条、银锭、银元等，以陆路方式分头运送到厦门鼓浪屿，再以军舰从厦门运送至台湾。据国民党当局后来披露，1948年之后从大陆运到台湾的黄金、银锭、银元共有3批，其中黄金277．5千万余两，银（绽）元1500万元，另有1530万余美元存进美国银行的国民政府账号。美国前驻法国及苏联大使蒲立德（WilliamBullitt）后来曾在《展望》杂志发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台湾的经济与财政情况时指出：“台湾面积仅约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维持60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靠蒋先生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官员的生活。没有蒋先生由大陆运台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的洪流所淹没。”[3]蒲立德所言大体不差，这批黄金对稳定台湾民心和国民党军心，以及后来的经济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蒋经国亦曾对这批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有过如下披露：“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又说：“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4]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2） 蒋氏回忆的最后这个细节特别令人难忘，在如此艰危的情形中，蒋介石居然连一箱珠宝也记得清楚并挂然于心，可见他对这批立足之本的重视程度和考虑的细致入微。除把约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连同蒋经国后来披露的当时不为外人所知的珍宝秘密运台外，根据国民政府训令，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而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求生存、图发展”的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就携眷悄然向当局呈请辞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由傅斯年接任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蒋介石批准，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8年11月10日晚，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以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身份，召集朱家骅、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济、徐森玉等故宫和中博两院理事在官邸举行谈话会，决定先把当年运往伦敦展览的精品文物500箱运往台湾，同时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等机构的主要文物、图书一并运往台湾，并由朱家骅向蒋介石呈报，争取海军派军舰押运。 11月26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常会扩大会上，派骨干分子陈立夫等人猛烈攻击教育部长朱家骅镇压学潮不力，当场要其下台。朱氏心力交瘁、吐血病倒，但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强力支持下，仍咬牙苦撑，坚不去职。几天后，朱家骅从病床上爬起来，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由总干事萨本栋主持，分别召集在京的七个研究所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会议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等。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静观待变”。 于是，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外交部档案室等五机关联合组成统一机构，将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外交档卷等装箱运往台湾。本次迁运，由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 待一切准备就绪，由蒋介石特批，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运输舰与一个排的官兵协助装运。此时整个国统区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慌乱无计，纷纷设法出逃。据当时参加装运的南京故宫博物院人员那志良回忆说：“海军部人员听说有船开往台湾，大家携家带眷带了行李，赶来搭便船，船上挤满了人。我们觉得对文物安全是有问题的，由杭立武先生找来海军司令桂永清解决这事。他上了船，百般劝慰，说另有船疏散眷属，他们才相继下船。”[5] 此船共装运五家机构运来的古物、标本、仪器、历史档案、外交文书等772箱，由李济担任押运官，全程负责运输、装卸事宜。这时的李济已辞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以故宫博物院理事与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身份担负这份重任。在搬迁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急派中共地下党员、李济的一个学生出面劝阻，但李并未听从，并告诉对方：“保护这批古物是我的职责，自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已护送这批珍宝跋涉了大半个中国，终得以保全。现在我同样不能眼看着祖宗留下的国宝毁于战火。国共之战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为不忠不孝，同样对不起后世子孙。”[6]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3） 眼看这位学生无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转而找到倾向共产党的陶孟和对李济委婉相劝，李仍不买账，决定一意孤行，并对陶曰：“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证这批古物不在战争中被毁，并有科学证据说服众人，同时能担当起这个责任，那我就放弃。”陶孟和当然拿不出科学证据，更不敢担当这份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的“国之重器”存亡之重责，于是乃罢。对此，李济以讥讽的口气说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带人跑到上海的租界躲起来了吗，对于我们做的事又横加指责，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台湾与南京同为中国的领土，并不是外国人的领地，在整个大陆都笼罩在炮火的非常时刻，中华民族的珍宝应该放到祖国领土最安全的地方去，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陶孟老也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为自己在政治上做投机取巧的打算才是。何况《左传·宣公三年》周朝王孙满对楚子有言：‘成王定鼎盛于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所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盛之轻重，未可问也！’中山先生谛造之伟大中华民国，还没有到玉石俱焚的时候。”[7]陶孟和听罢，感到自己也不过是这个战乱年代的一叶漂萍而已，打算固然有，但人微言轻，哪里能阻止得了如此重大的事宜？遂不再强劝和阻拦。 1948年12月20日，满载国之重宝的“中鼎”号军舰拔锚起程，由上海进入激流汹涌的台湾海峡，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驶去。在行程中，因“船是平底的，遇到风浪，船摇摇摆摆，颠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没捆好，船向左倾，箱子便滑到左边来。向右倾斜，箱子又滑到右边去了，隆隆之声，不绝于耳。海军司令又托船长带了一条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风声、涛声，这些押运人员直觉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8]军舰在大海里颠簸了一个星期，直到27日才到达基隆港。后来，据随李济押运的那志良听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说：“在古物装上船后，又传来几天前在海峡，海浪打沉一条船的消息，许多老友劝李济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说，物在人在，免得子孙唾骂千年。从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达，老先生也差点瘫倒，其精神压力之大可想而知。”[9] 由于前方战事吃紧，海军一时无船可派，第二批运输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沪轮，该船船舱较大，仅史语所的古物、资料就装载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沪轮拔锚起航，仅三天即到达基隆。 第三批是海军部派来的一艘“昆仑”号运输舰，当古物装载时，海军部的人员眷属拖儿带女呼呼隆隆地拥向船舱抢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办法请出海军司令桂永清前来劝阻。此时国民党军战事更为不利，人心越发焦灼慌乱。那志良说：当桂永清命令众人下船时，“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长官原谅他们，帮他们的忙。那种凄惨的样子，使得总司令也落了泪。他没有办法可想，只有准许他们随船去了”。[10] 该舰自1949年1月29日开出，直到2月22日才抵达基隆港。至此，五家机构共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全部运完，无一件损坏。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运去的珍贵文物就多达2972箱，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而史语所仅“内阁大库”档案就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这批珍宝与其他文物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4） 就在五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的同时，翁文灏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遂决定独自开溜，于1948年11月26日辞行政院长职，由孙科继任并重新组阁。混乱中，原决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的计划竟没有几人响应，多数人员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陶孟和等人则明确反对迁台，坚持要留在大陆，静候共产党军队到来接收。11月30日，陶孟和参加在京人员谈话会时，见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佬与一群公公婆婆即将倒下，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吐一口恶气，倒一倒若干年来肚中的苦水了。遂腰杆子突然硬将了起来，毫不客气地对朱家骅说：“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数人意见为依归。”[11] 12月9日，面对朱家骅的催促，陶氏以所务会已开过，“全所人员多一票”决定不迁回复。朱氏听罢又急又怒，当场以“出席人员中包括助理研究员，不符合规定”为理由，强行令全所搬迁，但陶却置之不理，并以各种办法拖延。面对朱家骅步步进逼，陶孟和给社会学所的同仁打气说：“朱家骅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样。”[12]意思是你们这些小的们不要怕，一切事由我这棵大树顶着。1949年5月，竺可桢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13]此时的陶孟和决心拉着手下弟兄离开即将崩盘的梁山泊聚义厅，弃暗投明，接受新一轮招安，因而朱家骅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劳。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在迁台事宜上表现得较为积极，但真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其彷徨、犹豫、痛苦也在心头萦绕不去。据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之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14]陈氏之说后来得到了俞大綵的证实。当时俞正准备陪母亲去广州、香港就医，傅斯年的弟弟傅孟博暗中劝俞不要离开，俞大綵说：“那时我的母亲患严重心脏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决奉母先飞广州，转香港就医，她要我同行，与她共同随机照顾病母。我虑及孟真旧病复发，加以他感时忧国，情绪极劣。母亲重病在身，长途飞行，极感忧虑，左右为难，不知何所适从商之于孟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母亲病情严重，此行如有不测，你未能尽孝，将遗恨终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顾虑我。’我略整行装，准备隔日启程，当夜孟博赶来痛哭流涕，责备我不该离开孟真。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哥哥随身带着一大瓶安眼药，一旦匪军攻入，他便服毒自尽么？那时，你将何以自处？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们相对涕泣，我便放弃了广州之行。”[15] 陈槃的回忆当是可信的，与傅氏一度友善的北大教授、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1941年后为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也曾有过类似的回忆。陶说：“在徐蚌战事失利之后，我到鸡鸣寺去看孟真；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都在装箱，他的办公房内也是箱箧纵横。他告诉我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他随手的小箧里面藏着大量的安眠药片。”[16]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国宝争夺战（5） 傅斯年之所以没有自杀，除了夫人看护有加，与傅本人心中牵挂着史语所同仁和他的故朋亲友亦有极大关系，也正是这一条若隐若现的锁链，最终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长了其生命。对此，陈槃还有一段关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人员赴台内幕研究中绝对不可忽视的记录：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为计。 一日，师〔傅斯年〕召集同人会议，惨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虽欲再将研究所迁入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维持得以不坠，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 同人此时，以学术自由之环境已受威胁，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胜其依恋可惜。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盈眶者。 师于是不觉大感动，毅然曰：“诸先生之贞志乃尔，则斯年之残年何足惜，当力命以付诸先生之望耳。” 本所迁移之议，于是遂决。[17] 陈氏之说当属事实，但似乎又令人联想起古代坊间小说的某些情节。傅斯年在赴延安会见毛泽东时，谓对方“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兴趣的小说在内，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泽东从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众心理，去利用民众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一流”。其实傅的这段讲演也颇具梁山好汉们特别是宋江之流惯用的伎俩，具有典型的利用民众心理来达到目的的戏剧性效果，想来傅斯年是同样深谙《水浒》等坊间小说精髓的。或许此时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骗，而是把他的真心诚意借用这一古典戏剧性手法加以表达也未可知，无论如何，他的目的是达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亡台湾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吴定良、夏鼐、郭宝钧、逯钦立等少数人留了下来。 迁台经过是慌乱复杂的，而最终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语所具有曾国藩谛造的湘军“兵随将转”的政治格局和习性，促成该所大部人员出逃的原因还有一个意外插曲，这就是济南城被共产党军队攻陷后，山东图书馆馆长王献唐被扫地出门，流浪街头。王氏在学术界属于德高望重的前辈，抗战期间流亡李庄达四年之久，与史语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闻知这位学界耆老的悲惨际遇，众人在潸然泪下的同时，也联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运，遂下决心离开即将被共产党占领的大陆，像当年的徐福桴海东渡一样出走台湾。 当史语所一行人登上轮船，心怀凄凉之境，在风高浪激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仍继续留在南京，担负起抢救学界名宿硕儒奔赴台湾孤岛的重大使命。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1） 1948年11月29日，共产党所属东北野战军会同华北军区主力共100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联合发起平津战役，与国民党军傅作义部60万人展开决战。12月12日，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南苑机场失守，国民党军气脉已竭，力不能支，平津即将陷落。蒋介石急派飞机空投手谕致平津守军各军长，以鼓舞士气。手谕末尾以悲壮无奈的口气道：“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13日，北平西效炮声隆隆，解放军发射的弹片从清华园上空“嗖嗖”掠过，校内师生及家属大为惊恐，纷纷逃跑躲避，清华陷入混乱。鉴于此情，校方只好宣布停课，师生员工自寻出路。 在国民政府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在蒋介石授意下，于南京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很快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 （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 （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 （三）中央研究院院士； （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 计划既定，立即实施。南京方面急电北大秘书长郑天挺，令其迅速组织胡适等重量级知识分子火速南下，共商图存大计。密电到达，胡适却以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为由不肯起身，而接到电文的清华校长梅贻琦也磨蹭观望。当时北平出现了一股北大将要南迁的谣言，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为稳住师生情绪，在积极筹备校庆活动的同时再三辟谣：“北京大学如果离开北平就不能称为北京大学了，所以决无搬迁之理。”事实上，面对解放军的咄咄进迫，胡氏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再度成立像抗战中长沙临时大学或西南联大的念头，但仅仅是一个念头而已，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解放军潮水一样涌来，国民党军在排空连壁的疾风猛浪中翻了几个跟头便成了缩头乌龟，躲在高大城墙包围的城中不敢冒头，只偶尔从箭垛的垛口，露出两只黑豆一样的小眼珠，滴溜乱转着寻找可以逃跑或投降的机会。面对这些乌龟王八蛋的软骨症加饭桶做派，胡适深觉失望和学校南迁无望。既如此，号称平津教育界“定海神针”的他，就面临着一个必须抉择的急迫问题——是留，还是走？ 而此时，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共产党方面也加紧了对其拉拢、争夺行动。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通过各种方式、方法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早些时候已弃教职走出清华园，秘密潜入解放区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不要无事找事地跟着国民党乱跑找死。 当然，这次交谈，吴晗的指令不再代表过去自己向国共两党宣称的“我们人民”，而是代表“我们中国共产党”。但是，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前爱徒，现以高官大员自命者的指令，乃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意思是我不相信，你吴弟子也不要悬在“两渚岸之间，不辨牛马”的阴阳界中做着美梦，还是早一点鞋底抹油——开溜的好。最后，胡适旗帜鲜明另加斩钉截铁地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18]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2） 吴氏知胡老师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共产党高层仍不死心，便以其他的方法进行心理攻势。据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回忆，当解放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国民党逃跑。但又不能说他对共产党有刻骨的仇恨。不然，他决不会如此镇定自若，他一定会暴跳如雷，大骂一通，来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诚。我这种推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我认为是的。”老季又说：“因此，说他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说他‘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19] 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南京教育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密电：“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一家来京”，胡适才有离平的打算。当国民党派出的飞机飞抵北平上空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控制，飞机无法降落，只能空返。14日，蒋介石两次亲自打电报摧促胡适飞南京，并派专机迎接。胡得此消息，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派人劝辅仁大学校长兼好友、与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大师陈垣共同乘机赴京，陈垣不从。令胡适想不到的是，不但老友陈垣不从，即使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当大使的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夏回到国内，8月30日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20]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这个脑后长有反骨的儿子的政治思想工作，眼见胡思杜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牛烘烘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按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或者儿要守家的古训——随其便了。胡适对儿子说了几句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产与书籍之类的话，便告辞而去。未久，胡适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急切地询问能否找到陈寅恪，并谓昨日南京政府来电，说今日派专机抵达南苑机场，“抢救”胡与陈寅恪等著名教授离平。胡打电话至清华问询陈氏的情况，告之已回城内，但不知具体落脚何处，因而要邓广铭想办法寻找。 1943年年底，陈寅恪辞别傅斯年邀请，自重庆携家绕过南溪李庄，径直赴成都燕京大学任教。到校后，与早些时候由史语所转赴燕大任教的李方桂一家同住学校租赁的民房，生活艰难。时陈寅恪身体极度虚弱，右眼失明，上课之后回到家中，仍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唯一的左眼紧张地备课和研究学术。1944年春，陈寅恪上课地点改在华西大学文学院，一家随之迁入华西坝广益宿舍，居住条件稍有改善。因物价仍在飞涨，陈家柴米不济，夫人唐筼时常犯心脏病，可谓饥病交迫，令人心焦。在此种情形中，陈氏每个星期都要身穿长衫，夹着包袱到教室上课。因生活困苦，营养不济，陈寅恪左眼视网膜剥离加重，终致失明。这年11月23日，陈寅恪给傅斯年与李济的信中写道：“弟前十日目忽甚昏花，深恐神经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大苦，则生不如死矣！”[21]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3） 关于陈寅恪失明的经过，陈寅恪女儿流求回忆说：“一个早上，父亲突然发现两眼一片漆黑，失明了。先叫我通知他当天不能上课，随后往进存仁医院。”又小彭笔记：“父亲在存仁医院由眼科医生开刀。听父亲说，在成都开刀时手术不怎么理想，视网膜皱在一起，以后虽到英国医治，已无法再弄平。”[22]1945年2月，陈寅恪作《目疾久不愈书恨》表达自己愤懑哀婉之情。诗曰：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沾衣，[23] 诗中的“西浮瀛海言空许”句，指几次欲赴英讲学而未成行，这个心愿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方才得以实现。 1945年秋，英国皇家学会与牛津大学为实现以前的承诺，再次邀请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赴伦敦，由英国医生疗治目疾，希望治好后留牛津讲学。陈氏接受邀请，由成都起程经昆明，转印度，乘水上飞机赴英，进入对方安排的医院接受治疗，但手术最终失败。陈夫人唐筼于1946年2月19日在成都致信傅斯年求援，并谈及史语所事，信中说道：“寅恪本有意随郭子杰兄结伴赴美国，看更有无其他方法补助左眼之模糊，又恐所带之款不够，此事正在踌躇中，请先生与骝先先生、立武先生一谈如何？”又说：“元白诗笺证稿筼已请人着手抄写，俟寅恪归来，再删改后即可付印。此项抄写费是否可出自史语所？大约三万左右（并未详细计算）。史语所何日出川？有何计划否？燕大成都方面整个的关门结束，教授之去留以北平、燕大之聘书而定，受聘者始能谈到回平的话。北平方面已屡来信拉寅恪（哈佛研究院只是研究工作），而寅恪尚无答复。先生之意如何？望有信直接寄英，以助其考虑。”[24] 正在重庆和昆明之间为处理西南联大学潮焦头烂额的傅斯年接信后，作何努力与答复不得而知，但从后来的情况看，筹款之事似乎没有多大成效。在伦敦医病的陈寅恪，先是由著名眼科专家SirStewardDuke-Elder负责诊治，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情形似比出国时好一些，医告无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遂请在国外访学的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的诊断书寄给时仍在美国的老朋友胡适请求援助。胡托人将诊断书送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对方告之亦无良策，无法手术，胡适“很觉悲哀”，百忙中只好托在美访学的全汉昇带了一千美元给陈，以示关照。1946年4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25] 另据小彭笔记载：陈寅恪“到英国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方结束，营养很差，虽用电针贴合视网膜，由于网膜皱在一起，无法复原”。[26]自此，陈寅恪双目完全失明，一代史学大师将在黑暗中度过余生，其悲苦之状，令人浩叹。陈氏为此写下了“一生负气成今日”与“残余岁月送凄凉”之句，[27]表达了自己悲观茫然的心境。 同年3月16日，唐筼再次致信傅斯年，谓陈寅恪“本拟赴美洲一行，今以种种不便，旅费亦不敷用，遂决定等船及觅伴归国”。同时提到“寅恪有书籍四箱，拟托历史语言研究所复员时同运至南京。事前筼可托五十厂便车先带至重庆，但不知可交与何人？乞先生酌，指定某处某人可接洽，并代为保管者”。最后又提及：“寅恪来书云：对燕大事已辞谢，大约欲回清华或回史语所专事著作。”[28]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4） 傅接信后，当即作了回复。就书箱之事，专门致信李庄指示由史语所文书兼图书管理员那廉君负责办理。而此时陈寅恪正在回国的轮船上。对这段经历，陈氏在清华时代的高足杨联陞曾有过一段回忆：“来美国留学之后，曾于1946年4月19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26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已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系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3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陞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即将回国任教。……此为联陞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29]前去拜访的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后来回忆说：陈寅恪“睡在船舱床上，对我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30]此情此景，令赵元任夫妇溘然泣下。自此，陈、赵两位原清华国学院导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二组主任，中国历史、语言学界的泰山北斗，纽约一别竟成永诀。而此次诀别，也意味着陈、赵二人与史语所的缘分已尽，各奔东西。陈寅恪为此留下了“人生终古长无谓，干尽瀛波泪未干”[31]的诗句以示心迹。 1946年5月底，陈寅恪返国抵南京，暂住妹夫俞大维公馆。未久，夫人唐筼携三个女儿由成都抵京，一家人算是得以短暂团圆。6月12日中午，由昆明来南京教育部办理清华复员事宜的梅贻琦专程赴俞大维公馆拜望陈寅恪，并请陈回到复员后的清华继续任教，陈表示可以考虑。8月，傅斯年告别复员后的北大南飞，在京停留期间专程拜望陈寅恪夫妇，并劝陈氏不要再回清华，留在南京一边休养一边等待史语所自李庄复员回迁，继续担任本所一组组长与专职研究员职位，生活、住房等一切事宜，皆由傅氏负责安排妥当。面对傅氏的盛情，陈寅恪答应可作详细考虑，但自己则倾向于回北平清华园。傅知彼对清华园与清华同事尚有一份难以割舍之情，不再强劝，只嘱陈再作考虑，告辞而出，赶赴李庄。几天后，陈寅恪接到了梅贻琦寄来的聘书，决心重回清华任教。 1946年10月，陈寅恪安顿女儿流求、小彭在南京读书，与夫人及小女美延赴上海，乘船转道赴北平，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园，暂住清华园新林院52号，抗战爆发时在天津离去的工友陈忠良也回到了陈家，生活等诸方面算是安顿下来。同战前课程安排一样，陈氏仍任清华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外兼已复员的燕京大学研究院导师。时已由美国归来并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多次前来拜望陈氏一家，并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因陈寅恪已双目失明，教学研究皆需助手查阅诵读所需书籍资料及抄写讲稿，遂与清华校方协商，向北大秘书长、史学系主任郑天挺求助，请王永兴前来协助。陈寅恪在致郑氏的专函中写道：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5） 毅生先生史席： 弟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前清华大学所聘徐高阮君，本学年下学期方能就职。自十一月一日起拟暂请北京大学研究助教王永兴君代理徐君职务，至徐君就职时止。如蒙俯允，即希赐覆为荷。耑此顺颂 著祺 弟陈寅恪敬启 三十五年十月卅日[32] 王永兴原是清华大学中文系学生，后仰慕陈寅恪的道德学问转入历史系，成为陈氏的弟子。西南联大毕业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与另一名学生汪篯追随陈寅恪研究唐史，毕业后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与导师陈寅恪关系甚洽。陈请其至清华担任自己的助手，正是源自多年建立的师生情谊与默契。郑天挺接函，报告北大校长胡适批准，王永兴来到了陈寅恪身边，陈氏心境渐渐由焦躁变得平和安静。除在家中为历史系开设“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课程，决心好好做一番教学和学术研究，继续自己未竟的事业，并把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所谓“不见”表面上是指目盲（南按：据王永兴说，陈寅恪尚能辨别眼前人的大体轮廓，对有些东西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实际是有深意。 尽管陈寅恪对政治和党派斗争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态度，但又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当国共内战越演越烈，最后呈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时，陈氏深为中国的前途而忧心忡忡。延至1948年年底，北平郊外炮声隆隆，清华园成为解放军的天下，国共两党即将于古都北平彻底翻盘，陈寅恪携家离开清华园迁入城中躲避。兵荒马乱中，陈氏没有想到，胡适在即将南飞的最后一刻想到了他。胡氏认为，陈垣这样的人物可以舍弃，但像陈寅恪这样具自由知识分子气节与风骨、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无论如何也要拉上，绝不能让其留在眼看就要落入解放军之手的北平。于是便急于星火地驱车来到邓广铭家中询问陈氏下落。 邓氏听罢，当即回答可能找得到，估计在他大嫂家中。送走胡适，邓广铭急奔北大西语系教授俞大缜（俞大维胞妹）家中询问陈寅恪大嫂（陈师曾遗孀）在城内的住处。待问明后，邓广铭果然在其嫂家中找到了陈寅恪及其家人。邓把胡适的嘱托向陈复述一遍，问是否愿意与胡氏一起离平南飞。陈寅恪颇为干脆地回答：“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33] 陈寅恪向来有午休的习惯，待决心下定，令邓广铭先去胡宅复命，他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会合。当邓来到胡家，胡适即告之飞机已抵达南苑机场，时间紧迫，令邓赶紧回去催促，请陈不要按老规矩午睡了。邓正要出门，见陈寅恪夫妇与两个女儿流求、美延携部分行李已赶到（南按：时流求已由南京转北平），胡适夫妇与陈氏一家立即携带简单行李，乘胡适汽车向南苑机场飞奔而去。车到宣武门，城门紧闭，守门官兵不准出行。胡适只好用电话与北平守军总司令傅作义联系，无奈傅正忙于与解放军代表谈判周旋，根本联系不上。而北平城外一片战火，导致南京派往北平的专机不能降落，无功而返。关于此日的混乱情形，《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发回一组电讯：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学人抢救计划（6） 北平外围国民党军已完成集中部署，增强城垣防务，下午四时西郊若干区域发生大火，截至四时卅分发电时，广安门外郊区激战甚烈。新市区昨下午即卷入战涡，今日复兴门外之公主坟传有激战。平大军云集，西城沿街商店皆为军队住满，大街亦为军队行列拥塞难行。官方透露，刻国民党军兵力已完成集中，情势即可扭转。”另电：“今上午平上空沉寂，午后有军机过空，官方透露王叔铭今飞平。（又电）平午后初闻机声，有轰炸机一小队，经市空向西北飞去，下午三时后，有民航飞机两架飞临市空，盘旋良久，疑在市内东单练兵场试行降落未果，仍行飞回。”[34] 面对飞机不能降落和城门不开的混乱危险局势，胡、陈两家只好乘车返回东厂胡同暂住，等待第二天早晨再次行动。当晚，邓广铭到东厂胡同与陈寅恪话别，陈对邓意味深长地说了下面一段话：“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35] 15日，平郊战火蔓延，枪炮声更趋杂乱紧急，清华园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亲自下达手谕派出飞机再次飞往北平，胡、陈两家赶至中南海勤政殿等候。守城司令傅作义下令城外部队组织兵力向南苑机场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机场，完成抢救学人的计划。经过两个轮次的浴血苦战，解放军退缩，国民党军暂时夺回了机场的控制权。下午，南京派出的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在南苑机场紧急降落，傅作义命人通知胡适等人立即前往登机。于是，胡、陈两家立即从勤政殿门前换乘傅总司令的座驾驶往南苑机场，而在胡、陈两家前后陆续到达机场的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黄金鳌等著名教授。因时间紧张，被抢救南飞的教授大多除了手中几件行李，再无他物，胡适的匆忙更使他在城内东厂胡同的家中遗落了数十年来与友朋弟子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记等珍贵资料。十七八年后，其中的一些信件竟成为他早年提携栽培的学生吴晗“投靠帝国主义洋奴、买办、走狗”的一大罪证。在行前的匆忙慌乱中，胡适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汤用彤等人留下了一张便笺： 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36] 这是胡适与他倾注了半生心血的北京大学最后辞行，此一去竟成永诀，再也没有回到这块令他梦牵魂绕的古城旧地。在这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昨晚十一点多钟，傅宜生（南按：傅作义）将军自己打电话来，说总统有电话，要我南飞，飞机今早八点可到。我在电话上告诉他不能同他留守北平的歉意，他很能谅解。 今天上午八点到勤政殿，但总部劝我们等待消息，直到下午两点才起程，三点多到南苑机场。有两机，分载二十五人。我们的飞机直飞南京，晚六点半到，有许多朋友来接。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37] 此次南行，胡适为时人和后世留下的悬案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小儿子胡思杜为何独自留在北平。因胡适日记中只有一句简单记载，其他流传的资料又无直接证据加以释解，致使胡思杜自杀之后，成为人言言殊的不解之迷。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金陵王气黯然收（1） 当胡适、陈寅恪及其家眷与毛子水等教授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迎接，这一不可多见的历史性场景，随行的《申报》记者作了如下报道： 胡适夫妇抵京 [本报南京１5电]北大校长胡适及夫人，十五日下午六时三刻自平乘空运大队专机飞抵首都，同行者有名史学家陈寅恪教授阖家，前平市副市长张伯谨夫妇及北平英文时事日报社长王云槐等。按总统日前曾遣专机于十四日赴平迎胡氏南来，然以故都局势陡紧，机场不能使用，致专机未克降落，乃延至十五日始完成是项使命。胡氏下机后，与莅临机场欢迎之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握手寒暄。据云：平市军情十五日已趋松弛，人心颇为安定，旋即偕夫人赴总统府方面预为准备之寓邸休息，入晚除朱家骅等往访，谈平市教育界情况外，甚少宾客，且因旅途疲劳，就寝颇早，亦未外出。 就在胡适、陈寅恪等人飞南京的当天，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正式免除台大校长庄长恭职务，任命傅斯年为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并公示。对于这份公示，傅斯年并未理会，仍将全部精力用在抢救学人的奔波中。眼见与胡适同飞南京的学界名流太少，第二天，傅斯年再拟一快函代电，通过航空系统由平津路局转致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急切要求对方再作努力。函曰： 天挺： 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 此页乞转北大郑秘书长天挺或清华梅校长！ 弟傅斯年 一、今日（十六）中航五架大部空归，想校方未接头好，可惜之至，以后必须先集中，每人只能带随身行李，剿总协助，如协助胡校长是必须的！ 二、通知时请千万勿犹疑，犹疑即失去机会。 三、必须事先集中，与中航联络好。 四、凡北大郑秘书长、或清华梅校长、或师大袁校长出证之搭客（教授及眷属）均不必在北平付款，在京由教育部直付。 又，大维甚记念其令妹大缜，乞兄务必问她一下，给她一个机会，至感！ 一、决定 二、集中 三、与交通联络好 四、剿总协助 今日胡先生与总统谈及由总统指定三人小组，陈雪屏、蒋经国及弟，大绂则由弟联络，大维大买（卖）力气，每日调度至可感。只要以上□办好，而机接（新旧）可行（南按：原文如此），飞机要原原（源源）而来的。 十二月十六日[38] 快函发出，傅斯年与陈雪屏联名再向石树德发一急电： 急平津路局石局长树德兄，请译转梅校长、袁校长、郑秘书长，筱晨，有一机到，如顺利当续有机到，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如梅、李、袁、陈、胡、郑、贺、霍、褚、沈、汤、冯、舲、饶等。（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如朱、雷、刘、毛、梅、齐等。（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景钺、通夫、大绂、宗恩、宝騄等。（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如今甫、莘田、廉澄、思亮、祖圣、三强、济慈、政烺、从文、廷祥、循正等，请会同分配列为数批，连眷属，约三百人，分次乘机，务须与剿总实斋兄，路局志仁兄切实联系，机到即走，不能观望稍有迟疑不决。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金陵王气黯然收（2） 斯年雪屏铣十六日[39] 同日上午，陈寅恪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一个月后，陈氏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台，而是携家转赴老同事陈序经任校长的广州岭南大学任教（后并于中山大学）。自此，一代史学大师终生留在了南国这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陈寅恪赴上海，胡适与傅斯年应该知晓，在如此的乱世中，若上海有合适的住处，移至此处亦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故并未放在心上。只是令胡、傅二人都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别竟是海天相隔，成为永诀。 就在陈寅恪携家赴上海的这天中午，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妇在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与江冬秀夫妇，胡适携傅斯年同行赴宴。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准备了上等好酒，提前一天为其贺寿，可谓破格示敬。胡氏当日行止，《申报》作了如下报道： 胡适校长偕夫人于十五日晚抵京后，十六日晨其友好翁文灏、陈立夫、陈雪屏、朱家骅、杭立武等均先后往访。胡氏并于上午十一时访新任台大校长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后即于十二时同赴总统官邸，应总统召宴，席间叙谈平教文界动态。晚教长朱家骅在其寓邸为之设宴洗尘，邀司徒大使、傅泾波、杭立武等作陪。京中人士关心平市教界动态者，均纷纷向胡氏探听一切。[40] 就在胡适与傅斯年于中央研究院把晤并即将赴蒋介石官邸赴宴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已拉开了校庆序幕，只是心情比南京方面诸位大员更为沉痛悲观。据《申报》驻平记者于当日下午六时三十分发出的专电称：“北大今在炮声中开始校庆节目，因胡适离平，主持乏人，展览讲演皆不能按预定节目进行，势将悄然渡过。在郊外之农院一部学生，今被迫入城，衣物有损失，并饱受虚惊，学生在孑民堂前痛哭流涕。”[41] 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正式开始，因校长胡适逃离北平，使校庆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其悲凉尴尬情形从媒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 北大渡过校庆 北大今在大炮与机枪声中渡过五十校庆，因胡适赴京，公推汤用彤主席，汤氏指出在此时庆祝校庆，应想到如何应付将来，并谓北大始终在进步中。徐悲鸿代表来宾致辞，赞美蔡元培之功绩。周炳琳代表校友致辞，反复强调五十年来之中国可谓多灾多难，北大生于此灾难中，并助成了每次的变故，故在今日枪炮声中，纪念北大五十寿辰，应再勇敢的承担起灾难。今日参加此简单仪式者不及百人，梅贻琦签到后匆匆离去，预定之讲演节目皆流产，展览会停开。[42] 与北平遥相呼应的是，这天下午三时，由南京北大同学会主办的校庆活动在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大礼堂举行，这一天也正是胡适57岁生日。整个会场布置简单，礼堂正面悬挂故校长蔡元培遗像，共有200多位校友到场参加。会上，首由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这是胡氏离平前专门赶写的一篇纪念箴言，本想在北平庆祝活动中演讲，但战争的炮火与局势的变化迫使他怀揣这份演词来到了南京，并于此时此刻以沉重的心情说道：“北京大学今年整五十岁了。在世界的大学之中，这个五十岁的大学只能算一个小孩子。……我曾说过，北京大学是历代的‘太学’的正式继承者，如北大真想用年岁来压倒人，他可以追溯‘太学’起于汉武帝元朔五年（西历纪元前124年）公孙弘奏请为博士设弟子员五十人。那是历史上可信的‘太学’的起源，到今年是两千零七十二年了。这就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但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金陵王气黯然收（3） 演词中，胡适在高度称赞了蔡元培与蒋梦麟主持北大三十年的功绩，谓经过蔡与蒋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才使北大成为“一个继续发展的学术中心”，并称蒋梦麟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又说：“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七日，新北大开学了。蒋校长和全校师生都很高兴。可怜第二天就是‘九一八’！那晚上日本的军人在沈阳闹出了一件震惊全世界的事件，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但自此之后到卢沟桥事变北大南迁的六年国难之中，北大“工作最勤，从没有间断。现在的地质馆、图书馆、女生宿舍都是那个时期里建筑的。现在北大的许多白发教授，都是那个时期埋头苦干的少壮教授……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用很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的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最后，胡适谓自己面临此次灾难“则已如一逃兵”，且称“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言毕“声泪俱下，与会者几同声一哭”。[43] 胡氏演讲完毕，由蒋梦麟致辞，蒋氏“语音沉重”，谓对时局“不事推测，言及将来，则以‘尽在不言中’五字”结束了简短的演讲，旋由傅斯年致辞。与胡、蒋二人大为不同的是，傅斯年摇动庞大的躯体晃晃悠悠登上讲台，先声夺人，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新的精神为基础，认为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但他相信将来定有一个“朝代”“能就吾五十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据当时报载称：“傅氏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博得多数人破涕为笑。旋复由朱家骅、狄膺致辞后，即至隔壁室痛饮佳酿。据校友会报告，所储佳酿共计百斤，但愿狂饮，不欲剩余。又十七日除为校庆纪念外，同时亦为胡校长诞辰，诸校友今日饮此之意，一为校庆，一为傅斯年之乐观者寿，再一即为胡校长寿。一时杯觞交错，极尽欢洽，至六时始散。”[44] 正可谓：“《水调》数声持酒听，午醉醒来愁未醒。”书生们在南京搞的这场悲感交集的校庆于哭哭笑笑中总算过去，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仍是尽快“抢救”陷入围城中的“学人”，鉴于北平方面无一点音信传出，傅斯年于焦急中再发一电： 特快 北京大学郑秘书长毅生兄北平 速凑够一机人数约四十人后即急电雪屏，友人可走者均须搭此款机。 斯年元。[45] 尽管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因解放军围城正紧，飞机降落与起飞地点皆成问题，南苑机场险象环生。12月19日上午，中央航空公司与中国航空公司联合组成五架大型客机冲破解放军的空中封锁，在南苑机场强行着陆，除抢救本公司人员眷属外还兼及部分文化教育界人士。据搭乘该机的戏剧理论家齐如山回忆说，早已集中的南行者接到号令，乘大卡车由永定门奔赴南苑，越过四五道战壕及卡子赶奔机场。刚要登机，在百步之外就炸响了一个炮弹，浓烟翻滚中，乘客惊慌失措，而飞机驾驶员更是惶恐不安，形势万分危急，所有飞机推助器都转动起来了。运行李的卡车也不敢等装飞机，掉头往城内逃跑，所有行李装了不到百分之一二。乘客更乱，纷纷登机，当最后一位站在飞机舷梯上尚未挤进舱门，飞机已开始前行了。往下一看，箱子、手笼、行李和水果等散落了一地，而最令人难过的是，有一两个小孩留在地上，“斯时飞机已离地，而送客之所有车辆，都已逃回，这两个小儿是无人照管了，真是伤心惨目，然而又无计可施”。[46]——这应是北平南苑机场起飞的最后一批客机，此后机场不堪应用，好在北平“剿总”已在东单一块空地上抢修了跑道，可供小型飞机起降，此处成为南飞人员唯一的通道出口。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金陵王气黯然收（4） 12月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第二批被“抢救”学人，于新修成的东单机场乘机起飞抵达南京。当天晚上，前往采访的《申报》记者发回了如下电讯： 政府派专机飞平救援各大学名教授之工作，因北平城内机场可资使用，已于廿一日开始，第一批教授及其眷属等廿四人，廿一日下午五时分乘专机两架先后飞抵京，其中有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及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董守义、张颐、张起钧、顾毓珍、赵梅伯、江文锦等。专机抵达时傅斯年、陈雪屏及蒋经国等均至机场欢迎。据梅贻琦氏语记者，北平一周前确甚紧张，现已较前稳定，清华大学一度停课，现已复课，学校对于应变亦已有准备。记者询以如北方各校之校长及教授南来，是否仍如抗战时期相同，设立联合大学，梅氏称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设联大或无可能。 同日，《申报》驻北平记者于下午七时十分发回电讯，称： 平国私立院校教授撤退者，第一批廿一日，离平飞京，专机二架载去梅贻琦等廿四人，第二批将续于廿二日成行，教部已商得华北剿总同意，优先运教授撤离，专机系昨飞来，今晨试飞良好，但以市内新机场跑道松软，只能戴重三千磅，下午一时起飞，不离平之教授，决于廿二日成立联合会，并与当局取得联络。[47] 就在梅贻琦等抵达南京的第二天，朱家骅在陈立夫等对立面的挤压下被迫辞教育部长职，政府任命梅贻琦继之。梅自称未能将大部分北平教授接运出来，深感惭愧，表示不能从命，旋提出辞职。如此一来一往，在政学两界产生震动的同时，也加剧了知识分子群体的恐慌。继翁文灏之后新任行政院院长的孙科，见梅氏不肯与自己同船共担艰危，只好请他并不怎么看得上的杭立武出面暂时代理，梅氏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最短命的教育部长。 关于梅氏为何放着高官不做，在风浪狂急、命悬一息的危难之时，还要拒绝政府伸过来的一根粗号救命稻草？细究起来，原因极其复杂，除梅氏不想与孙科等一群不成器的鼠辈为伍，正如媒体所言，梅自感没能把清华教授接运出来而“深感惭愧”。这一点并非虚妄，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在日记中有所披露：“南京派飞机接取若干大学教授，抢救到南京，是开了一个名单的，大概各校都有。北大接到这名单（北大应该抢救的名单，是傅斯年等所拟），秘书长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使要离平者登记。结果是名单上有的，不想南行，有些讲师助教们本来有家在南方因故要南行的，抢得此机会。飞机到了南京，若干文化要人到场去接，以为有许多位名教授忠于党国毅然飞回了，竟大失所望，下来了许多不相识的不相干的人。据说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袁同礼的老妈子也上了飞机。成为一大悲喜剧。”[48]正是这类悲喜剧的出演，梅贻琦认为自己扔下清华园师生，单独跑出来封官晋爵是不道德的。且当时的梅贻琦志不在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手握清华基金的分量，而凭借这份厚重的基金，完全可另辟蹊径，实现重建清华的梦想。因而，那顶凌空飞来、说不定哪一刻又飘忽而去的教育部长的纸糊帽子，在梅贻琦看来不戴是明智的，而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选择的正确。 当然，梅贻琦对自己未尽职责并“深感惭愧”的心理，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可能相符，对清华园师生来说就不见得吻合。或者说，清华师生对他的这个“惭愧”就不见得领情了，甚至一部分还表示反感，认为是矫情与荒唐的表现。此点从浦江清在日记中可看出一个大概，浦氏说：“上午出门，看黑板报消息。梅先生已飞京，与胡适等在京成立平津各院校迁移委员会。名称似如此，可笑可鄙。学校既不能迁，同人学生几全体在此，只有几位校长先生及极少数教授得到便利飞出去，还筹备什么南迁？是召集流亡教授，给予优待，我们留在这里的，便视同匪类了！读工字厅前教联会报，对于南京成立平津院校南迁委员会，大致讥评，并对于留在校内的态度不明的摇动分子加以警惕。”[49] 这段日记表明，留校人员对这个“南飞计划”与少数南飞人员并不买账，也不认同，且从心底里生发出一股抵触对立情绪。正因这一情绪，又繁衍出对校内态度不明的“动摇分子”加以警惕的敌对之心。而此时的“动摇分子”，不知对暗中射来的可怕的“警惕”眼光是否有所察觉，亦不知有多少此类分子最终南行。但可以想见的是，在不久的将来，随着解放军代表正式接管清华园，要想出走就难上加难。在未来的岁月里，那些未能南行的“动摇分子”，与坐在清华静等解放军前来解放的“坚定”者，形成了水火不容、势不两立的族群，当初的“摇”与“定”，成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与试金石。在这块试金石面前，“摇”者成为“定”者监视和镇压的群鬼，而这一严重后果，是“动摇分子”们当初万万没有料到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1） 就在朱家骅、俞大维、傅斯年、蒋经国等人坐镇南京调集飞机全力“抢救”北平学人的短暂时间里，从北方飘入江南的风声越发令人慌乱和惊惧，蒋家王朝摇摇欲坠的迹象也越发分明，国民政府必须请求美国迅速投入大批武器装备与美元才能挽大厦之倾。在蒋介石授意下，孙科内阁紧急督请胡适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即刻出面与美国交涉，尽快争取援助，以为岌岌可危的国民政府“打一剂救命针”。胡适闻讯，极不高兴地对助手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50]坚决予以拒绝。尽管胡氏一举挥去了向自己头上飞来的两顶耀眼夺目的官帽，但他即将使美求援的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关注。12月18日，联合社与《申报》等新闻媒体专门就这一问题登门采访，胡氏以外交辞令答称“外传种种，绝对不确”，但没否认蒋政权遭遇的重大困难和希望外援的急迫。当天联合社发出的电讯称：“北大校长胡适表示，蒋总统将继续剿共战事，惟无外援恐难长期作战。胡氏认为中共为苏联型共产党，与之组织联合政府，结果必蹈捷克复辙。胡氏并称，吾人固欲和平，即总统亦然，惟不能不惜任何代价以求和平。”当记者向其询问对于大局与国共和战意见时，胡以沉重的语气答道：“和比战难，和比战也许难十倍，难百倍。”[51] 这组消息透出蒋家王朝独木难撑与蒋、胡等人决心困兽犹斗，反共到底的同时，也暗含了胡适将出使美国求援的可能。只是此时一切或明或暗的动作，都无法挽回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的颓局，正可谓“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随着战事越来越糟以及国民党高层相互倾轧，包括朱家骅辞职，梅贻琦拒不入骰，傅斯年血压高涨即将病倒等一连串事件发生，原来沸腾火热的心渐渐冷却，再也没有人主动出面组织赴平“抢救学人”之事了。此一计划随着国民党军的溃败与李宗仁集团逼迫蒋介石去职下野的呼声高涨而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历史使命。 1948年年底，淮海战场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北平城破在即，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决定辞庙下野。在退出历史舞台之前，蒋氏通过行政院突然任命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作准备。这道命令，连时任副总统的李宗仁和台湾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对此，被晾在一边的李宗仁后来曾满腔悲愤地抱怨道：迫于解放军步步进逼的形势，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我当了代总统。因蒋暗中操纵掣肘，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蒋“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又说：“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元五亿上下。”正是蒋的这一切安排，“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做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52]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2） 在蒋介石眼中只是一个摆设或替罪羊的李宗仁，面对这种糟糕的天命人事，以及即将全面崩溃的局势，也只能是旱地的歪子（又称土种气蛤蟆）撑肚子——干生气了。曾出任国民党新闻局局长的董显光在所著《蒋总统传》一书中，对此段历史有不同的看法，董说：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产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53] 就在蒋介石与李宗仁两巨头争风吃醋、较劲斗法，各怀鬼胎又各不相让，蒋骂李“娘希匹”，李骂蒋“王八蛋”之时，一个天崩地裂、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业已来临。 1949年元旦，共产党通过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两位书生不禁泫然涕下。 三年前的1945年7月，傅斯年等六参政员赴延安访问，临别时毛泽东专门托傅向胡适老师问好。此前毛与傅谈到自己在北大图书馆当职员时，曾向胡适请教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回到湖南长沙所办的自修大学，还是胡适给出的命名云云，因而毛对胡一直心怀感激。傅斯年回重庆，把这一消息传给在美国的胡适并于媒体披露。胡适与毛泽东自北京一别，倏忽二十多年过去，一直未再见面，想不到这位中共领袖在农村组织革命数十年而没有忘掉自己，想来也真是不易，胡适心中颇有些感动，盘算着该给这位“我的学生毛泽东”写点什么，于是，便有了如下一电： 润之先生： 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查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与[于]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陈述，用供考虑。 胡适，八月二十四日。[54] 就在胡适写就这封电文四天后的8月28日，毛泽东由延安飞抵重庆，开始与蒋介石谈判。当国共双方为权利分配、军队保留等一系列问题争得不可开交之际，谈判代表之一、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适时把胡适这封电报递给了毛泽东。毛阅后的反感与鄙视之情可想而知，弃之一边不予理会也是自然中事。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3） 就当时的国内政局论，身在美国的胡适真可谓糊涂得可以，其对天命人事的见解，远没有他的一些同事甚至后辈明白。陈寅恪尝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而鲁迅谓：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在循环往复，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55]胡适所言的英吉利、法兰西，抑或什么美利坚等洋玩意儿，除了被对方当做无聊的扯蛋和地地道道的胡说，怕是很难再找到其他的价值。在这一点上，还是胡的学生傅斯年看得清楚、说得明白。此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已羽翼丰满，誉之当年的刘邦、项羽并不为过，其实力与斗志完全可以与蒋介石大战三百回合，闹他个天翻地覆慨而慷，折腾出毛泽东在延安对左舜生所说的两个或三个太阳给天下人看看。如此豪气干云的盛况，到了胡老师的嘴里，竟成了不堪一击，“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甚至“自致毁灭”的颓象与悲剧式结局。因了胡氏如此糊涂的政治观点，以及站在国民党一边带有威胁口吻的狠话，耿耿于怀的毛泽东，待谈判结束回到延安，即在中共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56]——这番话，在阐明了共产党坚定姿态的同时，也算是对胡老师痴人说梦式的“胡说”一个公开的答复。 想不到仅是三年多的时间，胡适预料中“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的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气焰更盛，直至弄出了一个主客易位、乾坤倒转的崭新局面。国民党一败涂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自致毁灭”的丑八。如此悲惨的场景，实在是对胡适一介书生参与政治并不识时务地“胡说”的莫大讽刺。 午夜的钟声响过，胡适向傅斯年哀叹自己由北平到南京做“逃兵”、做“难民”已十七日之后，于醉眼蒙胧中强打精神，撇开不快的往事，重新抖起文人的癫狂与豪气，一边往嘴里灌酒，一边吟诵起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57]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至此已逾三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叶”、“根株”，经此一大“摧折”浮水东流，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忠悃所寄，生命所托，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吟过数遍，二人酒劲上来，各自倒在床上昏睡过去。 1月5日，已奉令迁入台北主持政事的陈诚致电傅斯年： 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58]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原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一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59]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长（4） 1月8日，蒋介石接到密电，北方局势即将全面崩盘，焦灼中急约胡适晚餐。席间，蒋循惯例先问胡对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书生弄舌称快的老毛病，竟像当年劝毛泽东解除武装一样，又不知深浅地奉劝蒋介石投降，且同样列举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证“投降”的必要：“我为他述Ceneral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一通劝降话说完，胡氏竟认为“蒋公稍有动意”。[60] 事实上，身经百战的蒋介石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就像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不会听从胡氏的痴人说梦一样，在大地陆沉之际，蒋介石仍决定死里求生，作最后一搏，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确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员为政府效劳，蒋介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61] 胡适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决定服从蒋公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月9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66个日夜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向蒋介石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62]是夜，国共两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全面溃败。整个淮海战役，解放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国民党军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而作为一个指挥50余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俘，这在中国历史上曾未有过。 1月15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适匆匆赶往上海拜访银行家陈光甫，商讨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顾颉刚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氏，借着酒劲劝胡借此脱身国民党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并谓：“当国民党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国民党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63]顾氏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此时的胡适与顾颉刚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师生，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在残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着行李走出史语所大院中的居处，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做前导，傅氏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刷”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当天上午，傅斯年飞抵台北。此次一去，竟是“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长恨水长东（1）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等派系联合打压下，力不能支，乘“美龄”号专机飞离南京抵达杭州，发表“引退公告”，宣布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此后，蒋躲在老家溪口母墓旁之“慈庵”，韬光养晦，并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暗中操纵军政大局，指挥军队继续与解放军抵抗。 1月22日，驻守北平的傅作义正式宣布《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公告，北平城内25万余国民党军移出城外，开至指定地点听候解放军改编。整个平津战役国民党军队损失52万人，解放军伤亡万人。 此前两日，即1月20日，中共中央电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电报中称：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犯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到了1月26日，延安电台广播说：“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64]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于斌和叶青。”[65]从这个广播可以看出，此时的胡适由罪大恶极的“帮凶”，已晋升为重要“战犯”，而傅斯年似乎成为漏网之鱼。 眼看长江以北精华之地尽失，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决定立即派代表赴北平与中共进行谈判，展开旨在保住江南半壁江山的和平攻势。为加强社会各界力量的和谈砝码，李宗仁专门向已赴台湾的“漏网之鱼”傅斯年发电，希望傅能拿出翻江倒海的本领助自己一臂之力，尽快达到“和平之目的”。但此时的傅斯年对国共和谈已不抱任何希望，予以谢绝。在致李宗仁信中，傅斯年以他一贯的作风和政治立场，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时局的看法： 德邻先生赐鉴： 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声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 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 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 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 在此情形之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矣。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 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 2.合法政权既已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也？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长恨水长东（2） 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66] 傅斯年这一与中国共产党决绝的强硬态度，并不是一时兴起的妄言，实与他一贯的政治主张相吻合，同时也是胡适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呼应。早在1947年1月15日，傅斯年应蒋介石之约共进午餐，席间蒋提出让胡适组党并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一并请傅帮助说服胡。傅斯年当场予以回绝，谓：“政府之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失效用；即如翁咏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又说：“自小者言，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如此谈了许久，蒋一直未放松，傅只好答应写信通知胡，详述其“这一番好意”。2月4日，傅斯年致信胡适说明原委，信中说： 适之先生： 不大不小之病三个星期，发烧到，而蛋肿得可怕，过旧历年即呻吟最甚时也。老天开这个玩笑，真恶作剧。昨晚出医院，传染期已过（入院原为避染他人），血压较平常为低（热病后之现象），仍在头晕。 病发作在1月15日，是日中午蒋先生约去吃饭（前约一次，因他约未去），座中无他人。他问我意见，我说了好些，大致为：（一）政府非振作不可，何必待各党派来再“一新天下耳目”，许多事自己可做也。他问我何事，我说了几件。（二）宋[子文]与国人全体为敌，此为政治主要僵局之一。（三）实施宪政必须积极，此时尽可无多虑，云云。他似乎并不以为然。 接下来，傅斯年叙述了与蒋的谈话内容，以及傅替胡适拒绝到政府做官的详情。最后陈述道：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不过，假如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可以说： 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 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 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政府之主体在行政院，其他院长是清中季以后的大学士，对宋尚无决心，其他实看不出光明来。 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又假如司法院长是章行严（杜月笙之秘书），定不糟极！ 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今日斗争尖锐强烈化，如《独立译论》之freelancer〔自由作家〕，亦不了也。[67] 胡适听从了傅的劝告，没有加入内阁成为纯粹的国民党官僚，但办报的理想亦未实现。 就在胡、傅二人为国民政府前途与自己该在何方用力，以帮助政府摆脱困境而焦虑犹豫之际，1947年，胡适借赴南京选举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间隙，于10月21日受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邀请共进午餐，这位满身充溢着书呆子气味的司徒大使，竟对众人说出了“中国一两个月后就得崩塌”的丧气话。此举惹得胡适大为不快，当晚在日记里斥骂道：“此老今年七十一，见解甚平凡，尤无政治眼光。他信用一个庸妄人傅泾波，最不可解。”[68]此时，美国政府一些政客抛弃国民党政府的呼声甚嚣尘上，而作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但拿不出相应的办法力挽狂澜，反而以丧门星的角色，只知道拿针扎轮胎——泄气，自然引起胡适等拥蒋政府者的厌恶。而司徒大使本人确也不是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从后来落了个舅舅不亲，姥姥不爱，在毛泽东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的声明中灰头土脸夹着皮包溜回美国，即可见出其人无胆无识与政治眼光的缺乏与短视。或许，正是这样的糊涂大使与一群“庸妄人”，如司徒的助手傅泾波之流占据了中美沟通的位子，加之国民党本身的腐化堕落，才最终酿成了不可收拾之败局。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人生长恨水长东（3） 面对国民党内部倾轧与大举溃败，在台湾的傅斯年将窝在肚子里发酵了几年的怒火，借给李宗仁写信之机，一股脑地发泄出来，既怪罪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糊涂”与其助手傅泾波“不可靠”，又迁怒于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虚妄无能，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半壁万里，举棋中儿戏失之”，则是因为“不能言和而妄言和，不曾备战而云备战”，直至导致不可收拾的残局。他在为国民党败局表示“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之际，决定把全部精力投入台湾大学的建设上，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点寄托和安慰。 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占领北平城，北平和平解放。 这年的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广大官兵“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69]当天，中共中央军委一声令下，百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总长达一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达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轰然崩溃。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了22年的“首都”失守，崩溃中的国民政府南迁广州。24日，中国共产党宣布南京解放。 8月14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与唾骂：“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们走到了它的反面。”[70] 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正在广州与国民党军政大员策划阻止解放军前进的蒋介石闻之痛心疾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据报，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71]晚上，蒋氏以沉痛的心情独自步入黄埔公园的屋顶纳凉，心中“忧虑党国，不知何以为计”。[72] 10月8日，蒋介石接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陆军总司令顾祝同电称：“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73] 10月10日，正是国民党的“双十节”，作为基督信徒的蒋介石于晨四时起床，早课完毕，仍感六神无主，不能自制，遂以《圣经》卜问国民党前途与自己的命运。一番凝神默祷之后，蒋氏闭着眼睛按住《圣经》随手翻开一页，而后用手指点在某处。查看内容，“得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74]《圣经·新约·使徒行传》第九章四十一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 因了这条卜文，蒋介石神情为之一振，心中默诵：“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75] 10月14日，广州失守，“国民政府”再迁重庆，蒋介石随之出山，在台湾与四川之间布置、指挥战事，并在大陆度过了最后一个生日——63岁诞辰。 11月，桂系将领白崇禧指挥的子弟部队大部被歼，李宗仁在政治上赖以生存的条件与靠山被摧毁，遂于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往香港，后流亡美国。 11月30日，重庆陷落，蒋介石偕蒋经国乘机逃往成都。12月7日，新任“行政院长”阎锡〖请看小说网Qisuu。Ｃom电子书下载〗山（南按：3月孙科辞职，何应钦继任；5月何辞职，6月阎接任），率领包括“中央研究院”在内的“国民政府”各机构从成都逃往台湾，“政府”迁台声明当天对外发表。 12月10日下午2时，一代枭雄蒋介石带着儿子蒋经国，在瑟瑟寒风中，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逃往台湾。此时解放军攻城的炮声正紧，为了逃命，蒋氏父子都来不及详细看一眼大陆河山。此时的蒋公没有想到，此一去，再也不能回到故国家园了。正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1） [1]《陈布雷先生文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出版。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后，第二天，即11月14日，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作了如下报道：陈布雷昨日心脏病逝世总统夫妇亲往吊唁明大殓。 （中央社讯）陈布雷氏于昨（十三）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陈氏前晚与友人谈话后，仍处理文稿，一切如恒，就寝为时甚晚。昨晨，随从因陈氏起床较晚，入室省视，见面色有异，急延医诊治，发现其脉搏已停，施以强心针无效。陈氏现年59岁，体力素弱，心脏病及失眠症由来已久，非服药不能安睡。最近数日略感疲劳，仍照常办公，不以为意。不料竟因心脏衰弱，突告不起。噩耗传来，各方人士对陈氏学问事业之成就，公忠体国之精神，无不同深景仰。当兹国步艰难之时，失此硕彦，尤为可惜。陈氏遗体于昨日下午5时移入中国殡仪馆。蒋总统夫妇亲往吊唁。陈夫人已自沪赶返。中央党部已成立治丧委员会，筹备丧事，定明日大殓。 四天之后，即18日，经国民党高层授意，陈布雷之死以“以死报国”的标题羞羞答答地报道出来，众人皆知陈氏乃自杀身亡。 关于陈布雷何以自杀，众说纷纭，或许从陈布雷的部下唐纵日记中能寻出点滴线索。1945年7月24日，唐氏日记载：“上午往见陈主任，彼满面愁容，为国忧惶！为政府威望日落而惧，为参政会纠劾孔祥熙、盛世才案处理困难所苦！”7月26日又载：“昨日在黄山与陈主任相谈甚久。余谓抗战八年，发生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严重问题的来源，一则由于历史的积病，一则由于人为不贰。……这些问题，如果没有革命精神，是不会有决心的，无论制度、人事、理论莫不如此。布雷先生有感，喟然曰：‘我对不起领袖，这些事领袖多交给我做，可是我都打消了！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错误，想改，可是改不过来，也许是身体的关系，也许是性格的关系！”（《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唐纵著，群众出版社1991年出版。） [2、62、73]《蒋介石年谱》，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洪卜仁《黄金怎样从厦门运往台湾》，载《厦门商报·台商周刊》，2007年6月。 [4]《我的父亲》，蒋经国著，台北，燕京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出版。 [5、8、9、10]《典守国宝七十年》，那志良著，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出版。 [6、7]2005年12月4日，作者采访李济之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光谟记录。据说，当年那位劝李济的学生后来曾对人说：“没想到，阴阳差错，这个事李老师做对了”云云。对于此言，要探讨的地方恐怕很多，假如有先见之明，学者们知道南京解放后仍安然无恙，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论，这批文物则无须转移。如果不能预测南京城陷之后的状况，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论述的角度就有多种，其间的是是非非就不是那么容易说清楚并为世人所广泛接受了。 [11、12]巫宝三《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载《近代中国》，第５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竺可桢日记》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4、17]陈槃《师门识录》，载《傅故校长哀挽录》，台湾大学1951年6月15日印行。 [15]俞大綵《忆孟真》，载台北《联合报》副刊，1997年3月26、27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2）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载台湾《中央日报》，1950年12月23日。 [18]《胡适杂忆》，唐德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19]季羡林《为胡适说几句话》，载《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1、24]《致傅斯年》，载《陈寅恪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2、26、27、28]《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中，蒋天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 [25、5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校订版。 [23、31]《陈寅恪诗集》，陈美延、陈流求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29]杨联陞《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载《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三期，1970年3月。卜汝克临，即布鲁克林（Brooklyn）。韵卿师母，指杨步伟，字韵卿。 [30]赵元任、杨步伟《忆寅恪》，载《谈陈寅恪》，俞大维等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 [32]陈寅恪《致郑天挺》，载《陈寅恪集·书信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徐高阮（1914—1969），字芸书，浙江杭县人，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颇受陈寅恪赏识。后参与政治，加入共产党，一度出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组织部长，1935年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南京宪兵总部关押。出狱后因与与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李葆华等领导以及清华大学蒋南翔等之间存在尖锐分歧意见，被开除党籍，彻底绝了徐的从政之路。抗战军兴后，徐先后在沪江大学和西南联大受业于陈寅恪、傅斯年等大师，在学术上多有创见发明，深得陈寅恪器重。1948年3月10日，陈寅恪曾为徐著作《徐高阮重刊洛阳伽蓝记序》一篇，文中追述徐氏校注此书的经由，并推许其“不独能恢复杨（南按：东魏杨衒之）记之旧观，兼可推明古人治学之方法。他日读裴、刘、郦三家之书者，寅恪知其必取之以相参证无疑也。”陈把徐氏之作与前三家并列，可见对徐的推崇与期待已超出常人。惜后因种种原因，徐终未成为陈的助手。1949年，徐赴台任职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有《山涛论》等著作问世。 [34]载《申报》1948年12月15日。 [35]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36]王昊《文人南渡》，载《历史学家茶座》，总第八辑，2007年6月出版。 [37、60、61、65、6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38、39、45]北京大学档案馆，全宗号（七），目录号第一号，案卷号1231。 [40、41]《申报》1948年12月17日 [42、44]《申报》1948年12月18日。 [43]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载《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印行。 [47]《申报》1948年12月22日。 [4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9年1月29日条。 [49]《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1948年12月27日条。 [51]载《申报》1948年12月19日。 [46]《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一章山河崩裂）注释（3） [5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53]《蒋总统传》，董显光著，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 [57]陶诗原意大略为：种桑长江边，喻东晋偏安江南。据傅斯年门生逯钦立释，西晋初，人们率以桑为晋之祥瑞。傅咸《桑树赋序》云：“世祖（司马炎）为中壘将，于直庐种桑一株。迄今三十余年，其茂盛不衰。”又赋云：“惟皇晋之基命，爰于斯而发祥。”诗本此义而申言东晋。三年望当采，寓言刘裕立晋恭帝既已三年，似可做出成绩。黄文焕曰：“刘裕以戊午年十二月，立琅琊王德文，是为恭帝。庚申二年而裕逼禅矣。帝之年号虽止二年，而初立则在戊午，是已三年也。望当采者，既经三年，或可以自修内治，奏成绩也。长江边岂种桑之地，为裕所所立，而无以防裕，势终受制。”柯叶以下六句，和傅曰：“柯叶枝条，盖指司马体之之事。休之拒守荆州，而道赐发宣城，楚之据长社。迨刘裕克江陵，奔亡相继，而晋祚始斩，故以春蚕无食，寒衣无待况之。其必作于元熙以后无疑也。” [54]《大公报》1946年7月17日第二版，标题为《胡适明日由京返沪：附志其致毛泽东之一电》，文前有编者按：“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 [55]鲁迅《灯下漫笔》，载《鲁迅杂文全集·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56]《关于重庆谈判》，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58]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 [59]《“九一八”一年了！》，《傅斯年全集》，第四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3]《顾颉刚日记》，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 [64]这天宣布的战犯名单如下： 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 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 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 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 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 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杜聿明 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 曾琦张君劢等。 [66]《致李宗仁书》，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胡适往来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69、7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451、14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71、72、74、75]《总统蒋公大事长编》，秦孝仪总编纂，台北，中山图书公司1968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归骨于田横之岛（1）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台大中文系教授黄得时仰慕傅的声名，请其写几个字作为留念。尚以齐鲁之士自居和自豪的傅斯年，挥毫写下了“归骨于田横之岛”短幅相赠。[1]众人见之，顿生凄怆之感，更想不到竟一语成谶。 抵台后的傅斯年仍兼任随迁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但主要精力则投入台大的兴建改革之中。 台湾大学的前身为台北帝国大学，是日本在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强占台湾并于1928年创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重新回归中国。当时国民政府派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罗宗洛赴台接管该校，并改名为“国立台湾大学”，罗任校长。此时的台大经济拮据，举步维艰，刚上任的罗宗洛大有乱杆子扑头——痛中带晕之感，于是很快挂冠回沪，专任他的植物研究所所长去了。此后国民政府又相继委派中央大学教授陆志鸿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庄长恭出任台大校长，此二人又都因地方长官的冷漠和校内种种困难而辞职。当傅斯年执掌台大时，已是抗战胜利之后第四任校长，而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大撤退，台湾地区大动荡、大混乱、大失控时期。学校内部房舍狭小，经费奇缺，校务混乱，学潮迭起。再加上一百多万从大陆撤退的国民党政府军政人员及家眷蜂拥而至，要求入学就读者骤然增加。原在“台北帝大”时代只有几百人的校舍，根本无法容纳狂潮一样汹涌而来的学生，一旦权要显贵人物的子女亲属有入学者稍不如愿，高官大员们便凭借手中权力横生枝节，给学校当局制造麻烦甚至灾难。傅斯年接手后仍是这种令人激愤和无奈的局面。 在“台北帝大”时代，学生大都是富家子弟，全部走读，学校不设宿舍。傅斯年执掌台大后，本着“决不让任何学生因经济拮据而丧失他的学业”的办学宗旨，不论学生出身贫富，一律按招考标准予以录取，从而使贫苦人家的孩子得有入学就读的机会。经此嬗变，出身贫穷且远离家乡的学生不断增多，台大的师资力量更显得异常奇缺。尽管在撤离大陆时，朱家骅、傅斯年对这一问题有前瞻性考虑和准备，无奈被“抢救”到台湾的学人实在太少，著名的教授只有沈刚伯、钱思亮、毛子水、郑通和、余又荪、台静农、姚从吾、王国华、东方美、夏德义、李宗侗、英千里、杨树人、潘贯、萨孟武、杜聪明、彭九生、陈振铎等三十几人，显然无法填补大多数学科一流坐椅的空白。所幸的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部分人员与数学所几位精英迁往台湾，才算把台大各院系勉强充实起来。如史语所抵台的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劳榦、高去寻、屈万里，连同晚一辈的陈槃、王叔岷、严耕望、周法高等年轻学者，皆应聘到该校兼课。因了这些条件，台大的师资力量才有所改观。 当然，此时的傅斯年一直没有忘记继续拉拢大陆学人赴台。据留在北大的邓广铭说：傅氏做了台湾大学校长，“此后便经常以朱家骅的名义给北大郑天挺先生打电报，号召北大教授到台湾大学去任教，有时也指名道姓，说要某某人去。记得点过张政烺先生的名，也点过我的名。当时郑先生问我去不去，我说，要论和傅先生的师生关系，我应该响应他的号召，到台湾去。不过，傅先生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跟他去。我与蒋介石没有什么关系，不愿跟他到那孤岛上去。我还和别人开玩笑说，如今国民党的军队是不战、不和、不守，我的态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没有做过蒋介石的官，和国民党没任何关系，用不着为他们尽节殉死。我和共产党没仇恨，我在大学教书，人民政府是否让我继续教下去，当然还很难说，但这并不是一个投降不投降的问题。我不跟傅先生去，也不跟国民党走，决意留在北京大学”。[2]邓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既是同班同学又是好友，深得傅的赏识。邓毕业后受傅的邀请赴昆明和李庄出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其间一直受傅的提携。两年后，邓广铭离开李庄，受傅斯年之荐任复旦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傅到北大出任校长室不挂名的秘书，直到胡适接掌北大仍任此职。再后来转入北大史学系任副教授、教授，并一度出任过历史系主任，算是与北大瓜葛较深的一人。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归骨于田横之岛（2） 邓氏所说，是1949年初期事，直到1950年年初，傅斯年一直未放松努力，像北京方面的郑天挺、罗常培、向达、汤用彤、冯友兰、饶毓泰、叶企孙、曾昭抡、钱三强、周一良、沈从文，特别是在南京停留了一宿就由上海转往岭南大学的陈寅恪，多次受到傅的邀请，只是受邀者出于多方面考虑未作响应，仍留在大陆“静观待变”，或躺在床上打着自己的算盘，做着“走进新生活”的美梦。据当年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任继愈在谈到郑天挺去留问题的一个片断中说：“郑先生接受我们党的指示精神，坚守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绝大多数教授在党的影响下没有南逃。当时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虽说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对国民党几十年来的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毫无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办公室，正遇上有位清华大学教授和他通电话，问他走不走。郑先生用安详稳定的口气，慢条斯理地说：‘不——走。’胡适在南京天天盼北平来的飞机，离开北平最后一架飞机，胡亲自去飞机场迎接。只接到北大一位历史系的教授毛子水。这个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是好朋友，他心虚，仓皇逃走了。郑先生把北京大学的物资、档案，完整地移交到人民手中。旧北大从此结束，新北大从此开始。”[3] 任氏所言郑天挺答复清华教授“不走”二字应是事实，就郑当时的地位和条件，假若要走，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机”，但他还是留下了，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最后留下来当是郑天挺的本意。至于说到胡适接机与毛子水出逃外加一个特务头子戴笠等人事纠葛，似是一部反谍电影故事，可惜与事实相去甚远。当时欲南飞的人员多多，只要回顾一下“中鼎”号军舰向台湾运送故宫与史语所等机构的国宝时，各色人等争相登船并令百感交集的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泪水涟涟一幕即可推知，更从梅贻琦出走以及与学院派教授有明显区别的戏剧理论家、梅兰芳好友齐如山的出走亦可见出当时的紧迫慌乱情形。 就在海峡两岸纷乱动荡的特定历史阶段，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明争暗斗和黑幕，据说当时傅斯年很想邀请哲学名家朱光潜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学院长沈刚伯生怕朱到台后，对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胁，暗中作梗，把邀请信息暗中压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陆完全解放，朱才得到消息。按朱后来的说法他没有去台之意，但就当时的情形，纵然想抽身起程已无能为力矣。 当时拒绝傅氏敦请赴台而坚持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除大部分坚守北平、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外，尚有一少部分转赴偏远的岭南、广西和长白山等一带大学任教。逯钦立算是这类学人的一个代表。 1946年晚秋，李庄姑娘罗筱蕖随夫君逯钦立携怀中的幼子，在亲友的泪光里作别故乡，辗转来到了南京，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同仁一道在废墟上再造家园，构筑未来的辉煌梦想。1948年年底，当国民党军溃败，江山撼摇，傅斯年来回奔波，竭力动员史语所同仁迁台之时，作为新生代学者队伍精锐的逯钦立自是在被动员之列。只是，出乎傅斯年意料，逯、罗夫妇却犹豫不决，个中原因除了对国民党没有好感，更多的是不忍远离故土，再加上当时夫妇二人已有3个孩子，且与逯的母亲在一起生活，怕到台湾这座孤岛之后生活无以为计，当时盛传到台湾的人只靠吃香蕉皮度日，故拖延下来。正在这时，罗筱蕖收到了她的五哥、中共地下党员罗叔谐自家乡发来的书信，谓“盼了那么多年的解放，临解放又要离开大陆，你们都不是国民党员，不要随他们去殉葬”云云，劝其留下。逯、罗夫妇认为此说有理，决心不去台湾，此举令傅斯年大为不快。 傅斯年与逯钦立属于相隔不远的鲁西小同乡，傅又是师辈人物，对忠厚聪明的逯氏甚有好感，加上他又是逯、罗婚配的媒人，尽管心中怀有不快与不甘，但也无可奈何。据罗筱蕖回忆：“当最后一次傅先生来我们住处劝说时，知道我们留意甚坚，眼睛都红了，泪在眼眶中打转，好像马上就要溢出来。他站起身对逯君说：‘你们都不愿同我下火海，只好我自己去跳了。但筱蕖是我从李庄带出来的，我要对她负责。’遂表示愿意介绍逯钦立到当时尚算安静的广西大学任教。”[4]该大学的校长陈建修是北大老教授，与傅斯年友善，逯钦立夫妇接受了傅的好意，于这年初冬携家带口离开南京抵达桂林。 罗筱蕖的这一说法后来得到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的证实，王撰文说：“1948年秋，因为政治上的歧见，逯钦立转赴广西大学中文系任教。”[5]南京一别，成为逯氏夫妇与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仁的最后一面。 1949年秋，西南战局紧张，国民政府大厦将倾，设在桂林的广西大学陷入空前混乱，校领导人与大部分教授纷纷逃往香港躲避。在国民党彻底崩溃的前夜，傅斯年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再度致函逯钦立，劝其出走桂林，随史语所最后一批人员迁台，并寄来了旅费与三个月的薪水。当年嫁给史语所工作人员的几位李庄姑娘如张素萱、张彦云等，此时都已随夫渡过了台湾海峡，而跟董作宾见习的李庄籍青年刘渊临也已迁往台湾，罗筱蕖成为从李庄走出的史语所人员、家眷中唯一一个未成行者，傅斯年信函是历史赋予她的最后一次赴台机会。但经过思考权衡，逯、罗还是没有成行。 1949年11月，桂林被解放军攻陷，受中共地下党指示，逯钦立等少数几位没有逃亡的教授出面维持广西大学校园秩序，并坚持为学生开课。逯在军管会和中共代表的领导下，参加了全校接管工作并被任命为中文系教授、负责人。1951年，逯被选为桂林市人民代表。同年10月，根据中共的号召以及随之展开的对科教队伍调整政策，逯、罗夫妇被调入长春东北师范大学，逯被聘为中文系教授，后出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罗筱蕖在教材科图书馆工作。自此，夫妇二人开始了悲欣交集的人生之旅。[6]而一直盼望他们赴台的傅斯年，此时早已气绝身亡，归骨于田横之岛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1） 坐上台大校长交椅的傅斯年，再度“聊发少年狂”，施展出当年敢打硬冲，“凡事先骑上虎背”的本领，对台大积习实实在在地来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不论是通过谁的条子和门路，后台有多硬，凡不合学术水准，滥竽充数的教授，全部驱逐出校门。校内职员，特别是原“帝大”时遗留的医务人员，凡无医疗常识，不知救死扶伤为何事，只想自己的薪水待遇者，一律解聘。未出几个月，傅斯年抡圆了手中的权力之刀，如同切西瓜一样“稀里咔嚓”，将七十余名不合格教授与职工切掉，赶出校园。自此，台大面貌为之一新，形成了一个蓬勃向上的局面。许多年后，无论是傅的追捧者还是被赶走的对立面，在回忆这段往事之际，都不得不承认，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想要在短时间中迅速崛起，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确是难以想象和不可能的。据陈雪屏回忆，傅赴台时健康情形已很是令人担忧，“但他一方面心忧大局，同时锐志要把台大建设成一个够世界水准的学府，殚精竭虑，竟无一刻的轻松”。[7]也正由于世事纷乱与劳累过度，导致傅斯年英年早逝。 傅在台大的改革使一部分人为之叫好欢呼的同时，自然触及了许多权贵者的利益，令对方极为不快和恼怒。当时台大师生反对国民党腐败无能，以权谋私等令人激愤的丑行，学潮一浪高过一浪，而傅的对立面借学潮运动趁机发难。有国民党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致傅斯年的公开信，指责台湾大学优容共产党，并指名道姓地说法学院院长萨孟武“参共亲共”，某某院长、系主任是“共产党分子或参共分子，他们把持院系，排除异己”，把各院系变成培植亲共势力的温床等，企图置傅氏于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绝地。 傅斯年对台大师生特别是台湾一帮闹独立的土著反蒋倒蒋活动一直深恶痛绝，对学生中有真凭实据的共产党员亦不宽容，每有发现均严惩不贷，其态度与他处理西南联大学潮时并无二致，曾不止一次地喊出了“让布尔什维克滚出台大！”的响亮口号。但他同时认为，如没有真凭实据，当局不能肆意进入校园在师生中搜查，更坚决反对随意指责他人为共产党。当年西南联大爆发学潮，并闹出了人命，他在致俞大綵的信中谓西南联大学潮“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李宗黄该杀，邱清泉该杀”等便是他做人处世的主张与原则。 正是缘于这一指导思想，傅斯年读了报上对台湾大学师生的指责后，既恼又怒，毫不顾及地以“他妈的！”开骂起来，而后采取以牙还牙的战略进攻态势，在报上两次发表措辞强硬的檄文予以反击：“学校不兼警察任务”，“我不是警察，也不兼办特工”，“若当局有真凭实据说某人是共产党，我将依法查办，但是我办理这种事，决不能含糊其辞，血口喷人”。最后声明：“反共须有反共的立场，贪官污吏及其他既得利益阶级而把事情办坏了的，我不能引以为同志。”[8]傅氏声色俱厉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令对方不得不暂时退却，伺机而动。 机会很快到来，1949年3月底，台湾省立师范大学与“国立台湾大学”学生联合闹将起来，并且高呼中国大陆的学运口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引发当局的严重关切，认为台湾校园确实受到共产党的统战与渗透，必须捉拿主谋分子，给予严厉惩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陈诚，命令警备副总司令彭孟缉率部缉拿。4月6日，台北大批军警按预定计划闯入校园欲开杀戒，傅斯年对当局不经法律程序的进入台大校园内逮捕师生表示不满，亲自找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要求逮捕台大师生必须经过校长批准。傅对前往执行任务的彭孟缉道：“我有一个请求，你今天晚上驱离学生时，不能流血，若有学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缉禁于傅的气势，不敢造次，遂当场保证:“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杀。”[9]未久，台大被捕的学生多数放回，而师范学校不但近百名学生被送进监狱，还有7名学生以反革命罪名被枪杀。事件过后，省立台湾师大受到了停课整顿，师生重新登记并接受军训、校园戒严等惩处。而国立台湾大学虽受波及，但比之师大要好得多，此皆得益于傅斯年竭力庇护、斡旋之功。许多年后，台湾师大师生还就这次事件与台大相比，并大骂当年的学校领导者软弱无能，几乎就是一文不值的臭狗屎一堆，而对傅斯年夸赞不绝。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2） 1950年新生入学考试，国文卷由傅斯年亲自命题，其最重要的一题摘自《孟子·滕文公下》中一段：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此题可视作傅斯年赴台后“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心志独白，也是对台大学生精神层面上的心灵寄托。 这年1月，风浪再起，校外校内传言傅斯年“将去国，将辞职”。针对传言，傅氏在23日的校刊上发表了《致台大同事同学》公开信，信中说：“半年多来，校外攻击斯年者，实不无人，彼等深以不能以台大为殖民地为憾。然彼等原不知大学为何物，故如遂其志，实陷本校于崩溃。鉴于一年来同事同学对斯年之好意，值此困难之时，决不辞职，决不迁就，决倍加努力，为学校之进步而奋斗！”[10] 正是这种内外交困局面与本人刚烈不屈的性格，导致傅斯年血压骤然增高，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50年夏天，傅身患胆结石，不得不到医院做手术。出院时医生劝他至少要在家中休养一周，但台大的事务纷乱如麻，根本无法办到。对此，随国民党赴台的朱家骅曾以十分伤感的心情回忆道：“在他（傅斯年）去世的前几天，闲谈之中，他忽然对我说：‘你把我害苦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怕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当时我只以为他因感觉办事的辛苦，而出此苦语。不意数日之后，便成谶言。”[11] 像冥冥中有一种渊薮，傅斯年于心力交瘁中，生命的步伐戛然而止，一头扎进了烟雨迷蒙的黄泉古道。其情其景，俞大綵有一段深情的回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对面，缝补他的衣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12] 傅氏说到这里，俞大綵一阵心碎，欲哭无泪。尽管当时台湾的经济状况极度混乱糟糕，但比抗战时期在昆明和李庄总要好一些，傅斯年作为当时台湾岛内唯一一所大学校长兼“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一般人也许觉得他不该再像李庄时代那样闹穷了，殊不知当时傅领的只是台大的一份薪水，时儿子傅仁轨仍在美国读书，他和时任台大英语系副教授的夫人俞大綵两个人的收入，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此前傅斯年拿到一笔报刊文章的稿费，想托卫生署的官员刘瑞恒出差到香港时买一套现成的西服，但把稿费和家里的存款加起来一算，只能买一件上衣。傅斯年只好说：“幸亏我还有没破的裤子，那就只买件上衣吧。”[13] 在这个暗伏不祥之兆的冬夜，正当俞大綵为家中的穷苦生活黯然神伤时，傅斯年起身满脸疲倦地打了个哈欠，突然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我死后留给儿子。我要请董作宾先生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几个字。”言毕，长叹一声，一反常态地对俞大綵说道：“你嫁给我这个穷书生，十余年来，没有过几天舒服的日子，而我死后，竟无半文钱留给你们母子，我对不起你们。”[14]俞大綵听到这里，大为惊骇，急忙起身捂住了傅期年的嘴巴，没让他继续说下去。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3） 后来俞大綵回忆这个夜晚的凶兆时说：“我一向不迷信，难道这几句话就是他的遗言？夜深了，窗外吹起一阵寒风，室内盆中的炭已化成灰，我猛然感到一阵透骨的寒冷。”[15] 不数日，当董作宾含泪把稿费送到傅家时，俞大綵双手捧着装钱的信封，悲恸欲绝，泣不成声。用心血换取的稿费到来了，但此时的傅斯年已命归黄泉，不再需要为自己的双腿做御寒的棉裤了。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由蒋梦麟召集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会上，傅提了不少意见，据现场的人回忆说，他一会儿用汉语讲话，一会儿用英语和美国人交谈，一会儿汉英交杂，滔滔不绝地大发宏论。两个多小时的会议，他讲的话比任何人都多。午饭后稍事休息，傅又于下午2时许赶往省议会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这一天，参议会所质询的问题全是有关教育行政方面的事务。会议开始后，傅斯年登台讲话，但主要由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作答。大约到了5点40分，参议员郭国基突然站出来质询有关台大的问题。这郭国基乃台湾省屏东人，生于1900年，曾留学日本。此人好勇斗狠，在日本留学时，他就开始率领一些志同道合者，打起“苍天已死，国基当立”的大旗或明或暗地搞运动。抗战胜利后，他对国民政府派员接收台湾极不甘心，开始纠集蒋渭川、王添灯等一批人，与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陈仪为代表的台湾省行政公署官员公开叫起板儿来，对大陆赴台军政官员极尽丑化、污蔑之能事。尚以铁腕著称的陈仪对台湾人在日治时期的遭遇、命运深表同情，因而保持了克制，迟迟不忍动武，并有些浪漫地一直认为自己的善意总有一天会得到同样的回应。但不久之后情况急速恶化，终于在1947年2月28日因当局取缔私烟的事件，引爆了一场社会暴乱。以台湾土著郭国基、蒋渭川、王添灯等为首的人，召集本岛内部与海南岛等地归台的群众，成立了“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大同青年同盟会”（服役日军陆军者）、“海南岛归台者同盟”（海南岛归台者）、“若樱敢死队”（服役日本海军自杀艇队员）等组织。而王添灯拟组织台湾省临时民主自治政府，自任主席。各种运动组织一时聚集了十余万众（一说共14万人），联合一处，兵归一家，成立联军，身穿日本浪人服装，其编制一如日本军队，带队者自封队长，肩扛长枪，挥舞东洋刀，高唱日本国歌，甚至叫喊“皇军马上就要回来了”等口号，开始疯狂地攻击、占领台湾长官公署与台湾广播电台，企图通过广播号召全台人民加入运动队伍。同时四处抢夺各地仓库之械弹、以大规模武装力量攻占军事要地，整个台岛浸染在一片暴乱枪声与血污之中。当时国民党驻台北军队不足千人，台当局陈仪等人采取保持克制的策略，未克弹压。但近2万大陆赴台军公教人员，如坠渊坑，面临着生命危险。短短几日，就被打死枪杀约200人，伤约800众。守台的国民党军队遭到攻击，开始反击。 事发当日，陈仪曾致电蒋介石：“奸匪勾结流氓，乘专卖局查禁私烟机会，聚众暴动，伤害外省籍人员。”但陈氏仍糊涂地认为事态不大，仅要求将21师部分兵力调返台湾即可（该师曾赴台接受日军投降，后大部撤回大陆）。陈仪的善意与克制，被郭国基、蒋渭川等人曲解成懦弱无能；陈氏的让步令对手以胜利者的姿态，步步进逼。在政府公署官员们被协迫与运动头目的谈话会上，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应邀出席。郭国基狂妄至极，竟跳到桌子上指天戳地大肆叫骂，讥讽国民党军乃一群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并指着彭孟缉的鼻子高声说道：“我怀疑你们没有什么战斗力。”彭孟缉意识到对方可能要攻击台岛要塞军事要地，遂乘间隙悄悄离开会场潜回要塞应付紧急事变。面对危局，中统局台北站却极为清醒并富有远见地密电南京，“今日之问题，已非陈仪能否统治台湾，而为祖国能否保有台湾”。[16]蒋介石一听这帮人要分裂祖国，那还了得？于是在震怒中高声骂道：“娘希匹！我看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谋反作乱，分裂中国，此乃十恶不赦的逆天之罪，格杀勿论！”立即命令驻防江苏昆山的21师师长刘雨卿，率一个精锐整编师火速乘船赴台平叛。同时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调派太康、伏波两炮舰开赴基隆，归陈仪指挥，炮轰暴徒阵营；空军司令周至柔调派飞机抵达台岛上空侦察敌情，与陆海军配合联络，并散发传单，劝台湾民众“勿受人煽动，勿牺牲自己的生命，作野心家的工具”，等等。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4） 3月9日，2万国民党军精锐在基隆、高雄相继登陆。在随后的战斗中，郭国基方面除少数人退往中央山脉进行游击斗争外，大队人马很快被各个击破。王添灯等数百人被击毙，郭国基、蒋渭川等数百人被俘。——这就是台湾现代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此事件对台湾的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后来的动荡局面埋下了伏笔。 随着国民党撤往台湾，为安抚当地土著领导人，同时也受当地政客要挟，国民党高层决定从“二二八”事件中选出几个著名领导人为省参议员，以达到平衡与和稀泥的效果。如此这般，郭国基被关压了一百二十多天后，随着国民党新政策的到来，顺利出了监狱。未久，又成为具有正义化身的台湾省参议会的议员和立法委员。坐上政府大员专用木头皮椅的郭国基，喜欢直抒胸臆地发一些火药味甚浓的长篇宏论，江湖上人送外号“郭大炮”。 意想不到的是，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竟与这样一个人物在议会大厅遭遇了。 当时的台湾大学属台湾省政府拨款，具体通过省教育厅长，也就是当年在西南联大为平息学潮出力甚多，于“抢救学人”中在南京出谋划策的陈雪屏具体操作。故“郭大炮”便以台湾土著的身份，向“傅大炮”斯年开起火来。据在场者事后透露，郭的发难主要是国民党教育部从大陆抢运来台并存放于台湾大学的器材如何处理，以及放宽台大招生尺度等问题。此事看起来简单，但又十分敏感、复杂、棘手。如台大招生，尺度己尽量放宽，招生人数已达最高限度，但各界仍不满意，特别是郭国基等人认为台大亏待了当地生源，便宜了国民党官僚的后代，并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向学校施加压力，惹得傅氏极其恼火愤怒。今日郭氏质询，当然需由傅斯年亲自答复，于是傅不得不第二次登台讲话。在回答完上述两个问题之后，郭又提出台湾大学用的是台湾人的钱，就应该多聘台籍教授，多取台湾土著学生，否则便是与台籍人民作对等。针对郭的提议，傅斯年予以反击，在讲台上大谈其办学的原则、规矩、计划与理想，并云台大考试，对台籍学生已尽量照顾，考虑到台籍学生的国语水平较差，光复未久，在录取时专门规定国文科分数比大陆学生降低10分录取等。讲着讲着，傅氏情绪激动起来，说道:“奖学金制度，不应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又说：“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17]言毕，大约是6时10分，傅斯年满含怨气地慢步走下讲坛。就在即将回归座位时，突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坐在台下的陈雪屏见状，赶紧上前搀扶，傅只说了一句：“不好！”便倒在陈雪屏怀中昏厥过去。较近的议员刘传来疾步向前，把傅斯年扶到列席人员的坐席上，让其躺下，顺便拿陈雪屏的皮包作了枕头。从此，傅斯年进入昏迷状态。 刘传来本身是台大的医学教授，经他初步诊断，傅是高血压病发作，于是一面用冷毛巾贴额，一面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和俞大綵。傅原定当天晚上6点钟在家中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台湾省政府和台湾大学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事宜，下午2点多钟还打电话给校长室秘书那廉君，让他把自己亲笔拟定的合作办法准时送到家中，以便开会时用。5点多钟，那廉君来到傅家，俞大綵以为众人在家里开会，自己不便打搅，准备外出去吃饭。不一会儿，傅的司机老杨气喘吁吁地跑进来呼喊：“校长不行了，校长晕倒了！”俞大綵、那廉君等急忙驱车赶到省议会厅。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5） 大约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台大医学院代院长叶曙、副教授王大杰亦赶到会场。经王大杰诊断，傅斯年得了脑溢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此时，台湾的陈诚、何应钦、王世杰、程天放、罗家伦、朱家骅等政界要人，以及学术界人士李济、董作宾、毛子水、萨孟武、英千里、劳榦等纷纷赶来探视病情。蒋介石闻讯，立即指令陈诚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的生命，并要陈诚每过半小时打一次电话报告傅斯年的病情。陈诚得令，竭尽全力组织台湾一流医务人员进行抢救。病床上的傅斯年仍处于昏迷中，西装已被剪开，头部堆满了冰块，医生、护士跑前跑后地紧张忙碌。满脸焦虑之色的陈诚在会议室来回踱步，周围站立的一圈党政要人均不敢坐下，神态凝重地观望着来自病室的风吹草动。 9时30分左右，傅斯年的血压渐降至180左右，体温亦降至38℃，情况稍有好转。至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眼睛，床前的医护人员惊喜交加，以为傅氏终于醒了过来。医师急忙走过来按了按脉，抬手合上了眼皮，一声不吭地退后低下了头。这时众人才顿悟——傅斯年走了。门外的俞大綵会意，疾步进来抱着傅斯年号啕大哭：“孟真呵，孟真……”陈诚等人闻讯，冲出会议室呼呼隆隆地向病房奔来。——傅斯年就此与大家永别了。 第二天，台湾省议会副议长李万居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宣布台大傅斯年校长于20日夜“弃世”。李万居乃台湾土著，国语水平极差，有大陆籍记者误把“弃世”听成“气死”。[18]于是马上传出消息，说傅斯年参加省议会，被参议员郭国基活活气死。当天台湾报界刊发消息，称“郭大炮”与“傅大炮”两门大炮不幸交火，“大炮议员郭国基骂倒傅斯年，傅氏绝命身亡”云云。 12月21日，台湾大学宣布停课一天，悼念校长并下半旗志哀，由各院系学生代表联合会组织学生排队前往极乐殡仪馆致唁。当学生们听说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活活气死的消息后，心中的悲痛立即转为愤怒，纷纷冲出灵堂，打着“失我良师”的白色横幅，向省议会厅拥去。学生们聚集在省议会厅门口，强烈要求气死傅斯年的郭国基出来述说昨日会场中质询经过。郭国基隔着门缝一看学生们包围了参议会，并高声怒吼：“郭国基有种你出来，你出来……”冲在前方的学生喊叫着与阻拦的议会人员扭打在一起。躲在门后的郭国基见状，立即意识到事情严重，怕遭到对方的群殴，张狂之气顿消，乃悄悄溜出后门，老鼠一样逃窜了。副议长李万居一看郭氏溜之乎也，万般无奈中，只得硬着头皮出面向学生解释，说郭国基昨天提出的质询没有伤害傅校长处，言辞也不过分，等等，学生们置之不理。陈雪屏又出面加以解释说：“昨天的质询，总共有六项，我本人回答了四项，傅校长回答了两项，那些问题都不是什么难题……”[19]但学生坚持要郭国基出来答话。人越聚越多，有人喊出了“杀郭国基为傅校长报仇雪恨”等口号，并开始冲撞议会大厅，局面异常紧张，台北市警察局长亲临现场指挥大批警察维持秩序。此时阴风顿起，大雨骤降，风雨交织中现场更加混乱。愤怒的学生终不肯离去，继续冲击议会大厅，并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直至下午1时20分，台湾大学训导长傅启学冒雨赶来，向群情激愤的学生高声喊话：“我跟傅校长一块在北大时，即是好朋友，我到台大也是由于傅校长让我来的，这次出事我十分愤慨。不过现在大家只有百多人，我们回去聚集全校师生开会讨伐他。而且现在是戒严时期。”[20]傅氏转头看了一下全副武装的宪警，又说，“郭国基在议会里讲话，可以不负责任，他所问的问题，都是些没有常识的问题。傅校长是学术界第一流的人物，拿他和一个毫无常识的参议员是不能相比的。今天大家到这里来，是出于对傅校长的敬爱，假如他在世的话，一定不愿大家这样做。如果今天同学出了事，叫我如何对得起地下的傅校长。”言毕，傅启学已是泪流满面。学生们见状，悲从中来，同声哭泣，泪水和着雨水在整个议会大厦前弥漫流淌。眼看已是黄昏时分，傅启学含泪表示将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交省参议会，由参议员作书面答复，尚未吃中午饭的学生已是饥肠辘辘，听说郭国基已从后门逃跑，一时难以抓住，只好拉队返校。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傅斯年之死（6）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者越来越多，殡仪馆的屋子和院子几无立足之地。在上千吊唁者中，有台湾学者、名流、国民党军政大员、傅斯年的亲友、同事和台湾大学的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扶杖前来，陈诚哭得两眼红肿，王宠惠、蒋梦麟、罗家伦、王世杰、朱家骅、李济、董作宾、毛子水等人，另外加上一个刚从香港赴台，与傅斯年生前关系并不融洽的钱穆，都站立在人群中默然相送。10时30分，傅斯年的遗体送往火葬场，上千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慢慢行走。热泪横流的学生们手执小旗，上面写着：“校长，回头来瞧瞧我们！”望之令人心碎。目睹此场面的台湾记者于衡在后来回忆自己采访生涯的长文中说：“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21] 12月31日，亦即1950年的最后一天，治丧委员会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当时台湾大学本部尚无大礼堂）举行傅斯年追悼会。礼堂正中，悬挂着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国失师表”挽章，国民党高级官员、名人学者的挽章、挽联分挂两旁。蒋介石亲临致祭，各界要人亦皆前来，竟日致祭者达5000余人。据统计，当时各界致送挽联达270余副，挽诗60余首，挽词20余首，祭文6篇，唁电唁函90余封。各报章、杂志、专刊登载纪念文章110余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的挽联： 廿二载远瞩高瞻，深谋长虑，学术方基，忍看一瞑；五百年名世奇才，闳中肆外，江山如此，痛切招魂。 台湾大学全体师生的挽联： 早开风气，是一代宗师，吾道非欤？浮海说三千弟子；忍看铭旌，正满天云物，斯人去也，哀鸿况百万苍生。 国民党大佬于右任挽联： 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蒋梦麟挽联： 学府痛师道，举国惜天才。 蒋介石于12月22日发唁函致俞大綵夫人。12月30日又频布褒奖令。傅氏身后可谓备极哀荣。 台湾大学为纪念傅校长开创台大一代风气的功绩，按照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为杰弗逊（ThomasJefferson）专门在园内建造陵墓的成例，特在台大实验植物园内划出一块地建造罗马式纪念亭，亭中砌长方形墓一座，同时按中国传统，墓前立无字碑一座，设纪念亭，另有喷水池搭配，形成独特的景观。1951年12月20日，傅氏逝世一周年忌辰，举行安葬仪式。典礼由继任校长钱思亮主持，俞大綵亲手将傅斯年的骨灰安置在大理石墓椁中。现场有二千余人观礼，气氛庄严肃穆。自此，此处被称为“傅园”，墓亭定名“斯年堂”，与周围景致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兵工署特别捐赠一座纪念钟，钟上铸有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这座钟架设在行政大楼前的水池和椰林大道之间，名为“傅钟”，成为台大精神的象征。 傅斯年溘然长逝，远在美国的胡适闻迅，立即给俞大綵发来唁电：“孟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天才的爱国者，我自己则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诤友与保护人。……”[22] 随着媒体报道，在海峡另一边的学术界人士，也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得到消息并有不同的反应。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阅《参考消息》知，傅孟真于星期二下午列席台湾省参议会，报告台大状况，皆即患脑充血，于晚11点20余分去世，年55岁。孟真为人专断，才大而私心太重，解放前将史语所全移台湾，并影响数学所，实研究院之罪人也。”[23] 几乎与此同时，蛰住岭南的陈寅恪亦得知傅的死讯，想起与傅的交情，特别是抗战八年傅氏给予自己的帮助与关怀，悲从中来，赋诗一首为之追念。鉴于当时的天命、人事，以及严酷的政治气氛和压力，陈氏不能直白地剖露心迹，只能采取历来知识分子惯用的“曲笔”手法，以《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为题而作，以此表达心中的哀悼之情。诗云： 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 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24] 此乃仿明末著名学者，明亡后毁家纾难，嫠不恤纬，反清复明失败而隐居山寺，并号朱衣道人的傅山（青主）之诗而作。傅青主原诗云： 关窗出海云，布被裹秋皓。 夜半潮声来，鳌抃郁州倒。 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 佛事冯血性，望望田横岛。 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25] 陈诗通过仿傅青主之意，隐晦地悼念“归骨于田横之岛”的亡友。──这是当时整个中国大陆对傅斯年唯一的一份文字纪念。[26]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1） 傅斯年去世后，台湾政学两界许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长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学者、政客，视台大校长职位如一块肥肉，施展老鼠与黄鼠狼般平时练就的盖世武功上蹿下跳，四处钻营，欲把这块肥肉吞入自己欲壑难填且已散发着霉烂气味的酒囊饭袋中。就在鼠辈们绞尽脑汁争夺与相互倾轧之际，居于台北官邸深宫的蒋介石眯缝着眼睛不动声色，静观群丑表演，最后把视线移离台湾孤岛，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真正的大腕前来维持局面。思虑再三，把目光投射到远在美国的胡适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离开南京飞台的第三天，胡适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暂避的念头，亲自将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开往台湾的轮船，以便在台岛暂避。当夜，胡适返回南京，本欲和蒋介石见面，想不到蒋已携夫人宋美龄于当天下午4点离开南京，直飞杭州转奉化老家隐居去了。 正当胡适蹲在屋子里为自己何去何从愁思郁闷之时，突然收到了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送来的函件及“总统府资政”聘书，胡当场表示自己不做这个空头“资政”，愿以北京大学校长或个人名义，为政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吴忠信： 依据“大学组织法”，国立大学的校长都不得兼任为俸给的职务。现在我还是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因时局关系，此时尚不能辞职。故请先生千万代我辞去总统府的名义与俸津。聘书也请先生代为收回，并乞先生勿发表此事，以免报界无谓的猜测与流言。适明晚与梅校长同车去上海小住，特来告辞，恐不能相见，故带此信留呈先生，恳求先生念我愚诚，代我打消此事，不胜感谢！[27] 此时胡适赴美的决心已下，自然不乐意在这个敏感时期戴上这顶不能为自己帮忙，很可能添乱的紧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适拿到了美国护照签证，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长陈雪屏来电，谓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希望胡适出面做驻美大使，胡表示坚决不重做冯妇。第二天一早，胡复电称： 弟深信个人说话较自由，于国家或更有益，故决不愿改变。[28] 2月15日，胡适在上海银行分行与避住此处的老同学、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谈半小时，就时局发表看法。竺可桢在当天的日记中说：“八点至霞飞路……晤适之，……适之对于中共与中央和谈之成功甚悲观，但谓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将赴美国，或将赴台湾一转。”[23]正是胡适已清醒地意识到和平已不可为，李宗仁的谈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决心接受蒋介石旨意赴美，为救国民党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后努力。 3月22日，胡适飞抵台湾，与夫人江冬秀短暂团聚，第二天拜访此前赴台的王世杰、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国文化里的自由传统》演讲，29日返回上海。经过几天紧张准备，4月6日，胡适心怀对前途暗淡的忧愁，自上海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赴美国“看看”。这是胡适一生中第六次出国，想不到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适乘坐的轮船抵旧金山，还未进港检，海关人员就带来一批新闻记者，挟着报纸呼呼隆隆地前来访问并要求谈话。面对蜂拥而至的新闻记者，胡适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对于这一特殊而尴尬的场景，几年后，胡氏仍记忆犹深：“我已经有十多天没有看到报纸了，连忙接过报纸时，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国内和平决裂，共军已经渡江。在这种情形下，要与外国的新闻记者谈话，是多么困难。”面对中共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国民党政权即将彻底崩盘的局面，胡适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29]随后又说：“若是国家没了，我们到哪里去呢？”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2） 4月27日，胡适抵达纽约，仍寓东八十一街一○四号。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间，他从驻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后即居住此处。 稍作安顿，胡适即登台亮相，开始了投石问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动，而首次会晤的美国官员是国务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热心支持国民党政府，胡适一连两天与其会谈并共进午餐，企图从这位老朋友处投石问路，试探华府的态度。令胡氏颇为失望的是，见风使舵的美国佬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但袖手旁观，甚至早已做好帮中共方面猛踩国民党一脚，或干脆落井下石，把国民党砸于泥水中变为虾蟹鱼鳖混合而成的虾酱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适接到了蒋介石密信，明确指示： 此时所缺乏而急需要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30] 从这封密信的口气与内容可以看出，胡适赴美绝不是蒋介石当初说的“出去看看”那么简单，胡适心中当然清楚，自己是负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坚这块土地的，无论是为了国民政府还是蒋介石本人，他都要尽自己的心力作最后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顾维钧，此时正在美国全力寻求援蒋办法。而就在蒋介石给胡写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国民党政权崩溃如此之速，令远在万里之外的胡、顾二人与他们的美国朋友都感到吃惊。 随着国内局势迅速变化，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再无翻盘的可能。胡适深感大势已去，在国际友人间已抬不起头，精神苦闷至极，遂不愿再出头露面丢人显眼。6月12日，在广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仓促发表胡适为外交部长。胡氏闻讯，坚辞不就，仍表示以个人名义自由活动。7月26日，胡适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美国所谓民间外交的各种努力都归于无效，美国佬见风使舵、欲彻底抛弃国民党政权的面目越来越明显，胡氏书生脾气爆发，索性一咬牙，通知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馆，取消自己与美国政界人士的一切约见，以表示对美国“抛弃”国民政府的抗议。 8月16日，胡适在写给赵元任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闷”的缘由，并表示“不愿意久居外国”，“更不愿留在国外做教书生活”。[31]此时国民党正在大举溃退，客观的环境与政治关系又使胡适不得不强撑着留下来，以战败政府臣子的身份继续在美国等待可能翻盘的机会。 1950年5月14日，在艰难困苦与尴尬中苦撑了一年多的胡适，接到普林斯顿大学聘请，出任该校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签约为期两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职。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台湾另起炉灶，美国的态度尚不明朗，胡适于郁闷憋屈中不得不考虑找份工作谋生，同时也呼吸几口新鲜空气，于是有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请。按校方对外的宣传，普林斯顿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国文献甚为可观，多达十万册，有相当一部分面色蜡黄的中国职员工作其间，但与北京图书馆的规模与藏书数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谋到一份馆长的差使也颇为不易。据几十年后在该大学就读的华裔博士周质平从当年存留的图书馆档案查考，像胡适这样一个曾领中国近代学术风骚数十年的宗师硕儒，在应聘之时，也要像普通职员甚至临时工一样填写工作申请表，一样要接受异族主人的考核，一样要面对罢官停职的残酷命运。如此际遇，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这位胡老师在颠沛流离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终保持独立人格的学者风范与志向。当然，胡适选择这份职业，除了经济上的考虑，还有想利用该馆所藏文献继续做点学术研究的考虑。在他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期间，曾与该图书馆高层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利用内部许多珍贵藏书作过《水经注》考证等。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3） 令胡适稍感慰藉的是，除谋到了一份职业，他的那位小脚太太江冬秀已于6月9日由香港转赴纽约，这对饱经战乱的老夫妇又在异国他乡得以团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语，无法与外边人员打交道，胡适于工作之余，不得不亲自料理日常生活。当时客居纽约的华人朋友，经常看到胡氏抱个黄纸口袋到市场买菜买米，栖栖惶惶，如一条被切断尾巴的丧家之犬，内心抑郁愁闷的情绪一览无余。在长达九年的漫长岁月里，胡适一直住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那座旧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较体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一职。 1951年年初，胡适突然接到蒋介石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电报，胡氏考虑再三，婉拒了蒋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适1951年1月6日写给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颇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继任者。为亡友，为台大，我确曾考虑过，但我没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样才大心细，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办事，又最厌恶应付人，应付事，又有心脏病，必不能胜任这样烦难的事，所以我坚决辞谢了。”[32]辞谢后的胡适根据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古训，顺势推荐了他的好友、留美博士、原北大化学系教授、主任钱思亮继之，自己仍留在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观注着时局的变化。想不到胡适的饭碗未保多久就砸破了。 1951年12月13日，普林斯顿大学总图书馆代理馆长写了一份备忘录，记录的是前天下午一次讨论葛思德图书馆的会议，其中第四点提到胡适的馆长一职去留问题。学校当局为了节省开支，有意擢升胡适的助手童世刚为馆长，并按合同在1952年终止与胡适的聘约。1952年2月1日，代理总图书馆馆长又写了一份备忘录给校长，正式提出胡适年薪5200美元的聘约于年底终止，另由年薪为3480美元的童世刚接任。校长看了这份备忘录之后，当场同意代理总馆长的提议，但同时对如何向胡适说明解聘之事颇为踌躇，也颇费脑筋。因为胡适毕竟是中国最著名的学者，又做过驻美大使，且还有一堆耀眼的博士帽子（南按：据周氏查考的档案材料显示，当时胡适在申请表上填的是“学士，康奈尔大学，一九一四；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七。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在内的三十二个荣誉学位”，另有北京大学校长和战时中国驻美大使等职务）。必须顾及他的情绪和面子，让他感到合理而自然地被踢出圈外。最后几个美国佬商量的办法是，要“深通东方礼节的微妙。中国的礼节必须做到在这封信的措辞上，不能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被解释为‘解聘’”。[33]到了这年的4月，校长和总图书馆的大小官僚们终于想出了一个让双方都能保全面子的办法，那便是按照中国官场的特色，在解除胡适馆长职务的同时，聘请其为终身的荣誉馆长。 “绝妙”主意打定，这群黄发碧眼、毛发飞扬的“夷人”官僚，又围绕胡适知不知道这个荣誉馆长的职位是不支薪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因为按中国官场的做法，馆长虽属没有实权的“荣誉”，但工资是一分不少拿的，且一旦有机会还要偷偷贪上几笔，即是在吃喝拉撒的小事上也要占一点便宜，否则便觉得自己白“荣誉”了一场，是一件吃亏又不体面的事。中国人的花花肠子非美国人所能透视清楚，因而产生一些啼笑皆非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讨论中，有人说：“我们估计，胡博士，一个对西方学术惯例深有所知的人，了解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然而，我们还是要Dodds校长考虑，到底要不要把‘不支薪’这一点加上去”。有人谓要加上去，又有人说一旦加上，胡博士就会感到没有面子；有人表示可找一个中国人暗示，这样胡博士会感到有面子；有的人插言，干脆直接说明，一个小小的馆长解聘，校长一道令下去即可，用不着兴师动众，花费这么多心思云云。许多年后，当前往查考的周质平博士在图书馆翻看那一页页已有些霉味的陈年档案时，不禁掩卷太息：“中国白话文运动之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三十二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在六十一岁的晚年，居然还要让几个大学图书馆的职员和官僚担心他到底知不知道荣誉职位是不支薪的惯例，真是莫大的悲哀。”[34]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胡适：青山就是国家（4） 就此时的胡适而言，悲哀的事在他的身上已属平常，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只好心知肚明又装作糊涂地接受了馆长一职的解聘，担任了没有一分酬劳的荣誉馆长，这个职位一直维持到他去世为止。胡适离去几十年后，据周质平亲眼所见，在葛思德图书馆的善本室里，还挂着他的照片，书架上还摆着几本胡适手赠的著作。除了这些，已经看不到胡适曾经在此工作两年的痕迹了。历史已将这位伟大学者留下的印痕抹平，他的身影也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1952年11月19日，胡适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和当地文化界人士之邀，抵台访问、讲学。12月7日，在台大演讲中，胡适颇动感情地倒出了压抑在内心四年的苦水： 在民国三十八年，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正是我们的国家。 在论述了吃饭——青山——国家的关系之后，胡适感情难抑，继续坦露自己海外生活的无奈与悲凉：“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即使局势有些好转，也是毛泽东发疯自己造成逼上梁山的局面，我没有功劳。”[35] 正是缘于发自内心的切腹之痛，胡适萌生了回归台湾之意。自此之后，胡氏开始在美国与台湾之间飞来飞去，但每次回到台湾，除了往访朋友，主要事宜便是到史语所借书和读书，继续做他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靠稿费收入维持生活。其间有朋友劝胡，既然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馆长做不成了，何不再联系个大学以教书为业，同时也添加些薪水养家活口？胡适听罢，只是以他惯有的迷人的微笑，哼哼哈哈地点头做赞许状，却始终未付诸行动。1955年到1956年间，胡适两次致信赵元任，提到迟迟没有到大学教书的缘由，大意是自己不想向国外研究汉学的洋大人们“讨饭吃或抢饭吃”，一则因为这些洋学者在政治上往往是“前进”分子，与自己气味不合；再则这些洋学者多少有些“怕”像胡适这一类的中国学者。就当时的情形言，像胡氏这样如此学术背景和影响的学者都有一种“讨饭吃”或“抢饭吃”的感觉，可以想象的是，当时在美国其他以研究、教授文史为业的大小学者们，又是怎样一种悲凉惶恐的景况？青年时期留美，曾历任过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的朱经农，在大陆政权易手后猝死于美国，便是此种生活的真实写照。[36]青山就是国家，胡适这个比喻确是切中了要害，尤其是海外华人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胡适身陷困境，前途黯然，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深感不易时，迁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已陆续从杨梅镇搬到台北市南港区，总办事处和下属史语所、数学所两个大所的办公大楼与同仁的宿舍相继在同一院落内建成，各路人马分期分批迁往南港并开始有板有眼地工作和生活起来。在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下，台湾学术界又显出了蓬勃向上的生机，学术前景也逐渐明朗起来。流落到孤岛的书生们都感到发生了大的、好的变化，总体是向着进步的方向走去。而这个时候“院方也打算在台湾立足生根，不再回大陆，研究人员在南港配有眷舍，生活渐趋安定”。[37] 鉴于这样的情形，胡氏回归台湾的意识更加强烈。此前，他曾受朱家骅请求，利用自己掌控的资源，专门为“中央研究院”谋得中基会等机构的资金援助。另外，受朱委托，胡氏于1955年3月19日至20日，在纽约主持召集了第一届“中央研究院”留居海外院士会议。据当时统计，“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81人中，留在大陆者58人，去世4人；退迁台湾6人；在美国12人，加拿大1人（南按：吴大猷，后来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至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新院士等活动，不甘寂寞的胡适更是热切关注与出谋划策。因了这割不断的学术血源与人脉背景，渐趋老境的胡适想到落叶归根，回到“故国”，以便“为国家作诤臣，为政府作诤友”。[38]在给好友陈之藩的信中，胡适这样解释道：“我的打算回去，是因为我今年六十六岁了。应该安定下来，利用南港史语所的藏书，把几部未完成的书写出来。多年不写文字了，笔下生涩得很。”[39] 心中怀揣着这诸多思考和打算，胡适写信请李济设法为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小块地（南按：史语所在办公楼旁专门修建了一座以傅斯年名字命名的图书馆），由自己出资买下，盖几间小房以此安心读书写作，过两三年安静生活，将《中国思想史》和《白话文学史》写完。 李济接信，感到此事并非自己能瞒着“中央研究院”的主事者和政府便可擅自做主的，遂将此事向朱家骅作了汇报。想不到这件并不起眼的小事，一下子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台湾政坛掀起了一场诡谲神秘的波澜，“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的厄运就此开始。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生命的最后机缘（1） 朱家骅由大陆流亡台湾，由于派系倾轧，加之与大权在握、日见走红的台湾省主席陈诚不和，朱氏渐渐失去了蒋的信任，原来担负的行政院副院长等要职被革掉，只保留了“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而此时所谓的“中央研究院”只有史语所与数学所一部分迁到台湾，基本属于一个有名无实的空架子，如同一只被拔掉毛的老母鸡，徒有其形——且是一个不怎么光鲜明亮的外形而已。1954年前后，位于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院址具初步规划时，朱家骅有扩院建所的打算，并于史语所以外寻找其他人文研究所成立的可能，最先被考虑的是近代史研究所与民族学研究所两机构的组建。之所以如此考虑，一方面，鉴于国民党政权迁台不久，对民国成立以来的种种盘根错节、迷乱纷呈的历史转变因素的认识和理清，颇有紧迫感和反思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国民党政权既以台湾为盘据点，就不能做水中浮萍和无根之花，必须对台湾本地的种种现象有所探究，否则，很容易在不经意间于政治等各方面栽根头、吃大亏，甚至被当地台独势力挤垮，失掉政权，难以立足。因了这两项重要原因和紧迫的现实问题，1955年，两个研究所的筹备计划顺利得到当局批准并得以开办。 当两个新办的研究所如同新生婴儿般，在动荡不安的台湾孤岛上晃晃悠悠站立起来时，学政两界人心振奋。于是，一系列的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等研究所相继组建，其风头之强悍，完全可与抗战前蔡元培主持工作时的锐势匹敌。正在这个由衰转盛的关键时刻，接到了胡适要买地盖房的消息。朱家骅同样不敢隐瞒和擅自做主，便直接向蒋介石禀报。蒋闻讯，当场表示在“中央研究院”旁拨一块地为胡氏置地建房，所需费用由自己的稿费中开销，以示对胡的照顾与敬重。此谕一下，搞得朱家骅和李济都有些尴尬，但又不能推辞。在美国的胡适闻讯甚感不安，认为自己受主公之重托出来“看看”，结果什么也没看到，无尺寸之功则要受赂，实感愧疚，便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介公如此盛情厚意，坚持要自己出钱购置地皮。就在双方为几间房子或真或假地你来我往拖拍之时，针对朱家骅的一件祸事发生了。 据石璋如回忆：“四十六年（1957年）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又没有外人，尤其在星期六快下班和星期天的时候，同仁常穿着拖鞋、汗衫上班。在八月四日星期六，是个闷热的阴天，下午五点多蒋总统突然偕蒋夫人、带着随扈来到院里，大概是要找朱家骅院长的麻烦。蒋一行人抵院时，院方已经下班了，多处门房深锁，卫队直接到所上，就碰到还没回家的严耕望先生。严先生先请一行人至会议室暂坐，随即来找我告知此事。我才刚到家脱下衣服，马上穿回衣服出来。我到所时只见到蒋总统一行人已出所的背影，无法对他们有所招待，谁知道这样就出错了。‘中央研究院’有固定的上班时间，‘蒋总统’来所时已属下班时间，不能说‘中央研究院’偷懒不上班。后来不知道有谁说了什么话，朱家骅院长就在十一月辞职。”[40] 朱家骅突遭横祸，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辈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总统。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后，李、白等军阀集团开始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霸王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要求，甚感悲愤，悖然大怒曰：“他们（南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41]3月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大骂一顿“娘希匹”和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等辈逼宫至此，世道无常，政客无情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政府人员流窜到广州。6月12日，由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朱家骅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以新任内阁掣肘蒋的国民党总裁权力。蒋介石把朱家骅这一做法看做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生命的最后机缘（2） 1950年3月1日，已逃往台湾刚喘过一口气的蒋介石，在“国大代表”及各界人士“劝进”下，一脚踢开以治病为名滞留美国，怕遭到像张学良一样软禁待遇而不敢回台的李宗仁（南按：桂系军队几乎全军覆灭，李已失去依靠），在台北“总统府”正式“复职视事”，履行“总统职权”。从此偏安一隅，成为终身“总统”，且把其位传诸其子蒋经国。蒋介石在台湾“登基”后，远在美国纽约、不明事理的李宗仁闻讯，对外发表讲话，称自己仍是中华民国的“代总统”，正准备回国复职，想不到蒋氏竟违背宪法，嬗自宣布令人惊异云云。蒋介石见报，立即实施反制，公开致电李宗仁，以“总统”身份令其“代表中正访问美国朝野从速回国”。李宗仁搞了个灰头土脸，四年后终于被蒋介石以宪法的名义，正式罢免早就已经被国人抛入九霄云外的所谓“副总统”职位。在美国的李宗仁闻讯跺脚骂娘，但已没有多少人有兴趣听这个败军失国之将和不成器的官僚政客瞎吵嚷了。 同不识大体的李宗仁相比，老奸巨猾的阎锡山聪明乖巧得多。蒋介石复职后，阎深感不妙，主动向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长”（南按：1950年1月—1950年3月，由顾祝同接替阎出任“国防部长”），蒋虚意挽留，终获准许，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从此，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一跃成为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阎锡山辞职后，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虚衔，而后一头钻入台北市金山之麓自己盖的窑洞中，不问世事，埋头著述，过起了隐士生活。 与阎锡山在广州一道组阁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的朱家骅，自国民政府一帮孤臣败将迁台后，“总统府”与“行政院”均在台北介寿馆办公。因“代总统”李宗仁仍在美国，不能抵台视事，自1950年2月19日起，由朱家骅代行“总统”职权，此为朱氏一生权力达到巅峰的短暂时刻。据李宗仁回忆说：“朱家骅在当时党人中算是比较识大体的一位……为着维持‘银元券’，他曾两度飞台，向蒋请示，拟运一批银元来穗。此举可说纯为大局着想，远非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所能及。然朱家骅可能因此而触蒋氏之忌，嗣后在台几度遭蒋的为难。”[42]李宗仁所言大体不差，蒋介石早就把朱视为异己分子而有收拾之心。蒋复任“总统”后，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朱家骅同阎锡山一样，颇有自知之明地辞却“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专任“总统府”资政与“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以避锋芒。但是，蒋介石并没有忘记在自己最倒霉的时候，朱氏所做的落井下石的前朝旧事，总是耿耿于怀，待机而发。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进攻，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小朝廷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局面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前朝的“叛逆”予以外科手术式打击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整肃掉之后（南按：有人说王在蒋面前说了一句“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惹得蒋大怒，意即王氏把蒋氏父子看成阿斗之类的人物，王遂被撤职），便把目标转向了朱家骅。此时的朱家骅与炙手可热、大权在握的陈诚关系越来越糟，遂加快了其被从国民党权力圈中扫地出门的步伐。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于1957年10月22日辞去“中央研究院”代院长一职，1958年1月11日办理移交手续，只剩一个新聘的“总统府国策顾问”空冠戴回家中高挂于墙壁之上，以发思古之幽情，叹世事之无常了。 朱氏辞职后，蒋属意胡适回台继任，在胡一时不能回归之前，指令由李济暂代“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久，“中央研究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推举了三人，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胡适当然地进入圈内。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民国）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按排胡先生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43] 石氏的回忆再次印证，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恰好这时胡适提出回台盖房著书立说，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予以成全，看似违反常规，实则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朱家骅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一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央研究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氏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而中共在大陆发起的“批胡运动”，又促使蒋做出反击的姿态并有明确的表示。如此这般，胡适像当年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一样，顺利坐上了已落草台湾孤岛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头把虎皮交椅。正可谓“时来天地皆助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如此阴阳差错的命运交织，是朱家骅和胡适本人都始料不及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1） [1]田横岛位于山东省即墨市田横镇东部海面公里处。面积平方公里。秦末汉初，齐王田横被刘邦大[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军击溃，兵败率领五百兵士来此栖居。刘邦称帝后，怕其东山再起，谋兵作乱，乃召见田横。田横自知大势已去，为保全岛上兵士，乃辞别海岛西行。至洛阳城三十里处时，因不愿面见、臣服刘邦而自刎。岛上兵士闻讯后悉数挥刀殉节。后人感念其英烈，合葬于山顶并立祠祀之，岛遂有今名。岛上立有一大冢，即五百义士合葬墓，冢侧立有一碑亭，内有史碑，详细记述了田横自刎及五百义士殉难的史实。 田横的历史故事自汉代流传并为国内外人士所称道，明代高丽人郑道曾有《呜呼岛吊田》一诗，诗曰：“晓日出海东，直照孤岛中。夫子一片心，正为此月同。相去旷于载，呜呼感吊衷。毛发吊如竹，凛凛听英风。”此后，清代诗人黄守相、张铪都曾先后题诗田横岛，抒发了对五百义士千秋忠烈的赞美之情。现田横岛为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2]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3]任继愈《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载《南开史学》，1983年1期。 [4]2009年3月12日，罗筱蕖给岳南的信。 [5]王汎森《逯钦立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载《新学术之路》（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 [6]逯钦立携家人来到当时号称“解放最早的先进地区”——东北师范大学之后，学校的一切政务由来自老解放区的革命功臣掌控，作为中央研究院出身的“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逯钦立，落入这些革命功臣之手，矛盾也就不可避免了。逯来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就遭遇了“批胡运动”，由于他无法隐瞒与胡适、傅斯年的关系，立即成为批斗打击的对象。接下去的一系列运动，逯更是在劫难逃。“文革”爆发后，逯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的“一面白旗”和“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据罗筱蕖回忆，有一段时间,逯钦立每天晚上都在家中独自练习弯腰低头，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此等情形，著名学者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曾作过详细介绍，因大多数教授没有弯腰的经验，一旦被揪上“斗鬼台”，在连续几个小时的弯腰批斗之后，很容易体力不支、头晕目眩而倒下，而一旦倒下，就被认为是对抗革命和故意捣乱，招来的是一顿更加残暴的毒打，许多教授正是因为支撑不住倒下后被活活打死在“斗鬼台”上或台下。鉴于这一血的经验教训，当时全国范围内大多数高校教授都在家中悄悄地练习低头弯腰的本领，以尽量在“斗鬼”时坚撑而不倒下，以保住性命。或许，正是由于逯氏的过硬弯腰本领，才侥幸没有死在“斗鬼台”上，但他最后还是没有闯过“文革”这道鬼门关。 关于逯钦立之死，据他当年在李庄的北大研究所同学、后去台湾史语所的周法高于1983年回忆说：“两年前我应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邀请出席中国的青铜时代讨论会，曾经间接听到出席该会的张政烺先生说：逯钦立在不久前四人帮打倒以后，听说他的《古诗纪补正》这部大书可能付印的消息，就高兴得不得了，当夜就发病死了，大概是兴奋过度的原故吧！”在这段注释中，周法高又说：“我在续伯雄译的《苦海余生》三四○页，也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尔又说，但是奇怪的还得数毛泽东去世及四人帮被捕之后，这种压力减除而发生的事，到那个时候，紧张才显露出来。他有几位朋友太高兴了，所以出门开怀畅饮而得了脑充血。还有一位朋友笑得太厉害，变成了歇斯底里，以至于几个礼拜都哈哈大笑而无法停止。”（周法高《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载台湾《传记文学》第42卷第1期、第2期，1983年1月、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2） 《苦海余生》的作者所言基本符合实情，在那个“众生颠倒”，人妖不分的年代，一旦政治高压突然减除，高度紧张的神经大幅度放松，很容易让人乐极生悲，不幸之事也时有发生。据知名作家兼诗人晨曦（王洪曦）说，他当年在济南劳改农场当武警干部看犯人时，与好友穆青（张安祥）在劳改队遇到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兼现行反革命分子”。这犯人乃济南一所学院的一老教员，也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其人性格内向，整日沉默寡言，一门心思鼓捣学问，不喜与别人打交道。“文革”即将结束时，老教员被释放回家。忽一日，这老教员接到省里一家出版社要出版自己著作的一封信，兴奋得开怀大笑，结果一下子变得歇斯底里，以至于哈哈大笑不止。同事和家人开始也跟着笑，但越来感到老教员的嘴巴和两边的肌肉不太对劲儿，遂将其按于床上，轮流用手捂住老头的嘴巴，但老家伙仍大笑不止。后来一老同事（其女儿是著名作家，后嫁给了晨曦）想出救治办法，索性到地里挖了一个生地瓜塞到对方嘴里，但老头仍摇头晃脑，口鼻并用发出“呜呜”之声，闻之如同茫茫夜色中草原荒野低沉的猿啼。如此三日，前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家人不堪烦忧，在几位要好的教授指点、鼓动下，按照古代小说《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例子予以治疗。恰在这时，晨曦去会女朋友并闻讯来到了这位老教员家中探询。众人一见，便让晨曦具体操作，晨曦推让半天，最后决定一试。只见晨曦脱掉上衣，学着当年胡屠户的样子，双腿呈八字步，抡圆了手臂，照准老爷子的腮部“啪啪”就是几个响亮耳光。但老教员只是眼里流出泪水，嘴巴仍狂笑不止。几天后，已无人形的老头开始大笑着以头撞墙，未久死去，算是世间少有的真正一个含笑赴九泉的人了。（2009年10月3日，晨曦在济南玉函路武警宿舍4号楼1单元202室对岳南与书法家郭培玉、著名作家石舒波、陈士贤讲述） 又据逯钦立之子逯弘捷说，一位在长春师大与逯氏友善的教授，约请几位劫后余存的好友出门喝酒，因高兴过度，在开怀畅饮中突发脑溢血砰然倒地，死在饭桌旁。另一位好友接到出版社发来的信函，告之形势突变，积压在出版社十几年的大作马上付梓开印。惊喜异常，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员抓起家中仅存的半斤红烧老白干一饮而尽，未久，酒性发作，如烈火烧身。仍处于亢奋状态不能自制的老教员索性骑上家中唯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部位吱吱叫唤的破旧自行车，一路急蹬来到郊外一个清澈的池塘欲游泳沐浴，以消除心中翻腾飞卷的欲望之火。想不到刚扒掉上衣，一阵强风吹过，老教员头脑晕眩，双脚如轻云升空，身子一斜，两手一张，嘴张成鸡蛋形，“扑腾”一声栽入池中，溺水而亡。（2010年4月2日，逯弘捷携岳南赴山东巨野逯氏老家查考家谱时，于大义集逯氏祠堂中讲述） 另据逯弘捷说，周法高所说逯钦立去世年龄有误，逯氏殁于1973年，此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死因的确与出书有关。但出的书不是《古诗纪补正》，而是《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遥想当年，傅斯年在李庄为逯、罗二人做媒时，面对罗氏家族对逯钦立人品、学问的“查询”，傅颇为自信地致信罗伯希说过这样一句话：“彼于八代文字之学，造诣甚深，曾重辑《全汉晋六朝诗》百卷，用力之勤，考订之密，近日不易得之巨篇也。惜此时无法在后方付印耳。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傅斯年所说的这部大书，就是逯钦立自1940年开始整理、考证、编纂的长达一百三十五卷的皇皇巨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此项工作随着逯氏携家颠沛流离，直到1964年方得以完成，历时24年。稿成之后，被上海中华书局要去准备出版，不久“文革”爆发，出版事宜中断，眼看着“盖棺有期，出版无日”（陈寅恪语），望眼欲穿的逯钦立深受打击，精神几乎崩溃。到了1973年，中国掀起了“批林批孔”热潮，这股热潮意外给逯的出版事宜带来了转机，北京的中华书局将上海方面已退回逯钦立手中的书稿再度索去表示要付梓印刷。但书稿寄出后，编辑部很快又将稿件退回，并致函逯氏，说此稿可出版，但“需对书稿动大手术，要按马列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处理、评价六朝诗文；要根据朝代顺序来编排诗文序列；要突出妇女半边天的地位，把女诗人放在前面”。（2010年2月3日，岳南采访逯氏家人记录）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3） 逯钦立接到书稿后，望着倾注24年心血，耗费了自己整个青春岁月的生命结晶，不知如何是好。若按编辑人员所说修改，有违学术精神和文化良知；若硬挺着头颅不改，则真的是“盖棺有期，出版无日”了。在两难抉择中，逯氏陷入了极度痛苦与矛盾中，精神一度恍惚。时逯钦立已有了6个孩子，家中生活拮据，长期不能维持温饱，严酷的气候，猛烈的政治风暴，加之连续不断的批斗和身心折磨，身体极度羸弱。在书稿退回的第四天，逯钦立于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灵煎熬交迫下，在校内组织的一个会议途中，突发脑溢血与心肌梗死症昏倒在地，未及抢救即去世，时年63岁。 当逯钦立这部大作出版之时，已是1983年的事了，逯生前没有看到自己的成果问世。当年曾向他未来的岳父家保证——“一俟抗战结束，此书刊就，逯君必为国内文学界知名之士无疑也”的傅斯年，同样是未见书而身先殁。哀哉！ [7]陈雪屏《北大与台大的两段往事》，载台北《传记文学》1976年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8]《傅斯年校长的声明》，载台北《民放报》，1949年7月14日。 [9]赖泽涵、许雪姬《彭孟缉先生访问记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第五期，1994年6月。 [10]《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1]朱家骅《忆傅孟真先生》，载《台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12、13、14、15]俞大綵《忆孟真》，台湾《傅斯年全集》，第七卷，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16]《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1992年出版。 [17、19]于衡《以身殉校的傅斯年》，载台湾《革命人物志》，第十三集。 [18]李万居是台湾云林县人，早年留学法国，是当地土著反蒋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被在野人士称为云林县“民主圣火”的创始者,在台湾民主动发展史上曾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等台籍议员，并称省议会“五龙一凤”，这个小团体和雷震等人筹组台湾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开始在台湾兴风作浪。 [20]朱葆瑨《永远活在学生心中的傅斯年校长》，载《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下同。 [21]台北《传记文学》，第22卷，第5期，1973年。 [22]《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见1950年12月21日条。唁电为英文：lnMengchen'spassing,ChinalosthermostgiftedpatriotandI,mybestfriend,critic&defender.……据《傅故校长哀挽录》，正式唁电中，passing一词改作death。 另，傅斯年的死讯，胡适当天即已得知，他在1950年12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天下午四点半，宋以忠夫人（应谊）打电话来说，AP报告傅斯年今天死了！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损失！孟真天才最高，能做学问，又能治事，能组织。他读书最能记忆，又最有判断能力，故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上的研究成绩都有开山的功用。在治事方面，他第一次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二次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第三次代我作北大校长，办理“复员”的工作，第四次做台大校长，两年中有很大的成绩。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4） 国中今日何处能得这样一个天才最高的人！他对我始终最忠实，最爱护。他的中国学问根柢比我高深的多多，但他写信给我，总自称“学生斯年”，三十年如一日。 ……（《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除了这段记录，与傅斯年过从甚密的胡适直到两年后，才写了两篇纪念性文章。一篇《〈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另一篇是于1952年12月20日在“傅孟真先生逝世两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胡在讲话中说明了两年来没有写纪念文章的缘由，“实在是因为我与孟真的感情太深，拿起笔来就有无限的伤感，所以纪念的文章总是写不出来”。（《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载《胡适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以下引文同。）在简短的两篇文章中，胡适提醒尚活在人世者，傅斯年的去世，使中国丧失了它最忠实的爱国者与一位能继往开来的伟大学人。特别提到无论在什么地方，傅斯年都是一个力量，并发挥其领袖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我总感觉，能够继续他的路子做学问的人，在朋友当中也有；能够继续他某一方面工作的人，在朋友中也有；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到处成为道义力量的人还没有。所以他的去世，最我们最大的损失。”胡适对傅氏的这个评价大体是不差的。 [23]《竺可桢日记》，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24、19]《陈寅恪集·诗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25]《东海倒坐崖》，载《霜红龛集》，卷三，（清）傅山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傅青主写此诗时，明末抗清将领郑成功已率部进守台湾，诗中“一灯续日月”之“日月”，隐喻“明”，整句喻大明王朝尚余一脉。“田横”，指齐王田横，此处喻郑成功。“不生不死”，指清顺治十年（1659）郑成功率部围攻南京功败垂成，遂退据台湾孤岛。这一行动，实际等于放弃了反攻大陆、恢复大明王朝的军事努力，故当时遗民特别是反清复明志士颇为失望。郑成功反攻大陆无望，故曰“不生”；台湾尚可固守图存，是谓“不死”。陈氏以郑成功喻蒋介石、傅斯年等誓要“归骨于田横之岛”者，同时也是对台湾政局最终将走向何处的感叹。 [26]傅斯年死后，与他有关的大陆亲属未久即遭灭顶之灾。1966年5月23日，傅斯年的侄子傅乐焕在北京陶然亭跳湖自尽。 1947年春，独自留在李庄养病的傅乐焕病情好转，遂一人乘船返南京，进入史语所继续工作。同年，傅乐焕获得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向史语所请假，赴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进修，主要从事藏文、波斯文、政治经济思想史、欧洲中古经济史及中古近代史大纲和学习与研究，后获博士学位。 傅斯年抵台后，曾多次致函电召其在英学成后赴台湾大学或史语所就事，但傅乐焕认为国民党不足以成事，而共产党才是值得信赖的，遂断然拒绝了傅斯年的邀请，于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自由幸福的大陆。傅回返后，先在中科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员，1952年调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授、副主任。其间与学术大师陈垣的侄女结婚，并陆续生有三个女儿。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5） 1966年，当“文革”风暴到来之际，傅乐焕作为首批“反动分子”被批斗。这个劫数除了学术上“反动”外，更因为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跟随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学习、工作。风云骤起，傅乐焕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陆的特务”、“潜伏在人民内部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府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在连续的批斗、关押、逼迫交代与残酷折磨中，傅乐焕身心痛苦至极、哀伤至极。在走投无路，生不如死的凄惨境况中，最终踏上了死亡之路。 在一个漆黑之夜，傅乐焕悄悄摆脱造反派们的监视，从关押的一间小屋逃出，直奔早已设定好的目的地陶然亭，钻入湖底。 第二天，傅乐焕的尸体漂出湖面。中央民族学院去收尸的人后来说，他们看到，傅乐焕的尸体在湖上浮起时，面朝下，是趴着的。当时在北京流传着一种说法，凡投水自杀的人，当尸体浮起时，女的仰着，男的趴着。傅乐焕的例子符合这一说法，因而断定是投水自杀。 就在傅乐焕投湖自杀之前,他的堂弟傅乐成随傅斯年赴台，任教于台湾大学，未及婚娶即病逝孤岛；其妹傅乐淑则远走美国。因了傅斯年与乐成、乐焕、乐淑的亲属关系,整个傅氏家族开始了一场劫难。傅斯年族叔傅昕安，在国民党撤退台湾时正在重庆政府部门工作，已买了赴台的飞机票，但傅斯年来信说：“先别动，我还要回来，到时候再决定行止”云云，结果未能走成。其结果是被新政权权先当做旧人员改造，后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打成右派分子，发配到中科院北碚柑橘研究实验基地劳动改造。傅斯年族弟傅斯彇原为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没有随傅斯年迁台。新中国成立后，于改造旧人员运动中被发配到安徽蚌埠治淮委员会工作，反右运动开始，因与傅斯年的关系被打成右派分子，强迫退职，遣返原籍聊城。其时傅氏家族故宅“相府”早已被当地政府没收并改为汽车运输公司，傅斯彇家人租住别人一间小屋栖身。因政治与经济双重压力，返乡的第二年去世，死时年仅54岁，撇下五个孩子，大的13岁，小的仅1岁。当这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皆受到社会挤压和迫害，老二傅乐铜1968年到济南军区当兵，两个月后被退回，后又差点打成反革命分子。傅斯年族侄、南开大学毕业后随东北招聘团进入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工作的教授级高工傅乐昕，因与傅斯年的关系，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戴帽下放灵山农场劳动改造，历尽苦难。“文革”中傅斯年母亲在重庆歌乐山的坟墓被炸开，其母的头颅被造反派倒上洋油挂在树梢点了天灯。傅家的祖宅被推倒砸掉，庞大的院落成为瓦砾遍地的废墟。至于傅氏家族聊城受清朝皇封占地120亩的墓地——傅家坟,被毁于一旦。大清开国状元傅以渐作为“地主阶级的头子”与“台湾特务、反革命分子傅斯年的祖师爷”，其墓被红卫兵用烈性炸药炸开,劈棺抛尸。未久,整个傅家坟近百座墓葬全部被刨开,在抛棺扬尸的同时,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最后连牌坊、石碑、神道及道边的石像生、皇帝御赐碑文等全部炸毁捣碎,傅家人甚至与其沾亲带故者，自此作为臭名昭著的“五类分子”,披枷戴帽,或拿入大牢，或被镇压，或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改造。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6） 然而，傅氏家族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去世后没有一片入骨之地。傅斯年夫妇生前颇为喜爱并期望甚殷的儿子傅仁轨，因国内战乱和台湾动荡不安，自赴美后再也没有返回故国，只身在美国求学与工作，其间受美国兴起的“嬉皮士”风气影响，不幸染上恶习，学业荒废，穷困潦倒，一生未婚，令人扼腕。 傅氏家族后辈中还有一位特别值得一提的优秀女性，这便是傅斯年侄女、傅乐焕之妹，与傅仁轨同年赴美的傅乐淑。傅乐淑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抗战爆发后入西南联大化学系，后转历史系。1943年在昆明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史学部，1947年6月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取山东省公费留美就读斯坦福大学。1949年山东省国共政权更迭，经费中断，获芝加哥大学资助后转芝加哥大学就读，1952年获得该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后旅居美国，先后任教于南加州大学、中密歇根大学、匹兹堡都昆大学。 自1978年至1986年，傅乐淑曾几次回国探亲并到北大、中央民族学院、内蒙古大学等高校访问故旧、作学术交流。虽终身未婚，独处异域五十余年，傅乐淑依然心向故土，挂怀祖国的教育事业，除了像傅斯年一样想方设法资助亲属中的子侄辈及其子女到海外留学或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还于1999年从微薄的积蓄中捐献四万美元，在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春晖”、“花萼”奖学金，每年资助蒙、藏、满、回四个少数民族各两名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子。另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与金钱购置的藏书先后捐赠国内高校(1999年捐赠《清实录》一套53册）及内蒙古大学（2000年、2005年分两批捐赠给内蒙古大学共1300余册中外文图书）。 傅乐淑初治元史，后兼治清史，并曾专注于清初中西关系史，在海内外有影响的著述十几种之多。1995年，傅乐淑自费在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她的一部旧作《元宫词百章笺注》，并列入“清慎堂丛书·射集·初集”。对这部集子的命名，傅乐淑在“后序”中曾作过这样叙述：“清慎堂者，聊城傅氏之书屋也。三百年前傅氏盛时有一府邸，中有书屋，名清慎堂焉。堂有宝焉，右军之常侍帖也，凡四十五字，有开元年间牛仙客等题跋。清慎堂久已圯矣，傅氏子孙离乡背井百余年矣，仍用清慎堂三字为傅姓人著述之名者，师周公谨自称齐人之意。”又说：“《清慎堂丛书》有礼、乐、射、御、书、数六集。礼集乃傅姓人所撰之书；乐集乃傅姓人所译之书；射集乃傅姓人所注之书；御集乃傅姓人所编之书；书集乃傅姓人所辑之书；数集乃傅姓人所述之书；各有数种。《元宫词百章笺注》乃射集之第一卷，暂称初集。”这段叙述除了印证傅氏家族自大清到民国“傅胪姓名无双士，文章开代第一家”的辉煌，还表明这个家族延续到傅乐淑一代，诗书之家优美的家风尚未荡尽，文化香火并未灭绝，只是以另一种方式在民族刀光火色的衰微中艰难延续。 关于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经过，傅乐淑作了如下叙述：“这本笺注是我在国立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作硕士论文时写的，我的论文题目是《元代斡耳朶生活考》，宫词笺注是论文的附录，但因在报端陆陆续续地印了（南按：曾在《禹贡》周刊和《经世日报》发表过一部分），缴论文时便把附录略去。我的论文一共抄写了三份，全缴给了考试委员会了。考试及格后，我便匆匆出国了。四十年后重回母校，希望能找到我的论文，准备整理一下，予以发表。不幸我因流落异国，功不成，名不就，万分潦倒，学业荒疏久矣，岩穴寒士之旧业，不为母校重视，竟将当日所呈之三份论文皆当作废纸弃之久矣。我回北大三次，交涉良久，始终未能找到自己的心血。言之心痛！论文亡矣，论文之附录因曾已发表于报端，尚可收回一部（此稿仅印过一部分，我因出国，便停止投稿了），现在勉强把四十年前的文章补全，此乃敝帚自珍，留此以纪念抗日期间断齑画粥时代的一点读书成绩。” 南渡北归：离别（第二章浮海说三千弟子）注释（7） 从论文研究课题和附录内容可以看出，傅乐淑与其兄傅乐焕研究领域几乎相同。傅乐焕的《辽代四时捺钵考》论文和《捺钵与斡鲁朶》一书，曾名重一时，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至今尚无人超越。傅乐淑在这个领域是下过一番苦功的，而兄妹二人研究道路的相同绝非偶然，当与傅斯年的指导或指令有关。事实上，假如不是傅乐焕于“文革”一开始投湖自尽，傅乐淑流落异邦而难以施展更大抱负，这对兄妹的学术成就比现在人们看到的要大得多。但仅所见成就，亦从另一个侧面显出傅斯年学术眼光的独特和深邃。只是傅乐兄妹生不逢时，最后落了个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云“今日吾侪皆苟活”的悲怆结局。悲夫！ 2003年，傅乐淑病逝于美国加州。根据“叶落归根，魂归故里”的遗愿，2004年7月，傅乐淑侄子、在美国的傅翔奉骨灰回国，遵照遗愿，葬于聊城傅氏祖茔。 [32]《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1994年出版。 [27、29、35、32]《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28]《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0]转引自陈漱渝《飘零的落叶——胡适晚年在海外》，《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 [33、34]周质平《胡适的黯淡岁月》，载《东方》，1994年3期。 [36]早年曾得过美国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并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进修的湖南人朱经农，归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湖南省教育厅长、中央大学教育长、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等职。1948年年底赴美。关于朱在美国的遭遇，胡适有过如下记载。1950年5月22日：“朱经农来谈。经农说，他曾写二十封信向各大学找事，十五处回信没有事，只有五封信说信已转经主管学系，如有需要，再写信通知。此事使我感叹。”1951年3月9日：“从Princeton[普林斯顿]回寓，已过七点，看了许多来信，其中一封是朱经农三月六日的信。到了十一点，忽得朱庭祺夫人电，说，经农今天下午心脏不济，就死了！极惨极惨。经农天性最忠厚，待人以诚，爱国爱人，忠于所事。去年东来，竟无以为生！最近始得FCA[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资助，在Hart-ford,Coun.[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的SerninaryFoun-dation[神学院基金会]安居读书。岂料今天我刚看他的信，他已死了。我同经农在中国公学同学，又在中国新公学同事，四十五年来，我们的友谊从没有间断。”（《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7、40、43]《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纪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8]《胡适年谱》，耿云志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胡适致陈之藩》，载《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41]《蒋介石年谱》，第378页，李勇、张仲田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李宗仁回忆录》，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1） 1949年2月初，即北平和平解放后几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吴晗、钱俊瑞等人接管了北京大学。继而，吴晗又以北平市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了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至时，整个北平最重要的三所国立大学已完全握于中共的掌心。 这年5月，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所属文化接管委员会决定，北大、清华、师大等三所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以委员会为学校最高领导机构，主任相当于原来的校长之职。北大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汤用彤，一批亲共教授如许德珩、钱端升、曾昭抡、袁翰青、向达、闻家驷等六人，另加讲师、助教和学生代表各一人共九人为常委。北大的教务长是曾昭抡，秘书长郑天挺，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理学院院长饶毓泰，法学院院长钱端升，工学院院长马大猷，农学院院长俞大绂，图书馆馆长向达。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主任叶企孙；常务委员有陈岱孙、张奚若、吴晗、钱伟长、周培源、费孝通、樊恭僬（助教代表）、吕应中（学生代表）。教务长周培源，秘书长陈新民，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叶企孙，法学院院长陈岱荪，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农学院院长汤佩松，图书馆馆长潘光旦。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任为毛泽东早年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历史老师、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随着三校高层领导班子重组，北平教育界算是揭开了改朝换代后崭新一页。而这一页书写的第一个篇章，就是炮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 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日，吴晗奉中共高层之命派人劝胡适留在北大不要南飞，但胡适没有听从这位即将在中共阵营中蹿升发达的前爱徒的劝说，毅然登机南行。到达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胡对人多次提起自己曾说过不止一遍的话：“吴晗可惜，走错了路。”此话传入吴晗耳中，吴颇不以为然，认为这位前老师脑子灌水，老糊涂了。当北平地覆天翻，半壁江山易主，蛰伏在西柏坡一间黑屋里的吴晗露出头来，在乍暖还寒的阳光照耀下，以接收大员的特殊身份，气宇轩昂地接管、掌控了北大、清华局势时，大有飘飘然羽化登仙之感。面对北大红楼那斑驳的墙舍、老态龙钟的身影，正在羽化途中的吴晗蓦然回首往事前尘，越发感到胡适南飞是典型的狗坐轿子——不识抬举，是真正的“走错了路”。 对于“走错了路”的胡适，中共方面鉴于他那巨大的存在和影响，仍希望其回心转意，一头扎进自己的怀抱，最好是以翻然悔悟的形象，做含泪趴伏状轱辘到自己的套内。于是，中共采取双管齐下的战略对其进行两面夹击，具体操作方法是：一、继续派人通过秘密渠道做胡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公开讨伐，施以颜色。而以公开声讨为主，暗中动作为辅。决策既定，立即施行，时年70岁的白胡子老头陈垣（字援庵），在炮火声中蛰伏了一阵子之后，随着风声渐息，再度出山，披挂上阵，于花落春去的北平照准“胡走狗”的屁股打响了第一枪。 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出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信中道：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 ……当我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惆。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得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海里开始起了疑问。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2） 在兜完圈子之后，陈垣毫不犹豫地扣动了端在手中很久的二十四响驳壳枪的板机，一串子弹喷射而出： 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我现在很挚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在民国后期的学术界，就纯粹的史学而言，堪与陈寅恪较劲匹敌者，陈垣算是一位。作为一个药商儿子的陈氏虽没有受过正规史学教育，但靠自己的勤奋，著作宏富，成就斐然，在中国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及历史文献学等领域皆有开创性贡献，成为世界闻名的史学大师。20世纪20年代初，陈垣就被公认为与王国维齐名的世界级学者。1922年胡适曾断言：“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而“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1]1933年4月15日，前来中国访学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离开北京时，对前来送行的陈垣、胡适等学术界名流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其中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2]自30年代中期以后，陈垣与学界异军突起的陈寅恪并称为“史学二陈”。正是鉴于陈垣既是稀世罕有其匹的史学大师，又是辅仁大学校长，胡适于解放军围城的逃死之际，想到的第一个人不是陈寅恪而是他。出乎胡氏意料的是，陈垣拒绝邀请，没有随其南飞，继续留在北平做他的校长。尽管此前胡、陈交谊笃深，且在五个月前还信函往还，但五个月后，陈垣竟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如此痛快、绝情地与“我的朋友胡适之”决裂，说明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世道人心已发生了巨大裂变。 6月18日，在美国的胡适首次见到了陈垣的公开信，这是由友人送来的英文杂志FarEasternBulletin（《远东通讯》，第2卷第22号，香港1949年6月4日）转载的《人民日报》信文内容。胡适眯着眼睛呈微笑状粗略阅毕，第一个反应是“其第一段引我给他最后一信的末段（'48），此决非伪作的。全函下流的幼稚话，读了使我不快。此公老了，此信大概真是他写的？”[3]6月20日，胡适细读了陈垣公开信英译本，“更信此信不是伪造的（？），可怜！”[4]6月21日，胡适从6月15日的《华侨日报》上读到这封公开信的中文本，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载：“我读了更信此信不是假造的，此公七十岁了，竟丑态毕露如此，甚可怜惜！”[5] 尽管胡适在情绪上认定此信就是陈氏所写，但在心理上又不愿承认，而从情理上推断，陈氏的思想转变也没有如此快捷，因而对于信的真伪，胡适又在心中打起鼓来。到了6月24日，胡适又找来公开信的中文本，仔细阅读琢磨后，在日记中载道：“我今天细想，陈垣先生大概不至于‘学习’得那么快，如信中提及‘萧军批评’，此是最近几个月前发生的事件，作伪的人未免做得太过火了！”[6]为了彻底查明此信的真伪，胡适还找来对陈垣熟悉、时正在美国的另一史家蒋廷黻，两人商讨后的结论是：“均疑陈援庵的公开信是他先写了一信，共产党用作底子，留下了一小部分作‘幌子’（如第一节），另由一个党内作者伪造其余部分。”[7]这个猜想基本上是最后结论，但对于善于考证且无证不信的胡氏来说，心中仍不踏实。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批胡运动悄然兴起（3） 经过大半年的疑虑与思考，证之对中共新政权形势发展的个人观察，1950年1月9日，胡适下笔写就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予以发表。文中道：“……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我的答复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针对公开信的内容，胡适拿出自己擅长考据的绝招，从文字语言的形式和句子的语法结构、信文内容露出的漏洞、过失，及所谓宣传色彩三个方面，不厌其烦地举例归纳，强调此文是“改写”和“伪造”的。最后，胡适得出结论：“这封《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最可证明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学术思想自由。”[8] 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作了详细交代。刘文说：“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9] 继此文之后，直接当事人刘乃和于1994年又发表一篇《陈垣的一生》长文，对这段公案披露道：“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澜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10]二刘所言此信的出笼经过大体可信，只是对陈垣当时内心的探究较少，外人很难窥知陈氏真正的心理动态。信中提到的范文澜就是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见到的那位号称头号马列理论专家，时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陈垣找范文澜修定此信，除了两人过去有一段交情，显然的是怀揣向中共靠拢、表决心的算盘，其复杂的内心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陈氏这一步棋在当时的形势下，似是走对了，由于率先对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打响了隔海第一枪，尽管只打到屁股上，没有击中命门，令其当场倒地而亡，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和好感。后来，陈垣又经过一连串的杰出表现与锲而不舍的向党靠拢，终于在79岁的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了却了一件终身夙愿。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1）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膺服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 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11] 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老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12]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2）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3]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 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原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和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西游记》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跳出了如来佛的手掌心，蹦到了美利坚的国土上，但“人还在，心不死”，阴魂不散，精神的幽灵仍在中国大陆花果山水帘洞中徘徊，并在一帮徒子徒孙心目中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巨大感召力。只有先把胡适这个学术界的精神“教主”撂倒在地，压于五指山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才能对满脑子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产生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也才能在新的天地里树立革命的、共产党的、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谋远虑，继陈垣打出第一枪之后，批胡运动的号角在九州大地开始吹响。 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未久，此文又在《人民日报》与《中国青年》等报刊转载——这是胡适离开大陆，继老友陈垣首次向他射击之后打出的又一发子弹。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3） 胡适一生情人多多，恋情不断，风流韵事遍及中外，且还造成一个表妹曹诚英因爱生怨直至出家为尼的悲怆结局，但算在他名下的只有江冬秀一个夫人。江冬秀生有三个孩子，其中一女早夭，长大成人者为长子胡祖望（思祖），得名于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胡适对这位美国洋老师的敬重情，更深含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当胡适最后一次由大陆赴美时，他的大儿子胡祖望已在美国工作、生活。而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胡思杜却鬼使神差地拒绝随父母南飞留在了北平，不久即被新生的中共政权从图书馆弄出来，送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改造。 关于胡适一生教育老婆与栽培儿子的故事多多，可惜并不太成功，夫人江冬秀除了在麻将桌上广显神通，成为大牌的“麻将名星”，连写一封家信的能力都不具备，如此思想才能要为儿子树立榜样，如同天方夜谭。早年的胡适曾说“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14]又说:“思杜是我创造的”，意思是说中国应该选择杜威的哲学理论指导实践，并要一代代“思杜”下去。胡适对儿子如此命名，既是思念杜威老人，更是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的期望。但他没有想到，这个儿子竟在大地陆沉、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15] 胡思杜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中宣称：自己刚被送入华北革命大学时，仍认为父亲“作恶无多”。但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个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使自己翻然猛醒，自己的父亲原来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元，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又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对此，胡思杜表示，除了在思想上划分敌我，还要在个人感情上划分敌我，即与胡适脱离骨血相连的父子关系。 胡思杜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电讯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如《纽约时报》等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就在胡思杜文章发表的三天之前，即9月19日，美国出版的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发表了胡适花费四十天工夫写就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文章主要论述决定中国和亚洲命运的是两个历史事件，即张贼学良弄出的那个西安事变和美英苏三个邪恶轴心搞出的臭名昭著的雅尔塔密约，而这两件大事使共产党得到喘息并从中渔利，最终导致了国民党丢失了大陆江山。胡适在文中不乏替国民党台湾当局“说话”与开脱之意，真正动机如他给傅斯年信中所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给ForeignAffairs，十月号发表，题为ChinainStalin’sGrand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不是像Acheson等人说的毛泽东从山洞里出来，蒋介石的军队就不战而溃了，我要人知道这是经过二十五年苦斗以后的失败。这段二十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纲挈领说一次的……”[16]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4） 因了胡思杜的战斗檄文以及表示脱离父子关系的声明，胡适的《斯大林征服世界战略下的中国》一文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报刊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评头论足。胡适面对儿子措辞激烈的言辞，不相信自己亲手抚养长大的“小三”会作如此说。同前些时候他不相信老友陈垣会对自己射来锋矢一样，他认为此举仍是共产党耍的布袋戏，故意蒙蔽大众和对胡适本人施行刺激，以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对此，胡适在24日日记一条剪报旁加了如下两句话： 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得我发表长文的消息之后的反攻。[17] 不管如何猜测，这个被胡氏夫妇称为“小三”的儿子确实成了新闻人物，当胡思杜与老胡适决裂的电讯传遍美国的同时，自然地传遍台湾。1950年9月23日，台湾《中央日报》第二版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电：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报》发表一文，斥其父为“反动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关”。胡思杜刻在北平，他声言和他父亲脱离关系，因为胡适是“人民的敌人”。 消息刊出，立即在台岛引起轰动，胡适在台的一些朋友闻讯大为惶恐，生怕胡适受到国民党密布海外势力的打击或暗算。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的傅斯年迅速作出反应，与胡适一样认为胡思杜的言论不是出于本心，乃是共产党胁迫或蒙蔽的结果。为维护胡适父子的声誉并顾及胡适本人的政治处境，傅以胡适手下“斗士”姿态，于9月29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声明，就他所知胡思杜的情况及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胡思杜解脱，谓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不成，尚属天性淳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最后，傅斯年说：“共产党对于不作他们工具乃至于反对他们的教育界中人，必尽其诬蔑之能事。《大公报》上这一文，也不过一例罢了。陈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极其悲惨的命运中。因为不能出来，别人代他写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18] 胡思杜的檄文是否出自他自己的意愿和本人之手，或是他人强迫、代笔与修改，已无从查考。可考的是，此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这是一个山雨欲来，海啸突至的信号。随后，相关机构发动北大文法两学院讨论“胡适思想问题”，并主使中文、哲学、史学、图书馆四个系科联合举行“控拆会”，由俞平伯、杨振声、顾颉刚，以及自称与胡适有过七年以上交情的汤用彤、朱光潜等人“带头控诉”。随着倒胡、骂胡的巨浪翻转升腾，胡适过去的同事、朋友、学生等大小知识分子在惊悚之余，见风使舵，纷纷跳将出来揭发批判胡适的“反动罪行”，表示与这条“丧家的，美帝国主义走狗”彻底决裂。未久，中共高层又弄出了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全国高校与科研机构在集中力量对老少知识分子精神“洗澡”的同时，也把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等人拉进来一并洗涮一番。[19]据1951年11月30日香港《大公报》北京通讯发布的消息说，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于11月16日召开第二次委员会议。参加学习的单位，由原定20个院校增至24个院校。另有研究机关如中国科学院、农业科学研究所、卫生部和铁道部的研究所研究人员参加，人数已由3000余人增至6523人。在讨论会上，北京大学汤用彤副校长说：“北大最近讨论胡适的问题，比较深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杨石先主任委员说：“我们已进行讨论张伯苓的问题。由于张伯苓先生有很长一段时间离开学校，一般教师对他不了解，我们找了几位对张了解的人讨论。”又讯：“十一月十四日晚，北京大学汤副校长召集了十三位老教授，座谈北大一贯的主导思想问题。通过老教授们的亲身体验，并着重从历来的代表人物来进行分析的结果，公认胡适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在旧学术界集反动之大成的人物。会上发言热烈，罗常培先生并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批判；特别是向达先生，反映历史系小组讨论时的情况，他们对胡适的学阀作风和反动行为举出许多生动的实例，作了感人的控诉，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南按：时汤用彤已改任副校长，马寅初任校长）同年12月，《新观察》刊发了记者肖离、王真的长篇报道，报道了京津高校6000多名教师参加运动的盛况，其中小标题有“批判胡适、梅贻琦”之语。这篇报道通过媒体的转载传到胡适手中后，胡对此极为重视，在附于日记的同时，又于文中多处加着重号，表示他内心的不服气与无可奈何之情。 只是，此时的中共高层对胡适还存在返回大陆的幻想，于呼呼作响的弹头射出之际，仍暗中派周鲠生、江泽涵等胡适的亲友，从不同渠道劝其返回北京“弃暗投明”。因了这一不为外界所知的缘由，批胡运动在掀了几个波浪之后，于1952年逐渐式微。中共高层在等待胡适回心转意，反水倒戈，但胡适对大陆或明或暗投过去的信息不理不睬，且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协防台湾，蒋介石集团得以保全，在美隐居的胡适心气也提高了不少，越来越坚定地支持台湾蒋介石政权。这一不识抬举的做法，为中共下一轮更加猛烈的批胡运动埋下了伏笔。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1） 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特别是以美国为老大的西方阵营对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封锁与夹击越来越严重的险境，在观望中等得不耐烦的中共高层，决心向胡适重炮轰击，一举将其轰翻在地，同时将残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流毒”全部清洗干净以稳住新生的政权。于是，更大规模的批胡运动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导火索，则缘于一件奇特的由两个“小人物”引发的“《红楼梦》事件”。 1954年9、10月间，有两个分别叫李希凡和蓝翎的“小人物”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红学家，时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研究员俞平伯，看不到《红楼梦》伟大的反封建倾向，等等。毛泽东看到这篇文章后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报》安排转载。想不到《人民日报》的掌门人不明就里，竟胆大包天、稀里糊涂地给予拒绝。随后，李、蓝二人再次发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适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应该彻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泽东重视，认为要想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彻底清除中国人对美帝国主义的崇拜心理，就必须彻底根绝胡适作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响。于是，毛泽东突破红学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壶（胡）地把矛头转向清除五四以来胡适思想余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个大陆各阶层宏大的批壶（胡）、倒壶（胡）、砸壶（胡）、摔壶（胡）等一连串的除壶（胡）运动。 此次批胡运动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扬两位著名“文化班头”与“奴隶总管”（鲁迅语）挂帅，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泽东，从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由郭沫若任主任，针对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思想、历史观等，发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锐的、野蛮的炮火轰击。郭沫若一马当先，采取开会发言、与记者谈话，或亲自撰文等形式对胡适口诛笔伐。这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郭沫若与本报记者谈话，谓：“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观点所引起的讨论，是当前文化学术界的一个重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12月9日，《人民日报》以《三点建议》为题，再度发表了郭沫若于前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谓胡适是：“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是有点像双峰对峙，双水分流”，要求大家通过对胡适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深刻检查，随时警醒”。 郭沫若的轰击通过香港等左派报刊陆续传到美国为胡适所知，胡对郭的做法开始尚摸不着头绪并有些恼怒，后来仔细想想也就明白和释然了。对于郭氏的为人，胡曾对他的助手胡颂平说过这样一段话：“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20]当年郭沫若满怀喜悦之情拿着夹肉的筷子跳起来了，而如今却非常严厉地批判起胡适来。胡适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戏和作秀一样的被热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与当头棒喝。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2） 对于郭沫若的反复和善变，胡适有过若干次亲身领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适改诗》，将胡适在抗战使美时赠陈光甫诗中的一句“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讽刺胡适奉了蒋介石之命，做了国民党的过河卒子。胡适看到这首改诗的文章后自是耿耿于怀，但也仅限于“怀”，尚没有凭借自身的影响和权力进行反击和报复。[21]学术界人士看到的是，这年5月，胡适仍慨然主张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中，且在后来评委会审查中为郭大声疾呼，终使其过关斩将没有落选。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长文《驳胡适〈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一个月后，81名院士选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三无主义”疏证》一文，竟大骂胡适“无耻！无耻！第三个还是无耻！”在此之前和之后，无论胡适为其作如何亲近与大度的表示，因为政治的需要和关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会对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会不识时务地报以好脸色。他以严厉批判的方式表示对昔日朋友的无情，似乎这样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场的坚定，并有可能得到中央当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对跑到美国的胡适以及最高领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态度自是更加理直气壮与豪气万丈。 继郭氏之后，号称正宗的“马列主义史学健将”的范文澜，自然不能落后。在中国科学院召开的批胡大会上，已是62岁高龄的老范头发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当然非借重‘领导文化教育运动’的当今孔子胡适不可，胡适的身价当然可以涨价万倍。也许是日本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聪明，看透这个奴才的不中用。不管两个帝国主义谁愚蠢谁聪明，反正胡适是一个装扮成当今孔子待价而沽的汉奸卖国贼。”[22] 在炮声隆隆、弹片横飞的讨伐运动中，迫于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残存于大陆的“胡适派文人”，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纷纷表态，誓同胡适彻底决裂，并把手中的钢笔或圆珠笔当做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胡适纷纷投掷而去。 同年12月，被鲁迅讥讽为“李天才”的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在《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长篇檄文中，用他那与众不同的“天才”笔法，先声夺人，上来就是一个大问号：“胡适是什么样的人？”紧接着回答：“胡适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说过‘我们宁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罗列了一系列胡适如何混账的“证据”之后，李长之着重指斥胡适“到处贩卖个人主义”，“他把个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认为日本之所以一跃而为‘强国’，‘只因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的努力’。因此，他有‘传记热’。由重视个人而藐视群众，敌视群众，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实，这就是胡适的发展道路”。最后，李长之以他一贯的虚张声势、借以吓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状：“是的，‘短兵相接’了。我们要迎接这个战斗！迎接这个包括自己思想在内的战斗任务！”[23] 战火已经燃起，短兵相接了！作为与胡适最亲近的门生故旧也该投入战场，撕破脸皮真刀真枪地直接展开肉搏，给“当今孔子”胡老师放放血了。向来受到胡氏宠爱的入室弟子罗尔纲率先站出来发难，说：“1950年，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线，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分界线。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线，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线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24]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3） 出生于广西贵县的罗尔纲是胡适众所周知的得意门生，1930年于胡适任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到胡家做徒弟。时胡适已辞却中国公学校长职务，移家北平，出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罗在“适之师家的工作，是辅助祖望、思杜两弟读书，和抄录太老师铁花（讳传）先生（1841—1895）遗集”。[25]此项工作完成后，为考证《醒世姻缘》一书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龄，罗尔纲又协助胡适进行校勘《聊斋全集》各种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后回到贵县老家。1934年，罗尔纲重返胡府，这回胡适没有给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书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偶尔让罗帮一点抄抄写写的小忙。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罗氏开始涉猎晚清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的学术研究，胡适耳提面命，苦心孤诣地栽培。罗尔纲进出胡府前后两次约五年时间，学问大长，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受到业内行家的瞩目。1934年10月，罗进入胡适为院长兼所长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员，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战军兴，罗尔纲先回家乡贵县，后经胡适与陶孟和商量，辗转来到昆明，继之迁四川李庄门官田，在陶孟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专门研究清代军制与太平天国史，经过数年苦心钻研，终成闻名中外的清代军制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 1943年春天，青年罗尔纲应广西桂林文化供应社总编辑钱实甫之约，写了一篇跟随胡适求学问道、师生相处、情谊至深的自传式传记《师门辱教记》，全篇约4万余字，1944年6月由桂林建设书店出版单行本。关于此书因何取名《师门辱教记》，罗尔纲后来有一个专门说明，谓：“这是因为我著的《太平天国史纲》于1937年春出版了，适之师严厉地训饬我偏于太平天国，有背史家严正的立场。那时候，许多太平天国史料还没发现，我也和当时的人们一样以为杀人放火，抢劫掳掠，是太平天国干的。所以我沉痛地感到有负师教与他对我的希望，因把此书叫做《师门辱教记》。”又说：“适之师那天生病在家。我上午7时30分把书送去，到12时下班回家，就接到条子叫我去……他那天是盛怒的，吴晗陪我出来说他听了也惊怕。……当时的情况，我是‘站在适之师面前，默默的恭听他的训斥’，吴晗却是坐在适之师书桌对面的客位，适之师只训饬我一人，并没有对吴晗说。适之师晚上的态度也完全不同了。由于当时认为适之师的教训完全对，我是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名叫为《师门辱教记》。”[26] 罗尔纲所说的这一天是1937年2月21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述： 读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一册。下午尔纲与吴春晗（南按：吴晗）同来，我对他们说：“做书不可学时髦。此书的毛病在于不免时髦。”例如一三二页说：“这种种的改革，都给后来的辛亥时代，以至五四运动时代的文化运动，以深重的影响。”我对他们说：“我们直到近几年史料发现多了，始知道太平天国时代有一些社会改革，当初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如何能有深重的影响呢？” 但此书叙事很简洁，是一部很可读的小史。[27] 仅从胡适这段平实公允的文字叙述，看不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在罗尔纲看来，却是一场足以震撼心灵的风暴。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4） 《太平天国史纲》写于1935年年底至次年4月中旬，是罗氏拖着疲惫的身体，用晚上的时间写成的。因预设此书的读者是中学生，许多烦琐的材料未能用上，一些学术性质的考证也未收入其中。当1937年印出来后，罗尔纲兴冲冲地捧着“大作”送给胡适，本想得到恩师一番赞誉，结果却是当头棒喝。胡适严厉地斥责道：“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中国近代自经太平天国之乱，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你却没有写。做历史家不应有主观，须要把事实的真相全盘托出来，如果忽略了一边，那便是片面的记载了。这是不对的。你又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的影响，我还不曾读过太平天国的白话文哩。”[28] 胡适雷霆震怒，罗尔纲感到“毛骨悚然”，也如醍醐灌顶，懵懂中清醒了不少。后来罗氏在《师门辱教记》中说：“太平天国之役，19年长期大战，毁坏了多少文物，摧残了多少都市和农村，兵灾疫疠的浩劫，生民流离的悲惨，我都搜集有此类史料，我为什么在此书中不作详细的叙述呢？这便好像是有意的把那些残酷的事实掩蔽了。……我这部小书不正成为‘教人革命’的宣传品了吗！至于太平天国提倡通俗文学一事，我只可以说太平天国曾有此种提倡，但却不能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受了它的影响而来。我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正违犯了章炳麟所论经师应守的‘戒妄牵’的信条，也就是违犯了适之师平日教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说三分话’的教训……”最后，罗尔纲说：“适之师教训我常常如此的严切。他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29]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惭愧和感念之情，罗尔纲发奋完成了独具一格的传记《师门辱教记》并得以出版发行。只是好景不长，就在此书印出不久，日军发动了“一号作战计划”中的桂柳战役，桂局紧张，时在家乡贵县的罗尔纲带了一本仓皇来到南溪李庄中央研究院陶孟和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白天继续研究晚清军制，晚上则伏在昏暗的菜子油灯下，将此书再作修改补充，并于“严寒的深夜里把它抄出来”。1945年2月3日深夜，罗尔纲在增补稿的“自序”中深情地说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如果读者们能够得到这个印象，那么这一次重印便不为多余的了。”[30]未久，罗尔纲把修改后的书稿寄往重庆独立出版社总经理卢吉忱重印。 卢原是北大文学院秘书兼文科研究所秘书，与胡适、罗尔纲皆交情深厚，此时正主持重庆独立出版社事务，对罗尔纲这本小书极为推崇，非常乐意促成此事。卢氏接到罗的补充稿后，没有马上排印，而是寄给远在北平的胡适校阅并请其作一短序。胡适看到罗的书稿，颇为激赏，满口应允，但因事务缠身，直到1948年8月3日才在北平把序文写出，除把原稿加序文寄往重庆卢吉忱，还另找人抄一份给罗尔纲。据罗尔纲回忆，胡在附信中称：“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那时我觉得适之师这句话说得太重了，但后来事实表明他的话是真实的。”[31]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5） 胡适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这样说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借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 这是他的狷介，狷介就是在行为上不苟且，就是古人说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古人说“一介”的介是“芥”字借用，我猜想“一介”也许是指古代曾作货币用的贝壳？）我很早就看重尔纲这种狷介的品行。我深信凡在行为上能够“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在学问上也必定可以养成一丝一毫不草率不苟且的工作习惯。所以我很早就对他说，他那种一点一划不肯苟且放过的习惯就是他最大的工作资本。这不是别人可以给他的，这是他自己带来的本钱。我在民国二十年秋天答他留别的信，曾说： 你那种“谨慎勤敏”的行为，就是我所谓“不苟且”。古人所谓“执事敬”，就是这个意思。你有此美德，将来一定有成就。 ……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功夫。 尔纲对于我批评他的话，不但不怪我，还特别感谢我。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的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划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 ……尔纲这本自传，据我所知，好像是自传里没有见过的创体。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的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32] 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当然是美好的，惜这图画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幅因时而易，随时可以按不同意志与思想涂抹的颜料布。当批胡运动到来并呈“短兵相接”之势时，这幅乐趣图中的人物也跟着变形改色了。 为表示对中共的忠心和“批胡”立场，大彻大悟的罗尔纲于1955年抓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千载难逢的契机，毫不犹豫地向昔日的恩师、今日的敌人胡适掷出了手中的投枪。罗氏说道：“人民给我以光荣，我得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使我发生无限的感想。”随着这个感想而来的，是亲身体会与顿悟：大革命失败后，我来到上海，“转学到当时胡适做校长的中国公学去。那时候，我正徘徊在人生歧路上，我选读了一门庄子课程，这一部反动哲学，就首先把我拖到幻灭的泥坑去，使我造成了虚无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不久，中国公学毕业了，我到胡适家去做他的私人书记。我又中了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的毒，也一直支配了我的半生。庄子给我的毒，一句话说完，就是使我不辨是非，使我没有爱憎，使我感到一切虚无，使我成为行尸走肉。胡适反动学术思想给我的毒却是一言难尽”。接下来，罗尔纲列举了胡适流毒的案例与铁证：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6） 他教我写历史必须超政治超阶级，站在“客观”的立场，不偏不倚，方配做历史家。我受了他的欺骗，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便是照他所说的立场写的。胡适看见了这部小书，他还大大冒了火，把我大骂一顿，说我只表扬太平天国的光明面，没有说到太平天国的黑暗面。我当时受了他的骂，不但没有反感，而且以为自己是有违师教。所以到六年之后，我到桂林去，有一间书店要我写自传，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叫做《师门辱教记》叙述这一件事。我为了追求胡适荒诞的客观立场的标准，竟使我多年无法去写我计划中的太平天国史。今天回想起来，当年中毒太深，是到了怎样的地步。由此也就可知我所以把汉奸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与太平天国起义三道革命檄文并列，称曾国藩为反革命的英雄，与革命的英雄忠王李秀成等量齐观等等荒谬的看法是必然的了。 或许，罗尔纲认为仅仅这一“铁证”，尚不足以撂倒胡适思想和理论，于是再接再厉，又相继列举了胡适“为考据而考据”流毒，谓“胡适本人一切考据都是有目的的考据，他自己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但他为了要青年人逃避政治沉埋到故纸堆中去，所以他教人‘为考据而考据’”。但胡适的考据“是从唯心论出发‘大胆的假设’，他解决问题并不是如他自己所说的‘小心的求证’，而实在是‘大胆的发挥’”。又说：“胡适的考据，一般说来都是证据不够的，越是他自命得意之作证据也就越少。例如《醒世姻缘传考证》是胡适自以为得意的一篇考证，他看了现代人写的一部笔记说《醒世姻缘传》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做的，他就提出了假设，从而大胆地去发挥，就作出了结论。严格说来，在这一篇考证中，连一条直接的证据都没有。”[33]再之后，罗尔纲又列举了胡适“超政治超阶级”等荒谬、反动的思想观念，最后终于明白了历史是一种“阶级斗争的科学”，以及党和政府领导的无比正确。谓自己经过各种学习和改造，终于挣脱“胡适思想”的桎梏，被从虚无幻灭的泥坑里拉了出来。 被拉出来的罗尔纲上得岸来，把投枪掷向胡适的同时，也对自己过去的人生进行无情的鞭挞和斥骂，他满含深情地感慨道：“这是如何不同的两个人生呵！一个是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一个是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的人生。两个不同的人生绘出了中国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旧时代里，革命向反革命进行斗争，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参加了革命，反动的知识分子投到反革命的泥坑，而我这样的一个落后的知识分子却变成了行尸走肉；到了今天的时代，在毛泽东光辉的照耀下，只要你要求进步，就连同我这样的一个活死人，也恢复了青春，充沛了生命的力。”[34] 罗尔纲这篇满含革命激情，内容思想均属上乘佳构的发言文稿，以《两个人生》为题，于1955年5月4日《光明日报》发表。此文于五四青年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刊发，充分体现当局刻意策划安排，之间包含着更深层的政治意义。尚未行动或正在观望的其他同类人物，见白纸黑字写过《师门辱教记》的作者罗尔纲，如今亲自赤膊上阵向他的恩师胡适开起火来，并在青年节亮相于广大民众面前，胸中亦“豁然开朗”。同当年罗尔纲在南京尊奉胡思杜为老师一样，胡适的各色门生故旧也开始奉罗尔纲为老师，纷纷举起投枪、匕首向远在大洋那边的老匹夫胡适掷去。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7） 当此之时，胡适的另一个学生、抗战期间毕业于北大文科研究所，对佛教颇有研究的任继愈（南按：后出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按照“老师”罗尔纲的路数，借胡适对禅宗史“研究的谬误”加以指斥道：胡适“为什么在《神会传》中费了这样大的力气把神会捧到九天之上，说他有‘伟大的功勋，永久的影响’？首先，因为胡适在巴黎和伦敦抄回来了一些关于神会的著作，如果把神会捧得愈高，他‘发现’神会的功劳就显得愈大。其次，神会是政客式的和尚，这一点和政客式的‘学者’胡适臭味相投。胡适欣赏‘神会的手腕高超’，‘神会真是南宗的大政治家！’再次，胡适特别佩服神会在佛教争正统的争吵中使用的‘战略、战术’高明，和他的主观和‘大胆’。”又说：“在这些说明里，他所醉心歌颂的只是神会‘有手腕’、‘政治家’、‘大胆’、‘先声夺人’等不顾事实，拨弄是非的手法。这些手法恰恰就是胡适自己一贯采用的考据和研究‘学问’的方法。”[35] 在罗尔纲、任继愈等人的影响和郭沫若等中科院领导人的诱迫下，1955年，时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长的夏鼐，在这年的《考古通讯》第三期发表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一文，文中列举了胡适的多条罪状，如第四条：“垄断材料，囤货居奇，这是反映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恶劣作风。”第五条：“宗派林立，学阀称霸。胡适傅斯年辈学阀，是以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作为地盘的，成为一种排他性的宗派。像军阀一样，他们虽时常打算扩充地盘到别人的势力范围中去，但自己的地盘是决不容他人染指的。这种风气也传染到考古工作中去。” 深受胡适思想和治学路数影响的夏鼐，这个时候可能仍记着胡适教导的“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求实的治学为文精神，在列举了几条罪状的同时，也不忘穿插进几个典型事例加以佐实。如“胡适自己对于考古学是外行的。在他的著作中，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他在《古史辨》第一册中说：‘发现渑池石器时代文化的安特森疑商代犹是石器时代的晚期（新石器时代），我想他的假定颇近是。’（第200页）这不仅表示他对于考古学的蒙昧无知，并且也充分地表现他的买办阶级的崇拜外国人的思想。但是，胡适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历史学上是起着统治作用的，他所散布的毒素是很严重的。”又说:“因为胡适当时通过了他的门徒傅斯年控制了这个研究所”，所以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实用主义考据方法，“在考古学上也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 对考古学是外行的胡适，“只有一条关于考古学具体问题的意见”，可供批判的毒素实在不多，夏鼐就不得不拉上“胡适的打手”傅斯年陪绑。毛泽东早在1949年就已将胡适、傅斯年、钱穆等三人定性为“反动文人学者”的代表，这次夏鼐来个拉郎配，似是一件合情、合理又合“天”的事情。此时在台湾的傅斯年早已登了鬼录，成为不折不扣的、比纸老虎还差一个级别的“死老虎”，夏鼐不再有任何顾虑。为此，夏进一步列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个案加以表明：“例如安阳小屯殷墟发掘的初期，只因为先有了一个‘殷墟文化层是由洪水冲积而来’这一‘大胆的假设’（《安阳发掘报告》第1册），于是便搜罗了许多不可靠的所谓‘证据’来证明这假设。经过了他们的拗曲，层基的夯土成为大水冲积的淤土，夯土的锤痕成为波浪皱纹，柱础的大卵石也认为是大水运送来的，还绘出一幅甲骨漂流冲积图，甚至于一个墓葬中的尸骨，认为‘最可证明这洪水经过的事实’，‘他那张口喊救的样子还可看得出来’。描述淹死的幼童张口喊救，虽觉很生动活现，但宋人的《提刑洗冤录》便已知道生前溺水尸首是‘口合，眼开闭不定，两手握拳’。纵使临死时曾张口喊救，冲进去是带泥的水，不是硬物，溺死后筋肉僵化收缩，一定合口握拳。又如发现了一个刻辞的头骨，先大胆地假设他是麟头，然后由书本中搜集了许多关于麟的材料，一写便是洋洋三万余言的《获白麟解》（《安阳发掘报告》第2册），好像是凿凿可据。后来经生物学家鉴定，这兽头原来是牛头，和麟完全无关。我也知道，原作者后来也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并未认识到这些便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的流毒。”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再掀高潮（8） 夏鼐在文章中所说的《安阳发掘报告》，与后来成为业内笑柄的“殷墟漂没说”、“安阳获麟说”，[36]都是当年李济与董作宾等人亲自发掘并提出的见解，与傅斯年没有直接的关系，与胡适更不沾边。夏鼐毕竟是夏鼐，他既要找到批判的证据材料使文章不至于流于空泛的口号，又要遵照心中的道德观和文化良知，不想佛头抹粪，让李济、董作宾等与此有直接关系的师辈人物难堪，故出此下策，以缓解最高指示和来自郭沫若等人的压力与胁迫，借此应付过关。尽管张冠李戴，但毕竟傅斯年也是自己的师辈人物，且堪称是自己受益终生的良师，夏鼐作此文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可想而知。不过，随着思想“洗澡”不断深入与制度化、长期化、激烈化，许多事情就不是夏鼐所能控制和凭着“聪明”与“和稀泥”蒙混过关的了。在随后的日子里，被钱锺书夫人杨绛称为“洗澡”的人数越来越多，胡适、傅斯年、李济等人在各种场所和报刊不断遭到“愤怒的革命群众”火药味十足的口诛笔伐也就成为必然。透过当时的报刊，可以见出学术文化界在批胡运动中，涉及面之广、之大、之深。如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在批判中历数了自己所属的“南高东大”（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集团，对胡适集团的斗争。说：“这一个集团特别把北京大学一个集团中的傅斯年、汪敬熙当作敌人，眼光很不差，这两人不但是过去学术界的恶霸，而且已经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但在自己阵容里面，也有反革命分子如张其昀其人者。”又说：“在反动政府时代，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而胡适之和蒋匪介石一样，同是美帝国主义的臣妾呢！”[37] 胡适的学生辈人物，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针对胡适提出的历史“铜钱说”，批判道：“我们都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的。而胡适却认为历史是一些彼此孤立、不相联系的个别史实，犹如一堆铜钱，你怎样摆弄，它就被摆弄成什么样子。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不但无规律可言，而且历史的真实性也根本不存在。”[38]在北大历史系召开的一次批胡、倒胡座谈会上，胡适任北大校长时的秘书邓广铭，对胡的学术研究更加细化地挥刀切割道：“试看他搞了好多年的《水经注》问题，而始终只是纠缠在书中某字为戴震所改动，某字为赵一清或全祖望所改动的问题上，既不是要恢复《水经注》的原始面貌，更不是想从此进而研究古代的地理，连赵一清、全祖望等人整理《水经注》的意图尚不能及，谈什么‘大处着眼’呢？”[39]继邓之后，在昆明、李庄时代的北大文科研究所学生张政烺接着起身历数胡适的罪过：“胡适是政客，是反动的宣传鼓动家，从来都不是什么学者……我在北大上学时，本来是瞧不起胡适的浅薄无聊、吹牛皮和政客作风，从来没上过他的课，但在考证小说这一点落后思想上却统一起来了。”[40]见向来与胡适亲近并深受对方厚爱的学生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等辈，都不顾旧情，纷纷站起来，满脸苦大仇深状进行“灭祖”行动，早年毕业于燕大，原本与胡氏没有多少瓜葛，时任教于北大历史系的齐思和，也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于是紧随邓广铭之后又补了几刀：胡适说“商代是石器时代”、“屈原并无其人”。在他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争气”的民族，因之遂得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卖国结论。 见小子辈都争先恐后地向老师抡起了铮铮铁拳，向达、冯友兰等老字号人物，自然不能坐视其功，也纷纷蹦将起来向胡适的影子猛踹几脚。向达认为胡适“其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唾弃祖国，认贼作父，麻痹青年，逃避现实。”[41]而冯友兰则指斥胡适处于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的恐惧，胡说什么“汉帝国的创立者都是平民，刘邦是个不事生产的无赖，萧何是个刀笔吏，樊哙是个屠狗的。……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如张良、陈平是受过教育的”；“这一班乡下人统治下的政治，确实有点可怕”。[42]在向达与冯友兰一阵拳打脚踢之后，胡适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时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的吴景超，为显其能而另辟蹊径，居然刨坟掘墓，把胡适的母亲从棺材里拎了出来。吴说：“他的母亲，在十七岁时，违背了父母的意志，嫁给比她大三十岁的人做填房，为的是要享一下官太太的滋味……胡适，过去是我的朋友，今天是我的敌人。我要坚决与胡适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斗争，不达到最后的胜利，决不罢休！”[43] 在号角阵阵，险象环生的氛围中，大多数学界中人为求自保，不得不拿起投枪匕首向胡适的影子猛刺开来，一个新的高潮再度掀起。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1） [1]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2]《近代之世界学者——陈垣》，张荣芳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5、6、7]《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8]台北《自由中国》，第2卷3期，1950年2月。 [9]刘乃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载《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10]刘乃和《陈垣的一生》，载《名人传记》1994年第4期。 [11、12、13]《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4]胡适《我的儿子》，载《每周评论》，第三十三号，1919年8月3日。 [15]此为《中国青年》1951年1月第56期转载胡思杜文章时所说，此文与《大公报》文稍有差异。 [1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六册，胡颂平编著，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版。胡适此文实发表于ForeignAffairs(《外交事务》）7月号。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胡颂平编，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关于胡思杜在美国期间的情形，外界知之甚少，只有如傅斯年等几个胡适的好友知道内情，有人谓是被美国当局强行驱逐出境的。如罗尔纲说：“1948年4月，我从家乡来南京医病，胡适也在南京。我到南京第二天清晨，王崇武同志就走来关照我：‘你见胡先生，千万莫要提到胡思杜。胡思杜在美国读书，美国要驱逐他，胡先生十分恼火。’我问王崇武美国为什么要驱逐胡思杜，王崇武说不知道，他是同学来信关照他的。我见了胡适是问到胡思杜的。胡适说：‘思杜在美国学文学，还未学成，现因没有钱，便回国了。’胡适是心里难过不愿说的。”又说：“看来北大同学所传的信息比傅斯年所谓‘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可信得多。”（罗尔纲《胡思杜》，载《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罗尔纲所言虽没有可靠材料证实，但通过后来胡适与秘书胡颂平的谈话，可知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1961年5月14日，胡适在晚饭时突然对胡颂平谈到了胡思杜，说：“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庆祝每位做母亲的人，喝了这杯酒。”接着，胡适想起“1946年坐船由美国回来的途中。那天是6月8（？）日，是美国的父亲节，我想起我的第二个儿子思杜，我打一个电报给他。父亲节，儿子没有电报给我，倒由我打电报给他，他在印弟安那大学读书的。谁知他这个学期根本没有上课，他把我汇给他的钱全部跑马跑光了，还欠了一身的债。结果为了两张支票的事，险些儿被警察找去了，后来由我的一位朋友把他救出来。他的两个衣袋里全是当票，一张是我给他的一架打字机的当票。这个儿子五尺七寸高，比我高一寸，比大儿子高两寸，肩膀很阔，背也厚——孟真的肩膀很阔，所以孟真特别喜欢他。后来他回来了，我也没有责备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19]抗战胜利，南开复校，张伯苓继续留在重庆和南京。1948年6月，张伯苓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长，翌年辞职。1949年11月底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张去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表示谢绝（赵光宸《张伯苓年谱》）。据说此举与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南开校友周恩来有关。1950年5月，张伯苓夫妇搭乘飞机由重庆到北京，在周恩来安排下，暂住傅作义寓所，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另类学生的攻击。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天津，此时南开已被另类师生控制，对归来的老校长情有敌意，许多另类学生认为张是“战犯”，应按“战犯”处决。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偷偷给予张一些慰藉和温情。未久，南开校庆，已是75岁高龄的张伯苓打起精神前去参加，但南开中学不许他跨进大门，而南开大学也只允许他在校庆后的小型活动中坐后排不显眼的位置。经此一击，张伯苓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再也没有抗战初起时“因此挫折而愈奋励”的神勇之气了。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于郁闷、孤独中凄凉地告别了这个世界，终年76岁。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2） 张氏去世不久，随着思想改造运动展开，南开大学各院系便展开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兴办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等。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对张伯苓全面否定。1979年南开大学六十年校庆，出了一个小纪念册，竟无张伯苓名字。直到1986年南开大学出了一个简介小册子，才有张的名字与一张小照。其原因或如张的学生、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所言：“是张氏创办南开及他的功绩，即后人亦不能抑没也。”（载台北《中央日报》1987年4月6日） [17]《胡适日记》影印本9月24日条，转引《重寻胡适的历程》，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1960年6月2日胡适与胡颂平谈话，载《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1961年，胡适因病入台湾大学医院。12月10日，胡与前来照料的秘书胡颂平因其他的文章谈到了当年赠陈光甫的诗。胡说：“那是1938年做的。那时中日战争发生一年多，我和陈光甫两人在美国华盛顿替国家做了一些事（桐油借贷）。我有一张照片。光甫说：你在照片上写几个字纪念吧！我就写了这四句诗。一直到了1947年在南京选举‘总统’那年，陈孝威要我写字，我因为这首诗只有24个字，就写了给他。这是完全对抗战发生而写的。陈孝威回到香港，在《天文台》上发表了。当时有人把这首作为过河卒子‘胡适卖身给蒋介石’的话，大大的攻击我。这首诗变成我最出名的诗了。现在《征信新闻》，又误把它作为1948年在北平出来后做的诗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胡氏所说的“有人”，不能说单指郭沫若，但至少是包括郭氏在内的。 [22]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23]李长之《胡适的思想面貌和国故整理》，载《胡适思想批判》，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 [24]《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胡适对罗尔纲的栽培，可谓充满了挚诚并付出了心血，但胡适从不以此沾沾自喜或居功自傲，正如他在《师门辱教记》序言中所说：“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罗）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学习漏洞，就会闹笑话。”胡氏的提醒，应该说不仅是对罗尔纲一人。“不苟且”三个字，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却谈何容易。几年和十几年后，学界那些“我的朋友”知识分子，在经过三番五次的“洗澡”后，几乎全面倒伏，一个个走上了“苟且”之路。在这条路上所发生的不只是“漏洞”和“笑话”，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叹息与悲怆情怀，即便如罗尔纲这样一个平生以“不苟且”自励的学者，面对胡思杜的公开声明和胡适的朋友、学生与亲人纷纷与之划分界线的新的大背景下，也产生了“苟且”的念头并且“有所为”。可以说，罗尔纲当时的想法和做法是有违“不苟且”的师教的，而在过后的回忆文章中仍作如是言，颇有为自己开脱的意味。当然，在当时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做到“不苟且”是大不易的。这个“大不易”绝不逊色于胡适所说的“抗战不易”。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欲“苟且”尚且不易，何况“不苟且”乎？诚如史家唐德刚言：“个人的行为原只是沧海之一粟，在社会行为的整体中，只是随波逐流，奚足臧否？”（《胡适自述》第8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注释（3） [25、26、27、28、29、30、31]《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32]《师门五年记》，罗尔纲著，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据该书附1958年12月7日胡适写的“后记”，说：“尔纲这本自传是1945年修改了交给卢吉忱的。后来吉忱要我写一篇短序，我的序是1948年8月才写的。可能是我的序把这书的付印耽误了。1948年8月以后，吉忱就没有印这书的机会了。1952年我在台北，问吉忱取得此书的修改稿本。1953年我去美国，就把这稿子带了去。如今吉忱去世已好几年了。尔纲和我两人，成了‘隔世’的人已近10年了。这几年里，朋友看见这稿子的，都劝我把他印出来。我今年回国，又把这稿子带回来了。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之用。” 罗尔纲在该书所附的《关于〈师门五年记〉》中说道：“他（胡适）于1958年12月17日，在台北过68岁生日，和北京大学成立60周年的校庆纪念日，在12月7日晨把《师门辱教记》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写了篇后记，亲题了书名，赶着付印，以为十日后作对贺寿人的回礼之用。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58年，68岁12月谱记：……在这个聚餐会上致词的，有梅贻琦、黄建中、陈大齐、朱家骅、王世杰、罗家伦等人。聚餐前全体校友向胡博士三鞠躬贺寿，会后同学会上向胡氏赠送织锦签名祝寿册。胡氏回赠校友每人一本《师门五年记》。” 又，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2年2月24日记：“下午一时与出席院士共同午餐。……饭后回到住宅。……四点十分，先生起床了。……胡颂平……问：‘吴健雄是中国公学的同学，送她一本《中国公学校史》吗？’先生说：‘好的，你送她一本。午饭时，我和他们谈起《师门五年记》；他们从外国回来的四位院士。也送他们每人一本。”胡颂平提到的四位院士是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骝、刘大中。这天下午五时，胡适宴请院士酒会。致辞完毕，心脏病突发，倒地不起，当场去世。 [33、34]罗尔纲《两个人生》，载《光明日报》，1955年5月4日。 [35]任继愈《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载《历史研究》，1955年第3期。 [36]夏鼐所言即殷墟发掘早期著名的“殷墟漂没说”，因李济、董作宾等发掘人员当时缺乏对殷墟地层，也就是考古学上所说的层位学的充分认识，把发掘出土的宫殿旧址当成是洪水冲击留下的痕迹，这个错误直到梁思永加盟之后，才有了正确的识别并改正过来。 [37]徐苹芳《批判我的“白专道路”》，载《考古通讯》，1958年10期。 [37]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载《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 [38]周一良《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载《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39、40、41]《批判胡适主观唯心论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师座谈会发言摘要》，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2]冯友兰《哲学史与政治》，载《哲学研究》1955年1期。 [43]吴景超《我与胡适——从朋友到敌人》，载《光明日报》1955年2月8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1） 就在大陆各色人等蹲在不同的场所角落唾液横飞展开批判，并于各种报刊杂志对胡适及其同党如傅斯年等“学霸”和“打手”口诛笔伐、开膛破肚时，1955年5月，突然又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联社纽约3日电讯：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公开撰文，建议台湾蒋介石政权“根据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放在台湾地窖里的大部分伟大的中国艺术珍藏送到美国去”，以便保护好这批“东方艺术之花”，“美元不能衡量其价值”的“无价之宝”。而这个保护也是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可逃避的国际义务”。 当此之际，中国大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感到蒋介石夫妇与一帮难兄难弟，还在台湾孤岛上寻欢作乐，优哉游哉地活着，并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继续做他们的“总统”与文臣武将的美梦。而自己摇摆于国共之间辛辛苦苦折腾了几十年，到现在还是一个夹在国共中间的“尾巴”，并没有真正自主自立，成为主宰庙堂或一方地盘的好汉。为摆脱“尾巴”的阴影，有几位地位较高、嘴巴较硬的人士便鼓动中共下决心拿下台湾，把蒋介石一家连同一班文臣武将统统赶到大海中喂鱼鳖虾蟹。 就在一片“拿下台湾”的鼓噪声中，大海那边一干人马与美国政府皆有警觉，于是便产生了关于藏在台湾的“国宝”何去何从的议论，以及各色人物纷纷蹦将出来出谋划策，以显其能的情状。 费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杰尼不知天高地厚地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蹦将出来放了一通错误的厥词，立即引得世界情报部门和中国大陆、美、台等各方高度关注。中共高层闻讯，立即作出强烈反应，由郭沫若、周扬等出面迅速组织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科院考古所、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及全国各地文物管理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和全国档案人员，连同部分高校师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反击，严厉“痛斥和揭露美帝国主义与蒋匪的罪恶阴谋”。为达到更加明显的战果，在郭沫若与周扬具体策划指挥下，除由大陆报刊发表战斗檄文，还要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架设在福建省前线各种型号和用途的电台，以及香港广播电台和其他一切可动用的平面媒体等多种渠道，进行一场规模浩大的短兵相接式的讨伐。 征讨阵势布置完毕，时为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一马当先冲于阵前，像三国时代王朗与诸葛亮阵前对骂的程序一样，郑氏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书》。声明书气势恢弘，先声夺人，第一句就是：“在台湾的文教科学工作者们：我现在在这里带着激动的心情向你们谈话。”紧接着，便是：“你们知道蒋介石卖国集团一贯勾结美帝国主义出卖祖国利益的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也是多方面的。” 郑说罢，可能感到蒋介石卖国集团到底弄走了多少宝贝，有些人略知一点，有些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们并不知晓。于是，在声明中历数国民党逃亡台湾时运走的铜器、玉器、书画、甲骨、档案、图书等国宝，以及美帝国主义走狗们企图侵吞这批国宝的阴谋。这一批走狗中，当然少不了一个头和身子在美国纽约，尾巴和影子却在中国大陆，且阴魂不散的胡适。此时正是“批胡运动”的关键时刻，自然不能让这个“叛徒、卖国贼”漏掉，政治神经极度敏感的郑振铎顺手牵羊，开始历数胡适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声明称：“据一九五四年十月新华社消息，前蒋贼驻美‘大使’、卖国贼胡适，在美国进行出卖我国古代艺术珍藏的无耻活动。初步决定把两百件我国古物劫运美国。最近美帝费城博物馆副馆长霍雷斯·杰尼又阴谋以‘长期出借’的方式，把存台湾的珍贵文物全部劫夺，运往美国……”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2） 面对一系列“铁的事实”和掠夺者的狼子野心，郑氏号召台湾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与美帝国主义、台湾当局，以及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胡适之辈作殊死的斗争，“坚决不让他们这种卖国行为得逞”。同时表示：台湾的工作者“或者是受到了独夫的欺骗蒙蔽威胁利诱，在全国大陆解放之前，不得已的随着他们而到了台湾。你们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黑暗统治下和台湾的全体同胞们，同样的受苦难，天天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对你们这几年来的不幸遭遇是深表同情的……你们为祖国效劳的机会是很多的”。又说：“祖国正日以千里地飞跃前进着，紧接着伟大经济建设高潮而来的是文化建设的高潮，祖国人民正殷切地等待着你们回到幸福自由的祖国怀抱”坚决阻止胡适勾结美帝盗劫祖国文化遗产的罪恶阴谋，“为祖国立功”。[1] 继郑振铎声明后，全国文化、文物界掀起了一股围绕胡适盗卖祖国文物罪行的批判风浪，陶孟和、夏鼐以及南京博物院副院长曾昭燏、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等学术教育界大腕，纷纷发表文章为之助威呐喊。一时间，各色讨伐文章如一枚枚重磅炸弹，随着无线电波越过台湾海峡甚至太平洋，铺天盖地倾泻而下，直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头上扑来。 令大多数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批判胡适运动正酣，又横空降下了一个批判胡风运动。这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氏，不知为何半道上改为胡风，是否为了几十年后促成与大名鼎鼎的胡适成为本家，并被捆绑在一起供人批斗这一段“大事因缘”而修名改姓？世人所知的是，这位张光人青年时代曾留学日本，因其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一些功绩，一度出任过“左联”宣传部长，属于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物之一。这个已由张光人转化为胡风的青年人，自加入“左联”之后，以为自己化蛹为蝶，成了一个惹人爱怜，众星捧月式的人物，虽在政治上拥护中共，但在文艺理论的主张中多次与中共在文艺界的代表，特别是周扬等辈观点相冲突，更不把一般的所谓“左翼作家”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皆是拍马溜须、吹喇叭、抬轿子、阿谀奉承、曲学阿世之辈，不足引为同道。因了这一性情与观念，从1945年起，胡风开始受到“左联”几条汉子的围殴，延续到1955年终于大祸来临。这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闻风而动的作家舒芜在接受《人民日报》编辑约稿的过程中，把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悄悄交了上去，随后在中共宣传部门高层人物林默涵等人的施压引诱下，舒芜见风使舵，四处搜集材料，并于黑暗的夜幕中，采取“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的方式，躲在一间呈洞状的小黑屋里挥汗如雨地大干起来，未过多少时辰，就制造出了一枚重磅炸弹。 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为题，公布了舒芜辑录的部分胡风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前写给他的信，以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并在毛泽东亲自定调的编者按语中指出:“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于是，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5天后的5月18日，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胡风被捕入狱。《人民日报》又将胡风同一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来往信件分类摘录，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予以公布。随后，又把这三批材料汇编成书，由毛泽东亲自挥毫作序发行全国。自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最终导致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后有78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骨干23人。胡风本人入狱十年后被正式判刑14年，后在“文革”时期再度改判为无期徒刑。蹲大狱期间，胡风受尽非人折磨，狱警打落了他的全部牙齿，落得耳聋眼花，重病缠身，奄奄一息，直至1978年才被释放出狱，关押监禁长达28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但愿来生不姓胡（3） 胡风冤案平反后，人们从一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上看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逮捕胡风之时，在满目同仇敌忾、齐刷刷丛林一样举起的手臂中，只有一位须发飘飘的老人不合时宜地根雕一样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以沉默与不合作的方式表示了他的抗议和文化良知。——这个人就是与胡风同姓，几百年前是一家的60岁的胡厥文。 胡风案发下狱后，胡适的批判仍如疾风劲草，正斗在兴头上。如此这般，胡适与胡风两个本来毫不干且不在一股道行走，甚至思想作风完全相反的人，被生缠硬套地捆绑在一起，像串起一对不能张口喊叫的蛤蟆，扔到一个锅里水煮油烹起来。对于外界把“二胡”弄在一起蒸骨熬汤的不解与迷惑，作为与周扬同为运动前敌总指挥的郭沫若专门作过解释：“胡适和胡风在外表上是有所不同，他们一个公开地贩卖着美国货，一个走私地贩卖着日本货，然而货色是一样的。他们在本质上的一个共同点：便是想用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来夺取领导地位。他们想解除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叫我们失掉思想立场，失掉工作方向，向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投降。”解释过后，又做怒气冲冲状斥骂道：“胡适要我们少谈些主义，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多谈些主义！胡风要我们不要思想立场，拒绝思想改造，我们的正面回答就是：胡说！我们正要坚决地争取工人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毫无保留地进行思想改造。”[2]经郭沫若一番解说与痛骂，众人终于开窍，一群大小喽啰蜂拥而上，紧跟高举，从各个角度以不同的文笔、文风、文法，向“二胡”展开了大规模讨伐。直批得“二胡”一佛出世，二佛涅槃，三佛成了不喘气的死狗不得动弹。 成了死狗的“二胡”并未逃脱被穷追猛打和水煮油煎的命运，特别是对胡适更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放过。对于这样做的目的，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翦伯赞于校内召开的一场名为“批胡适，打死狗”座谈会上，专门作了如下解释：“胡适已经是一条死狗，我们现在是打死狗，也许有人说打死狗何必用这样大的力气来干，理由很简单，因为这条死狗和其他死狗不同，他的阴魂未散，还在新中国作怪，他还企图在新中国借尸还魂。现在胡适的阴魂也许已经附在我的身上，也许已经附在在座的某些同志的身上。因此，我们都要好好的检查一下，在我们身上有没有胡适的阴魂，如果有就要把他赶走，因此，打这条死狗比打活狗更要困难，所以必须投些力量。”[3] 因了“死狗”胡适阴魂不散，且还到处找人附身，索人性命，这就使整日沉沦于政治酱缸中打滚儿的大小知识分子与芸芸众生，开始谈“胡”色变，见“狗”就躲，这种风气渐渐发展演变成对整个胡姓人物产生了极度的恶感与恐惧。随着时间的推移，厌恶与恐惧又深入世人的血液和骨髓中，与胡适的幽灵相伴相生。 就在北京大学召开“批胡适，打死狗”批判会之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似乎内心真的有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与之相通，1955年1月3日，他在写给好友沈怡的信中说道：“俞平伯之被清算，诚如尊函所论，‘实际对象’是我，——所谓‘胡适的幽灵’！此间有一家报纸说，中共已组织了一个清除胡适思想委员会，有郭沫若等人主持，但未见详情。倘蒙吾兄继续剪寄十一月中旬以后的此案资料，不胜感祷！此事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又说：“这‘幽灵’是扫不清的，除不净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要因我受罪！”[4] 胡适的预感确是不错，他的“幽灵”不但附在了亲友、学生身上，已深入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且走进了舞台与银屏，并波及整个胡姓宗族。在当时和之后出现的一些小说、革命样板戏或革命题材的影片中，反面人物大面积地以胡姓出现，如《沙家浜》中的杂牌军阀胡司令传魁，《闪闪的红星》中光头恶霸胡汉三、《林海雪原》中的东北土匪头子胡彪等，这些富有特色、刻画得惟妙惟肖的胡姓反面人物，给世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与社会关系极度政治化的时代背景下，对于胡适、胡风以及电影戏剧中胡姓反面人物的恐惧，像传染病一样四处漫延，最后演化成一些极左地区的胡姓青年失去了当兵入伍和进工厂做工的资格，而正处于找对象年龄的胡姓青年，许多因自己姓胡而遭到对方讥讽并最终告吹。对飘荡于社会各阶层，看不见却能清晰感受到的恐怖气氛，有的胡姓人家在大骂胡适、胡风与胡汉三等胡氏宗族不肖子孙的同时，一并发出了“但愿来生不姓胡”的激愤之语。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1） 为总结和展示1949年以后多阶段、多波次、多形式、多阶层“批胡运动”的成果，北京三联书店奉命调集多名编辑，对已发表的各种批胡文章收集汇编，陆续出版了八大本，洋洋300多万言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批胡人物以文化教育科学界人士为多，其名流大腕有郭沫若、胡绳、艾思奇、金岳霖、孙定国、杨钟健、王若水、范文澜、嵇文甫、侯外庐、陈玉森、冯友兰、沈尹默、蔡尚思、唐兰、顾颉刚、罗尔纲、任继愈、何其芳、余冠英、潘懋元、黎澍、李达、汪子嵩、曾文经、陈元晖、周一良、杨正典、陆侃如、荣孟源、游国恩、罗根泽、李长之、蔡仪、吴景超、王元化、、周谷城、贺麟、白寿彝、王瑶、黄药眠、赵俪生、夏鼐等，可谓阵容齐整，成就斐然，蔚为大观。[5] 此举创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批判一人发表文章字数最多的纪录，而这些仅仅是散布于大报大刊、众人皆知并在社会产生一定影响的“雄文巨章”，尚有相当一部分以大小字报和内部谈话记录等形式，在小范围和小圈子里出现的文章尚未计算在内。据初步估计，若把后一类文字收集加入，字数将达到3000万甚至5000万之多，需要几十大本才能装下。尽管这些小字报或谈话记录仅局限于小范围与小圈子，但作为批胡人物以及与胡适的亲近关系，许多并不比大圈子如李慎之等辈号称“短兵相接”的积极分子逊色。如胡适曾热情提携过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名教授的沈从文，在受邀与上海市电影局“鲁迅传创作组”谈话中，对胡适大半生为人处世和治学成就作了如下评价： 胡适实际上很浅薄，他的一些文学上的见解和几位大弟子一样的，他发表什么，提倡什么，有时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他一会儿忽然想搞《水经注》，一会儿又忽然想收洋火盒子了。非常浅薄无聊，他连卞之琳的十四行诗也读不懂的，他从来不敢想过搞中国文化史，在文学上也没有什么抱负，因为他本身没有多大能耐。他看了他的学生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吓得连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也不敢写了。[6]他是依靠控制庚款起家的，惯于吹捧，到处拉手，周旋于英美公使、买办、政客、军阀、官僚之间，吹拍逢迎，他靠了用庚款津贴的几个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成为学界一霸，他是“对内学阀，对外买办”。 他的一些弟子，靠了他庚款的势力，分布国内，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傅斯年打入研究院……胡适每年要做一次生日，分布在各地的弟子都赶来贺生日。他的弟子，想利用胡适这个买办去国际上走走，都对他捧场。胡适当时他不想做官，因为做官不上算，做了什么长，一有变动就要下来，他想造成在野名流地位，自己执牛耳，和英美密切联系，靠庚款，抓学会，名利双收。胡适在上海时，住极司非尔路三号，每天要接见许多客人，外国的多，中国的也不少，谈论天下古今，言不及义，应酬时连声“嗯、嗯、嗯”不时打哈哈，谈到一些小问题，眉飞色舞。到晚上，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尝试集》之类的新诗来自我欣赏，以为是最大的乐趣。有一次客人走后，他拿一首《我就来了》的新诗在灯下念，得意死了。 胡适曾加入扶轮社（是否是“三K党”，不知道），胡适的老婆江氏爱打牌，罗家伦，傅孟真，梁实秋之类为了要讨胡适欢心，就常去陪她打牌。傅斯年是胡适最大的走狗，经常跟胡适回家去和他太太打牌。还有一个毛子水，为了要进身，不惜走内线。胡适对事的处理能力也不强的，他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时，许多学生反对他。中国公学中华侨多，当时也很活跃，陈波儿也是那里出来的。后来控制很严，拿了鲁迅的《呐喊》红封面要被没收，有一次我拿了一本马寅初的书，也被没收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2） 李石曾和胡适是死对头，勾心斗角都为争权夺利。李石曾和张静江、吴稚晖、朱家骅是一伙，朱家骅是张静江的外甥，中英、中法、中比、中德都在他们手里。中美则在胡适手里。两派争夺很厉害，李石曾有政治力量，李有吴稚晖靠山。李石曾是做国际间谍则不知道了，但在国际上是有势力的。李石曾要搞胡适，故意把胡适向宣统请安的条子公布出来，条子上写：“臣胡适，今天有事，不能请安。” 胡适和丁文江是老关系，因此孙传芳等军阀也捧他，当时一些军阀，甚至阎锡山也来捧他，他们当他如梁任公一样，希望胡适能对他们“邦闲”。 胡适在政治上提出来的一套完全是抄袭英美的。国民党讲训政，他讲宪政，结果被国民党大骂一顿。他抽香烟，但不会跳舞，他说：“我不跳舞，沾了便宜，可以讲话。”家里雇用一个厨子，一个车夫。 陈源是阴性人，表面上不声不响，在肚内做功夫。当时和王世杰、高一涵、彭学沛等编《现代评论》。此人现在联合国文化什么会驻英国的机关内做事。三年前和凌叔华闹翻了。凌去新加坡教书。他们有一个女儿，译意文的翻译，嫁一个英国人，前不久凌叔华回来过一次，现在回英国了。陈源没什么大玖欤。他办《新月》时，胡适、王造时、罗隆基、潘光旦、梁实秋等经常在一起开会，那时闻一多去武汉大学教书了，闻在武大当过中文系主任。徐志摩跳跳打打的，他是一个花花公子，不像梁实秋有一套，文学主张都是梁实秋提出来的。我在《现代评论》社做做收发，九元钱一月。邵启文（？）在哪里当会计。我的第一篇小说《锯子》是在《语丝》上发表的……[7] 胡适与沈从文早年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共过事，胡是校长，沈是低级教师。不仅沈的成长以及后来成名与胡的尽心提携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公学时，生性腼腆的青年教师沈从文狂追被誉为校花的女学生张兆和而久攻不下，还是靠了时任校长胡适相助一臂之力，才把这位貌若天仙的校花兼才女一举拿下。[8]而当时另一位紧追张兆和的学生吴晗，就此名落孙山，眼望花影丛中沈、张这对初恋情人携手嬉闹玩耍的倩影，只有徒叹“奈何？奈何？！” 在胡适流亡美国之前，胡、沈二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来往也算密切。当胡氏一旦成为“走狗”，一向以老实巴交的“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也就不那么老实了。在沈氏的思想概念里，既然胡的亲生儿子都跳出来带头一路喊打这位“走狗”老子，胡的入室弟子都能活出《两个人生》，我这个姓沈的又为何不能紧随其后敲敲边鼓呢？既然是在谈“鲁迅传创作”的话题，就不能不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而鲁迅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因而，此时的沈从文站在壕沟边望着被批得体无完肤、满头污垢与血水交融的胡适的影子，也就毫不留情地开始了严厉批判。 面对中国大陆批胡运动越演越烈，直至出现“火炎昆冈，玉石俱焚”的势头，渐已衰老的胡适站在大洋彼岸紧锁眉头隔岸观火。他仿佛看见自己思想的幽灵，仍在远东那片黄土板结的大陆盘亘不去，且不时变成貌若天仙的美女，伴着夜幕的鬼火悄然飘荡于书生们夜读的书房，与之同床共枕，声息相依。于是，胡适抹了把头上那已不再发亮的稀疏苍白的乱发，提笔撰写《四十年来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中国共产党清算胡适思想的历史意义》（未完稿）[9]，认为自己虽已流寓海外，但当年参与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或是由自己命名为“新思潮运动”，或是名之曰“新文化运动”的运动历程，所遗留下来的最宝贵的思想遗产，便是“一个治学运思的方法”。这个方法在中国大陆不会就此玉石俱焚，无论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与打击，都会生生不息，后继有人，并对中共的统治起到抗暴消毒的良药作用。中共发起大规模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要铲除和消灭这笔已深入广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内心的思想遗产。——胡适的这一判断，与运动的始作俑者、“我的学生毛泽东”大同小异，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只是此时的胡适心中作如是想，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纷纷开枪放炮，甚至挥舞狼牙大棒腾云驾雾如《西游记》中的黄风大王高声断喝“老贼，拿命来，今日取你狗头”的奇观异景，无法如庙中菩萨般端坐不动，心若止水。尤其当他眼睁睁看着自己为之奋斗大半生好不容易奠定的学术地位、人格风范，连同一点点自由主义根基顷刻间土崩瓦解，灰飞烟灭，更是忧心如焚。而对当初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同僚、门生，如今无情地反戈一击，其心情更是透着彻骨的悲凉与伤感，在椎心泣血的哀痛中，对一些批判者产生不同的心理反应就成为一种必然。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万叶千声皆是恨（3） 胡适看罢批判文章的真实心情，外界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胡且羞且怒且自傲；另一种说胡看到冯友兰那些胡言乱语式的批判，看着看着竟突然对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哈哈大笑起来，说：“冯友兰一定是老糊涂了！”[10]后来又对助手胡颂平说：“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 除了在谈话中对诸如冯友兰辈讽刺挖苦，从后来披露的日记还可以看出，在静谧无人处，胡氏内心的波澜连绵不绝，愤怒与悲伤交织的情感尽倾笔端。1949年11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看了几十张《人民日报》，最有趣的是唐兰的一篇长文《我的参加党训班》（），此文可与费孝通的《我参加了北平各界代表会议》（）‘媲美’了！唐兰说他自己‘请求’参加党训班，‘我只觉得这一回能参加共产党的党训班，是无比的光荣，因为这是学习，我向革命的先进者学习，这是自发的，不是被迫的。’前年中央研究院办选举院士，只有唐兰来‘请求’我推荐他。那是‘自发的’，因为被选作院士在那时候也是‘无比的光荣’。”[11] 对顾颉刚、沈尹默、蔡尚思等人的批判文章。胡适于1952年1月5日读后做了如下记录：“胡家健从香港剪寄来香港《大公报》，有十二月二日《大公报》在上海开的‘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的记载与资料。那天出席的人有这些：沈尹默（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顾颉刚（上海学院教授）、蔡尚思（沪江大学教授）、刘咸（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复旦大学教授）、吴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由《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致开幕辞。胡君寄来的三篇，好像都是事后由各人写出发表的。蔡尚思的一篇明记着十二月十一日上午三时草成。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系辞》的制器尚象说，《老子》出于战国末年说），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沈尹默的一篇则是全篇扯谎！这人是一个小人，但这样下流的扯谎倒罕见的！”[12]对于亲炙弟子罗尔纲的批判文章，胡适虽然坚持认为是罗的无奈之举，但终究难以释怀。[13] 许多年后，三联书店的一位老编辑曾对胡适的研究者、北大史学教授欧阳哲生说:“当年那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是作为应急的任务临时编辑出版的，因为时间紧，任急务，只好将稿件派发给全社的编辑分头去做，所以没有一个编辑从头至尾看过这八册书稿。按这位编辑的估计，恐怕全世界只有一个人看过这八本书，这就是胡适本人。”[14] 这位老编辑估计的大致不错，就在批胡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身在美国的胡适一边埋头研究他的《水经注》，一边“欣赏”大洋彼岸上演的闹剧和发射到自己影子上的千万发炮弹。后来，他在纽约东八十一街一○四号那座普通的公寓里，极富耐心地陆续看完了由香港传入的北京三联版八大本《胡适思想批判》。从后来出版的胡适日记可以看到，内中有不少胡适当时收集的剪报和阅后的批语，证明胡适确是看过了这八大本文章。但可能还有一个意外，据欧阳哲生说，他后来去芝加哥大学访问时，得悉在那里还保存着一本当年研究批胡运动的英文博士论文，作者是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连战。不知这位后来成为台湾孤岛上“一筐烂柿子中最好的一个”（李敖语）的政治人物、国民党党魁，是否全部读完了这八大本奇文高论？ 另据胡适研究专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史家唐德刚说，有一次他在纽约胡适寓所指着这些书问道：“这几百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胡适斩钉截铁地答复：“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15] 胡适说这话的时候，可能这位留洋美国的“后生小子”唐德刚尚不知道，甚或世人早已忘记了在1949年的春天里，满脸忧郁的胡适在开往美国的客轮上，面对浩瀚的太平洋和着碧绿无垠的浪海，在苍茫的曙色微明中，奋笔疾书写下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以及文中“在那铁幕底下，报纸完全没有新闻，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等句。胡适当年的好友，后来成为对立面的鲁迅说过：中国人都不大有记性，因为“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依然活着”。[16]二者相较，胡适算是一个异数。1930年4月30日，胡适在致杨杏佛的信中曾这样说过：“记得五六年前曾与周豫才先生兄弟闲谈，我说，《西游记》的‘八十一难’，最不能令人满意，应该这样改作：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唐土去讫，他自己却念动真言，把当日想吃唐僧一块肉延寿三千年的一切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如此结束，最合佛教精神。” 接下来，胡适拿这个例子喻自己的经历：“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 最后，胡适说道：“此是说明我对于此等事的态度。至于朋友的指摘，更是我所欢迎的。”[17] 话虽如此说，但面对往日的亲朋故旧、同事、门生于政治风浪中倒戈相向和取心掏肺的砍杀撕噬，胡适自有一种“人为何物”的悲凉萦绕心头挥之不去，身体也伴随心灵的煎熬垮了下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1）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青年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大吐血，昏迷不醒，医生输血抢救。18日，胡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十分之六，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回到寓所五天后的3月16日，病衰中的胡适突然收到一个神秘人物的来信，此人便是曹聚仁。 在抗战期间一度担任中央社战地记者的曹聚仁，于国民党退往台湾后的1950年，别妻离雏独自移居香港任《星岛日报》编辑。到港的第四天，曹便在《星岛日报》专栏“南来篇”上发表文章，放声高歌“我从光明中来”，高呼“中共治天下非常成功”云云。1954年，曹脱离《星岛日报》加入新加坡《南洋商报》，并以该报记者身份多次秘密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接见。据传闻，后来曹氏又自香港潜往台湾，受到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秘密接见，并借此做蒋氏父子的工作，说毛泽东给蒋介石制定“一纲四目”、“只要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悉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蒋氏父子以“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以外的任何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等六点意见相回应。曹氏曾建议，在两岸和平统一后，蒋介石可将庐山作为终老颐养之地等。再之后，曹氏行动更加神秘莫测，他的妻子、亲属皆不知其在国共两党之间来回摇晃，整天折腾了些什么。[18] 就是这样一个神秘兮兮、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于1957年中国大陆山雨欲来、引蛇出洞，“反右”天罗地网即将全面撒开的明媚春天里，突然有些神经质地致信胡适“劝降”。据胡适3月16日记载： 收到妄人曹聚仁的信一封。这个人往往说胡适之是他的朋友，又往往自称章太炎是他的老师。其实我没有见过此人。 此信大意是说他去年秋间曾到北京、上海去了“两次”，“看到了朝气蓬勃的新中国”！“先生……最好能回北京去看看……可以巡行全国，等先生看了之后再下断语何如？” 他说他“愿意陪着先生同行”！[19] 躺在家中床上养病的胡适，自然知道这个“妄人”耍的是代表中共对他统战的布袋戏。对此，胡心中生发出一不小心生吞了一只苍蝇的感觉，但冷静一想也就释然了。凡苍蝇或其他诸如螳螂、蛤蟆之类的弱小的动物，为了生存，必然要呈张牙舞爪状，以壮声势，或嗡嗡叫着自我吹嘘叫嚷一番，拉个大旗，扯个满身布满疙瘩的假虎皮，甚或与树上的巨蟒、水中的巨鳄套套近乎，亦属天下政客，特别是文人中的政客或政客中的文人惯用的伎俩，不足为奇。于是，胡适在曹氏来信的信封上批了“不作复”三字，继而派人将信转交台湾“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作为“匪情”研究资料予以处置。 刚把曹氏的阴影在脑海中蒸发，3月24日，仍在床上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50天以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是7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20]胡适乃一介儒生，但毕竟又在政治场面上混迹了多年，对中国人下愚上诈、不讲信用，以及政客们惯用的阴谋或阳谋等种种政治手腕还算有较深刻的了解。尽管一直没有发现可靠资料证明他此次的猜测是否正确，但就那时的政治形势推断，当是有些道理的，此前曹聚仁莫名其妙地给胡发信，或许正是这个计划改变之后的另一种行动。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2）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三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脑后长了反骨，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的问题上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胡思杜旧戏重演，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自作主张留在即将解放的北平苟活一时。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小三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作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辛辣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个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演变越发严峻与不堪忍受。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向最坏处想，且在心中默念上帝保佑这个不幸的儿子。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氏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下。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且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5月12日，胡适致他的学生苏雪林信中说：“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他不要轻信此消息。”[20]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8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胡小三思杜死亡的确切年头是1957年9月，但死于那一日和具体死亡细节一直未搞清弄明。据耿云志所撰《胡适年谱》，世人看到的是下列几句简单的记载： 九月廿一日，次子思杜因被定为右派，遭到批判而自杀（时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死前写有遗书给他的一位堂兄。这遗书只剩下残存的一角，那上面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希望他们努力）“工作，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还有把自己所存“五十一元也留给你们”的话。署的日期是九月廿一日。[21] 1950年9月，因胡思杜以“大义灭亲”的方式痛骂“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功，一度受到学校领导的表扬，并于华北革命大学学习结束后，分配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教研室）出任历史教师。此时的胡思杜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一不小心成了“狗”的父亲“赎罪”，同时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只是组织上一直处于考验之中，加之全国上下正在批胡适的反动思想，使他受到连累，梦想迟迟不能成真，一拖就是几年。到了1957年，全国兴起了“反右”运动，不明就里的胡思杜开始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领导提教学改革建议，学院领导见一个“走狗”的儿子竟然犯上作乱，于佛头抹粪，盛怒之中立即决定施以颜色，打击胡思杜的嚣张气焰。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3） 1957年5月20日，《人民日报》以《河北高等学校教授针对教育领导工作提出批评》为题，发表“本报讯”，报道该校机械系主任孙竹生及教师胡思杜“使用卑鄙手段妄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文中特别注明内容是“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所说。自此，胡思杜一下由拥护中共的积极分子，成了“汉奸”、“走狗”、“卖国贼”胡适的余孽和妄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阶级异己分子。随着“反右”运动揭幕，胡思杜多次被拉出来示众并接受革命群众批斗，未久又被学院定为“向党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突遭重创的胡思杜认为自己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和父亲划清了界线，为何此时又把自己与这位“人民的敌人”捆绑在一起公开示众且口诛笔伐？在一系列不解与恐惧中，胡思杜精神崩溃，约于1957年9月21日晚上吊自杀，年仅37岁。 此前在政治上受胡适这个“人民的敌人”牵连，胡思杜一直没有找到女友，直到死仍是光棍一条，算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落了个《红楼梦》结局式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在自杀前，胡思杜留了一封遗书在枕头底下，因大陆已无直系亲人，遗书指名写给当时在北京铁道部印刷厂一位叫胡思孟的远房堂兄。胡死后，单位人员发现遗书，便打电话把胡思孟叫到学院处理后事。胡思孟到达时，看到学院贴满了批判胡适和胡思杜的大字报，学院领导告诉胡思孟，说你这位不争气的阿斗式堂弟胡小三儿，脑后确实又像魏延一样长着反骨，他的做法属于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至于畏的什么罪，自杀的具体时间以及死前死后的具体细节，学院领导没有说。胡思孟所看到的只是在一间小黑屋里有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许多苍蝇在飞舞，棺材里有一白布，揭开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变得乌青的尸体，看样子已死去好几天了。胡思杜遗书的内容大意是：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我一定不在了。你不要难过，我的一点钱和公债券留给你，供给你的孩子上学，一块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吧。[22] 因胡思杜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反动分子，胡思孟不敢向学院领导追问具体细节，只好怀着悲痛与学院的打杂工在唐山郊外一片野地里挖了一个土坑，把胡思杜草草埋掉，拿了遗书上面说的钱物，另外还有一件旧皮袄、一件呢子衣服，外加一些书刊回到北京。“文革”爆发后，红卫兵抄家，胡思孟怕受胡氏父子的牵连，将胡思杜的书刊大部分烧掉，遗书也撕毁，只有一个边角压在箱底没撕掉。许多年后，胡思孟在清理箱子时发现了遗书边角，交给了胡适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后来，正在编写《胡适年谱》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耿云志听说此事，找到颜振吾，把残片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编入了《胡适年谱》。再后来，据耿云志和前往胡思孟家中访问的南京大学教授、胡适研究专家沈卫威共同估计，胡思杜自杀的具体时间，应是在9月21日写完遗书之后，但详细日期难以弄清，只能暂定遗书上这个日子作为胡思杜死亡之日。[23] 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离开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作自了汉。”[24]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思杜之死（4）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作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和荒诞，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有前仆但无后继的悲观黑洞里。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说：“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25]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矣。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恶性和奇里古怪的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6月4日在纽约州纽约市第十七区雷辛顿大道四二○号诺林杰、李格曼、班尼塔与查尼律师事务所，在律师和证人刘锴、游建文、HaroldRiegelman等三位朋友共同在场证明并签字的情况下，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 第二条确信中国北平北京大学有恢复学术自由的一天，我将我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不得已离开北平时所留下的请该大学图书馆保管的一百零二箱内全部我的书籍和文件交付并遗赠给该大学。 第三条我把在纽约市我的住所的全部我的手稿和文件以及全部印本的书籍交付并遗赠给台湾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并请求而非指定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教授与台湾大学的毛子水教授两人中的存在者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安排我的手稿与文件的保管、编辑与出版。 第四条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馀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26]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而他留在北平家中的藏书、手稿、文件等也早已五马分尸，四散零落，部分下落不明。 1948年12月15日，胡适仓皇离开北平之前，只拣了他父亲的遗稿和他认为最重要著作手稿，及一部甲戌本《石头记》带在身边飞往南京，其他大量珍贵藏书和手稿、书信、日记、照片等个人资料几乎全部存于北平东厂胡同的寓所中。1950年，这批“货物”被弄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随着批胡运动展开，胡适留下的书信、日记等资料，正好成为批胡最直接、最有力的炮弹。到了1954年，这批珍藏作为胡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材料，在中共高层指示下，于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神不知鬼不觉地经历了一次神秘分割。1964年，再次遭到暗箱操作者神秘而残暴的割裂。除损毁散失遭窃外，胡适藏书、手稿、日记等珍藏从此“身首三处”，即北大图书馆存有部分胡适藏书中的普通书籍；劫后余存的105种善本古籍由北京图书馆占有；其他15000余件胡适书信、手稿、文件等秘籍，则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抢先占据。正是由于胡适秘籍的流散，使许多与这批书信、文件有关联而留在大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受到牵连而为此倒了大霉。后来官至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因早年与胡适的私人通信被发现，“文革”中这批书信成为掷向吴氏的投枪，直至令吴走上死亡的祭坛。在一连串的批吴斗争中，尽管“革命者”认为吴晗的信是“投靠胡适的铁证”，胡、吴二人是“反动的政治关系”，走的“是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吴是“美国奴才的奴才”等。[27]但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几个最为看重的弟子之中，唯一一个至死没有佛头抹粪——写批胡文章的就是吴晗。这一点，是当年的胡适没有想到，也是许多人为之不解的。至于胡适的遗嘱，尽管后来传到大陆之后一度引起北京大学的注意和呼应，但其命运与路边飘零的一张包油条和煎饼果子的废纸没什么两样，谁还把一个死去的胡适和留下的一张上写“遗嘱”的废纸当回事呢？ 与胡适遗嘱命运相似的是，1949年，江泽涵由瑞士苏黎世国立高工数学研究所归国，顺便取道台湾拜访了台大校长傅斯年，傅特地叮嘱道：“我在北京有些书没运出来，你回去告诉邓广铭，这些书全部送给他了。”据邓广铭回忆说：“江先生回国后，不敢说曾去过台湾，当然也不敢说这件事。后来他私下告诉了我，我说：‘我怎么敢要他的书呢？他的书只能由科学院没收或如何处理。’”[28] 傅斯年的藏书究竟如何处理，下落何处，似乎没有一个人说得清楚，唯能说得清楚的是胡适与傅斯年这两枚“过河卒子”，真可谓是一对可爱的书生，到了身不由己地飘零孤岛之时，还认为故国神州“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还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那一堆书信文件，仍属于私有财产，并受到国际公法和中国法律的保护，理应安然无羔地一直躺在北平的老屋里，书的主人虽流落天之崖、海之角，仍具有处理这批藏品的权利。岂不知江山易主，大地改色，哪里还有私有财产与什么国际公法、人间道义的保护？真可谓书生意气，糊涂得可以了。胡、傅两位饱学之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明白，他们那一堆书信、文件、书籍，在占领者一方看来理应成为任意处置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个人私产除了为打击自己以及亲朋好友、弟子门生的炮弹外，其他所谓权利与公法在新生的政权之下自是化为乌有，最多给后世史家平添一声叹息而已。这一现实正应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ar）所言：“我们只允许在胜利与毁灭之间进行选择，而不允许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胜利的牺牲品是属于胜利的。”[29]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1） 胡思杜自杀44天后的1957年11月4日，经台湾当局“中央研究院”选举，由蒋介石任命胡适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大陆批胡运动与台湾政治集团的内部倾轧，阴差阳错地使渐入老境的胡适又得到了一次出头的机会。 1958年4月2日，68岁的胡适告别夫人江冬秀离开纽约办理私务，8日乘机独自一人飞抵台北，时已定居台北的胡祖望夫妇、孙子胡复，连同台湾当局要员等500多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场面颇为壮观。 4月10日上午9时，装扮一新的胡适来到南港史语所考古馆出席“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并发表演说。胡称自己几十年来与“中央研究院”一直保持亲切关系，因为不仅自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也因为“中央研究院”是许多老朋友心血的结晶，自己对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云云。就职典礼结束后，旋即召开研究院第三次院士会议，以壮声势。为显示对学术界的尊重并给胡适装点面子，蒋介石携“副总统”陈诚、张群等一干大员专程赶到南港，亲自出席院士会议并致辞。蒋介石认为，既然“中央研究院”为学术之最高机构，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的大任，认为“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吾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30]蒋氏在讲到胡适“最令人敬佩者即为其个人之高尚品德”后，话锋一转，再度将学术研究与政治联系起来，谓： 今日大陆上“共匪”以仇恨与暴力，为其一切倒行逆施之出发点，其目的在消灭我国家之传统历史与文化，而其重点则为毁灭我民族固有之伦理与道德，因此胡适先生之思想及其个人之德性，均不容于“共匪”，而必须予以“清算”，即为“共匪”摧毁我国伦常道德之一例……[31] 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的说辞，令身旁的胡适大为不快。特别是蒋不合时宜地提出“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而对胡适与台湾岛上的雷震等辈搞出的《自由中国》杂志，且传言胡在台要组建一个“反对党”等名堂极不赞成。这一说辞搞得入会者如芒在背，惶恐不安，胡适原本笑容可掬的脸阴沉下来。 此前的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并不舒心，九年后又因各种风云交错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认为这个饭碗是蒋介石所赏赐便俯首听命，自轻自贱。待蒋介石讲完，梅贻琦向来宾作了一个简短的致辞后，已是闷气积胸，颇为恼怒的胡适在最后答谢词中，毫不客气地对蒋的言辞进行驳斥，据当时在场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青年才俊李亦园回忆说： 胡院长就职时蒋老总统特别亲自来了，来了之后还讲话，在他的讲话中不知为什么忽然说到共产党在大陆坐大可以说与五四运动的提倡自由主义不无关系，这样的说话对胡先生来说当然是非常尴尬的，因为五四运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是重要的推动者。结果老总统讲完之后，胡先生站起来继续答话，他的答话让大家脸色都凝住了，他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在当时那么威权的时代，他这样讲使全场的人脸色都变白了，气氛非常紧张，老总统却很有风度地主持完会议，只是在胡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这一件事，胡院长的表现可以说确实为中央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32]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2） 关于这一场景，当时也在现场的石璋如回忆稍有不同，石说：蒋介石那天讲了很久，场面热烈，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在座的学者们认为胡适是个有骨气、有担当的人，因为若不是胡适，在蒋介石面前“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33] 胡适所说的“总统你错了”，主要是指不应把学术研究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反共抗俄”的所谓“使命”，也不应由“中央研究院”这样的研究机构来承担。胡适说道：“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34] 面对蒋介石指责五四运动提倡自由主义与打倒孔家店的问题，胡适自是耿耿于怀，并予以反驳。胡说：“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蒋介石一听其言，立即怫然变色，站起身便要走，坐在他旁边的一位随行官僚（一说张群，另一说陈诚），悄悄伸手拉住老蒋的衣角示意其坐下，蒋强按怒气勉强坐下，待典礼一结束便迅速离去。[35]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名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曾向中国的少年读者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36]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对于这一说法，世人有不同评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就说过，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唐氏之说或可再讨论，但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之间大体的是做到了。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对蒋氏为谋求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欲强行“修宪”的做法更是大加声讨。按1948年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每届总统任期六年，连任不得超过两次。当年拟定《宪法》的张君劢等人考虑到一个没有限期的总统，等同于王朝世袭，因而特别加以限制。跑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仍以中华民国正朔自居，因而当年这部《宪法》仍然发生效力。1954年蒋介石获得第二次连任，到1959年年底已是五年，眼看大限已至，下次选举应该自动退选，但蒋介石与国民党内部一部分拍马溜须者竟置《宪法》于不顾，公然支持蒋介石参选，并欲修改《宪法》。为此，胡适在1960年2月20日公开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次连任“总统”，并拒绝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对于胡氏的“犯上”举动，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适所具有的儒林盟主地位和非凡的国际影响而迟迟不敢动手。 端坐在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椅子上的老胡适，在强烈呼吁并制止蒋介石连任“总统”的同时，并未忘掉一介书生的本色，于繁杂的公务之余，仍窝在书房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继续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诊治，直至4月5日小痊出院。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3） 1961年1月28日，台北“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议，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中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之后，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这年的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急送台大医院救治。4月22日，病情好转并出院，迁居台北福州街26号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回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可惜好景不长，7月间又患急性肠炎，大闹水泻。9月3日，胡适在致好友李书华信中带有哀惋之情地说：“我是2月25日夜抬上汽车，抬进台大医院的急救处的。我在医院住了56天，出院后就在台北借房子住了两个月（因为南港附近没有医院）。到七月初又因肠炎，大闹水泻，泻的水分干了，影响心脏，血压低到74，半天上不去。……总之我们都老了，机件都不够完好了。”[37]此时的胡适自觉已到了衰老不堪的岁月，说不定哪一天就悠忽登了鬼录，遂写信召在纽约的夫人江冬秀赴台。10月，江冬秀从美国抵达台北，一家人始得团聚，孤苦伶仃三年有半的老胡适精神上算是稍添一些慰藉。 就胡适当时的处境和心境而言，打牌名星江冬秀带来的慰藉，如同雪中的一点炭火，与茫茫雪原比起来仍十分微弱，胡适心中的大孤独与大悲凉仍不能融解消除，这种孤独与悲凉除了蒋氏政权施加的政治压力，还有一帮号称文化“斗士”和“新儒家”的人物，或明或暗地不断向胡氏掷出匕首、投枪加冷箭，企图对胡予以毁灭性打击。对于胡的处境和“新儒家”的阴谋，时在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任教的梁实秋曾经提及：“誉之所至，谤亦随之。胡先生到台湾来，不久就出现了《胡适与国运》匿名小册（后来匿名者显露了真姓名），胡先生夷然处之，不予理会。胡先生兴奋的说，大陆上印出了三百万字清算胡适思想，言外之意《胡适与国运》太不成比例了。……胡先生决意来台定居，医生的意见也不能左右他，不欢迎他的人只好写写《胡适与国运》罢了。”[39]书生出身的梁氏对胡的处境未免太过于乐观，既然对方剑锋已经出鞘，哪里有弄一点《胡适与国运》就善罢甘休的道理？大规模的反扑与打击很快接踵而至。 这年11月6日，进入衰朽之年的胡适应国际开发署之邀，强撑身体出席“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在开幕式上作了《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演讲，此为胡适生前关于中西文化、科学比较的最后一次重要发言。主旨是颂扬西方的科技文明，批判中国的古老文化，其中说道：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castesystem）到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做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做美德，把疾病看做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40]又说：“我相信，为了给科学的发展辅路，为了准备接受、欢迎近代的科学和技术的文明，我们东方人也许必须经过某种知识上的变化或革命。这种知识上的革命是有两方面。在消极方面，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实在太少。在积极的方面，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乃是高度精神的。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够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真正的精神。”[41]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4） 意想不到的是，这篇大约25分钟的演讲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在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港台两地知识分子激烈的论争，并受到早已虎视眈眈、号称东方文明捍卫者如徐复观、叶青等辈的“围剿”。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经过一番密谋，在台湾“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质询，把胡的演讲与现实政治搅在了一起，引导媒体掀起风浪，而蓄势待发者趁机炮制一连串檄文嗖嗖射出，如同带响的锋镝直赴胡适的命门。在四面合围与阵阵喊杀声中，心力交瘁的胡适心脏病骤发倒地不起，于11月26日凌晨，急送台大医院开始了生命中最后一轮抢救。 刚刚离开阎王爷那安放着油锅与老虎凳的宫殿回到阳界，躺在台大医院病床上长吁一口气的胡适，懵懵懂懂又挨了一记闷棍。原籍湖北浠水，早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秘书、逃台后出任私立台湾东海大学教授的徐复观，在群丑起舞中再度跳将出来，挥舞冰冷的狼牙大棒，声色俱厉地指斥胡适是“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是一个作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42] 此前，号称“新儒家”、“献身于民主的斗士”、“敢于向权势挑战的人文自由主义者”的一代文棍徐复观，见一系列匿名小册子不能将胡适击倒在地，让其口吐白沫，眼珠乱翻，与阴曹地府的阎王爷握手言欢，索性摘下面具，借胡适演讲事件之机，亲自披挂上阵，向胡适射出了锐利的锋镝。在《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一文中，徐复观指斥道：“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亚东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如此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因为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而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掉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又说：大概在四年前，他在台中省立农学院向学生讲演，大意是说吃鸦片烟，包小脚，即是中国文化。这次当着许多外地人面前，更变本加厉的说： 科学和技术，并不是唯物的，它们具有很高的理想和精神的价值。它们确实代表着真的理想和灵性。 在东方文明中，灵性不多。在那种忍受着残酷、无人性的规定，如相沿一千多年的妇女缠足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骂中国的）在那种容忍阶级制度达数千年之久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在那种把人生看为痛苦，没有价值，崇拜贫穷和行乞，把疾病归之于神的作为的文明中，有什么灵性？（按：以上大概是指印度教及佛教而言）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开始承认在那种古老的文明中，很少有灵性，或者没有。那种古老文明是属于一个人类体力衰弱，头脑迟钝，感到自己无力相抗衡的时代。 这种文明（科学，技术）具有高度的理想，和真实的精神……这是对科学与技术的现代文明所作的真诚赞颂。……（以上是根据十一月七日《征信新闻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胡适出任院长（5） 徐氏在列举了胡适这段演讲词之后，对每句话进行抽丝剥茧式的痛批，并借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古老方法反击道：“胡博士对罗尔纲以概括方式论断历史中的某一阶段的某一特定问题，而装腔作势的责备他所用的方法不科学（见“中央研究院”所印的《师门五年记》）。但胡博士却能用几句骂街的话，便断定了中印两大民族几千年的文化，这是那里来的飞天蜈蚣式的科学方式呢？在你写的《古代中国哲学史》及《胡适文存》中，谈到中国文化方面的，有一篇与原典对照而能言之成理的文章吗？对于印度的东西，更是一窍不通。胡博士到底从那一门科学得到了这种启示而敢作这种大胆的论断呢？”又说：“只要是做过深入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便会承认那怕是极原始性的民族，也有很有价值的心灵活动。这是人类学在当前的一大进步，也可以说是一大倾向。胡博士凭着什么调查研究，而能断定在中印两大文化中，只有极少的心灵，乃至根本没有呢？胡博士的母亲，是不曾读过洋书的，在胡博士的了解中，他两老有没有心灵呢？” 对这一由“灵性”而牵涉到的印度文化与佛教问题，徐复观讥讽道：“这里面的道理，不必向胡博士说，因为假使他对西方的文化史稍有常识，便不会说出这种话来。不过有一点，我倒非常佩服他是识时势的俊杰，他只骂由印度出来的宗教，决不骂天主教、基督教。假使印度也有一天强盛起来了呢？胡博士可以点头微笑的说‘我那时已墓有宿草了’。” 最后，徐氏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棒喝道：“中国印度文化，在万分中，有一分好的没有呢？胡博士几次代表我们政府出席国际学术性的会议，假定有一分好的，胡博士何妨便讲那一分，以顾点国家的体面，并增进西方友人一点知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假定连一分好的也没有，则胡博士何必顶着中国的招牌去出席呢？因为你虽然在洋人面前骂自己的文化骂得爽心快意，但洋人依然认为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骂尽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在外国人心目中，只能看作是一个自渎行为的最下贱的中国人。同时，这次参加亚东科教会的，只是与印度文化有着密切关系的客人；七十一岁的老人，何以不懂事到既居于地主的地位，竟无知无识的骂起客人的祖宗来了？……据我的观察，那是有不得已的隐衷的。说穿了，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43] 徐复观的进攻檄文发表之后，港台为之震动，在倒胡派一片叫好欢呼之际，也引来了拥胡派的迅速反击。1962年1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发表了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对徐派大加讨伐。徐复观见状，遂纠集郑学稼、胡秋原等对胡适进行又一轮狂轰滥刺，同时又与“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如李敖等辈，展开了一场所谓的“中西文化论战”，港台《自由报》、《自立晚报》、《中华杂志》、《世界评论》等报刊纷纷加入这场以谩骂为主调的“笔仗”之中。一时间，学坛报界硝烟四起，鸡飞狗跳，四邻为之瞩目。躺在病床上的胡适面对乱棍飞击，精神饱受刺激，但他对徐的讨伐保持了缄默，而对主动讨好示情的李敖也没有迎合。1962年1月5日，胡适的助手胡颂平对徐复观的文章作了摘录，并作了一个短评。胡颂平说：“这种谩骂的口吻，编者就没有让先生知道；因又想起徐复观在1958年4月22日给先生的信，也附录于此，可以对照看看。”徐致胡信的内容如下： 适之先生道席： 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谨奉上拙文录一册，内《政治与学术之间》，或者稍补民生理论在此方面之间隙。至《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一文，乃疏导汉宋之争，并作上文之具体补充，敬乞教正。此外则不值得寓目也。五四运动之伟大历史贡献，将永垂不朽。然四十年之岁月，不仅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化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 在短评中，胡颂平为胡适作了如下辩护：“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凡偶得有文化之争，先生不必居于两造者之一方，而实为两造所共同期待之评判者。五四时代之文化斗士，必须化为今日流亡时代之文化保姆。区区之忱。想可蒙先生谅察也。”[44] 胡颂平之所以摘录徐致胡的信函，除了对徐氏前后判若两人的面目在心中引起的震撼，自然也有今夕何夕，“人为何物”的感慨。 1962年1月10日，胡适病愈出院，暂住福州街疗养。老年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万事皆休。 在夕阳西下、余晖残照的生命尽处，给予胡适心灵慰藉的，已不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对其恩誉并隆的礼遇，更不是他追寻了大半辈子一直放心不下的那个“天外来客”神会和尚，而是入住台大医院期间的病友——梅贻琦。世人没有想到，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大学校长、教育家，在各自奔波忙碌了几十个年头，足迹踏遍千山万水，历尽九九八十一难之后，于人生的晚年，竟有这样的机缘得以在台湾孤岛的医院里相聚，并有难得的空闲抛弃一切杂务，执手言谈，话古论今，忆往事，思未来，以淡泊、宁静的心境参悟现实人生，并相互抚慰着对方心灵的悲伤与苦痛。如此人生际遇，实在是胡、梅二人预想不到的不幸之中的大幸。只是由于梅贻琦不善张扬和沉闷寡言的禀性，在时人和后世研究者眼里，梅氏于奔往“田横之岛”的路途中，离开北平出走南京再至海外，似乎比胡适当年的逃离又多了几分神秘色彩，而其中的内情和谜团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几十年后才逐渐浮出水面并变得清晰起来，梅氏辽阔的胸襟与恪尽职守的处世风范，也才让更多的国人仰慕追思，永怀缱绻。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1） [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的开幕词》，转引李权兴《胡适与唐山》，载“学说连线”网站2008年11月5日）。 [3]载《光明日报》1955年1月6日。 [4]《胡适之先生的几封信》，载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纪80年代始，学术界开始反思批胡运动并重新评价胡适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贡献，如当年批胡的干将蔡尚思说：“解放后批胡适，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书。有的连他对白话文的贡献也否定。我也写了一篇，顾颉刚也写了一篇，这个是事实，‘左’了。”［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蔡尚思谈胡适》（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复旦大学蔡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说沈从文所言胡适不敢搞中国文化史似符合事实，因文化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书旧籍加上西洋的观念来叙述一番，但物质就没有那么容易，特别远古与上古时代的物质文化，到了胡适时代非依赖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适对考古和古文字则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样的文化史确是胡适很难胜任的。至于《中国哲学史大纲》下卷迟迟没有写出来，确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至遭到胡适对立面的嘲讽。由北京大学转往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黄侃老夫子，在课堂上谈到胡氏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道：“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尽管有这样的误解与讽刺，但成为“太监”的真正的原因，自是与胡适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写作时间有关，绝非沈从文说的被冯友兰吓倒。与此相反的是，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1930年，冯友兰把新创作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寄赠胡适请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说：“承你寄赠《中国哲学史讲义》一八三页，多谢多谢。连日颇忙，不及细读，稍稍翻阅，已可见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兴。将来如有所见，当写出奉告，以酬远道寄赠的厚意。”（《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杜春和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显然，这是胡适所说的面子话，他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证据可从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中找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几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谈到冯友兰：“旧历乙未元旦。……写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书评。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国历史评论》]要我写此书英译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译]的书评，我耽误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为此事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但此书分两篇，上篇必须以孔子开始，力主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继文王周公之业为职志’，‘上继往圣，下开来学’。下篇必须叫做‘经学时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这个日记当是胡的内心真实写照，如果对冯著有所敬仰，想来是不会在私下作如是说的。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2） [7]《访问沈从文同志记录》，转引陈村《沈从文在1960年的谈话：胡适实际上很浅薄》陈村注：下文来源于《“鲁迅传”创作组访谈记录》。鲁迅传创作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电影局，天马电影制片厂……原书为手工刻钢板蜡纸的油印本。目录4页。正文201页。日期。原文标点极不清晰。原文错讹如“见介，冯有兰，毛文水，邦闲，回文系，全只，张竹霖，一顶桥”等亦照录。陈村……（南按：为方便读者阅读，在引用本文时已将部分错误改正，有的虽知原文有误，但鉴于这是一篇发言记录，本不置一驳，因而对像罗家伦掌燕京大学等不实之语未加改动——事实上罗氏未掌过燕大。另外，判断不准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样未动。） [8]后来沈从文不承认他与张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适的力量，针对外界传闻，沈说：“有人说我和内人结合是胡适作的媒，没这事。当时我对兆和有好感。她那时是校花，学习好，长得好，运动也特别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没说什么，就是写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适，胡适说：沈从文我了解，他是个君子，是个好人。胡适说：大学师生恋爱结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从文给你写信，是诚心实意的，他是个诚实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适当时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说，胡适不是我的媒人，说他多少帮了一点也可以。”[张德旺《胡适研究访谈录——沈从文谈胡适》（1982年4月7日下午，与陈铁健在沈宅），载《胡适研究》，第三辑，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适手稿》，第9集，下册，卷3，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1970年印行。由该文所说“去年（1954）”中国大陆决定展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页523）推断，此文写作时间应为1955年。 [10]阿忆《水木清华九十年》之八，（电视专题片解说词），凤凰卫视2001年播出。 [11、24]《胡适日记全编》，第七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曹伯言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报》发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话加空话，确有一点神经病人在说话演唱的味道，蔡后来称自己这篇文章确实是“左”了。顾颉刚反对胡的两点，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辞传》里有‘观象制器’之说，说古代各种工具的创造都是圣人们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来的。有如涣卦上巽下坎，巽为木，坎为水，圣人看了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来了。我认为这种唯心的观点太不对了，船当然是看了木头入水不沉而想出来的，和涣卦有什么关系。这种思想和汉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说不定是他们的玩意儿。胡适见了这篇文章，就写信来反对我，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我为了《老子》书里说‘绝仁弃义’明是反对儒家的提倡仁义，说‘不尚贤’明是反对墨家的弊病已经给人看破的时候。胡适看了又来反对我，维持老子为孔子师的传统说法。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固然我所说的未必对，可是他自身却‘宁可信而过，不可疑而过’了，这一个根本态度的转变真使我伸出了舌头缩不进去。钱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对我说：‘真想不到，适之的思想会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标题是“胡适这个人”。开头说：“胡适这个人，我在北京大学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个两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一方面却很能够低声下气，趋炎附势的。所以我从头起就没有像社会上一般人士那样的重视他。”接下来，沈氏列举胡氏为人的卑劣之处：“胡适到北大时，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时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评议会，继之便组织教务处，教务长一职，蔡先生本来属意于胡适，但那时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赞成，有人扬言：万一胡适当选，我要闹一闹。我听见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说：他年青，学校方面应该爱护他，让他能够专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学问，事务上的琐屑工作，可以暂且不要去烦劳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见，结果马寅初当选了教务长。但胡适因此对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说：尹默！我向来对于举办任何事情都是欢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这次不让我当第一任北大教务长，我是很不高兴的。……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头等喜欢出风头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学问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过是借来作为出风头的工具而已。刚才听到颉刚说他的考证方法是从胡博士那里得来的，起初胡博士对颉刚疑古精神还嫌不够，但后来又反对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实这种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适的专长，被人一学会，他就不足为奇了，便要打击别人一下，才能显出他别具神通，还是一种出风头的技能。再就这一点深入研究一下，这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客们的伎俩，完全一样。……还可以说一两件发笑的事，如果不是我亲自看见听见的，绝不会相信。一件是陈仲恕对我讲的，他说他震于胡适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礼堂公开讲演，他也去听讲，听了好一阵，觉得有点耳熟，仔细想一下，记得是在颜习斋书里看见过，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来知道胡博士过于忙碌，讲演期到了，讲稿还没有准备好，就到琉璃厂书店去顺便买了一本颜习斋的著作，在洋车上，翻了一翻，便把这一场公开讲演对付过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时同张慰慈住在一起，他们书房里有一张在的少有的书桌，桌子中间，一本一本的翻开来覆着的书堆得像一座小坟山一样，乍一看不免使我有点惊讶，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这是胡博士著书的成绩，他实在没有时间细细读书，只好临时翻检，用剪报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说胡博士是翻书著书。”正是这诸多颇为“神奇”的例证，才激怒了胡适并谓沈“是一个小人”和“下流的扯谎”。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为人为学看，令人诟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适从丁文江、秦景阳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几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权史，连胡适本人也不免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适的日记中有明确记载，沈、马等人引进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吴虞）或借重（如王国维）之心”。（《胡适的日记》第392∽393页，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查看这些日记，或许能从另一个侧面透视两派争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大的变化，海峡两岸开始来往，罗尔纲从台湾友人中知道胡适曾于1958年底出版《师门五年记》的事。当时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开始提笔追忆当年跟随胡适生活、治学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联书店将罗尔纲新写的追忆文章与原书合并，以《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为名结集出版。其后，罗尔纲继续写胡适琐忆，惜书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联书店将罗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增补本）。在这个版本中，罗尔纲增补了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1961年何勇仁说他读了我攻击胡适的〈坦白状〉》，文章说：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4）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1961年8月16日夜谱记胡适给何勇仁信事说：夜里，有给何勇仁的信。 义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远来看我，得畅谈半个上午，至今感谢。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来打忧，想能得先生的谅解。 那天我们谈及贵县姓罗的学生，大概就是罗尔纲。先生读了他的《坦白状》，想必也是这样猜想吧？ 《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师大对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国二十天，不及面辞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适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尔纲按：我于1961年并没有写什么《坦白状》来批判胡适。我们以前知道当胡适于1961年11月心脏病复发入医院，围剿立刻起来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时还没有停止。现在读了这封信，知道当1961年就已经有人假造我写的什么《坦白状》来气胡适哩！ 岳南按：罗尔纲直到去世，在他所写的“琐记”文章中，没有一篇提到《两个人生》，更没有提及他写此文的心理反应，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来作为批胡样板为自己解脱。 而在如上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给世人制造一种错觉：罗尔纲未曾讲过批胡的话，也未写过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别有用心的人为气胡适而捏造的。但事实是，罗氏的批胡文章白纸黑字已成为抹不掉的历史的一分子，胡适向何勇仁提到“《胡适思想批判》第二辑，请先生便中饬人送到台北和平东路一段一一五号‘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这个“第二辑”就包括罗尔纲的雄文《两个人生》，此点，想来罗尔纲是知道的。令人费解的是，罗氏直到去世也未写过一篇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确实令活着的人如作者发出一种白云苍狗，“人为何物”的感慨。 [14]《欧阳哲生讲胡适》，第19页，欧阳哲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适口述自传》，胡适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鲁迅《华盖集·导师》，载《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数次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回大陆，并写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谈右派》一文中说：“记者离开北京那天，反右派运动正在开头，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问我：‘你看，将来的演变，该是怎样？’我说我也说不出来。”又说：“记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依孔夫子的说法，即是‘或勉强而行之’；他们在下意识中，依然恋恋于旧社会的生活。这一回，毛主席的演讲，就像经过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术，把他们下意识中的境界显露出来了。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识中，还潜伏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吗？或者，记者不妨再补充说几句：过去八年中，经过了若干回大运动，许多民主人士，都是保护着过关的，这回却要自己来过关了。”（载《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曹聚仁著，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写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终局》的文章，内称：“记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了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但他们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的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当国务会议罢免他们的前夕，周总理曾邀请罗、章、章三氏谈话，把政府将罢免他们职位的决定告诉他们，他们同意这样的决定。不过他们三人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钧完全服从政府的判处，罗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认他是反党、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说：“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国务会议，先后两次，乃集思广益之意。第一次，毛氏发言达二小时之久，邀请费孝通氏参加。席上，毛氏宣称将召集右派分子会议（可能有一千人与会）。一方面，对右派分子表示感谢，因为右派分子，帮助政府提高了警觉，一方面也愿意帮助右派分子求进步云。席上费氏起立发言，自谓：第一感想，当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来；第二感想，还是十分兴奋，国为毛主席鼓励他的进步云云。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补一文《再记右派分子的结局》，说：这些右派分子“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思，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领导文化工作的人士，实在因为这个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过来，于是大学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实际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学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士，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而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人以口实，便垮下来了。……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又说：“至于全国各大学学生，不知稼穑之艰难，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乱说一阵的颇有其人。北京有个有名的大学，列为右派分子的学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为异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但他们毕竟做了，行通了，我们又该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归：离别（第四章胜利的牺牲品）注释（6） 再后来，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为题发表一文，谓：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 对于曹聚仁自称与鲁迅的交谊以及在撰写《鲁迅评传》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论，仅此论述知识分子劳改的北大荒为人间“天堂”，便可知胡适称其为一个“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尝谓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无德、无才、无行等“三无”人员，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彻底的体现。曾与曹聚仁合办创恳出版社和《热风》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说曹“住在自由之地，却引诱别人跳火坑，真是老鸨的作为”。噫！ [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适年谱》，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卫威讲胡适》，沈卫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十册，胡颂平编，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吴晗和胡适的来往信件》，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28]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没落》（缩译本），（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台北，远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台北《联合报》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园《本院耆老话当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访问：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记录：任育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转引《何妨是书生——一个现代学术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适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时，将离开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亚东图书馆1930年12月初版《胡适文选》。 [37、44]《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著，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8]李书华作《胡适之先生生平及其贡献》，载台北《大陆杂志》，第24卷，第10期。 [39]梁实秋《胡适先生二三事》，载《梁实秋散文》，第三集，梁实秋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出版。 [40]台北《文星》杂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41]《胡适文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43]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载香港《民主评论》，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1） 1948年冬天，梅贻琦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至“归骨于田横之岛”。 梅氏当年怀揣怎样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着他光荣与梦想的清华园，像一位孤独的骑士一去不回头？此点，梅本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文字，亲朋、弟子的回忆则大多支离破碎，且说法各异，只有详加考证，才能抽丝剥茧，弄清事实真面目。据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袁随善回忆，大概是在1955年，梅贻琦和夫人韩咏华路过香港，主动跟他说起当时离开北平的情形，梅说：“1948年底国民党给我一个极短的通知，什么都来不及就被架上飞机，飞到南京。当时我舍不得也不想离开清华，我想就是共产党来，对我也不会有什么，不料这一晃就是几年，心中总是念念不忘清华。”[1] 袁氏这一说法显然过于荒诞离奇，近似妄言，实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龙行有影，虎行有风。梅贻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动机再神秘复杂，总有线索和踪影可觅，因为他毕竟生活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况且还是一座知名学府的一校之长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华同事和亲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员的回忆— 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从诫：1947年冬，母亲住院做肾切除大手术，正在美国讲学并参与联合国大厦设计工作的父亲，特地赶回来照顾她。圣诞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华梅贻琦校长的邀请，要我们姐弟到他们家过节。但是去后发现只有我们两个小“客人”，梅校长也不说话，我们显得十分拘束。不久，就听说梅校长从城内东单临时机场飞离了北京。他当时请我们姐弟，也许是有意借此向我们的父母表示告别吧？[2] 抗战胜利复校后的清华教务长吴泽霖：他临走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记了，在门口他乘车出去，我刚走进来，他车停下来，我先问他，怎么样？听说你是不是要走？他说，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假使我不走，这个基金我就没有法子保护起来。最后两句话是他思想的一闪念，很紧张。以后到上海后，他给我通过一次信，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3] 梅贻琦好友、物理学家李书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军围攻，西苑与南苑机场均不能用。北平城内动工建筑一个临时机场，利用东交民巷东面围墙外的操场与东长安街东部一带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条。十二月廿日晚间政府派第一架飞机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该临时机场上。廿一日清晨我与月涵及袁守和（同礼）先生和袁夫人等数人，携少许随身行李登机飞往南京。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4] 梅贻琦夫人韩咏华：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国外，我怕大女儿祖彬与丈夫长期分离，就跟梅先生商量，[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决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带祖彬及她的两个小孩搭亲戚（南按：卫立煌将军）飞机离开北京，飞往广州，之后不久又转到香港，借住在祖彬爱人的兄嫂家里。 这时候梅先生还在北京，他为学校事务城里城外地奔波着。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进城办事，赶上北京城被围，阻于城内，从此再没有回到清华。南京国民党政府连续来飞机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飞机走了。以后，梅先生从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个法国朋友，约他到日内瓦参加联合国的会议。这样，梅先生就离开中国大陆了。[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2） 另，我在广州报纸上看到谁谁走啦，就是梅校长还是从里从外照顾学生。以后，听说进城以后，出门证作废了，他住在北京饭店，那时南苑的飞机场炸毁了，在东单修跑道，有飞机去南京，他赶上尚在北京，梅贻琦和华罗庚就坐那个飞机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当时李宗仁在南京。我们就在香港相遇，我从广州到香港，他从南京、上海到香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把祖芬带来，他说他念书呢，是个学生，不要紧，我是不能回清华啦，能出城还是要出城。[6] 时任清华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记：1948年12月14日，“据说昨晚林彪部队由沙河、清河冲来，因国民党军炮火猛烈而退却。转向西边，向台湾新练的国民党军进击，所以清华园附近又平静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预备一辆卡车，同人女眷想进城的可以搭车，限于女眷。四点前，内校门外挤着许多人，慌乱得很。梅校长在城内，今天上午十一时许小汽车返校，带来款项，下午三时发薪。这次我的薪水近金圆券千元。……晚上没有电灯，早睡。听见炮声，在南方。气象台的大炮已经撤掉了（南按：国民党军在清华安装），据说是梅校长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圆明园内，后来撤往城内了。” 12月16日，“城内交通断绝。邮箱电话都不通。据悉，胡适夫妇已飞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属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报云政府要梅公飞京。至于校中空气，多数同学本来是左倾的，他们渴望被解放，少数也变为无所谓。教授同人极右派本来想走的，现在也走不成了，多数成为无所谓。”……共军既把平津路也切断，中央军已无退路，困守北平城。……共军所用长城银行的纸币出现了。 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7]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8]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时一同同他到南京。[9]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3）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10] 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11]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12]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3]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 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14]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实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4） 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1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告别清华园（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暂代其职），闻枪炮声急忙赴陈宅，报告时局，但有点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说法，当时清华园内师生之间左右分明，中间人难于立足。陈寅恪不反对共产主义，但不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当浦江清说到陈雪屏已来北平并欲“抢救”有名望之学人南行，“惟人数必有限制，极少数。陈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时，陈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谢我特为通知的好意，并且劝我也可去梅公处登记”。又说：“上回他谈，认为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虽然不一定再用清华大学名义。胡适也曾说过，他不想在南方再设北京大学。看来政府要北平大学教授离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那种形态。这次因为陈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畅谈。陈先生认为，清华园附近即有战事发生。”[18]此时，梅贻琦正在城中，开始紧张地把清华重要账册、文件移存北平城内提前预设的一个保管小组管理，并作流亡准备。 通过对上述回忆文章的梳理、对照、鉴别，结合当时的情势和其他旁证，梅贻琦出走的历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断：梅离平南飞是自觉自愿的，无人对其施压或胁迫，走前对政治时局和个人处境有过慎重考虑并与同事、好友等商讨，同时对陈寅恪出走产生了一定影响。梅离开清华园的时间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进城后住北京饭店，开始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等人商讨乘机离平的具体事宜。大约在城内逗留了一个星期，21日中午与杨振宁之父杨武之等教授一起在东单机场登机，傍晚抵南京。整个过程用清华校史研究专家黄延复的话说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动，不是被动的；是自觉，不是盲目的；是坚定，不是犹疑的。”[19] 在这一关键转折点上，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细节是，梅贻琦尚未离开清华校园，曾有学生张贴海报并结队至校长办公室和住宅请愿，要求校长不要跟随国民党南撤，留下来继续主持学校事宜。此时已秘密赴解放区投奔中共的原清华历史系教授吴晗，也发来“挽留”函电，设在张家口的中共电台发出广播，谓“北平各大学惟有清华校长梅贻琦可以留任，请勿擅离”等。[R]但梅贻琦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乘机飞离北平赴南京，进入溃退中的国民党中枢，未久便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海外生活。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1） 既然此前梅贻琦曾不止一次地标榜自己对清华“生斯长斯，吾爱吾庐”，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换代的历史时刻，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劝说于不顾，抛下清华师生执意南飞呢？ 纵观梅贻琦在大陆的岁月，虽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在掌校期间于学生运动中的共产党学生还曾尽量给予庇护，但这种做法更多的是为保护学校与青年学生本身所计，并不是说他就赞成共产党与马列主义，或者赞同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与施政方针。此点他在昆明时已表达得明白。如前文所述，当他看到闻一多、吴晗等人以“斗士”身份与国民党政府人员“斗”起来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记中曾明确表示：“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20]这个“怀疑”既是他心迹的流露，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陈寅恪等人对时局的看法，因而当1948年年底，吴晗以中共军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来之命发“挽留”函电劝其留下来时，梅没有听从这一建议，而是像胡适一样悄然乘机南飞。据传，有一次，梅贻琦一个很要好的友人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大陆，他说：“我若留在大陆，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一是当傀儡，一是当反革命。因为这两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须离开。”[21]这个话是梅贻琦于什么时间、对谁说的，至今尚没有落实，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听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梅的出走与陈寅恪大体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将到来的新的文化、教育环境，以及与自己意识形态相悖的当权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华的林从敏在谈到梅贻琦出走一案时说：“事实上梅师决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华。梅师一生尊重学术自由，不干涉教授与同学个人的政治思想，这个原则怎能与中共笃信的马、恩、列、斯……与毛语录的理论共存？”[22]对于中共于张家口发“挽电”一事，梅的秘书赵赓飏则认为是一种“劝降”行为，而“先生闻此，认为一向未曾左倾，今日闻此类似诬蔑之词，对政府同仁，殊有无法表白之苦”。[23]对于种种说辞和解释，梅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虽有些刺耳，但只要认真思索一下便会承认，这种分析还是切中要害的……梅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对他来说，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从这件比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窥察出他超人之处—头脑的清醒，决意的果断，以及对于自己的理念或为人原则的执著和坚守”。黄氏所言，并非妄谈。 但是，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梅贻琦离平南飞，或陈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诗作中所说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俄专制独裁体制和文化环境”之因，或“像过去的许多历史事件—例如王国维的自沉事件一样，是一种文化现象，或者说一种政治文化现象”。（黄延复语），但对这种政治文化现象的考释，又大多局限于国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层的思想根源，更没有人把梅贻琦的出走，与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华校长之职时所说的话联系起来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讲中，梅贻琦说道：“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24]后世学人所谆谆乐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对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为重要，“乔木”与“世臣”之分别，意味着对“故国”不同的价值认知，梅直到在台湾去世，一直是把国民党在大陆主掌的中华民国与台湾地方政权连在一起，并当成合法政权与“正朔”，这个“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国”，而自己与南飞者正是故国中“世臣”的象征。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2） 当然，南飞时的梅贻琦尚未意识到国民党会如此迅速地崩溃并丢失整个大陆，他认为中国很可能会出现历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权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国”，江北则是一个与他不相干的新政权，其心理与陈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陈寅恪南飞前的估计，抗战后中国政局的走向，国共之争不可避免，其结果将使中国形成一个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陈寅恪有《南朝》《北朝》诗问世，是谓把南北朝比拟国共两个政权。陈寅恪次女陈小彭曾对人说过：因为陈氏以为国、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长江为界，后来才在去留问题上迟疑未决。[25]当然，这个“去”是由上海或广州去台湾，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当时的局势而言，与陈寅恪、梅贻琦持相同观点者大有人在。时在国共争战中悄然崛起且欲与国共两党一较高下的第三党领袖章伯钧曾公开放言：“……起初认为共产党只能活动在黄河流域，后来的结论是：‘谁也消灭不了谁，谁也不能战胜谁。’至多是个‘南北朝’，是个相持的局面。即长江以北是共产党、江南是蒋介石及其他。在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为，在政治上举足轻重。”[26]淮海战役一役，国民党军溃败，继之北平已失，国共进行貌合神离的“和谈”，已赴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坚持：“……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输和硬撑、霸道的性格，还明白无误地昭示他心中对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国民党为“正朔”的心理。 事实上，对国共两党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预测，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识分子的虚妄幻想，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公布的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斯大林也有意图让中共与国民党政权划江而治，如“两个德国”或“两个朝鲜”之例，形成“两个中国”，也即南北朝局面。[27]而“文革”时，有人怀疑陈序经1948年任岭南大学校长一职，是当时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坏中国统一，制造“南北朝”局面。[28]尽管这一怀疑迄今未得到证实，但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大鳄插手国共之争，并打着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是肯定的，苏俄帝国主义的滔天罪恶后来与中共反目成仇时得到了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那著名的光辉篇章《别了，司徒雷登》中已说得很清楚：“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遗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着手撒尿—不理胯下那个小东西的战略战术，司徒雷登新店没能开成，只好强撑起焉儿叽地的小头“挟起皮包走路”。[29] 梅贻琦飞抵南京时，司徒雷登还很神气地挺着脖子对国共双方指手画脚，整个长江以南与西部地区还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一个新的“南北朝”轮廓在枪炮硝烟中若隐若现地飘浮于大江两岸。梅贻琦此刻从容南下，除了像陈寅恪一样为了“避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像抗战初期胡适出使美国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战争一样，是为一件“大事因缘”而来—揽住清华在美国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筹码报效“故国”，而梅氏作为清华校长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续。假如国民党“和谈”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陈寅恪对浦江清说的“清华在南方还是要慢慢设立”的预想，以及梅在南飞前亲口对叶企孙所说到福建或广州等地另建清华的计划便可以实现。只是国民党本身太不争气，兵败如山倒，转瞬间樯橹灰飞烟灭，梅贻琦在福建重建清华的梦想成为泡影，不得不另谋他途。事实上，后来在台湾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就是这一构想的延续。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3） 梅贻琦飞往南京的第二天，摇摇欲坠的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匆匆任命其为教育部长，梅却坚辞不就，只允任“南来教授招待委员会”委员，暂客居上海老友朱经农家中。对于自己坚辞教育部长的原因，梅在清华同学会上沉痛说道：自己“身为清华校长，把清华弃置危城，只身南来，深感渐愧，怎好跑出来做官？”[30]虽拒绝“做官”，却并未放弃“作事”，梅在南京与上海的短暂日子，尽其全力协助教育部代部长陈雪屏处理当时严重的教育问题。 1949年6月底，梅由广州赴香港，与夫人、孩子短暂相聚后飞抵巴黎，与李书华等五人代表国民政府出席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会议，并出任常驻代表。会后在巴黎南郊儒维集（Juvisy）小镇与李书华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国伦敦。1949年12月，梅飞抵纽约，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缪云台合租贝松生（建筑大师贝聿铭之父）的一所闲置公寓暂住。自1950年起，梅贻琦出任华美协进社（ChinalnstituteinAmerica）常务董事。华美协进社乃中华教育基金会驻美机构，清华大学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这一机构管理，梅贻琦正是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缘”特别谋求此职，以便实际掌控这笔数目庞大的基金不致因战乱和国内变故而流失。他在离平南飞之际对教务长吴泽霖所说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为了保护清华的基金”，就指此事。 梅贻琦到协进社后，专门辟出一间办公室负责保管清华基金，自己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维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纽约组织“清华大学在美文化事业顾问委员会”，以清华基金利息协助在美华籍学人研究学术，购买美国出版学术期刊赠台湾专科以上学校，同时筹划恢复《清华学报》事宜。其间，梅贻琦借原清华大学经济系教授萧家魁回大陆之机，托其带回一封致清华大学领导人的亲笔信，表示可以用清华基金资助母校图书仪器。因当时环境关系，这封信未及交给学校，此事便不了了之。[31]据说，北平解放初期，清华大学曾收到过从美国寄来的“来历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贻琦订购赠送，可惜没人当回事而任其流散了。[32] 鉴于当时纷乱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梅贻琦的举动，台湾方面频频派人到纽约，以各种名义商谈将清华基金调拨到台湾归政府支配，或请其携带基金利息到台湾为学术机构购买设备仪器，但皆被梅贻琦拒绝。当时管理清华基金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主席是随国民党撤退台湾的蒋梦麟，干事长是在美国的胡适，台湾当局见梅贻琦搂紧基金不放，甚为焦虑，又不便强行施压胁迫，遂派蒋梦麟赴美与胡适、梅贻琦等董事会人员协商，最后达成共识并形成了两点结论： 一、清华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会成立时就已经决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国际习惯办理。董事出缺自行补选，全部基金调移台湾似不可能。此议由干事长胡适正式函报蒋介石说明； 二、清华复校原则可行，如何办理由梅贻琦校长与台湾教育部研商决定。[33] 尽管蒋梦麟与胡适就此事向蒋介石作了详细报告，仍受到一些国民党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纠缠和刁难。据梅的助手赵赓飏回忆：“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经决定令清华在台复校，而有的官员倡言清华基金是庚子赔款的余额，最好尽量花光，等于‘雪洗国耻’。梅校长对此虽然不表示意见，却从心里不赞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实，也不可能办到。”[34]赵氏所说的保管案，除了明确政府不予干涉外，这笔庞大基金的支用手续，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长与清华大学校长一致同意，并提出相当计划提交董事会，然后由董事会召开全体董事会议决定是否通过并拨发利息（本金不能动）。鉴于既成规则的严格限制，许多人对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发一通荒谬的怪论而无可奈何，就连包括原清华大学教授、时任台湾国民党政权“外交部长”的叶公超也是如此。叶回忆说：梅贻琦在美国的时候，“我每次至纽约都去看他，都劝他回台湾来，而且要把清华的钱用在台湾。他每次都说：‘我一定来，不过我对清华的钱，总要想出更好的用法来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许多计划来，他说：‘我不愿意把清华的钱去盖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钱为国家作长期的研究工作。那时候国内就有些人对梅先生不甚满意，认为他是一个守财奴，只肯把钱用在国外，不肯用在台湾。我最初也这样想，后来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个想到现在的长期发展科学，至少胡适之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35]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梅贻琦出走内幕（4） 就在台湾当局时刻关注梅贻琦的动向并设法令其尽快回到“故国”怀抱时，中共方面也没有忘记梅的存在和巨大价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华的吴晗曾公开表示梅应该留在清华，而对胡适大为反感。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在协和大礼堂对北京高校校长、教务长谈话时，再次提到梅贻琦，说：“梅贻琦先生可以回来嘛，他没有做过对我们不利的事。”[36] 尽管梅贻琦确实没有做过对中共不利的事，但他还是没有回应周恩来这位南开小校友与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国赴伦敦，然后又去了美国。就在梅于伦敦短暂停留的时日，一帮清华校友又闻风而动，开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归大陆。一位叫方钜成的清华校友在许多年之后说：“梅校长在公寓安顿下来后，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便饭……谈话中心离不开国内局势的发展，我们两人告诉梅校长，我们一家准备回去了，我们想参加建设祖国的工作，也告诉他有好几位我们熟悉的同学也即将归国。当时你一言我一语，表示希望梅校长离开欧洲也回北京去。……陈益当场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费方面有困难，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过了片刻，梅先生表态了，他对我们说：‘你们回去我赞成，但我自己还想在外面看看再说。’”[37] 面对梅贻琦的态度和后来转赴台湾的事实，方钜成颇为感慨地说：“现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当时还是对他规劝敦促不够，否则梅校长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会有所不同的。”这位表示懊丧的方钜成回到大陆后任外文局《北京周报》编辑，曾与姜桂侬合译过《周恩来略传》等书出版。陈益回国后到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不知这几人当时是否受中共特别指示专为做梅的工作而设此宴，从陈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断，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极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来”的成分。历史每到一个社会大动荡、大混乱的转折时期，总有一部分人怀揣不同目的“自已跳出来”折腾点什么，只是方钜成等辈的折腾给世人一种说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觉。《孙子兵法·谋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方钜成等人不管是奉命还是出于自己一厢情愿，只能说他们既不了解老校长，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华沉痛的历史背景与未来将面对的厄运。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运动”兴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阵线的各色教授，开始了站队与“洗澡”。紧接着，清华被肢解，只剩一个工学院独木支撑。随着一连串更加猛烈的运动开始，许多教授被打成了头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颜色相同的“反动学术权威”。在秋风扫落叶式的政治风暴中，全国上百万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遭此厄运。茫茫苍穹秋风渐紧，寒气袭人，铺天盖地的大风雪即将压城而来，清华园内，一个个齿摇摇发苍苍的老“海龟”，被“可下五洋捉鳖”的红色革命小将们捉上“斗龟（鬼）台”，于刀风箭雨中喷出最后一腔碧血。脚下，那浸染在腥风血雨中的朵朵黄花，于凄苦苍凉的大地上瑟瑟颤抖……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事隔三十余年，当中国民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群体普遍从那场恍如隔世的噩梦中醒来时，方钜成等辈还煞有介事地对当年的“义举”大发感慨，并为没有把梅贻琦弄到大陆而痛心疾首，真可谓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举很容易让人想起当年陈寅恪的门生、压根就不具备与导师对话资质的汪篯，作为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特命全权大使”赴广州中山大学，“以党员的口吻”、“教育开导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劝陈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荒唐与无知，而方钜成辈可能至死都活在没有把梅弄回大陆的遗憾之中，这个遗憾又渐渐演化成人生中一个残碎的大梦而连绵不绝地做下去。然而，梦终归还是梦，总有醒的时候，倘有朝一日方钜成们从这陈年大梦中醒来，对着镜子问一声：“我姓啥名谁？”可矣！ 1954年春，受台湾当局邀请，梅贻琦赴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4月返纽约。在这期间，国内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写信请其回归大陆。此时已由香港来到纽约的韩咏华看了信后试探性地问梅：“你看共产党怎么样？”梅贻琦答道：“把国家治理得不错。”[38]但梅贻琦最终未能回归大陆，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台湾。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1） 1955年11月，梅贻琦认为实现心中那个“大事因缘”的时机已到，遂接受台湾当局敦请，离美赴台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继而创建清华大学，从此在这座前殖民地的孤岛上生根发芽，梅开二度，再次结出了一串丰硕果实。 其时，台湾政局虽稳住了阵脚，但财政依然捉襟见肘，特别是外汇储备急需打一针强心剂，以缓解内外交困的压力。众人见梅贻琦到来，如同在阴霾的大山深处看到一个光芒四射的金娃娃，纷纷围将上来欲咬上一口，至少要捞一把油水。许多与此事相干或不相干的官僚、军人和所谓的民意代表，借各种机会对梅进行围殴式质询。梅氏每次在公私场合与这帮乌合之众遭遇，都要捺着性子历述基金保存与使用计划，直折腾得口干舌燥，血压呼呼上蹿，几欲吐血晕倒方休。不知是逃亡孤岛的恐惧，还是狭小窄仄的空间令人心理变态，匪夷所思的是，有几位列军籍的清华校友，不知受了何方、何人的蛊惑与煽动，居然找上门来把梅贻琦团团围住，态度刁蛮地当面提出质询和要求，欲从中啃到一块瘦肉或一碗老汤。此次老鼠动刀—窝里反式的质询与吵闹，给梅贻琦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使他更加认清了部分逃亡者内心的卑鄙龌龊和丑陋，坚定了对基金严管到底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与勇气。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一个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能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一直支持台湾的美国把捐赠原子炉和技术，作为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之一部分与台湾当局合作。从战争的创伤与灾难中复苏的台湾，急需发展电力以恢复经济，因而梅贻琦与当局协商，首先设立原子能研究所，以此为依托，逐渐扩大成由三五个所组成的研究院，在此基础上最后恢复清华大学建制。这一计划得到了台湾当局认可、批准，并对梅表示了殷切期望，特别允许其在台北阳明山官邸附近划拨校址。台湾岛内许多县、市领导人闻讯，认为这个倏忽间从天上掉来的金娃娃应该搂在自己怀中，不能让它溜到别人的地盘乱蹦狂跳。于是，各县、市长纷纷想方设法找梅贻琦游说，让这一计划在自己管理的一亩三分地落地生根。一时间，舆论纷纷，群情瞩目，搞得梅贻琦难以招架。 正在梅为研究所选址事宜大感苦恼，左右为难之时，蛰伏在一间屋子里眯着有点老花的眼睛密切关注梅贻琦动向的蒋介石，认为自己出面解围的时机已到，遂发出请柬，邀梅于某日参加自己定期举行的茶话会。梅按时赴约，原以为有很多官僚政客或学界名流参加，当到达蒋公官邸后，才发现只有自己一人。与蒋对坐喝茶闲谈中，梅顿悟对方如此安排，实出于对自己的特别礼遇，意在避免“召见”之意，并借此彰显蒋公对此事的重视、谨慎与对梅本人的尊重。交谈中，蒋介石告诉梅贻琦不要听那些巧舌如簧的县、市长鼓动拉拢，宜于亲自环岛看看，有自己的主见才是。梅贻琦颇以为然，蒋介石亲自指派原清华大学教授、台湾省政府秘书长浦薛凤陪同一起察看。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2） 梅氏一行沿台岛纵贯线奔波十天后，考虑到原子炉附近五百尺以内不能有住户或农工设施等因素，认为新竹县赤土畸较为适宜，此处地势开阔且大多是荒地，便于征地和建设，而离台北仅有70多公里路程，来往便利，便于海内外学人交流。经过反复勘察并与政学两界人士协商，最终确定该地为复校地址，并报请台湾当局批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清华基金利息拨付到位。就在梅贻琦与台湾当局组织的“筹备委员会”人员拟定具体计划过程中，仍有政客出身的委员以破落户心态在会议上大放厥词，继续声言把清华基金本利全部调拨台湾，尽量一次性花光花净，以“洗雪国耻”。据参加讨论会的赵赓飏回忆说：这一谬论再度提出后，许多有识之士感到不快，“钱昌祚委员曾发言，大意谓近百年来外患频仍，国耻甚多，不只庚子一桩，但花尽基金本利，似与雪国耻无何关系云云”。[39]经此一击，对方自感无趣，只好闭上令人厌恶的嘴巴。又经过几次反复商讨，最后敲定，购地、建设经费由台湾当局财政拨给，建所与复校后的一切设备、仪器由清华基金利息支付。 1956年1月，在梅贻琦主持下，新竹清华第一批校舍动工兴建。这年秋，招收第一班原子科学研究生，暂借台湾大学上课。1957年，新竹首批校舍、办公楼、教授住宅、职员、学生宿舍完工并投入使用，秋季开始在新校开课，聘陈可忠（南按：清华1920级校友，梅去世后任代校长、校长）为教务长，招考第二届研究生，并兴建物理馆及加速器实验室。1960年，原子炉炉房、原子炉实验室、核子工程馆、同位素实验室相继完工。1961年4月，原子炉装置完成，临界试车顺利。1962年3月，物理馆扩建工程完成，化学研究所和应用物理研究所相继创立。如此快捷的建筑速度，被台湾学界称之为“魔术师般的神速”。[40]自1956年7月始，袁家骝、吴大猷、邓思黎、钱家骐、陈省身、孙观汉、傅瑞雪、马祖圣、徐贤修等海外华人学者，与一大批外籍学者如小谷正雄、李德曼、斋滕一夫、真田顺平、布来德等著名人士前往任教，兴建中的新竹清华大学呈一时之盛。 1958年7月，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俞鸿钧被迫辞职，陈诚再度以“副总统”、国民党副总裁身份兼任“行政院”院长。向来与陈诚友善的梅贻琦被邀出任“教育部长”兼原子能委员会主任，梅坚辞不就，但经不住老友陈诚的一再劝说，最终入阁任职。据浦薛凤回忆说：“梅师卒勉尊政府之命，主持教部。当局深知梅师不愿舍离复校甫始之清华，故嘱仍任清华校长。就职之日，向部中同仁致辞，勉以多记着‘教育’两字，而少注意‘部’一字。意即实事求是，避免推宕拖延之官僚习气。”[41]次年，梅贻琦又兼任台湾“国家长期科学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与主席胡适共同主持制定《国家长期发展科学计划纲领》。一连串的职衔和一摊子事务，梅贻琦来回奔波，简食少眠，终于积劳成疾，身体渐趋不支。1960年5月，梅贻琦因腰痛、发热与肺炎并发症，入住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疗治，自此开始了为期两年与病魔斗争的生活。 1960年6月10日，梅贻琦被诊断为摄护腺患癌，施行颈部淋巴腺摘除手术。经病理检查结果，认定是摄护腺癌转移，并且手术后病况急变，很可能危及生命。消息传出，中外人士在震惊之余极表关切，蒋介石、陈诚等分别下令台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与延长梅氏生命。台大医院各科有关医师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应对方案，并决定以增加抵抗力和控制摄护腺肿瘤进一步恶化为主治措施，以尽量维持到病人亲眼看到自己主持的清华原子炉完成的时刻。6月11日，院方开始对病人进行女性荷尔蒙激素围堵，效果并不显著，梅仍处于生命垂危之中。闻讯赶来的胡适、陈雪屏、钱思亮、查良钊、浦薛凤等学界要人兼好友紧急商谈，电请梅夫人韩咏华由美赴台予以照拂。韩咏华得到消息，惊惧中匆匆收拾行装飞台。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最后的光芒（3） 1951年，当梅贻琦在美国协进社落脚后，夫人韩咏华得此消息，携带两个外孙由香港赴美。此时，儿子梅祖彦正在美国读书，一对老夫妻再度与分别8年的儿子聚在了一起。1943年秋，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二年级读书的梅祖彦弃学入伍，被分配到美军驻昆部队当译员，后被派往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军事基地工作，1946年9月退役复学，进入梅贻琦早年留美时的母校吴士脱理工学院机械系插班就读，1949年以“高才生”（Honors）毕业，入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1950年毕业后，入美国沃兴顿公司任技术员。1954年，在一帮海外中国同学鼓动下，梅祖彦蒙生了回归大陆在共产党红旗映照下建设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想法。许多年后，梅祖彦说：“此前有不少留学生回到了大陆，并传来了很多解放后的情况。父亲知道我和一些同学也在筹划远行，他虽然未动声色，但显得出心中焦虑。后来还是重视了我自己选择前途的意愿。”[42]梅贻琦一生奉行民主自由，尊重个人意志，对孩子的理想追求不曾干涉，梅祖彦自西南联大弃学入伍如此，由美返回大陆亦如是。当然，随着时转势移，二者又有不同，面对儿子这一新的人生选择，梅的内心痛苦可想而知。当儿子正式决定出走时，向来沉默寡言的梅贻琦以低沉的语调对这位独子说：“你回去是有用的，我就不行了。”又说：“可能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43]言毕泪下。梅贻琦一语成谶，自此一别，父子竟成永诀。[44] 梅祖彦离美回归大陆，未久即分配到清华大学任助教，梅贻琦也于翌年赴台湾，韩咏华继续留在纽约独自生活。因梅贻琦赴台后领的是台币，薪水微薄，远不能支持夫人穿衣吃饭，一生倔犟要强的韩咏华开始到外面打工。此时韩已62岁，先是在一家衣帽工厂做工，后转一家首饰店卖货，继之经人介绍到一家医院做护工，最后转到一个盲童学校照料盲童，生活极其艰难。据赵赓飏回忆：民国四十七八年，清华校友阎振兴从美国赴台，说“曾经探望过梅师母，‘生活太苦，赓扬，必须跟梅先生说，设法给师母汇钱，或接她来台湾！’说着阎兄眼中就充满了眼泪”。[45]赵氏把阎校友所说的情况向梅贻琦报告后，梅认为自己在台薪金微薄，无法汇钱照料，而新竹清华校区的建设正在关键时刻，自己还负有“教育部长”的职责，应酬极多，心力交瘁。更为难的是梅贻琦的居处是台北清华办事处办公室，没有自己的私人住房，只有等新竹清华原子炉建成，自己辞去“教育部长”之后才能有安家定居的打算。想不到原子炉尚未建成，“教育部长”仍在任上，就因劳累过度，一病不起，甚至到了生命垂危的边沿。面对此情，只得召韩咏华赴台照料。6月19日，韩咏华抵达台北与丈夫相见。 7月22日，梅贻琦病情更趋危急，医生开始采用未婚女性鲜血反复输血（在两年时间里，先后输血39次）。7月28日施行切除睾丸手术，病情稍有缓和。 就在台大医院医护人员全力救治的同时，美国驻台协防司令特别派美国海军军医院外科主任Firoved军医上校前往会诊，而后专门自日本横须贺美军海军基地医院请来内科主任Weiss博士为其诊断，并尽力自美军医疗系统供应所需药品。在台湾当局和美军驻台协防司令部共同努力下，美国X光最高权威Hodges博士，多次被邀赴台为梅贻琦检查胃肠及全身。日本癌症专家久留性胜博士也受邀特别自日本赴台为梅贻琦诊察病情，并提出救治办法。经过海内外世界一流专家齐心协力施救，梅贻琦病况渐有起色，食欲增加，至10月31日首次离床，由轮椅推出病室外散步，病情稳定。 1961年9月，梅贻琦痰塞左肺，又濒危急，台大美籍客座教授Doan博士建议使用抗癌新药5-Fluoro-Uracil，也是美国下议院院长雷朋所用的药品进行强力阻击。台湾当局同意该方案并立即指令相关方面自美国进口该药，以最快的速度搭机运台，延长梅氏生命。9月16日，该药运抵云湾并对病人应用，前后共用六期，每期陆续注射两周然后休息十日，周而复始，每期药量逐渐增加，渐见效果。 梅贻琦在住院期间，一直牵挂着他倾尽心血的原子炉事宜，身体稍好的时候仍在病榻上批阅公事。12月，原子炉安装完毕，台湾当局布置庆典，因梅不能下床出行，遂于1962年1月1日，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象征性地按动原子炉启运转动的电钮，标志着他最后岁月中的一段“大事因缘”已修成正果。 南渡北归：离别（第五章梅贻琦流亡海外之谜）注释 [1]袁随善《怀念梅贻琦老校长》，载《清华校友通讯》，（复）20期，1989年10月。 [2]《北总布胡同三号—童年琐忆》，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文化随笔》，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另，据悉梁从诚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因病于北京世纪坛医院逝世。特此悼念—作者附记。 [3]《回忆梅贻琦座谈会》，吴泽霖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李书华《悼梅月涵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37]韩咏华《我与梅贻琦》，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6]《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韩咏华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7、18]《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增补本），浦江清著，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版。 [8]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叶企孙第三次审讯材料（1968年9月4日），载《中国科技的基石—叶企孙和科学大师们》，虞昊、黄延复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10]《回忆梅贻琦座谈会》，陈岱孙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1、21、22]《梅贻琦传稿》，赵赓飏著，台北，邦信文化公司1989年出版。 [12]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回忆梅贻琦座谈会》，何介人发言，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15、30]张起钧《临难不苟的梅贻琦先生》，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1965年5月印行。 [16]叶公超《梅贻琦：一位平实真诚的师友》，载《传记文学》，第6卷，第5期，1965年5月。 [17]《冯友兰自述》，第104页，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19]黄延复《梅贻琦、陈寅恪“解放”前夕为何要“出走”？》，新浪网黄延复博客，2009年5月12日。 [20]《梅贻琦日记》（一九四一—一九四六），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22]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4]《国立清华大学校刊》341号，1931年12月4日。 [25]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第82页注，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26]严信民《听听章伯钧的狂言：“我说就是要和共产党争天下”！》，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3日。 [27]《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梁怡、李向前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28]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 [31、32、40]黄延复《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3、34、39]赵赓飏《协助清华在台复校琐忆—为纪念梅校长逝世二十周年作》，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5]叶公超《忆梅校长》，载《梅校长月涵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刊》，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出版，1965年5月印行。 [36]吴泽霖《记教育家梅月涵先生》，载《文史资料选编》，第十八辑，北京市政协1983年9月。 [37]方钜成、姜桂侬《忆梅校长在伦敦二三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13期，1986年4月。 [41]浦薛凤《梅故校长精神永在》，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2]梅祖彦《天南地北坐春风—怀念先父梅贻琦校长》，载《永远的清华园—清华子弟眼中的父辈》，宗璞熊秉明主编，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43]李鹤龄《关于前校长梅贻琦的几件事》，载《清华校友通讯》，（复）6期，1982年10月。 [44]据梅祖彦说：“我在军队服务时间较久，学业因而耽误了三年。不过在服务的后期，被派调到美国的军事基地工作，服务结束后得到机会在美国继续学业。1949年我在父亲的母校吴斯特理工学院本院毕业，这件事父亲后来还算满意。”又说：“我回到北京后不久父亲即长住台湾，从那以后没有再给我写过信，但从母亲由美国来信中知道父亲得悉我回到清华母校任教后感到欣慰，以我的新环境中的适应情况很为关心。”梅祖彦由美国回到大陆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工程系任教授，为中国著名水力机械专家。先后提任过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分会副理事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第三届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西南联大校友会会长、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于2003年5月27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 [45]赵赓飏《琐事忆梅师》，载《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黄延复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请看小说网—http://www.qiyebook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