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发展史概述
一、演习和大演习的产生（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前半期）
目前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如同战斗训练方法一样，是它们自身长期演变的结果。这种演变是与那些决定整个军事发展首先是作战方法发展的因素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在军人装备着原始武器，主要作战方法为白刃格斗的时代，注重的是增强他们的体力和练习白刃战。随着投射武器和兵种的出现，战斗队形的编成和作战方法都变得复杂了。这时，开始进行变换队形、行军、对骑兵作战和工兵作业训练。大家知道，古罗马人训练未来的军人是在他们被编入军队之前就开始的。这样，青年们在开始服役时，已经过基本训练，学会了使用武器和过队列生活，整个军队的训练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恩格斯认为，罗马军队有一整套在尚未使用火药的时代业已形成的最完善的步兵战术。他认为，这支军队的主要优势之一，是有一套比其他军队更完善，更合理的训练体系。他强调指出：“对士兵的训练是非常严格的，目的在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增强士兵的体力。每个士兵携带40至60磅的全副行军装备，以每小时四英里的速度作长时间的‘行军。军事训练中也包括练习使用掘壕工具以及迅速地构筑营垒。不仅新兵，而且军团的老兵都必须进行这些练习，以便保持充沛的体力和灵巧，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这样的士兵确实能够征服世界。”
古罗马人，以及后来的法兰克人，都曾进行实地练习和对抗性军事导演。古代历史学家约瑟夫?法拉维在指出：罗马军队的良好素养时写道．他们的演习是不流血的战斗，而他们的战斗则是流血的演习。古代其他国家军队也有与此相类似的训练体系。随着时代的更替，新的作战方式与方法不断出现，军事学术就日益丰富起来，于是军队战术训练的方法也就日：
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大家知道，在中世纪，军事学术曾一度衰落。因此，在这一时期，军队（其主力为骑士）的训练方法没有多大变化。训练采用单兵训练的形式进行，目的在于增强他身体的体力、身体的灵活性以及身体其他素质。罗斯的军事学术同西欧不同，即使是在封建分立时规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投入交战的军队人数相当多(10至20万人)。训练这样一支军队不能只限于单兵训练——白刃战。因此，经常进行十入、百人和千人合练。例如，罗斯军队在远征开始前集中进行训练，何况远征本身就是对军队最好的实战训练。
蒙古军队训练的有趣方式是广泛进行军事化狩猎，这被称为学习战争的学校。军队全部成战斗队形实施机动，然后包围一定地域，演习进攻。每次都有数个万部参加这种野外练习，每万部为1万人。十五世纪末，西欧出现了中央集权国家。十六一十七世纪，大多数西欧国家成为封建专制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力市场的出现，为取消封建义勇军和建立由人数众多的雇佣兵组成的王家军队创造了社会条件。从十五世纪末起，招募雇佣兵逐渐成为西欧各国补充军队的主要方式。并且，还发生了从战争开始前才组建雇佣军队向建立常备雇佣军队的转变；军队的数量也扩大了（达10万人以上）。
雇佣军队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战方法和训练体系。实际上，雇佣军队没有民族基础，其军人缺乏爱国主义精神和对军事勤务的自觉态度，士气低落。
雇佣军队的本质，就是压抑士兵的任何主动性，把他们变成俯首贴耳的工具，而整个战斗训练体系靠的只是残酷的棍棒纪律和粗野的练兵方法。
十六世纪，在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中创建的荷兰军队具有很高的战斗素质，特别是在荷兰统帅和军事改革家莫里茨（奥兰治亲王）统治时期。这支军队主要由志愿者组成，其特点是士气高昂和训练有素。尼德兰人没有采取在当时很普遍的把军队排成大方块队的做法，而是把军队划分成许多可以沿正面和向纵深机动的战术单位（半团）。这不仅需要进行单兵训练和整个部队训练，而且还需要进行战斗队形各部分的合练，以便共同行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莫里茨（奥兰治亲王）尤其注重骑兵的训练，他训练自己的雇佣骑兵“以独立的部队成几列横队进行冲锋和运动，训练他们以独立的连和排有条不紊地完成各种转法和摆脱敌人的动作，排成纵队和横队，变换正面。这样一来，骑兵战斗的结局就已经不取决于全部骑兵的一次冲锋，而取决于相互支援的各独立骑兵一连和各列横队的连续冲锋了。”
在有的军事历史著作中，把这种训练方法看作仅仅是，队列训练。但是，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其实质和当时的战术特点，就不难看出，这种训练方式从内容和实施方法来说，已经具有战术队列作业的性质，因为通过这种作业不仅练习了队列动作，而且还练习了战术。尼德兰军队的改革对西欧其他国家军队也产生了影至响，特别是，它影响到瑞典军队和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克伦威尔的“新式”军队的建设和训练体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统率下的瑞典军队被认为是西欧最好的军队。在瑞典，每个行政区域都有自己的屯垦军（民兵），他们定期进行系统的军事训练。这样就有可能源源不断地把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补充到作战军队中去。在训练中，还非常重视演练步兵、骑兵和野战炮兵的协同动作。
十五至十六世纪，随着枪炮的发展，开始向新的作战方法转变，战斗开始被区分为枪炮战和白刃战。除步兵和骑兵外，又出现了炮买和工兵的萌芽。当时，由于枪炮尚不完善，加之必须防备骑兵的冲击，不得不将火枪兵分队和长枪兵混编在步兵营里，从而导致了极其复杂的队列协作和战术动作的出现。这样一来，军事训练体系就变得非常复杂，以致士兵要用自己的一生来掌握它。十七世纪，随着枪炮的不断完善，开始出现线式战斗队形和线式战术。采用这种战术，可以有大量士兵同时作战，能够最充分地发挥武器的威力。
由于军队数量的扩大，庞大部队与兵团的出现和战斗队形的复杂化，必须对军队进行全面、正规训练。未经充分训练的军队不可能按线式战斗队形行动，也不可能完成复杂的队列动作和战术动作以及有组织地进行战斗。考虑到这一点，各国军队开始注重系统训练。当时有许多军事学术著作对此作了论述。例如，十六世纪初，意大利政治家和思想家马基亚韦利在《论军事学术》一书中，着重论述了军队的训练与教育问题。他认为，步兵是可以精心挑选的，其武器装备也可以更好一些，但是无论如何仍须对其进行认真训练，因为不这样就出不了好兵。他还认为，仅仅久经锻炼、身强力壮、动作敏捷是不够的，要成为好兵，还应知道自己在队列中的位置，在退却，进攻、战斗和行军中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十六至十七世纪，一些先进国家的军队为了详细规定队列和战术动作，使军队训练整齐划一，制定了最早的军事条令和条例。这些条令、条例总结和集中了战斗经验。当时，夺取要塞是军队作战的主要内容。同时，由于炮兵的发展，要塞建设也不断完善，于是就更加注重训练军队防守，封锁和夺取要塞。条令阐述了实施行军、排列战斗队形的方法，规定了各级长官的任务和职责。十六世纪末，尼德兰的莫里茨（纳绍的）制定了第一个队列条令。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条令为对全军实施统一训练奠定了基础。军事条令的出现和军队转入正规队列训练及战术队列训练，是武装力量及其训练方法的一个进步。然而，在当时的训练体系中，除了必要的训练课目外，还有许多不利于军队战斗训练的多余的和形式化的东西。十八世纪，原在西欧各国军队特别是普鲁士军队中流行的操场机械训练体系得到更广泛的传播。队列训练更加复杂，严重影响了军队的整个战斗训练。并且，常常为了进行阅兵训练而放弃野外训练。就连热衷于操场机械训练的法国元帅皮塞久尔也不得不承认，军队训练的大部分内容是不实用的。他指出，“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由于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说‘这是在培养士兵’。”他补充说：“军官并不更在行；他们任何其他东西也学不到……”
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农民及城市居民反封建运动的高涨，同时也由于同众多威胁其独立的外敌斗争的需要，必须破坏封建基础，加快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与西欧各国不同的是，俄国没有雇佣军队。十五至十六世纪，俄国建立的是由地方贵族骑兵和常备射击军组成的军队，而在十七世纪，是按照义务兵役制组建的“新制”军队。中央集权国家诞生后，成立了由农奴和贵族军官组成的正规军队。俄国军队由于民族成分单纯以及其他特点，能够更坚决地进行战斗。俄军在战区实施机动，通常是为了在野战中歼灭敌人。除作为主要兵种的步兵外，骑兵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至于炮兵，俄国军队在十六世纪就有了世界上威力最强，数量最多的炮兵，并且在以后一直保持着这种领先地位。
建立常备军，按统一体系进行训练，俄国在十六世纪中期就已经这样做了。颁布与施行军事条令具有重大意义。俄国的第一部军事条令，是大臣M．H．沃罗滕斯基根据伊凡雷帝的旨意在1571年编撰的《边防（警戒、骑兵警备和巡逻）勤务条令》。该条令规定了在边境执行警戒和骑兵警备勤务的组织和方法。1607至1621年，奥尼西姆?米哈伊洛夫编撰了《战事、炮兵及其他军事学科条令》。这个条令汲取了许多西欧国家（普鲁士、法国、荷兰、西班牙）军队的经验，但基础仍是俄国军队的经验。条令阐述了对军人训练和教育的基本要求、军队现地调动和机动、战斗队形编成，野营设置和战术。条令非常重视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和行动的突然性。条令强调指出，只有日日苦练才能提高军事素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条令要求军队随时做好战争准备。为此，建议经常安排军队紧急集合，使每个军人和每个分队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熟悉自己的位置和行动方法。
1647年，根据沙皇谕旨，颁布了《步兵习武概则与谋略》。这份文件强调指出，掌握军事科学，进行系统训练，将使军队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而给敌人以巨大伤害”，文件作者猛烈抨击了那些轻视研究军事科学的人。文件说：“发表这种言论的人是不高明的”，只有蠢骡子”才否定军事科学；他们“心里想的只是把未截短的木段放在板橙上用粗笨的刨子刨。任何一种科学都是什么人也诋毁不了的，难道那些对科学一窍不通和仇视科学的人就能诋毁得了吗？”第一批军事条令在俄国军队中施行后，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训练体系的整顿。这些条令既规定了军事勤务的组织方法和准备与实施战斗行动的方法，也确定了军队训练的基本原则。“新制”（或称“外国制”）军和地方军相比，具有组织形式比较先进，武器装备比较好，训练水平比较高等特点。它们和射击军同为常备军。总的来说，俄国军队没有西方雇佣军队所固有的那些弊病。但是，在组建“新制”团和编撰条令时，除提出许多反映俄国军队本质的独特原则外，也未加批判地袭用了外至国军队的许多东西。例如，在俄国军队的训练规则和方法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使军队做好战斗准备的形式化的东西。队列队形和战术队形的变换非常复杂。在俄国军队中工作的外国军官企图推行一套与俄国军队的本质和行动特点完全相抵触的战术，即被动挨打和盲目机动的战术。
同时，军队也缺乏真正的正规训练。射击军驻扎在城镇里，由于给养困难，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因此，很难组织他们进行系统军事训练。“新制”团（龙骑兵团、雇佣骑兵团和步兵团）只是在战前才集合起来进行军事训练；而在平时，一年总共才有一个月时间进行训练，训练结束后，部分士兵便各返家园。总之，十六至十七世纪，俄国尽管为建立常备军队奠定了基础，但是，至十八世纪初，俄国军队无论是在组织方面还是在战斗准备水平方面，都担负不起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重大对外政治任务的重担。
彼得一世时代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为了使俄国更加繁荣昌盛，必须进行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头25年里，俄罗斯帝国形成并日益巩固。彼得一世非常重视冶金业的发展，视之为陆海军武器装备的基础。为了发展经济，扩大全俄市场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迫切需要首先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路，而当时波罗的海沿岸全被瑞典所占领。为达到这些目的所进行的北方战争，耗费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彼得一世认识到，不建立一支训练有索的军队，就不能顺利进行打开进入黑海和波罗的海沿岸通路的斗争，就，不能使俄国跻身于欧洲先进国家的行列。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位于俄国西北方的正是当时西欧最强的国家—一瑞典。瑞典军队与西方其他国家的雇佣军队相比，具有更高的战斗素质。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继承了先王古斯塔夫?阿遭夫军事改革的许多成果并有所发展。瑞典军队作战坚决果敢，是俄国军队的劲敌。
考虑刭这些，彼得一世首先着手对武装力量进行彻底而全面的改组。在改革中，他很善于总结俄国若干个世纪的军事实践，注意发挥俄国军队的长处。他还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可能之敌的强点和弱点，把西欧各国军队中的一些先进经验运用到俄国军队的建设中。
他制定了统一的征兵、配置和训练体系，规定了军队的标准武器和装具。通过一系列改革，彼得一世建立了一支群众性的真正的正规军队。
使得一世建立l支民族军队，这支军队是在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通过招募新兵的办法组建的。射击军和贵族骑兵由于已经不能适应新的条件和任务而被取消，“新制”团则被编成正规军队。军队被划分成师和旅，其编成视情况而定。团开始被划分成营，并且有了固定的组织。成立了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的军机院，代替过去的衙门。军机院按照《总则》行事，军事指挥权更加集中。由16至l7名军官组成的司令部为团的指挥机关。1706至1708年，俄国军队装备了带三棱枪刺的步枪。炮兵已大大地完善和发展。在骑兵团的编成中有了乘骑炮兵。俄国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的政治目的和性质，要求必须采取旨在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坚决的进攻战略。彼得一世坚决反对进行那种不关敌人痛痒的战争，并大胆地把兵力集中到决定性方向上。要战斗，要交战，而不是在敌人交通线上作徒劳的机动，也不是旷日持久的围困，而是坚决地进攻敌人的要塞，这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本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俄国军队采用线式战斗队形作战，但是，所列战斗线的多寡和骑兵、炮兵的位置，每次都视[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具体情况而定。步兵通常在炮击之后发起白刃冲击。骑兵的基本作战方法是手持冷兵器冲锋。各兵种在战场上实施广泛机动，彼此之间密切协同。彼得一世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只给指挥员规定歼敌的任务，而不限制其选择行动方式的自由。他要求各级指挥员在战斗中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坚决果敢地行动。他说：“条令中写了方法，而没有写时间和机会”，因此，应相机而动，而不该死搬条令。
这就决定了俄国军队训练和教育的特点。彼得一世不是为了举行阅兵式而练兵，而是为了进行战争以解决国家的重要任务。因此，仅仅是进行队列训练、战术队列训练和射击训练是不够的，象西欧各国雇佣军队那样进行操场机械训练和训练军队刻板地采用线式战斗队形，对于俄国军队来说是不适宜的。由于俄国军队必须为实现战争的坚定目的而斗争，必须在战争中采取坚决果敢的行动，必须在短期内做好在各个战区同强大而老练的敌人作战的准备，因此，要力戒不必要的、繁琐的练兵方法，使训练接近于实战。
俄国军队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旨在培养勇敢、忠诚、深知军人天职意义的国家利益保卫者。彼得一世坚决反对机械死板的训练方法。俄国军队训练的特点是讲求实际和通晓事理。训练中，新兵先单独进行单兵训练，然后新兵和老兵合在一起进行分队和部队的战斗动作训练。为了提高野战素养，兵团和部队要进行夏季野营集训。
彼得一世要求，军官要亲自率领部队进行训练，而“主将不仅应教练士兵，还应教练军官和士官……要在训，练现场让他们先一个一个地分开练，然后再合在一起练……”
制定了相当严密的军官训练制度。名至禁卫团队是贵族的独特的军事学校。在这里，未来的军官作为士兵执行军事勤务。他们一面学习普通科目，一面研究军队行军和战斗队形，研究军械学和筑城学。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开设一所工程学校，彼得一世要求所有的军事首长、司令部军官能熟练指挥部队列队，前进、退却、迂回和完成其他行军与战斗动作。
1701年，在莫斯科开设了一所专门讲授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的数学一舰海学校。
为了严格规定军队的组织体制和训练与教育方式，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这些条令、条例都是在总结征战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十七至十八世纪，队列训练还未演变成操场机械训练，因此，还含有战术队列训练构成分。条令尽管被叫怍队列条令，但其中除队列动作外，还阐述了战斗训练的其他问题。早在1698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韦德少校就遵照彼得一世的旨意，就军队训练问题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对当时西欧各国军队所实行的训练方法作了批判性分析。1700年，在彼得一世亲自参加下，以戈洛温将军拟制的草案为基础，制定了俄国正规军队的第一个队列条令——《日常训练简章》。
1702年，颁布了《龙骑兵队列训练概则》。1706年，对上述两个条令作了重大修改。同年，在缅希科夫主持下，制定了骑兵（龙骑兵）条令一一《简明操典》。1708年，彼得一世编撰了《当今作战守则》。1714年，又颁布了《军事刑法典》和《腓特烈编制细则》。最后，1716年，颁布了《陆军条令》。这个条令是对北方战争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俄国军队改革的总结。条令中，除行政管理问题和战术外，还阐述了对正规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要求。彼得一世制定的所有右关军队训练问题的条令，都体现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按照实战要求训练。因此，毫不奇怪，正是彼得一世在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了象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最完善的战斗训练方式。从这时起，演习和大演习就成为军队战斗训练的最高形式，并且逐步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流行起来。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是军队训练方式和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应予指出的是，由于作战方法和上述其他条件的日益复杂化，必须不断完善训练方法，加强军队的协同动作能力。战术训练和军队野战素养重要性的提高，导致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
彼得一世时代，军队的战术训练全年进行，并在结束时举行演习和大演习。1691年、1692年和1694年，曾举行过三次在当时来说规模相当大的犬演习。
有趣的是，当时每一次大规模的演习都带有具体目的。演习的组织方法、军队的任务和行动特点全都取决予演习的目的。例如，1691年，彼得一世组织了一次以训练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协同动作为目的的大演习．1694年和1695至169C年冬季，举行了两次强攻要塞的大演习。1691年，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大演习中，参演部队分成两军：“我军”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斯基团、列福尔托夫团、布特尔斯基团、数个雇佣骑兵团和骠骑兵部队组成；“敌军”包括数个射击兵团以及骠骑兵和雇佣骑兵。大演习是在野外进行的，双方的直接冲突持续达数昼夜。关于组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可以1604年在莫斯科近郊科茹霍沃村和科洛缅斯科耶村附近举行的科茹霍沃大演习为例。这次大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强攻要塞训练和检验军队对亚速远征的准备情况。为了实际演练夺取要塞的战斗动作，在莫斯科河弯曲处、科茹霍沃村对面构筑了一座五角形要塞（大型野战工事）。工事的外面为一道5俄尺高的墙和一条4俄尺深的壕沟。要塞的五个角可安放火炮的突出部，火炮可从炮眼向外射击。墙上设有拒马，墙外再陷阱。总之，为了加强要塞而做了一切必要的工程建筑工作。大演习由双方进行。防方由大臣布图尔林指挥，任务是固守要塞。攻方由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指挥，任务是强渡莫斯科河，夺取要塞。双方参演兵力合计达4万人。大演习于9月27日开始。当天全天，攻方进行了侦察，企图渡过莫斯科河，但是由于防方警惕地守卫着河岸而未获成功。27日深夜，攻方冒着狂风大雨强渡莫斯科河，终于获得成功。
布图尔林数次派骑兵顽强反击渡过河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但是，后者及时放置了拒马，牢牢地巩固了登陆场。在以后的6天里，攻方展开了围攻作业，并在要塞附近构筑了设防阵地。尽管受到防方的抵抗和多次偷袭，攻方仍挖掘了壕沟，修建了多面堡，铺设了道路，从而一步步地接近要塞。10月4日开始攻打要塞．进攻部队携带了大量干树枝、束柴、木板和架桥器材以备通过壕沟时使用。夺取要塞外围墙的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防方顽强防御。他们向进攻者投掷手榴弹和装有可燃物的瓦罐，倒水，用木棍和绑着点燃树脂、硫磺和火硝的大麻纤维团的长竿往下打。据目击者证实，战斗异常激烈，以致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或致残。多尔戈鲁基公爵在格斗中受重伤，不治而亡。
在向防御力量薄弱的后方和翼侧展开进攻后，要塞才被占领。但是，彼得一世对于这样快就夺取了要塞并不满足，因为他想充分地演练围困和攻击要塞的各种方法。于是，双方军队再次分开，一切从头开始。防方加构工事，攻方则开始地下士工作业。攻方在要塞下面挖了数条坑道，准备在里面放置炸药。防方发现后，便向坑道里灌水，迫使攻方向外淘水或易地重挖。终于，在10月15日一声爆炸之后，攻方再次发起攻击。经过比第一次进攻时更激烈的格斗，要塞被攻克。这一次，不仅有许多人受伤，而且还有人死亡。10月17日，攻占防方在要塞后面构筑的设防阵地（辎重所在）之后，历时约20天的大演习终告结束。
尽管大演习表明部队进攻要塞的训练非常薄弱，但这却是组织军队战术训练的一次创新。大演习根据统一的意图实施，演习双方都有明确的战斗任务，并且自始至终都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大演习中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大演习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地连续进行，演练了从侦察到展开进攻的全过程。还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工程作业。演习的每一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彼得一世作为大演习的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而是扮演一个次要指挥员的角色。
大演习中也没有任何调理员，战斗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实际冲突。在当时的战术条件下想必是可以不要调理员的。然而，就是在当时，这对大演习也有一定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对双方的炮火和要塞内枪枝的射击根本未予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从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来说，这已经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了。此后，彼得一世经常组织类似的演习和大演习。1708至1709年，即使是在远征期间，仍在战斗间隙不断地举行部队演习，为即将进行的波尔塔瓦会战做准备。德拉戈米罗夫在评价彼得一世的战斗训练休系时写到。“俄国的伟大改革者没有借鉴任何东西，因为他懂得，如果借鉴将一事无成。时不我待，没有时间来想出一套系统的战斗训练方法，只有通过战斗学习战斗……训练如同实战。”总之，十七世纪末在俄国军队中产生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样的成斗训练方式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军队的单一成．分和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战争坚定的目的性以及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向军队的战斗训练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要求，导致了军队最先进训练方法的出现。西欧各国军队在当时没有举行过一次类似的演习。彼得一世远征的参加者库拉金在谈到科茹霍沃远征演习时写道：“可以说，欧洲的君主们几乎不可能搞得比这更好。”就连德国军事作家、《军队大演习》一书的作者阿尔贝特?博古斯拉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首先出现于俄国。
某些历史文献认为，大演习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军队首先采用了类似的训练方式。但是，这种大演习带有很大的娱乐性，并且通常只是在国王和内侍官的参加下演练攻击土建工事。十八世纪初，西欧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战斗训练方式。但是，演习通常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战术情况。只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以后，某些西欧国家的军队才开始举行有一定战术情况和假设敌的演习。后来，开始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各色旗帜表示假设敌的兵力和编成。而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德国和法国则用一些独立部队充当假设敌。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军队才开始举行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例如，175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在施播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参演兵力3.6万人；1754年，在波茨坦地区又举行了一次规模与上次演习大致相同的大演习。
这两次大演习是为七年战争做准备的，因而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778年，法国军队在诺曼底举行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彼得一世死后，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米尼赫元帅成了俄国军队的统帅。他实行了一系列与俄国军事制度相抵触的改革。反动的贵族集团和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合谋摒弃了彼得一世制定的先进的训练方法，千方百计在俄国推行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此目的，米尼谤颁布了两个新条令，即《普鲁士操典》（《步兵操典》，1731年）和《胸甲骑兵操典》。这纯粹是译成俄文的普鲁士条令。
这些条令倡导的足操场练兵和机械训练；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步法操练时做到队列整齐无懈可击和伴着鼓点儿完成操枪动作。稍晚，苏沃洛夫在评价保罗一世推行的普鲁士条令时写道：这部条令是“从古城堡废墟的角落里找到的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的古代手写本……被翻成了生硬的俄语”。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弊病，还表现为对士兵漠不关心和极端残酷无情，以及不仅剥夺了士兵、而且也剥夺了军官在战斗中的任何主动性。
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登基后，开始恢复其父在位时推行的制度。1755年颁布的步兵条令《步兵队列操典》与米尼赫的条令相比有很大改进，但与1716年条令相比有退步。1763年颁布的《步兵队列条令》和《骑兵操练条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年战争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火力和火力战斗的作用，而低估了步兵白刃战、步兵成纵队行动以及步兵、骑兵坚决果敢行动的作用。总之，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影响始终未能彻底克服。
七年战争(1756至1763)表明，普鲁士式的练兵方法是根本不足取的。但是，这次战争以后，俄国和西欧各国的反动当权者们仍死抱着普鲁士军队的训练体系不放。
二、十八世纪后半期演习和大演习的实施方法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工业特别是生铁的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50年中，俄国进行了八次战争，总共有20年处于战争状态。在收复俄国的固有土地和夺取出海口后，俄国专制政权走上了追求掠夺性目的的道路。至十八世纪末，俄国拥有50万军队，国家预算的一半被用来支付军费。反动统治和农奴制剥削日益加强，导致了农民和“工人”的骚动。
上述一切也直接影响到军队的训练方法。为顺利进行战争，必须使训练接近于实战条件，提高士兵的民族自觉。然而，地主一农奴主却对唤起群众的觉悟和群众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怕得要死，在普加乔夫起义以后尤其如此。因此，一方面在作战军队中采用了许多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另一方面是仍然沿用着反动的训练与教育方法，其目的是要把士兵变成俯首贴耳、盲目服从、为农奴主政治效劳的可靠工具。
然而，和米尼赫的改革一样，新条令中的反动原则在俄国军队中很难施行。尽管受到阻挠和反动制度的束缚，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及后来的各次战争中仍然基本上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作战。俄国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愿屈从于对俄国军队来说难以接受的普鲁士制度，他们为维护和发展彼得一世制定的军队战斗训练与教育的原则而斗争。在这些进步的、充满爱国热忱的俄国军官中，涌现出了象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的统帅，他们的名字是与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事学术和军队战斗训练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军队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政府颁布的条令中，而是在一些著名的文件中得到反映和确认的，这些文件包括鲁缅采夫的《军规》(1770)、《炮兵连连长教令》，苏沃洛夫的《猎骑兵训练训令》，以及一系列其他命令和教令。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及其他进步的俄国统帅坚决反对那种只是把敌人赶跑的消极行动。他们在战争中实行的是坚决交战的原则，把坚决交战视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方式。他们赞成采取积极、迅速的进攻行动，而反对拖沓不决的战略。鲁缅采夫认为“分散兵力极其不利”，他大胆地集中兵力于决定性方向。
行动迅速，不是消极等待而是主动迎敌，坚决、突然地展开进攻，击溃敌人而后紧追不舍，这是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统帅艺术的主要特点。他们创造了新的突击战术，其基础是实施大胆机动，火力与白刃突击相结合，在进攻和防御中善于利用各种地形，步兵，骑兵和炮兵密切协同等原则。进行一场目的性坚定的战争，在各种地形上同诡计多端的敌人作战，如果只是刻板地采用线式战斗队形，那就不可能完成预定任务。
在俄土战争中，俄国军队既要同数量众多、行动灵活快捷的骑兵作战，也要同主要由土耳其帝国精兵组成、排成不规整的大纵深队形、在交战中依赖设防阵地的步兵作战。在同普鲁士军队作战中，俄国军队的对手采用的是线式战斗队形。
由于上述情况，俄国军队采用了更加灵活多变的战斗队形和作战方法。在俄土战争中，鲁缅采夫用的是师方阵。部队排列成方阵，既便于实施机动，又能够发动更强有力的突击。他们胜利地顶住了土耳其骑兵的快速冲击。他还建立了猎兵（步兵）营，并利用他们成散兵队形作战。1761年，在科尔贝格交战中，俄国军队排列的是纵队。
伟大的军事学术创新家苏沃洛夫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战略和战术行动样式。他进一步发展了各种新式战斗队形，并善于在各种条件下灵活运用。苏沃洛夫根据敌人战术的变化，不仅采用鲁缅采夫曾采用过的师方阵，而且还采用营、连方阵。他广泛采用了既利于在战场上实施机动，又利于攻击敌人的纵队，还采用了营（位于一线的营）的散兵队形。他训练军队在敌人的火力下迅速排列战斗队形，并不作任何停顿即转入进攻。在国外，只是在法国革命军队中(1783-1704年)，以及稍早在北美独立战争(1775至1785)中，才广泛运用了纵队与散兵队形相结合的作战方式。恩格斯指出，在北美洲，移民们“是以行动敏捷的散兵群在隐蔽的森林中袭击英国人。在这里，线式队形是无能为力的，而且被既看不见又不能接近的敌人所击败。于是又发明了散兵战——由于兵士成分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新的作战方式”。
随着大胆、果断行动战术的产生，对待军队战斗训练的态度也完全变了。在这些条件下，需要的不是“被操典束缚得死死的机械人”，而是训练有素、具有高度战斗素质、决心不惜任何代价争取胜利奇兵。进步的俄国统帅们建立的整个训练体系就是服从于这些目的的。他们认为，胜利取决于士兵的素养，取决于他们的训练与教育水平。在鲁缅采夫的军队中，士兵们得到良好的供应，殴打被禁止；他简化了服饰，取消了往头发上扑粉和把装具刷白的规定。他取消了繁琐的变换队形训练，而代之以经常的战斗准备。
鲁缅采夫按照一定的计划训练军队，并且从单兵训练起至部队演习止始终严格保持训练的连贯性。他要求，军队应不断举行各种演习，以便通过演习学会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实施行军、变换队形、横渡江河、进攻野外或要塞内之敌。值得注意的是，鲁缅采夫要求所有演习都在指挥员直接领导下进行，“要向部队很好地说明和解释所采取的措施，防止部队有时因为理解肤浅或论证不足而把有益的，必要的措施看作是徒劳无益、毫无用处的负担。”最后，不要使部队感到苦恼和产生厌烦情绪。从这些指示中可以看出，指挥员不仅应亲自领导演习，而且还必须进行讲评以使部属明白自己的行动对于取得战斗胜利的意义。
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队有两种训练方式，即操练和机动演习。被称为操练的演习严格按条令进行，不能有任何违背。这种演习，如按现代观点来看，具有战术队列作业或纯粹队列训练的性质，而不带任何战术情况。机动演习就是战术演习。在演习申，各项条令规则在野战条件和一定战术情况下得到综合演练。后来，军队在现地进行的不带任何战斗训练情况的一切练习（操练）开始被称为演习，而在一定战术情况下进行并赋予双方行动自由的演习开始被称为大演习。俄国军事历史学家马斯洛夫斯基在《俄国军事学术史札记》一书中，指出十八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同所有其他样式的野外演习的区别是：“(1)在大演习中使用三种武器，即便是一支不大的部队也如此。(2)几乎总是分成双方进行，或者，在极个别情况下，也规定有假设敌。(3)任务多种多样，但在第一次土耳其战争前，多数情况下只限于进攻和防守渡口，采办粮秣，克服地形障碍，在火力掩护下行动，进攻和防守设防阵地等课目……（4)部队从晚间开始大演习，(5)首先实施机动和警戒措施，而后双方展开冲突……(6)只给予实施机动的部队以原则性指示，准其自由行动I(7)迂回非常重要并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多数大演习是分成双方并根据战区特点和各兵团，部队即将完成的战斗任务的特点进行的。在七年战争和第一次俄土战争期间，鲁缅采夫经常领导部队举行各种演习。
他甚至利用短暂的战斗和交战间隙组织演习。例如，在特列普托夫城战斗中，各兵种之间协同不好，部队不会以纵队接近战场。战斗结束后，鲁缅采夫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使部队掌握了攻打要塞时的协同动作。经过短期训练，部队战斗力明显提高，而后顺利进行了夸取科尔贝格要塞的战斗。在战时条件下，俄国军队乘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集中于一地之机，频繁举行由各兵种部队和分队组成的混合支队的演习。鲁缅采夫深深懂得，象这样的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在平时也须经常举行。但是，由于平时部队都分散在全国各地，很难组织这种演习。七年战争后，根据鲁缅采夫的建议，整个俄国军队都实行了夏季野营训练制度。届时，各兵种的部队集中到一起，进行l—3个月的训练。野营训练期间，举行大规模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以演练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和改进作战方法。当时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765年在红村夏季营地举行的演习。但是，当时的许多演习，特别是在女皇及其他达官贵人在场观看的情况下，往往带有表演的性质，其作用因此也就降低了。
尽管如此，步兵团、骑兵团和炮兵团齐集夏季营地举行联合演习，仍不失为当时最重要的新式训练措施，对进一步发展军队战斗训练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完全可以说，把军队拉到夏季营地进行合同训练的思想，至今仍未失去其意义，许多国家的军队就是这样做的。
在解决组织武装力量及将其合理配置在国土上这一问题方面，鲁缅采夫和波将金在平时就力主把部队编成集团军，并将其配置在离未来战区最近的地方。这样做不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还可以根据每个战区的特点更有针对性地搞好军队训练。例如，鲁缅采夫坚决主张驻扎在沿海一带的集团军部队要进行船上训练，并多补充一些识水性、会驾船的土兵。
在1787至1791年俄土战争和苏沃洛夫的意大利远征期间，军队的战术训练受到极大重视。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认为，军队的战斗力直接取决于训练与教育。通过训练培养作战的自信心，而自信心是勇敢及其他精神战斗素质的基础。苏沃洛夫吸收并发展了彼得一世、鲁缅采夫及其他进步军事家的思想，制定了许多新原则，建立了最先进、最完善的军队训练与教育体系。这些都最终体现在他的名著《制胜科学》中。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是根据战斗经验总结和战术要求制定训练方法，确定军队应训练什么和如何进行训练的典范。他特别重视训练军官和培养军官严格要求部下、善于执行任务、富有预见性和主动性的素质。他为军官制定的一系列指示，明确规定了判断形势，定下决心、向部队下达任务、制定作战计划和节省时间的方法。苏沃洛夫说：“一分钟就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就决定战争的胜．败，而一天就决定帝国的命运。我不是按小时，而是按分钟来计划行动。”他对脱离实际情况的程式化的战争计划和战役计划深恶痛绝。他认为，制定军事计划必须“深思熟虑”和“通盘筹划”。计划还应附上地形图，因为这“对普通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必要的。”
在苏沃洛夫的军队中，步兵、骑兵和炮兵协同动作的训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苏沃洛夫认为军队的指挥非常重要，他说：“舵是必要的，然而更重要的是掌舵的人。将军必须学习科学，理论没有实践就是毫无用处的理论”。他要求所有军官都努力掌握“战争科学，制胜科学”。他认为，“仅凭勇敢就能战胜敢人”这一说法是荒谬的，“只有勇敢加作战艺术才能取胜，作战不是靠数量，而是靠本领。”同彼得一世军事传统的所有继承者一样，苏沃洛夫也认为根据战争的需要训练军队是战斗训练的主要原则。平时的主要任务是不间断地进行战斗训练。“平时如战时”，这是他训练军队的基本原则。
苏沃洛夫在军队训练实践中坚决摒弃一切多余无用的东西，尽可能地简化战斗训练过程，使每个士兵易于接受训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队是在舒适的条件下进行谢练。恰恰相反，苏沃洛夫组织的战斗训练几乎和实战一样艰苦。训练中，官兵的精神和肉体要达到最紧张的程度，他们要学会克服任何艰难困苦。苏沃洛夫的军队在军事远征过程中不止一次地体会到：演习多流汗，战斗少流血。因此，苏沃洛夫有充分根据地说：士兵喜欢演习，只是演习过程要紧凑，安排要合理。苏沃洛夫自己非常珍视部队的野外演习。
同时，也把自己对演习的热情传给了所有军官和士兵。荷兰人法尔科尼在目睹了1796年的野营训练情况以后写道：“使他感到愉快的季节来到了：原野，演习，营地，不停地运动，再没有使他感到欢心的东西了。”苏沃洛夫把每一次成功：的演习都视为未来的胜利，因为他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军队不可能不打胜仗。军队训练的主要内容即苏沃洛夫进攻战术的三个基本原则。“目测，快速和猛攻”。苏沃洛夫训练体系的最重要特点，是把军队的训练与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军人无论是在演习中还是在战斗中都能自觉履行自己的职责。苏沃洛夫说过：“每至个军人都应明白自己的行动。”
在野外演习中，除演练战术动作外，苏沃洛夫还非常重视培养官兵的高度精神战斗素质，特别是培养勇敢、坚韧，灵敏等素质。通常，军队是在接到战斗警报以后即投入演习，不受天气和季节的限制。在演习中，他们实施行军，完成各种战术任务，如列队和变换队形，攻击设防阵地，抗击敌人突袭，强渡江河，通过沼泽地及其他难于通行的地段。
演习中，为了进行攻击设防阵地的训练，苏沃洛夫命令构筑防御阵地，在阵地上挖深沟、陷阱[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及其他工事，安设拒马、鹿砦等障碍物。一方（步兵部队和炮兵）防守阵地，另一方（步兵、骑兵和炮兵）则演习进攻，然后，双方互易位置。
战术演习或在白天或在夜间进行。苏沃洛夫非常重视夜间训练。他懂得，部队在夜间行动会遇到很多困难，而敌人尽最避免夜间行动。他力图掌握敌人所未掌握的作战手段。部队在夜间进行战术演习，这在当时来说是件新鲜事。
演习的高潮通常为双方的白刃冲锋。无论是昼间演习，还是夜间演习，都得实施白刃冲锋。发起冲锋前，双方都撤至野战炮兵霰弹射击射程以外（约200至250步），并成展开队形或排成纵队。在双方接近至约百步远的时候，军官发出口令：“上刺刀，杀！”随着这声口令，步兵开始向前奔跑，骑兵也飞奔起来，双方坚决果敢地迎面扑来。在冲锋时，不准任何人躲避或减慢速度。在双方接触到一起时，每个士兵都应抬高刺刀；稍向右避过对方，急速通过双方避让时出现的不大的间隙。如果考虑到，冲锋是在枪炮声（空弹射击）和烟幕中进行的，那么就会明白，实施这种面对面的冲锋是件危险的事。往往发生对打和出现不幸事件。然而，苏沃洛夫真诚地尊重士兵，他承认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仍大胆坚持这样训练，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明白，只有使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才能在战斗中减少牺牲。
佩特鲁舍夫斯基根据一些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写道。“急速地运动。手举军刀和端着刺刀的两群人不很规则地面对面奔跑着。枪炮轰鸣，烟雾弥漫，毫不迟疑地转入对打。军官们喊着‘冲啊！’，进攻者发出一阵接一阵的杀声——这一切使部队逼真地领略到战斗的样式、要求和气氛。”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中实施这种面对面的冲锋，就使演习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使士兵体验到最紧张、最危险的战斗场面，不害怕战斗冲突，培养每一个士兵和整个部队具有永往直前的进攻锐势和勇敢迎战敌人并在白刃格斗中消灭敌人的意志。
苏沃洛夫不仅用这种方法组织分队和部队的演习，而且还用这种方法组织由各兵种组成的兵团的合同演习。步兵、骑兵和炮兵同步兵、骑兵和炮兵对抗，步兵和骑兵同骑兵和炮兵对抗；骑兵同骑兵对抗，等等。有趣的是，苏沃洛夫虽然重视演练面对面的冲锋，但又不把对抗演习绝对化。他善于把参演部队全体人员的单方机动同双方面对面冲锋结合在一起。开始时，所有参演部队一起演练行军、警戒，侦察、变行军队形为战斗队形（纵队或方阵）、抗敌骆兵冲击，最后，进攻敌人的主阵地。然后，参演部队分为两方，彼此拉开一段距离，开始进行战斗演练，即实施面对面冲锋。用这种方法进行训练，消除了当时对抗演习中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只要一方迂回到翼侧或后方，另一方就不可避免地要退却甚至投降。
采用这种方法实施演习，部队能更确切地体验进攻战的全过程，使整个部队协调一致地行动。但是，苏沃洛夫也组织以遭遇战为内容的对抗演习。众所周知，苏沃洛夫取得的无数次胜利，首先是因为他行动神速。他在《制胜科学》一书中写道：“敌人没有料到我们会到来，认为我们还在百里之外，甚至更远，在两三百里之外呢。突然，我们从天而降。”因此，在每次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他都特别重视进行行军训练。不仅在演习中组织行军，而且在出发到演习场和返回营房的途中也组织行军，并安排一切必要的战斗保障措施，经常练习由行军队形快速转换成战斗队形，“以便在行军中能随时投入战斗”。
苏沃洛夫军队调动的速度是当时条令规定的两倍多。苏沃洛夫要求，军队调动“不能鹅行鸭步，而应快步流星”。例如，腓特烈二世的军队一昼夜行军的最高速度为15至18俄里，而苏沃洛夫军队的速度可达30至50俄里。1768年秋，苏沃洛夫率苏兹达利团完成从新拉多加至斯摩棱斯克850俄里的行军用了30昼夜，平均每昼夜的行军速度为30俄里。1771年，在波兰作战期闻，苏沃洛夫的军队17昼夜行军约700俄里，平均每昼夜为40俄里。1799年在意大利，苏沃洛夫率2.5万人的军队冒着酷暑36小时行军80俄里到达特雷比亚河，接着从行进间投入战斗，击溃了麦克唐纳的军队。很显然，只有训练有素并做好充分准备的军队才能以这样的速度实施行军。在《制胜科学》一书中，苏沃洛夫详尽阐述了组织行军的问题，规定了部队调动的方法和程序。即使在作战中，苏沃洛夫也不停止训练军队。此外，每次交战之前，他都根据部队所要完成战斗任务的特点，展开紧张的练兵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攻打伊兹梅尔要塞前苏沃洛夫所组织的训练情况。当时，在距部队驻地不远的地方构筑了一道土墙，在墙外挖了深度和宽度与伊兹梅尔要塞外面的壕沟相同的壕沟，设置了各种障碍物。一到夜间，部队就根据受领的战斗任务在这里进行演练。各工兵小队的演练尤为认真。每个分队、每个士兵都在现场得到指示和示范：应该在哪里和怎样越过壕沟，登上围墙，根据什么信号射击，开始进攻，等等。这一切对于顺利攻克要塞具有重要的意义。
到波兰后，苏沃洛夫即根据敌人在这一战区的战术特点，就如何在林区进行作战的训练问题，向部队发出详细命令。再一个例子是，在意大利远征前夕，为了准备同法国军队作战，苏沃洛夫在训练俄国军队特别是奥地利军队学会排成纵队作战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苏沃洛夫认为，在战斗和交战之前训练军队，是最重要的战斗准备。每次演习结束时，他都到现场进行详细讲评，表彰训练出色者，指出具体错误，有时还亲自示范，说明应该怎样做。
总之，通过训练，苏沃洛夫使自己的军队做好了应付在战斗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准备。因此，他们在实际战斗中对任何情况都应付自如。有一位名叫久博卡日的外国人在观看了苏沃洛夫军队的演习以后不得不说：“难道还需要再谈论苏沃洛夫的军队百战不殆的原因吗？苏沃洛夫麾下的一个新兵对于军事的认识，无论是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都比任何欧洲国家军队的士兵，包括最有教养的士兵在平时对军事的认识高得多……他的士兵在战斗中不会有意外之感，因为他们在平时就经受了最艰苦的战斗锻炼，他们对在战斗中应做的不会不明白……如果一个人能处变不惊，镇静自如，如果他此时知道自己应如何行动，那么，他就不可能被战胜，他就不能不胜利。”
苏沃洛夫用比敌人小得多的兵力和代价取得一次又一至次胜利，这不仅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军事学术水平，而且还说明他掌握了先进的练兵方法。甚至连拿破仑也公开承认苏沃洛夫在机动战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他在从埃及发出的信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苏沃洛夫仍是不可战胜的，因为还没有人理解他的特殊作战艺术，也没有人能以他的作战规则同他对抗。”
但是，在苏沃洛夫及其以后的时代，他的军队训练体系的本质，同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有着不可调合的矛盾。因此，苏沃洛夫为了坚持自己的军事学术原则和军队训练原则，不得不经常同反动集团进行斗争。而在保罗一世登基后，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被完全当作异端而遭到贬斥。在俄国军队中，代替《制胜科学》的又是操场机械训练，而且，这种训练方式在保罗一世时代达到了特别残酷、荒诞的地步，变得与军队的战斗训练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保罗一世的反动统治不可能根除先进的军事思想，相反，普鲁士的军事制度却被军事历史发展的进程所推翻，而彼得一世、鲁缅采夫和苏沃洛夫建立的军队战斗训练体系却充满生机。保罗一世在委派苏沃洛夫领导意大利远征时，不得不对他说：“照你自己的办法打吧。”而要按照苏沃洛夫的方法进行战争，就要按照苏沃洛夫的方法训练军队。战争的客观法则和要求比沙皇和反动贵族更有力量。
奥斯特利茨交战失败(1805年)后，亚历山大一世不，得不放弃已经完全过时的加特契纳部队的训练方法。恢复了由各兵种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的练兵方法。1808年，颁布了暂行训练细则《（关于改变演习中某些做法的规定》》。细则要求训练部队成纵队和散兵队形在各种地形至条件下行动，但也保留了许多过时的要求，其中包括采甩线式战术。1811年颁布的《步兵师条令》、1812年颁布的《骑兵条令》和《炮兵野战通则》也具有相类似的特点，即一方面提出一系列进步要求，如成纵队行动，进行瞄准目标射击训练等，但另一方面又墨守成规，如仍保留了繁琐的列队要求，把战斗训练禁锢在练兵场的狭小天地里。正如M．H．加里宁所指出的，在俄国军队里，“始终有一批真诚的爱国者和天才统帅，他们忠诚地为国效力。他们顶着来自上面的压力，有效地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在战场上打出军威”。
苏沃洛夫培养的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顾条令中的’正式规定而采用了突击战术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方法，并制定了自己的细则。M．H．库图佐夫要求，不要让士兵去为与战争和战争要求不相干的事情忙碌。库图佐夫向师长们建议说，“我建议你们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瞄准目标射击，检查武器装备和所有真正有益于完成勤务的事情上，而不要做那些象对待敌人一样对待士兵和使士兵劳累不堪，脱离事物本质的多余的事情。”
1812年7月，巴格拉季昂的第2集团军所属各部队收到一份《步兵军官作战教令》。教令要求在训练中不要进行不必要的练习科目，提出了使训练接近于实战的要求。在卫国战争爆发前夕，库塔伊索夫将军制定了《炮兵野战通则》，提出了集中使用炮兵于最重要方向和在一定战术情况下进行炮兵射击训练的原则。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以苏沃洛夫的杰出学生库图佐夫为首的俄国将军和军官们解决了军队训练这一极其困难的任务。这场战争在当时来说规模是巨大的。它要求为军队补充大量兵员，加紧进行训练，搞好各部队和兵团的合练。必须组织大量义勇军进行训练，因为义勇军中只有20—25%的人有武器。这样，演习中必须把他们排成四列或五列横队的战斗队形：第一，二排拿枪，其他各排拿长矛和大刀。俄国军队暂时放弃莫斯科以后，塔鲁季诺即成为动员和训练后备兵员、组织和训练叉勇军部队的中心。编入军队的新兵和义勇军在这里学习使用枪枝，练习以各种队形作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库图佐夫在成为俄国军队的总司令以后，改变了过去那种把新兵分散在13个城市和7个新兵营里进行训练的做法，而按兵种训练后备兵员，并建立了三个后备部队总集训点：一个在阿尔扎马斯，是训练步兵的；一个在穆罗姆，是训练骑兵的；一个在下诺夫哥罗德，是训练炮兵的。在这些集训点训练的后备兵员短期内即可补入作战军队，从而加快了其转入反攻的准备工作。库图佐夫遵循苏沃洛夫的训练原则，在短期内即训练和组织了一批有战斗力的部队，他们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战胜“战无不胜的”拿破仑军队的辉煌胜利。就连装备很差的义勇军也表现出高度的战斗素质。
总之，由于受到准备与进行战争的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和武器与技术装备的不断完善，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学术和军队训练的方式与方法也不断发展。随着军事的日益复杂化，单兵训练和分队与部队的协同动作训练也日益完善。由于战斗队形的复杂化及其各部分之间距离的加大，各部分和各兵种必须协调一致地行动，这就导致了队列训练、战术队列训练的出现，而后又导致各种样式的战术训练的出现。同时，社会政治制度、军事学术水平和军队补充方法对武装力量的建设和训练特点也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譬如，西欧各国的雇佣军队，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是由最不可靠、最腐败的社会成分所组成，他们被视为盲目的战争工具，因此．他们的作战方法是消极的，他们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贯穿着盲目服从和机械执行的思想。由于这些军队在成线式战斗队形行动时只能作整体运动，在交战时不能改变战斗队形和由单个部队独立行动，因此，战斗训练的目的就是培养士兵机械行动的能力，而内容仅限于队列训练和各种机械式训练。指挥员或单个部队与分队没有必要进行战术训练。
俄国军队是根据义务兵役制补充的民族军队，因而具有更高的精神战斗素质。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历史条件，以及所进行的战争的性质，要求采用更坚决果敢的战略和战术。这也决定了战斗训练的特点。尽管军事中，特别是训练与教育体系中的一切进步的东西都遇到反动分子的激烈抵抗，但战争的客观规律终究是不可抗拒的，对其完全不予考虑是不可能的。进步的俄国统帅们把军队的整个训练与教育体系建立在每一个军官和士兵的觉悟的基础上，努力使他们能够正确、果断、主动地行动。军队须在各个战区采用各种战斗方法和战斗队形作战，各部队和分队不仅要协同动作，而且还要独立、主动地行动，因而迫切需要采用新的、更完善的队列训练或战术队列训练方法和战术训练方法。于是，俄国军队中出现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从而保证了军队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产生于彼得一世时代，而在苏沃洛夫时代则发展到最高水平。苏沃洛夫制定的准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许多方法，他所实行的一系列训练原则，例如，根据战术要求选择合适的训练方法，周密准备演习和选择正确方法以保证在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的条件下实施演习。在演习中不仅善于训练整个部队，而且也善于训练每一个军官和士兵；采用直观、诱人和有趣的方法组织演习；战斗前根据战斗任务具体搞好部队的战斗训练，等等，对于而后军队训练方式和方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是现在，它们仍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俄国人民起义运动的经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博洛特尼科夫军队(1606至1607年)、拉辛军队(1667至1671年)和普加乔夫军队(1773至1775年)的训练方法。起义部队通常采用的是人民战争的战术，但在农民战争高涨时期，也建立过大规模的起义军队。它们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同沙皇的正规军队进行了一系列交战。起义军在自己的军营里进行速成军事训练。哥萨克和在沙皇军队当过列兵、士官的人的经验对于起义者的军事艺术和军事训练起了重大作用。例如，普加乔夫在他们的帮助下，在进攻亚伊克要塞和奥伦堡前举行了一系列演习（起义军有2.5万人和86门炮）。为在训练和战斗中便于指挥，普加乔夫把部队编成团和连。在对这两个要塞进行长期围困的过程中，多次举行演习和操练。
这与彼得一世在科茹霍沃大演习中所采用的训练方法非常相似。在别尔茨卡亚斯洛博达（奥伦堡城外）普加乔夫的大本营里，起义者们练习列队、劈刺、射击、打炮、挖地道、埋地雷和挖战壕。特别重视各部队之间的协同动作。波兰民族解放起义领导人塔代乌什?柯斯丘什科也非常重视训练自己的部队。他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军事领导人、天才的军事长官，他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柯斯丘什科曾在1775至1783年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北美移民1777年在茨拉托加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主要就是他的功劳。
回国后，柯斯丘什科于1792年参加了对反动的塔尔戈雏查同盟的军事行动。1794年，他领导了波兰起义，并在拉茨瓦维采交战中大败沙皇军队。柯斯丘什科力图使起义具有全民的、民主的性质，但是，他的所有进步主张都因为遭到波兰小贵族阶级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起义的社会基础，并最终导致起义的失败。柯斯丘什科根据北美战争和法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努力训练军队，使之掌握最新技术。尤其注意使部队掌握在以散兵队形和纵队行动时的协同动作，搞好步兵，骑兵稂炮兵的协同。柯斯丘什科制定的条令《乘骑炮兵大演习》不仅在波兰，而且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的军队中广为传播和运用。
他精通野战筑城学，非常重视使部队学会工兵作业种构筑阵地。起义开始后，柯斯丘什科责成克拉科夫省执行委员会对所有18至40岁的男性居民进行为期两周的军事训练，并下令每逢星期天在所有城市和乡村进行军事训练。在短期内应接受训练的起义部队总数达15万人。柯斯丘什科思想进步，非常关心士兵，要求军官经常给部属上课。但是，大部分小贵族出身的军官不屑于这样做。根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组织领导工作应由地主和小贵族担任，而战斗训练则由以前服过兵役的士兵负责。总的来说，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其他国家，起义军队都是革命热情高涨，精神战斗素质良好，作战英勇顽强。但是，起义军队在军事组织，武器装备、纪律状况和战斗素养方面通常不如统治阶级的军队。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攻打要塞和城堡这样在当时来讲复杂的战斗行动中(如拉辛在辛比尔斯克，普加乔夫在奥伦堡等)。很显然，要想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除其他社会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尤其是指挥干部。显然，正如普加乔夫感到遗憾的，在他的军队里没有一个“正规军官”。同样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起义的基本群众对于进行顽强训练的必要性认识不足。这个问题也存在于十九世纪其他国家被压迫群众的起义之中。
就此，列宁写道：“从中世纪德国‘农民战争’开始，……我们看到无数这样的例子。组织性较强、觉悟较高，武装较好的少数怎样迫使大多数服从自己的意志并且战胜大多数。”
三、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演习和大演习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沉重打击，封建农奴制度灭亡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开始更蓬勃、更广泛地发展，并且开始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生产的过渡。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机床和蒸汽机的采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建立，导致了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工业各部门的发展。
战争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常伴随物：起初是为了捍卫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后来是为了夺取新的销售市场和他国领土。对高额剩余价值的追求，不可遏止的发财欲望，不惜任何代价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和把自由国家变成殖民地的心理，这些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侵略野心的急剧膨胀，导致了几乎一场接一场的侵略战争。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军国主义得到广泛发展。因此，列宁曾指出，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表现。”
同时，机器工业的诞生为战争创造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扩大了进行战争的物质条件。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制度，通过革命改造和改革，群众性的资产阶级军队代替了封建军队。
随着军事技术装备生产的发展和新式武器的出现，战争和战斗的方法越来越复杂。产生了资产阶级军事学术。前国主义阶段以前的资产阶级军事学术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克里木战争(1853至1856年)以前为一个时期，以后为一个时期。这次战争是拿破仑战争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第一个时期始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789至1794年)和革命法国抵抗联合起来的欧洲君主国反对法国的战争。雅各宾党人革命民主专政时期，予1793年颁布了普遍义务兵役法。根据此法，所有18至40岁的男子均应服兵役。于是，建立了一支新型的、充满革命热情、捍卫共和国成果的反封建军队。很显然，这样一支军队不可能按照封建专制国家雇佣军队的原则去作战。它创造了新的作战方法。它的战略原则是：以坚决果敢的行动，即集中兵力对敌纵深小的线式战斗队形实施强有力的突击，歼灭敌人。法国军队采用了突击战术。这种战术是将刺刀与火力相结合，将作为进攻决定性力量的纵队与保障火力突击效果的散兵队形相结合。废除了旧的军队给养采购制，而代之以新的征用制。这就保证了法国军队具有比受各种辎重所累的敌人更高的机动性。机动性的提高和新式战斗队形的采用，使军队得以完成纵深和快速机动、迅速集结和在战场上集中使用军队，并能在各种地形上作战。正如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法国革命人民在十八世纪末的战争中表现出巨大的革命创造力：废除了旧军队，而代之以新的、革命的、人民的军队，并创造了新的作战方法。
总之，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新的“士兵物质”，对于军事学术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法国有才干的炮兵专家格里博瓦尔设计的更加轻便的野炮炮架（装上此炮架后，野炮可迅速移动）和带有弯抽枪托的新式枪枝（其射击准确性大大提高，而这对于以散兵队形作战的军队来说尤为重要）的问世，则是促进军事学术发展的重要技术前提。法军由于采用了新的作战方法，不再需要昔日机械的练兵方法和华而不实的训练内容，况且，也没有时间这样做。新式军队的士兵也不需要旧式的棍棒纪律。恩格斯写道：“如果说新制度较少地要求机械式的教练和阅兵式的形式主义，那末它却要求上自总司令下至普通兵每个人都非常敏捷地行动，花费更多的精力，发挥高度的机智；而自拿破仑以来，制度的每一次革新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很多部队是在战争中组建的，经过短期训练后即投入了战斗。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让部队学会战斗中最需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年轻指挥员的革命热情和士兵的自觉服服役态度保证了部队具有较高的战斗素养。法军在西方第一次使战斗训练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条件。拿破仑适逢法国革命所创造的军事学术发展时期。拿破仑的军事专政是为巩固大资产阶级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在欧洲以至全世界为大资产阶级攫取政治和经济霸权服务的。为此，他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
拿破仑把大规模武装力量的战略和战术使用发展到了高度完善的水平。他认为，集中优势兵力和集中使用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各个歼灭敌军部队，迂回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去活动以寻找最有利的交战时机，建立和善于使用预备队（包括炮兵预备队），各兵种密切协同动作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这样一种战略和战术，他改组了军队，实行了正规训练。拿破仑尤其重视军队的战斗训练。拿破仑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他组建了许多有固定编制的军（军辖步兵兵团、骑兵兵团和炮兵部队、工兵部队）。这就需要通过举行有各兵种参加的大规模合同演习和大演习来协调各师和军的战场动作。
同时还须考虑到：统一的、用于交战的军队不仅因为管理的需要，而且因为战术的需要，被划分成越来越多的单位，各军和师独立组织向战场开进，甚至单独投入交战；在战场上，不仅兵团和部队，而且各独立分队和成散兵队形行动的士兵，都应善于利用地形地物，主动地选择目标，放枪发炮和实施机动。各独立战术单位独立性的增强，使得迅速、准确地调动部队完成各种任务，对行军队形和战斗队形的各个组成部分实施集中统一指挥成为可能。
在拿破仑以前的时代，整个军队只建立一个总预备队，而现在，每个师都有自己的预备队；从前，所有军队在战场上只排列成两条战斗线，而现在，每个旅都有自己独立的战斗线，每个营既可以散兵队形又可以密集队形作战。
同时，要求在行军和展开过程中做到行动协调一致和准确无误，以便及时进抵战场并在指定位置和方向投入战斗，迅速、荫蔽地完成机动并在关键位置集中大量步兵、骑兵和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以其他方法增兵以及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兵力。
为了使行动协调一致，必须对分队、部队、兵团以至全军进行系统训练。只要情况允许，拿破仑就集中全军进行合练。拿破仑提出了建立大型常设训练营以便不仅组织各兵种的兵团和部队，而且组织全军进行合练的思想。例如，缔结亚眠和约以后，法国有一个短暂的平静时期，拿破仑就利用这一时机，于1803至1805年在法国北海岸的布伦兵营训练自己的军队。恩格斯写道：“他把军队集中在布伦兵营，施以正规训练。他着重训练兵士在担任预备队时成密集队形配置在不大的地区内，并迅速展开成横队。”以后，他又把军队集中到圣安布列捷兹兵营和圣阿梅尔兵营进行训练。1803年8月，拿破仑在写给陆军部长的命令中，要求制定每年举行有炮兵部队参加并进行实弹射击的大演习的计划。
法军首次实行了后备兵员经速成训练后即补入作战军队的制度。恩格斯指出，拿破仑竟然只对新兵营训练一个月的时间，第二个月就派他们去远征，而第三个月就让他们参战。给每个新兵营都派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士官，而给每个连派了若干名老兵。在战斗中，新兵和老兵合编成旅，并美其名曰。“以老带新”。即使是在远征中，拿破仑的军队也不中断训练，特别是对初上战场的新兵。具体做法大致如下，训练营在给新兵配齐装具并进行初步训练后，即把他们编成行军连，然后派往作战军队。行军连按规定的路线行军，很快与本师的其他行军连相会并组成行军营，行军营和行军营相会又组成行军团。在行军的这几个阶段，要举行连、营、团演习。所有的行军分队和部队都在美因兹要塞附近渡过莱茵河。在这里，有一专门委员会对它们进行检查，并把由使用不同武器的士兵组成的分队编成行军支队。行军支队继续前进，并在行军途中举行演习。拿破仑扩大了演习和大演习的规模，并根据战争的新原则增添了新的内容。恩格斯认为，拿破仑1805年从布伦兵营带到奥斯特利茨的军团是当时最好的军队。尽管法军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的方法和俄国伟大统帅苏沃洛夫所采用的方法相比没有什么新东西，但是，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进步原则却在法国革命军队中遇到了适宜的土壤，并得到比沙皇军队来说更为广泛的运用。因此，当时拿破仑的军队不仅在精神政治素质和组织体制方面，而且在战斗素养方面，都大大超过敌人的军队。后来，在拿破仑把法军变成大资产阶级反动和侵略政策的工具以后，就越来越不能指望士兵还象以前那样服役了。于是，训练军队刻板地运用已运用多次的战术手段和压制下级指挥员的主动精神，就成为了司空见惯的事。所有这些，加上政治和战略上的冒险性，导致了拿破仑军队的失败。
拿破仑战争以后，军队的武器装备发生了很大变化。滑膛燧石枪被撞针火帽线膛枪所取代。线膛炮的出现，对战术的发展产生了特别巨大的影响。这些新式枪炮与旧式j枪炮相比，射程、射速和准确性都提高了。这就要求重新研究准备与实施战斗和战争的许多问题。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壮大起来的反动势力扼杀了一切新鲜事物，阻碍了进步军事思想的发展。尽管新事物层出不穷，但是．直到克里木战争，甚至更晚，所有欧洲国家的军队却继续死抱着拿破仑的“样板”不放：它们认为以密集队形作战和实施白刃突击具确决定性意义，而把散兵队形和步兵武器射击视为辅助手段。这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俄国和法国军队采用的“纵深”战术相比，甚至倒退了，因为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条令里尽管也规定了采用纵队作战，但在这些条令中却贯穿着线式战术的精神。在这一时期的俄军中，军事上的保守思想尤为严重。十九世纪俄军历史的著名研究家扎伊翁奇科夫斯基在他的《1860至1870年俄国的军事改革》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记述了这一情况，其中，特别强调指出：“线式战术的基础是消极的……相反，‘纵深’或垂直战术的基础是积极的……采用线式战术，只要求机械地执行命令，而采用‘纵深’战术，则要求灵活执行命令。五十年代俄军的条令是把这两种相互排斥的战术结合起来的一次独特的、注定要失败的尝试。”
尽管线膛武器已经出现，但俄军直到克里木战争以前用的还基本上是滑膛武器，只有很少一部分士兵装备了线膛枪。对革命运动的恐惧和把过时的作战方法公式化（各强国之间40年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导致了操场机械练兵方法在十九世纪再度兴起，造成军队训练与战斗实践要求相脱节。几乎所有军队的训练都是为了达到队列整齐、动作一致、步伐有力、准确完成非常复杂而又无用的变换队形动作。克里木战争参加者阿拉宾是这样形容战争前夕俄国军队的状况的：“……战云密布，但是，我们真的做好战争准备了吗？凭良心说，远远没有！第一，我们的装备很差。我们的步兵用的是滑膛枪……第二，我们非常缺少会射击的人，因为对这门技术从来没有认真系统地训练过，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弹射击，而按规定应用于实弹射击的很少的一点火药被长官赠给所熟识的地主了……并且，只要一换防，仅存的一点火药电就被撒入附近的河中和沼泽地上了。总而言之，无沦是士兵还是军官，对军事技术都一窍不通，什么也未认真练过……我们对操练步法和立正、稍息却重视得要命。一些自诩精通军事的人却对战斗队形一知半解，在任何情况下都只会重复军事条令中所规定的东西。”
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军队的战斗训练状况也很不妙。例如，恩格斯在论述法军的战术条令时曾说，这个条令是士兵的正确思维和旧传统的奇异的混合物。队列作业中有许多与现时战术学水平极不相称的、陈旧过时的、荒诞不经的东西。法军虽然认为野营生活有利于军队的战备，但数年间总共才去了一次常设营地。它们没有实施大规模机动，只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进行了对假设敌的战斗演练。法国人认为在岗峦起伏的地形上进行对抗大演习是不必要、也做不到的。英国军队实行的也是这样一套训练体系。
各国军队的战斗训练在很大程度上仅仅限于队列训练，因为当时把准备阅兵式放在了首位。这不能不影响军队的战斗素养．问题并不在于过分地重视队列训练，因为队列训练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如有助于军队保持较高的组织纪律性；问题在于，队列训练与战斗训练完全脱节，阅兵式上需要什么才训练什么。战术训练成为阅兵式的牺牲品。
四十年代，普鲁士军队曾数度试图进行改革，加强战：斗训练。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颁布了全军通用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规则。根据该规则，应以分队，部队和兵团为单位实施队列演习、带假设敌的大演习和对抗大演习。但实际上，这些要求都未被执行。普鲁士军队和其他国家军队一样，极少举行演习和大演习，即使举行，也是非对抗性的，而且也不讲究地形，多数情况下选择平缓场地，以便于展示整齐的军容。
俄军的《步兵队列条令》（从1855年至1866年曾多次修改）指出，两个营或数个营的演习应在操场上或平地上进行，不必利用地形地物，也不必规定战术情况。举行这种演习的目的，是锻炼营长的目测力和指挥部队的能。力，使部队熟悉列队规则，掌握保持一定距离和间隔，同时保持良好队形的能力。军队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动作是根据事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而它们对各自所担任的角色在预演中就忘得精光了。
四、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的演习和大演习
这一时期，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发展，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不断出现。据梅谢里亚科夫统计，在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30年间，军队装备的新式武器和弹药比过去300年装备的还多。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固有矛盾达到极其尖锐的程度，资本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发展的不平衡日益突出，从而导致了政治上更加反动，进行军事侵略的野心更加狂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把越来越多的金钱花在军事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上，使军国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壮大。在大多数国家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以后，军队的数量大大地增加了，在战场上出现了百万大军。国家与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赛，几乎所有国家都不惜耗费大量人力与财力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并提高其战斗力。
克里木战争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历次大规模战争，特别是美国内战、法普战争、俄土战争和后来的日俄战争，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陈旧的战术和训练方法是不能适应新式武器的应用和新的作战条件的。不考虑这些客观因素是不行的。随着机动战斗技术装备，摩托和自动武器的投入使用，军队的机动性增强了，军事行动的规模扩大了，其紧张程度提高了，持续时间延长了，出现了正面宽大、兵力密集的战线，火力作用范围以及军队战斗队形纵深都扩大了，军队所能占据的地域的宽度和深度也加大了，达到数十以至数百公里．师的进攻正面宽达3公里（十七世纪时为600至700米），军队的指挥更加复杂化。由于各国的军队都装备了线膛武器，在战场上已木能再采用纵队和密集队形。带弹仓的步枪，机枪和速射炮的射程和火力密度比旧式枪炮提高了1至至1.5倍，使战斗队形和实施进攻与防御的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步枪火力下，纵队自动散开，军队自发地开始以稠密的散兵队形作战。
后来，由于机枪的出现，又变成了稀疏的散兵队形，并且增加了奔跑和爬行。对大演习的组织与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明确了演习总导演、调理员和参演人员的责任。还规定在大演习中须有假设敌，演习必须是对抗性的，即所谓“野外大演习”。在实施有假设敌的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既可以指挥己方军队，也可以指挥“敌军”。野外大演习是双方在统一的战术情况下进行的，演习中的各种事件应该按照双方的决心和实际行动来发展。后来，法国、奥地利和英国军队也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例如，1879年，法军颁布了大演习实施细则。奥地利军队的《军事条令》专门有一章（第二部分）以及《皇家军队军事训练细则》阐述了实施大演习的方法。该细则指出，师（由三个兵种组成）的练习应连续进行14天，并且用其中的4天举行对假设敌的大演习和旅对旅（实兵对抗）大演习。
在俄国，克里木战争以后，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于1860至1874年也进行了重大军事改革。这些改革涉及俄国武装力量的体制和训练的各个方面，如军队的补充方法、军队指挥、干部培养，以及军队的战斗训练等。1874年，实行了普遍义务兵役制，这就使大量扩充军队和建立必要的经过训练的后备部队成为可能。军区的成立，不仅对于军队指挥，而且对于制定统一昀战斗训练原则、计划和组织各兵团与部队进行合同训练，都具有重大意义。
1862年，陆军部成立了负责解决军队体制与训练问题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包括制定新的步兵条令、骑兵条令，根据战争经验提出军队战斗训练的新的方式和方法，经过陆军大臣米柳京、古尔科将军、德拉戈米罗夫将军及其他进步军官的努力，早已被遗忘的彼得一世和苏沃洛夫的训练与教育军队的传统做法得以恢复。德拉戈米罗夫写道。苏沃洛夫的“伟大的《制胜科学》整整60年不为人们所理解，而且应该承认，简直是被人们忘，记了。我给人们说明了《制胜科学》的伟大意义，而且还按苏沃洛夫的学说把至今仍未被大多数军人所理解的东西说明白了。”德拉戈米罗夫所提出并一再坚持的主要要求，是军队在平时必须学会战争中所需要做的事情。他指出，任何违背这一原则的做法都是有害的，因为这样会使士兵和军官错误地理解战争中什么可以做和什么不可以做。
德拉戈米罗夫在组织战斗训练时，努力使每个分队和部队根据在战斗中所要解决的任务进行训练，安排演习。他指挥的军队的演习从一离开驻地即开始，在整个开进过程中都组织警戒和侦察，在行动路线上设置各种埋伏，演练在遭敌突袭时的行动。
这样，不仅提高了军队的野战素养和节约了训练时间，而且还使军队经常处于战斗准备状态。德拉戈米罗夫的功绩还在于，他恢复了苏沃洛夫把军队分成双方展开面对面冲锋的训练方法，因为冷兵器在战斗中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米柳京在研究和总结苏沃洛夫的军事理论遗产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作为陆军大臣，热心进行改革，努办使军队在战斗圳练中掌握战争中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他废除了所谓“标准战斗队形”和在平缓地形上进行演习的做法，而要求在相应的地形条件下进行训练。根据《步兵队列条令》的要求，更加注重以散兵队形作战的训练；在排列战斗队形方面给予分队和部队以更大的临机处置杖，允许他们视地形及其他条件改变队形。比以往更加重视射击训练。从条令中删除了许多与战斗训练无直接关系、仅仅用于阅兵和检阅的不必要的内容。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俄军没有严格的训练和野营集训大纲，如何组织训练和野营集训全凭兵团指挥员和军区司令定夺。为了整顿军队训练体系，米柳京于1881年首次为各军区制定了统一的年度作业计划，规定了全军统一的战斗训练大纲。计划规定把训练年度划分为冬季和夏季两个训练期，而每个训练期又划分为若干小阶段。例如，夏季的战斗训练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按兵种组织作业——步兵连作业6至8周，步兵营作业4周，步兵团作业2周；在第二个阶段，组织为期4周的“三兵种总集训”，然后举行军队“大演习”。
陆军大臣在命令中还要求，在训练中要努力使官兵自己运用获得的知识，培养他们灵活敏捷，刚毅顽强的素质。在训练军队从事工兵作业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年度作业计划和步兵作业细则》指出：“军队在所有战术演习中都要根据战时的需要构筑战壕以加强阵地，并注意选择地点和利用地形。”该计划特别重视举行有三个主要兵种即步兵、骑兵和炮兵参加的战术演习。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参加作业的军队数量，1894年同1881年相比，步兵增加了20%，骑兵增加了28%,炮兵增加了21%。
1882年，陆军大臣第216号命令颁布了步兵作业细则。该细则不仅对步兵，而且对由各兵种组成的部队的训练方法和程序都作了规定。后来，又通过一系列规定和指示对该细则作了补充，大致规定了军队战术训练的程序。年初，进行了单兵训练，后来又分别进行了连、营、团的战术队列作业。在这些作业中，演练了条令规定的队形的排列及其在野战条件下的运用，还演练了野营和警戒勤务的组织与实施。为了增进各兵种之间的相互了解，有时派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步兵团的作业。同时，1882年颁布的细则还指出，步兵纯队列演习仅限于一个营的演习，两个或数个营的演习必须具有一定的战术目的和适当的地形条件。
此后，举行了连对连、营对营、团对团，旅对旅的对抗战术演习。在营、团、旅的对[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抗演习中，有骑兵和炮兵分队参加。这就是所谓的“小型大演习”。从1889年起，为了组织各兵种部队进行合练，除把部队拉到预先设置的常设营地训练外，还采取了机动集训的方法。在机动集训中，军队要连续进行长途行军，同时利用各种地形和在各种条件下举行师对师的综合战术演习。九十年代，一些军区开始举行各兵种部队的冬季机动野营集训，其中，华沙军区组织的集训最积极，效果最好。早在1872年，就有了步兵实弹战术演习，而在1887年，又出现了步兵和炮兵实弹合同演习。训练年度结束时，通常举行所谓“大演习”。实行基干制以后，每年都有许多未经训练的新兵补入兵团和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对于军队的战斗训练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只有经常举行演习和大演习，才能把兵团和部队组织起来，做到常备不懈。对许多国家的军队来说，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军事的发展极为迅速，军事领导人力图通过大演习解决军队的组织体制和战术问题。
因此，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各国军队不仅都举行演习和大演习，而且逐渐经常化。除渚兵种合成军队演习和大演习外，大多数国家的军队还举行了一些专门科目的演习。如救护演习、要塞演习、陆海军联合登陆演习和侦察部队联合演习等，更加周密地进行专门训练任务的演练。为了熟悉未来地区的地形，经常在边境地带举行大演习。最初的两次边境大演习是1886年在华沙军区和维尔诺军区部队之间、1888年在哈尔科夫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队之间进行的。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几乎每年都举行这样的大演习。
随着作战方法的日益发展和复杂化，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实兵大演习的方法也不断更新。应该指出的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在当时不是按照规模，而是按照实施方法区分的。例如，在俄军中，战术演习是指分队和部队的现地作业。这种作业是带着事先确定要研究的问题，按照领导制定的计划进行的，大多数是单方演习或带假设敌的演习，但有时也举行双方的对抗演习。大演习是指对抗性演习。在这种演习中，只给双方说明最初情况，然后让他们完全接照己定下的决心和意图行动。在1882年颁布的步兵作业细则中指出，对抗性大演习和战术演习的区别在于，在对抗性大演习中，只给双方规定总任务，指明行动的目的，而对计划的细节和对方行动情况则不予说明。在1895年某期《军事文集》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思想：一方实施防御，打的是防御战，而另一方实施进攻，打的是进攻战，这不是大演习，而是对抗训练。沃伊德在《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以及其他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章中，也坚持这种观点。营大演习持续1至2昼夜，团，旅，师大演习持续2至3昼夜，大规模的大演习持续4至lO昼夜。在德国和法国军队中，除对抗性大演习外，还举行带假设敌的大演习。这种大演习不仅有分队和部队规模的，而且还有大兵团规模的。在其他方面，各国军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大体相同。
这一时期，由于军队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所以战斗的规模也明显扩大了，大演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演习持续时间和演习地域来说，还是从演习所要解决的任务的数量和意义来说，其规模都是异常巨大的。在每年最后的一次大演习（在俄国和德国称之为“皇帝”大演习）中，各兵种都有大量部队参加，有时多达数个军和集团军。例如，在法军1895年在福西尔地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多达5个军和3个独立骑兵师，共12万人。攻方为一个集团军群（第1、2集团军），防方为一个军。大演习持续了8天。
在德军于同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参演兵力为4个军，共8万人、350门炮。每一方都是两个军。但是，在这次大演习中没有集团军级指挥机关，因此两个军的行动没能相互配合，各军之间的协同作战问题全由军长们自己协商。皇帝虽然既想指挥这一方，又想指挥那一方，但在军与军之间的协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作为。在俄国，除军区间的大演习外，在军区内每年还举行支队规模的大演习。在这种大演习中，每一方都是一个由各兵仲的分队和部队组成的支队（加强团对加强团、加强旅对加强旅，加强师对加强师等等）。例如，在南乌苏里军分区于1888年举行的大演习中，“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骑兵连和两个炮兵连组成，“北方”支队由一个步兵旅、一个独立战列连、三个骑兵连和一个炮兵连组成。
无论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还是在较小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兵力都基本相等。
为了说明这一时期组织与实施大演习的某些问题，这里仅以1910年库尔斯克大演习为例。为举行这次演习，组建了两个集团军：“莫斯科”集团军（司令为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参谋长为索博列夫中将，由莫斯科军区和维尔诺军区所属部队组成）。“南方”集团军（司令为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参谋长为苏霍姆利诺夫中将），由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所属部队组成。“莫斯科”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13、第17步兵军和1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及骑兵学校），浮空纵列，第2辎重营一一总共78个营、36个连、198门炮，43740人和10，116匹马。“南方”集团军的编成包括：第8、第10步兵军和一个混成军，集团军骑兵（一个骑兵师和骑兵学校的一个骑兵连）及其他配属部队一一总共88个营、49个连、216门炮、53733人和11292匹马。大演习的总企图是：“南方”集团军取捷径进抵库尔斯克并夺取之，然后，在预备队到达后，从南面向莫斯科展开进攻；“莫斯科”集团军为掩护库尔斯克，从奥廖尔挥师向南迎战“南方”集团军，将其击败并逐向南方。
莫斯科军区司令部和基辅军区司令部根据上述企图分别制定了行动计划。计划被批准后，即向两集团军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并就如何组织大演习中的行动作了详细指示。
“南方”集团军司令决定首先加强防御。8月27至29日，“南方”集团军以第10军和混成军的兵力加强在烈乌特河沿岸的阵地，在河右岸科尔帕科沃村和柳比茨卡亚村附近构筑了桥头工事。“莫斯科”集团军司令认为，“南方”集团军在增援部队（第8军）到达之前，或是避免交战并实行退却，向正在赶来增援的军队靠拢，以便在与之会合后转入进攻，或是在烈乌特河沿岸实施防御，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莫斯科”集团军都将对敌左翼和后方实施主要突击，把敌逐向南方和东南方并切断自苏贾出动的敌增援部队的来路。如在此期间未获理想战果，敌增援部队也已接近，“莫斯科”集团军则退向库尔斯克，把敌人的进攻阻止在谢伊姆河一线。演习过程如下。
8月29日晨，“莫斯科”集团军的数个骑兵纵队出现在谢伊姆河和烈乌特河之间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但在该村和奥多耶夫卡村之间与“南方”集团军占优势的骑兵遭遇，遂后退数公里。但是，“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派出混成军的步兵支援自己的骑兵，把敌骑兵逼向南方。至日终前，“莫斯科”集团军以第13、第17军的兵力占领了宽约15公里的正面。同时，由混成军和集团军骑兵组成的集团军前卫前出至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附近。
8月29日，“南方”集团军以混成军和第10军的主力在烈乌特河一线设防，而以集团军骑兵和数支别动部队积极活动在两河之间，阻止敌人渡过谢伊姆河，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力下，于日终前退回到烈乌特河一线。8月29日夜，双方部队接到完成预定任务的命令。其中，“莫斯科”集团军右翼第13军的任务是向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敌左翼实施纵深迂回，混成军的任务是在博尔申方向突击敌右翼，第17军的任务是在正面实施佯动，集团军骑兵则应配合混成军和第13军行动。“南方”集团军是以混成军和第10军兵力防守烈乌特河一线，而在纵深配置了总预备队和集团军骑兵。
8月30日，“莫斯科”集团军骑兵渡过烈乌特河，前出至敌人后方，但在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附近与从纵深赶到的“南方”集团军第8军先头部队遭遇。第13军紧逼敌人主力，渡到烈乌特河南岸，于日终前前出至博勃里克斯特列莫乌霍夫村。混成军在遭到敌人顽强抵抗的情况下，在科尔帕科沃村附近强渡烈乌特河，击退敌人从加季谢车站方向发动的强有力的反冲击。第17军推进速度缓慢，在敌人向南退却之后才渡过烈乌特河。夜幕降临后，“莫斯科”集团军开始在烈乌特河左岸宿营。这一天，“南方”集团军进行了一连串的防御战，并从烈乌特河向南退到布克列耶夫博勃里克、沙加罗夫卡一线。第8军赶到后，“南方”集团军在兵力上明显超过对方，比对方多12个营，12个连和24门炮，。8月31日，“莫斯科”集团军司令注意到敌人的优势兵力，未经战斗即把部队撤回烈乌特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只遇到敌人后卫的轻微抵抗，便在日终前占领了以前自己在烈乌特河的阵地。
9月1日，双方休息一天。9月2日，“莫斯科”集团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压力下继续退向谢伊姆河右岸。“南方”集团军全天都以集团军骑兵及第8、第10和混成军的兵力实施进攻，并在日终前逼近大库里察诃和谢伊姆河各渡口。
9月3日为大演习的最后一天．群南方”集团军对“莫斯科”集团军展开进攻，以左翼对卡斯托尔纳亚村实施主要突击，从西面向库尔斯克迂回．同时，“南方”集团军还在通往库尔斯克的方向对“莫斯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牵制性突击。结果是，“南方”集团军主力（第8、第10军和集团军骑兵）对“莫所科”集团军的混成军和第13军之一部实施了突击。同时，“南方”集团军的混成军以佯攻把“莫斯科”集团军的第13、第17军和集团军骑兵牵制在马克瓦。战斗结果，“莫斯科”集团军被逐离奥廖尔一库尔斯克铁路线。9月3日11时，双方停战。9月4日，部队休息。9月5日，举行阅兵；之后，部队开赴冬季营地。
总之，对大演习的导演仅仅限于给双方规定总的任务，而对完成这些任务的日程则不作具体规定。无论2在大演习的计划中，还是在总导演的指示中部未给大演习调理员规定在演习的某一阶段应判某一方为胜方。而且，双方被置于同等的条件下，每一方的胜败完全取决于在一定时间内形成的力量对比和他们各自的行动特点。日俄战争以后，各国军队举行的大演习的规模更加巨大。有时，在举行大演习时，还对野战部队和后备部队进行部分动员，按战时编制组建新的司令部和指挥机关，以及根据双方的决心进行大规模铁路输送。
象这样有大量军队和各种兵器参加的演习和大演习已经不能由指挥员想什么时候举行就什么时候举行了。组织与实施大演习成为一件复杂的事，需要专门进行准备和制定计划，大演习的导演机关、参演部队和演习地域都要进行全面，细致的准备，同时还要做好物资器材、医疗卫生和装备技术方面的保障工作。对参演部队的组织、实施动员、运输与粮秣保障、安排宿营及其泡有关部队安置问题，须给予双方非常详细的指示。
至于大演习中双方的行动问题，则在计划中规定得相当笼统，通常，只给双方指明出发地区、大演习开始前部队集中地域、大演习开始时间、总的成术和战役任务，以及主要运输路线（在大规模演习中，要给双方指定铁路线）。
关于俄军举行的大演习的这方面的问题，有的历史文献中没有给予正确阐述，例如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所著《专制制度和十九至二十世纪的俄国军队》一书，虽然内容丰富，深刻分析了俄国军队的状况，但是对于举行大演习的问题，却持否定态度．甚至对于库罗帕特金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关于大演习情况的报告，扎伊翁奇科夫斯基也只是引证了其中一些否定意见，而对报告中给予肯定的方面则提出质疑。然而，在这份报告中，库罗帕特金完全肯定了各军区部队之问举行大规模演习的实际意义。在报告的开头他写道：“举行大规模演习尽管会消耗掉国家的大量资财，但却能使军队、特别是军队首长经受有益的和必要的实际锻炼。因此，今后不仅要举行军区内部队的大演习，而且还要举行各军区部队之问的大演习。”
如果更加深入地分析一下大演习（如1883-1896年华沙军区，1889至1903年基辅军区、在外高加索、在远东和土耳其斯坦举行的大演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大演习中对双方的行动通常没有严格的规定。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注意到，大演习计划（“大演习的大致进程”）只“规定了战役开始的时间”，因而得出结论认为，“总之，大演习不是战斗行动的真正的排演。”但是，第一，战役开始的时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一般都出上级指挥机关确定。第二，大演习也不可能是“战斗行动的真正排演”，因为排演意味着完成事先计划好、规定好的动作，而战斗是一种对抗性的现象，战斗的发展是交战双方意念，意志和行动冲突的结果。排演战斗行动而又不违反战斗发展的逻辑是不可能的。接着，扎伊翁奇科夫斯基援引总参谋长萨哈罗武将军对1903年普斯科夫大演习及其他几次大演习的批评意见，得出结论认为：“总之，这个评价不仅是对普斯科夫大演习的，而且是对所有大演习的，它实质上说明了大演习是毫无意义的……”请问，用什么能够代替大演习呢？！毋庸置疑，在当时的大演习中确实有许多严重缺陷，但是不应因此而否认，当时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较之过去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重要的是总结在当时一切积极的东西。如果想一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形成的准备与实施大演习的方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大多数国家的军队中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许多方法一直沿用至今，那么这就更为重要了。
在谈到当时的大演习计划时，应特别指出，无论是在上面谈及的正式的细则和指示中，还是在《军事文集》和其他军事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都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要求，即在大演习中要使双方都能够根据自己的决心行动，对指挥员和部队的行动事先都不作规定，甚至不给双方规定大演习的课题。正如我们从库尔斯克大演习中所看到的，只是给每一方指明了出发地区和行动的最终目的，而其他一切，诸如怎样迎敌，怎样防御、进攻或退却等，则由双方指挥员决定。驻守在边疆地区（西伯利亚、远东、高加索及其他地区）的俄国军队在大演习中对这一原则贯彻得最坚决。在上面提及的库罗帕特金的报告中，甚至对在大演习中给予双方以过多的行动自由表示不安：“我们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对演习双方首长的行动自由不加约束。这可能是大演习的总导演的需要……军队实际上主要是实施机动，许多部队只是在大演习的最后一天才看到敌人……因此，为使大演习取得尽可能好的结果，在给予双方首长以自主权的同时，还必须在他们的决心有损于大演习的效果时予以纠正。”
大演习中双方兵力大致相等，参演条件基本相同，导演部不必干涉任何一方的行动，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是，这些正确的要求远未经常得到遵守。关于这一点在下面还将谈到。在举行大演习的实践中，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方法。如，在苏沃洛夫和拿破仑时代，军事首长基本上一人就可以导演演习和大演习，而不必成立另外的机构，但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演习中就不可能了。由于参演部队的人数非常多，演练的战斗行动的规模特别大，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炮火的作用，所以必须成立专门的调理机关以协助大演习的总导演工作。这是演习和大演习实施方法上的最新现象。演习调理员的主要任务是：使训练过程接近于实战条件；使部队按复杂情况行动；判定双方冲突结果和炮火效力，总之，保障演习和大演习的顺利进行和达到预期效果。在各国军队中，大演习的总导演即总调理员。在俄国和德国的皇帝大演习中，由皇帝本人充当总调理员。给每个团或独立作战支队指派一名调理员和两名助理调理员。在由若干个部队组成的大支队中，给每个纵队指派调理员。
大演习每一方的调理员小组由首席调理员领导，而后者同时是大演习总导演的助手。调理员不是预先被分派到师和团里去。只有在大演习的某一方的司令员定下决心之后，在了解清楚该方部队将组成什么纵队和以什么队形行军，向哪个方向派出了什么独立支队，向部队下达了什么任务之后，首席调理员才把调理员分派到该方的各纵队和支队中去。
在双方实施行军、侦察和接敌时，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对部队行动的监督。但是，由于在分队中没有调理员，在部队与部队的调理员之间缺乏联系，双方在冲突时的行动不可能是有教益的。冲突的结果只能根据双方步兵和骑兵兵力的多寡来确定，几乎不考虑步兵火力和炮兵火力与行动的作用。因此，调理员在大演习中的全部工作往往只是把冲突双方的部队分开。《对抗大演习》一书的作者格里亚兹诺夫公正地写道：调理员在这些大演习中所起的警察作用多于教育者的作用，他们只注视着战场上的“秩序”，注视着那些程式化的东西。日俄战争以后，俄国、德国、日本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军队在大演习中开始给分队指派射击调理员，其主要任务是核算射击的效果和确定损失情况。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指派专门负责核算炮兵火力的射击调理员。为了标示炮兵射击的方向、距离和目标，各炮连规定了复杂的信号旗使用方法。在确定损失时把失去战斗力的士兵和士官撤到就近的后方，然后再把他们作为补充兵员投入战斗。
法军在1910年皮卡尔季亚大演习中，采用了新的组织调理员工作的方法。他们没有给双方的步兵部队和兵团指派调理员，而是把整个演习地域划分成两个区，每区各派一个调理员小组；再把每区划分成若干地段，由地段调理员监督双方的行动并判定冲突结果。此外，各调理员小组内还有若干名预备调理员，以备在演习双方的行动超出规定区域时派他们前往监督及裁判。骑兵调理员未采用这种方式。考虑到骑兵的高度机动性和难以预先确定双方冲突地点，仍和过去一样，给每一方的骑兵部队和兵团都指派了调理员。大演习中，要保障首席调理员的电话、电报畅通，而给地段调理员配乘骑传令兵以及汽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以这种方式组织的调理机关、在双方冲突时可以更准确、更有秩序地组织他们进行战斗行动推演。但是，由于在步兵部队和兵团中没有调理员，不可能对部队在行军过程中的行动作出评定，而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也是在没有考虑指挥员的决心和其他战斗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就有人提出，必须采取部队调理员与地段调理员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但这个意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也未被采纳。总之，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未形成一套严整适宜的调理机关的组织形式，同时，也未制定出确定战斗行动推演程序的调理员条例或教令。而1882年步兵作业细则和机动集训细则中的对调理员在对抗演习中的规定又太笼统。
大演习中，双方战斗行动推演的方法如下：大演习开始之前，先把双方拉开一定距离，使之能够组织与实施侦察，完成一定的机动，然后展开进攻。1870年颁布的德国军队大演习规则要求，在大演习开始前应把双方的距离尽量拉大。1882年俄军步兵作业细则要求，双方队伍的集合点应相距较远，以便使每一方只有通过侦察才能了解到对方的行动方向和行军队形。还规定，这个距离的大小取决于参演兵力的多少，但不应小于7至8俄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双方在演习开始前的距离应拉开数十以至数百公里。演习双方的首长往往数昼夜判断不出对方的行踪。在有些情况下，实施完机动，大演习也就结束了。1882年俄国军队的步兵作业细则还规定，冲突时，双方的距离不得小于100至200步。
无论是俄军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军队所举行的大多数演习和大演习，实际上并未进行战斗演练。每次冲突都以局部停止战斗而告结束。双方各自拉开，一方退却，而另一方则等待对方退走。然后，根据调理员的决定，重新开始机动。“大演习”一词正是由此而来，因为大演习的全部实质，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运动使己方处于比敌人更为有利的位置。在大演习中，双方由于都害怕对方实施翼侧迂回而竭力避免发生战斗冲突，从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象出现，即只要一方刚一开始迂回运动，另一方就马上实施退却，根本不做任何击退敌人突击和阻敌行动的尝试。在平时大演习中形成的这个习惯，后来即使在日俄战争中也未改掉。在辽阳及其他战斗中，俄军竟毫无道理地放弃了所占领的阵地，一退再退。
当时对大演习之所以抱这样一种态度，不仅是因为害怕迂回和包抄，而且还因为当时的军事理论观点存在着某些缺陷，因为尽管有多次战争的经验，但是，对于采用纵深战斗战术训练军队突破设防阵地以及组织纵深积极防御的必要性，却尚未充分认识到。许多将军和军官都认为这样片面地训练军队是不正常的。几乎每一期《军事文集》和当时外国的许多军事书籍都载有这样的文章，即认为不仅应训练军队实施机动，而且还应训练军队进行战斗，
尽管实施大演习的方法有一定的改进，但在各国军队的大演习中仍有许多程式化和严重违反实战要求的东西。在有皇帝和其他知名人物参加的大演习中尤其如此。在这种晴况下，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训练军队，而是要炫耀一下军队，因而，生动、活跃的训练被弃虚作假、搞花架子所代替。格鲁阿将军在自己的著作《我的一生》中，是这样描述九十年代初在彼得堡军区司令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导演下举行的一次演习的：“大公的三驾马车的铃声告诉正在交战的人们，总司令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来了。于是，许多场面如法炮制出来；骑兵不顾规定的炮火扑向步兵散兵线和正在射击的炮兵阵地……步兵预备队排成密集队形出动了……炮兵连神气活现地出现在山脊上，在敌人的视线之内大胆地把炮及弹药等从车上卸下来，放置在暴露的阵地上。完成任务的过程没有任何新东西，无论是炮击卡韦拉赫茨基耶高地，还是猛攻拉博拉托尔纳亚小树林，方法都是早就规定好的。”这场和每年一度的马尔索沃广场五月阅兵式相比无多大区别的演习结束后，对各部队的行动进行了讲评。在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瓦斯蒙德将军讲话之后，大公也讲了几句，他说：“参谋长指出了缺点。我要补充的是，演习搞得很好：步兵进攻了，骑兵冲锋了，炮兵射击了。谢谢你们，各位先生！”
这样组织演习，势必产生弄虚作假，逢迎讨好的现象，势必使人们不是专注予部队的战斗训练，而是想方设法表明部队的训练状况比实际上还要好。德国和法国军队的大演习往往是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进行的。计划是按小时制定的，对各部队和兵团在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都作了明确规定。由于是按预先制定的计划实施大演习，有时甚至会出现非常荒谬的事情。例如，在德军于1893年举行的大演习中，由于规定的时间已到，防方充当预备队的一个军未等攻方靠近就发起了反击。有趣的是，许多记者对大演习的准备与实施情况做了广泛的报道。例如，1908年法国军队举行大演习期间，在早报上可以读到关于双方态势的详细材料，了解到双方下一步的决心。这样，不仅指挥员，而且每一个识字的士兵，除了解已方的行动外，还能知道对方的情况。无论在哪个国家的军队中，演习双方都不主张根据具体情况不间断地行动。在大演习中都有长时间的间歇。例如，法军于1895年举行的大演习就是如此：9月8至10日，共和国总统亲临现场，进行了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对抗大演习。
9月11日休息一天。9月12日，大演习继续进行，但内容已成为第1和第2集团军的联合进攻，假设敌为一个步兵军。在8天的大演习中，有两天休息，一天阅兵，其余5天，有一天是两个集团军的对抗演习，两天行军，只有两天是战斗演练。
部队在夜间通常休息。俄军和日军有时也演练夜战，但这种夜战不是日间行动的继续，而是根据单独的课目进行的，其目的有限。上面提及的法军1895年大演习中，演习总导演索西耶将军甚至要求，局部停止战斗后至第二天早晨宣布大演习开始之前，应保持绝对安静。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法军一直是以这种方法实施大演习的。
例如，在1908年的大演习中，不仅夜间要求部队休息，而且中午也休息。在给部队的指示中要求，中午如无预先规定的信号或命令，部队停止行动，休息至晚7时。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方成攻地实施了机动，正准备从后方进攻敌人，但是，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另一方则乘此时机调整了自己的态势或撤退了。例如，就在这次大演习中，“红军”于9月17日中午完成了对“兰军”第8步兵师的包围，但在休息时，该师悄悄从包围中溜掉了。
法军、奥匈帝国军队和德军在大演习中借用民房宿营，而次日晨迟迟才能集合起来继续举行演习。只有俄军一般是在野外宿营，即天黑后就地宿营。在大演习中，给部队发的是空包弹。例如，在彼得堡军区和芬兰军区于1900年举行的大演习中，每名步兵发90发空包弹，每名骑兵发30发空包弹，每门炮发25发空包弹。在1902年的库尔斯克大演习中，给“南方"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1号命令第14款规定，给每名步兵发85发空包弹，给每一名骑兵发50发空包弹，给每名工兵发30发空包弹，给两轮弹药车上的每名士兵发15发空包弹。规定给每门炮发100发空包弹及若干假炮弹，其中，炮弹车为每门重炮带30发，为每门轻炮和马拉炮带50发，萁余则由流动辎重站携带或存入固定辎重站。
尽管1877—至,1878年的俄士战争表明，部队不适应冬季作战，但演习和大演习仍只在夏季或9月份举行。只有古尔科将军指挥的华沙军区部队以及由他的追随者指挥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部队才在冬季举行演习和大演习。
九十年代中期，总参谋部曾向各军区司令征询冬季举行大演习的意见，结果只有华沙军区坚持了关于在冬季组织演习和大演习的思想。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报告中说得好：如果在战争中“有可能进行冬季作战——必须这样认为，那么冬季大演习，冬季行军和射击就和夏季同样是必要的，因为冬季与夏季的条件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在1877至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吃了多少不会过冬季野营生活的苦头。但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之后，冬季野外训练仍然是空白点，仍然没有成为俄军必须从事的一项训练内容”。其他军区则持完全相反的意见。甚至连基辅军区司令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也不赞成举行冬季大演习。该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在就这个问题所写的报告中说：“让人们进行抗冻试验，我认为是多余的，因为每年冬天全俄国的大部分农民都在做这样的试验。”在彼得堡军区司令部的报告中，对冬季战术训练提出许多限制，例如：在气温不低于10度时才可进行，参演部队应在拂晓出发，以便能于当晚返回自己的营房；进行设置野营的训练，但不得利用其宿营。上述思想被写入了总参谋部1899年制定并准备下一年在部队试行的冬季野外作业教令草案。该教令要求，各部队冬季每月应进行不少于两次的野外行走，整个冬季应进行不少于三次的一日野外行军，但不在外宿营，行军以演习或对抗大演习结束。还规定所有野外练习应在天气晴好、气温不低于10度的情况下进行。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高级指挥员和司令部最多不过是进行一些指挥部队方面的演练。下层军官（就更不用说士兵了）往往不了解战术情况。是的，没有任何人想要他们以积极主动的精神完成战术任务。军队调动的意图对于大多数参演人员来说是秘而不宣的，而且，正如目击者所述，在演习中杂乱无章的现象比比皆是。沃伊德在自己的《和平时期的大演习及其意义》一书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战斗演习中，中尉把全排带上公路。公路的两旁是马铃薯地。大尉指责他说：‘得啦吧，你们正在受到交叉火力的射击，为什么不让大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于是中尉命令：下马铃薯地！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才过了两、三分钟，不声不响来到这里的营长说了话：‘中尉先生，你真有办法，竟然隐蔽在马铃薯地里。’中尉又命令：‘从马铃薯地出来！’但是，人们刚刚站到公路上，团长又来了：‘怎么，中尉，难道要让我为你再挨一顿批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大模大样地采在公路上？你看，将军向这边来了。你等着瞧吧！倒霉的中尉慌忙下令：‘下马铃薯地！’将军缓缓地来到这里，一眼就看到了这些情况。他平静地说道：‘中尉先生，请原谅，为什么你们要践踏和毁坏庄稼，这难道有必要吗？趴在马铃薯地里能得到什么教益吗？要知道，为这我们是要付赔偿金的。在这次大演习中，我们为踏毁庄稼及其他问题所忖出的代价还小吗？'从马铃薯地出来！中尉用变得嘶哑的声音喊。”
由于在大演习中没有军队后勤机构，在许多方面采用了象征性的手段。法军的后勤工作组织得更好一些。参加大演习的每个部队和兵团都有辎重队，他们携带二日份的口粮和一日份的饲料，因此，不管分队和部队到达什么地方，粮食和饲料都能保证供应。大部分马匹和大车是征用居民的。德军也是靠征用居民的四马大车组织自己的辎重队。但是，辎重队不是隶属于参演部队的指挥员，而是根据大演习总导演的指示行动。粮食和饲料被“秘密”运到计划中规定的休息地点。因此，部队往往不是根据战术情况行动，而是向预先备好粮食和饲料的地区开进。如果哪一位指挥员企图独断行事，不按计划规定实施机动，他就有可能使部队面临缺粮断草的危险。德军在大演习中有时把钱发给士兵，让他们尽可能吃、住在部队休息地的居民住宅里。俄军部队和兵团的辎重队靠租借居民的马匹和大车组成。
如何组织军队供应，视在大演习所在地区采购给养的情况而定。例如，在1898年彼得堡军区，维尔诺军区，华沙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莫斯科军区、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举行的大演习中，各军的军需部是从在大演习所在地区临时设置的粮站领取面粉、大米和燕麦。为了采购肉，专门成立了采购委员会。该委员会把采购到的活牲畜分给部队，由部队赶着，到食用时进行宰杀。干草，有时包括燕麦，由部队用军需部预支的现金在大演习所在地区直接采购。采购到的饲料被集中到牲口将宿营和休息的地域。
骑兵部队和兵团的供应方法最复杂，因为他们的宿营地不是根据演习的情况确定，而是取决于在哪里能够采购到饲料。在这方面，不必考虑宿营地是属于己方控制区还是敌方控制区。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即一方的部队到对方控制区去休息，因为那里能采购到饲料。
结果，集团军、军和师的军需部门在大演习中供应部队的方法与和平时期的方法无多大区别。在大演习中，实际上是每个部队自己给自己安排给养，而高级军需部门并未获得按战时要求组织军队供应的任何实践经验。同时，各部队本身也未按战时要求组织供应，指挥员和司令部根本不过问有关后勤供应方面的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许多欧洲国家的军队组建了独立的后勤部队和机构，但在大演习中常常把他们忘在脑后。军队供应基本上仍是在大演习所在地区就地采购。因此，如何按战时要求组织后勤、医疗和供应的问题实际上并未解决。
总之，俄国、德国、法国及其他国家军队根据大规摸战争的经验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是在改革军队战斗训练方面迈出的一大步。十九世纪后半期和二十世纪初，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被广泛运用，准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也得到发展。
大演习和对抗演习是所有战斗训练方式中能够使军队在接近于实战条件下进行训练的最好方式。它们使指挥员获得在各种条件下，在受到敌情、地形和时间制约的情况下指挥军队的经验。此外，在大演习中还可以检验军队的战斗素养，从而为确定以后的军队训练和国家战备方针提供依据。通过大演习，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能够更好地研究未来战区和作战方向的情况。大演习期间，常常征召预备兵员入伍，实施大规模铁路运输，以此检查和确定动员计划。在大演习中，还试验各种技术兵器和新式装备的战斗性能。演习和大演习还逐渐成为和平时期实际研究组织编制和战术问题、验证军事学术最重要原理的最有效方法。
经常举行实兵演习和大演习，能够使部队得到锻炼，养成坚韧不拔的精神，促进部队和兵团的协调与统一，使战役军团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经验。实施大兵团行军使部队受到极大锻炼。因此，尽管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的东西和缺点，但也不能认为当时所举行的大演习全都毫无意义。毋庸置疑，大演习是有教益的，而问题在于，在大演习中未能全面贯彻根据战争经验对军队训练提出的新的要求。在大演习中，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严重违反战斗实践要求的东西。
在俄国专制制度下，不可能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改革，改革是不完备的、有限的。米柳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令人遗憾的是，国君尽管也为军队在当前战术训练中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但他仍热衷于维护旧传统。同时，他还要求在分列式中做到队形整齐、动作划一，要求在派班、教堂检阅及其他仪式中保留所有毫无意义的形式化的东西。国君只要对微不足道的礼节性的错误或步伐、队列不够整齐说上一句话，就会使在军队训练中进行改革创新以使之更有效、更符合实战要求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反动将军坚决抵制军队中的任何改革措施，顽固坚持旧制度和过时的军队训练方式与方法。统治阶级害怕唤起下层的主动精神与觉悟，是根本改进战斗训练的主要障碍。甚至象德拉戈米罗夫那样的进步将军也认为，“发挥士兵的聪明才智开是不必要的和危险的。”德拉戈米罗夫继续坚持曾经是正确的苏沃洛夫的信条，即“靠子弹是蠢货，而靠刺刀是好样的”，公然无视新式弹仓式步枪和机枪火力的作用，轻视部队的工兵作业（土工）训练。业经批准的战斗训练计划实际上没有完成。
陆军部在关于五年(1898至1902)战斗训练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夏季野营训练计划只完成了40至67%。大演习前的战术训练非常薄弱，实际上没有进行过士兵的单兵战术训练。分队、部队和司令部的行动很不协调。将军和军官们的战术训练水平很低，严重影响了军队战斗训练的质量。1882年颁布的军官作业细则规定，军官的战术作业应在业余时间进行。这样一个细则，作为军官战术训练的大纲，一直施行到1904年。
很显然，只有经过指挥员、司令部和部队的全面、精心准备，才能使大演习达到应有的目的，从而顺利结束某一阶段的训练，但这一点，无论是俄国军队还是其他国家的军队均未做到。举行大规模的演习和大演习，国家往往耗资巨万（平均每次演习需要50多万卢布）。然而，沙皇政府由于把大量金钱用在宫廷生活上，所以不能为军队拨足所需经费。
因此，俄军举行野营集训、演习和大演习的次数非常有限，而在夏季却常让士兵去为私人做[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农活。这一切使军队的训练受到严重影响，其恶果在日俄战争中得到充分显露出来。俄军尽管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对这次战争显然准备不足。
列宁写道：“沙皇制度成为符合最新要求的现代军事组织的障碍。而军事却是沙皇制度一向全神贯注的、最引为骄傲而且不顾人民的任何反对为之作出无可计量的牺牲的事业。粉饰的坟墓——这就是专制制度在对外防卫这个可以说是它最内行的专业方面的表现”。
各国军队根据日俄战争的经验纷纷制定新的条令和教令。但在此之后，又止步不前了。没有一个国家的军队制定出全军统一的、严整的组织与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体系以及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在大演习中存在着许多程式化和不符合实战要求的东西。军队训练与教育的方法陈旧、刻板。然而，最根本的问题是资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不可能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出现在战场上的各种新现象得出正确结论和进行充分思考，不可能正确地把握未来战争的特点。因此，军队学到的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尽管在日俄战争中已经出现了阵地战的因素，但各国军事领导人仍要求军队以“闪击战”取胜。大部分步兵继续进行密集队形作战训练，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在战斗中仍然是人多势众者胜。骑兵几乎完全不进行徒步训练和在大兵团编成内的独立作战训练。炮兵在经过改进后，可以通过改变弹道实施集中射击。但是，炮手们极少学习在遮蔽发射阵地上实施射击和对最重要目标集中火力逐次射击。由于认为战斗和战役是短时间的冲突，所以在大演习中仅仅是演练一下部队的调动，而未演练战斗和各兵种问的协同动作。由于忽视了防御战，各部队根本未进行防御战的训练。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各部队狄不挖战壕构工事，各兵种的工程技术训练水平低下。
日俄战争的经验表明，在长期、紧张的战斗活动中，不间断地为装备速射武器的部队提供补给，是军队后勤工作中一项崭新的、要求很高的任务。但是，如前所述，在大演习中没有演练解决按实战要求组织后勤和部队供应的问题。
总之，各国军队均未做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用恩格斯的话来讲，就是它们在战斗训练中均不能做到“不在任何传统的旧事物上白白浪费时间。”俄军和德军与其他国家军队相比，在作战训练上略胜一筹。最差的是英军和奥匈帝国的军队。它们在此之前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的经验，平时也未举行大规模的大演习。
这一切说明，供养军队可能耗费巨额资金，而训练军队可能非常紧张而且要系统地实施。但是，如果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搞程式化的东西，违背实战要求，而主要的是，如果军队不学习战争中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一切努力都将白费，军队将因为准备不足而仓促上阵。
五、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
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人数多达千万，使用的武器及技术装备种类繁多，其中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武器，作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短时间的交战被大规模战役所取代，出现了阵地战，并提出了如何以步兵，炮兵、坦克和航空兵的密集突击突破阵地防御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交战国的军队进行过这方面的训练。各国军队都不得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为此，无论是在靠近前线的地带还是在后方，都举行了大量战术演习，着重演练突破阵地防御。这种演习通常是单方的，对方为假设敌，但在许多演习中也发射实弹。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6月俄军西南方面军部队在突破奥匈帝国军队阵地之前所举行的演习。根据布鲁西洛夫将军主持专门制定的演习细则，在后方建立了酷似敌人阵地的设防阵地。在这里，步兵部队和炮兵、工兵分队及其他加强兵力一起，按照规定的战斗队形，进行了克服工程障碍和突破敌人防御的演习。除分队演练外，每个团都举行了数次演习。演练了步炮协同，特别演练了随伴炮兵连的动作和为支援步兵进攻实施逐次集中射击的方法。无疑，这有助于方面军部队顺利突破奥匈帝国军队的设防阵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各交战国军队的编成急剧扩大。由于这一情况，加上伤亡巨大，必须不断为军队补充经过训练的后备兵员。因此，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前线，特别是在行将进行大规模战役之前，都要根据作战经验加紧练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企图以建立法西斯制度和发动新的世界大战寻求出路。
由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殁新出现的兵种的战斗能力有着各种各样的，多数是片面的评价，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作战观点基本上是向两个方向发展。德国和日本军队根据侵略性的进攻理论准备打运动战，其中，德国法西斯领导人企图打一场“闪击战”，即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的有力支援下实施快速进攻以迅速赢得战争。
法军中的消极防御理沦占了上风。美国和英国的军事领导人坚持“海上力量”理论，因而只保留一支数量不大的陆军。英军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准备打小规模殖民战争。
尽管作战方法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资本主义国家军队实施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实质上依然如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军在军事方面被西方认为是先进的，但在其战后举行的第一次大演习（1922年）中、，调理员由于仍旧沿用以前的工作方法而无法保障攻防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结果，大演习刚一开始就被迫停止了，不得不紧急制定新的调理员细则。此后，演习才继续进行。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多数大演习同战前一样，在开始时双方通常是不接触的。在演习和大演习中只是演练军队机动，因为当时认为，在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中实际上不可能演练战斗方法。因此，在冲突时，双方军队有时甚至尚未展开就结束了。法军大兵团战术使用暂行教令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规定的：“因为不能模拟射击和进行充分的现地组织工作，所以在双方开始接触后、发动进攻前即应结束大演习。”
几乎所有国家的军队都在小分队的战术作业中演练作战技术，而突破设防阵地的演习通常是烈假设敌为对手。这时，部队的行动仅限于进攻阵地前沿。因此，法国上校杰洛姆写道：“不应忘记，阵地本应有一定的纵深，而不是我们在多数大演习中所看到的那样只是一条线，占领了这条线就可以说：目的达到了……尽管调理员的工作很困难……不易显示阵地内的战斗情况，但无论何时也不应忘记，这种战斗丝毫也不因此而失去其重要意义。”然而，诸如此类的批评意见是不可能对整个战斗训练体系产生影响的。
是的，在这些演习中，双方的战斗行动推演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进攻的速度很慢。法国和英国军队规定进攻速度一般为每小时一公里。每前进一公里就要休息一次，以便等重武器跟上来，而且不允许坦克脱离步兵。
德军特别重视小分队的战术训练和协调连、营动作，实弹射击。进攻分队演习中在突破假定的前沿后，也进行在无敌人有组织抵抗的情况下向纵深展开快速进攻的演练。允许坦克脱离步兵。在多数演习（甚至小分队的演习）中有航空兵参加。它们和地面部队一起认真进行协同动作演练。德军在1926年的大演习中，根据调理员细则，给每两个相互对抗的营指派一个调理司令部（地段）。首席调理员辖有若干名负责各兵种情况的助手，他们被派到双方有关部队中去。只有营，连有调理员，他们隶属于调理司令部（地段）。不给更高的指挥员和司令部指派调理员。调理员的职责是：显示战斗情况的影响，帮助各兵种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力、火力和机动能力；标示敌人的火力和在大演习中实际不存在的部队和兵器的行动。但是，这个细则没有回答关于烈何方法按照新的作战观点实施战斗行动推演的问题。
各国军队都非常重视显示敌人的火力。法军在演习和大演习中用彩旗、彩带显示敌人的火力和火力持续时间，使部队学会考虑敌人火力的影响和采取必要的对应措施。受炮击地带用排列成一条或数条线的彩旗来显示，步枪火力用蓝颜色显示，机枪火力用红颜色显示，等等。如果把彩旗和彩带拿走，就意味着敌人的射击已停止。按照这个办法，不仅能显示火力点，而且还能显示受到火力威胁的地带。德军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不能拥有重炮、坦克和作战飞机，因此在二十年代特别注意发展模拟器材和显示手段。在演习中，不仅敌人的火力，而且己方的火力，都用这些器材和手段来显示、模拟。英国陆军部于1929年颁发了火力显示信号图，但只要求每个团长从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号，临时或永久地规定其在本团的用法。因此，在对抗演习中，各团互不了解对方的信号。德国将军利布曼在《步兵战斗训练》一文中指出，和平时期的训练困难很大，因为展现现代战斗场面的条件有限，哪怕是使人们概略地体验到他们在现代战斗中所要遇到的困难和危险的条件也有限。他特剐强调指出，在对抗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中，对战斗方法特别是火力战的方法的演练降到了次要地位。由于没有完善的显示火力的方法，加上教令中的有关规定很繁琐，实际上无法进行火力战的演练。因此，他建议把针对根据总导演的指示行动并有一定行动自由的假设敌的“练习”作为战术训练的基础。利布曼提出这一建议的根据是：在现代战斗中，中下级军官无须定下任何特殊的战术决心，而主要是指挥射击，因此在演习中应把主要精力用在指挥射击上。
总的来说，德军训练体系的特点是：墨守成规，死板僵硬，不注意发挥中、下级指挥员在战场上的主动性。许多演习实际上变成了分队反复演练惯用的战术动作。正如后来战争所表明的，这种机械地完成某种动作达到自动化程度的训练体系，在战斗按计划发展时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是，只要计划一被打乱，，需要由军官重新定下决心，这种训练体系就会暴露出它的严重不足。法西斯国家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姑息纵容下奉行公开进行战争准备的方针，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加强武器装备，西班牙、阿比西尼亚、中国和苏联远东边境地区发生一系列战争和冲突，这一切使国际形势紧张到极点，各国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三十年代中期和后期，德国和意大利为了使各集团军，军和师的指挥员和司令部获得指挥军队作战的经验，训练军队实施快速进攻的“闪电”战，举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大演习。特别注重演练步兵兵团与坦克兵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例如，1936年秋，德军在富尔达和美因河法兰克福地区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大演习。这次演习，无论是从参演部队的数量来说，还是从演习的战役战术规模来说，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这次大演习是整个夏季所进行的一系列支队、师演习以及军区大演习的总结。为了演练战争初期的行动，大演习是以双方的行军开始的。在大演习中发生遭遇战后，通常有一方迅速转入防御。德军在1937年举行的一次有墨索里尼、英军总参谋长及其他外宾参观的大演习中，演练了突破强固设防阵地和攻入对方领土的行动。“红方”为防方，兵力一个师。对方兵力为5个师，成一线展开在35公里宽的正面上。平均每师有100架飞机协同作战。总共有600辆坦克参加进攻。
在意大利军队于1936年8月举行的大演习中，动用了20个师和许多机械化部队，总共50多万人。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大演习为1935年在兰斯地区举行的大演习。大演习开始时，双方的摩托化部队全力抢占对保障主力展开具有重要意义的地带。接着，较强的一方（“南方”）展开进攻，而防方则实施反击，顶住了对方优势兵力的进攻。之后，大演习即告结束。在这次大演习中，战斗行动推演仍沿用了旧方法。英军主要是举行旅和师演习，以解决同民族解放运动的军队作战的问题。分队和部队的指挥员练习指挥由各兵种组成的小部队的行动。英国少将富列尔写道，在英国，军队是给全国开心的工具。他又指出，英军为了缔造帝国，实质上起到一个“活动监狱”的作用。很显然，仅仅是为了这些职能是不需要举行大规模的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即1937年，为秋季大演习所设置的情况仍与英军在2至3年以后所遇到的情况相差甚远。为这次大演习设置的情况是：伦敦受到内部“叛乱分子”而不是外部敌人的围困，正在固守待援。参演双方相距大约70公里，晨5时，双方相向开进；8时30分，先头分队刚一接触，大演习即告结束。波兰军队，特别是波军骑兵，举行了大规模的大演习。三十年代初，波军中既有部队调理员，又有地段调理员。骑兵部队的战斗行动推演主要由地段调理员负责。
美军的战斗训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稍稍活跃了一些，但展开仍很缓慢。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指出，当时在国内和军内均未认识到世界局势的严重性。他写道：“我们的必须以平静的节奏训练军队，使无论是士兵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可能会产生的忿怒情绪降到最低点。许多高级军官由于担心在不良气象条件下进行演习和士兵在长时间的演习中吃苦受累会遭到报刊的抨击，而不允许对人员进行紧张训练，即使这在实战中能够得到加倍补偿。即使来自上边的紧急指示和个别焦急不安的人士的警告，也不能消除在舒适环境里滋生的冷漠态度。”1940年底，美国国会为军队进行野外训练而追加拨款。1940至1941年，美军举行了一系列演习和大演习。这些演习的突出特点，就是特别重视演练登陆战役和抗击，敌人从海上入侵的抗登陆战役中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相互协同问题。最大的一次演习是1941年9月在路易西安那州举行的第3集团军(27万多名官兵)和第2集团军（约13万人）参加的大演习。在这次大演习中，还演练了军队远距离的变更部署。但是，美军和英军在非洲和意大利的初战情况表明，它们的训练是不充分的。盟军1943年在北非登陆后，艾森豪威尔得出结论认为：“每个国家在把自己的士兵投入交战之前，应该保证他们做好技术、心理和体力上的准备。但是，由于战争历来是突然爆发的，所以准备主要应在平时进行……如果放弃这种训练，而这种训练正是使人们在战斗中获得生存下来的重大机会，那么无论何时都是犯罪。今天矗立在突尼斯基地上的根根十字架正提示人们不要忘记这一真理。”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演习和大演习在战役战术内容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实施演习的方法却未得到相应发展。和战前一样，在演习和大演习中有许多程式化的东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英国及其他盟国的军队比苏军有着更优越的条件进行有计划的战斗训练，而苏军只能在残酷的战役中或在短暂的战役间歇时进行训练。我军牵制了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主力，从而使盟军可以在每实施一次大规模战役之前进行长时间的和扎扎实实的准备工作。英美军指挥部特别重视登陆战役的准备工作。这些战役的突出特点，除准备时间长以外，就是预先按计划举行战斗演习以组织好陆、空、海三军的西同，改进夺取登陆场的战术和在登陆场发展进攻的方法。通过反复演习，登陆战役计划和作战方法更加明确。
1943年6月23日，即在“爱斯基摩人”战役（西西里登陆战役）之前约两周，美军为在北非沿岸登陆而举行了陆海军演习。演习中，演练了上船和登岸的方法。
自1943年12月起，为准备进军法国的战役（“霸王”战役）而在英国举行了一系列旅、师、军演习。演习的终了训练是1944年4至5月在英国南部进行的。这一阶段的演习包括：部队集中，登船，航渡，在海、空军支援下登陆，夺取登陆场和向沿岸纵深快速推进。演习中暴露的登陆准备工作中的错误，在登陆战役开始之前得到纠正。
在专门建立的训练中心，仿建了德国法西斯军队防御体系中的各种工程障碍，构筑了火力点、厚厚的石墙，架设了铁丝网，敷设了雷场，制造了准备埋设于水下和陆上的钢桩，挖掘了防坦克壕。工兵分队和其他兵种的部队演练如何克服这些障碍。在进行法国南部登陆战役（“龙骑兵”战役）之前也举行了演习。美军一些师进行了乘坐快速登陆运兵船登陆的训练。在战役开始（1944年8月6日）前9天，进行了在岛屿登陆的总演习。通过演习，解决了陆海军的协同问题，确定了完成作战任务的方法。在上述演习中，都是由独立分队充当假设敌。由于演习是根据战役计划进行的，所以一般不指派凋理员。
在太平洋战区，也为准备战役举行过许多次类似的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