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弗拉索夫将军“叛国”真相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
“叛变”的爱国者40
二战期间的俄罗斯投敌者现象成为人们思考的话题是战后不久的事情，先是在前西德，然后是在美国出版的俄语刊物《多重人格》中开始被人们谈到。之后，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时候，又出版了弗拉索夫的德国追随者们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为俄罗斯解放军的领导人进行辩护。又过了10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出现了西方学者们的一些研究文章，在这些文章里首次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参与者们看成是一些向布尔什维主义进行斗争的思想斗士。在论述1945～1946年强制移交西方占领区内被俘苏联公民的问题的文章中，这种观点也占主导地位。同时，应该完全公正指出的是，向斯大林强制移交在法西斯德国武装力量中服役的苏联公民，甚至包括那些根本没有苏联国籍的侨民，是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并且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行动。
战争一开始，就有几百万名红军战士被俘，1942年12月1日以前已达3，806，000人。1942年又增加了1，653，000人，1943年增加了565，000人，1944年增加了147，000人。即使在取得胜利前的1945年的前4个月里，被俘人数也有34，000人。在被俘的620万苏联战俘中，约有100，000（也可能是200，000）人逃走，约420万人在战俘营中死亡，约180万人被苏军解救（他们中间只有一半人在胜利前夕还仍然处于被俘的地位，其余的早就被德国人策反，并成为投敌者，在德军中服役）。这些数字骇人听闻。
产生这一悲剧的原因在于希特勒实行的反人类政策。对他来说，东方的领土对德国殖民者来说首先是“生存空间”。德国领导人本来希望采用闪电战取得胜利，所以残酷地虐待俘虏。俘虏中250多万人没有活过1941～1942年的冬天。当然，苏联政府对此也负有责任。战争一开始，苏联就宣称准备遵守《日内瓦公约》中有关战俘的条款，但实际上并没有执行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条款：向国际红十字会提供对方战俘的名单；允许战俘去往第三国。为了报复，德国统帅部使苏联战俘处于饥饿之中，根本不考虑他们的死活。
尽管投敌者数量巨大，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一年里，更是人数众多，但是我们缺乏有关他们的详细资料。众所周知，1942年下半年，有61，000名红军战士投向德国人；1943年，投敌者的人数减少到24，000人，而在1944年的前3个月里，则只有2200人投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这些人就更少了（没有准确的数字）。但是，1945年3月在奥得（当时，希特勒的失败已经不容质疑）仍然有18名苏军战士投向德国人。
许多被俘的苏军高级将领一开始就没有拒绝与德国人合作。比如，根据德国人的资料，1941年12月，有些苏军高级将领就曾准备有条件地与德军合作，与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作战，如，М.И.波塔波夫和П
Г.波涅杰林……维亚济马的英雄М.Ф.卢金中将曾指挥被围困的苏军坚守几乎两个星期，拖住了德军中央集群的步兵部队，也许由此拯救了莫斯科。12月12日，卢金将军和与他一起被囚禁的将军们向德国方面提出建议，要求建立俄罗斯反政府武装，以此向苏联人民和军队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向“可恶的布尔什维克制度”发起进攻，同时，他们也还是维护自己祖国利益的。当时，卢金对审讯他的德国军官说：“苏联人民面临着一个很特殊的形势：虽然俄罗斯人拥护所谓的‘敌人’，好像是投奔了他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背叛了祖国，而是远离了那种制度……甚至许多著名的苏联政治家们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衷心维护共产主义制度的。”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卢金1970年去世时，被公认为是战斗英雄。但是仅仅过了14年，约阿希姆·霍夫曼在《弗拉索夫军队史》一书中，公布了卢金被审讯的记录中的一个片段。如果这些记录落到斯大林的特工手中的话，这位将军肯定会被枪毙。要知道，战后波涅杰林将军之所以被枪毙，其实根本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仅仅因为有人告密说，他似乎暴露出准备与敌人合作的企图。在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如果宣读德军对卢金将军的审讯记录，那么卢金肯定会被撤销将军称号，而他的名字也会从卫国战争的历史中一笔勾销……
战争的最初几周，在苏联就已经开始有投敌者出现。成千上万的士兵为了避免牢狱之苦，平民们为了避免死于饥荒，便加入德军充当“志愿者”。他们被看做是德军士兵，但一般被用在后方部队，并且按规定无权携带武器。很快，许多“志愿者”逐渐被用作哨兵和警卫，开始使用轻型武器。到1941年底，“志愿者”已经有大约200，000人，其中有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鞑靼人……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各个时期的“志愿者”的人数。据有些资料估计，1943年春天，他们的人数超过100万人。连一些德国将军和军官们也承认说，在苏联，德军如果没有这些“志愿者”协助，根本无法解决复杂的交通和后勤难题。
从东线的战争有持久战倾向的那一刻起，德国统帅部开始寻找合适的机会，想在投敌者中建立一支作战部队。这一计划与其说是出于纯粹的军事目的，倒不如说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在组建俄军部队时，被俘的第2突击方面军司令兼沃尔霍夫方面军副司令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立下了汗马功劳。弗拉索夫1901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最终成为一位显赫的将军。战争初期，他曾指挥西南方面军的第4机械化军团，随后，在基辅战役中领导第37方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他成功地指挥了第20方面军。稍后，他指挥第2突击方面军的时候，部队陷入包围圈之中（但并非由于他的指挥失误）。当时，弗拉索夫率领部分战士试图突围，但在1942年7月11日被德军的巡逻队俘获。稍后，弗拉索夫在自己的《告红军指战员书》中，不止一次地证实，他是自觉地起来为了“新俄罗斯”而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的。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说，实际上他是已经逐渐接受了苏维埃制度，却又不幸被德国人包围在沃尔霍夫的沼泽之中的。
到1942年秋天，弗拉索夫答应与德国人全力合作之后，他成了投敌者军队中最有威信的苏军将领。至于卢金，由于其试图建立俄罗斯独立军和独立政府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德国领导人的同意，他深信，几百万名身陷囹圄的战俘必将死于德国人的残暴。于是，卢金对于合作之事心灰意懒。而且，他还请德国人永远不要把他的建议公诸于世，因为他很为自己留在国内的家人担心。弗拉索夫最终被德国人选中，因为他的名字肯定可以起到最好的宣传作用。
1942年12月27日，在斯摩棱斯克公布了俄罗斯委员会《告红军指战员书》，签署人为委员会主席А.А.弗拉索夫中将和秘书В.Ф.马雷什金少将（他曾任第19方面军参谋长）。在这份宣告中，布尔什维克被宣布为“俄罗斯人民的敌人”和战争的罪魁祸首。我们这里来看一下该宣告的部分内容：“我国历史从没有遭受过这样的失败，这场战争中红军必将是死路一条。尽管指战员们有自我牺牲精神，尽管俄罗斯人民英勇顽强，这场战争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战争。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腐朽的社会制度、斯大林以及他的总参谋部的懦弱无能。”“斯大林的盟国”--英国和美国的“资本家们”，也应该受到谴责，正是他们“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因为“德国人发动战争并不是为了反对俄罗斯人民和他们的祖国，而只是为了反对布尔什维主义”。俄罗斯委员会还号召全体人民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和资本家”的“新俄罗斯”而斗争。在“新俄罗斯”国家里，强迫劳动现象应该被消灭，而且工人们的“真正的”劳动权利和真正的信仰、言论和集会自由都将得到保障……弗拉索夫和马雷什金号召大家起来消灭“恐怖和强权的制度”。宣告中专门条款还规定了“保障社会的公平并保护劳动人民不受任何剥削者的压迫”。同时打算消灭集体农庄，并把土地归农民们个人所有。此外，还许诺释放全部政治犯。这个宣告看上去十分诱人。
但是，在这份宣告中，被俄罗斯委员会宣布为人民敌人的不仅包括“斯大林和他的匪徒们”，而且也包括“所有自愿到布尔什维克的秘密监督机关（即特种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等部队）服役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破坏俄罗斯人民财产的人”。该宣告还声明，[奇*书*网-整*理*提*供]对于人民的敌人应该毫不手软地消灭。不难发现，这个范围包括了数百万人，甚至包括一些普通红军战士，因为他们在撤退时遵照指挥部的命令破坏了桥梁、道路和建筑物。如果德军取得了胜利，真的让弗拉索夫和他的战友们上台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实行恐怖手段。从而让俄国于1917到1920年期间的红色恐怖相形见绌（当时，根据某些资料估计，竟然有约200万人被处决）。并且，如果再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建立“新俄罗斯”的宣言竟是根据德国纳粹的纲领性文件复制出来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和西方财阀政治开战的口号。顺便说一句，俄罗斯委员会在谈到民族问题时惜墨如金，只是允诺“保证民族自由”，同时又强调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作用。要知道，俄罗斯委员会的成员们过去在苏联都是一些身居高位的将军，难怪毫不费力地接受了极权主义思想--纳粹思想。纳粹意识形态在很多方面与布尔什维主义不谋而合。有趣的是，在弗拉索夫司令部工作的人中，有一个名叫М.Ф.济科夫的少校，他是Н.И.布哈林的追随者，曾与布哈林一起在《消息报》工作过。他坐过牢，在战争爆发前刚被释放，后来又被德国人俘获。济科夫试图在弗拉索夫运动的范围里实现“布哈林的抉择”。1944年夏天，他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弗拉索夫司令部和法西斯德国军队中的人们都相信，肯定是盖世太保的间谍们发现了济科夫的“犹太人”身世（虽然可能根本没有确凿证据）和“共产党员”身份（这是毫无疑问的），劫持并杀害了他。但是，据盖世太保证实，济科夫是被苏联间谍杀害的。
1942～1943年，德国人挑选俄罗斯族战俘组成了一些警卫营和步兵营，编制上划归弗拉索夫率领的俄罗斯解放军。有时，他们在军事行动中的编制变为团。比如，阻击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前红军上校С.К.布尼亚琴科就率领其中的一个团，后来他成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因诺曼底的战功而得到德国人的奖励）。1942年年底，根据希特勒的指示，由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穆斯林和其他从苏联投奔来的人所组成的部队从东线调到西线，然后又调到意大利（俄罗斯的“志愿者”甚至参加了北非的隆美尔的部队）。因为德国人拒绝组建俄罗斯海外政府和军队，引起了俄罗斯人的士气低落，有许多人逃走参加了游击队。
实际上，弗拉索夫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真正控制名义上由他指挥的俄罗斯解放军。他们上战场的时候，作战非常顽强。但是这与其说是自觉的英雄主义，还不如说是岌岌自危。弗拉索夫这类人在德军撤退时面临的是德国人的严厉打压，而俄罗斯战俘面临的是频繁发生的死亡。我想起了我的一个白俄罗斯远亲讲过的一件事，他在1944年7月解放布列斯特时还是一名中士。德军撤退后不久，有两个苏军上校来视察布列斯特堡垒，想看看它的防御工事。地下工事里藏着一个弗拉索夫排，他们打死了这两名苏军上校。红军战士开始寻找失踪的上校，他们最终发现了弗拉索夫排，并用发烟罐迫使他们投降。红军部队指挥员对俘虏们说：“我可以把你们送交法庭，那样你们肯定会被枪毙，但我现在打算问问战士们，看他们决定怎么处理你们。”红军战士用刺刀把弗拉索夫排的人一一挑死，根本不听他们解释为什么效忠于德国人。
从1942年起，德军高级将领们已经认识到，对付斯大林的最好办法就是建立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傀儡政府，以及别的民族的政府和军队，这是在东线取得胜利的惟一办法。但是，直到1944年初，希特勒和希姆莱一直反对这一建议，他们只是把“东方领土”看做德国的殖民地而已。然而，随着德军在东线和西线不断的失败，纳粹的首领们也开始在这方面做出让步。还在1943年时，德军就建立起了一个东方部队司令部，把所有的苏联投敌者的武装都聚集起来。1943年4月6日，北方集群的参谋长金采利将军批评了建立这些武装的命令，他给东方部队司令格尔米赫将军写信，说他们的主要问题已经解决。信中说，“对于这些东方部队的战士们，他们的将来怎么办，战后他们的祖国在哪里”，因为，如果认为他们“愿意站在德国人一边作战，是因为他们为德国人把他们从布尔什维主义解放出来而感激”，这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对东方部队的战士来说，问题就在于，是选择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奴役之下摆脱出来后接受德国人奴役，还是应该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
类似的建议即使要得到象征性的同意，也要等到1944年夏天德军在法国和白俄罗斯溃败之后。1943年9月14日，弗拉索夫被希姆莱召见。作为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弗拉索夫被告知，要想恢复1939年9月1日前俄罗斯的疆界，必须赋予非俄罗斯族和哥萨克地区更大的自治权。希特勒和希姆莱同意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第600步兵师）。1945年1月，开始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第650步兵师）。1944年秋天时，德国人准备向阿登地区发起反攻，打算给西方盟国以毁灭性打击，并迫使他们单独媾和，然后把所有兵力调集到东线，粉碎红军，而在东线俄罗斯解放军的部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1944年11月14日，在布拉格成立了以弗拉索夫为首的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他把俄罗斯委员会和其他民族的委员会，以及在德国人庇护之下（除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外）建立起来的其他军事力量联合起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通过了宣言，这一宣言基本上是重复了1942年12月27日俄罗斯委员会的宣告的内容。不过，宣言中只字未提向“英美资本家们”开战的事，对于德国的帮助则表示欢迎，“但是带着一个前提，即不损害我国的尊严和独立”。宣言同时强调，此时德国的援助是可以同“斯大林匪帮们”进行武装斗争的惟一机会。在宣言中，还表示了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愿意在战后同所有的国家维持和平友好关系。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还指出，现在红军向东欧、中欧和巴尔干半岛进军，战争已经明显演变成苏联人进行的侵略战争。这些内容给人的印象是，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宣言与其说是针对红军和苏联居民的，还不如说是针对西方盟国的。鉴于德国人注定很快要灭亡，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们转而希望得到西方盟国的庇护。
“苏联的”党卫军41
在战争的头两年中，苏联战俘之所以数量庞大，是由于德国在战场上占据优势。但是，事情不仅如此。苏联的许多居民，特别是不久前刚刚并入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西部和白俄罗斯西部的居民们，从一开始就把德国军队看成是自己的救星。
许多从高加索、中亚和波沃尔日等地区迁来的人民也并不是特别愿意为斯大林和苏维埃政权而战斗。被纳入红军的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拿起武器投向了德国人一边。
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的战斗机从战争一开始就袭击了西乌克兰的苏军，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反苏组织甚至在德军还没有到来之前，已经占领了包括考纳斯在内的一些城市。由于斯大林多年实行恐怖政策和苏维埃制度本身的问题，俄罗斯、东乌克兰和东白俄罗斯部队中的许多战士和指挥员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战斗力，轻易就缴械投降了。
我已经谈过德国领导人对于开展俄罗斯解放运动这一建议本身怀有敌意，这在一些部队的地位上体现了出来（这些部队后来被编入弗拉索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
但是，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部队的情形有所不同，甚至连立陶宛的部队或多或少也是这种情况，因为德国人最后还是准许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可以实现有限的自治。说实话，对待立陶宛的态度要差一些：与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不同，他们不被看成是雅利安人。所以，立陶宛党卫军师的组建要比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晚一些。
1944年秋天以前，民族主义武装也为德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很早以前，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就已经在前线作战了：党卫军第15师（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师，但拉脱维亚人占多数）、党卫军第19师（拉脱维亚师）和党卫军第20师（爱沙尼亚师）。由乌克兰人组建的党卫军第14师1944年夏天在布罗德陷入重围，突围出来之后，经过改编，在战争将要结束时再次投入东线战场南部的战斗中。从1943年起，第162步兵师开始在意大利进行战斗，它是由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突厥人组成的。德国冯·潘维茨将军领导的第15骑兵兵团在南斯拉夫作战，其中第1和第2骑兵师就是由顿河、库班、捷列克河和北高加索的士兵组成的。当时，还组建了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的党卫军第29师。卡明斯基以前坐过牢（刑事犯还是政治犯不详），曾住在布良斯克州的洛科济，在一个化学工厂当过工程师。德国人来了以后，他就领导了“地区自治”行政机关和同游击队作斗争的民兵组织。然后在民兵组织基础上建立了党卫军旅，这个旅在德国人走了以后，被调去同白俄罗斯的游击队作战，后又于1944年同华沙的起义者们作战。
在镇压华沙起义的过程中，卡明斯基的士兵们无情地屠杀平民。德国人决定逮捕卡明斯基，于是他跑到了喀尔巴阡山的塔尔诺波尔地区，企图同反共的乌克兰起义军汇合，但是11月份被德国安全机关的间谍杀害。之后党卫军第29师被并入了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党卫军第30师由西格里格中校率领的旅组成，主要由白俄罗斯自卫武装组成（成员主要是一些以前被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后来这个师被合并到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和第2师。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德国把党卫军第30师改编成了一个白俄罗斯民族师，成员主要是和德国人一起撤退的白俄罗斯投敌者。1945年4月，这个师被调集到了意大利战场，但最后仍没有参加战斗。
对于苏联大部分的非俄罗斯民族来说，与德国合作也是为了反对苏联损害他们的民族文化并使他们俄罗斯化的政策。对于二战中民族主义运动的悲惨处境，白俄罗斯的一个士官对俄罗斯解放军曾有过准确描述：“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做或那样做的选择。如果德国人获胜，他们就会把我们全部消灭，如果苏联人获胜，他们就会消灭我们的文明并使我们的民族同化……没有第三种选择。”
由于这个原因，德国人与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演变十分有趣。战争刚开始，以斯捷潘·班杰拉为首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就在利沃夫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是只过了几天，这个政权就被德国人摧毁，而班杰拉本人也被押送到扎克先豪津的“政治堡垒”。那里关押着一些政治犯，德国人企图与他们进行谈判。
以安德烈·梅里尼克为首的另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毫无保留地站到德国人一方，但是在乌克兰人中没有什么威信。班杰拉的人建立了乌克兰起义军，这个军队不仅同德国人作战，而且也同苏联的游击队作战。他们一直积聚力量，等待时机，希望将来德国人由于失败而被迫与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签订政治和约，或者等到西方盟国向乌克兰发起进攻的那一天。
1944年10月，德国人被迫放弃乌克兰，班杰拉被释放。虽然没有达成和约，德国人开始给乌克兰起义军提供武器，并把他们的领导人派到苏军的后方与红军作战。
现在，乌克兰自治的口号对希特勒来说已经不是那么可怕，甚至当时还组建了乌克兰解放委员会。德国人选中了一位政治上中立的人物担任其领导人。此人就是帕维尔·尚德鲁克，曾任佩特留拉部队的最后一任参谋长，后来是波兰军官。他安排了梅里尼克的人，还安排了班杰拉的人，但他们都没有进入委员会，甚至还安排了社会主义分子（他们是以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前总理康斯坦丁·列维茨基为首的佩特留拉的追随者们）。尚德鲁克被任命为乌克兰解放军的总司令，名义上，党卫军第14师“加利齐亚”，即后来的乌克兰第1师，也归他指挥。德国人和委员会的头头们都在寻找机会建立乌克兰第2师，它与第1师不同，是由从东乌克兰迁来的人组成的，但是终究未果。弗拉索夫建议尚德鲁克与俄罗斯解放军合并，但后者像以前一样拒绝这一提议。弗拉索夫以前曾提出组建东乌克兰特种师，并让它隶属于俄罗斯解放军。
1945年3月28日，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求弗拉索夫的部队进行集中，并同意把哥萨克第15军团和哥萨克民兵（即以Т.И.多马诺夫为首的“哥萨克阵营”，多马诺夫曾是红军部署在意大利北部军队中的一名少校），以及在奥地利、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地区的民族主义武装都划归弗拉索夫的军队管辖。这样决定的目的，是以便将来与西方盟国达成移交的协议，以便有机会把他们投入同苏联或者日本作战，或者上山同米哈伊洛维奇的塞尔维亚游击队合并，进行游击战，就像俄罗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所希望的那样，等待着苏联和西方盟国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
但是，4月13日，德军统帅部把С.К.布尼亚琴科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1师调走，向位于法兰克福的奥得河畔的苏军战略基地发起进攻。开始时，弗拉索夫的人向前推进了500米，并占领了苏军的一些防御工事，但是随后在侧翼火力的进攻下被迫停下来。德国空军和В.И.马尔采夫(以前是红军上校)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防空部队所进行的密集轰炸也无济于事。眼见进攻不能得手，布尼亚琴科带着自己的师离开了战场，德国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在第三帝国存在的最后日子里，法西斯德国武装部队也不想过多树敌。
在此之前，弗拉索夫和他的司令部就已经断定，到奥地利或者到臭名昭著的“阿尔卑斯堡垒”是很危险的，因为那里有很多忠实于希特勒的党卫军部队。所以，布尼亚琴科被命令前往波希米亚，被派往那里的还有前红军上校Г.А.兹韦列夫领导的俄罗斯解放军的第2师（“奥地利军团”
也属于这一师），以及丹麦来的第599旅（弗拉索夫的这支部队最终也未能进入捷克斯洛伐克）。4月底5月初的时候，弗拉索夫与捷克的军事组织“巴尔托什”和“阿列凯斯”军团签署了协议。这两个组织比较倾向于捷克斯洛伐克侨民政府，并正准备在布拉格举行反德起义。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给予起义者们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寻求政治避难。他还不知道，根据苏美司令部之间达成的协议，布拉格应该被红军占领。5月6日和7日，布尼亚琴科师向布拉格的德国驻军发起进攻，并占领了飞机场和其他许多重要设施，为起义者们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5月7日，红军的通讯勤务部队出现在布拉格。
很明显，苏军即将攻入城中。弗拉索夫的德国联络官施文因格尔少校转述了在布尼亚琴科和苏联少校科斯坚科之间发生的一段很有代表性的对话。科斯坚科向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的师长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目的是希望他和“自己的整个师一起回到祖国的怀抱”。布尼亚琴科“也请他转达自己对斯大林的问候，并请他放心，自己决不会转向德国人一边”。5月8日，第1师离开布拉格，和德国部队一起向着比尔森的美国人进军。这个师和弗拉索夫最终进入美国在捷克的占领区，但是，就在这里，弗拉索夫、布尼亚琴科和俄罗斯解放军其他高级军官们一起被美国人移交给了红军。
随后，这个师的大部分士兵和军官被遣返，而俄罗斯解放军第2师还没有到达美军占领区就已经被苏军俘获。以В.И.马尔采夫为首的空军向美军投了降。马尔采夫本人和他的司令部军官们于1946年被遣返回苏联，但是，他的大部分下属避免了布尼亚琴科师和弗拉索夫司令部那样的被遣返的厄运。
这个师的4位团长中有3位得以保全。整个弗拉索夫部队一共有50，000人，其中避免被移交的有不下10，000人。根据雅尔塔协议，向西方盟国投降的潘维茨和多马诺夫的哥萨克人以及第162师的士兵都被遣返回了苏联。
党卫军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师在库尔良季亚向红军投降。比较幸运的是尚德鲁克率领的党卫军乌克兰第14师，他们向在奥地利的英国军队投降。这个师的10，000名战士被认为不属于苏联公民，因为在战争开始以前，他们居住在波兰。其实，根据H.托尔斯泰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20%～50%的士兵是东乌克兰的居民，并且有着货真价实的苏联国籍。
虽然，斯大林在波茨坦会议上发表特别声明，要求遣返乌克兰的党卫军分子，但是，这也无济于事。不过，在战后头几个月的争吵中，盟国还是向苏联移交了一部分逃往国外的反动分子，但是，遣返的要求并没有进一步满足。比如，被移交的哥萨克军团的军官们就主要是由侨民组成。这里要谈一下军团里一些特殊的“思想斗士”，他们是白军以前的将军П.Н.克拉斯诺夫和А.Г.什库罗。他们不仅从来都不是苏联公民，而且甚至在军团中也没有担任过任何领导职务，并且也不可能犯下什么战争罪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参加过战斗。西方盟国还是一如既往地指望着与强大的苏联积极进行合作……
弗拉索夫和他所有的将军们以及什库罗、克拉斯诺夫和多马诺夫，像许许多多被俘的普通投敌者一样，都被处决了。
俄罗斯解放军的两难处境42
战争开始前，许多后来的投敌者已经意识到苏德间的冲突在所难免，他们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希望正在于此。例如，冯·潘维茨的哥萨克军第15军团里有一个名叫И.Н.科诺诺夫的上校团长，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还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学员的时候，就曾说过：“如果研究一下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就会得出一个很肯定的结论：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就像在两个毫不妥协的敌人之间一样，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而另外一些人，其中包括弗拉索夫将军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大部分高官们，之所以加入投敌者的行列，首先是出于个人名利的考虑。身为将军或者高级军官，即使被俘，生存条件与普通的红军战士比也要相对好得多，并且不必担心会饿死，但是，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红军中的仕途已经走到了末路。
弗拉索夫将军常常被大家公认为是同布尔什维主义作斗争的思想斗士，几乎被认为是俄罗斯自由解放运动的创始人。与此同时，所有已有的事实都证明，未来的俄罗斯解放军领导人在生活中只关心自己的官衔问题，为此他才表现出聪敏和英雄主义。如果弗拉索夫真的打算在希特勒的帮助下与斯大林作对，那么什么可以影响他哪怕在1941年秋天的基辅保卫战中向敌人投诚呢？但是他为了找到自己人，在森林中穿行了数个星期，之后又打算与第2突击部队的余部一起穿越前线，后来只是由于偶然原因他才被德军俘虏。当时正值1942年夏天，德国法西斯武装力量气焰极为嚣张，似乎德国人如果不能获胜，那才是怪事一桩。
身为将军的弗拉索夫即使没有变节行为，在战俘营中保全性命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而对于数百万的普通苏联战俘来说，这种机会要少得多。这里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很残酷的：要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合作，要么就被饿死。同样的选择也落到被占领区的许多居民头上，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各个企业、运输业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学校工作。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谴责为是“帮凶”。Л.А.萨穆京--于1946年被英国人出卖给了苏维埃，而在此之前曾于1941年作为苏联战俘尝尽了德国集中营的苦头--在回忆录中写道：
“相对英国人对荣誉的理解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战士穿上敌人的军服，并与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为伍。而且这种高尚的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点燃--当一个人在生命中不仅自己从未经受过真正的饥饿，而且甚至连见也未见过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诸位呀诸位，想说的只有一句话：‘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英国俘虏在德国人那里失去的只有一个--自由，他们感受不到饥饿、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与亲人、家人失去联系的痛苦。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那么，诸位，你们还要对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和命运安排而死里逃生的人求全责备吗？”
这些话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责通敌叛国者的苏联和俄罗斯批评家们诉说。要知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后来从未遇到过在几乎必死和变节行为间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同时弗拉索夫没有一个战友企图把俄罗斯解放运动凌驾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上，他们都后悔万分，请求得到宽恕。而过去白军将领中的通敌叛国者--被英国人出卖受到镇压的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的表现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面对必然来临的死刑判决毫无悔意，而且诅咒苏维埃政权。引渡侨民将军的做法是违反法律的。正像苏联情报机关的一位领导人、有名的恐怖主义者П.А.苏多普拉托夫回忆的那样，П.Н.克拉斯诺夫、А.Г.什库罗等人实际上是根据与苏方的秘密协定才与昔日的德国海军舰队总司令、海军上将雷德尔（Erich
Raeder，1876－1960）和一批被苏军俘虏的德军高级将领进行交换的。如果没有这次交换，雷德尔完全可以逃脱纽伦堡国际法庭的审判，因为苏联本来指望利用一下这位过去的海军上将广泛的关系和所掌握的情报。
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审判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充分根据的。盟国们不得不对苏联的许多勾当“视而不见”。他们装作看不见卡滕，看不见苏德秘密备忘录，看不见苏联对芬兰的占领，虽然当时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斯大林及其周围的人必须要为所有这一切负责。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中的制度与后来解放纳粹集中营和“死亡集中营”时发现的情况相差无几，关于这一点，当时西方有一小部分人在猜测，而且情况也不是十分明朗。为了给种族灭绝政策的发明人和侵略者公平地定罪，必须对胜利者之一的苏联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哪怕是在最小的范围里。说真的，苏联的这些行径--杀害最有钱、最有教养的民众--仅称为种族灭绝是远远不够的。在卡滕和其他地方枪杀波兰军官就正好体现了这种政策。国内战争时期俄国的这种政策是在红色恐怖手段的帮助下实行的，在东德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它的施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了（其中包括几万人死在战俘营中）。说实话，这里的恐怖手段已经不是俄国的那种恐怖手段，因为它是在与西方开始“冷战”对立的条件下实行的，当时在对立的情况下，看待东欧国家就像看待盟国一样。
在投敌者中也有一些在思想上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的人员，其中就包括俄罗斯解放军的空军司令、前红军上校В.И.马尔采夫。他不是俘虏，而是自愿跑来向德国人效劳的。而1941年8月22日，前红军少校И.Н.科诺诺夫带领着自己的第436步兵团向德国人投诚。43那些与德国人合作的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白俄分子是一些反对苏维埃的思想斗士。在投敌者中间，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与这些侨民有相似之处，他们留在苏联并同共产党员们进行着积极的斗争。例如，捷列克的哥萨克格奥尔吉·吉卡耶夫大尉就在北高加索打了20多年游击，而自从德国人到那以后，他就与他们合并，并参加了捷列克哥萨克武装。
普通的苏联投敌者，包括大量被俘的红军士兵，他们投敌的另一层原因，在于内心最后一道防线在德国式的“先进生活”面前彻底崩溃了。1943年3月28日，在俄罗斯解放军的宣传员培训班结业以后，中尉列戈斯达耶夫在投敌者发行的《志愿军报》上写道：“……我经常听到德国军官和士兵们谈起在德国的生活。但是，自从我参加了培训班组织的对一些工厂、农村企业和公共设施进行的参观后，我就坚信，听到的那些说法真的与事实一样。为了能过上德国工人们所过的这种生活，是值得进行斗争的，为了让我们祖国的人民也过上这样的生活，是值得流血牺牲的。”第一批侨民、上校康斯坦丁·克罗米阿季（萨宁）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证实，在德国的苏联战俘中确实存在这种想法。克罗米阿季曾任弗拉索夫的秘书办主任。据他讲，一位被俘的苏联军官在1942年的冬天被带到了柏林，这个人因为担心泄露军事秘密，断然拒绝回答有关红军的任何问题。有一天恰逢节日，他被带到城里，以便让他参观一下德国人民的生活。这趟参观回来以后，这位战俘“要了纸张和铅笔，一连几天不停地写下了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失望之情，还写了苏联人民可怕的生活环境，以及苏维埃政权愚弄自己人民的那些谎言”。44
1943年4月25日，在《志愿军报》上刊登了弗拉索夫投敌者的一篇游记，写的是他们参观柏林郊区的文济亨多尔夫村的情况：
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已经习惯于看见村子里到处是茅草顶的小木屋，可是，德国的农村看起来就像一座规模不大、却十分舒适的城市。一幢幢平房或两层小楼都是砖砌的，围墙是用石头垒的。在每一家院子旁边，都有小花园。村子的中央是教堂和学校。
村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非常热心地回答着我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我们参观了几家农户，下面就是我们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在这个村子里，一共有25户是继承的祖业，其中大部分人家有80～100公顷土地，这里面10～15公顷是林地。每一家农户都有1辆拖拉机、6～8匹马、将近25头母牛和12～15头猪。都是纯种的母牛。平均每头母牛的年产奶量达到4500～5000公升。
柏林周围的土地并不是很肥沃，所以，这里大部分地区种的是黑麦和土豆。种植小麦要求土壤的质量比较高，所以只少量种了一些，以满足农户自己的需求。由于实行了正确的轮作制、使用了优质肥料，再加上农民们的精心伺候，在德国，即使在土质比较差的土地上收成产量也要比苏联高2～3倍。
德国人并不了解在苏联农村，农民们的生活已经受到严重破坏。德国政府十分关心农民，实行了遗产继承法。另外，使农户的主要劳动力从兵役中解放出来，这种做法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战争期间，农村的劳动力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经常有所增加。一言以蔽之，战争并没有破坏德国农民的美好生活。
在战争期间，德国的许多农村劳动力上了前线。代替他们耕作的是战俘和一些从被占领区招募来的人。
文章接下来讲述了那些“东方工人”的美好生活，大概是每月能挣到70马克，另外，他们吃饭是免费的，不仅吃得饱，还穿得好。
Д.祖耶夫所描述的画面明显不是杜撰出来的。当然对于那些农民生活境况的描写可能有点过于理想化，并且关于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法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德国到1943年时，粮食生产指数已经从1939年的104点下降到了92点（在1942年为86点），而土豆的生产指数也从105点下滑到了75点（在1942年为101点）。但是，即使这样，对于穿上军装的苏联农民来说，德国战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要知道，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中绝大多数人在1917年以前，从未拥有过超过4公顷以上的土地。那些在德国人看来属于中等水平的产奶量，对于苏联人而言已经是很难达到的纪录了。
Ф.库季诺夫的《德国游记》对于哥萨克人的类似的参观（不仅有参观农村的，也有参观柏林的）进行了描述。这篇文章刊登在1944年1月15日的《哥萨克前哨》上。这篇文章着重指出了德国人生活中许多令苏联公民瞠目结舌的细节。例如，长在路旁的一棵棵果树，由于果实累累几乎要被压断了。原来，“根据那里的风俗习惯，过路人只能吃掉在地上的果实”，因为果树是归个人所有的。苏联的集体农庄的成员想都没想过，成熟的美味果实怎么可能不享用（当然，要旁边没有警察或者警卫）。
给哥萨克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对医院进行的参观。在他们参观的那所医院里，“东方部队”的战俘们与德国士兵们一起接受治疗。库季诺夫特别强调指出：“这所医院的残疾人只有在治好伤，换上假肢，而且又学习了一门手艺以后，才能出院。所以，因战争而受伤的残疾人在德国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包袱。在他们的脸上你既看不到悲哀，也发现不了对于未来生活的恐惧。”
这里，我们要指出，在我们面前呈现的不是一幅为了宣传目的而描绘的画面。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在德国见到生活十分方便舒适的残疾人，周围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完全没有苏联的庸俗的人们对待残疾人的那种掺杂着恐惧、鄙视和怜悯的眼光。在苏联，卫国战争结束以后，受伤最严重的残疾人被赶到了索洛夫卡专门的院子里，目的是为了不再让他们的尊容损害大城市人民的形象。
在离开柏林以前，哥萨克们还参观了一位私人诊所医生的住宅：“住宅的功能划分为：一个候诊室、一个接待室、一个治疗室、几个家庭成员们的办公室、餐厅、厨房、几间卧室和图书馆，总共有12个房间。”接着，又一一列举了治疗室和办公室里的最现代化的设备，所有这些都是医生的私有财产。库季诺夫指出，除去交税和所有的花销以外，这位医生的年纯收入超过10，000马克。与此同时，“所有的成年家庭成员都有一辆自行车，医生由于经常出诊还拥有一辆汽车。德国一个中等收入医生的生活水平，在苏联甚至教授这样的高级专家也无法相比”。
读过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写的科幻中篇小说《狗心》（1925年）的读者们可能会同意这种观点。我们还记得，小说的主人公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一位世界驰名的教授，仅有一套7个房间的住宅，但是，就是为这么一套住宅，他经常遭受房屋委员会的攻击和指责。在卫国战争开始前，这种7居室的住宅对于苏联一位名医来说，是极为奢侈的事，至于谈到现代化的设备，甚至大医院还不够用呢。对于大多数苏联人而言，自行车也属于奢侈品。而当时在德国，自行车已经成了主要的代步工具。
库季诺夫记录下了哥萨克们参观德国纺织商店和鞋店时的印象：“商品供应充足，花色品种应有尽有，用不着排队，就可以随时凭票购买所需的商品。由于这个原因，德国的居民穿着讲究，以至于仅凭服装，你根本无法判断出来：这是个工人还是一位工程师，是一位农村教师还是教授。”众所周知，到1943年为止，德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几乎没有下降，而且战时德国商店里的商品供应十分充足，对于苏联而言，这简直就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这篇文章中惟一为了达到宣传目的而夸大的地方就是对于“东方工人”丰衣足食的描写，他们中间有几个好像“外表已经欧洲化了：时髦的发型、讲究的衣着，只有‘东方’字样的徽章暴露了他们的原籍。”文章的结尾完全是苏联式的：“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所实行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所以，德国人民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十分珍视自己的祖国，并且忠实于自己的政府。”
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文章作者们看到的那么完美无缺。我们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沃尔德马尔·佐梅尔，以前是德国的一个工人，后来在汉诺威的“汉诺马赫”工厂当技术员，1942年10月当了苏联人的战俘，下面就是他的口供：“现在，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钱是够花了，因为反正也没什么可买的。我以前当车工的时候，每月工资为200马克，现在当了技术员每月可以拿到280马克。27马克交房租，而吃要花100马克，是按票供应的。在食物方面，有一大半是靠我个人的菜园子。剩下的钱就没处可花了。当然，也可以花黑市价买些东西，可是，它们太贵了，人们吓得什么也不敢买。”另外，根据佐梅尔的准确评价，“在德国，之所以到处安安静静的，并不是因为人民生活得很富足，而是因为盖世太保工作得很‘得力’”。
投敌者们同时意识到，德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不是以类似于苏联国内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换来的。实际上，在德国几乎没有为了取得经济效益而进行的社会主义竞赛。也没有展开像苏联斯达汉诺夫劳模的那种竞赛，更没有像苏联那样对竞赛的优胜者实行个人崇拜。虽然德国国内也举行竞赛，但主要还是为了起到宣传作用，是为了让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在工人中深入人心。
更多的苏联居民在德国生活的诱惑下投敌了，投敌运动的规模之大，有一个事实就能说明，那就是在德军从苏联撤退时，几千名哥萨克地区的居民--妇女、儿童和老人都与他们一同撤离了。工程师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所指挥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在向西方进军时，与他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布良斯克州洛科济自治区的数千名居民（后来，卡明斯基的部队被编入俄罗斯解放军第1师）。1943年秋天，德军从塔曼半岛向克里木撤退时，自愿和他们一起走的就有大约120，000名苏联公民，其中超过80，000名是哥萨克人。45
应该注意到的是，与其他俄罗斯的投敌者们相比，哥萨克人在德国人那里属于比较有特权的阶层。德国人把他们当成盟友，并且也不反对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帝国的庇护下实行更大权力的自治。负责管理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种族学说创始人之一的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提出的一种理论认为，哥萨克人是东哥特人的后裔，这就使得他们也成为雅利安人，而不再属于二等公民之列。哥萨克人的刊物，和弗拉索夫等人的刊物相比，更为经常地强调“德国人民和新欧洲的领袖希特勒”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还强调哥萨克人应该成为“德国军队最忠实的战友和盟友”。1943年1月27日，顿河哥萨克首领П.Н.克拉斯诺夫在宣言中号召说：“大家加入德军吧！同他们一起去战斗！同时要牢记的是，在最后会战中这危险而抉择的关头，只有那些毫不犹豫地与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坚定地一起并肩战斗的人，才能在希特勒的新欧洲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哥萨克们！德国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类似的号召反映出在德国武装力量里服役的许多哥萨克人的心声。关于这一点，在他们从前线写给家里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例如，谢苗·拉林在1942年12月的家信中就自豪地告诉父亲说：“……我现在有权利骄傲了，因为我现在是德军的一名士兵，属于顿河哥萨克。征召以后我不想打仗，干脆跑到德国人这边来了。反正在红军那里我一分钟也不想干了……”而库班的哥萨克阿列克谢·克里文科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现在参加了德军部队……我们的长官非常关心我们，不仅关心我们，甚至还关心我们的家人。”46显而易见，哥萨克投敌者在信中把德国人和德国武装力量视为“自己人”，而把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当成是“外人”。
1943年11月10日，由德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В.凯捷利和负责东部领土的德国部长А.罗森贝格签署了对哥萨克人的宣告（内容由П.Н.克拉斯诺夫起草），这是对哥萨克阶层在与红军进行的战斗中所作贡献的承认和肯定。它保障了哥萨克阶层拥有沙皇时期的所有权利和特权，还保障哥萨克阶层的土地权利不容侵犯。该宣告说，这是“你们的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在他们不能回到祖国的情况下，还可以暂时“在元首的庇护之下，在东欧继续你们哥萨克式的生活，还会为你们提供土地，以及你们的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其他一切特殊用品”。为了报答这份宣告，П.Н.克拉斯诺夫满意地表示，德国政权“在全世界面前承认了哥萨克的功绩”。他很肯定地说：“虽然我们不知道，德国对苏维埃进行的战斗最后在哪里取得胜利，苏维埃又在什么地方灭亡……但是，无论这个地方在哪，我们哥萨克人都会听从指挥，都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以便早日取得这个胜利。此后，我们会解放顿河、库班和捷列克，那时，哥萨克阶层将在德国和元首希特勒的庇护之下彻底得到解放。”
这样，就谈到了哥萨克地区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庇护之下的自治问题。
而А.А.弗拉索夫投敌后组建的俄罗斯解放军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弗拉索夫心目中的德国和德国人形象的演变过程。
在弗拉索夫处在包围之中的时候，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德军中的几个联络官起了特别大的作用，他们是维利弗里德·施德里克、谢尔盖·弗雷利希和斯文·斯坚贝格。他们出生在沙皇俄国，并且有双重自我意识。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祖国。和弗拉索夫一同工作的德国人，不仅在对待俄国人的态度上不像对待一些“温捷尔缅什”那样，而且还参与了7月20日的反希特勒密谋。他们中间就包括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他因为此事而自杀。在弗雷利希的回忆录里，讲述了一些故事，说明А.А.弗拉索夫对于德国人的正面认识是如何形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当我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县城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一些德国人。这都是些什么人啊！其中一个叫卡尔·卡尔洛维奇，他是开药铺的。这个职业实在太符合他的性格了，因为他时刻准备去帮助任何需要他帮助的人。他常常把药无偿送给那些穷人，或者以很低的价钱卖给他们。他一直很诚实、十分得体，而且富有责任感。他从来不发脾气，也很少生气。苏联人都喜欢他，称赞他。他的人格魅力使我对所有的德国人都产生了尊敬之情。
“另一个德国人名叫阿尔图尔·奥斯卡罗维奇，他是一个老教师，一个老夫子，干瘦干瘦的，不善言辞。他的制服总是熨得平平整整的（弗拉索夫回忆的事情明显是发生在革命前，当时，教师们都穿着统一的制服；弗拉索夫出生在1901年，所以，他谈到的应该是他的中学时代。-作者按），上面一尘不染。他是一个路德式宗教徒，但是，每天却跑到我们大教堂里来，与其他的教员们一起，神态端庄，一动不动地坚持做完礼拜。我就想，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学生们树立一个榜样……”
1940年12月，弗拉索夫任第99步兵师师长，这个师部署在苏德边境的佩列梅什利亚内地区。在红军的一次高级指挥人员参加的会议上，他曾经说：“我们驻在边境上，每天都看见德国人。德军排的士兵不管去哪儿，队伍总是特别整齐，着装统一。我就对自己的战士训话说：‘瞧，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军队，我们应该比他们好上十多倍。’于是战士们也都注意起来。要知道，我们相隔100米远，互相之间看得清清楚楚，于是，观察着德军的几个排，我们的几个排也开始精神抖擞起来……过去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德军军官向我们明确表示友好，而我们不予理睬。当时我们就说，应该友善地对待友好的人，于是我们现在也开始跟他们打招呼了。”47
下面是1944年初弗拉索夫向弗雷利希谈起的他对德国的印象：“我们的住处对面有一块田地。每当无聊的时候，我就经常看那位农民怎样种这块地。他犁的每一道沟都那么恰到好处！每一块小石头他都仔仔细细地拣了出来。我是农民的儿子，凭经验就知道这样侍弄出来的地收成会怎么样。只有到这时，我才开始相信那些传说，说是德国人地里的收成可以是我们的3～4倍……我欣赏着坐落在鲜花丛中的一幢幢五颜六色、十分漂亮的小房子。我在想，这肯定是一些资本家避暑的小别墅，他们这些人靠着剥削劳动人民，来达到自己享受的目的。要知道，当我们还在苏联的时候，整天被灌输的就是这些说法。而当我听说，这些小房子是伐木工人住的，并且干这行的都是村子里最穷的人，因为他们不论严寒还是酷暑都不得不在巴伐利亚的森林中做雇工，而且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伐木的活，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想，在苏联就算是机关工作人员、银行行长或者工厂厂长也过得要比这里的工人寒酸得多。于是，我不得不说：你们这些德国人啊，算是有两次战胜了我，第一次是在沃尔霍夫，而第二次就是在这里，在德国的心脏。”
“我总是乐于想起那位我们拜访的妇女。她是一位最寻常不过的德国妇女。也许，可以认为她代表着德国所有的妇女。我有什么理由痛恨她呢？就因为她是一个德国人？或者因为她把自己的孩子们送上了战场？虽然我根本听不懂她在说些什么，但从她的语气和目光判断出来，她在友好地向我（她的敌人、一位二等公民）热心地解释，对于我和她来说，最重要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我们大家都是人。”48在这里，德国人民身上的优秀品质成了整个人类的宝贵财富。
像许多其他的投敌者一样，弗拉索夫在看待德国和德国人时依靠的是俄罗斯人传统上对德国人的评价模式，即从整体上说是积极正面的评价，这至少起源于彼得一世时期。19世纪的文学作品就反映出这一看法，其中包括尼古拉·冈察洛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奥布洛莫夫》中施托尔茨的形象。对于苏联人而言，德国人始终是遵守秩序、精益求精、精明能干和忠于职守的表率。即使弗拉索夫在德国身陷囹圄时，他对德国人仍然持这种看法。说老实话，对于弗拉索夫和其他的俄罗斯投敌者来说，所谓交往的德国人仅限于旅途中遇见的那一些德国人。当弗拉索夫乘火车路过东普鲁士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德国的村庄，见到农民们在耕种田地，见到了成群的牛羊，还见到了整洁而舒适的房屋，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对陪同他的德国宪兵队中尉说：“这里实在是太好了！”
在对待德国的态度上，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们也表现出他们的双重性。他们已经意识到，不得不与“外人”联合来同“自己的罪恶制度”进行战斗，而且，这个“外人”的罪恶程度也少不了多少，并且还把俄罗斯人当成是二等公民；他们还意识到，要想同斯大林进行战斗，他们就得帮助恶魔希特勒。49曾任斯摩棱斯克市市长的Б.Г.梅尼沙金是一位虔诚的东正教徒，战后曾经坐了25年的牢，后来他说，这些年中有10年是自己应该受到的惩罚。
弗拉索夫对希特勒的看法也很准确。这位俄罗斯解放军的司令对弗雷利希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全体德国人民就跟着这么个可恶的矮子跑！要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人民是非常看重而且尊敬的，我在部下中把它树立成一个典范，认为这个民族有勇气、责任感、能力以及其他许多优点。”
有意思的是，当弗拉索夫还在红军队伍的时候，与现在的情况相反，他对斯大林的评价相当好。1942年2月14日，他给前两任妻子中的一个，即阿格涅萨·波德马津科写了一封信。弗拉索夫在信中这样描述与最高统帅的见面情景：“我被最有实权的一号人物亲自接见了。简直难以想像，他跟我谈了整整一个半小时。你能想像得到吗？我是多么幸运。你肯定不相信，这么高级的领导竟然也对我们的家庭琐事感兴趣，他问我：妻子在哪儿，家里人身体怎么样，只有领导着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要和他一起把法西斯强盗消灭光。”
可能是，投敌者发现在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之间存在很多相似之处，经过权衡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德国。弗拉索夫曾经对弗雷利希说过：“你们的棒小伙儿让我想起我们内务部的小伙子们。不过，我得承认，你们的党卫军成员看起来更整齐一些，也更勇敢一些。至于说到随机应变、不讲原则和粗鲁，那他们还应该像他们的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小伙子们好好学习。但是，也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丢了，党卫军成员还是很有天分的学生。”
实际上，投敌者被迫把对德国的整体印象一分为二。第一个对于德国人的幻想就是，他们是把苏联人民从布尔什维主义统治下解救出来的救星。在第一个幻想破灭后，在那些站到德国人一边的苏联人的意识里，就把德国人泾渭分明地区分为纳粹分子和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的德国人。例如，弗拉索夫就曾对参与反希特勒密谋活动的弗赖塔格·洛林戈芬男爵进行评价，说道：“我很喜欢这位男爵，当我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时，我常常会忘记他是一个德国人。他提出的一些理由，以及解释这些理由的方式，都证明他希望我们成功……”而弗拉索夫对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说：“维利弗里德·卡尔洛维奇，您看，我真是无法理解。在季尔加尔腾，人们又是养鸟，又是养猫的，对它们是充满了爱心，而在战俘营里呢，却任凭那些军人们活活饿死。而且这些同样都是德国人干的，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德国人民一直是勤勉有加、热爱劳动的民族；而且谦虚谨慎、勤俭节约。为了家庭你们任劳任怨。我相信，德国人是心甘情愿地工作的。但是，你们的历史同样是厄运不断，出现过帝王、领袖，但都如过眼烟云。难道不是这样吗？而德国人一切都从头开始，并且像老黄牛一样勤勤恳恳地劳作，以便使生活再次变得富足安康。这使他们变得既斤斤计较，又喜欢忌妒。国家社会主义现在宣布德国人是完美的人，但是，据我看来，他们还欠缺我们俄罗斯认为真正的贵族才具有的那种贵族派头。我真是同情德国人啊……”
当时，由弗拉索夫将军和瓦西里.Ф.马雷什金签署的《告红军指战员书》在被占领区禁止宣传。很明显，它仅仅具有使红军瓦解的宣传作用，并不反映德国领导人的真正看法。由于这个原因，弗拉索夫怀有的对德国人的最后幻想也破灭了。
1943年6月8日，希特勒在德国大本营的会议上说，俄罗斯解放军应该只作为针对苏联一方进行宣传的工具，而不应该让其在被占领区作为政治力量起作用，也不应该建成有战斗力的兵团。元首建议不要把苏联的投诚者用作德军部队里的志愿军，而应该把他们派到德国去工作，以便把德国的工人们顶替出来上前线。他指出：“我们永远也不会建立俄罗斯军队，这简直是天大的幻想……我不需要俄罗斯军队，为了他们我还不得不在其中安插德军的骨干。如果我用他们去替那些工人的话，那就完全省心了。”元首对俄罗斯的志愿军们并不完全放心，他认为他们的部队应该由德国人指挥，而且德国军人应该占绝大多数。不这样做会削弱德军的兵团力量，不管怎么说，“东方部队”并不是那种完全可靠的盟友。当弗拉索夫和俄罗斯解放军的其他领导们得知这个消息后，极为震惊，并且严肃地考虑了停止自己活动的可能性，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俄罗斯解放军参谋长费奥多尔·特鲁欣对此也发表意见说：“这下希特勒暴露了自己的真实嘴脸，俄罗斯解放运动现在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和一些为数不多的德国朋友，他们会站到我们这边的。我们的运动将会存在，不成功，便成仁。”
过了几天，弗拉索夫与一位参与密谋的德国将军会面。据当时在场的施德里克·施德里克费尔特证实，那位将军对弗拉索夫说：“今天我只能说，不排除会政变或者德国政府可能更换领导人的可能性，并且也不能排除重新任命武装部队总司令的可能性。到那时，弗拉索夫将军，我们可能需要你们的合作和帮助。”正是这次见面使得俄罗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更加幻想着，纳粹制度有可能发生领导层的变化。弗拉索夫心目中对德国和德国人的看法，越发变得复杂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