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金陵新传》

作者：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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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大兵压孤岛，和谈秘使首临大陆。李次白明言：“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事。”陈毅说：“以后会有机会哩！”

第一节蒋介石黯然引退毛泽东打出一张巧牌毛泽东一生多次被蒋介石通缉，悬赏买他的首级。最后一次是在1947年6月25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监察署下令“通缉”毛泽东；7月18日，又取消其国民参政员的资格。这是蒋介石宣告国共和谈破裂，决心“剿共”到底的战书。

如今，时移势易，轮到毛泽东通辑蒋介石了。1948年年底，毛泽东在西柏坡他的简陋的办公室里拟了一个战犯名单，经过和周恩来等人仔细考虑和斟酌，用一种极巧妙的方式把这张牌打了出去。在12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陕北权威人士论战犯名单问题（1948年12月25日）

【新华社陕北25日电】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的名单问题。某权威人士称：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孔样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威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对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首先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例如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在作战中施放毒气，即已充分地构成了战犯资格。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皆有权讨论和提出战犯名单。

这则消息不用中共中央的名义，不用中央军委的名义，也不用毛泽东主席的名义，而用陕北“某权威人士”的名义，简直是妙不可言。前面还加上一句“此间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名单”的导语，使这种名单既像是中共的主张，又像是民间的主张；既算数，又不算数；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去掉（如傅作义），罪恶升级者可以加上（如黄维），极富有灵活性。

这个消息的发表，对国民党营垒起了极大的震撼和瓦解作用，促成了西南、西北许多国民党地方当局领导人的起义。将追随国民党反共的青年党领袖曾琦、国社党领袖张群劢列入战犯名单，对受美国影响主张走“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人士”是一个警策。民主党派出现了向共产党一边倒的局面，谁也不敢别起炉灶了。

战略决战的失败使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完全失去了信心。他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大元帅（指蒋介石）已经变成一个疲乏的老人，不能有效地应付事物，正在日趋丧失威信，迟早不可避免地将被解除职务。”这位大使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

在美国的支持下，以副总统李宗仁、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开始“逼宫”活动。先是白崇槽于1948年12月24日发出“亥敬电”给蒋介石和李宗仁，建议与共产党停战议和，邀请美、英、苏三国出面调停。接着李宗仁的谋士甘介候提出五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两军各自撤退30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与此同时，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及湖北、湖南、河南、广西四省参议会议长亦先后发表通电，促蒋下野。

泪洒正气亭风瑟瑟地挟着不少的寒凉，由长江画上阵阵袭来，吹落一些还没有十分枯黄的树叶，给岑寂的故城增加了许多凄凉的景象。在昏蒙的日色中，有洋车夫沉重的身影，小贩无力的叫卖声，踯躅在暗灰色小巷里的乞丐的抽泣，军警的喝斥声，追捕行人的脚步声。。更使毫无生气的南京蒙上一层恐怖的阴影。

这是1948年的最后一天。下午4时许，一辆黑色的林肯牌防弹小轿车，缓缓地从市中心一座葱绿围绕的院落里驶出。穿过占老的中山门，绕完环抱钟山的环陵大道，车子在那半月形的中山陵广场上稍然停下。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侍卫官急忙上前打开车门，并用手挡在后座车门框的上沿，生怕车内主人的头碰在车框上。少顷，一位60多岁的老人钻了出来。他头戴宽边礼帽，身着黑色的披风，拄着手杖，步履蹒跚地独自向陵门走去。

自1929年孙中山先生遗体安葬中山陵的墓室后，蒋介石不知来过陵园多少次。巍峨壮丽的钟山和秀丽幽静的陵园风光，对他思考决策应付时局确实是个理想的处所。

钟山，又名紫金山。面积计20多平方公里，环山一周约23公里。它有三座主峰：北高峰，小茅山，天堡山。最高峰为海拔448.9米，山势起伏，形似卧龙。公元前333年，楚威王子熊商打败越国，在此掘山埋金，以镇王气，因而得名金陵山，汉代开始称为钟山。三国时，诸葛亮曾登临石头山，俯瞰秣陵景色，见钟山、石头山遥遥相对，俨然两座城堡，扼守门户，不禁赞叹道：“钟山龙蟠，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从此，“龙蟠虎踞”成为的南京城的象征。

钟山主峰北高峰南麓，座落着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明孝陵。

它是我国最大的帝王陵墓之一，规模虽比不上十三陵，但气势雄伟。

在钟山第二峰小茅山南麓，便是最有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中山陵了。它占地2000亩。苍松翠柏，碧瓦银墙，宏伟壮观。

蒋介石对钟山情有独钟，除了因为中山陵可做金字招牌外，还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秘密：他曾在这里为自己选定了一块墓址。

蒋介石共为自己选过三块墓地。头二块在其故乡奉化。他的母亲王采玉1921年病逝，安葬在离溪口镇约3华里的上白岩山鱼鳞岙中垄，后又修建了规模较大的坟庄，并建筑了新式洋房《慈庵》，蒋介石还亲撰了《慈庵记》。当时蒋曾打算把自己埋在母亲身旁，以便身后仍能尽孝。后他发现奉化城北响铃岗地势高爽，景物幽美，风水颇佳，就改变了主意，选岗上的仁湖作为自己的葬身之地，并派人在周围修了一条公路。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曾多次去拜谒中山陵，又觉百年之后，若能在孙中山身旁得一安息之地，比安葬在母亲身旁更有意义，更何况1700多年前，东吴孙权因避祖父名讳而将紫金山改名蒋山，这不刚好应验在自己身上吗？于是蒋介石在钟山南麓亲自勘察，选定了一块墓地。此处背靠紫金山，面临紫霞湖，东邻中山陵，西毗明孝陵。它不仅风水极佳，有山川之胜，林壑之美，而且高低相宜，既高于明孝陵（蒋介石自认为比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高明），又低于中山陵。

由于当时抗日战争刚刚结束，不宜大兴土木，蒋介石只好令人先在此处建亭一座。该亭由基泰工程公司设计，共绘制了三种样式，报请蒋介石选定后，于1947年春天动工，秋天建成。亭为方型，重檐飞角，以苏州花岗石为基座，顶覆蓝色琉璃瓦。亭内外画梁彩栋，富丽庄严。蒋介石命名为“正气亭”，并亲笔题写了匾额和槛联，正面横眉上阴刻“正气亭”三个馏金大字，两侧楹联蓝底、黄边、金字，联为“浩气远连忠烈塔”，“紫霞笼罩宝珠峰”。忠烈塔指国民革命军将士纪念塔，紫霞指亭东之紫霞洞，宝珠峰则在亭西的独龙岗上。亭后有石墙，正中刻有孙科撰写的《正气亭记》。

这次谒陵，蒋介石心事重重，一会儿，他便匆匆走出了中山陵。顶着凛凛的北风，他来到了自己未来的那块墓地上。

只见“正义亭”周围大片腊梅黄花朵朵，天竺红果，花枝翠柏与瑞雪相映。放眼处，远山前拱，青障后拥；风过处，松涛飕飕，清香袭人。。美妙的景色，并没有勾起蒋介石的诗情画意。他遥望夕阳迷恋着的钟山峰顶，久久不语。

他的时代似乎正在消失。突然之间发生的很多事情使他发懵。尽管是预料之中的，他仍然感到突然。

他长叹了一声。他不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会是真的。。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全部人马被歼。。40多万大军被解放军吃了个净光。

东北战场的战火刚熄，淮海战场又重蹈覆辙。虽然在淮海战役前他曾不断告诫战区指挥官：“徐蚌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徐蚌乃首都门户，党国存亡，在此一举。”他部署了三分之二的精锐嫡系部队，但也未能顶住解放军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两把铁钳的夹击。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可以使局势扭转，没想到事态的发展更令他糟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迅速入关。与华北野战军形成两支有力的铁钳，傅作义的52万人马还没有正式地进入角色，就让解放军围困在北平、天津、保定、唐山、张家口、承德几个孤立的据点中。

现在，蒋军在这三大战场共损失了154余万人，江北的大片土地己变成了红色。

想到这儿，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恨不得让所有的思索神经都中断。

他需要甜蜜的回忆，只有这种回忆才会给他带来一丝安慰。

两年前，他身披黑色大擎，迈着坚定的步伐从峨嵋山上走下来时，还没有把他的最后一个对手——毛泽东放在眼里。因为，他已经组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最现代化的军队。在他手中握有248个师，总兵力达430万人。他的背后还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杜鲁门政府的全力支持，美国人不惜血本，为他装备了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空军、海军，同时还准备了57个美械和半美械师。

那时蒋统区的面积为73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土地面积的76％，人口为3.39亿，约占全国人口的71％。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主要交通线、几乎所有近代工业都在蒋介石的手中一阵寒风袭来，打破了蒋介石瞬间的平静。几片被刮落的枯叶在亭子下不住地翻滚旋转，他无可奈何地抬头望着光秃秃的枫树，那上面尚有屈指可数的几片残叶，在冷风中悲凉地挣扎着，他不知哪一片是自己，哪一片是李宗仁，哪一片是白崇禧。。哪几片叶子，又很像中国一个个地区，他不知哪一片属于华东、西北、西南。。但不管怎样，都会在寒风中凋落。

他失掉了几百万美械装备部队，失掉了大半个中国，又将失去总统的主座。但此时这一切对他来说，都不算是最痛心的。他已进入老年，对于他来说，这些都行将成为身外之物。而最令他丧魂落魄、惶惶不可终日的，乃是这块大好的墓地。他是国民党的领袖，但同时也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深的人，对于一个老人来说，难道还有比失掉墓地更使他懊丧的呢？他留念这龙脊般的山丘、繁盛的树木，他眷恋这每一寸土地。此时此刻，他真想躺到这里再也不起来。但是，他不能！此时躺下，谁来给他建造雄伟的中正陵呢？更使他害怕的是解放军进了南京后会不会将他拉出来鞭尸！

摹地，他不顾一切地蹲下(禁止)去，迅速脱掉皮手套，发疯似地用双手死劲挖着。。扒开积雪，一把黄土出现在那双抖颤的手上。

“我一定要再回南京来！”山野里传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

蒋家王朝的“最后晚餐”

蒋介石从自己未来的墓地踏探归来，已是傍晚。这时，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火树银花，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氛。会议室中，党政军高级官员正坐等他回来共度除夕。

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孙科以及张群等国民党高官要人应邀出席。

大厅内外灯火辉煌，但在场的每位来宾都面无笑容，死气沉沉，好像是在办丧事一样。战场上的失利，形势的严峻，不但影响了在座诸君的情绪，也减弱了各位的食欲。面对满桌的山珍海味，虽然蒋介石一再招呼大家，却很少有人动著。众人都意识到这大概就是蒋家王朝举办的“最后的晚餐”了。席上，蒋介石无不伤感地说：“当前局势严重，党内有人主张和谈。我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现拟好一篇文告，准备在明日（1949年元旦）发表。”

然后，由张群代其宣读。全场鸦雀无声，屏气聆听。文告中，蒋介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天使，说“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平；即动员勘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政府，亦非我同胞同政府的片面的希望达成。须知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产党。国家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接着又说：“只要中共有和谈诚意，能作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但和平是有条件的，蒋介石提了五条：“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只要中共能答应这五条，“则个人迸退出处，绝不索怀。”

毛泽东岂容蒋介石以战败待罪之身还这样胡言乱语，乃于1949年1月14日发表《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声明说：中国第一名战争罪犯国民党匪帮首领南京政府伪总统蒋介石，于今年1月1日，提出了愿意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个建议是虚伪的。这是因为蒋介石在他的建议中提出了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项为全国人民所不能同意的条件，以为和平谈判的基础。这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旬日以来，全国人民业已显示了自己的意志。人民渴望早日获得和平，但是不赞成战争罪犯们的所谓和平，不赞成他们的反动条件。在此种民意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中国共产党认为，上述各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项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8项条件，作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悄悄安排退路读了毛泽东的声明，蒋介石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和毛泽东作对等谈判的实力地位，求和只能是全面投降。毛泽东是不会让他利用和谈作幌子，重新编练军队，进行第二个回合的较量的。作为政治家，他知道自己在大陆的失败有多深、有多惨，大陆已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尽管他顽固颇预，还没有完全丧失对现实政治的敏感。他要安排退路，让李宗仁在前台挡着，他悄悄地作撤出大陆的准备。

1月18日，他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任命他宠信的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加紧部署长江防务，阻止解放军南进；任命另一位受宠信的将领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儿子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种种迹象表明，台湾这时已成为蒋介石的经营重点，他要把台湾变为大陆失陷后的最后落脚处。日后，蒋介石曾如此说道：“我下野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帝俄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坚强堡垒，三十六年（1947年）我到台湾看了以后，在日记上记了这样一句话——只要有了台湾，共产党就无奈我何。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尽管这是蒋介石为自己不得已下台找借口，但也反映了他的确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思想。

据陈启文的《宋美龄传》说，孙中山先生曾告诉蒋介石：“内战不出湾，外战不出川。”也许，蒋介石在其大陆的统治已风雨飘摇炭发可危之时，深刻地认识到经营台湾的巨大意义。

在经济方面，蒋介石的一个大动作，是命令中央银行总栽俞鸿钩将中央、中国银行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将上海国库价值3亿7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

蒋介石化国为家，化公为私，让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只管昼夜不停地印金圆券，应付各方，中央银行总库的硬通货由一个亲信管理，直接对他负责。这个亲信叫吴嵩庆，浙江镇海人，官衔是联勤总部中将财务署长。据吴的中校机要秘书詹特芳日后撰文披露，当时中央银行总库的“家底”如下：1。外币：约合8000万美元（这个数字，是经吴嵩庆口说出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因外币提出后，马上就交台湾银行了）。

2。黄金：中央银行原报告有90万两，经过这次彻底核对。实存92万两，多出2万两，绝大部分是金块，每块10余斤至20余斤等，块面刻有成色及重量字样。

另外还有黄金4200余两，据说这是蒋介石私人存的，为了便于记载，将它立为专户，称为特种黄金存款，而黄金实物仍混在一起。这本来是个掩耳盗铃的事。蒋介石自取得国民党的统治权后，早已化家为国进而化国为家了。如这次他一下台，马上就将中央银行的全部黄金、银元及外币提走，这是根据银行规定的哪一条？历来蒋批发的不少私人赠款，还不都是在国库的金银中支出吗（4200余两，一直未动）？

3。银元：约计3000万元。

以上这些人民血汗，经由吴嵩庆以军费名义全部提出后，其中黄金及银元用了一艘海军兵舰，由上海运到厦门，在厦门存放了一个短时期，又移至台湾。当时具体负责这件工作的人，有财务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总务科长李光烈等。

运到台湾后，交给当时金库总负责人王逸芬（台湾收支办事处主任），另有两个保管人，他们三人都是蒋介石恃从室的亲信。

蒋规定：所有这些硬通货，全部由蒋本人亲自掌握，吴对蒋个人负责，有关开支调运及分配等事项的报告，直接送蒋本人亲批，不由任何人转，发款一定要见到蒋本人的亲笔批条，才能办理。

在秘密转运金银时，中共地下党发动中行职工罢工拒运。在中央银行任职的黄炎培的儿子黄竟武和另外7名职工，因拒运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埋在南火车站附近。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到上海，将儿子的尸体挖出来辨认，发现被打断了一条腿。

宣布“引退”

一切安排妥当。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总统府官邸宴请五院院长，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职权。下午2点，又召集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

副总统李宗仁在前排正襟危坐。尽管他努力在那国字型的脸上挤出少许与大多数人相似的沉痛表情，但却难以掩饰那种将要如愿以偿的兴奋。

“诸位久等了。”蒋介石进门来，向与会者们点了点头，脸上露出内疚之色。他身着一件深色的皮袍子，头戴一顶翻毛卷边皮帽，像个有涵养的绅士。接着，会场上响起了他那微带沙哑的嗓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之中，人民所受之痛苦亦已达于顶点。在元旦文告中，我已表明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索怀，而惟国民公意是从。目下，为实现和平，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兄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以挽救党国之危机。”蒋介石这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绪，迅速引起了在座的党政军高级官员们的共鸣。座中先有唏嘘之声，接着有人用手绢抹眼睛扪鼻子，随之便是哽咽痛哭，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丧考妣，表现最佳。社会部长谷正纲也不甘示弱，他边哭边起立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诸位的心情，我理解，很理解！”蒋介石略感安慰地点着头，但他很快又沉痛地说：“这个，这个，事实已不可能，我已作出下野决定了！”接着，他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前天由陶希圣拟好的文件，放到李宗仁面前，用手指点道：“德邻兄，我今天下午就离开南京，请你立刻就职视事。这里是我替你拟好的文告，你就来签个字罢！”

李宗仁一楞，他毫无签字画押的思想准备。此时，会场上的鸣咽声中仿佛参杂着些许愤怒。李宗仁没有勇气仔细推敲文告的措辞，便在众目睽睽之下提笔签上自己的名字。

蒋介石仍把那张文告从李宗仁手里收回，放在自己衣袋之中。接着便宣布散会。

“总统！总统！请留步！”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急促地呼喊着，刚走到门边的蒋介石回头一看，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拖着一把胡须向他奔来道：“为和谈方便起见，可否请总统在离京之前，下个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放出来？”

于右任的话，像磁铁般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他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蒋介石的身上。

“于院长，我已下野了，此事你找德邻办去吧！”蒋介石气恼地把右手向后一摆，还没等于右任反应过来，便匆匆走出门去。

于右任无可奈何地来到李宗仁面前，急喘喘地说：“德邻，德邻，你一定要想办法啊！”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是在当众为难他，便不甘示弱地把胸一挺，大声说道：“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一定要放！”

“下野”文告之争1949年1月21日，下午4时。

南京，光华门外军用机场。

在轰鸣的马达声中，银灰色的美龄号专机沉重地爬向碧蓝如洗、一尘不染的苍穹。

按照蒋介石的旨意，飞机在南京上空绕行一周。侧头俯视，古城景色历历在目，钟山、石头山还是那么庄严、肃穆。蒋介石试图看见总统府，看见国防部大院，但突然间天空云合雾障，将目标掩埋得无迹元痕。。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头来，深深地叹了一口长气。

美龄号飞机离开南京后直飞杭州。蒋介石选择在笕桥航空学校下榻。这次下野，尽管都说是以退为进之策略，但殊不知蒋介石的心态也极沮丧，他自己说此乃“寒天饮冷水，雪夜度断桥。。”

“父亲，南京电话。”蒋经国把蒋介石从沉思中唤醒。他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张群的声音：“总裁，德邻现在我处，他要求修改文告。”

原来，李宗仁在蒋介石下野文告签字后回到傅厚岗官邸。下午3时多，他根据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的通知，率文武大员到明故宫机场为蒋送行。可是，他们在寒风中鹄立了近一个小时，才获知，蒋介石改在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登机。于是，李宗仁等又驱车直奔光华门外的军用机场。等他们到达时，美龄号已起飞多时了。两次扑空，李宗仁心中懊恼不已。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此之前，他已受到更大的捉弄。

回到官邸后，他接到白崇禧一个非常冲动的电话：“蒋介石下野的文告，我们从广播听到了。全文没有‘引退’或‘辞职’这样的词。老蒋既不引退，又不辞职，你德公凭什么上台呢？这样值得注意的问题，应当设法补救！”李宗仁刚放下电话，侍从来报：“司徒雷登大使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先生来见。”

李宗仁一想，司徒大使此时派傅泾波来，八成又与老蒋的下野文告有关，便匆匆来到会客室。傅泾波见了李宗仁，也不客气地说：“大使要我来向李先生传达下面的话：据悉，蒋的下野文告中原有‘引退’字句，是被CC分子删去的。为此，李先生不能充分地行使总统职权。大使特以私人名义提醒李先生注意，并设法补救！”

没想到美国人也是这样看，李宗仁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太恨蒋介石了，临下台还耍这一连串的权诈之术，不但愚弄他李宗仁，也愚弄了国家的名器，愚弄国民。他气得手拍桌子：“老子不于了！”

“德邻，你怎么啦？”

夫人郭德洁见李宗仁一送走傅径波便大发脾气，忙过来问道。

“老蒋在下野文告里搞了鬼！”李宗仁怒气冲冲地把白崇禧和傅泾波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啊！”郭德洁宛如晴天听到一声霹雳，惊得差点又要像一年前在李宗仁宣布退出竞选时那样失声恸哭起来。她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是白高兴一场，李宗仁这个总统职位乃是不明不白地被蒋介石吊在半空中，可看而不可即。她突然大声叫喊起来：“找吴忠信！找张群！要他们立刻改过来，一定要改过来！”

郭德洁这不顾一切的叫喊，倒提醒了李宗仁：蒋介石走了，他的下野文告只有找吴忠信和张群才能处理。李宗仁想了想，马上打电话把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找来。

“礼卿兄，蒋先生的下野文告中并无‘引退’或辞职等字句。如此，则今后蒋先生算是什么身份？我李某人又系何种身份？所以那个文告必须修改，要在‘于本月21日起’之前，加上“决身先引退’5个字，由中央社重新播发，《中央日报》明天见报。”

吴忠信两手一摊，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苦笑道：“德公，蒋先生的文告，谁敢更改呢？那可是他的亲笔手书呀！”

“不管谁的文告，都要以宪法为准绳！”李宗仁坚持道：“根据宪法第49条，‘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所谓‘缺位’，当系指死亡和自动引退而言。。”

“唉，德公，”吴忠信摆摆手打断了李宗仁的话，“我们是老朋友了，我愿以老朋友的关系提醒你，你要知道蒋先生的脾气，现在，毛人凤他们那一伙人在南京到处活动，说不定连你身边的侍卫人员也难免有他们的人。我看你还是不要再争了，宪法根本就约束不了蒋先生，争得不好，连你的生命安全都难保！”

“呼”地一股热血冲上了李宗仁的脑门。吴忠信暗带威胁的话不仅没有吓倒他，反而使他心中的愤忿之情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更激起了他军人的血性。他把两只衣袖往上一持，然后用握着拳头的手往腰上一叉，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大叫道：“丢哪妈！我李某人一生统兵作战，出生人死，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值此党国存亡之际，我绝不是斤斤计较名位，倒是他蒋先生处处不忘为自己打算。他故意在文告中埋下伏笔，好把我当做他的挡箭牌，他则在幕后事事操纵，必要时又可东山再起，我顶起这局面，如名不正，言不顺，则无法执行总统职权，不论为和为战，皆无法贯彻主张。与其不明不白地顶一块空招牌，倒不如让蒋先生自己接着干好了！”

李宗仁这一席话，把蒋介石下野的预谋揭露得淋漓尽致，也把他坚持要修改文告的理由说得铿锵有力。他那义愤填膺、绝不屈服的态度，倒把吴忠信给镇住了。

“德公，”吴忠信见吓不住李宗仁，也不敢再来硬的了，因为他是奉蒋介石之命，专门为抬李宗仁“上轿”的，如果逼得太紧，李宗仁不肯“上轿”，岂不适得其反，到时候又如何向蒋介石交代呢？于是吴忠信忙把口气一软，说：“蒋先生的文告是交给张岳军处理的，不知他有没有妥善的办法？”李宗仁也正要找张群，见吴忠信这样说，便也顾不上自己的身份了，一把拉住吴忠信就走：“我和你一起找张岳军去！”

到了张群府上，张正在指挥家人收拾东西。三天前蒋介石任命他为重庆绥署主任，他准备回四川老家为蒋介石巩固大西南去了。吴、李二人说明了来意，张群略一沉思说：“看来，此事只有打电话去向蒋先生请示了。”

李宗仁一听，不由地火又上来了，这不明摆着拿他当猴耍吗？他本想发作，但转念一想，不妨等张群和蒋介石通完电话看看结果再说。于是朝张群点点头说：“好吧，那就请岳军兄给蒋先生打个电话。”

待蒋介右接起电话，张群即把李宗仁要求修改文告之事向蒋报告。因李宗仁此时就坐在电话机旁边，蒋介石的回话，他也能听得一清二楚。

“喔，这个，这个，”蒋介石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答道，“就照李德邻的意思改吧。”

张群是蒋介石的心腹，又是一个极圆滑的人，他见蒋介石有让步之意，忙提醒道：“请问总裁，是按照宪法第49条上半段修改，还是按下半段修改？”

“嗯，这个，这个。”蒋介石又哼了好一阵子，才答道，“就按下半段的意思来改吧。”

张群放下电话，对李宗仁说：“德公，蒋总裁口谕，他下野文告按照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来改。即改为爱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

“不行！”李宗仁一口否定这个修改意见，“蒋先生在离职前一再要我‘继任’，绝未提到代行二字。现在蒋先生所引宪法第49条下半段，‘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所谓‘因故不能视事’，当系指被暴力劫持而言。今蒋先生不是‘因故不能视事’，他是‘辞职不再视事’，则副总统便不是‘代行’，而是‘继任’。因此‘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一句，应改为‘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继任执行总统职权’。”

张群为难地说：“总裁可没有这样说呀！”

李宗仁知道，张群一向唯蒋介石之命是从，便道：“请岳军兄再给蒋先生打电话！”

谁知，张群把电话打到览桥航校后，一侍从副官答：“总裁出去了。”

再问“何往？”答：“不知道。”

“德公。你也看见了，不是我张岳军不出力。蒋总裁下野之后，已是闲云野鹤。不唯今晚找不到他，恐今后亦难找矣！”张群摇着头，看着李宗仁说。

“德公，我看蒋先生这样说也有其法律依据的。因为他虽辞职，但未经国民大会批准；而德公以副总统继任总统，也尚未得国民大会之追认，故此以代总统称之合法统。”吴忠信灵机一动，忙为蒋介石的话找法律依据。李宗仁冷笑一声：“嘿嘿，札卿兄，你不是说过，宪法也约束不了蒋先生的吗？现在为何倒替他去寻找法律掩护呢？宪法上并未规定总统辞职要国民大会批准，副总统继任要国民大会追任呀！”“这，这。。”吴忠信一时语塞。这李宗仁既吓不倒也说不服，而蒋介石又不会再让步，他又将如何才能把李宗仁推上“轿”呢？

“德公，目下局面危急，国家兴亡都寄托在你的身上哟，我看你就先行就职吧！就算我这个老朋友求你了，国不可一日元君，再这样僵下去我们就国破家亡了。。”吴忠信只剩下苦苦哀求这最后一手了。

“德公，蒋总裁已说过了，他5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你无论是‘代行’，是‘继任’总统职权，不都是一回事吗？中共大军压境，局势危难，还望德公以大局力重。”张群也面带忧凄地劝说。

李宗仁在吴忠信和张群两人苦苦劝说之下，心里那股火气渐渐熄灭了。

他冷静下来，倒不完全是为吴、张二人说服，而是产生了一种凄凉之感：偌大个国家都快没有了，还闹什么“代”不“代”呢？此时此刻闹得太凶了，遭殃的是民众。。算了，不如先上台干起来再说，或和或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也算对得起国家和民众了。想到这里，他慨然长叹一声，说：“既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权且就当这个代总统吧！”

吴忠信见李宗仁同意“上轿”了，顿时喜形于色，忙说：“德公有德有仁，真乃党国之福，民众之福也！”

李宗仁精疲力尽地回到傅厚岗官邪，已是晚上8点多了。此时，浙江省主席陈仪正在杭州西子湖畔的“楼外楼”，为路过的蒋介石接风。尽管主人热情招呼，但客人神态黯然，连平素喜爱的西湖醋鱼也吃不下一口。

第二天便飞回老家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开始了他最后一次“隐居”生活。

埋志故乡山林泉石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蒋介石对自己的故乡情有独钟。在他统治大陆的20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回乡一两次，特别是每次下野，他都总是躲在溪口，装扮成陶渊明式的隐土，盘算东山再起。

们他这次归来的情势不同，心境自然很坏。当他走进“慈庵”的卧室脱下外套，看到床边没有衣架，就大声训斥：“衣架到哪里去了？”侍从人员只好立即去找。吃饭时，看到送上来的是机器加工的大米饭，立刻把脸一沉，下令退回，重做乡间石磨加工的碾子米饭。

这段时日的恃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有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中，惹蒋介石大发雷霆。这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紧挨着蒋的住房门边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半夜，蒋介石就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一气之下，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当众人被吓醒之后，蒋才知道刚才是门口警卫在打鼾磨牙，不是什么怪声音。因为一位侍卫官有夜睡磨牙的习惯，而另外一位副官，则是一人睡就会打鼾，可是，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使蒋没法继续人睡。

后此，只要是轮到这二位恃从人员值夜，他们在就寝前，会在嘴巴内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再把情绪不佳的蒋介石从睡梦中吵醒。那时，侍卫们才深刻体会到为什么会有人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差。

蒋介石的一个侄子，名叫蒋孝镇，经常和同伴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又被先生砍了一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蒋孝镇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东北军向蒋介石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介石慌乱中没来得及穿鞋便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为了分散后面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

事变结束后，蒋孝镇经南京的军医院治疗了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

不过，在蒋介石心情好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少许幽默感。在恃卫圈子里流传着一则蒋介石与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笑话。有一回，蒋介石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籍恃卫没听懂他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蒋见到之后，不觉尧尔，知道是侍卫没了解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恃从人员赶快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

由于时局的败落，蒋介石要带头装出勤俭自持的风格。

据卫士翁元回忆，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介石要大厨为他作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他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卫士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他们认为这些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这次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介石在溪口指挥国民党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蒋介石是溪口武岭学校的校长，宋美龄是该校的董事长，这个学校也是蒋介石为“造福乡里”出资30余万银元修建的新式建筑。这天，武岭学校的校务长施季言，特地买了两只甲鱼，烧好后端来给蒋介石佐餐，不料老蒋勃然作色：“现在什么时候，你还买这么贵的东西给我吃，你知道甲鱼多少钱一斤？”

尽管心情很坏，但表面文章还要做。春节前蒋介石以进宗谱为名，开祠堂祭告祖宗，并大摆酒席，宴请族中父老。蒋介石在席上大谈要把溪口办成小型工业的示范镇；农历腊月二十八，蒋介石在溪口办了一次年夜饭，奉化县长周灵钧、武岭学校校务长施季言、总统府参军施觉民等10人被邀出席，饭后，蒋介石大谈要在溪口建一座大桥，要使汽车能直达法华庵。宋美龄也大谈在溪口办丝织厂，使溪口妇女都有就业机会。农历正月初一的晚上，蒋介石和宋美龄到武岭学校的礼堂同乡民们一起看京戏《苏三起解》，一幅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样子。表面上，好像他们真是在野之身，毫无牵挂，其实他们心里十分清楚，在大陆的日子不会长久了，必须早作永别溪口的准备。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公历2月18日），蒋介石带了蒋经国和孙子孙女专程到葛竹外婆家扫墓探亲，并住了一晚，第二天才走。叙谈之中，蒋介石多次叮嘱表弟工良穆（王贤矩次子）：“你到溪口来，我在家等你。”临走上轿之前，还对王良穆再重复一遍。王良穆日后回忆，说：“表哥这次来特别客气，从来没有这样叫我到他那里去。当时我没有领会他的意思，直到他离开溪口，才知道原来他是想叫我跟他同行啊！”

两天后，蒋经国也到自己的外婆家岩头扫墓辞亲，他在墓地拜祭外公外婆之后，进村探望了大舅母张定根，并在她家吃了中饭。张定根送给蒋经国一只大公(又鸟)、一包长寿面和一些(又鸟)蛋，说：“经国，过几天就是你的40岁生日，这些东西表示舅母一点心意。”蒋经国恭敬地接过生日礼物，对张定根说：“大舅母我们就要走了，你是否同我们一起去？”张定根问：“到哪里去啊？”蒋经国回答：“我们到哪里，舅母也到哪里。”张定根由于舍不下自己的家，终于没有同去。

清明节（4月5日）那天，蒋介石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子孙女，到白岩山祭扫蒋母墓，他在墓前躬身下拜，喃喃祈祷，涕泪横流。拜毕，他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是蒋经国的俄籍妻子蒋方良不知是没听清还是怎么的，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见此大为生气，怒目而视，斥责“俄人不懂礼节”。接着，他又命堂弟蒋周峰和族人挑了供品，扛了供桌，到桃抗山祭扫了蒋父之墓。

由于身在溪口的蒋介石十分明了全国的军政大势，清明过后，他深知在家乡余日无多，便开始带蒋经国等追访家乡的山水，作告别式的巡游，足迹遍及宁波的柳亭庵、弥陀寺、天童寺、金峨寺，奉化的楼隘村、山岭村等等。在妙高台千丈岩下瀑布前溪坑的石拱桥边的一块天然大方石上，蒋介石一家留下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张的合照。此块方石迄今依然在原处。

蒋介石等在宁波南郊的柳亭庵，祭扫了近旁的蒋姓祖坟，给柳亭庵当家500元钱，嘱其管好坟幕。之后，去宁波东乡的小盘山，祭扫了弥陀寺旁的溪口蒋氏始祖蒋摩何，给弥陀寺主持果如和尚5担白米，托其经常供奉香火。此后又到了奉化的三岭，去拜蒋家祖宗墓。根据《蒋氏宗谱》，溪口的蒋氏是元代从奉化三岭迁去的，所以，蒋摩河虽是蒋介石这一分支的始祖，三岭的蒋氏与溪口蒋氏血缘最近。蒋介石此次去三岭，带了宋美龄、蒋经国夫妇以及孙子孙女。他率儿孙拜了祖宗墓，在墓前拍了全家照，进祠堂又拜了神位。三岭的蒋氏族长，比蒋介石大一辈，直呼蒋之小名“瑞元”，蒋则称其为“阿叔”。族长提出三岭的摩河庵己很破旧，是否修一修，意思是让蒋介石掏口袋，蒋当时满口答应，但哪里还有时间哟。

清明节后的4月15日（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的40岁生日，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寓理帅气”四个大字，并制成横匾悬挂在蒋祠报本堂的前廊。此匾有跋文云：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间，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快，但不敢示人。令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看来，蒋介石也在回顾和反思自己的人生。

溪口取代南京蒋介石在溪口这一段日子，并不完全沉浸在个人的伤感和对乡邻故旧的装模作样中，他时时关注着南京，关注着长江，关注着前线，仍然指挥调度着国民党控制区的军政事务。

在此次下野之前，蒋经国曾率总统府第三局局长俞济时、警卫组主任石祖德等秘密到溪口，布置警卫通讯网，为蒋退居幕后，预作部署。

表面上蒋介石要求：“全体军民暨各级政府共矢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副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话说得堂堂正正，其实，全是作戏，他一边辞掉总统，一边又挂出总裁的招牌。

依照国民党的惯例，政府的一切措施都需中央常委会通过，再交行政单位执行，即以党领政的意思。蒋是总裁，虽宣布下野，不做总统，仍主持中常会，凌驾李宗仁之上，李拿到一个代总统，却是空头称号，无控制全局的权力。

此后，溪口取代南京，成为国民党政权新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军政要员，纷纷前往晋谒。如：l月29日，蒋介石接见黄少谷，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粤，就现况加以整顿，再图根本改革。

1月31日，国防部次长林蔚文自南京来溪口。2月7日，李弥向蒋面告陈官庄突围经过及其沿途情形。2月17日，阎锡山到溪口，张道藩、谷正纲同时到达。3月3日，张治中访蒋。

3月19日，汤恩伯到溪口，约见万耀煌商讨中央训练机构的地点和办法。3月24日，陈诚自台湾赴溪口。

4月10日，周至柔、胡宗甫到奉化。

4月12日，居正、陈启天访溪口。

从上列频繁的活动看，蒋介石算是世界上最忙的闲人。李宗仁取得头衔，但无实权。行政院长孙科，为了报竞选败北的一箭之仇，行政院拒绝自粤迁宁，公开闹府院分裂。当初桂系，拉蒋下马，欣喜一阵，他们就没有想到，蒋介石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包括华盛顿在内，都扑了一个空。关于这一点，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枚里建立电台7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半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南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好放下碗署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餐未终，顾祝同先后三次接了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扬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多少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进入4月，蒋介石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熬，但他仍把自己钉在溪口，期盼着局势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知道解放军一定要过江，但期望李宗仁主持的国共谈判能达成隔江而治的协议；他知道自己已经被美国人抛弃了，但仍幻想美国人能阻止解放军渡江。4月21日晚，蒋介石、蒋经国正在武岭学校观看演出，俞济时匆匆跑来报告：有南京来的长途电话。蒋介石一听，就挺直了腰板，知道有重大事情，示意蒋经国去接电话，蒋经国归来，对蒋介石耳语几句，蒋即匆匆退席。顿时会场秩序混乱，演出中止。

原来。蒋经国从南京电话得知，解放军于4月20日20时开始渡江，突破国民党军鲁港至铜陵段防线，国民党军第7绥区部队虽多次反击，未能遏止；21日，解放军已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觅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

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

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撒，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撒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国民党总裁与代总统，这两个巨头以下的一段对话，颇堪玩味：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交出，反嫌小气。”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万5千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第二节梦断溪口南京新生1949年4月1日始，中共方面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由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等组成的代表团，与南京国民党派出的以张治中为首，由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等组成的代表团在北平六国饭店进行十几天的和平会谈，4月15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内，国共双方代表共同拟就了《国内和平协定》（又称《最后修正案》），并商定于4月20日共同签字。但是，冥顽不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竟断然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平的希望彻底破碎，和平的大门被无情地关死了。北平国共和谈彻底破裂，这是毛泽东预料之中的事情，他实在是太了解蒋介石了。

北平的西郊，双清别墅的大厅内。毛泽东一手拿着点燃的香烟，一手习惯地插在腰间，用他那双睿智的眼睛看了看他的战友们，说道：“各位老总，我们对李宗仁、白崇禧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可现在看来他们还是要跟我们的蒋委员长一条道跑到黑，真是没有办法哟！”

“就是嘛”，朱德总司令插话说：“李宗仁、白崇禧他们桂系舍不得那点本钱，还幻想与如来佛斗斗法哩。”

毛泽东笑着说道：“那就跟他们斗一斗，看看谁厉害。李宗仁刚刚当上代总统，舍不得那个宝座。对不起，你们把中国搞得乱七八糟，民不聊生，当然要把位子让出来，由我们共产党人来治理天下。”

说到这儿毛泽东略微沉思了一下又说：“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非常了解的，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李宗仁、白崇禧非要陪老蒋上断头台，我们也只好成人之美啦。原来，我们在战争初期估计，与蒋介石要打60个月。60个月者，5年也。前30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我们占优势；后30个月叫做‘传檄而定’，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现在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原来的估计是保守了，我看再有一年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轻松了，还有许多仗要打，还有许多事要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我曾提醒全党注意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轻敌大意是要吃大亏的。”

“主席分析得对。”周恩来接着说：“国民党崩溃速度之快，不但超出了我们的预料，而且也出乎美国人、英国人、其它党派人士，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预料之外。同时，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未作好这方面思想准备。因此，根据主席的指示要特别告诫各级指挥员，虽然我们已兵临南京城下，但尚未实现我们的解放全中国的目标，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大意是要失荆州的。”

毛泽东赞赏地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朱德说道：“老总哟，该咱们拍板定案喽！小平、陈毅、伯承他们箭已在弦，弓已拉满，等不及了，该让他们发出去了。”

这位从湖南韶山冲出来的青年，历经了风霜雪雨几十载的磨难，几番周折，几番生死，如今已成为把握中国命运的“一代天骄”。他把他的理想和他的智慧全部投入到伟大的人民解放的事业中，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紫禁城，他与他的战友们最终把星星之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每到危难之时，这位伟人总以他那无穷的智慧、惊人的胆略、超凡的气魄，扭转乾坤，在这一点上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现在，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最后角逐中，又一次显示出他的远见卓识和智慧的光彩。

1949年4月21日，东边天际，晨曦初露，雄(又鸟)报晓。

新华社播音员以清晰宏亮的声音，将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通过电波传遍了长江南北，黄河上下。

长江北岸顿时万炮齐轰，万帆齐发，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怒吼着扑向南岸，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拉开了。

长江北岸的炮火打碎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一夜之间便土崩瓦解了。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人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解放南京一段趣事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城指日可下。为了尽快得到解放南京的进展情况，我北平新华广播电台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在广播里同伪中央广播电台通话。4月23日，我著名播音员齐越，在广播里向南京台反复呼叫，通知他们明天上午9时双方通话。

第二天9时整，机务人员把收音机波段调到了南京台的位置上，齐越打开了话筒开关：“北平新华广播电台！请南京广播电台注意，我向你呼叫，请你回话。”

一会儿，传来了一个男播音员清晰的声音：“我是南京广播电台，我来回话。”

齐越抑制住兴奋、激动的心情，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是做什么的？”对方答道：“我叫蔡骧，是做播音工作的。您先生贵姓？”“我姓齐，叫齐越。整齐的齐，越打越强的越。”我奉本台领导的指示跟您通话。现在你报告一下南京的情况。”“红军已在凌晨进入南京城。现在街道到处都有。”“不对！不叫红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要求你要负责保管好电台和机器，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布的约法八章。”

“是，是是。。”

“你们要等待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不许破坏，不许听信谣“是。”。。这次奇特的通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蔡骧和他的同事们果然一一照办。蔡骧还亲自请来一个排的解放军保卫电台安全。

解放后，蔡骧参加了革命队伍，后来成为颇有名望的导演。尤其有趣的是，他和齐越曾多次会面，两人一起切磋朗诵技巧，还一起灌制过朗诵唱片。泪洒“慈庵”

4月23日，解放军解放了南京。翌日，蒋介石获知，惊恐万分，不吃不喝，企图自杀。后经蒋经国等家人、心腹苦苦劝解，他才打消自杀念头，强打精神，但也残局难收。

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溪口的武岭、丰镐房、慈庵虽难割舍，但也不敢再留。“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4月24日中午，蒋介石对蒋经国这样说。就在这天上午，蒋经国已将妻儿送往台湾，“以免后顾之虑”，并“处理有关溪口之事务，作永别准备”。

这是4月25日上午，蒋介石带领蒋经国到蒋母王氏墓前辞别。蒋介石呆立慈庵前，沉默不语。只见他两颊清癯，双眼沉凹，身穿长袍马褂，手持西式礼帽，臂挂拐杖，好不凄楚。慈庵位于溪口北侧白岩山腰上，为蒋介石生母王采玉的墓地，这里有洋楼三间，蒋介石经常在此下榻，以尽孝道。今日离去，不知何日能返？蒋介石想到此，不由得滴出几滴清泪，滴落墓前。在众人催促下，依依而别。

然后，父子二人走上飞凤山顶，对故乡山水，“作最后一次的眺望”。

日后，蒋经国对此曾有一段追忆：极目四望，溪山无语，虽未流泪，但悲痛之情，难以言宣。本想再到丰镐房（溪口故居，蒋经国的出生地），探视一次，而心又有所不忍；又想向乡间父老辞行，心更有所不忍，盖看了他们，又无法携其同走，徒增依依之恋耳。终于不告而别。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从飞凤山上下来，蒋氏父子二人直接乘轿车前往象山港，这时，离溪口最近的宁波机场已被解放军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哪还敢去那坐飞机？只好用眠轿抬着蒋介石，翻山越岭，去乘军舰。在下午一点钟光景，行至奉化县城，城内人闻讯，纷纷倾家而出，都来目睹蒋氏家族逃难景象。随行的有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孙子蒋孝文（爱伦）等家人。

不知是那位忠实信徒突然喊起了“万岁”，接着有人放起鞭炮。喧闹混杂的场面，弄得蒋介石心里直生气。“娘希匹，这简直是像送葬！”尽管他心中着急，还是在城内孔圣殿郑重其事地祭祀了孔夫子。当来到象山港边时，已是4点来钟光景，正遇退潮。蒋介石再也沉不住气了，担心解放军抢先包抄，截住后路。于是，勿匆步行至象山口岸，上了停在水中的“泰康”号军舰。直到此时，蒋介石一颗悬着的心才踏实了些。站在甲板上，望着水波，蒋介石又悄然落下几滴清泪。

在沪最后时光蒋介石离开老家，没有直接去台湾，而是从海上迂回。蒋介石下令军舰驶往上海，他要去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途经宁波时，“泰康号”停泊了三天。由于两天前南京失守，国民党党内、军内、政府内一片混乱。4月27日，蒋介石赶忙在报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贰”，企图稳定一点局势。他在宁波逗留的三天里，竟一直留在军舰上，不敢上岸到宁波城里的宅第去住，以便及时撤退。因为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接近杭州，这时的宁波几乎成了前线。

可是，蒋介石对那所宅第十分惦念。因为这里有许多值得他回忆的往事。

那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金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蒋介石带他的原配妻子毛氏到宁波伴读，一来是照料生活，二来是王氏盼孙子心切。蒋介石就赁这所房子与毛氏居住六七个月。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他就将这所住宅买下，并修葺、扩建了这座花园。1921年至1923年间，蒋介石又经常与爱妾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提高，花园也修建得日趋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里住宿或玩赏。4月28日，蒋介石要离开宁波了，特意把为他着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找到“泰康舰”上见面。蒋介石详细询问花园情况后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一百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30日下午，蒋介石乘坐的泰康号军舰在一片阴雾茫茫中穿过吴淞口，靠上了黄浦江心的复兴岛码头。

当天，蒋介石便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蒋介石对淞沪防务又作了周密的部署。蒋训话时说，坚守在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这是至关党国存亡之战役。

5月1日上午，蒋介石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召集驻淞沪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是想以他黄埔老校长的名义，将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集合起来，达到收拢嫡系部队的目的。但是，好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并不到会。如黄埔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介石召开会议的当天上午，从上海返回广西老家了。

同日下午，蒋介石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国军”团长以上的长官训话，声言：他要留在上海不走，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他又把政工方面的事务交给蒋经国，蒋经国实际上成了汤恩伯的政治部主任。蒋介石还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将装甲兵部队调到上海加强防御力量。

为着企图保住上海，蒋介石要孤注一掷了。这是有历史渊源的：上海是蒋介石当年的发迹地，国民党政权，一直就靠着江浙财阀，尤为上海财团所培植。从现实利益来说，上海的战略物资还没有抢运完。蒋介石更有其战略的考虑：英、美等帝国主义的巨大投资集中在上海，由于利害相同，可望获得英、美的军事干预。所以，蒋介石要坚守上海，哪怕争取能多守几天也好。从1948年12月初开始，蒋介石即命令在上海构筑工事，历时四个月，构成外围、主阵、核心三道阵地。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内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一万多座。阎锡山看了阵地满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一年。”蒋经国把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说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汤恩伯向蒋报告说，防御阵地3华里以内的房屋已全部平毁。另外，在市内选定国际饭店、汇丰银行等22处建筑物作为市区巷战的核心工事。他拍着胸脯说：“我已颁布了十杀战令，大上海将成为攻不破、摧不毁的斯大林格勒第二！”

为了表示自己与上海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不顾部下的劝阻，在第二天就离开军舰住进了由军警宪特严密戒备的金神义路（今瑞金二路）励志社内。5月3日，蒋介石突然吩咐侍卫官，要去巡查市区。街头不时传来警车刺耳的尖叫声，防弹汽车内的蒋介石透过玻璃注视着部熟悉的马路和楼房，一幕幕往事在脑海里翻腾。在经过江西路汉口路国民党市政府时，他仿佛听到了3年前在这里的欢呼声。可如今。。往事不堪回首啊！蒋介石紧锁眉头，闭上两眼，长长叹了口气。他心里明白，汤恩伯在说大话。上海是守不住的。再完善的防御，还是需要人来守的。如今，上海的国军人人自危，士气低落，没人相信能守住上海。

但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张网已经向他张开，国民党中将张权准备在上海活捉蒋介石，交人民审判。

张权在北伐时就任师长，国民党驻沪部队中不少将领包括汤恩伯在内，当年都是他的部下。张权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准备响应共产党号召，举行武装起义，并已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他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单线联络了一艘军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航道，截断蒋介石的退路。同时张权自率精兵，活捉蒋介石。张权指令一个准备参加起义行列的纵队司令李锡佑做好准备，李又向部下中校参谋科长张贤布置了起义任务。谁知这个张贤竟是蒋介石忠实走徒，结果武装起义流产，张权和李锡佑都被逮捕。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活捉他，气得把玻璃杯摔在地上，亲自下令把张权和李锡佑枪杀在南京路西藏路闹中口，又重赏了张贤，从中校科长提升为上校处长，还赏给银元5000元。张贤在大陆隐匿下来，后被查出，1957年9月26日，被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活捉蒋介石的计划，在上海解放前夕，就这样由于张贤作梗而没能实现。但这在精神上给了蒋介石以重重的打击，勾起了他对西安事变的回忆，从此更加疑神疑鬼，感到哪里似乎都是火山口，哪里都不安全。

表面上他也吹“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但他内心已十分恐惧，再也不敢住在金神义路，而龟缩在吴淞口外洋面的军舰上，以便随时逃离。

蒋介石自己也设想到，此次来上海呆不到几天就不得不离开。5月3日，解放军攻克杭州，沿京沪、沪杭铁路向上海进军。阎锡山于5月4日乘专机到上海，向蒋介石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虽已迁至广州，但李代总统却滞留桂林，拒不到国府主政，并牢骚满腹，意志消沉。阎还带来李宗仁委托传达的话：“蒋先生幕后不放手，我决无法亦无此能力领导，只有激流勇退之一途。”

接着阎锡山向蒋谈了李宗仁提出的六条方案。李宗仁说：“请蒋先生作确切的保证，为我飞穗重主中枢大政的先决条件。”其对蒋介石提出的要求是：交出军事指挥权；交出全国官吏任免权；将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一律交出；各级政府向总统及行政院负责，蒋先生不得幕后干预；国民党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希望蒋先生暂时出国赴欧美访问，免碍军政改革。

为了向中外表明国民政府尚存，也需要李宗仁这位代总统支撑这支离破碎的门面。于是蒋介石叫阎锡山去桂林转告李宗仁：“蒋先生完全同意一切权力交出，他5年之内，亦不复过问政治。但是蒋先生希望能留居台湾，因国家败亡至此，他觉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

得到蒋介石的又一次不干政的诺言后，李宗仁遂于5月7日飞抵广州，主持“中枢大政”，“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两翼吃紧，蒋介石在上海也坐不住了。乘军舰离开上海太引人注目，再说主帅临战撤退如何向部下交待？5月5日，蒋介石令儿子蒋经国冒着大雨到轮船招商局，征用了“江静”号轮。

从海路逃离浙江省宁波镇海一座年代久远、古朴幽静的平房里，原国民党招商局“江静”轮船长徐品富，谈起了当年蒋介石逃离上海时的情景。

1949年5月5日的中午，新婚方3日的徐品富船长和妻子正在吃饭。突然，“江静”轮二副仁谓荪急匆匆闯了进来，大声嚷道：“船长，快，快！有紧急任务，要你立即到局里去。。”

徐品富急忙赶到上海广东路外滩招商局办公大楼。董事长徐学禹神态极为严肃地对徐品富说：“根据上司指示，‘江静’轮有重要紧急任务，船上售出的客票已经全部退掉，你立即把船移到复兴岛江心带浮筒，准备好4天的煤水给养，与这次任务无关的客运部人员必须全部离船！”

徐学禹紧接着压低了嗓门说：“这次任务是送老先生离开上海到舟山。

此事要绝对保密，只准你一人知道。如果泄了密，你要负绝对责任！”徐船长抬腕看看表，回家向妻子告别已经来不及，只得给妻子去了个电话，言明任务紧急，一个星期左右回到上海。

徐品富回到船上后，当即安排客运部门的40人离船。当他移泊到复兴岛江心的浮筒时，只见一直是作为蒋介石座舰的“泰康”号早已系在浮筒上了。

第二天一早，一艘艘汽艇便在复兴岛和泊在江心的“江静”轮之间穿梭往来，送人上货，忙个不停。从日出到日落，整整运了一天。这艘客货轮，虽然有4600吨位，也显得拥挤不堪了。

蒋介石的100多名随从人员登轮后，当即封闭了“江静”轮原有的电台，架设了专用的通讯设备。船上的要道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

晚上8时许，一艘大型交通艇徐徐靠在“江静”轮的左舷。船上顿时紧张起来，卫兵们个个目视江面，如临大敌。在舷灯的照射下，身穿玄色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右手执根“司的克”，左手提着长袍的下摆，在徐学禹的陪同下登上了舷梯。随在老蒋身后的是蒋经国和蒋孝文。徐品富是第一次看到蒋介石本人，至于跟在老蒋身后的蒋经国，徐品富和他倒已有4次交往。

本来，蒋介石的卧室是安排在餐厅的，由于来不及布置，第一晚就只能安顿在船长的寝室里。“这是江静轮船长徐品富，是位优秀的船长，江静轮也是条好船。”蒋介石一行踏进徐船长的住舱时，徐学禹向蒋介石介绍着徐品富。蒋介石没有作声，只是看了一眼徐船长，微微点头。

当晚，蒋经国住在头等客房，徐品富只能到二副的住舱里权且过了一夜。当他离开寝室时，询问蒋介石次日何时开船为好？“到舟山需要多少时间？”蒋介石沉思片刻后，用宁波官话反问徐品富。“最好是天要亮未亮时开船，天要黑未黑时到舟山。”随后蒋介石又说。

5月7日清晨6时，“江静”号在“泰康”舰的护航下，轮载着蒋介石悄悄驶离了复兴岛，徐徐向吴淞口驶去。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沮丧地写道：不管前途如何艰难，也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但“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方法对付敌人呢？”

蒋介石在复兴岛召开的三次团长以上会议时都强调不要把船留给共产党。所以，黄浦江里稍大一些的船舶有的撤到台湾，有的出国不归，有的干脆击沉江底。昔日的“水上大马路”，此时已是行舟寥寥，清冷死寂，宛若一条冻僵了的巨蟒。

10时许，徐品富正在驾驶台凝神眺望，蒋介石带着4名随从走进了驾驶台。蒋介石端坐在太师椅上，4名卫士静侍左右。“江静”轮进入了舟山海域，远瞧近岛擦着船舷而过，这时，蒋介石的情绪较先前有了好转。

一群依稀的岛影横在船头前方。蒋介石用望远镜凝望着。他要求天将黑时开到舟山，徐品富只能通知机舱减速慢行。

掌灯时分，“江静”轮靠上了舟山码头。码头上戒备森严，搭好跳板，只见当时担任浙江省长的周岩，疾步登上甲板，迎接这位“下野”的总统。船靠舟山，一路风平浪静，徐品富心中一块石头落地，巴望着蒋介石快些离船，然后驾船回沪。谁知事出意外，蒋介石不仅没有下船，还派人传话，要继续乘船视察舟山各岛。因为当时国民党的军队纷纷从大陆出逃，大量的军队汇集于星罗棋布的舟山群岛，他们士气低落。蒋介石要去给他们打打气，以稳定军心。

尽管徐品富对此一百个不愿意，但他又怎能违抗蒋介石的意旨呢？他强忍下对亲人的思念，对前途的不安，操纵着“江静”轮悠然于碧水青山之间。有时船靠岛屿，蒋介石便轻轿一乘，登岛视察。有些岛屿船大难靠，就放下船上的救生艇，把驻岛的军政要员接至大船，听取汇报，面授机宜，安抚人心。一连几日，蒋介石仆仆风尘，不遗余力。

一天晚上，蒋经国约见徐品富，蒋经国告诉他：“这几天老先生坐你的船很满意，故请你送他到台湾去。”蒋经国的这句话，对徐品富不啻是个晴天霹雳，他急中生智，提出了：“江静”轮的保修期已到，需要检修；再说台湾、福建的航线不熟悉，没有绝对把握。。蒋经国听出了徐品富有推托之意，有些不悦地说：“修船问题，推迟数月无妨。至于航线不熟悉，跟着‘泰康’跑就是。”最后，蒋经国要他考虑，明日再听回音。徐品富彻夜未眠，思之再三，还是不主动去向蒋经国表态，采取拖的办法为好。他满以为蒋经国会来找他的，但是蒋经国一直没有来，船上也丝毫无其它反常现象。10时左右，徐品富提心吊胆地躺在住舱里。忽然，从窗外传来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他夺步跨进驾驶台，拿起望远镜，只见蓝天白云之间，3架巨型的运输机徐徐向舟山机场飞去。当他看到其中一架是蒋介石的专用座机“美龄”号时，提到嗓眼的心终于怦然落地了，看来蒋介石也许改变了坐船去台湾的主意而改乘飞机了。事后他才知道，5月17日，上海市郊已经解放，浙江沿海岛屿也已岌岌可危；已经成为惊弓之鸟的蒋介石怕乘船赴台航路漫漫，夜长梦多；徐品富又态度暖昧，缺乏把握，所以临时决定改乘飞机及早逃离舟山。

乘此时机，思乡心切的徐品富和宓领港在夜幕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乘小渔船离开舟山，顶风迎浪，昼夜兼程，经过了舟山群岛，到了杭州，又从杭州回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解放了。

解放大上海就在蒋介石逃离上海的同时，我军总前委根据渡江后战局的发展，决定命令七兵团解放浙江全省；八兵团一部担任南京、镇江的警备，肃清残敌；集中九、十两兵团解放上海，同时包括八兵团一部共8个军；二野主力在金华、东阳一带休整，以对付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确保三野顺利解放上海。

因为上海情况十分特别，如何能消灭敌人又减少损失，使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毛泽东专门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我军决定分为东西两个兵团分进合击，分别从上海郊区东西两个方向向吴淞口前进。会师吴淞口后，截断敌人海上逃路，力争在郊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对龟缩在市区的敌军，采取轻武器加以解决。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了。宋时轮指挥的东线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军发起钳形攻击。18日进抵高桥。叶飞指挥的西线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像把利箭猛插淞沪，攻占了南翔、嘉定，直逼刘行、月浦。这时，上海外围敌军已全部解决。

在攻打刘行、月浦时，二十九军、二十八军同时受阻。这里是敌军重点防御阵地，工事十分坚固，守敌又十分顽强，给我军很大损失。同时，由于我军重武器和大口径火炮都未多带，也就给进攻增加了困难。但是，我军发扬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经过异常艰苦的战斗，终于在15日攻占了刘行、月浦，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20日高桥主阵地被攻占。23日蒋介石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尽可能保存兵力运往台湾。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除汤恩伯的五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等部的5万人登舰逃脱外，其余15万蒋军全部被歼。26日，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上海的解放，使毛泽东大大地松了口气。

入夏的北京城，窗外一片翠绿，鸟语花香，生机盎然，毛泽东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外面的景色，从他那宽大衣袋中抽出支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转过身来，对正趴在桌面上看地图的朱老总说道：“老总哟，渡江战役按咱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了。原来，咱们担心美英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也未出现。看来他们对老蒋实在太伤心，要不岂能见死不救。另外，我想他们还是害怕卷入中国内战，不能自拔。”

“是的，”朱老总抬起头来说：“下一步看来该解决白崇禧、胡宗南、马步芳，还有东南的蒋介石残部了。”

“对喽，”毛泽东掰着手指说：“俗话说，饭要一口一口吃嘛，咱们再来算一算。在中南地区有广西白崇禧20万人，川鄂湘有宋希濂10万人，西北马家军有18万人，还有老蒋的最后一点本钱主要集中在台湾、舟山、金厦和潮汕地区，大约剩下约38万人左右。依照计划由一野的彭德怀在打击胡宗南后，解决马步芳；四野来对付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这个人很滑头，得拉开大网逮他。”

“主席，”周恩来插话说：“陈老总曾向中央提议，二野刘伯承、邓小平他们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可让二野来经营富庶的江浙地区，由三野来担负进军西南的任务。”“陈毅的风格倒蛮高哩。”毛泽东笑着说道，大家也都笑了。“但我考虑，”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说道：“三野前身是江南的新四军，比较熟悉江南水乡，江河作战经验较多，这就便于以后解决台湾和沿海诸岛。而二野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过去主要活动于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相比之下三野来经营东南较为有利，这是扬长避短嘛。诸君意下如何？”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分析。

毛泽东又说道：“老蒋已将老巢迁到台湾，军委应特别研究一下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问题。渡海作战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靠空军，二是要组建一支渡海陆军攻击力量。空军的问题我已向少奇同志提出，在他去莫斯科时请斯大林同志帮助解决。在5月23日，我已电告三野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它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途中滞留马公岛穷余末路的蒋氏父子离开舟山后没有径飞台北，而是先在澎湖马公岛驻节，要着看东道主陈诚的态度再定行止。

当时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任警备总司令和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揽台湾一切大权。当时，蒋介石风闻美国要在台湾废蒋立陈。所以到舟山时就致电台北陈诚，告有赴台之行，但陈诚在24小时内未行复电，更引起蒋的不安。蒋介石这种难言苦衷，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一二。6月4日：“露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又感觉到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夜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狗，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在三年解放战争中一直坚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要坚决抛弃蒋介石，最基本的原因是看到了蒋介石不可避免的失败，看到蒋介石集团的腐朽和无能；另一方面，由于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选错了支持对象，使后来蝉联总统的杜鲁门十分恼火。但是，美国在1948年底至1949年之间还不愿让台湾落在共产党手中，因此，美国人企图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还谨慎地与有希望的台湾当地的领袖保持联系，以便将来有一天在符合美国利益时利用台湾自治运动，实际上是想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上分离出去，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寻找一个既“不必听蒋介石之指挥，也不必服从李宗仁联合政府之命令，而专为台湾谋福利者”来完成“台湾自治”。美国人选择了陈诚和孙立人。

1949年2月，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参赞莫成德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派遣，前往台湾执行特殊使命。莫成德到达台湾后，便根据美国政府的打算游说陈诚自立。莫成德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是：一、台湾与国民党政府分离，与中共断绝经济贸易，自办台政，美国每年援助台湾2500万美元。

二、美国可以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勒斯坦、锡兰（斯里兰卡）

各国，进行象征性的联合出兵，共同占领台湾，并在台湾召开政权转移会议。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的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有同乡、师生和婿翁（宋美龄的干女儿谭祥后来嫁给了陈诚）多层关系。陈在蒋之手下，不但表现出过人的才干，而且表现出少有忠诚，因而在仕途上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也正由于此，当蒋介石看到大陆形势危急时，把陈诚派到台湾去，为蒋介石经营孤岛，并收编、整训从大陆逃到台湾的残兵败将，以确保台湾这块最后的存身之地。这一次美国人来游说陈诚自立，他也表现出对蒋的绝对忠诚。他对莫成德说：自己追随委员长多年，不能背蒋而自立，也不能拒绝蒋介石到台湾来。莫成德无功而返，他在给艾奇逊的报告中说：“陈诚主席是蒋先总统之亲信，不能望其背蒋而奉行美国之旨意。”

有人在评论陈诚时用“忠蒋、反共、爱国”6个字来概括，蒋介石也曾经说过：“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陈诚的字）”。但在这大风大浪的非常时期，在他又听到美国人企图拉陈诚自立的消息后，蒋介石是不敢轻易把自己交付于人的。

蒋介石盘桓澎湖，其实还想摸一摸另一个台湾要员的态度，这就是孙立人。孙立人在东北与黄埔军官不和，蒋介石把他调到台湾编练新军，这本因为他不是黄埔嫡系，被蒋介石穿了小鞋，而如今他却是台湾岛上足以与陈诚相抗衡的力量。他有三个新军，这在其它国民党军仍在大陆与解放军作战的情况下，是一支能左右台湾局势的重要力量。这些既是美国人要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的原因。也是蒋介石要看一看他的态度的原因。

当蒋介石到达澎湖的马公后，孙立人闻讯即来晋见，陈诚一直到4天之后才登上马公，联想上海有人密谋活捉蒋介石，美国的扶李倒蒋、拉陈拥孙，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求蒋介石流亡国外，蒋介石对陈诚不由疑窦顿生，对自己上不上台湾岛踌躇不决，因而一拖就是10天。

前文已经提及，蒋介石早有经营台湾的打算。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王朝。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蒋介石对台湾的地位一直很重视。1946年10月，蒋介石和宋美龄就曾经巡视过台湾，从台湾归来，蒋介石高兴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他还发感慨地说：“巡视台湾之收获，较诸巡视东北之收获犹大。”很明显，在1946年10月，他已形成把台湾作为内战后盾的想法。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年，他就要被赶到这个当年他曾赞不绝口的孤岛上来了。

特别是解放军渡江以后，蒋介石知道“江南半壁。。风声鹤立，草木皆兵”（蒋经国语），更加清楚台湾地位的特殊和重要，蒋介石还说过：“台湾要作最坏的打算与万一的准备，使台湾成为复兴民族的基地。”

然而，由于“白云苍狗”的原因，他殚精竭虑要将其作为存身之地的台湾近在眼前，却不敢贸然前往，心中又怎能没有“流亡”之苦？但是，蒋介石经过反复斟酌，还是决心上岛。

蒋介石虽然决心已定，但仍未径飞台北，而是先到冈山，再转高雄。蒋介石之所以在台湾岛南部上岸，不仅是因为此处是孙立人的势力范围，而且是因为有彭孟缉也在这里。蒋介石仍对陈诚放心不下。

彭孟缉当时是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是蒋介石最可靠的亲信。20年代的东征、北伐期间，他一直是蒋介石卫士大队的卫士。1927年8月，蒋介石

第一次下野后，亲自点名送他和另外21名人去日本学习军事。

蒋介石终于登上了台湾岛，但他的心并不踏实，他一看到来迎接的孙立人和彭孟辑，开口就问：“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快人快语，他说：“有我们保卫，谁敢把总裁怎么样？”据说此话后来传到陈诚的耳朵里，陈很不以为然。6年后，孙立人因“兵变事件”“辞职”，台湾当局派了9位大员组织“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侦讯，陈诚是主任委员，那还有孙立人的好？不过，这已是后话。

5月31日，蒋介石在高雄草拟了防守和治理台湾的计划，6月2日，陈诚等在台国民党要员到高雄开会，研究台湾的整军、防务和其它军政问题。终于，蒋介石认为陈诚确没有“异动”企图，才于6月26日迁往台北的草山。台北草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处于台北北部。附近岗峦起伏，绿荫密匝，青山翠谷，原野开阔，长满了桃树、杏树、樱花和杜鹃等。筑有中山楼、阳明山庄、前山公园等。蒋介石选中了这个地方住下，想缓解一下流亡之苦，并在这里设立了“总裁办公室”。但阴影总是笼罩在心头。

新一轮军事冒险失败面对这发发可危的局势，蒋介石感叹，他愤恨，他诅咒。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他不仅要在这处绝地上生存，而且还要在这处绝地上重建他的帝国大厦。

他重新修改了作战计划，制定了以台湾为中心，控制两广，开辟川滇，建立一条北起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的宏伟的军事计划。他对这个计划充满了自信心。他相信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实现。

6月21日，蒋介石的美龄号专机再次离开高雄，开始了他新一轮的军事冒险。

同日上午9时30分，美龄号专机徐徐降落在福州市的南郊机场，机舱门一开启，蒋介石表情严肃地匆匆走下弦梯，连给摄影记者抢拍特写镜头这一不可缺少的欢迎程序都省略了。他只与前来迎接的东南要员们握了一下手，立刻前往机场办公楼，他要在此召开临时军事会议。

从上海逃出的败将汤恩伯（现又被蒋任命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福建省主席朱绍良，第6兵团司令李延年等党政军要员及各军、师长八十余人参加会议。

“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但想起总理（孙中山）生前的嘱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在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同共产党作殊死战。”蒋介石在会上讲话说。接着他强调了保卫福建的重要性，说：“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又说福建若“陷落”，“其政治影响甚大”，因为“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福建失败了，“就更误解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去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必须死守”。

训话之后，蒋介石又就地图对浙、闽、粤边境和各海岛的防御作了防守部署。接着传见了九个主要将领进行单独谈话。除进行鼓励外，还了解其他人是否忠诚可靠。这次蒋介石连续工作了5个小时之久。

从将领们的谈话中，蒋介石了解到：各军新败，士气颓唐，装备缺乏，兵员不充，有的士兵竟衣不遮体。有的将领直言不讳地对蒋介石说，上海有那样巩固的工事都守不住，何况福州这个背水城市呢？

蒋介石仰首叹息，最后说出：“此绝地也可以生。。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美龄”号载着蒋介石于6月21日下午3时半离福州飞往下一站。汤恩伯率领与会将校在机场列队送行，汤指示大家要目送蒋介石飞空。当“美龄”号消失在海空相连处时，目送蒋介石的众将校，心中都默念着：“永别了！”就在蒋介石专机刚从福州的南郊机场轰鸣着飞向他的第二站时，在北平郊外香山脚下双清别墅的一间极为平常的房间里，毛泽东正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当一根烟抽完时，他站起身来走到桌旁将手中的烟蒂在烟灰缸上按灭，然后拿起电话要通了三野指挥部。。6月25日，三野指挥部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十兵团下达结束休整提前入闽的命令。

7月2日，十兵团从浙江省嘉兴县乘火车，沿浙赣线西进，于浙江省的江山县和江西省的上饶下车，然后分成两路急速向闽北挺进。

福建本来就是一个多山的省份，加上此次十兵团入闽作战采取的策略是出其不意，克敌必胜，务求歼敌于陆路，故各部选取的行军路线多为没有人烟的地势险要的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以增加大部队行军的隐蔽性。

7月的闽北大地正值三伏酷暑，天气阴晴变化无常，一会儿骄阳似火，晒得大地热湿气升腾，远处看上去似如一片水雾，行军在这片水雾中的战士个个如同在洗“桑那浴”，大汗淋漓；一会儿狂风大作，雷电交加，暴雨倾泻而下，使人在这雨幕中辨不清东南西北。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丛林中的蚊虫和蛇蝎的叮咬，使这支在山东老解放区组建起来的“北方军”遇到了比攻坚战更为难以克服的困难——疟疾和烂裆症，全兵团的非战斗减员急剧上升，大大影响了部队的行军速度，致使200多公里的路程竟用了20多天的时间。

7月26日，兵团部率28军、31军经浦城到达建瓯，29军经崇安到达建阳、南平，这样十兵团的3个野战军都已按照到达了战役集合地。

到达建瓯后，兵团立刻召开了军以上作战会议，研究作战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省委书记张鼎丞以及各军军长、参谋长等。

在战役发起之前，往往是战役指挥者最紧张、最繁忙，也是最费神的时候。作战方案的优劣好坏，直接影响战役的成功与失败。因此，指挥者不但制定总体作战方案，而且要考虑到各个细节，特别是注意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既要知己，也要知彼，方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百战百胜。

会议已经进行了一会儿，大家对这次战役如何打各抒己见，争论热烈。

叶飞司令员一面听大家的意见，一面将有价值的意见记录下来。随后，与身边的韦国清、张鼎丞商量一下，站了起来，在座的指挥员们停止了议论，肃静下来，目光都注视着司令员。

叶飞略微停顿了一下，扫视了一遍会场，用带有闽南口音的语调说：“同志们，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和三野总部就命令我们入闽，参加解放全福建的战斗，可以说是对我们的信赖和鼓励。因此，大家不可以满足和骄傲，要乘胜前进，打好这一仗。”

叶飞端起茶碗喝了口茶，接着说道：“全国形势大家也都知道，一派大好。蒋介石已兵败如山倒，不堪一击，因此，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穷追猛打彻底消灭之。”

“前面大家对解放福建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对首先要集中兵力全力围歼福州地区的朱绍良、李延年兵团，控制闽中；其次，乘胜南下，攻占泉州、漳州、平潭、厦门和金门等地，力求消灭汤恩伯兵团，解放福建全省这一总体方案并无异议。”

叶飞略微沉吟了一下，指着墙上的地图说：“争论较大的是如何完成第一步：解放福州。我们从地下党同志们那里得到确切情报，福州地区敌军约6万人，是朱绍良、李延年管辖的六兵团。分布是：敌25、96军为左翼，位于城西北闽西侧地区；敌74军为右翼，位于连江、琯头一线；敌73军驻守福清、平潭岛；福州市区由敌106军防守。分两步防守，一是拒我军于闽清、罗源一带，保住福州。二是如闽东、闽北防线被我突破，敌则可由海路逃往平潭等岛屿，或陆路西窜沿福厦公路逃往厦门、漳州及广东等地。”

“戟福州的作战方案归纳起来有两个。一是采取大迂回，断其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汤恩伯兵力之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要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山地山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第二个方案就是只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叶飞稍顿将语调提高了一度，看着大家分析：“我认为，两个方案相比，前者不但艰苦，而且也是一着险棋。”

韦国清政委插话说：“请大家注意，这招险棋险在何处？险在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两天路程；而担任攻占福清、宏路的部队，却要翻山越岭，自带5天干粮走五六天，因此长途行军必然疲劳。这支疲惫之军还要立即作战，(禁止)福州与泉州之间，很可能遭到敌军南北夹击的情况。险就险在此处。”

叶飞点点头表示同意韦国清的解释，继续说：“假如我们采取第二个方案，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南逃的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可能变成赶鸭子，而不能全歼敌军。因而造成敌军可能利用陆路福厦公路南逃，使我们在解放福建总体作战第二步计划实施时增加困难。所以，我与张鼎丞、韦国清同志权衡再三，决心采取第一个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天罗地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最后，叶飞司令员向各军下达命令：以31军为左路军，由古田出发，担任攻占连江、琯头、马尾断敌军海上逃路的任务，马尾占领后迅速向福州攻击；以29军为右路军，由尤溪、南平出发，实施大迂回，担任攻占福清、宏路，截断福州朱绍良、李延年与厦门汤恩伯之间的联系，断其陆路南逃的任务；以28军为中路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击的任务。

8月6日，各军遵照兵团总部的指令开始隐蔽疾进，逼近福州外围。11日右路29军经过5天急行军，攻占了永泰；13日左路31军攻占了丹阳；15日中路28军攻占了连江、马尾等地，割断敌海上逃路，并开始向福州攻击。右路29军已攻占福清、宏路切断敌南逃之路。中路28军已逼近市区。这时，大迂回方案已基本完成，敌人已成瓮中之鳖。朱绍良、李延年大为惊恐。8月16日下令分兵从海上陆上向平潭、厦门逃窜。临逃走时，朱绍良还欺骗部下说：“对保卫福州有充分信心，希望大家保持镇静，不要自相惊扰。”当日，他自己丢下部下与李延年乘飞机逃路了。

十兵团所属的3个野战军紧密配合，协同作战，于8月17日解放福州。

除少数残敌逃到平潭和厦门岛，共歼敌1个兵团部、5个军部、14个师约5万人。

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要塞度端午节。虽惊魂初定，但局势严重，心绪难宁。先寄希望于长江天堑，保半壁河山，结果是美梦一场。如今上海失守，伤及国际观瞻，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战略，亦成泡影，国事真到了不可为的程度了。

至此，十兵团提前入闽后展开的解放福建的第一阶段战役结束了，残存在福建境内的蒋军龟缩在闽南的漳州、泉州和厦门的几个孤立点和沿海岛屿上，已成惊弓之鸟。

“避寿”阿里山1949年10月初，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蒋经国、谷正伦等20余随员簇拥下，来到阿里山。

这天，蒋介石面上颇有倦色，他在臣铺上稍事休息后，即行上山。专车沿崎岖山道盘旋而上。一路森林的海洋，奇石峥嵘，飞瀑奔泻，使人犹置仙境之中，但这山光水色，均未引起蒋的兴致，反而使他越发怀念溪口风物。车行一小时后，都下车去观赏“神木”。这是一株“亚洲树王”，已长了三千多年，树围20多米，高过20层楼，异常壮观。谷正伦拍马说：“愿总统寿比神木，万年长青。”蒋介石还是高兴不起来，反而似有感慨地说：“人的寿命和这棵神树比起来，实在太短促了。”

当晚，在贵宾馆附近举办了一次篝火晚会。别人边歌边舞，但蒋介石却只在旁边观看，由谷正伦代表在场者向蒋介石致祝寿词，蒋还是无动于衷。就这样，在阿里山的两天多的时间里，蒋介石始终没有一丝笑容。

这就是败走台湾时的蒋介石。

第三节别了，司徒雷登权衡利弊，美国大使滞留南京“中共军队进逼长江北岸，南京政府行将迁往广州，美国大使馆何去何从？”在位于南京西康路的美国驻华使馆内，司徒雷登正苦苦地思索着这个问题。

司徒雷登是一个和中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物，他于1876年生于中国杭州，父母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1896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州汉普登—西德尼学院。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曾在金陵神学院任新约教授。1919年起任美国在中国开办的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在马歇尔的建议下，1946年7月，他开始任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在对华关系上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进行内战，并企图培植“中间势力”。他曾选定蒋介石做为他在中国实现理想的人物，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化身。后来，他又支持逼蒋“下野”。对大使馆的前途问题司徒雷登早已有所考虑。或去，或留。让他费尽了心思。最后，他权衡行弊，决定还是留在南京为妙。

早在1949年1月19日的一个外交使团会议上，司徒雷登与他的外国同行们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各自向自己的政府建议，如果中国政府在事实上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就从其下属中选一名高级官员随往，可能的话，再伴随一些其他人。从未来的角度看，大使本人要在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一个星期以后，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可司徒雷登对走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有足够的理由婉言拒绝昔日的盟友的邀请。

4月中旬，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司徒雷登考虑到谈判有可能破裂，届时国民党政府势必将会正式邀请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为了促使国务院作出留驻南京的决定，他于12日主动给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建议电，提出了三种可能的行动方针：（1）接受李的请求，随李氏飞往广州。

（2）置李南撤于不顾，美国使团与其他使团按兵不动。

（3）在李请求南撤而南京尚未被占之前，华盛顿将我召回述职。

对于这三种方案，司徒雷登强调指出，“我本人较倾向于留在南京（第二种选择）”。接着，他用很长一段文字，详尽地论证了留在南京是何等必要。

第二天，美国国务院复电司徒雷登，命令他留在南京。司徒雷登怀着喜悦的心情在日记中写道：国务院“答复了我们大使的电报，批准了行前我留在南京的建议——我非常高兴。”

4月20日傍晚，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开始挺进江南，被汤恩伯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顷刻间被摧毁，国民党守军狼奔豕突，仓皇向南溃逃。在南京方面，隔江相望的人民解放军虽然还未南渡，但是大军云集北岸，足以使南京政府的要员们惊慌失措，急急忙忙地开始撤退了。

眼看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城，司徒雷登再次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抉择。

22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用过早餐，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叶公超便急匆匆地来访，代表李宗仁代总统正式邀请美国大使馆移驻广州。

但是，司徒雷登仍然不想离开南京。叶公超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勉强，独自悻悻地走了。

拒绝叶公超之后，司徒雷登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如今兵临城下，难免人心浮动，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节会不会改变初衷，接受叶公超的邀请，跟着国民党政府撤往广州呢？前些天，他曾向国务卿艾奇逊打保票，说如果美国使馆坚持留在南京，那么北约组织国家的使团都将会与我们协同一致，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使团山必将如此效法。司徒雷登想，万一那些外交官说话不算数，突然间变卦溜了，那可不好向上司交代。

想到这里，司徒雷登立即拿起电话与各外交使团联系，建议召开一个紧急协调会议。

在这时候，各国的外交官都十分紧张忙碌，哪里还顾得上开会呢？所以，司徒雷登整整忙乎了一上午，直到中午时分，外交使团的会议才开始举行。司徒雷登先把决定留在南京的想法说了一遍，要求各国使团与美国使团保持一致。这一建议再次得到赞同。特别是北大西洋集团各国的大使，都一致表示要向美国看齐，安心留在此地，并立即向各自的政府建议不要下令将使馆迁往广州。

在面临撤与留的最后时刻，司徒雷登又一次向国务院建议，要求允许大使馆在共产党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后继续不定期地留在这里。很快，这一请求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并指示他在南京呆到共产党在那里建立了稳固的政权为上，届时再回华盛顿磋商。

说来也怪，司徒雷登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留在南京呢？原来，他的目的是想寻找机会与中共高层领导人接触，借以宣传美国的主张，表明美国的态度，以求阻止共产党制度在中国建立。这是司徒雷登本人3月10日在给艾奇逊的一份电报中透露的。他在那份电报中说，一旦有机会与中共领导人会面，他将首先提醒对方，美国对中国一向以仁爱为怀，给了许多援助，希望不要以怨报德；其次，美国承认不干涉中国内政，但是中国也不得建立共产党制度，否则会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袖手旁观，将会利用一切手段“给中国人民恢复真正的自由”。

司徒雷登之所以如此狂妄，还因为他自以为有一些特殊的理由。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沃尔顿·巴特沃期当时对司徒雷登有这样一段评价：司徒雷登出生在中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在中国有着广泛的经历；而且，作为前燕京大学的校长“据说该校有近50％的学生在共产党阵营中”，“在和许多中国人的关系中”他都处于“老师的地位”。司徒雷登本人也相信，这种师生关系可以使他接触到一些共产党领导人。他过去常对别人说：“师生关系是中国伦理道德中的基本概念，我作为许多年轻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出有利于西方的政策！”

与黄华会谈大失所望在南京解放的最初几天里，司徒雷登表面上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实际上内心很不平静，几天来，他一直密切注视着中共的一举一动，他多么希望，随着中共军队的进入，南京城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局面，会遭到民众的反对。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士气高昂”，“对民众几乎秋毫无犯。虽然随处借东西，但总是如数归还或照价赔偿。”所见所闻，使他既为国民党人的贪婪、懒散和腐败深深痛惜，又对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感到不寒而栗。

想到这些，司徒雷登再也呆不住了，他要利用自己特殊的身分实现既定的目标。但是，情况并非司徒雷登所想象的那么乐观。中共已经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对留在南京的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并主张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因此，司徒雷登作为一个普通的“外国侨民”，他所面对的是一个严格坚持民族独立的尊严的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像以前对待国民党那样为所欲为了。

就在司徒雷登一筹莫展之时，傅泾波给他带来了一个他自认为显然有利的消息。傅泾波是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还在司徒雷登担任燕京大学校长的时候，作为学生的傅泾波就是他的助手，在后来的外交生涯中，司徒雷登又把傅看作是不可缺少的同伴和知心朋友。

傅泾波告诉他，据可靠消息，中共方面已派黄华为南京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之所以来南京，是专门为着与留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及其他外国人打交道的。

听到黄华的名字，司徒雷登心中一动。他知道，黄华是自己从前的燕京大学执教时的学生，并且和傅泾波还是同班同学。“这倒是个好机会，”司徒雷登高兴地对傅泾波说，“假如与黄华的这层关系能有其价值的话，那么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为了尽早同黄华取得联系，司徒雷登于5月6日先派傅泾波出面接洽。

第二天，黄华与傅泾波会面，傅泾波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就是希望同中共接触。傅泾波并表示，司徒雷登甚盼与黄华会见。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到司徒雷登的住处与其会晤。

望着风华正茂而又肩负处理南京外侨事务重任的黄华，司徒雷登不禁回想起4年前在重庆与毛泽东见面时所说的一席话。当时，毛泽东对他说：“现在延安有许多你以前的学生。”司徒雷登不无得意地回答说：“我希望他门为他们学到的东西争光。”如今，眼前这位学生能为他这当老师的解忧排难吗？

想到这，司徒雷登一古脑地讲出了许久以来的想法。他谈到美国人和其他非共产党人士对中共主张的马列主义的恐惧；他认为所谓世界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等于宣传颠覆性的干涉或武装侵略是既定政策，这都将给美国安全和世界和平带来威胁；他甚至还想提出，美国有可能发动一个解放运动，把中国人民从共产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此来威吓眼前这位学生。黄华当即作了驳斥。

接着，司徒雷登话锋一转，以抚慰式的口气表示，希望在南京多留一段时间，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统一、和平、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府，并在国际上表现友好的国家；他还提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

但是，当黄华具体谈到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时，司徒雷登却闪烁其词，还列出了几条标准。一条是中国必须按照国家公认的惯例，尊重国家之间的条约；另一条是中共建立的新政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拥护。说是必须达到这些标准之后，美国才能考虑承认共产党的政权。在此之前，美国和其他国家只能等着瞧。

6月6日，司徒雷登和傅泾波应约前往外事处与黄华进行第二次会晤。

谈话很快就转到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上。黄华指出，中美要建立新关系，美国首先应当停止援助及断绝与国民党逃亡政府的关系。

司徒雷登仍然不愿在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上有所松动，辩解说：“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发展纯属内政，其他国家不应干涉；出现新政府时，我们要确定它是否真正代表中国人民，是否愿意和有能力维护至今公认的国际准则。”

司徒雷登接着又说，目前中共尚未成立新政府，况且国民党仍然占领着相当一部分地区，故美国尚不能断绝与旧政府的关系。但他又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之后，各国使节仍留在南京，这应当作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举动。

黄华告诉司徒雷登，据他个人看法，政治协商会议可能于解放广州后召开，届时将决定产生联合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将军已表明反对任何美援，并说明了与各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故从责任上讲，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已经放弃失败的干涉政策。

司徒雷登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共明显地拥护共产主义，使许多美国人普遍地感到恐惧。说来说去，实质上就是害怕中国成立一个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此，司徒雷登进一步强调，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运用美国自由贸易和经济援助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并声明，他以个人身分，希望即将成立的新政府能够尽量吸收一些国民党自由派人士与其他具有民主精神的人士参加。黄华当即予以驳斥，指出本国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道路，政府人员纯系内政，外人不要干涉。

司徒雷登继续为美国辩护，但言语矛盾，甚为窘迫，乃举出燕大校训“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箴言以收场。

在大约两个小时的会谈中，双方态度都很坦率，有时是针锋相对。“几乎不时越出了中国人的一般礼节”。司徒雷登十分强烈地感觉到，他的这位学生“已经完全赤化了”。看来，在南京与黄华的会谈是捞不着什么油水了。司徒雷登不肯罢休，决定另找出路。

寻求与周恩来联络6月初，司徒雷登接到由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和国务院分别发来的绝密电报。6月8日，司徒雷登派傅泾波会见了黄华。傅称，司徒雷登考虑再三，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出正式表示。他想返美后作些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份量。

接着，傅泾波吞吞吐吐地问黄华同周恩来有无联络，能否转达意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黄华表示，什么都可以讲，不必有什么顾虑。

傅泾波这才道出了这次求见的真实意图。傅说，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同属一派，对周恩来先生了解很深。司徒雷登还接到副国务卿魏伯来电，希望他在返美前能赴北平与周先生会见一次，顺便看看燕京大学，获知中共方面的意见，这样，返美后活动将更有力量。

“司徒雷登先生此行有何具体内容？”黄华问道。

“今年华北旱灾，粮食、棉花供应将有困难，”傅泾波接着说，“司徒雷登希望经济合作总团的物资能运回中国，此外，如大批借款、贸易，对中国工业化想有帮助。”

会谈结束后，黄华将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鉴于当时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所松动，认为司徒雷登来访不无益处。考虑到与美国尚无外交关系，因此，建议此事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

与此同时，司徒雷登自己又给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写信，表示他长期担任燕大校长，每年6月都要回燕大过生日，故今年还想去北平，不知中共当局是否允许，要陆志韦设法与周恩来取得联系。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就由陆志韦校长出面，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江南的6月，正是黄梅季节，既潮湿又闷热。这更使得司徒雷登内心烦躁不安。试探的信号已经发出了，为什么至今尚无回音？司徒雷登踱到窗边，无神地朝前望着，脑子里一片空白。

“北平来信了。”司徒雷登一震，暮然回首，眼光一下子落在傅泾波的信件上。这是一封用英文写的信，不用说，是陆志韦的手笔。陆志韦在信中说，我已经会见周恩来先生，周先生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果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

竟然如此顺利？司徒雷登想来想去，觉得放心不下，便打发傅泾波去找黄华探听虚实，最好请黄华电询北平当局，问个明白。

6月28日，黄华来到司徒雷登家中，告知他已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表示欢迎司徒雷登赴燕大一行，希望与中共领导人晤面之事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得到这一肯定的答复，内心极为高兴。但他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口气冷淡地表示等他向艾奇逊国务卿请示之后再说。

也并非司徒雷登故作姿态，他原本就是一个小心谨慎之人，对于北平之行虽然跃跃欲试，然而一动真格的，他便犹豫起来。

第三天，司徒雷登致电文奇逊，报告了中共方面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报告自己主动与中共联系，并且已经私下作好了旅行准备的实情，却向他的上司撒了一个谎，诡称是傅泾波无意中向黄华提起，中共方面则显然当回事了，巴不得请他到北平去。

接着，司徒雷登用很长的文字陈述了这次北平之行的利弊。此行的积极意义是，使他有机会亲自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陈述美国的政策，表明美国对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的担忧，对中国前途希望。通过和共产党领导人交换意见，他就可以给华盛顿带回关于中共意图的最可靠的官方消息。

司徒雷登还认为，这种接触还可以增进中共党内自由主义分子和反苏分子的力量。简言之，此行“将是富于想象力的，是一次大胆的行动，表示美国对改变中国的政治趋势持坦率的态度，并可能对今后的中美关系产生有利的影响。”

“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司徒雷登想得非常周到，他说此行可能在美国国内引起批评而使国务院为难。而在南京的外交使团中的同行们也可能误解，认为美国代表出尔反尔：先是提出一致对付共产党，现在又率先与它接触，并有可能成为使团团长们以这样那样的借口纷纷前往北平的开端。最后，此时美国大使前往北平会极大地提高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国内外的威望。而这恰恰又是司徒雷登所极不愿意看到的。

为了抵销这种“消极后果”，司徒雷登谈到要不要同样作一次广州之行。但他又担心这样两面奔走，会显得美国在擅自干涉中国内部的事务，很可能激怒中共，这样又抵销了访问北京的任何成果。

司徒雷登盘算来盘算去，总觉得此事很难两全其美。最后，他干脆将矛盾上交，说“我已对此情况作了充分说明，供国务院考虑和决定。”

本来是一件并不复杂的事情，被司徒雷登瞻前顾后地一搅和，结果变成了一道纷繁不堪的难题。弄得美国国务院也对此众说纷纸，意见不一，艾奇逊没办法，只好将这个问题提交“最高一级”决定。杜鲁门总统几经犹豫，最终还是更多地倾向于司徒雷登在电报中所列举的不利后果，从而行使了否决权。7月1日，司徒雷登接到艾奇逊的指示：“根据最高层的考虑，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访问北平。

向中共领导人送去“礼物”

时令虽然刚交7月，然而古城南京早已炎热异常。对于年事已高而又身体虚弱的司徒雷登来说，这确是一个难耐的季节。

计划中的北平之行因杜鲁门总统的否定而落空了，司徒雷登对此懊恼不已。想想自己一心为美国的利益打算，到头来却得不到理解。他越想越觉得窝囊，可他并不服气，自认为手上还有一张王脾。

原来，就在司徒雷登分别与黄华和陆志韦联系，商谈赴北平之事时，他又通过另一个中介人陈铭枢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接触。

司徒雷登与陈铭枢早就相识，交情亦深。一个偶然的机会，司徒雷登获悉陈铭枢将于6月中旬去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便于5月下旬和6月初同他联系，要陈协助向中共领导人转达若干信息。陈铭枢立即表示乐于相助，并将于近期内赶赴南京，具体商谈北上事宜。

在等待陈铭枢的日子时，司徒雷登要求大使馆工作人员准备了4份内容很长的文件，以便请陈铭枢转交给中共领导人。司氏在这些文件中回顾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谈到了中美贸易，并将中苏条约与中美条约进行了对比，以此来表明中美关系对中国是非常有利和重要的。

6月10日，陈铭枢到达南京后，司徒雷登同他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的会谈。除了将那4份长长的文件交给陈外，司徒雷登还请陈向中共领导人转达如下五点意见：（1）美国认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2）对于行将成立的中共控制的政府，美国所特别关心的是这样两个问题：（A）它是确实维护联合国宣言所规定的人权呢，还是采取极权主义或警察国家的通常做法？（B）它是否根据马列主义理论用暴力进行世界革命？若是这样，这种立场应当被认为实际上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宣战。

（3）中共外交政策的迹象使希望保持中美友好关系的人士感到不安。

（4）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共的官方言论似乎妨碍同美国进行贸易。

（5）美国的立场是等着瞧。但中共应当体会到他和外交使团中其他负责人仍然留在南京这一事实的意义。

上述五点意见，不难看出司徒雷登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对中共的蔑视。

陈铭枢带着司徒雷登的五点意见。司徒雷登暗自有些得意，觉得自己为中共领导人准备的这份“礼物”太好了，恩威并施，刚柔相济，非常得体。10多天后，陈铭枢有消息传来，说任务进行得很顺利，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完全令人满意”。陈还要求司徒雷登推迟回美国，以便他们在南方交换意见。

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北平之行虽然未能成功，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司徒雷登想到这里，得意地笑了起来。

7月9日，司徒雷登与由北平赶来南方的陈铭枢晤面。

第二天，陈铭枢将一份很长的备忘录和两个附件交给了司徒雷登。陈铭枢说，备忘录是他本人北平之行的成果，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根据同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综合整理而成的。而另外两个附件，实质上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司徒雷登五点意见和四个文件的直接答复。

在第一个附件中，中共领导人称道司徒雷登在中国办了几十年的教育，并对他在改善中美两国关系中的作用寄予“非常大的希望”。中共领导人还希望美国从此停止对国民党的援助，并像罗斯福、史迪威、华莱士那样地制定对华政策。如果美国今后能够如此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相应地采取友好态度。关于中美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的条件，毛泽东在附件中特别要求司徒雷登读一读他6月15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这篇讲话中表示，“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对派的关系，不再勾结的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的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在第二个附件中，周恩来对司徒雷登提供的那些文件进行了非常广泛的评论。针对司徒雷登所说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待中国非常仁慈，中国从同美国的贸易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等论点，周恩来列举事实作了驳斥，指出过去美国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在一些“小的事情”上，中美贸易的受惠国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同时，周恩来还指出美国对中国犯下了两桩罪行，即30年代向日本出售废铁等物资，抗日战争结束后又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对于司徒雷登本人，周恩来再次赞扬了他在被日本人拘留期间所表现出的“个人品质”，但是，司徒雷登毕竟是美国政府的代表，因而必须执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司徒雷登反反复复地看着陈铭枢带来的这两个附件，脸色越来越难看，心情越来越沉重，他感到非常失望和沮丧。中共领导人给他的答复，“并未暗示要脱离现行的政治方针，包括同美国的关系在内。而是表示出一种天真的希望，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尽管没有政治关系，但还是能够而且将要建立经济关系。”也就是说，中共不准备放弃原则和立场来同他作交易。

司徒雷登无力地将手中的文件放在桌上，颓然瘫倒在座椅里，失望和沮丧之意重重地袭上他的心头。

陈毅发怒主席台就在司徒雷登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的时候，上海领事馆传来了令他不快的消息。

1949年7月6日，为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和庆祝上海解放，上海市近百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盛大游行。

这天，黄浦江水碧如蓝，天气晴朗且十分炎热。由人民解放军攻城部队组成的三个美式榴弹炮团，一个日械摩托化兵团，一个美械摩托化兵团，以威武雄壮的列队，隆隆开进，举行庆祝解放和纪念抗日战争的“入城仪式”。接着，从北面响起了马蹿声，骑兵团的勇士们手执着闪亮的马刀，分两路纵队疾驰而过。。学生、工人、市民手持鲜花、锦旗，敲锣打鼓从市区涌上街头，秧歌队，安塞腰鼓，一个个精彩的庆祝节目伴随着阵阵鞭炮，使整个上海沸腾了起来。这时，市民们有的爬上了坦克，给战士挂红星、彩条、锦旗，有的架上锅子，给入城官兵敬献“解放佳肴”。欢乐的游行队伍越拉越长越走越慢。

当游行项目举行到一半的时候，队伍里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一辆美国人驾驶的吉普车，无视军管会事先发布的交通管制令，擅自闯入游行区域，阻断了队伍的行进。维持秩序的交通警过来干涉，这位穿着西装，嘴里叼着雪茄烟的美国人连车门也不开，一副傲气十足的派头。

车子不开走，且有意横卧街头，又不听劝告，怎么办？交通警立即将此事报告了指挥游行的公安局长李士英。李士英前去了解到这辆车上的主人叫威廉姆·欧立夫，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的副领事，便立即打电话向检阅台上的新任上海市市长、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请示如何处理。

陈毅市长听完报告后，双眉怒立，毫不犹豫地对着话筒大声说：“拘留起来再讲！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可以制裁他！”末了，陈毅市长又关照一句：“要讲政策，要群众不要对他搞人格侮辱。”欧立夫低头认罪这事首先在主席台上传开了，有的人不免暗中捏了一把汗：美国外交官，可惹不起呀！现在国家被美国经济封锁住了，如果再拘留美国一位高级外交官，弄不好是一次外交事件，会引起武装干涉，国际上不乏先例啊！可是再看看陈毅市长，他仍旧兴致勃勃地在观看游行。

车上，精通华语的欧立夫听到新任市长要拘留他的话后，仍然派头十足，不可一世。他用华语对车旁愤怒的人群说：“你们不要得意得太早了，蒋介石放弃了上海市，可我们美国人还要这座大城市。”正当欧立夫喋喋不休大谈美国政府重视他们在上海的财产和所剩的利益时，公安人员奉命进入了人群中，将欧立夫这个骄横的副领事强行带出车外，欧立夫还想摆出往日的威风，大喊大叫，拒不出车，还公然用英语骂脏话，用拳头在空中乱舞，可谓洋相出尽。公安人员将欧立夫带到了公安局拘留所。当时，他依仗着美国外交官的身份，暴怒得像头狮子，先是砸毁了办公桌上的墨水瓶，摔坏了凳子，接着又踢伤了值班员警毛桂珠等人。他以为，当局只要弄清了他的真实身份后，便会立即向他赔礼道歉，客客气气地放了他的。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上海市公安局拘捕了欧立夫的消息传开后，美国领事馆提出了抗议，司徒雷登也在南京叫叫嚷嚷，美国总统扬言要对中国政府进行报复，但统统无济于事，提篮桥公安局照样将欧立夫带局审问。并于第二天判处欧立夫“拘役三日”的处分，所毁坏的物品由他照价赔偿，所内的人员对他这个狂妄不羁的“洋老爷”实在愤恨不过，他一不老实就想“教训教训”他，陈毅听说了，认真嘱咐道：“打人不行，他不讲文明，我们可要讲文明。谁打了人要处分！”

就这样，7月9日，欧立夫被释放前，毕恭毕敬地向我方公安人员递交了一份道歉书：毛桂珠、夏定和刘敏先生及公安其他员警：我，威廉姆·欧立夫，美国公民，对我在七月六日所犯的严重错误和行为，对他们的人身及公安局的财产所造成的损害，谨向上列先生道歉，及其深刻的歉意。

我向他们及人民政府保证，我不再重复这种错误和行为。我保证，我今后将在中国做一个守法的外侨，我承认帝国主义的行为是要不得的行为。我感谢人民政府对我的事件给予的考虑，及对我的宽大处埋。

威廉姆·欧立夫（签名）

当时，中国政府拘留欧立夫这样的高级外交官，在历史上尚属首次，上海市乃至全国各报纷纷刊载了这一事件，连同欧立夫的道歉书一起公诸于众，这一下不仅轰动了全上海，轰动了外交界，也轰动了世界舆论。美国的《华侨日报》称：中国这头睡醒了的东方巨狮，开始发生怒吼了。香港《大公报》以“各国人士不能不对昔日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为醒目标题，加编后进行重点报道。

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行动，无疑是给美国政界傲视新生红色中国人士的一记响亮耳光。

就连当时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离开中国时，对他的同行们说：“共产党的红色中国真不好对付，欧立夫事件丢尽了我们美国政府的脸。”而欧立夫回到美国后，受到了当局的严厉查办。

上海各阶层的人民对这事的反应说：“痛快！过去在马路上，见了洋人要让道，现在美国领事犯了法，也要法办，真太痛快了！”人们不禁联想到那一年“跷脚沙逊”买了辆新车，为了炫耀自己的特殊身份，硬要用上海的“1111”和“2222”两张牌照，不料“2222”已被中国一富商占有，并且不肯吐出，沙逊恼怒之下，给国民党市长发了一信，堂堂的“市长大人”吴铁城立刻慌了手脚，亲自下令将此车号牌吊销后，奉送给沙逊。这自然是小事一桩，但“市长大人”的奴才相却活灵活现了。

上海的百姓议论说：“共产党到底跟国民党大两样！”“有共产党领导，阿拉中国人要翻身做主人了！”

大使挟起皮包走路寄予厚望的北平之行未能获准，陈铭枢带来的消息又使他大为不满，一次次的机会都已失去，一次次的努力都已白费。原先雄心勃勃、想要扭转中国历史车轮的司徒雷登，终于感到回天乏术、无能为力了。

他带着失望，带着遗憾，决定离开这个“令人烦恼而灰心”的地方。

7月11日，他向艾奇逊建议：“在我离开南京之前，不要向这里、华盛顿或广州的新闻界透露我的新的旅行计划。”

司徒雷登之所以不愿透露其行踪，其中一个原因是，根据杜鲁门总统的指示，在离开南方后他将访问广州。杜鲁门在几天前曾对艾奇逊说：“作为一个大使，在没有和所在国的政府脱离接触后便回国，是不会被美国公众所理解的。”司徒雷登担心中共知道此事，会对自己有所不利。

7月15日早晨，司徒雷登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这时，从无线电广播里传来了蒋介石已抵达广州的消息。“不行，广州又去不得了。”原先一贯举棋不定的司徒雷登，忽然间作出了一个果断的决定。

为了取消广州之行，他于当天和18日两次致电艾奇逊，摆出了许多“去不得”的理由：“我在拒绝北平之后，马上访问广州，并与委员长会晤（这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肯定将其看作是有意侮辱。他们会对此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对中共领导的影响纯属个人性质。我飞抵广州，看望他们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未来我在共产党中国的有用之处会因此丧失殆尽。”因此，“我赞成国务院不让我毕恭毕敬地去北平参见毛泽东主席；由于同样的原因，我认为改变航程去拜见蒋委员长也是不明智的。”7月25日，司徒雷登利用办离境手续的机会，又同黄华见了一次面。谈话间他问黄华对美国今后的对华政策有何希望。黄华认为，现在谈不到希望美国做什么，因为首先需要美国放弃错误的政策，证明它具有对中国人民堪称友好的诚意。但迄今美国仍支持反动派打内战，并组织“太平洋公约”，中国人民自将坚决反对这一帝国主义的政策。

司徒雷登说：“美国政府最近将来也不需要做什么，过一个时期看情形发展再谈。”并说，中国内战原非美国政府所愿，而是方法错误。美国政府迄今对“太平洋公约”未表示任何赞成或支持，故没有责任。接着，司徒雷登对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和《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看法，说前者容纳各国，后者偏于一方。此外，司徒雷登还提出，上海美侨因中共对外侨案件的处理及劳资纠纷甚感不安，不知当局是否不希望美侨留华。黄华表示，中方对一切外国侨民同等看待，凡愿意留华的守法者，均保护其生命及财产安全，对犯法者当依法处理。你提出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

8月2日，司徒雷登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乘坐大使馆的一架运输机飞离南方回国，同机者还有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等一行8人。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的第3天，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美国政府将这部以推卸其侵华政策失败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刚刚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发表，显然不是偶然的。这对于忠心耿耿为美国侵华政策服务的司徒雷登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8月13日，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对南京解放时的司徒雷登作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美国院外援华集团不顾杜勒斯的不同意见，立刻弹起“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的老调。1949年8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这份长达千余页的白皮书叙述了令人沮丧的，在前5年中发生的事件。

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梅尔比。1949年初，凯南为《外交》季刊写了他著名的《X先生》一文。文中力图为美国对苏关系提出一项明智的政策。梅尔比觉得也应当有人为对华关系做一番这样的工作。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

梅尔比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拼凑了一篇合适的文章，但是，引用的材料太多了。于是，戴维斯提议，搞一份详细的白皮书可能更合适些。凯南赞成这个建议，艾奇逊和社鲁门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4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8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

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的。艾奇逊在把草稿交给总统看时，附上了一封长信。信中写道：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然而，我认为，不能为了这个缘故就不加以公布。。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国共两党之间的）长期斗争使中国政府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和民心方面都受到严重的削弱。从美国军人和外交官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1943年到1944年间，人们越来越确信，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有朝气、进步、能重新得到人民热烈拥护的中国政府，才能够有效地对日本作战。美国官员一再向委员长表示他们对这种局势的关注，以期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一再保证要扭转这一局面。然而，他并没有作出什么有效的努力来扭转局势，甚至把那些对他苦苦相劝的中国官员拒之门外。除了对中国中央政府的萎靡不振感到关注之外，一些美国观察家还对国民党同中共的最终较量（政治的或军事的）表示关注。这些观察家的报告也在附录中引用了。他们早在1943和1944年就担心国民党政府如此脱离群众，以致在战后的权力斗争中，证明它无法保持政权。不过，我们还是继续把我们提供的一切援助，全都给了国民党政府。。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种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现在已经看得十分清楚，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制订的政策，对中国人和对我们自己，都不能有所帮助。我们仍旧认为，不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多么悲惨的局面。。中国古老的文明和民主主义终将重新抬头，它将打碎外国加给它的枷锁。。一些共和党人把白皮书斥为替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洗刷过失的文件，并且宣称，有朝一日他们掌了权，他们将公布中美关系中发生的事情真相。

白皮书发表不到两个星期，毛泽东对美国的这个文件讲了话。他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中声明：“这些文件的发表，反映了中国人民的胜利和帝国主义的失败，反映了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制度的衰落。。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到1949年的5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注释中，向他的读者们简单介绍了美国先前的历史：“华盛顿（1732—1799）、杰斐逊（1743—1826）、林肯（18091865），都是美国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

新中国宣布：美国驻华外交机构是非法的白皮书发表的那一年，美国驻华人员变得越来越少了。美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对中国总是另眼看待。美国在派有外交使团的大国，都很少设总领事馆。在中国，总领事馆却设得很多。例如，在情况允许时，北平、广州、上海、天津、汉口、沈阳和哈尔滨都有总领事馆。按照惯例，在政权更迭或发生内战时，只要获得允许，领事馆是可以继续活动的。

但是，因为美国当局不承认中国现政权，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领事馆，不被中国现政权承认。

10月1日，共产党在北京正式升起国旗的那一天，柯乐布和当时在北京的所有其他外国领事都接到了当地政府的正式通知：如果他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国民党断绝外交关系，那就可以保持通常的外交关系。那时，蒋介石还不曾离开中国大陆，这种要求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

按照华盛顿的指示，柯乐布拒绝了。

在一个时期内，柯乐布继续履行自己受到限制的职责，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他对那种状况心里是不痛快的。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方面继续发表反对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的声明。我倒认为，他们还是改变一下做法，什么话也别讲，让共产党先揣摩揣摩为好。但是，看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是一定会促使我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的。”

1950年1月5日，艾奇逊国务卿打出了两张牌。他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说，在北京局势平静下来之前，美国不会考虑承认这个政权。他后来又发表过一些类似这样的声明。

与此同时。新生的人民政府在所有西方国家领事馆的大门上都贴了告示：8天后，他们以前的兵营将被没收。伊·卡恩说：“看来，这同艾奇逊的声明不是没有关系的。共产党人知道，以前美国军人就住在现在作为总领事馆的地方。在限期来到的前几个小时，柯乐布把办公室迁到了邻近的美国人的院落里，那里从未驻扎过军队。亏得他有先见之明，头几天就把电台移过去了，才使他能同华盛顿保持发报联系。”

此时，艾奇逊已决定，不管人民政府采取什么做法，全体在华的美国官员都要撤离。4月10日，柯乐布关闭了驻北京的领事馆，凄然踏上了归途，他像往常一样，经由天津回国，天津的领事馆也在晚些时候撤离了。在天津，柯乐布夫妇的行李受到了海关的彻底检查。当一家轮船公司办理他家的物品运输手续时，有25本稀有的珍贵书籍和50件艺术品被没收。

柯乐布在离开时，有意把所有的房门都打开，钥匙插在锁孔里，他还事先降下了美国国旗。

4月15日，柯乐布在日记中写道：“现在，我已经离开了共产党中国。

我们来到了竹幕的这一边；又可以深深地舒一口气了。”

第四节厦门战役内幕控制厦门外围阵地福州战役胜利后，第3野战军第10兵团很快成立了福州市军管会，由韦国清担任主任，负责接管工作，叶飞率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这时，蒋介石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6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8兵团、胡琏12兵团和李良荣22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及潮汕。显然，敌人企图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及原有要塞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我军进攻，固守厦门作为台湾的屏障。

第10兵团由福州挥师南下的目标，首先是解放闽南泉州、漳洲地区。南下时，兵分两路主力沿福厦公路行动。

第28军两个师由海上前往。派部队由海上走，一方面是要渡海解放平潭岛，另一方面是有意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虽然部队经历了渡江作战，但渡江与渡海作战是两回事。入闽部队都是“旱鸭子”，未见过一望无际的大海，不少官兵一上船就要呕吐。渡海作战，首先要有船只，部队还必须有航海知识，否则就一点战斗力也没有。在福建地下党组织和福建人民支持下，28军于9月14日攻占大练岛，16日攻占平潭岛，俘敌74军、73军六七千人。

八九月份正值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正因为台风这一人类尚未征服的怪物，解放平潭时，两个团部队登陆，突然遇到台风，刮了一整天，敌我双方的船只都被台风吹散了，都不能增援。人们都熟知，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之众攻打日本，被台风吞噬了这支骠悍的大军，弄得全军覆没。这就是日本史学家称之为“弘安之役”的著名战例。还有，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我军解放平潭虽然顺利，但船只却被台风刮散了！这就使部队初步懂得了渡海作战掌握气象情况的重要。那时没有气象台，只能向老渔民请教。老渔民经验丰富，一辈传授一辈，他们熟知台风来临的一些预兆。台风来袭前，一般人看不出问题，他们却把辐射状卷云叫做“扫帚云”、“马尾云”。谚曰：“马尾云，吹倒船。”台风近了，乌云滚滚，谚曰：“断虹现，天要变”。“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有时，大风和海浪强烈摩擦，引起“海啸”，谚曰：“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还有“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天虽有不测风云，人们还是能凭经验预先测知的！

我28军解放平潭以后，9月17日又攻下大小痒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战斗任务。解放泉州、漳州都没有什么大的战斗。我29军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占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9日晨占领马巷，22日攻下集美，扫清了厦门外围之敌。我31军于19日晨攻占长泰，另一路同时攻占同安、角尾、石尾，20日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解放漳州，先后攻克岛美、城仔丙、东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这一阶段，共歼敌2万3千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金厦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这已是10月1日的前夜，总部一再催促第10兵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解放厦门。

老蒋令汤恩伯死守厦门厦门岛的面积是118平方公里，自然形成南北两半岛。西、南、北三面临大陆，离大陆最近处一海里。岛东南多山，沿岸多海滩和断崖，北半岛为丘陵，地势开阔，沿海多淤泥和峭壁。岛上有日本军占领时期和国民党军构筑的要塞永久性工事。

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面积只有1.09平方公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000米。四周多为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较少。

守敌为汤恩伯集团55军全部，166师及从漳州方向逃来的68军余部，总兵力3万余人。

具体部署是：以齐装满员的74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181师守东南面；以29师一个团和要塞守备总队、68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29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为了给困守厦门的官兵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由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员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虽然福州战役，泉、漳战役顺利，但我军对渡海作战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进行了充分准备，生怕在人闽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出问题。蒋介石严令汤恩伯死守厦门。过去日本人在厦门构筑的防御工事非常隐蔽，与海礁、岩石的颜色差不多，不易观察，非到近处不能发现。一点不夸张地说，我军从来还没有打过如此设防的岛屿。敌人离台湾又近，又有海空军，我军却没有海空军掩护。虽然当时全国形势势如破竹，但第10兵团的领导认识到以木船渡海登陆攻取厦门，这个任务是艰巨的，我军完全没有经验，是不能轻敌的，因为这不是在大陆作战。

我军准备了近一个月，主要是征集渡船。大军渡海登陆，需船数量很大，筹集不易。我28军虽有一些船，但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只好在泉州湾继续搜集补充。29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31军则在九龙江征集。但大多数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因船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间推延了3天。

原定作战方案是厦门、金门同时攻击，这是兵团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会上提出，“金厦同取”、“先厦后金”和“先金后厦”三种方案。军事上，金厦一般是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是东南海防要地。会议权衡了三种方案的利弊。

金厦并取——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但征集船只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先金后厦——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问题是厦门国民党军已有逃跑迹象，先攻金门，厦门的国民党军就有可能逃走，不能全歼；先厦后金——当面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易于奏效，但一旦厦门攻下，金门的国民党军可能逃跑，不可能全歼敌军。

权衡再三，兵团领导认为：国民党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其恐慌动摇的心理。

比如，汤恩伯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至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等等迹象来看，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一鼓作气，同时攻下金厦。

会议并决定：由28军担任攻取金门，29军和31军两军担任攻取厦门的任务。

但是，10月上旬一检查，29军只有3个团的船只，31军有3个多团的船只，而28军只有一个多团的船只！时不我待，兵团领导决心改变原定方案，先攻取厦门，而后攻击金门。10月7日把这一决心电报三野司令部，三野首长指示：“。。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与截逃）牵制金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请你们依实情办理，自行决定之。”

第10兵团决心先攻取厦门。确定以第31军及第29军攻取厦门，以第28军攻取大、小嶝岛，并作攻金门的准备，待攻占厦门后，再打金门。

10月10日，28军与29军一部先后渡海攻占大、小嶝岛，歼敌3个多团。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战斗。

厦门战役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兵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之战。厦门岛不大，长13公里，宽11公里。实际上，大岛好打，小岛难攻。岛大，防御工事不那么集中和密集，空隙很多很大，易于突破。岛小，情况就不一样，防卫严密，没有空隙。

叶飞司令员判断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决定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调援救，主攻方向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这是叶飞司令员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10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向东，然后我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叶飞司令员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具体作战部署是：以31军的91师并以93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以29军85师、86师和31军92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把28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金厦慰劳团”抵达厦门我军开始进攻厦门之际，汤恩伯正在虎头山总部宴请来自台湾的“金厦慰劳团”。这个“慰劳团”是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前来前线劳军的，不料险些成了我军俘虏。

据“慰劳团”团长谢汉儒日后回忆，这个“慰劳团”成立于1949年9月下旬。这一天，国民党政府台湾省参议会正在举行每周例会。会上，议长黄朝琴首先对时局作了扼要的报告。他说，汤恩伯部队已从上海撤退厦门，而在大陆被共产党军队追击败退入闽的刘汝明部队，也撤至厦门重整。他宣布，当局要由省议会、省政府和各界团体代表共同组织一个“金厦慰劳团”携带白银30万元，前往厦门和金门前线“慰劳军民同胞”，这次活动由省参议会率领。他并说，目前金厦由汤恩伯坐镇指挥，局势已趋稳定。“慰劳团”团长由省参议会推派，副团长则由省政府社会处长担任。同时，他希望参议会应该推派一位较为年轻的参议员担任“慰劳团”团长。

黄朝琴此语一出，坐在他旁边的秘书长连震东，立即指着谢汉儒说：“谢参议员最为适当”。

谢汉儒忙推辞说：“这是秘书长的预谋吧”。

但是，一阵掌声，还是通过了谢汉儒代表省参议会担任“慰劳团”团长的决定。

“慰劳团”的全称是“台湾省各界金厦慰劳团”，谢汉儒任团长，副团长是国民党台湾省政府社会处长李翼中（原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团员包括由当局指派的士农工商各行业代表和随行记者。此时，解放军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慰劳团”中有不少人员临时退出，只剩下的只有十几人。“慰劳团”启程的日期是10月14日，全团由台北出发前往基隆，拟乘搭早已起火待发的“继光号”运输船出发，但当团员抵达码头时，“继光号”船长说船发生机件障碍正在修理，要等第二天才能起航。时已近午，“慰劳团”无精打彩地到基隆市区的一家餐厅用餐。就在这个时候，副团长李翼中夫人和家属赶到，坚持不让李翼中随团前往，面带泪水，其他成员目睹此景，心里都感到十分沮丧。

15日下午，“继光”轮已修好，“慰劳团”全体团员来到基隆码头集合，但副团长已另派社会处一位科长黄震球（其后出任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代理。下午3时，团员们登上“继光”轮，直航厦门。

当船离开基隆港时，天空晴朗，风浪不大，但入夜以后，开始摇晃震荡。船上人员对此行的前景倍感不测，久久难以入寐。直到破晓时分（10月16日），天色仍然黯淡无光，海浪起伏更加凶猛，他们便用闲聊打发“豆腐掉进灰堆里”的时光。

汤恩伯欢宴“慰劳团”

“慰劳团”被招待安置在厦门市大中路的大中旅社。有关官员告诉谢汉儒在厦门的活动日程的安排：当晚汤恩伯总司令在虎头山总部欢宴全体“慰劳团”，并邀请厦门市国民党党、政、军各界要员作陪。

第二天上午9时，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民众”欢迎大会，中午由厦门市各界政要欢宴。下午2时半，前往前线劳军。

“慰劳团”全体团员，按照有关方面早已安排分配的房间，各自卸下轻便的行装。时已下午5时许，他们便在旅社静候汽车前来接他们前往虎头山汤总部，应邀出席汤恩伯的欢迎晚宴。

大约6时许，汤总部的副官处长派了几部轿车接“慰劳团”到虎头山的总部。这里原来是谢汉儒家乡邻村后坑的菲律宾侨商杨德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所建的别墅，颇为气派。谢汉儒少时在集美中学读书，周末时常和二三同学来到厦门鼓浪屿游玩，曾数度在鼓、厦往来，海上乘“舢舨”远远眺望别墅，红瓦黄墙，心向往之，可惜攀不上任何关系，无缘到别墅一览风光，心有戚戚焉。今天有缘到此，而别墅也暂作汤恩伯的总部，谢汉儒心里另有一番感受。但夜色一片迷蒙，仍然看不到别墅的风貌，至感遗憾。

当“慰劳团”一行抵达虎头山总部，进入别墅的大厅时，所有国民党厦门市党、政、军、警、工、商各界要员都已到齐，筵开数席，谢汉儒被安排在汤恩伯主人席的对面座位上，其余团员被安排在其他筵席座位。汤恩伯的左边是“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儆寰），右边座位是福建省主席方治（希孔）。宾主和席坐定后，立即端上菜肴，谢汉懦不会喝酒，以茶代酒先向汤恩伯致谢忱，然后向各界表示谢意。

席间气氛颇为严肃，但宾主间彼此还是谈些台湾和厦门的时局鳞爪。当上第二道菜肴时，突闻炮声隆隆如在左右，而且是若断若续的发射。“慰劳团”的代表，因初到此间，不免有些惊愕。为了安慰客人，雷震立即堆满笑容向大家说：“没有关系，炮击是常事(奇*书*网*.*整*理*提*供)，但匪炮是打不到虎头山的，大家可以安心。”听雷震这一说，席上人员只有装成安心了。

大约过了数分钟，在炮声仍然不断的发射中，楼上有人急速下楼向汤恩伯耳语。汤恩怕以沙哑的声音微笑着说，要到楼上听电话马上回来。果然，他听完电话又下楼来了。这时炮声仍然隆隆地响着，汤恩伯装得若元其事，谈笑风生，态度非常镇定。但当端上第四道菜的时候，楼上又有人来向汤恩伯耳语，汤又再度离席上楼，而在这关键时刻，炮声忽然停止了。

汤恩伯第二次上楼之后，久久未见下楼，而后炮声又起，发射过来的炮，有啾啾的声音，好像越过了虎头山，紧接着电灯全部熄灭。宴会无法继续，赴宴人员急急走出别墅，场面十分慌乱。

“慰劳团”蛰守旅社候消息出了大门，天空布满着愁云惨雾，云里似乎有微弱的月光，就是不能从云端里突围而出。“慰劳团”一行“身在异乡为异客”，一时不知所借，幸好汤总部的副官处长仍然用数辆轿车，摸黑把他们送回大中旅社，并且安慰他们好好在旅馆休息，万一有紧急情况时，会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事后，慰劳团才知道，汤恩伯二度上楼后没有再下楼来，是因为前线军情告急，传闻那时解放军不但占领了鼓浪屿，而且已在厦门市高崎方面登陆成功，汤恩伯己离开总部前往前线指挥。

“慰问团”回到旅社，一片漆黑。电灯虽熄，但旅馆房间备有烛光。谢汉儒基于责任上应有的担当，立即集合全体团员，指出情势的严重性，紧急情况随时都会发生，希望大家在旅社静候汤恩伯总部的消息，如果在厦门有亲友的话，更希望不要外出，以免在紧急情况发生时失去联络。

谢汉儒回到房间，心情十分沉重，面对微弱的烛光，独自躺在床上，思潮不断起伏。突然忆起了对日抗战期间，日军轰炸厦门时，他从临海的大千旅社逃出时，差点被敌机扫射着的情景，不禁打了个寒颤。晚间遭遇的，不是敌机的扫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击，心里感觉非常复杂。

在担惊受怕中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慢的几乎使人心跳停止。全市是一片死寂，谢汉儒躺在床上，除了听到不时传来的枪炮声外，面对房间的玻璃窗外，看到时断时续闪烁着的强烈火光，谢汉儒心知肚明，那是鼓浪屿内厝澳方面激烈战况的火光闪。他意识到战况的激烈，也意识到危机就在刹那间，心里感到烦乱，但毫无办法。

谢汉儒看看腕表，已是深夜11时许，突然旅社的人叫他听电话，谢汉儒希望有好消息，原来是厦门警备司令打来的，他说：“很抱歉，让大家受惊了，请大家放心，如遇紧急情况，我们已有万全的措施。”谢汉儒谢了他，同时立即把他的话，逐一告诉各团员。有些团员正在烛光中打“唆哈”来缓和紧张的气氛，打发时间。

“慰劳团”成员守在旅社中，把安危交给汤总部。但他们心里暗自思量，乐观地认为：“我们慰劳团带来了30万白雪雪银元的慰劳金，而且全体团员都是台湾各界的代表，即使在最危急的关头，应该在安全上有优先考虑吧。”外面的战况如何，“慰劳团”的团员们蒙在鼓里，但听到不断的枪炮声，总觉得凶多吉少。直至深夜12时许，汤总部副官处长终于来电话告诉谢汉懦，要慰劳团立刻在楼下集合，马上派汽车接送到安全的地方。谢汉儒非常高兴。然后立刻转告全体团员到楼下集合，要准时到达旅社门口。但当谢汉儒逐一点名让大家摸黑上车时，发现竟独缺《自立晚报》记者萧枫，回旅社房间寻找，也未见踪影。据团员说，恐怕是外出访友。谢汉儒心里着实焦急了，“同行同命”，也为了作为团长该有的责任，谢汉儒不得不商请接人车队的军官谅解，让车队稍候10分钟离开，希望萧枫闻讯及时赶上。果然，他还不到10分钟即匆惶赶上。

车队在凌晨1时左右离开了旅社，迂缓向前行驶，不开车灯，也不能按喇叭。而以匆匆上车的紧张时刻，谢汉儒也未曾向坐在前车的军官，查询目的地何方？

沿途除了偶而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炮声外，只见天空密布愁云，没有月色，也没有云端的星光，厦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死寂的城市。

谢汉儒和两位团员坐在另一辆轿车上，跟着前导车行驶，彼此默默无语。大约经过数十分钟的光景，车队在一个旷地上停下来。指挥车队的军官先下车来，他说这里是厦门大学工学院，也就是“慰劳团”登陆的地方。他说要先到院里察看一下，可是他回来时说，院里已是人满为患，里面尽是国民党政要的家属，大约数百人，正准备撤退，根本没法子再容纳“慰劳团”成员，只好人车暂时停在这里休息一下。说完后，他的车子开走了，谢汉儒想是请示去了。

谢汉儒心想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不然怎么连政要家属都集中准备撤退呢？可能解放军已经登陆成功，战况一定相当激烈。“慰劳团”人车停留在工学院的旷地上，有些上年纪的团员经过整夜的紧张，疲惫不堪，多已躺在车上睡觉。谢汉儒独立在车旁的旷地上，阵阵海风扑面而来，百感交集，这夜真是最长的一夜。偶而看到发射的信号弹，五光十色，在惨淡的夜空里划下了残忍的记号。

多次转移等候“发落”

谢汉儒表面镇静，内心充满着紧张而无助的情绪，团员中有人担心地问他怎么办。他说此时此刻，只有把生命交给上苍安排吧。不过谢汉儒对汤总部充满了无比的信心，汤恩伯从虎头山将他们送回大中旅社，此刻又送到这里，对慰劳团一定会有安全的考虑和妥善的安排。

枪炮声随着海风断续飘送，极目四野，大地沉沉。“慰劳团”就在这旷野里一分分一秒秒地挨过了漫漫的长夜。

突然之间，听到有汽车行进的声音，由远而近，原来从大中旅社送慰劳团到工学院的那位国民党军官又出现了。他叫团员们上车，车队又继续开动起来了。慰劳团告别了岑寂的旷野，朝向更具安全性的方向前进，但这一次的“转进”，命运如何，仍在未定之中。

车队把他们送到厦门岛东边的“何厝”地方，军官引导进入一栋标准闽南建筑的民宅内，谢汉儒看腕表，是凌晨4时许，还不是拂虹的时刻。他们都站在民宅内临“天井”的屋檐下，静候那位军官的“发落”。此时此刻，大家心情舒坦多了，可以看见民宅的烛光，也有一杯热茶可以止渴。

摸黑下沙滩登船离厦慰劳团在民宅逗留约10余分钟，军官又出现了。他说不用车了，让慰劳团马上上船去，团员们听他这一说，心里都充满了喜悦，因为只要一上船，就是离开厦门战地了。

出了民宅，他们跟着摸黑步行，越过阡陌，走下沙滩。团员中，也许是过度紧张，当走下沙滩时，有人跌倒，有人衣裤被某种障碍物刮破，也有位团员小腿部擦伤流血。

天色还是一片灰黯，在沙滩上感觉到强劲海风鼓起的隐隐约约的海浪滔滔。汽艇泊在沙滩临水的边缘，船头放下一张木制梯子供人上船。团员中，多数习惯都市生活，不谙水性。也许是正在退潮时刻，也许是风大浪大，加以上船木梯不稳，团员中有人跌入海中，变成落水(又鸟)。好不容易，最后总算全部团员都安全上了汽艇。

破晓时分，他们终于登上一艘远远泊在厦门港外的轮船，才知道这艘名叫“锡龄号”，原是汤恩伯于上海撤退时的座轮，现作为“海上总部”之用的。

船上的负责人，引领他们到舱中房间休息。经过餐厅时，看见雷震正向在餐厅靠边的皮凳上仰面熟睡。谢汉儒想他在昨晚“一夕惊魂”中的遭遇，也够累了。但未见福建省主席方治。

经过了15日一昼夜的海上航行和16日晚的紧张惊恐，好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度过了“最长的一夜”以后，谢汉儒蓦然感到昏眩、口渴、心悸，全身疲乏无力，连声音也沙哑了。他警觉到自己未曾休息过，因此身不由己的向在舱房中狭小的卧铺上，不知不觉中沉沉睡去。。在昏昏沉沉中，好像听见有人催请到餐厅用早餐，谢汉儒迫不得己勉强起床，和团员们一同走进餐厅。

餐厅挤着好多人。在用餐时，听见邻席的团员用日语谈话，谢觉得很奇怪，哪来的日本人？后来团员告诉谢汉儒说，同席有一二个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现在是汤总部的军事顾问。真有此事？直到几近半世纪以后的今天，谢汉儒还在迷惑中。

从鼓浪屿拉开战慕10月15日，我军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鼓浪屿弹丸之地，由于风景优美如画，素有“海上花园”之称。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纷至踏来，争相在这里划租界、开洋行、建教堂、设领事馆，鼓浪屿成了“万国租界”。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军以两个团的兵力防守此处。

这天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6时，我31军两个主攻团，91师271团（即“济南第二团”）和93师277团4个一梯队营的船队，扬帆鼓浆，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战士和船工协力捕风击浪，一会儿波峰，一会儿浪谷，缆绳拉断，桅杆打折，力挽狂澜，奋勇前进。船队航至距岸200米左右，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50多岁的船工张绵娘，同丈夫和三个儿子划两只船。在离岸100米处，丈夫和小儿子中弹倒下，她顾不得上前去扶他们，接过船舵，一边继续驾船，一边鼓舞战士们奋勇杀敌。9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因为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吹回，大部分船只也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杀伤。

攻破汤恩伯“海上堡垒”

11时后，91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因为风浪大，船只大部分又飘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的官兵仍然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271团1连8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271团2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在副团长田军指挥下，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人滩头地堡。这时，7连2排也打上来，两个排合力继续向里突进。91师炮2连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指导员赵世堂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剩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官兵们英勇顽强的战斗，果然造成了汤恩伯的判断错误，误认为鼓浪屿是我军的主攻方向，以为我军夺取鼓浪屿后，会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立即将他掌握的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了我军登陆部队，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战斗更为激烈。我军战士无愧于英雄称号，顽强战斗，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官兵们洒满鲜血的阵地，以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解放后，叶飞每次去鼓浪屿，总要去凭吊一番，向烈士们表达敬意。

就在我军以有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我29军两个师，31军一个师的先头登陆部队，于当日午夜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于拂晓前登陆夺取高崎滩头阵地。具体部署是：31军92师由西段的东渡至石湖山间登陆突破；29军85师由中段的高崎至西侧的石湖山和花屿间登陆突破；86师由东段的钟宅至花屿间登陆突破。东北风对我军从厦门北面登陆却是有利的，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登陆突破地点，对高崎发起一线攻击。

在西段，92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谁知这里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正逢落潮，一脚踩下去，淤泥陷没膝盖，又被国民党军发觉，以密集的火力封锁。274团3营8连在副连长、排长和7班、9班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8班长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又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最后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这个排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的光荣称号。但是部队陷于淤泥，处于险境，幸好29军在岛两侧登陆成功，策应他们迅速通过泥滩，继续向寨上攻击。至16日晨，92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29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以重兵据守，自吹是“海上堡垒”。但是，我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暗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过激战，至16日晨6时，这个“海上堡垒”就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奋战两昼夜解放厦门岛在东段，86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国民党军起初还以为是自己人哩！发现不对后，国民党军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258团2营只剩下50余人，仍然坚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前，第10兵团的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至当日上午9时，北半岛登陆即告成功，夺取并巩固了高崎这个最主要的滩头阵地。后续部队陆续登陆，在高崎集结。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

战后，被俘的国民党74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从我军进攻北半岛开始起渡直至抵滩登陆，国民党军一直被鼓浪屿方向的登陆战所迷惑，放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始则左顾右盼，继而南调增援鼓浪屿，北半岛就只有挨打了，他还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据说：1841年，英军进犯厦门，是从沙坡尾一线登陆：1938年，日军侵占厦门，是从五通道、浦口一线登陆；而解放军却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实出他们意料之外。

我登陆部队击溃敌人反扑之后，士气旺盛，不顾疲劳，乘胜猛插纵深，抢占要点，后续部队争先恐后，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上陆。16日下午，推进到岛腰的仙洞山、松柏山、圆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整个北半岛，并可以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夜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即被我军击溃，敌222团团长当场毙命。最后，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把他的特务营用卡车运载，急速赶来松柏山，进入山口后，我军将其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6日黄昏，被我击溃的国民党军狼狈不堪地向南溃退。我军的部队虽很疲劳，但抓紧时间喝了水，吃了干粮，一见敌人垮了，就像下山虎一样，勇猛追击逃敌。

汤恩伯知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向海上逃去。他们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兵舰放下小艇接应。这时，适逢退潮，船只难以靠岸，急得他在海滩上团团转，直跺脚。这情况，我军从监听的报话机中收到了，听得非常清楚。叶飞也使用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是我军追击部队只顾追击敌人，不向后方联络，报话机呼叫数次一直叫不通。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停了一个小时才喊到小艇，夺路而逃。只是由于我军在追击中不注意通讯联络的疏忽，被汤恩伯逃掉了，真是可惜！

10月17日上午11时，战斗结束，厦门岛和鼓浪屿全部解放，宣告了16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和帝国主义列强任意蹂躏厦门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驰名中外的“海上花园”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他部队，共5.1万余人。

金门慰劳“残兵败将”

17日早餐后，谢汉儒虽然疲惫不堪，但“慰劳团”是否就此结束回台，谢汉儒不能不找“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雷震合议合议。正在此时，福建省主席方治正冲他而来。他劈头就说，慰劳团马上要改乘另一艘轮船，继续前往金门劳军。原来“锡龄号”轮船，仅是作为他们用早点的补给站。金、厦一衣带水，少顷，“慰劳团”在金门岛登陆。

他们没有休息，立即展开劳军工作，但首先的“慰劳”对象却是昨晚从厦门撤退到金门来的部队，他们无所选择的，就在野草丛生的旷野上休息，有的坐着，有的正在酣睡，军装不整，不在话下。谢汉儒眼见这些成百成千的“残兵败将”，痛苦无以复加。

谢汉儒因声音沙哑，面对昨晚和“慰劳团”同遭“一夕惊魂”的部队兄弟，说不出内心的痛苦感受，只好请由副团长黄震球代表致慰问之意，同时也请方治为部队兄弟“加油”。

在金门先后数天，“慰劳团”走遍金门全岛，所到之处，但见黄土滚滚，满目凄凉，令人伤感。为了“鼓励士气，振奋民心”，劳动团拖着疲惫的步伐，完成了慰劳的全程。

“慰劳团”归返台湾，在高雄码头靠岸，正拟登岸时，有10余名宪兵上船要押解“人犯”。谢汉儒从随船来台的某军官口中获悉，宪兵上船是要“陪同”刘汝明登岸的，谢汉儒这才知道原来刘汝明是和他们同船回台的。据说刘汝明的被扣押，除了他的部队入闽时的军纪败坏被人告发外，对于厦门在一夜之间变色，也要负一部分战败责任。

回到台北，大有恍同隔世之感。仅仅一星期的音讯断绝，不但参加“慰劳团”团员的家属们，急得如锅上蚂蚁，就是有关机关，也是关怀备至。省参议会秘书长连震东，在音讯断绝期间，曾到谢汉儒家里慰问致意。凑巧的是，当谢汉儒率领“慰劳团”于10月16日抵达厦门时，当晚对岸率领解放军进攻厦门的司令员，竟是他的表兄叶飞。

两位当事者再次聚首1990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叶飞6月24日在北京会见了台湾民社党元老谢汉儒。会见中，双方表示，国家统一是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海峡两岸各党派、政治团体和各界人士应求同存异，积极创造条件，共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这条新闻与每天都有的类似的报道没有任何特别之处。然而，知情者知道，叶飞会见的这位台湾“客人”，不是一般的客人，而是他的表弟。

叶家和谢家祖上都是闽南人，谢汉懦的母亲与叶飞的爸爸是亲兄妹。叶飞的父亲早年远渡到菲律宾，叶飞就出生在那里。他幼年被送回国读书，在厦门读中学时参加了革命，成为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据说，谢汉儒当年是为了逃婚离家出走到的厦门，在厦门成了家立了业，他的政治生涯也是从那里开始的。他早年追随张君劢，是中国民社党的元老。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谢汉儒全家移居台湾，他成为台湾政界的要人。尽管当时叶飞和谢汉儒曾同在一座城市中生活，但是两人从未谋面。40年代末，谢汉儒在台湾当选为省参议员，是政界的知名人士。晚年退休后仍然任“中央选举委员”。现在，他们全家正致力于海峡两岸的统一事业。

叶飞爱厦门，特别是晚年，更是常常想念厦门，那里有他很多很多的回忆。。谢汉儒也爱厦门，特别是在台湾与大陆隔绝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厦门使他梦萦魂绕。。在1990年的那个初夏，兄弟二人在北京第一次见面时，共同的话题就是厦门。。谈着谈着，他们惊奇的发现，1949年10月16日这天，两人都在厦门。但是，那天他们又绝无可能见面的。因为他们当时是站在对立战线的各自一面，一位是指导人民解放大军渡海进攻厦门作战的兵团司令；一位是随着国民党厦门守军司令部仓皇逃离的“国军慰劳团”的团长。从谢汉儒登上厦门岛到他离开岛来到汤恩伯“海上总部”的十几个小时，正是解放军发动攻击到全岛解放的时候。谢汉儒以他亲自的经历，成为国民党败将汤恩伯败走厦门的目击者和证人。

“如果您知道率军打过来的共产党军队的司令官是您的表哥的话，那么，您还会跟着国民党军队走吗？”

谢即风趣又坦成地回答：“当时我根本不晓得‘共军’的司令官是我的表哥。就是知道了，我还是要走的。”

兄弟畅谈往事，共同回忆了在厦门度过的、惊魂动魄的一天，谈到两人分属两个阵营，一个是攻者，一个是跑者，而几十年之后，两人又走到一起，兄弟相聚了，不觉开怀大笑起来。一家人终归是一家人。叶飞将自己写的回忆录送给谢汉儒，其中解放厦门的一章正好圆满了谢亲身经历蒋军溃败厦门岛的历史全貌。

对叶飞和谢汉儒会见时的谈话，叶飞的女儿叶蓁蓁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都是厦门岛历史大变迁中的当事人。对父亲了解得多一点，但对表叔知道得却不是很多，于是，她冒昧地请他写下这段不平常的经历。表叔痛快地慨然应允。不久，她便接到了表叔要他的儿子谢正观从台湾带来的稿子《金、厦之战的另一幕》。

谢汉儒写的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极短的短暂的片断。这段经历已经过去40多年了。今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正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奔走。。40年后，谢汉儒终于又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厦门岛，还有那花园般的鼓浪屿。在1993年溽暑的一天，老人不顾骄阳的炎热，兴致勃勃地一面寻找着他曾走过的那条小街、住过的那所大房子，一面滔滔不绝地向年轻一代讲述着往事。。

第五节胜利之师受挫金门捷报声中，叶飞说：“此役必胜！”

厦门大捷对10兵团特别是叶飞司令员是一次巨大的鼓舞，叶飞司令员应厦门市委的请求，命令10兵团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并命令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交由第28军前指执行。

素有“小叶挺”之称的叶飞司令员，由于被繁杂锁碎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而未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而且被胜利喜悦激励着的叶飞司令员，竟以如下不切实际的理由说服了对这一决定有担心的韦国清政委的疑问：“你太多虑了，我的大政委，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号称‘小白崇禧’的汤伯恩集团，兵力充足，有海空军支援，已被我军攻克；而金门岛弹丸之地，又没有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不过20000残兵败将，说实话，要不是蒋介石严令固守，李良荣早在我军攻克厦门之际就弃岛南逃了。我用一个主力军加29军的两个主力团攻金，已是富富有余了。再说原作战部署本来就是由28军攻金的嘛，没有必要再改变部署。我还是那句话：此役必胜！”

粟裕提醒三点事项进攻金门的任务由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担任。

28军是1947年4月由原八路军山东渤海军区的地方武装升级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发展起来的。

29军原是1945年11月由原新四军苏中地方武装建立起来的第7纵队，1947年初升为华东野战军第11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后留在苏中敌后进行游击战争。

在解放战争中，28军脱颖而出，以善守称著；29军以前缺乏打大仗的锻炼，在进攻上海时，三野的首长有意将其布列于主攻方向，使其积累一些经验。总的说来，这两个军的官兵已具备了攻坚作战的能力，但这两个军和全军其他部队一样，没有两栖作战的训练，而且，被胜利激励着的部队也没有对两栖作战的困难进行充分的论证，更为严重的是，指战员们根本不了解潮汐、船舶等因素在两栖作战中的影响力。

国民党驻守金门岛的是第22兵团第5军和第25军以及刚从台湾调来的

第201师，拥有8个团2万人。其中，第5军原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不过，第5军的老部队已在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现在的第5军是其残余及征招新兵而重新组建的，且在厦门战役中，其166师已基本被歼，剩下的第5军军部和第200师约3000余人据守在小金门。

第25军是一个屡战屡败的部队，早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该军即被歼于碾庄，后在福建重新建军，又在我进攻福州的战斗中基本被重歼，残部逃到金门时仅缩编成一个团，之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编成40、45两个师，与原25军残部一起重新成立了25军。

刚刚从台湾调至金门的第201师是原青年军部队，是抗日战争末期蒋介石以“十万青年十万军”为口号组织起来的，其待遇、装备均较其他部队优越，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嫡系。

此外，金门岛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战车第3团第1营，该营于1949年初组建，其主要成员均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拥有重15吨，配置一门37毫米炮的美制M5A1坦克21辆，是反登陆作战强有力的力量。

战前分析，国民党在大金门岛和小金门岛各驻军17000和3000人，其中，新兵又占多数，只有201师和战车营是较有战斗力的部队。当时，金门岛上虽然抢修了一些防御工事，但这些工事防御能力并不强大，多是成一线配置的野战土木工事。

28军前指受命攻金后开始了渡海作战准备工作。然而，由于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破坏和掠夺，所剩渔船寥寥无几。这使我军准备渡海作战船只发生困难。直到10月24日才收集到集中一次可航渡3个团约8000人的船只，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的部署命令的总攻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10月18日下达了作战部署命令，其时，兵团包括叶飞司令员在内的不少领导到达厦门才4天时间，命令要求：以我28军82师全部、84师251团、29军85师253团及87师259团共6个团的兵力分两个梯队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插小金门。这一命令所要求准备的船只实际上直到真正发起总攻时也未完成。

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部队的船只，第28军前指作出了如下一个过于理想化的预想：第1梯队登陆3个团，纵使有部分损失，船只返回时第2梯队、第3梯队还可以再航渡3个团，这样总共可有6个团大约13000人登陆。

这预想未料到这些新筹措的船只的船员大多是外地人，对航道不熟，又未经统一施训，故指挥调度十分困难。也未考虑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况且，在厦门之战结束时，金门守军已经得到了胡琏兵团18军的增援，岛上国民党总兵力已达30000人。

国民党总部不仅命令胡琏兵团18军增援金门岛，而且还不断派兵增援。

这一态势已为10兵团领导所觉察。当解放金门的计划上报到主管华东野战军作战事宜的粟裕副司令那里时，粟裕曾特别强调了如下三点：（1）以原敌25军108师12000人计算，只要增敌1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然而，过于轻敌的10兵团领导却轻率地认为，只要能在大规模增援之敌还未立稳脚跟前攻占小金门，就能赢得战役的胜利。叶飞司令员在胡斑兵团己到达金门岛时仍以为胡硅兵团还在海上徘徊，认为此刻发起登陆进攻是一个战机，如有延误，金门的情况很可能发生变化。于是，在未审核28军作战命令的情况下，召集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和福建省有关人员仅凭28军的一纸电报进行研究，仓促地批准了第28军于24日晚攻击金门的战斗。

第一梯队仓促登陆一场并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又缺乏渡海船只的两栖作战就这样在24日晚7时开始了。28军第1梯队登船完毕后，军前指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传来不容变更的指示：决心不变！

24日深夜潮涨之时，由28军82师244团、84师251团和29军85师253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从莲河、大橙岛、后村等地启航，原计划中的82师指挥所困船少而未参加第一梯队的登陆作战，由于渡海前各部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船队一离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所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到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间又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一些船只已在航渡中被打散。

尽管如此，我第一梯队的3支登陆部队在25日凌晨2点分别登陆成功。

左翼244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获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十多个碉堡；中路的251团先头营在金门岛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之一；右翼253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我第一梯队登陆是较为顺利的，但除了右翼的253团3营巩固了团的登陆场外（后来的事实表明，253团3营巩固的登陆场，为整个登陆部队后来坚持3昼夜的抗击创造了极为基本的条件），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在突破了敌第一道防线之后，于拂晓前攻至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歧、埔头一带，之后，又乘胜向敌

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第一梯队登击成功之前，28军前指已分别安排了3名军部参谋负责组织船队返航。临行前，28军副军长握着3位参谋的手说：“你们别无其他任务，你们的任务就是组织和督促船队抵滩登陆后迅速返航，切记！切记！一定要迅速返航！”

可是，登陆部队成功登陆之后，船队却没有返航。

原来，第一梯队船只登陆时，在早晨2点钟左右，是涨潮的最高峰，国民党军原先设在海滩的障碍物多被潮水覆盖，许多船只冲到障碍物的上面，船底被挂住了，部队被迫在障碍物中下水，而船只却一时难以动弹，加上当时敌人的火力较猛，船工们纷纷躲避，各船抵滩也有先有后，3位参谋的叫喊声被巨大的枪炮声淹没了，只有等待我军攻占了滩头阵地后，才能将到处藏身的船工召回返航。可谁也没有想到，我军还未站稳滩头，大海就已开始退潮，而且退得极快，当三位参谋发现退潮时，潮水已经退到10米开外。这几十艘返航的船只在离开金门岛时，就遭到敌滩头的排炮袭击，不少船只被击沉、击伤，后来，船队又遇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拦截，终于全部牺牲。25日上午6时，萧锋副军长，85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已经放亮的天空一片惨烈的景象留下了：指挥员们隔海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击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000人登岛作战的第二、第三梯队计划已经难以实施。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向兵团领导请求援助。请求立即派船只支援，可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船只？

老蒋不惜代价守金门我军的强打猛攻给国民党的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岛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金门岛。25日凌晨4点，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受命率舰队旗舰“太平”号自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已令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进行海上封锁，敌202号扫雷舰、“南安”舰驶入古宁头西北岛沙水道，炮击我登陆部队，而“楚观”、“联铮”、“淮安”等舰和“203”号扫雷艇、“15”、“16”号炮艇等则开至大小金门之间，守护大金门的西侧后方。

蒋介石在派海军封锁海面的同时，于25日凌晨4点30分派胡琏兵团的18军118师、19军14师、18师52团和11师的一个团在坦克和炮兵的配合下从料罗湾登陆。当时，解放军登陆部队离滩头阵地已达十多里路，胡琏看到这一情况，下死命令将该兵团主力18军投入战斗，来了个反包围，又派迂回部队占领了解放军滩头阵地，切断解放军后撤的退路，并用炮火将解放军登陆部队因潮水退却而搁浅的船只全部击毁。

解放军244团团长邢永生带领全团战友一直顽强战斗到25日中午12点，在全团官兵大多牺牲的情况下仍坚守阵地。251团的主力则一直与敌激战到3点。之后突出重围，与古宁头的253团会合。

251团副团长冯绍堂带领固守林盾的两个班的战士，苦战了整整9个小时，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后来，为保存实力，主动突围到古宁头，与253团会合。

我三支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齐会合至古宁头与敌激战。整整一天一夜，我官兵滴水未迸、粒米未入，而数倍于我的敌人则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地轮换着包围解放军登陆官兵，就这样，战斗一直坚持到25日的黄昏，官兵们借助于夜幕才又赢得一个有利的作战时机。至此，解放军3个团的登陆兵力已损失半数以上，据岛上步话机的报告，第244团仅乘700多人，第251团剩下1200多人，第253团剩余人数较多，但弹药却十分缺乏，而国民党军队在黄昏前又投入较多兵力，企图将解放军首批登陆部队全歼于古宁头，后被解放军借助夜幕打退。

整个金门岛战役，10月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是决定整个战斗成败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19军军长刘云瀚于1980年1月在台湾出版的《中外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追述金门之战》的文章中写道：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的控制部队都投入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感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共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航渡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弹尽粮绝全军覆没当时，面对隔海的金门岛我10兵团和28军前指的指挥员心急如焚。10兵团领导机关一面研究作战对策，一面再度派人收集船只。虽经多方努力，所汇集的船只只够截运4个连的兵力。28军前指的领导认为，以如此少的兵力“添油”式的增援，于事无补，还不如派船去尽量多撤运一些人回来。可兵团领导这时仍求胜心切，认为坯有挽回局面的一线希望，基于此，28军前指决定由已内定为82师副师长的第246团团长孙玉秀率该团2个连及85师的两个连增援金门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并决定由孙玉秀负责整个登陆部队的指挥。

25日夜间，国民党部队最为担心的就是解放军进行后援，因而派飞机在海面上巡逻，并投掷了大量的照明弹，“太平”号旗舰也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的海面上，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炮击。

面对如此困境，孙玉秀带领4个连的官兵，不顾炮火袭击，机动灵活，利用夜幕的掩护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巡查，终于在25日凌晨3时分别在湖尾乡和古宁头登陆成功。

4个连分成两部分，从湖尾乡登陆的是孙玉秀带领的246团的2个连，他们一登陆即歼灭了国民党军1个营，随后又向(禁止)山一带推进，并积极与

第一梯队取得联系。从古宁头登陆的85师259团的2个连，一上岸就走进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的区域，他们只得利用火力占领了几个碉堡，然后依据这些碉堡顽强抗击了整整一天；打退了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次进攻，直到26日夜间弹尽粮绝而失利。

26日凌晨，我第二梯队登陆的孙玉秀与第一梯队登陆部队取得了联系，当时，第244团团长邢永生、第251团团长刘天祥和第253团团长徐博都向军前指报告，说部队受到很大鼓舞，并一致拥护孙玉秀统一指挥。

在孙玉秀的带领下，246团的两个连很快突破了敌人的封锁，来到古宁头，与第一梯队会合，不过，由于第二梯队增援人数实在太少，众寡悬殊且四面受敌而无法改变战局。

26日，是我进攻金门岛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埔头一带猛烈反扑。据当天上午接到登陆部队传来的报告称，我251团、253团现存人数不过数百人。

26日上午，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胡玻赶到金门，和汤恩伯等一起到前线督战。国民党步兵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琏、汤恩伯等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轰狂炸，再用坦克炮和火箭筒逐一抵近民房射击，即使如此，在我军顽强的巷战、肉搏战的坚持下，敌3个师的兵力经过整整一天反复冲击，也未能冲破我军的阻击。

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我登陆部队已难以支持，孙玉秀、邢永生、刘天祥、田志春、徐博、陈立华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了临时作战会议，鉴于我军登陆的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决定将所存部队分为几股打游击，同敌人周旋到底。22时，28军前指在毫无办法可施的情况下，电告我登陆部队，为保存最后一分力量，希望前线各级指战员机动灵活，从岛上各个角落，利用敌人或群众的竹木筏及船只，成批或单个越海撤回大陆，我们沿海各地将派出船只、兵力、火器接应和抢救撤回的人员。

26日深夜之后，28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27日凌晨，我253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1营600多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剩余的150多人和244团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这是253团最后一次来电，之后，就音讯杳无了。251团团长刘天样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刘团长的话还未说完，耳机内传来一阵爆炸声，刘团长光荣牺牲了。26日午夜，我登陆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向北突围，在海边寻船未获的情况下向东南方向转移，准备到山区与敌人长期周旋。以等待后续部队的到来。到27日下午，这部分官兵被敌发现，随退突围至(禁止)山附近，再度与敌遭遇，激战中，我官兵边战边再次完成突围。

然而，我完成突围的官兵遭到了国民党海军军舰的炮击，这些军舰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舰炮向地面炮火射击不到的死角轰击，在敌海陆武器的夹击下，我有武器的官兵一直战至牺牲，没有弹药的官兵被俘。至27日上午10时，金门战斗基本结束。

金门战斗结束后，我少数突围成功的官兵仍坚持在山区打游击战，一直到28日下午，我军官兵仍在山崖、浅滩处与敌军周旋，在246团团长孙玉秀的带领下，悄然到达沙头，遗憾的是，在沙头附近再度被国民党军队合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玉秀负伤后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我244团团长邢永生负重伤后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后不久即牺牲。我251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50人打游击，终因弹尽粮绝被俘。我253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被包围，战至最后牺牲。另据台湾出版的战史称，253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中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部队反复搜山而被俘。

至此，我登陆部队包括船工、民夫在内的9086人，无一个投降，除部分被俘外，大都壮烈牺牲。据我军战后得到的消息，国民党军总计伤亡9000余人。

叶飞含痛请求处罚金门之战的失利，引起了全军、全国震动，这次失利在我军战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过去战史上几次失利如长征中的湘江之战、红军西路军的失败及皖南事变损失人数也不少，但却没有一次全军覆没，而这一次，却损失了全部投入作战的3个团9000多人，竟成建制覆没。

金门失利后的第二天，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地来到兵团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司令员悲痛地对他们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鼓励士气，准备再攻金门。这次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去吧。”

萧锋、李曼村刚刚离开叶飞司令员的办公室，叶飞就收到了第3野战军的批评：“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最大者，其主要原因是因为轻敌和急躁所致。”，同时要求10兵团“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讨”。当天，1O兵团即向3野报告说：“我们检讨造成此次金门作战之惨痛损失原因，主要是我们急躁胜利冲昏头脑，盲目乐观轻敌所造成。。。直到已发现胡琏兵团已开始从汕头船运增援金门，仍要求应在援敌未全部到达时予以攻击，在船只不足的情况下，未断然下决心停止攻击，这是最严重的罪行。”

10月1日，由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张鼎丞、兵团司令员叶飞、兵团政委韦国清、29军军长胡炳云、29军政委黄火星、28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参加的10兵团党委扩大会在厦门老虎山洞召开，萧锋第一个发言：“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失误，指挥也有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指示的三个条件。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了个极大的错误，请求10兵团党委、3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叶飞很快就接过他的话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在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严厉处分。”

叶飞在会后真的给陈毅司令员起草电报，并报中央，请求处分，毛泽东主席当时表示“金门失利，不是处分的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11月8日，毛泽东主席又提出：“以3个团去打敌人3个军，后援不继，全部被敌歼灭，这是解放战争三年多以来第一次不应有的损失。”中央军委同时命令叶飞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准备再次攻金。

1950年，美国悍然入侵朝鲜，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停止解放金门的任务，集中全力剿匪，这样，叶飞将军和我10兵团的将士失去了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

第六节在大陆的最后时光成都检阅频出意外金门一役，似乎证明国民党还有抵抗力量。

尽管10月中旬，白崇禧集团的主力被歼于湘桂边境；11月初，广东全省除海南岛外均获解放；到12月中旬，解放军的广西战役也胜利结束。蒋介石“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计划中的闽粤、两广尽失，只有台湾和川滇了。但蒋介石的专机在仍然在台北和川西平原之间来来去去。蒋介石此时存有幻想，他认为只要在成都平原坚守6个月，就可能赢得美国出兵支援，也就会致使苏联出兵支援中共，从而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所以他不但否定胡宗南迅速撤往西昌再转滇越边境的建议，而命令组织川西会战。蒋介石没有想到，他这个决定，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共40余万人的胡宗南集团的彻底覆灭，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最后不得不从成都匆匆逃走，从成都永远地离开了大陆。

这是1949年11月30日，中美号专机再次载着蒋介石来到成都。随同前来的有黄少谷、俞济时、谷正纲、陶希圣、蒋经国、沈昌焕、周宏涛等人。这也是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去南京“摘桃子”后五年来第二次来成都，头一次是二个月前9月12日。

第一次到成都，主要目的是巡视地方，拉拢四川的地方实力派，稳定四川，为他调兵遣将保卫大西南作准备。他在成都的5天中，频频接见王陵基、邓锡候、刘文辉、向传义、王缵绪、熊克武、方叔轩、黄季陆、曾扩情等，并邀他们共进午餐。蒋介石还邀请成都的各界绅士380余人出席他的茶话会。他说：“4年多没有与成都父老见面了，甚是怀念。我要感谢四川人民支持8年抗战及4年勘乱之伟大贡献。只要大家同心团结，必获最后胜利！”蒋介石还接见了已故刘湘、李家钰、许国璋、饶国华等原四川军政要人的遗族，并赠若干银币表示关切。蒋介石决心经营四川，决心拉着这些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同共产党、解放军进行川西决战。

此次在成都，他还调整了黄埔军校的官员，检阅了黄埔军校的学生并作了训示。但事与愿违的是他在训示和检阅中却出了洋相。

检阅前，他训示说：“我们正处在危难时期，你们是我的学生，不出几个月，国军就会实施全面的反攻，今后天的党国就是属于你们的了，如今，区区共匪，何足论道，要消灭它，也不过如秋风扫落叶。”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他开始悲从中来：“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接着，他语无伦次，老泪纵横，然后喉咙哽咽，嘴也不听使唤了。。突然间，6000多师生都睁大了眼睛：蒋介石的假牙掉了下来了。只见他张了张嘴，皱了皱眉，显得十分难堪。站在他两侧、身后的随行官员大都十分尴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幸好蒋经国反映敏捷，沉着冷静，不动声色地走过去，弯腰捡起了假牙，并用眼色示意两个侍卫把蒋介石扶到后台去。担任阅兵的总指挥官见此情景，连忙跑上检阅台，调整方队队形，准备进行分列式。

蒋介石的训示就这样未完而终。不料，分列式开始后，又出了事，把他吓了一跳。

当蒋介石重新装好牙齿，擦干泪水，再次出现在检阅台上时，军校的各个方队都已准备完毕，于是，一个个整齐的步兵方队开始从检阅台前通过。蒋介石感到满意，脸上露出了笑容。步兵方队过完后是炮兵方队，这是黄埔军校的炮科学员。蒋介石在1907年赴日留学就读振武学校时，学的就是炮兵专业，对炮兵在兵器家族中的地位有足够了解，他希望炮兵在即将到来的川西会战中有上乘表现，便微笑着举起手来向炮队示意。他这一举手不打紧，一台炮车嘎然停在了检阅台前，这一突然的情况使蒋介石大吃一惊，也使阅兵的指挥官心惊胆颤，都怕发生行刺事件。

蒋介石在台上不知所措，侍卫们如临大敌，阅兵总指挥手按枪把急忙向炮车跑去。原来，开牵引车的司机见蒋介石向他举起手来，以为蒋介石要说什么，慌乱中踩了刹车，停在了检阅台前。阅兵总指挥官弄清情况后，命令炮车马上开走。可是发动机偏在这时熄了火，司机摆弄着一把电线找不着毛病，急得满头大汗也无济于事，而后面的火炮和牵引车全都停了下来，场面有些混乱。

指挥官见状，只好命令把那辆炮车推出场外，阅兵继续进行，但直到结束，蒋介石一直皱着眉头，未露笑容。阅兵完毕后，他什么也没说，默默走下了检阅台。

蒋介石是9月17日离开成都的，当他于11月30日再来成都时，更加黯然伤神，且不说那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己宣告成立，他的中华民国早已寿终正寝，也不说人民解放军已击溃了看守四川东大门的宋希濂部，重庆危若垒卵，就蒋介石等从重庆逃来成都时的情景足以使他揪心。蒋经国曾回忆道：当天（11月29日）下午4点钟，父亲突然命令驾车到重庆市区去看一看。那时，重庆市年素乱不堪，人心惶惶，大有不可终日之概；各机关的人员，纷纷准备逃难，差不多都走空了。父亲的座车首先到了卫戍司令部，谁知偌大的司令部里面，只剩了几个卫兵，还有两个副官，其余的人已跑得净光。父亲就对那位副官说：“你见到杨司令的时候，就报告他，说我已经来过这里。”从卫戍司令部出来以后，父亲又命令把座车开到抗战时期的军事委员会，一路悲凄冷落的情况，难以形容。

在日后公布的蒋经国《危急存亡之秋》日记中这样写道：二十九日前方战况猛烈，情势危急，重庆已受包围。而父亲迟迟不肯离渝，其对革命的责任心与决心，感人之深，实难以笔墨形容。下午10时，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我只好向父亲报告实情，希望早离此危险地区。同时罗广文自前线回来报告，知其军力已被匪部击败。而周围各兵工厂爆炸之声又四起，连续不绝。此时沿山林园前，汽车拥挤，路不通行，混乱噪杂，前所未有。故不能再事稽延，乃决定赴机场宿营。途中为车辆阻塞者三次，无法前进。父亲不得已，乃下车步行，通过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始达机场，即登中美号专机夜宿。关于蒋介石的“处变不惊”、“安详镇定”以及“革命责任心”问题，台湾学者李敖评论说，因为蒋介石有专机，“有了专机，自然方便异乎常人，任何地方都可以早早的来，晚晚的走，不虑走不成”，其实，蒋介石在离开重庆时还遇到了一些麻烦，蒋经国没有说，一个叫王蒲臣的大特工在悼念毛人凤的文章里透出了一点。他写道：同年（1949年，下同），8月，我奉命由台赴渝主持训练工作，领袖（指蒋介石）和先生（指毛人凤）都在那里策划部署工作，到了12月初（应是11月底），重庆已经非常吃紧了，先生对我们说：“你们没有任务的人可以陆续先行撤退，不然，将来会走不了的。”我说：“你什么时候走呢？”他说：“领袖在，我怎能走，你们不要等我，万一时局恶化，到了不如人意的时候，我个人只有跟随领袖。”情况一天天紧张，重庆的警察已经撤退了，每一条路的车辆，都挤得满满的，就是领袖的车子也无法通过。那时，先生运用了特种技术，终于将领袖送到安全地带。

毛人凤用什么“特种技术”，王蒲臣没有明说，一般认为是使用了坦克或装甲车。不管用了什么，蒋介石逃离重庆肯定遇到了很大困难，以致在路上耽搁了好几个小时，加上重庆这个国民党陪都的失守，怎能不使他揪心、痛心？所以，11月30日，当他一到成都，就对张群、刘文辉等人说：“完了，重庆失守，那里己是一片废墟，我们离开那里时，国军正在破坏兵工厂，爆炸的声浪把我住房的玻璃都震碎了。”

蒋介石第二次来蓉，主要是布置川西会战。他多次召集顾祝同、胡宗南、王陵基等研究作战计划，虽有多种方案，但基本的想法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首先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解放军的进攻，再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东山再起。为达此目的，他决心稳定军心民心。

首先，他命令中央银行拿出500两黄金稳定成都的金融市场，使市民可以拿已变得一文不值的银元券来兑换一点黄金（据档案记载：最后全市共兑出黄金135两，其余不知装了谁的腰包，蒋介石也上当受骗了）。

其次，他点名把一些带兵打仗的军官的眷属拉去当人质，反而使部队更动荡不安。

第三，他命令阎锡山组织“反共救国团”，阎亲任团长，命令黄埔军校招考第24期寅埔生和17期军官训练班。

第四，他要再次检阅黄埔学生，给他们打气鼓劲，谁知这次检阅，又出了一个意外情况。

12月3日上午9时半，蒋介石在张群等人的陪同下走上了检阅台。首先是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升“国旗”。乐声响起，青天白日旗开始向杆头爬去，歌声依依呀呀地唱着，滑轮吱吱呀呀地响着，当那旗就要升到杆顶时，突然，升旗的绳子从中间断了，在杆头的滑轮哗啦啦一阵猛响之后，那旗和半截绳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一时谁也回不过神来，蒋介石也一动不动地站在台上，楞楞地盯着地上的旗子。。迷信与“国旗”

蒋介石是很迷信的，或许这同他的一些巧遇有关。下面顺举一例。

1926年，北伐军包围南昌城，在离南昌约三十几里的牛行车站，设立总司令部。附近有一小庙，庙里虽然只有几名和尚，但香火颇盛，附近人都相信此庙求签极灵。蒋为了满足一下心理上的干渴，邀参谋长“小诸葛”白崇禧（桂系军阀三巨头之一）一块到小庙去求签。

侍卫总长宓熙带着几名卫士，走在蒋和白参谋长后面，步进林木飒飒的神庙。众人正准备跨人大雄宝殿，殿门口已走出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和尚，乃住持僧。

蒋介石一个眼色，宓熙队长令卫士留在大殿阶下，独身一人跟随蒋总司令和白参谋长上了大殿台阶。住持僧双手合什，口念“阿弥陀佛”，将来客让入大殿。这是一个关帝庙，有签可求。

蒋介石也不言语，走向香案，从签筒中抽出支竹签，也不看，脸带微笑，仍未说话，顺手递给住持老和尚。这位住持僧看了之后，也不说话，又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时，竹签上是一首唐代刘禹锡的七绝诗《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蒋介石看了之后，不解何意。

住持僧问：“先生是否来问战争之事？”

蒋介石听他一言说穿自己心思，颇为信服答：“正是请问战事的胜败如何？”

住持僧突然问道：“先生是蒋总司令吗？”

蒋介石张口便答：“正是！”

住持僧竟不知何故看出了蒋介石的身份，一脸庄重之色，说：“此诗乃指明这场战事，于您是大吉大利，于敌是在劫难逃。不过，你于吉中有灾，要防剪刀叉。”

蒋介石先是一喜，继而一惊，不由急问：“老师傅，不知此诗何解，如何主我吉敌凶，又吉中有何灾？”

住持僧详说道：“请施主蒋总司令看第一句为‘山围故国周遭在’，以目前所问，正是如山一样的北伐军，以铁桶般包围了南昌。

第二句是‘潮打空城寂寞回’，乃敌军本北洋军阀，而又背靠鄱阳湖和长江，正是城让人占，自己失败而回。所以您主战事定当胜利，敌军定当逃遁。但是，第三句乃‘淮水东边旧时月’，是指敌军并不甘心失败，仍要挣扎，qi書網-奇书淮水与长江，相交如剪刀，故要防此剪刀叉。

第四名则‘夜深还过女墙来’，此签应在半夜有灾，要防止切断后路。这最后一句话很重要，不可掉以轻心，切记！切记！”蒋介石听说，颇觉有理，微微点点头，让身边的随从副官江志航拿出200元钱，作为卦金，给了住持僧，转身与白崇禧率卫士和随从回营。一到司令部，就让白崇禧打电影，从预备队伍中调了两个团，速至总司令部附近宿营戒备。

蒋介石有了这一准备，仍觉得小神庙求签和住持僧之说是灵验的，又对宓熙布置，增加卫土队的实力。

不知是老和尚真能未卜先知，还是他早已知南昌城内的北洋军要偷袭。

当天晚上，也就是在蒋介石将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半夜12点钟，困守南昌的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将师长卢香亭，派了二个半团，从地下隧道爬出南昌城，偷袭牛行车站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因求签和听了小庙住持僧之言后蒋介石作好了部署，蒋介石和白崇禧的两支卫队早已森严壁垒，坚守防线，激烈奋战，顶住来犯之敌。接着，两个增援团包围上来，北洋军被打死千余人，俘虏千余人，逃走千余人。

白崇禧为了证实小庙之签，马上传讯卢香亭师守军，问“你是哪支部队？”

团长答：“南昌城内孙传芳部的卢香亭守师军”。

白崇禧问：“你们为什么从地下隧道爬出来？是什么目的？想干什么？”团长答：“上峰下令，为南昌省城的防守，准备大规模反击，令我们出击城外，切断贵军后路。”

蒋介石看了审讯记录后，沉吟不语。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特意命令军需长俞飞鹏，让他专程开车到牛行车站附近的小庙，送了一笔巨款，用以修缮庙宇。俞飞鹏当时未去小庙，不知路径，还亲自找宓熙，叫他派一名当时去过小庙的卫士，作为向导。

在成都期间，一些要员们有一种可笑的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败，不是由于它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的胜利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的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建议，立刻把“国旗改过来，改成与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了共产党。如今“国旗”未改，却在检阅台上当着蒋介石的面落地，岂不大大不吉，莫非“中华民国”就此完结了吗？

终于有人想起还要进行分列式，没有这面旗子是不行的。于是升旗人员连忙放到旗杆，重新挂好绳子，把那旗子又升了起来。分列式结束后，蒋介石走下检阅台，同受阅学员一一握手，据说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竭力“保卫”成都晚上他又授意军校给学员们放映电影《文天祥》，以实践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蒋介石此次在成都，还对美联社记者发表了长篇讲话。12月4日下午，蒋介石对美记者慕沙说：余此次应李代总统之邀入川，正值共军渗入川东，陪都危急。。余为国民一分子，并负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唯有竭尽一切力量，不避任何艰险，协助政府，与大陆军民共同奋斗。

重庆沦陷，西南局势更步入艰苦之境，但世界民主各国人士，应各中国大陆反共战斗，不仅并未停止，反而不顾任何代价，一切牺牲，亦日益趋扩大，刻在各地结集军队，使西南反共战斗持久。在铁幕之后，长江流域、浙江、河南、山东、福建及广东等地受共匪压迫之民众，到处蜂起，反对极权主义。吾人对于敌后游击队，刻正助其组织，予以支援。中国共党在莫斯科指挥之下，企图以暴力吞并中国国家，奴役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然中国人民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为独立自由而战，绝非暴力所能屈服。吾人现在战于自由区，战于匪区，战于乡村、城市、学校及工厂。蒋介石这一大段讲话，一是想为自己人川主军主政正名，号称是应李宗仁之邀而来；二是希望美记者能对他所进行的反共战争有个“正确的报道”；三是谈了他对今后反共战争的构想。蒋介石深刻检讨了国民党迅速失败的原因，他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点呢？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国民党腐败无能，是“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自己的自卑感，吓败了自己”。“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消灭已不成问题，抗战固然给它一个发展的机会，但连它自己也不会梦想到有今天。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到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蒋介石还说：“我们要想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身努力，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打败共党。”蒋介石还告诉慕沙：吾人从未背弃民主国家，吾人在第二次大战中，始终站在反侵略阵线之尖端，吾人今日亦复如此。吾人虽遭受许多挫折，但并不灰心。圣经有云：我已宣拆，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民主国家如低估中国反共战争之重要性，必将有害其本国安全独立与自由。吾人今后继续为国家独立自由而战，在吾人奋斗之途上或将遭遇更多之困难，但吾人深信反共战争必获最后之胜利。

蒋介石这一番话，自然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希望能重新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

蒋介石二来成都，十分忙碌，竭力“保卫”成都，但成都的形势却在一天天“恶化”，蒋介石不能不作逃走的打算。12月1日，他就把“财政部长”关吉玉和空军司令王叔铭叫到黄埔军校他的住处，严令二人密切配合，把成都现存所有的金银外钞立即秘密运往台湾。蒋介石的担心并非过忧。在解放军大兵压境之时，共产党成都地下组织也十分活跃，正策划炮打蒋介石住的“黄埔楼”和设法活捉蒋介石；黄埔军校也连连出事，使蒋介石担惊受怕很不安生。

由成都逃离大陆12月5日一早，蒋介石的一个卫士进厕所时，把佩有两只日本式小手枪的腰带随手搭在便所的木门上，转眼便不知去向。有关方面怀疑是有人企图谋杀蒋介石，于全校进行大搜查，但搜了一天，一无所获。这天蒋介石一直未出黄埔楼，原定去市区的计划也取消了，蒋介石大发了一通脾气。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12点左右，蒋介石刚刚入梦，黄埔楼下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黄埔军校里一时间灯火通明，鬼影幢幢，人声噪杂，奔跑声、吆喝声响成一片，蒋介石的卫队如临大敌，倾巢而出，蒋介石也急急忙忙起了床，连问出了什么事，联想到白天丢失的两只枪，人人都以为这晚要重演西安事变中的临潼惊梦。终于真相大白。原来是黄埔23期的广西籍学员张宗禹在蒋介石楼下不远处的门边站岗时打瞌睡，迷迷糊糊中，手指压在了已打开保险的扳机上，一梭子弹便冲天而去，使人人恍在华清池。蒋介石得知详情后，怒火冲天，对刚当上黄埔军校的校长的张耀明大骂“娘希匹”，认定军校内有专事捣乱的共党分子，饬令他彻底清查、彻底搜查。据说后来有两个与“共党”根本没有关系的学生倒霉遭殃。

蒋介石此次着实受惊不小。何以见得呢？12月7日吃午饭时，蒋介石要求军校学员立即武装起来，加强战斗训练，校长张耀明立即执行，启封枪弹发给学员，下午就在军校的北门外进行实弹试枪。乒乒乓乓的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吓了一跳，立即把顾祝同叫来问个究竟。当他知是军校学员试枪时很生气，责备顾祝同为什么要在军校近旁打实弹，顾祝同只好再把张耀明痛骂一顿，命令今后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鸣枪，“违者枪毙”。当天下午，蒋介石把王陵基找来，命令他枪杀狱中的政治要犯；当天深夜，成都西郊十二桥边传来了阵阵枪声，把黄埔楼上的蒋介石又惊醒了，他忙把成都的治安官员找去询问情况，当得知是按他的命令枪杀政治犯时，才放下心来。蒋介石的确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了。

黄埔校内虽连连出事，但对蒋介石的真正威胁却是在黄埔校外。

蒋介石到成都来是人所共知的，新闻界有详细报道。于是，中共地下党川西临时工作委员会“留蓉工作部”在蒋介石抵蓉之后，就开始策划一个“擒贼擒王”的重要行动。地下党员唐会昌等人与被策反过来的国民党军团长姜期水准备在黄埔校外的菜地草棚间安一门迫击炮，当核准蒋介石确在楼内时，就轰击黄埔楼，炸它个墙倒楼塌。12月6日，当“炮打”准备工作正紧张进行时，突然有情报说：蒋介石并不固定地住在黄埔楼，何时确在黄埔很难把握。“留蓉工作部”党支部书记王逸平觉得事关重大，立即召开支部会进行讨论。一致认为情况有变，冒险太大，炮打之后，无论是否打中，将招致反动派的大搜捕和大屠杀，这与上级党指示“保卫成都，迎接解放”的根本任务不相符合，决定取消“炮打”计划，并把设在菜园草棚里的迫击炮秘密撤出。

其实，取消原计划最重要的推力是会上提出了“活捉蒋介石”建议，这个建议的主要设想是：利用已被我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军第95军副军长杨晒轩，请其率部控制蒋逃离成都时必经的飞机场，一举活捉蒋介石。于是，“炮打”变成了“活捉”，名项工作又围绕新的任务展开。

蒋介石在黄埔楼里的情况怎么样呢？由于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在解放重庆后己到达内江、自贡、宜宾一线，正准备迂回乐山、夹江，包抄成都，军事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在12月7日下令枪杀政治犯同时，命令“政府”迁往台北。12月8日下午，蒋介石最后一次巡视成都市区，沿途所见几乎全是难民和溃兵；12月9日，卢汉在昆明起义，张群、李弥等被扣留，与此同时，刘文辉、邓锡候等在雅安、彭县通电起义，成都之敌已成瓮中之鳖了。对卢、刘、邓等人的动向，虽说蒋介石早有所料，但当消息传来时仍大为震惊，为应付意想不到的情况，9日夜间，黄埔军校校长张耀明亲到23期2总队布置任务，组织10多个学员在黄埔楼后的城墙下凿了一个洞，作为应急的秘密通道；成都新津机场和凤凰山机场的飞机时刻准备起飞。而此时的成都市内，更是乱成一团，店铺关门，溃兵滋事，想逃往台湾的达官贵人们大多上天无路，怨声载道。蒋介石则连设骗局，一会儿在报上登于8日晨离蓉，一会儿又登于10日下午2时飞往台北。其实，蒋介石一直到12月13日深夜才离开成都。本来，蒋介石还不想走，但潮水般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只有一天路程了，机场很可能被解放军控制，于是这个基督徒也顾不得这个“13”吉利不吉利，在胡宗南派出的配备有10余辆坦克和装甲战车的大批兵力（据说是6个团，未作考证）护送下，冲破武候祠地区刘文辉起义部队一个团的阻击，直冲新津机场而去。1988年，原军校学员蒲剑虹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往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在那里，蒋介石登上了中美号专机，那飞机迅即腾空而起，很快消失在夜幕中。

蒋介石就这样离开了成都，离开了大陆。

还需交待一句的是，地下党的捉蒋队己万事俱备之时，9日忽见成都各报的通栏新闻：“蒋总裁昨已离蓉飞台。”只好放弃捉蒋计划；10日又见报载蒋介石于8日下午“巡视蓉市”10日下午捉蒋队再次开会，决心再行前议，正开会间，又有消息说：蒋介石已于中午在凤凰山机场飞台，地下党只好再次放弃捉蒋计划，把工作转到下一步的成都暴动上来。

蒋介石是不愿离开成都的，他大概知道会去而不返的，但他不得不离开，而且再也没能回到大陆来。

第七节强攻海南岛毛泽东三次电示四野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对其进攻的难度，远远超出金门与舟山。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在当时国民党军所占的4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这给渡海航行造成困难。

其次从双方攻防力量上看：攻金门、舟山渡海距离都在10公里之内，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可以直接掩护航渡和登陆，国民党军的军舰只能在远处以火力拦截；金门岛上当时也没有设备完整的机场，需要呼唤台湾进行空中支援。可是进攻海南岛则情况不同，由于海峡较宽，不仅航渡距离远，登陆点也在人民解放军的炮兵火力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国民党军的军舰还可以直接到中流拦截。在海南岛上又驻有二十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四野渡海兵团还完全没有海空军的掩护，航渡工具只有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对这一次比攻击厦门、金门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切。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但是在临行前仍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并于12月18日在途中亲自起草了对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可以说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机关第一次对于渡海作战规律的系统总结。电报强调指出：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电报还举出三野第10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九千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三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毛泽东同时还要林彪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覆辙。

在苏联访问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着渡海作战的准备工作。1950年1月10日，他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首长，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作战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续部队的续进。

毛泽东电文中提到的冯白驹，是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琼崖纵队是以1927年9月海南岛农民起义队伍为基础组建的。这支人民武装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终于创立了以五指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到1947年10月中央军委授予它“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番号时，其已辖3个总队共10个团约2万人的作战力量。于1950年初，已解放了占全岛面积三分之二的广大地区，成为支援我军渡海作战部队登陆海南的坚强力量。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又鼓励四野渡海兵团树立赢得海南岛作战的信心。确实如毛泽东所说的，进攻海南岛尽管在某些方面比进攻金门困难，可是也有有利条件。海南岛上的国民党军兵力虽然比金门多，但是由于岛大海岸长，守备分散，可登陆的空隙也多。金门守军胡玻部是国民党残余陆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南岛上国民党军的5个军虽多数是老粤军的部队（特别是过去的粤军精华第62、第63、第64军在中国旧军队中战斗力也属上等），但都是在被歼灭后刚刚重建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如胡琏部。刘安琪兵团的第32军和新建的第4军在国民党军中也只属于战斗力中等的部队。

2月17日，即毛泽东结束访苏的同一天，他又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发出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十万将士组成渡海兵团四野渡海兵团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后，在战前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训练。组成渡海兵团的两个军——第40军和第43军、都是有光荣历史的英雄部队，它们同第38军、第39军、第41军一样，都是第四野战军的头等主力。

第40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系抗战胜利后进入南满的八路军山东部队组成，成立后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绩卓著，是有名的“旋风队”。

第43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该部是人民解放军历史最悠久的部队。该军第127师最早的前身是1925年成立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34团（后改称独立团，由叶挺任团长），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力量，以后参加过南昌起义和井冈山会师，红军时期就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的骨干部队，进军东北后也是主力之一。这两支部队过去虽然从来没有水战的经验，但是部队的军事素质较高，士气高昂，在海边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地演练，因而很快就较好地掌握以简陋的器材渡海作战的要领。

四野渡海兵团经过精心的准备，根据海南岛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作战方式：吸取金门作战敌情、海情不明即仓促发起攻击的教训，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

吸取金门作战船只不足即实行登陆的教训，在广东全省大量筹集船只，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保证了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还有余。

吸取金门登陆部队上岸后立足不稳的教训，先以小部队实行偷渡，和岛上的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能站稳脚跟并稳步发展。

吸取金门作战第一梯队只以少数兵力登陆，以寡击众的教训，正式开始强渡时第一梯队就使用5万兵力，带足弹药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独立发展。

这样第一梯队上岸后与接应部队一会合，就同岛北面守敌兵力相差无几，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又高于国民党军，从而确保了陆上战斗的胜利。

薛岳构置“伯陵防线”

当时，国民党设在岛上的“海南防卫司令部”系由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的属下以及逃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的部队三方组成的。辖有陆军5个军共19个师、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陆战队1个团。配备有各型舰船50艘，空军有第1、3、5、20大队，计战斗机，轰炸机和运输机42架。“海南防卫司令部”的三军总兵力约为10万人。虽然在全中国迅速被解放的隆隆炮声中，海南守敌已成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但是，薛岳自持有海峡屏障，又占据着海空军优势，加紧部署构建环岛立体防御工事，以图长期固守。

薛岳的“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在岛上的兵力分布为：以32军为主编成第一路军，重点担负琼东区的防卫任务；62军、暂编13师、教导师和琼北要塞纵队编为第二路军，担负琼北区的防卫任务；4军、64军编为第三路军，担负琼西区的防卫任务；63军、琼南要塞纵队和海军陆战团编为第四路军，担负琼南区的防卫任务。而其海空军的主力大部配备在琼北地区，以在战事爆发时立即封锁解放军的进攻通道琼州海峡。

为了保证“后方安全”薛岳还命令岛上守军加紧清剿我军琼崖纵队，并摧毁该纵队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薛岳在琼岛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体系后，曾得意洋洋地用他的字号“伯陵”将这个防线命名为“伯陵防线”，声称其“固若金汤”。

渡海作战兵团根据四野首长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决定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安排40军和43军各组织1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琼东北和琼西北两侧地区进行偷渡。

1950年3月5日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一个加强营（共799）人，在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乘13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启航。临行前，兵团副司令员兼40军军长韩先楚将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该营，使肩负重任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先遣营的13艘战船起航后，顺风顺流，直向预定目标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驶去。然而，当他们距岛滩约30海里时，风突然停止了，木船只能靠人力划桨摇橹而行，航速缓慢，使先遣营按原计划于拂晓前在白马井靠岸的设想不得不改为灵活处置。

在这紧要关头，先遣营的总指挥——118师参谋长苟在松立即下令各船组织好机炮火力，做好应付敌海空军突然袭击的战斗准备。

3月6日拂晓时分，我军战士发现附近有几十只国民党军帆船行驶，为了隐蔽行动，先遣营指挥员要求伪装成民船，尾随敌船队行进，当遇上敌海上巡逻机侦察时，战士们便摹仿前面的敌船的做法，给予相应的回应。这一招，居然骗过了天上的敌机。

中午13时，先遣营船队终于接近了预定的登陆点，可惜，此时我军已无法隐蔽登陆意图，被岛上守敌发觉，只得与之交手。

海面上，有敌2艘军舰对船队实施猛烈炮击，空中，10架敌机俯冲扫射，岸上1个营的敌军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阻击，妄图在我军尚未踏上沙滩之前，将其歼灭于海上。

我先遣营的800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进行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划桨，直逼岛岸滩头。

14时许，先遣营在火速赶来的琼崖纵队一总8、9团的攻击接应下，终于击溃了登陆点守敌的阻击，一举登岛。

第一个渡海先遣营的偷渡作战成功，不仅极大的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的士气，而且为后续部队的偷渡及正面强渡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天后，由43军128师383团一营及配属的92步兵炮连共1000多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在383团团长徐芳春的带领下，分乘21艘木帆船，于当日（10日）13时从湛江市东南方向拔锚起航，扬帆直取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

这一次侧翼偷渡，虽然未遇敌海空军的海上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当夜海面上风雨大作，狂风卷着巨浪肆虐，使先遣营船队的指战员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在有的帆篷被狂风撕破、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船舱给巨击穿的情况下，经过20小时的艰难航行，将士们终于在第二天（11日）9时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30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

43军128师383团1营组成的这支1000余人的偷渡部队登岛后。由于通信联络不便，只好就地分散隐蔽。好在负责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群众一起，通过种种努力，设法将部队一批批带到了预定集合地点，并以勇猛动作，一鼓作气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12日晨到达文昌地区。解放军两批偷渡部队的登岛，令吹嘘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薛岳气急败坏。他忙调集了6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我43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之。

先遣营不久果然在潭门一带遭到敌暂编13师1个多团兵力的钳形包围，形势的确对我不利。

战斗打响后，该营2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37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时，立即派出1个排向其发动正面佯攻，而自己则带领1个班从侧面冲进敌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

就这样，该营在琼纵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13师37团的1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39团的进攻。

战斗结束后，这支第二批渡海先遣营部队，很快转往琼东根据地进行休整，海南解放后，43军授予该营“渡海先锋营”和该营2连“渡海英雄连”的荣誉称号。

惊心动魄的三天大血战我军两个渡海先遣营偷渡登岛后，虽然为此次海南战役提供了宝贵的海上作战、登陆抢滩以及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等方面的组织经验，但要接应整个兵团的大规模强渡海峡登岛，仍然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为此，兵团指挥机构决定，由40军和43军再各派1个加强团，向琼北地区实施正面偷渡攻击。1950年3月26日傍晚（19时），由40军118师352团主力和353团2营及炮兵大队组成的第1个先遣偷渡团的3000名指战员，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118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分乘81艘木帆船，仍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向着琼西北的临高角一路顺风而去。

但不巧的是，出航仅1个多小时，由于风力骤降，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由战士们划桨行船。到了下半夜，海面上气温下降，大雾弥漫，数米外便不见人物，而且此刻潮水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加强团船队无法继续保持队形，各级指挥员只得依靠手中的指北针判定方位指挥前进。

为了坚决完成正面偷渡登陆作战任务，加强团指挥所命令各营领导，即使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也要以船为单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怕只剩下一条船也要抢滩登陆，表示了誓死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

在一夜大雾的掩护下，到第二天上午5时至8时，该加强团各船先后在偏离预定地点较远的临高角以东20公里宽的滩头地段分散登陆。

船向的偏离，将加强团的指战员们送到了琼岛守敌正面防御能力很强的区域，使他们经受了比前两批偷渡部队更加严峻的战火洗礼。

由于远离预定登陆点，岛上的琼崖纵队一时难以接应，加之所处地形利敌不利我，稍加犹豫或行动迟缓，便有被敌聚歼于滩头的危险。

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饱经解放战争一系列重大战役锻炼的我军广大指战员，人人心目中抱着“枪声就是命令”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耳听目寻，自动朝着枪炮最为激烈的地段靠拢，使登岛部队保持了战斗力。

在战斗中，出现了多起英雄个人和模范战斗群体。其中载人史书文献的即有曾荣获“四平战斗模范排”称号的40军118师352团3营8连2排。他们在营长冷利华的率领下，在琼岛林诗港附近登陆后，立即毫不迟疑地果断攀上两丈多高的悬崖峭壁，一路猛打猛冲，掩护后续部队直向敌纵深防御体系穿插。当敌人的碉堡群的密集火力封锁部队通道时，这个排的迫击炮手朱歧芳沉着镇定地架好炮位，瞄准目标，很快炸掉1座碉堡，并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连续发射24发迫击炮弹，摧毁了这个碉堡群，为保证部队前进立了头功。

与此同时，我军准备在玉抱港附近海岸登陆的20余艘战船，遭到敌海军2艘军舰及数架飞机的猛烈攻击，情况十分危急。这时，只见352团2营4连的2只战船马上转舵，与敌军舰和飞机拼杀，将其火力吸引过来，以掩护主力船队抓紧时间抢滩登陆，这2只船上的指战员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以大部分壮烈牺牲的献身精神，为解放海南做出巨大的贡献。

尽管担负接应加强团偷渡任务的琼崖纵队一总队和40军先遣偷渡营一时未能接到我军第二批登陆部队，但他们坚决执行命令，在原预定的登陆点与敌军展开了浴血搏斗，牢牢地牵制住敌2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敌人对加强团的压力，保障了登陆作战的顺利发展。

经过整整3天的血战，第1先遣偷渡团先后攻破和摆脱了敌62军、64军10多个营的层层阻击及尾追，终于在29日晚，在美厚村一带与接应的琼崖纵队一总队部队汇合在一起。

第1先遣偷渡团成功登陆的消息传来后，兵团决定按原计划由43军127师379团和381团1营共3733名指战员组成的第2先遣偷渡团于3月31日22时30分自雷州半岛东南端的博赊港出发，登陆点选在琼岛海口市以东的铺前港。

第2先遣偷渡团由43军127师师长王东保率领，88只战船扬帆急驶，但4月1日凌晨3时左右，在船队穿越海峡中流后不久，即遭到已倍加防范的敌海军1艘大型战舰和2艘小型战舰的拦阻炮击。

一时间，加强团的战斗队形被打乱了，这时与第1先遣偷渡团一样，担负护航任务的“红五连”3只火力船，迅速转舵驶向那艘敌海军大舰，根据多次“木船打军舰”的作战经验，与之展开了“贴身战”，在距离其50公尺左右时，3只火力船上的战防炮、迫击炮和所有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并将一串串手榴弹抛在敌舰的甲板及炮位上。

战斗空前激烈，我火力船上的指战员虽然伤亡很大，但他们个个视死如归，死死咬住敌舰不放，打得它火光四起、浓烟滚滚。

大舰挨了打，2艘小舰自然不敢靠近，迫使大舰不得不开足马力夺路而逃。

登陆前的“海战”以我军的继续前进而告结束，不过由于敌海军的袭击，该加强团3营8、9连的船队在战斗中脱离了编队，只顾朝琼岛驶去，却误在敌兵力较强的海口市白沙门岛登陆，结果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在与之血战1天1夜后，大部分指战员英勇牺牲。

第2加强团登陆前，琼崖纵队独立团和3总队1团已于4月1日凌晨赶到了预定接应点北创港与铺与铺前港之间的塔市，全歼驻守滩头的敌守军2个步兵连和一个迫击炮连，紧接着又击溃敌2个团的阻击，于当晚会合加强团进至文昌地区隐蔽。

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军2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均登陆成功，为迎接大兵团强攻海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兵团强渡作战开始1950年4月10日，渡海作战兵团指挥所决定，兵团主力分成第一、第二梯队向琼北实施大规模强渡登陆。

第一梯队由40军主力和43军一部构成，务于4月13日前集结完毕，等有利时机起航。

第一梯队的登陆点是以海南岛北部的马袅港为界，港西为40军，以东属43军。

兵团要求，第一梯队登陆后，必须迅速夺占并巩固滩头阵地，坚决项住敌人的反冲击，保证后续部队的登陆安全。

第二梯队由43军主力担任，其任务就是在第一梯队登陆后立即启航，紧跟着“第一冲击波”登陆上岛，协同一梯队歼灭岛上守敌。

兵团还命令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当强渡战斗打响后，要积极主动出击牵制敌军，以策应主力部队的强渡。

1950年4月16日下午19时30分，渡海作战兵团第一梯队共5万余人，分乘350只战船，分成东路、西路两编队，自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同时起锚，以势不可挡的进军态势，直杀海南岛。

船队刚驶离岸边不远，便被敌海上巡逻队发觉，敌机一边打出串串耀眼的照明弹，一边对我军战船进行疯狂的轰炸扫射，渡海作战的开场锣鼓就这样打响了。

战船上的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除了迅速组织对空火力还击外，还对被打烂炸穿的战船及时在行进间进行了抢修。

“空战”结束后，当天下半夜，敌海军又赶来凑热闹。

第一梯队的指挥员们见状，当即命令在编队两侧护航的我火力船队。迅速展开战斗队形，尽量从不同方位接近敌舰，利用其火力死角，来它个“海上拼刺刀”。这招果然颇见成效，前来偷袭拦截渡海兵团的敌舰，在挨了一顿“土炮艇”的机枪、手榴弹之后，只有灰溜溜地在远处乱放一通炮弹壮胆。。

第一梯队中的40军护航火力船队的指挥船，航行中因发动机发生故障而脱离了编队，在黑夜中单船飘流，直到天亮时，才观察到1艘敌海军大型军舰追踪而来。为了避免与敌正面交火，他们用篷布将火炮遮盖起来，大多数战士下舱隐蔽，以堆满“货物”的民用运输船的面目来迷惑敌人。

经过伪装的战船主动向敌舰迎了过去，使敌舰放松了警惕。当我战船贴近敌舰右侧时，指挥员黄宇一声令下，炮手们顿时掀掉篷布向其猛烈开炮，一时间30多发炮弹雨点般落到敌舰要害部位，使之起火冒烟，掉头急逃。“土炮艇”大显神威，居然无意间打跑了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康”号，并使舰上的敌第3舰队司令王恩华在激战中身受重伤，不治身亡。

“木船打军舰”的奇迹，一时在我军传为佳话。该船战后被40军授予“战斗英雄船”称号。

一路血战，一夜拼杀，渡海作战兵团终于接近了琼岛。

在抢滩登陆作战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浅滩中便纷纷下水泅渡，迅速形成了攻击波。

在琼崖纵队和先遣偷渡部队的策应下，兵团第一梯队于4月17日早上6时，全部踏上预定登陆的地域。

第一梯队上岛后，各部队按战役预定方案向守岛敌军防御体系的纵深扩大战果。40军登陆部队在击溃了敌64军131师2个团的阻击后，又攻克了敌9个地堡群，拿下了临高山，并派出一部分兵力包围了临高县城。

4月19日拂晓，40军118师在美台地区包围敌64军156师师部和1个团，经数小时战斗，将其大部歼灭。同日，40军119师奔袭位于加来地区的敌64军军部，并占领了该地。

43军128师主力登陆后，当即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战略要点，歼灭敌64军1200余人，包围了花场港守敌。

薛岳慌了手脚，抽调4个团的兵力增援福山，妄图防止我军继续推进，威胁其首府海口市的侧翼安全。

福山守敌在此之前曾欲向北出动，被我127师先遣偷渡团阻截，与128师主力一道将其击溃，一举夺取了福山。

至此，琼北地区沿岸各要点，完全处于我军控制之下，为第二梯队的登岛，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而薛岳面对我大军压境，起初居然仍旧认为是共军的“小部队偷渡”，尤其是他在对我128师实施了反包围之后，以为稳操胜券，甚至放出狂言“登陆共军即将被全歼”，连在海口市召开所谓的“祝捷大会”的会场也布置好了。

然而，随之而来的一连串沉重的打击，无情地粉碎了他的美梦。

10万大军全部登岛

第一梯队的我43军128师登陆后，直接威胁到敌心脏机构——海口市的安全。4月19日，薛岳调敌62军集结于澄迈地区拦截，同时命海口市的敌32军252师驰援该地。

4月20日清晨，我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与敌252师师部及所属的2个团相遇，128师先敌动作，当即将其包围，展开攻势。这时，我43军127师先遣偷渡团已进至美仁地区，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打援。

薛岳见其252师主力被围，急令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师的另一个团直扑我128师，又在我军外围构成了一层包围圈。

负责指挥整个渡海作战的我15兵团司令员邓华在分析敌我态势后，决定趁敌主力部队围攻43军登陆部队之际，在澄迈及其以北地区迅速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以求将薛岳主力一举歼灭。为此，指挥部一面命令43军登陆部队坚守阵地，顶住数借于已的敌人的进攻反扑，一面命令40军主力战胜饥饿疲劳，飞兵东进，尽快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再围它一层，同时还指示琼崖纵队三总队及独立团部队，积极协同登陆兵团主力作战。

4月21日拂晓，敌62军等部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开始向我128师阵地发动猛攻，128师在这种情况下，果断以少量兵力抗击外线敌军的围攻，而将主力集中于内线，抓紧时机力求尽快歼灭已被包围的敌252师主力。为了配合128师的战斗，127师先遣偷渡上岛的379团在琼纵3总队和独立团的协同下，顽强顶住了敌62军2个团的多次轮番进攻，而先遣上岛的381团1营1连，在战斗中连续抗击了敌军从1个排到1个营猛烈冲击，牢牢坚守住了阵地。

在向内线敌252师主力发动强攻的激烈战斗中，我军382团3营7连向敌一处核心阵地攻击，数次受阻，全连只剩下1名排长和6名战士，在这时，副师长孙于卿直接指挥，营长刘连科用机枪掩护，冒着炮火硝烟冲入敌阵，将疯狂吐着火舌的地堡一一炸毁，占领了这一敌人阵地。战后，刘连科和刘万成被43军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在128师全师上下英勇奋战之际，40军接到兵团命令后，于19日夜间即率主力7个团从加来、多文地区出发，沿途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马不停蹄地赶往澄迈县城。在到达该地后，即又兵分两路北上，于21日17时抵达美亭东西两侧地区，将围攻我128师的敌军严密包围起来。

这时，战场态势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在战斗中，敌我双方都不敢开炮，在许多地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4月22日，兵团命40军、43军与琼纵3总队独立团一方面向敌发起总攻。在我军强大猛烈的攻击中，薛岳这才弄清楚与之作战的并非“共军小股偷渡部队”，为避免主力全部被歼，急忙下令其残部向海口市退守。

此次场面壮观的琼北围歼战，我渡海第一梯队全歼敌32军252师，重创其62军、暂编13师和教导师等薛岳的主力部队，彻底捣毁了其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

4月23日清晨，我40军119师一部协同43军128师，于琼山地区一举歼灭敌62军2个师的大部，击毙62军少将参谋长温轰，攻占了琼山县城。上午8时，40军118师与43军127师先遣团一道向海口市发起攻击，但敌守军已于22日夜间逃窜，我军未遇抵抗即占领了海口。

攻占海口后，渡海作战兵团第二梯队于23日19时开始启渡，于24日凌晨1时至4时左右在海口市以西的天尾港沿岸登陆。至此，参加渡海作战的我10万大军全部登上了海南岛。

薛岳眼见其苦心经营的琼北、琼东各防御体系及指挥机构顷刻间土崩瓦解，溃不成军，遂于22日下令全线南撤。其情势为：第一路军撤往乐令、万宁地区，第二路军残部撤往陵水、保亭地区，第三路军余部撤往北黎、八所地区，第四路军和海、空军集结于榆林、三亚地区。

薛岳在部署三军南逃方案后，同时又致电台湾，要求火速派舰船来琼接运残部撤离海南。这两道“使命”完成后，他即于当晚与岛上的军政要员们乘机开溜了。

海南之战堪称奇迹薛岳残部分路南逃后，我渡海作战兵团即部署部队分东、西、中三路大军展开追击战。

从4月24日开始，40军主力和43军128师、琼纵3总队、5总队及独立团组成东路追击部队，经万宁、陵水两地直插榆林、三亚地区，以切断敌退路。

这场比谁跑得快的战斗，我军打得游刃有余。也许是残敌自知大势已去，几乎没有哪个部队敢停下脚步负隅顽抗，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逃到海边，坐上军舰也如他们的最高长官薛岳一样，到台湾去避开这场充满战火硝烟的噩梦。

这样一来，我军在连续作战、毫无休整、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依然士气旺盛，个个奋勇杀敌，人人力争夺功。40军118师的1个加强营，乘缴获敌人的汽车沿东线环岛公路展开追击，到第2天上午追上一股敌军，当即抓获2000余名俘虏，其势犹如牧民赶羊。

4月27日早晨，靠“铁脚板”追击的118师，在万宁地区截住敌32军大部和62军残部，并在该地的乌场港内对正在往4艘赶来接运的敌舰上撤退的敌军发动攻击，当即击伤其中的3艘，抓获敌兵3000余人。

40军119师在大追击中歼灭敌62军151师师部及2个团的残部，俘虏中将副军长兼151师师长韩潮及其官兵800余人；并于30日上午占领了敌空军在三亚的机场。

43军128师在陵水的新村港截歼候船逃跑的敌军2000余人，并乘胜占领了榆林、三亚两港。

西路追击部队由40军118师一部组成，水陆并进，配合中路友军追歼敌

第三路军。中路追击部队由43军军部率129师及127师380团组成，该部在远距离追击作战中，克服种种困难，昼夜兼程，终于在4月30日赶至小岭、北黎、八所地区，将敌4军286师和90师1个团截住，在西路友军和琼纵1总队的协同下，将其全歼，捕获敌286师少将副师长邱国梁及其官兵3500人。

1950年5月1日上午，我军占领北黎、八所，海南岛全境获得解放。

在这次解放海南的渡海作战行动中，我军共歼灭敌军5个师9个团，总计33，148人，其中俘虏26，469人，缴获火炮418门、飞机4架、坦克和装甲车7辆、汽车140辆，击落敌机2架，击沉敌舰1艘，击伤5艘。我方亦伤亡4614人，其中400余人是在海战中牺牲的。

第八节台湾派往大陆的首位秘使蒋军秘密撤离舟山仅次于台湾的中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当局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安定人心，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顺利完成”。但明眼的人都清楚，对战略和经济利益都仅次于台湾的这个大岛若能守得住，何用“转移”？不过翻一翻国民党几十年的报纸就可知道，所谓“转移”从来不过是败逃的代名词。

然而，人民解放军并没有就此罢休。早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就在积极准备渡海攻击舟山群岛。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还计划在舟山作战成功后，再乘胜以船队南下攻占金门（舟山位于北航线要冲，不攻下舟山北方的船队难以南下）。

大陆失败后，对蒋军来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就显得更为重要。自1949年年底，蒋介石将在金门的第19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军——第52军（这是第一批进入东北，在辽沈战役中唯一逃出来的一个军）调去增援舟山。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12万人，部署的军队数量超过了海南岛。

从1949年年末起，国民党空军根据蒋介石提出的“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了对大陆城市特别是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的各要地。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在1950年1月和2月间对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8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连续进行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月6日的“二六大轰炸”中，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四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的电力公司、沪南和阐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国民党海军还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扰江浙沿海地区。因此，攻占舟山，拔去定海基地这根钉子，已成为华东军区最重要的任务。

根据金门、登步岛失利的经验教训，人民解放军对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接到毛泽东1949年11月14日致三野的关于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的指示后，第三野战军决定将对舟山的攻击推迟到来年的1月或2月。

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给中央军委回电，分析蒋介石有可能因金门、登步两战斗受到鼓励，将台湾兵力增强舟山、金门诸岛。这样，虽然增加了我们攻占舟山、金门诸岛的困难，但如能在这些岛上尽歼蒋军，则对将来攻台行动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属有利。因此，粟裕要求延长攻击舟山的准备时间。12月上旬，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粟裕的意见，并强调进一步研究海空军配合的问题，同时还决定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攻击舟山的准备工作改由陆、海、空三军一起进行。

5月1日，四野部队解放了海南岛的消息传来，使准备渡海的部队十分振奋，而台湾和舟山的国民党军万分惊恐。这时，国民党军已经了解到人民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舟山群岛的攻击，其打击力量势必大大超过海南岛作战，而国民党军仅剩的陆军部队有三分之一在舟山，如再遭惨重损失守卫台湾就更困难。5月上旬，蒋介石决定从舟山撤退，并在撤退前佯称“反攻”。5月13日撤退秘密开始，守岛的国民党军12万人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上船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连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在一阵阵爆破的巨响中被彻底破坏。毛泽东决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早在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就责成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因当时上海战役刚刚结束，华东许多地区还未解放，已占地区又需要分兵剿匪，所以只能抽出野战军主力第9兵团的4个军部队进行攻台的训练，并兼任上海地区警备。

金门和登步失利后，华东野战军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的计划也一再被修改。

1949年秋天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是投入8个军的兵力，其中以第9兵团的4个军（第20、第23、第26、第27军）为第一梯队。1949年末华东野战军首长经研究决定增加投入战役的兵力，三野部队除担任剿匪和地方警备任务外，主力12个军全部参加攻台。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一意见。当时，因为美国公开表现出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所以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军区一九五○年政治工作指示》中曾解释说：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华东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的计划时，曾设想了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并有信心消灭这些“志愿兵”。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统一。

为争取尽可能先在沿海岛屿歼灭国民党军主力，人民解放军在准备对舟山、海南岛和金门实施攻击时，都强调要集中优势兵力，确保登陆后能够有把握打歼灭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第四野战军攻击海南岛的同时，华东野战军决定调集第7、第9兵团共6个军（第20、第21、第22、第23、第26、

第27军）20万人发起舟山战役；并调第24，第25、第32军入闽，接替第10兵团（辖第28、第29、第31军）的剿匪及修筑道路、机场等任务，以腾出该兵团用以攻占金门。华东野战军还准备将对舟山、金门的攻击作为攻台的实战演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的肖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华野领导和海军会商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进行对比分析后作出的估算。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多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随时又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助，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军进行的又是背水的登陆作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批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第一梯队要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总兵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部队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根据这一设想，华东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后，以第7、第9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10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这样，华东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13兵团（辖第38、第39、第40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

第19兵团（原华北第2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

当时，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最大的困难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有待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建国初期的条件下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船只甚多。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第二梯队不能依赖第一梯队的船只返航接运，而必须自备船只。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用轮船或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国民党军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从沿海现有的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而人民解放军当时确实不具备这种条件。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解放军对金门、海南岛发起进攻时，航渡距离只有5—15海里，以帆船航行几小时即可到达，完全可以在一夜间起航并完成登陆，从而能大大减少国民党空军的攻击和海军拦截的威胁，向台湾航渡则完全不具备这种夜航登陆的条件。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舰船时速大多只有七、八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掩护的船队将会遭到极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成登陆成功的目的。因此有了渡海的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中央军委在筹划台湾战役时，鉴于上述的这两个主要困难，决定在不影响恢复国民经济的前提下，筹集财力物力修造船只，并尽快建设海空军。但是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的条件下，筹集修造大量船只和建设海空军都非短期所能完成。

沿海地区解放后，人民海军征集到可用的商船、渔船仅有169艘，总吨位6.48万吨。解放初期我国沿海的造船工业一般只能制造内河小船，修船能力也十分有限。当时国民党空军又以沿海的造船厂和较大的船只为主要轰炸目标，如1950年1月25日对江南造船厂一次轰炸，就炸毁炸伤“常州”号、“万寿花”号等26艘舰船，严重影响了修造船的进度。鉴于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在加强对港口上空防护的同时，要求沿海地区各造船厂抓紧修复被破坏的轮船，并大量赶造投资少、工期短并有一定抗风浪能力的机帆船。此外，中共中央利用英国已承认新中国，想建立关系的有利条件，在香港购买到旧船48艘，总吨位2.54万吨，并向英商继续洽商购买。不过即便如此，至少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达到筹集几十万吨位船只的数量要求。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会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各项准备工作。粟裕请求由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决定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中央军委、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多数时间里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任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解放战争中显示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在当时是最合适的人选。

蒋经国急召李次白解放军大军压岛，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片恐慌。自海南岛被攻占、舟山撤守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相当数量的“党国要员”对守台湾根本丧失了希望，而争相逃往海外。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远飞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当了寓公。在国民党内位居第二的李宗仁更是在美国称病不归。蒋介石嫡系的军事将领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自奔海外或寓居香港，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竟不顾自己的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一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1950年5月初的一天，在台湾高雄市凯歌归饭店，老板李次白接待了三位不速之客，他们都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的心腹，为首的是蒋经国属下的厅长胡伟克。他一见面就给李次白讲起了形势：“实不相瞒，目前党国的处境非常困难，而美国杜鲁门总统乘人之危，说什么‘不予蒋保护’，任其自生自灭。美国人要看蒋总统的笑话。目前我们如在火山之巅。经国主任既被倚为长城，当然更加深感不安。”另二位分别是陆军司令部和战车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与李次白都是黄埔老同学，向他亮了底：“李兄，令妹是陈毅的大嫂子，这就是你和共产党对话的资本。李兄如能出山，到大陆去走一趟，就等于救了我们的性命。不，应该说是整个党国的命运。”

接下去，身为二级上将的蒋经国召见了李次白，对他说：“现在谈国共合作，我看希望不大，共产党席卷大陆，踌躇满志，幸金门一仗，全歼抢滩登陆的共军，显出国军的潜在威力，尚不容小看。你和陈毅是至亲，可以深谈，最低限度，希望不进攻台湾”。令李次白不满意的是，蒋经国竟推托说：“这次请你出马，并非我的意思，而是胡伟克他们三位的设计，以后诸事均直接与胡联系”。

陈毅巧言答至亲既已受命，就不能不去。这使李次白叫苦不迭。李次白黄埔六期毕业，本来也有飞黄腾达之望，但因为妹夫是留法共产党员，自己也被认为是共产党员，可怕的株连，使他整个上半生处于颠沛流离的厄命之中。1946年下半年，李次白去台湾高雄开设凯歌归饭店，从此不穿戎装，只指望后半生能安身立命。现在突然被蒋经国选中“出使”大陆，李次白非常清楚，自己又将被卷入政治之中。自己虽有一点利用价值，但能不能如愿以偿，也不好说。不过也好，乘机到大陆看看虚实，能不能安身栖命。

6月1日，李次白由台湾乘船，假道香港到了上海。首先见到了上海市长陈毅的兄长孟熙，他是起义将领。两人都是军人出身，有话直说，李次白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奉蒋经国之命，试探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性。孟熙觉得事关民族统一大业，应该同陈毅推心置腹地谈一谈。

过了两天，孟熙陪同李次白一同来到陈毅家里，陈毅亲自搬椅子，拿香烟、水果热情地招待。话归正题后，孟熙说：“次白这次来，是有任务的”。陈毅心中一怔：“什么任务？”

李次白言明：“台湾要我给你谈国共合作的事，共走美国民主的道路，最低限度要求不进攻台湾。”并希望将此意转给中央。

课题提出来了，陈毅颇感意外。他对党内情况最了解，这是最敏感的问题，他对台湾海峡的形势也最了解，这时谈国共合作，时机尚不适宜。陈毅斩钉截铁地说：“这话现在先不提，现在提为时尚早，以后会有机会哩！”陈毅又为二人谈了海峡两岸的形势，他最后说：“孟熙兄和次白需立即进革命大学学习，明天就去，你们的亲友们都去，你们把名单开来，我明天就告诉市委统战部。哦，我还要欢迎次白的回来，请他吃饭。至于台湾，让它烂下去！”

李次白随即发信到香港，转致胡伟克，根据陈毅“让它烂下去”那句话复命，说明“要求不进攻台湾”的使命已完成。

第二章台湾战役鸣炮在即，毛泽东急电主帅粟裕、肖劲光北上。美国第七舰队进入海峡，李次白接到急信：“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

第一节万山群岛之战指挥所决定先取马湾1950年5月初海南岛被我军解放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立即紧急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战战体系。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香港与澳门之间，控制着进出港、澳的主要航线与珠江的人海口，扼广州之门户，为南方海上交通要冲，是中国南部的一个海防要地。它由48个岛屿组成，其中主要的有：垃圾尾（今桂山）、外伶仃、东澳、三门、大小万山岛和担杆、佳蓬列岛等。

桂永清将败退的国民党海军与原驻守该群岛的地方部队纠合组成“万山防卫区”。司令部设在垃圾尾岛，由原驻守海南岛的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齐鸿章指挥。计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多艘，其中大部分舰艇和陆战队主力集中在垃圾尾岛，部分驻守担杆列岛，李崇诗的“广东突击军”的1200余人则分驻担杆列岛、外伶仃、大小万山和东澳等岛屿。他们企图依仗其海上优势兵力，“控制万山，封锁海口，策应大陆，准备反攻”。根据中央军委和中南军区关于解放万山群岛的指示，负责万山群岛战役的联合指挥所由131师师长刘永源、副师长邵震、参谋长张怀礼、政治部主任李长如和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萍、参谋长李怀章、政治部主任邓楚白等人组成。

第15兵团副司令员兼广东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担任总指挥。指挥所设在中山县唐家湾。参战部队有：四野44军之131师392团、393团、132师炮兵营、广东军区江防部队、珠江军区炮兵团、中南军区炮兵100毫米加农炮连、50军无坐力炮连和130师炮连，总兵力为10000余人。

此外，海上作战力量的配属有炮艇5艘、登陆艇16艘、运输船8艘，总吨位不足1000吨。尤其是广东军区所属的江防部队，可称得上“军舰”的舰艇，一为原美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舰——“桂山”号，排水量358吨，舰上装有40毫米火炮2门；另一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的都是型号不一的小炮艇和小登陆艇，有些炮艇上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讯工具都没有，只好分别用指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报话机来代替。而艇员则大多数来自陆军部队，他们不仅不懂航海登陆作战的战术技术，有的甚至连大海也没有见过。

第15兵团领导人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岛上的国民党军大部为刚从海南岛溃退下来的，方足未稳，难以形成统一指挥。我江防部队虽是新建的，力量薄弱，缺乏海战经验，但有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登陆部队是广东战役的胜利之师。于是决定：乘岛上国民党军立足未稳，迅速集结部队，积极准备登陆作战，力争早打快打；首先使用舰艇部队，利用夜航奔袭敌舰泊地，实行近战、夜战，将其打乱；尔后掩护登陆部队登陆前沿各岛，逐岛攻击，依岛攻岛的打法，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解放万山群岛。

联合指挥所根据战区的敌情地形，制定了突然奔袭，逐岛攻击，稳步推进的作战方案，战斗分三步实施。

孤军突入猛然袭击垃圾尾岛是万山群岛中的一组重要岛屿，位于珠江口东侧，是广州、黄埔及珠江各港出海的门户。拉权尾岛有个天然良港——马湾，国民党守军的主要舰艇都停泊在此港湾。因此，攻击该岛是解放万山群岛之关键战斗。5月25日凌晨2时，第131师之第392、第393团各1个营、山炮1个连及配属的火炮10余门，乘16艘舰艇和8艘民船，组成火力船队和登陆运输船队，由唐家湾隐蔽出航，直逼敌占岛。

分别担任火力船正副队长的392团副团长郭庆隆和江防部队炮艇副队长林文虎，率领步兵登陆舰“桂山”号和炮艇“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兵分两路同时进攻垃圾尾岛敌海军舰艇锚地，以掩护步兵船队在该岛附近的青州、三角岛登陆。但是，由于船队指挥员缺乏经验，加之航海通讯设备不齐全，航渡中，各船队先后失去了联系。凌晨4时许，担任掩护登陆运输船队的火力支援舰“解放”号在后续舰艇没有跟上情况下，首先突入垃圾尾港内。在敌我力量异常悬殊的情况下，担任“解放”号指挥的林文虎，果断指挥该舰隐蔽地冲进马湾。

此时，正值黎明前的暗夜，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解放”号顺利地驶进了停泊着3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马湾港内。

林文虎利用出敌不意之机，突然对国民党海军舰艇实施近战猛烈袭击。

集中火力向国民党海军第3舰队的旗舰“太和”号射击。“太和”号排水量为1240吨，装备有40毫米火炮8门、20毫米火炮12门。而“解放”号是一艘小炮艇，排水量只有28吨。“解放”号由800米打到100米左右，打得“太和”号舱面中弹起火，国民党第3舰队代司令兼万山防卫司令齐鸿章被击成重伤。战斗中，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海”号也中弹起火。火光中，只见被击伤舰艇的甲板上，国民党海军官兵慌乱成一团，舰艇被打得懵头转向，仓皇外逃。

这时，由392团副团长郭庆隆指挥的我军步兵登陆舰“桂山”号闻声赶入港口，郭庆隆当即组织舰上火力对准备外逃的敌艇实施阻截。

天明雾散后，港内国民党军发现港湾内只有解放军的2艘小艇，便立即组织港内舰艇上和岛上的火力进行还击，受伤逃到港湾口的“太和”号和“中海”号，也调转头来向“解放”号射击。

“解放”号在敌人密集火力轰击下，艇身多处受伤。战斗中，当艇上的无坐力炮的炮架被打坏时，炮手张和鸣毅然以自己的身躯支撑着的人的炮身，保证火炮的连续射击。然而，很快艇上的前主炮又发生了故障，炮手张云飞在战位上排除故障时不幸中弹倒下。林文虎见状独自冒着弹雨上前抢修，但也壮烈牺牲。

“解放”的19名人员，这时已伤亡了13人。艇长梁魁庭不顾自己负伤，镇定地驾驶着炮艇边打边撤，巧妙地冲出密集的火网，安全返航。

“解放”号冲出重围后，“桂山”号便遭到国民党军舰艇的集中炮击，在舰体多处中弹严重受伤的紧急情况下，郭庆隆当机立断，决定抢滩登陆，“桂山”号冒着弹雨，拖着浓烟，冲向滩头，终于在垃圾尾岛钧庭湾抢滩成功。

“桂山”号上的50名陆军指战员，跳海登陆。随即同岛上国民党军陆战队展开了战斗，突破了守军的前沿防御。郭庆隆指挥战士们冲上岛岸，与国民党军激战，攻下了一个个地堡，并击溃守军的多次反扑。尔后，守岛的国民党军第208师，连续组织大部队反冲。二连副连长康绍文在腿被打断后，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郭庆隆在多次负伤的情况下，仍然挣扎着开枪射击，最后英勇牺牲。登陆的解放军虽经多次英勇拼杀，最后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就同国民党军展开肉搏战，终于寡不敌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与此同时，在垃圾尾岛东侧海面待机的“先锋”号炮艇，与国民党25号炮艇相遇。敌25号炮艇排水量为100吨，艇上装有25毫米火炮，而我“先锋”号则是原日军的一艘木壳艇，艇上火炮最大口径仅13毫米。

由于天色未明，敌25号炮艇误将“先锋”号当作己方海军炮艇，用信号灯发来联络信号。“先锋”号趁此机会，全速逼近对方，当敌发现来者不是自己人时，“先锋”号已仅距它几十米了。艇上各种火器瞄准其指挥台猛烈开火，当即将25号艇艇长击毙。当两艇接近时，在“先锋”号上的第392团9连副排长蔺善禄，机智勇猛地带领战士将一排手榴弹扔到敌25号艇上，接着从“先锋”号纵身跃到25号艇，当即击毙2名国民党士兵，迫使7名国民党官兵举手投降。号称“海上霸王”的25号艇，遭受严重损伤，不久便沉没了。

此时，解放军木壳炮艇“奋斗”号在垃圾尾岛海面与国民党26号炮艇遭遇。“奋斗”号英勇机智地靠近26号艇，对准其猛烈射击，同时将手榴弹扔向敌舰，在我军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敌26号舰被击沉了。

我输送登陆兵的船队，于25日7时分别在青州和三角山岛登陆。26日晚，第392团趁敌海军舰艇主力从垃圾尾岛港湾撤走之机，迅速占领了垃圾尾岛。

27日，第392团以1个加强排，配属2门山炮，攻占了大头洲岛。

28日，第392团又相继攻占了赫滩岛和大、小蜘洲岛（今大、小蜘蛛岛）。

至29日，解放军胜利完成了万山战役的第一步作战计划。攻占了上述岛屿后，随即进行抢修工事，并投入第二步作战的准备工作。

攻占大、小万山诸岛垃圾尾海战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企图迫使解放军撤出，便一面命令其受伤舰艇返台，同时又增派10余艘舰艇，由马壮谋任指挥，增援万山群岛，企图封锁海面，袭击解放军运输船队，切断运输线，以阻止解放军攻占其他岛屿。

29日23时，我江防部队509号登陆艇为登岛部队运送物资航行至青洲、三角山岛西北海面，遭到国民党海军舰艇拦击。509号艇指战员，当即开炮还击，迫使对方后撤。

30日下午，国民党海军又派4艘舰艇进至三角山岛以西海面，向解放军守岛部队进行炮击。解放军守岛部队沉着应战，将国民党军舰放进来，在进到距2海里距离时，一齐猛烈开火，击伤了国民党海军舰艇3艘。敌军舰见事不妙，赶快狼狈撤逃。31日，解放军第393团以1个加强排的兵力，占领了东澳岛。

6月5日，解放军第393团以2个连21个排之兵力，于7时向大、小万山岛发动攻击，战至12时，占领了大、小万山岛。当日，该团又相继攻占了白沥、竹洲和横洲岛。

至此，解放军第二步作战计划亦胜利完成。国民党海军舰艇被迫缩到外伶仃岛和担杆列岛海域。

解放军占领大、小万山岛后，进一步控制了一部分海域。为夺取最后胜利，6月上、中旬参战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吸取垃圾尾海战中舰艇相互失去联系的教训，总结前一段作战的经验。为了统一协同动作，组成了有步兵、炮兵和舰艇指挥员参加的联合指挥机构，实施渡海登岛作战的统一指挥。为创造作战有利条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舰艇部队调整了军政干部，充实了战斗骨干；加强了已占领岛屿上陆军部队的火力；分别在4艘艇上架设山炮或57毫米战防炮；在1艘趸船上架设100毫米加农炮，用拖船拖带机动作战；加强了对国民党海军活动的侦察工作，注重掌握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

6月10日，第392团以2个排的兵力，配属2门山炮，攻占隘洲岛。随即在隘州、大小蜘洲等岛上，设置了观察哨所，经过10多天的反复侦察，掌握了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活动规律。据此，决定第三步作战的行动方案是：首先派舰艇利用夜暗驶抵三门岛，设下伏击圈，然后诱敌靠近后，即以岛上和舰艇上的火炮，集火射击，给国民党海军舰艇以致命打击，尔后攻占外伶仃岛。

6月26日晚11时，按预先作战计划，我炮艇“奋斗”号在黑洲岛左侧担任警戒。我2艘登陆艇，载运392团2个加强连，及配属的山炮5门，从隘洲岛隐蔽起航，在岛上火炮和4艘舰艇上的火力掩护下，于27日凌晨占领三门岛。同时，江防部队的舰艇亦进至海湾伏击位置隐蔽待机。

27日5时50分，国民党军“永”字号扫雷舰，按惯例从外伶仃岛向南行驶。三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待“永”字号进入火炮有效射程内以后，集火射击，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与此同时，趸船上的100毫米加农炮和舰艇上的火炮，一齐向停泊在外伶仃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射击，当即击沉其炮艇1艘，击伤2艘。

7时许，国民党海军驱逐舰“信阳”号、炮舰“营口”号、“太”字号护卫舰，2艘“永”字号扫雷艇，急忙从外伶仃岛东南开了出来，企图寻机报复。我“福林”号、“国楚”号舰和509号艇，与三门岛上的炮兵密切注视着这些国民党军舰的动向，等待其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开炮，第一个集火射击，便把国民党海军舰艇的火力压制住了。一串串怒吼的炮弹飞向敌舰，打得国民党军驱逐舰“信阳”号中弹后逃跑，1艘“永”字号扫雷舰受重伤起火，舰上国民党军官兵纷纷跳水逃命。

11时许，在横岗岛西南海面上，我“国楚”号舰，与国民党军1艘“永”字号扫雷舰遭遇，当即将“永”字号击伤。

这次海上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经过激烈交战，获得了击沉国民党海军炮艇1艘，击伤5艘（驱逐舰1艘、扫雷舰2艘、炮艇2艘）的战绩。解放军只有“国楚”号舰中弹1发，3人负伤的极小代价。

7月1日凌晨5时，我江防部队以8艘登陆艇，运载392团2个加强连和珠江军区炮兵团1个连，乘胜一举攻占了外伶仃岛。

最后只剩下担杆列岛，该岛是国民党“广东突击军”

第8特务营孤守。8月3日，解放军以3艘登陆艇，载运第392团2个加强连和配属的2门山炮于15时起航，在“先锋”号炮艇和“奋斗”号掩护下，一举攻占了担杆岛，俘虏了国民党军上校以下官兵140余人，缴获武装艇1艘。

8月4日，解放军又进占了佳蓬列岛和直湾岛。

至此，万山群岛（除蚊尾洲外）宣告解放。

万山群岛战役，从1950年5月25日开始至8月4日结束，历时72天，共歼灭了国民党军700余人，其中俘虏192人，击沉击伤国民党海军舰艇16艘，缴获艇船11艘、火炮11门、大批军用物资。万山群岛战役的胜利，清除了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打破了国民党军对珠江口的海上封锁。这对于巩固海防和保证海上渔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之安全，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战后，为表彰烈士的英雄事迹，海军南海舰队第一舰队政治部在江防部队所在地贡埔岛上，为人民英雄林文虎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广东省人民政府为了表彰“桂山”号指战员的英雄业绩，在战后将垃圾尾岛改名为桂山岛。在钧庭湾的一块大岩石上，镌刻了“桂山号英雄登陆点”八个大字，并立了一座纪念碑，碑上镌刻着“解放垃圾尾岛烈士永垂不朽！”

第二节危殆中的台湾出现了转机三八线上炮声隆1950年6月25日，寂静的“三八”线两边，朝鲜南北双方的士兵正在隔着这条临时军事分界线相互对视着。突然，一声尖锐的枪声划破夜空。紧接着，震耳欲聋的炮声平地而起。。历时3年又一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爆发了。这一天，蒋介石正在吃早饭，负责给蒋介石递送情报的蒋经国匆匆走进。“什么事，这样慌慌张张。”

蒋经国连忙站住：“我们收到一些情报，说南北韩之间发生了战争。”

蒋介石接过简报，只见上面零星混乱报告了有关战事。“命令所有情报部门加紧对韩战的情报收集，通知美国和日本使馆密切注意美国政府及远东美国的动向，有什么情况立即报告。”蒋介石激动地下达了一连串命令。直到深夜10点，始接到国民党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的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露端倪。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在报告中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必有利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由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援韩决不致任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果不出所料，朝鲜战争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了一口气。对于美国公然武装入侵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这一运动不久以后发展为抗美援朝运动。美国出兵台湾，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30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

军事重点由南向北自美国出兵朝鲜和台湾后，新中国在东北和台湾海峡两个方向部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而当时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所以中共中央在军事上的注重点自然转到东北边防问题上。7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7月13目，中央军委任命粟裕、肖劲光为东北边防军的正、副司令员，邓华为第13兵团司令员（当时准备将东北边防军建成一个下辖几个兵团的大单位）。尽管粟裕、肖劲光二人因故都未到职，但是中央军委决定这两位原定的台湾战役的主要指挥员到东北边防军任职，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央军委战略重点的转移。

在推延攻台计划的同时，中央军委对于是否攻击金门等沿海岛屿的问题还一时未最后决定。6月下旬至7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部队对美国介入台湾海峡的程度采取密切注视的态度，攻金准备工作一时还未停顿。原定入闽配合第10兵团进攻金门的第24军、第25军和炮3师继续按原部署于7月间入闽。7月上旬，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协同陆军攻占了浙江东北部海域的部分岛屿，7月12日解放军华东海军又突袭了浙东的披山列岛。7月下旬，福建军区发现金门守军有撤退迹象，于是派遣1个营渡海对大担岛进行武装侦察（因遇7级大风侦察失败）。在7月下旬以前，美军的舰只是在台湾海峡中巡逻，还未直接支援华东沿海岛屿上的国民党守军，这些岛上的国民党军仍准备撤逃台湾。胡琏在1976年8月在台湾发表的《金门旧忆》中也公开承认说：七月中旬我军曾有放弃金门的计划。后经东京美军当局的劝告“与共党斗争，寸土不让”，我乃仍坚守不放。正当决定撤守并准备实施时，7月23日，国防部忽派专员送命令来——仍然准备在金门作战。

7月13日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率16名高级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台湾，次日和蒋介石签订了“保卫协定”；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司令抵达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由于美军的直接干涉，国民党军停止从金门撤军，并又进占了刚刚放弃的浙东部分岛屿。

考虑到美军介入台湾海峡后的形势，8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在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沿海其它岛屿。当时，美国拥有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在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台湾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再实行渡海作战显然是以我短击敌之长，而选择陆地战场同美国侵略者进行较量，则能充分发挥我军的优势。

毛泽东收到一份不合宜的“礼物”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纪念日。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到处是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一派和平的景象。

然而，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收到一份不大合宜的“礼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首相和朴宪永外务相打来的加急电报。内容大意是：毛泽东同志：。。自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以来，对我们已造成了很不利的情况。

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我们兵力和物资方面的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敌人登陆部队与南线部队已经连接在一起，切断了我们的南北部队，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及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北京的国庆焰火尚未熄灭，欢乐的人群还未完全离开天安门广场时，中南海颐年堂的会议厅，毛泽东主席在紧张严肃的气氛中开始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严重局势。

是日夜间，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又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

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于是，在“三八线”两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攻防战斗。但是，朝鲜人民军因火力、人力大大逊于“联合国军”而陷入劣势，被迫向北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侵略战火迅速烧向中朝边境。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毛泽东主席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高岗、邓华发出紧急电报称：“（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早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所以他内心已定：这次无论如何再也不能强调边防军准备不充分了。下午3时左右，毛、朱、刘、周、高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就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的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信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南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谁知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1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1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实际上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紧迫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对毛泽东的困扰也就越来越大。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后，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彭德怀临危受命10月的北京，几场秋雨过后，路旁的杨柳，虽枝叶茂盛，但已略显枯黄。4日下午4时10分，一辆汽车由西郊机场飞速地直奔西直门大街，大街上熙熙攘攘，一派节日的和平景象。旧式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穿来穿去忙个不停。彭德怀从车内注视着街道两旁的机关、学校门楼上的大幅标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他感慨地说：“咱们的新中国已经满一周岁了。新中国的诞生真不容易呀！这是千千万万的生命换来的！这是我们党奋斗了几十年才取得的成果。”听了彭德怀的话，中央办公厅警卫处处长李树槐也说：“是呀！去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当时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热烈沸腾，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差不多都来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了，可惜你没有亲眼看看当时欢乐的场面。”

彭德怀若有所思地说：“去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正在甘肃武威指挥部队进军新疆哩！不是不想来，而是前线离不开呀！”

汽车通过具有民族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就进入中南海的西门，然后汽车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随李树槐向后院的颐年堂走去。

当他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搞得你很紧张吧？吃过午饭了吗？”“吃过了。”彭德怀一边回答一边随周恩来进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

毛泽东发话道：“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军队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观点。”彭德怀坐定之后，猛然发现会议气氛很严肃，包括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使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由于他来京前，满脑子里装的是如何建设开发大西北的经济问题，对中央召开这样的紧急会议，思想上并无准备，所以他只好侧耳静听。从几个同志的发言中，他才知道对出兵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些不同意见，有的主张不出兵，有的主张暂不出兵，共同的理由是：（1）我国经过了几十年战争的摧残，战争创伤急待恢复，而财政又十分困难；（2）国内还有部分边远地区和沿海岛屿尚未解放，约有10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尚急待肃清；（3）广大的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新建的政权也还不巩固；（4）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的装备，更元制空权和制海权；（5）由于长期战争的艰苦生活，有些干部和战士产生了和平厌战思想情绪，等等。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我国的情况是困难重重，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聂荣臻元帅后来在回忆这次会议的情况时写道：“总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讨论后，对我国是否应该出兵援朝问题，在会议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因为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两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对这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他也就没有轻易发言表态。

第二天上午9时左右，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来到彭德怀下榻的北京饭店。他和彭德怀两人在房间交谈约1小时后，即同车去中南海。因为在昨天下午政治局的会议上，彭德怀未曾发言，毛泽东不知道他对出兵援朝是什么态度，而且常委已决定派彭德怀率军入朝，因此想亲自听听他的意见和看看他是什么态度，所以特派邓小平接他来中南海个别交换意见。当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两人在沙发上坐下后，毛泽东点起一支烟用力吸了一口说：“老彭，据朝鲜来的情况，美军和南朝鲜军队正大批越过‘三八线’，因此政治局今天下午还要继续开会，在昨天的会议上，你没来得及发言，可你都听到了吧，大家摆了很多困难，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有些是严重困难，但是怎样战胜困难，克服困难，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不知道你彭老总是怎么考虑的！”

彭德怀喝了一口茶，望了望毛泽东疲困的眼神，直言坦率地说：“主席，昨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我把你讲的四句话，反复思考了几十遍，我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强调困难的一面，不同美军正向鸭绿江进犯的危急后果联系起来考虑，不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难保，就连我国东北边防也直接受到威胁。出兵有利还是不利？经过反复考虑后，我拥护毛主席出兵援朝的英明决策。”

毛泽东听着彭德怀的话一边赞同地频频点头，一边兴奋地说：“嗯，好哇！还是你彭老总有战略远见，看来你是百分之百地支持我的意见啰！”然后毛泽东又仰躺在沙发上高声说：“我们有些同志，只看眼前，看不到将来，更有人被美国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我们过去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不都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吗？”毛泽东的话音越来越高，他的话，显然是有针对性的。

两人又沉默了一会儿后，彭德怀将话题接过来继续说：“我们确有许多困难，大家摆的情况也是事实，但是，敌人也有困难，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离朝鲜大约5000多海里，我们应全面观察问题。但如果让敌人占领了全部朝鲜半岛，这对我国威胁很大。过去日本人进攻中国，就是以朝鲜为跳板，首先进攻我国东三省，然后又以东三省为跳板，大举向关内进攻的，这段历史教训不能忽视。这次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侵略军，我们既不能轻视敌人，但也不能过低估计自己。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兵力是24万人，有空军支援，武器装备几乎都是美式的，比我军装备不知要好多少倍。我军只有25000人，只占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落后，每枝枪平均不过几十发子弹。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人口才100多万，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了胡宗南？一是我们是正义战争，是自卫战争；二是边区群众的大力支援；三是靠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现在我们已取得了全国政权，有几百万军队，有全国人民的支援，我们有对付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只要我们在战略战术上不犯重大的错误，我们就有信心打败美国侵略军。”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完彭德怀叙述的观点后高兴地用手捶了一下沙发大声说：“你分析得对喽！看来我们是想到一起了。现在美军、英军和南朝鲜军队正越过‘三八线’向平壤接近，麦克阿瑟已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碟，朝鲜已处于危急时刻，金日成同志要求我国尽快派兵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当前出兵援朝已是关键时刻，如让敌人前进到鸭绿江边，其后果不堪设想啊！”

彭德怀同意地说：“主席分析得很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和敌人抢时间，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话题至此毛泽东一面吸烟，一面侧过身来对彭德怀微笑说：“老彭，你看，带兵去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这样艰巨的任务，派谁挂帅合适呢？”

彭德怀急问：“我听说中央不是早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

毛泽东即刻紧锁双眉两眼一闭，若有所思地叹了一口气：“是啊，前些天我和恩来、少奇、朱老总商量的一致意见是派林彪去，因为他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是东北地区的领导人，是第4野战军的司令员，现在集结在南满的4个军都是原东北地区的部队，一旦打起仗来，首先也要靠东北地区支援。我国长白山地区的地形特点，民情风俗和朝鲜北部的情形大体相似，从各方面考虑，派他去率军援朝，是很合适的。可是，我前些天去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精神有些紧张，强调身体不好。每晚失眠，怕光、怕风、怕声音，硬是不接受任务。”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现在很明显，这场战火很快就会烧到我国的大门口，情况危急哟！我们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出兵。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常委几个同志商量的意见，这副重担，还是请你彭老总来挑，这是一场比保卫延安更艰苦复杂的战争，不知你的身体情况怎样？你可能思想上还没有这个准备吧，你考虑有什么困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两眼注视着彭德怀。此时，屋里呈现短暂的沉寂。片刻之后，彭德怀面对毛泽东，两道浓眉一扬，刚毅果断地说：“主席，我这个人的脾气你很了解，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还是你老彭在中央为难之时，坚决支持和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我可就放心了。现在美国已大批向北冒进，我们不能再等待，要尽快出兵，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说说你对出兵援朝的意见，摆摆你的观点。”深为感动的毛泽东略带感叹地讲。

10月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继续在颐年堂开会，对是否出兵援朝问题再次进行讨论。在发言中，仍有两种观点，即强调国内困难很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彭德怀对出兵援朝问题早经过反复考虑，遂胸有成竹他讲了自己的观点，即：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如让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如等美国占领了朝鲜半岛，将来的问题更复杂，所以迟打不如早打，这样对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和亲美派也是个沉重打击。

在彭德怀发言后，毛泽东显然心中早已有数，他向会场环视一周后，用手敲打着桌面说：“我们国内当前存在着一些困难，这是事实，但我认为今天老彭的发言是一针见血，很有说服力。现在是美国人逼着我们打这一仗的，犹豫退缩、担惊害怕都没有用，这些心理和情绪正是敌人所希望的。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在敌人进占平壤之前，不管冒多大风险，有多大困难，必须立刻出兵朝鲜。关于由谁挂帅的问题，既然林彪说他有病已前往苏联养病，我提议由彭德怀同志率领志愿军入朝，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敌人。至于志愿军入朝具体部署和细节，会后我们再和彭德怀同志研究。”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会场上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大家都以尊敬的目光投向彭德怀，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率军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此，彭德怀没强调任何困难，立即站起来表示：“我还是那句老话，服从中央的决定。”

10月6日上午，彭德怀又参加了由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就志愿军入朝方案，更换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办法和抽调干部组建彭德怀指挥所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有关决定。会议还决定，议定的各项工作均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筹办。

紧张的抗美援朝临战准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朝鲜战场日益严重的局势，使彭德怀不能在北京久留。

10月7日吃过早饭后，他指示秘书把从西安带来的全部文件，清理登记后，马上移交给中央办公厅保密室保存。然后准备出发。当天，彭德怀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和高岗一起共同研究志愿军出国第一步作战方案和后勤供应问题，关于彭德怀指挥所设立的位置，毛泽东的意见，为保证安全，免遭敌机轰炸可设在鸭绿江北岸一个隐蔽位置。但彭德怀不同意，彭主张过江入朝与金日成在一起，以便协调两军统一指挥作战。

关于志愿军出国作战前后的宣传报道问题，彭德怀向毛泽东提议：“在战斗打响之前，应绝对保密。打响之后，新华社在报道和广播方面也应注意分寸。要设法转移敌人的视线，使其产生判断上的错觉，以便我军各路部队迅速隐蔽过江投入战斗，取得战斗的主动权和有利战机，力争初战的胜利，以提高士气，稳定人心，扭转被动局面。”

千斤的重担，紧张的工作，使彭德怀废寝忘食地忙碌了一天，直到晚上才赶回饭店。因为次日就要离京，他首先进屋看了这两天接来和他短暂团聚的侄儿侄女们，此刻他意识到，这次离别后，何时再见很难预测，遂把他给孩子们买的衣物分给每个人，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伯伯明天就出发执行任务去了，你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想家，要经常给妈妈写信，把你们在北京的情况告诉妈妈。”幼小天真的孩子们立刻反问：“伯伯，你明天到哪里去？还是回西安吗？”彭德怀拍拍孩子们的肩膀笑道：“等你们长大了就会知道的，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学习。”接着他叫来秘书吩咐说：“你和小郭把我们需要带的东西今夜准备好，明晨出发。”

10月8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特急电报发布命令，内容如下：1。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藉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年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2。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及所属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持命出动；3。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4。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和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5。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6。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同一天，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发给我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倪志亮转金日成同志的特急电报，电文如下：1。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2。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3。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及其它在满洲境内有关援助朝鲜的工作，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负责；4。请你即派朴一禹同志（内务相）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二同志会商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年作战有关的诸项问题。彭、高二同志由北京去沈阳。

10月8日晚上，当倪志亮大使和参赞柴军武将此电报面交金日成首相时，他高兴得两手一拍说：“太好了！”他立刻用手分别拉着倪、柴两人的手进入会客厅，随手拿出几瓶酒请倪、柴一起喝酒言谈。其间他一再对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援表示深深的感谢，并称赞中朝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将永垂青史。

斯大林临阵犹豫关于出兵援朝问题，本来中苏双方早已商定：地面兵力由中国负责。空军掩护支援由苏联负责。因此当中共中央于10月2日决定出兵援朝后，毛泽东于当日深夜即将决定电告斯大林，以使苏联空军作出准备，但是当8日晚周恩来飞抵莫斯科后，被告知斯大林正在苏联南方黑海之滨克里米亚附近的阿布哈季亚别墅休假，9日上午周恩来和翻译师哲在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的陪同下，乘苏联政府专机飞抵克里米亚，然后乘汽车前往克里米亚以东的阿布哈季亚，当晚7时与斯大林开始会谈。苏方参加会谈的有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会谈主要协商在中国志愿军入朝时，苏联能出动多少战斗机和轰炸飞机支援中国援朝志愿军，并由谁担任指挥，以及中国地面部队更换苏联武器装备等问题。

出乎预料的是斯大林根据朝鲜战争10月2日以后的事态发展，判断美国已不惜代价和风险，决心向鸭绿江边中苏边境进攻。他担心如苏联空军在中、苏、朝边境与美国飞机和地面部队作战，可能会引起苏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有诱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所以，在出动空军支援中国志愿军作战的立场上犹豫后退了。

斯大林在与周恩来的谈判中，明确表示，苏联可以先给中国20个师的武器装备并尽快运到满洲里，但是苏联空军目前尚未准备好，暂时无法出动。其实，空军和陆军不同，飞机调动转场不过三两天就可准备完毕，而当时还有10天准备时间，完全可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斯大林的态度，不过是犹豫推诿之意。

中苏这次高级会谈直到次日凌晨5时才结束，中方代表周恩来对这一突然变化大吃一惊，立刻感到事关全局，于是他在苏外长莫洛托夫陪同下，赶紧于10月10日飞回莫斯科，在中国大使馆将苏联空军暂时不能出动的情况迅速电告毛泽东。毛泽东10月10日下午收到周恩来的电报后，未曾料到的突然情况立即使他陷入焦虑之中，是马上出兵还是暂缓出兵呢？当夜他又突然收到彭德怀自安东发来的准备11日晨入朝与金日成会谈的电报，这两份电报使他翻来覆去更感决心难定。经与代总长聂荣臻商谈后，他决定立即给彭德怀发电，通知彭明天先不要入朝而是和高岗一起迅速回京开会。

这时已是深夜，聂荣臻考虑万一明晨以前彭德怀收不到电报，彭就将入朝会见金日成，于是聂荣臻于11日晨1时左右赶到总参谋部作战室给彭德怀打电话：你来电已收到，原定方案有变化！有变化！主席请你和高岗明天迅速回京，中央有要事讨论。”

10月11日下午，彭德怀奉命带了指挥所负责人成普由安东乘火车于深夜抵沈阳。12日，彭德怀在沈阳和高岗召集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领导紧急开会，针对他在安东调查到的部队存在的困难，特别是后勤供应问题研究了一些紧急措施和解决办法。当晚8时，彭、高又接到毛泽东急电：（1）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13兵团各部仍就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

（2）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来京一谈。

13日早饭后，高岗、彭德怀即乘专机由沈阳飞回北京，由聂荣臻代总长在北京饭店迎接，聂说：“下午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出兵问题再次讨论。”在彭德怀与高岗奉命回北京之前，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已全部越过“三八线”，并已作好大举进攻平壤的准备。10月9日麦克阿瑟以威逼口吻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发出最后通牒：最后一次要求你和你指挥下的军队，立即放下武器并停止作战。

10月10日下午4时，印度驻中国大使潘尼迪又到我国外交部转交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致我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的电报，称：“如果北朝鲜不愿放下武器，那么‘联合国军’统帅将无他途可循。”面对敌人大军压境威胁恫吓的情况，金日成首相于10月10日紧急召见我国驻朝鲜临时代办柴军武同志，明确表示：“我们决不会放下武器，决不会投降，我们要抵抗到底。”11日金日成首相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向朝鲜全国发表广播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10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再次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汇报了三个问题：（1）与朝鲜代表朴一禹会谈的内容。（2）当前侵朝“联合国军”兵力部署和动向。（3）志愿军各部备战情况和存在的亟侍解决的问题。

经彻夜会议后，政治局同志一致认为，即使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也必须立即出兵援朝。

会议号召要自立更生，发扬我军历史上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克服各种困难，即刻入朝迎击冒犯之敌。

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是否出兵援朝作战时写道：“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毛泽东同志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最后才下了决心。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后，彭德怀为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立刻在中南海给与他同机飞回北京正在军委作战部待命的成普打电话，让他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出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仍要继续作好出国准备。”

就在13日政治局会议结束后的当晚，毛泽东给仍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发了火急电报：与政治局的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再压至鸭绿江边，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政治局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还与高岗、彭德怀进一步研究了志愿军出国时间、渡江方案，以及东北对志愿军后方供应保障问题。

14日清晨，由于天气不好，飞机飞行有困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高岗先乘火车离京返回沈阳，立即召集志愿军、东北军区和东北局的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政治局的最后决定。宣布立即作入朝的各项准备，并决定准备召开参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动员大会。

14日全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又详细研究了志愿军的出兵和作战方案，最后确定志愿军各部于10月18日或19日分批渡江，先在平壤以北适当山岳地区组织防御，待机歼敌。10月14日21时，毛泽东将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3日作出的关于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和第一步作战方案电告周恩来，其要点如下：（1）我已告彭德怀在他到德川研究情况后，在平壤至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地。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2）美军进攻到平壤需要时间，由平壤再向德川进攻又需要时间；（3）我军决于10月19日开动，全军26万人渡过鸭绿江需要10天时间；（4）为准备在11月内在敌进攻德川区域时，打一个胜仗，我们决定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均开进为好；（5）在我军开进修筑工事期间，朝鲜人民军方面还是继续抵抗，尽可能迟滞美伪军前进为有利。毛泽东为什么将上述决定告知周恩来？因为“斯大林本来希望我们出动6个师”，而中央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改变了原来的方案，将12个步兵师和3个炮兵师及战车团、高炮团、工兵团等全部出动。中央认为这种改变出兵方案，有必要通告苏方，以使苏联方面了解我国出兵情况，从而尽快解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困难。

10月15日清晨，彭德怀乘飞机自北京飞回沈阳。这一天他在沈阳一面部署志愿军出兵援朝的各项准备工作，一面又利用短暂时间视察了鞍山钢铁厂和沈阳兵工厂。因为他知道东北是我国重工业基地，打仗要靠重工业，战争的胜负，除了人是主要的因素外，武器是重要的因素。

当他在沈阳参观了刚试制生产的六管火箭炮实弹射击后，又惊又喜地称赞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工作很有成绩！我们也有自己的火箭炮了。”他还亲切地鼓励职工们加紧生产，支援前线，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并指示工厂领导要采取措施，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

15日，由于敌军已全面开始围攻平壤，平壤危在旦夕。金日成首相特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前来沈阳会见彭德怀。朴向彭说明敌军已逼近平壤，金首相要求中国尽快出兵，并希望与彭德怀同志早日会面，彭德怀告诉朴：“我们中央已最后决定，预定自10月19日开始，部队分批渡江，希望人民军继续阻击敌人，迟滞敌人，我同高岗今天要赶赴安东，去布置13兵团部队渡江计划。。”。

蒋介石三度准备出兵朝鲜1950年6月25日晚，蒋介石在收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关于朝鲜战争的报告同时，也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并予以鼓励，表示将采取有效步骤对南朝鲜进行援助。同时在台北阳明山“总统官邸”召集紧急军政会议，出席人员中有陈诚、王世杰、谷正纲、黄少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昀、吴国桢、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缉等。会上决定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即25日午夜后）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台湾海峡和大陆沿岸的海空巡逻，加强各岛及台湾海防的战斗准备，加强台湾的防空和民防措施，加强对交通运输和经济活动的管制，加强特务活动。台湾岛顿时处于弓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

据麦克阿瑟派到台湾担任联络的费尔德上校和汉斯上校透露，1950年6月25日清晨朝鲜战争爆发后，当天一早，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立即同正在东京的约翰逊和布菜德雷、塔斯塔德举行紧急磋商。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了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获悉：南朝鲜第一师在瓮律、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麦克阿瑟、约翰逊、布莱德雷和诺斯塔德再次开会到深夜，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一份“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经约翰逊、布莱德雷等人研究赞同后，交由约翰逊向杜鲁门转达。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1。立即援助南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2。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3。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4。保卫日本的安全。征得约翰逊和布莱德雷同意后，麦克阿瑟连夜派出以费尔德为组长的“驻台湾军事联络组”进驻台湾，同时致电蒋介石，通报朝鲜战况和向台湾派驻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蒋介石在确保台湾安全的前提下能否派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6月26日晨，李承晚再次向蒋介石急电求援，蒋介石便立即召集陈诚、俞大维、叶公超、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彭孟缉、萧毅肃、俞济时和王世杰等在阳明山“总统官邸”开会，直到深夜。

26日中午稍过，美军驻台湾军事联络组在组长费尔德率领下，由东京飞达台北。“国防部”厅长赖名汤。刘廉一前往接待，并陪同费尔德到阳明山会见蒋介石，费尔德向蒋面交了麦克阿瑟的亲笔信件。

当蒋介石“得悉北朝鲜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已断定南朝鲜将难以进行有效的抵抗，所以他首先考虑的是用什么办法及时地对南朝鲜作有效的援助，以“击破北朝鲜共军的进攻”。蒋介石同费尔德等人从外交到军事，从保卫台湾到援助南朝鲜等备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决定派遣52军（附3师）立即作开赴朝鲜战场的准备，并对52军的干部配备、兵员装备的补充更换、运输等问题作了部署。当天下午蒋介石分别向李承晚、麦克阿瑟复电，表示一经同意，52军即可经空中和海上运赴朝鲜战场，投入战斗。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杜鲁门提出这项建议。

在美国布莱尔大厦杜鲁门召集的晚餐会宣读麦克阿瑟关于“在亚洲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计划”时，宣布了蒋介石的这项建议。当时，约翰逊、布莱德雷和柯林斯从朝鲜战争的实际需要和军事原则考虑，都主张接受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也表示：当他听到蒋介石愿意派兵援助南朝鲜时，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应当接受蒋委员长的这番好意”。他并且希望看到有尽可能多的联合国会员国积极地参加“对朝鲜的行动”，他还希望联合国发出号召并组织行动。

国务卿艾奇逊则对台湾出兵南朝鲜一事坚决反对，他说：“当前台湾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区，麦克阿瑟明确指出了这个危险，所以我们才决定派

第7舰队和13航空队去保卫台湾，怎么反而叫台湾跑到别处去保护他人呢？况且蒋介石的军队并不见得比南朝鲜军队高明。这样就不如把这些需要给蒋介石的装备直接送给南朝鲜，其效果是可以预期的。”约翰逊马上进行辩解，说台湾只是缺乏海空军，其地面部队在亚洲地区的反共国家中却是最强大的。蒋介石要求派去支援南朝鲜的52军，是蒋介石在东北的60万军队中唯一没有被中共消灭的一个军。约翰逊认为在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后，从台湾调52军去增援南朝鲜是可取的。杜鲁门看到双方相持不下，争论不休，遂宣布暂予搁置，望待下次会议再从长计议。

6月27日，麦克阿瑟又向杜鲁门告急，并再次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

而艾奇逊却将他收到的建议蒋介石出兵的电报擅自扣压，并继续反对讨论蒋介石派兵援助南朝鲜的建议。

6月28日，蒋介石驻美“大使”顾维钧和胡适在白宫会见杜鲁门时，面交了蒋介石建议派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杜鲁门表示他是十分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意见，同时答应将扩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

麦克阿瑟于6月29日，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东京后，第三次急电杜鲁门，请其从速采纳蒋介石的建议。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也向杜鲁门进言，应当接受麦克阿瑟的请求，批准蒋介石的建议。杜鲁门、约翰逊、布莱德雷、柯林斯都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两师美军。他们认为，这样做不但可以争取时间，及时稳定战局，并且可以减少美军的伤亡损失，使有限的美国地面部队能够在紧急情况时使用到别的更重要的地方去。可是，艾奇逊和国务院却一致反对。艾奇逊用一种歇斯底里的神情提醒约翰逊和布莱雷德等人注意中共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注：中共声明即6月28日周恩来针对杜鲁门的6月27日所发表的声明。蒋介石声明，系指蒋介石在6月26日晚广播讲话中所讲对南朝鲜将进行军事援助和派兵驰援的事）。艾奇逊说：“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出兵干涉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借地进行还击。那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就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于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的建议和麦克阿瑟的三次请求，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挠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7月1日，52军各部队也先后收到命令，重新恢复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沿海的防卫施工。

蒋介石二度准备出兵朝鲜是美军在朝的“圣诞节攻势”遭到了彻底失败之际，当时美第8军和10兵团都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处境，麦克阿瑟立即请求采取下列步骤，以期挽回败局，减少美军伤亡：（1）紧急从台湾空这一个军增援第8军，进而救援在东线被围的第10兵团向兴南突围。

（2）请求授权他派飞机轰炸中国境年的军事目标，并封锁中国的海岸。

（3）促使蒋介石在华南、华东地区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以牵制中共，使其不敢向朝鲜战场增兵。

同时致电蒋介石告以南朝鲜在战争中的危急情况，请其仍派52军前往朝鲜战场解第8军之围，并说已分别从冲绳和菲律宾派出飞机和船艇载着补充52军的武器装备驶向台湾，以接运该军从空中和海上驰赴平壤地区。

麦克阿瑟希望52军从速完成作战准备，一俟杜鲁门总统批准，即可启航赴朝。他还请蒋介石火速派出一个参谋指挥军官代表团，立即飞赴汉城，会晤联合国军司令部参谋长诺斯塔德和第8军军长华克，当面商定52军到朝鲜战场后有关问题。

11月28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麦克阿瑟的上项电报，下午便在阳明山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参加者有周至柔、萧毅肃、侯腾、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黄镇球、刘玉章、胡琏、刘安祺、唐守治、阙汉骞、赵家骧、陈麓华、郭永、王楚英、杨敬斌、何志浩、刘明奎，另外还有陈诚、俞大维、叶公超、王世杰、蒋经国及其美军联络组长费尔德等。蒋介石扼要说明朝鲜的战局和麦克阿瑟的请求后，宣布：仍然决定派52军驰援南朝鲜，限24小时内完成出发准备，要求空军加强对大陆的侦察，海军及金门、马祖的防卫部队要加强战备，随时应付共军的进攻；空军、海军均应密切同第7舰队及驻台美国空军的联系；另就加强台湾防务和增援前线岛屿作战的问题，52军的战备问题及将运到台湾的武器装备的接收处理问题等，进行了研究并作出了决定。

同时他又指派候腾、陈麓华、郭永、王楚英于29日凌晨飞往汉城，同华克等商洽52军到达朝鲜战场后的作战行动及其他有关事项。

麦克阿瑟于28日急电杜鲁门，要求空运台湾的52军驰援南朝鲜，杜鲁门接电后立即召集国防部和国务院有关首脑会议，研究有关问题。虽然柯林斯和布莱德雷主张接受麦克阿瑟的意见，空运台湾的52军援助南朝鲜并轰炸中国东北，但艾奇逊、杜鲁门都害怕苏联出兵和中共增加兵力，再加上英国的反对，杜鲁门于29日复电麦克阿瑟拒绝其建议。麦克阿瑟一气之下，又于12月3日再次给杜鲁门发去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电述朝鲜局势严重，如不采纳他的建议，后果不堪设想。但是，杜鲁门不仅不为麦克阿瑟的威胁所动，而且下决心要除掉麦克阿瑟，遂于12月6日给麦克阿瑟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1）禁止他采取任何未经许可的行动，并责成他用现有的兵力保住阵地并尽力保存实力。

（2）禁止他发表任何未经国务院批准的政策性声明。

但麦克阿瑟却不甘心受杜鲁门的桎梏，分别向马丁、惠里等申述他与杜鲁门、艾奇逊在朝鲜、台湾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已知道杜鲁门正在策划除掉他的步骤和设置整他的圈套，但出于与蒋介石的密切关系和要全力给予支援的目的，他在12月6日电告蒋介石取消52军行动计划的同时，向美国国防部建议将驻台联络组升格为“美国协防台湾军事顾问团”，保荐骑一师少将师长蔡斯任团长，进一步扩大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并把南朝鲜的兵力扩充到30万人，再编25个师。这项建议在马歇尔、布莱德雷的赞同下，很快被批准。52军驰援南朝鲜的行动于12月6日第2次被取消了。

蒋介石前两次要派52军驰援南朝鲜之事已成为过眼烟云。但是，到了1952年5月，在李奇微调往欧洲，克拉克到东京上任不久，又刮起了一阵“从台湾调一个军去朝鲜战场替换美军”的风。于是，第三次从台湾国民党调52军开赴朝鲜战场作战的计划又在东京、台北、华盛顿之间热烈地讨论起来了。克拉克由意大利调到东京后，发现在苏联虎视耽耽之下，日本的防务极其空虚，除7万5千名警察外，竟无一营美国的地面部队，他非常吃惊，遂向五角大楼和白宫建议：从台湾抽一个军到朝鲜战场，以便从朝鲜战场抽出3师美军去防守日本。他满以为这项建议能获得通过，遂同时电告蒋介石预作准备。蒋介石明知只要杜鲁门还在白宫、艾奇逊还当国务卿，从台湾派军队去南朝鲜的事就永远无法实现，但他为了配合克拉克的行动，还是叫孙立人进行准备。到了6月下旬，艾奇逊又顶住了五角大楼和国会的压力，再一次使杜鲁门拒绝了克拉克的建议。克拉克深怀歉意致电蒋介石，请其撤销52军支援南朝鲜的安排。自此之后，52军驰援南朝鲜一事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准备渡江出国与美军作战的同时，在美国方面，却出现了十分乐观的气氛。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们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所以他们判断美军在向鸭绿江边前进时，不会受到阻碍。

麦克阿瑟猖狂扬言要在感恩节（1950年11月23日）前占领北朝鲜，直达鸭绿江边。他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联合国军的空军具有绝对优势，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红色中国的干预会被迅速报复的威胁所吓住。”美方要员们根本就没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料到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竟敢与美国相抗衡。这些错误的判断，是美国政府的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导致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基本原因。彭德怀在安东部署渡江方案时曾说：“麦克阿瑟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误判断，隐蔽渡江，对敌人进行突然反击。”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指示，“我各部派遣的援朝志愿军侦察队，均要扮装成朝鲜人民军，而不要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借以迷惑敌人。”同电又指出：“稳定改变战局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利用突然袭击。”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头脑毕竟还是比较清醒些，他在进入10月以来，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了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使杜鲁门“对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日益担心。”于是杜鲁门紧急决定，必须和麦克阿瑟进行当面磋商，以便从麦克阿瑟那里得到关于中国出兵的第一手材料和判断。

10月15日，杜鲁门由华盛顿乘飞机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飞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岛，与麦克阿瑟当面会谈，杜鲁门问：“中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怎样？”

“可能性极为微小。中国在满洲约有30万军队，其中不超过10万至12.5万人部署在鸭绿江边，但只有5万至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麦克阿瑟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向杜鲁门断言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正规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谈，使美国政府认为侵朝战争已近尾声。于是杜鲁门亲自授予麦克阿瑟一枚橡叶勋章，以示对麦克阿瑟在朝鲜所谓卓越功绩的表彰后，于10月16日返回美国旧金山。17日社鲁门得意地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我们在美国国内的人们对我们自己的陆、海、空军和陆战队战士们的卓越成就特别感到自豪。联合国要求我国为联合国提供第一位司令官也是我们莫大的光荣。我们有这么一位合适的入选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真是全世界的幸运。这个人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一个非常伟大的战士。”

就在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为暂时的胜利兴高采烈的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领导下，正紧张地为出国作战加速准备工作。

17日上午，彭德怀指示参谋长解方带作战参谋龚杰随朴宪永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李委员长处，商谈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渡江后进一步展开行动的具体安排。下午，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沈阳与东北局、东北军区等领导同志进一步研究志愿军出国作战的装备器材、被服和医院的保障问题。

但此时，彭、高突然又接到了邓华和洪学智等的来电称：昨日渡江部署会议结束后，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表示，现在部队高射炮太少，又无空军支援，敌人可集中大量飞机、大炮、坦克，毫不顾虑地向我阵地进行大规模攻击。而朝鲜多为山地水田，天寒地冻，工事更不好挖，如敌大举进攻，则阵地很难坚持。大家认为，各项准备工作也不充分，政治思想来普遍深入动员，建议渡过冬季明春再出动为宜。。。

彭德怀和高岗接到来电后，感到此事有关战略全局，问题重大。正好这时又接到了毛泽东17日下午5时发来的急电，令他俩于18日乘飞机火速回京。这是因为周恩来定于18日自莫斯科回北京，所以毛泽东电告彭、高：“对出兵时间，以待周18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并要求彭、高紧急回京参加中央会商。

13日清晨，彭德怀与高岗乘飞机返回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渡江部队的情况和邓、洪17日来电内容。

此时敌进甚速，平壤告急。就在当日晚召开的中央会议上，当周恩来和彭德怀各自汇报了情况后，毛泽东主席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随后毛泽东又指示彭德怀先以电话通知邓华、洪学智等，要求志愿军各部队严格保密，严密伪装，立即进行政治动员，补足食品弹药，召开誓师大会，立即准备出国作战。

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集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晚）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

当此紧张时刻，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同时志愿军各路渡江部队亦开始向鸭绿江边急速开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就此揭开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在渡江部队的先头，开始跨过鸭绿江大桥。在硝烟弥漫、炮声隆隆的朝鲜战场上，我党我军的一代名将——彭德怀又开始导演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威武雄壮的一幕战争活剧。

这场战争，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军，实现了朝鲜停战，保卫了世界和平和祖国人民的安宁。

第三节西藏和平解放始末伸自大西洋的黑手1950年8月3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10个月，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战场正打得炮火连天，鸭绿江那边硝烟弥漫的天空更需要人民中国的战鹰。但是，毛泽东还是咬咬牙，把30架飞机批给进军西藏的部队。而西藏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岂是“30架”高空运输机所能承载的！

这里，让我们先把镜头对向1949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季节。

国民党政府的即将覆灭使西藏一部分亲帝上层人士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深夜，古城拉萨刮着干冷凄清的季风。贵族府邪的深宅里，古刹名寺的密室里，黑影憧憧，酥油灯摇曳；神秘的电波在夜空颤动，如同星光在天河里颤动。。一个眼睛碧蓝戴着雪白手套的外交官，频繁出入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的官邪。还有一些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像是赤尾狐那样诡秘地出没于豪门巨户。。当这个春天即将逝去的时候，暗夜中的策划已经接近完成了。

1949年7月8日，噶厦政府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党政府及其驻西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就在同一天，噶厦政府的三位噶伦和基巧堪布，会见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代处长陈锡章。首席噶伦然巴说：国共内战打得很厉害，国民党在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避免在藏国民党官员把解放军招引进来，西藏官员大会决定：西藏政府与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请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两周内离藏赴印，转道回内地。

随后，大批手持英式枪的噶厦兵，包围了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电台被查封，学校被关闭，测候所被抢占；那些“共产党汉人”嫌疑人员，更是依照秘密提供的名单被一一拘留。从拉萨到西藏各地，乃至严密布防的藏东重镇昌都，无不刮起一股驱逐汉人的黑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被严密监视，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海路遣返回内地。。这便是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

向噶厦政府提供拉萨“共产党汉人”名单的，便是那位蓝眼睛白手套的外交官——理查逊先生。他是不大列颠帝国在东印度的重要人物，当时的身分是印度驻西藏总领事。

跟这位理查逊先生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的，是美利坚和英吉利的无线广播电台：——美国合众社电讯：“西藏利用国民党的行将崩溃，完全可能脱离中国政府之主权。”

——英国通讯社专稿：“英国从未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管辖的说法。”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评论员”，英国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在拉萨活动着。。拉萨原有的通讯联络电台，很快变成了“西藏广播电台”，昼夜使用藏、英、汉三种语言向外界播音。它起劲地传播：“汉藏关系只是宗教上的供施关系，西藏在历史上就没有属于过中国”，“解放军违背神的意愿，与西藏政教水火不能相容”，煽动西藏僧俗人民“要男死女顶，前仆后继，”对解放军“坚决进行武装抵抗！”

同样是这位颇有绅士风度的理查逊先生，对年迈昏庸的西藏摄政达扎说：“不能坐喊独立，应当向联合国写信呼吁”。于是，噶厦政府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由理查逊先生亲自修改定稿，并译成英文本，决定派遣达赖的二哥嘉洛顿珠和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去联合国呼吁，请求支持。

此后，理查逊又伙同来自美利坚的神秘人物劳威尔·托马斯，和摄政达扎等秘密商定，组织了一个由6位官员组成的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派往美、英、印（度）、尼（泊尔）4国，请求援助。各位代表都携带盖有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印鉴的书信，信中称：共产党已占领内地多数省，业已临近藏界，请求4国指导我们如何作战，并希望派来一批有技术专长的人员，借贷一批美元，为实现西藏独立、加入联合国组织给予支持。。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面积相当于12个浙江省的棕色土地，将从中国的版图上冰裂而去。那片环抱一千多个湖泊的美丽高原，那些蕴储无数宝藏的崇山峻岭，特别是跟华夏各民族血肉相连的百万藏族兄弟，都将沦入异邦异族的手中；原本是祖国最可靠的西藏屏障的喜马拉雅山脉，也将被利斧斫裂而去了。。藏与华夏占族是同源同种，同胞骨肉。他们土地相连，文化相融，共建共拥东方第一大国，也已历经七百多个春秋了。现在，当自己的祖国如醒狮一般将要跃起于世界的时候，这片第三极地，难道将要发生令高山扭痛、大河淌血的离心的裂变吗？整个世界注视着西藏，毛泽东的眼光也注视着西藏。

1949年9月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印度尼赫鲁政府的策划下发动的。”解放军将“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

仅仅隔了4天，9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号召西藏人民团结起来，迎接解放。

但是，封闭于雪山峡谷中的噶厦地方政府，对来自北京的忠告和规劝充耳不闻。他们受那些蓝眼睛白手套的蒙蔽太深了，对自己的力量也估计得太高了。从拉萨通往藏东重镇昌都的驿路上烟尘滚滚，7000大军被调往金沙江西岸，他们将要凭据天险和神符，顽固抵抗解放军进入西藏。

新中国面对艰难而严峻的考题逆历史潮流而动，背全国人心所向的所谓“西藏独立”的阴谋，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谴责和声讨。

首先对“西藏独立”阴谋表示极大义愤的，是藏民族各阶层爱国人士和甘、青、川等藏族聚居省的人民。

1949年10月1日，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天，西藏黄教两大教主之一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

在瑞雪飘飞的1950年1月的最后一天，班禅堪布会议厅再一次代表西藏爱国人民致电中央人民政府：顷闻西藏拉萨反动当局。以“亲善代表团”名义，派遣非法代表，赴英、美等国活动，表示“西藏独立”，企图勾结帝国主义，反抗人民政府，以达其脱离祖国、出卖西藏的阴谋。西藏系中国领土，为世界所公认，全藏人民亦自认为中华民族之一。今拉萨当局此种举动，实为破坏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违背西藏人民意志。谨代表西藏人民，恭请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肃清反动分子，驱逐在藏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国防，解放西藏人民。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爱国势力“热振派”的代表益西楚臣，在西宁拜见中央代表，痛哭流涕地再三“敦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尽快尽早进军西藏，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使西藏回到祖国怀抱”！

1949年11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班禅，电文中说：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当1950年的春天来临的时候，人民解放军的旌旗所向，四川、青海、甘肃、西康、云南5省境内藏族聚居地区已全部解放，新生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

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近一年的时间内，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和挑唆下，西藏一小撮反动上层已经在分裂的道路是越滑越远了。

继“驱汉事件”之后，美利坚合众国的间谍分子进入西藏秘密活动，鼓励西藏成立一支有技术的部队，接受他们的技术训练，抵抗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当局即向美国要求提供“十亿美元”的援助和给予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用的武器。接着，第一批美国武器经印度加尔各答运到了拉萨，藏军司令亲自带人到江孜印度兵营接受训练。

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向世界发出电讯：“西藏将派出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和北京表示独立”。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神圣领土的铁定事实，声明西藏无权擅派任何使团，更无权表示所谓的“独立”。

但是，西藏反动当局已经利令智昏，迷途难返。雪域之地上法号凄厉，喇嘛们在寺庙里念咒经诅咒红汉人解放军，16岁以上，60岁以下的男夫陆续被征召入伍，藏军急剧膨胀了一倍，各种兵员和辎重源源不绝运往藏东。英国报务员福特从那里的藏军兵营，不断向太空拍发神秘的电波。。新生的共和国面对着艰难而严峻的考题。

18军待命进藏1949年底，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8军主力，正集结在四川乐山和眉山地区。

1950年1月7日，第二野战军首长刘伯承、邓小平发来急电，命令18军以一个团布置在新津、邛崃一线，其余部队均集结在乐山、丹陵待命，并指示张国华军长速到重庆领受任务。

18军是一支稳健善战的部队。这支在解放战争初期组建的部队，曾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后转战河南、湖北、贵州、四川，在解放中南、西南地区的战斗中屡建战功。

在二野司令部，刘怕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高兴地对张国华军长说：“毛主席从苏联发来了电报，把解放西藏的任务交给你们啦！”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在苏联访问，谈判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事宜。

邓小平政委指示张国华军长：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接受了解放西藏的任务以后，18军在眉山一带进行了进藏前的思想动员和组织整顿。为了做好调查研究，为主力部队开辟道路，一支以侦察和工兵队伍组成的先遣支队，于2月3日先行出发：以后这支先遣队又进行扩充和调整，组成进藏先遣部队，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率领。

18军主力是8月下旬陆续出发，向西藏挺进的。8月28日，晴空万里，部队在眉山三苏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进藏誓师大会。大会在震耳的礼炮和悠扬的军乐声中开幕，鲜红的五星红旗慢慢升到蓝空，战士们庄严宣誓：“一定要把灿烂的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去！”

军政委谭冠三走上主席台，铿锵有力地问：“同志们，刺刀磨快没有？”“磨快了！”

“枪擦好了没有？”

“擦好了！”

全体指战员对于进军西藏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18军进藏非常关切。根据西藏社会和地理的特殊情况，中央一再指出：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部队要“一面修路，一面进军”。毛泽东对许多重要问题都有细致的考虑，他曾指出：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同时，毛泽东特地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以支援进军西藏的需要。

数万人马，向康藏高原挺进，后勤供应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此，二野从成都战役缴获的汽车中，抽出四、五百辆，充实18军进藏急需。部队所需要的粮食全由川西筹集，另从重庆制作20万斤以上的饼干供进藏部队食用。

部队每前进一程，运输补给线就延长一段，人员供应也就越发困难。先遣部队刚到甘孜不久，就发生了严重的粮荒。52师师长吴忠在当时签署的报告上写道：“部队携粮己吃完，空投未成，征粮困难。为长期打算，节衣缩食，争取时间，已动员部队每天每人吃一斤粮，并组织部队挖野菜（亦不多），捉地老鼠，捕麻雀充饥。。”当时，就连王其梅、李觉等军首长也吃地老鼠。就这样，我人民解放军爬山涉水，晓行夜宿，经雅安、甘孜，过理塘、巴塘，部队陆续抵达金沙江东岸。隔江相望，便是等待解放的祖国领土——西藏。

三支劝和团的遭遇但北京始终在耐心地等待着西藏地方当局的觉醒，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放中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为此，曾经做过多方面的努力。

早在1950年春天，在弯弯曲曲的康藏山路上，有一支小小的人马在行进着。被护卫在中间的那位披着袈裟的法师，在颠簸的马背上还诵经祈祷。他就是有名的密悟法师。他率领了一支劝和团。这支小小的劝和团从成都启程时共有5个人，即密悟和他的两个徒弟——如意、胜兴，以及贾题韬和阿旺嘉措。这支劝和团自己联系了一支马帮商队，同他们一起走。到了甘孜要过金沙江了，他们没有马牌（通行证）过不去，就搭起帐篷住在江边等候。这时，甘孜白利寺大活佛格达率领的第二支劝和团也来了。他在西康威望很高，顺利地过了金沙江。密悟法师一行还是过不去，只得望江兴叹。

第三支劝和团——青海劝和团于1950年5月组成，由达赖的哥哥当才活佛任首席代表，青海黄南州的活佛夏日仓呼图克图。大通县的活佛先灵任代表。

青海劝和团于7月份分两路自西宁和同仁起程，8月在柴达木盆地的大河霸会合，一同赴藏。

劝和团到达那曲后即被扣留，迟玉锐等4名汉族干部被藏军押往山南软禁。

在各路赴藏劝和团中，影响最大的要算甘孜利寺格达活佛那一支了。

格达是一位出身贫苦的爱国活佛，当年红军长征路过时，他曾任博巴（藏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与朱总司令建立了友谊。

为了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格达活佛致电朱总司令，要求去拉萨促进和谈工作。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情深表嘉许。

7月10日，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分，由甘孜启程赴藏。那天有很多当地群众前来送行，有些老人还跟在后面，高声为他祝福。请看小说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不料格达活佛竟在昌都遇害身亡了！

原来，格达活佛一行是7月24日到昌都的。他广泛接触了僧俗各界人士，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解放军进驻驻甘孜地区后，如何尊重藏族群众。在昌都的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对他又恨又怕。特务分子在格达活佛喝的茶水里下了毒药。活佛中毒后，即腹痛、头痛、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第二天——8月22日就圆寂了。死后全身乌黑，皮肤触手即行脱落。。格达活佛遇害，激起各族人民的极大义愤。

18军官兵更是群情激愤，向隔江对峙的藏军挥拳怒骂。

格达活佛8月22日被毒死，25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的计划，26日西南军区下达《昌都战役的基本命令》。

战争之神的正义之剑，将要划出霍霍闪电了。

新任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昌都，位于西藏东部澜沧江上游扎曲和昂曲两大支流交汇处，当时居民有三千余人，扼进藏南、北、中三路之要冲，噶厦在此建立了总管府，指挥着占藏军总兵力三分之二的九个代本（团）和民兵八千余人。这八千余人分布在沿江一千多里正面防线和昌都附近宽七百多里的纵深地区。

当解放军临近金沙江东岸的时候，原昌都基巧（专员、总管）拉鲁·才旺多吉任期已满，他上书噶厦请求准予回拉萨。按照旧例，昌都总管必须由一名现任噶伦出任。但在拉萨的三位噶伦谁也不愿在这种时候赴任昌都。文武官员更是畏缩不前。于是，摄政达扎决定，突破清朝给西藏设立4名噶伦的定制，提升孜本（人事审计官）阿沛·阿旺晋美为增额噶伦，前往昌都接替拉鲁。42岁的阿旺晋美临危受命，慷慨赴任，很有点悲壮的意味。

清朝宣统皇帝退位的那一年——1911年，在拉萨以东一百多里路的甲玛沟，有一户贵族世家诞生了公子，他便是阿旺晋美。阿旺晋美从小就聪慧过人。在别的藏族小孩还在玩羊拐骨的年龄，阿旺晋美被送到拉萨的一家私塾学习藏文去了。14岁那年，他拜在一代佛学大师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喜饶喜措大师学问渊博，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为人刚直有如青枫，在藏区享有盛名。阿旺晋美跟着大师，暮鼓晨钟苦学3年，又拜东藏神秘灵异之地——三岩地区红教派的大苍活佛为师，习诵佛学经典，度过两个寒暑。当他20岁那年重返故乡甲玛沟时，已经称得上是满腹经纶了。

甲玛沟是个只有一百四、五十户人家的农牧结合的山乡。20岁的阿旺晋美接替母亲管理自家的庄园。他在读书之余，同农奴们一起收割青稞，一起放牧牛羊。凄惨的现实使他萌生了最初的民主思想。他越来越认识到西藏的制度需要改进。。对于这项任命，有的人认为凶多吉少，实在不是一个好差使，但阿旺晋美处之泰然，他面见摄政达扎，居然陈述了一条令满庭皆惊的意见：“上司抬举我，委以重任，我愿从命。但是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向昌都方向前进，也许指日可到。我们迟早总是要同解放军接触，总是要谈判的。请上司给我权力，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总管，而是直接去找解放军谈判。‘找水源，去雪山。’我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

摄政王达扎惊得半晌无话，满庭文武大员脸色千差万别，各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官员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向噶厦提出意见书，支持阿沛的要求。这简直像三月里草原的风一样，刮遍了圣地拉萨。但是，风再大，扬起一层沙灰又打着旋子折了回来。官员扩大会议在给噶厦的意见书里又认为，阿沛已是堂堂噶伦，不宜贸然与解放军谈判。先责成在印度的孜本夏格巴等人同共产党接触，待时机成熟，再由阿沛出面谈判。噶厦和达扎批准了官员扩大会的意见书。

8月28日阿沛到达昌都，披两肩征尘，顾不上休息，便亲自巡查江防，考察民情，亲随和卫士们常见他眉头紧蹙，一言不发。一周之后，他致电噶厦：“因时世浑浊，民不堪命，这里有的宗（县）内仅七、八户还有糌耙，其余全以圆根（即蔓菁，一种类似萝卜的蔬菜）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针对噶厦命令他进攻玉树一事，他建议“停止进攻，汉藏双方最好和平解决，如果不行，也应先从边境一带撤出所有部队”。

可惜，噶厦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毛泽东念念不忘以战促和毛泽东关注着西藏的动静。

关于昌都战役，他胸有成竹，指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他要在藏军心理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毁灭其全部有生力量，避免以后再与藏军漫山遍野地打游击与消耗战。他要使噶厦全面丧失抵抗能力。

8月15日，毛泽东看完西南军区作战计划后电示：“一个师进攻昌都是否够用？藏方似有相当强战斗力，必须准备。”另外两条批示是关于补给运输的：“一，甘孜至昌都是否能随军队进攻速为修路通车；二，昌都能否修建机场，是否适于空投？”

西南军区关于昌都战役的作战计划是，南北两线合围，兵分五路出击。

两线合围的五支红箭虽然有虚有实，但一旦嗖嗖射出，必将石破天惊，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屋脊为之震动。

8月28日，毛泽东给西南局并西北局的电报说，如我军能于10月份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以战促和，还是希望和平解放那一片雪山高原。8月31日，毛泽东批示：“购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西藏进军。”

10月7日，执行迂回包抄任务的52师154团渡过金沙江，溯江而上，开始翻山越岭。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炽烈的太阳在雪地上的反光刺坏了战士的眼睛，几乎有一半人因雪盲而暂时失明，双眼红肿，疼痛难忍，人们把绑腿布连起来一串一串牵着走。涉渡冰河更艰苦。横断山区条条山条条水，湍急的水流冲击着冰块，像锋利的刀刃划破了人们的皮肉。有的战士因腿伤不愈，加上急行军和恶劣的气候，整条腿坏死，被迫截肢。

饥饿的威胁也极为严重，整个参战部队都受到了粮荒的困扰。154团从玉树补充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中央在重庆订做的高营养食品蛋黄蜡和代食粉因资本家偷工减料被大大打了折扣，按原定指标每人每天12两就足够补充消耗的热量，但发到战士手中，12两仅够他们吃一顿。由四川运来的大米因长途跋涉、风吹雨淋，早已发霉变质。缺粮，沿路又是茫茫雪山，没有野菜和草根可食，有的战士撕吃自己棉衣中的棉花，吃粉状的细土，吃骨头和牛角烧成的灰烬。

最惨的是随军的战马和驮畜，这些“无言的战友”眼望无尽的群山目光暗淡，有的连眼睛也没有——被冰雹打瞎了。饿急了，它们就“咔嚓咔嚓”啃食冰雪。夜间，饥寒乏力的马儿把头拱进战士的帐篷。低垂的头颅贴在战士的胸部，战士醒来，把自己的口粮偷偷喂它一把，抱着它的头流下了眼泪。马匹不断倒毙，几百里路倒下的牲畜成了无意中设设置的路标，到昌都战役结束，几千匹牲畜所剩无几。饥饿的人们硬着心肠吃饥饿而死的牲畜，马倒一匹人吃一匹，吃了马血马肉，还要吃马皮，恨不得连马骨也要烧成灰咽到肚子里。

在千里迂回的急行军中，154团和青海骑兵支队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人掉队。10月16日，跑在前边的只剩下百余骑兵和百余步兵，他们以日行170华里的惊人速度先敌4小时抢占恩达，切断了昌都藏军西退之路。

南线解放军两个团攻克盐井、宁静、邦达，堵住了藏军逃窜察隅之路。

解放军攻占昌都此刻，昌都正陷入一片混乱。

当解放军渡江的消息风传全城时，士兵、喇嘛和居民在昂曲河边汇成一片。持枪的士兵们东逛西窜，不知如何是好。

10月12日，从昌都以南的宁静（芒康县），传来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率三百四十余人宣布起义的消息。霎时间，昌都藏军的军心崩溃了。10月16日夜，总管阿沛得知解放军已逼近昌都，类乌齐一带后方也出现了神出鬼没的汉人军队。早就不愿抵抗的总管命令，翌晨弃城西撤。17日，弹药库的爆炸声震得昌都城颤抖不已。随之，藏政府官员、士兵们拖儿带女顺着西边的山路仓皇离开昌都。乱兵沿路抢劫，为解放军赢得民心铺平了道路。

整个昌都战役过程中，解放军只在小乌拉、岗托等三处遇到了较强硬的抵抗。岗托渡口，攻击藏军十代本的是由军工兵营、侦察营和52师炮兵连组成的左路部队。10月7日，东岸解放军开始抢渡金沙江。一瞬间，重机枪、迫击炮向对岸藏军猛烈轰击，阵地上一片火海，藏军躲在石缝中顽强抵抗，解放军的牛皮船驶进激流，向对岸奋力划动。江面上，枪林弹雨交织成严密的火网，有一只牛皮船被枪弹和激流掀翻，船和人刹那间葬身水底。

两小时后，被巨浪冲向下游的牛皮船靠上西岸，解放军跃上江边乱石，开始向对面藏军阵地逼近。同时，炮火和枪弹暴雨般倾洒到山后的藏军队伍里，牛皮船上和两岸的解放军发出了吼声，藏军弃地撤退，夺路西逃。。对于俘获的负伤藏军官兵，解放军全部收容并予以医治。对投诚的官兵、家属每人给8元以上的银元作路费，每三人发一匹马。当解放军的粮食运到以后，还发放给藏军官兵，使他们手中有钱，袋中有粮，并有马匹驮运衣物，走上返乡之路。被遣散的人员无不感谢解放军的宽大政策，有的叩头流泪，对解放军干部说：你们解放军是菩萨兵，是救命恩人，返回家乡后，再不替噶厦卖命了。

昌都战役于24日结束，历时18天。经过大小战斗20余次，全歼昌都藏军总部及三、七、八、十等6个代本全部和二、四、六代本之大部，并争取

第九代本起义，共计歼敌5700余人，占当时藏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俘代本以上文武官员18名，英印特务福特等4名，缴获山炮3门，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各种冲锋枪、步枪3千余支及其他军用物资部分。

昌都战役的胜利，正如刘少奇所说的那样，“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整个西藏被解除了心理和实力上的抵抗，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和平谈判。达赖喇嘛亲政昌都一役，予藏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那片雪城高原上反弹而起的石子落进了印度洋，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熄火之际，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假如因为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而使反对中国参加联合国的国家获有机会来歪曲中国的和平目的，那么中国的地位将会因此而削弱。”

印度洋的大波很快涉及到大西洋。11月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诬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行动是“侵略”。11月15日，萨尔瓦多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出所谓“入侵西藏”问题提案。萨尔瓦多是中美西岸的一个国家，它的政府一向是在美国控制下的。据国民党中央社成功湖15日消息，成功湖方面也都认为萨尔瓦多的提案“是出于美国的主使”。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斥美国对西藏的阴谋》。

正义终于使横暴者却步了——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延期审理此案。

昌都战况传到拉萨，噶厦立即召开了由重要官员和三大寺堪布参加的大会。与会者大都垂头丧气，怀着对解放军无可奈何的愤怒。东藏一败涂地，战无可战，讲和又不甘心，到底何去何从？人们在会上争来吵去，对时局却没有提出任何可行的对策。达扎摄政的脸色越来越暗，最后长叹一声，决定请乃穷、噶东二位护法神指点迷津。

在拉萨西郊哲蚌寺下面，有一个专供护法神的乃穷寺。意为“永恒不变的妙言小岛”。供奉着西藏的主要护法神“佩阿甲布”。而乃穷曲均则是所法神预言未来的使者。噶东寺的曲均也是这样的使者。上千年来，西藏每逢重大的决策，都要向这些预知未来的神巫请教。这一次自然更要求教于他们了。

在神秘庄严的气氛下，乃穷和噶东两寺的曲均被请到降神的佛殿。乃穷曲均身穿红色锦缎的裤子，内外八套衣袍，重逾百斤。足蹬前面翘起的齐膝皮靴。胸前挂着一面金质护民镜，四周点缀着绿松石，环衬出一块紫水晶，紫晶的核心是耀眼的银片，上刻有密宗神的祈祷词。

仪式开始。

乃穷曲均跳演了一阵，只泛泛地说要竭诚礼拜，多念经文，方能保民平安。

“那么，下一步是和是战？应由谁掌管全藏政教大权？”守在达赖佛殿的官员急切地问道。

“还是要多念经文，竭诚礼拜。”乃穷曲均依然含含糊糊。

“尊贵的乃穷神啊，为了西藏的政教大业，请问是战是和？谁来执掌大权？”大员们都瞪着眼睛盯着乃穷曲均，乃穷曲均头上冷汗淋漓，避过他们犀利的目光，终于承认“不灵了”。看来，只好请教噶东神了。

噶东神汉折腾好一阵，趁人们不注意想溜走，仲译钦波（秘书长）群培土登上前拦住了他。群培土登神情激动地说：“这次请求指点的，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存亡、众生命运的大事，我们肉眼凡胎难以决定，请神睁开慧眼，明示今后怎么办才好。”噶东曲均转身使劲跳起来，一会儿拔出腰刀左杀右砍，吓得噶伦们忙向一边躲；一会儿就地跳起，掀起一片尘土。最后，他突然伏跪在达赖喇嘛面前，做出要哭的样子说：“达赖喇嘛是全体僧俗人民的智慧和至宝，只要你亲自执政，就能给西藏众生带来幸福。”在座的摄政达扎闻言脸色惨白，神态沮丧。

1950年藏历10月8日，达赖喇嘛举行了亲政典礼。17岁的达赖喇嘛在这多事之秋，挑起了掌管全藏政教事务的重任，而如何收拾这败后残局，他却一筹莫展。

阿沛信使急驰拉萨一场大战过后，金沙江又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在秋日的蓝天下，像澄静的练带。

此时此刻，住在昌都解放军指挥机关的阿沛，眼前却有点迷迷茫茫。

他住在一幢藏式楼的底层，不再穿绸缎的官服，而是一身黑氆氇藏装；他孑然一身，围着他的不再有护兵和侍从。

眼下的这个结局，其实在他衔命赴任的时候就预感到了。要不然，当初拉萨的三个现任噶伦为什么都死活不肯来呢。但当预感真的变成了现实，他还是感到震惊、痛疚、惶恐、迷茫。想到雪域西藏的命运凶吉未卜，他心头隐隐作痛起来。

大战之后的昌都城是宁静的。特别是深夜和清晨。一年多来，这座东藏名城被各种喧响所困扰，在白天与黑夜交替之际发出震天巨响。现在呢，一切都寂静了。怒吼的山炮轰鸣之后，一切繁琐的音响都归于沉寂了。

阿沛这天早晨起身后不久，康巴汉子平措旺介看望他来了。平措旺介身穿解放军军装，高大健壮。这位28岁的康巴汉子是昌都解放后13天赶到的。一年前噶厦在驱汉运动中，将他也以“共产党嫌疑”的罪名驱逐出境，此人现在成了共产党的大长官，他会不会报一箭之仇，来一个报复呢？不可不防！康巴汉子平措旺介此时身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8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与去年被押送离开西藏的狼狈样子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了。康巴人凶猛好斗，尤善复仇。为了复仇，不惜子子孙孙打冤家。平措旺介如果要对噶厦的要员阿沛等人施行报复的话，应该说是不费力的。但这一次，康巴人平措旺介态度谦恭，他请阿沛噶伦从这间底楼的小屋搬到对面楼房的二楼去住。

高楼上宽敞洁净，落地窗十分明亮。远眺青山，近观绿水，使人心旷神怡。

很快，又送来了他原先穿的绸缎官服。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

18军副政委王其梅和其他解放军将领不断地来看望阿沛。有一次王其梅与阿沛长谈，谈到这次两军对垒，枪炮无情，双方伤亡都很大，许多藏族和汉族兄弟都倒在战场上。讲着讲着，王其梅不禁热泪盈眶，嗓音哽咽。阿沛十分惊愕，他被深深地感动了。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和笑声中明白了他们目前的处境。

对照过去像瘟疫一样散布在藏区的关于共产党解放军的种种流言，阿沛十分感慨，他心头的疑雾慢慢淡散了。

阿沛居住在楼上夜间灯火不熄，共产党大首长与他盘膝对坐，一谈就是大半宵。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那幢楼上的灯光总是明亮的。卫兵们只记得半夜时分，炊事员还要登楼去送酥油茶和夜餐。

每天早晨的太阳，将温暖宜人的阳光射进那幢高楼。玻璃窗户反射出一片光华。

就在拉萨的上层亲帝势力策动达赖外逃，乱成一团之时，阿沛从昌都派随员金中·坚赞平措和噶准桑林，星夜兼程赶来拉萨送信。他们快马加鞭，日夜赶路，马跑累了，又支不到驿站的差马时，就身背马鞍，徒步前进。二千多里路程，他们只用了16个昼夜就赶到了。

金中和桑林向噶伦们呈上昌都总管阿沛给达赖喇嘛和噶厦的信件。噶伦们急不可耐地地询问昌都的情况，解放军的动向和兵员多少等等。当两位信使汇报到解放军离昌都还有三天路程，结果一个晚上就突然出现在面前时，首席噶伦然巴连声惊呼：“啊啧啧！啊啧啧！”并且叹息说：“敌人像钢铁般坚硬，我们像糌粑一样松软呵。”索康噶伦询问了昌都总管署全体官兵的近况，然后说：“阿沛·阿旺晋美受苦了，我们并不责怪他。我们的军队太糟糕，确实不能上阵。如今只好耐心等待，世界形势总会起变化的。”

金中和桑林送到拉萨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40名官员给达赖喇嘛的信。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失败的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其重点自然还在后半部分：在下昌都总管阿沛噶伦、三名在职大小堪布和第三、第八、第九、第十等五个代本为首的四十名政府文武官员顿首叩拜、三门虔诚启禀：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共产政府所规定的基本作法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自立自治政府，其工作人员根据单一民族和多种民族人数多少来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王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教，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术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进行决定；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过去与英美两国及国民党的一切关系，不予追究。。。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条款中有不适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可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此事包括共产政府在年的和在下四十名文武僧俗官员敢作担保。。。噶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四十名文武官员，可算是噶厦的重臣良将。

昌都一战，全部归顺了共产党，而且都得到妥善的安排。阿沛本人更是被待若上宾。这使噶厦内外大为震动。一连几天，拉萨城的行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看来这红汉人解放军，既不同于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军队，也不同于前清川边总督赵尔丰的兵丁，更是不同于1904年打进拉萨来的英国人荣赫鹏的洋兵。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阿沛来信的内容真靠得住吗？

金中和桑林两位信使在拉萨成了新闻人物。他们却因旅途劳顿困得要命，只想睡觉。

不料，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两位信使一觉醒来，忽然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已经在头天夜里简装轻骑，逃往亚东去了！这是1950年藏历11月11日。

达赖喇嘛还将从亚东逃往印度！

达赖喇嘛滞留亚东原来，对于阿沛等40名官员的来信，噶厦大员们半信半疑，还有人又气又怕。他们感到，如果继续与解放军作战，已没有力量：派代表和谈吧，又有点于心不甘。于是，就在神前打卦抽签，问达赖喇嘛是留在拉萨，还是前去印度。结果，卦签上写着的是“出走”。因此，便秘密拟定了出国计划。噶厦给留在印度的孜本（审计官）夏格巴发报，通知他昌都失守，拟请达赖出国，令其选择驻锡之地。几天后，夏格巴回电称：对达赖出国之事英美等国答应协助，印度将派兵接应。

藏历11月11日凌晨，达赖喇嘛临时任命大堪布罗桑札喜和孜本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职务，自己则换上普通服装，离开了布达拉宫。

达赖骑着一匹灰色良种马，带着40名贵族官员和200名藏军，沿着拉萨河谷，在曲水宗的江村渡过雅鲁藏布江。不料经江孜抵达亚东后，世界形势却发生了变化。印度政府慑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中国政府的警告而收回了承诺；英美等国又怕达赖出国后失去现有地位，班禅掌管西藏大权。所以，当噶厦请求印度政府迎接达赖时，印度政府的回答竟然是：按照国际公法，达赖喇嘛为求得生命安全，印度准许其避难，但只能作为难民对待。印度的回电传到噶厦官员手中，全场哗然。当难民，那是他们无法接受的耻辱，但无功而返又没台阶下，达赖一行就此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就在达赖喇嘛从拉萨出走的同一天，人民解放军向在类乌战役中漏网的七代本普隆巴发起追击。普隆巴跑到洛隆宗（县）后，以一部分兵力控制了怒江上的嘉峪桥，同时收集散兵游勇和被解放军遣散的藏军二百余人，扬言要进行“反攻”。为消除隐患，巩固前进阵地，52师师长吴忠命令154团歼灭该敌。团长郄晋武亲率一个加强连，奔袭200里，于11日傍晚18时突然出现在嘉峪桥头，夺取了被破坏的嘉峪桥，突破怒江天险；在宗本代理人和当地农牧民的协助下，他们又行军18O里，于12日凌晨包围了洛隆的藏军。七代本晋隆巴从梦中惊醒即被活捉。

1951年元旦，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辖西藏东部两个办事处28个宗（县）。主任为王其梅，副主任和委员中有阿沛·阿旺晋美、平措旺介、大活佛帕巴拉、德格女士司江央白姆等人。同时成立的还有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主任为阿沛·阿旺晋美。因为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战略，解放军便在昌都附近待命，等着达赖方面的选择。周恩来与夏格巴在与昌都遥遥相对的世界屋脊的另一端，阿里高原的扎麻芒保，新疆骑兵支队先遣连，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群众工作。他们散发毛泽东画像和藏语传单，帮助群众放牧、打柴、背水、治病、拣牛粪。当时先遣连的供应十分困难，他们仍然节衣缩食，拿出自己的布匹、衣服、粮食、茶叶、块糖等物品来救济贫苦牧民。与他们接近的藏民逐渐增多了。先遣连在阿里的群众工作与和平谈判是成功的。今天，我们从历史档案里还翻出了阿里那日过力松木区代表才旦朋杰、扎西才让致毛洋东的电报：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敬启者：中央人民政府军官李狄三，抵达那日过力松木区，同我们结咸了朋友并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因此没有引起一点战争，很好的和平实现了。这次我们的两个邦保申请达赖活佛，让藏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和平协商，听从中央人民政府命令。。。令人遗憾的是，西藏上层人物中，并不都是如阿里两邦保那样，诚心诚意地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他们中有那么一些人总想煞费苦心打出一面“独立国”的小旗，与中央人民政府对垒。早在1950年4月，就有一封电报从印度加尔各答发给“毛泽东阁下”，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派代表“赴港商谈”。署名者之一是“孜本·夏格巴”——20多年后，此人以一本《西藏政治史》鼓吹“西藏独立”，颇获得一些人的喝彩。过了一个月零八天，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发了一封复电：“你们的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不能称为西藏派赴中国外交代表团，谈判的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夏格巴先生和他的同伴接电后便陷入了沉默，加上蓝眼睛朋友的阻挠，迟迟未能成行。

1950年8月2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复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指示其坚持“中央政府对西藏代表团之方针：西藏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不能承认该代表团为西藏之外交代表”；“由印经香港去北京既有困难，请考虑转回西藏经由国内其他路线如青海、西康、云南等地前往北京”。

1950年8月19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电驻印度大使馆申健代办，传达了极其重要的信息：。。印度政府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并经过其驻北京大使表示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野心，并说其他国家也不会干涉西藏。。印度政府曾向我大使馆表示甚愿我西藏代表团早日到达北京，并闻英国政府已撤消其拒发签证的决定。

如此，西藏代表团更可早日动身。。你们以极关心和极友好的态度助其早日成行，并予以很好招待为要。

周恩来的电报，如在布满阴云的西藏天空划亮了一道闪电，若是夏格巴们顺利成行，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在京举行谈判，虽然决不会像后来的阿沛五代表那样取得圆满成功，但是，必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后来的历史进程。但是，就在夏格巴代表团拟于6月5日由加尔各答搭机经香港去北京谈判之际，他们的英国朋友临时取消了签证，到使他们未能成行。

夏格巴被历史轻轻抛弃，历史在选择新的人物：这个人物正乘马匆匆赶来；历史将使他倏然间闪闪发光。

达赖授权五人代表团滞留在中印边界亚东“东噶寺”的达赖喇嘛，整天在一种进退两难的窘迫中打发日子。

1951年1月11日，滞留在亚东的噶厦召集官员会议。这是西藏地方政府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喜马拉雅的那个边境小镇上，他们反复权衡利弊，给达赖喇嘛上了一篇呈文。呈文引用印度外交大臣梅农博士在印度首都德里会见西藏代表时的话说：看来西藏政府通过和平谈判是上策。。这次西藏噶厦的了些“洋朋友”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劝说噶厦，又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把它推向谈判桌。想想一年多以前，“洋朋友”那样起劲地鼓动噶厦驱汉；想想三个月前那样卖力地支持噶厦凭据金沙江顽强抵抗；再想想。。如今噶厦不能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和孤独。

1951年1月18日，达赖喇嘛派员给新德里的中国大使袁仲贤带去了哈达、礼品和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的友好关系屡遭破坏，对此深感遗憾。。。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赴北京。但固路途遥远，不易及时赶到，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派去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我现派出信使扎萨索康苏巴和堪仲曲配土登。他二人带去全体噶伦、西藏会议及人民的详细书面报告，向您呈报。请您将增进藏汉友好关系的纯正善良愿望，向尊敬的毛主席及时转呈。

并请及时回复，以便使我放心。

附赠哈这一条，上等地毯一床。

与此同时，西藏官员大会也给袁仲贤大使写了一封同一内容的信。

由于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人们这一次态度是诚恳的，行动是积极的，因而很快得到了满意的回音。仅仅十三天，前往新德里的曲批图丹（曲配土登）和扎萨索康就带回了袁仲贤大使给达赖喇嘛和西藏官员大会的复信。

袁大使在信中，对收到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表示“衷心欣慰”，说“毛主席令我代表祝贺你的执政”，“中央同意而且欢迎你加派代表经印度乘飞机到香港转广州赴北京。我们驻印度大使馆给以一切旅行上的便利和帮助”。喜马拉雅的上空，逐渐“阴转多云”。早春的暖风开始吹拂冰封的高原。亚东的东噶寺庙里达赖喇嘛向佛祖问卜祷告，终于批准派遣一个5个代表团赴北京进行谈判。

达赖喇嘛批准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谈判代表，任命堪穷（四品官）土登列门，代本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三人由陆路赴北京；任命在亚东的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和僧官仲译钦波（秘书长）土丹旦达为代表，由印度乘经飞机经香港进京。噶厦给每个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注明西藏全权谈判代表5人每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可答应每年向中央政府进贡，此外不能做任何许诺等字样。这些全权代表的领衔人物，便是西藏地方政府的噶伦、昌都军政总管——阿沛·阿旺晋美。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首席代表启程去北京。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

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骑在马背上凝望着身前身后的同胞，把马步放得很慢很慢。

这位42岁的首席全权代表，湿润的眼角在莹莹发光。

周恩来、朱德亲迎贵客山城重庆的春晨多雾。4月20日的晨雾淡散后，一架飞机升上晴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15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李维汉主任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团改乘火车来京。早已迎候在那里的中央民委副主任汪锋，细致妥贴地安排了西藏代表在古城半天的活动，举行了丰盛的晚宴。晚宴上西藏和谈代表们意外地遇到一个人，这便是青海的喜饶嘉措大师。他原是阿沛求学时的老师，现在是青海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喜饶嘉措大师是享有盛名的佛学大师，在全国藏区名闻遐迩。阿沛在这里见到自己的老师，真是又惊又喜。喜饶大师是个爱国活佛，为了劝说西藏地方当局与中央人民政府早日和谈，曾经在电台发表过藏语讲话。因此，他对自己的得意弟子阿沛率领西藏代表赴京和谈十分赞赏。席间谈笑风生，对阿沛多有勉励，阿沛很受鼓舞。

当晚11时35分，在汪锋的陪同下，阿沛等西藏部分代表乘坐列车离开西安。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车站的迎客站台上簇拥着数百名欢迎的人群。19点10分，当阿沛·阿旺晋美和其他西藏代表走下列车的时候，他们很快便被鲜花和儿童包围了。引领着儿童和鲜花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还有中央各部委的部长和主任们。共和国总理目如朗星，解放军总司令威武而和善，他们有力的大手一一紧握着雪域高原和谈代表的手。他们朗朗的笑声，亲切的问候，驱散了北国春夜的寒风。阿沛代表一行刚刚踏上北京的土地，就感觉到了春花的芳香和春意的浓烈。

游龙般的车队在星夜灿烂的长安街上行驶，西藏代表们被送进豪华的北京饭店。

4月28日晚上，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和黄炎培副总理等宴请西藏和谈代表。周总理身穿深灰色呢制中山装，浓眉如雁翎高耸，双目似彗星四射，祝酒词像敲击燧石一样，点燃人心头的一盏灯，一团火。共产党里的大人物真是一个个都像夏夜天空的大星那样让人敬仰啊。

历史性的记载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有4名：首席全权代表李维汉，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

李维汉是中外闻名的老共产党人，党内的统战和民族问题专家，时为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兼中央民委主任。张经武是井冈山时代的红军师长，开国后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同时还兼任军委人民武装部部长。青年将军张国华其时尚未到达北京。他是5月15日方才赶到的。孙志远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秘书长，戴着度数很深的眼镜，看上去像个文质彬彬的教授。

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有5名：首席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全权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除了阿沛之外，凯墨·索安旺堆就是西藏代表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了。他身为藏军总司令，握有兵权，又是噶伦索康的叔叔，而且他从亚东达赖的身边来，噶厦对他面授机宜，他的权威性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土丹旦达是一名僧官，译仓的大秘书长，为人耿介，在西藏有一定威望。土登列门系达扎摄政的副官长，是个实权派人物，噶厦的一些大员们见了他都笑脸相迎，避让三分；桑颇·登增顿珠是个贵族公子，藏军第二代本——团长。

此外，还有两位列席谈判的干部，这就是平措旺介和乐于泓。乐于泓后为西藏工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工作的是中央民委干部彭哲，由于他的青海口音较重，后来平措旺介也帮助进行翻译工作。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全权代表证明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谈判桌上散发了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谈判的十项条件，即西南局为进藏部队制定的“十项公约”，供代表们参考，同时还研究了关于“五·一”节请阿沛和班禅上天安门主席台的问题。最后阿沛首席代表提出：黑河、新疆解放军均在推进，达赖能否留住西藏已成问题。希望解放军不再推进，他们将以代表团名义电告达赖，请他勿去印度。李维汉首席代表答应请示中央。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

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为了寻找一个共同点，在进行坚韧的努力。

西藏代表表示接受中央关于和谈的十项条件。但认为进军问题是焦点。

因为噶厦政府曾交待不得许诺，所以这个条款不能接受。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中央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解放，免受帝国主义侵略，西藏是我国西南国防的前哨阵地，更需要有强大的国防军驻守。

在体会的两天中，中央政府的代表和工作干部耐心细致地向西藏代表介绍解放军的宗旨和优良作风，并拿出清代历史文献，证明中央有权派军队入藏，而且早有先例。说明巩固国防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希望他们消除顾虑，积极协助就人民解放军进藏问题达成协议。

阿沛首席代表经过反复考虑，首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代表的意见，他劝说其他代表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意见。

5月7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双方代表确定了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随着和平谈判的深入，难题一个一个的解决，中央和谈代表重新将维持班禅的固有地位及职权这一问题提到议程上。但是，西藏和谈代表认为这一次是来谈和平解放的事情的，不是谈班禅问题的；而班禅的合法性噶厦政府还未承认呢。

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拿出了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李宗仁代总统给十世班禅的封文，还有班禅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的一些照片。西藏代表终于承认了班禅的合法地位。

既然承认了班禅大师，就得恢复班禅大师固有的地位及职权，就必须把这一条写进《协议》里法定化。西藏和谈代表表示还要发电报向在亚东的达赖喇嘛请示。

直到5月28日，和谈代表团接到达赖来电，表示完全同意班禅问题列入协议，至此，代表团全体成员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20多个日日夜夜，周恩来关注着谈判的一切。他精细入微地听取汇报，亲自安排西藏和谈代表的参观活动，嘱咐要把协议的藏文本翻译好。。黄河与长江的大波推出了这样一个日子，喜马拉雅的石壁上镌刻着这样一个日子，中国大陆的解放史上记载着这样一个日子——1951年5月23日。

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五星国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和谈代表团李维汉等4位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5月24日晚上，为了庆祝协议的签订，毛泽东主席举行了盛大宴会。应邀出席的有班禅大师及其堪厅随员；西藏地方政府的5位全权代表及其随员，中央人民政府的4位全权代表及有关人员。应邀作陪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以及首都各界著名人士180余人。

宴会的气氛十分热烈，毛泽东、班禅和阿沛都在宴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兴致勃勃讲了很多，他着重强调了团结。他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清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和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了协议全文，发表了社论，并报道了谈判经过。辽阔的中国大地上，有许多地方群众集会或游行，热烈欢庆祖国大陆全部解放。班禅大师也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1951年7月13日上午，在距离亚东半日路程的国境界山乃堆拉山口，出现了一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清癯的中年人。他，便是从北京出发，飞经香港、新加坡、新德里，星夜兼程赶来的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将军。他带来了毛泽东主席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信。在张经武代表的亲切劝说下，同时也在护神吉祥天女“神卦”的指引下，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于7月21日启程返回拉萨。

1951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的主力渡过了一条蔚蓝色的大河，进入了世界屋脊名城——拉萨。

第四节窜扰活动未能奏效首位秘使被冷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悍然命令其第7舰队及第13航空队进驻台湾。朝鲜战场的复杂局面，使原本担心我军会渡海解放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似乎胆子又壮了起来。他们调整指挥机构，将台湾、澎湖、金门等地的部队予以整编，将原有的20个军的番号缩编加强为12个军又6个独立师，还将收编的海匪武装“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改编为“中华反共救国军”。

经过整编军力，台湾军事指挥机构在福建、浙江沿海未被我军攻占的20多个岛屿上部署了7万余人的作战力量，其中有6万余人的正规军驻扎在最易受到我军攻击的金门、马祖两岛。

在广东沿海，国民党军队当时还占踞南鹏岛及万山群岛中的几个小岛。

国民党部队以这些岛屿为基地，对大陆及沿海已解放岛屿进行各种骚扰破坏活动。那位被当局派到大陆的秘密使者李次白，自然也就被冷落了。不久，他收到了胡伟克的一封急信，告知“国共合作之事不必说了”。此后，也没有人给他的家属发放生活费。

滞留大陆的李次白1955年受到审查，被判刑4年，进行劳动改造。1980年9月，李次白经批准去香港定居。后本人要求回台湾和久别的妻子团聚，遭到拒绝。蒋经国的意见是：“李次白在大陆多年，一言一行均有统战意识，何况还主张与共产党第三次合作，来台根本不行。”

我3号炮艇被敌击沉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我沿海前线部队积极充实粮弹，修筑工事，同时采取了反击与进剿并举的态势，对于撤逃到海岛的残敌进行围剿，在已攻占海岛上抗击其回窜，避免了处处分兵、消极防守的弊端。

1950年7月9日，毒辣辣的太阳把大海炙烤得直冒白烟。陈雪江队长检查完了队里的备舰工作后，坐在树荫下和战友下五子棋，正下得高兴时，电台里传来了海军首长的指示，要他们配合21军62师奔袭大陈之敌。

炮艇大队是1950年2月在镇江刚成立不久的一支队伍，此次出海作战，嫩竹扁担能否挑得起千斤重担，谁都没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全队上下士气高涨，尤其是那些曾在国民党海军里干过的人员，更是磨拳擦掌，情绪激昂，他们渴望创造辉煌的战果，来证明自己爱国。

当日下午，陈雪江率领他的炮艇大队由海门进至琅机山，与在那里待发的陆军机帆船队集结。

这琅机山岛，位于台州湾南侧，由黄琅和白果山两个小岛组成。两岛中间夹一湾碧水，那就是金清港，出港向东14海里就是大陈岛了。军区指挥员选定琅机山岛为集结地点，是由于这里地势高，树木繁茂，艇船在湾内待机十分隐蔽。

按作战指挥所规定，指挥员们白天在岛上观察了大陈岛敌舰锚地和预定登陆点的地形。夜幕降临后，艇船编队出航，以每小时6节的速度悄悄地向大陈岛前进。当编队行至琅机山与一江山之间的海面时，海上风浪骤起，白色浪头像一座座小山似的，从右侧压过来，艇船巨烈的颠簸着，随时都有艇翻人亡的危险。当时在海上的陆军62师师长周纯麟担心艇船经受不住，决定撤回琅机山避风。

入夜，陈雪江命令1分队长张家麟和3分队长邵剑鸣分别率领103和3号炮艇在金清港外锚泊警戒，监视海面敌情。

翌日清晨，辽阔的海面上漂浮着淡淡的白雾。邵剑鸣从望远镜中发现正前方海面有一个黑点，凭着他的直觉和经验，很快判明这是一艘国民党的大型炮艇。邵剑鸣是1944年驻刘公岛汪精卫的伪海军练兵营的起义人员，参加人民解放军后作战勇敢，曾多次立功受奖。此时发现敌情，他立即招呼张家麟准备迎敌。

张家麟比邵剑鸣大几岁，办事比较沉着、老练。他见邵剑鸣急火火的样子，提醒道：“我们的任务是负责警戒，发现敌舰应该先请示。”

邵剑鸣沉不住气地说：“钻进笼子里的鳖，等你请示好了，它娘的还不早溜了。依我看，咱们先斩后奏，怎么样？”

“不行，一定要先请示！”张家麟毫不让步。

邵剑鸣见说服不了张家麟，也就只好采纳了他的意见，起锚随着103号艇一起返港报告。

途中，邵剑鸣担心请示后不让打，便让103号舰单独返港报告，他擅自命令3号炮艇调转方向，全速向吨位大于自己十多倍的敌艇冲去。

敌艇见3号炮艇单艇出击，便调头向外海驶去，诱其追击。邵剑鸣求战心切，一心想吃掉敌人，因而中了敌艇的“调虎离山”的诡计，遂令炮艇加速前进。

突然，敌艇放慢了航速，在距离600米处首先向3号炮艇开火。一发发炮弹在3号艇的四周爆炸，海面上腾起一支支水柱。邵剑鸣为发挥本艇火力，一直逼近到敌艇200米时才指挥还击。激战中，枪炮兵赵孝庵用双联装机关枪一连打了250发子弹，敌艇舱面上顿时混乱起来，两挺机枪也被打哑了，舰尾升起了浓烟和火舌。这时敌人发狂了，用40厘米双联装机炮向3号炮艇连续还击。激战不一会儿，3号炮艇操纵室被两发炮弹击中，副艇长许慎和操舵兵马全福当即牺牲。一块弹片又击中正在指挥作战的邵剑鸣，他左眼被击穿，脑部受重伤，当场英勇牺牲。

这时，已经失去操纵的3号炮艇，舰尾又连中数弹，艇上的机枪、火炮全部炸坏，两名射手及弹药手也相继倒在血泊中，情势十分危急。

敌人见3号炮艇失去抵抗力，更加疯狂地向其射击。

枪炮手赵孝庵从昏迷中刚刚醒过来，他强忍着手和腿已六处中弹的剧烈伤痛，以顽强的毅力爬进操舵室，冒着呛人的浓烟，用受伤的臂膀扶着舵轮，全力扭转艇首，试图驾艇返回琅机山。但行驶不远，艇身又中弹4发，舱底钢板被炮弹击穿，舱内大量进水，不一会儿，3号炮艇便沉没于海底。

艇上17名人员，除3人泅水生还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3号炮艇的沉没，在参战人员的心头蒙上一层阴云。战前，陆军中有些人对小炮艇能否掩护他们渡海登陆就心存疑窦，原海军人员对小炮艇出海作战的能力也缺乏信心，如今眼看3号炮艇被击沉，战友牺牲，不少人情绪比较低沉。

披山岛年轻海军首显雄威张爱萍司令员得知3号炮艇被击沉的消息以后，心情非常沉痛。他立即报告华东军区，军区考虑到进攻大陈的作战意图业已暴露，便电令炮艇大队“立即撤回海门待机”。炮艇大队撤回海门，部队情绪十分低沉。

作为海上指挥员的陈雪江羞愧得抬不起头来。他走到哪里，陆军总是指着他叽叽喳喳地议论。

“我早就说小炮艇不能出海作战，可人家偏不信，这不，摔跟头了吧。”“几条小炮艇，不知天高地厚的，竟敢跟人家的大军舰硬碰，肥肉没吃到，反倒被肉吃了，教训啊。。”说者声音拉得很长。一个河南口音的老兵话更难听：“俺打了四、五年的仗，身上连块皮也没擦掉，别在革命胜利的时候，让小炮艇把俺这140多斤送进大海喂鳖罗。”

冲着这些议论，陈雪江即使浑身都是嘴也无法解释清楚。他只有一个办法，痛苦的沉默。

周纯麟师长和孙云汉政委最理解陈雪江此时的心理。他们同意陈雪江的意见，找准机会，争取打个漂亮仗，把部队的信心鼓起来，把敌人的威风打下去。

于是，三人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进攻大陈岛暂时放一放，选一个易攻的敌岛作为攻击目标。

一个是一江山岛，这个岛的守敌虽然不太多，但离大陈岛只7海里，进攻时容易被大陈敌人发觉，敌舰可以及时赶来支援。

另一个是披山岛，一个月前的6月2日，披山海匪首领吕渭祥曾率敌600余人，乘我军驻守部队换防之机突然登陆对玉环岛坎门镇实施偷袭。我守岛部队步兵74师220团8连及随后赶来的增援部队立即组织反击，歼灭这股凶悍海匪100余人，其余之敌见我军防守严密，再战恐难脱身，只得仓皇逃往海上溃退。

披山岛的守敌实力虽然比一江山岛强大，还驻有四、五艘艇船，但离大陈岛37海里，进攻时大陈一时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也因距离较远而不易增援。

一份由周、孙、陈共同签署的作战方案用电报发往华东军区。

军区首长回电否决了。

周、孙、陈没有失去信心，他们根据掌握的敌情，重新修改了作战方案，

第二次送了上去。

军区首长问：“有没有把握？”

周纯麟师长回答：“百分之百把握不能说，七八成把握还是有的。”

“我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把握。”军区首长再次拒绝了他们请战的请求。

第三份报告又送了上去。

这一次，军区首长总算开了恩了，同意他们打披山岛。

就在3号炮艇失利的第三大，1950年7月12日黄昏，我军步兵62师的2个营兵力分乘两艘登陆艇，在4艘炮艇的掩护下，乘敌从披山和一江山岛秘密调遣兵力增防大陈岛之机，利用黑夜渡海，向披山岛进攻。

周纯麟和陈雪江率领一支由一个炮艇分队和不载部队的30多艘机帆船为第一路，从金清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直向大陈岛方向佯动。入夜，以两个炮艇分队和装载陆军两个步兵营的30余艘机帆船编成第二路；由孙云汉和炮艇大队政治处副主任廖云台指挥，直奔披山岛而去。

夜幕降临了，天气突然发生变化，乌云遮去了天上的星月，狂风骤起，波涛翻滚，气候十分恶劣。参战人员怀抱着为3号炮艇报仇雪耻的决心，不顾晕船呕吐，坚持航行，深夜抵达石塘湾集结。

第二天天刚破晓，艇队便出现在披山岛海面。陈雪江举起望远镜，发现岛西面锚地停泊着敌“海鹰”号、“新宝顺”号、“精忠”1号和“精忠”2号4艘炮艇，还有许多机帆船。

披山岛守敌没有料到受挫的人民海军还敢驾着炮艇长途奔袭，打上门来。当我艇队向敌锚地发起突然攻击时，毫无思想准备的敌人摸不着头脑，顿时乱成一片，仓皇砍缆起锚，夺路逃窜。

分队长张家麟见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到了，他率领3艘炮艇奋勇追击，大胆(禁止)敌艇群，集中火力围歼300多吨的“精忠”1号。激战中，负隅顽抗的敌上校支队长被击毙。群魔无首的敌人，见大势已去，不敢再战，乖乖地挂出白旗投降。

“海鹰”号和“精忠”2号丢下“精忠”1号不顾，只顾仓皇逃命去了。这时，被堵在锚地的“新宝顺”号仗恃吨位大，火力强，疯狂进行反扑。107号艇冒着敌艇密集的炮火，抵近射击。但是，由于火炮口径小，无法将其击沉。艇长杜克明为在大陈援敌未到之前迅速解决战斗，急中生智，看清“新宝顺”号是木质船，便下令撞击敌船。脊背已经负伤的操舵兵陈贵松，忍着剧痛将艇首对准“新宝顺”号尾部，开足马力撞了过去。只听一声巨响，敌艇尾部撞开一个大口子，海水哗哗地灌进后舱。

在炮艇撞击敌艇的刹那间，艇上的机关炮、机关枪、小炸药包和手榴弹，呼啦啦地打了过去，敌艇上一片鬼哭狼嗥。

在“新宝顺”号艇上指挥作战的是国民党浙江省玉环县县长林森，此人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在他的督战下，艇上的敌军拼死顽抗。敌我两艇靠得很近，双方开展轻武器对射，械斗打得十分激烈。

激战中，103艇和104艇在张家麟的指挥下及时赶来助战。张家麟也是从国民党海军起义的。3号炮艇沉没，邵剑鸣和许多战友英勇牺牲，激起他杀敌的满腔怒火。他抓住有利攻击时机，接连下达“快速进体，撞沉敌艇”的命令，指挥103艇朝“新宝顺”腰部猛撞过去。枪炮兵龙钦祥、炊事员厉保安和一位向导民工，带着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趁撞艇的瞬间，飞身跃上敌艇，先将敌首林淼击毙，缴了19名敌人的枪械，然后连续用集束手榴弹和炸药包将敌艇舱底炸裂。

待三位勇士押着俘虏返回103艇后，“新宝顺”号载着几十具敌人的尸体沉入海底。

击沉“新宝顺”号这一令人振奋的场面，鼓舞着所有的参战人员。攻上敌岛的陆军步兵见了，都连声欢呼“打得好！”艇队人员更是个个扬眉吐气。海上战斗行将结束时，周纯麟师长和陈雪江大队长命令艇队将敌投降的“精忠”1号拖回，不料一艘“太”字号敌舰，从大陈岛方向疾驶而来，见“精忠”1号已挂白旗投降，敌舰连发10余炮，将其击沉。然后敌舰由西南转向正北跟踪追来，企图袭击锚地内的海军艇船。海军艇队和岛上陆军的战防炮、迫击炮当即以密集炮火猛烈还击。敌舰势革力薄，不敢恋战，慌忙向大陈方向退去。

至此，披山之战胜利结束了，击沉敌“新宝顺”号炮艇1艘，俘敌“精忠”号炮艇1艘（后被敌舰击沉）及机帆船1艘，帆船2艘。俘敌540多人，毙伤敌500余人。

我军返航时，大海涨潮了。

此时，陆、海军人员的心中也正在涨潮，这是胜利的喜悦之潮。

突袭披山岛虽是小仗，但它是华东海军成立后的首次陆海协同联合登陆作战，显示了年轻海军的雄威。

第一次应用小艇打大舰、木船打军舰的做法，在人民海军创业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重新夺回玉环岛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军及海匪猖狂进攻，我军还多次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术，将其立足点——被占岛屿一一拿下。

在这一年的夏季，我军驻浙部队还剿灭北肩岛敌守军600余人，而驻闽部队则进袭了西洋、浮鹰两岛，驻粤部队在进攻中攻占了南鹏岛。

解放军攻防结合的战术，使台湾当局借登陆窜犯扩大其政治影响，配合国际反共势力侵略朝鲜的玩火行动一再受挫。

然而，台湾当局不甘失败，仍然硬着头皮坚持武装窜犯大陆。

1950年11月20日凌晨，曾受到我军沉重打击的披山海匪吕渭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及充实武装装备，又率800余众，分兵3路再度偷袭我玉环岛。

当时，我守岛部队因兵力不足，被这股海匪武装攻入玉环县城及占领了该岛大部分地区。但我军少数兵力仍然与登岛之敌展开了殊死战斗。玉环县警备大队的2个班，在没有支援的情况下，奋勇杀敌，独立阻击海匪进攻达7个小时，为增援部队的赶到赢得了时间。得悉海匪登岛的消息后，我军驻守楚门地区的步兵61师183团的2个多连部队，当即起程，徒涉20多里的海峡浅滩，登岛投入激战，经过我军增援部队和守岛部队的6个小时的协同作战，一举歼敌180余人，击溃了吕渭祥的残部，重新夺回了玉环岛。

“根据地”企图又遭失败1951年初，朝鲜战局急剧恶化，美军及其李承晚部队开始向中朝军队发起全线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台湾当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调集军力向大陆展开大规模窜犯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1951年1月13日，毛泽东电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军区陈毅、邓子恢等领导人，要他们根据朝鲜局势以及台湾当局可能对大陆厦门、汕头等地大规模进犯的情况，拿出对策。中央军委也向这两大军区发出了要“确保重点、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具体指示。

在我军调整了兵力部署，加强了重点地区和岛屿的保卫后，台湾当局自知派遣大部队窜犯占不着便宜，于是决定停止实行大规模进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仍然以小股武装的形式窜扰我边防地区为主。

但是，长时期地“小打小闹”，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看来不改变打法，其最后下场决不会比原来的强。为此，台湾军事当局一改往日以窜犯沿海地区为主的作战形式，把活动舞台由沿海拉到了内陆山区，将“海上阵地”移至“山区根据地”。

根据这一战略构想，台湾当局除继续利用海匪武装打头阵外，还专门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和“大陆游击总指挥部”等长期工作机构，妄图在美国顾问对匪特分子进行了游击战训练之后，再次掀起“反攻”的“(禁止)”。为了实现建立“敌后游击区”的黄粱美梦，1951年6月至9月，台湾当局4次派遣6股共800余人的武装匪特，在南到广东海南岛的琼东县，和北至浙江的象山，中为福建的惠安县、乐清县等漫长的海岸线上，先后登陆窜犯，但均被严阵以待的当地军民一举歼灭。

一上岸就挨打，回回都是以失败而告终。可是时间长了，敌人也学“聪明”了。他们开始与我军“斗智”。

如1951年9月上旬，在敌占岛——乌丘岛盘踞的“福建省反共救国军”

370余人，在原国民党仙游县警察局督察长、“泉州纵队”陈令德和原国民党德化县县长、“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的率领下，分两股在福建惠安县登陆井于第二天越过福厦公路，打算流窜到戴云山区，在我内陆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准备长期与我军周旋。

陈令德率领的“泉州纵队”和陈伟彬率领的“永安纵队”，均系台湾当局聘请美国军事顾问进行强化训练并给予“全美式”装备的精悍匪特组成。登陆后，“泉州纵队”居然凭借优势火力，一路连续摆脱了我地方民兵的阻击，向着既定目标戴云山进窜。而“永安纵队”更是阴险狡猾，全部伪装成解放军，一路冒充我“剿匪”部队，使一些地方民兵和群众被其诱杀。台湾当局的内窜作战，正中我军“诱敌深入”的“口袋战术”。正当这两股匪特武装做着在戴云山安营扎寨的美梦之时，却已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我军预设的包围圈中。

1951年9月6日和7日，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亲临战区，指挥这场围歼战。

“泉州纵队”和“永安纵队”在习义路、东山寨和七丘山、白洋山等地被我军74师、87师和地方武装的23个连队、9个区中队以及几个县的上万名民兵分割包围。9月7日，“永安纵队”司令陈伟彬在七丘山的围歼战中被我军战士击毙，其属下只得分散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匪特武装的成员毕竟经过严格挑选和精心训练，其狡猾程度，非一般土匪可比。

在我军的天罗地网中，少数匪特竟然想出假扮民兵押解俘虏的模样，妄图蒙混过关，但最终还是被我围剿军民揭穿，全部被俘。

“泉州安纵队”司令陈令德，在战斗中只身逃跑，而后装扮成化缘和尚“云游”躲避搜捕，直到9月15日，在逃窜路上被我村村设岗、路路放哨的民兵识破而做了阶下囚。

经过我福建晋江地区军民历时半个多月的全力清剿，这两支曾不可一势的匪特武装，除8人从海上逃跑外，全部被歼和被俘。

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又一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第五节胡宗南再举“帅”旗蒋介石召见胡宗南台湾当局内窜建立“根据地”的企图遭到惨重的失败后，仍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依恃台湾与美国签定的“防务协定”，企图改变战术与我抗衡。

既然“小的”行不通，那么干脆来“大的”，于是制订出了“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战术。

所谓“以大吃小”，即动用几倍或数十倍优势兵力，在其海、空军的协同下，突然袭击我军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岸突出部分或沿海岛屿，力争歼灭我军守岛小分队，一俟我军大部队赶往增援，便迅速撤离，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一直延用到第二年在进犯我东山岛遭到惨败后方才停止。

为了统一指挥浙东所有岛屿之敌，蒋介石于1951年9月17日亲自召见了反共老手胡宗南。

蒋介石破例为自己的下级倒了一杯茶，背着手在室内踱着步子，一言不发。

胡宗南猜不透蒋介石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药，试探地问：“委员长找我有。。”。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他，反问道：“寿山，你是一个爱说真话的人，这些年来，我被那些说假话的骗子坑害不浅，丢了江山社稷，困守这小小的台湾岛，现在，我很想听听真话，哪怕半句也行。。”

胡宗南受宠若惊地从沙发上弹起来，“叭”地一个立正，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蒋介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寿山，以你之见，这浙东诸岛还能否守住。”

胡宗南知道蒋介石素有爱听虚言的习惯，但他觉得现在站在自己面前的“总统”，似乎与以前的蒋介石不一样，于是他说：“委员长既然信得过我，那我只好直说了。以我之愚见，我军虽然退守台湾孤岛，但孤岛并不孤。”“说下去。”蒋介石鼓励地说。

“说它不孤，根据有三点：第一，强大的联合国部队正在朝鲜战场上与共军决战，这是对委员长‘反攻大陆’方针的最大支援；第二，有美军的第7舰队帮助我们守卫台湾岛，再加上中美‘防务协定’，台湾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万无一失了。这最后一点嘛。。”

胡宗南突然收住话，用眼睛的余光瞟了蒋介石一眼。

“说吧，说吧。”蒋介石催促道。

“这最后一点嘛，是这样的，”胡宗南清了清嗓子说，“现在，浙东诸岛仍然为我军掌握，这些大大小小的岛屿，既是拱卫台湾本岛的门户，又是反攻大陆的前沿基地。有了这些岛屿，民国的失地就不愁夺不回来。只是。。只是目下守岛部队编制混乱，缺乏统一而正确的指挥，恐怕后果堪忧啊！”胡宗南说出这最后一句话，光秃的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蒋介石要的正是胡宗南的这最后一句话。于是，他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知我者东昌也。大敌当前，为了党国之大计，从今天起，我任命你为‘浙江人民反共游击队’总指挥兼省主席，钟常青少将作你的副手。以后，浙江诸岛的防务就由你全权负责了。”

胡宗南知道自己又上了蒋介石设下的圈套，但又不便于立即解脱，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委任。

“天子门生”官运亨通胡宗南是浙江镇海人。3岁时，随其父迁居浙江孝丰城西十里鹤鹿溪。

年轻时，当过小学教员。因好赌博，负债累累。后得在上海开毛竹行的孝丰同乡的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口试时被淘汰，经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特许参加考试，才得录取。从此成了“天子门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胡在黄埔第一期毕业后，参加北伐，在胡公冕部担任营长。1930年驻防开封时，曾和冷欣、萧洒、马志超、陈质平、王六木等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对政治抱有很大野心。

蒋介石用人唯亲，胡宗南是浙江人，又是“天子门生”黄埔第一期，以后又是黄埔系的秘密组织“复兴社”的领导骨干，“十三太保”之一。因而成了蒋介石亲信黄埔系中天字第一号的人物。

胡宗南带兵，很少打过好仗，而却官运亨通，先后从第1师师长爬上第1军军长；1937年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后又升任34集团军总司令；抗战中期曾任驻西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升任西安绥靖主任，统辖29、34、38三个集团军，直辖部队有第1军、16军、22军、27军、30军、36军、38军、40军、66军、90军，共40多个师，拥兵45万人。控制着陕、甘、宁、青各省的“国统区”，成为西北地区国民党最高统治者，被称为“西北王”。他以重兵布防数千里，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包围封锁得密不透风。

当时胡宗南气焰十分嚣张，阿谀者为之造谣，说什么在洛阳掘出一方古碑，碑上刻有诗句“一轮古月照中华”，应在“胡”字上。胡宗南从此变得更为骄傲，野心也就更大。他在西安兼任中央军校第7分校主任，该校校址在王曲青龙岭，传说青龙岭是后汉光武帝刘秀兴隆发迹之地，胡宗南也想在这个地方“兴隆发迹”，故把青龙岭改名为“兴龙岭”；把青龙脚的皇甫村，改名为“黄埔村”；把终南山改为“宗南山”，梦寐以求继承蒋介石“黄埔起家”的衣钵。

陈诚、胡宗南、戴笠是蒋介石门下的“三鼎甲”。而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又分别统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各四、五十万大军，是蒋介石的命根子。胡宗南一心想继承蒋介石的衣钵，以实现其野心，因此秘密组织了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铁血救国团”。其中主要骨干有赵龙文（西安绥靖公署秘书长，陇南行署主任）、李铁军（29集团军总司令）、李文（34集团军总司令）、罗烈（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第1军军长）、袁朴（第16军军长）、罗泽阙（第37军军长）、盛文（第2军军长、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李正先（第16军军长）、许良玉（第78师师长）、陈鞠旅（第94师师长）、钟松（第36师师长、36军军长）、李日基（第76军军长）、李振西（第38军军长）、王应尊（第28师师长）、廖昂（第76师师长）、何文鼎（第17师师长）、王微（8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机要室主任，与胡宗南为孝丰小同乡）、程开椿（补给司令）等人。

胡宗南以这个组织为核心，笼络收罗了一批人，给以高参、参议等名义为他效劳。又以“黄、浙、陆、一”为用人标准，即集团军总司令都是黄埔一期同学；军长都是黄埔一、二、三期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师参谋主任以上都是陆大本科或陆大将官班毕业生；各军师司令部的幕僚长，大都是浙江人和第1师、第1军的老部下。

胡宗南用人，极善玩弄权术。1932年，胡宗南升任第1师师长。

第1师独立旅团长周士冕，克扣军饷，盗卖军用物资，搞得官兵满肚怨气，人言啧啧。周士冕为了压制官兵，召集全团官兵训话，命令原地坐下，故意问营连长：“对团部的经理（指管理军需业务的人）有意见吗？”按国民党部队的传统习惯是不敢有人提什么意见的，但冷不防营长张新站起来回答：“有！”周士冕立刻厉声责问：“有什么？”张新激于一时气愤，便大声回答：“团部克扣军饷，变卖士兵短裤。”周士冕怒火冲天，骂一声“混蛋！”张新也怒不可遏，举起拳头猛击他一拳，所有营连长都被吓得目瞪口呆，坐在地上的士兵却都站了起来，不由得喊“打得好！”“做得对！”周士冕见事不妙，盛怒之下，悻悻而去。

随即胡宗南把张新押解到安庆师部，单独禁闭在他住的司令部楼下，傍晚，师部中校参谋胡受谦拿着胡宗南的命令，来到禁闭室宣读：“张新在全团官兵集合之际，有意侮辱直属长官，蛮横不法，开国民革命军未有之先例，为了整饬纲纪，着即。。。”读到这里，就没有读下去。张新着急地问：“着即什么？撤职？还是枪毙？”胡参谋还是呆着不说，最后说了一句：“反正你自己明白。”事后知道，下面四个字是：“着即枪决”，他没有念下去，就走了。

过了些日子，胡部开赴甘肃天水，张新被押解到武昌留守处，禁闭了40天，后便开释了。先置人于死地，后又加恩开释，都是胡宗南网罗死党的权术。开释后，他命张新押解辎重去天水。胡见到他，便以罕见的温和态度说：“有勇无谋，不成大器呀！”

胡宗南笼络部下，收买死党的手段，有时是很奇特的。在胡宗南的部队中，有徐保其人，是有名的赌棍，后在解放战争宝(又鸟)战役中被击毙。徐当团长时，有一次他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饷，一夜之间，输得精光，早晨陵陇亮时回到团部，军需主任前来请团长把钱交给他发饷，徐保说：“叫值日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军需主任带了官兵名册，跟随团长准备去发的，一到集合场，徐保对全团官兵讲话，先说道：“这个月的饷，团长领来了！”士兵听到团长亲自发饷，喜形于色，徐保嬉皮笑脸地说下去：“它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团长统统把钱输光了。弟兄们，不要急，团长今晚再去把钱翻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全团官兵一下子被他搞得糊涂了，竟齐声答应“好！”就这样过了关。

事情很快被胡宗南知道了，胡立即把徐保找去，气呼呼地对徐说：“徐保，我问你一个问题。”徐保站着不敢作声。胡拍桌问道：“古来名将，谁是赌棍出身？你答复！”徐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胡哼了两声，就一脸怒气走出去了，直到天黑才回来，见徐保还是站立原地，丝毫未动，胡不觉暗喜，呵责道：“答不出吗？没有用的东西，去向经理处再领全团一个月的饷，下次不得胡来！”徐保这才笑嘻嘻地走了。可想而知，徐保对于胡宗南，能不五体投地？

在国民党内部，各派系集团之间明争斗门，是人所共知的。他们各怀鬼胎，遇有机会，立即短兵相接，互相拆台。1940年秋，正当抗日战争中期，胡宗南不谈抗日，专事反共，招兵买马，安坐大西北。当时胡宗南在西安王曲主办的中央军校第7分校，便是他培养反共下级军官的大本营，巧立名目，到处招收所谓“学生总队”、“入伍生团”，人数多达10000余人，大大超过了中央军校总校学员人数，胡宗南自认为“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其时，白崇禧是军训部长，有权管7分校。白崇禧突然带了一批考核官亲临西安，对7分校招考来的学员进行甄别。胡宗南一时手忙脚乱，一面亲自出马，为白崇禧接风洗尘，一面差人连夜组织人员，冒名顶替，巡回daikao。白崇禧耍了一个花枪，规定所有学员，要对照片入考，这一下把胡宗南的部署打乱了。胡宗南又派人到西安把各中学的学生拉来应试，想应付过关；白崇禧知道了又下令既考学科，又考术科。胡宗南没有预料到这一着，那些临时拉来的学生在操场上大出洋相，一不懂口令，二不懂步法，三不懂枪法，笑话百出。白崇禧站在检阅台上，风言风语，挖苦这些学员“乱七（7分校）八糟，糊（胡）里糊（胡）涂！”甄别考试的结果，被淘汰了2000多人，白下令遣散。这一来，白崇禧给胡宗南制造了一些麻烦，被淘汰的学员，集结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进了7分校校本部，捣毁了大礼堂，然后向西安进发，西安为之戒严。

最后，这批被淘汰的学员，仍由胡宗南全部收容，补发了7分校的毕业证书，由胡宗南一一分发安置在部队里工作，才算罢休。

无心抗战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未尝直接参加对日抗战者，只胡宗南一人。

在抗战中，胡宗南的部队只打过两次仗：第一次是在1938年秋，那时候郑州吃紧，蒋特命胡宗南（时任第17军团长）派出最坚强的3个师，由李铁军指挥，防守郑州作战，只打了3天，损失重大，郑州宣告失守，不得不退到陕西去整训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事后胡召集各级将领在王曲七分校举行检讨会，当李铁军报告作战经过后，胡就上台说：“国家养兵，伤财费时，可是我们只守郑州3天，便失败了，惭愧惭愧！”说完扬长而去。

胡宗南部第二次对日作战，那是1944年3月间爆发的“豫中战役”，是时他派出刘戡兵团，交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在石陵南北集结，准备侧击渑池向洛阳及洛宁之敌。其后因郾师失守，刘戡腹背受敌，就逐渐南移，不战而退。其后他在韩城施家滩一带与敌周旋了三四个月，又撤回陕西整训去了。

在上述两次作战中，胡宗南均未参加指挥，他只拨出部队，交由别人调度。此外他对“一·二八”抗战，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战役，以及武汉会战，均未参与其事。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高级将领像他这样置身事外，诚不多见。

抗战以前，在国民党统治下，形成了“地盘割据”的局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央系统下，又形成了“人事割据”的现象。当时在军事方面，分为何应钦、陈诚，胡宗南三个系统。这三大集团对于干部培养、任用和升降，各有一套特别的作法，宛如一个“独立王国”，互不相犯，而胡宗南的割据局面尤为严整，非何陈两系所能企及。当时胡宗南运用下列办法，来达到其“人事割据”的目的。

（一）设置机构胡宗南在西安附近王曲设立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自兼主任，所属各级则依其地位的高低，轮流派充主任、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凡经过“七分校”熏陶后，就算受了他的洗礼了，可以变成他的嫡系干部，这是他造成个人系统的独特作法。

（二）支配人事胡宗南用了两个人，来支配全部人事调整工作：第一个是保定九期和陆大九期毕业的于达，此人替他专管将官人事，后来荐他到中央去，任铨叙厅长和国防部第一厅长，管理全国军队人事，给他以很大方便；此外他用黄埔二期毕业的林树人（浙江人）来替他拉人，以壮大自己声势。在抗战期间，蒋往往把一些作过战的残破部队，交给胡宗南整训，他就利用这个时机，把大小干部一齐换光，而补派以自己的心腹，所以他自己的力量就一天天地强大起来。人们谈笑他是“补给司令”，因为经他整训的部队，一到前方又给敌人轻易地吃掉了，非“补给”而何？！

在胡宗南一生中，以进攻延安为他引为自豪的得意之作。1947年春，胡宗南奉蒋命令集中所部23万人进攻陕北延安，而解放军陕甘宁边区只有2万余人。所以他占领延安以后，就连电告捷，大大庆祝一番。但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系作战略上的撤退，后来他们以一小部兵力诱胡部主力进至安塞，而将主力埋伏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结果就在该处把胡宗南的李纪云旅全部歼灭。

人们无一不知胡宗南有“西北王”之称，他的兵力以陕西为核心，南至川北，西抵甘肃新疆，像一弧形地带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可是这个“独立王国”，不多几时，便像海上浪花一样的永远消灭了。

首先是他奉蒋命派34集团军李文到北平协助傅作义作战，随后北平和平解决，李文集团也自动放下武器了。

继之，蒋介石下野，又于7月中由台北飞往广州，就商李宗仁部署西南军事，这时蒋密令胡宗南率领34个正规师和7个补训处的兵力全部共40万人，由陕南退入四川，企图固守云贵川三省。由于他的部队毫无战意，并且计划欠周，秩序不好，他们一路退，解放军一路在后面猛打穷追，因之损兵折将，溃乱不堪，到川西平原时已经所余无几了。最后，蒋看到大势不妙，就命令胡宗南集中残部两个军，交由罗烈指挥，在西康一带打游击战，可是这一点仅存的本钱，无需多少时候，也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

除了“人事割据”以外，在经济方面，胡宗南也有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在抗战时期，国民党中央建立了师级“军需独立”的制度，但胡宗南并不依照中央办法，他把全部经费集中到自己手里，然后叫各级部队长按其兵额多少，照实领饷，不得浮报分文，这一笔剩余饷项的数目是很大的，悉由他饱入私囊，所以胡宗南有“第二中央”之称。

当胡宗南由西北撤退期间，他不断以飞机、卡车从西安运送大量黄金到重庆，一部经港运往台湾，另一部则运到香港存放，交由他的交际秘书徐先麟负责运用，徐后来在大道中开了一家进出口行，又为胡宗南赚进了一大笔钱。

徐先麟，湖北人，随胡服务多年，为胡最亲信的心腹干部，他生得一表人才，交际手腕也很来得，特别他的太太也很漂亮，有西安“第一美人”之称，随时出入胡氏私人寓所，不受任何限制，所以韵事频传，遐迩闻知，徐先麟所以得到胡宗南特别青垂，或与此不无关系。

当胡在西安时，为一方重镇所寄，通常大员过境，必作例行拜访，而胡先偕同徐先麟回拜，或徐先麟个人代表回拜。此外又令徐酒肉征逐，以示拉拢，因此胡氏友好以及胡军部下，无一不知有徐先麟其人。他得胡氏宠遇，一至于此。

徐先麟到香港后，等于胡宗南在香港的办事处长，举凡由大陆逃出来的胡部人员，通通由他负责接济，如罗烈、盛文，李文等当年到香港时，也都由他代表送钱，并作有关交通上的安排。1956年间，连徐本人也到台湾去了。国民党逃出大陆以后，凡由大陆逃得香港来的军官，不是个个可以申请获准入台，更不是个个入台以后可能有工作岗位，但属于胡宗南的部将，则无一不能入台，并且在入台以后，人人都有适当的安置。现在胡宗南的部下都集中在台北延平路，一切待遇逾于常人。

当胡宗南任台中区防守司令时，钟松是他的副司令。后者亦黄埔一期毕业生，也是浙江人氏。当年曾在刘戡底下当师长，以作战失利被彭德怀俘虏，后者把他释放回去，并要他说服刘戡一同起义，刘一怒之下，就把他扣留了，并电胡应将钟松枪毙，可是胡却令刘把钟解到总部去处理。刘不禁对钟破口大骂道：“好在你是浙江人，不然我老早把你枪毙了。”胡偏私徇情，于此可见。

婚论种种胡宗南年逾不惑尚未成婚，军中曾传他是阴阳人；又有人说，他所以迟婚，是因为迷恋他的寡嫂。他的嫡亲哥哥早死，遗孀生得很美，胡宗南遂把她移来上海，金屋藏娇，以前他每年都到上海和他嫂嫂盘桓一二个月，行踪诡秘，无人能知其沪寓住址。他所以迟迟结婚，不过系于寡嫂之情耳。

上述传言无从考证，但胡宗南当时“巧计拒婚”，确实是轰动一时的新闻。

抗战后期，胡宗南自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威势显赫。但四十未娶，一直是蒋介石的一件心事。蒋本想将孔家二小姐许给胡宗南，又考虑到此举关系重大，不便由最高统帅出面，万一失败，再也没有回旋余地了。于是便嘱意蒋夫人尽其所能，代为撮合。

此孔二小姐乃怪女子也。常低胸短裤，驰骋于重庆十字街头，粉腿外露，路人侧目。此人曾暗恋杨啸天的大公子，后者自德国留学归来后，与张文白的千金论嫁娶，订婚之日，双方贺客盈门，极一时之盛事。可是当天大公子忽然失踪，随且渺无踪影。后安然归来，才知道杨公子在孔二小姐手枪威胁下同行出走，并被软禁了好些日子。

胡宗南对于这位小姐的德行早已有耳闻，所以当蒋夫人提及婚事时，辄期期艾艾，不作任何表示。后来宋美龄等得不耐烦了，就索性把胡宗南从西安召回来，设宴为他们两人介绍，并强其结伴出游，以增进双方情感。胡宗南以夫人命不可违，紧张寻恩应付之方，沉思片刻，豁然开朗，不禁暗呼道：“有了有了！”随与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第二天，胡宗南走访孔二小姐，倡议偕游南温泉，她闻言满怀高兴，盛装而出。不料胡当日驾来的乃是一部军用吉普，而他又开得很快，只见马路上风沙滚滚，迎面而来；车身上下震荡，平空跳起。小姐忙以双手紧握车沿，一路前仰后合，震得她头昏眼花，腰酸骨痛。小姐哪里遭过这份罪，很不好受。

到了途中，忽然吉普车“啪啪”两声响，原来是汽油用完了，而附近又无油站，胡宗南遂挽小姐下车，步行前进。时方盛暑，烈日当空，小姐穿高跟鞋，一步一蹶，香汗涔涔，气息喘喘，后来她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间路旁饭馆坐下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们在这歇一下罢！”

胡宗南饥肠辘辘，不禁食欲大动，便劝小姐在那间饭馆共同进餐，小姐见到苍蝇朋飞，结集食物上面，恶心不已。而胡宗南则边食边赞，说：“此美味也，小姐幸勿错过，我们在行军时，有这样东西可吃，已属幸运。”事后，小姐知受胡宗南捉弄，曾在蒋夫人面前哭诉一场，而婚事也就如此告吹了。

胡宗南，阴阳人？迷恋寡妇？非也！只不过未遇意中之人！未多久，胡宗南光棍生涯便被叶霞娣打破了。。叶霞娣何许人？戴笠心上人？胡宗南的衷情人？

戴笠又名戴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县硖口镇保安村人，黄埔六期学员，蒋氏宠臣，是位享有中国特工王之称的大特务头子。

胡宗南结识戴笠始于杭州西湖的一次奇遇。当时正值炎夏酷暑，戴笠每隔一天，必要去完成一个“功课”，这就是到杭州西湖里洗澡，兼把自己身上唯一的一套夏衣脱下来在水里洗净，然后放到湖边的草地上晾晒。等衣服干了，他再上岸穿起来，去逛大街，串门子访朋友。他的一双白帆布鞋每次穿脏后，也是先在湖里洗一次，然后花上一个铜板，买点白粉涂抹上去，又像新的一样。虽如此，他却颇为得意地对朋友夸口：“我的衣服只有一套，鞋子只有一双，却比别人穿得干净。”

这一天，戴笠照例又去灵隐寺入口处附近的湖滨完成洗澡的“功课”。

阵风不时从湖面上吹过，戴笠怕晾在湖边的衣服被风刮跑，特地在上面压了几块小石子，又裸身退回湖中。当时湖滨游人尚少，戴笠又是利用中午天气炎热、游人不多的时机洗澡，可说是万无一失。偏巧这天来了一群小学生，从湖滨经过，其中有几个调皮的。竟将压在衣服上的石子捡起掷向湖中，眼看衣服被风吹起在草地上翻滚，戴笠不禁在湖里大声喊叫起来，可是身子却不能出水，极为狼狈。这一窘况被学生队伍中一位带队的青年教师发觉，他重新捡起几块石子把衣服铺平压好，并与泡在水中急红了脸的戴笠相视一笑，飘然而去。戴笠见此情景，立即趁四周无人，从水中窜出，穿起衣服，尾随学生队伍到休息的地方，与那个青年教师攀谈起来。

通过交谈，戴笠方知那个青年教师名叫胡宗南，字寿山，是浙江孝丰县鹤落溪村人。1919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吴兴中学，毕业后受聘于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教。这天是带着班里的学生到杭州旅行游览的。胡宗南当时的境遇虽强于戴笠，但因其祖籍是浙江镇海人，属钱塘江以东的客籍过江人，在学校里受到本地员工的排挤，心情郁闷，有寄人篱下、怀才不遇之感，戴笠则本是落魄之人，两个人同病相邻，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开始了胡戴长达25年的生死之交。戴一生中结交过许多权贵和朋友，但相交最深、保持时间最长的当数与胡宗南的交往。戴自己也承认，胡宗南是他平生唯一知己。

1929年春，戴笠为了结束“跑单帮”的特务生涯筹备了三极无线电学校，为自己培养可用之材。招来了不少在校学生和社会青年，叶霞娣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考官戴笠目测时就把这个上海小姐瞄上了，见她年纪虽小，长得却很乖巧，身子虽瘦弱，姿色却不差；举止轻曼，稚嫩而可爱；口齿伶俐，说一口动听的上海话。她是一家纱厂的包身工，因不堪老板的苛刻、虐待和繁重的劳动，来这里碰运气，她读过几天女子中学，成绩也蛮好，只因父亲死后母亲改嫁，无依无靠停了学，进了厂。。戴笠相信自己的眼力，别看这小妞现在单薄瘦小，不久会出脱成一块好料，大有培养前途。她被录取了。

戴笠对叶霞娣特别好，常给叶霞娣一些特殊任务，能经常在自己跟前身后亲手调教培养，还给予一些特别照顾，让她感到温暖、亲切，把自己当作亲人。这是戴笠的感情投资，是他抛出的诱饵，让天真无邪的少女在不知不觉中上钩，成为盘中餐，心甘情愿地投入感情的罗网，成为囊中之物。

叶霞娣在戴笠的关照、优待下，渐渐长得苗务隽秀，婷婷窈窕成了无线电学校的校花，校内教职员工都知道她是戴笠内定的人，谁也不敢惹，爱而远之。背地里干脆称她为戴笠的“包身工”。一个初夏之夜，晚熟、天真可爱、老实单纯的叶霞娣真正成了戴笠的“包身工”，戴笠也终于有了一个自己占有的、满意的女人。

在无数个交欢之夜后的又一个夜里，叶霞娣拱在戴笠宽厚的怀里，嘤嘤地辍泣起来。戴笠莫名其妙，便捏着他常捏的脸蛋，轻声细语地问道：“小乖乖，你该高兴才是，哭什么鼻子呀？”

“你就娶了我吧。”叶霞娣抽泣着说，“好多同学和教官背地里尽说，我受不了。”

“让他们说去好了。我把你转移个地方不就行啦。”戴笠安慰她说：“娶，我是一定要娶你的，但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说，说呀！”戴霞娣擦着戴笠的胸脯撒娇。

“全是为了你。”戴笠说，“你还太年轻，我要让你继续读书求知，进一步培养你。做我的太太，不能没有文化知识，不能不懂交际礼仪，不能不具风度气质。相信我的话，我是真的爱你，要娶你的。”

戴笠的确没骗叶霞娣，没几天，就把她送到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家中学习礼节和交际应酬，并公开跟她同居。后来送到杭州警校特训班培训，毕业后直接送到美国留学。3年后，叶霞娣喝了一肚皮洋墨水，镀了一身金，光彩夺目地回国。戴笠不想把这位“洋”美人放在身边搅在特务堆中，便在金陵大学给叶霞娣谋得教授一职，昔日上海的“包身工”，一下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的行列，成为南京名牌大学的女教授。叶霞娣以自己的聪颖才智、温文尔雅的品性和留学镀金修炼出来的超凡脱俗的风度与气质，使那些科班出身的堂堂正正的教授们逊色。

戴笠也志得意满。叶霞娣是他的杰作，是完完全全按他的意愿塑造的，因此，视其为掌上明珠，爱她为心头之肉，只要有机会，戴笠便去金陵大学与叶霞娣幽会，学校为叶霞娣配备的单门独院的僻静小楼，也为戴笠提供方便行事的场所。

经过大洋彼岸的阳光、海水沐浴，经过美国文明的陶冶的叶霞娣，由封闭型转为开放型，与其说去了不少土腥气，平增了许多洋味，不如说初在上海被动的羞羞答答的偷情，终于南京主动出击让戴招架不住跪地求饶。于是戴笠便有了东方女子不到西方泡一泡，只能算不完全的半个女人的感慨。也许叶霞娣美国“一泡”，才真正达到“性成熟”的完美阶段。

戴笠原指望，打发走南京(又鸟)鹅巷窝里的发妻便与叶霞娣结为伉俪，建个美满的家庭，正儿八经地生男育女。他未曾料到的这一切都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自己的可人儿日后变成了别人的如意夫人。

1946年初，胡宗南来到了南京。他是从西北来参加蒋介石主持的军事会议的。会后，饱餐了西北高原风寒的胡宗南，决意在金陵逗留三两日，享享江南三月春色。戴笠得知，理当作东相陪，款待这位打由杭州结识的亲如兄弟手兄的高朋，便派车把胡宗南接到明孝陵。

胡宗南一下车，戴笠就几步跨过去与其拥抱，亲热个没完。过了好一会儿才携手沿陵道走去。不出几步，胡宗南突然停下，问戴笠道：“雨农（戴笠字），今日游山就你我两个大男人？没人相伴？”

“寿山（胡宗南），你还不知道，我那位毛夫人是拿不出台面的嘛！”

戴笠摊摊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模样回话说。

“雨农，别在我面前装穷叫苦。”胡宗南不依不饶，顶住戴笠的肋骨说，“能拿出台面的为何不拿出来，窝藏着干什么？”

“寿山是说。。”

“我是说，该拿出来透透空气，照照阳光，别久藏不露，发了霉生了锈啊！你看，这阳春三月的钟山多美，美中不足是缺个美人儿同游。雨农，你要是舍不得。我也就此止步。”

“那，我马上派车去接。”

“你应该亲自跑一趟才对。”

“遵敬不如从命，我听寿山兄的，雨农去也。”

戴笠坐车下山接叶霞娣去了。胡宗南信步在朱元璋墓地游玩。他心情很好，兴致很高。从黄埔毕业后，官运亨通，一步一个台阶，步步登高，前途无量。这次军事会议上，“委座”当着众将领夸奖了他，很得蒋介石器重。他深知西北要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委座”把他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可见责任之重大，决心返西安后要大干一番，以证明他胡宗南可不是等闲之辈。

此时的胡宗南脱下让人生畏的戎装，换上一套毕挺的藏青色西装，着一双柔韧闪亮的尖头皮鞋，神清气爽，风度翩翩，像一位学者名士，显得格外高雅。胡宗南着意的一番修饰装扮，是别有用意的，俗语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他逗留金陵游钟山，实意是为一个可人的佼佼美人。

在西安，胡宗南已闻戴笠独占二美，享不尽的艳美之福，羡慕已久，又听其一飘洋过海，留学美国，更是惊慕不已。后得知其业已回国，成为金陵大学教授，便已跃跃欲试，这次是有备而来。盘衡夺其所爱。

不远处传来两声清亮的车鸣，车门启处，一位可人儿便伫立眼前，藏青色的丝绒旗袍勾勒出苗条优美的身姿，云髻高挽，显得淡雅端庄。一付金丝边眼镜架在秀美、挺直的鼻梁上，映衬出秀丽的脸庞。梦里寻她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功夫，戴笠身边的这位女士不正是自己千思万想的梦中之人吗？胡宗南挺挺身子，潇洒地迎上前去，刻意抹去军人脸色板滞的表情，显得温情脉脉。

一个文质彬彬具有十足学者风度的胡宗南出现在叶霞娣眼中，使她颇感意外，在她的想象中，胡宗南应是一个五大三粗的赳赳武士，眼前的他相去甚远，与其说令她颇感意外，不如说让她倾心爱慕。相形之下，戴笠的那张马脸便更加见绌了。

未等戴笠介绍，二人的手便握在一起了。

“不知我该怎么称呼为好？”

“就叫我霞娣好了。”

“霞娣，宗南见到你十分高兴。”

“我也是十分高兴。”

“我们一起走走好吗？”

“好的。”

叶霞娣挽起胡宗南的胳膊朝陵园深处走去。戴笠跟在后面，心情不得而知。

胡宗南游性很浓，叶霞娣兴致更高，只是戴笠怏怏的，一副舍命陪君子的模样。

钟山同游，胡、叶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在回程的车上，胡宗南开门见山向戴笠提出要纳娶叶霞娣为妻，戴碍于若干年的厚谊，不好回绝，推说只要叶霞娣点头即可。他希望叶霞娣感他情深恩重，加以拒绝。岂知在叶霞娣来看，胡宗南是个军人，前途无量，且风度翩翩，气度不凡；而戴笠的特务事业风险难测，加之貌不出众，与胡宗南比起来，不如万一。天平自然而然地倾向胡宗南。便点头应允，戴笠万没想到，叶霞娣会弃他而去，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这样，钟山一日游，戴笠赔了“夫人”，叶霞娣南京易主。

第三天，胡宗南便携了戴笠的馈赠，春风得意飞回西安。

进犯延安1946年，蒋介石一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了反人民内战。1947年3月，胡宗南纠集了20余万兵力，向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部署15个旅分兵两路，向延安进犯。

当时，曾领受过胡宗南“恩释”的张新是整编24旅旅长，胡以张旅为先锋，决定先进攻马栏囊形地带，缩短碉堡封锁线，向解放区进犯。一出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本来预料可能有一场大战，却没有料到部队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解放区军民早已坚壁清野，走得一干二净，到处一片寂静。军到马栏，扑了个空。胡宗南电话里询问，张答：“部队已占领了马栏，一无所获。”心中极为惶惑。胡宗南当时意图控制边区两翼，急速进犯延安，令张旅和48旅何奇部两个整编旅转攻陇东庆阳。进入庆阳，立足未定，胡又令急速进兵延安，千里跋涉，疲于奔命。退出庆阳，张旅和何旅兵分两路，相辅而行，当晚何旅宿营于赤城西华池。到了半夜里，突然好似天崩地裂一般，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赤城，全歼了何奇的48旅。胡宗南进攻延安两个精锐旅，就被消灭了一个——何奇的48整编旅，剩下张新旅。胡宗南在电话上命张新旅火速驰援。张部已经急行军180里，半夜得到这命令，只得又急行军全力赴援，深夜仓促渡河，淹死160余人。部队未到赤城，又见何旅败兵抱头鼠窜，纷纷逃命而来。赶到赤城，解放军不见了，但却找到了何奇的尸体。胡宗南电话问：“救出何奇没有？”张答：“总算完成任务，赶到赤城，找到何奇，是死的，不是活的。”胡宗南硬着头皮说：“不要紧，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命张旅连夜火速进取延安。这时，先锋变成了后队，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延安。

不多久，胡宗南部队占领了延安，受到国民党政府颁给的“河图勋章”，并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胡得意忘形，在西安和戴笠介绍的女特务叶霞娣结婚了。

胡宗南部队侵占延安不久，西北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兵力，诱敌深入，把胡宗南5个旅吸住在安塞，而解放军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当胡宗南部整编27师31旅向青化砭进犯时，西北人民解放军于3月25日，一举歼灭其旅部及一个团共3000余人，旅长李纪云被活捉。胡宗南的指挥部获悉解放军的主力在延安的东北地区，3月25日，胡的主力由安塞转头，东迸沿延榆公路，推进到清涧。

到清涧的部队有整编76师（师长廖昂）和整编24旅，两个司令部的前方人员（师旅部人员大部分留守在西安），24旅所属70团2个营（其中两个连已派往守护清涧至延安北段的运输线，另一个营驻在延长、延川），一个炮兵营、一个辎重营。旅属71团（团长方振东）已被刘戡拉去，72团（团长高宪岗）驻守瓦窑堡。孤军深入兵力分散，时刻处于被歼灭的威胁之中。在清涧时，屡次接到胡宗南“死守”的电令。廖昂成天坐镇在城内十分坚固的窑洞中，用牌九卜卦，问吉凶祸福，廖打听到清涧城内有个黄翰林，家藏古书很多，就派人强索了一部分古籍，满载两卡车，派武装押运到西安；以后又转运到四川老家去了。

清涧是陕北的一个中等县城，约有人口2万左右，但此时的清涧，却是一个空城，街上什么东西都没有，连小菜也弄不到，只能靠西安运来的罐头食品和火腿佐餐。胡部在街上贴了一些胡宗南亲提的标语：“分来的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却没有看见老百姓回城；准备了几万块所谓“救济金”也无处可发。

清涧城防，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阵地坚固，粮弹充足，加上地形易守难攻，所以解放军反攻战斗开始前5天，虽然打得激烈，守军总以为可以坚守，所以，既不向胡宗南告急，也不讨救兵，只在电话上告诉胡宗南“万无一失”。但是隔了3天，前沿阵地一一失守，随即陷入四面楚歌。

两天后清涧就解放了。

4月14日，胡宗南部整编15师135旅由瓦窑堡向蟠龙南进中，全部4700余人被歼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135旅代旅长麦宗禹被俘。

胡宗南部以为解放军主力已转移到绥德地区，胡宗南又急忙集结了9个旅约5万人，由蟠龙青化砭向绥德挺进，5月2日占领绥德。解放军主力突然向驻在蟠龙的167旅旅部及一个团发动猛烈进攻，全歼该旅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当胡宗南在绥德扑空，发现解放军主力袭击蟠龙补给站，5月5日，又放弃绥德，主力南援，回到蟠龙，却又受到解放军的伏击，损失惨重。胡宗南被解放军运用“蘑菇战术”牵着鼻子走，陷入陕北人民战争的汪洋中，疲于奔命，进退维谷，被动挨打。直到8月15日，整编29军军长刘戡，率领7个旅由延安再度进驻绥德，企图夹击西北人民解放军于绥德、米脂地区。当整编36师进驻米脂地区沙家店时，8月15日即全部被歼于沙家店，被击毙生俘6000余人。刘戡残部落荒南逃。西北人民解放军经过七战七捷，共歼胡宗南部3万余人。1948年4月22日延安解放了。至此，胡宗南进犯延安重点进攻计划，也被彻底地粉碎了。

两次传见说降人1949年5月20日，胡宗南的老巢西安解放。胡宗南和他的部队，西窜宝(又鸟)，联合马鸿逵，企图反扑咸阳，被解放军迎头痛击，7月14日宝(又鸟)解放了；胡宗南部逃窜汉中，人民解放军一野主力转向西北，与胡部对峙于秦岭。为了争取胡宗南起义投诚，中共西北局拟了份文件，胡宗南的老上司胡公冕写了封信，交由被俘自新的张新带给胡宗南。

张新在陕南襄城被军统特务查获，囚解到汉中。胡宗南知道后，便在半夜里传张新到汉台问话。一见面，胡开口便问：“你回来了吗？”

张新开门见山地回答：“不是我要回来，是中共西北局派我来的。”

“派你来干什么？”

“你大概会知道的，我只要见到你面，就算完成了任务。”“为什么？

是谁派你来的？”

“是胡公冕先生要我专程赶来的，鞋底里有文件，有信，内容我不知道，请你拆开来看。”

胡宗南一愣，追问：“胡公冕在哪里？”

张新答：“我动身还在西安招待所。”

“胡公冕有什么话吗？”

“他只交代我，只要把信送到，见到你的面，就好了。”胡接过鞋子，走进卧室，随即又出来。

张新先开口说：“惭愧得很，清涧之役，我没有完成胡先生交给我的任务。。”

胡宗南马上站了起来，摇头说：“不谈这些。”张新随即转了话题：“我是你的老部下，此番来看看老长官近况如何。说实话，我希望今后能够经常在一起。”张新是话中有意，胡宗南强笑一下，又说：“你谈谈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吧！”

两人畅谈了两个小时，胡宗南才让张新回去休息。隔了一天，还是后半夜，胡宗南第二次传见张新，地点仍在汉台。胡宗南客气地让张新坐，然后摸着张新的手和背，问他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睡眠好不好。

张新回答说：“谢谢胡先生对我的关心。”并且问了一句：“胡先生决心下了没有？”

胡宗南笑了笑，问：“八路军还在秦岭以北吗？彭德怀已去打兰州了吗？”

张新说：“是的，如果解放军跟踪南下，我们就不能再在汉中见面了。”胡又问：“你不怕共产党整你吗？”

张新答：“既往不咎。”并且谈了一些共产党政策的实际体胡宗南故作镇静，爱听不听，忽而站起，忽而坐下，有时擦擦脸，有时哼哈几声。谈了两个钟头，仍然没有结论。事隔两天，胡宗南第三次传见张新，时间、地点和前二次相同。胡宗南请他坐下，态度更加和蔼问：“彭德怀身体好吗？”

“彭老总很好，抗战时期你们不是谈过话吗？也算老朋友了吧！”

胡又问：“赵寿山在那边，可得意吗？”

“弃暗投明，人民总是欢迎的。”

“那边怎样称呼我的？”

“称你胡宗南。”

胡笑道：“不是叫我胡匪吗？”

“你站过来，那就称你胡将军了。不过也有人评论，称你是半个军阀。”胡显露怒色：“我哪半个是军阀。”

张新说：“不要说你是军阀，连我也是小军阀。”

一番解释之后，胡感到有些新鲜。

胡宗南沉默了一会儿，问张新：“那边对文天祥这样的人，认为好不好？”张新立即听出话中有因，便说：“文天祥，从历史上看，不向异族屈服，为民族尽节，当然是好的，所以人民尊他为民族英雄；但你我做的，尽是对不起人民的事，我们不可能变成文天祥。”

这一下可刺痛了胡宗南，他浓眉竖立，狠狠地盯了张新两眼，用郑重的语调问：“士为知己者死。你想到校长没有？”

说到这，胡一时感情冲动，躺倒在沙发上掩面而泣。

从此，胡宗南再未传见张新。他整天在屋里踱来踱去，夜间睡觉不脱衣，不脱鞋，也不盖被，日夜不安。

此时，蒋介石在重庆，征集了400辆汽车，接运胡宗南部队，胡宗南只调了一个军、二个团到了重庆。

11月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顾祝同仓皇向西逃至成都。胡宗南主力向西昌逃窜，蒋介石坚持胡宗南死守成都。争议未决，解放军已由贵阳经毕节、沪州、宜宾，挺进乐山、蒲江、邛崃，截断了胡宗南军队南窜的去路。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的30万人，几乎全部被歼，仅留数千残部，逃到西昌。胡宗南、罗烈、丁德隆、周士冕，由成都乘飞机仓皇逃往海南岛三亚机场。蒋介石以其擅自撤逃，派顾祝同查办，顾碍于情面，劝胡飞回西昌，继续为蒋卖命，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不久，胡宗南的残部在西昌最后被彻底消灭。胡再逃海南转飞台湾。

最后逃离大陆1950年3月27日凌晨1点左右，在中国西南边陲小城西蛙，一架运输机在隆隆马达声中忽匆匆升向了黑沉沉的夜空，向南面的海南岛飞去。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的内战遭到彻底失败以后，最后一架逃离大陆的运输机。机上载着国民党政府最后一位逃离中国大陆的军政大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长官胡宗南上将，以及他的同僚与部属贺国光（西康省政府主席）、赵龙文（胡的秘书长）等人，总共不过十数人。

胡宗南被失败的阴云笼罩着，感到精疲力尽，心力交瘁。54岁的他仿佛一下子衰老了。看着迅速远去的西昌灯火，胡宗南痛苦地认识到，他惨淡经营20余年的庞大军事集团彻底覆灭了，他的“西北王”、“西南王”的美梦也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而完全破灭。

胡宗南所乘飞机于27日中午飞抵海口机场。这时的海南岛也已风雨飘摇，朝不保夕了。

胡宗南在海南岛逗留了7天，于4月4日飞抵台南，仅住一宿，第二天即飞往台北。在这里，刚刚“复职”不久的“总统”蒋介石没有召见他；刚刚“就职”不久的“行政院长”陈诚也没有召见他。

早在3月27日，即胡宗南从西昌逃抵海南的那天，台北政府当局就明令撤消“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免去胡宗南“副长官代行长官职务”，调胡任“总统府”战略顾问。这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职。同时，胡宗南在台南设立的“西南军政长官办事处”至此亦奉令办理结束，电台通讯人员改拨“联勤总部通讯署”接管。其他官兵或他调或遣散。胡宗南这时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没有兵马，没有部属，没有地盘，也没有权力。这是他自1924年春投军黄埔、1924年底从军校毕业带兵打仗以后，二十多年来第一次经历的狼狈、空虚、寂寞。。胡宗南在台北匆匆办完应办的例行公事后，即携夫人叶霞娣与刚呀呀学语的幼子，避往台湾岛最东部的花莲海滨。花莲是著名的风景区，背靠青绿的群山，面临辽阔的太平洋，海涛起伏，海风轻拂，远离市尘，环境清幽——胡宗南在这时十分需要这样一个地方，一来逃避以败将身份出现在台北公开场合的尴尬与羞愧，二来休整一下自己十分疲惫的身体，清理一下自己十分混乱濒于崩溃的头脑。

胡宗南虽远离了台北，但台北政府中有许多人却不愿放过他。

台湾政府当局从1950年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检举共谍”与“整肃失职高级军政官员”的运动，除在民间大肆抓捕嫌疑人员外，还将整肃的矛头指向一些军政大员：早在1949年春在大陆被捕的前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送交军法审判；到台湾后担任副参谋总长要职的吴石与第四兵站总监陈宝全于1950年春以“通共罪”被捕押；在这同时，胡宗南的黄埔一期同学、担任过6兵团司令与福州绥署副主任的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因失守平潭岛，被蒋介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下令扣押，交付军法审判多次，行将判决。。一时间，台湾岛上，杀气腾腾，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比之李延年、李天霞，胡宗南的“失职”行为更为严重。他丢掉了西北，又丢掉了西南，还丢掉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胡部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胡宗南几乎是只身逃离大陆。这不能不使蒋介石与国民党的当权派们震惊与恼恨。胡宗南本人不知，当他于1950年3月下旬在西南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西昌即将失守，他与几千残兵败将走投无路之时，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憎恨胡的战守无能、丧师失地以至全军覆没，竟下令坚决不准胡宗南回台。蒋要胡与西昌共存亡，或死或俘，听其自然。蒋介石对胡宗南二十余年的宠信早付之东流，一去不返。蒋介石要严惩胡宗南。当此之时，胡宗南的好友、时任台湾“副参谋总长”的郭寄峤出来为胡说情，一再坚请，甚至向蒋介石直言说：“这一名大将给敌人做俘虏，既违反了战争利益，也违反指挥道德。”由于郭寄峤的坚持，蒋介石才默许派飞机到西昌接胡宗南。

胡宗南虽然逃回了台湾。但是，他在当时台湾当局掀起的“整肃”浪潮中，却不能安然无事了。

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躲到花莲海滨约一月余，他突然得到了一则信息：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监察院”中，有4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对他提出了弹劾，语句激烈，声势吓人。。遭“监察委员”联署弹劾领衔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案的，是72岁高龄的陕西省籍监察委员李梦彪。

李梦彪，字啸风，陕西洵阳人，生于1879年，清末贡生，后入陕西高等学堂，秘密参加同盟会。从高等学堂毕业后，他放弃赴日本留学的机会，远赴新疆，矢志营边，投效新疆将军长庚的部下，在山炮队当兵，后转往伊犁，曾写万言书，陈述经边要务，为长庚将军所赏识，被拔擢为参谋处谋略股委员。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李策动伊犁军民响应，建立革命政权。李在新成立的伊犁革命军中任军政司司长。不久，李回到陕西家乡，弃政从教，任新成立的三秦公学教员。1913年6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李在陕西参加讨袁斗争，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返国后在上海、陕西从事反袁世凯的活动。1916年6月袁世凯帝制失败后病故，李梦彪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3月曾任陕西省政务厅厅长，一度代理陕西省长职务。以后他久居西安，无意仕进。抗战前后，膺选陕西省参议员、副议长。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宪政，李当选为中央“监察院”的监察委员。多年来，李梦彪以“革命先进”、“宿儒耆老”的资格，庄正自持，在陕西乃至国民党中央各界，颇负清望。胡宗南在西安坐镇主持军政十余年，对李梦彪也很尊重。在陕西的地方上层人士中，除王宗山、刘梦材等外，李梦彪也一直是胡看重的人物之一。

据李梦彪对人言，早在1949年秋、冬间，当胡宗南率所部大军，因在陕西关中连战连败，形势危急，遂不战而放弃西安，退保汉中；未及三月，又由汉中向四川败退时，李梦彪也正以“监察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10月随李宗仁、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逃抵重庆。李梦彪接触到好多位从陕西家乡逃出来的陕西地方人士与政府官员，得知了许多胡宗南部在陕北、关中与陕南作战、逃跑、弃守、失职的详情，听到许多对胡宗南的指责与谩骂，乃激于“义愤”和“职责所在”，即刻草拟了一份对胡宗南的弹劾书，准备提交刚迁至重庆的监察院院会。当时，有几位朋友劝他说，胡宗南正率领重兵入川作战，是当时国民党政权护卫四川乃至西南的最重要的军事力量，如于此时对胡提出弹劾案，恐对兵心士气发生不良影响。李梦彪几经考虑，深以为是，因而隐忍未发。

然而，未过两月，胡宗南部匆匆入川的20多万大军便在川西平原上陷入解放军的重围之中，几乎未经大的作战，胡部几个兵团便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少数死硬到底的部队与解放军一接触便迅速瓦解，最后落得全军覆灭的下场。川康地区与整个大西南迅速失守，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最后一块地盘，连同他们的最后一点希望，统统烟消云散了。

在惊慌失措中侥幸逃离大陆涌进台湾的西北、西南各省籍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大员与地方人士，以及“监察委员”们，都不约而同地将西北、西南丧师失地的罪责推到胡宗南身上。因为胡宗南手握重兵数十万，先主持西安军政，后又主持川康军政，却未能挽狂澜于既倒，尽守土之责。监察委员们对胡宗南尤深为不满与痛愤，酝酿弹劾之议又起。当此之时，李梦彪又一马当先，乃重拟弹劾书，准备提交监察院院会。监察院中其他委员一时闻风响应签署者共达50多人。

“监察院”是国民党政府五院之一，是最高的监察机关，有一定的权威性。在当时从大陆逃至台湾的“监察委员”共有60多人。现在参加联署弹劾胡宗南的监察委员竟多达50余人，若不加以限制，则将来恐怕连审查案子的人都难找到。于是，监察委员们经过协调，把已经在弹劾文中签署者劝退十几位，提案的人数共留46人，由李梦彪领衔提出。

李梦彪等46名“监察委员”对胡宗南的弹劾文，于1950年5月26日正式提交“监察院”院会。经院会推派委员刘永济等11人审查成立，旋即按法定程序，将此案送由“行政院”交“国防部”军法机关审理；同时移付“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在这同时，李梦彪等人还将弹劾文油印了数十份，分别投寄到台湾与香港的各报刊杂志登载，广造舆论。一时间报刊喧腾，沸沸扬扬，颇为轰动。一股压人的气势向胡宗南袭来。

这份弹劾文，案由为：“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全文洋洋数千言，引证详尽，议论警辟铿锵有力。据识者言，这是历年来“监察院”弹劾案中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也是自1948年“行宪”以来签署监察委员人数最多的两弹劾案之一。另一案是在此案稍前提出的弹劾赴美不肯回台的“代总统”李宗仁。因而弹劾胡宗南文一经公开刊载，人们争相传诵，再加上当时台湾岛上人心惶惶，此案因而得到朝野的广泛关注。

弹劾文首先对台湾当局在整肃失职军政大员中，空言“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表示不满，说：“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于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

接着，弹劾文列举了胡宗南自1932年底率部进驻陕甘以来所享有的日益增大的权力与种种优厚的待遇：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陕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而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用民不为不劳；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苟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抑且为国家之柱石。

弹劾文然后笔锋一转，揭露了胡宗南自1949年以来在西北、西南连连战败、丧师失地的种种败迹：从1949年5月18日不战而弃西安；到不愿配合青宁甘马家军反攻咸阳，而使关中尽失；再到不救兰州，丢陕南，逃四川，成都被围，全军覆没，西昌挣扎，只落得只身逃台。。文中责问：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重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他。

弹劾文最后指出：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乃竟不闻其有此也。。。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1950年5月11日，胡宗南在花莲海滨得知自己遭弹劾的信息。在当时台湾岛一片“整肃”声中，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立即由花莲赶回台北。当时胡宗南在台北还没有自己的寓所。他到台北后暂时借住在锦州街汤恩伯的家中。

胡宗南认真阅读了李梦彪等人提出的对他的弹劾文。他感到沉重，感到恐惧，又感到委屈，心潮起伏难以平静。。平心而论，弹劾文所说的胡宗南升迁之迅速与失败之惨痛，都属事实。

追究国民党军在西北、西南的最终失败，作为战区司令长官的胡宗南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监察委员”们对其弹劾与要求惩处也是理所当然。

胡宗南出身黄埔军校，实际只受初等军事教育约6个月。以后他一直带兵打仗，既缺乏高等军事学识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没有担任方面军统帅的胆识与军事才能。再加上他性格粗疏、好大喜功、浮躁浅薄等致命弱点，使他在与解放军的数年作战中，出现了许多严重的指挥失误与用人不当，造成了多次战役的失败。对胡宗南的才能，中共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早就作过评价：志大才疏。国民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笔名为“马五先生”的雷啸岑，也曾对胡作过较为中肯的评价：“胡之为人，悃幅无华，忠于职守，对人亦无强悍骄倨之态。惟才识平凡，缺乏干略，以之为奉命行事的偏稗之将则可，赋以冲繁辟难、遣犬投艰的方面大员之任，则绠短汲深，踬蹶可俟，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实际上，胡宗南在西北与西南的失败，主要的不应是他个人的责任，而是国民党整个党政军的责任与失败。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与党政军队伍全面反动与迅速腐化的形势下，面对着生机勃勃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超而又强劲的打击，国民党对中国二十多年的统治如冰山崩塌，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方面指挥官的胡宗南，他的最终失败自然是无可避免的。至于说胡宗南不忠于蒋介石，那更是冤枉了他。胡受蒋介石的赏识与破格提拔，一直感激涕零。胡又深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影响，对蒋介石可谓是“愚忠”到底，几十年来奔走于蒋介石的鞍前马后，竭忠竭智竭力，作出了许多牺牲。他在川康的最后惨败，不是由于他不忠于蒋介石，而是由于他太迷信太服从蒋介石了，连封建社会里“将在外而君命有所不受”的信条他也不敢实行，事事、时时、处处都要请示与服从千里万里以外的蒋介石，屈服于蒋介石的不切实际的“川西决战”计划，以至于连失战机，使所部20万大军在川西既不能死守成都，又不能及早转移，终于陷入重围，全面失败。因此胡宗南部的失败责任，首先是蒋介石，其次才是胡宗南承担。要追究责任，首先应追究蒋介石。

但是，在zhuanzhi政治的条件下，从来是只有臣错而没有君错的。蒋介石在逃抵台湾后不久，在1950年3月1日，便宣布复“总统”职，统揽台湾党政军大权；在这同时，为了稳定住台湾局势，也为了推卸责任，执法立威，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肃清共谍”与严励惩处“失职高级官员”的运动。1950年6月，台湾当局连连宣判对高级将领的严励惩处：6月9日，副参谋总长吴石与第4兵站总监陈宝全以“通共罪”被枪毙；6月14日，第6兵团司令官李延年与第73军军长李天霞被控在平潭战役不力，各被处以有期徒刑12年与8年；6月16日，原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又因“通共罪”被处决胡宗南遭到“监察院”的弹劾，不言而喻，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风险与压力的。而且，“胡案”循例由“监察院”转送“行政院”，发交“国防部军法处”审办。当时的新任“行政院长”是陈诚，“国防部”因部长俞大维未到任，实际也由陈诚主持。过去胡宗南因军队派系与权利之争，一直与陈诚不和。现在陈诚大权在握，胡却元职无权遭弹劾待审，胡会不会遭到陈的报复呢？

台湾朝野上下也都关注着“弹胡案”的进展与结果：胡宗南会不会成为“李延年第二”呢？

“立委”与“监委”对战对胡宗南的弹劾案传开后，台湾各界议论不一，有赞成者，也有反对者，还有更多的默然静观者。这是中国政坛官场多年一贯的老例。而弹劾的最终能否成功，在zhuanzhi政治的条件下，关键是最高独裁者的态度。

但蒋介石一开始是不便于立即表态的。“弹胡案”也必须经过例行的法定程序，哪怕它是一种虚假的装饰。

胡宗南由于他的身份与性格，面对弹劾案，也强作镇静，摆出一副高姿态。当他的好友与部属提出招待记者、制造反击舆论或联名上书蒋介石“辨明是非”时，胡却表示不赞同。他说：“事实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不用我去答辩。目下，我们不必和人家争论长短，打笔墨官司。我只求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对任何毁谤或责难，我既不生气，也不介怀。”胡宗南在那些日子里，在台北确也深居简出，未尝公开出面活动或辩解。识者谓之保持了应有的“大将风度”。

这段期间，有位姓卜的记者与胡宗南两次会谈后，如此透露胡当时心境：在一座教堂背后，车子刚停在一座洋房前，大门便打开了，这是汤恩伯的台北寓所，汤那时正住在远离台北叫做莺歌的一个乡下，这房子便借给胡用了。我走进会客室，没有坐定，胡非常亲切地把我和另两位陪客邀进餐厅。灯光不太亮，但餐厅有十张宴席桌大，蓝布窗帘拉得紧紧的。胡有一张红得发光的胖脸，厚实，浓眉而两角上翘，发不茂密，一个属于短小的身躯。白衬衫，下面是一条军服裤子。

“我不喝酒的，今天也敬先生一杯！”说着衬衫袖子卷着的粗胳膊向后一倾，他的肥手中的玻璃杯已一饮而空了。

酒是白兰地，菜很简单。谈话的主题，集中在他的挥军从西安到成都，双流撒退，以及功罪问题。

他承认从大陆上撤退是一种失败，各方缺少配合也是造成这种失败重要原因之一，但他自信对中共作战有权宝贵的经验，还是有把握的。他很激动的眼眶中闪着泪光，说：“我当然要负责，失地战败，一个军人只有以死谢国，我决心不出来了。我的部下，我的参谋长对我说：即使你死了，对国家有什么益处，这是最愚蠢的行动，使敌人哈哈笑的行动；留得有用之身，再谋报效国家，以赎前愆，这是最正确也是最贤明的一条路。我来负责，代替你在这里收残部，徐图再起，你可放心罢！他们甚至用自杀来劝我上飞机。我仔细寻思，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我悲怆地离开了他们。”

他抢着要替一个客人盛饭，客人固辞着，侍役走来接过碗去。

“一个当事人，是不应该考虑到功罪问题的，这个问题该留给同时代的人议论，留给历史家去做定评。当事人不只问他能不能作最善的努力？有没有作最善的努力！”

他的眉毛攒挤在一起，显示出他的倔强而睥睨一切的性格。

“历史上的功罪，往往也不尽可靠，今天我们不是还读到许多翻案文章吗？了解那个时代背景，客观环境，才足以臧否人物，衡断是非。不过近代由于新闻事业的发达，真实的报道，可以直接诉诸于大众，功罪不难有一个准绳，较诸过去之寻求信史方便而又翔实得多。”

这次餐叙，胡的目的很简单：使人明白他转战千里而又不得不只身出走的原委，一也；听听人们的意见（对各方面的），二也；他无需人替他的行径来一篇辩白，因为他无论如何固执地相信一般舆论不会影响他的未来，更不致伤害到他。

胡宗南说得冠冕堂皇，事实却不尽然如此。胡本人虽未公开出面活动与辩解，胡的许多友好僚属却为之分头奔走。他们的第一种方法就是想釜底抽薪，劝促李梦彪等人撤销原案。当时刚从大陆逃来台湾的“监察院”，条件简陋，在台北博爱路植物园附近，借了某机关一幢平房，暂供部分监委住宿。72岁的李梦彪与他的儿子分住其中的两间小屋，一向门庭冷落。可是自弹胡案一出，李梦彪的住宅顿时热闹起来。胡宗南的友好僚属通过各种办法，请动一些与李梦彪能扯上关系的大小人物，都来李处奔走说项。但李梦彪不为所动，且不胜烦，就写了一张纸条，贴在进门的墙上，上书：“贵客光临，如有为胡宗南作说客者，请缄尊口，以免鄙人开罪。”这样一来，胡宗南那些友人僚属想釜底抽薪、撤销原案的路子便没有走通。

于是，胡宗南的友人与僚属便走第二条路子。他们企图以民意代表对民意代表，发动“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联名上书“总统”蒋介石与“行政院长”陈诚，为胡宗南申辩洗刷开脱，以抵销监察院的弹劾效力。经过一番活动，他们没有能说动“国大代表’’，却说动了一些“立法委员”。结果，在1950年5月底6月初，由一位颇有声誉的上海滩上著名的律师江一平领衔，声称有张鸿烈、刘暨、许绍棣、旺楚克、白如初等108位“立法委员”署名，联合上书蒋介石与陈诚，反驳李梦彪等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指责，为胡宗南申辩，为胡宗南评功摆好。

江一平，系浙江余杭县人，胡宗南的同乡，早年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求学，毕业后长期在上海执行律师职务。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曾为被捕爱国学生辩护，赢得声誉。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江成为中国法学界的著名人士，除执行律师职务外，还任各大学法律系教授。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8年又当选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1949年初他曾被指定任冈村宁次的辩护律师，不久去台湾。江一平既有“社会声望”，又懂得法律，能言善辩，由他领衔上书，确是恰当的人选。

江一平等人的联合陈情书，针对李梦彪弹劾文中对胡宗南的种种指责，备言胡宗南一生革命、苦心孤诣、“忠党忠国”、“拥护领袖”等功劳，尤其重点列数了胡宗南在1949年5月弃守西安后转战陕南、撤军川康的艰难与业绩：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陕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失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师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赶成渝之急。。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以郭汾阳浑瑊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陈情书为胡宗南鸣冤叫屈：。。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陈情书最后要求台湾当局：为国家爱惜人才，为将士树立风气，如胡宗南者，实宜仰荷体察，力于培成，免其议处，并畀以新命，责这是一篇妙文。它妙就妙在将胡宗南这个败军之将，美化成一员忠勇奋发、功勋卓著的有功之臣。它对胡宗南在近一年间，从西安败退汉中，从汉中败退四川，从四川又败退西昌，最后只身狼狈逃回台湾的历史，作了概括的叙述，其中，战功是虚假的，甚至是捏造的，而将胡宗南比之郭子仪、岳飞等历史名人，更是不伦不类；但所说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忠心，在失败形势下的拼命挣扎与不可避免的最终失败，倒是真实的。

据说，江一平等人的这篇陈情书，出自胡宗南的密友与部属赵龙文的手笔。撇开内容不议，仅从文字角度看，却也写得生动有力，因而在台湾也传诵一时。

但不久人们就发现，这篇江一平领衔的陈情书，声称有108位“立法委员”联署，声势超过了李梦彪弹劾文署名的46人。可是在报刊上登出来的名字却只有37位。接着就有列名其中的彭善承、莫萱元、骆启运、赵公鲁、龚舜恒、徐君佩、李天民、白如初等8位“立法委员”投书报刊，公开声明，否认列名。据说尚有碍于情面，不便公开发表者。

获蒋介石起用江一平等人为胡宗南辩护的陈情书在台湾报刊上公开发表后，随即引起李梦彪与江一平的一番公开论战。双方舌枪唇剑，各擅胜场。最后李梦彪撰文讥讽江一平说：“我根据法律立言，江先主不以法律答复。。为爱护江先生起见，不愿闻人呼江先生为海派律师也。”寥寥数语，颇形挖苦，并触摸到了江一平的痛处。江一平无语以对，戛然而止，论战遂告结束。

在江一平与李梦彪论战期间，胡宗南本人也在旧日僚属盛文、罗絮人等的参助下，草拟了一篇详细的自辩书，于1950年8月16日提交台湾“国防部”。

台湾“国防部军法处”自1950年6月开始，对弹胡案进行司法询查。他们传讯了在台的胡宗南旧部的有关人员以及陕西、甘肃、四川逃来台湾的一些官吏士绅，对有关事项进行核实对证与分析。这些被询查人员出于各种原因，多提供了有利于胡宗南的证词。

但决定弹胡案最后结果的关键，是蒋介石的态度。在弹胡案发生后，蒋介石一方面气愤，憎恨胡宗南的丧师失地有辱所命，但同时又感到胡宗南跟随自己20余年，无比的忠顺，征战西北，苦多于甜。。现在台湾正是多事之时，像胡宗南这样兵败逃台的将领不在少数，对他们需安抚才能安定军心，稳定局面。经权衡利弊，蒋介石最后决定放胡宗南过关。不久“国防部军法处”就弹胡案作出判决，宣布“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各项，均与事实相反，不能成立，认定胡“自无若何刑责，足资论究。。。应予不付军法会审。”

在这同时，“司法院公务员惩诫委员会”也申复：认为胡宗南从西安撤至四川，再撤至西昌，“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轰动一时的弹胡案乃告落幕。

胡宗南以败军之将，不但逃过了一场政治风波，不久还得到蒋介石的再一次重用。

1951年9月18日，即蒋介石召见后的第二天，胡宗南便奉蒋委员长的旨意，把浙江沿海诸岛的杂牌军纳入突击大队和一个海上游击纵队，并从台湾先后增调四个军官战斗团和几艘军舰。总兵力达12000多人。

为了给浙江沿海诸岛守军打气，胡宗南亲自拟发了一份电各驻岛国军同仁：悉共军近日有攻打我浙江沿海诸岛之意图，望众官兵齐心协力，同守自己之世界。为党国效劳。坚守者，将大赏。

胡宗南9月19日胡宗南不愧为是一名反共的老手，上任伊始，他与副官钟常青亲临浙江沿海诸岛巡视，犒劳守岛官兵。有的士兵手捧着胡宗南从蒋介石那里“特批”的大洋，感激涕零地喊：“胡主席万岁！”

胡宗南听了，心里比吃蜜还甜。

白沙岛首次失败1952年春天，大陆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部队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被政治问题搞得晕头转向，自顾不暇，正是“光复大陆”的难得良机，于是秘密电告“胡主席”：抓住战机，寻隙出击，严惩共军，为党国效力。

蒋中正3月20日胡宗南得到蒋委员长的如此器重，不觉精神大振，连夜召开了守岛敌军头目会议，部署秘密的“袭共”计划。3月28日，黑沉沉的夜幕把大海遮盖得严严实实，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这正是隐蔽出击的好时机。胡宗南命令吕谓洋、王枢两位上校指挥官，率领1000多名“反共救国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分乘23艘机帆船、9艘海军舰艇，向我海门镇东北岸10余里的白沙山岛守军发起突然袭击。

我守军警卫连3排哨兵吕洪书听到头门山方向有马达声，迅速向值班排长徐忠报告。徐忠听到敌情报告后，立即命令7班加强巡逻，9班进入阵地，同时，立即向连长顾展宏请示处置。此时，大海正在涨潮，敌海军舰船趁涨潮之机向我阵地疯狂地开火射击，顿时，白沙山岛上火光四起，土石飞迸。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敌人像一群发了疯的野兽，声嘶力竭地叫喊声，从一艘艘舰船上涌下来，纷纷登上岛岸，向我守岛部队开枪射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7班大部伤亡，其中一个江苏籍的战士身上中了30多发子弹。排长徐忠在与敌人抵近射击中，一连打死3个敌人后，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登陆之敌见我防御阵地失去抵抗能力，又集中兵力向纵深攻击。连长顾展宏立即命令2排投入战斗，激战半个小时，渐渐感到力量不支，退到147.5高地，依托有势地形进行顽强抗击。

战斗打响后不久，我62师师长孙云汉得知敌人登陆白沙山，迅速命令就近的该师海防大队长齐德胜和陈超政委派部队火速支持；同时疾速通报给驻海门的华东军区海军炮艇大队长陈雪江和台州军分区机帆船大队长戴玉生，让他们派舰船支援白沙山战斗。

陈雪江和戴玉生接到命令后，分别率领各自的舰、船大队全速向白沙山海面疾驶而去。但由于气象恶劣，能见度极低，双双迷失了方向，急得两位指挥员双眼直冒火星。

战斗一直打到天亮。停泊在白沙岛附近海面上的敌军舰船，将几十门火炮同时对准我125高地，进行反复轰炸。登陆的敌人依恃着炮火的支援，向我坚守的高地发起轮番冲击。这时，我前来支援的陆军先头部队因受到敌炮火的拦阻，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战斗打到29日8时30分，我186团2营从上盘涉水上岛增援。我海军炮舰第二次赶来白沙山海面，与敌舰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敌指挥员吕谓洋、王枢见我炮艇火力猛烈，2艘机帆船被我炮艇当场击沉，深感两面受到夹击，形势不妙，他一面指挥着敌军对我炮艇进行抵抗，一面命令登陆部队撤逃。撤逃中，我海军炮艇以火力进行追击，敌1艘机帆船中弹起火，炮艇又向其连开数炮，终于将其击沉。这次战斗，进犯的国民党军在损失200余人后逃走。

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1952年6月10日，胡宗南又亲率1200余人进犯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守岛解放军1个连，扼守要点，激战18小时，后又在增援部队的配合下，将未及上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全部歼灭。此次战斗，我军伤亡46人，歼灭胡宗南部310人。

1952年10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主动出击，以1个加强步兵营和1个炮兵营的兵力经4个小时的航渡，登上国民党军袭占的南澎岛，6个小时的激战后，全歼岛上敌军118人，击毙其少将指挥官，收复南澎岛。

1952年12月14日，1000多国民党军袭击福建漳浦县的六鳌半岛，其时在六鳌镇的解放军只有1个边防排，他们英勇抗击了十几倍于己的国民党军的袭击，歼灭其100余人，并配合援军进行追击，打得来犯者仓皇逃窜。南日岛窜犯得逞但是，国民党军这种“以大吃小”的突然袭击，也曾有几次得手。他们在1952年先后袭击福建莆田县湄洲岛、南日岛和浙江平阳县乌岩、雾城时，都使解放军的驻守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遭受一定损失，其中尤以窜犯南日岛最为著名。

1952年10月11日，驻金门岛的国民党军第14师和75师各两个团及海匪突击大队，共9000人，分乘舰艇、机帆船，在8架飞机掩护下，第三次窜犯南日岛。

南日岛是福建省东部莆田县的一个较大的岛，东西长约14公里，两端最宽处在7公里左右，中间最窄处只有700米。南日岛东部起伏较大，有大乔山和九重山、笔架山、猪母山，海拔都在130米以上，山势陡峭，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岛西部则是平缓的山丘、土坡，平均海拔40多米，最高处的山边村后山才80多米。南日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有60多个村庄，万余居民。南日岛为莆田县第9区，区政府设在岛西部的南日村。

10月10日，金门国民党军称“为庆祝国庆，举行陆海空军大演习”。

10月11日凌晨，10艘登陆舰和十几条机帆船在夜幕中驶离了金门料罗湾，编队向南航行。大亮时接近南日海面，发现1只渔船，3艘登陆舰集中火力射击，渔船被命中，桅杆顷刻倒下，有人被抛上半空，1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又朝渔船撞击，将其撞为碎片，几个落海渔民也被撞死。

上午9点多钟，国民党军在万湖、土地坪、岩下村和东户、西户一线登陆，人民解放军1个连依托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激战终日，大部壮烈牺牲。11日下午2时后，大陆增援部队2个营先后赶到，强行登岛，前仆后继。某部2营试图在后埕头登陆，遭敌人火力封锁，被迫退回。只有1个排飘至坑口，登陆成功，但与海匪部队遭遇，在众多敌人围攻下，除8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某部陆战营2个连在坑口白沙洋强行登陆，上陆后仅剩1个连的兵力，敌军先以撤退引诱我军深入，后将我军包围于草埔村地区，机枪手李忠志在全排战友阵亡情况下，冲入敌群，拉响了手榴弹。某部5连副连长荆玉珍在战友全部牺牲自己又两处负伤的情况下，只身奋战两个小时，打退国民党军5次冲击，最后壮烈牺牲。

12日晚9时，某部副参谋长石洪贞率1个营的兵力在坑口后埕头登陆，随即遭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围攻，13日凌晨，双方展开肉搏，天亮时，我登陆战士大部牺牲。

在南日岛上我军与国民党军浴血奋战的同时，大陆一边的莆田至石城正抢修运兵的公路，数万人昼夜奋战，三天里抢修通了60公里的公路，但渡海增援的部队一直遭受国民党军炮舰和飞机的火力阻击，众多木船被击沉，上岛增援的兵力少且分散，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

袭击南日岛的国民党军在围攻我守岛和增援部队的同时，大肆抢劫岛上居民，破坏我地方政权组织，岛上的敌特和地霸管制分子也跳出来，为国民党军带路，指认我干部党员，围攻群众积极分子。南日岛(又鸟)飞狗跳，混乱不堪。

战后统计，南日岛区公所干部亡5人，被俘15人；公安队亡3人；损失驳壳枪6支，步枪8支，手枪12支，大米800斤，税款160万元（建国初的人民币，100元相当于1元）；区委会、区政府、妇代会公章，县公安局通行证500张以及民兵党团员统计表全部被劫；人民群众损失(又鸟)633只，鸭11只，猪324头，黄牛3头，衣服660件，粮食2835斤，门板75块，棺材12口，羊10只，还有11名群众被杀害，43人受伤，5人被掳往台湾。

此战，我人民解放军共损失1300多人。

13日夜里，国民党军全部撤退。

反攻年成了失败年国民党军“以大吃小”窜犯活动的几次得逞，使蒋介石集团一度得意忘形。他们在1952年12月召开的有美国第7舰队司令参加的“战略会议”上，宣称1953年将是他们的“反攻年”，将继续进行“具规模”的反攻作战。但是，人民解放军沿海各军区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认真吸取经验教训，严密注视敌情，扎实做好反袭扰准备工作，使蒋介石集团的“反攻年”变成了“失败年”。

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某部一举攻占了羊屿、(又鸟)山和大、小鹿山等4个岛屿，歼灭国民党守军230多人，生俘“浙江人民反共突击军”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权。这4个岛屿位于温州湾的出海口，地位十分重要，在浙江大陆解放后的3年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曾数度争夺这4个小岛。我攻占4岛后，蒋介石十分恼怒，命胡宗南“务必夺回”。

1953年6月19日，胡宗南乘“阳”字号驱逐舰，亲率国民党军官战斗团1600余人，在17艘军舰的掩护下，向我60师野炮排的羊屿守军及公安17师50团3营9连两个排驻守的大小鹿山实施突然袭击。

我守岛部队在来势凶猛的强敌面前，个个怀着血战到底的决心，他们依托堑壕，用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对敌人进行了反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退了登陆敌人的10多次进攻。由于敌火力太强，反扑一次比一次凶猛，守岛分队尽管奋勇拼杀，但伤亡严重，再加上天气酷热，部队无水喝，无饭吃，绝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场的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在这紧要关头，我前来支援的海军温台巡逻艇大队1、2中队8艘舰艇和陆军60师的一个营及时赶到。海军舟山基地战舰大队的“临沂”、“遵义”2艘炮艇也随后而至。

敌人见我舰艇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慌忙转调舰头，以炮火进行拦阻射击。我艇利用夜幕向敌舰逼近攻击，一发发炮弹像雨点似的落在敌人的舰船上。舰船上的敌人眼看着快到嘴的胜利即将化成泡影，岂肯甘心，便以密集的炮火进行垂死的抵抗。

激烈的近战中，我冲在前面的一艘登陆艇的驾驶面中弹，艇首的大门被炸坏，钢缆被打断。操舵手的手臂、耳朵受伤，接着右腿又被炸断。他从舵舱的地板上慢慢爬起来，忍着钻心的剧痛，将胸死死地压在舵轮上，使艇保持航向。

此时，514、515两艇冒着蝗虫般的枪炮弹，全速冲近敌岸，在100米处，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使受阻的登陆部队迅速登上敌滩头阵地。

居高临下的敌人，见我军已经登陆，向登陆部队猛投手榴弹，压得我军抬不起头来，情势非常危急。陈立富立即命令舰艇用炮火顺着山坡往山顶急袭。艇炮打到哪里，登陆部队就冲到哪里，一直用火力伴随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山顶。

遭我艇炮打击的岛上之敌，他们向大陈岛守敌拍去了求援的电报。不一会儿，三艘气势汹汹的敌般，从积谷山以东的海面上驶来。早已埋伏在那里的2中队炮艇，见敌舰进入了埋伏地，主动出击迎敌，激战10多分钟，敌三舰两伤，遂调头朝大陈方向拼命逃去。

在攻打浙东诸岛的战斗中，60师的部队与陈立富的炮艇中队多次协同作战，配合十分默契。该师的指战员每当一接到渡海作战任务，就提出要与海军的“老伙伴”（指陈立富的炮艇中队）搭档，再也不像开始时那样轻视小炮艇了。

为了配合大、小鹿山岛的登陆、抗登陆作战，巩固已开辟的温台航线，“瑞金”、“临沂”、“淮阴”、“遵义”、“兴国”5舰先后在渔山岛海面和三门湾海域进行巡逻和护航。

《海军史》对1953年海军在东海海域进行的50多次作战的战果作了详细的介绍：歼敌1300余名，击沉敌舰船16艘，重创敌舰8艘，艇船2艘，俘获敌舰船26艘。通过这一系列的战斗，国民党军队被迫紧缩外围的兵力，退守主要岛屿。

胡宗南这个老牌上将遭我军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他的反攻大陆的美梦像肥皂沫一样破灭了，自感羞愧，提出辞呈，蒋介石气得破口大骂：“娘西匹，无能之辈！”于是，抓起一支毛笔，在胡宗南的辞呈上写下了“同意”两个大字。

蒋介石撂下毛笔，转念一想，胡宗南虽然在指挥浙东诸岛反共中吃了败仗，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反共的功臣。于是，他派长子蒋经国到大陈，把灰溜溜的胡宗南迎回台湾，算是给了他一点面子。

终难补赎“前愆”

此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西北王”，在外界眼中是颇有点神秘的。

他很少接见记者，不对记者发表谈话，更拒绝记者摄影。于是，他的照片、意见或主张，很少在报纸上刊载。此外，他还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少与人家相周旋。。人们和他之间似乎隔了一层幔幛，幔幛彼方人物形象模糊，像庐山在云雾中，自然越发觉得神秘起来。对于这一点，台湾那位与胡宗南相交颇深的记者卜氏曾认为，从胡行动谈吐，以及他左右的泄露，知道他之多少有点有意如此，大概不出下面3个原因：一、他自视很高，既不满意于当时满朝文武欺民盗世，炫惑弄权，独行特立的性格便格外强烈地自然表现出来；二、他是军人，军人以服从领袖命令为天职，除在职务上隶属关系中述说必要的主张意见外，没有对众扬言喋喋不休的必要；三、他有他专心致志的工作，无谓的不说，开会，应酬，只是耗损精力，浪费时间；他了解人类心理，他企图用工作表现“不见其人”来扩大并加深人们对于他的印象。

卜发表这些看法后没几天的一个下午，他又应约单独采访胡宗南。

侍者把卜直接带进餐室，餐桌上早又摆好香烟水果，还有两只高脚玻璃杯。

胡从楼上走下来，他是在睡午觉中被叫醒的。

卜和他面对面。胡始终保持着那份矜持，即使说笑中。卜日后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是相当微妙的，它的深浅是被决定于无数的因素，小到一种气氛也会影响到距离，素昧生平的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退职将领的两次晤谈，不可能有更深度的彼此认识。何况再加上彼此若干程度的保留。

胡宗南始终采取让卜多获得一些的态势，但也处处设防；而卜因职业养成的惯性，自然也不放松发掘探取的机会。结果，彼此都说得很多，局面既不像他在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也不像作时事分析演讲，从未一面倒。

据卜报道，反攻大陆这一机会到来，胡是绝不放过的，他必须尽他的军人职守，另一方面也有一股消雪前耻补赎前愆的强烈情绪。他告诉卜，他的个人计划，研究对大陆作战成为他目前主要课程。

然而，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局势对台湾不利，台湾内部各方面也极不安定。胡宗南的“军事反攻”只有梦里常温了。

1962年2月13日下午，一生倔强，并顽固地坚持“反攻大陆”的胡宗南，似乎预感到什么，他对去探望他的罗烈唏嘘地说：“冷梅兄，哼。。国家需要我们，反攻大陆需要我们，但！。。如今我竟病倒在床上。。唉。。！”连声的叹息，接着两行热泪夺眶而出。20多年来，这是罗烈第一次看到胡落泪，但谁想到这也是最后一次了呢！

14日上午，64岁的胡宗南在台北近郊荣民医院因心脏病去世。据跟随胡宗南二十多年的参谋长罗烈说，胡一生自律甚严，生活刻苦，再加患有多年的血液脂肪过多症和糖尿症，因遵医嘱，禁食富于脂肪和蛋白质的食物，平素仅以蔬菜佐餐，致营养不良，体质日衰。胡宗南是2月7日（即农历初三）在家中洗澡后，突感不适，经内科名医诊断认为病情复杂，在家人及亲友的劝促后，乃即送荣民医院治疗。罗烈说：自胡住院后，蒋介石也曾于12日亲莅医院询问胡的病况。

第六节“异域”孤军的李弥蒋介石赐怪宴1949年，挥师西南的解放军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至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这时，云南各地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城市里，工人、学生、街道居民都纷纷走上街头，散传单，写标语，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民主，要求解放；在广阔的农村里，革命活动也很活跃，到处流传着“桃花开，李花开，桃李百花开，迎接解放大军进山寨”的歌声。人民的呼声震动了三迤城乡。在这种形势下，早已同共产党取得联系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一方面倾听人民呼声，停止征兵征粮，禁止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活动，拒绝国民党国防部和西南长官公署等单位移驻昆明；一方面为慎重起见，又派周体仁去广州谒见叶剑英总参谋长，请求指示。

周体仁原是北平警备司令，1949年1月31日随傅作义将军起义后，9月底却悄然到昆明，住进他的好友、卢汉内弟龙泽汇家。开始，他守口如瓶，推说想家乡才回云南来的，后来他摸清卢汉也准备起义后，才对龙泽江说：“朱德和叶剑英以前都在云南上过讲武堂，他们对云南十分关心，特地叫我来对你们传达此意，并介绍北平起义的经过。”随后，龙泽汇把他引见给卢汉，多次商谈起义的事。之后，周体仁又奉卢汉之命去谒见叶剑英，叶剑英很高兴地接见了他，并告诉他陈庚司令员和宋任穷政委所率领的第四兵团，已进军到南宁，要他赶快随军前往，并立即派人送他到南宁，随陈、宋大军入滇。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加紧阴谋活动，仍想在成都、西康、云南作最后的挣扎。他一面命其嫡系部队胡宗南残部开进滇西，一面电召余程万到成都面授机宜，并任命余程万为兵团司令，以扩充26军的势力，还开始以昆明机场作转运站，运送主要人员和重要物资到海南岛。特务们更与26军和第8军连成一气，进行妨碍起义的种种活动。

其时卢汉在昆明，拥有两个军，一个是第93军，军长龙泽汇，是卢汉的小舅子（卢汉老婆是龙泽清），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前是第93军第22师师长，参加过东北四平街战事，在义县升为副军长。国民党军败走东北前，龙泽汇还在南京，故未随卢浚泉，盛家兴被俘。回云南又任保安第3旅旅长，拱卫昆明附近。另一个军，则是余建勋的第74军。余也是云南人，原是云南保安第2旅旅长，一向在滇西保山、大理、永平一带。这两个军，前者是保安部的底子，后者也是由第184师渗杂地方团队组成。

12月6日晚11时，卢汉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出席的有杨文清、马锳、饵晓清和龙泽汇一共5人，商询起义的准备情况。卢汉说：“时机是紧急了，如等解放大军到威宁、盘县一带，我们才起义，那就太迟而没有价值了！”与会者听后，知道起义的时机已经来临，心情非常激动。但这时卢汉的主力部队之一余建勋的74军还远在大理、保山一带，而龙泽汇93军所部的陇生文师又在剑川、鹤庆，在昆明的部队只有张中汉和张秉昌两个师，力量是很薄弱的。最后商定，要用一切手段立刻把余建勋军和陇生文师赶运昆明。会议开到7日凌晨6点方散。

岂料这一天，张群奉蒋介石之命飞到昆明，与卢汉商谈，要把国民党的“国防部”等重要军事机关搬来昆明，像抗战时期一样，便于接受美国的军事物资，使云南成为反共的基地。卢汉以云南在抗日时人民负担过重，元气未复，民心浮动，实难应允作答。张群未达目的，即和在成都的蒋介石通电话，并说8日回成都复命。蒋在电话中，要张群告诉卢汉，叫龙泽汇和张群8日同去成都面报云南情况。卢汉动了一下脑子，即向张群说：“李弥、余程万、龙泽汇他们3个军长都在昆，一起去报告情况更好。”张群很赞同。于是，李、余、龙3人遂同张群于3日同飞成都。

李弥，字炳仁，云南莲山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抗日期间任第八军副军长，后升为军长，日本投降时率全军进驻山东，后任13兵团司令。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第13兵团全军覆没，只身逃离战场的李弥从济南经潍县、青岛、上海来到南京，蒋介石又东拼西凑，重新组建了一个第6编练司令部。除李弥仍任司令官外，并以曹天戈、傅克精、邱开基为副司令官。

第8军军长仍由李自兼，副军长仍以柳无麟担任。柳是黄埔四期毕业，浙江慈溪人，曾任过侍从室副主任，故实际是第8军军长。未久，李弥即率部赴江西鹰潭，继至湖南衡阳整训。此时南京己发发可危，国民党当局对西南后方已特别重视。当时云南省主席是卢汉。该省虽驻有余程万的第26军及滇东刘伯龙的第89军，但力量不雄厚，故蒋介石命令李弥人滇，以监视卢汉的行动。于是李部便一面开拔，一面招兵补充。

余程万，广东台山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任过李延年的参谋长，在王耀武的第74军当过师长。抗战时期守常德，调升为第26军军长。8日下午，他们乘车驶出成都飞机场。公路上拥挤着胡宗南的残兵败将，汽车无法通行。一路上停停走走，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蒋介石的住处——“中央军校”。张群叫三人洗脸喝茶，由他上楼去禀报。不久，蒋介石走下楼来，李、余、龙三人行礼如仪，蒋介石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他照例寒暄几句，问卢汉的病好了没有？其实卢汉没有病，但被问者仍回答说好多了，感谢他对卢汉的关心。可是，蒋介石突然话锋一转，问道：“如果共军窜到云南，卢主席和你们怎么办？”

龙泽汇鼓起勇气回答：“遵照校长指示，把云南变成坚实的反共基地，积极防御，尽力抵抗。”“要是抵抗不住呢？”

“向滇西撤退到大理一带抵抗。”

“谁叫你们跑滇西的？”蒋介石显得很不高兴，气愤地说：“我的学生必须听话，效忠党国，现在云南就靠你们！你们和卢主席要这样打算，我就不管你们了。”

“卢主席和我们有困难呀！”

“有什么困难？”

于是，龙泽汇就罗列了一些去时和卢汉商量好的困难，比如：武器不够，军饷没有，汽油也没有。。此时的蒋介石显得几分慷慨，全部给予圆满的解决。他说，武器在仓库里有的是，现有美国借给的银洋，存在菲律宾，马上空运给你们，至于汽油就更好办了，立刻可以从海防沿滇越铁路运到昆明。他还一再问龙还有没有困难，当得到“没有了”的回答之后，又叮嘱龙“晚上去找顾总长办个手续”。蒋介石这才转向余程万和李弥，心不在焉地问了一两句之后，就大谈其“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有力支援”、“胡宗南部队已向云南滇西挺进”等等，勉励大家要发扬黄埔精神，保持军人气节。

蒋介石谈完后就邀请大家吃饭。在邻近的餐室里，他在一条长餐桌上席就座，却要人把龙泽汇安置在他的左边首座，其次才是余程万和李弥等。右边居首作陪的是张群，其次是胡宗南和俞济时、盛文等。蒋那天请客的方式不仅特殊，而且奇怪，侍从给每人只端来一份，量不多，采取中餐西式的吃法。大家都不说话，各吃各的，吃得很客气。这次御前赐宴很快就结束，蒋介石和张群便上楼去了。

晚上9时许，蒋介石的侍从武官领龙泽汇去见“总参谋长”顾祝同，顾正在他的宫邸里烤火，彼此略事寒暄，谈话便转入正题。顾祝同问：“总统刚才电谕，你们云南所需物资，我当优先满足。不知你需要多少？”其实龙提的那些困难，只不过是敷衍之词，到底所需何物，他们正准备起义，根本没谱儿，便推诿说：“报告总长，我没有带参谋副官来，具体数字一时计算不出，等明天我回到昆明，再造表册派人来领。”

顾祝同答应了几个“行”字，龙又讲了几句应酬话，随后问了问他的兄弟、龙在军校时的同学顾蓉君的近况，便告辞回到了住处。

这一夜，龙泽汇始终未能成眠，一方面是因为冷，一方面是心里装着事。平地一声雷由于气候关系，张群的专机到9日下午才起飞。同机飞昆的除了张群、余程万、李弥和龙泽汇之外，还有新近任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副长官孙渡。冬天日短，到昆明已近黄昏，在幕色苍茫中，久候的小车载他们疾驶入城。把张群安排在卢汉的公馆里住下之后，龙泽汇才去见卢汉。刚上楼，卢汉劈头就问：“岳公（张群字岳军）来了没有？”“来了。”“他来了就好！你先看看这个。”卢汉把一张通知递给龙泽汇，龙接过一看，只见通知上面写着：本日张长官莅昆，订今日（九日）下午九时在青莲街卢公馆开会。各军，各单位关于应请示和需要请领的一切事项，须选行分别列单，到会时自行呈出，特此通知。

（名单从略）

主任卢汉九日下午五时龙泽汇看罢通知，感到莫名其妙。卢汉解释说：“我把你和马锳，谢崇文，也列入通知的名单里了，届时你们三人不必来。今晚10时就要行动。”“起义吗？”龙惊问。

“对！”卢汉肯定地说。

“我们的部队呢？”

“陇生文师已到安宁集结，余建勋军正在全速东进之中。”卢汉接着扼要地向龙说明了情况。原来，12月9日这天，当卢汉接到成都来电，得知张群将四度来昆之后，根据当前形势，认为这是千载一时之机，毅然决然地作出起义的果断抉择。为迷惑蒋介石在昆军政人员和特务的耳目，卢汉故作镇静，施放烟幕，特于当天下午在私宅大摆筵席，宴请美国驻滇“总领事”陆德瑾和“副领事”，英国“总领事”海明威，法国“总领事”戴国栋等人。当时汽车盈门，宾主尽欢，一般局外人决不会预料到会有什么突然的事变发生。卢汉刚演完这出戏，现在第二出戏专等张群到来，就要开场。卢汉想趁张群大驾光临之际，假借张群之名，把蒋介石在昆的军政首脑一网打尽。卢汉命令龙泽汇马上上五华山。在警备司令部里，副军长佴晓清向龙汇报了93军的准备情况。陇生文师已奉命在右起滇池，左至杨方凹一线布防，张秉昌师沿金殿至长虫山一线构筑工事，张中汉师负责城区戒严，作城防预备队。龙泽汇又进行了仔细检查，并召集有关人员作周密的研究。

晚9点整，余程万、李弥、沈醉和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宪兵司令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学沈延世、师长石补天等人，都按时到会了。

但卢汉却异乎寻常地到9点半钟还不见到会，按常情，卢汉总是在会前就在会客室里等候客人的。与会者等得不耐烦了，都不断地看看手表，又看看门，可始终未见召集人的影子。石补天站起来正想到外面看看动静，警卫营长龙云青却大踏步地走了进来。与会者误以为是卢汉来主持会议了，都不约而同地起身恭立。殊不知响起了炸雷般的一声吼叫：“举起手来，不准动！”在十几只手枪的威胁下，这些将军和大特务都无法施展其技，有的则吓得目瞪口呆，手足失措，举起手来，服从缴械。只有李弥不甘屈服，用威胁的口吻质问：“这是搞什么名堂？”龙云青反问他：“你还不知道吗？”就这样，这些人被分批押上汽车，解到五华山光复楼扣押。他们的副官、卫士和司机，早已当了俘虏。

与此同时，住在卢汉新公馆里的张群，正在往成都打长途电话，但电话早被撤了线，摇不通。他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吓慌了，当即要求副官带他去见卢汉，可是副官不在，忽然有两个警卫闯进门来，对他进行搜查缴械，并告诉他卢汉已上五华山，云南已经起义了。这个消息使张群目瞪口呆，丧魂失魄，顿时软瘫在沙发上，半天站不起来。张群就这样被软禁在住所里。晚10点整，通讯兵已把各机关部队的电话都接通到总机上，卢汉站在光复楼的主席办公室里，向各机关部队庄严地发出命令：“现在我宣布，云南起义了！各单位按照原订计划开始行动！”

云南，就这样静静地和平解放了！

一面五星红旗从了望台上冉冉升起。龙泽汇在警备司令部里，一直等到把卢汉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全军全国以及向云南全省军民发表的通电拍发完毕，随后又检查了一下全市的戒严情况，一看表，时针已指零点。这时，龙才猛然悟到自己还没吃饭，感到十分饥饿和疲惫，便向佴晓清交代了一声，驱车回家吃饭。饭后由于疲倦，就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宣布起义的第二天，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从北京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贺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贺电还鼓励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建设新云南。电中又指示，有事可直向在重庆的刘、邓请示。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

很快，起义的喜讯像春风一样传开了，全省各地群情振奋，奔走相告。

原来处在紧张状态的昆明市，顿时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景象：商店开门，家家户户挂出了五星红旗，张灯结彩，各界人士笑颜逐开；大街小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青年学生在街上扭秧歌，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庆起义的成功，欢庆云南解放！

释放张群10日凌晨3点左右，龙泽汇妻子李贤贞把龙叫醒：“快，卢主席叫你。”龙霍地一跃而起，马上开车上五华山，快步走上光复楼。刚进门就听见啪的一声，卢汉把茶杯一掷，对马锳厉声喝斥：“叫你扣飞机，你不扣，叫你通知龙泽汇、佴晓清、谢崇文来五华山坚守岗位，怎么一个都不在？你为什么不通知？你有意扯我的后腿，破坏起义。警卫营长，把他带下去！”马锳是原国民党“绥靖公署副主任”，卢汉对他很器重，曾长期任卢汉的参谋长。在这突发的情况下，他脸都吓白了。大家都清楚，卢汉在盛怒之下说“带下去”，就是意味着枪毙。在这关键时刻，怎么能这样做呢？龙立即叫来警卫营长徐正芳，叫他在楼外等一等，飞步上楼，向卢汉求情说：“我从成都来，一直没吃饭，是我回家吃饭后疲劳睡着了。”杨文清等又从旁劝解，卢汉这才消了气，改口说：“把他扣起来！”3天之后，卢汉又下手令，“马锳解除处分，照常办公。”

卢汉当即命令龙泽汇和佴晓清：“你们确实负起责来干，有什么差错唯你们是问。”接着大家分头去忙工作。

宪兵是蒋介石部队中比较顽固的，不好对付。宪兵13团就驻在圆通街，是当时起义的心腹之患。好在该团团长王栩是云南弥勒人，和龙泽汇在中学和军校都是同学，一向靠拢卢汉，龙想争取他参加起义。经卢汉同意，龙泽汇马上打电话叫王栩到警备司令部来，卢汉对他晓以大义，不等说完，他就连声表示：“愿随卢主席起义，绝对服从主席的命令。”于是，龙泽汇叫王栩把宪兵团集合起来，收缴武器，全团带到北教场西营房改编整训。

驻在如安街的蒋军第6编练司令部，因李弥被扣，由参谋长卓立负责，卓立早有起义之心，龙泽汇便打电话叫他维持好所部官兵，如有困难，则派部队去强迫缴械。卓立回电话说：“不必派，不必派，只要几辆卡车，少数徒手官兵来办就行了！”他说服了全部官兵参加起义，自动解除武装，使军队毫无损失。

龙泽汇同时派部队会同警察局分别逮捕特务和其他反gemin分子，监督驻滇的各伪中央机关部队的行动，特别是抓住了军统特务徐远举、周养浩、陈世贤等，人心大快。

可是，驻在马村天祥中学的宪兵教导团，十分顽固，龙泽汇派朱德裕团去包围，双方发生激烈的枪战，还发射了迫击炮弹。后来龙了解到王栩和该团团长常德的关系比较好，便叫他写信去劝降。不久，该团便打出白旗，表示愿意起义。驻在五里多粮食仓库的26军工兵营，拒不起义，被起义部队王国祥团包围，战斗十分激烈。龙泽汇和佴晓清、昆明市长曾恕怀一道乘车视察城郊布防情况，选择碉堡阵地，都无法通行，只好从侧边绕过去。该营抵抗了4个多小时，见大势已去，经喊话后才向起义部队投降了。

还在当天拂晓，龙泽汇就已派副师长邹谷君去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并给站长蒋绍禹通了电话，望他随卢汉起义，蒋绍禹与龙是黄埔8期同学，满口应承。在视察防地路过机场时，龙泽汇又敦促他行动。他立即集合全体飞行员宣布起义，并提出请求上飞机去取行李，龙泽汇同意了。当龙继续向前检查防地时，忽听飞机隆隆，有一架飞机起飞了。龙急回机场一看，方知是飞机油箱里的汽油没有空干，被蒋绍禹钻了空子，他带着十几个飞行员上飞机之前，抢去了两个守飞机的哨兵的枪，趁势发动起飞，飞机未经跑道，沿着机场边上起飞而去。龙泽汇十分恼恨，便报告卢汉，成立了飞机场司令部，以张有谷为司令，负责管理空军人员。

11日，当龙泽汇在机场检查工作的时候，杨文清、杨适生等送张群到机场来，说是卢汉特许他搭英国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飞香港。原来，在张群被扣之后，一再向卢汉写信，说他没有军权，留他无用，望念昔日旧交，放他离昆，则感恩不尽，他保证今后到国外去当寓公，决不再搞政治活动了。龙泽汇登上飞机，察看舱情，张群见龙，以为不放他走，惊惶万状。龙说：“张长官要走，我们不强留。云南起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望去后多为国家着想，善自保重。”他这才释然而称谢。

龙走下舷梯，翘首凝望，直至飞机在白云里消失，他心想：卢汉和张群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卢汉得以在云南执政，而且突破重重难关，维持了4年之久，都和张群从中竭力维持分不开。张群认为卢汉是拥护他的，是主持滇政比较理想的人物，故主张维持云南现状，不进行改组，并促使卢汉赴重庆与蒋介石妥协，卢汉对张群也是一向知恩感德，极为尊重，每有人去重庆必送礼物，书电往返不绝。张群亦自知有恩于卢汉，所以不避艰险，四度飞昆，为蒋介石说项，要把云南变为反共基地，不料竟被卢汉所扣。然卢汉仍不忘旧恩，甘当军令，放走张群。

昆明保卫战为了建立新的革命秩序，统一军政指挥，卢汉遵照中共中央宣布的约法八章和第二野战军规定的四项办法，成立了临时军政委员会，组成人员是，主席：卢汉；委员：杨文清、李弥、余程万、安恩溥、吴少默、宋一痕、谢崇文、曾恕怀。

云南起义，粉碎了蒋介石要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阴谋。他不甘心失败，猖狂进行反扑。他提升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蒋军第8军和26军进攻昆明；任命曹天戈为第8军军长以继李弥，彭佐熙为26军军长以继余程万；为了激励士气，汤尧的指挥部设在曲靖，他以第8军为右翼，26军为左翼，残缺不全的宪兵5个团为预备队，向昆明进犯。蒋介石又派飞机轰炸昆明，以配合陆军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东边中弹一枚，门窗均炸毁；龙泽汇的副官吴昌汉把龙推进防空洞，他伏在洞口被弹片炸伤左胸；有一枚炸弹贯穿屋顶掉在民政厅的一把藤椅上，没有爆炸；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卢公馆附近，水花飞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人。卢汉立即命令市长曾恕怀带人去抢救慰问，并决定将指挥机关搬到圆通山办公，誓死保卫昆明！

这个决心鼓舞着全市军民。虽然敌军两倍于起义部队，但起义部队有全市人民的支援，工人和青年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都自动组织义勇自卫队，要求发枪。参军极为踊跃，市民亦自发起来，参加修筑防御工事，组织救护、运输、肃奸队，军民一心，同仇敌忾。卢汉日夜坐镇在指挥司令部里，随时在电话中向军师长询问部队情况，时常找军需官了解粮弹的储备与供应，召集参谋人员谢崇文、佴晓清、杨济宽、杨剑秋等研究作战方案，对敌我态势进行详尽分析。又特向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求援告急，积极与边纵朱家壁进行联系，要求边纵攻击26军的侧后。当卢汉收到刘、邓大军的陈、宋兵团已奉命向云南全速挺进的消息时，起义部队极为振奋，对保卫昆明更加充满信心。

12月16日下午，敌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与起义军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起义军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

第8军之一部则迂回至金殿黑龙潭一带，侧击起义军的守备部队。卢汉在积极组织反击的同时，又派扣留下的几架运输机去轰炸蒙自、沾益飞机场，破坏敌空中补给基地，并向敌军散发传单，侦察敌情。入夜，敌军小部队四处进行扰乱，似有要在次日发动总攻的模样。卢汉星夜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鉴于93军防广兵单，配备薄弱，阵地拉得太宽，在敌军大兵力的攻击下，势难持久，就召集谢崇文、佴晓清、杨断宽等参谋人员和龙泽汇研究后，断然决定缩短防线，以城防工事为主阵地，在北教场、巫家坝一线的前方作为迟滞敌人行动的前进阵地。这样既可节约兵力，以逸待劳，发挥城防工事的作用，又可以控制有力的机动部队，作为支援重点方面的作战和出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不致造成挨打而无法还手的被动地位。

另一方面，卢汉遵照刘邓首长的电示，加紧做李弥和余程万的工作，以瓦解和促使第8军和26军官兵起义。卢汉早在11日即发表二人为军政委员，12日又把余程万搬到他家新公馆里住，派李耀廷、张天如去作陪说服；让李弥转移到龙泽汇家里住，由赵诚伯、李鸿谟作陪说服。二人都很愉快地接受了指示，当即发表起义广播，并多次写信去敦促26军改变番号，参加起义。李弥还主动提出放他老婆先去向第8军做说服工作。卢汉虽然疑信参半，但仍同意了他的请求。可是当晚，据他老婆返昆说，第8军官兵表示只要李弥能出去，一切均可照办。为减轻昆明的军事压力，保全地方元气，卢汉便决定放李弥出去，希望第8军实现起义的行动。岂料李弥一出去后，却主张不打昆明，把部队拉到他的家乡滇缅边境，以便取得美英支援，谁知曹天戈疑心他被卢汉收买，挟持他继续与人民为敌。

果然，18日拂晓，26军发起猛烈的进攻。上午8点左右，敌人炮弹打到巫家坝机场内。龙泽汇带卫队驰至机场。恰适保6团退下来，龙大声疾呼：“不准退，不准退！”并当面下令该团团长李达人稳住战局。李慌忙地说：“我、我在诱敌深入。”“胡说，你这样搞，会影响全线的！”龙怒火中烧，不顾一切地命令部队向前守住阵地，顶住打，冲上去！这时敌人的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起义部队不为所动，继续反击，全团士气大振，奋勇杀敌。正在这紧张时刻，余建勋的先头部队保5团赶到，于是两团官兵握成一个拳头，向敌人狠狠打去，一举将敌击退。与此同时，李焕文的保10团在杨方凹一带受敌猛攻，龙泽汇只好命令作机动的赵振华率保15团顶上去，终于打退了敌军。龙泽汇将战况向卢汉报告，卢汉高兴地给保5团团长马荣凯和赵振华记功，并把李达人撤职查办。

到19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炮兵火力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

第8军的山炮部队放列在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东北城隅，大东门、圆通街及圆通山上均落有零星炮弹。起义部队93军依据坚固的城防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网，予敌猛烈的集中射击。任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在夜幕降临之后，敌军组织敢死队，并欺骗士兵说，城内银行里的黄金白银很多，打进昆明，可以自由行动3天。敌又发动了空前猛的进攻，妄想利用暗夜，集中优势兵力和火力，推毁城防工事，打开突破口，突入城内，抢掠财物，扩大战果。但由于城内守备部队的顽强抵抗，集中自动火器，予以歼灭性的打击，粉碎了一批敢死队员的疯狂猛扑。南线的柳坝、南窑一带，炮火连天。东线的第8军一部则迂回到铁峰庵、涌泉寺一带，被起义部队张秉昌师英勇阻击，形成拉锯。卢汉命令龙泽汇和佴晓清、许义浚等分别到各阵地督战，给部队很大鼓舞。当夜，纺纱厂附近枪声激烈，龙泽汇即率领卫队经东寺街去察看，见居民纷纷走上街头，迎到他们面前，毫无惧色。人们盯着龙泽汇说：“龙军长，不要怕，假使敌人窜进来，我们拿扁担也要把这些狗日的打出去！”人民的支援鼓舞着起义部队，人人争先，奋勇杀敌。午夜以后，敌军攻势顿挫，再衰三竭，直至停止猛攻，只得派小股兵力不断扰乱。卢汉立即命令部队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补，以迎接来日的决战。

还在头一天上午，巫家坝前沿送了一个自称投诚的班长到指挥司令部来，口口声声要见卢汉。龙泽汇叫人仔细搜查他的身上，除了一封信外什么也没有。这是26军前线一个名叫罗伯刚的团长写来的信，信中表示该军为了营救余程万，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一人一弹，也要血染滇池，在所不惜。卢汉当即叫人把送信人带去见余程万。这个班长见余程万后放声大哭，余程万也为之动容落泪。卢汉考虑到既然26军是以营救余程万为名而战，如果放余出去该军将无所借口，可以起到从心理上瓦解敌军的作用，从而避免兵祸，可保地方元气。即使万一不起作用，大不了如李弥一样，对起义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何况余程万信誓旦旦，坚决起义，为人也没有李弥那么奸诈呢！因此，卢汉遂决定放出余程万，并由杨文清陪同，亲自和他谈了一次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概述了当前的形势和解放大军已逼近云南的情况，并且着重指出：“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均己被打垮，现在这一两个军又算得了什么？蒋的亲信都已逃到台湾，留你们在这里当替死鬼，对国家对个人有什么好处？就利害关系而言，我过去追随蒋介石，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也毫无顾忌地宣布起义，你们又有什么可顾忌的呢！”余程万感激涕零，以手指天为誓，表示出去后一定要率全军起义，决不辜负卢主席和云南地方父老的这种厚爱。随后卢又嘱咐：“你要把26军移驻宜良、开远一带。改变番号，通电起义，接受新职，待部署妥当后，望即返昆行使军政委员的职务。”12月20日上午，即由佴晓清派一参谋和吉普车一辆，送余程万出巫家坝。岂料这时炮火猛烈，26军的山炮部队正向起义军核心阵地前沿射击。步兵正向五里多、吴井桥方向冲杀，企图突入塘子巷火车站。而第8军则重点攻击昙华寺、大树营地区，步兵在隆隆的炮火掩护下，突击崔公堤附近阵地，有的狡猾地利用连埂的村庄和工厂，企图突入市区，其炮火则不断向东城一带盲目射击，炸毁民房多处。中午，忽报铁峰庵失守，敌军已登荷叶山、王帽山构筑工事。起义部队随即将预备队增援大小连山，战局十分危急，卢汉连续急电催余建勋军主力火速来援。

直到下午4点，在26军炮击的空隙里，余程万才爬上巫家坝附近的一个土堆上，手摇白旗，高声呼叫：“我是余军长，你们不要打了！”叫了几声，对方步兵看清了余程万，遵命停止射击，把余程万迎了过去。果然，南线炮火遂趋沉寂。傍晚，26军的攻势已停。东北面的枪炮声却有增无减。

夜里，卢汉接到刘、邓两将军重庆来电，谓已饬令杨、苏兵团派出快速部队，用汽车运输，星夜驰援昆明，希与取得联系，密切配合，共歼敌军。杨勇司令员和苏振华政委，也从贵阳来电告知，快速部队业已派出，正兼程驰援昆明，约于23日即可到达曲靖。解放大军驰援昆明，指日可到的喜讯，瞬即传遍全军，一时士气大振，欢声雷动，连日的顾虑和忧虑为之一扫，战斗精神焕发，遂用猛烈的火力歼灭东北方向敢于来犯之敌。

21日清晨，出现了奇怪情况，不仅南线寂静无声就连东北两面的枪炮也不响了！难道敌人已经知道解放大军不日将到昆明解围的确切消息了么？果然，敌人得知人民解放军将到的消息后，惊恐万状。26军的攻城部队是在20日黄昏奉命向南撤退，至宜良后余程万遂为新任军长彭佐熙所挟持。

第8军是在当天黎明前知道26军已经撤退，陷于孤立境地，感到侧翼暴露，生怕被我围歼，也就纷纷撤退了。昆明城围遂告解除。

残军败走建水当第8军未撤大板桥之前，170师师长孙进贤曾接到一次李弥自沾益发出之急电，即命令第170师立刻北进嵩明、东种，占领巧家。任务是掩护第8军主力向滇北撤退，计划分两路向川、滇、康边境转进，与胡宗南靠拢，但孙进贤本人及其他军官均表示反对，遂未行动，部队都集中于大板桥。李弥此时亦自沾益回到大板桥，遂立刻开会，在提到全军转进西康计划时，第6编练副司令曹天戈及各位师长则一致反对。大家都认为当时胡宗南在西康，已处于困境，正在走头无路，自身难保。况且西康荒凉，人烟稀少，资源补给与冬季士兵之被服，都是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大军跋涉，眷属随行，恐怕不到西康，就有瓦解之虞，不如趁卢汉，余程万两部尚未会合之际，从速穿过呈贡，直奔建水为上。同时滇南物资丰富，又接近国境，更便于进退。李弥听后，遂放弃己见，依从众议。于是即作如下之部署：（一）令教导师为右纵队，占领呈贡，负责对卢汉之警戒，以掩护主力右侧的安全，俟军主力通过后，该纵队即直开石屏集结。

（二）军主力为中央纵队，按第42师、军部、陆军总部、第237师、第170师顺序，经呈贡、晋宁，江川、通海，至建水集结。

（三）令第331师为左纵队，并指挥陆军总部的直辖团队，经陆良、路南、弥勒至开远集结。

（四）限各纵队于即晚（22日）夜暗开始行动。

在22日傍晚，第8军即开始行动，沿途除了在呈贡、江川与卢汉的部队轻微接触外，可以说相当顺利。在此期间，蒋第6编练部即奉命改为第8兵团，司令官则由“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兼任。汤系安徽合肥人，为合肥耆宿汤立夫的哲嗣，身材魁伟，个头比李弥、曹天戈都高，时年已60余岁。汤与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都有深厚的交情。在未来云南之前，是“陆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李宗仁虽委关麟微为“陆军总司令”，但实际职权仍操之于顾祝同，汤则成了“陆军总部”负责人。大势渐去，汤率总部人员和眷属，由南京逃到曲江，又由广州而至柳州，最后才拖到云南曲靖。汤与卢汉的“绥靖副主任”马锳，参谋长谢崇文都是陆军大学同学，张群自成都最后飞到昆明当日，汤就由马锳及卢汉的云南保安副司令柏天民口中知道卢的起义消息，所以，先一日便逃回曲靖。此际汤尧在云南已是国民党“中央”留在大陆的最高官员，李弥和余程万分别提升为云南省主席及“绥靖主任”，便是由汤推荐的。

汤尧兼任蒋第8兵团司令官后，第6编练司令部之原有干部曹天戈仍任副司令官，孙进贤由第170师师长直升第9军军长。

第3师师长田仲达升为

第9军副军长。石建中则由第42师师长升为第8军副军长，以顶替在昆明未逃出的副军长柳元麟。

部队集中建水之后，李弥一看自己的部队尚未损失，故亦由消极顽抗趋向积极顽抗。除了陪汤尧向部队讲话外，并计划在建水成立云南临时“省政府”；还想委第8军的军法处长唐昌熊为建水“县长”。

第8军、26军及第9军余部，此时都集中于建水、蒙自一带。附近的地区如开远、固旧、石屏、龙武、宝秀、碧色寨以及中和营、鸣鹫都在控制之下。对于全军今后之动向，李弥则主张依靠此间之丰富资源，险要地势做为基地，必要时可与解放军决战，万一不支，再入越南。李弥当时派第237师李彬甫开赴元阳、小羊街诸地，与红河两岸的摆夷地方武力联系，其中戛丽街的李润之、前93师的吕国铨亦都被李弥拉拢。但汤尧、曹天戈，则认为撤澜沧江、怒江一带，作为根据地，支撑到5月雨季到来，解放军即使追至，其亦难以行动，等到秋后，再以国际局势之变化决定行止，才是上策。万不得已，退入缅甸、老挝亦可暂保实力，最后去当白华，亦好老死在此间。至于余万里，此时已是上不为国民党当局信任，下不为部下支持的孤寡人，只有依附汤、曹、李拖住部队再说，何去何从，意见都不一致。

蒋介石接见李弥1950年元旦过后，蒋介石派“国防部”

第三厅副厅长周芳繁，和空军第三军区副司令易国飞到蒙自，接汤尧、李弥、余程万到台湾。据说在台湾见到了蒋介石，除汤尧受到嘉许外，李、余两人都受到责备。尤其余程万更是备受指责。

1月14日，顾祝同才与汤尧、李弥由台湾飞到蒙自，余程万则未同来。

顾祝同指示部队务须确保蒙自机场之安全，与台湾加强联络，并决定以蒙自为基地，宣布将第26军空运台湾，防务全交第8军。1月15日上午，顾祝同召集师长以上干部训话，还特别召见新任第9军军长孙进贤。

顾祝同这次到蒙自，带了700箱“袁大头”，分发李、余两军做军费。

按一箱装两布袋，每袋1000元计之，也是一笔大数字，可见当时蒋介石对这部分残军之重视。

孙进贤在清点银元现场曾对部下发牢骚：“顾祝同刚才约见时，就嘱咐我万不得已时，可以投共产党，暂时换旗，保持实力，待机再起。这真是大混蛋，共产党是干什么的，会吃你这一套。”同时还提起其本人的一段往事：“以前我在徐蚌会战时，冒死突围逃到南京，当时没办法，穿了一套士兵棉服去见顾祝同，我说我是淮海战役逃出来的师长，门口卫兵初时就不准见。以后在南京砲亭巷第13兵团办事处借钱，买了套将军服，再去晋见顾祝同，他妈的更气人，我认真地报告徐蚌前线情形，顾老总连听都不听，拿着这么大的部队被打垮，竟无关痛痒，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些话出自孙进贤痛心战局败坏时，相信不会是假话。可见这位身居高位的顾将军，真是昏庸及至荒谬了。

顾祝同于1月15日下午，即与李弥又飞西昌胡宗南驻地，并约定16日再回蒙自。但在飞走不到4小时，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军第114师、第115师之先头部队，即从广西百色经富州、文山赶来，遂与国民党军在西夏龙附近接触，次日凌晨蒙自亦发生激战，以致国民党军队对机场失去控制能力，于是将部队空运海口，转台湾的计划被中断。到蒙自的空军第3军区副司令易国瑞、空运大队第101队队长乌钺亦都随着驾驶来的飞机困在蒙自。

此时汤尧与曹天戈便在(又鸟)街开会，决定将部队集中建水，想西撤车里、南峤、思茅一带，靠澜沧江之富庶、险要，欲顽抗到底，同时亦得到西昌李弥的复电，约定部队到达澜沧后，李弥即归队。

17日，第170师、42师，陆续到达建水后，即决定退到石屏，与教导师会合。汤尧、曹天戈在召开一次团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亦规定了西撤的注意事项。下达的命令是：（一）19日13时开始，分左右两纵队，以最快速度经宝秀、元江、墨江、普洱向思茅前进。

（二）右纵队由教导师、第170师编成，派孙进贤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本日（19日）13时开始，于20日拂晓前出发完毕，经宝秀以北道路直趋元江，控制元江两岸制高点，确保元江大桥，并掩护主力安全通过。尔后该纵队即解除右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的后卫，以孙进贤为后卫司令官，继续原地监视，迟滞共军之追击。尔后与军保持一天距离跟进，同时彻底破坏元江大桥。

（三）左纵队以第42师和直属部队编成，派石建中为该纵队指挥官，限于明日（20日）12时出发，经宝秀直趋元江。军部随该纵队前卫跟进，通过元江大桥后，该纵队即解除左纵队任务，改任军主力前卫，以石建中为前卫司令官，继续前进。

在部队出发之前，已得悉彭佐熙的第26军部分空运台湾后，已无战斗力，现在向红河转进，实现其进入越南的计划。田仲达的第3师亦故意落后，在固旧附近起义。至于李彬甫的第273师，经电台彻夜呼叫，亦没有回音。

在此情天下，国民党余部只有在石屏分两路西撤元江。一路由汤尧、曹天戈、石建中指挥走赤瑞湖以南，过老凹底；一路由孙进贤带领经宝秀，沿赤瑞湖以北，过青龙广。孙进贤一见田仲达被自己逼走，只剩下第3师的残余及人数不足的李桢干教导师，和自己的基本部队第170师，便格外小心。于是便在宝秀开会，孙进贤及新升任的第170师师长李得元，参谋长刘启凡，3个团长左豪、甫景云、张元伟都出席，财务科长胡士方亦在座。当时决定部队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即由两团人守住铁索桥两端，待两路大军通过后，再听候命令，会议指定张元伟团在最后掩护。张元伟是山东蓬莱人，陆军大学毕业，任过于兆龙第96军的参谋长。他大发宏论，表示一团人在后掩护太危险，孙进贤硬指定张元伟，并担保代为解决困难及危机，于是便整装前进。

孙进贤抗战时期在湖南雪峰山、洞口就与日本鬼子打过山地战，他命令部队一有情况，即上山头，占领高地。孙部途中以无线电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联络，始终不通。部队快到元江时，却传来一连串情报，如林彪的大军即来，余建勋亦出发了等等，弄得孙进贤颇为紧张，便决定边打边走，以脱离战斗前进为主。

但到达元江铁索桥后，却不见汤、曹、石的部队。且铁索桥系在悬崖之下的元江面上，与想像中的铁索桥根本就是两样。在宝秀会议时，还以为元江系在平原之上，可据守两岸，但该桥系架于深壑中，就没办法来控制。于是孙进贤便命令左豪团撤后，但解放军追击部队已占领重要山头，此时左团由下仰攻，损失巨大，结果，连团长左豪亦失踪。故使孙进贤进迟失据。过铁索桥吧！部队由高处走到下面，解放军在后面追击，部队在射程之内，就有溃散之虞。同时部队一过江，铁索桥便不能控制；如不过桥，元江彼岸情况不明，一旦铁索桥不能通过时，部队就有前进受阻，后退无路之危险。再者，汤尧方面电讯不通，亦不知道第8军是溃于后，抑超于前，而且时机紧迫，又不能停兵等待。孙进贤在无可奈何下，便率领大军利用铁索桥渡过元江，未几，解放军即由后追来，并占领后路山崖之制高点。孙进贤顿呈惊慌，便在元江之平坝上查勘方向，此际孙每一行动，后面总是尾随很多人，情景有些像淮海战役将垮前突围的局面。孙进贤即大声发脾气说：“老跟着我干吗？”其实部队己呈混乱状态，大家六神无主，不跟主管跟谁呢？

说时迟，那时快，解放军在铁索桥对岸之山头已隐约可见，过江后的部队休息于江边之平坝上，完全暴露于解放军的射程之内。孙于是立刻下令特务营营长耿方振，将铁索桥炸毁，以断追兵。

这时的孙部，除了本身的170师、教导师外，尚有第3师一部分，另外有宪兵团及空军人员随行，于是整顿一下，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向导，穿过元江城直奔大歇广，而占领墨江。

至于汤尧、曹天戈、石建中之左翼纵队，在1月20日由石屏出发，21日始到宝秀。据说沿途以向导引路错误，在孙进贤过元江后第3日，即24日才到铁索桥，当时曾遇到被遣弃的第170师团长左豪，大家都一筹莫展的困在元江东岸。后来第42师师长石建中，见无法过江，曾拟掩护汤、曹突围，另觅渡口而未成功。25日，汤尧与曹天戈均在失散中被俘。后来胡士方在贵阳遇到石建中的参谋长吕威，据吕说石一路应战，几经艰苦，始达元江，万料不到孙进贤会过河炸桥，愤恨下拔枪自杀。石建中，辽宁凌源人，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入黄埔军校第十期。

还有第26军，自蒙自机场失守，彭佐熙率领5000多人向红河方面突围，进入越南，与其时伪湖南省主席黄杰的27000多人，都被缴械困在莱州，后移住金兰湾，历尽之年寒暑终于去了台湾。另一股则由副军长叶植捕和团长罗伯刚率领逃抵车里、南峤一带。

残军立足金三角1950年1月24日，国民党第8军主力在元江被歼灭，只有第8军237师709团团长李国辉率1000余人因驻扎在元江下游而免歼，从元江且战且逃，逃至车里的大勐龙之蛮宋寨，在蛮宋由93师流落人员叶文强和车里宣慰司土司刀栋材的帮助和引导下，渡过打洛河逃往缅甸三岛。在三岛他们遇到从打洛逃出的第26军93师298团伤兵，并被告以298团残部已逃向泰缅边境，打算经泰国回台湾。李国辉率部又从三岛渡过楠垒汀，穿过野人山的原始森林地区，在饥饿、虐疾、毒蛇、猛虎的袭击下，经过12天的艰苦行军，队伍疲惫不堪，沿途不少人非战斗减员，于1950年4月21日到达泰缅边境湄公河西岸的小勐棒，与93师278团残部巧遇。

2月19日，93师278团在南峤打洛被解放军打击，被俘500余人后，团长罗伯刚、副团长谭忠率领残部500余人渡过打洛河向缅北三岛，再由三岛到小勐棒。到小勐棒后罗伯刚卖掉了大部武器，换成金条，因其妻已去台湾，就单独经泰国先回台湾，把部队交给副团长谭忠，让谭忠通过大其力到泰国，等候台湾派飞机来接他们去台湾。谭忠部队在小勐棒与93师709团李国辉残部会合，并经商讨决定留在缅北，不回台湾。小勐棒位于缅北大其力以东、湄公河以西，紧靠泰缅边界，只要步行20分钟就可以进入泰国，处于金三角的中心，是个“三不靠”的山区。李国辉和谭忠商定自立为一支“复兴部队”，由李国辉任指挥兼709团团长，谭忠任副指挥兼278团团长。部队合并后拥有1600余人，司令部设置在小勐棒寨子的教堂里。他们设法与台北恢复了联络，请台湾给予空投，台北回电：“自谋出路。”残军就开荒种地建茅屋、修营房，收税经商，在缅北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王国”，这也是国民党残军在东南亚金三角立足的开端。

这里还要提一提云南境外的马帮。远在清朝中期，从云南到东南亚各国就有商路，云南境内一些贫苦群众，为了谋生，常常赶上几匹骡马到缅北、老挝、泰国贩买药材、鸦片，并从泰北买回英国的布匹、化妆品、日用品等。为了防止路上抢劫和野兽的袭击，人们往往成群结队同行，并带有枪支武器。抗日战争时期，马帮有所发展，他们除贩运鸦片、还贩运军火、药品，所带武器也逐渐现代化。他们又多和当地汉人、华侨及少数民族头人保持联系。特别是云南开远、大庄、楚雄的回族马帮尤为庞大，人数多、骡马多、武器精良，逐步控制了泰缅商路。国民党残军到达缅北后，云南马帮马守一、马云庵、马缓学、马鼎臣、沐国玺、熊定钦、杨文光等均纷纷投靠，混为一体。李国辉、谭忠的“复兴部队”经过了一段整体后，将马守一的马帮、原93师的流散人员加以搜罗，部队逐步扩大到3000人。下属：709团，团长李国辉；278团，团长谭忠；特务大队，队长陈龙；搜索大队，队长马守一；独立第一支队，队长张伟成；独立第二支队，队长蒙保业；独立第三支队，队长石炳麟。

国民党残军在小勐棒修建营地、招兵扩军，引起了景栋缅甸国防军的密切关注。1950年5月20日，缅甸国防军一个连奉命由景栋进驻大其力，要残军派代表前往谈判，残军派“复兴部队”副参谋长、原93师参谋主任蒙振生前往大其力谈判。缅军要残军限10内撤出缅境，残军不从。又于5月25日、6月1日两次谈判，均无结果。6月3日缅军要求派高级代表到景栋谈判，残军派丁作诏和马鼎臣为代表到达景栋，即被缅军扣捕。6月16日至8月23日缅军集中数千人的兵力，在空军的配合下，向残军驻地小勐棒、勐果发起进剿，残军于6月28日和8月23日组织两次反击，将缅军赶出了小勐棒和勐果，重返驻地、并攻占了缅军重要基地大其力，迫使缅军停战谈判，释放了马鼎臣，以残军撤出大其力和景栋至大其力公路两侧为条件，同意残军进驻猛撒。8月底，缅军派汽车将残军送出大其力，残军返回小勐棒后进驻猛撒。

猛撤是一个有40多个自然村寨的大坝子，这样，残军便拥有了基地和生存的条件。“复兴部队”即在猛撒建立了训练队，由何永年和苏振声担任正、副教育长，公开招收当地华侨和民族子女受训，从而有了喘息和发展的机会。残军的发展便引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台湾当局的重视。

李弥二次入窜云南边境为了搜罗缅北国民党残军，蒋介石派原第8军军长李弥到缅北进行视察。1950年8月16日，李弥经曼谷到达泰北夜柿（读音米赛）；1951年2月20日李弥第二次到猛撤视察3天，又于3月8日带领参谋长钱伯英、副参谋长廖蔚文等人，到达猛撒，正式成立“云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兼云南省主席”，直属台湾“国防部”指挥。李弥还命令709团改编为第193师，李国辉任师长，278团改编为第93师，任命原26军军长彭佐熙在香港经商的侄子彭程为师长，任命在曼谷经商的原93师师长吕国铨为

第26军军长、叶植南为副军长。

1950年4月，原第8军副军长柳元麟、第6编练司令部副司令傅克军、李弥的妻子龙慧娱、师长李彬甫、副官处长何永年、团长蒲景云等20余人，乘私人商车由昆明潜逃滇西畹町，逃往缅甸。随后相继外逃的还有卢汉起义部队暂编第12军36师参谋长（原云南绥靖公署科长）马俊回、腾冲县县长刘绍汤、滇东机场守备司令苏令德和云南省政府警务处处长邱开基、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书记裴存藩、整编第77旅旅长钱伯英、第5师师长李则芬、第58军26师师长王少才、第125军参谋长和荣先、预备第11师副营长徐剑光、滇西护路总队大队长王晨天、在乡军人团长朱鸣元、第26军输送营连长何子钰、第58军营长杨一波、保安团中队长杨文光、缅宁专员彭季谦等，这些外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均为李弥收容。

同时，李弥还策动了境内外民族土司头人武装，外迁外逃投附国民党残军，使国民党残军发展到6900余人。

这时，美国一面在亚洲北部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一面要阻止“共产主义”进入东南亚。美国国防部除了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者以军援外，并拟订“堵塞亚洲共产主义进一步扩张”的政策。三军联合参谋长于1950年4月向美国国务卿进言：“如果将采取迅速和持续的措施，减少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联合参谋长已注意到中国国民党部队活动力重振和效能显著有增加的证据。”并建议，实施“一项在干涉东南亚共产党活动的地下特别行动计划”。中央情报局并着手研究如何使用逃缅国民党残军“入侵华南计划”的实施。按杜鲁门总统的想法，武装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利用他们来使缅中边境（由西藏到泰国）成为坚固的屏障，“显然是解决的办法”。

1950年6月至7月，美国前任驻泰国武官谢尔敦在曼谷开设“海洋供应公司”，开始向残军接济军火和服装。12月，美国在泰北清迈设领事馆，专门负责对残军求济，直接指挥和派遣顾问训练残军。1951年2月，美国派人与李弥商谈军火供应，3月，由两名美国人送260驮武器、物资到残军总部猛撒，并用C——46和C——47型运输机向猛撒空投，每月至少5次。从1950年4月起，美国每月给国民党残军20万铢泰币，8月又改为7万美金，9月起每月又增加家属救济费2万美金，直到1952年6月前后才停止。

李弥受台湾国防部的命令，并在美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于1951年5月发动了对云南边境的大规模军事窜扰，6月21日，西路国民党残军攻占沦沉县城、岩帅、党坝、南掌和镇康县的南伞、大营盘、山口寨；6月6日，东路军从缅北孟养地区入窜孟连县城，占据糯福、孟马和孟连县城；6月12日，游击大队吴运缓部、特务大队罗成部400余人人窜孟遮县以南地区，以牵制解放军；李弥亲自到缅北班阳雍和设立总指挥部，先后投入兵力8000余人。美国出动了无标记的C——47运输机多次向入境残军空投武器和补给。

6月3日，解放军云南军区在残军入窜云南边境时，立即发布剿灭李弥残军的命令，组织了5个团兵力分4路追剿。6月上旬，人民解放军云南军区步兵第117团、第121团各一部向糯福、青塘出击；6月10日，吕国铨率部退出国境。6月下旬，步兵120团、123团、基干2团、115团等5个团兵力合围入侵耿马、双江残军，李国辉率部撤出国境。

国民党残军第一次入窜失败后，李弥于7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入窜。

对李弥两次入窜，云南军区司令部再次组织追剿。两次作战先后50余天，国民党残军共被歼549人，残军于7月底全部退出国境退缩至缅北果敢至三岛一线，李弥指挥部由班阳撤回猛撤。

李弥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失败后，把部队集中云南境外的几个基地上，分兵四处抢占地盘，迅速地占领缅北萨尔温江以北，云南境外以南的大片掸邦的科康、佤邦、景栋三个省的地区，控制了该地的鸦片和贸易，收纳赋税，收缴公粮，使当地民族土司、头人纷纷依附残军。李弥在猛撤开办“乒共抗俄大学”由李弥、李则芬任校长和教育长、大肆招收华侨和汉族子女扩充实力、休整训练，收编土司民族武装，给予番号。台湾还派遣军官和特工人员700余人到缅北，充实残军。1951年11月李弥在猛撒修筑机场，1952年1月又从台湾带回一队“民航运输公司”空运飞机到猛撤，C—47型运输机定期每周两次由台湾至猛撤往返。美国还以M—11型步枪、五0口径轻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等武器装备了8000名新兵。到1953年1月，国民党残军已发展到1.85万人，编为一个总部、一个指挥部、3个军区、4个师、16个纵队，活动地区北至缅甸昔董、南至那县，西至孟苏、孟畔土司管辖区，东至老挝孟信，南北长达530公里，东西宽有280公里。

残军被迫退台1952年8月，国民党残军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渡过萨尔温江向缅甸中部帕奔、毛淡棉、耶县发展，并与缅甸“克伦自卫军”成立“联合作战指挥”，公开宣称联合缅甸所有反缅甸政府武装，推翻缅甸政府。残军向萨尔温江以南的发展，直接威胁了缅甸主权。

缅甸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于1953年1月集中了3个精锐的步兵旅组织拦击，缅军这次作战以萨尔温江为中心，波及范围广，动用兵力多，战斗极其激烈。当时，缅甸的海陆空国防军全部只有20000人，而用来围剿的达10000人以上。在这1万多兵力中，7000—8000人是骠悍善战的钦族部队。钦族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亚洲。他们擅长于山林作战，身背轻机枪爬山越岭如履平地。此外，缅甸还雇用以印度人为主体的“国际兵团”3000—4000人。

这次战役缅军是经过长期准备的。他们易集中兵力，处于主动攻击的地位，在人力、武器装备等方面均有较大的优势。

战争开始，国民党残部毫无准备，司令部主将李弥及参谋人员均不在，剩下的只有“反共大学”教务长、副总指挥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坐镇孟萨。只有两个团的兵力可参加劲战，其他团队番号人数虽多，但未经过正规训练且分散于近20个点，易被各个消灭。

缅军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先消灭驻守萨尔温江东西两岸的江口、孟板之敌，然后分兵两路，北攻孟布，东夺国民党残兵总部孟萨。

这时残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均甚薄弱，孟板由邹浩率两个连防守，他的另一个连驻江口以东的拉牛山。孟萨总部只有2个连和一个排的守兵，而孟布也空虚，93师师部及一个直属连，总共不至400人。

5月21日在萨尔温江的沙拉渡口，杜显信命令张云岳带领总部的两个连去江口增援。这时，警卫营邹浩修率两个连从孟板败退，渡江至东岸的江口，与张云岳两个连汇合。缅军一个团合围江口，一连发动3天猛攻，得到残军的拼死顽抗，又调来重炮参战。5月22日缅军在空军的配合下攻克萨尔温江西岸的残军桥头堡猛畔据点，残军坚守沙拉渡口。23日，缅军集中炮火猛击沙拉渡口，这时缅军采用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采用的跳蛙战术，跳过江口，在江口分兵上下游各30里处渡过萨尔温江，向残军猛撤总部和猛布据点进攻。这就是有名的萨尔温江战役。

24日，残军被迫放弃沙拉渡口，固守拉牛山。

在拉牛山山口，残军与缅军相遇并展开了激烈的肉搏，双方伤亡渗重，国民党残军只剩下400余人，缅甸国防军于第二天开始猛攻。105大炮轰得拉牛山口土崩石碎，浓烟滚滚。

第4天，缅甸空军参战，飞机同时轰炸孟萨、孟布和拉牛山。30日，残军放弃拉牛山。

缅军并没有巩固好胜利果实，残军在杜显信的带领下，炮轰萨尔温江江口重镇，并以“反共大学”学员为先锋，警卫营殿后攻占了江口，虽伤亡惨重，但缅军也痛失了江口，随即拉牛山又回到残军的手中。

缅军原打算跳过江口分兵两路攻打孟萨和孟布，一举歼灭国民党残军。

现在，江口已失，而残军在盂萨总部又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缅军捕捉不到作战对象，于是转而集中兵力围攻孟布，以期消灭残军主力——李国辉部队。由于山势陡峭、地形复杂，缅军大部队四面包围孟布，但还不能合围，残军仍能从许多小道与外界联系。经过20多天的围困，仍没能达到消灭敌军的目的。

6月，残军主力由缅北基地回军增援，收复拉牛山、沙拉渡口，同时增兵猛撒、猛畔、猛果。缅军腹背复敌，于6月13日撤回萨尔温江以西。

缅军这次以萨尔温江区域为中心对国民党残军的围剿就这样基本结束了。

1953年，缅甸政府向残军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向联合国控诉台湾国民党侵略缅甸领土，危害缅甸主权与安全，并向联合国提供了大量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4月23日，联合国通过决议，要求国民党残军撤回台湾或居住在指定的禁区内。尽管美国政府千方百计地设法把提案搁置，但在大量的物证面前，美国政府被迫利用它的影响于5月23日在曼谷召开美、泰、缅、台湾“四国军事委员会”会议，经1个月的谈判，决定在缅甸的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但李弥总部拒绝撤台，会议只好拖延下来。但由于联合国作出要求国民党残军撤退的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支持下，在国际强大的压力下，国民党军队残部不得不同意派代表去曼谷参加谈判。由于李弥当时不在台湾，故由副总指挥李则芬充当谈判代表，另一副总指挥柳安麟为代总指挥。当要“撤回台湾”的消息传到孟萨的时候，残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年轻人希望回台湾进学校，做劳工赚钱别谋出路，免得在缅甸受苦；老资格的军官们另有打算。李弥、参议员及总指挥部秘书长丁作韶不主张撤退，在台湾有后台的柳安麟认为应该服从台湾命令撤退。反共思想十分顽固的丁作韶到处宣传不能撤退。他的理由是，撤退到台湾，大家挤到一个小岛上，有什么作为呢？留在缅甸这个无限好的江山，大有作为。以国民党残军的兵力而论，如能和缅甸山地民族反政府武装相结合，足可以成立一个“缅甸民国”，然后进入联合国，不但个人有出路，将来说不定还能返攻大陆，重回云南哩！但是，同意丁作韶的意见者甚少。当时尚在台湾公干的李弥是主张不能撤的，因为他不肯把在缅甸即得地盘和人马输掉。但当他看到“金三角”的台柱李国辉愿撤退时，就主张以退为进；只撤老弱残兵，留下骨干以期东山再起。在这关键时间，国民党残军内部四分五裂，甚至公开冲突起来。

9月，缅甸政府再次把问题提交联合国讨论，台湾驻泰国的代表才同意撤退部分残军。

撤退工作从11月开始，残军由缅北开往泰国边境，再乘卡车前往泰国清莱，然后乘陈纳德“民航运输公司”的飞机赴台湾。由于残军撤退时不带武器，缅甸政府提出了抗议，美国驻泰大使威廉·唐纳德为此给美国驻台湾大使发电。11月9日美国驻台湾大使卡尔·蓝钦回电答复：蒋介石提出，如果美国继续施加压力，台湾将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在缅甸的国民党军的内幕。唐纳德认为，此时中共和苏联早已知道中央情报局在缅甸的活动，便坚持要残军撤退时带走武器。此后残军撤退时只好带走一些破残老式武器，撤退工作一直延迟到1954年5月。先后撤退的有：李弥总部、“反共抗俄大学”、

第26军军部、93师、193师、第10纵队、第4纵队和第3军田中田部的全部；保2师的大部，第18纵队、21纵队和18支队的一小部，共5472人，家属1035人。撤回台湾的残军除少数身壮年青的编入台湾特种部队外，大部被安置在台湾花莲。李弥本人1961年才回到台湾。

李弥到台湾后，即居台北新店镇北新路，长子云川，次子获之，均学成居美国。李弥则归朴返真，成了虔诚的天主教徒，时与于斌枢机主教，关吉玉、蒋复聪相过从。1973年12月8日突以心脏病复发而逝世。死后之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谷正纲、于斌、薛岳、李宗黄、张宝树等主持。

中缅联合打击残军李弥总部撤台后，留在缅北的国民党残军还有1万余人，多数人是云南籍及当地的民族武装，不愿去台湾，但因没有统一的指挥部，台湾曾一度停止供应，加之缅军又出动1.6万兵力攻占残军驻地，残军大批逃亡。与此同时，云南境内党政军民向国民党残军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一方面散发“回归证”，另一方面，边民纷纷出境呼夫唤子，至使外迁外逃的民族土司人武装纷纷回国。这样，少数民族武装基本瓦解。1952年至1955年被争取回国投诚的国民党残军官兵共3296人。至1954年6月，残军缩减到5800余人。1954年，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边境进行民主改革，台湾当局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国民党残军副总指挥、原第8军副军长柳之麟，重返缅北，搜罗残部、恢复补给。柳之麟返缅北后，搜罗残军4500余人，组成第3、第5、

第7军3个军，成立“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盘踞在泰缅边境。11月1日改番号为“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隶属于台湾国防部情报局。1955年10月，曾德兴率部由老挝到达缅北，编人柳之麟部。另以吕维英为首的一股，亦于1954年10月1日窜回缅北，在三岛地区成立“滇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第1军”，共1300余人，盘踞孟美、三岛、孟歇、孟坎一带。1956年初，台湾派国防部情报局游击行动处处长罗果到缅北，传达情报局“统一指挥、统一补给、整编部队、加强训练”的命令。2月，吕维英部编人柳之麟部。

1957年，国民党残军经过整顿，统一了指挥关系，将总部设在缅老边境、湄公河西岸的江拉，在孟百修筑机场，台湾恢复了对残部的交通联系和补给。10月，台湾国民党召开八全大会，强调对大陆的政治反攻，指令缅北残军对云南地区进行情报、心战、策反、组织暴乱。残军为此拟订了一个“安西计划”。8月，为配合台湾对大陆东南沿海制造紧张局势，柳之麟亲率残军1460余人分四路进抵云南边境。对柳之麟的武装窜扰，云南军区在边疆成立了7万余人挥队联防队，执行“以军队为骨干，以群众为基础，以政治斗争为主，建立一条人民防线”的方针，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残军的窜扰，粉碎了台湾“政治反攻”的阴谋。

1959年初，西藏上层公开叛乱，台湾当局认为形势对其有利，对残军更为重视。2月，蒋介石在台湾亲自召见柳之麟；3月开始恢复对残军空投装备、给养；4月派情报局副局长任剑鹏率督导组到缅北调解残军内部纠纷，点验人员，统一指挥。国民党残军大肆搜编民族武装，在缅北果敢、大孟宜、卡佤山等地招兵，利用云南边境“大跃进”中出现的政策不稳定的情况，煽动边民外迁外逃，胁骗当兵。到1959年底，柳之麟部已发展为5个军、1个军区、15个师、6个纵队、6个独立团、3个独立支队，共9400余人。1960年7月，台湾将特种作战部队的1个大队400余人由台湾空运缅北，加强残军的指挥、技术、通讯、医务、政工力量，并制定了对云南边境的窜扰计划。特种作战部队中将司令夏超、第6军中将政治部主任徐汝辑、特种作战部队副司令胡开业亦受命到残军分别担任副总指挥兼教导总队长、政治部主任、孟百了守备区司令职务，加强对残军的控制。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这一敌情非常重视。196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上作了重要批示。毛泽东指示昆明军区和云南省委：应立即加强有关地区的工作，派得力人员去各地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千万不可马虎大意，轻易相信下面太平无事的书面报告；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布置对策。

在一次晚饭后，毛泽东走出菊香书屋，叫秘书请来周恩来总理和总理的军事秘书，一起闲亭散步，就防止国民党残匪窜犯等问题交换了意见。5月5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出了关于边境斗争的部署，并派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率指挥组到云南，具体落实军委的指示。

缅甸是中国的支好邻邦，两国山水相连，胞波情深，边民常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明两国边疆友谊：中方的(又鸟)缅方下蛋，缅方的藤在中方结瓜。

中缅两国边界是清朝时期清政府和英国政府划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缅两国一直遵守着历史形成的国界线。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政策，使双方更加和睦友好。陈毅副总理访缅时，曾留下美好诗句：“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1960年1月，缅甸联邦总理奈温将军访华。1月28日，中国周恩来总理、缅甸联邦总理奈温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之间的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

按协定，中缅成立了边界联合委员会。中方由驻缅大使姚仲明担任首席代表，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少将担任首席顾问。缅方由国防军副部参谋长昂季准将担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担任首席顾问。

1960年6月，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会议。会议讨论了边界安全等问题。

为促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周恩来总理和4月份再次上任的吴努总理分别代表两国政府于1960年中国国庆之日，又签署了正式划定中缅两国边界线的条约。

可是，由于当时李弥、柳元麟残部在边境不断进行窜扰破坏活动，不仅使边境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危害，而且使中缅勘界受到严重影响。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于1960年11月4日在中国昆明市召开联合会议。会议根据中缅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专门商讨了如何保障边界勘测的安全警卫问题。这次会议协商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跨越国界，进入缅甸20公里范围内清剿国民党残匪，会上，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将军和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联合签署了《捕诛蒋军残匪协议》和《联合作战命令》。缅方还派出苏敏昂少校作为山友准将的特派代表到西双版纳的中方指挥部，作中缅联合作战联络员。

1960年11月，驻扎在中缅边境的我陆军第十三军三十九师和云南省军区的部分边部队共5个团和一个营的兵力集结边境，并在云南勐海县成立了前线指挥部。

缅甸政府于1961年1月出动5000主力部队集结在大其力、孟岭准备进剿柳之麟总部。此时，中缅两国政府签署了勘界协议，缅甸国防军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勘界警卫部队的配合和支援下，给国民党残军一次沉重的打击，攻占了柳之麟总部所在地江拉。柳之麟率总部及主力2500余人渡过湄公河逃往老挝；第3、第5军3500余人，逃往泰缅老边境；1300余人流窜卡佤山区。

是役在江拉总部缴获美制弹药和军用物资有5吨之多，为此缅甸政府再次向联合国控告台湾国民党部队侵犯缅甸主权，同时还将缴获的美制武器进行展出，邀请美、泰、印尼等国武官前往参观。2月16日，缅甸空军又击落一架美制4引擎运输机，当时该机正向缅甸境内的残军隐藏地空投供应，这便使美国国务院的处境十分尴尬，不得不表示愿意协助国民党残军遣返台湾。遣返工作从3月14日开始，残军由美国飞机从老挝南塔空运到老挝的会晒，渡过湄公河即乘大卡车运往清莱，在清莱再乘飞机撤往台湾。到4月12日撤台告一段落，先后撤台人员共计4521人。柳之麟回台湾后，任“国防部”作战督察研究委员会委员。

留缅残军各寻出路1961年5月，柳之麟总部撤台后，“云南人民反共志愿军”番号随之撤销，台湾即停止了不愿撤台残军的一切供应。留在缅北的残军5000余人，则分别由段希文、李文焕、马俊国掌握，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不久，因生活补给没有着落，残军人员纷纷逃亡，各自寻找出路。原第25师师长曾德兴率部500余人，窜到老挝，投靠老挝右派军队；马俊国率残部投靠台湾情报局，改编为“滇西行动纵队”，专门从事武装特务活动；段希文率第5军2000余人窜至泰缅边境的孟放、回中坡地区，收编吕维英从老挝富米带回的残部和屈鸿斋部，成立“东南亚反共志愿军”；李文焕率第3军窜踞泰老边境景康山区和泰缅边境的景老山区。

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利用段希文、李文焕，于1961年令驻泰国清迈代表杨文湘传达台湾的“关怀爱护”之意，要段希文、李文焕服从台湾决策。李文焕以“化整为零，以求生存”拒绝把部队撤往台湾，并对其部属说：“总部叫别人去台，我管不着，13师是不去的，镇康弟兄我要带着，弟兄们去台湾回不了家，见不了爹娘。”杨文湘向台湾报告：“李文焕不会将武力用于反共，主要留用在当地做大烟鸦片生意。”段希文在一次招待台北要员的宴会上说：“有人指责我违背上级命令，才陷入今天的困境，如果上级认为我还有用，我当鞠躬尽瘁，否则唯盼了清一切手续，候命行止。”从此，台湾停止了对第3军、第5军的补给。

1963年，台湾当局为了配合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配合东南沿海的军事窜扰，又先派情报局副局长沈之岳、特情室主任徐仁隽、监察委员段克昌等赴泰北，到段希文、李文焕两部“视察”，以恢复补给为诱饵，策动两部对云南边境进行心战策反，窜扰破坏。段、李二人也有求于台湾补给，所以从1963年至1966年9月30日多次由第3军、第5军派出小股武装向云南潞西、孟连、沦沅、镇康等县进行武装窜扰。残军虽被解放军边防部队打死27人，俘虏11人，但台湾当局仍要段、李两部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否则不予补给。段希文、李文焕却因感到，窜扰云南边境费时长，损失大，因而停止了窜扰行动。1966年10月和1967年3月，蒋介石、蒋经国两次亲自召段希文、李文焕到台湾，商谈3、5军统一合作事宜，原则上同意恢复对国民党残军的补给，但未作具体承诺。1968年3月，台湾又派罗汉青到曼谷，发给慰问金2万美元，继续商讨“节制”问题；年底，台湾又单独召见段希文；1969年5月，蒋经国亲赴泰国；7月，又派参谋次长易瑾、特种作战部队司令夏超到段、李两部商谈补给整编问题，条件是要兵不要官，老弱一律不要，军官重新调整，整编后由易瑾、夏超、项成豪任正副指挥官、参谋长。段希文、李文焕召开骨干会议研究，认为台湾条件苛刻，旨在瓦解其部，从而拒绝了台湾的条件，不接受改编。1970年1月，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周中峰、情报局局长叶翔之再赴泰北，进一步压段希文、李文焕接受改编。段、李两部从两次撤台的教训和本身利益出发，怕改编后丢掉老本，但又想到台湾的补给，很是矛盾，因此长时期讨价还价，却始终不同意改编。

残军余部投靠泰国段希文、李文焕多年乞求台湾补给无望，决定投靠泰国政府。从1970年2月至10月段、李与泰国军方经过6次会谈，于10月17日正式达成协议。泰国军方同意残军3、5军以“移民”方式进踞泰北境内，青壮年编入泰国地方自卫队，待遇与泰边防警察相同，担任泰、缅、老边境一线的驻防和防共任务，老弱病残的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清莱府帕蒙山和雷峦山居住、生产，每人分地1莱（2.4亩），由泰国军方供给1年的生活费，从1970年10月份起进行补给。台湾获悉后，通过原总指挥柳之麟专函致段希文、李文焕，劝阻3、5军不要接受泰国补给，有什么困难，台湾都同意解决。1972年10月叶翔之再次赴泰向段、李表示，愿意恢复补给。此时台湾政府已被逐出联合国，尼克松、田中相继访问中国，段希文、李文焕认为此时接受台湾补给“害多利少”，当即拒绝。李文焕通知所属部队：“余意：没有补给10余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国府日趋困难，日本驻台大使馆已关闭，中共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互派大使，泰国承认中共亦不会长，我们如再接受国府补给，短时内官兵生活固可稍加改善，但泰国与中共的后压力必定很大，到时非逼着撤台不可。。因此要求各部不准台湾特务人员进入驻地。”

残军进入泰北后，曼谷的大学生发表声明称：“泰国国土不可侵犯”，“不允许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泰国国土上”，要求残军“撤出泰国国境”或“解除武器”。残军知道缴出装备就意味着死亡，但泰国军方还是要收缴，残军只好一面交出旧式武器，一面再向商人购买新式武器，既应付了舆论，又更换了装备，以免被吃掉。

1970年12月8月，“联合指挥部”在昌孔成立，由泰军草信少将、吞通上校为正、副指挥官，由残军第5军参谋长陈茂修为联络官；由3军、5军抽调人员，组成“剿匪”部队，分别进驻泰老边境的帕蒙山和雷峦山。随后3军在帕蒙山成立帕蒙总队，兵力增加到850人；5军在雷峦山的密耳成立“莱弄指挥部”，兵力增加到800人。从1971年7月到1973年11月先后“剿匪”作战8次。如叭当战斗，在段希文指挥下出动700余人，由段国相率敢死队一举攻克叭当，将游击队赶出湄公河。该役残军战死70余人，负伤300余人，占“剿匪”部队的一半。泰国军方授予段希文1枚勋章，并慰问作战部队，对伤残官兵发给公民证，对参战官兵发给居住证，并批准3、5军编为“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段希文为指挥官，李文焕为副指挥官，编制为1500人，属泰国陆军“保安司令部”指挥，由泰国军方供给粮食和弹药，不发武器，打仗时由军方临时供给，或由泰军配属炮兵。“联合指挥部”在清莱设立“分指挥部”，在唐窝、美斯乐设有“联络处”，残军内部仍称“3军”、“5军”，国际舆论仍称“93师”。

1980年6月18日，段希文死于泰国曼谷，由副军长兼参谋长雷雨田升任军长和“泰北山区民众自卫队”指挥官。

1981年春，泰国政府在泰国中部修建一条以彭世洛为中心、由西向东的横贯公路。公路修到考牙山麓时，遭到当地民族游击队的阻击，修筑公路被迫停顿，于是泰国军方命令残军进攻考牙山游击队。考牙山位于泰国中部密索至汪沙公路北侧，海拔1290公尺，残军出动500人，由陈茂修指挥，青年指挥官杨维纲为前敌指挥，会同泰军“黑豹军”，于同年3月击溃游击队，从而得到泰国军方赞赏。战斗结束后，泰国空军派4架专机将残军送往清迈，并在清迈当地举行了“欢迎会”。泰国报纸大幅报道残军“功迹”，泰国《民众日报》誉称残军为“山老虎”。战利品被送到曼谷进行展览，死亡者被给予国葬，列名纪念塔，参战部队全部批准加入泰国国籍，发给身份证。泰国军方进一步控制了对残军的指挥权，在残军参加“剿匪”、护路期间，泰国军方每人每月发给370铢，每月补给泰币约60万铢，至1981年12月“护路任务”结束。

金三角的异乡人1961年国民党残军第二批撤台后，第3军、第5军官兵家属1500余人逃入泰北，被泰国移民局以“难民”身份安置在泰北7个村寨。1970年10月，国民党残军与泰国军方达成协定，同意残军老弱官兵和家属迁人泰北山区居住和生产，每人分给土地，由泰国移民局安置了6000余人在“难民村”内。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泰方为防止对中国的刺激，将“难民村”改名为“自立村”，意即村民要自立更生，依靠正当行业，发展经济，独立防卫。1980年，“自立村”由7个发展为13个：联华新村、和平新村，满堂新村、老象塘新村、万养新村、蛮丙贺肥新村、光武新村、帕弄光华新村、黄果树新村、美斯乐兴华新村、热水塘新村、回中坡新村、盘龙新村。经过20多年的变迁，至80年代后期，他们及其后代人数己逾4万人，但居住在村寨里的却不足3万人，因为有人在附近城镇出生，而已取得泰国国籍，可以自由移居泰国其他地方。

据1988年资料，清莱和平新村有400余户，粮食已能自给，居民不再种罂粟，而改种咖啡、茶叶、水果，但蔬菜还得向外族购买，村内有商店10多间，每逢街天（集市）更是热闹。各自立村均设有村长，多由国民党残军留下的老年军官担任；每个自立村有1个自卫队，人数从几十人至100人不等。13个自立村计有自卫队1000余人，多系本村残军的第二代、第三代中青年人。每村有1个由本村村民组成的“管理委员会”，管理本村一切事务，并秘密向过往商队或贩毒马帮征税。

泰国军方设有“三二七部队”，专门负责管制13个自立村，白天由陆军数人把守村口，检查出入证件，晚上自由立村自卫队负责治安。1986年4月，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某负责人曾说：“自卫队先缴枪，经过甄别考查，是否忠于泰国政府后，再吸收他们加入泰国国籍，并重新发给武器，成立新的自卫队，但只能穿便衣。被吸收泰国国籍的只有2000余人，其他村民只能领取外籍人临时居留证，只能到离村100公里的地区活动，不准许出国，并严加管制，不准搞两个中国。”

台湾于1970年全部停止对残军的补给后，官方关系已经断绝，只有台湾“华侨联合会”、“难民救济总署”每年派人到泰北送给各种树苗、种籽并派遣农业专家帮助残军和其眷属发展农副业生产。为解决自立村村民子女读书的课本，又委托香港“集成书店”铅印课本，通过泰国“中华商会”供应自立村子弟学生，并派教员到这些子弟学校当教员，准许每年以奖学金形式接收自立村选送40名学生到台湾上学。每年“双十节”，自立村可派代表到台湾观光、观礼。“中华航空公司”曼谷办事处常派人以台湾“地下大使”人员身份到残军驻地视察，台湾当局有时还派记者到泰北采访。

残军尽管生活极不安定，但中文学校仍以各种形式继续开办，80年代末自立村共有中、小学校17所。泰国政府1984年6月作出决定，自立村的所有学校应受泰国教育法令的约束，应以泰文为主课，中文为选修课，每周授中文不得超过5小时。但学生学中文如饥似渴，师生就利用早晨和晚上非正课时间，系统补习中文，这样既不违背泰国法令，又可以学好中文。有个训导主任风趣地说：“邓小平主张一国两制，我们搞的是一学两制。”“只是为了把中华文化传给后代，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骨血啊！”

1950年逃往境外的残军官兵，现在多是60岁开外的老人了，他们多数和缅甸、泰国的华人和当地少数民族结婚，与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都能讲云南话，大多数人不懂缅老语，形成了一个与住国隔绝的封闭社会，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风尚，并有不少人定居于泰国其他城镇，从一些夜总会、酒巴间的歌女、招待员的身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形影。泰国一些华文报社的排字工也占相当的比例，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较高，这些年轻人出生于泰国医院，根据泰国国籍法的法令，他们自然获得了泰国国籍，他们工作努力、学习刻苦，有中华民族意识，但不大关心形势，对前途彷徨苦闷。在泰国北部的一些城镇可以看到相貌酷似云南人，讲着一口云南话的青年男女骑着摩托车在街上驰骋——这就是残军后裔的形象。

第三章读毛选，蒋介石反思“介寿馆”。二陈被逐，四大家族成一统。反攻大陆第一战，胡琏大败东山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