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蒋介石反思“介寿馆”

孤岛复位这是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已经覆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年前12月7日就迁到台北市，旧时的总督府插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挂出“总统府”的牌子，却没有政府首脑。“有国无君”（实际“无国无君”）的局面，已经好长时间了。眼下李“代总统”在纽约割治十二指肠，滞留不返。台湾实际的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这时正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除夕日，蒋经国曾陪蒋介石荡舟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蒋经国望着须发已斑白（蒋虽不蓄须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父亲，不禁悲从心头起。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尺长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这样大的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愁眉苦脸的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介石一生迷信，除夕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的好兆头，1950年会是时来运转的。

元旦这天，蒋介石去教堂，做完祈祷，回到寓所，筹划应付对即将来临形势的对策。新华社的广播，是一定要听的，尤其是重要的社论、“时评”等。新成立的人民政府庄严重申：“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

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立场、态度，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美国如何对待台湾，是蒋介石最关心的，视为生死存亡的关键。

华盛顿数度集会，反复讨论国民党政权能否得救的可行性。会议分为两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威胁。于是他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澎。这代表美国的所谓“鹰派”的典型意见。国务卿艾奇逊予以驳斥，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从头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所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看出美国民主党政府对蒋已感绝望，在这份美国的外交文件中，“蒋介石”三字，已成为国民党政府贪污、无能、独裁、zhuanzhi的代名词。艾奇逊有意将蒋介石说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还进一层说，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

杜鲁门总统作最后裁决，他支持艾奇逊的见解，于是拍板定案。对这件事，有舆论说，杜鲁门这个脾气倔犟的密苏里老农，还在忌恨两党竞选时，蒋介石以金钱支援杜威，现在他仍在泄私愤。事实上，杜鲁门不能公然以武力侵占台湾，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这时尚找不出任何侵略的借口。

1950年1月4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湾的意见，公开诉之于众。杜鲁门说：“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得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的，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美国同时宣布，自台湾撤走侨民，美国留驻台湾的，只剩一位领事级的代表。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看来社鲁门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了。更使蒋介石感到不安的消息，就是美国国务院里的苏联问题专家们（蒋介石将这些人说成是“亲共分子”），再度推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些人说服杜鲁门的理由是，再延迟与中国建交，只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到美国的远东利益。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美国公开抛弃台湾，传及世界每个角落，蒋介石虽严命台湾报刊，不许走露半点消息，但人们还是从各种迹象上感觉到了这点。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蒋介石能在台湾呆一年以上。高官富贾，开始溜之大吉。只有宋美龄，在逗留美国数年后，不愿再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月19日默然回到“孤岛”，帮助丈夫“保卫大台湾”。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著的特殊的读者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赫尔利首次撮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

两天后，9月6日，赫尔利到了重庆。陪同他去的有奉罗斯福之命前去了解中国经济情况的纳尔逊。9月7日，赫尔利同蒋介石第一次会晤，委员长告诉他，史迪威还是可能指挥中国一切军队的，这使赫尔利感到很高兴。但是，当蒋介石看到史迪威提出的改组方案时，他又很快地缩回去，不照他的这一承诺去做了。

9月19日，又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信息传到了重庆，这是从加拿大的魁北克传来的，当时罗斯福和马歇尔正在那里同邱吉尔会谈。“鉴于罗斯福公开表示愿同共产党和解，鉴于在不是共产党影响下的其他地区内出现的不同政见活动”，罗斯福已经发现“蒋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进步思想”。在这封加拿大来信中，罗斯福尖锐地批评了蒋介石，对他说：“只有你立即采取行动，才能维护你多年斗争的成果和我们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则就会招致军事灾难，到那时，无论是政治考虑还是军事考虑，都将付之东流。”信中还要求给史迪威以“不受限制地指挥”一切中国军队的权力，以避免那种灾难的发生。

这封信一到重庆，赫尔利就看到了，他反对递交这封信。他意识到，如果见到这封信，蒋介石就会勃然大怒。因为，那样一来，他的“委员长”头衔就成问题了。

但是，史迪威一直同蒋介石有矛盾，因此他很想刺刺他的宿敌。他递交了这封信，而这封信的作用，比预计的还要糟糕。因为蒋介石得到的印象是，这封信也是史迪威起草的。

蒋介石通过赫尔利给罗斯福的回信说，以前所作的有关史迪威的一切安排，以及扩大他的指挥权限的事，全部作废。委员长宣告：“既然我已经弄清楚，史迪威将军并不打算与我合作，而且他自以为他是被任命来指挥我的，那么，这一切就到此为止吧。”蒋介石后来对赫尔利说，他认为，史迪威“是伙同共产党来推翻中国政府的”，而赫尔利也就信以为真了。他本人也相信华盛顿有一个共产党阴谋在实施中。无论如何，除了伴随着移交指挥权而来的各种手续，史迪威的使命也就完结了。

10月9日，即国民党政府国庆的前夕，谢伟思向史迪威作了例行汇报：“共产党已得到广泛而深刻的群众支持，因此要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基本事实中，我们应当得出这样的结论：共产党将在未来的中国占有一定的重要地位。。我提议再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非国民党使共产党那样，进行深刻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么它证明自己有能力夺过这种对人民的领导权，否则，共产党将在较短的几年内成为中国的统治力量。”

同一天，谢伟思同毛泽东又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表现出十分了解美国政治的详细情况，并“谈到，即使要对国民党施加任何直接压力，那也得等到总统连任以后。因为蒋介石是总统扶植起来的，总统不会作任何有损于他信誉的事情，除非到连任的大局已定之后。”在这之前，毛泽东曾邀请赫尔利到延安亲自对共产党作出估价。所以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对他发给赫尔利的邀请没有得到答复表示关注。

就在谢伟思和毛泽东谈话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陆军上校麦克纳利来到延安。他是谢伟思在北京学汉语时的同学。他们还没有来得及追忆往事，麦克纳利便郑重地说，赫尔利没有答复毛泽东的邀请，因为他认为，即使只是宣布接到了这样的邀请，那也等于含蓄地承认共产党是一个政治实体。因此，至少在国内的选举日到来之前，这位总统私人代表不愿采取可能使选民改而投票支持别党的步骤。不仅如此，麦克纳利接着说，自从赫尔利到了中国以后，谈论给史迪威以统帅中国一切军队的权力，不如谈论蒋介石关于解除史迪威职务的要求多。

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蒋介石发表了节日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他将在抗日和维护他的领导权这两条战线上作战，并明确提出，外国别干涉中国的内政，而这种插手中国事务的大国，当然只有一个。蒋介石在这个时候私下告诉赫尔利，史迪威正在同共产党合谋推翻他的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受到严重的干涉。

赫尔利立即报告罗斯福：“就我所知，再也没有像蒋介石这样富有领导才干的中国人了。蒋介石和史迪威是势不两立的。您面临着是要蒋介石还是要史迪威的选择。蒋介石同意了您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每一项建议，只有对史迪威的任命是个例外。”10月10日，谢伟思在延安给史迪威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希望给他的将军以鼓劲。那是一份写得“仓促激烈”、开门见山的文件。他写道：“虽然我身处延安，只能从远处观察重庆和华盛顿的最近事态，但是，相信你会允许我继续以坦率的态度，写出附在信后的、更加有力的政策备记录。我认为，现在是对蒋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的时候了。”谢伟思的备记录中谈到的问题有：看来，我们仍然从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出发同蒋介石打交道。这种假设就是：蒋介石就是中国，我们的事业需要他。为了战争，也为了我们今后在中国的利益，现在是采取比较现实的方针的时候了。

国民党政府处在危机之中。它最近的失败已经暴露了它军事上的无能，而且使即将到来的经济灾难会更快地来。

。。由于国民党的失败暴露了它的弱点，中国国内的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这个党的威信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蒋介石正在失去作为领袖一度受到的尊重。。我们不必由于蒋介石是亲美势力或民主势力的代表而支持他。中国所有的人，所有其他重要政党都对美国友好，都期望美国现在和在战争结束之后来拯放这个国家。。我们不必对蒋介石抱什么感谢之情。他身边的那些人都是些自私、腐败、无能而又碍事的家伙。蒋介石本人同我们打交道，也一直要弄各种机会主义手法。他要求过高，言而无信，欺骗讹诈，讨价还价，等等，等等。蒋介石是被本国人民逼得无法才起来抗日的。他要我们拯救他，使他可以继续征服自己的国家。。我们应该以下面两个事实作为我们对华政策的指南。一是，我们同蒋介石打交道时，如不采取强硬态度，就不能获得成功。二是，不考虑到中国的反对势力——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以前，有人拿中国与南斯拉夫比。这种比法越来越恰当了。只依靠在重庆同国民党商讨问题的办法去寻求中国的统一，去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并在广大的地区内动员民众，那是不切实际的。。。危机在于这是需要奋力向前的时刻，而不是可以稍有懈怠的时刻。

我们不能让蒋介石用“谁来当美国司令”这样的无谓讨论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使我们忽视了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这是一个花招。

就经验而论，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只有一个。任何了解中国情况并关心美国利益的人，都不会中蒋介石的意。

我们应当摒弃那种认为中国是统一的、我们只能同蒋介石合作的自欺欺人的看法。那就等于把王牌交给了蒋介石。。在同蒋介石的扑克游戏中，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牢固地掌握着所有的王牌。现在是我们打出这些王牌的时候了。

史迪威对这种要在最后时刻助他一臂之力的尝试一直没有理会。尽管如此，谢伟思还是像他每次写报告一样，把备忘录的副本寄给了在重庆的美国大使馆。时常能看到美国驻外处交官信件的宋子文，看到了这份赫尔利给他看的备忘录。

赫尔利指责谢伟思把另一副本给了在延安的共产党人。谢伟思对此矢口否认。日后，赫尔利公布了这个文件，指责它是谢伟思不服从他的证据。事实上，谢伟思并不是他的下属。据国务卿贝尔纳斯说，谢伟思完全有权给史迪威写信。

谢伟思激烈指控蒋介石的做法始终未得到院外援华集团的原谅。这个由中美两国政治家和财界人物组成的、能量很大的集团认为，美国应确保蒋介石继续控制中国，至少也要保全他的面子。

谢伟恩的“双十节”文件，还是被收进了众议员周以德编撰的《国会记录》中。周以德在中国当过行医传教士，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名誉党员。他在1942年当选众议员之前，曾说过中共一些好话。但后来，他彻底改变了立场，他在把这份备记录收入《记录》时，加上了这样的话：说明早在战争期间，我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在进行反对中国政府最高级官员的阴谋活动。中国政府本来有权指望它的盟国会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它解决压倒一切的问题。国民党比谁都清楚地知道，若是没有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它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美国的官员却坚持我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负责人采取高压手段，逼它同共产党叛匪搞所谓的合作。

周以德在谢伟思给史迪威写备忘录之前访问过中国。当时在重庆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不大喜欢这位众议员。他们到处散布说，他下车就哇啦哇啦，临走的时候还是哇里哇啦，在这中间从来没有听过别人讲的话。他来的时候，一位奉命照料他的国务院官员，曾请求在场的美国官员对他以礼相待。但是，外交官们越是想到这些，越是感到生气和抵触。

一天晚上，原定几个人同他共同进餐，但他们没有赴约，而是聚集在他房间上面的那间屋子里唱歌。他们希望所唱的“可怜的周以德已经死去”的谐音歌词能传到他的房间去。返回华盛顿后，周以德对文森特说，在重庆，一位有见识的朋友告诉他，国民党固然没有能力执政，可是要推翻它却也不易。

1944年10月底，这是一个人事变动频繁的时期。史迪威从令人心寒的重庆调回美国；戴维斯同埃默森一道北上延安。戴维斯到延安后，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他在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身材高大魁梧，有一张温和的圆脸盘。。他极其沉静安详，充满信心。周恩来则面部清瘦。。动作轻盈敏捷。他会成为一位很适宜上镜头的外交部长。”

谢伟思此时被召回华盛顿，表面上是例行的工作调动。在他回美国的途中，他在重庆同赫尔利晤谈了一个小时。赫尔利给了他三分钟讲话的时间。在这便短的宽限时间内，谢伟思只来得及重申了自己在激动之下写的“双十节”文件中谈到的、确信赫尔利会亲自到延安去谋求中央政府同共产党的和解。

赫尔利此时感到，蒋介石的势力和毛泽东的势力没有理由不协力打日本。他激动地说：“见鬼，谢伟思，我一定要让共产党得到武器。”

10月28日，史迪威被召回国，几天之后，报纸刊登了高斯大使辞职的消息。高斯非常沮丧。他对接替史迪威使命的魏德迈说：“我们应该把整个中国政府抛弃掉。”他知道自己在中国不会呆多久，便要谢伟思回国正式向国务院转达他打算很快引退的意愿。

在首都华盛顿，霍普金斯对谢伟恩说，罗斯福打算让赫尔利任驻重庆的新大使，并就此征求他的意见。

谢伟思说：“这是灾难。”

尽管如此，赫尔利还是被任命了。人们常说，谢伟思是当时的对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而实际情况也却是如此。

报界纷纷探询这些人事变动的背景。文森特告诉副国务卿格鲁说：“当记者们提到中国的国共关系时，我就竭力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中国的实现统一，现在更迫切了。目前，我们主要是关心在中国有效地进行战争。在情况表明变革、改造和其它行动能导致战争有效地进行的地方，我们是赞成这些做法的。”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在战场上遭到惨重挫败的将军发表的乐观战报。

在重庆以说大话著称的赫尔利终于出现在延安了。

1944年11月7日，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这是他第三次连任了，在他的当选前一天，赫尔利将军乘坐信使班机到了延安，事先没有通知中国共产党的任何人。

“今天，我要进入共军控制区了。”赫尔利把这个打算告诉了罗斯福总统，他希望总统相信他是在扮演一个真正的无畏将军的角色。

周恩来在离去的十几分钟后，又和毛泽东乘坐一辆旧卡车来了，后面跟着匆忙召集起来的一营八路军部队中国共产党人为这位不速之客举行了一次临时安排的检阅。

赫尔利的表演也不逊色。他为欢迎他的人表演了刺耳的乔克托族印第安人打仗时的呐喊。然后，毛泽东、周恩来、赫尔利和包瑞德上了回城的卡车。他们在尘土飞扬的路上颠簸，没有交谈，只有典型的赫尔利独白，包瑞德竭力将它翻成汉语。这个任务实在不轻。赫尔利看到路旁的田间有一个农民在抽打骡子，就大声嚷道：“查理，抽它另一边！”

赫尔利住进窑洞后立即告诉在延安的其他美国官员，他带来了一份协议草案。他预计共产党是会在上面签字的，而且他回重庆后，也能使国民党在上面签字。

其中有的美国外交官对中国当时的情景比较了解，他们谈到，共产党可能不像他预料的那样容易打交道。这使赫尔利很不高兴。

第二天，11月7日，是中国通戴维斯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就中国的局势，提出了自己最终的看法和结论：美国是中共最大的希望所在。他们意识到，他们要是得到美国的援助，哪怕是与蒋介石平分秋色也罢，他们很快就能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控制中国的大部，乃至全部。因为，蒋介石的军人和官僚们，大多是些机会主义者。要是共产党显得比中央政府强大，他们就会抛弃委员长。

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我们，因为我们向蒋介石提供的单方面援助越多，他加紧发动内战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党要统一中国所花的时间就越长，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

因此，中共是以复杂的心情注视着我们的。要是我们继续不理睬他们，支持蒋介石，他们就会逐渐地将我们视为敌人。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同我们做朋友的。这不光是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且他们意识到，我们使中国实现强大、独立和民主的战略目标，是能够同他们的民族主义目标一致起来的。。只要蒋介石能够争取到外国像支持他抵抗日本入侵中国那样规模的干预，他就能粉碎共产党。但是，外国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干预，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委员长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彩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的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7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年战的结局也许是双方都拼个精疲力竭，陷入僵局。中国将王少分为两个阵营，蒋介石降到一个地方军阀的地位。共产党在内战中，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进而控制全中国的可能性，是不要忽视的。。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

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这番话，使戴维斯被打发去了重庆。在延安，没有会讲中文的国务院驻外处官员能参加赫尔利次日同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的会谈，不过，包瑞德还在。

会谈中，赫尔利滔滔不绝的讲话，使包瑞德感到惊讶。包瑞德回忆说：“他对共产党人说，要是对提出的统一条件不满意，那你们的希望是什么呢？在第二次会谈中，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了他们的条件。赫尔利研究了一番以后说：‘先生们，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走得还不够远。’他又提出了补充建议，实际上是把月亮放在盘子里，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使我又一次惊讶，卧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个十分精明的谈判能手。毛泽东和周恩来似乎也被他的建议惊呆了。由于赫尔利提出了超出情理的建议，他们非常高兴。”

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是：（1）国共两党“为实现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联合、早日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2）组织一个联合政府和一个联合的全国军事委员会；（3）中国将成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司法制度，实行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4）将由这个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把中国一切抗日力量组织起来，把外国提供的援助平均分配给他们；（5）这个中华全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性。”

五点方案是在11月10日那天摆到延安机场上的一块石板上的。当时，赫尔利的飞机正在做起飞准备，毛泽东、周恩来和赫尔利都庄严地在这个方案上签了名。

赫尔利满以为很快就能使蒋介石也在上面签名。陪这位将军返回重庆的周恩来却不那样有把握。

周恩来对赫尔利说：“将军，你一定要首先把这个方案拿给蒋介石本人看。不要让宋子文看见，他会制造障碍的。”赫尔利同意了。

但是，他一到重庆，就把这个文件给宋子文看了。事情到此也就告吹了。赫尔利原先以为国民党会就范。他所不知道的，正是他身边的有些美国人所告诉他的，任何对国民党当局所作的善意，不可能总是行得通的。

在重庆，赫尔利对戴维斯说，要是统一谈判破裂，过错不在共产党，而在蒋介石。但是，戴维斯本人也不打算就此放弃对蒋介石所怀有的信心。虽然他认为“不应当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政治上破了产的政权”，但是他在11月15日说：“我们不应当在现在这个时候抛弃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抛弃他，对我们是害多利少。我们暂时还应当继续承认蒋介石的政府，给他以名义上的支持。。组织一个使共产党占有满意地位的联合政府，是我们打破这种僵局最可取的办法。。”

蒋介石立即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来取代赫尔利的五点方案。国民党提出的建议原则上是共产党要服从国民党，而不是与它平起平坐。

周恩来把这个方案带到了延安。

赫尔利仍然希望能实现某种和解，尽管他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他很快写信给罗斯福说：“打败日本当然是首要目标。但是，我们大家都明白，要是中国的两大军事力量不能达成协议，那么，内战就很可能随之爆发。”

这是赫尔利能够告诉罗斯福的最好消息了。

11月17日，罗斯福倒的确有好消息告诉他：总统任命他为驻华大使。

赫尔利当天就接受了这一任命。

延安的中国共产党人愤怒异常。他们本已接受了赫尔利提出的条款，现在国民党又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显然，赫尔利对之表示了赞同。

毛泽东、周恩来对包瑞德说：“赫尔利将军说，我们要是放弃自己的主张，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认。假如我们被蒋委员长捆住手脚，那世界的承认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毛泽东当时大发雷霆，他指责美国人既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介石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

包瑞德很吃惊。中国人发脾气就等于是丢了面子，而毛泽东已是怒气冲冲，差不多变得粗鲁起来了。

在重庆，当包瑞德尽职地把发生的事向赫尔利做了汇报后，赫尔利也发起火来。包瑞德后来说，这火主要是“对我发的，因为我做了汇报。事实上，我感到有必要提醒他注意，我并不是毛泽东，我只是可怜的老包瑞德。但是，自此我的厄运就来了。”

赫尔利将军一下子成了赫尔利大使。作为对他这一新身份的假意祝贺，他的部下立刻奉送给他一个新雅号：“将军大使”。

赫尔利撮第一次撮合国共合作的事就这样告终了。毛泽东和朱德称他是“小丑”，适成对照的是，蒋介石对罗斯福说，他把赫尔利看作是一个“罕见的、通晓人性”的人。

赫尔利二次撮合国共合作赫尔利第二次撮合国共合作是次年8月。在中、美、苏英等盟军的强有力打击下，日本被迫宣布投降。美国政府当时认为，如能不经内战而解决中共问题最为理想，因此由赫尔利建议由蒋出面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当时的蒋介石一方面庆幸抗战的胜利，一方面却忧心重重。他在日本受降之日，写下了这样的感想：呜乎！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消，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

8月11日，蒋介石获悉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下了三道命令：一、限令共产党军队“应该原地驻防待命”，不许再对日伪进行反攻、收复失地；二、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以待国民党政府去“接收”，未经蒋的许可，不得接受任仍何改编。其目的不仅仅是要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更要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力量。

对于蒋介石的反动阴谋，中国共产党早已洞察秋毫。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即曾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党党主要统治集团现在正在所谓‘召开国民大会’和‘政治解决’的烟幕之下，偷愉摸摸地进行其内战的准备工作。如果国人不加注意，不去揭露它的阴谋，阻止它的准备，那么，会有一个早上，要听到内战的炮声的。”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抗战胜利时的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了。解放区已经拥有1亿以上的人民；人民军队发展到100万人，并有民兵200多万；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一百数十万党员的大党，而且政治上已经成熟，它完全能领导全国人民，越过前进道路上障碍，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针对着蒋介石国民党的“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动方针，毛泽东于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党一方面要力争和平，反对内战；一方面又要对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反gemin计划，作充分的准备。就是说，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派不抱幻想，不怕威胁，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此时的中国，对日战争虽停，但国家陷入内部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铁路停止营运；内河航运全部瘫痪，农村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中国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不断激烈化。。千疮百孔的中国不能再内战了，经历8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不能再内战了。于是爱国各界人士呼吁和平统一中国。

而蒋介石需要的是时间，他需要时间进行全面内战的准备，需要更多的时间，把更大量的军队运往内战前线。于是便有了玩一次和平把戏的念头，一方面愚弄民心，一方面给美国人一个面子。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向延安发去了第一份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等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念之至。

蒋中正八月十四日8月20日，又发长电与毛泽东：大战方告终结，内战不容再有。深望足（禁止）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有赖于先生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会，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奉电邀，务肯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毛泽东16日曾复电表示考虑。22日，又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

同日，延安收到斯大林一封电报，谓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有被毁灭的危险。

23日，蒋介石又一连发出第三个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和平”。

文曰：。。承派周恩来先生来谕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特备飞机迎迓，特再电驰速驾。

蒋介石发此电同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决策，毛泽东经深思熟虑，决定亲往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的权衡通过了毛泽东的意见，毛离延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枢大计。

8月26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充分反映了他对形势的估计和对策。《通知》指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派毛泽东奇Qisuu.ｃom书、周恩来、王若飞三人赴渝和蒋介石商量团结建国大计，中国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可能被挫折下去。国民党在取得沪宁等地、接通海洋和收缴敌械、收编伪军之后，较之过去加强了它的地位，但是仍然百孔千疮，内部矛盾甚多，困难甚大。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假如此种局面出现之后，我党应当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式，加紧国民党区域城市、农村、军队三大工作（均是我之弱点）。在谈判中，国民党必定要求我方大大缩小解放区的土地和解放军的数量，并不许发纸币，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

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同时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其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8月27日，延安来了一架美国飞机，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促驾”来了。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张治中到延安，第一是因为他与周恩来在20年代同在黄埔军校任职，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为军事教官，两人私交较深；

第二是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从未与中共军队作战过的极少数人之一；第三是在内战问题上他一贯主和，所以共产党对他有一定的信任。

这天夜里，延安各机关、部队党支部紧急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亲自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延安的干部和群众，力主毛泽东不能去。因为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不讲信义的，有历史为证：1929年蒋桂战争前夕，蒋介石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汤山；1931年因所谓“约法”问题意见不合，把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在汤山软禁；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有宋子文、宋美龄和外国人端纳作连环保，保证张安全返秦，到达南京一下飞机蒋介石就翻脸不认账，张学良被囚禁已10年。

谁能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这种顾虑几乎被以后的事实所证实）

“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毛泽东义无反顾。他说，我们应该去。如果我们不去，就恰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登机。机场上，毛泽东拒绝了吴玉章老人的最后一次劝阻：“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一点好了。”他说完毅然起程。

下午3时37分，一架草绿色的三引擎军用客机，冲破山城上空厚厚的云层，带着震耳欲聋的隆隆巨响，徐徐降落在九龙坡机场的跑道上。

第一个走出舱门的是一个50出头的大个子。他从头上摘下似乎很沉重的考克礼帽，很慢很慢举过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在空中，一动不动了。。这个动作，事后有人说它“表明了一种思维的过程，作出了一种果断的决定”；有人说它“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性的动作，完成这个动作的，只能是一个时代的伟人”。

不错，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此行，他带着拯救中国命运的神圣历史使命。

毛泽东就乘坐美国使馆的汽车，直驶张治中私人宅第“桂园”下榻。原来张治中在接受赴延安接毛泽东任务的当天，就做了这一安排，他对家人说“蒋先生已同意和毛生生会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蒋派我去接毛。为了保证毛先生的绝对安全，我打算用我们自己的家来接待毛先生和周恩来先生。”张的家人虽然大都未见过毛、周二人，但一听能为中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都乐意听命。接着，张又对夫人洪希厚女士说：时间很仓促，只有十来天工夫了，你是不是可以尽快腾出“桂园”，把孩子们带到山洞去住。（山洞是重庆近效山区，约一小时汽车路，较凉爽，是避暑胜地。高级官员们都在那里有别墅。）张又叮嘱，“现在你烦神一下，将来你就知道这样做的重要意义了。”洪希厚女士对丈夫的话一向百依百顺，一周内就把家中所有房间收拾好。原来家中服务员及保姆都留给中共代表团使用。张治中还调来一个营自己的部队当警卫，以保万无一失。

是夜8时，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中共代表。这是毛、蒋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的第一次会面。宴会上双方频频举杯，相待以礼。席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林园过夜，他说：“这里很安静，希望你能睡个好觉。”

林园——一个鬼斧神工的人间仙境，坐落在山城重庆西郊的歌乐山南麓。这里，是蒋介石和林森昔日的官邸；林园里四面青山，峰峦叠翠，曲径通幽。在林海深处，一个圆形石桌静静地躺在石涛之中，四周有四凳相围。有趣的是，毛泽东来渝的第二天，便是在这张石桌旁与蒋介石拉开了谈判的序幕。这张石桌亦由此留名清史，被称之为“谈判桌”。

8月28日晚，毛泽东没有睡好。

天刚放亮，他就起床了。

走出房门，顺着柏油马路下来，侧旁是一条长长的长满青苔的台阶，他拾级而上，缓步而行，渐进林荫深处。然而，他突然站住了。他透过茂密的枝叶隐隐约约看见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正朝着他这边走来。

“蒋介石！”毛泽东有些意外。

蒋介石猛一抬头，躲闪不及地突然站住了。

真是狭路相逢！

“润之先生，你早上也有散步的习惯？”蒋介石一边支吾着，一边伸手指了指侧旁不远的一张圆形的石桌，“来，坐下谈，坐下说好吗？”

这张石桌造得巧：直径不过两尺有余，似一巨蘑，连同4个圆柱形石凳嵌在林间一块空旷的石板上，三面嶙岗怪石围成了一个扇形。

毛泽东点点头，就坐在那露水未干的石凳上，端端正正的姿态，全神贯注的神情，仿佛只要蒋介石同意，此时此地就可以拉开谈判的帷幕。

蒋介石坐下来之前，先在石凳上放了一块手帕，坐下来之后，又将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

但是，蒋介石先引出的话题，却是有关四川的土地如何如何肥沃、林森先生如何如何遭遇不幸等等。

毛泽东牵着话头，来个峰回路转，步步深入，使蒋介石提及往事，重温旧情，毛泽东趁机切入正题：“8年抗战，又让我们坐在一起，我有时在想：‘民亦劳止，迄可小休’，国共两党是否可能通过推心置腹的谈判，商付出巩固而坚实的团结建国大计，从而像今天这样，殊途同归，不期而遇，不仅坐得下来，而且坐得下去呢！”

蒋介石笑笑，身体慢慢地站起了：“现在我们去用早餐，有什么话，早餐以后再说吧。。”

两人顺五步梯缓缓而下，边走边谈。

两位巨人在此只是邂逅相逢，但它在历史上却能写上重重的一笔。作为“见证人”，石桌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唇枪舌战的战场，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谈判毕竟在这晨雾缭绕的林间敲响了锣鼓。

岁月悠悠，半个世纪转眼逝去。尽管石桌长年风剥雨蚀，饱经沧桑，但它所记载的两位巨人历史性相会的一幕却深深地镌刻在岁月记忆的年轮之上。。毛泽东的来临、使重庆整个山城之沸腾，使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都充满了希望。无数的工人、学生和市民热烈地欢迎他的到来，许多人为此感动不已。

然而，山城的百姓也十分好奇。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和部属都穿一式一样的深灰色布制服，没有肩章，分辨不出级别。这和国民党的讲究军服和官兵等级分明适成对照。

9月1日晚7时，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的条约的签定举行盛大的(又鸟)尾酒会。这是毛泽东同各界人士广泛的会见一次机会，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出席。下午6时左右，黄家垭口一带街上（“中苏文化协会”的门口）就挤满了人，天下着毛毛细雨，驻足者却愈聚愈多。重庆市民们要一睹毛泽东的风采。毛泽东的车来了，一位年老的政府低级官员与许多人挤在一起看着毛泽东下车，感慨地说：“咳！毛先生真说得上是一身系天下的安危啊！”众多的市民喊着：“毛先生，欢迎你！”

费了很大力气，车才开到门口。毛泽东进入会场时，空气骤然活跃起来。当时出席的，不仅有张澜、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等爱国民主人士，不仅有冯玉祥、李德全等主张团结的国民党进步人士，而且还有当权的覃振、陈立夫等人物。文化界、妇女界、商界以及新闻界的代表人物，也有不少人参加。这是抗战8年来重庆未曾有过的盛会。人们一个个争着同毛泽东握手、攀谈，争着向毛泽东敬酒，盛情难却，周恩来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欣然代表毛泽东喝了一杯又一杯。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会见宋庆龄，对她忠实不渝地信守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对她同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不懈斗争；对她的不计个人安危，献身国家民族的宝贵的革命气节，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就更加坚定了宋庆龄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的鲜明立场。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先生和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濡、黄炎☆境各位先生。毛泽东出席了民盟领导机关举办的欢迎会，并数度同民盟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举行了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支持民盟反对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斗争，支持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的主张，并且详尽地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这就使民盟的许多朋友认识到中共对于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全国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是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冯玉祥就是在这个期间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他称颂毛泽东之到重庆，象征了国内的团结；称颂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保障了中国的和平，是喜事临门；接着设宴欢迎毛泽东。毛泽东接受了冯的邀请，对冯在政治上的进步活动，作了赞许，并鼓励他继续为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努力。

国民党元老、著名诗人柳亚子8月30日访问“桂园”，与毛泽东谈诗论政，即席赋诗一首，题为《赠毛润之老友》。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

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

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归同舟。

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

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到沙坪坝回访柳亚子，将旧作《沁园春·雪》书就赠柳，诗曰：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睛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挠。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诗上阕前半部活画出北方全幅雪景。万里长城，滔滔黄河，群山高原，无不在万里冰封雪飘之下；后部却又一洗前寒素冰冷之气，出之以生机盎然、灿烂辉煌的暖景，抒发胸中颠倒乾坤、豪情满盈的壮志，谓之亘古未有；诗下阕有横绝千古、做脱八方之概，绝元古人可追及。这首诗即景抒情，融情景于一体，转接自然，于技法上说属一流，而其中境界尤为特异，开千古未有之新境。

柳亚子读后如获至宝，此事不知怎样泄露出去，骚人墨客辗转传抄。《新民报》重庆版晚刊《西方夜谭》，在11月14日首先登出了毛的咏雪词，并加编者按：毛润之氏能诗词，似鲜为人知。容有抄得其《沁园春》咏雪一词者，风词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氏自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

后各报争相转载，流传极广，次韵相和者甚多。这首诗在全国产生了轰动，被蒋介石捉拿了几十年的“匪首”毛泽东竟是这样一位儒雅可钦的人物。相比之下，蒋介石给人的感觉是一身戎装，满脸杀机，实在不招人喜欢，特别在知识分子当中丢分不少。

在外界争相传咏毛泽东《沁园春》咏雪一词时，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自视堪高的他认为自己也曾有诗篇流传。他7岁时随口吟出一首诗：绿茵君子如虎踞，绿茵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1899年蒋介石13岁，跟名士姚宗元读书，姚叫他“以竹为题”作两句诗看看，蒋应声作成“一望山多竹，能生夏日寒”。蒋介石22岁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写过一首七绝：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蒋34岁在故乡雪窦山上的时候，又口占七绝一首：雪山名且擅东南，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

蒋介石自为最好的一首诗，是1925年东征军阀陈炯明途中写的七绝：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鸮未靖此东征。

孤军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

当时孙中山病卧北平，蒋以黄埔军校校长身分，率领校军不满3000千人展开了统一中华民国的艰难任务，一分孤军革命舍我其谁的沉痛感充塞字里行间。

1926年蒋介石北伐前夕发表的誓师词，仿《诗经》四言体，也颇见功夫，例如“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等句。

在8年抗战的风月里，由邓颖超率领的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代表团，在国民党统治区，不懈地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各界的进步妇女并争取了她们中的中间分子。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接见了国统区各界妇女代表，同她们就战后的中国时局和中共的政治主张，热烈地交换了意见，在毛泽东的启示和鼓励之下，她们更进一步地拥护中共的主张，决心为共同建设新中国而努力。

重庆在抗战前已经有不少工商企业；抗战爆发之后，从“下江”又迁来一些规模稍大的工商企业。在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之下，无论川帮资本家或者是从“下江”迁来的资本家，对于中国共产党原来都是带着恐惧的心理的。但是，事实终于戳穿了造谣和诬蔑，他们阅读《新华日报》，在一些场合听周恩来的谈话，在事实教育之下，对国共两党作了对比，这样，在认识上逐步起着变化。1944年国民党在湘桂的溃败，使民族资本家中间的一些人，感到对国民党的失望。在那期间，周恩来和王若飞先后邀请一些工商界代表人物来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关心国家，并向他们宣传新民主主义的财政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同民族资本家的许多人坐在一块，畅谈国事，在历史上这可能是一个开端。

重庆谈判时，这些民族资本家渴望见到毛泽东，希望从他那里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于是，由“迁川工厂联合会”和“西南实业协会”等三个团体，派出几位代表，请求接见。9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桂园接见了他们。毛泽东向他们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没有办法得到发展的；能够得到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买办官僚资本。现在日本投降了，中国应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富强的国家，只有在这样一个新中国，民族资本的工商业才能有发展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而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如果不承认这个矛盾的存在，那是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并不主张没收资本家的产业，而是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于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是作为朋友来对待的。毛的这一席话，稳定了他们不安的心情。毛的指示也迅速地传开来了！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不但接见了国内各方面的朋友，而且接见了不少外国朋友。毛泽东同周恩来接见并访问驻华英国大使薛穆，法国大使贝志高，加拿大大使欧德伦；又在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宴会上热烈祝贺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同苏联大使波得洛夫进行了会晤。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援华团体的代表和在重庆的国际友好人士。毛同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先生作了长谈，并对所有在华的日本反战朋友的出色工作作了高度的评价。

当时美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就是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但是，许多在中国作战的美国航空员，目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是受感动的；尤其是美国80多名飞行员在解放区遇救脱险的事实更使他们受到教育。重庆谈判一开始，一些不满意国民党腐败、黑暗统治的美国飞行员，就渴望看见毛泽东。有3个美国飞行员——霍特华·海曼、爱德华·贝尔和杰克·埃德尔曼，拿出配给他们的几名香烟，包装成盒，并在盒内附上向毛泽东问候、庆祝谈判成功的字条，署名3个美国兵，在一个假日到红岩村找周恩来，表示对解放区军民的友谊和对毛泽东的敬意。毛泽东特为他们3人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同他们畅谈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指出中美友谊在当时虽受到反动派的干扰破坏，但是，终究是会发展下去的。为了留念，他们3人要求同毛泽东合影，毛欣然答应。就在八路军办事处楼房西侧一棵高大的巴蕉树下，两位青年站在毛泽东的两侧，一位青年在面前蹲下，办事处的几位于部也加入这个场面。这一张象征着中美人民友谊的照片，意义是至为重大的。

在谈判期间，毛泽东一展再展丰采，使重庆备界人士目睹了其神俊，让世界各国朋友又见其丰姿，中国共产党迎得了国统区人民的拥护。

毛、蒋正式交锋9月2日上午，毛泽东邀请王世杰（外交部长）到桂园，对两党谈判提出8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年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毛泽东到达重庆，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蒋介石邀毛泽东来谈判，其立足点是毛泽东不来，所以谈判的具体方案他毫无准备。中共代表团一到，他已是手忙脚乱了，在政治上也已陷于被动局面，在毛泽东拿出8条后，他才于9月4日上午9时，召见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张治中，指定这4人为谈判代表，并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张治中。蒋的四条是：一、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讨决定；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以考虑；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如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

张治中将这4条向毛泽东通报。

下午，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进行会谈。晚上，两党谈判代表在中山4路德安里101号国民政府军委会会议室正式会谈。中共方面出席的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出席的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就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条交换意见。这11条是：一、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的三民主义。

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三、承认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

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

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

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

八、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九、政治民主化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解放区解决办法：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并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

十一、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

两党正式会谈12次，9、10两项成为争执的焦点。其间，蒋介石约毛泽东面谈10次。每次两人相见，毛为尊重蒋不抽烟的习惯，均忍着烟瘾。蒋有一次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他的决心和精神，不可小视啊！”

因蒋介石只准共产党的军队编12个师，双方距离太大，9月17日，在赫尔利的参加下，毛泽东与蒋介石就军事问题进行商谈。蒋介石以平静的但底气很足的语调说：“润之，你的军队只能编12个师，至多再多编两个预备师。要和，就照这条件和；不然，请你回延安带兵来打。”

毛泽东微微一笑，开口说：“蒋先生，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日敌之办法对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乡村包围城市，我们再周旅10年。”

为了争取和平，为了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民主人士的同情，以击破国民党的造谣污蔑，我党在谈判中作出了有原则的、有限度、必要的让步。同意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除外）等8个解放区；同意按比例缩编军队。但决不把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增强国民党的力量，更不拿人民的武装去换取国民党政府的一官半职。毛泽东曾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但是，国民党只不过是以“缩编”作为幌子，其目的是要根本消灭解放区和解放军。

谈判桌外的较量毛泽东的估计是正确，蒋介石对这次重庆谈判根本没有诚意。这不，谈判还在进行，他已在着手布置进攻解放军区了。

毛泽东到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的军事机关就密令印发《剿匪手册》，加紧在他的军队中实行反共、内战的动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命令阎锡山出兵进攻上党解放区，企图扑灭山西境内我党的力量。进攻上党解放区是蒋介石对重庆谈判的补充。他的如意算盘是，用军事上的进攻来压迫中国共产党在谈判桌上让步。

但人算不如“神”算，这位被广大人民群众称为“救世主”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时候，就提醒全党：“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重庆谈判前两天，毛泽东为中央写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就提醒全党同志，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军事进攻的警惕，并且明确地指出：“有来犯者，只要好打，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在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就部署了击破蒋介石军队进犯的准备。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作了严正声明，中国共产党鉴于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不愿同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借以避免内战的触发。但是，国民党军队却勾结日伪残敌，猖狂进攻抗日军民，并且攻占了解放区许多城镇，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各解放区军民必须坚决反击一切敢于入侵之敌，直到缴械投降。

蒋介石在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同时，密令阎锡山主力第19军抢占上党地区，胡宗南、孙连仲、李品仙部，分头沿同蒲、平汉、津浦3条铁路线，向北推进，妄图鲸吞华北抗战胜利果实。

长治古称上党郡。

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步兵师、一个挺进纵队于1945年8月23日以受降名义占领了八路军129师势力范围之内的以长治为中心的6座城镇。史率军部主力第68、第69师及暂编38师一部守备长治，以其余部队及伪军部署于襄垣、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诸城，企图以此为基地夺占整个晋东南解放区。

这时的129师才扩建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将太行、太岳、冀南3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各编一个纵队，共31000人。8月26日，中央军委指示刘邓，集中主力部队，首先歼灭阎锡山进入长治的部队，收复上党地区，消除心腹之患。战役发起前，刘伯承在干部大会上说明了形势和任务。他说：日本投降了，这是大好事。可是美国总统和蒋介石不准我们深入敌后抗战8年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要日本军队等着国庆党军队从大后方赶来受降！这就是蒋介石的灭共之心不死，他的反gemin年战又开始了！现在他首先让阎锡山的19军占了我们上党5座县城，在我们背上杀一刀；又让他的嫡系部队在平汉路和同蒲路上用大炮对准我们的胸膛，妄想席卷华北抗战的胜利果实，南北夹击，消灭我军。另一方面他又假惺惺地三次邀请我们毛主席到重庆谈判，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现在我们党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去同蒋介石谈判。毛主席指示我们不要对谈判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和邓政委离开延安时，毛主席对我们说：“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愈好，我愈安全，我们谈得愈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为了保卫抗日胜利果实，为了配合重庆谈判，必须而且一定要迅速歼灭侵入上党的敌人。

上党战役于9月10日发起，在扫清长治外围的战斗中，连克五城，歼敌7000余人。史泽波困守孤城，连连向阎锡山告急。阎锡山派第7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梳斌率第23、第83军共6个师两个炮乓团和由伪军改编的省防军一部从沁县来援。刘伯承、邓小平果断决定先打援后夺城，令陈锡联率太行纵队全部，陈赓率太岳纵队主力，利用雨夜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设伏，10月2日与援敌彭毓斌部预期遭遇在屯留西北之王家渠、白龙坡之线，旋将敌合围于老爷岭附近。为救速决和全歼，刘邓又令陈再道，宋任穷率冀南纵队撤围长治迅速北上参加打援。刘伯承指挥左右两翼部队猛攻敌人，在北面虚留生路，诱敌突围。5日，左翼军攻占老爷岭主峰，敌果向北突围，逃到土落村，被刘伯承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部队截击，激战至6日，大部被歼，彭毓斌侥幸逃脱，在回沁县之后，畏罪自杀。史泽波见援兵无望，8日率部弃城突围。刘伯承令太太岳纵队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截击敌人。12日，在追击部队协同下，歼灭第19军于桃川堡附近地域，生俘其军长史泽波，暂46师师长郭溶，暂49师师长张宏，第66师师长李佩膺，第68师师长郭天兴，暂37师师长杨文彩等。

上党一战，阎锡山两路进犯的军队共38000余人，被我消灭了35000，俘虏胡三余、胡泽彼等敌司令、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27人；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000余支。人民解放军痛快淋漓地结束了上党战役。

阎锡山的惨败，使蒋介石利用军事冒险去扭转其谈判的败局的幻想，归于覆灭。

上党战役的胜利加强了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实力地位。胜负刚见分晓，双十协定就签了字，果如毛泽东所料，打得越好，谈得越好。所谓“双十协定”是10月10日签字的《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国民党表示同意“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承认党派平等合作和实行地方自治等政治原则。重庆谈判到此便告一段落。

在重庆谈判的43天中，毛泽东把政治谈判同军事斗争巧妙地辩证地结合起来。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有着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的境地之中。

蒋介石三役无胜算经过重庆谈判，蒋介石认清了毛泽东不是陈独秀，想通过和平谈判让中共把军队文出来是决然办不到的。

毛泽东决定日内即将离开重庆返回延安，次日这一喜讯迅速传遍各个解放区。43个日日夜夜解放区军民，无一不为毛泽东的安全提心吊胆，无一天不在盼望毛泽东的胜利归来！

为了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张治中在10月8日晚上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酒会，参加这个酒会的，除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董必武和王若飞等外，还有重庆各界的代表人物数百人。宴会的气氛是极其热烈的。许多人热烈地称颂毛泽东在43天的尖锐复杂的谈判中所显示的大智大勇和高度的斗争艺术；同时，热情地称赞协助毛泽东进行谈判的周恩来。

10月11日清晨，重庆西郊的九龙坡机场聚集了100多位欢送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重庆各界代表。上午9时，毛泽东偕叶剑英、王若飞等，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美龄”号返回延安。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当天下午1时半，毛泽东平安回到延安。

张治中之所以亲自护送，还是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据阎锡山当时的机要秘书日后回忆，当时他的确看到一封要谋杀毛泽东的电报，后国有张治中陪同，不能下手。在旅途中，毛泽东对张说：“我在重庆调查了一下，大家都说你能做到民主领导，也不弄钱。并且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张问：“何以见得？”毛说：“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江西围攻我们时候的报纸，你要改名字，一定会有些人不赞成。”张洽中闻言深感安慰。

毛泽东回到延安后，于10月17日在干部会上作了一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共党内文件发到各地。他告诉全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国民党一方面同我们谈判，另一方面又在积极进攻解放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不算，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在80万人。现在一切有解放区的地方，都在打仗，或者在准备打仗。“双十协定”上第一条就是“和平建国”，写在纸上的话和事实岂不矛盾？是的，是矛盾的。所以说，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为什么国民党要动员那么多的军队向我们进攻呢？因为它的主意老早定了，就是要消灭人民的力量，消灭我们。最好是很快消灭；纵然不能很快消灭，也要使我们的形势更不利，它的形势更有利一些。和平这一条写在协定上面，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实现。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上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8000人，我们出动31000人。他们的38000被消灭了35000，逃掉2000，散掉1000。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就在毛泽东做报告的时候，蒋介石令第12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第40、第30军和新8军共7个师于10月14日从新乡出发，沿平汉路北进；其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3、第16军经同蒲路、正大路进抵石家庄南下接应，企图控制平汉路，抓紧转运兵力，以11战区3个军进驻北平，将驻北平的第92、第94军派往东北，上党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立即给刘叉腋电：“山东、华中主力转移至冀热辽区及东北，至快还须一个月；各部到达后，布置战场，熟悉地形，初步完成准备，至快亦须两至3个月。因此，我们阻碍和迟滞顽军北进，是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率主力，对付沿平汉路北迸之敌，务求歼灭其一部或大部。

刘邓决心集中3个纵队及冀鲁豫、冀南、太行军区各一部共6万人，并动员10万民兵配合作战，在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地区预设战场，歼灭北进之敌。

10月24日，第11战区国民党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受到1纵杨得志部的阻击，将敌压缩在磁县、马头镇滏阳河套地域。滏阳河套沙土地无法构筑工事。敌被四面围攻，伤亡甚大，急电蒋介石求援。蒋令石家庄的第16军、安阳的第32军南北对进解围。但第16军被晋察冀军区部队阻于高邑，第32军被晋冀鲁豫军区阻援部队档在漳河以南。

10月28日，刘伯承下令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令第1、第2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太行军区两个支队为北集团，狠打第40军；第3纵队直插敌30军与新8军之间。此时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派王定地到刘伯承司令部接洽，投入中共阵营，对困斗之敌产生极大的震憾瓦解作用。战至30日，第40军106师大部被歼，第30军遭到重大打击。

10月31日，残敌向南突围，被全歼于临漳、磁县间的旗杆樟、辛庄、马营地域。

邯郸战役（亦称平汉战役）除高树勋率部万余人起义外，共毙伤敌3000余人，俘第11战区副司令长官兼40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物资。

与此同时，聂荣臻、贺龙所部发起平缓战役，打退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陈毅所部，发起津捕战役，控制了徐州至济南段，截断了李品仙部沿津浦路的进攻。邯郸战役、平绥战役和津捕战役，迟滞了蒋介石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和热河的计划。

马歇尔再赋使命解放区军民的胜利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的高涨。1945年11月19日，重庆各界成立了反对内战联合。25日，昆明举行了盛大的反内战集会，由于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横暴干涉，激起了昆明数万学生的总罢课。至12月1日，便发生了举世轰动的“12·1”惨案。接着，全国各地都爆发了为援助昆明学生的游行示威，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一时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免去了公开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赫尔利驻华大使职务，12月15日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呼吁“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其他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之间应协商停止敌对行动”，并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

1945年，在圣诞节前夕，马歇尔前往中国。美国驻华外交官文森特和他10岁的儿子为他送行。当飞机滑行之后，文森特说，“孩子，那一位是世上最了不起的人。他是去设法统一中国的。”文森特认为，马歇尔个人的名誉是无可非议的。他不想炫耀自己。若干年前在中国时，他的妻子曾问他，是否可以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记述下来公开发表。他同意她这样做，但是，先要把赞扬他的那些话全都删掉。

驻在昆明的美国总领事斯普劳斯正准备在圣诞节，设宴招待在那里的20来位美国人，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火速赶到重庆，听候马歇尔的调遣。斯普劳斯本以为过3个星期就能回到他的岗位上，谁知却为马歇尔工作了将近1年。

当时，谁都认为，马歇尔成就大业的希望不大。有人说，美国国务院中那些“丢掉中国的人”要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太多了，他们分明知道这位委员长是不可能接受这些要求的。事实上，马歇尔接受的指示，是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拟订的各种建议的汇总，而这两个机构的建议则大同小异。它们都认为，只有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之后，美国才能进一步提供援助，而这样一个条件，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不会特别愿意接受。

马歇尔想使所有中国人都重视他的使命，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很多高级军官闲着无事，可以陪同他赴任。这些鼎鼎大名的人物到中国去，这件事本身，就会使他的工作显得更重要。他把这些人安置在北京阶和医学院住下。

马歇尔在国共之间进行的调停，起初确实显得很顺利。

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了《停止国内军年冲突》的协议，1月10日正式公布。国共双方依据协议下达停战令，规定从1946年1月13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军事3人小组，并在北平建立由三方代表郑介民、叶剑英、罗伯逊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以监督停战，调解冲突。1月10日，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召开，并于1月31日一致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案》，和平又出现了一线转机。

政协会议能够开成，与马歇尔使华有很大关系。马歇尔是个中国通，1923年至1926年曾在美军驻天津的步兵第15团服役3年。二战期间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有国际声望。所以，杜鲁门总统选中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给马歇尔的信规定了特使的基本任务是：“努力说服中国政府，召开一个包括主要党派有代表所组成的全国会议，以获致中国的统一，同时实行停战，特别是在华北要实行停战。”杜鲁门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态度和蒋介石及其他中国领袖谈话。尤其是涉及中国在经济方面希望得到贷款与技术援助，以及在军事方面的援助时（我的意思是已经提出了美国军事顾问团，我在原则上已经同意），你可以表明：一个不统一的和为内战所分裂的中国，事实上不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地区，按既定方针而得到美国的援助。”在此之前杜鲁门答应了给蒋介石政府20亿美元的贷款。他把这个胡罗卜给了马歇尔。蒋介石如听招呼就给，不听招呼就不给。杜鲁门接受了罗斯福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付这位曾和史迪威闹翻过的东方君主光有措词严厉的电报是不行的。

马歇尔于1945年12月11日到了重庆。会见了在重庆的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全面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和他这次来华的使命。特使最后有礼貌的说：“假如蒋委员长未做出合理的让步，使取得政治统一的努力都归于破灭，而美国又放弃对蒋委员长的继续支持，那么接着将发生这样的悲剧性后果：一个分裂的中国；俄国可能再度在满洲取得权力；其结果就会使我们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目的归于失败或遭到损失。”

不看佛面看金面。蒋介石表示遵从杜鲁门总统的意见。下达了停战令并答应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

各党派代表38人参加。

国民党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

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秦邦宪、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民主同盟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

青年党5人：曾琦、陈启天、杨永浚、余家菊、常乃德。

无党派人士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云台、李烛尘。

秘书长：雷震（国民党）、齐燕铭（共产党）、蒋匀田（民主同盟）、萧智（青年党）。

会外专家10人：吴尚膺、林彬、戴修骏、史尚宽、楼桐荪、吴经熊、周贤、李中襄、钱端升、周炳琳。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主席亲自主持开幕式。他在讲话中作了保障人民自由的四项诺言：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行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或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之内，公开活动。

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进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政治犯：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分别予以释放。

政协会议开了20天。1月31日通过了《政府改组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议案。蒋介石致闭幕词，对于各项协议，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表示完全拥护。他说：“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本会议一切的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诚，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竟的事功。”

政协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是作了许多让步的。周恩来在会后答记者时对这些让步作以如下概括：“例如通过的纲领（按：和平建国纲领）和中共的原提案有颇多的出入；在军队国家化上、终止了18年来的武装斗争，改变了军队的制度；在改组政府上，我们放弃了我们根据边区经验所提的三三制，即最大的党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而同意国民党可在国府委员中占二分之一，在行政院中占大多数；在民主宪草的原则上，我们接受英美式的初期民主，例如解散国会制度；最后在国大问题上，我们做了大让步，我们容许始终为人民所反对的10年前代表的继续存在。”

中共能够让步，与斯大林的影响有关。关于在政协会议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中共对斯大林有所请教。1月17日，苏联大使向周恩来转达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的意见：“由于情况不了解不能提具体意见，但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中共如再不停战，美国军队和空军会压下来，要对美国有足够的估计。”周恩来及时把这一信息电告延安的毛泽东。

对于政协的各项协议，中共是真准备实行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一天，即1946年2月1日，延安中共中央对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各纵队，发了一个《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这个文件是刘少奇起草的，其要点是：（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的民主建设的阶段。

（二）此次重庆重大协议之所以获得，是由于三国莫斯科会议的决定及对中国实行干涉（以马歇尔为代表），我们党的强大存在与4个月来的坚决自卫斗争，以及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内战与反对一党独裁和国民党内部的困难，使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开始放弃其一党独栽，并开始实行国家民主化。。。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三）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来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

（四）除开个别地方国民党依然可能向我进行武装袭击，我应严加警戒外，武装斗争是一般停止了。为了保证国内和平，各地应利用目前时机大练兵三个月，一切准备好，不怕和平万一被破坏，并须在此期间准备整编军队及精兵简政。

（五）因此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对政策及十八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的克服这些偏向。

这个文件代表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集团对当时形势的共识。

2月6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政协协议研究参加政府名单，决定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解放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张闻天参加国府委员会，以便将来将指导中心移到外边。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参加行政院，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并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

2月25日，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同张治中、马歇尔签署《关于军队整编及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规定到年底全国陆军应为108个师，每师人数不得超过14000人，其中中共部队编成18个师，占军队总数的六分之一。在1946年8月以前，政府军应更缩编为50个师，中共军应更缩编为10个师，合计60个师。

3月4日，3人小组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到延安。毛泽东对马歇尔表示：“东北问题内政和外交应分开，外交目前应由政府与苏联直接商办。内政应停止冲突后整军，改组政委会及省政府，实行民选县长。”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亦应该住到南京去，延安这地方，我不会有第四次来的机会了。”毛泽东愉快地答道：“是的，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安，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和张治中对国共合作前景的乐观态度都是真诚的。

国民党坚持独裁在共产党人作了重大让步，准备履行政协协议和裁军协定的时候，国民党内部吵翻了天。3月1日至3月17日，国民党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

第一天，蒋介石以总裁身份致开幕词。

第二大，吴铁城作党务报告。下午检讨党务报告时，CC分子谷正纲在会上大喊：“救国必先救党，应以革命精神，反对反gemin势力。”有人指名道姓，要求开除冯玉祥、邵子力、王世杰、张群诸人的党籍，后3人都是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右派指责他们“对党不忠心”，“将统治权交给多党政府”，“对其他政党太妥协了”。中央社发消息对于此种攻击大事赞扬，称之为“热烈情绪为历届大会所罕见。”

3日，军政部次长林蔚代陈诚作军事复员报告，对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军事3人小组签署的《军队整编基本方案》只字未提，但在报告复员数字和保留军队数字时，完全推翻3人小组的方案。按3人小组方案，国民党军队至年底应保留150万人，林蔚报告是保留347万；至1946年8月，三人小组方案国民党部队应减至84万人，林蔚报告是减至280万人。黄埔系军人坚决反对裁军。北平《益世报》3月10日称，以何应钦为首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抗战军人大同盟”，提出四项主张：一、反对政协会议；二、武力接收东北；三、反对裁兵；四、继续剿匪。

5日下午至6日上午，在讨论王世杰的外交报告时，反苏声浪甚高，白崇禧等发言主张对苏联“诉诸武力”。七、八日全会讨论孙科之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内战叫嚣达于(禁止)。有人竟说接受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不断咆哮：“宪法修正原则必须纠正”，“中国应采用五院制、总统制”、“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蒋介石的态度是：“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经过顽固派一番补救，好比行家里手在棋盘上移动几个重要的“子”，代议制、内阁制的民主政体的格局就变成了一党专政、领袖独裁的格局。

政协《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规定：立法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之，其职权相当于各民主国家之议会。

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

总统经行政院决议，得依法发布紧急命令，但须于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这里的要害是相当于议会的立法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相当于总理的行政院长的任免，行政院要对立法院负责。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这一条，作出决议：“立法院对行政院不应有同意权及不信任权，行政院亦不应有提请解散立法院之权。”坚持1936年5月5日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根据“五五宪草”制定的《国民政府组织法》

第15条规定：“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国民政府主席于国民政府委员中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国民政府主席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五院院长对国民政府主席负责。”在这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每个委员，按照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决定，又必须宣誓“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如有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所要坚持的“国家根本dafa”，就是这样一个领袖至上的独裁体系：全国人民都要“依法律”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要服从主席蒋介石，主席蒋介石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每个委员又都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蒋介石。蒋介石主持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案，蒋介石又主持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推翻了对“五五宪草”的修正。《新华日报》1946年3月19日社论《出尔反尔》指出：“实质上，国民党内反动派所反对的代议制民主政府，是多党内阁制，是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制衡；他们所主张的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连不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也没有的集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是一党独裁个人独裁的政治。”

3月17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议发表宣言，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的协议，而且一字不提国民党将执行整军方案。

3月18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国民党二中全会是坚决反对国家民主化的，他们必然坚持要修改宪草原则，国大代表名额他们又擅自增加，我与民盟在国大保持否决将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不能参加国大参加政府。此点望你们即与民盟人士商量，并在适当时机告知国民党。”

同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党全军发出了《中央关于蒋介石反gemin方针不会改变，我们必须坚持斗争的指示》，提出“我们反对分裂、内战，但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些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

从此，毛泽东看透了蒋介石，再不提“和平民主新阶段”，虽仍不放弃“和平”的旗帜，只是作为揭露对手内战部署的策略运用，专心致志地转入对长期战争的运筹谋划了。

谁破坏了政协决议？谁破坏抗战胜利后中国这个唯一的化干戈为玉帛的转机？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这是《马歇尔使华报告书》得出来的客观结论。马歇尔说：“在1月、2月和3月初这一段时期内，在达成了有关停战、成立联合政府和整编军队的协定的时候，没有理由怀疑共产党的诚意。”“对履行政协决议唯一的反对来自一些国民党内重要而有势力的人物，这似乎是无疑议的。但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在较小的程度上）坚持说，蒋委员长本人就居于通过一部独裁主义宪法的运动的幕后，他希望建立一个装璜门面的联合政府，以影响美国舆论，以此为他获得美国财政经济援助铺平道路。”早在1945年9月20日蒋介石给各战区司令长官的一封密电说：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空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支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谈判，请马歇尔调处，停战令，整军方案，政协会议等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抢运军队，造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禁止中国境内一切军队调动。但从1月13日至5月8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按照蒋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各部队都占领前进出发阵地，或已经发动了进攻。

6月23日，上海5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蒉廷芳（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拜把兄弟）、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等10人代表团到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是谓闻名全国的下关惨案。

半年前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许下的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人民之自由，对这样一个和平请愿代表团都不能容，使他在国民中进一步失去了信仰。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中共地下党能量实在大得惊人，在上层统一战线中能把蒉廷芳这样的资本家头面人物发动起来；几个秘密党员就能左右一所大学的政治倾向，学校中那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学生毫无办法。

7月3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7月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宣传部长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应该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或各党派协商决定，国民党一党政府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非法的，无效的。7日，周恩来致函政协代表及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违反协商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从此，蒋介石对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就另有打算了，那就是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孤立共产党，拆散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政治联盟。

民主同盟是1941年3月成立的，发起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后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参加进来，因为是由6个政治团体组成的，所以开始叫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推举德高望重的张澜（字表方）为主席。1944年去掉“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这支政治力量在各大城市，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以中间派自居，主张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以及周恩来的成功的统战工作，民盟逐渐左倾，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统一而斗争。

对民主同盟，蒋介石采取了拉与打两手。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失掉了前期公正中立的立场，采取了支蒋压共的方针，在东北问题上，只要共产党让步，继续用美国军舰帮助蒋介石往东北运兵。7月9日，马歇尔受蒋介石委托，约罗隆基谈话，对罗说：“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假使民盟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参加政府，名额问题倒容易解决，我也容易帮你们说话些。”进行露骨的分化挑拨。

所谓“名额问题”指的是国民政府委员40个名额的分配问题。政协会议决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一个俸养“党国元老”的闲散机关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同意国民党占40名委员的二分之一。其余20名由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分配。为了限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王若飞和罗隆基在表决法中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定某一议案”。为了有把握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蒋介石把青年党收买了。分配其余20名委员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提出，青年党的名额要与民盟相等。然后邵力子出面提出“8、4、4、4”方案，即共产党8个委员，民盟4个委员，青年党4个委员，社会贤达4个委员。共产党提出要10个名额，民盟提出要6个名额，青年党也要6个名额3者加起来已超过了定额，还没有社会贤达的名额，几方争执不下，成为僵局。3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对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说：“在国府委员的20名席位中，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共同联合要求14名，即超过总额三分之一强。这样，第一，我们对于蒋介石任意修改施政纲领的行为，有了否决权的保证；第二，使青年党硬要同民盟席位相等的要求无所借口；14名之外，尚有6名足够青年党同社会贤达分配。至于这14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政治斗争中，民盟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自己可以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深受感动。民盟两党三派加上无党派盟员这一单位，按国民党给的4个名额是很难分配而不影响团结的。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zhuanzhi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第二节孔祥熙长袖善舞大难将临先自飞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美国人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同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奉命进行调查工作结束，向蒋介石提交一份15000字的报告，指告某些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外汇和物资，“其目的不是进口重建材料”，这个特权公司集团包括孔家的扬子开发公司。

面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残局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孔祥熙觉得大难将临，该远走高飞了。临行前，他和妻子宋霭龄在上海短暂逗留，清理他们的股份，把能够转移的财产全部转移到香港或国外。接着，他们重访了山西太谷的孔家，处理了房地产，关闭了官邸。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行政院长，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然后，孔祥熙通知亲友，他要带霭龄去美国，因为她“身体欠安”，必须住在挨近纽约医疗中心的地方。

8月间，带着家小，溜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孔祥熙立刻就买了一块咖啡园。这块土地，足有25英方里的面积，用汽车环绕一周，非三小时不能走毕全程。孔氏本人便住在咖啡园里的一所华丽别墅，闭门幽居，绝少外出，雇有男女侍仆十余人，追随左右，听候差遣。其后孔氏离开南美，来到纽约，那时适值解放战争后期，有许多做过他部下的要员大吏都相继逃到美国去，他为了安插他们，特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自任董事长。是时他在纽约分行设了一个私人办公厅，每天规定时间，接见来宾，逢客必见，已毋复当年豪气矣。

尽管是流亡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对他们感兴趣。1949年3月，《纽约新闻》刊登了一份孔家财产清单。该文开始即说：“天文样的数字，恐怕连孔自己也未必完全记得清楚了。”所以，该文作者自认：“这里的材料也还是不完全的调查。”

据该文作者“调查”所得，孔所独有及大部分占有的事业，计有：银行6家，公司商号20家，新闻报纸3家，地产在山西、上海、香港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均有大批。

他所经营的事业可说种类繁多，范围广大。在银行方面，他曾直接支配中国、中央及农业三行，以及后起的中信局，他有独资的裕华银行，还有他大量投资的福钰银行及谦泰裕银行。

至于他的公司商号方面，最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广”字冠首的连锁性的百货公司，如重庆的“广茂兴”等。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经营的公司真不少，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华盛贸易公司”等。“祥记公司”是做运输生意的，单是自备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当时往来于西南各省，生意做得极大。“广记纱号”则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棉纱字号，其力量与官办的“福牛号”居于伯仲之间，而“福牛号”事实上亦是在他控制之下的。“强华”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大元”是故五金材料的，而“华盛”则是以制造纸烟及采办烟叶为主之“华福烟草公司”为重心的一大规模的贸易公司。

孔的经营，本来还偏重于国内，后来由于他的幕下吸收了不少的留学生，才说动了他而使他把他的大量资财，扩充到许多新式的工业方面去。我们所知道的，有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药厂、三才牛煤矿公司、裕华纱厂、华福烟草公司（在抗战时期，该公司出品的华福牌香姻是大后方所出产的最高等香烟。）、贵州企业公司、湖南实业公司以及中国机械厂、农村水利公司等等，表面上虽用别人出面经营，但事实上则无一不为孔的投资而且孔所直接控制。

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孔又接受了他的智囊团的献计，而把他分布在后方各地的资财，集中搬运到东南各地尤其是上海来。由于他对于美国向来存在的关系，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发生在美国工业出品的买办式的经营上。于是，以他的儿子为中心，他就在上海组织了规模宏大的扬子企业公司和嘉陵企业公司，扬子公司无疑是中国最大的一家联系着美国商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单看它跟美国16家最大工厂（包括“西雷公司”等）所订立的“在华总经售”的合同，便可以明了它的力量之强大，事实上，孔几乎垄断了美国高贵货物在中国的市场，而且有许多东西如：高贵的汽车及各种奢侈品，不是他也无法进口，而他又是什么都要做的，例如建筑材料，化学原料，乃至尼龙丝袜，自来水笔之类。

孔对于新闻文化事业的兴趣不知自何而来，他开过一家大时代书局，办过几种有关财政的杂志，并且在沪港等地办过几家报纸和通讯社，现在上海的《时事新报》、《大晚报》和《西文大陆报》，就都是孔的产业。

现在，随着中国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孔的资金看来又要举行一次大搬家，无论如何，纽约的华尔街上的扬子公司驻美办事处的写字间里的活动，是没有停顿过的，上海即使有问题，华南乃至南洋各地还自有一片财源茂盛的好市场啊。

大洋彼岸的孔家财产清单，引起中国同行的反响，《星光日报》于3月18日醒目登出《孔样熙拥有多少财产》一文，进一步指出：如果将孔氏与其他“豪门资本”比较起来，孔氏的“土财主”气味，是较为浓厚的。事实上孔氏是以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起家的，志诚信票号则是属于封建性质典型的金融组织，天津时代的祥记亦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在山西孔拥有广漠的土地，在上海也有巨大的地产，大连路272号房屋的地皮，就曾被误为乱产，经破产处理局标卖过，结果他出了2亿美元才告收回。在南美的亚马逊河两岸，孔亦有大量的土地。不过孔这种封建性，并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发展下来，也就带上了买办性的色彩了。天津时代的祥记，不是在经营大规模的颜料、布匹与煤油生意吗？颜料与煤油主要是从外国输入的，就是布匹又何尝完全出自本国？

孔的资本，正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一样，在活动的范围内有金融、工矿、地产。同时他的资本也如其他几家官僚资本在活动的形式上是与民间资本、国家资本、地方资本相互结合的。

因为种种复杂的关系，孔祥熙多少资产，有人推测可以供给全国人民过五年舒舒服服的日子。其实局外人是不易晓得的，上文所提的，不过是人所共知的几项事实罢了。

如此巨大财富，到底从何而来？这恐怕要由孔祥熙的身世谈起。

孔祥熙字庸之（乳名丑小子），山西太谷城西五里之程家庄人。他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和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据说他的祖父孔庆麟曾在保定做过清朝的官吏。晚年还乡，因子女多（五子二女），日子过得较困难，仅有二十余间房和十来亩地。孔祥熙的父亲叫孔繁慈，字和亭，排行老三，是一个穷秀才，由于染上了大烟瘾，家境更为穷困，常常要靠典当家业过日子。后来，因受美国公理会传教者的宣传，戒了烟，入了教，遂为教会当差（还有一说是当教会学校教员）。孔祥熙的母亲也吸大烟，身体不好，长期患病，曾随夫入教，大约在孔祥熙六七岁时她就去世了。关于她的姓氏，多数说是姓庞，但有人说是姓李，还有人说是太谷任村贾氏（贾家是太谷一大富户）。任村贾氏之说是肯定不对的，因为任村贾氏者，实际上是孔祥熙的姑姑。由于孔母体弱多病，幼年的孔祥熙得其姑母的照顾颇多，故有此讹。另外，也有人把孔祥熙的父亲误定为孔繁杏。实际上孔繁杏是孔祥熙的五叔，曾在河北一些县做过县长，参预过张勋复辟活动，晚年靠孔祥熙资助过活，曾为孔祥熙监督过裕华银行的业务，一些人便把他误为孔父。孔祥熙全家共有四口人，父母之外，还有一个亲妹妹孔祥贞。至于他的堂兄弟就较多了，祥熙在其中排行第三。

孔祥熙出身在这样一个穷困的家庭里，其童年生活自然不曾是美妙的。

他曾经是一个苦孩子，经常和别的穷人子弟一起到灰渣坡上拣煤核，也曾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长期以来，一些著作和媒介都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富户，说他家原来是山西的老财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许涤新在《官僚资本论》中说：“孔祥熙的老家是山西的志成信票号。”这是一个大误会。确实，太谷曾是清代票号业的鼎盛之区，也确实有过一家著名的“志成信”票号。不过，“志成信”的财东乃是一离太谷城南五里之沟子村的员家，和孔祥熙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当然，也不能说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毫无一点瓜葛，这是因为“志成信”里有一位掌柜（后来也在店里入了股）叫孔庆丰，是孔祥熙的一房族亲（祖籍在太谷北街），按辈数排，孔祥熙应该叫他爷爷。孔祥熙为图经济上的发展，和这位有钱的爷爷家里比较亲近，往来颇多。但孔庆丰和孔祥熙毕竟不是一家。不能把孔庆丰看成孔祥熙的老人，更不能把孔祥熙与“志成信”票号拉扯在一起。

孔祥熙是太谷基督教会学校最早的学生之一。他大约在10岁时上学。学校就设在太谷南街教堂福音院里（即今太谷县委院内）。这个学校和当时的私塾大大不同，它不仅教授中国的经学，也教授西洋的天文、地理、算术等。教师则由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徒中有知识者担任。在这个学校里，孔祥熙大显奇才。他天资聪颖，学业优良，是当时学校的高材生。有些文章在谈到孔祥熙时，说他是个毫无能力的庸才，其昏庸胡涂，常出于一般想象之外。这样的评价恐怕是不够客观的。

由于学业优良，加之孔祥熙又善于奉迎讨好，故深得中西教师的宠爱。

当时主管太谷教会的美国人来浩德和夫人、华人长老刘凤池等都十分赏识他。特别是一位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更喜欢他，曾为他画像，并于1898年出资送他到北京通州潞河书院（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学习，继续深造，为将来留美做准备。这里，顺便订正一个说法。有的材料里说孔祥熙曾充当美教士“白路女士之差役，因白路传教士回国带孔到美国留学读书”。这是根本没有的事。首先说“白路”并不是一个人，而是指当时美国女传教士贝如意和露美乐两人，和孔祥熙特别亲近的是其中的贝如意。其次，孔祥熙留美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那时，贝、露二人已被义和团杀死。

就在孔祥熙赴通州读书的日子里，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革命风暴中辍了孔的学业。他回到太谷，被义和团围困在南街教堂里。他十分恐惧，曾劝美国传教士们入山躲避。后来，他实在没有胆量在教堂中再呆下去了，就于1900年7月14日从教堂后门溜了出来，坐上程家庄粪夫程老四的车子跑到祁县张堡躲藏了起来。临行前他还同其“恩师”贝教士哭别。据贝如意1900年7月14日日记记载：“祥熙应许我们，倘若我们遇害，他要替我们发电至美。临别时泪流不止，因活命希望太少，我劝他急早走开。。”

就这样，孔样熙躲过了7月31日义和团的惩罚。直到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并发出镇压义和团的指令后，他才出来。1900年9月间，他同另一教徒张振福到太谷南关西城壕看望了被义和团杀死的中外基督教徒的墓，并指使张振福去太原向清政府告状，要求改葬。之后，孔祥熙又与张振福步行到北京，打听中外议和的消息。1901年6月，他们得知公理会将派美大夫文阿德到太谷办理所谓“教案”后，孔与张赶忙赴保定，并陪同文阿德一起回到山西。孔祥熙在文阿德留省城“议和”期间，先期回到了太谷，组织了7月23日太谷官绅和教民郊迎文阿德的仪式。等文到太谷后，又积极参预抢占孟家花园，为中外被杀的教徒构筑坟墓的活动。8月9日，公理会大举殡仪，改葬被杀教徒。逼令太谷县知事和乡绅都披麻带孝为“洋大人”送葬。由于他卖力，因此，在所谓“教案”办完后，1902年初，孔祥熙就被太谷公理会送到美国欧伯林大学留学去了，直到1907年才毕业归国。在美期间，孔祥熙先后在欧伯林和耶鲁两所大学读书。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和美国宗教界人士接触，并认识了王正廷等一批中国留学生。这些广泛的社交给孔后来混迹于中国政界和财界以很多方便。

1907年，孔祥熙学业期满，获得欧伯林大学硕士学位。在回国之前，他挖空心思利用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思念庚子在太谷被杀同学的心理，建议在太谷创办一所纪念学校。他的这个建议正合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立刻得到了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的支持。他们成立了一个叫“铭贤社”的组织，积极筹划资金以帮助孔样熙办学。于是，孔祥熙回国后，铭贤学校就在太谷南关办起来了。所谓“铭贤”者，“盖取纪念庚子为道殉难中西先烈之意也”。就是说它是为了纪念被太谷义和团杀死的6名美国传教者和20多名中国教徒的。“铭贤学校”的英文名字是“山西欧伯林纪念学校”。在美国方面看来，这个学校只不过是欧伯林大学在中国山西省的一个分校而已。

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固然也费过一番苦心和劳碌，但总的说来是很便宜地捞到了一个校长的职务和名望。铭贤学校的经费是由美国公理会拨付的，从一些资料看，初期还比较紧，尚需孔奔走募集。1925年，孔样熙二次赴美接受了法学名誉博士后，他一下子就募得美金75万元（一说100万元，又一说为140万元）。这笔钱存入了美国银行，每年利息即可得3万5千元。按时由美方寄来充作办学经费，至于这75万美元究竟怎样募来的，限于资料，笔者尚难弄清。但有一说是来自美国科学家、电解铝法的发明者查理·马·霍尔的捐款。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可能的。因为《铭贤学校二十周年纪念刊》上有霍尔的画像，并承认他是该校大笔基金的提供者，但没有标明捐款的数量。铭贤学校自1907年办起后，到1909年，由于南关地方狭窄，便同原设在东关孟家花园的贝露学校互换了校址（今山西农业大学）。接着，孔样熙对校舍进行了扩充和建设，对埋葬在该处的中西教徒墓丘进行了整修，辟为花园。不久，孔还在铭贤学校南面买了一块空地，建立了孔家的新坟莹（孔家在程家庄本有祖坟）。这样，铭贤学校就成了孔祥熙一生中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了孔氏事业的“发祥地”。孔祥熙一生对铭贤学校是十分重视的。虽然自1919年后，他就很少顾及校务，也很少在学校，但校长之职始终不曾让给别人。他在南京、上海做官时，铭贤学校的重大校务也得向他请示，而且他也经常要回铭贤学校看看。抗日战争爆发后，孔祥熙随南京政府到了四川，铭贤学校也从山西迁到四川的金堂县。铭贤学校仗着孔的势力在地方上也曾干过许多横行不法的事。学校曾包揽过词讼，窝藏过杀人犯，甚至连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太谷大街上殴打警察，都无人过问。

孔祥熙如此重视铭贤学校是因为铭贤学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了重大的作用。首先，铭贤学校使孔样熙和美国老板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关系更加密切。其次，铭贤学校为孔祥熙在国内赢得了名声。而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则在于铭贤学校为孔祥熙的政治发迹作了组织准备。后来，孔到国民政府做官，手下的人大都是铭贤学校的毕业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象蒋守一、戎叶厚、乔畏三等人都先后在蒋政府担任要职。他们和孔祥熙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生关系。言听计从，配合默契，大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势。

孔祥熙留美归国前曾向欧伯林大学的美国人表示，愿牺牲其他之较优位置，而专任铭贤之创设。那么，他是否安心于当铭贤一校之长呢？否！孔祥熙的野心是很大的。他只是一时在中国还找不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苟居学校罢了。在铭贤初创的十年里，他在校时间虽多，但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发展和经济行情，一有风吹草动，看到有机可乘，就全力以赴地迎了上去。

在这10年间，政治上最大的变动就是辛亥革命。1911年10月29日继武昌起义之后，太原也发生了暴动、太谷紧靠省城，自然受到很大影响。孔祥熙对此抱什么态度呢？他首先是在铭贤学校组织了一支学生军，继而又和太谷城内的巡警、巡防队、商团等联合组成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孔当了营务处的总办，他身着戎装，斜挂腰刀，策马于太谷城内四条大街，指挥守城防卫。这件事，一直被孔之门徒们誉为孔参加辛亥革命的“壮举”。辛亥革命之后，山西政局一度很不稳定。在这动乱之时，孔样熙并没有冒失地投入山西政治斗争的旋涡。1913年，孙中山先生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孔祥熙失偶不久，心情沮丧，恰逢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聘请他担任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于是，他就出国到日本去了。孔的日本之行是他政治上飞黄腾达的重要阶梯。这一来是由于他在日期间认识孙中山先生，参预了一些革命活动，在国民党中混出了一点名声。而更重要的是在留日期间，他和宋霭龄拉上了关系，并结了婚。后来孔便和孙中山先生、蒋介石成了姻兄弟。特别是在蒋介石得势后看到孔样熙善于抓钱，就把他紧紧地拉在身边，让他当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为他敛财、管钱。因此，人们在评论孔祥熙时，常说他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这是很有点道理的。

两块银元的撞击1910年，孔祥熙娶了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孤女为妻，她是在太原教会学校长大的。他们在一起很幸福，但她身体瘦弱，患有肺病。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擅权之际，孔的年轻的妻子逝世，孔心灰意懒，便随一群“自由派”东渡日本。那年秋天他会见了宋查理。那时孔已经被任为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查理一眼便看出这个年轻人正在飞黄腾达，于是马上邀请孔到家里吃饭。宋查理是同孙中山关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1913年7月“第二次革命”开始后，袁世凯下令捕杀孙中山，孙便逃亡日本，年底到达东京。宋查理感到也去国外一避为好，而且要全家随行才是。于是把虹口的家贴上封条，带上一家老小——霭龄、庆龄和幼子子良和子安（美龄和长子子文当时仍在美国读书）——护着宋母一同来到法租界，登上洪帮的一艘快艇，在江水深处换乘洪帮的轮船，涨潮启碇，驶向神户。

出乎查理所料，孔祥熙1906年在纽约时，曾在一次宴会上和宋霭龄见过面，其时她从梅肯北上，而孔则是耶鲁大学研究生。当晚，孔祥熙向宋家人夹叙夹议地讲了自己的冒险经历。此后，他便成了宋霭龄的俘虏了。

关于宋霭龄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有以下描摹：宋查理终日忙碌，他正在成为百万富翁，又承担着革命党执行秘书的责任，与流亡异邦的孙中山博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最喜欢的孩子是霭龄。她是一个顽皮的姑娘，容貌平常，胖胖的活像个树桩子。但她聪明伶俐、天生的精明。宋查理走到哪儿都带上她，让她去参观印刷厂、面粉加工厂、卷烟厂和纺织厂的内部生产或工作情况。他们乘坐私人黄包车。他的车夫又当他的保镖。在街市里到处走时，他向霭龄揭示上海市在其外表下隐藏着的一股弱肉强食的潜流。这些都助长了她敏锐的天性。霭龄成了他办公室里的常客。商人们到办公室来花言巧语弄走她父亲的钱，或拉她父亲加入前景莫测的投资时，她则坐在那里，从侧面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这一切。

到了5岁，霭龄要求上学，母亲却不以为然。查理带霭龄去见中西女塾校长海伦·理查逊。这是上海最时髦的外国学堂，是以曾经使宋查埋过上清苦的传教士生活的麦克泰耶勒主教的名字命名的。理查逊女士是一位不同凡响的女子、一位颇有建树的教育家。宋查理和她挺熟。一段时间以来，她了解到宋查理有一个有趣的问题要解决：他的长女非常早熟，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

理查逊女士听宋查理讲述了情况，同意接收霭龄作特殊生，由理查逊女士亲自辅导。这种安排与查理在圣三一学院享受到的待遇不无类似之处。理查逊女士明白，为照顾霭龄有必要通融一下，改变学校的某些规定。

开学了，宋霭龄辞别了母亲，跟父亲一起去中西女塾。许多年后，她的女友项美丽谈起她第一天上学的情景，还记得清清楚楚：她穿得整整齐齐，身着花格呢上衣，绿裤子；两条辫子扎着缎带；右口袋里装着一盒奶油香糖，左口袋里是一盒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另一辆黄包车跟在后边，车上拉着崭新的黑色小箱子，里边装的是她的衣服和个人用品，所有东西上面都工工整整地写着寄宿学校的地址。

宋查理把宋霭龄留在理查逊女士的书房里，直到他关上沉重的房门离去时，她才哭泣起来。

宋霭龄在中西女塾极受欢迎。这使众人感到有些意外，而宋查理则不以为然。她成了给学校带来吉祥的女主角。夏天，她在虹口的家里度过暑假。经过两年的单独辅导，她打好了底子，可以同其他学生一起上正规的课程了。在她长到能够自己坐在自行车上时，宋查理带着她，驶过外滩，来到南京路上，在绿荫如盖的梧桐树下骑车兜风。宋霭龄10岁那年，宋查理给她买了一辆自行车。她常常骑车飞奔在外滩上。南京路与黄浦江相交处，有一个锡克族巡捕指挥往来车辆，宋霭龄常常围着他奔驰。

1903年，宋霭龄已经13岁，查理打算送她去美国读书。征得女儿的同意，他去请教老朋友伯克，他是上海布道团主持者。

伯克提出他将写信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杜邦·格利。该校乃是美国第一所特许的女子学院。同万德比尔特、三一学院和埃默里学院一样，它是南方卫理公会教会学校。与联邦的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卫斯理女子学院并未毁于内战。一场浩劫之后，梅肯市依然是木兰树郁郁葱葱，呈现着一派太平景象。

学院院长格利是伯克的密友。伯克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了宋查理的背景：他如何在万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的牧师，他在中国的建树，他那些才智出众的孩子，而宋霭龄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年夏末，伯克收到格利的复信。他对接收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颇感兴趣。过去，这所学校曾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却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利建议宋霭龄住在他家，直到她适应了环境（或者说学院里的姑娘都适应了她）之后再去上学。当时的入学标准十分灵活，特别是为富人服务的小型私立学校尤其如此。为此格利建议，宋霭龄作为预科生入学。宋查理对如何把宋霭龄送到佐治亚很是着急。伯克打算翌年5月回佐治亚休假，他主动表示愿带她与家人同往。宋霭龄开始计算行期了。冬去春来，她已经收拾好了行装。伯克计划搭乘太平洋邮船“高丽号”，于5月28日离沪启航。宋查理为霭龄订了同一艘船的客票。然后，他又去葡萄牙领事馆，付了一笔“特别费”，为她买了一本护照。这个护照与他1895年持有的作为护身符的护照相同。他自称在澳门出生，因此，宋霭龄按出身算是葡萄牙这块殖民地的公民。这种弄虚作假的办法在当时已成惯例，而且花钱不多，宋查理希望至少能够为宋霭龄提供这个起码的名义上的保护。

邮船启程那天，伯克的夫人艾迪的身体不适，患伤寒病初愈，体力还在恢复。他们一行乘小船沿黄浦江直下，到长江深水码头登船。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航程中，艾迪感到虚弱难支。在“高丽号”上，宋霭龄将与艾迪女士及其幼子约翰同住一个包房。伯克与三个大些的孩子住在隔壁的包房里。

宋家没有合家前往外滩为宋霭龄送行。他们在虹口家中与她道别。只有父亲带她到口岸，一起乘小船去深水码头。“高丽号”邮船的船主是美国人，在美国注册。这是一艘宽敞的班轮，作为西方20世纪初期的智慧的象征，堪称是一座水上宫殿。货舱里装着538箱气味浓烈的黑色鸦片。甲板上载的是刚刚经过严格培训的传教士，在5月蒸人的暑气里，他们紧握着《圣经》，汗流泱背，浑身难受得焦躁不安，目送着宋查理乘小船离去。

宋查理招手致意时，宋霭龄克制了自己的感情。要过二年后，他们父女才能再次相会。她站在上层甲板上目送着渐渐远去的父亲。她的头发梳成一条又粗又长的独辫，辫梢上打了一个黑蝴蝶结，头顶上又扎了一个黑色的大蝴蝶结。她打这两个蝴蝶结，是出于对女性和母亲勉为其难的让步。她穿一身西装，是上海的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位女士，J。w。克莱恩夫人为她缝制的。西边的地平线上卷起了风暴。终于，她掏出了手帕。站在一旁的伯克发现她在哭泣。

驶往日本的三天航行，对于客房旅客来说，平安无事，宋霭龄是此类乘客中唯一的东方人。但在船驶抵神户的前一天，统舱里的一个中国乘客死亡。医生诊断，他死于急性肺炎。在神户，日本检疫官蜂拥而上，他们对中国乘客的死因提出了不同诊断，在他们看来，那病显然是淋巴腺鼠疫。

日本人对这种瘟疫谈虎色变。“高丽号”在驶往横滨之前，必须从头到尾彻底消毒，船上的人统统都得上岸，在味道奇臭、药力很强的浴汤里浸泡全身，彻底消毒。艾迪女士亦不能例外。

伯克抗议说，他的夫人是病人，正在恢复体力。但与日本官员争辩毫无用处。

翌日，和大家一样，艾迪女士穿上衣服，吃力地走到检疫站浴室。男人和女人被分别带进去。室内，他们发现一个一个木盆盛满消毒药水。他们脱光了身子，坐进了浴盆里，有人用勺子往他们身上浇这种药水。在他们的衣服被消毒时，日本人给他们穿上棉布和服。待回到船上时，艾迪女士发起高烧来。

船在神户港检疫十天后终于驶向横滨。到横滨时，艾迪女士身体已经虚弱到不能走动了。伯克心急如焚，急忙联系登岸，乘马拉救护车到横滨总医院抢救。然后，他回到船上接孩子们。他们不能再走了，至少暂时要在横滨留下来。

伯克向宋霭龄说明了情况。她必须在秋季开学前赶到梅肯。他不想耽误她。她说愿意一个人走。船上有一对南方卫理公会教会传教士夫妇，是伯克的朋友。他们同意照料她。就这样定了。伯克带孩子们去医院，日夜守护在艾迪的病榻旁。

宋霭龄不知道，几天以后，艾迪女士挣扎不过来了，于1904年6月30日死在日本。她死时是39岁零1个月。伯克和孩子把她安葬在横滨。

与此同时，“高丽号”正行驶在前往檀香山和旧金山的途中。宋霭龄后来痛苦地对伯克说，她尝到了形影相吊之苦，想要去下一层舱里看望那对传教士夫妇。当她走近他们的包房时，无意听到从过道传来他们的说话声。“离开这些地方，当然使人宽心。”那个女人说，“那些肮脏的中国佬和可怕的小日本，我讨厌透了，但愿我今后能长久不再见到他们。”

宋霭龄急忙转身回到自己的包房里。

美国记者杰克·伦敦也在船上，旅客们与他闲扯，这就是他们得到的唯一的消遣。杰克·伦敦是匆匆赶来报道在满洲进行的轰动一时的日俄战争的。在朝鲜，有一次因厌倦而发火时，他打了一个马夫。为此，日本司令官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惩处，但最后把他驱逐出朝鲜，此事才算了结。有这样一位名人在场，也鼓不起来霭龄的劲头。杰克·伦敦与日本人打交道的经验，只是加剧了他对东方人的惧怕与厌恶，而且证实了他认为西方面临着黄祸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亚洲人和其他种族而言，他“首先是一位白人，然后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不幸的是，杰克·伦敦的态度代表了日益增多的美国人的态度，这一态度在西海岸很突出，在旧金山尤其如此。

宋霭龄独自一人度过了横渡太平洋的剩下的航程，间或与一位有同情心的美国妇女安娜·拉尼乌斯交谈。安娜是在横滨上船的。她也是南方卫理公会教徒。两位年轻女子之间还有着这点缘份，从而成了朋友。安娜在日本传教，首次回国休假。“高丽号”在檀香山暂时停泊时，她们两人上岸游览观光。

返回船上后，事务长把安娜拉到一旁。移民局官员是在检查了每个人的证件后才让他们上岸的。事务长解释说，她们走后，移民官员讨论了宋霭龄的旅行证件，好像她的葡萄牙护照有点毛病，到达旧金山时肯定会遇到麻烦。“高丽号”终于抵达旧金山时，巨大的雾层从远处滚滚袭来，遮住了进入旧金山湾港口的航道。入港后，移民官员在客厅桌子后坐好。旅客们列队依次递交旅行证件。宋霭龄拿出她的葡萄牙护照。移民官员接过护照，皱了皱眉头。根据宋霭龄和安娜后来讲述的情况，发生了下述争执：“你想耍花招蒙混过关么，嗯？”移民局官员闷声闷气的说。“许多中国人都试过这一着，小妹妹。这不灵了！你呆在这，等我们办完事带你去拘留所。”

宋霭龄怔怔的凝视着自己的护照。这位移民官员无法弄清她的出生地点。因此，他唯一可以提出异议的是这本护照本身是否有效。然而，这本护照是一本合乎手续的葡萄牙官方护照，由葡萄牙驻上海领事馆签发盖章。护照里填写的情况可能有不妥之处，但是这本护照绝非是伪造的。

她直视着那位移民官的眼睛。

“你不能送我进拘留所，”她高声说。我是头等舱的旅客，不是统舱旅客。”

这位官员怔住了。

安娜向前跨了一步，“你绝对不能把她投进拘留所！”她强硬地说，“我就要和她一起呆在这儿，好叫你们别那么做！”

官员们匆忙地交换了意见。一位有同情心的公共卫生检查官，姓加德纳的医生争辩说：“那个地方不是像样的人呆的地方。”

这里谈到的拘留所，系指旧金山海滨地区的一排牢房，离水手监狱不远。水手监狱里在押的全部都是些杀人凶手、刺客、(又鸟)奸犯，以及哗变的水手（他们是在世纪交替时从充斥码头的破漏船只里捉获的）。在从淘金热到1907年大地震的那些年里，很少有别的海港像旧金山港那样因残暴、罪恶和腐败而臭名远扬。

违反移民条例的中国人一般是禁闭在太平洋邮船公司船坞的一个棚子里，条件相当恶劣，令人作呕，因而许多中国人一旦挣脱官方的魔爪，就急忙离开此地回国。只有最好斗的或大打出手的案犯才送交拘留所。然而，这些官员却威胁着要把一个不满15岁的姑娘送进去，同他们住在一起。

安娜的决心解脱了难关。他们没有把宋霭龄关进拘留所，而是把两位年轻女子软禁在“高丽号”上——随即将她们忘得干干净净。

根据预定计划，该船即将开始消毒和整修作业。最后一批旅客一上岸，工人们就到船上来撤走地毯、台布、垫子、家具和陈设品，以便从头到尾把船彻底地清洗一遍。安娜和霭龄不久就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日三餐，吃同样的饭，牛排、土豆和面包。

没人了解她们的困境，因此她们几乎求助无门。

当“高丽号”停靠码头的时候，曾有人来接宋霭龄。他就是当年曾主持过宋查理结婚典礼的那个传教士克劳伦斯·里德博士。他在旧金山的中国人中间进行传教活动。里德上船时，由于移民局的手续尚未办完，他未能立刻看见宋霭龄。他等了好几个小时，她还没露面，只得匆匆赶去参加一个周末约会，完全不知宋霭龄遇到的麻烦。

在船上软禁三天后，安娜心情非常的忧郁，她几乎要病倒了。一位下级的移民官允许她上岸给里德博士打个电话。她询问了几十个地方，最后在城里长老会牧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里德。

翌日清晨，里德来到船上，带来了一个hushi。这位hushi替换安娜，看护这个中国小姑娘。安娜急不可待地回到密苏里家中，尽可能干净地忘却这场可怕的经历。

宋霭龄在船上又被软禁了两周。官员们数次随意把她从一艘船转移到另一艘船。她总共被扣押了19天。

她不是那种坐在轮船窗口哭泣的人。她的确流过眼泪，那是因为沮丧和愤怒。她一向倔强、精明、有主见。这些天，她是在无能为力的苦恼中度过的。与此同时，里德博士迫不及待地要通过宗教渠道跟华盛顿取得联系。他的奔走呼吁总算成功了，宋霭龄当即获释。人们不再怀疑她的旅行文件，没有再对她的护照提出异议。虽然护照是真的，里边填的情况是假的，这些都成了无足轻重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接受了她。由里德博士陪同上岸后，宋霭龄和他一起在旧金山住了3天。她获悉艾·伯克已死，而且知道伯克和他的儿子们现在在“中国号”上，将于7月25日抵达旧金山。

伯克下船时，神态抑郁优伤。宋霭龄又与他们会合，结伴旅行。他们乘火车到圣路易斯市，然后又转车到了梅肯市。8月2日午夜过后，宋霭龄到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比在上海时更老练和坚强了。

此次经历给她留丁了深深的创伤。

在佐治亚州的第一个早晨，宋霭龄醒来时发现自己的事情登在梅肯《电讯报》的显著位置上：宋霭龄在赴卫斯理女子学院的途中，被扣留在旧金山港口船上。这位中国姑娘于凌晨零点三十分，在伯克牧师的陪同下抵达梅肯。伯克先生自上海返回美国途中耽搁了一段时间。人们不会忘记伯克夫人在归国途中死于横滨。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受阻，等候伯克先生的到来。

宋小姐长于上海，其母是中国基督教徒，其父亲希望她在美国完成学业，使她获得在本国人民中间进行基督教工作的资格。

昨天卫斯理女子学院院长格利说：“自幼年起，她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我们的传教士伯克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体假，携带她一起来美，为此感到十分高兴。他自然是愿意她能入卫斯理女子学院学习，他的姐妹和外甥女中有许多人是本校毕业生。”

伯克先生致函格利院长，欣然作出了让这位中国基督教牧师的女儿来院学习的安排，并根据院规，预先为她作好了准备。

伯克先生抵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与他结伴而行。这样，她不是单身一人横跨大陆来到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据说这位姑娘相当聪颖。

“诚然宋小姐不会勉强与其他女生往来，别人也不会强使她这样去做。”格利院长还说，“她们将享有自由。她们将如何相处，由她们自己酌定。对于她将受到人们和蔼的有礼貌的待遇，我毫无顾虑。”

据格利院长说，宋小姐是卫斯理女子学院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但人们熟知，先后曾有几名印第安姑娘在该院就读。

格利觉得有必要在宋霭龄报到之前，通过报纸为她辩解一下，这也是出于无奈。格利不勉强白人姑娘与她交往，在自己家里为她开了一个小单间。自次月始，宋霭龄开始学习“预科生”课程。

梅肯市位于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建于1823年，以议员纳撤尔内·梅肯的姓命名。市内林木葱茏，绿荫掩映，幽雅恬静。在内战期间，梅肯曾经是个大武器仓库，以及南方联邦军的金库。然而梅肯并未毁于战乱。当年，数千名叛军伤病员曾在卫斯理女子学院的校舍里得到救护。

当时学校坐落在可以俯视全镇的山丘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松林尽人眼底。学校仅有一幢搂房，属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正面有一排圆柱，好像联邦军队的纠察队员一样守护着这个建筑物。随着校园的不断扩大，后来又增建了其他希腊复兴时代风格的配套建筑。进入本世纪前夕，主楼改建成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项。市政当局认为这种建筑风格的结构，是“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寝室都在顶楼上，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更衣室——每一层楼有一个浴室，里边有浴盆，还有那些瓷制便器。这“都是为了保证学生们能有个舒适、清洁和卫生的环境”。1900年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物，为新增加的75名住宿生提供住处。

这些学生大多是南方殷实家庭的千金，即使不很阔气，也还十分体面。

她们身着带花边的长裙，里面有几层衬裙，头发盘在头顶，形成标致的发髻。虽然宋霭龄抵美时联邦派早已销声敛迹，但卫斯理女子学院的女学生逢到照像时，仍然摆出内战前他们父辈们的姿势。她们的父亲要是看到这些照片，肯定会挺直腰板，以嘶哑的喉音大发感慨。

宋霭龄的倔强性格使她受益非浅。仅几周时间，学院的姑娘们就得出结论，这位矮胖扁脸的中国姑娘并非如同想象的那样，会给她们造成什么威胁。1932年学院的一位校友尤尼斯·汤普生搜集了同学和老师们对她的直接印象。尤尼斯为纳什维尔的《田纳西人报》撰写了一篇占了一整版的关于宋家少女的专题文章。文中充满了对于天真烂漫的宋氏姐妹的种种古怪而又有趣的感受。

不管用什么尺度衡量，宋霭龄都算得上一名严肃认真的学生，冷漠、超脱，不苟言笑，似乎全校只有她不为衣着细事所动。在全学院的姑娘中，大概只是她确切地知道这一切虚荣矫饰的市价高低，能够毫厘不差地推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财产，而且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琢磨出来的。宋查理有一个谁都愚弄不了的女儿。宋霭龄的同学们把她的冷漠解释为腼腆，而且发现她的这种腼腆能够打消别人的戒心。

格利夫人对宋霭龄关怀备至。宋霭龄受宠若惊，为了报答对她的关怀，她终生爱戴着格利夫妇。宋查理定期给宋霭龄写信，谈上海发生的事件，推荐她应该读的中国历史的书籍。她顺从地研读了他推荐的书。父亲的影响使她的根仍然牢牢地扎在中国的土壤里，虽然为了适应所处的美国环境，外表上有了一些变化。她只穿美国衣服。她积累了大量的美国俚言俗语，能够轻松自如地使用美国英语。不到一年工夫，她剪掉两条辫子，开始把头发从底部向上梳拢成高高的蓬头。

她的打扮使人产生了误会。她的同学记得，有一次，学院的一位教授仔细打量了她一番，然后说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听后，宋霭龄非常生气，当着同学的面反驳说，她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中国公民，并以此感到自豪。她对自己在旧金山时受到美国人的不公正待遇，仍然耿耿于怀。（在这次争论时，她忘了声称自己是葡萄牙人了。）

1906年1月，宋霭龄获校方特许去北方旅行。她提出的借口是她的姨父温秉中来到华盛顿。他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随帝国教育考察团来美国的。当时，学校的女生是不能单独旅行的，所以格利让他的夫人同行。在华盛顿，宋霭龄陪她姨父出席白宫招待会，并被介绍给罗斯福总统。总统盛气凌人地问这位16岁的中国姑娘对美国的印象如何。她对总统说：“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过得很愉快。可你们为什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呢？”接着她三言两语地描述了头年她在旧金山遭受到的冷遇。“如果美国真是那么自由的话，为什么要把一个中国姑娘拒之国门之外呢？我们永远不会那样对待到中国去的客人。美国还算是个自由的国度呢！”

听了她的激动的叙述之后，罗斯福总统为之一怔。他只轻声含糊地说句他很感遗憾，就转身与下一位客人谈话去了。

宋霭龄又和姨父从华盛顿去纽约。在纽约她与父亲相会。宋查理刚刚在达勒姆见过朱利安·卡尔。查理看见站在他面前的女儿已经不再是个小姑娘了，女儿现在已是身体强健打扮入时的妙龄女子了。交游活动过后，宋霭龄返回梅肯。

在佐治亚州与宋霭龄年纪相仿的姑娘们大多是见识不广的地方美妞儿，她们轻浮任性，相比之下宋霭龄则强得多。然而她并非是不喜欢热闹的人。在学校剧社里，她与别的学生一道演出取笑学院的剧目。1909年课堂活动计划上就把《校园风云》列为那天的主要节目。《校园风云》是由女子学院的三名高年级学生根据贝蒂·沃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宋霭龄就是改编主笔之一。那年，在毕业典礼上，宋霭龄朗诵了根据普契尼《蝴蝶夫人》的原歌词改编的话剧。她扮演了《蝴蝶夫人》中的女主角巧巧桑，这是一位贞洁的日本女子，她被初出茅庐的美国海军军官平克顿上尉抛弃。为了演出此剧，她写信给父亲，要他邮来足够做一套真正的日本衣服的丝绸面料。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后来孔祥熙鉴于长期抗战，重庆成了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了推动裕华业务的向前发展，聘请了铭贤学校教员武渭清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裕华上又冠“山西”二字，资本100万元（内有他本族孔荫堂等资金一部）。重庆为总行，成都为分行，经理先为张杰臣，后为李子珍；西安分行经理前为姬奠川，后为刘德明；兰州办事处主任郭元甫。上海虽是沦陷区，但日军有一年多的时间未侵入租界，上海反而一度畸形繁华，且能与重庆、昆明等地互通电讯。所以孔祥熙电召王吉甫到重庆，嘱将原上海裕华银行改为重庆管辖之分行，因而迁入法租界的上海裕华银行尚做了一年有余的正常银行业务。迨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封锁大后方消息，并下命令凡与后方通气者均以“资敌”论。上海裕华在此情况下，又将业务结束。行员除设法调往后方一部外，只留4人看管财产。1942年秋，日军宪兵队将裕华银行留守的4人，连同账簿、卷宗一齐抓走，押在日军宪兵营监狱中。日军宪兵为向上级邀功，说裕华银行案件很大，关系到孔祥熙的问题，并在日军占领区大肆广播。后经转托中国银行专员杨寿山（杨与日宪兵头目有同学关系）疏通，才将裕华4人释放。4人出狱后，陆续转往重庆。原上海经理王吉甫调至兰州任经理，将兰州办事处改为分行。

1945年日本投降，蒋政府迁回南京，重庆裕华总行改为分行。上海设立总行，在上海四川中路开张营业，大张旗鼓地开展业务，资本未改，营业以汇兑存放为中心。同时成立董事会，孔祥熙为当然董事长。天津英租界旧总行亦改为分行，经理由姬奠川（姬并兼河北省银行经理、国大代表）担任，业务不振，年年亏钱。1947年上海总行召开各分行经理会议，正拟积极扩展业务，并计划在太原、汉口等处设分行，不料蒋军在华北、东北各战场上屡战屡败，法币贬值，形同废纸。各银行都是出款多存款少，多半放弃正常业务从事倒贩黄金、美钞、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各银行如此，裕华银行自不例外。就这样浑水摸鱼，不到三年，全国解放，四大家族之一的上海裕华银行和各地分行先后被人民银行接收，结束了它三十多年的活动。

“哈哈先生”心计险巧1933年10月15日，宋子文与蒋介石商谈为“剿共”再次发行紧急债券一事。事情谈完后二人大吵起来。蒋把最近一次“剿共”惨重损失责任推给宋，他怒气冲天声嘶力竭地怒吼着，假如宋提供了足够的经费，这次“剿共”本来可打赢的。宋张口为己声辩，蒋给了他一记耳光。（这一说法，虽未经当事人任何一方证实，但一般认为是准确的。）

宋子文的脸还火辣辣的，就离开了蒋的办公室。此后，他提出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蒋政府公报以“健康”原因解释他的突然辞职。宋子文对报界发表谈话，嘲笑了他患有“东方病”的报道。他私下透露：“当财政部长跟当蒋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宋子文挨了蒋介石一记耳光这件事，还要归功孔祥熙。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还挺曲折。

1933年10月29日，孔祥熙受命接替宋子文，任中国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无人当真以为他会有什么圣明之处。孔已五十有二，有些事永远变不了。尽管他采取过戏剧性行动，然而都是向后退的。此后11年中，孔是蒋的御用“国玺”——一枚橡皮图章。孔对蒋唯命是听，还要为夫人宋霭龄帮点小忙。记者斯诺写道：蒋介石显然更喜欢孔博士，他在党内没有威望，也从不公开抗蒋之命。

但是孔博士对现代银行业一窍不通。罗杰士（英格兰银行驻华代表）一次用厌恶的口吻对我说：“他的智力像个12岁小孩子。如果我把和他谈银行业务的谈话录音下来，再放给人们听，谁也不会再把蒋的政府当成一回事了。”另一位美国记者怀特则这样描述当时的孔祥熙：他胖墩墩的，脸皮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他很和蔼，不喜欢与人吵架，也不喜欢紧张。谁只要微微一笑，或哭诉着什么，就能哄他几乎干什么事都行。他是能说会道的美国推销员最心爱的目标，他的最大愿望就是被人喜爱，了解他的人，觉得他是那么可爱，都叫他老伯。大家都说孔祥熙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宋子文相形之下，则是彻底西方化了，特别是他那唐突的举止和心直口快的谈吐。《新共和》回顾了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的情形：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部内职员经常处于警惕状态。他们不敢有什么私人约会，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大老板是否会允许他们离开办公室赴约吃一顿午餐。。。他的中国职员想出了一个点子，这样就可以避免挨批：上午他们在办公室内聊天的时候，外面派人放哨；宋子文的汽车一到，那人就马上向大家报告；宋进办公室时，他们已各就其位，忙着算账，头也不抬，招呼也不打。

相比之下，孔祥熙的一班人系由宋家的亲戚好友、帮闲食客组成。王裕震所描写的，孔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极力讨好所有的政客和军阀。”宋子文操满口地道的英语，几乎没有一点中国腔。孔祥熙则喜欢中国老方式，讲中国话。孔是中国内地生长的人。

宋子文管理财政部，像纽约的金融巨头，这使他在西方很吃香——但是在南京却使他树敌很多。孔祥熙则是很随和，耐心和气。不管办法多么笨拙，有多大严重后果，只要能暂时解决中国的财政问题，他都高高兴兴地盖下他的橡皮图章。关于孔祥熙还可以讲很多，但是一提宋庆龄给他姐夫起的绰号或许就够了。当她得知他自诩为孔夫子的嫡系后代，干脆就以“圣人”称呼他了。

直到1927年，孔祥熙主要当蒋家的中间人。他为蒋介石提供了与北方军阀，特别是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内线联系。他似乎是通过那几笔财政交易，把他们拉到蒋的一边的关键人物，从而拱手把北京交给蒋介石。蒋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时，孔就被任命为工商实业部长作为酬谢。

孔祥熙任实业部长至1932年，在此期间，他对发展强大的中国经济所作的贡献，可从纺织业困境的例子得出总结。《中国评论》是这样报道的：在老河口，上等棉花每担价值20元，军阀在此地征税每担不下16元。

日本人因享有治外法权，可以避开这些捐税，而到内地采购棉花，不但供他们自己在华使用，而且还供（倒卖）给中国纱厂。在这方面，日本人不仅把棉花卖给中国纱厂为自己的工厂赚来可观的利润，而且为自己搞来廉价原料。假使中国纱厂使用洋棉，每担必须先付14元至15元的棉花进口税。棉花纺成纱后，必须缴纳每包8元5角至11元6角3分的统税才可生产。所以中国纱厂生产成本，比日本纱厂的生产成本每包高22元至26元。

显而易见，中国的厂商急需得到保护，以对付日本的竞争，急需减轻捐税负担。孔祥熙非但不去解决这一问题，却像只青蛙蹲在那里动也不动。宋子文从美国搞来一批价值5000万美元的麦和棉，暂使问题得以缓解。中国的厂商有了一个过得去的机会同日本较量一下。就在此时，财政部长孔祥熙插了一手，他豁免了日本厂商的关税，使他的同胞所取得的全部宝贵收益化为乌有。

1932年春，孔祥熙被命为特使，去学习西方实业组织，“旨在使中国自己的实业现代化。”他的日程包括国外旅行，以及在华盛顿拜会胡佛总统。陪同出访的有孔夫人与15岁的儿子孔令侃。这次是宋霭龄自大学时代以来第一次美国之行。蒋介石的宣传部门尚未完全有效地运转起来掩盖宋家的隐私。关于蒋、宋、孔的一些不可告人的流言蜚语己传到美国人的耳朵里。宋霭龄显然已经发现，她人还未到美国，而她那贪婪的名声却已先传开来了。她想访问卫斯理女子学院，但是想到在老同学面前如何难堪实在受不了。卫斯理女子学院校友会刊编辑尤尼思·汤普生在宋霭龄访美期间见过她。据她说：我看见孔夫人落泪，是女人生气流下的真正的泪水。我亲自为她取来阿摩尼亚药水，使她镇静下来。

。。她担心即使在最后一分钟，弄得臭名远扬，她也会受不住。我们答应她绝不大肆张扬，朋友们理解她需要点清静与安宁，有他们的合作，我们可以保证说到做到。她的同学接到通知，从四面八方来到卫斯理学院与她相会。整整两天，除了熟人之外，她谁也没见，只有几小时，把国家公务放在一边。

“熟悉的校园。。和我所热爱的那些人的面孔”使宋蔼龄深为感动，为此她捐赠一万美元奖学金，以资纪念格利法官——她作学生时候的学院院长。

孔祥熙一家人然后乘船赴欧洲，这是他们旅行最重要的一程，他们要参观德国兴旺的兵器工业，孔作了安排，要从德国购买价值2500万美元的武器。当时法西斯主义盛行，而他的连襟蒋介石又是主要倡导者之一，于是孔决定拜访墨索里尼。

宋霭龄先行抵达成尼斯。墨索里尼欢迎人员一行乘坐一艘摆满鲜花的小艇，迎接她乘的船。宋霭龄矜特地说：“太好了，那么大的场面欢迎我，使我感到很不安。”孔祥熙抵意后达成一笔交易，拖欠意大利的200万美元的庚子赔款余额，将用于购买菲亚特制造的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托付给他的英俊的脸庞黝黑的女婿、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具体办理。这项协议扩大了意大利对中国早期的空军的援助项目：在洛阳增建一所培训飞行员学校，在南昌增建一座菲亚特飞机总装厂。

孔祥熙在德、意的“成功”并非出乎意料。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方才兴起，需要合适的右翼主顾购买它的军火。在法西斯国家之中，意大利遥遥领先。墨索里尼的权势已经建立，相形之下，希特勒不过是个新手。希特勒访意时，身着不合体裁的衣服，脚穿磨破了底的皮鞋。而此时墨索里尼已把罗马的街道修建一新，清除了贫民窟，使古老的首都恢复了古典的宏伟面貌。

孔样熙一家结束欧洲之行回国后，打耳光这幕戏就排好了。1933年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很重要。孔样熙于1933年4月回国，宋子文刚刚起程，前往欧洲和美国。这下是孔祥熙这只“财老鼠”，趁宋子文这只“猫”不在之机，大逞威风的好机会。

蒋介石采取反共军事行动时，宋子文总是试图压缩蒋的预算。但是当宋暂时不在，蒋就狡猾地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并且命令孔拿出更多的钱来。4个月之后，宋从美国回来，发现蒋的开支超出预算6000万元，这笔钱用于最近一次反共的军事冒险。更有甚者，是姐夫孔祥熙轻易地放过了妹夫蒋介石——正是家族里一个成员利用另一个成员算计了第三个成员。孔使他火冒三丈，蒋口是心非也使他愤慨不已，宋急忙去见蒋。这次交锋发展到轰动一时的互相对骂，终至蒋打了宋子文一记耳光，宋子文只好辞职，孔就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倘若说孔老伯是个傻瓜，那么他也是个狡猾的傻瓜。接替宋的职务对于这位“圣人”是一次高升。但是令人头疼的事也随之而来，换一个较小人物可能会觉气馁。

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上任，作为财政部长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剿匪”的成功，比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说过这番话之后，孔的第一棍就摧毁了宋五年中辛辛苦苦制定的财政限制措施。12月16日，孔祥熙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为预算筹款，条件与宋提供的同样优厚。至1934年中，上海几家银行收支能力的三分之一与政府紧紧地拴到一起。这给农村与实业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正常情况下，银行贷款用于工农业，现在钱却通过债券形式流到蒋介石及其部队那里去了。简直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比孔的债券更有油水了。银行以银元购买债券，这些银元经由国内金融市场，顺长江而下，直到乌烟瘴气的上海金融港口。把银币储备花在南京债券上，银行在两年当中兴隆发达令人目瞪口呆，而中国的农村却是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对于银行家来说，这一暂时的乐园乃是富人的天堂。世界上其他地方，有一段时间被大萧条这条巨蟒缠住，现在巨蟒正在朝上海蠕动。1933年美国放弃金本位，为偿付被萧条袭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美国开始用白银充实国库，国会规定银价为每盎司50美分。对于上海金融家，这就意味着不用银元购买南京债券，而把白银卖给美国就可净获百分之十的利润。其后果对于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

孔祥熙一筹莫展。要保住白银不流出中国，孔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止白银出口。财政部发表通告：“在另行通知之前，禁止外汇交易。”禁令无人理会。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严厉的措施。如果白银外流阻止不住，那就征税。1934年10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声明：“鉴于银价上涨与一般商品价格水平失去正常比例，为维护中国经济利益，货币稳定，政府兹决定白银出口一律征收关税，并自10月15日起实行。”其结果是对出口白银征税百分之十，虽然仍有大量白银走私，逃避税收，但是税金缴纳后，其税额使中国价与英美市场提供的银价持平。于是白银停止外流。然而此时上海的白银储备已减少一半。与此同时，孔禁止白银出口使中国货币贬值百分之二十。面临公债券市场急遽缩小，而又急需资金，孔样熙首先向政府经营的中央银行求援。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将银行对南京债券的投资上限保持在1300万元。1934年，孔将上限提高到1亿7千300万元。孔用政府银行的钱购买政府的债券，购买政府的钞票，向政府提供贷款。蒋介石的金库就这样被孔装满，这简直是财政上的LuanLun。

孔祥熙加在白银交易上的百分之十的关税壁垒，使白银交易骤减，但是也使金价相应上升，因为投机者已转到黄金生意方面来了。孔采取措施确保中央银行，作为中国黄金交易的专卖机构，从新的黄金市场中牟取厚利。他还免征银行的白银出口税，以便中央银行能够独家向海外出售大量中国白银，而获高额利润。即使如此，光靠中央银行也难保南京政权的生命。

为了避免破产，南京政权又一次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而且为了将来再出现这种情况，还要想出个法子，使银行界从此就范，一劳永逸。蒋介石认识到，尽管不大甘心，他再次需要中国最好的财政智囊的帮助。他咬了咬活动的假牙，把宋子文找来。蒋煞费苦心地装出一副念念不忘兄弟情谊的姿态，可是达成的这笔交易，却是“直截了当”的无情的买卖安排。

蒋介石有权而无钱，宋子文知道如何搞到钱，但是再也不能容忍蒋。孔祥熙将在蒋、宋之间起联系调解作用，并且作为财政部长，执行蒋的指令。他们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一项协议，宋则继续作他的私人金融家，但随时可为蒋、孔出谋划策。与往常一样，他们三个联姻兄弟将得到杜月笙的幕后支持。杜此时是几家银行的董事，在其他大多数董事会里也有他的爪牙。他们通力合作，就会使上海银行从此服服帖帖，最终收为国有。宋子文将受命控制国有化后的银行。他在这一位置上，将能与孔祥熙在财政部搞得那些古怪名堂相抗衡，并且可以制约蒋在财政方面的过分行动。这就是后来被称之为上海银行大接管。此次密谋的白脸就由孔担任。其实上海私人银行家们已经把孔看成白脸了。宋躲在幕后，给孔出主意。

首先于1934年7月，南京政府通过储蓄银行法，规定所有银行，将其四分之一的财产，购买公债券或有价证券。这样做法，同蒋派兵到银行，抢掠保险库中四分之一的资产别无两样。抗议之声四起。但是抗议无济于事。实施中，南京并未全面强制推行新的储蓄银行法，而是有选择的，带有惩办性地执行。

上海银行公会（由江、浙巨头组成）暗中控制中国所有的银行资产近四分之三，而南京政府直接经营的只有两个银行——官方的中央银行，与多少是由蒋个人控制的农民银行。

一些私人银行家，尤其是拥有万贯家产，精力充沛的张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张嘉璈是中国银行行长，并且还掌握另一家上海大银行——交通银行。合到一起，有政府新近创办的中央银行三倍之大，相当于所有中国银行全部资金的三分之张嘉璈一生大部分时光致力于银行事业，现在为了挽救他的银行的独立性，他要作最后的挣扎。他企图抛出他手中所执有的南京债券。张此举恰好与孔发生顶撞，孔也正要把4000万元的公债券推销给不知内情而又情愿购买的投资者。麻烦生事的张嘉璈必须下台。

孔祥熙毕生头一次谨慎从事。假如大众对这两家银行发行的银行钞票失去信任，那么政府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之举将毫无意义。1935年2月28日，在有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蒋坚持主张大接管照常进行。

孔样熙立即发动针对这两家银行的谣言攻势。他与愁眉不展的实业家分别谈话，含沙射影地说，中国所有的麻烦事，都是大银行家们招来的，这就是为何商人得不到贷款，银根紧缩，利率如此高的缘故。他们忧心忡忡，为惨淡的金融前景担忧。孔与宋霭龄自掏腰包，慷慨地款待这些容易上当的上海实业家，并且离间他们与银行家之间的关系。宋子文随声附和，杜月笙也出来帮腔。

3月，银行大资本家杜月笙对上海实业家首领倡议召开一系列会议。杜和孔担保如果能组成包括中央、中国和交通三行的银行团，那么实业界情况就会普遍大为改善，低息贷款随时可得。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这项建议，让别人听后，仿佛觉得这不过是他们个人的梦想。许多银行家都为会议的调子所蒙蔽。

1935年3月23日，南京政府事先未发出警告，就突然宣布政府将立即接管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孔祥熙为此举辩解，他貌似有理地说，有必要加强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可以向实业家提供更多贷款，以战胜萧条。一俟接管完毕，孔就“忘记”为中国实业提供救济贷款的事了。

作为对宋子文参加接管的奖赏，他被任命力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取代了张嘉璈。

由于银价波动过大而使中国经济蒙受损失，所以孔详熙的下一步是决定取消银本位，使政府发行的钞票成为法定货币，即法币。但是仔细考察一下，显然孔样熙是用他控制不了的白银，去交换他可以通过加快印刷而控制的纸币。1935年11月3日颁布法令，要求银行与个人持有的全部白银，在三个月之内兑换为法币。四家银行受权发行新币，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

兑换由货币储备委员会监督执行，委员会以白银储备作担保，以防止发生预料中的通货膨胀。一些受尊敬的银行家，以及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还有著名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杜月笙都是该会的领导成员。

当孔祥熙两次发现国库出现赤字时，孔觉得这次机会实在难得，他要大量发行新币。1935年11月至1937年6月之间，全部流通的法币从1亿5千3百万元，猛增到14亿7千7百万元，其中只有半数是以交换纸币的白银作为支持，其余的5亿元以上只是政府制造的，为还债用的一文不值的废纸。1935年财政年度以后几年的准确数字不得而知，因为此后南京政府再也没有公布预算或支出。诚然，以后出现的惊人的通货膨胀的罪责，不能全都推到孔祥熙身上，但是他那滥用钞票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无疑是主要因素。南京政府官员，尤其是处于高位的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以及操纵通货膨胀大发私财。中国的大银行现在由一个大家庭（不幸的家庭）经理。在孔祥熙的一连串运作下，杜月笙也成了当时一位十分体面的人物了。

他是许多家银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其中也包括中国银行，真是无孔不入。无怪乎杜月笙自己设在法租界的中汇银行，是1935年之后利润保持稳定的少数几家私人银行之一。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帕克斯·科布尔曾经指出的那样：尽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界取得了出人头地的地位，他仍然是黑社会中吃人不吐骨头的魁首。连在商界与他交往甚密的孔祥熙，也得提防着他的势力。在法币改革时期，孔祥熙吸收杜月笙参加了货币储备委员会。英国顾问弗雷德里克·李滋罗斯爵士反对这项任命，因为他认为杜月笙声名狼藉。孔祥熙承认有这个问题，但对李滋罗斯直言相告，说杜月笙“无疑是个投机家，还是一个流氓头子，但是”，孔祥熙在记录中写道，“在上海有上万人对他唯命是从，他随时都可以制造混乱。”

孔祥熙和李滋罗斯关于财政问题的慎重谈话，是在孔公馆里进行的，当时宋霭龄在场，只因为她是宅第主妇。（这显然是孔家商谈业务的标准程序，因为这使宋霭龄得以利用她偶然听到的谈话。）当这两个人共谋各种可能的货币改革措施时，宋霭龄开始一步步提出她的“建议”。李滋罗斯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人摆布，于是，他愤愤然中断谈话，大步走出了孔公馆。此后发生的事，在他的回忆录中有所记载。

根据从谈话中所听到的，宋霭龄向杜月笙透露了政府在外汇交易方面即将采取应急措施的内情。杜月笙误解了她提供的情报。他投资不当，亏了本，损失5万英磅，相当于当时的25万美元。他不甘蒙受损失，抱怨孔祥熙，要求中央银行给予补偿。孔祥熙断然拒绝。“那天晚上，”李滋罗斯写道，“一口头号棺材放在孔博士家门口，周围有五六个送殡的人。”次日，孔样熙召集中央银行董事会紧急会议，一致同意补偿最近在外汇市场上蒙受损失的“爱国公民”。

在李滋罗斯叙说的从银市转改为纸币的过程中，他又提到财政上的一件怪事。这件事涉及1933年4月成立的农业银行。这家银行纵然不是由蒋介石亲自控制，也与他个人有着密切联系，银行可供他私人使用，俗称“（鸦片）农业银行”。农业银行是收取鸦片税和海洛因税的渠道，受军事委员会首脑蒋介石的直接控制。每当蒋介石感到资金短缺时，这家银行就发行钞票。它的储备情况不受任何形式的审查，当李滋罗斯要求这家银行在受权发行政府的新法市前，应遵循规定接受审查时，蒋介石大发雷霆。无人能要求农业银行公布它的账目。

在孔祥熙搞钱的许多“门道”中，他常自鸣得意的一件事，是利用垫付美国人在华的支出，刮到了几亿美金。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美国军事人员源源来华，开始时，他们常把带来的美金现钞从黑市中售出，换取法币开支。其时重庆法币与美金的牌价汇率是二十兑一，后提高为四十兑一，而黑市则已超过一百兑一。其他城市如昆明、成都等地，又有当地的黑市价格。孔看到这一情况，以美国人在华不能从事黑市买卖为理由，建议美国军政人员在华一切支出，由中国政府垫付法币记帐，再由双方政府照牌价汇率结算。话说得好像很冠冕，可是事实上给已经透不过气的人民又加重了一层负担。因为当这个协定成立以后，孔祥熙就可以用滥发钞票的手法来征用人民的物资和劳务，尽情供应美国驻华军政人员的挥霍浪费。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美国要到我国内地修筑战略公路和大规模的飞机场，需要的钱愈来愈多，单就成都附近新津飞机场而言，就动用了民工25万人。

后来由于美金的黑市价格与国民党的官价差距愈来愈远，中美之间因此也发生了矛盾。华盛顿认为如照牌计算，吃亏太大，提出异议。居里来重庆交换战后如何恢复中国的经济和美军反攻阶段在华军事供应等问题时，曾向孔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了在美国召开货币会议的时候才得解决。孔独揽财政大权，尤其对外汇抓紧不放。在重庆时，国民党政府对外汇的申请与批审，表面上公布过一套办法，但是事实上除了蒋介石的支付命令以外，每笔外汇的支付，几乎都要经过孔的批准。他批外汇不讲原则，准驳之间全凭他个人的关系和好恶。有一次，一个留法学生刘羲光，为了印毕业论文，需要几百美金，因为他是燕京大学毕业生，孔是该校的董事长，刘钻这个空子写信向孔直接申请，署名门生刘羲光。可能孔对“门生”两字发生了好感，孔就批了个“照准”，签了个孔庸之的“之”字。

孔在同僚中通常不开罪于人，他名字的英语缩写是H·H，所以有人称他“哈哈先生”。可是碰到外汇问题，他会一变常态，判若两人。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时期，以战略物资钨砂等出口，博取外汇，该会向行政院要求将所得外汇留下自行支配。谁知孔一见这件公文，声色俱厉，将公文扔在地，把手中笔往桌上一摔，故意放大了嗓门使四座听到，说：“外汇必须集中在中央银行，资委会如有需要，可以再向我要好了，没有留用的必要。”孔祥熙的一个主要手段，是滥发通货。有一次，为了办理公债，行政院审查各种条例中，有几个问题要请示孔，他对秘书说：“发行公债真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这虽寥寥数语，可以概括他的“理财”思想。抗战八年，人民弄得民穷财尽。而四大家族却发了巨大的国难财。在孔下台前几个月，有一次他的女儿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了十多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这句话是孔氏家人对蒋的牢骚不满，也反映了孔是蒋介石的一个忠实的聚敛之臣。

孔祥熙一面为四大家族搜刮，一面又想尽办法，贪污自肥。这里所举的一个事例是他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其数额之大，手法的猖狂恶劣，实为历史上所罕见。

太平洋战争发生之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乘机向美国借到一笔5亿美金的巨款，要孔计划如何运用。孔找了财政部、中央银行和四联总处的一些负责人共同拟订运用的方案。决定以3亿元向美国购买黄金存在美国，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储蓄券的准备，1亿元作为发行美金公债的准备。

美金公债在1942年春季由财政部准备就绪，交给中央银行国库局转业务局组织推销，规定照官价汇率交付法币，到期由中央银行兑付美金。这时官价汇率是法币20元合美金1元。开始发行时，社会上不知这笔公债确有准备，买者寥寥，以后宋子文借到美金的消息陆续传开，而且黑市汇率已达到法币100元合美金1元，公债的销路一天天增加，到1943年春天，销售数量将达到5000万美金之巨。某一天，孔祥熙忽把中央银行业务局长郭景昆找去，关照他从明天起，美金公债停止出售，并通知各地中央银行照办，并且具体指示郭，如果有人询问，可以“业已售完”为理由应付。郭当然遵照办理。财政部次长俞鸿钧、顾翊群及国库局长吕咸等都没有接头，事前毫无所知，纷纷向郭质问，后知是孔的面谕，也无话可说。

过了一个时期，社会上流传中央银行职员利用美金公债停售的机会，朋分剩余美金公债的消息，舆论哗然。这时又碰上重庆国民参政会开会，由参政员黄炎培、傅斯年等联名提出质问案。当时孔祥熙本人正代表中国到美国布雷顿森林开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不在重庆。参政会的质问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马上找傅斯年等去谈话，并向傅表示，他本人一定尊重参政会的意见，将案子弄个水落石出，不过需要一定时间，要参政会方面多加调查研究，不要操之过急。经过这次谈话之后，傅的语调变了，虽然仍旧说此案非求得彻底解决不可，但在参政员间一再强调要仔细调查，不能草率从事。

蒋介石在找傅斯年谈话的同时，即密令财政部代理部长俞鸿钧密查本案内情，俞奉命后找公债司司长陈炳章研究，决定派一得力可靠的稽核往中央银行查帐。稽核回来首先向陈炳章汇报检查结果：发现美金公债自停止出售以后，所剩约5000万左右美金金额也几乎售完；买主用的都是一些堂名、别名，地址含糊不清，有的甚至是南京、上海等沦陷区的地址；孔祥熙的山西铭贤中学也是一个买主，但为数不大，只二三万元美金；所传中央银行职员朋分一点，确有其事，但到手的都是副局长、副处长级以上的人；另有专分给国库局职员一笔，据业务局长郭景昆和国库局长吕咸说，是为了犒赏行里推销有功人员，一切都是经过孔本人同意办理的。但这些停售、朋分、犒赏等等都是孔的面谕，档案中遍查并无孔的片纸只字。陈将这情况一一报告俞鸿钧，俞即关照那个稽核写份书面报告，直接送俞，并说以后此事由他直接处理，之后陈即未再过问。在俞鸿钧向蒋介石复命的同时，忽然，监察院根据“参政会”的质问案，派人到中央银行检查。监察院公布的检查结果是在中央银行职员朋分公债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且冠冕堂皇地对郭景昆提出弹劾，将郭景昆移送法院扣押法办。至于对利用堂名套购数千万巨额美金的问题，则根本没有触及，而这时孔本人已经大摇大摆地从美国回到重庆了。在当时的情势下，有人很为孔担心，可是他却若无其事。郭景昆被法院逮捕时，请了端木恺律师辩护。孔竟以爱护部下的姿态，经常与端木恺过从，研究怎样为郭开脱。同时国库局长吕咸看到郭被捕，坐立不安，因为发给国库局职员这笔美金公债，孔只是口头同意，没有证据，等孔一回国，吕咸写了个倒填年月的签呈，恳求孔补批，孔居然也照补。至于在押的郭景昆，经过端木恺的奔走，名义上是郭的辩护律师，实际上是孔委托的代理人，过了几个月就被宣判无罪释放。孔还在范庄设宴，为郭压惊，拉郭坐在上席，频频说：“K·K（郭景昆英文名字的缩写）辛苦了。”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平息，主角和爪牙就这样全都逍遥法外。端木皑后来向好友透露说，孔这人很够交情，在他承办这件案子的过程中，曾陆续送他不少；抗战胜利后，由重庆来上海，还送他一笔为数不少的安家费。端木恺过去一无所有，到上海后，执行律师业务，排场阔绰，俨然一家富翁。

孔贪污盗窃巨款，何以敢从容不迫到如此程度？他背后势必有一个更有力的靠山在支持他。在重庆时，孔的秘书夏晋熊就有个疑问：为什么以郭景昆的地位，不仅能做宋霭龄的座上客，而且有时也受到宋美龄的单独邀请。当蒋介石要把吕咸撤职，孔祥熙还通过来美龄向蒋介石求情，让他自动离职，以保留面子。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看谁是此案的共同策划人，也就不无脉络可寻了。

孔祥熙表面上像个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可是骨子里却拼命抓权，而且时常随心所欲，滥用权力，把国家大事搞成一团糟。他往往埋怨中央银行两个副总裁不管事（一个指挂名不到行的张嘉璈，一个指吃粮不管事的陈行），把工作压在他头上。可是事实上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任免一个小职员都要经过他过目、亲批。他把人事大权抓在手里，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更便于结党营私。财政部人事司长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中央银行人事处处长潘益民是他的多年部下，以精于“相术”博得孔的宠幸。潘在早年时期即说孔是大富大贵相。在中央银行里塞满了孔的山西同乡，其中以大谷铭贤中学学生最吃得开。例如官邸秘书处原有高晓楼，后来孔的另一秘书陈延礼，倚仗孔二小姐之势爬上来，收集了高的贪污材料，向孔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把高撤职，但撤职后，高成天仍在范庄闲荡，哪知过了不久，一跃而做了财政部的人事司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官？道理很简单，高是铭贤学生又是孔的太谷小同乡关系罢了。孔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暗中分别送钱，用的是山西裕华银行的本票，以装成是他自己掏的腰包。当时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经费，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预算时，行政院会计处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后，各省市预算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是只要走通孔的门路，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折呈（当时在范往盛行这种封建时代用的折呈风气），经孔一批，预算可以任意追加，经费也可任意移用。有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求，未得结果。那时该省的财政厅长是由官邸秘书处外放的陈立廷担任，省主席朱绍良又跟蒋介石有多年关系，陈抄近路直接签呈给孔，立即批准。事后，连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都发牢骚说，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

到了抗战后期，孔祥熙政声狼藉，由内到外，愈来愈臭。美国政府的要人们也对孔连续指责。1944年罗斯福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和中国政府商谈问题。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居里曾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出了孔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另一次是司徒雷登从北平到重庆，试探孔是否愿意在抗战胜利后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获孔同意答复后，立即打电报向美国燕京大学托事部建议，但美国来电明确对孔拒绝，认为他政治色彩太浓，而且政声不好，说明华盛顿对孔的印象，确实太坏了。

美国朝野这种态度，使蒋介石不能不对孔重作考虑，加上参政会揭露美金公债案，弄得满城风雨，民怨愈积俞深。在这种形势下，蒋要再庇护孔，对自己将造成大不利。于是1945年初，走马换将，把当时被华盛顿支持的宋子文放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没过多久又任命俞鸿钧为财政部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据俞透露，蒋曾亲自找他去，要他接任这两个位置，并要他转告孔祥熙，解除一切职务。俞执行这个使命时，着实感到为难，以蒋和孔的关系之深，而要俞鸿钧来传递这一不愉快的消息，显系蒋在部属面前故作态度，也可能是因为俞深知美金公债案内幕的缘故。

第三节宋子文舍官居富接收中最大的贪污集团1945年，宋子文刚正式登上行政院长的宝座，便面临着小日本战败后国民党的大接收。为了独吞胜利果实，宋子文的第一招就是通令全国，凡是接收的敌伪物资概由行政院统一处理。宋子文以行政院长名义宣布：1。敌伪物资不能化整为零，致受贪污和其他损失；2。复兴伊始，接收为一件大事，必须由行政院统一处理，款项统归国库，既可使法币回笼，也能平抑物价；3。将来要求日本赔偿时，可以按收回数额作为部分根据；4。因此将全国分为四区，每区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代行政院接管敌伪产业，分别处理。计一区为沪苏浙赣区，局设上海；二区为河北平津区，局设北平；三区为青鲁豫区，局设青岛；四区为穗粤桂区，局设广州。

这样，一切敌伪工商企业的接收，尽管你抢我夺，但最后的处理却掌握在宋子文的手里。他把接收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择肥而食，把最重要的敌伪产业纳入豪门资本。

宋子文的聚敛手段可谓炉火纯青。比如，他借口敌伪产业大都不适宜于国营，授意行政院颁布了一个转让民营的条例，规定凡顶承敌伪工商企业者，如一次付清价款，可按估价7折付款；由国家银行担保者，可先缴价款三分之一，半年内续缴三分之一，一年内缴清。如此冠冕堂皇的“条例”表面上似乎颇公道，但实际上是一切大的工商企业全被握有银行资本的豪门所取得。他们可以利用压低估价、借款、抵押以及法币的贬值等，不费分文的代价占有许多大企业。

就纺织业而言，当时，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处的纺织工业，成为接收中重要的争夺对象。

在上海，有“棉纱大王”美誉的荣氏家族，想乘机加强他们在上海纺织业中的霸权地位。因此，当国民政府经济部派遣张兹闿为苏浙皖接收特派员到上海接收工厂时，荣家便设法推荐他们的得力助手顾鼎吉参加接收工作，意欲摸清上海日商纱厂的设备状况，准备政府拍卖时，抢先把好厂弄到手。在青岛，抗战前起家于石家庄，武汉的裕大华纺织公司大股东石凤翔、苏汰余、黄师让等也想乘机取得日商在这里的60万锭的纱厂设备，他们特地派遣祝士刚、李庄寿等随政府接收特派员赴青岛接收日本纱厂。

当这些资本家纷纷动手争夺之初，宋子文丝毫不动声色，一俟这些地方的接收工作将进入处理阶段，宋子文突然出动，把全部接收了的纺织工厂一把抢尽。1945年11月成立了由他直接指挥的“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任命朱云章为主任委员，王仰先、李伯升、吴味经等人为委员，把全部接收的纺织业的行政管理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帮人又全是宋记财团的重要角色。

继“经济部纺织事业委员会”之后，宋子文又成立“中国纺建公司”，以朱云章为总经理，李伯升、吴味经为副总经理，作为全国纺织业的托拉斯，全部垄断了上海及全国各地接收的纺织工业。至此，在接收处理中，纺织业民族资本与官僚资本的斗争，以宋记官僚资本集团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此外，在矿产、金融、交通等诸方面的接收中，宋子文的资本集团也如法炮制，捞得了最大的好处。因此完全可以肯定他说，宋记官僚资本集团是接收中最大的一个贪污集团。

秘密外交1945年2月间，当德国法西斯即将败亡的时候，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会议除讨论了击败德国的共同作战行动和战后占领管制等问题外，还秘密通过了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协定。他们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作出了苏联恢复租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中长铁路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国际化，外蒙现状不变，千岛群岛交予苏联等协定。

英、美以牺牲中国主权为条件，换取了苏联在对德作战结束后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的保证。该密约签订不久，美国便通知国民党政府。当时大战已接近尾声，蒋介石准备一旦大战结束即转而打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却又顾虑到苏联，于是通过美国，作如下秘密协定：国民党承认外蒙古高度自治，外蒙古与苏联承认国民党政府为领导各党派之政府。

国民党政府这项秘密外交的当事人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介石获悉雅尔塔协定后，立即命令宋子文组织代表团，乘出席联合国首次会议之机，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进行谈话。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重庆召见苏联驻华大使，表示了上述态度。

蒋介石在八年抗战中奉行的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的原则。这项原则是罗斯福所反对的。当宋子文等人抵达华盛顿时，适逢罗斯福逝世，杜鲁门上台，于是秘密外交进展顺利。

宋子文从美国回华后，又于1945年6月30日到达苏联。当天下午6时30分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晤。苏方参加会晤的除斯、莫二人外，尚有彼得罗夫大使和柏巫洛夫翻译。中方代表除宋子文之外，尚有柏秉常（大使）和胡世泽（外交部次长）。这次会谈仅15分钟。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2日下午8时至10时半。会谈中各种问题均列出讨论，但多数未得结论，谈蒙古问题时争持最激烈。

第三次会谈于7月7日进行，专门讨论蒙古问题，历时45分钟。

宋子文在第二次谈判后曾向蒋介石请示蒙古问题，蒋介石经过长期考虑后，拒绝承认外蒙古独立，但保证将予外蒙古高度自治权。

第三次谈话中，宋子文将此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古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古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古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做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邱吉尔、斯大林柏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延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也赞同苏联的条件。在三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指示说：“中国政府令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术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个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问题如下：（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能完整。中东南路干线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外蒙，中国政府以外蒙问题既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害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外蒙区域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旧地图为准。

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之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久远而根本之合作。”

宋子文接到蒋介石的指令后，即与苏方代表进行第四次谈判。宋子文向苏联代表说明，割弃领土之痛苦与中国牺牲之重大，非有补偿，不能向全国人民交待，并即席译述了蒋介石的指令。苏方代表答复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东北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联以往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联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即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先是，第二次谈话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至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党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赢余均分。国民政府承认第一点，指定若干码头仓库，租予苏联，并给予免除租税之便利；对于第二点，则以已承认之领土完整的原则拒绝之。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党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各半。理事长华人，铁路长苏人。而国民党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但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而铁路长应为华人。

此外，苏方还提出铁路运兵问题与铁路治安问题，中方答应铁路运兵只限于进攻东北日军时的进兵及撤兵之用，平时旅顺苏军的换防，不能利用铁路。关于铁路治安，中方代表则认为中国警察绝对有能力担负此项责任，苏方亦未坚持。

1945年8月24日，日本投降之后，重庆举行批准联合国宪章签署典礼，蒋介石发表演讲，题为《完成民族主义维护国际和平》。全文共6000余字，其中分四节：一是承认外蒙合法独立；二是予西藏高度自治；三是希望泰、越、缅恢复正常关系；四是依外交途径解决九龙香港问题。

蒙古对中国内地国防的作用，有如指臂相连、唇齿相依之势。中国历史上北方边患的事例，充分证明了外蒙古在国防上的重要性。凡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一点。因此，蒋介石承认外蒙古独立，和对东北权益的损害，致使旧条约虽然取消，但新条约依然不平等，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极大不满和反对。

解放战争胜利后，逃到台湾的蒋介石，突然后悔起当初的行为，于是推翻了过去的决议案。这就是今天台湾的中国版图包括外蒙古的真相。

忍怒弃职1947年3月1日晨，南京国民党立法院会议场轰动异常。经立法院的一再邀请，行政院长宋子文终于出席报告——这是两年来最精彩的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立法委员们以迎接季节更新的心情，等候着宋子文的光临。上午9时许，立法院长孙科，陪同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鸿钧、经济部长王云五、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等一行人到来。孙科着长袍马褂，宋子文穿着厚重的呢大衣。

出席报告的五位，在面对着全体立法委员的第一排座位坐下。孙科宣布，因请到了宋子文等出席报告，原讨论提案的议程停止，即请宋等报告。

宋子文起立，取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宣读。首先表示，上周经济紧急措施方案颁布后，他因赴沪督导而未能应邀出席报告，甚感抱歉！继而谈及他就任行政院长以来，曾先后三次向蒋介石提出辞职，现已获准。

说到目前的财政经济情形，他首先回顾到1922年就任广州中央银行行长之职时，所发行的纸币，没有一张不可靠。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在1935年，因美国实行白银政策，为防止白银出口，政府始采取法市政策，对支持抗战厥功甚伟。不意抗战胜利后，“共产党破坏交通与生产，以致比之对日战争时捐失更大。”财政经济情形为何会造成如此局面，这就是最好的答案。政府为谋补救，也有变卖敌产经营中纺公司等措施。目前的经济紧急方案，为谋平衡收支，行政院将中纺公司及敌产出售，危险或可渡过。今年向美购买1亿7千元的棉花，本年棉花自给者四分之一，现已有美国技术人员前来，预计明年可望自给四分之三，以应急需。最后说：现在每逢物价上涨，大家就骂我，似乎一切都要行政院负责。

宋以为自己对一切已尽力去做，尽管政策可能有错，但良心上可告无愧。当离开行政院之时，他觉得自己的所做所为，对得起国家民族。

宋子文报告完毕，立法委员楼桐荪立即发言：（一）宋院长就职两年多，今天是第一次出席立法院报告，这证明过去不是行政院与立法院不需要合作，而是合作得不够，缺少和衷共济，忠诚谋国的精神。

（二）许多法规本来没有到紧急措施的时候而不送立法院研究审议就颁行，实在是国家损失。

（三）去夏国家经济情形己危机四伏，当时就很想宋院长来开诚布公的检讨，而宋院长不是在南京公忙，便是到上海去，始终未来。今天由于“黄金潮”的发生，经济真已濒于崩溃，行政院不能不采取经济紧急措施，办法颁行了十多天，宋院长才来报告。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焉，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为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氏发言至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

楼在发言时，宋院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仰望着天花板，显示出极不耐烦的表情。而楼的预告节目，似乎有请宋院长少安毋躁之意。继楼而起的是立法委员周一志，他坐在最前排，迫近宋子文，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从容发言：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接着他讲起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他，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

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谓：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倘物价再涨有何办法？（四）解决银楼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元询问：（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出，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二）。已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回笼，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究，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四）。已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为此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困之抬高？（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正真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时过景迁；是否有改户事情？（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汇问题，如何补救？（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询问至此，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宋于询问时辗转于座位中，此时起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音调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遂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孙未及向全体立委宣布，宋已大步走出会场。全场哑然片刻，但接着就掀起一阵笑声。有人讲：“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轻快的声音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尤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实际上中行只指定上海金业公会主席，同丰余金号经理詹莲生一人包办，这样做当然便于作弊；（二）每天中行黄金价的公布实际上是由贝祖冶的亲信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仁安和詹莲生用电话作决定，暗售的黄金也由詹一人承办分配。这样詹便成为当时中行在抛售黄金的决价、明配、暗售方面的操纵者。

中行库存黄金都是400两一块的金块，出售时要改铸为10两一条的金条，中行给予每条三分的火耗。据詹后来受讯时说：“改铸金条，每条有三分的火耗，每天归同丰余火耗约有240两，其余经手分铸的几家，不过在成色上略微有些好处。”仅此一项，詹每月可吞黄金7200两，一年（1946年3月——1947年2月）可达8万6千两。

中行一年中抛售黄金共为850万两，同丰余包办了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合450万两左右，其中暴利，詹虽不肯明说，但数额之巨可想而知。据保守估计，“利润”以三分计算，总数也达13万5千两以上。

然而，“金牛党”既然每天优先知道黄金牌价，又熟悉中行库存情况，他们岂有不操纵市场金价之理？又岂有不大量吞进中行暗售的黄金之理？。当时有一个在黄金交易所投机失败以致破产的黄金商人，向国民党监察院控诉说：“詹莲生那一年赚了10万条以上的黄金。”换一句话说，他赚了黄金百万两。

对于贝、林、杨、詹贪污集团的罪行，新闻界曾提出下述旁证。

同丰余金号的董事会名单，有两个假名查不出下落，原来就是贝、杨、林的化名，此其一。

这个金号做了这样大的买卖，可是詹莲生说，连一本进出的日记帐目都没有，直到送法院，才弄出一本假帐本，此其二。

监察委员质问上海商业局：“何以同丰余没有经批准立案，经手这样重大的业务，你们为何不加取缔？”该局负责人苦笑着答道：“（贝祖诒）总裁招呼我们不要管。”此其三。

讯问林凤苞时，询以“黄金抛售业务，为什么要委托一个没有批准立案的同丰余老板詹莲生呢？”答称：“上海金业公会会员复杂，不可靠的多。詹是公会主席，熟悉情况，有信用，有号召力，贝总裁也知道他的负责可靠，所以找他负责。”盘问贝祖诒，也是同样的答复，此其四。

监委何汉文讯问詹莲生：“你赚到那么多的黄金哪里去了？”他答道：“赚项大，应酬也大，并没有得多少金子。”此其五。

1947年2月间，国民党中央银行突然宣布停止抛售黄金，使金价暴涨（如上海的金价在十日内由600万元涨到900万元）黄金控制商大获暴利。对此，国民党监察委员会成立了由四监察委员组成的弹动宋子文案，对其所推行的黄金政策进行调查。

“金牛党”党魁詹莲生自有他的一手。何汉文在上海东方饭店，以迂回不着边际的谈话方式向詹莲生单独讯问了大半天（其余三监委因事回南京），起初詹有恃无恐，毫不在乎，大谈他和宋子文、贝祖诒的关系如何如何，上海黄金交易所的情形，同丰余金号的业务概况，以及中行和他来往如何如何。及至拿出笔录要他签字，他才感到有些不利。詹离开何的房间时对何说：“我这些都是同何委员私人谈话随便讲的，有些欠妥之处，还要请您包涵包涵！”当天晚上，上海的军统大特务，名人杜某的徒弟王新衡（立法委员），约何汉文到他家里吃饭，饭后他问起讯问詹莲生情形，谈了一通，最后王对何说：“我想以老同学的资格，跟你谈一点知心话。詹莲生这班家伙的确可恶，要办一办。但是官场的事要适可而止，不可太认真。反正今天询问他的只有你一个人，你如果不把笔录拿出来，或者改一下，开脱开脱，叫他拿出200条金子来。倒也是一件一方二便的好事。今晚本来杜老板想来和你谈谈，觉得有些不便，我的意思可以说是他的意思，不知道你以为如何？”

听了这番话后，何汉文颇感为难。他想，正面拒绝罢？杜老板已经给搬出来，得罪了这位老板，可能出毛病。答应罢？一来他当时被一些人恭维成“铁面御吏”，觉得名誉比金条更重要些；二则害怕这是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乃至军统故意设下的圈套，不能不加提防。于是，何汉文决定采取敷衍搪塞的办法，因此答复王新衡：“今天讯问，担当笔录的是上海审计处派来的人，和我过去不熟悉，几家晚报又已经把我讯问詹莲生的事，大登特登地发表了。这样一来，恐怕有些不便。不过，请杜先生放心，我总不会把案子弄得太严重就是了。”

第二天，那三位监委恰好回到上海，何与他们商议之后，决定把詹莲生利用金业公会代表的地位操纵上海金市，与同丰余金号非法商号攫取巨额暴利，以及同丰余买卖黄金帐目与中行抛售受主帐目不符，显有情弊等罪名，连同笔录提出检举，送上海地方法院起诉审判。同时把林凤苞、杨仁安的利用特权勾结贪污部分，也送法院起诉，至于对贝祖诒，那就不敢绳以法律了。起诉结果，詹莲生判了12年徒刑，林、杨各判了7年徒刑。法院院长查良。。是当时国民党司法界有名的“漂亮人物”，他一方面和何汉文等数度商酌，为了顾虑外界的注目，保持国民党司法之“尊严”，立即将詹、林、杨三人判了刑；一方面却又在金条面前屈了膝，以“保外就医”为名，让3人逍遥法外。

何汉文等四名监委要追寻停售黄金令的根源，终于在1947年2月19日壮着胆子打了一个电报，问他们的蒋主席：“。。此次中央银行停售黄金，事出突兀，致引起风潮，摇动金融经济，据宋院长称，停售系奉钧座指示，确否祈电示。”

谁知道，这个电报发出以后，一直等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半点回音。2月26日，何汉文等一行由上海回南京，到当时的国民党文官处查询：文书局长许静芝向他们笑笑说：“主席批是批了，不好复电，你们看看罢！”

一看之下，只见电报上批了令人啼笑皆非的12个字“并无其事。事到如今，有何办法！”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认为“并无其事”为什么接下去不提“应予追究责任”呢？“事到如今，有何办法”这8个字批下来，是不是想不了了之？

想来有两种可能，一是蒋介石虽应对这次风潮酿成负主要责任，但他自己既不愿负责，且又要庇护宋子文，只能出此下策，作此劣批。更可能的是，蒋介石事先对封禁售黄金已表示同意，这时耍一点已成为蒋某特点之一的流氓手段，索性来它个不认帐。

拿那份流氓式的批示来应付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当然是不成功的。

可是，如果只把“金牛党”的詹莲生和林凤苞、杨仁安这三个小苍蝇（虽然他们肚子里装藏有不少黄金）送法院判几年徒刑，就此悄悄收场，那在全国人民面前极不好交帐，于监委的面子也太过不去了罢！

四监委会商议后，决定进一步试向宋子文、贝祖冶正面进攻一番。

首先由何汉文领衔，提出对宋、贝的弹劾案；并且打破过去弹劾案处理程序的限制，将全案的调查报告书，交由监察院正式公布，同时发动立法院召开临时会议，对宋、贝等提出询问。

立法院开会之时，宋子文、贝祖诒都出席报告，当场引起一些人的攻击，直弄得宋子文面红耳赤，无法答复，终于愤然退席，全国舆论为之哗然。蒋介石在四面楚歌下，先是批准了宋子文的辞职，尔后又免去了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

“弹”来“劾”去，宋、贝未曾受到任何形式上的法律处分。不仅如此，蒋介石为了安慰他的可尊敬的内兄，接着就委派他为广东省主席了。

在这次风潮中，最受实惠的是国民党政学系。宋子文垮台后，蒋介石临时担任行政院长，后来此职落到政学派张群手上。此外继任中央银行总裁的张嘉璈、副总裁刘攻芸都是政学系人物，他们登台之后，又发行1亿美元的美金公债和3亿元美金库券，进行新的搜刮，而蒋家王朝财政金融的崩溃，也因此而更为加速，最失利的CC派。他们在宋、贝垮台以后，没有捞到什么好处，因此大唱高调，主张进一步彻查宋系官僚的贪污。在1947年3月23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委员黄字人等纠集了CC派100人提案：“请政府迅速切实惩冶金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冶及其部属，以肃官箴，而平民愤。”在提案中还指出：“官办商号如一统公司、中国建设公司、杨子建设公司等，皆有利用特权，套购巨额外汇，输入大量奢侈品情事。”

他们这种贼喊捉贼的做法，拆穿了无非是惜此来掩饰自己的原形，并且向继宋上台的政学系示威而已。

事实上，宋子文当时贪污最大的部分，的确在于侵吞中行10亿美元外汇和几十亿美元外汇以及几十亿“美援”军用剩余物资。所以，在国民党中央把全会提案发交监察院执行后，监察院又几次派遣何汉文等网监委“彻查”宋子文外汇贪污案。彻查结果，自然少不了一份调查报告书，并且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然而一弹再弹，宋子文仍然安安稳稳地当他的广东省政府主席，而监察院也只好沉默不问了。

拜命封疆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打退了蒋介石数百万军队的进攻，歼灭了其大量的有生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了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下降到370万人，其正规部队降为150万人，兵源枯竭，后方空虚。而我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发展到195万人，装备改善，机动兵力已处相对优势，士气高涨，人民拥护，后方巩固。1947年9月间，人民解放军遵照党中央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采取外线作战，把战争由解放区推到国民党统治区的方针，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首先突破黄河之险，挺进鲁西南地区，揭开了全国战略进攻的序幕，陈毅、粟裕所率的华东野战军和陈赓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大岳兵团，先后向外线出击。三路大军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至淮河的广大地区向敌人展开了大规模攻势作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迫使敌人不得不在战略上转入全面防御。在外线进攻的同时，我内线作战各军先后转入了反攻，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在我军内外线夹攻所构成的战略进攻下，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堕。为了垂死挣扎，蒋介石妄想进一步出卖华南以换取“美援”。于是在美国主子的授意下，委派“国舅”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

然而由于黄金风潮和经济政策失误遭到刚刚弹劾的宋子文，在国民党幕僚及民众心目中毫无威信可言。为了树立形象，1947年9月18日晨，宋子文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委员会上书面报告捐献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恰好在宋子文捐献1800亿元之后的一个星期，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案。这一接遁而来，先呼后应的事实，使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朝野感到“突然”和“惶惑”。《周末观察》周刊，在宋氏捐献时说：“宋氏之捐献，为豪门开放第一声，为‘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继步尘续捐巨款抱着极大的希望。”直至宋子文任命案公布，新闻界才知自己的“认为”错误。《周末观察》醒悟道：“这不是豪门开放

第一声”，而“该是‘豪门再起第一声’所谓‘抛砖引玉’，也就另有一个解释了。”

为了宋子文这一任命案，国民党行政院竟于9月20日召开一次临时政务会议（那天会中虽然还通过了几条其他议案。但都是不需要召集临时会议讨论的，只不过是宋案的陪衬而已）。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那天行政院长张群一早便飞往东北，会议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宋的旧部下王云五主持。出席会议的政务委员22人，但有人因不在南京而由副手代表出席的。当宋子文主粤案提出时，会场中引起一度情绪上的骚动，若干人交头接耳，若干人面面相觑，除少数政务委员事先知情，胸有成竹外，其余的对此提案都有点“突然”之感。讨论时，一些“不敢苟同”的政务委员便大唱反对论调，尤其是一些原在宋子文属下担任部会长，吃过宋苦头的政务委员们，如俞飞鹏、张厉生等反对更烈。这种意外的尴尬场面弄得主持人王云五大搔白头。为了终止讨论，王云五只得提出表决。结果以9票对8票的一票之差险而通过。在举上的8只手中，除掉一只是属于民社党的政务委员蒋匀田外，其余7只手都是属于国民党的政务委员。

行政院通过宋子文任命案后，第二天“宋子文主粤政”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新闻。但国民党的一些反宋人士，仍有点不太服气，因而在24日国民党最高决策机关中央政治会议开会时，反宋派对行政院通过此案之程序，仍大事评击。依照程序，国民党员出任政府要职时，应该先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但这次行政院并未经过这种方法竟先予任命，然后再请中央政治会议追认。这给反宋派一个大好的攻击机会，故他们在那天的中央政治会议中，硬是不肯追认。张道藩激愤地质问在座的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问此案事前何不送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而行政院讨论时，既有党员多人反对，为何不尊重党员的意见？而张厉生则怀疑宋子文虽曾出任过行政院长，但是否是一位胜任的地方官之人才。后来还是有劳当日担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的孙科，苦口婆心，多方解释，劝大家顾全局面，才平息了这场风浪，勉强追认。不过反对者要求“下不为例”，以后如有类似事件，中央政治会议绝不再予追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是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们却又不肯罢休，他们复向当局提出一个难题。25日，监察院举行座谈会时，谈到了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一事，若干监委认为这是政府忽视监察院的权力。因为宋子文在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期间，监察院对宋在其任内的作为出了一个颇为严密的弹劾案，并请政府将宋氏交付惩戒，现在不但“惩戒”无曾“交付”，反而又任新职了，这在监委们看来，真是政府故意同他们过不去，当然心里怪不舒服。因为他们忙着推举人草拟建议书，呈请当局对宋氏这一任命案重新考虑。然而此一难题，也不过是监委们对当局发泄一点牢骚而已。谁能相信，政府就真的会“重新考虑了？”

本来对于一个省主席的易人，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因为宋子文这一新职，不论在人、事及时间方面，都有点特别，且中央政治会议和监察院对此事已有所叩询，故本来就爱凑热闹的新闻界也就不甘缄默了，报纸社论作家们关于“论宋子文主粤”的皇皇大文，真是琳琅满目，而且见仁见智，各有千秋。

第一篇鸿文，当推南京《中央日报》，该报在宋氏新职任发表的同一天，对行政院的这一任命，大事赞扬一番，它认为宋氏以前曾任等于首相的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论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出任知陕州一事先后媲美。

上海《大公报》因为政学系的关系，对此事的评论，虽然不够肉麻，却也捧得够漂亮，它从宋氏主粤是政府准备在各省以文人主政的先声说起，随后说到广东地方如何好，广东情形如何特殊，转弯抹角，最后画龙点睛：“宋子文是一位著名能干的官”，应能服务人民，将广东造成全国的模范。

《中央日报》和《大公报》这一论调，引起其他不少报纸主笔们的火气，他们的不满也就借着所控制之报纸来发泄。南京的“华夏”、“救国”、“南京”及“中华”等报均先后著文，像联合阵线似地对宋子文进行无情的抨击，对“中央”及”大公”两报冷刺热嘲，他们认为：宋子文甫经捐款，即被任为封疆大吏，此意如出于“朝廷”，即是“卖官鬻爵”；如出于宋氏，即是“出钱买官”。若是前者，则政府“纲纪凌替”、“官常不饬”；若是后者，则宋氏“巨款买官于前，焉知不贪巨款于后”。至于以宋氏主粤比喻寇准之出宰陕州，“华夏”、“救国”两报均认为比喻失当，“泾渭莫分”。并引经据典来证明寇、宋之绝不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宋是过去从政毫无成绩的人，政府不应再用。故他们对宋氏此次的重作冯妇，屈尊主粤，认为是一件惶惑、滑稽、感叹和失望的事。

也许新闻界的这些评论有过火之处，但国民党政府将宋子文“大才小用”应该说另有内幕。

首先，华南是蒋介石妄想反共反人民的经济据点。早在1947年3月，广东政府主席罗卓英就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三十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煤气、煤矿、汽车、造船、肥料、士敏土、玻璃等工业和开港、筑路、修水利等共11个项目。但做为买办，罗卓英的资望不高。于是由美国豢养起来的大买办宋子文，当然是最合适的主粤人选。

其次，当时的粤桂军政大员张发奎、罗卓英、黄旭初等，都拥有雄厚的实力，又非蒋介石的心腹，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蒋氏为防患未然，不得不派一员“心腹大员”去坐镇。宋子文是一位文人，管政治不问军事，与张、罗等人不会发生摩擦。

再次，当时华南走私情形猖獗，而走私技术也“随着时代进步”了。宋子文过去办过税警团缉私总队，这个当年的“总队长”对于缉私一道，可说是他的看家本领。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正式赴粤就职。2日美国煤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即前来找宋商谈广东开矿的电力设备问题；13日潘宜公司的代表找宋接洽原定生意和黄埔港的建筑；15日，宋氏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纪泊狄，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

宋子文的“魄力”果然比罗卓英大得多。罗卓英和潘宜公司协定11项经营范围，当时曾被省参议会删去了开港、筑路、水利三项，但宋子文首先从开港、筑路开始和美国资本家谈交易。在罗卓英任广东省主席时，曾想出卖海南岛，但因海南岛闹建省，不敢动弓。宋子文就任后立即打消了海南建省的计议，将海南列入拍卖范围，并于10月27日亲引“行总”的空运大队到海南岛试航，接着美国西南钢铁公司经理拍里希前来和宋谈开采海南铁矿问题，并宣称：如果蒋介石政府给予协助，他立刻可以在海南设立具有现代化设备的铁矿厂，并将炼出的铁运往日本。11月16日，宋果然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了。1948年1月翁文灏来穗与宋子文商谈华南工矿问题，并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并且以“经济合作”为名，将桂、闽、湘、赣、台一并出卖了。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展迅速，和广东、华南人民英勇的斗争使美蒋的如意算盘落了空。在宋统治广东的15个月中，除修筑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黄埔港、黄埔公路及粤汉路通黄埔的支线外，其他一无所成。宋子文在积极拍卖广东资源的同时，对广东的人民也进行了更加疯狂的掠夺。

首先是扩大其官僚资本在广东的工业独占，残酷地剥削工人，扼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

宋子文将手伸到了以前属于广东省府的最大官僚资本企业广东实业公司。为了进一步独占广东工业，扩大和增加了实业公司所属工厂，将原属广东建设厅士敏土厂划归实业公司，并与宋系家族在上海的穗新实业公司合办了第二纺织厂，资金55万美金，原有的厂矿也进行了扩充。但这些资金并非宋子文自掏腰包，绝大部分是国民党中央银行拔款。

宋子文扩大工业之目的绝非为了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扩大其官僚资本对工业的独占，扼杀民族工业的发展。1948年实业公司公布纯利共500万元港币，这当然是大大缩小了的官方数字，当时有人估计，实际数字超过了官方报告10倍以上。

一方面是官僚资本的巨额利润，另一方面是民族工业的奄奄一息，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半年后，广州工业三分之一倒闭，三分之一停工，能继续开工的，也处于极困难的境地。当时除染织业稍有景气，电池、机器业可以勉强维持外，其余行业都缩小生产，大量裁员，例如较具规模的糖和钢铁工厂，就处于半停工状态。

宋子文在广东另一个剥削人民的手段是垄断粮煤等有关人民生活的重要物资，从中牟取暴利。

宋到广东，先后成立了广东粮食经济委员会（下简称粮经会）、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广东物资调节委员会（下简称资调会）等物资购销的垄断机构（在资调会成立后，前两个委员会成为资调会所属企业）。

粮经会在筹建时，经宋上书申请，蒋介石一次拨款6000亿元，相当于当时中等米90多万担价。至于省内银行贷款，则随要随取。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12月至1948年11月该会先后借伪法币12660亿元，港币4500元，伪金元券5亿零100万元。该会运用反动政权力量和官僚资本的金融机构在省内外的分支机构代办业务，在省内及湘、桂邻省和越南、泰国先后购进稻谷200万担，到1948年6月，半年内盈利15853亿元（法币），相当于中等米445324市担，到1949年1月共盈利金元券50171余万元，相当中等米62.4808万市担。

广东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性质和粮经会相同。该会于1947年11月成立后，国民党中央银行源源贷予巨款，先后达三、四千亿元，1948年4月即贷款2000亿元，约合港币180万元，该会从1947年11到1948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即从湖南、台湾购进煤16.7483万吨，平均每月1.4万吨；配销13.7633万吨，平均每月约1.1万吨。由于该会控制煤源，任意抬高物价，广州水电厂多次增加水电费，大大增加了人民的负担。

在资调会的下面除了以上两个企业外，还有粮食增产委员会、工业增产委员会、纱布供销委员会等。独占的商品范围有粮食、花生、食油、肥料、盐、糖、煤、柴、汽油、柴油、润滑油、棉纱、棉花、棉布等重要民生物资。从粮经会及燃煤供销委员会的活动情况即可看出，资调会实质上是一个以行政机构为幌子，以公款（国民党的“公”实际上就是四大家族的“私”）为资金来剥削广东人民的垄断企业。

此外，宋子文统治广东时期，运用宋家豪门的巨额资本和所操纵的金融机构，趁1948年国家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机，大炒美钞，套购港汇，操纵了整个广州金融市场，从中大量掠夺广东人民财富。在1948年所谓“币制改革”前夕，宋家就与广东省银行总经理勾结，套购港币3000万元之多。一般金融业者在宋家豪门的巨大资本压力下，不得不走向破产，而广大人民由于金融投机所引起的市场巨大波动，更是损失惨重。

在宋子文统治广东的时候，原来压在广东人民头上的沉重租税剥削更加重了。1948年冬季营业税比上一年秋季提高了5倍以上，据当时税捐处预算，1948年11月份，广州市库收入比10月份增多三、四倍。1948年原征粮数全省是500万担。后因反人民战争的需要，又增加了40万担。从11月开征，至1949年1月征齐，也就是说：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要从广东人民手中掠夺540万担粮食。但据当时估计，1949年广东民食口粮却缺少1400万担。

二号战犯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领导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9年1月31日，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共历时四个月另十九天，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以及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共歼敌154万人，其规模之大，歼敌之多，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使蒋介石失去了赖以维持的命根子，从此一蹶不振。

为了使自己免遭战败之辱，战役结束前10天，即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了中华民国总统之职。接替总统职位的李宗仁，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试图与共产党谈判。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同意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在我党所列的战犯名单中，蒋介石名列“榜首”，其次便是宋子文。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国民党政府内的政敌，也宣称他们已掌握宋子文盗用巨额公款的文字记载材料，要求他至少将全部财产的一半交公。

在双方的追捕下，为了逃命，宋子文于1949年1月24日，辞掉了广东省政府主席之职，同他的妻子张乐怡逃往香港。宋在香港开太机场走下飞机，穿着双排纽扣的普通服装，戴着一顶汉堡帽，提着他心爱的手杖。他西服的翻领上挂了两排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颁发的勋章。他的妻子张乐怡走在他的身旁，身着貂皮大衣，戴着墨镜，使人看不见她哭肿的双眼。当时的舆论这样评说：“宋子文的面部表情从未这样冷酷无情”。

也许“TV”宋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为“国舅”，掌握国民党政府财权长达二十多年，有功于“党国”，如今会落到这种地步。

宋子文原籍广东海南岛文昌县，他的父亲在上海做牧师。由于教会的关系，宋子文早年去美国读书，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回国后，曾在清末大买办盛宣怀所办的汉冶萍公司做职员，后来又和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等合办一个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亏了本才跑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4年至1925年间，宋子文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廖仲恺被刺后继任财政厅长。

做为国民党的“理财大家”，蒋介石连年内战，庞大的军费和特务费用，包括收买、分化地方势力的巨大开支，主要靠宋子文筹划。宋子文是怎样给国民党政府搞钱的呢？当然主要是靠借贷和加税两项。

从1927年到抗战开始的10年间，国民党发行的国内公债和国库券大小共有32种，最少的500万，最多的5000万、l亿，合计10亿以上，至于外债，仅棉麦借款一项就是5000万美元。

中国的商人愿意和官吏往来，给些小便宜于官吏，甚至贿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获得厚利，但却不愿意借钱给官方。因为政治局势常有变化，人事一有变动，就没有人负责了。如袁世凯筹备帝制时用去的“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备金和“九六公债”之类，都未清偿。

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却能发行几亿元的国内公债，这是什么道理呢？原来他用了两个办法：一个是“维持债信”，即一面按期付息，定期还本，一面又借新债；另一个是“诱以厚利”。为了说明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这里先插人一段黄楚九起家的故事，这个故事虽与财政无关，但道理却相通的。

黄楚九是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的老板，他经营的事业除大世界之外，还有日夜银行、日夜交易所、共舞台、中发药房、九福制药厂等等，是一个白手起家的财主，上海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滑头大老板”。虽然他病死之后没有几天，日夜银行被挤倒，其他企业也都相继换了主人，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本领的“企业家”，正如不能否认宋子文是一个有本领的“理财家”一样。

黄楚九起家时没有钱，便选择了一位有钱的债主（据说是一位富孀），向她借了20元，约定三日内归还，这笔钱黄楚九放在家里没有用，等到第三天就拿去归还，隔了一天黄再向债主借50元，约定第五天归还，到了第四天就去还了，这样慢慢建立起信用，借款的数目就从100元、500元、1000元。。增加上去，一直到2万元，黄楚九就用借款盘下了一家艾罗补脑汁制厂。从此他继续扩大事业范围。一面在实业上用厚利吸引投资（除利息比银行大一倍外，还按月赠送出如香水、肥皂之类的礼品）；另外他采取发行礼券等办法吸收资金，又创办了一所日夜银行，利息比别家银行高出半倍、一倍，晚上也开门营业，随时可以取款（那时上海租界有公开赌场，这个夜间营业银行，大大方便了赌徒），因为利息大，手续方便，存款不拘多少，所以很多市民也去日夜银行存款。黄楚九就靠这些办法吸引资金，扩展企业，坐享高额利润，过着奢侈生活。他死后，虽然宣告破产，其家属的生活仍相当富裕。宋子文发行公债的办法，和黄楚九取得资本是同一作法。宋子文组织了一个“国内公债准备委员会”，办理还本付息事宜，把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都网罗进去当委员，每月应还的本息，先由财政部令国库（中央银行）如数拨足，还多拨一些，以建立“债信”。中央银行的理监事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官股董事也大都是上海银钱业的所谓“金融巨头”，如钱新之、徐新公、李馥荪、徐光甫、胡孟嘉、胡笔江、叶扶霄、秦润卿等。他们在官方的金融机构中兼上一个名义，有了发言地位，对债权就多一层保障。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因为公债的利息特别厚。国民党当局发行的公债虽然利息多的只有8厘，比市场的利率低。并且从条例上看，公债发行的折扣从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算，年息8厘的也只到年息8.4厘，和银行的存息差不多，不仅无利，而且还要倒贴开销。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计算，实际上则利息大得很。因为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几乎都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给银行和大钱庄，然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而照市价结帐，所以银业所缴的财政部所实收的款子，最高是六折，低的则仅五折，平均约为五五折，这样，利率就比表面的增大一倍。不仅如此，因为还本是实足的，所以实际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种公债，年息8厘，10年还清，市价是六析（按最高价格计算），某银行购进公债100万元，其逐年的利润则是：最初一年利率最小（2分），最后一年则高达8成。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开始时少还本，则每年的平均利率在2分3厘以上，这是一种高利贷。而国民政府所发行的公债和库券。年限少于10年，折扣低于六折的不少，其实利率还要大些。在抗战之前，一般银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8厘到1分（活期仅4厘到6厘），放款则为1分2厘到1分6厘，很少超过1分8厘的，至于高达2分的，那只有银根特别紧的日子，一年只有几天。银行的业务就是赚存款的利息与放款利息的差额，这里计算一下，如某银行吸收存款500万元，平均存息为9厘，全年付出利息45万元，如放款同数，平均利率为1分4厘，全年收入利息70万元，收支相抵毛利25万元。如果该银行一年的开支15万元，则该银行的纯盈余为10万元。如果把这500万元买了公债，则一年的利息收入为115万元，付出存息45万元，毛利为70万元，还可节省开支几万元，因为放款需要调查研究，还有监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较多，而买公债则仅是几张纸，锁在保险箱里，安全无事，只要一两个人注意证券市场动态就行了。就是以开支相等计算，其纯利也为55万元，较放款给工商企业增加利润45万元，利润率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债的利息高到这样，自然金融家就不愿意投资于生产事业了。旧中国经济衰落，生产不发达，当然原因很多，但国民党政府用公债把社会上本来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游资吸收了绝大部分，以供内战之用，或充实私囊，变成外国货币，使产业界要维持简单再生产也感资金不足，更谈不上扩大再生产，无疑是主要原因之一。

银钱业从公债中得到的好处还不仅是上述的高利一种，更可利用债券作为向“中央”、“中国”、“交通”等所谓“国家银行”领取钞票的准备金。照规定，银行、钱庄只要缴六成硬币或金银、外汇，四成有价证券（以公债为主），即可领用十成的钞票。如某银行500万元存款中，用360万元收购金银或外汇（所谓硬通货），132万元照五五折购进公债240万元，即可向“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领取钞票600万元，还多8万元在手另作他用。如果再把这600万元如此运用，以438万元存储硬通货，以160.6万元买进公债292万元，即可领取钞票730万元，连前还余9.4万元。这样翻上三次，500万元的资金就变成了900万元通货。而且上缴的准备金892万元票面的公债，利息仍归领钞银行所有，以年息8厘计算，一年可收入80.26万元（公债的还本，要抵偿领用的钞票，不能作为收益）。如果它再把900万元投资于公债，一年可收入207万元两项共287.26万元，比放款给工商企业的利润收入增加4倍，如纯利计算，则要相差二十几倍。（以上的算法，是以与四大家族相勾结、有密切联系的行庄而言，如果不是“朝里有人”、“长袖善舞”就不能如此做，一则公债抵作准备金不能照票面算，而要照市价，只能占四成利息的便宜，不能愈滚愈多；二则领用钞票有号码，发票银行收回若干，马上要向领钞行庄兑现，非有较大靠山不能冒此风险）这样一来，金融业固然获得了大利，而国民党政府与宋孔财阀更是一举两得，即发行了大量公债，又发出了大批钞票。

发公债对银钱业有大利，所以银钱业不怕公债多，只怕公债少，不怕当局要他们承销公债，只怕不叫他们承销。上述情况是宋子文的公债政策能够收效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债发得过多，银钱业虽靠公债发了大财，但当他们的资金大部分变了公债的时候，银钱业巨头与掌握财政大权者之间的关系就起了变化：过去是财政部长不得到银钱业的帮助借不到款，现在则是银钱业的命运掌握在财政部长的手中，只要公债的本息一动摇，银行钱庄就有大批要破产，因此不得不迁就财政部，依附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甚至国民党政府公开赖债，无条件延长还本期限（改为统一公债），银钱业还要帮它维持市价，原因是自己手里公债太多，不能让它贬值。

除了借款，宋子文在加税上也有自己的高招，这就是使有力量反对他的人可以从他的“理财措施”中获得利益，于是化阻力为助力，从而顺利推行他的方案。例如“统税”制，就能说明这个道理。

首先是“卷烟统税”。卷烟抽税，原是江苏省“教育会派”（黄炎培、袁希涛、沈恩孚为首）为了求得教育经费独立而创办的一种新税。那时江问鱼（恒源）任江苏省教育厅长，严家炽任财政厅长，陈陶遗任省长，因为教育经费老是积欠几个月，引起教职员工的不满。“教育会派”以”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减少省财支出，省去许多麻烦”为理由，向省府提出开设卷烟统税的申请。由于“教育会派”是带有全国性的组织，其实力不限于江苏省，也不仅在教育界，所以当局和商人均不敢公开反对，于是这一提案被批准井实行。

那时的卷烟税是一种消费税，是向零售商店征收的，最初估计只能抵充省教育经费的一部分，后来逐年增加，大大超过了全年的教育经费支出，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收归自办，改为产销税，产品出厂缴税后便可销向全国不再收税，所以叫“统税”。它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两种为关税和盐税，这两种税虽然多，但都是抵押给外国债权人，所剩无几；而统税则是新税，没有抵押出去，所以是财政部主要经费来源，一切政费、军费开支主要依赖它。统税除卷烟外，还有棉纱、面粉、水泥等。

当时中国境内的卷烟厂，最大的是英美烟公司，其产额超过全部中国商厂的总和，但英美烟公司拒绝缴纳统税，理由是依照不平等条约，他们的纸烟不用交纳税金，中国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增加他们的额外负担。英美商人有领事裁判权作护身符，他们不交税，中国政府也没有办法。

宋子文上台后，和英美商人交涉，结果外商同意缴税，还把过去欠缴的补了一部分。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有的报刊评论说：“宋子文不仅在财政上成功，而且在外交上也成功了。”而且英美资产阶级以及买办也都很佩服“TV”宋的才能。

宋子文究竟有什么本领办妥这件交涉的呢？说来很简单，就是把原来卷烟的五级税制改为二级税制。卷烟统税是从量税不是从价税，按5万支烟（一大箱）确定税额，过去纸烟分五个等级，按级别收税。于是同一级烟的价格相差很大，所以同一级卷烟实际负担的税额极不公平，如300元一箱的烟与400元一箱的烟同样抽统税42.25元。假计一般的税为百分之十二点五，则前者负担为百分之十四点七五；后者则为百分之十一点零五，前者的负担比后者多百分之三点七。宋子文把原来的五级税制改成二级税制后，更加深了税收的不合理现象，便它更有利于英美烟草公司，帮助他们扩大了市场，并在竞争中压倒一切华商烟厂，甚至独占某地区的市场（如华北）。如当时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龙”。华成公司的“美丽牌”与英美烟公司的“白锡包”、“大炮台”，价格相差两、三偌，但每箱所缴的统税却一样。南洋兄弟公司的“大联珠”、华成公司的“金鼠”与英美烟公司的“大英牌”价格相差近一倍，而“金字塔”的价格仅及“大英牌”的三分之一，但上述烟每箱所缴的税都一样，当然对英美烟草公司极为有利，所以他们也就一改过去反对为拥护了。

然而、南洋公司、华成公司与其他出低级烟的小厂相比较还算幸运。那些出低级烟的小厂负担重又无力反抗，只能等待倒闭。

增加税率的时候，也是如此，税率愈高，对英美烟公司有利。按照常规，商人应是反对加税的，但在那样的原则下，大资本家，特别是洋商，不仅不加阻挠，反而首先照办。于是宋子文之流说：“你们看，外国商人都服从中国政府的法令，中国商人如果不顾国家的困难，只图个人利益，未免太缺乏国家观念，爱国心太薄弱了！”在这个大帽子下，中国商人们不得不乖乖地“共济时难”了。

除卷烟统税外，棉纱统税也只分两级：32支以下为粗纱，32支以上为细纱。中国纱厂所出的细纱，一般都是32支，而日商和英商纱厂则有40支到60支的，价格相差近一倍，而缴税则相等。日商和英商纱厂所出的粗纱，极少在20支以上，而华商纱厂的粗纱，则有10支、8支的，其价格相差不止一倍，但缴纳的税金也完全一样。

宋的“统税”制，完全有利于外商企业，愈加税对外商有利，而对华商，尤其是小厂则愈不利。这就是宋子文所以能够加税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资本家及其买办所以推崇宋子文的根本原因。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宋子文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办理财政的了。

宋子文就是用这些“才能”，一方面为国民党政府建立“功绩”；另一方面为自己以及主子蒋介石搜括私囊。据统计，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掠入私囊的财富，比国民党政府的同期开支还要多。

1949年5月，国民党立法院通过了向宋子文、孔祥熙、张嘉璈征借美金10亿元的决议案。时隔数天（5月16日），宋子文便由香港乘机飞往曼谷转赴巴黎。

第四节陈立夫漂然远隐蒋介石自析败因“老实说，在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颓唐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这是蒋介石自析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到台后，他就下决心要“改造”国民党。然而，当时海峡彼岸大兵压境，全岛上下一片危机，他要团结一切力量对付共产党，”改造”的事只能先放下。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朝鲜战争的爆发，犹如一根“寄生草”。蒋介石看准了这一机遇，迅速发起了对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1950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公布了它的“改造委员会”名单，成员有：陈诚、张其昀、谷正纲、郑彦棻、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玉琴、曾虚白、谷凤翔、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等16人。

8月5日，该会正式成立，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央改革委员会，由总裁遴选中央改造委员15人至20人组织之，在本党进行改造期间，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

该委员会上升为权力核心，取代了原“非常委员会”。

“改造”后的国民党，面貌发生了变化。

一、整顿了刚退守台湾时的涣散状态，重建了党的组织系统，58万党员中，约有21万被开除，且从当地吸收了部分党员，从而加强了蒋的控制力量。二、削弱了元老们的力量，收回了他们的军政大权；蒋经国进入了党的核心，“一枝红杏出墙来”。

在大陆时代，中国是“四大家族”统治集团的天下。蒋能驾驭他们，但又受他们的牵制；还有一些离离合合的地方势力，“剪不断，理不乱”。而今来到台湾，水银泻地，成了地地道道的“蒋家王朝”。

陈氏兄弟失势在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中，最大的败家要算陈氏二兄弟了。蒋介石一方面要在党务上找替死鬼，一方面要为蒋家天下打基础，于是决定放逐陈立夫。对蒋氏父子而言，陈立夫曾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那就是1947年“党团合并”以后，蒋介石派蒋经国为“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立夫以该校乃CC派干部养成所，岂能容他人染指，唆使学生闹风潮，拒蒋经国到任。这段颇具戏剧性的角逐事件，在蔡省三、曹云霞合著的《蒋经国系史话》曾有以下记载：“岂料事出意外，国立政大的公告栏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皇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学生，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声音越来越嘈杂，流露出一片反感，忽然有人高喊：‘同学们，请看老子任命儿子，要拿我们当孙子呀！’‘我们不当孙子’学生中爆发出怒吼，接着人声鼎沸，连球炮发出震耳的口号：‘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

当晚“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项紧急决议：（1）派代表向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蒋经国教育长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

（2）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决不复课。（3）在校外展开抗议运动。

反对蒋经国，等于间接地反对蒋介石。“蒋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并令陈立夫即告诫学生，克日复课，遵从命令。”

经过陈立夫的布置，“欢迎蒋经国教育长莅任视事”的巨幅横布标语，在“政校”礼堂前张挂，校园内一切反蒋标语，全部清除。

尽管事后陈一再向蒋陈报调查所得，反蒋风潮的幕后，是“青年军”复员学生带头鼓动，并非CC从中捣蛋。但此一冒失措施，使蒋经国后来与政大无缘，为小蒋播下了清扫CC的复仇种子。造成陈后来不得不乘桴于海，飘然远隐。当时，陈果夫因患严重的肺病，已退出政界，在台北精心治病八五八书房。但陈立夫却精力颇为旺盛。

这次国民党改造，陈立夫还以为他是国民党的老人，驾轻就熟，在情在理。无论国民党怎样改造，少壮派怎样加入，凭他的历史、地位和渊源，至少一个委员名额不会落空。怎知少壮派一朝得势，便大开杀戒。陈立夫连出任改造评议委员的名字，也险些由于少壮派头目的反对而被老蒋除名。陈在这种苦闷的气氛下，捱不了四周的精神威胁，便请蒋准他离台出国，据说当时老蒋曾为此事，向他作了一番解释，要他顺着时势走，度过国际间的难关。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要他束装就道。行前，陈向宋美龄辞行，宋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难怪陈立夫要发出“剩有忠奸诉与谁”的感叹。

论交往，陈蒋两家可谓渊源流长。论忠心，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可谓是誓死效忠。

1905，蒋介石告别老母，只身到日本。当时他想学军事，然而那时日本军校只接受清廷官派的留学生，蒋介石因此终日赋闲在家，饱受盘缠不够与事业未成的双重煎熬。不料，此时他却凑巧的遇见了正在日本预谋革命的陈英士，自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陈英士（其美）是民国前孙中山手下的“激进派”，他强烈作风与猛锐性格，除了造成他后来被袁世凯暗杀的惨死命运外，也深深地影响了蒋介石以及陈英土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两陈的父亲陈勤士是陈英士的长兄，两陈唤陈英士为二叔）。

陈英士结识了蒋介石之后，将他介绍给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事业屡遭失败所苦的孙中山。孙中山当时正为手下没有军事人才而大感苦恼，对陈英士和一心向武的蒋介石大为激赏。由于孙中山的鼓励，导引了蒋介石后来回国进入保定军校。蒋介石和陈英士结识后，两人结为兄弟，彼此以义弟、盟兄相称呼。1911年武昌起义，陈英士在上海发动“军事政变”，占领了民政总署；蒋闻讯，随即自日本伴同学张群连夜回沪、在革命军中充当一名团长，这是蒋出任军事官职的开始。民国建立后，中国被袁世凯控制，革命党人后悔把打来的天下交给袁世凯，于是策动“二次革命”，结果失败。陈英士于1916年在上海被袁世凯派遣的张宗昌人马暗杀。自此蒋介石失去了依靠，只好投靠孙中山。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虽然召开非常会议，当选了非常大总统，但是因为没有枪杆子，所以处处受到广东军人的要胁。1922年，“陈炯明”事件后，孙中山决定要建立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于是派在陈炯明事件中帮助孙中山逃难有功的蒋介石南下广州，建立黄埔军校。

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蒋介石出任校长。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

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CC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到CC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国民党完成“改造”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委，郑介民等16人候补。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蒋经国等10人当选为中常委，张其昀为秘书长。

新的中常委的产生，标志国民党“改造”的完成。

原来的元老及文武要员怎样处置呢？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历史上有“得天下”以后“诛功臣”的古今经验，似乎还没有“失天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的借鉴，蒋的创造是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等闲职。

——是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由吴稚辉、于右任、何应钦、钮永建、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组成，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

二是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的假退出役人员名单有：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士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煌、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台湾官多兵少，这些将校们不宜再掌兵权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的因为与蒋有宿怨，如白崇禧在台湾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叫台湾同仁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到台湾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到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

还有一些被称为“私蓄较丰而意志薄弱”的党国要人抱失败主义，将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纷纷逃往海外，他们“自己放逐自己”，不属蒋”总统”所排挤之列，如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滞留香港。

危殆中的台湾，终于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获得了喘息和“改造”的机会，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美国军队打过鸭绿江，以便他们反攻大陆。

可是，朝鲜战争整整打了3年，最后还是在原来的南北朝鲜分界“三八线”附近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的企望又落空了。

第五节东山岛之战蔡斯提议袭击东山岛这是1953年6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正闷郁不堪，忽报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求见。

刚刚入坐，这个趾高气扬的客人就开门见山地说明来意：“几年以来，我们双方朝夕操练，海陆空三军并用，以敌前登陆为目标的训练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孙司令要我去看过，我也满意，希望总统也去看看，准备出击。”在平时，对美国有关“反攻大陆”的一言半句，蒋介石都万分激动，而眼下，韩战败得惨，自己的部队不但没有派上用场，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而美方还要按照几年前的计划“反攻小岛”，蒋介石已吊不起什么胃口，但也不能表示不干，当下陪笑道：“我想起来了，团长的意思是，要我们这支苦练了几年的精兵，按照预定计划，出击挨着广东的福建东山岛？”

蔡斯道：“对对，是时候了！”

蒋介石一怔道：“怎么是时候了？你们在韩战场不好好地打，这6天之中，对方来了个反击，就解决了联合国26000人。李大统领4个多精锐师给击溃，对方阵地向前推进了好几公里，连战斗机都来不及起飞就给拿走，你们不但不加把劲支持李大统领的反对停战，反而还要与共党继续停战谈判。”蒋介石摇摇头道：“我对你们的做法实在不乐观。”

蔡斯冷笑道：“你说得对，可是你也忘了，突袭东山岛的计划，正是你们订下来的，也是你们要我们顾问团负全责供应装备、训练进攻的，老实说，这种帮助完全为了你们打算。请问：突击一下有什么用呢？特别是那个小岛，你要我们美国海军去守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赞成，因为这一来可以使自由中国的威信提高起来，可以使共产党顾此失彼。特别是今天，你既然明白我们在韩战场非常不利，那么为什么不可以利用突击东山岛的胜利，以呼应韩国战线，来振奋联合国声成，并且削弱共军对韩战场的支援呢？”经蔡斯一说，蒋介石心里也跃跃欲试，企图为自己争回哪怕芝麻般大的“面子”，于是就顺水推舟道：“也好，既然团长这样有兴趣，我们自当按照计划办事。不过有言在先，第一，希望你们支持；第二，一旦登陆，最好占领，这一点就必须你们派出舰队，否则或许有变。”

蔡斯笑道：“第一点好办，这次出击的部队，从头到脚，从降落伞到运输舰，无一不是我们美国的东西。”

蒋介石插嘴道：“希望你们不但要派顾问去，并且希望多派几位去，因为我们没有陆海空三军敌前登陆和立体作战的经验，此外还希望派去的顾问在宫衔上要高些，这样可以鼓励士气。”

蔡斯在心头骂道：“这分明是要拖美国落水嘛，你这老狐狸！”嘴上却说：“顾问是一定要派的，而且人数也一定比前几次小规模的突击要多，因为突击东山岛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至于占领与否，要看具体情况，原则上恐怕还是不占领为妙。你大胜而归，声威不小，你给他撵走，就前功尽弃了。”

蒋介石道：“那么，舰队。。”

蔡斯笑道：“第七舰队当然是防卫台湾的，要它出动，还得问问白宫。”

蒋军将领认为袭击必胜送走蔡斯之后，蒋介石立即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上，众将领都认为这番出击，没有理由失败，因为东山岛上并无正规军防守，而且孤立海中，来个突然袭击，对方必定措手不及。于是，个个摩拳擦掌，仿佛不战也能“攻克”。

受此气氛感染，蒋介石也颇为兴奋，道：“我们来到台湾，已经五个年头，再不显点颜色给他们看看，我们也太对不起‘南朝王师’的大陆同胞了！我们一到东山岛，岛上老百姓一定盛情欢迎，风声远播，那么我们反攻大陆便更有望了。而且联合国军正在前线受挫，我们这次胜利，定必大收鼓励士气之效。”说到这里，蒋介石仿佛看到了清天白日旗已插上东山岛：“你们凯旋回来，美国的贺电也跟着就到！你们别忘记我们在南韩争取战俘归来，目前因难重重。虽然三方面合作，把不肯来台的共产党打死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不希望把一万多人都弄死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东山岛大捷，这批战俘便很可能到台湾来了。总而言之，这一次你们出击的意义重大，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定个日子出发吧！”

经研究，会议将袭击日子定在7月16日，出发地点包括金门、左营等地；计划海路动用兵力一万余人；另遣200余名伞兵助战。

出发前空军侦察报告：“东山岛上有部队”，但美、蒋双方研究结果，认为共产党忙于抗美援朝，区区小岛，不可能驻有重兵；攻其不备，必操胜券。再说，这番出击动用了飞机，军舰、伞兵。。必获全胜，于是按照原定计划汇合，乘着明月将圆，视野辽阔，纷纷准备登机下船。

空降部队首次参成7月16日凌晨，200多名伞兵在台湾新竹机场集合待发。机场上，一位美国军事顾问正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地对他们训话：“你们是精锐之中的精锐。再过两小时，你们脚下便是东山岛的土地，便是共产党的土地，你们英勇地降落之时，便是共产党溃败的开始！

“记得在空降训练之初，我们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你们大规模的空降；另一方面是特殊训练，个别的或者是三三两两地空降，但两者的目标相同：大陆！想当年你们中间有跌破头的，有跌断手的，甚至还有好几名牺牲了的。可是你们便是最好的证据：自由中国是可能建立空降部队，这使我们美国朋友十分兴奋，同时对推翻北平，也增加了信心。

“为什么我们要出击东山岛，我想我们必须弄清楚：在众多理由之中有一点：就是为了给韩国战场获以鼓励！我们攻占了东山岛，意义重大，等于在韩战场打了个大胜仗——不，超过了在韩国打个大胜仗！

“现在，你们该检查一下全身的东西，像我们著名的球队出赛那样，希望你们的心情不必紧张，要把周身的细胞都松弛下来，直到跳离机舱之前，才把精神集中起来，并且运用你们的智慧和武器！”

最后，那位军事顾问得意忘形地说：“这是反攻大陆的第一天，也是伞兵出动获得胜利的第一天。预祝你们胜利，我们等在机场上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伞兵总队长顾保裕也要求部队“不成功，便成仁”。

4时整，16架军用运输机在新竹起飞，直飞位于西南方向的东山岛。

这批伞兵被认为是蒋介石的“血本”。他们都经过美军长期的精心训练，从头到脚都是美国装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在抗日战争时就开始受伞兵训练，有的已经是10年以上的“老兵”了。这次窜犯东山岛前，策划者首先在伞兵内部苦心拼凑，然后又把他们集中起来专门训练。据后来被俘的国民党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和少尉分队长张建民说：“在窜犯东山岛前，美国在台湾的所谓军事顾问团人员就紧张起来，给伞兵‘紧急授课’，传授所谓爆破术和美式通讯器材的使用法。7月1日，伞兵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指导下进行了‘沙盘演习’，7月8日又在台湾八德飞机场举行‘菱形岛’（东山岛如菱形）降落大演习，演习时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和蒋军空军司令王叔铭都在场打气。”

胡琏指挥万人抢滩在伞兵出动的前一天，7月15日21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部上将司令长官胡琏，率领45师（欠133团2个营）、18师53团和海匪1、2突击大队等部计万余人，分乘舰艇13艘，由金门启航驶向外海。

胡琏是1949年10月底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岛失利后发了官运的国民党陆军上将。在国民党军界，他虽被讥为“匹夫”，但金门岛一战后，他几乎比任何一位国民党军星都耀眼夺目。所以，突袭东山岛这一国民党军的“反攻大陆前哨战”就由胡琏来指挥了。

胡琏久经战阵，小心谨慎。他认为位于泉州的解放军要增援东山岛至少需要3天，其间最关键的又是漳州附近被国民党飞机炸毁的九龙江大桥，因为在泉州到东山岛270公里的道路上，九龙江大桥地扼要冲，此桥未复，泉州援兵便不能南下东山；援兵不到，他便有3日内拿下东山的把握。

7月14日中午，他在得到空军关于九龙江大桥仍未修复的报告后命令开始行动。

夜色中，舰队在悄悄地航行。指挥舰上，美国顾问不可一世。他双手撑腰，立在舰桥上训话道：“再过几十分钟，我们就不可能说话、亮灯，发出不该有的声音了。

“当天明之后，当我们展开拂晓攻击的同时，我们的空降部队会及时来到，当我们海陆空三军的立体战斗、敌前登陆成功时，东山岛上便会飘扬着我们自由中国的旗帜。我把摄影能手带来了，希望他在诸位努力作战的时刻，可以拍摄到很多沙龙！”

听完训话，士兵们且有另一种预感，有人说：“东山岛上没有守军，这个消息值得怀疑；后来有人说侦察机发现了部队，我们又该怎样调整火力？”一个连长道：“管他妈的，反正东山岛一点儿大，我们可有万把人登陆，怕什么？”

另一个排长说：“话虽这样讲，可是共产党的民兵很有几下，我们也不能不防。”

连长道：“没什么，咱们也好久没动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开开洋荤啦！”

那万把人偷偷摸摸来到东山岛前，按照预定计划，要在月亮下去之前，不但建立滩头阵地，抑且要占领制高点。

16日4时40分，从台湾起飞的运输机和歼击机掠过胡琏编队上空。此时，登陆部队也已换乘完毕，胡琏命令部队抢滩。

海防部队进入战斗准备东山岛是福建的第二大岛，面积为165平方公里，人口约83000，是闽南的海上屏障。驻守东山岛的是解放军公安80团两个营（欠1个连）。

国民党军在金门的异常动向为当时设在上海的华东军区指挥机关获悉。7月15日23时，华东军区通报：金门匪首胡琏亲率正规军4个团、海匪4个大队，在海空军配合下，于15日晚9时自金门出发。

福建军区首长判断，敌若往北，可能突袭南日岛、平潭岛，往南则可能突袭东山岛，因为它们距金门均约150公里左右，正好是一夜航程。其中敌最可能攻击的是东山岛，其次是平潭、大嶝及厦门岛。

16日1时，福建军区首长决心：如果敌进犯平潭、南日、大嶝、厦门，驻军坚守，后续驰援；如果敌进犯东山，守岛部队则在抗击后撤离，因为东山岛面积大而兵力太少。福建军区首长对东山岛守军特别指出：留1个精干营进行机动防御，非战斗人员在拂晓前掩护东山县党政人员转移出岛，守岛部队如遭敌优势兵力进攻，可相机转移。

16日4时50分，我东山岛驻军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正根据上级命令组织撤离，忽然接到敌在岛北八尺门渡口附近上空空降的报告，游团长立即命令该地的水兵1连，坚决守住渡口，他将立即派兵增援。话音刚落，又报敌在岛南的亲营登陆，有千人之众。游梅耀略作思忖，知道来者不善，因为敌动用伞兵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敌伞兵封闭了八尺门渡口，按原计划撤离东山已不可能，岛上人员只有坚守待援，于是他命令位于八尺门渡口对面的陈岱的团后勤派兵渡海南来，支援水兵连打敌伞兵，这一招起了重要作用。上级同意游团长坚守待援的决心，并命令就近的272团驰援东山，命令泉州附近的82师等部火速增援。中央军委也命令广东军区的122师急速东进，配合作战。

伞兵降落后林村在我军各级指挥所文电往来，调兵遣将之际，东山岛上已是一片火海。

4时45分，正准备撤离的水兵一连官兵大部已上船，岸上只有连长和6名水兵，当发现敌伞兵在后林村西山降落时，他一边命令岸上水兵返回仓库拿机枪，一边向游梅耀团长报告情况，并派人把上船的士兵叫下来。

三五分钟后，水兵连7人手中的4挺机枪一齐对空开火，敌机队形被打乱，跳伞高度也从200米上升到1000米，降落次序混乱，有的掉落海中。6时许，后林村的民兵也加入作战，他们一起依托300多年前民族英雄戚继光抗击倭寇时构筑的古寨断垣，寸土必争，与敌伞兵展开血战。

8时许，公安80团后勤派来的1个排在八尺门渡口登陆，与水兵连一起作战，控制着渡口。

敌伞兵本来信心不足，经我军一阵打，就更加慌张了。据被俘的伞兵中尉分队长张永春说：“解放军的对空射击火力真猛，打得飞机不敢低飞，有的飞到两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就慌慌张张地把伞兵丢下了。我领跳的时候就觉得事情不妙。”敌伞兵一大队重兵器中队二分队中士副班长邱新林慌得着地时连基本动作都忘记了，一下子就扑跌在地上，上胸受伤。我军俘虏他后，马上把他送进医院进行紧急治疗。他说：“我在跳伞时就知道凶多吉少，但想到不跳下来回去也是给枪毙，只得闭着眼睛朝下跳了。”

在我军炽烈而有组织的火力射击下，有的伞兵没有碰到东山岛的一块地皮，就在半空中断了气，变成“空中僵尸”摔到地上，有的带着伤跌落下来。侥幸不死的蒋军伞兵乱七八糟地降落在岛上后林一带山区。他们还没有站住脚，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人民群众就立即向他们展齐了严密的围剿。

登陆部队进展困难胡琏部队登陆不久，伴随着一阵军号，守军枪声四起，将那匍匐行进之际，辛辛苦苦进得几尺的蒋军，一下子逼退回沙滩。

眼看就要下海。美国顾问当下要他们集中兵力，夺取高地，同时利用东山岛四周是海特点，避实就虚，改变目标，硬攻强占。

接下的情况，使美国顾问不禁烦闷。他拿着望远镜，立在舰桥上遥望战场，队伍虽然是登了岸，但伤亡惨重，没法登上山顶。

“怎么搞的？”美国佬问舰长道：“这样打法，还谈什么反攻大陆？”

那舰长道：“不过据我所看到的，今天这一仗如果说他们打得不卖力，那真是不公平了。”

美国佬喃喃地骂道：“我不管什么公平不公平，我们的工作是要你们登陆成功！”他皱眉：“你瞧，整个小岛还有多大？天不亮就登陆，狗娘养的到此刻还没有结果。”

那舰长又急又气，回答道：“你瞧那个方向，仰攻，侧攻，空中扫射，实在打得很惨，我们这一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美国佬狠狠地说：“我总怀疑你们的战斗意志。”

舰长道：“这次实在不能怪我们了，人都是百里挑一挑出来的，个个生龙活虎，武器配备都是你们最好的，此外还有伞兵和舰艇，今天如果不能得手，那真是不可思议。”他满有把握地说：“我想你不必着急，再过一会，就可以看见山顶飘扬起青天白日旗帜。”

那美国佬还没开腔，惊天动地一声响，一艘小型登陆艇已遭击中，爆炸起火，迅速翻沉；美国顾问顿脚道：“脓包哪！脓包，怎么搞的！怎么搞的！”那舰长一听，心都寒了。正待说些什么，空中又一声爆炸，一架战斗机也遭击中，爆裂开花，两个火头向山上垂直坠落，把那舰长看得呆了。

美国佬狠狠地说：“这不行，得赶快想办法，把第二线开上去！”舰长当下传达命令，第二线兵力接着涉水上岸，匍匐行进没有几步，又给炽烈的火力压了回来。

蒋介石坐等“胜利”消息二股部队出动后，国民党设在上林的电讯总站便开始忙碌，工作人员里里外外，跳出跳进，紧张等待东山岛登陆消息。

蒋介石在黎明前稀里糊涂醒来，问：“登上东山岛了没有？”手下告诉他：“刚才来电报，说东山岛已经在望，他们都准备好了。”

蒋介石没法再睡，干脆起床在厅中守候。蔡斯、蒋经国等人早已凑在一起，有的吸烟，一支接一支；有人喝咖啡，一杯接一杯。。踌躇满志的蒋介石所听到的战情报告，不是：“战况激烈，伞兵也已投入战场，收获极大。”就是：“这一次把他们杀了个措手不及，我们一上去就占便宜。”

消息无一不对自己有利，可是时已过午，还接不到占领东山岛消息，蒋介石开始忧心忡忡了。

蒋经国安慰道：“一定是因为我们侦察机去了几次，引起他们注意，临时增加了兵力，因此延长了我们攻占的时间。”

蒋介石心头老大一个疙瘩，绕室徘徊，感到花了这么大“本钱”竟不能当场见效，迷惘忧急，不可思议。

“前线指挥部”来的报告，仍然对攻方有利，可是时已入晚，还不闻占领东山岛消息。蒋介石面对那幅沿海地图，眼见东山岛在上面只是一点儿大，但出动一万多人，海陆空三军“立体攻击”竟然毫无办法，而且飞机已经毁了两架，小型登陆艇也已沉了3艘，伤亡数字虽未报来，但估计不会太少。如果真的大败而归，那今后在美国人面前更是无法抬头。

蒋经国的情况比他还窘，因为蔡斯就坐在他的身边，每一道电报，每一个字，他都极端重视，不是说：“怎么回事？”就是说：“得想办法。”把蒋经国窘得无法回答。蔡斯忽地叹道：“瞧模样，那些伞兵都完了！”

孙立人道，“不至于吧？”

蔡斯道：“如果伞兵还在作战，怎会到此刻还没登下山头？伞兵当然降落山头，不可能降落海里的。”

接下来没人愿意多说一句话。只听蔡斯哇啦哇啦，吹二次大战时美国兵的登陆与作战，统帅如何了得，将领如何机智，部队如何勇敢，战斗如何激烈，无一不反衬了蒋介石的无能，以及美国最新配备放在蒋军身上是如何“可惜”。

蒋经国悄悄地命电台给东山前线发了个急电：限即刻到，×密。东山岛之战关系国际视听，务盼协力以赴，于黎明前予以攻占。

中正那前敌指挥接到电报，真是万念俱灰，不知如何是好。拂晓突袭竟未得手，已经凶多吉少了；整整一天毫无成就，意味着这一仗只得准备开溜；夜间对方生龙活虎，能不被歼灭已属万幸，如今竟要他们在黎明前占领，岂非笑话？

战斗英雄黄飞龙早晨的雾还没有消散，从海面上传来马达声。突然一颗一颗蓝色的白色的信号弹，透过薄雾，指向天空，敌人的坦克爬上来了，敌机在天空掠过，敌人的大炮盲目地轰击着。

“同志们，沉着地打，争取为人民立功。”这简短有力的话，是守岛部队6连狙击排火力班副班长黄飞龙在动员战友们。

大约有一个排敌兵爬上来了，标尺1500公尺，1300公尺，1200公尺。。敌人已落在我军的火力网中了，“打，狠狠地打！”黄飞龙立即下达射击命令。

重机枪吐出愤怒的火舌，敌人成批地倒下去了，滚下去了，敌人被打退了。

敌人恼羞成怒，又拼凑更猛烈的火力，向我阻击班轰击。他们以一个连的兵力，继续向我军阵地运动，敌临近我军阵地时，重机枪又开火了，敌人又被迫退了下去。

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重机枪猛烈地吼叫着，黄飞龙突然发现机枪防火帽快要掉了，这样，喷出的火苗就会增大，敌人就会很容易发现机枪阵地的位置。

怎么办？这时机枪打得快发红了，热度很高。黄飞龙毫不犹豫，用右手握着防火帽，一阵剧烈的刺骨烧痛，使他全身抖了一下，他咬紧牙关，拧紧了防火帽，右手烫起很多的泡。

敌人不能从西南方向攻下重机枪阵地，便从东北方向运动，企图从我方阵地后面来压制我军。黄飞龙立即指挥全组转移射击方向，架好机枪，瞄准时，才发现前面有一片荆棘挡住视野。在敌人炮火不断的轰击下，黄飞龙奋起跳出阵地，顾不得刚才的烫伤、荆棘的刺痛、鲜血的流淌，用双手排除了障碍。重机枪向着敌群又怒吼起来。

激烈的战斗中，黄飞龙的重机枪组，配合阻击排，连续打垮了敌人五次进攻，钉住了敌人4个钟头，给我军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的战斗条件，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

通讯员传来转移的命令。接下来，阻击排最重要的任务是抢先占据一个黑色石头的山岗。黄飞龙立即组织全组转移，途中，正射手腿部中弹，黄飞龙立即抢前扛着机枪筒，继续前进。

当他们到达一个小山头，刚架起机枪要打时，一颗炮弹打来，副射手又负伤了，他吩咐副射手撤到安全地方去。这时，他感到自己的头上一阵痛，血顺脸往下流，滴在衣服上。

眼看着自己亲爱的战友被敌人打伤、牺牲，旧仇新恨，涌上心头。他回过头往下看，敌人正拥爬上来。他忘记了伤口的疼痛，抓住机枪向敌人一阵猛烈的扫射，压得敌人不能前进。

突然，“克擦”一声，机枪不响了，机枪子弹打完了。

敌人又涌了上来。这时，黄飞龙迅速地摸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拉开导火线，像巨人一般站立起来，扑向敌人。

“轰”的一声巨响，在敌尸四飞的时候，英勇的黄飞龙为祖国光荣地、壮烈地献出了生命。。战后，福建军区政治部整理黄飞龙烈士事迹上报，经华东军区政治部批准，追认黄飞龙烈士以“福建军区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

公云山高地阻击7月15日深夜，警惕地守卫在祖国福建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某部第2连的连部里，举行了紧急会议。

“。。情况就是这样。准备战斗。”连长郑德修用简短的命令结束了会议。

祖国海岛上的村庄依旧十分安静。战士们用熟练的轻捷的动作，迅速进入公云山高地，指挥员周密地检查了兵力的配备和布置的火力，战士们又一次擦拭始终保持着洁净的武器，大家满怀胜利信心，准备痛击敢于来犯之敌。16日清晨5时，1000多蒋军向公云山高地涌来，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第2连的指战员们接到团长的命令：“坚守公云山高地，把敌人钉住在高地前面，等兄弟部队上来围歼！”这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回答团长的是连长郑德修的坚决的声音：“请首长放心！”

从上午9点钟开始，敌人在炮火掩护下，向公云山高地进行连续不断的攻击。当敌人接近公云山高地的时候，突然遇到了解放军战士们猛烈的射击和手榴弹。敌人没来得及还手，就连死带活的滚下山去。以后敌人几次冲锋也都被打垮了。

2连6班的阵地在公云山高地西部左边的山腰间，是战斗最激烈的一个地方，敌人对这里的轮番冲锋几乎一直没有停息。在紧张的战斗中，副班长江顺珍负伤了，战士王旺炎接过副班长的机枪，把爬上来的敌人扫了下去。枪管打得烫手，他脱下鞋子垫着打。下午，王旺炎也负了伤，子弹穿透了他的腰。但是他知道，现在6班的同志们，一个人挡着十几个敌人，少一个人就少一份守备力量，他包扎了伤口，英勇地继续战斗。

6班的勇士们一次又一次的打退了敌人的冲锋，成批地杀伤了敌人。这时候，阵地上飞快地传播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

“兄弟部队打得真漂亮，敌人伞兵一下就给我们歼灭啦！”

战士们欢欣鼓舞地互相保证说：“我们也一定把敌人钉在这里，最后歼灭他们！”

黄昏，战斗更加激烈起来，高地周围的交通壕被敌人占领了，山头上硝烟滚滚，敌人借着烟雾从正面和侧后爬上山来。

战士们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他们利用点滴时间不断地从敌人死尸身上搜集子弹，把六○炮弹的保险针拔掉代替手榴弹，负伤的士兵继续坚持作战，文化教员、炊事员也赶来参加战斗，敌人在2连英雄们面前依旧被打得头破血流，垮了下去。这时，兄弟部队某部12连迅速赶到，团指挥所调来的火炮排也到达2连阵地，大大的鼓舞了2连指战员们的胜利信心，也大大加强了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力量。

敌人当晚几次绝望的进攻，又被打退了。英雄的公云山高地，真像擎天的铜墙铁壁一样，使疯狂的敌人不能前进一步。

一网打尽敌伞兵东山岛我军被围、被分割，进行浴血奋战之际，福建、广东朝东山岛方向的各公路干线都战车滚滚，各增援部队纷纷赶赴战区。

泉州、漳州沿线的地方客货运输车辆纷纷向泉州、漳州集结，车上的旅客就地下车，货物卸在路旁，后面的车辆继续前进。

漳州附近的九龙江大桥，14日中午敌机侦察时尚未修复，但晚上工兵们已把桥板架好，所以战斗一打响，我军的汽车源源而过，很快向东山集中。我军援兵部队最先上岛的是272团3营。他们于10时30分上岛后，协同公安80团部队，牢牢控制了八尺门渡口，但岛上敌我对比，仍是10比1，战斗仍然激烈紧张。

但我军勇猛迅速，蒋伞兵根本无法集合整队。降落在山里的蒋伞兵乱得东一团西一堆，有的盲目打枪，有的干脆藏到山沟和石缝里去。我军副排长林士墙带着几个战士向前搜索，发现有两个蒋伞兵正在胡乱地射击。副班长谢感猛地从他们侧后扑去，林士墙从正面冲上去。林士墙大喝一声：“缴枪不杀！”一个蒋伞兵慌忙丢枪投降，另一个还想挣扎，林士墙举起枪喝道：“你想死！？想活！？”这一个伞兵也就乖乖地放下了武器。

11时左右，我军分割包围了所有的蒋伞兵，岛上的民兵和群众也张开了搜捕伞兵的天罗地网。我军某部5连4班赶上一座山头，刚到上面，一群蒋伞兵也拥了上来。4班战士扔出一串手榴弹，敌人就连滚带爬地逃下去了。4班长带领战士跟踪追击，追到山脚下，忽然一个敌人也不见了。4班长突然向着稻田大声喊道：“不要躲了，赶快缴枪！”马上有两个伞兵拖着浑身泥浆从稻田里爬了出来，其中一个一面爬上田梗，一面还在撕着帽子上国民党党徵。4班抓了两个俘虏后，又继续进行搜索。他们发现在路旁又有一个奇怪的土堆。战士许庆森立即上去扒了一下。这个“土堆”忽然动起来，一个从头到脚都涤满了泥土的伞兵爬起来投降了。

就这样，东山岛上的人民解放军、民兵和群众从所有的角落里，把蒋伞兵一个个搜出来。前后不过八九个钟头，200多个蒋伞兵就被一网打尽。号称蒋军“精锐之中的精锐”就这样一败涂地了。

台湾吹嘘“东山岛大捷”

八尺门渡口血战之时，国民党军登陆部队终于在亲营、湖尾村上了海滩，他们以21辆水陆坦克为前导，很快占领了东山县城。游梅耀根据收拢部队、坚守主阵地的决心，命令各前沿部队迅速收缩，与主力汇合，但由于敌进展较快，1连1排被困于马鞍山地段，全部牺牲；1连连部及2排被围于官路尾，也无一生还；县公安大队也因未及时转移被围，伤亡过半。但千方百计回撤到位的部队坚决扼守主阵地，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16日午后，东山岛除公云山、牛犊山、王爹山三个主峰和八尺门渡口共约三四平方公里的地方仍在我手外，其余均陷敌掌。这时胡琏已迫不及待向台湾报告，他已夺占东山岛，台湾开始祝捷，吹嘘“反攻大陆的序幕已经拉开”，“东山岛大捷”，“东山岛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云云等。

然而，坚守公云山高地的公安80团2连，不畏敌人的三面包围，仅凭7个土木堡，200多米长的堑壕和长不足百米的土坑道，已打退国民党军18次冲锋。272团12连前来增援后，他们又一起击退国民党军13次冲锋，天黑时公云山高地前躺着413个敌人的尸体。

坚守牛犊山主阵地的公安80团5连、6连互相配合，当敌一度夺取前沿部分表面阵地后，他们组织力量反击，夺回阵地，尔后又打退敌一个营的5次冲击，毙敌200余人。

进攻王爹山主阵地的国民党军，也始终未能突破核心阵地。

16日入夜后，战斗仍十分激烈。因解放军增援部队仅272团3营上了岛，其余仍在赶赴途中，岛上我军兵力越来越少。

东山岛战争落下了帷幕16日23时，敌指挥机构在3路主力部队进攻均无大的建树的情况下，决定加强兵力，孤注一掷，将一直充做预备队的53团投入战斗，妄图以此在天亮前拿下我军这3处主阵地。

然而，台湾军事当局的如意算盘还是落空了。7月17日凌晨，我军增援部队272团接替了公安80团的阵地，而28军的82师和41军122师先头团等大部队已渡海进入东山岛。

41军122师先头团——365团登岛后，即于凌晨5时向五爹山方向的敌军展开攻势，以减轻我主阵地的压力。28军82师244团登岛后亦以迅猛的动作从左翼发起冲击。

登岛后曾一度幻想凭借优势兵力攻占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此时已感到战局正朝着于己不利的方向发展，为避免被我军分割包围，遂决定收拢部队，寻找有利时机尽快突围回撤。

鉴于敌军已经动摇和准备溃逃，福州军区指挥机构果断地决定，不待增援东山岛的部队全部到齐，即刻命令已登岛部队向敌军发动全面反击。

反击作战的具体部署为：我登岛部队分西、中、东三路方向出击，最后聚歼登岛之敌于湖尾以西地区。

西路攻击部队由41军122师365团与121师361团三营组成；中路攻击部队由31军91师272团组成；东路攻击部队则由244团组成。

三路攻击部队中，打得较为艰苦的为东路的244团部队。

因此路方向的国民党部队担负着掩护主力部队回撤的作战任务，故尔拼死凭借险要地势顽抗。

当244团追击到柯塘山时，遇敌两个连兵力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而该山又陡又滑，担任攻击任务的该团2连1排，两次发起冲锋后，即仅剩下能够坚持战斗的9个人。再度攻击时，又被敌构筑的地堡火力打得难以行动。眼见追击受阻，5班长张学栋，为了保证进攻的胜利，决心与敌血战到底，不顾随时都可能牺牲的危险，端起机枪直扑敌阵，直冲到距敌地堡火力点10米处时，浑身上下已7处负伤。张学栋随手向敌堡投去一颗手榴弹，将敌机枪炸哑，当他艰难向前爬动的时候，敌人的火力点的机枪又响了。这时，伤势严重的他，在手榴弹和机枪弹夹里的子弹全部打光了的情况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面呼喊战友们勇敢冲锋，一面挺立起来，朝着敌人地堡扑了过去，用自己的血肉之驱，死死地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为战友们夺取柯唐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53年7月17日下午6点，我军三路反击部队逼近了湖尾沙滩。

登岛的国民党士兵，眼见大势已去，唯恐被我军歼灭，纷纷拥向海边，争相夺船逃命。而前来接应的敌海军舰艇上的官兵，见状也慌了手脚，有的未等装满溃逃的敌兵，便抢着起航急驶。结果，被扔在沙滩上的部分国民党军士兵只得向我反击部队举手投降。

1953年7月17日下午7点，保卫东山岛的战斗落下了帷幕。

7月19日中共福建省委员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联合组成慰问团，由福建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孟东波率领，前往东山慰问人民解放军海防部队和协助部队作战的当地居民。慰问团带有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随同慰问团前往的还有福建省京剧团、公路文工团、闽南文工团和7个电影放映队等。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部，也在18日派出该部文化部部长蒋峻基，带领来福建演出的华东军区解放军剧院话剧队、福建军区文工团歌舞队和电影队并携带大批慰问品和慰问信，前往东山慰问海防部队。

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东山岛战斗，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打死打伤2674人，俘虏715名，炸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并缴获轻重机枪109挺、无后座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还有大批枪枝弹药和军用物资。

东山岛战斗胜利后，中央军委打电报嘉奖参战部队。

毛泽东评价说：东山岛的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而是全国的胜利！

台湾的“检讨会议”

东山岛战斗结束后，蔡斯急忙前往慰劳美国顾问，并从那里聆取“溃败经验”。顾问们抱怨蒋介石的部队万分不济，有人说：“从装备和训练来说，决不在共产党之下，而在共产党之上，因为美国的东西总是世界第一流的；但在士气方面。蒋的部队就远不如共产党，有如李承晚的部队那样，一触即溃，像一根糖做的手杖。”

蔡斯却想起了朝鲜的美国兵，也是一根糖手杖！便说：“到底损失情形如何？”

另一名顾问掏出小本子道：“也真可怜，一万多人去，只得七成回，一路上和各舰舰长料理善后，至少有3400名官兵出了事，包括伤亡2660人以上，被俘700人以上；途中不治或跳海自杀。。”

蔡斯问：“还不到两天，从出发到归航才37小时，就死了这么多？”

“度日似年！”又一名顾问诉苦道：“这种样子的战争，守在台湾比出击好几万倍！我们一分钟一分钟挨着，实在难受！”

“其他损失呢？”蔡斯问：“今天一早，他们还敢在报上吹牛，说是他们准备最久的一次攻击，我看这该是最惨的一次攻击了！”

众顾问皆叹气，一个说：“其他损失也不小，2架飞机、3艘小型登陆艇也没有了；轻重机枪100多挺、无座力炮2门、六○炮26门、火箭筒18个也没有了，还有其他大批枪支弹药和军用物品。这位‘运输大队长’，当着我们的面，又把大批美援转送给共产党了！”

而最使蒋介石难堪的，莫过于双方的“检讨会议”了。他没有出席，但蔡斯的声音还是很快就能传到他耳朵里。

“这是不能想象的。”蔡斯双手撑桌，一顿教训道：“准备了好几年，比二次大战中的邓苟克战役还充分，我们却打败了！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岛上，对方措手不及，防卫力弱，驰救困难，武器落伍，可是居然把我们进攻的精兵打了个七折！”他一顿：“而且我们并没有占领，甚至没有到达高地，就给人家从海边到山腰，打了个落花流水！”蔡斯歇了片刻接着又道：“让我们冷静一下吧！报上说这是‘国军准备最充分，兵力最强大的一次攻击’，我看我们错了，不但报上不该发表，而且也不能这样发表。”

他冷冷地瞅一眼蒋经国铁青的面孔：“我不打算在这时候研究新闻稿，我只想和大家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败得这样惨！”他一顿，又一扬手，道：“首先我想起的，是你们说的：东山岛上居民一旦发现国军进攻，必然起来帮忙打共产党，而我们也必然在里应外合的情况下，攻占目标、消灭敌人——”他又一顿：“可是事实如何呢？据顾问们、舰长们在舰桥上望见的，当地老百姓迎接我们的是打击而不是欢迎！甚至有些女人，望远镜中可以看见她们挑着木桶，艰难地在流弹中向守军行进，没有问题，她们是尽了供水送饭的责任，请问她们这样做，说明了一个什么严重的问题呢？你们对敌情太糊涂！东山岛驻军数字到现在还不清楚，而岛上的民心如何，你们更是糊涂！”蒋经国垂首无语。

“其次，”蔡斯道：“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出击？大家明白，除了表现国军的力量之外，主要是予高丽前线以鼓舞！”他双手一摊：“如果我在高丽前线，听到这一仗的结果之后，心情恶劣，无以形容，我是如此，其他的人心情还需解释？”蔡斯哀叹一声，接着又说道：“我们的头面都打肿了，如果今天还有人惋惜国军没有参加韩战，乃引致韩战之糟；不如说国军幸亏没有参加韩战，否则韩战的溃败，恐怕会提早！”

蔡斯的这番话简直比刮蒋家父子几记耳光还令人难堪。在座的人没一个敢吱声，甚至连大气都不敢透一口。蔡斯扫了一眼与会人，绷着脸道：“我无意抨击任何一方，我只是沉痛地说明：就因为中共主力在高丽前线，我们才有更大的信心突击东山岛；如今韩战一旦停止，共军回师大陆，必然也会增强沿海兵力，到时候请问国军又该怎样反攻？怎样出击？怎样有信心杀敌？——呵，朋友们，问题实在严重之极！”

会场气氛十分窒息，但蔡斯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痛击蒋介石的机会，怎能轻轻放过？便喋喋不休道：“而且，据顾问报告，有一个连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给中共包围、缴械、俘虏了，美国武器在这里并没有好好运用，却出现了这么严重的现象，请问这是为什么？”

凝重的气氛中蔡斯再问：“到底为什么？”

还是无人答复。。忽地蔡斯大声说：“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可要说了！”

蒋经国闻言，有如巨雷劈顶之感。

“士气问题！”蔡斯道：“严重的士气问题，没有比今天更严重的了！”他痛击蒋家父子的“军中政治工作”道：“我们知道，军中政治工作万分重要，而其主要任务，在于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反共？怎样去反共？东山岛之战则暴露了我们军中政治工作的空虚！”他加一句，“我们要改善！”

众人闻言皆惊，意味到这不是什么“反共”问题，而是美方要对蒋“逼宫”的问题了，正窒息间忍无可忍的蒋经国起立，发言道：“谢谢蔡斯团长的意见，”他的声音发抖：“我们是要改善！我们的军中政治工作做得不好，我们是要改善！”

众将领紧张地听他说下去：“可是，请各位原谅我们的苦衷，”他咽口唾沫：“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叫做‘胜败乃兵家常事’，譬如美国，这是一个使我们尊敬的国家，他们的军事天才，真是精彩之至，他们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但在两次大战中，他们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表现在敌前登陆，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例子也不是一个。”

气氛似乎变得更紧张，简直要爆炸。

“拿韩战为例，”蒋经国道：“这两天打得更糟，美国的朋友公开承认，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战败！是么？”

蔡斯的面孔绷得更紧。

“而今天的消息说，李大统领希望扭转局势的这一仗，败到天地失色，数以百计的美国顾问失踪了，再也没有回到部队，请问：我们能责备这些美国顾问失职么？讥讽他们无能么？埋怨韩国部队是草包么？。。”

蔡斯拼命抽烟。

“不能！”蒋经国大声说：“相反，我们要向美国致敬！”众人闻言皆愕。

蒋经国大声说：“致什么敬呢？那是因为在自由世界中，美国是反共的先锋，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动用这么多人力、布置了这么多基地，他们反共再明白不过、并且举世闻名，因此我们要致敬！至于东山岛之战，主要虽然是国军，但更主要的是美国的力量！训练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装备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领导这一万多人的，是美国！策动并且主持这一次攻击的，是美国！而失败之后，并不以为气馁而继续要领导反共的，还是美国！”蒋经国咬牙道：“请问美国有这样坚决的信心，难道我们不应该向他们致敬吗？”

这一席话，分明把美国“得体”地挖苦个够，把蔡斯气得小胡子“波波”地响。他当然不把蒋家父子放在服里，他趁蒋经国话音刚落，就起立说道：“自从二次大战之后，美国在反共大业上的确出了好大气力，真是举世闻名。可是拿南韩来说，我们不能不引以为戒！南韩的李大统领是反共的，但他的手下却是反李的，请问诸君：世界上有比这个更严重的事么？”

众人闻言无法作声，万分紧张。

“一个国家，”蔡斯道：“只靠美国帮忙，自己没有办法，行么？蒋夫人有一次在做礼拜时，说过一句使我印象极深的话，她说：‘天助自助者’，这句话非常贴切！请问，一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甚至不会动作的瘫痪者，即使屋子里堆满了锦衣佳肴，漂亮的女人，甚至大批黄金，可是这对他有什么用呢？他不能自助的结果，只有加速自己的灭亡！”蔡斯狠狠地把胡子一捋：“今日美国也如此：无论怎样以反共为己任，但在需要援助的国家之中，如果都像韩国那样，我看是没什么希望的了！”他感到难以转圜，便接下去道：“我深信台湾胜过韩国，韩国的悲剧或许不至于出现在台湾，因为就双方动用的兵力来说，突击东山岛无论怎样失败，它的损失恁地也比不上韩国。”众人正透过一口气来，不料蔡斯急转直下道：“可是也有严重的，那是自由中国声望上的损失，这犹似台北报纸所宣传的：自由中国准备甚久、配备极好，却无办法对付那个蕞尔小岛，我怕天下人对蒋总统耻笑！”

蒋经国脸色铁青，却强笑道：“方今之世，美国第一，只要美国体谅我们的处境，同情我们的处境，那么区区东山岛之战，就不足挂齿、无人讥笑了！”

蔡斯恨恨地说：“不！”

在众人惊愕之中，蔡斯心想：“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可要他好看的！”便强笑道：“为什么‘不’呢？因为是这样的：美国和自由中国的合作反共，真是水乳交融，团结无间，可这仅仅限于自由中国和美国政府之间，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民间以及行政部门之中，对若干反共的措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是毋须解释，也不必存心躲避的。”他加强语气：“我们要重视这个事实！譬如刚才蒋主任所说的谅解，美国当然没有问题，韩国之战搞成这样子，美国还不是还在反共而不是反李？——可是请注意：这是美国政府的态度而不是美国全体官员、议员的态度，更不是美国纳税人的态度！”蔡斯透了口气，继续说道：“因此可以回答蒋主任的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中国是可以谅解、并且也应该谅解的，只是这不能代表美国朝野的态度。”

蒋经国冷冷地问：“那么，美国朝野对自由中国的意见又是怎样的呢？”对于这个挑战性的问题，蔡斯心头骂人、嘴上却说：“这件事，我想这不但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而且也不是我所知道的。不过我可以把人家对韩国的意见提供参考，由于韩国不等于自由中国，因此所说内容不一定合适，请勿误会，而且事实上我也不能负责。”

众人有山雨欲来之感，听他有板有眼地指桑骂槐道：“美国朝野对韩国的一般印象，认为他们虽然是在反共，但对反共所尽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美国花了这么巨大的气力帮助他，可是这一仗打得怎么样呢？抛开美国和联合国方面的情况不谈，南韩部队在前线所提供的不是一连串的大捷，而是一连串的大笑话！”

这分明在暗示老蒋的失败了，蔡斯持捋小胡子道：“而在韩国政府之中，贪污之严重，军人之抓权，都是使人头痛的问题，我先声明我没有资格批评我们任何一个盟邦，我只是转达我们国内对盟邦的意见：南韩接受美援始终嫌少，但对美国希望他们能更民主一点，更自由一点的意见，却从未嫌多，其实他们根本在胡闹，于是出现了更多更多的笑话，而这是华盛顿所不能为他们洗刷的。”蔡斯提高声音：“美国确实在支持南韩，但南韩如果不能接受美国的规劝，甚至出现了类似独裁的政权，那美国无法估计南韩明天的发展，包括李大统领个人的出路！”

这席话分明已经淋漓尽致，把蒋介石骂得不成体统了，众将领眼观鼻、鼻观心，对今天这个会的“估价”十分焦心。但蔡斯还是抓紧了李承晚的辫子，指着和尚骂贼秃道：“诸位诸位，我的话还没说完。讲到南韩问题之严重，一如自由中国的朋友所看到的，那只是上层有那么几个，与下层之间没有痛痒相关之处，也就是说：和全体军民的感情毫无联系。”蔡斯接着大叫：“曾经有南韩的官兵在冰天雪地的前线，痛哭流涕道：‘我们在这里送命，为的是什么呢？’这句话太值得我们重视，因为凡是官兵认为这种仗对他毫无关系的话，如要争取胜利，那简直是奇迹。”

蒋经国冷冷地问道：“请问：美国官兵在韩国前线怎么想法的呢？”

蔡斯一怔，旋即冠冕堂皇地说：“美国官兵都明白：他们是自由世界赖以支持的核心，因此反共必须站到第一线，做一个榜样给盟邦看看。”他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接着说：“至于成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韩国前线连原子弹都用不上，也只好暂时便宜了共产党。”

见对方口风已软，孙立人生怕双方再也下不了台，便笑着说：“今天这个检讨会很有收获，相信对今后的反共，有很大的好处。至于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是负责训练的，感到东山岛之败，训练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缺点，例如伞兵，盟邦帮了这么大的忙，把最有名的伞兵专家都调到台湾来，说明盟邦的帮忙，已经是至矣尽矣！我们应该抱怨自己的疏忽，例如这次伞兵的出击，出发前的练习是不够的。我们记得有一次跳伞演习，不少人距离目标很远很远，其中有几个甚至降落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到，说明我们的训练有待充实。”众将领知道孙立人在为对方转圜，一齐透了口气，但蒋介石获悉之后，好几天没平下这口气。

七百战俘获得宽待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秋季至1953年7月近4年的时间内，台湾当局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的上百人到上万人的登陆迸犯活动共约71次，出动的总兵力为47700余人，在作战中被大陆军民歼灭7900亲人。

东山岛保卫战，是我军打击国民党军登陆突袭的最大一次作战行动。而台湾当局在这次登陆作战遭到惨重失败以后，便不得不变换手法，彻底放弃了“以大吃小、速战速退”的战略方针，从此仍以小股武装对大陆进行袭扰和窜犯。

这种小股窜犯活动，一直延续到1965年8月方才基本停止。

东山岛战斗中被我军俘获的蒋军官兵700多人，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待遇。

这批俘虏一到后方，我军就发给他们蚊帐、衣鞋等各种日用品和零用钱。病伤俘虏立即得到妥善的治疗。被仍官兵每天能吃到远比蒋军中丰富的食物。

头两个月，人民解放军就帮助许多被俘官兵和他们在大陆上的家庭取得联系，并分三批将部分被俘人员遣送回籍。

1953年10月12日和14日，人民解放军又分两批释放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蒋军官兵，至此，在东山岛战斗中被俘的700多人中，已有600多人被释放，其余的也在以后一段时间里继续被资遣回家。

被俘的蒋军官兵非常感谢人民解放军给他们的宽大待遇。前蒋伞兵总队一大队二中队少尉分队副张念享说：“人民解放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和以前一样。我们被俘后官兵都得到同样宽大的待遇。现在，我们开始认清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罪恶本质，再不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了。在短时期内，我们大部分人已接到了家信，知道了家乡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我庆幸从此可以重新做人并和家人团聚了。”

对所有被释放回家的俘虏，人民解放军一律发给他们充足的路费，家在北方的还发给棉衣。

第六节打劫志愿军战俘血腥甄别战争中无论是失败的一方，还是胜利的一方，都避免不了被对方抓去一些俘虏。

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敌人殊死的战斗中，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如受化学武器和燃烧武器的袭击而窒息，坑道工事出口被敌人所占据，被敌人的大炮、飞机轰炸所震昏等，有少数志愿军官兵被俘。朝鲜战争结束后，根据停战协定，双方遣返各自收容的战俘。美国和南朝鲜方面向我朝中方面遣返战俘共75799名，其中非朝鲜籍6000多名，基本上为志愿军被俘人员；朝中方面向美国和南朝鲜方面遣返战俘12760名，其中非朝鲜籍近5000名，大部分为美军战俘。这种数字对比说明了敌强我弱的朝鲜战争，对朝中方面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在整个朝鲜战争中，朝中方面对对方战俘一直给以人道主义的良好待遇，全部遣返。但美军、南朝鲜军对外的口号是“尊重战俘个人愿意”，而背后却使用各种残无人道的手段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迫害。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被美军残暴枪杀的战俘就有17000人之多。美军不仅随意枪杀战俘，而且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美军第1091号登陆艇上灭绝人性地用战俘作细菌试验。据美联社透露：试验结果，“被关押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余的人约有80％染有某种疾病”。美军还要蒋介石从台湾派来了大批国民党特务，冒充战俘混人战俘营，强迫志愿军被俘人员在身上刺字，强制他们写血书和组织“反共救国团”之类的组织。据在朝鲜被志愿军俘获的美蒋特务王顺清、刘炳章、王福田供称，他们对我志愿军被俘人员经常严刑逼讯，强迫“签名按手印”。我被俘人员为反屠杀求生存，英勇斗争，因而普遍遭到毒打，甚至水刑、电刑，直至剖腹、活埋。

1952年4月8日傍晚，在巨济岛战俘营，台湾特务与美军、南朝鲜军相勾结，对志愿军被俘人员进行血腥的所谓甄别。他们指使志愿军战俘中联队副队长李大安等几个叛徒，将“72”战俘营的战俘集中在广场上，谎称：“凡是要回大陆的，现在就到大门口上车去。”为表达对祖国的忠贞，林学甫首先站出来高呼：“要回祖国的跟我走！”得到不少战友响应。可是立即被敌人打倒在地，又被捆绑起来拉到学校的大礼堂去过堂，当时，各战俘营被这样抓来的共有120多人。林学甫被带到讲台上，站在耶稣十字架下，叛徒李大安手持美军伍牧师奖给他的匕首，指着林学甫问：“回大陆还是去台湾？”林学甫坚定地说：“回大陆。”李大安说：“好，那就把你身上刻的字留下。”说罢，使用匕首把林学甫左臂上此前被强行刺上去上的“杀朱拔毛”几个字连肉一起削下来。李大安狞笑着又问，“到底去哪里？”林学甫忍着痛同呼：“回祖国大陆！”李大安又将他右臂上被强行刺上的“反共抗俄”四个字连同皮肉一起挖下。林学甫当即昏死过去。李大安叫人端来冷水把他喷醒，用匕首顶着他的胸膛，咬着牙问道：“到底去哪里？”林学甫两眼瞪着叛徒，用最后的力气呼喊：“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没等他喊完，便被李大安用匕首刺死了。李大安剖开了烈士的胸膛，挖出了烈士那颗还在颤动的鲜红的心，挑在匕首上狂喊：“看见了吗？谁要回大陆，就这样去找毛泽东！”但这些祖国的优秀儿女，仍然不屈地回答：“回祖国大陆！”有的也壮烈牺牲了。

美方战俘营营长杜德被扣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抗开始了。

1952年5月7日，巨济岛战俘营一片寂静。13点30分，作为战俘营的最高长官战俘营的总管杜德准将，在严密警戒下，乘车来到巨济岛战俘营第76联队。这位准将发现站在第76联队营门内的一群人民军战俘与往常有些不同，一个个挺胸挽臂，目视前方，但他没有去想这些人为什么与往常有什么异样。

早在当年4月，战俘们就曾多次强烈要求美方停止违反人道主义原则和违反国际公约的罪行，要求战俘营当局给予人道待遇。可是这位自认为掌握了战俘生杀大权的杜德准将，从不理睬。这次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傲慢，大摇大摆来到76联队俘虏营大门口，和站在门口的战俘代表们迎面而立。

人民军战俘代表对杜德说，我们在战俘营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你们强迫“甄别”，虐杀战俘，经常断粮断水，违反国际公约，对此再次向你提出严重抗议。

“你们要知道，战俘就是要有战俘生活的样子。”杜德仍像过去一样，并不答应对战俘生活作任何改善。战俘们愤怒了，时针指向15点20分，第76联队战俘营的大门突然打开了，10多个手无寸铁的人民军被俘人员从帐篷里冲了出来，一个人民军被俘人员抓住杜德的手，另一个人抱住腰，两个人拖住腿，把这个肥头大耳、哇哇乱叫的美国准将，连拖带拉地弄进了铁丝网，随即把大门关起来。这时，杜德全身发抖，脸色惨白，两腿瘫软，连话都不会说了。

杜德被扣以后几分钟，第76号战俘营的门口，就挂出了一幅7米长、2米宽用英文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生俘了战俘营长官杜德准将，绝对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待我们和他进行正当的谈判完毕之后，就安全地遣返给你们。如因严重的武装行动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将由你们负完全责任。”杜德被抬进了第76号战俘营，由被俘人员中的外科医生，给他包扎好他被抓进来的时候被削铅笔的小刀割破了的手指。被俘人员代表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不像你们那样，请你不要害怕，我们绝对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说：“希望你们赶快放了我，否则我的部下就要发怒了！”被俘人员代表告诉他：释放他的时间决定于他本人是否有在谈判中很快答应战俘们的合理要求。

就在这时，战俘营周围开来了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步兵，眼看一场屠杀就要开始了。战俘们之所以扣留杜德，只是为了要求改变战俘的待遇，要求杜德听一听各战俘营战俘代表们的呼声，停止强迫“甄别”。现在，为了避免一场新的流血，他们要杜德签署手令，解除武装包围。杜德接受了这个要求，下达了如下手令：为防止事态扩大和保证我的安全，我命令绝对禁止开抢，并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协商解决问题，即令柯尔生上校将代表们接来，并将部队撤离第76联队。

为了便于谈判的进行，第76号战俘营的被俘人员，特地把原来住100人的帐篷腾出来，作为杜德的临时住所，用毯子和白布隔成卧室和办公室，并要杜德通知他的部下给他送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为了照顾他的生活，允许外边按时给他送饭，同时派两个不带武器的美国兵来服待他。

杜德被安置好以后，被俘人员代表正式告诉他，要巨济岛各战俘营都派代表来这里参加谈判，以便通盘解决各战俘营的问题。杜德马上通过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用吉普车将代表接来。当晚，中朝被俘人员代表43人在这里开了一次会，同意成立战俘代表团，并当场选举了正副团长。会议是在杜德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5月8日，在76号战俘营帐篷里开了一次大会。战俘们纷纷发言，列举大量事实哭诉美方迫害、屠杀中朝被俘人员的罪行。一位被他们强行截断右臂的人流着眼泪说：“惨绝人性的战俘营当局披着慈善的外衣，硬是把我的右臂锯掉了！这就是你们的仁慈吗？”杜德坐在会场上，大会主席还不时地问他是不是事实，他只是点头示意。对于战俘代表们提出的增加口粮、饮水和被服，以及为伤病战俘治疗等要求，他都点头同意。

就在这个时候，范佛里特已派第一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生准将接替杜德统管战俘营了。在此种情况下，朝中战俘代表团就要同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战俘营外的查尔斯·科尔生两个人谈判。科尔生和杜德通过电话交换意见，每天把他们商量的结果，由杜德向全体朝中战俘代表作口头答复；如果大家有意见，再向杜德和科尔生提出，由他们研究后重新答复。5月9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还亲自到巨济岛来向科尔生面授机宜，并与战俘营里的杜德通了电话。

朝中战俘代表团在自己办公的帐篷里，摆满了各战俘营代表秘密搜集的美军虐杀战俘的文字和图片材料，包括他们自己编写的美军屠杀故俘大事记，美军远东司令部的机关报《星条报》、南朝鲜的《民主新闻》、《釜山日报》，以及美国报刊上登载的片断材料。

5月9日，朝中战俘代表起草了《中朝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的控诉书》，并向杜德提出四项条件：

第一，立即停止暴行，停止侮辱、拷讯、强迫写血书的做法，停止威胁、监禁、虐杀以及毒气、细菌武器的试验。按国际法保障战俘的人权和生命。

第二，立即停止对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非法的所谓自原遣返。

第三，立即停止对数千名在武力下处于被奴役地位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进行强迫性的“甄别”。

第四，承认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组成的战俘代表团，并予以密切协作。

当新任战俘营总管科尔生准将接到这四项条件时，已是5月10日。他立即报告李奇微。李奇微正在向克拉克交代工作，他立即决定：电告范佛里特，制止科尔生对战俘进行答复；与此同时，质问范佛里特为什么没有执行他5月8日“关于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建立并维持秩序的指示”。紧接着5月10日当天，美方调集美军第187空降团，派出数千人的作战部队，使用飞机、坦克、喷火器等各种武器，在巨济岛各个战俘营对战俘们进行血腥镇压，不少战俘又残遭杀害。

但是，终因杜德还在战俘营里，5月10日中午，科尔生不得不同意了战俘们提出的要求。科尔生与杜德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全文如下：一、关于你方信中第一项，我承认发生过流血事件。在这些事件中，联合国军使许多战俘伤亡。我承诺今后按国际法原则给战犯以人道待遇。今后我将尽最大努力防止发生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我将负全部责任。

二、关于第二项，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自愿遣返问题正在板门店讨论，我无权左右和平谈判的决定。

三、关于第三项强迫甄别问题，只要杜德将军安全获释，就保证不再进行强迫审查。

四、关于第四项，同意根据杜德将军和我的批准，组织北韩人民军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代表团。这一对朝中战俘代表四面要求答复的联合声明，由美军战俘营管理当局用打字机的成正式文件，并由科尔生和杜德亲自签署后于5月10日晚送交朝中战俘代表团。被科尔生和杜德的供状和诺言弄得狼狈不堪的克拉克，曾尴尬地掩饰说，科尔生的诺言是“在极大的威胁之下作出的”。但事实是：受到胁迫是朝中被俘人员，并不是这位拥有众多武装力量的战俘营长官。在杜德被扣的第二天早晨，美军就开来22辆坦克，围着第76号战俘营的铁丝网来回巡逻，大约一个团的步兵在营场四周挖工事，在两边山头上还架起了大炮。5月9日上午9时，科尔生一上台，就通过广播器威胁朝中战俘：“限你们10分钟以内释放杜德，否则，我将用武力来营救他。”朝鲜被俘人员告诉杜德说：“如果科尔生用武力来破坏我们之间所进行的和平谈判，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杜德便通知科尔生不要使用武力。5月10日上午，美军坦克又包围了76号战俘营，并且摆出向里冲的架势。杜德知道以后，十分惊慌地打电话叫科尔生“赶快把武装士兵和坦克撤退”。在这一天，科尔生发出过5次最后通牒，每次都出动坦克把76号战俘营包围起来。朝中被俘人员十分镇静，只要向杜德说一句“又来了”，他马上就张慌失措，抓起电话找科尔生讲话。假若碰到接电话的是上校，他就厉声嚷道：“我不要上校，我要找将军讲话。”然后，就对科尔生说：“千万不要用武力进来，我在这里很安全。”

5月10日下午9点45分是朝中战俘代表团释放杜德时间。杜德释放前，一个战俘代表问他：“你在我们这里生活了几天，有什么意见？”杜德把事先写好的一个纸条交给这位代表，大意是：“我在你们这里受到了最高的人道主义待遇。在非常困难的战俘营环境下，我的生活并未受到任何影响。在我们的谈判中，你们保证了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的自由。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遵守协议，并为实现这个协议而努力。我感谢第76号战俘营的全体朝鲜人民军战俘，祝你们身体健康。”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由杜德和科尔生签署的联合声明，通过新闻媒介发出之后，震动了世界。因为这一声明出自巨济岛战俘营前后两任总管之手，对于处境艰难的战俘们来说，的确是一次斗争的胜利。从此，人们不会再相信美国所谓“战俘不愿意回到他们的祖国的说法了”，就连美国政府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脸”。英国报纸《雷诺新闻》5月18日对此发表评论说：“巨济岛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

但是，杜德一出铁丝网，美军当局就在全世界面前撕毁了它的一切诺言。在李奇微离开东京几分钟后，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将军就发表声明说：“科尔生将军对共产党战俘的答复，是杜德将军的生命在危险中的重大威胁之下提出的。共产党的要求是纯粹的勒索，因而科尔生将军对此所作的任何承诺，亦应根据这种情形来加以解释。”

接着而来的是克拉克命令波特纳接替科尔生为美军战俘营总管的职务。

对朝中战俘进行疯狂而残酷的镇压开始了。

谈判代表营救战俘就在美军对朝中战俘进行残酷报复、镇压时，在板门店，朝中代表团一直在营救战俘和美方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

1952年5月19日，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在叙述了一对方一系列屠杀战俘事件，特别是最近对巨济岛战俘营残暴镇压后指出：现在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事实是，尽管你方对我方被俘人员采取如此野蛮办法，(被禁止)他们的意志，但我方被俘人员仍不屈服于你方暴力之下。

南日将军严词质问道：“难道我方被俘人员不能容忍你方的虐杀而甘冒遭受集体屠杀的危险，向你方提出正义要求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进行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罪恶活动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不顾日内瓦公约，违反人类行为的最低标准，对我方被俘人员施行各种暴行，甚至采取屠杀的手段不是事实吗？难道你方战俘营长官向我方被俘人员保证不再有强迫甄别不是事实吗？”在一连串的质问下，美方代表只好低下头去，无言以对。

在5月28日的双方代表团的大会上，朝中首席代表南日将军和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将军，再次进行交锋：南日：为什么你方战俘营内发生的无数次屠杀事件连一次也不能交代？

哈里逊：（拒不回答问题）我建议休会。

南日：看来你无法答复。我再问你，你以为你们对我方被俘人员公然进行屠杀，而又没有作负责的交代，你方现在就可以公然集合大批军队，甚至聚集喷火坦克，准备继续进行大规模屠杀吗？

哈里逊：（哑口无言，达5分钟之久）我现在和今后都不愿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帐篷外面有关的事实已经讲过了。我建议休会。

南日：一切有关我方被俘人员的生死和安全的问题，都与这次会议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帐篷外面举行会议。因此你必须在帐篷里面而不是在外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哈里逊：（没有吭声）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用断绝战俘伙食的手段来强迫他们接受所谓甄别？

哈里逊：（低头不语）

南日：你们有什么理由拒绝答复关于战俘的生命和安全的抗议和质问？

哈里逊：（又过了5分钟，他仍一声不吭）

南日：为了使你有时间考虑这些质问，我同意休会到明天通常开会的时间。

哈里逊：我同意。（站起来就走）

美方代表虽然理亏辞穷，但是他们的军队一丝一毫也没有放松对朝中战俘的残酷镇压和迫害。

在一次关于战俘问题的讨论时，由于美国提出无理要求并采取拖延手法。谈判桌上双方互相对峙。沉默的对峙。这轮谈判，从下午二时半开始，由美方主持。

双方互相目视对方。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的精神战，一场意志、毅力、耐忍力、克制力的对抗。

韩、美代表目光游移了。

中朝代表的眼神中透出了焦躁。

中国谈判代表柴成文悄悄离开会场，来向坐阵开城的我方谈判一线主持人李克农请示怎么办？

李克农此时也在默坐沉思。他眼皮不抬地在一张纸上写了三个字：坐下去。

纸条在中朝代表手中默默地传递。

似灵丹妙药。代表们一个个挺直起腰板，稳坐不动。一双双眼中透出冷冽，逼视对手。

中朝代表稳坐不动，状如石雕。比起石雕又有令人悚然的目光。

沉默持续了132分钟。

美国人顶不住了。宣布休会。

相对无言的132分钟，恐怕创下了谈判史上沉默最长的记录了。

中国人民是有耐心的。同样，中国人也有以快制胜的绝招。轮到中朝代表主持会谈。

朝鲜首席代表宣布会议开始，双方代表刚刚落座，又马上宣布体会。只用了25秒，弄得美国人频频耸肩晃脑，连声“NO，NO”一副惊讶莫名之状。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朝鲜战争。美国人被迫坐下来谈判，又不甘心坐下来。谈谈打打，假谈真打。自1951年7月10日上午谈判开始起，延续两年之久。

他们想在谈判桌上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又依仗其空中优势进行绞杀战，切断我方运输线，企图使我前方部队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迫使我方谈判代表妥协，接受他们的条件。他们瞧不起新中国。派兵侵入朝鲜后，没想到遭到中朝军队的惨重打击，损兵折将，弄得临阵换帅，大丢其面子。在无可奈何情况下被迫进行停战谈判，却又想摆出过去威风的架势。

毛泽东在考虑中国参加谈判班子人选时，首先想到了李克农，并要李克农坐镇开城。他对李克农说：是我点了你的将。

历史不能倒回去按后人的愿望有希冀重来一遍，也不能依据假设重演。

但在这里，为了说明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姑且假设一下。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3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如王明、博古、周恩来、邓颖超、瞿秋白、陈云、康生、聂荣臻、李维汉、陈宗瑛。。将难逃国民党的魔爪。CC特务头子陈立夫曾遗恨、沮丧地哀叹道：只晚了5分钟，否则，周恩来等共党首脑将被一网打尽。

假如没有李克农他们，毛泽东在领导中央苏区反围剿时，很难说会如此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的军事部署而赢得胜利。

历史造就了李克农等人。1928年春，李克农逃离家乡来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顿悟到要生存、要战斗、要取得胜利，必须建立一个特殊机构，确保“知己知彼”，以求“百战不殆”。于是由周恩来等筹划建立了中央“特科”，设法获取敌人的军事动态、政治动态，铲除奸细，惩治叛徒，筹备活动资金，保证秘密交通，保护要人安全等等。

周恩来指示李克农，趁国民党CC特务组织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招聘广播新闻编辑为名，实为扩大特务组织之际，以公开应试的方式打进去。李克农在极短的时间，掌握了应考的必备知识，以优秀的成绩名列第一。

这个无线电管理局，是国民党CC头于陈立夫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用来掩人耳目的，由陈立夫的亲戚徐恩曾掌管。

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庆幸自己觅到一员干将。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官虽不大，却管着全国的无线报务员。这正是获取情况最好的位子。周恩来早就想把国民党初建的这个机构拿过来为我所用。这个时机已经成熟。

徐恩曾得意地夸耀自己有三员干将：贴身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坐镇设在南京的特务首脑机构——“正元实业社”兼管“长江通讯社”、“民智通讯社”；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特务股长李克农；天津长城通讯社社长胡底。有他们3人，就有了最灵敏的耳目。全国南北，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内部各派，或者其它党派的情报会以最快的速度放在他们的办公桌上。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3人奉周恩来之命组织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由他和“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联系。

徐恩曾十分器重他们，特别是钱壮飞，因是同乡，又有才干，连机密电报也交他翻译、分类整理。

徐恩曾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得力干将，竟是共产党的忠诚战士；他引以为豪的特务网竟由共产党员替他出谋划策建立起来；送到陈立夫、蒋介石面前的绝密情报竟有一份复制品同时放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人面前。

建国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说：“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特务。”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赴苏访问。李克农一直护送到中苏边境满洲里。

李克农除了谈工作，还陪毛泽东聊天，讲故事说笑话。李克农完全是一个事业型的革命家，当然也不放过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讲讲情报工作。一天早饭后，李克农笑着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哦”了一声，来了兴趣。他没说下去，看着李克农，等待下文。

李克农说：他的第一件事是看情报要点，否则，这一天不知该说什么话，办什么事了。

毛泽东猜透了李克农的弦外之音，故意绕着圈子说：我和美国总统不同，是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你这个克农，还要给我上课？好，这回去莫斯科，还要和斯大林唠叨你们那摊子事呢？

毛泽东和斯大林商谈了情报合作的事情。

李克农奉命访苏，研究合作的具体事宜。

苏联情报专家来了。他们的观点、做法和中国很不同。尤其对公开情报如何获取，李克农赞赏并实行的基本做法是95％从大量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及有关报告中分析而得。只有5％靠秘密情报手段获得。

苏联情报专家却卑视公开情报，嘲笑说公开情报不如克格勃手段获得的有价值，而且层次太低。要李克农按照苏联那一套去做。

李克农不同意，矛盾由此产生了。

在一次会议上，苏联专家揶揄公开情报是用来搪塞中央的遮羞布，没有真东西。苏联专家洋洋自得地说：用金钱、美女加毒药，才能获得货真价实的情报。。李克农一拍桌子站起身，打断苏联专家的话：你不要再讲下去了，我们过去没有这样干，今后也不会这样干！我们主要靠交朋友、做政治思想工作，有时也用一些金钱，但只是辅助手段。

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里，维护中苏友好关系，一切尊重“老大哥”、“向老大哥学习”是政治原则。李克农竟当面顶撞，这还真是要有胆量和魄力的。

在中苏情报合作的年月里，毛泽东要李克农对苏联专家毫无保留，即使是最核心的机密也要讲，好比脱裤子，全身光溜溜的，让人家看个够。

对毛泽东的指示，即使有不同看法也要执行。

苏联专家似乎很关心中国的情报工作。一个一个部门的听汇报，作记录。在中苏关系破裂前夕显得格外认真，记得也特别详细，并且立即送回莫斯科。李克农一一看在眼里。他对脱裤子有一个通俗又精辟的说法：浑身脱得光光，(禁止)暴露无遗，心里的秘密，只要不吐出口，你就看不到，也就不知道。

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情报专家以为满载而归。事实上，我国的情报工作未受多大损失！

李克农是否留一手？

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李克农曾给朝鲜提供过不少情报。得到毛泽东的夸奖：李克农干得不错。

这次毛泽东点将李克农时，他正犯哮喘病，时好时发，平日常用药物控制病情，要想入睡非打吗啡不可。可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李克农思之再三，怕贻误大事，把自己的病情向毛泽东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毛泽东反复权衡，最后仍然决定要李克农去。

李克农忠心耿耿，抱病出征。他原以为不用多久，连大衣都不准备带。

谁知一去两年，靠坚强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他竟然顶了下来。

1951年7月4日，毛泽东致电金日成，报文第一句话开宗明义：我方是此次谈判的主人。

中朝两国商定：对外以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上谈判第一线由李克农主持。

毛泽东又指派柴成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联络官。

谈判桌上无戏言。字字句句都得反复斟酌。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要在谈判中取胜决非易事。此次谈判，中朝联合，还有一个国际关系。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必须既要沟通，又要尊重，倍为复杂。

谈判班子分为一、二、三线。

一线直接出面谈判。乔冠华、柴成文为二线。柴成文是联络官，往返联系。李克农隐居三线，掌握全盘。直接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电文往返。有时一天十几份，工作极为繁重，李克农常常边开会边大把大把服药。

李克农和彭德怀，一个打得坚决，毫不手软；一个谈得耐心，针锋相对丝毫不让。

战俘问题争执日久关于战俘问题，中美双方争执日久。

早在1951年初冬的一个夜晚，李克农在代表团的会议室召开一次小型会议。传达中央制定的谈判方案。当谈到交换战俘问题时，李克农呷了一口热茶说，“我们主张收容多少交换多少，俘虏才是真正的不幸的人。交换俘虏，既有国际公认的准则，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估计不难达成协议。”

讲到这里乔冠华插话说：“中央估计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我多少有些担心。最近范佛里特总部军法处长汉莱的声明是个信号，他竟污蔑我方杀害战俘。当然捏造总捏不圆，他所指的81师23团，我军根本没有这个番号，而且美国国防部也说汉莱的声明没有事实根据。李奇微虽支持汉莱的声明，但不敢让汉莱同记者们见面。奇怪的是杜鲁门竟于汉莱声明的第二天，声称‘中国军队杀害在朝鲜的美军俘虏，是100多年来最野蛮的行为’。一个大国的总统居然支持连国防部都否认的一个集团军军法处长的声明，这不是一般情况，似乎道出了美国决策集团有可能要在这个问题上作什么文章。我没有把握，但我提醒同志们研究这个问题。”乔冠华的预感，显示着一位外交家的成熟。没过多久，这个问题便成了达成停战协议的主要障碍了。

释放战俘，是交战双方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无论哪个士兵的父母，如果得知他们的孩子被俘了，他们总是希望自己的亲人能早日回来与家人团聚。收容在双方战俘虏们的反应更为强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容下的“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和“第十二战俘营和平委员会”，发表的《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书》说：“我们希望回家，对我们当中许多人来说，这是我们在朝鲜当战俘以后的第二个圣诞节。虽然中国人民志愿军待我们好极了，让我们吃得很好。并且非常和善地照顾我们，但是我们非常想念我们的家乡。”

“我们希望回家的理由简单得很，我们希望看到我们的妻子、儿女和我们的父母。”至于在美方收容下的朝中战俘，要求回家的强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他们不仅用文字、语言表达他们的迫切愿望，而且用生命和鲜血记载了他们的恳求。

1951年12月11日，讨论战俘问题的小组合开始了。会议一开始，我方即提出停战以后迅速遣返全部战俘的原则，并书面提出五点建议：

第一，确定双方释放现在收容的全部战俘的原则。

第二，确定在停战协议签字后最短可能的期间内，双方分批释放及遣送完毕其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并确定重伤、病战俘应先在第一批内释放及遣送的原则。

第三，建议双方交接战俘的地点，定在开城板门店。

第四，建议在停战委员会下，双方各派同等数目人员组成遣俘委员会，遵照上述协议负责处理战俘的交接事宜。

第五，上述各项一经双方同意确定后，即行交换双方现有全部战俘名单。然而，美方代表则坚持先交换战俘材料，并邀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访问战俘营，否则拒绝讨论第四项议程，即遣返战俘问题，据负责战俘工作的杜平将军分析，美方有自己的丑恶打算。他们想扣我们的人，但还不知道我们到底收容了他们多少战俘，所以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使用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双方战俘应在所谓“公平与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换。如果说美方的发言还只是向中朝方面发出了一个信号的话，那么，“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言人李维中校在同一天对记者的谈话，则把美方在战停问题上怀的鬼胎和盘托出来了。他公开招认：“联合国军不打算给共军以很大的人力，不愿把战俘释放回去。”于是，双方僵持起来。

美方代表李比在发言中攻击中朝的建议是“没有准备好船，就想过河”。李相朝代表立即反驳说：“我们已经准备好船只，只是你们不愿过河而已。”表面上看起来，双方争论的只是个先后程序问题，事实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别。如按我方的建议，先确定全部遣俘的原则，那么战俘问题的讨论就将变得简单、明了。而按美方的建议，先交换资料，还不知道狡诈的敌人又会玩什么新名堂，把谈判拖到什么时候。会议僵持了一周，没有进展。为了不给敌方借口，逼其走下一步，在12月18日上午的小组会上，我方出乎美方意料，宣布：下午双方即交换全部战俘材料。李比听后，愣了好一会。他大概以为我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同其僵持下去。我方的让步，再次显示了谈判的诚意。

当日下午，对方交来132474人的战俘名单。其中，朝鲜人民军111754人，中国人民志愿军20720人。经核对，对方移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列出的姓名数，较对方所称战俘总数缺少1456名；对方经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转交我方的战俘名单中有44205人未列入12月18日提交的战俘名单。我代表质问对方：这些人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列入移交名单？搞得美方代表李比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与美方提交的几乎是一堆废纸的资料相反，我方交给对方的战俘名单，却是清清楚楚的，一目了然。中朝向敌方提供的战俘人数：南朝鲜军7142人；美军3193人；其他国家军队1216人，共计11551人。这个战俘名单包括了朝中方面所收容的全部战俘。其中有美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将军。迪安是在1950年7月中旬的大田战斗中被朝鲜人民军俘获的。

敌方对我方提供战俘名单的准备、翔实十分惊奇，并害怕以此给美方代表带来“沉重的负担”，“造成新的压力”，于是故意找岔子。他们以美方在战场上的“失踪”人数为依据提出质问，说中朝提供的名单仅占失踪美军的27％；南朝鲜军失踪88000人，而说我方仅提供7000多人，那8万多人哪里去了？十分有趣的是，美国国防部以此以前，只承认有169名美军被俘，表明美军是勇敢的，不会投降的。现在却又把它宣布为“失踪”的人员，统统算成战俘。他们说，美方“失踪”的有12000多人，而朝中方面提出的美军战俘只有3000多。

12月21日李奇微又节外生枝，致信金日成和彭德怀，再次在红十字会访问战俘营问题上作文章。信文如下：从朝鲜冲突的早期以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曾几次请求你们以及你们政府当局许可他们的代表进入北朝，单单去视察战俘营，以便给你们现在羁留的联合国军战俘和大韩民国战俘以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援助。此外，联合国军停战代表团已一再向你方代表团提出建议，要求给予同样的许可，并且指出，联合国军司令部从这场战争一开始时起，就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它所拥有的战俘有这种特权。迄今为止，这一切请求和建议都被拒绝。

现在我代表有关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并以被你们俘虏的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名义，我再亲自请求你们重新考虑这种行动。我丝毫看不出你们有任何正当的理由不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执行这种基本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在以前的战争中各国都肯定允许该委员会进行的工作。

我一心只想到这些人的福利和他们的家庭的哀痛。我诚恳要求你们，请求立即许可持有适当证件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入境——他们现在已准备好随时给你们援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12月24日复信李奇微，信文如下：为了双方战俘和他们家属的利益，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迅速解决谈判中的各项问题，使之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便使停留在双方战俘营中的全部被俘人员，得以在协定签字生效后，迅速回到他们的家乡去，和他们久别而悬念的亲人们团聚，恢复他们的和平生活。现在停战谈判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业已接近解决，只是因为你方一再节外生枝地坚持无理的要求来拖延谈判，以致停战协议尚未达成，双方战俘无从获释，双方万千被俘人员家属的长期悬望的痛苦也因此继续下去。

我方对于战俘，无论在饮食、被服、居所和娱乐方面都本着宽待战俘的精神和政策，给予他们以完全合乎人道的待遇。伤、病战俘都能够从为他们安排的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那里得到有效的治疗。我方所提出的关于战俘的精确名单，充分反映了我方对战俘的人道的注意和关切。因此，我们认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对战俘营的访问是不必要的。

但是，为了双方遣俘工作进行便利起见，我们建议，在停战协议签字生效之后，立即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的代表，会同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联合访问团，分组出发，到双方战俘营去进行就地访问，并准备在双方战俘交接的集中地点，协助遣俘工作。你如同意，请将我们这个建议转达给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代表访问战俘营的问题暂时搁在一边了，而一场尖锐的名单斗争开始了。我方提交的战俘资料中，按照战俘的国籍使用他们所各自通用的文字，详细地列出他们的军号、级别、部队番号和战俘的所在地点；但美方所提交的名单中，却除了英文拼写的姓名以外，根本没有列出任何必要的识别材料。中朝代表要求对方尽快提出完整的战俘材料，而且对名单和总数不符的问题也必须作出认真的交待。

面对我方的一再摧促，美方显得十分尴尬。美方倒打一耙，又玩弄以战场失踪数字来索要战俘的把戏，并以此为据，指控我方对战俘施加暴行。然而这一图谋很快就破产了。12月26日，美国《国民前卫周刊》曾揭示美国政府所发表的“失踪”数字的虚妄。该刊说：要知道其余大多数失踪的美国士兵到底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线索不应该从“暴行”方面去找，而应该从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朝鲜战争的悲惨过程中去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2月19日也对美国发表的“失踪”数字表示怀疑，并列举以下事实加以说明：当美军第二师的一个营在1950年11月末被围歼时，估计损失为800人以上，这批人员的最大部分被列为“战斗中失踪”，但事实上在中共军对这被围的一营人作五次连续的进攻时，若干官员相信，或许这一营的一半人员已经死亡。

该报又说：联军司令部有点处于进退维谷之境。根据制度，联军曾被迫把损失人员列在战斗中失踪，但是联军私下知道这些人员中大部分可能已经死摔了。美方的这一阴谋在世界舆论面前，特别是在美国报纸面前被戳穿了。但是他们又不死心，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952年1月2日，对方终于拿出一个他们的解决战俘问题的所谓方案。他们公然违背日内瓦协议，提出的交换战俘的基本原则是“一对一”地交换。如果一方交换完了，出现战俘名额不够时，就用“平民”顶替，再不够就让这些无人交换的战俘宣誓“我以后不再参加战争了”，然后假释，让他们“愿”到哪去就到哪去，并美其名曰：“自愿遣反”。

美方这一建议，自然遭到中朝代表的强烈反对，因此一场新的舌战又开始了。李相朝代表对美方的方案气愤地指出：“你们应该知道战俘的释放与遣送不是人口买卖。20世纪的今天更不是野蛮的奴隶时代。。全世界人民将诅咒你方的这一提案，你方自己的被俘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将诅咒你们的提案，因为你方的这一提案将阻塞释放与遣返全部战俘的可能，将阻塞迅速达成停战协议的前途。”

1952年4月，克拉克将军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但是李奇微留给他的并不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差事。为了强迫中朝接受美方的方案，美军又施加军事恫吓，于是提出了“克拉克的八点行动计划”，其内容是：轰炸水丰发电站；轰炸平壤至开城的供应线；轰炸北朝鲜所有大大小小的目标；“释放反共”战俘；中断谈判；增强李承晚军；施放调用蒋军计划的烟幕。在“克拉克的八点计划”的驱使下，1952年6月23日，美空军以590余架次飞机轰炸了中朝边境鸭绿江上游的水丰发电站以及长津、赴战、虚川等发电设备。1952年7月11日，美机746架次，又一次轰炸了平壤、黄州地区。残酷轰炸的受害者何止是朝鲜的平民百姓，他们还无数次地轰炸了没有明显标志的战俘营，造成大批战俘伤亡。

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中，就是在美国的盟国中也引起强烈反对。在这年的5、6、7月间，在英国，在美国，要求停战的呼声高涨。在英国，全国妇女大会直接向丘吉尔请愿，要求立即停止朝鲜战争，调回英国的军队。5月25日，有25位战俘的妻子在英国国会前集会请愿，要求还给她们的丈夫。

在中国志愿军战俘营收容的英籍战俘们，几乎一致签名给到南朝鲜视察部队的英国亚历山大将军一封请愿书，要求他协助停止战争，停止杀害中、朝战俘，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没有对我们作任何报复”。无怪英国政府强烈要求要派自己的代表直接参加板门店的谈判。

在美国，美籍战俘的父亲考德尔和另一战俘的母亲席德尔夫人，先后发起和平签名运动，要求停止战争，立即交换战俘。在阿肯色州小石城全体公民致杜鲁门、艾奇逊的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我们要求你们采取立即行为，以使在朝鲜当战俘的、我们美国的孩子们获得释放。我们觉得你对美国公民们的职责应超过于你个人的对于联合国司令部所拘留的北朝鲜和中国的战俘（他们说他们不要回家）的义务的观念。我们都要求并同意应该遣返所有战俘。”

与此同时，美国提出的“自愿遣返”的原则受到国际舆论的严正谴责。

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在第六届联合国大会上谴责这种“原则”根本违反了所有国际公约，违反了所有与此有关的国际法最基本的准则和全部国际惯例。就是美国的盟友英国、法国、加拿大，也担心“自愿遣返”可能破坏日内瓦公约。美联社报道，加拿大已提请美国注意：“美国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政策是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

在此期间，美国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分析美方拖延谈判的原因。5月8日《纽约时报》在社论中说：“我们也许不得不在这既非全面战争，又非全面和平的青黄不接的时期中度过好几个月。”5月10日《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该报记者“在对华盛顿各方作了一番谨慎调查工作后”，可以看出美国目前的“计划是：坐在我们目前的地方不动——继续守住阵地——并继续对北朝鲜进行猛烈的空袭”。5月3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认为，美方现在根本无意进行谈判，该杂志的“细语栏”说，新任美方谈判代表哈里逊，“奉命充任一个听取意见的职务，而不进行谈判”。

第一次交换战俘经过反复的争执，双方终于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

1953年4月，中方战俘交换代表团组成。

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是严格政审挑选出来的，共有一百多人，总负责人是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秘书长为柴成文，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也分担了有关的指导工作。

代表团共分12个组，每组五六个人，其中有英语、朝鲜语翻译各一人，医务人员一人，遣送军官及助理各一人。

这次交换战俘由于是在边打仗边谈判的情况下进行的，知情者寥寥无几。初次交换的战俘不到4000人。

交换的头一天，柴秘书长在开城训练基地作完出发前的动员讲话后，各组带着敌军战俘分乘25辆大篷车赶到10公里外的板门店。那时的板门店名不副实，无村无户，无门无店，只是一个仅一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四周是铁丝网围成的隔离墙，网上挂满锈蚀的铁盒子和罐头瓶，风一吹发出叮叮当当的碰撞声。正门是一座刚搭起的牌楼，牌楼正中贴着“祖国怀抱”四个大字。网中坐落着大小不一的帐篷，篷顶挂着红、黄、蓝、绿四色大彩球，这是防止攻击的标志，敌我双方发现这一标志谁也不能侵袭。

板门店外，炮声隆隆，枪声如豆，板门店内，一方是敌我双方正在展开谈判；另一方是韩明伦和他的战友们正做交换准备工作。双方相隔不到15米，对方的说话声和喊叫声不时伴着远方飘来的火药味弥漫到这里。

上午10点整，远方传来“笛笛”的汽车声，牌楼正前方隐隐约约开来十几台救护车。“来了，来了！亲人们回来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远方。救护车快接近牌楼时，车上陡然掀起大波，原来是战俘们看到“祖国怀抱”四个大字后都控制不住内心的激越，有的放声大哭，有的嗷嗷大叫，人民军战俘边哭边唱《金日成之歌》，志愿军战俘唱《东方红》。那些伤势严重不能动弹的，硬是要人架着让他看一眼牌楼。

车进交换区后，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按照各自的职责分立两旁，施行礼节后，首先是美方遣送军官捧着战俘名册，一车一车集体点名，然后从第一车开始，按战俘姓名、职务、军衔、籍贯、入伍年月进行审核和交换，点到谁就让谁下车，敌方交一个，我方换一个。交到我方的战俘听到亲人们的第一句话是“辛苦了！”接着每人发给一袋糖块和一包“大中华”香烟，接过物品的战俘们无不热泪盈眶，久久不肯离去。

整个交换工作进行了十多天，敌我双方代表和工作人员自始至终遵循有关条约和规则，没有出现不愉快的现象，特别是我方保持了严格的自律性和坚强的克制性，受到在场的印度、波兰、瑞士等中立国家官员的称赞。

大交换也就是第二次交换。

这次交换是在1953年7月27日停战后进行的。7月下旬到9月初，为期40多天，近20多万战俘。那时，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闷热难当，不少人患了传染病，有的呕吐不止，但谁也没有休息，就连防病防毒的口罩也没有戴。据说戴口罩不便交流语言和表达感情，也不礼貌，应该废止。

这期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对交换战俘的工作非常重视，毛泽东感到代表们对战俘说的“辛苦了！”这句话不妥，老人家说，战士们被俘去不是干活去了，不能叫辛苦了。从此“辛苦了”改为“受苦了”。战俘们为此感受很深：“我们的苦真没少受啊！”不少人控诉，在美军战俘营，他们吃的是发了霉、掺了沙子的大米，许多人因缺乏营养和环境恶劣患了肺结核，有的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有的伤员本来伤势不重，但美军以治病为借口，拿战士们的(禁止)作试验，打完针后，全身溃烂；有的手和臂只受一点轻伤，但也被残忍地截断了。有一名师政治部副主任被俘后，敌人把他关在一个铁丝笼里，难伸难屈，痛苦的惨状难以言表。有一次接到4百名女人民军战俘和3名女志愿军战俘，她们见到亲人只是抹泪，难以启齿美军对她们的凌辱。交换时，不少人怒不可遏地扑向美军卫兵，脱下大头鞋砸向敌人头顶，有的把美军发给的军服甩出老远。

与此相反，被俘的美军战俘却是另一种情态。“中国人好，讲人道！”

“中国人好，优待俘虏”，不少战俘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在场的记者。殊不知他们在我战俘营吃的是大米白面，住的是暖房，一个个养得白白胖胖。一名加拿大战俘老远看见韩明伦就亲热地向他打招呼：“老弟！老韩！”

美蒋勾结劫夺战俘

第二次大交换后，在美国的示意和支持下，蒋介石加紧部署，决意劫夺剩下的志愿军被俘人员。

1953年10月8日，台湾当局把在当年6月间被蒋李合谋从战俘营架走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

台《中央社》的消息透露，这些我方被俘人员在美方派遣的混在战俘中间的台湾特务押解之下，被用飞机从美军当局控制的釜山飞机场运往台湾。这个消息还透露，押解我方被俘人员的台湾特务之一，就是早已被我方归来人员所揭露的参预劫走这些我方被俘人员阴谋的蒋特务费玉林。

遣返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李洪根揭露：这年6月21日下午4时，美军当局为了协助台湾特务劫走拘禁在釜山东莱战俘营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派遣美军部队向营场里投掷许多毒气弹，费玉林与其他蒋特务就乘着战俘四散躲避毒气之际把大批战俘架走，并将他们押到东莱的南朝鲜警察局内。

第二天，台湾驻南朝鲜“大使馆”就送去许多便衣，强迫战俘改装后把他们分散囚禁在釜山市内。对美蒋的这一罪恶行动，新华社于10月10日给予揭露：蒋匪帮将战俘劫往台湾的历来行动，是与美国驻蒋匪帮“大使”蓝钦最近的南朝鲜之行有关的。据此间获得的消息说，蓝钦的任务是促成将这60多名战俘运往台湾，并进一步策划将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劫往台湾和冲绳岛。消息还说，美方准备把不直接遣返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先劫住冲绳岛，进行“甄别”以后再把一部分战俘运往台湾移交给蒋匪帮充当炮灰，另一部分留在冲绳岛由美军强迫进行军事训练。蓝钦从台北到东京，再从东京到汉城和汶山就是为了策划这个重大的阴谋。蒋匪帮也派遣特务头子林蔚陪同蓝钦到达东京进行活动。蓝钦的这种罪恶活动，完全证实了美方正在支持和协助蒋李匪帮幼走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下的战俘阴谋。最近以来，混在中立国看管营场里的蒋李特务一再制造暴乱事件，袭击印度部队，蒋李匪帮利用这些事件公然叫嚣要“解放”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的战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蒋李匪帮正在策划的大规模劫走战俘的阴谋正在进行中。美方遣返组组长汉布化最近发表致战俘信中，假惺惺地劝告战俘不要“骚动”或“逃跑”，显然是为美方对蒋李匪帮正在布置的这个严重破坏停战协定的行动预先推卸责任。

此间人士指出：朝中方面保留着要求美方追回今年6月间被李承晚匪帮架走的2万7千多名朝中战俘的完全权利。对于被运往台湾的60多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战俘，美方绝不能逃避追回他们的责任。同时，对于现在印度部队看管下的战俘的任何“逃跑”事件，美方必须负完全责任，并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严重后果。但美蒋无视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进一步策划劫持战俘的行动。

1953年11月24日，台驻美“大使”顾维钧与美国务卿杜勒斯会谈了40分钟后，又与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劳勃森作了20分钟的交谈。事后，顾维钧告诉台《中央社》记者，他“曾就包括战俘之遣返以及政治会议的前途等韩国问题与杜勒斯及劳勃森交换了意见”。

尽管顾维钧没有详细透露与美国务院交谈的内容，但我们从以后的有关新闻报道中可窥测其中一二。

12月2日，《国际新闻社》报道：“一个由8人组成的国民党‘慰问团’已于数天前离台北赴朝鲜慰问在非军事区印度部队看管下的中国反共战俘。这批人前往朝鲜是去问候中国战俘。团长是台湾红十字协会会长刘瑞恒博士。”

同一天，合众社报道：“据今天透露的消息说，国民党中国准备‘猛然发动”一个外交战，除非在朝鲜的1万4千名反共中国战俘能在明年2月21日以前被遣送到台湾来。”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一家英文报刊《中国新闻》说：“这里（台湾）的外交当局准备‘展开’一个强硬的外交战，使那些反共战俘能在那个日期以前被遣送到这里来。”这家报刊同时还暗示说：“国民党中国坚决反对把这些战俘遣送到国民党中国的这个岛屿以外的任何地方。国民党政府现在显然认为这些战俘是‘民族主义者’，它反对使他们成为‘流离失所的人’。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曾说，他将把战俘们视为流离失所的人，他因而受到谴责。泰勒得到警告，叫他不要把战俘问题变成‘国际难民问题’”。

《中国新闻》揣测，“联合国中某些‘软弱的会员国’也许会建议重新讨论整个战俘问题。这家报刊说，它担心当‘联合国进行无休止的讨论时’，印度看管部队将受权继续看管这些战俘。”

合众杜东京12月23日称：“赫尔将军今天通知国民党中国和南朝鲜说，他的远东司令部已奉命使用一切设备尽速将2万2千名反共战俘运往这两个国家。这位四星联军司令说，朝鲜和中国战俘将于1954年1月22日成为平民，印度军队将不再有权看管他们。”

美蒋强运战俘赴台合众社汉城1954年1月21日电：由美国战斗机与军舰护送的10艘载有中国士兵的船只今天由仁川港出发，驶往台湾。

这些配备着日本水手的登陆艇于今晨7点10分开始从仁川港出发：第10只在两小时以后出发。

一只美国驱逐舰在从该港出发的时候起，就跟随着“这个驶向自由的舰队”，并且在海洋中将与其他的美国军舰会合，在去台湾的三五天旅途中共同护送。

美国飞机在该舰队的上空飞行，一直要飞到黄海，以防止从天空或海面来的任何阻挠这种护航队的企图。

在昨天的“收回行动”中，总共有14209名中国战俘与7582名前北朝鲜战俘被释放；中国战俘都注定了要去台湾，而且成为平民，并有权参加蒋介石的军队。

大约有10000名前共产党士兵分乘这10只登陆艇，每只登陆艇有950名到1000名士兵拥挤在甲板上。

剩下的4000名战俘正在仁川办手续，他们将乘搭另外5只登陆艇护送。

这些船将分开走以便在3天内到达台湾，因为基隆的码头设备很有限。

每只船配置45名日本水手，每一船上的中国人由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医生、军中医务人员和50名左右的保安部队随行。每一只船上有两名国民党中国的“纪律军官”，带着电影和娱乐用品，并且准备向这些战俘上课，告诉他们对于到了台湾后所要作的事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志愿军战俘被掠到台湾之后，台湾当局大张旗鼓地进行政治宣传，蒋介石于1954年1月就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台湾发表文告，2月3日召见“战俘代表”120人，4月5日，台湾当局强迫全体被俘人员宣誓加入国民党军队。台湾当局宣称：“军事反攻还未开始，政治反攻已上成效，到台战俘就是证明。”当然，这完全是欺人之谈。在被掠去台的被俘人员中，除极少数被台湾收买成志愿军的叛徒外，绝大多数是迫不得已的。

这些被劫夺的志愿军战俘日后的命运也是相当悲惨的，罗治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

罗治芳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卫生员，家在湖南溆浦县。1950年7月，他只有17岁，便随部入朝参战。由于作战中救护勇敢，火线光荣入党，还立了二等功。

1951年10月的一天，他所在的连队守备中线临津江803高地，被美军直升机用喷火器攻击，阵地顿成一片火海。他与几个战友蹲在防空洞内，被烟火窒息昏过去。待醒来后，艰难爬出洞外，在举枪向几个敌人射击时，被侧后突然跳出的美国兵抱住，落入敌人手中。

他在战俘营被折磨了3年，两臂也被硬刺上了反动字迹。1954年被掠到台湾。由于他仍然进行反抗，在桃园“难民营”被关了两年，受尽摧残。1956年，他同一些难友一起被编入国民党工兵部队，分到外岛小金门，整天在外面修码头、工事，风吹日晒雨淋不算，仍然像有战俘营一样被严格看管，饭吃不饱，苦不堪言。

后来部队换防到高雄，他学会了开汽车，被调到桃园运输营当驾驶士，开着翻斗车，整天拉石送料，饥渴难熬，心情十分郁闷。一天不慎车尾撞倒了一个退役军官，重伤致死，坐了2年监牢。刑满释放后，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只因用废纸包着大便去送检，便被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受尽苦头。最后被勒令退役，只发给了够买5条香烟的生活补助金。退役后身无积蓄，举目无亲，连吃住都成了问题。

台湾退除役辅导委员会（安置退役兵机构）将他送进花莲“荣民”医院农场作苦力，一干就是七八年，只给一点生活零用费，不发工资，医院给扣着身份证，想走也走不成。在台湾没有身份证是无法进行任何活动的。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保人，要回了身份证，脱离了那白白当牛马的“荣民”医院农场。

出来后，虽然可以挣点钱，但工作、生活毫无保证，先后做过建筑工、包装工、清洁工，一直到1986年。在这期间，他省吃俭用，拼命干活，想积攒下点钱，有个回大陆老家的路费。因为他在台湾30多年，风风雨雨，历尽艰辛，直到50多岁还孑然一身，冷暖没人管，病老无人问。每逢年节，更加寂寞痛苦。新春佳节，就想起家乡热腾腾的年粑和甜酒；5月端阳，便想起故乡溆水里那热闹壮观的龙舟赛。8月仲秋月正圆，见别家妻儿欢聚，更想念山青水秀的家乡长坪和80高龄的父母双亲。30多年酸涩苦辣，使他再也忍受不了那种非人的折磨，坚定了回祖国大陆的念头。

无奈台湾当局实行“三不”政策。他就注意收听大陆广播，了解大陆的情况，思考回乡路线，筹措回乡盘缠。他当时的家产，除了一辆旧摩托车、一架照相机和几件随身衣服，就一无所有了。

1986年2月，他到台湾旅游局办理了出国观光护照，交了5000元手续费，又花了8700元买了去泰国的飞机票。3月5日，终于踏了梦绕魂牵的归程。他本打算经泰国，转道缅甸，返回大陆，但到了泰国，身上带的几个钱都花光了，进入缅甸因无手续，被判刑半年。被放后，从通向云南的缅方边防区，一路翻山越岭，历尽艰辛，才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云南边境解放军热情接待，并被送到老家湖南溆浦县，1986年9月10日，他坐着县政府派的专车回到家中。

第四章北面停战，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解放军“清理门户”，美蒋签订共防条约。两军首次大海战，陆海空合攻一江山岛

第一节美台预谋协防条约台向美方提出缔约建议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至此，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然而，停战协定的墨迹未干，美国便与南朝鲜于同年8月8日签订《美韩协防条约》（草案）。前一天，杜勒斯发表声明，称他与李承晚达成了协议，不排用军事手段来统一朝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感到危险将临的台湾当局，也积极通过外交途径，向美方提出缔结防御条约的建议，以便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共产党抗衡。

美国出自本身的利益考虑，既需要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同时也担心台湾利用沿海岛屿频繁对大陆采取袭扰军事行动，最后将自己卷入与中共的直接冲突之中去，所以觉得有必要订立一个条约来约束国民党军队。于是，双方进行了频繁的接触。

这一系列事态的发展，都在告诉世人，美国政府的目标不仅仅为了朝鲜半岛的枪声停下来，而是为了扭转杜鲁门造成影响美国战略全局的被动局面，最终仍要执行遏制共产主义的“遏阻战略”

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10月，中共中央军委在杭州召开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中国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杨勇关于朝鲜形势的报告。

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地吸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着，时而微微点头，时而淡淡一笑。

杨勇报告完毕，毛泽东一面吞云吐雾一面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不过，恐怕还不能大意，要有所准备，防止战火又起，备而无患嘛。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请诸位就此发表高见。”毛泽东在这时提出解放台湾问题，在座的军委委员中也有不理解的。

首先，三年朝鲜战争使新中国耗资巨大，已经损失了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实施，元气尚未得到恢复。如果渡海解放台湾，必然需要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对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极为不利。

第二，人民解放军经过朝鲜战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军较量，陆上和空中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可是，面对台湾、金门的福建省，无一寸铁路，无一个机场，空军、炮兵入闽极为困难，后勤供应无法保障，而海军发展还刚刚起步，十分薄弱，不利于实施大规模渡海作战，特别是台湾得到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使台湾、金门的防御力量远超过1949年，实力已大大提高。

第三，当时整个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如在台湾海峡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利于国际形势的缓和，也不利于国内建设。更主要的是美国插手台湾事务，

第7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使台湾这一中国的内政问题复杂化，行动很可能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

解放台湾所面临的困难毛泽东是十分了解的，提出这一任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毛泽东认为：“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目前，如果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有所作为，任美国肆意活动，搞“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或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随时间的推移，给世界造成台湾与大陆分离的既成印象，这是一生致力于祖国统一的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纯属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毛泽东甚至考虑到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不惜再战的可能性。

朱德建议“清理门户”

“我完全赞同主席的意见。”国防部长彭德怀和以往一样，率先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现在朝鲜局势已经稳定下来，我看应该把空军移到福建和浙江来，首先夺取沿海的制空权，这样才能确保渡海部队的安全。”

“毛泽东点点头并补充说：“还有制海权。没有这两权，我们的战士跨海作战的安全就难以保证，要尽快地把这两权夺过来。”

“主席和彭老总的意见我都赞成。”朱德建议说。“我认为可以分两步来走，首先是‘清理门户’，也就是把沿海那些还被国民党占领的岛屿解放过来，把我们的门户打扫干净。这样，既解除了对我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了海上的南北航道，也砍掉了台湾的手脚，使我们下一步解放台湾时没有后顾之忧。”

“‘清理门户’，说的好。”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举双手赞成。”

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提议说：“我认为‘清理门户’可以从大陈岛开始，它是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守军的指挥中心和防御核心，攻克大陈岛就能击中敌人要害，浙江东南沿海其它岛屿就有可能不战而克，这样我军可以用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

大陈列岛位于浙江台州湾外，包括蒋儿岗、东矶山、高岛、头门、上大陈、下大陈、琅玑山、龙金岛、一江山等20多个岛屿，其中上大陈、台州岛、下大陈3个岛如一个等边三角形紧靠在一起，面积共有100平方公里，相互之间最远距离只有2.2公里，所以一般人把这三个岛混为一体，通称为大陈岛。

从上海往南到镇海、厦门的船只都要经过大陈岛水道。因大陈岛被国民党军所占据，所以新中国的南北航运被截断，以大陈岛为基地的国民党海军舰队，对长江口、杭州湾是个很大的威胁，并控制舟山渔场，而从大陈军用机场起飞的飞机，不用半小时就能飞临上海。

大陈岛确实是新中国的心头大患。

“大陈岛就交给你陈毅了。”毛泽东说。“你们华东军区先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报军委批准后实施。一定要拔掉这颗钉子。”

1954年1月，华东军区几经研究，提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攻打大陈岛的战役计划，报中央军委批准后，立即着手进行作战准备。

第二节史密斯失态日内瓦日内瓦会议的由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同时，在国际上，为了防止美国利用朝鲜问题欺骗世界舆论，推行他们的反共“遏阻战略”，中国政府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磋商并征求了苏联政府的意见，一致认为，只有召开同朝鲜问题有关的非参战所有国家的政治圆桌会议，才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及其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不仅对朝鲜的和平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中朝的建议，美国先是抵制，后又利用它在联合国的霸主地位，在同年8月17日召开的七届联大第三次会议关于朝鲜问题政治会议的辩论中，强行通过仅由交战双方参加谈判的决议，但允许苏联参加。

为了不使朝鲜问题政治会议中途夭折，中国政府于1954年1月9日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苏联政府主张的召开五大国会议审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的建议，并认为由即将在柏林召开的四国外长会议，导向有中国参加的五国会议来促进迫切国际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及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

同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的柏林四国外长会议上，苏、美、英、法达成了由苏联、美国、法国、英国、大韩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及其他有武装部队参加朝鲜战争并愿意参加会议的国家的代表于1954年4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会议，以期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讨论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中国政府接受了与会邀请。

周恩来醉酒莫斯科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重大的国际会议。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有关的原则、方针。身为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从我国被邀参加日内瓦会议初步议定之时起，就着手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一书中这样回忆：在这段时间里，总理的外交秘书陈浩常常晚上打电话把我找去。我去西花厅时走大门进去，谈完工作后，往往已是后半夜了。陈浩把我从西房后的夹道送出来，边走边解释：大家都睡了，大门已关了，只好走小夹道。当年的陈浩是个年轻的女同志，做事十分认真负责，细心周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切安排就绪后，周恩来和少数同志先行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协商有关事项。

在出发之前，李克农和师哲应约前去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她祝愿代表团一路平安、一帆风顺到达日内瓦，并杰出地完成任务。然后，又极其关心地讲了周恩来的近况、工作与生活习惯。她说周恩来时常流鼻血，嘱咐李克农和师哲对周恩来多加关心和照顾。

周恩来到苏联进行工作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商议和协调中苏双方对日内瓦国际会议采取的方针、政策，以及对会议进展情况和可能取得的成果进行分析和估价。

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于是，周恩来决定回国向中央汇报工作，然后率代表团到莫斯科。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赫鲁晓夫设宴招待中国客人。席间，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地向周恩来劝酒。周恩来虽酒量过人，却患有肝脏病，过量地饮酒引起了不适，加上赫鲁晓夫等人不断同他拥抱旋转，终于出现了呕吐。见到这种情况，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一时失神，手足无措。莫洛托夫急忙同张闻天，把周恩来送上汽车。莫洛托夫边走边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没有照顾好你，我们感到内疚！这是我们应当汲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在我们。”这些话是诚恳的，因为他深知周恩来将作为他的战友，不久以后将在同一条战线上带领一支友军与他协同作战，怎能不关怀友人、同志的健康呢？！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周恩来已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随行人员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把他扶上床，让他安睡。同时，请来了皇宫医院的一位老名医给他诊断、医治。医生检查之后说，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得过病，所以经不起酒精的刺激。现在应该使他安静地休息，明日他再来探望。然后，给了一点药，就走了。

第二天清晨约8点左右，周恩来醒过来了。他说自己比昨天好多了，只是还有点头昏脑胀。接着他问翻译师哲：“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出格儿的地方？我是说了一些话，但具体内容一点也不记得了。”

师哲回答说：“没有什么出格儿的话。讲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善意的。你说你在1928年中共召开六大时，见到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你们向他学习等等。我想，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只是错误他说成莫洛托夫而已。”

“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

“没有！确实没有！”

周恩来说：“我昨天晚上离开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答：“在外表上看不出来，周为言语、表现都很正常，甚至看不出有多少醉意。否则，早请你回寓所了。”

早8时半，那位医生又来探望周恩来。医生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建议好好休息一天，绝不应跋涉长途。周恩来本来打算当天回国，于是只得留下。上午他在寓所休息，下午进行了参观，次日启程回国了。

周恩来回国的主要目的是向中央汇报会谈情况，确定在即将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我方的立场、态度、要求和会谈的方针、政策、策略与各种谈判方案，以及中、苏、朝、越四方代表之间的合作、协调等问题，以便更有把握地搞好合作，配合行动，开好会议。

汇报结束后，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恩来，你这次率团出征任务不轻啊。”毛泽东转移了话题。

“主席，我想听一听你还有什么指示。”周恩来望着毛泽东说。

“我还是政治局会议上的那个态度，争取两个成果，至少也要有一个成果，不过，说不定杜勒斯不给你周恩来这个面子，让你空手而归。”

周恩来听完毛泽东这番幽默的话语，会心地笑了笑，他感到了此次日内瓦之行的责任。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情绪高昂，谈笑风生，他对师哲等不曾离开莫斯科的我方人员说，他向主席作了汇报，承认了错误。

起初师哲等不明白周恩来指的是什么，谈完后，他们才明白。师哲不以为然他说：“多喝了一杯酒还值得向中央汇报？！如果这样，那些苏联的酒桶们恐怕得三天两头儿向中央作检讨了。”

周恩来说：“那不同，那是他们。”

周恩来再次来到了莫斯科，代表团又用了两天时间，除协调与会的方针、策略和校对口径外，还研讨了需要整理和研究的材料。这时，胡志明、范文同也在莫斯科。周恩来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胡志明（化名丁同志）一起研究了印度支那问题。

利用逗留两夭的机会，中苏双方举行了各种座谈会，邀苏联外交部的若干人，包括葛罗米柯，到8号公寓来座谈，回答中方代表团提出的各种问题，并介绍在各种国际会议中的斗争经验和应注意的事项等等。

座谈中，中方代表提出的问题很多，苏联外交人员回答得也比较细致。

给中方代表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如何保密，如何防止被偷听、被窃取、上钩、上当、走漏消息，或受骗等。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对手是狡猾的，会用一切手段刺探我们的意图和动向。因为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而且要用一切办法把我们置于他们的掌握之中。现代技术已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使各种窃听、窃取成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了。因此，我们要行动检点，注意保密，尤其应该随时注意，不论住旅馆、公寓、沙龙或别墅，都难以防止或发现他们事先早已设置的窃听器，或其他窃密装置。

机舱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因为日内瓦会议是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为了练兵，我方有意多派了一些同志，共约200多个工作人员，是第二个大代表团（苏联代表团有近300人之多）。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都是代表，王炳南力秘书长，雷任民、师哲、乔冠华、陈家康、柯柏年、宦乡、黄华、龚澎、吴冷西、王悼如、雷英夫为顾问。张闻天、王稼祥没有参加完会议的全过程。李克农由于不懂外文，而主要负责代表团秘书、机要、警卫、翻译、后勤等内部事务。一切工作安排主要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主持。

4月24日上午，我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前往日内瓦。飞机在东柏林短暂停留。民德总理格罗提握到机场迎送。当代表团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说，莫洛托夫的专机即将来临，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柏林之前十多分钟，中国代表起飞继续前进。

登上飞机后，中国代表团才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个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他是一个美国士兵，来执行任务的。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苏联飞机，飞经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一律得事先照会在西德的美国驻军，西方驻军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行越过西柏林和西德领土上空。那位不速之客，就是执行此项任务的。看样子，他只有20多岁，红红的脸蛋儿，满脸的稚气，笑眯眯的容貌，惊奇地张望着机舱里的乘客。中国代表团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受此气氛的感染，不由得独自笑了起来。他可能是第一次见到东方人，对机舱里任何人的言行表现，无不觉得新奇、惊愕。

24日下午，我国代表团抵达日内瓦机场。刚一下飞机，各国摄影记者发疯似地拍摄镜头。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菜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到驻地不久，周恩来又带领必要的人员到机场迎接奠洛托夫。这回机场上的气氛更加热烈，不少外国代表团都到机场迎接。莫洛托夫一下飞机，就同周恩来握手、拥抱。

莫洛托夫在机场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速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而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这时，外国记者、摄影师爬满了机场通道的栏杆周围、墙角和窗口上，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一个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稍微走慢点，站下来，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周恩来、莫洛托夫走走停停，边说边笑地并肩步入候机厅。事后外国记者们报道，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美国恐吓政策的失败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文登轮流担任大会主席。每个会议主席可以选两名助手坐在主席台。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宣布葛罗米柯和师哲为他的助手。美国代表一看中国人走上主席台，大惊失色。

出席会议的国家有：中、苏、美、英、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韩民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19个国家，其中有14个国家参加了以美国为首的侵朝的联合国军，再加上大韩民国，都是朝中人民军队的手下败将。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是可想而知了。会议的成员国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没有几个。中国代表在活动中自然受到了限制，遇到些困难。但周恩来这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在那样的环境中，却丝毫没有感到什么不方便，也没有受到旧时代外交界遗留下来的那些陈规俗套的约束，他以极其机敏的智慧、超凡的目光、宽阔的胸怀、灵活的手法和无产阶级政治家、外交家的气魄，顺利地打开了局面，不仅使中方代表没有陷于孤立地位；而且还帮助有些国家代表团打开了局面，争取到不少新朋友，沟通了我国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关于日内瓦会议，当时“政治顾问”（实际任务仍离不开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的师哲，后来回忆了以下几件他终身难忘的事情。

这次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为了促进朝鲜和平统一，撤退在朝的一切外国军队，举行朝鲜自由选举，朝、中、苏三方代表在会上同以美国代表为首的一方进行了顽强而艰巨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和解方案。

但是，美国根本不顾朝鲜人民的利益，拒不从朝鲜撤军，要求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全朝鲜选举。他们忘了美国是打着联合国的名义参加侵朝战争的。联合国已失去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美、韩顽固坚持不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人依仗美国是金元帝国，在会场上蛮横无理，横行霸道。开会时，他们不顾礼节，将两只脚跷在桌子上。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因为卞荣泰想多少解决一些问题。美国代表马上跳起来，当着大家的面呵斥他，如同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般。弄得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真是有强权无公理。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资本主义各国基本都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加拿大是跟得最紧的一员。

会场休息室摆了咖啡、糕点、水果。休会时，大家一边吃一边谈，可以随意走动。这也是各国代表交谈、接触的好机会。休息时加拿大的代表悄悄对中国代表说，他听了周恩来的发言，认为很合乎情理。中方代表对他的态度信以为真，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高兴，以为他会讲几句公道话。谁知休息过后，加拿大代表发言，又将杜勒斯的提案大加发挥，并重复美国对中国的攻击、污蔑，骂我国挑起朝鲜战争，是侵略者等等。散会后遇见中方代表，他又主动同我国代表握手，请我国代表原谅，说他必须听美国的话，照美国的意图讲话，不能越雷池一步。

中方代表这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没有灵魂的傀儡，也由此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于是也随之调整了对他们的政策，采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多数的策略。

在中、朝、苏三国联合斗争下，美国的恐吓政策失败了。5月30日，杜勒斯就离开日内瓦回国，留下副国务卿史密斯出席会议。

史密斯拉周恩来的衣袖史密斯多少有点民主作风，但他不敢破坏杜勒斯不准同周恩来握手的规定。休息时，周恩来同莫洛托夫谈话，师哲为他们翻译。史密斯一手拿着咖啡杯子，一手空着，在旁边转来转去。不一会儿，史密斯挤进来，同莫洛托夫握手，然后用手拉了拉周恩来的衣袖。这样表示既不破坏杜勒斯的规定，又向周恩来打了招呼。

周恩来始终没有主动和他握手。中国代表早已知道了他们的章法和规定，所以从容不迫地应付了一切场面。

6月15日的大会，斗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已是第51天了。这天是由艾登担任会议主席。

首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南日外相提出新的6点建议。

周恩来发言表示同意。周恩来说：“我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照目前会议的情形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在讲话中，周恩来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并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6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议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最后，莫洛托夫发言，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关于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这3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美国等15国及南朝鲜紧急磋商。复会后，首先史密斯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再次发言，深感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美国代表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已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建议“日内瓦与会国家达成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周恩来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和有关国家所拒绝，那末，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说：周总理的意见有合理成份，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抓住时机第三次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十九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这一会议却连这点和解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又气又急，瞪着眼睛看着斯巴克。但是比利时毕竟不是南朝鲜，史密斯不好发作，急忙派人送了一张条子给斯巴克。

这时，艾登主席说：“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短时间的寂静，没有人表示反对。

英国人气急败坏史密斯仓惶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对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周恩来以缓慢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静得让人心跳。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发言载入会议记录。”这马上得到会议主席的同意。

周恩来的入情入理、机敏智慧的发言，将美国政府顽固好战的立场揭露无遗。

这场舌战真是妙不可言。

后来，史密斯私下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就辞职，不愿再干这个副国务卿的差事了。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第三节拉开解放大陈岛战幕我军决定先攻一江山岛为了打击美国人在日内瓦的嚣张气焰，5月15日至20日，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部队先后攻占大陈列岛的东矶山、头门、高岛、龙金岛、雀儿岱等岛，拉开了解放大陈岛的战幕。

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认为，下一步应先攻占一江山岛。

一江山岛位于浙江省台州湾外东海中，由南江、北江两个小岛组成，相距110—250米，中间相隔一条江，形成南北对峙，这就是—江山岛名的由来，岛上面积共1.7平方公里。其北江岛稍大，东西宽1900米，南北长100—700米不等，面积约1平方公里；南江岛东西宽约1010米，南北长约300米，面积约0.7平方公里。该岛西北距浙东陆地黄岩县海门镇（现为椒江市）30余公里，东南距大陈岛16.6公里，北距头门山9公里，为上、丁大陈岛的前哨阵地。

我国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残部纷纷撤逃，一部退踞浙东近海岛屿，同大陆人民解放军形成隔海对峙的态势。虽其兵力有限，但其用心良苦，企图以大陈、披山、一江山等岛为依托，屏障台湾，进而实现反攻大陆之黄粱美梦。因为一江山岛的地理位置的重要和地形的险要，台湾当局对它更是倍加关注。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说：“一江山岛是大陈岛的门户，大陈是台湾的屏障，一江不保，大陈难保；大陈不守台湾垂危！”他还和美国军事顾问一起专门对一江山岛作了防御部署，配备守军1100余人，岛上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有较强的火力配备。蒋介石对一江山岛设防特别关心，提出了“保卫台湾，必先固大陈；要守住大陈，必确保一江山岛”的口号。为守护这扇大门，宋美龄曾代表蒋介石亲临该岛“慰问”官兵。蒋经国也在台“国防部长”的陪同下，到该岛巡视。

“解放台湾”口号响彻神州日内瓦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表示解放台湾的决心。人民解放军的海空力量逐步移向东南沿海，精锐野战部队也在陆续调入东南沿海地区。

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中指出，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在台湾苟延残喘，不断向大陆挑衅，破坏公海航行自由。中国人民再次向全世界宣布，一定要解放台湾，决不允许有侵犯中国领土的事存在。

7月24日《人民日报》在《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社论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任务就是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防止帝国主义的侵略，消灭蒋介石残存集团，解放台湾。

8月1日，朱德在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上讲话指出：不要忘记台湾还未解放，不消灭蒋介石集团，不解放台湾，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没有完成；台湾一天不解放，全国人民、全体解放军就没有洗清身上的耻辱。8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国干涉，号召全国人民全力以赴完成这一光荣的历史任务。大陆的词作家和作曲家也谱写了激昂的歌曲，顿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和歌声响彻神州大地。

战前周密准备1954年8月2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召开了解放浙、闽沿海岛屿的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总参谋长粟裕、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净、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和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以及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等人。

张爱萍在会上作了解放大陈列岛战役作战设想——首先攻占一江山岛的专题汇报，同时佯攻披山，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本岛。彭德怀对此方案表示同意，并说要充分准备，慎重初战，攻则必胜。。8月24日，彭德怀又听了华东军区“进攻一江山岛的登陆作战方案”的汇报，并对此次作战问题作了很具体、很详细的指示。并说：“轰炸大陈岛的那一天，要想尽一切办法查明大陈港内及其停泊在那里的美军军舰，如有美舰在那儿，我们暂时不攻击，等他离开以后再打，这样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绝不示弱。。”

华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的指示，对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作了战前周密的准备和精心的部署。同时在宁波组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由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浙江军区代司令员林维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华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彭德清和参谋长马冠三任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任参谋长。浙东前指下设3个军种指挥所：空军指挥所，由聂凤智任司令员；海军指挥所，由彭德清任指挥，马冠三任副指挥；登陆指挥所，由陆军第20军副军长黄朝天任司令员，海军舟山基地政治委员李志明任政治委员。

确定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有：步兵第20军之第60师1个团又一个营，地面炮兵1个多团，高射炮兵1个多团，火箭炮兵2个营及喷火兵和工兵各一部；海军航空兵7个大队，海军第六舰队，鱼雷快艇、登陆运输船艇各一部和部分海岸炮兵；空军航空兵15个飞行大队又1个夜航中队。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浙东前指组成后，张爱萍要求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于是，参战部队立即从空中、海上、地面对一江山岛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侦察。运用多种侦察手段，实施多方向、多层次、多种方式的侦察。主要有：航空侦察，先后共进行了8次航空照相，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抵近观察，组织了7次侦察分队，抵大茶花礁、百夹山、雷鼓礁等处，对岛上进行侦察。其中，由登陆指挥员亲自率领侦察人员，以打渔为掩护，化装进抵岛1000余米处直接进行观察。另外，还通过隔海观察、越海捕俘、谍报侦察、雷达侦察、海面巡逻侦察等手段，进行反复敌情核对。

9月，浙东前指举行作战会议。张爱萍宣布作战计划：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部队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侮登陆作战阶段，以4个步兵营，隐蔽进入进攻出发海域，尔后在海、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下，对南、北两个小岛同时实施登陆突击，主要突击方向是北江岛的西部和西北部，辅助攻击方向是北江岛的东北部和南江岛的西部。规定登陆突击应是在白天满潮时进行。

他分析解释说：这次登陆作战，第一，登陆地段只能选在登陆条件差的岛岸突出部，以避开岙部滩头地段敌火力封锁，这样既可出敌不意，又能利用地形直接迅速登上岛岸各主要阵地，割裂对方防御体系，各个歼敌。

第二，我军是首次举行联合渡海作战，缺乏经验，夜间登陆突击难度大，而白天能够准确掌握登陆点，减少因登陆地段狭窄而造成的混乱，有利于三军协同作战。至于担心白天渡海可能遭国民党空、海军袭击问题，由于我军已有夺取制空、制海权的把握，也就可以放心了。

紧张的战前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只俟时机成熟。

作为大战的前奏，双方的飞机、舰艇频繁在空中、海上纠缠格斗，都想把制空、制海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美台加紧缔约步骤在人民解放军紧锣密鼓的备战过程中，台美之间共同防御条约也在加紧筹划。

1954年5月，美国国防部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海军部副部长托马斯·盖茨来到台湾访问，他们是就双方缔结防御条约的问题，代表美国政府来与蒋介石交换意见的。

威尔逊说：“我国政府对贵方所提缔约的建议，认为很有这个必要。我们此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想就此彼此交换意见。”

“好，好。”蒋介石微笑颔首。“我们愿与美国重修抗战期间的旧盟，在西太平洋上对付共产国际的侵略，成为中美两国共同防御的责任。我们中华民国参加这个安全体系之后，不独其能弥补太平洋防线的空隙，且能强固我后方基地，更可使我今后反共复国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并获得事半功倍之效。”

“我国政府也认为，缔结防御条约是有利于我们双方的。”威尔逊表示说。

蒋介石点点头说：“美国在东亚应该拟定和奉行一种摆脱老殖民主义影响的政策，否则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叶公超说：“中美之间缔结一个条约，是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华民国这四个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之间进行一种集体安排安全的先决条件。”

威尔逊点头表示同意，随即说道：“根据目前台湾现状，我们向总统先生提个建议，能否全面自大陈、马祖、金门等外岛撤退，集中兵力防守台澎。我国政府认为，如果双方缔约，条约也只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地区，而不能包括其它地区。”

蒋介石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美国驻台顾问团也曾提出过这个建议，已被他断然拒绝，现在对方又将此提出，他心里自然感到不愉快。

“这些岛屿，是我们反共复国的前哨阵地，是不能轻易放弃的。尤其是金门、马祖，它们不仅是前哨据点，也是防卫台澎的屏障。对这些岛屿来说，不存在撤退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防的问题。”蒋介石停了一下，告诉对方说：“我刚刚下了命令，派部队增援大陈、金门。”

“我们可以理解。”盖茨插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提醒一下总统先生，目前我国在远东的海空力量因需保护巡航地域很广，只能顾及台澎地区，如果要将范围扩大到贵国的全部岛屿，除非从美国本土再增派海空力量到远东来，而这是不现实的。”

叶公超说：“既是两国之间的缔约，似不宜将一方的一些领土摒弃于条约之外。”

蒋介石也强硬表示不能接受。

威尔逊无可奈何地耸耸肩，随即又提出台湾方面未经美国同意，不能对大陆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

“反共复国是我国既定目的，”蒋介石不容置疑地说。“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应列入防御条约条款之中。”

威尔逊与蒋介石先后进行了3次长时间会谈，都不能就这两方面的分歧达成统一。

对于美国坚持未经它的同意，台湾方面不能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为了尽早签订条约，决定作出让步。

6月28日，叶公超通知蓝钦：“如能缔结共同防御条约，蒋总统同意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征求美国同意。”

8月2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美国己决定协助台湾防守台湾本岛和外围岛屿，并正考虑与之缔结一项双边协防条约，建立一个东北亚的安全体系。

新中国的抗议为了打击美国当局政府的侵略政策和制止国民党军对东南沿海的侵袭，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福建前线部队：在美蒋预谋签订条约期间，对金门国民党军实施惩罚性打击，以炮火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9月3日下午1时50分，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大小金门、马祖发起猛烈炮击。顿时，金门、马祖岛上硝烟滚滚，火光弥漫。

我军的强烈火炮摧毁了国民党炮兵阵地7个，击沉炮艇、拖轮各一艘，击伤猎潜舰3艘，击毁水上码头一个。这一炮把蒋介石打懵了，他一时摸不清中共的真正意图，这是准备解放台湾的前奏，还是只为了阻止美蒋签约。同日，晚7点，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安德森将一份关于共军炮击金门的报告放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艾森豪威尔大吃一惊，感到台湾问题终于来了。

小小的金门一下子成为国际注目的焦点。在美国国内，政坛各界众说纷纭。美驻台“大使”蓝钦等官员倾向协助蒋介石保卫这些岛屿，但最好秘而不宣，让共产党捉摸不透美国的意图。

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为代表的军方多数人则主张采取强硬立场，派海军防卫这些岛屿，并出动空军轰炸大陆。

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反对美国介入，认为“美国对福摩萨（台湾）的防务能力上说，这些岛屿在军事上并不重要；没有美国支援，中国国民党人不可能守住它们。”

国防部长威尔逊也认为，要守住这些岛屿就必须打击大陆上的军事目标，使美国卷入中国内战，这样，对西方盟国美国无法解释为什么为了几个小岛而同中国开仗。

“新西兰提案”流产9月12日，星期日，金门炮战仍在进行。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召开特别会议，与会者有杜勒斯、雷德福、威尔逊、李奇微等高级官员。

会议一开始，这些美国官方当权者就为金门等几个小岛争论不休。一阵舌战后，个个弄得面红耳赤，但仍未有结果。

“先生们，”艾森豪威尔制止住会议的争吵，说道：“我提醒诸位注意，如果我们要进行一场全面战争，合乎逻辑的敌人将是俄国，我们需要在那里进攻，而不是在中国。作为美国的总统和武装力量总司令，我认为应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能为几个小岛而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我们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

会议沉寂下来，杜勒斯感到这一问题使美国处于“可怕的进退两难”的境地，他考虑再三后说道：“中国共产党人正进行试探，除非我们制止他们，否则，任何的示弱表现都将导致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及整个远东的灾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定下一个方针，直接参与金门和马祖的防务，我们将会发现除李承晚、蒋介石欢迎外，我们处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赤色中国交战。”

杜勒斯故意停顿了一下，又说道：“因此，我建议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我们把沿海岛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意在获得一项维护原状和实现福摩萨海峡停火的指令。不管苏联否决还是同意这一计划，美国总有所得。”杜勒斯的建议是折衷方案，同时也是一个十分狡猾阴险的方案。假如苏联在安理会否决这一提案，美国国内、盟国及世界的舆论就会对美国有利；假如苏联同意，美国也就不必再面对这些“该死的小小”岛屿了，从而也使赤色中国在世界舆论面前处于理亏的地位。

杜勒斯是利用联合国来达到既能取得停火，又不使美国卷入同中国的战争，更重要的是这些是以台湾国际地位未定为前提，为以后分裂中国准备了条件，这是一箭双雕。

艾森豪威尔立刻批准了杜勒斯这一方案，并指示杜勒斯尽快实施。

同年10月，杜勒斯代表美国政府立即飞赴英国、新西兰与两国政府进行了紧急磋商，达成美、英两个常任理事国的支持，由非常任理事国新西兰向安理会提出杜勒斯这项提案，并为这项提案取名为“新西兰提案”，又称为“神谕提案”。

当然，这个精心炮制的“神偷提案”在提交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之前，还必须获得蒋介石的同意。

“神谕提案”在蒋介石那里碰壁了。10月9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带着这项提案访台。尽管罗伯逊在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会谈中使出了他的全部招数，做出了种种许诺，仍未打动这位冥顽不化的委员长的心，他仍坚持要不借一切代价固守这唯一能表示他仍是全中国最高统治者象征的地理联系上的纽带——金门。蒋介石毫不客气地否决了杜勒斯的提案，强烈反对将沿海岛屿问题提交联合国。他认为这个提案只能对共产党人有利，外岛停火和中立是第一步，接卜来就是台湾中立化，再下来中共进入联合国，最后台湾就要由共产党接管了。蒋介石气愤地说：“如果台湾赞同这个建议，那么对国民党人，对我们的士兵，对生活在本岛的百姓，对海外侨胞及大陆的中国人将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当蒋介石拒绝“新西兰提案”的消息传回白宫时，艾森豪威尔冲着杜勒斯十分懊恼地说：“约翰，我真不明白，这位委员长是怎么想的？他误解了我们诚实而又认真的建议。”转过身后，艾森豪威尔冲着桌上的地球仪咒骂道：“这些该死的小小沿海岛屿，有时我真恨不得让它们都沉下去，在这地球上消失掉。”

由于蒋介石的坚决反对，“神谕提案”最终流产了。

艾森豪威尔有他的考虑，他担心向蒋介石施加太大的压力，使其可能在绝望之中放弃整个斗争，“就目前而言，中国国民党人的士气对我们是重要的”；“抛弃蒋介石，我们可受不了”，这样会严重损坏美国在亚洲反共国家面前的信誉。因而，他不得不在蒋介石的强硬态度面前作出了某些妥协，安抚一下台湾当局，加快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进程。

原来，美蒋在条约中最有争议的是最大的适用范围。现在达成了妥协，把美蒋共同防御范围扩大到台澎之外，美国做了让步，暗示美国可考虑承担台湾、澎湖之外的中国领土义务。但在何种情况对那些领土适用未作解释。美国让步了，他也要求台湾作出让步。美国主要担心台湾当局擅自采取军事行动把已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卷入其中，因此美国要求台湾未经美国同意不得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虽不满意，但为了条约能签订，只好作出让步。同时要求美国不要将这写入条约正文，美国立即同意以换文的方式来表达。

从9月3日始至11月3日止，人民解放军共轰击大、小金门和大、二担岛47次。但炮声并没有阻止台美协防条约的制定进程。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进行实施。

11月1日，解放军空军轻型轰炸机在米格15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大陈岛，猛烈轰炸岛上设施及泊港舰艇。头门岛上解放军炮兵则用岸炮轰击一江山岛。

11月2日，国民党军出动F—84战斗机攻击头门岛，解放军空军则出动轰炸机投弹一江山岛。

11月3日，国民党军派出轰炸机猛炸头门岛，解放军也派出轰炸机再次轰炸大陈岛。

这种胶着的战况，无日无之，构成了一江山岛战役的前奏曲，11月14日，解放军海军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军舰则奏响了这前奏曲中的最高音。

第四节海峡两岸首次大海战鱼雷快艇设下埋伏1954年10月下旬，我军设立在高岛上的海军观通站向前指报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即国民党海军护卫舰“太平”号经常行驶在温州湾、三门湾和台州湾一带窜扰。其实，在当年的5月和8月，海峡两岸舰艇已经先后展开了两次小型海战。

1954年5月，国民党海军炮舰“楚江”号（系日本投降时接收的日本驱潜舰49号）偷偷驶往硬门岛“接运国军地下工作人员”，被我巡防的数艘炮艇发现并围堵、打退。

8月初，台湾国民党海军“联仁”（107号）、“联智”（106号）两舰曾到我海区窜扰。当时的“联仁”号舰长为汪希苓（中尉），这个后来担任台湾情报局中将局长的台湾第六届“国军英雄”，主要“战绩”即为当年8月窜犯至我福建省的铜山港，对停泊于此的我海军舰艇部队和港湾设施进行火箭袭击。我军在国民党炮舰偷袭下奋勇出击，将“联仁”、“联智”这两舰联合编队的海上突袭进攻击退。

高岛海军观通站将“太平”号活动规律掌握并呈报前指后，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前指司令员张爱萍于10月25日抵达高岛，在通观站亲自通过观通镜核实这一情报的准确性，通过与前指及下属的三军指挥所负责人研究，终于定下了攻击“太平”号的作战决心，并制订了严密的战斗组织方案。前指很快批准了这个攻击计划。

“太平”号军舰是美国在1946年送给蒋介石集团的。全长289.5尺，宽35尺，6000匹马力，排水量（全载）1430吨，舰上配有3寸口径50倍身长平高两用炮三门、40公厘高射机关炮4门、20公厘高射机关炮11门和9个深水炸弹投射器。

1954年11月1日，我人民海军鱼雷艇31大队的6艘鱼雷快艇由浙江省的定海港启航，向高岛海域开进。为了寻找有利战机，我鱼雷艇编队利用岛礁和渔船群作掩护隐蔽，悄悄地埋伏在海上。。离弦之箭飞驶目标11月13日，浙江海面的天空降着蒙蒙细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某部队的舰艇在汹涌的海浪中巡逻着。水兵们的衣服都被雨水淋湿了，寒冷的海风阵阵地吹到他们的身上。但是年轻的水兵们不顾严寒，仍然警惕地站在破浪前进的舰艇上，仔细地观察着祖国的海面。晚上，海上的风浪已经平静下来，但水兵们还是保持着守卫祖国海洋的警惕性。到14日凌晨1时许，指挥员的作战命令忽然传到舰艇上：“在大陈岛和渔山列岛之间的海面上，发现国民党军舰一艘向我骚扰，准备出击！”

水兵们日夜盼望着的战斗就要来到了，舰艇上立即沸腾起来。马达声、机器转动声和水兵们要求任务的报告声响成一片。蒋军舰在海上抢劫渔船、商轮，屠杀渔民，炮击我沿海岛屿和大陆的罪行，也再次重现在水兵们脑海里，他们决心要用英勇的战斗来消灭祖国人民痛恨的国民党军舰。

按照军礼，各舰艇举行了升旗仪式，庄严的五星国旗在旗杆上飘扬着。

各舰艇列成战斗队形，在大海中奋勇前进。这时，平息不久的海风又刮起来了，大浪一个接一个地打来，浪花翻上甲板，海水打在水兵们的身上。尽管海水从脖子一直流到脚跟，但负责了望的水兵孙锡田不时地抹去脸上的海水，继续观察着海面。忽然，他向指挥员报告：“右舷发现闪了一下火光！”

“加强观察！”指挥员回答。

不一会，孙锡田便看见在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黑影，从舰形上判断，它就是蒋海军的“太平”号军舰。

我军舰艇继续迅速地向其靠近，这时我军已经看到了蒋军舰舰首上的锚爪了。他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

1时30分，指挥员发出了向蒋军舰攻击的命令。各快艇立即组成了进攻队形，并加快速度向前驶进。离蒋军舰越来越近了。指挥员刚发出了“预备——放！”的口令，各舰艇立即向这艘军舰展开了猛烈的轰击。蒋军舰受到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以后，舰上的炮毫无目标地发射起来。

在我军连续不断的猛烈轰击下，这艘蒋军舰当即被击中了，舰头部分冒起的黑烟笼罩了驾驶台和舰桥，从舰两旁冲起的巨大的水柱也顿时漫没了舰身中部。这时，蒋军舰上残存的大炮更加慌乱地发射着。

我军勇敢的水兵们在完成战斗任务后安全地迅速返航。他们回头望着仍在盲目发射着炮火的蒋军舰，兴奋地说：“尽管打吧！等一会你就要沉下海底去喂鱼啦！”

“太平”号沉入大海这艘蒋军舰被击中后，在海面上顺着潮水飘荡了3个多小时。拂晓时候，守卫在前哨海岛上的指挥员、战斗员们都兴奋地跑到海岸上去观望。他们迎着露出海面的朝阳，欢腾地观看着这艘蒋军舰正在下沉的灰影。下面是他们的叙述。

14日天明后，在波涛汹涌的大陈岛东北海面上，有一艘蒋军舰拖着逐渐丁沉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舰，缓慢地向南移动，在它旁边，还有几艘蒋军舰和炮艇在慌乱地来回打转。这时，“太平”号的舰头已经沉进水里，驾驶台只剩下一点点痕迹露在海面上，那根挂满旗帜的桅杆，倾斜得好像一门半升起的高射炮的炮筒。

7时15分，“太平”号的驾驶台已绿全部沉入海里，那根桅杆只剩下一个顶端露在海面上。这时在前面拖着它向大陈岛爬行的那艘蒋军舰慌忙地松开了铁索。蒋“太平”号军舰一失去依托，翘在水面上的舰尾部分就迅速地沉到大海里去了，舰上惊慌失措的蒋军纷纷跳水逃命，周围海面上立即浮起了很多黑点子。7时30分，这艘美国造的1430吨的“太平”号护航驱逐觎就全部沉入海底了。

这时大陈岛信号台上的蒋军还在慌乱地打着旗语，因为停泊在锚地里的蒋军炮艇和驳船，都吓得披上了防空伪装，在大陈岛附近乱窜。直到上午10点多钟，大陈岛上蒋军才从慌乱中逐渐沉寂下来。

台报对“太平”舰被击沉的报道“太平”舰被击沉的消息传到台湾，台舆论界一片哗然，下面为台报对其“太平”舰被击沉的有关描述：民国43年（即1954年）11月14日深夜12时5分。

我海军作战舰队之“太平”护航驱逐舰在台湾温州湾外执行轮值监视任务中。舰上之官兵有180名。

为了了解这一带国罩军舰之动态，中共海军东海舰队第31鱼雷快艇中队，在大陈岛的对面地区配置了6艘鱼雷艇。

第31鱼雷快艇队指挥官并搭乘一艘鱼雷快艇在高岛登陆，登至展望良好之山顶，以无线电指挥鱼雷快艇部队。

第31鱼雷快艇中队的“155”、“156”、“157”、“158”等4艘快艇，已经在10月31日完成出击准备。

此时，这4艘鱼雷快艇在暗礁、岛影、渔船群的掩护之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接近了“太平”号驱逐舰；47分钟后，鱼雷快艇已悄悄地驶至“太平”号驱逐舰之巡戈水域。

凌晨1时28分（时已11月14日）。先头的鱼雷快艇“155”号之炮手在右舷发现了灯光但却是一群在附近水域作业的渔船。

另一方面，“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SC”雷达屏幕上，却无法识别出隐藏在渔船夹缝中的已迫近的4艘共军鱼雷快艇。

此刻，在高岛山顶了望的鱼雷快艇队指挥官，以无线电通知第31鱼雷快艇中队：“敌舰在右方30°。”

第31鱼雷快艇中队指挥官即将所有兵力“155”、“156”、“157”、“158”号鱼雷快艇分为两个部分，进行波状攻击；中队长令成“左梯队”阵势，进行突击。

4艘鱼雷快艇同时发射4枚鱼雷，并再一连发射4枚，一共发射了8枚鱼雷。这绝对是奇袭作战。8枚鱼雷中的一枚命中了“太平”护航驱逐舰的舰首，立刻掀起了冲天水柱。时为凌晨1时37分，天色未明。

那时“太平”护航驱逐舰上的官兵以为是中共军机临空攻击，即以舰上装配之40公厘机炮进行对空防护射击，当时台湾海峡的制空权是由国军的美造P—47战斗机所掌握。但是由于国军军机航程、油料所限制，不能一天24小时的临空掩护，中共空军军机仍不断地出现在台海上空。因国军军机自台湾北部基地加满油料升空巡戈，至东海温州湾一带空域。只剩下返航的油料，只好立刻返航，中共空军军机遂有地利之便，国军军舰必须保持一级战备之态势。

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可知，被一枚鱼雷命中后即沉没之护航驱逐舰之例有之，重伤后依然幸存者之例亦有之。由“太平”号护航驱逐航之状况来看，起初大家均以为它一定可以撑得下去。

3个小时后，友军的3舰高速赶至作战水域支援，开始收容“太平”舰上生还的152名官兵。

但是，将近3小时的驳接、援护之后，11月14日早上7时15分，“太平”护航驱逐舰浸水日增，舰上及友舰官兵奋力抢救之后，终于无力回天，而宣告弃船。

现在尚存有“太平”当时不甚清晰的遗影，她在汹涌的波涛之中，左舷缓缓倾侧的舰姿，个人伤心。

7时24分，奋战力尽的“太平”护航驱逐舰舰首首先沉没于滔滔白浪之中。其地为高岛之南18海里之海上。

“太平”舰上载之180名官兵中，有28名官兵（含中校副舰长一名）战死，行踪不明；舰长子获救返台后即前往慰问阵亡官兵遗属，以表哀悼之意，并藉表崇功追思之情。

“太平”舰官兵阵亡人数不多之主因为中共鱼雷快艇所发射之鱼雪，所命中之部位为乘员较少之舰首仓库。

这一次海战被命名为“第一次东海海战”；“太平”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海战之中被击沉的第一艘驱逐舰以上之战斗舰艇，亦为世界海战史上第一艘被鱼雷快艇击沉之主力舰只。。美蒋感到十分惊慌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国民党当局在“太平”号军舰被击沉后的24小时内，接连举行了两次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应付这种局势。蒋军事头目还对蒋海军部队发出紧急命令，要他们提防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攻击。

“太平”舰被我人民海军鱼雷快艇部队一举击沉后的第二天，即11月15日，蒋介石为给被震惊的“全台军民”鼓气，立即颁布了抚恤令和褒奖令给毙命和生还的该舰官兵。

褒奖令号召“建舰复仇”，并派人组织台南工学院等大专院校学生发起了一个“建舰复仇”运动。

国民党驻美国“大使”叶公超也出面发表谈话说：“‘太平’舰的沉没，无损于中国政府的领导，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民仍大力支持我政府。。。”

同日，国民党当局还和美国当局商量，要求给予更多的军事援助。

大洋彼岸，对“太平”号舰被击沉有一片“狼来了”感觉。

合众社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一个“惊人的行动”，这艘军舰是蒋海军的骨干之一。合众社还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显示的攻击力量，“使得台湾的军事当局感到越来越惊慌”。

美联社也说，“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是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的“重大的胜利”，它“使国民党人大吃一惊”。

华盛顿方面对蒋海军遭到的这一沉重打击也感到非常不安。

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方面人士表示，“太平”号军舰的被击沉“证明共产党中国现在拥有很大的海军力量”。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柯斯特洛14日说，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日益强大的力量，肯定会构成对蒋海军的“严重的潜在威胁”。

参战部队受到欢迎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舰的人民解放军某海军部队，15日在返回海军基地时，曾受到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热烈欢迎。

15日晨，几百个海军人员就排列在基地的码头上，等候某海军部队胜利归来。

当这支海军部队的舰艇在远处海面上出现时，欢迎的人群就热情地向他们挥手欢呼。

不久，这些舰艇排成一路纵队徐徐驶进港口。舰艇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参加这次战斗的某海军官兵怀着兴奋的心情，站在甲板上向岸上的人们挥手答礼。

码头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和口号声。停泊在码头附近的某军舰上的水兵们，也在甲板上为战友们创造的光辉胜利欢呼。

当胜利归来的水兵们走上码头时，欢迎的人群拥过去向他们献花，和他们热烈地握手、拥抱，并把他们高抬起来。在码头上迎接水兵们的海军某部首长，也向他们表示了亲切慰问。

当晚海军某部为胜利归来的水兵们举行了欢迎大会。海军某部代表在会上宣读了部队首长的慰问信。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领导机关14日通令嘉奖浙江前线击沉蒋海军“太平”号军砌的海军部队。

通令中说：直接击沉蒋贼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的部队应予记功。

通令中并勉励海军参战部队应戒骄戒躁，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积极地连续地打击蒋军，争取更多的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部通令表扬协助我人民海军舰艇击沉蒋军“太平”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的浙江前线某雷达站全体人员。

通令中说：由于你们辛勤地忘我工作，及时地发现了蒋贼军舰的行动，准确地协助指挥员下达了作战的决心，使我人民海军英勇的舰艇能以迅速、突然的动作取得了击沉蒋贼军“太平”号军舰的胜利。

通令还希望雷达站全体人员再接再厉，提高业务水平，以便配合其他部队更有效地打击和歼灭蒋军。

第五节解放一江山岛美蒋达成共防条约经过较长时间的协商和互换意见，1954年12月1日，美台谈判达成协议。

12月2日，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共有10条，前面有一个序言。

新华社在12月4日发表文章，对该条约的序言和全部条文进行了揭露，指出：条约的序言包括了一大堆掩饰美国的侵略意图的谎言。说，缔约国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及其与所有人民及政府和平相处之愿望，并欲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美国通过美蒋条约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且公开宣布要用武力来干涉中国的内政，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这完全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的行为。至于所谓缔约国双方希望“增强在西太平洋区域之和平机构”，人们知道，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从来没有建立过什么“和平机构”，反之，它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侵略性的军事集团——东南亚公约集团以及美国和李承晚集团、菲律宾等国家订立的侵略性的双边条约，美国企图通过一系列条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的军事侵略体系。美蒋条约显然不是为了增强这个地区的什么“和平机构”，而是为了增强美国所策划的军事侵略集团的体系。

序言还“公开和正式宣布”了美蒋双方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并愿加强两国为维护和平和安全而建立集体防御的现有努力”。这就完全暴露了所谓“和平相处”、“增强之和平机构”的虚伪性。原来签订这个条约的目的之一就是所谓“抵御外来武装攻击”，也就是说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但是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是中国内部的事情。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人民进攻在中国领土上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无论用什么理由也不能说明这是所谓“外来武装攻击”。很明显，美国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美国这种侵略行为，与“维护和平和安全”毫无共同之点。条约的第1条说：“本条约缔约国承允依照联合国宪章之规定，以不使危及国际和平安全与正义之和平方法可能牵涉两国之任何国际争议，并在其国际关系中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这一条不过是美国在它所签订的许多侵略性的条约中共有的一条装饰。事实上。美国介入朝鲜战争和长期侵占台湾的记录已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明了它的所谓“和平方法”和“不以任何与联合国宗旨相悖之方式”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且这一条文经过台湾“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更清楚地表明对台湾当局进攻大陆并无任何限制，却不许中国人民自己来解放台湾和澎湖。

条约的第2条说：“为期更有效达成本条约之目的起见，缔约国将个别并联合以自助及互助之方式维护并发展其个别及集体之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及由国外指挥之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之共党颠覆活动”，是这个条约中最重要的一条。一言以蔽之就是：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就要加紧对台湾受到攻击时出面进行武装干涉。此外，美国还要竭力扶植台湾当局加强其暴虐统治，防止这具已经没有生命力的政治僵尸在台湾人民愤怒的反抗下完全垮台。

条约第3条说：“缔约国承允加强其自由制度，彼此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并为达到此等目的而增强其个别与集体之努力。”没有人不知道，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是一个特务横行的世界，所谓“加强其自由制度”，实际上就是加强警察和特务统治。至于所谓美蒋“合作以发展其经济进步与社会福利”，不过是美国侵略集团进一步掠夺台湾经济资源而已。条约第4条规定，美蒋之间“就本条约之实施随时会商”。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为了使美国便于随时利用这个条约来遂行其侵略战争政策。

条约第5条说：“每一缔约国承认，对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一缔约国之领土上之武装攻击即将危及其本身之和平与安全，兹并宣告将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以对付此共同危险。”这就是公开宣布，如果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美国就要对中国人民采取行动，也就是进行战争。不但如此，这一条还规定：“任何此项武装攻击及因而采取之一切措施应立即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此等措施应于安全理事会采取恢复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之必要措施时予以终止。”这更彻底暴露了美国想重演侵略朝鲜的故技；操纵联合国来强迫其他国家跟着它一道来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并且把战争扩大。条约第6条规定：“为适用于第二条及第五条之目的，所有‘领土’等辞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下之各岛屿领土。

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并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是这个条约中极为重要而且极为露骨的一条。据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蒋介石的“外交部”次长沈昌焕的解释，所谓“其他领土”不但是指现在被蒋介石集团盘踞着的沿海岛屿，而且是指已经解放了的中国大陆。这就证明美国侵略集团随时可以把它的侵占中国领土的侵略行为从台湾和澎湖扩大到中国沿海岛屿直到中国大陆。这一条暴露了美国侵略集团签订这一个条约的长远目的是要支持蒋介石集团在全中国复辟，从而把全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

条约第7条说：“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要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人民的这些领土完全听任美国军队占领，把它们作为美国进而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占领部队中除了台湾和澎湖经常驻扎的海、空军外还包括陆军。

条约第8条说：“本条约并不影响且不应被解释为影响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之权利及义务，或联合国为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所负之责任。”这实际上就是说，美国在其他地方利用联合国名义进行侵略时，不受美蒋条约的影响。

条约第9条规定：美蒋条约应由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按照各自宪法程序批准”，并将于“在台北交换本条约批准书时生效”。

条约第10条规定：“本条约将无限期有效”。这就是说，美国将以这一条约为根据，无限期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并利用蒋介石集团作为进行反对中国人民的战争和挑起世界大战的工具。

总而言之，这个条约全部十条本文外加序文彻头彻尾地暴露了它自己是一个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盗条约，是一个违背联合国宗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战争条约。12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历次的反对和警告，竟在1954年12月2日同逃窜在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馒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地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的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现在，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完全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国干涉。任何战争威胁都不能动摇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只能增强中国人民的愤慨。蒋介石卖国集团没有任何权利同任何国家签订任何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它是一个出卖中国主权和领土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如果美国政府不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仍然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性的战争条约。美国帝国主义是敌视中国人民的。美国政府不甘心于它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中国的失败，1950年6月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便武装侵占台湾，庇护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和沿海岛屿不断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现在，美国政府看到由于朝鲜战争已经停止，不能再用来作为侵占台湾的藉口，于是索性制造了这个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来公开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它是一个露骨的馒略条约。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诡称这个条约是防御性的，但是这种说法丝毫不能掩盖这个条约的侵略实质。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政府在它自己参加签订的开罗宣言、波茨但公告和日本投降条款等国际协议中承认了这个事实。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政府在1950年1月也曾经承认中国对台湾行使主权，美国不拟卷入中国内争。现在美国政府要在远离美国本上5000英里以外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设防和建立军事基地，庇护已为6万万中国人民所唾弃了的蒋介石卖国集团，阻挠中国人民去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是明目张胆地背弃国际信义、霸占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绝不能说成是防御。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是真正的防御行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经把他们在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的行为说成是自卫。但是，这种说法从来就没有人相信过。谁都知道霸占别国的领土，侵犯别国的主权，干涉别国的内政，就是侵略。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胜利斗争中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容忍美国在防御的名义下侵略中国的台湾和澎湖。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企国扩大侵略、准备新的战争的条约。这个条约同维护和平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论点来掩盖这个条约的战争目的，但是这是掩盖不住的。谁都知道，美国政府自从武装馒占台湾以来，一直在支持蒋介石卖国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现在，美国政府又企图利用这个条约使美国海空军侵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取得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军的权利，以加强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基地，美国政府在这个条约中公然企图以战争威胁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又为它侵略台湾以外的中国“其他领土”作了安排。毫无疑问，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扩大侵略的危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他12月1日声明中公开宣称，这个条约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的所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这就说明，美国侵略集团不仅要侵占台湾，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而且还要准备新的战争。不久以前在美国策划下签订的马尼拉条约，增加了在东南亚的战争危险。美国侵略集团现在显然是要把这个美蒋条约同马尼拉条约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战争条约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东方侵略体系。美国侵略集团的这种做法，是同它在欧洲策划签订巴黎协定、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扩大西方侵略体系的做法互相呼应的。它的目的就在于加深世界的分裂，奴役这些地区的人民，和加紧准备新的世界战争。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在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中追求的目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目前正在抄袭着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故技，而有人竟希望中国人民忘记历史的教训，按照他们的意志接受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但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1年沈阳事变所造成的灾难，永远不会忘记1937年卢沟桥事变是沈阳事变的发展。对1941年珍珠港事变记忆犹新的亚洲和太平洋各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当年姑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产生了怎样惨痛的结果。同样，欧洲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恰恰就是纵容德国军国主义侵略的慕尼黑政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战争。历史的错误不许重演。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个危害中国安全和亚洲和平的美蒋战争条约，也坚决反对危害欧洲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巴黎协定。

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在远东造成了新的紧张局势。有人说，这个条约可以导致远东局势的和缓。这完全是一种颠倒是非的说法，美国政府在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的同时，武装侵占了台湾，这原来就是它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的一环。由于朝鲜的停战，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远东局势开始有了和缓。为了进一步和缓远东局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我们又明确地提出美国应该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但是，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武装力量，反而指使蒋介石卖国集团更加猖獗地对中国大陆进行骚扰性和破坏性的战争。事实上，不断制造紧张局势是美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几年来，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空和领海；而不是中国的武装力量去侵犯美国的领空和领海；是美国派遣间谍分子到中国大陆上来进行颠覆活动，而不是中国对美国进行颠覆活动。在朝鲜停战中，朝中方面忠实地执行了停战协定和遣返战俘协定，而美国方面却破坏了遣返战俘协定，劫夺20000以上的朝中战俘，编入李承晚和蒋介石的军队，至今尚未交代。对于印度支部和平的恢复，中国方面保证了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方面不仅拒绝了参加对于协议的保证，而且还签订了马尼拉条约，并正在准备武装和训练保大的军队，来破坏日内瓦协议。现在，美国政府又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了这个侵略性的战争条约，企图在远东加强战争威胁，制造新的紧张局势。这就证明，远东紧张局势不能和缓的一切责任完全在于美国。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不得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项原则是国际和平的基础。美国政府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签订的这个条约，正如美国策划签订的其他所谓防御条约一样，照例都要重申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但是所有这些所谓防御条约根本就是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背道而驰的。这些条约只能导致战争，决不能促进各国间的和平相处；这些条约只能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嘲弄，决不能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保障国际和平。与此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贯坚持保障民族权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完全符合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我们坚信，如果世界各国能够遵守这五项原则，努力建立和扩大和平地区，避免制造分裂局面，那么，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就能够和平共处，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刚刚闭幕的莫斯科欧洲会议就是朝着这个方向作了巨大的努力，它已经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广泛支持。但是，美国侵略集团和它的追随者却竭力破坏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百般阻挠世界的集体和平和安全体系的建立，使目前国际局势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日益严重。我们认为，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有责任制止国际局势恶化的发展，为保障国际和平加紧努力。

为此目的，中国人民愿意向全世界郑重宣告：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只有把台湾从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民才能完成自己祖国的完全统一，才能进一步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一切关于所谓台湾“独立国”、台湾“中立化”和“托管”台湾的主张实际上都是割裂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和干涉中国内政，都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为了和缓远东局势，为了消除对中国的战争威胁和保障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美国没有任何理由远涉重洋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

中国人民坚决地反对战争，但是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吓倒。如果有人硬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的回击。

中国人民热烈地要求和平，但是决不会拿自己的领土和主权作代价乞求和平。牺牲领土主权，只能导致进一步的侵略，决不会得到真正的和平。中国人民懂得，只有反抗侵略，才能保卫和平。

对美蒋的缔约，苏联政府也作出了强烈的反应。8月16日，苏联外交部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发表如下声明：1954年12月2日，美利坚合众国和躲藏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在华盛顿签订了一个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泄露了这个条约的侵略性质，他说：“我希望，这个防御条约的签订将会一次地、永远地消除关于美国会以某种方式同意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给共产党控制的传说的报道。”

从上述侵略性的条约的全文和杜勒斯先生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目的是要从中国手中夺去台湾和澎湖列岛，在这些中国的领土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美国这种行为悍然违反了它在国际协定中所承担的义务，这些协定确认中国对上述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的合法权利。

大家知道，1943年美国和英国都参与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庄严地宣布：“日本所窃取子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这一决定又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予确认，美国，以及英国也在这一公告上签了字。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于中国大陆。

随后，美国政府曾一再声明，美国对上述领土没有任何侵略意图。例如，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说：“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者特权或者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目前的局势。。。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的援助或意见。”

但是在1950年6月，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政府就命令自己的军队进驻台湾，而实际上直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部分领土。美国和蒋介石集团12月2日签订的侵略性的条约，目的是为美国武装部队非法驻扎在台湾和澎湖列岛找藉口，是为了保持美国对这些领土的占领。美国政府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条约，是悍然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因而也就是破坏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宪章第2条第4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既然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自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是中国人民的主权。

假如不是由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干涉，台湾的重归中国早就已经实现了。

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侵略，打算以武力手段夺取它的一部分领土，而且企图以显然站不住脚的关系美国安全的论调为藉口，为它的这种行动辩解。这种论据的笨拙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隔着一个太平洋，而台湾距离美国在1万1千公里以上。

从上述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的侵略条约中可以看出，条约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也运用于“经双方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这就是说，美国政府把台湾和澎湖列岛看作将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远东和东南亚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进行侵略的军事基地之一。美国方面的这种行动，没有疑问会使远东的属势恶化，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

缔结以复活德国军国主义、把西德拖入军事集团为目的的巴黎协定，建立以维护在东南亚的殖民统治为目的的军事集团，美国同南朝鲜李承晚政府签订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是美国在远东建立一个新的军事基地的条约，美国同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中国人民为敌的条约；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阻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加速准备新战争这一政策的整个锁链中的各个环节。

大家知道，苏联政府对于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侵略政策的态度已经在1954年10月12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宣言中表示过。在这个联合宣言中说，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进行的直接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它对中国领土台湾的继续侵占以及它对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集团的军事和财政的援助——所有这一切，都是同维护远东和平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任务不相容的。

苏联政府声明：它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在12月8日的声明中所表示的态度：美蒋条约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是对中国奴土完整的侵犯，并且威胁中国的安全和亚洲和平。苏联政府完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美国军队必须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走，停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要求，以及中国人民解放这些地区的决心，是为苏联人民所理解的。

苏联政府声明：美国和蒋介石集团之间缔结的侵略性的“共同防御条约”的后果应由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负完全的责任。

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的社论。全文如下：中国人民以极大的愤怒反对美国侵略者公开强占我国领土台湾、准备世界战争的滔天罪行。1954年12月2日是美国侵略者公然同蒋介石卖国贼以所谓“共同防御条约”的形式强占台湾的日子，中国人民绝不能忘记，中国人民绝不会让美国强占台湾这个事实存在下去。

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这是公认的历史的事实。美国签了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认了这些，并规定台湾应归还中国，而且事实上台湾已在日本投降后归还了中国。但是美国背弃了国际义务，于1950年武装侵占台湾，现在又企图利用同蒋介石卖国集团缔结“条约”的办法“无限期有效”地占领台湾。“条约”

第7条公然规定“中华民国政府给予，美利坚合众国接受，依共同协议之决定在台湾和澎湖列岛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谁都知道，中国人民早已推翻了蒋介石的万恶统治，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蒋介石卖国集团这样一副腐臭了的政治僵尸已成了美国侵略中国的工具。它出卖祖国领土主权已经是罪大恶极，美国侵略者利用同它签订的“条约”馒占台湾，更是破坏一切国际法规的强盗行动。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美国这种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领土、侵犯中国主权的侵略行为。

杜勒斯所谓美蒋“条约”是“纯防御性的”说法完全是谎言。美蒋条约的第2条和第5条公然规定美国将不惜以战争赌博来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不仅如此，这个“条约”还公然鼓励蒋介石卖国贼侵犯大陆来挑起大战。美蒋“条约”

第2条第5条所包涵的武装侵略范围，根据第6条的规定，还“将适用于经共同协议所决定之其他领土”。

美英反动舆论这几天来忙于为美国侵略者掩饰和欺骗人民，他们硬说条约是为了和平。但“条约”中的这句话却打了他们一个响亮的嘴巴。事实上，美国侵略集团的战争阴谋明显得很。扯勒斯公开叫嚣说“条约规定了美国在台湾的基地权利”，美国“必须可以自由动员它的部队。。进行报复”。杜勒斯还说“这个条约将成为美国同太平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已经缔结的各种集体防御条约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系中的另一个环节”。他说“这些安排合在一起构成西太平洋自由国家人民抵御共产党侵略的中心体制”。世人皆知，并没有任何国家侵略美国，侵害美国的安全，反倒是美国在到处强占别国的领土为军事基地，并企图把全世界的海洋都变成美国的内湖。另一方面，苏联、中国和人民民主国家却是一贯努力谋求和平，主张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等五项原则。因此，侵略究竟来自何方，世界公正人士和广大人民已有答案。杜勒斯所谓的“防御”、“安全”和“抵御共产党侵略”等等，无非是学希特勒的办法来掩饰他们的战争政策，这还不清楚吗？从这个“条约”的条文来看，从杜勒斯的这些话来看，美国企图把美蒋“条约”和东南亚馒略集团以及策划中的“东北亚联盟”和其他军事条约联结在一起，扩大对中国和亚洲的侵略，准备把一些美国的追随者拖人军事冒险中去，挑起战争，这还不明显吗？由此可见，美蒋”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准备侵略战争的“条约”。杜勒斯公然表示，如果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动挑衅进攻的话“从技术上说并不构成战争”，因为“战争状态只存在于两个互相承认的政府之间”。这实际上就是为美国侵略者随时以任何藉口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立下了逃避法律罪责的藉口。但是这种籍口是毫无用处的。美国侵略者这种横蛮做法完全是承继了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略中国的陈旧衣钵。人们知道，日本军国主义者过去侵占我国的东北作为基地时，就说它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而在1937年向中国大举进攻之际，也说他们对中国的侵略“并不构成战争”，因为不是处于“战争状态”。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惨痛教训，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至今记忆犹新。美国侵略者竟敢于认为中国人民会忘记了这种历史教训，它竟以为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6亿人民可以欺侮，亚洲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可以蒙蔽，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如果美国侵略者一定坚决要走日本军国主义的老路，那么，这一次要受到历史的沉重鞭打的仍不会是中国人民，而是疯狂的美国侵略者。

美国侵略者一面强占中国领土，准备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竟企图把联合国宪章来作为他们的罪恶野心的掩饰。美蒋战争条约的序言在一开头就毫无羞耻地说：美蒋“重申其对联合国宪章之宗旨与原则之信心”。这种鬼话只能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最大的嘲讽和污辱。体现了各国爱好和平人民意志的联合国宪章，明确地规定了它的宗旨和原则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并且规定不许任何国家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然而，美蒋战争条约既然明目张胆地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并且是以准备对中国的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为目的，这就露骨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上述庄严规定。美国侵略者无论如何都推卸不了他们的破坏联合国宪章的可耻的罪行的。

事实很显然，美蒋条约的签订势必引起远东和亚洲局势的恶化。美国侵略者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进一步勾结不但是对中国人民严重的战争挑衅，而且也威胁着远东和亚洲各国的安全。目前台湾问题已成为维护远东和亚洲和平的关键问题。一切真正愿望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对美国侵略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破坏远东和平、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做法都不应该孰视无睹。对战争政策的忍耐和纵容就是对世界和平的危害。历史已经无数次的教训了我们。人们在这样的关头必须有所选择。

面对着美国侵略集团公开进行战争挑衅的局势，英国政府却对美国这种作法采取支持的态度。英国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另一面却又公然支持美国侵略集团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公然认为中国的叛徒和卖国贼可以窃据台湾，这不仅是道义所不能容，而且也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12月1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蒋签订战争“条约”发表谈话说，很久以来，英国政府对美蒋战争“条约”的谈判“一直获悉一般情况，并且就远东一般局势同美国政府经常保持接触。”美国方面又说“条约”文本早已给英国看过。这就证明美蒋战争“条约”的缔结不但得到了英国政府的同意，而且英国政府还参与其事。英国发言人还说台湾存在有所谓“未来的地位”问题，主张这个“地位必须为直接有关各方所接受，并且必须同他们磋商”。谁都知道，英国这句话显然是指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台湾独立国”。可是，台湾的地位早就确定，台湾在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中国的领土。现在的问题，只是制止美国武装侵占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撤出美国武装力量。中国人民决不容许用所谓台湾“中立化”或者“独立国”的办法来侵占台湾。这是十分明显的事。

中国要解放台湾的正义立场英国是知道的，它这种态度显然是明知故犯，甘心不顾它自己的利益追随美国对中国人民采取不友好的态度，而且违背英国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担承的国际义务。英国应该记得23年以前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是怎样发展成为世界战争的。那时候，连英国也遭到严重的损害。难道英国政府今天还在追随美国战争政策来重复这种经验吗？难道谁还能再认为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是可以被作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牺牲品吗？外国帝国主义决定中国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不想正视这样的铁一般的事实，谁就要犯天大的错误。

必须指出，有一些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也承认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是中国的内政。但对美国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蓄意以武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行为却默然不置一词。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斗争将会造成紧张局势。这实际上就是想以牺牲中国的领土主权，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特别是在台湾的中国人民的利益，来屈从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其结果只能是对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纵容。历史上也有过这种对侵略别国的行为采取默认态度的做法。但是这恰恰使侵略战争扩大以致造成第二次世界战争，连默认侵略者也深受其害。中国人民特别深切地了解这一点。中国人民主张和平，曾用一切办法来谋取和平。但是，中国人民从自己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用光辉的事实证明，只有坚决地击败侵略，捍卫祖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而决不能拿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和人民的利益去乞求和平，更不能拿默认和听任美国肆行侵略的办法来使和平遭受危害和破坏。必须制止侵略，才能保障和平。因此，中国人民对美蒋签订的战争条约决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团，正是为了我国和一切国家的主权领土不可侵犯，为了保卫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也就是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这个真理是极为明显的，接受这个真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行为，就会对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很大的贡献。

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保卫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定不移的政策，是我们神圣的责任。任何外国干涉都不能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任何恫吓和威胁都不能丝毫动摇中国人民保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保卫和平的坚强意志和行动。中国人民必须以不可动摇的意志，更紧密地团结一致，加倍努力，为解放台湾，消灭蒋介石卖国集因而坚决斗争到底。中国人民不解放台湾，决不罢休。如果美国侵略集团，竟敢于进一步来实行武装干涉，那么，美国政府必须负起一切严重后果的责任。

毛泽东指示解放一江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的抗议，并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同年12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华东军区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将军，根据美蒋缔约这一新情况，决定在近期解放一江山岛，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切实准备打好解放—江山岛这一仗。解放军浙东前指认真研究中央军委的指示后，确定于1月13日至19日之间最后完成三军联合进攻的战斗准备工作。

1955年1月9日，浙东前指出动3个轰炸机大队百余架伊留申28轰炸机轮番猛烈轰炸上、下大陈岛，使大陈岛遭到巨大损失。

第二天，台湾急令海军对大陈岛实施运补，夜间，解放军海军鱼雷快艇出动，对护航的国民党军军舰进行攻击，450吨级的国民党海军巡逻舰“临江”号和“瀛江”号，相继被鱼雷击中，“临江”号当即沉没，“瀛江”号负伤被拖返，使国民党海军在遭到“太平”舰厄运之后，再次受到重创。正在台北参加表扬大会的国民党军“战斗英雄”、一江山防卫司令王生明，急匆匆连夜返回一江山，一江山岛守军眷属及妇孺也撤至台湾和大陈岛，准备与解放军恶战。

此后一星期，解放军海空军频繁出动，不断袭击大陈舰艇，国民党军舰在遭到连续的打击后，为免遭损失，被迫退出南鹿岛外缘，浙海门户洞开。一江山岛，岛上光山秃岭，地质坚硬，有203、190、160、180四个高地，可控制全岛。岛的四周多系陡壁岩礁，岸高10至40米。海水多回旋和岩头浪，岛上守军构筑了以永备型和半永型备工事为骨干的较完整的防御体系。阵地编成为三线：

第一线，以西山嘴、海门礁、乐清礁、三三礁、向阳礁、守固村及南江的巩固坡、田吞湾等突出部为前沿支撑点：

第二线，设于山腰各突出部，筑有辅助堑壕及地堡，并以交通壕与前沿及纵深相连接，组成锁闭工事；

第三线，以203、190、160、180各高地为主要核心据点，筑有土墙与永备发射点，形成坚强的环形防御。

此外，各阵地支撑点有交通壕相连接。各突出部及重要支撑点前沿设有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全岛共有四层火力配系。

战前，我军对岛上进行侦察，在查明岛上的地形和守军的设防情况以后，解放军登陆部队有针对性地投入了战前练兵。主要抓了海上适应性训练、打活动靶训练、克服敌工事障碍训练、合成军兵种近似实战的作战训练。

1955年1月18日，我军拉开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幕。

解放军战鹰揭开战幕由第20军之第60师4个步兵营组成的登陆部队，从穿山起航，18日拂晓前到达头门山、金门岛等命。

6时58分，绿色信号弹升上瓦蓝的天空。顿时，机场上马达声震耳欲聋。空中指挥员、第一中队长机马连成率9机长阵依次起飞，接着担负掩护任务的空军第85团拉—11歼击机随后起飞。

几分钟后，编成整齐的战斗队形，按预定航线隐蔽出航，直奔战区。

8时，空军3个轰炸机大队和2个强击机大队在歼击机掩护下，准时飞抵一江山岛之上空，实施第一次火力准备。敌高射炮向我机猛烈射击，我机进行反高炮火力机动飞行，对北江岛的中山村、中心村、了望村、重要村和南江岛的胜利村、180高地，猛烈轰炸扫射，准确无误地将54枚250公斤爆破弹投向预定目标。在蔚蓝的东海上空，只见解放军成群结队的轰炸机、强击机在歼击机的掩护下，炸毁敌气象台、导航台各一处，115高地炮兵阵地和环形围墙130米。海军航空兵预先航空火力准备和直接火力准备，为登陆部队扫除了障碍。

与此同时，以轰炸机和强击机各1个大队，飞抵大陈岛上空，对“大陈防卫司令部”实施猛烈轰炸扫射，霎时，一江山岛和大陈岛上浓烟滚滚，尘土乱石飞扬。8时15分，空军又对北江岛的前沿阵地实施轰炸扫射。

此时，一江山岛上空弹光此起彼伏。炸弹的爆炸声和飞机的尖啸声响彻海天。事后证实，首次航空兵突击行动，摧毁了一江山岛敌军的通信系统，直到登陆成功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才知道解放军攻击了一江山岛。这次轰炸打了个国民党军措手不及。

“自从你们开始轰炸，我们的指挥系统就全部被打乱，无法同部队取得联系。”敌突击4大队长被俘后说。

9时，支援炮兵实施炮火准备，50余门火炮对准一江山岛上的目标进行射击；13时16分，海军舰艇开始进行破坏射击；13时至14时，火箭兵群和直接瞄准炮兵群向预定目标发射。一群群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飞过海峡，准确地命中目标，打得一江山岛山崩地裂。先后进行了7次火力急袭和5次监视射击。共发射炮弹1.2万余发。打得岛上守军丧魂落魄，指挥瘫痪。

陆、海、空协作登陆成功12时15分至13时22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分别从高岛、蒋儿岙和头门山岛起渡。110余艘舰艇，输送着5000多名官兵，分两批、成三路防空队形，相继向展开区驶去。此时，天空飞机护航，地面炮声隆隆，海上火力支援队和护队在登陆输送队的先头和两侧掩护，浩浩荡荡，场面壮观。。当护卫艇和船载57战防炮驶至距一江山岛3000米时，向守军前沿火力点进行压制射击，两个船载火箭炮营对岛上主要阵地进行齐射，协同航空员、地面炮兵，掩护登陆输送队成一、二梯队展开。

13时55分，大陈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向我登陆部队进行拦阻射击。张爱萍立即命令海岸炮兵和已经升空的轰炸机实施反击。仅5分钟，即把对方打成了“哑巴”。

由于我登陆输送队有空军、炮兵的强大火力保障，另外，大陈岛与台湾的通信联络又被截断，故国民党军之海、空军不敢出动，所以整个航渡进展顺利。

当登陆输送队一、二梯队临近展开线时，指挥艇上升起了信号旗，各编队立即迅速地进入了展开区域。

14时整，空军、海军之轰炸机混合编队，对一江山岛守军实施第二次航空火力。船载的10门火箭炮（卡秋莎）对北江岛进行第二次齐放，暴风骤雨般的炮弹，铺天盖地地倾注到190高地守军之阵地上。轰炸机再次对南、北江岛各主要阵地再度猛烈轰炸。强击机对岛之前沿阵地实施轮番俯冲轰炸扫射。

14时10分至19分，登陆部队第一梯队在火力支援掩护下，按预定计划，以7个突击连28个突击排的兵力，完成战斗展开，同时向南、北江岛7个登陆点实施冲击。

登陆第三大队（步兵第178团突击营），乘28艘登陆艇，在大茶花一线完成战斗展开。该营第5连，在连长毛坤浩和指导员洪阿毛率领下，直扑第一道铁丝网。他们一边爆破一边前进，动作迅猛，转眼之间，即越过守军第一道堑壕，又迅速向了望村之守军前沿支撑点冲击。14时29分，该连首先在乐清礁登陆。随即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它向指挥部报告“占领滩头阵地成功”的胜利喜讯。

“前指”司令员张爱萍立即用报话机：向5连登陆成功表示祝贺！向陆、海、空三军表示祝贺！

在紧张登陆突击的关键时刻，三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积极主动地互相支援，密切协同作战。

在乐清礁登陆突击的部队，在靠近岛岸时，岛上守军在前沿利用石缝内的暗火力点进行疯狂射击。海军指战员临危不惧，冒着岛上火力杀伤和登陆艇沉没的危险，奋力把步兵送上岸。在靠岸过程中，212号登陆艇艇长负了伤，操舵兵柏文冒立即代替艇长的指挥，炮长负伤了，枪炮兵魏福根立即代替炮长射击。魏福根亦负了伤后，他咬紧牙关继续坚持战斗，直至登陆艇靠岸。

在海门礁、西山嘴、黄岩礁登陆突击的部队，指挥艇被岛上的暗堡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该部另一艘登陆艇上的战防炮立即开火支援，把这个暗堡火力点打掉。当步兵登陆抢占岛岸突出部阵地时，岛上守军利用其有利地形拼命射击，扔手榴弹，致使有的部队登陆上岸受阻。海军舰艇的指战员，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压制射击，使支援登陆部队突破国民党军的封锁线。

在南江岛登陆突击的部队，临近靠岸时，遭到国民党军的猛烈射击，无法登陆。要求航空兵火力支援，顷刻间，空军强击机群临空，向南江岛前沿守军阵地俯冲攻击，登陆部队乘机靠岸。其中一艘登陆艇在靠岸中，又遭守军火力封锁，艇门无法打开。艇上重机枪班班长吕有库立即英勇地进行猛烈还击，掩护本艇打开大门。吕有库在还击中多次负伤，腹部中弹。他以无比坚韧的毅力，用棉衣堵住自己的伤口，继续坚持射击，直到掩护该艇指战员冲上了岸，而自己终因流血过多，献出了生命，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守军司令毙命阵地

第一梯队登陆突击队，先后经过31分钟的激烈战斗，全部占领了预定的登陆场。

随即，进入了纵深战斗，迅速扩大战果。一江山岛坡陡、路窄、怪石鳞峋，又多悬崖峭壁，向纵深攻击十分艰巨复杂。由于岛上地形的限制，一些登陆分队的战斗队形被割裂，形成犬牙交错。正面敌人凭借有利地形拼命顽抗，背后残潜之敌又以冷枪袭击，使登陆部队伤亡增多。指战员们立即以灵活机动的小群战术，互相协同，猛打猛冲，穿插分割，迂回包围，迅猛地向敌纵深内预定的方向推进。登陆之第一梯队3个步兵营占领守军第一道堑壕之后，在支援炮兵、直接瞄准炮兵和护卫舰艇火力支援下，不停顿地向岛上守军发起纵深战斗。

担任主攻方向上的第178团第1营，在黄岩礁、海门礁等地段占领第一道堑壕后，即组织第1、第3连向中心村攻进。3连在沿山嘴村棱线向中心村冲击时，遭守军山腰暗堡火力点压制，前进受阻，该连立即组织火力，以两挺轻机枪掩护，用喷火器向暗堡口猛烈喷火，消灭了守军火力点，于14时5分占领了中心村。

与此同时，第1营以第2连向山中村（160高地）攻进。在攻击前进中，遭守军两次火力射击，但该连指战员们英勇无畏地勇往直前，猛烈冲击，前仆后继，终于于14时50分占领了山中村。

该团以第2营乘胜向了望村和203高地攻进。203高地，是一江山岛的主阵地，一江山岛国民党军司令部设在这里。所以，该高地是一江山岛的核心阵地，也是国民党守军最后的一道防线。守军司令王生明，一再命令部队依托工事顽抗，欲作困兽犹斗。大陈防卫司令刘廉一也给王发来急电，命令要“死守阵地，为党国成仁”。

第2营以第5连为主攻连，该连在航空兵、炮兵和直接瞄准火炮的支援下，乘守军被火力压制之下还未抬起头来之际，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勇敢果断动作，向了望村猛插，一举攻占了望村。接着，向203高地前进。

203高地之守军，见了望村失守，即进行了顽固抵抗。其火力密集得如同筑起一堵围墙，子弹掀起团团烟尘包围了整个高地，在这种情况下，主攻该高地的5连指战员，受到严重威胁。毛张苗副团长机智地调整攻击部署，采取灵活的小群战术，对203高地主峰实施攻击。空军以4架强击机，再次以航炮和机枪火力向203高地轮番俯冲扫射，吓得守军纷纷躲进掩蔽部。海面上的4艘护卫舰，亦抵近岛岸，向203高地主峰勇猛射击。

在海、空军和已经登陆的地面炮火的支援下，2营官兵高举红旗，冒着守军猛烈的火力，向203高地主峰勇猛冲击。该营营长孙勇边冲边指挥喊着：“同志们，快冲啊！向203高地冲击！把红旗插上主峰！”

战士们一边跟着红旗直上主峰，一边高呼：“冲啊！前进就是胜利！”

响亮的口号犹如雷鸣在山谷回响，官兵们紧紧地护卫着红旗，前仆后继，冲向主峰。。当红旗快接近主峰时，主峰上烟尘飞扬，守军的子弹打得更加猛烈了。。高举红旗的5连连长毛坤浩头部第三次负伤倒下。。5连通信员陈寿南，迅速接过红旗。他一会扑倒，一会儿前进。守军手忙脚乱，射击不着边际。。红旗向前跃进，终于插上了203高地主峰。这面被打得弹痕累累的战旗，战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

15时5分，5连攻占了国民党军之主要阵地——一江山司令部所在地。

守军司令王生明被炸死，第4突击大队长王辅弼被2营6连11班班长傅德昌在203高地地堡里活捉。

南江岛的进攻部队，以第180团之第2营之第5、第7连为第一梯队，向胜利坡160高地攻进。海军炮舰以抵近射击进行火力支援。“沈阳”号炮舰在支援岛上战斗时，被守军击中3发炮弹。但舰上指战员将自身安危置于度外，继续对岛上守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射击，摧毁其一个炮兵阵地，有效地支援步兵攻占160高地。进攻160高地的部队，在海军炮舰的支援下，从南、北两侧对守军实施夹击。于15时5分相继攻占160高地。

160高地攻占后，随即向核心阵地180高地发起攻击，在进攻中一度进展缓慢、伤亡增加。营指挥所及时将第6、第8连投入战斗，第6、8连接替

第5、7连的攻击任务后，5、7连转入防御和肃清反斜面之敌。

第6、8连在营火力的掩护下，勇猛冲杀，于15时48分占领了180高地。

解放一江山的主要战斗，自登陆突破算起，其主要战斗仅3个小时便结束了。在第一梯队攻占了一江山岛各主要高地后，第二梯队第178团第3营立即投入了歼灭国民党守军最后一批支撑点的战斗。尔后。转入搜索残敌和组织防御。

肃清残敌，在一般战斗中是件比较轻松的任务，可是在一江山战斗中，它比攻占主峰和解决主要敌人所花费的时间还多好几倍。

一江山国民党之守军思想极为反动，加之受蒋介石集团的欺骗宣传，认为解放军对他们不讲宽待俘虏政策。因此，和解放军进行拼死作战。指战员们发动了政治攻势，边打边喊话，有的还利用俘虏喊话。至19日2时，全部肃清了反斜面暗堡之敌，一江山岛从此获得彻底解放。

这次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守军1086人，其中毙守岛司令王生明以下519人、生俘守岛第4突击大队长王辅弼以下567人，击沉国民党军舰3艘、击伤4艘，缴获各种火炮53门、火箭筒27具、轻机枪68挺，各种枪834支以及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解放军登陆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有416位烈士长眠在这东海之滨，负伤1176人，损失火炮3门、轻伤舰艇6艘、飞机8架。

蒋军撤离大陈岛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解放一江山岛战役，打得干脆利索，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谈起这次陆、海、空联合作战的强大威力时，都心有余悸。

原国民党军大队部作战参谋相廉远说：“18日上午，解放军空军机群一飞到一江山岛上空就进行猛烈轰炸，大部分通往司令部前沿阵地的电线都被炸断了。”

原国民党军一江山司令部情报参谋葛覃谷说：“解放军炮火把一江山司令部的掩蔽部炸塌了，整个司令部都慌乱成一团。”

原国民党军士兵沈南生说：在炮火轰鸣中，只见解放军许多登陆艇正向我们开来，军舰上的大炮向岛上的阵地轰击。解放军的飞机又在我们头顶上俯冲起来，炸弹、炮弹响成一片，我们的地堡被炸毁了。我刚从地堡里爬出来，登陆艇上的解放军已经冲上岸了，不久我就被俘虏了。

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解放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举成功。它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张爱萍日后总结说：“我军解放浙东沿海诸岛特别是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是第一次组织实施陆海空联合作战。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这个仗怎么打？我们没有照套苏军的条条框框，也没有按照欧美那一套，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周密的筹划、计算，确定了自己的打法，结果打胜了。”

人民解放军一举攻克一江山岛，给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一个有力的回击。

解放一江山岛后，解放军的进攻态势明白无误地表明下一步将攻击大陈岛。

1月19日下午，解放军空军轰炸大陈岛，炸毁了大陈守军的指挥所和气象台。

轰炸大陈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认为解放军进攻大陈岛战斗开始了。他们甚至惊呼，共产党出动200架以上的飞机攻击大陈群岛，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一次空袭。

台湾国民党当局，担心其它岛屿之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故再三声称：“任何岛屿将不惜任何代价予以坚持”、“大陈岛将准备作最后的战斗”。还下令在闽、粤沿海对大陆进行报复轰炸。

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整个战斗过程中，驶大陈岛的美军顾问华尔登上校和他的接替者麦克雷登上校都在现场观察。美国摆出一副军事“干涉”的架势。一江山岛的解放，美国当局感到恐慌。尽管美国此刻并不想直接与中国正面冲突，但又不能不摆出承诺条约的姿态，美国驻台协防司令部司令普莱德海军中将，于1月21日派出数十艘舰艇开赴大陈岛海面布下应战阵势，同时还出动美国作战飞机在大陈岛上空进行示威。

1月23日，美国急忙从菲律宾、日本、香港等地，相继调遣航空母舰“中途”号、“约克逊”号、“埃塞斯”号和“大黄蜂”号，驻往大陈岛东南海面游犬。据美国报纸报道，当时在中国海域共有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50艘可供登陆的其他舰艇。先后出动了2000多架次飞机飞临大陈岛空域活动，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为已丧失固守信心的国民党军撑腰打气。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玩弄“停火”阴谋，四处活动。它怂恿联合国斡旋安排停火；让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停火”；又让英国驻苏大使威廉·海特尔找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从中劝说。

中国人民不畏强暴。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停火一事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绝不同意和蒋介石集团停火。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并未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只是由于美国侵占台湾，庇护蒋介石集团，颠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才造成了国际局势的紧张。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的武装力量必须从这一地区撤走。《声明》庄严地宣告：“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允许他人干涉”，给美国当局玩弄的花招以有力回击。依照中央军委的意图，浙东前指于30日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岛的预令。

当晚，解放军鱼雷快艇大队159艇在大陈附近海域击伤国民党海军炮舰“宝应”号。

但是，美国当局并没有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烈抗议而收手，就在这天，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向国会递交了《正在台湾海峡发展的局势》的特别咨文，咨文除提出由联合国谋求所谓停火外，还要求国会授权美国总统在必要时使用美国军队来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安全。至于中国的沿海岛屿，他要求国会让他来辨明，如果解放军进攻沿海岛屿是“对台湾及澎湖主要阵地的进攻的一部分或肯定是预备步骤”，就可以使用美国军队。

1月26日、1月28日，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分别通过了《台湾决议案》，决议指出：“兹授权美国总统，在他认为对确保和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的具体目标是必要的时候，使用美国武装部队。”

1月30日，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为了实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解放大陈岛等浙江东南沿海岛屿的既定作战方案，正式向所属三军部队下达了准备攻占大陈的命令。

针对新西兰政府1月28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提议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周恩来于2月3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指出美国侵略台湾造成了西太平洋紧张局势，联合国应谴责这种侵略行为。并声明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联合国任何有关中国的决议都是无效的。

在此段日子，美国一再要求蒋介石从大陈岛撤退，并非正式地向蒋介石保证，如同意全面自大陈岛撤退，美国将协防金门与马祖，并暗示在必要时刻会以原子武器对付中共，美国国会将通过“台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动用美国军队保卫台湾、澎湖。

如果说在此之前，解放军的空军、海军由于初创，蒋介石凭籍他手中的飞机、军舰还能称雄空中海上的话，那么一江山岛之战就明白无误地证明了一点，这个时代已挥手与之“拜拜”，一去不复返了。蒋介石不能不面对事实，如再坚持如昔，上下大陈将遭一江山岛的同样命运。

2月5日，蒋介石作出最后决定：从大陈岛全面撤退，行动代号取名为“金刚计划”。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政府下令第7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介石部队从大陈撤退。

撤退行动自2月6日开始。美国通过其驻华沙大使向中共提出了有关这项行动的目的，并保证不骚扰中共的渔船，希望中共方面不干扰这次行动。2月7日，由普莱德指挥的美蒋联合舰队像鲨鱼群似的涌到大陈海域，美国第7舰队出动了132艘舰艇，5000余架次飞机，48000余名海空人员，到达大陈海域协助蒋军撤离。

大陈防卫司令凄然叹息“金刚计划”正式实施时，蒋经国也在大陈岛。他是在一江山失守之后，受蒋介石委派来大陈稳定军心士气的，随其同行的还有总政治部的美籍顾问杨帝泽。

当放弃大陈已成必然后，蒋经国在大陈的任务就转为安定民心了。在他下榻的渔师庙附近，不论日夜，都有人在守望，只要他一露面，便会大声传喊：“蒋先生还在这里！”

晚上，蒋经国和杨帝泽坐在山头，凝视月光下的波涛，深有感触。他沉痛地对杨帝泽说：“我们反共复国，是一件大事，为了百年大计，一时的忍痛，是不能避免的。”他不得不给自己吃宽心丸了。

2月6日，台湾当局发表声明，宣布从大陈岛撤退的消息，说撤退大陈岛上的守军，是为集中力量防守台湾，同时也撤退岛上的居民。

2月7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中央日报》记者刘毅夫描述说：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刻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的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早饭，跟着蒋先生乘吉普车去风山岭，又看见了下大陈守将彭团长，他陪我们爬上下大陈最高峰凤尾山，一路上蒋先生随便同他谈些事宜。上山之后，才知道美国第7舰队已像猎人似的在大陈海域散开了猎犬，海上有一眼看不清的兵舰，空中处处都有喷射飞机巡逻，还有一些大蜻蜓似的直升飞机在舰队上空回旋警戒。我们可敬的将士们，虽然也知道了撤退计划，但仍在挖战壕、修碉堡，诡变无定的战场上有备才能无患，可是一些库存待运的弹药箱，已在往山下搬运。

这天，蒋介石也为撤退大陈岛军队和平民发表了《告海内外同胞书》，称此举为转移兵力，增加台、澎、金、马防卫力量，配合新战略，避免无谓损失。

在发表告同胞书的同时，蒋介石还在台北讲述国际形势时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大陆必须光复，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蒋介石的讲话，也是台湾国民党政府第一次对“两个中国”问题的表态。

2月8日，台“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部司令梁序昭、“国防部”

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等来到大陈，与蒋经国会合，共同巡视指导撤退作业。2月8日夜开始至12日，驻守大陈岛之国民党军第46师和直属炮兵、军官战斗团等18000余人，及大陈居民14000余人，共32000余人，在美国

第7舰队直接参与下，撤逃台湾。

撤离前，蒋经国从军舰上取下一面“中华民国”国旗，在岛上举行了最后的升旗仪式。蒋经国对在场众人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也许，蒋经国为此心愿一直在奋斗，但最终至死也没能再回到大陈岛。

军舰起锚了，大陈守军司令刘廉一观望四处吐火冒烟的大陈岛，凄然叹息：“完了，什么都完了，落了一场空。”

整个撤退行动在2月11日晚完成，岛上守军16353人和平民17132人全部分批运到台湾。居民不愿走者惨遭枪杀。撤逃前，国民党海军爆破组在大陈岛上进行疯狂破坏，把大陈居民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炸成一片焦土和瓦砾，把几十个村庄烧为灰烬。大陈岛国民党军头目刘廉一在逃走之前，曾对合众社记者说：“当我们离开时，岛上只剩下死人。”

解放军根据隔海观察和情报侦察发觉敌人撤逃后，立即进占浙江沿海岛屿。

2月8日至14日，浙东前指所属部队先后进占北鹿山、渔山、披山诸岛。22日，又出动飞机轰炸南麂山岛，岛上守军于25日仓皇逃窜台湾，人民解放军当即进占该岛。至此，浙江东南沿海岛屿，全部回到人民的怀抱。

第六节缓和台海紧张局势蒋介石拒绝放弃金、马解放军华东军区在浙东作战结束后，即开始拟定福建沿海作战计划。当时福建境内的机场一时尚不能竣工，空军不能马上入闽，以浙江为基地的空军只能控制闽东北包括马祖列岛一带的上空。从军事观点上看，这时攻击金门的条件尚不成熟，但攻克马祖是有把握的。因为马祖岛上只有国民党军1个步兵师，连同配属部队不足2万人，使用解放军在浙南已有的海空力量再加少量陆军攻击，是有胜利把握的。因此，解放军华东军区（4月改编为南京军区）在闽浙的部队进行了首先攻夺马祖的准备，等待着中央军委的最后决心。

在浙东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急于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他一方面命令部队加剧海峡两岸的紧张状态，一方面要求美国承诺直接以武力帮助守卫金门、马祖，企图由金、马之战引发为中美之战。

为激怒解放军达到扩大战端的目的，1955年1月10日，国民党军队空军以12架飞机轰炸福州市居民区，炸死炸伤居民百余人，引起了市内大火，烧毁民房4000余间，上万居民在春节前无家可归。

中共中央不为蒋介石所激，冷静地观察着美蒋的新动态。

台海战争一触即发，美国政坛一片混乱。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格林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协防金门”，可能使美国“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刻，为一众并不会影响到我国重大利益的问题，而卷入战争的漩涡。”

许多美国官员同意上述观点，认为美国应信守对台湾安全所做的承诺，但极力反对美国以武力保卫金、马。

美国国务院认为，“保卫金门”很可能使之和中共、甚至和苏联发生直接冲突，因而一再建议国民党当局撤离金门、马祖。他们甚至提出以美国陆战队和战斗机群驻守台湾，换取台湾当局撤离金门、马祖的建议。

蒋介石断然拒绝了这类建议。他到台湾后，一直以“反攻复国”来激励残军败将，说是“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如果可作反攻跳板的沿海最后两个岛屿再丢掉，谁还会相信他能“反攻复国”呢。美国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最后支持了蒋介石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的军队之所以能在丢失大陆后保持相当高的士气，主要是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会打回大陆，放弃金门、马祖，等于粉碎了他们的这个梦想。只要士气不保，台湾便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中共随时会将它占领”。

3月3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赴台湾同蒋介石进行了秘谈。回国后，同艾森豪威尔商讨了保卫金、马，防止中共进一步攻打台湾。据美国日后销密的历史档案看，美国当局当时为保卫金、马，不惜采取使用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3月10日，社勒斯向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又提出了使用原子弹的问题。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在记者招待会上也暗示，美国可能使用核武器，这使得美国国内与世界舆论都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感到十分紧张。

有了美国撑腰，台湾的口气更硬了。3月22日，蒋介石在对美国报人谈话时宣称，台湾为保卫金门、马祖，将战斗至最后一个人。此后在许多场合及私人谈话中，他都一再表示，要誓死保卫金门、马祖。

5月5日，台“行政院长”俞鸿钧在向立法院报告施政工作时也说，保卫金门、马祖的决心不会改变，台湾反对任何和谈与停火的建议。9日，他对美国记者重申这一观点说：“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

陈诚也在多次和外国记者谈话时，即使金门、马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一定要坚守下去。

毛泽东决定停攻金马在形势上，金门马祖是两道伸入大陆心脏的触角，澎湖则控扼台湾海峡的衢地，也是台湾与金门之间的中继站。台湾是“反攻复国”的主要基地，而金马则又为登陆的踏脚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保台澎必须保金马，保金马以卫台澎。

这是一位美国军事家评价台澎金马关系及其战略意义时所说的一句话。

这句话也常被蒋介石用来说明他所以誓保金马的理论依据。其实蒋介石比谁都清楚，国民党的力量已大大弱于共产党的军事力量，防守沿海岛屿尚且感到力不从心，哪里还有“反攻”的力量？既然无力反攻，金门、马祖也就失去了跳板的作用。随着军事科技的高速发展，金门、马祖对于防卫台湾也已失去了价值，解放军若进攻台澎，完全可以绕过金门、马祖而直取目标，金马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战略意义了。

金门或撤或守，对台湾来说都无关紧要。美国之所以动员蒋介石放弃金马，其中也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因为这样一来，两岸的距离拉大了，分裂起来变得容易，蒋介石之所以坚守金门、马祖，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把美国人拉入中国的内战。因为金、马战火一起，国民党军队必然不敌，美国如果视而不救，必将在全世界面前失去信誉；如果插手，则就要同中国共产党军队发生直接冲突，这样，中美战争就会爆发。

毛泽东，这位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对美蒋的阴谋自然有所洞察，他当初决定在沿海地区采取有限军事行动，主要目的是对国民党的骚扰破坏予以惩罚，并显示坚决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分裂中国的决心，并不打算引发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通过浙东沿海作战的胜利，这一目的已基本达到。接下来，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只要中国强大了，美国是无法干涉中国内政的，那时，只要嘘一声，外国人就会脱身。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停攻马祖，并适时地采取了缓和紧张局势的措施。

台湾在美国的庇护下，局势逐浙稳定下来，形成偏安海岛的局面。

大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也投入了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章清除异己，台岛宦海风波叠起。从拥蒋到反蒋，际遇给幕僚精英留下了一页页惊心动魂的绝笔

第一节陈仪“通匪”案内幕饮弹毙命死因成谜蒋介石统治中国几十年，拥有众多的文臣武将。有的聪明绝顶，有的军略超人，有的誉享异邦。。在南京政府风雨飘摇之际，这些重臣中有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同蒋介石一起到了台湾。他们之中，有的被蒋介石“借头以重立君威”，有的成了美蒋矛盾的牲牺品。。从政坛上发生的几件大事中，也可以折射出台湾当局的所谓民主政治。

1950年6月18日，蒋介石下手令，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的罪名，将陈仪杀害于台北马场町刑场。

陈仪（1883—1950），曾名毅（清末，溥仪当皇帝期间，为避讳，曾用此名），字公侠，后改字公洽，自号退素，浙江绍兴人。他的一生错综复杂，是中国近代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一个悲剧性人物。

陈仪1883年5月3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陈静齐经营钱庄，家境颇富。陈仪幼年随教私塾的叔父到杭州读书。十几岁时，父母将其召回，让他改学经商，进绍兴怡丰钱庄当学徒。满师后，又赴杭州求学，入求是学堂（浙江大学的前身）。1902年，考上官费留学生，赴日进入士官学校第5期炮兵科学习。1907年毕业回国，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员，后升监督（校长）。辛亥革命后，曾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司长。1914年，应召到北京任政事堂统率办事处参议。1917年，再次赴日进陆军大学深造，是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毕业生。1920年回国后，在上海经营实业和商务，与友人合资兴办裕华垦殖公司和丝绸商业银行等。1924年，军阀孙传芳任命他为浙江第1师师长。次年，参加五省联军与奉系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徐州总司令。1926年10月，担任浙江省省长。不久，由于和南方革命军秘密接触事泄，被孙传芳羁押，后经友人说情脱险。

1928年，陈仪由南京国民政府委派赴欧洲考察半年，重点参观德国的工厂。回国后，于1929年4月出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次月，即升任军政部常务次长。1934年，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在闽主政期间，推行“统制经济”，搞粮食“公沽”（即专卖），结果，米商趁机囤积居奇，官吏从中渔利，百姓叫苦不迭，受到回国考察的著名侨领陈嘉庚的极力攻击。1941年，任行政院秘书长，由于和副院长孔祥熙不和，1942年改任考核委员会上任委员。1943年，兼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45年，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后任浙江省主席。

蒋介石在台湾“复职”后为何要拿陈仪开刀，有权发言的知情者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三条：一是蒋介石为解脱“2·28”事件的罪责，树立民主形象，借陈仪之头以解民愤；二是蒋介石为发泄第三次下野的积愤；三是因策反汤恩伯被毛人凤借蒋介石之刀杀之。

陈仪只是代罪羔羊持第一种观点的是现年74岁，自称曾任陈仪侍卫、后任陈仪机要秘书的舒桃（本名舒元孝），1995年2月28日，在李登辉代表台湾当局为“2·28”事件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后，当天下午，舒桃立即召开记者会，宣称目睹官方处理整个事件的过程，并亲眼看过蒋介石发给陈仪指示其“格杀勿论，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电文，重申陈仪只是蒋介石下令杀人的“代罪羔羊”，并将于近期联系陈仪移居海外的后代，希望共同为“老长官”进行平反。

1945年，台湾光复，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当时台湾实行的行政长官公署制与内地各省实行的省政府制有很大的不同，台湾省行政具有比内地省政府主席更大更集中的权力。这种特殊的行政体制是由陈仪和当时在大陆的一些台籍人士设计的。他们认为，当时大陆各省所实行的省政府制事权分散，牵制太多，不能充分发挥行政效能，只有集中权力，才能增加办事的效率。为了照顾台湾特殊的社会环境，国民党政府也同意了这种特殊的省制。可是，这种制度在台湾的实行，却引起了台湾民众极大的反感。他们感到，行政长官公署制是日本总督制的复活，是一种独裁、zhuanzhi的制度，在台湾实行这种制度，是一种对台湾与内地有别的不平等待遇。这种心理上的抵触，可以说是后来造成“2.28”事件的原因之一。

陈仪本想用特殊的制度为台湾的民众多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有些也确实做到了。例如，他与财政部力争，维持了台湾金融、货币的特殊化，使当时中国大陆的恶性通货膨胀不能直接冲击台湾，多少保障了一些台湾人民的利益。可是，他主持下的台湾省政，在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政治腐败、经济调蔽的客观大环境中，毕竟不能成为沙漠中的绿洲、汪洋中的孤岛。

当时岛内官吏贪污腐败、军警横行的现象，可说与大陆的状况并无二致。加上陈仪在台湾推行经济统制政策，给台湾人民带来了种种的不便和苦难，以及台湾籍人士参政机会较少等原因，台湾民众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省政不满的情绪。当时，台湾各界对省政的批评，与当年陈嘉庚对陈仪主持下闽政的批评颇有相似之处。作为行政长官，陈仪对“2·28”事件之前台湾省政方面的种种缺失，自然难辞其咎。

台湾民众的不满，经缉烟血案为导火线引发了“2·28”事件。由于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2·28”事件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流血惨案。那么，谁该负出兵镇压的主要责任呢？过去，因为陈仪是台湾的军政主管，一般都把责任算在他的头上。包括台湾1994年出版的《2·28事件研究报告》中也认为，陈仪“事起之初亦希图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机，但事态的发展已非其所能控制，乃转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镇压，大军抵台后，他身为台湾最高军政长官，却未能有效约束军警人员依法执行绥靖任务，以致。。扩大了事件追究之打击面。”根据这种说法，很显然，陈仪应当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这种说法未必公允。单仅凭目前已公布的史料就可以说明，陈仪未必应当负主要的责任。

事件发生之初，陈仪电请蒋介石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回台归建，而当时中统局则向蒋介石建议加派劲旅3个师赴台镇压。当陈仪认为台湾事态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宪兵团长张慕陶认为，台湾局势己演变到“叛国夺权的阶段”，因此他指责陈仪“似尚未深悉事态之严重，犹粉饰太平”。当3月6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首先出兵镇压民众之后，还受到了陈仪的指责：“台湾问题应由政治途径解决，闻高雄连日多事，该司令轻举妄动，应负此次肇事之全责，着自电到2日起，全部撤兵回营，听候善后解决。”事后，彭孟缉被认为“功绩甚大”，得到了一再的升迁，而陈仪则被认为措施无力，兔去职务，黯然离台。对于军统、中统在“2·28”事件中的滥捕、滥杀，陈仪也曾痛心地说：“他们事先不请求，事后还要求补办手续，真是无法无天。”由此可以看出，虽然陈仪名义上是台湾的最高军政长官，但当时军、警、特各成系统，实际上他根本无法控制全面的局势，可以控制全面局势的是陈仪背后的蒋介石。那种把主要责任归咎于陈仪，而替蒋介石开脱责任的做法，显然并不公平。

舒桃自述，当年经台北市长黄朝琴推介，跟随陈仪专责私函密件收发，陈仪称其为“小四川”。1947年3月1日早上，当时参谋长柯远芬见大批群众包围长官公署，且情绪节节升高，即来面见陈仪，要求动武；陈仪见事态严重，立刻发电向南京蒋介石请示。大约下午6点左右，南京发来密电，陈仪打开一看，脸变得铁青，不说话，随后指示舒送交柯远芬。舒心生疑虑，在送件途中打开密电一看，但见大字“格杀勿论”，下接小字“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人”的令谕。

3月19日事件过后，白崇禧来台要陈仪回大陆避风头，但陈仪表示下令的人并不是他，他没有必要回大陆。然而，1948年5月蒋介石却藉浙江省主席职位空缺，遣调陈仪回大陆。

舒桃的说法，对向来被认为应为“2·28”事件负责的陈仪而言，明显是为其翻案。另外舒桃也对当局提出几点质疑：1.2月27、28，3月2日皆有南京电文，为何3月1日关键时刻却没有？2。陈仪当年以通匪叛乱罪名被枪杀，其实只是国府为退守台湾，安抚民心的“代罪羔羊”。

3。当年陈仪随员11人生死不明，请政府公布处理过程。

至于舒本人在陈仪被“引诱”回大陆之际，觉得事有蹊跷，第二天就易名舒生辰，只身逃到上海。1949年回台开办《民族精神》半月刊，撰文刊登“2·28”事件文章，1959年为警备总部所捕，关了3年。1962年底，移居越南，并与当地钢铁大王邓文成之女邓氏雪结婚，进出越南上流社会，是当时台湾在越南的大侨领。1970年11月在越南侨界的餐会上，被刚调迁来越南任军事代表团团长的柯远芬认出，第二天即被秘密逮捕，囚禁大使馆两天，然后以专机将其遣送回台，又关了3年；被释放后，即以越南难民身分前往美国，1990年返台后，则发行《民族精神日报》，一年后因亏损而停刊。这几年来，为替陈仪平反，舒桃不断透过各种管道，寻机佐证自己的说法，他表示愿与现居美国的柯远芬当面对质，澄清事由，并要求政府立即公开当年3月1日的电文。

他也透过一位现居三重的许森标牧师，找到位居台北县五股乡孝义路陈仪的坟墓，并打听到移居几内亚陈仪侄孙陈春茂，而陈仪的两个亲生女儿（小名为阿蕊，阿玲）现在则定居多米尼加。另外据舒桃透露：现住台北市人称“八爷”的陈仪小弟，担任太平产物保险公司总顾问，舒桃曾去找过他，希望他能出面为陈仪翻案，由于其年事已高，生活无虑而不愿出面。舒桃表示：近期将设法与他们再取得联系，并成立“追究2·28真相联谊会”，共同“追惩元凶”。

根据舒桃的推论，人们想到，蒋介石再次上台后，为了杀人灭口或借头泄愤，所以首先拿陈仪开刀。

泄积愤陈仪遭殃持第二种观点的是李宗仁，他在观察有年后，写了下面的话：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民国十六年八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民国三十八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

1948年12月，淮海战役已近尾声，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蒋介石迫于各种压力准备下野，由李宗仁出面和共产党和谈，陈仪披肝沥胆，上书蒋：“当前之势已是敌强我弱，只可言和、不可言战矣。”当局者在下决心破釜沉舟的时刻，最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蒋想的当是：“要死也一块死”，对陈已经不满了。

1949年1月21日，蒋宣布下野，偕蒋经国乘飞机由南京经杭州回奉化。迎来送往是地方官的头等大事，陈仪乃以省主席身份在西湖“楼外楼”设宴接见。贵客中除蒋氏父子外，还有俞济时、陈诚、汤恩伯等人。席间，蒋满腹惆怅，连“西湖醋鱼”也不能下箸。陈仪也是一片爱心，劝道：“要拿得起，放得下！”

真正会做官的人，那第一等本事便是用心揣摩上司的“思想动态”，像王熙凤侍候贾母那样，投其所好，拣中听的说，少而精。安禄山就有这种本事。传说，唐明皇有次戏问安节度使：“你肚子那么大，里面装了些什么？”安马上伏地回答：“满肚子都是赤胆忠心！”唐天子笑得合不拢嘴。

蒋是不想真心“放下”（下野）的，一听此言，连饭也不吃了。随即驱车而去，连“断桥残雪”也不屑一顾，当夜宿于览桥空军学校“天健北楼”。2月间，汤恩伯告密，蒋也不同李宗仁商量，便免去陈仪的浙江省主席职务。蒋经国在1949年3月21日日记上写有：李宗仁本日复飞桂林，陈仪移交浙江省政府主席。

彼因通匪有据，到沪后即被看管。

3月，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将陈押送台湾。

劝降汤恩伯内幕持第三种观点的是当时任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

第二处长毛森（军统）。

1948年6月，陈仪出任浙江省主席。当时，正是国共抗争激烈、乾坤剧变的季节，这位饱经沧桑，年过古稀的官场老翁太疲劳了，不忍再见生灵涂炭，有意且息兵刀。中共研究了他的思想动态，派人与之联系，希望通过他劝说汤恩伯在宁沪一带宣布起义。

毛森日后的回忆资料（《台湾传记文学》52卷4期《陈仪迫汤投共始未》），承认这个案件是他所主办的。他认为汤恩伯拒不接受陈仪起义的劝告，并向蒋介石告密，这固然是事实，但汤恩伯用心良苦，并不想杀害陈仪，最终导致陈仪杀身之祸的是（军统局长）毛人凤。以下是毛森撰述当时经过的情节，虽属反面史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抗战胜利时，毛森奉调汤恩伯部工作，汤发现毛的为人与工作能力，委以重任，对毛推心置腹，相遇恨晚，无论大小公私，都和他商谈，彼此间已无任何隐私。1949年初，东南吃紧，毛森临危受命，接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有一天汤私下告诉毛陈仪迫其投共，毛非常惊讶，他问汤有无告诉过别人，汤说：绝对没有，只告诉你一人而已。毛续问他，打算怎么办？他要求把陈仪迁住毛森家，不准其自由行动。毛说，“陈是封疆大吏，亲友甚多，他要出去访友，或友来访他，或打电话，怎能阻止，一旦被人知道我把他幽禁家中，我怎么应付？且我家生活设备极简陋，无法招待大员。”毛森一口拒绝。当时毛森对汤的想法，还有点怀疑，因他俩亲如父子，无话不谈，汤可能因言语冲突，对陈说了一时气话。汤：“绝非气话，陈的思想早已变了，他自台湾铩羽归来，即促我去北方率领13军独立（汤的基本部队，似驻热河，由石觉统率）。那时我认其是牢骚气话，我和林蔚商量，推荐他出任浙江主席。我们对蒋公说，陈是政治大才，热忱工作，今赋闲无聊，如委其主浙，必能为家乡做一番大事。蒋果任陈为浙江省主席，陈在主浙之初，因忙于工作，较少晤谈，不久他又要我准备和谈，停止军事行动，我才认定他的思想确实变了，恐其闹出大事来，我私下对蒋说，陈已年老，恐难应付大动乱，并推荐驻浙军长周岩接任主席，蒋一一照准。我把陈接来上海为他夫妇安排住所，照顾其生活，原意可以朝夕承欢，让其韬光养晦，安定快乐，享享清福，不料他火气更大，骂我不识时务，大势已去，还作无望的挣扎，我实无法对付。”

毛说：“他年将古稀，投共之后，难道还会给他比省主席更大的官吗？”汤说：“这个老糊涂竟明对我说，并非为自己打算，是为我向中共找条出路，再提拔我一次。我向他表白，我是军人，追随蒋公几十年，决不能弃他投共。他骂我没有头脑，不识时务，不为国家人民保留元气。每次见面，总是将我痛骂，无法向他解释。”

其实，毛森与陈仪的关系也极密切，他主闽时代，毛任省会警察局特警组主任，帮他做了许多大事，所以陈对他推心置腹，抗战开始，毛奉调北上，离开了陈。其后陈仪接任浙江省主席，尚未与毛晤面，即发表毛兼浙江警察保安处处长（指前浙江省保安司令部警保处长）。

陈仪个性刚愎自用，但学识颇深，他是日本陆军大学就学时以第一名毕业，被誉为卓越的兵学家，其见解亦甚独特，与众不同。。当时毛森曾对汤说：“你不要接受策动，不理他算了，他光棍一个，让他去投共好了。”汤气呼呼地说：“他不断打电话叫我去见他，一见面就骂我不识时务，不识抬举，要我派架飞机送他去共区，我实在受不了。”毛森看出汤、陈争吵已濒决裂，汤已不愿再见陈仪，毛又不愿接陈去自己家居住，实无法处置。

汤命毛即在陈寓软禁陈仪，不准他自由行动，禁止会客，但可陪其上澡堂、理发、购物、上街散散步，他发脾气时，只好逆来顺受，毛乃率领刑事处长郑庭显及干警多人，亲去虹口谒陈仪，进入陈寓后，毛手下即令陈之副官交出佩枪，陈之副官初想抗拒，见毛森在场，即听命缴枪，毛向女佣表达拜望陈主席，陈即下楼接见，毛森对陈仪说：“时局不宁，我奉令派人保护你。。”陈仪当然明自己被监视了，默然颔首。毛即指派陈浩泰、甘觉两组长，日夜轮流监护，然后恭恭敬敬向陈鞠躬辞退。

日后有人说毛森当时领人在陈寓翻箱倒柜进行搜查。毛森否定说：陈是廉洁官员，无身外财物，住的是汤寓，食用的全是汤所供应，迫汤投共的信件已铁证如山，还搜查什么呢？

毛森与丁名捕在蒲石路汤公馆见过面，汤介绍说，丁是陈主席的外甥，系陈介绍来沪担任汤的秘书；以后似又见过，但所见的是丁或另一人胡帮宪。汤私告毛，丁、胡是共方人员。并说：陈仪思想转变，也受其秘书沈仲九的影响。要毛森设法阻断陈与丁、胡及沈等的来往，说只是怕他们继续打扰陈仪，并无对丁、胡追踪逮捕之意。

毛森认为自己办理陈案与办理一般“刑事”、“政治”案件完全不同，绝未追究“余犯”、“同谋”、“图谋”。因陈已明迫汤投共，公然手谕“应做纲要”，还有什么可以追究呢？至于丁名捕、胡帮宪（现名允恭）只是连络人员，陈要汤委其任秘书，只是便于秘密连络及刺探军情，主犯既不能法办，自无法只办其传言人。毛森还怕因汤不听陈命，对方为了逼上梁山，故意泄漏风声汤通中共，以打击人心士气，使汤无地自容，故才决定采取行动，将陈软禁。

其时南京政府系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蒋介石退居奉化，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暗中指挥各地军政长官行事。汤之本性对蒋尽忠，对陈纯孝，到了忠孝不能两全时，把他难倒了。几经考虑，认为兹事体大，不能私了，他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不能去奉化请示，毛森建议派其心腹陈大庆或石觉为代表。汤说：“陈是淞沪警备司令，石是上海防卫司令，都有重要公职，且不知全案经过，不适宜去。”他最后问毛森能否走得开？毛说，“现在币值狂跌，物价飞涨，治安混乱，时刻准备应变。。”这时毛森忽然想起了毛人凤——李宗仁代总统时询中共要求，撤去毛人凤军统局长职务及该局外勤工作，改派徐志道为局长，毛人凤为人谨慎服从，颇得蒋介石器重，故蒋仍指派其担任“黑”局长，闲住上海。于是毛森建议由毛人凤代表去奉化请示，汤认为恰当，立刻同意。

毛森偕毛人凤去见汤恩伯，汤即面告毛人凤关于陈仪要其投共经过，并将陈给他的信件一并给毛（编者按：即陈仪促汤起义亲笔信件，内容是促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建工事，保护一切公家财物，改编部队，迎接解放等条文），转递蒋介石。汤的唯一要求，是保全陈仪一命，由其奉养天年。并口头表示对蒋决尽忠到底，不屈从李宗仁命令，尽力装运物资去台湾，坚决反共作战到底云云。

汤派专机送毛人风去奉化后，毛很快就回到上海。毛说，蒋介石听了报告后，嘱善待陈仪，好好看护他，一切照他们的意见办理。汤再问起，蒋有无答允保全陈的生命。毛说：“当然没有问题。”从此，汤也放心了。

陈仪的一生是有抱负的，他廉洁、勤俭、不谋私利，凡是认识他的人，有口皆碑。对于国家建设和社会变革的追求，他又十分地痴心和执着。然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下，不仅他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且，一生辛劳，四处碰壁。他在晚年写下了两首七言绝句：事业平生悲剧多，循环历史究如何？

痴心爱国浑忘老，爱到痴心即是魔。

治生敢曰太无方，病在偏怜晚节香。

廿载服官无息日，一朝罢去便饥荒。

这两首诗正是他一生最好的写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汤恩伯出卖了他，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时（指1949年4月下旬），陈仪被送去台湾，幽禁基隆要塞司令部。此后，蒋介石曾表示，如果陈仪认错，写一张悔过书，就可以恢复他的自由。可是，陈仪却表示：“我有何错，我无错可认。我已年过半百，死得了，悔过书我不能写。”

国民党官员去台后，汤恩伯很是怀念陈仪，其本人不便去探望，特派陈大庆携带日用品去请安，大家以为就这样了。陈可享天年了。不料1950年6月间，因时局关系，蒋介石突然下令要审判陈仪，汤恩伯知情不妙，往求见蒋，传话者转示，蒋已去台中。汤四处求人营救，大家都摇头无能为力，拜请当年在沪共患难的谷正纲、雷震、方治及上海市长陈良等人转救缓颊。雷震说，老头子为了杀人立威；谷等认为蒋要用陈仪的头颅镇压人心；陈良认为陈牺牲定了。汤又请毛人凤求蒋遵守“诺言”饶陈一命，毛特来汤府复命说，“天威难测，我已恳求过了，没有用。”

辞出后，毛森在送毛人凤回家路上，埋怨他：“你做事没有肩胛、不负责任，当时汤讲好的，唯一的要求是要‘保全陈仪一命’，蒋既曾允诺，你应据理力争才是。”毛人凤被责怪之后，却耸耸肩说：“你忘了吗？陈仪是杀军统局福建负责人张超的仇人，我还会救他吗？”

张超，福建人，原为军统局福建负责人，抗战开始，组织游击队，只表孝忠于蒋介石和戴笠，目无地方长官。陈仪心腹省会警察局长李进德对其尤为深恶，怂恿陈仪除张。陈求治心切，费尽心力，平定了有小四川之称的福建各股民军，自不容张超再组织地方武力。陈自命公正廉明，不畏权贵，以迅雷手段秘密电蒋，请准将张超就地正法，才伏下本身日后杀身之祸。

毛森认为，依毛人凤当时的语气看来，他在受托飞溪口向蒋介石报告时，可能当做大功一件，而并未向蒋提出汤所要求“保全陈仪生命”的条件，致陈死后，使汤恩伯蒙受“卖师求荣”的骂名。

陈仪死后，蒋始召汤恩伯。蒋似余恨未消，训汤大义灭亲，还哭什么，不得立牌位祭奠。从此汤落落寡欢。汤本有十二指肠溃疡病，据医言，情绪忧郁时，将增剧病情。汤病情日增，亲友劝其去美就医，后在日本草率动手术，死于庸医之手。

第二节吴国桢黯然挂冠当年“打虎”种下祸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虽然没有给蒋介石“反攻复国”的机会，但却使他意外得到一张“人寿保险”。台湾海峡有了美国第7舰队把守，美国又承认了蒋介石，恢复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昔日“囊中羞愧”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台湾在“资本主义阵营”中的砝码又加重了分量。一些欲与国民党台湾当局断交的国家也不断交了。

1953年元月，二次大战时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取代了蔑视蒋介石的杜鲁门。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咨文中说明：“解除台湾中立化，不再限制中华民国武装部队对大陆的行动。”于是，蒋介石又喊出“反攻大陆”的口号。不过这只是蒋介石愚弄台湾人民的“政治神话”、“诺言公债”。蒋介石的工作重点，仍是在加强内部统治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肃清不忠于蒋介石的官员。于是，发生了轰动中外的吴国桢事件。

吴国桢，湖北建始人。1903年10月21日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吴经明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供职过清廷军务部。1913年，吴国桢到天津考入南开中学，与周恩来同窗。192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又放洋美国，首先在艾荷华州格林奈尔学院肄业，1926年以《中国古代政治理论》论文，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在人才辈出的二三十年代，可说是佼佼者。

西方教育的熏陶，对吴的个性、脾气、为人处世和人生观颇具塑造作用。这也是导致他和蒋经国冲突的主因之一。

打从吴国桢在1927年进入官场，出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兼交际科长起，他的才华即显露无遗。及至1932年，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夏斗寅免去吴的财政厅长职位，转任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吴国桢从此即成为蒋的爱将。日后虽与蒋介石闹翻，但吴氏在晚年仍承认蒋对他有“知遇之恩”。吴国桢对蒋的感怀是有其原因的，在政坛上吴始终一帆风顺：历任国民党政府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上海市长、台湾省政府主席。

只要稍微了解国民党高层政争的人，都知道吴国桢事件的根源是吴与蒋经国的不和，而吴蒋矛盾并非源于台湾，而是始自上海。

1948年夏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民党政权不但在军事上受到严重打击，在经济上也已生命垂危。当时国统区的纸币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了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了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了贮藏手段的机能”。城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同年7月19日，25万元的关金大钞开始问世，纸币的发行量已是战前的20万倍，物价的涨度为战前的390万倍。7月下旬，蒋介石在莫干山召集他的高级经济幕僚，频频举行会议，准备实行币改，以挽救危机。8月18日，蒋介石返回南京。

第二天，明令公布币改内容，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四大项目：（1）自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10月20日前）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

（2）限期收兑人民持有的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于9月30日前（其后又将限期延至10月31日）兑换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持有者严办。（3）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南京不惜孤注一掷的决心，从8月20日《中央日报》的一篇社论可以看出。文章说：社会改革，就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抑制少数人的特权。我们切盼政府以坚毅的努力，制止少数人以过去借国库发行，以为囤积来博取暴利的手段，向金圆券头上打算，要知道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介石把这个割盲肠的重任交给蒋经国，任上海经济督导员。而蒋经国自己也颇具自信，咸以“认真实行”，即能“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贯彻新经济政策。”他调来了“戡建大队”，向渔管处借调一部分旧人马，在上海中央银行内，设室办公，杀气腾腾地打起“老虎”来了。

然而上海的财阀和“教父”，以及国民党的官僚集团，都不愿意和太子合作，要是蒋经国成功了，他们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

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曾与蒋经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吴除不大同意蒋太子的作法以外，市长权力被架空也使他颇为不悦。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吴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蒋经国不信邪，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只要施行铁腕，全面打击投机商人，争取上海市民的通力合作，通货膨胀，是可以遏止的。他是根据30年代斯大林新经济政策成功的先例。吴却亲自赴京，向蒋介石力谏，剖陈利弊。

蒋经国上任不到三个星期，上海市社会局长吴开先，公开和太子冷战，上海的官僚势力，组成联合阵线，和蒋经国对抗。

紧接着又出现一个“扬子案”，把蒋经国到上海的一个多月声威，全部输光，上海居民把蒋经国的政治口号“打老虎”，改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

“扬子案”的主角是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由于他的“扬子公司”在上海经济管制时，犯了最大违禁事件，蒋经国下令将其逮捕。据当时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回忆，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宋美龄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离席。翌晨（10月1日），宋美龄即自南京乘专机到上海，将孔令侃“带走”。事实证明，吴国桢这位普林斯顿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的确比蒋经国成熟、高明。“扬子案”后，蒋经国落荒而走。但蒋经国却把这笔帐记到吴的头上，认为是吴扯了自己后腿，才有那样的结局。

水火难容1949年12月15日，尚未复“总统”职的蒋介石以台湾最高行政长官的身份，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对此，吴大惑不解。因为陈诚掌管台湾省主席大印不足一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台湾是国民党集团剩下的唯一统治区，当时随蒋赴台的高官如云，这一要职应该与己无缘。想到不久前陈诚曾邀他出任省主席秘书长一职被他婉拒之事，吴在蒋介石告知他将要做此人事调整时对蒋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

蒋介石做此人事安排，颇费心机。他毫不隐讳地对吴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

同且13日，台《中央日报》刊出了“台湾与美援”的社论，指出：“我们的历经图治，彻底改革，就是我们争取援助之最有效、最有力的方法”。由于一切改革的目标是以美援为中心，故有“民主先生”之称的吴国桢，当然成为台湾省主席的“最佳”入选。

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之职的第三个月，蒋介石宣布复“总统”之职，同时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吴国桢认为：“为了他把省主席的位置让给我，他一直耿耿于怀，老是卡我，所以我向蒋先生报告，请求辞职。”蒋对吴的请辞不予批准，并对吴说：“辞修和你斗，你就和他斗，我支持你。”

受此鼓励，吴认为：“钩座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

吴的“尽忠”，导致了他与蒋经国的再次冲突。当时蒋经国任“国军”

政治部主任，承“参谋总长”周至柔之命，职掌三军政战工作。吴为“省政府”主席，主管地方行政，井水不犯河水，双方各司其职，各尽所能，尽可相安无事。但这仅是表象，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独裁主义式的统治，任何公诸于世的法律规章，随时可以废弃、践踏，机关与机关间的运作，并无固定的程序。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明的一面，是政治部主任，救国团主任（后来成立）；暗地里，以总统府资料组的名义，操纵台湾的特务系统，特务权凌驾一切行政权。于是，吴、蒋冲突，乃成自然演变。”根据江南披露，吴蒋冲突的枢纽，则为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即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实权操副司令之手。吴国桢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时代的习惯，凡事听令钮先铭一手包办，偶尔，要过问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讵料副司令彭孟缉，早投效到蒋经国麾下，听其驱使，和蒋经国互通声气。自然，就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放在眼里。假使换一个“主席”，如俞鸿钩、严家淦之流，持“遇事请示，凡事推事”为座右铭，蒋经国越权，乐得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好官我自为之。那么，何止冲突不会升级，连上海时代的误会，都可消弭于无形。

但吴国桢拒绝妥协，江南认为有下列原因：吴的性格使然，“士可杀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则要遵守。这本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一项卓越的德行，吴能舍唯唯诺诺而表现其气节，至为难得。

恃宠而骄，过分高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蒋介石“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时，已噬脐莫及。

缺少团队精神。吴认为蒋经国“不学无术”，其所主张及实施之办法，与‘近代民主政治，实属扞格”，而忽略“国府”的本质。民主也者，本来就为装饰门面的东西。

另有一种说法，吴“八面玲珑，十分圆滑”。一个“圆滑”的政治人物，当不至于糊涂到以自己的乌纱作孤注一掷，想必蒋经国有欺人过甚之处。枝枝节节的龃龉，大都为了金钱之争，迁台之初，台湾国民党当局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黄金白银，“国库”收入，几乎等于零。一切“中央”的开支，唯“省府”是赖。而“省府”的经济来源，无非靠岁收田赋。应付那样庞大的开支，难免捉襟见时。

吴身为主席，自有撙节开支，开拓财源的责任，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国团”的请托，往往不客气地予以婉拒。换一个人当主席，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宁愿别处节省，对蒋经国网开一面。诚如他告诉雷震时说：“我只是采用消极行动，不发给经费，所以蒋经国恨死我了！”江南认为：“公正地说，吴意气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则不至于发展到形同水火的阶段。”

类似情况，陈诚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也曾发生过，也引起和蒋经国的矛盾，但没有吴蒋这么严重。

导致吴蒋严重对抗的是台湾火柴公司案，那是1950年的事。某天“省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王哲甫（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被捕，承办单位即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召见“副司令”彭孟缉，查明原委。彭说是“总统”的命令，并陈阅全卷。吴不看则已，阅后，情绪激动，十分气恼。台湾火柴公司，总公司原设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栽，选择留居大陆。保安司令部本着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处事方针，将吴性栽列为“附匪商人”。吴性栽解放后，从事电影事业，曾摄制《民国四十年》影片一部，影片内容，对国民党、蒋经国有诸多“诋毁失敬”之处。透过情报活动，蒋经国获悉，迁怒于留台的台湾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缉将负责人王哲甫，不分青红皂白，逮捕下狱。

于“法”，蒋经国是站不住的，台湾的王哲甫没有理由去为上海的吴性栽负任何行为上的“法律”责任。吴国桢说：王虽到香港和吴性栽见到两次面，不过，在时间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

据王的供词，仅说是业务报告，和吴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因此，我认为这种随便入人于罪的办法不足以服众。我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个条子。

吴的手令，等于废纸，彭并未遵守。吴说：当天下午五点，彭要见我，而且和经国一道来的。

当时小蒋的职务是总政治部主任。我这才知道，经国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名义，控制着台湾的特务系统。经国说，王有罪，不能释放，我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最后我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呢？”

处彭的立场，可以对吴违命，吴莫奈他何！和蒋经国站到一边，不愁将来之升官发财。果然，这位吴眼中“獐头鼠目”的彭“副司令”，后来因功而升为上将衔“副参谋总长”、“代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似乎火箭的速度，在台湾红极一时。

这是吴、蒋当面顶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当时的情况，除吴以外，不作第二人想，可见吴的气焰，并不下于蒋经国。

当天傍晚，吴下班不久，“主席”官邸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即“总统”

贴身秘书周宏涛，奉令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显然，打出父亲这张牌，目的在缓和蒋经国和吴的关系，挽回蒋经国的颜面。吴告诉周，“大家都为蒋先生做事，上级命令，无违抗余地。但王案牵涉到一个是非之争，是非是原则问题。此刻台湾既风雷震荡，敌人伺机而动，政府标榜民主法治，焉能言行不一。”周打圆场：“假使省府怕背黑锅，可改由国防部军法处处理。”吴尽可顺水推舟，息争了事。然而，吴仍未见好就收，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图作最后努力。

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先生（官邸称蒋为‘先生’）看你的面子，由死刑改判七年徒刑。”

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以蒋介石的性格，对这样一位傲慢的部下，已足够容忍，但是吴和蒋经国的嫌隙，亦未因此平息，且进一步扩大。

更严重的冲突，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户口检查之名，一夕间，逮捕398人，而其中仅19名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经吴出面干预，迅速获释。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吴回忆说：有一天，基隆市长谢贯一向我报告，有两位市议员，午夜失踪。接报后，我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道，后来推到保安司令部的×处长身上，那处长又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于是我下令要他在三小时内开释。开释后，我要谢市长把两位台籍议员带来看我，出于我意料之外的，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倒过来要求我不必追求真相，原因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其故在未遵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吴要彭把两位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彭表面敷衍，并未遵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吴顿时无话可说。

不得已，吴国桢于1952年2月，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蒋介石低头不语，装出很为难的表情，向吴斥责：“别说下去啦！”

蒋介石按既定方针办事，自然听不进吴国桢这逆耳忠言。吴国桢说：“此后钩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

黯然挂冠吴国桢认为，他的上述进言使蒋介石产生了除掉他的念头。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65岁的生日。蒋介石与宋美龄这天离开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避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饭，并殷切地留吴在山上过夜。

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发现原来自己的汽车司机不在了，派人找也没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入厕。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脸色都吓白了。原来三个车轮的螺丝钉都早已被人拧掉了，如果不是吴夫人闹腹泻，汽车上的人都已粉身碎骨了。吴国桢死里逃生，大彻大悟：蒋介石是想要他的命了！这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对此事一点不露声色。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吴意识到，美台关系已经好转，他已完成了使命，该是急流勇退的时候了。

3月初，吴国桢借口健康欠佳，向蒋介石呈请辞职。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月。但吴去意已坚，“三度请辞”，“行政院”

第286次院会，“应予照准”，并任命俞鸿钧为新的台湾省主席。

蒋介石之重用吴国桢，固然是由于他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关系。但熟悉国民党政坛的人士认为，才干和忠诚，加上不结党营私也是他为蒋器重的原因。

在吴案发生之后，曾任上海市参议长的潘公展回忆：平心而论，吴国桢并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办公室（上海人叫“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和当时气焰很盛的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仅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吴国桢任国民党“外交部”次长时候的僚属何凤山的回忆说：吴国桢到外交部上任时（1942），仅随身带了一位秘书，用了几个星期之后，打发他走了，并且说：“我来做次长，已经是半路出家，破坏了外交部的系统与组织。我不能再从外边擅带人进来，加深我的歉疚”。所以几年下来，他没有用一个私人，极端尊重外交部的良好传统，年轻的新进大多为高考出身，由外交部举行特种考试派员监督，考取人员所取得的资格与高考资格相等。

吴国桢是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在国内做事多年，所以英文之外，中文也很不错，他告诉我说：“刀笔吏俗所谓绍兴师爷，在公文的运用上有一种特殊的技巧”。他佩服当时在侍从室工作的陈方（芷汀），他跟陈某请教过，所以吴氏行文，极重简洁扼要。我们部中的同事，虽然许多是老公事，有时在重要关口上认为不当时，他也不客气的申斥，受他折磨最厉的，要算欧洲司长梁龙（云松）。

吴氏是一个急性人，讲求效能，他的外国名字叫K。C。WU，中文喊为‘开水壶’，一则音同，再则恐怕是形容他说话说得快，好像壶中的开水一样。他走路健步如飞，许多老大爷们跟不上，视与他同行为畏途。在政治关系上，他与张群（岳军）接近，被目为政学系中的一分子。他注意人才选拔，我有时与他同车由上清市到涨秋山庄办公，在路上除讨论案件与问题之外，尚臧否部中的人事。因此，他对于部务的了解更加深切，譬之是时部员的外放，并非人事处决定，而乃每一出缺时，由每司提出人选，再经部务会议公决，人事处不过办理例行手续而已。我是时正督策同仁，铲除积习，努力工作，如果外放机会缺少，则将失去一重要的鞭策工具。所以我一有机会，就与吴氏谈司中的工作，又每一人员的学识品格。他是一位有心人，还晓得看点相，有次谈到纽约总领事馆的情形，我指出领事卢心畲有干才，处理内外事务均能恰到好处，他是于峻吉总领事的好助手。我不过是随便谈谈，并没有存什么心，哪知几个月之后，加拿大的多伦多总领事出缺，部中竞求的人很多，他忽然的问我说：‘你看派卢心畲怎样？’我闻之愕然，他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他很好吗？打电报问问他的意思如何？’卢某虽因故没有接受，而吴氏的求才若渴可以想见。”

上述例子，颇能勾画吴的个性为人，办事能力。

蒋介石器重吴，显然事出有因。但宠臣与爱子之间，有如鱼与熊掌，选择起来并不容易。蒋派人向吴暗示，只要愿意和蒋经国合作，将以“阁揆”酬庸。吴坚持“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的原则，断然挂冠。

5月24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吴国桢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

“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500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临别前，“司法院长”王亮畴问吴：不回来了吗？”吴答：“是时候了。”吴的好友、政学系领袖张群也来送行，他送吴一幅曾国藩手书对联：“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澹云闲今古同”。

对于吴的离台，江南披露：“若非宋美龄从中协助，在蒋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当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79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

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旧恨新仇一发难收吴国桢初到美国，顾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谨言慎行，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不满之词。

不料，继吴国桢之后，蒋介石又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于1953年11月18日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免职。

王世杰是被美国当局认为最具“西方精神”和受到“特别赏识”的人，他与美驻台“大使”蓝钦建立了直接的密切的关系，早为宋美龄等所嫉视。宋认为：王是国民党内部反宋最用力的，间接鼓励居留海外的人对宋恶意中伤，并暗中支持《自由中国》半月刊反对孔祥熙返台。据悉，宋曾对王宠惠说：“像王世杰这样的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经国、郑彦棻也在宋美龄面前，指控王利用《香港时报》董事名义中饱港币八、九十万元，贪污有据。又说他与海外反蒋分子有联系，暗中支持“第三势力”。于是，宋和蒋经国便在蒋介石面前极力攻击王，而蒋介石对政学系的作法不满也由来已久。在美蒋关系上，王与蒋的意见不一，常发生争论。

王世杰事件直接的原因，传说很多。一说原因有二：一是当尼克松晤蒋时提出反共分子“团结一致”共负“国是”和劝蒋交出政权到美国去住之后，王又具体和蒋表示应早日召开“反共救国会议”，惹起蒋的愤恨。二是尼克松与蒋谈话时说：“你们只知道经援，可是浪费的太多了，例如陈纳德在美国出卖的一批中航器材收入即达400万美元，这笔钱应该属于你们国府所有；又有吴国桢住在纽约的豪华旅馆中，以一个曾任过省主席的人能有如此财力在美国消耗，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克松走后，蒋即令王交代，斥责王在处理民航事件时未向其提出详细报告，王亲笔批过12万美元的官价外汇给吴国桢亦未呈报，认为王有意舞弊，两人发生争吵。蒋大怒，当晚即下令将王撤职交“监察院”查办。后经张群疏通，将“交监察院查办”字句取消。传说，当晚及次晨张群两次见蒋皆被拒，次日吴铁城得机见蒋，但被蒋大骂谓“国家的事都是你们这派人弄坏，你怎么有脸活下去”，吴未敢发一言，辞出归家后，即眼安眠药而死。

另一种传说是：在尼克松访台时，曾答复蒋介石两件事。一，在军事上美国对台湾“负责到底”，但政治上要与整个远东配合；二，美国认为签订太平洋安全同盟时机已到，但要由远东国家自行动手，现在看起来菲律宾担任领袖国家较为适宜。蒋介石听后甚为不快，立即召集张群、陈诚、叶公超、王世杰、王宠惠等人商讨对策，会上王世杰竭力主张一切都照美方意见，并引证当年在大陆没有听从魏德迈的话吃了大亏。蒋闻言大骂王“混蛋”、“书呆子”。蒋经国闻讯后即趁机告蒋：王早已不可靠，指王利用美国的关系结党营私，在香港拉拢“第三势力”，与顾孟余、许崇智等有来往，又暗中与胡适联合，以《自由中国》半月刊打击蒋的声望，以及王利用“总统府”名义经营港台走私、套汇等。蒋介石听后怒不可遏，立即传命拘捕王世杰，并亲笔下令要王交代。

王世杰事件发生后，蒋经国即发动台湾报刊攻击王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以此一方面掩盖王去职的真实原因，同时再度向吴国桢进攻，以进一步打击政学系、亲美派的势力。

1954年1月13日、14日《美洲日报》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1月25日的《民众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众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1月27日致《民众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

1954年1月20日左右，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收到吴国桢于1月15日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启事，要求台湾报纸给予辟谣。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行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5000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20余处，每次讲费约450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父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于是在美发表了对台的三点“政见”：（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

隔海对骂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2月26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十三条之多。

第二天（27日）吴国桢在美立即威胁称，万不得已时将公开揭发台湾内部zhuanzhi独裁的事实。同时致函“国大”，攻讦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党专政、党组织与政治部控制军队、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六点。要求“国大”：一、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令“立法院”议定“政党法”，保障各方反共人士俱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二、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确规定特务机构的权力，对于主持特务机构之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主持；四、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提讯者亲友之控诉；五、组织委员会彻查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并追究责任；六、撤销青年团特务组织。

蒋经国恼羞成怒，立刻又组织所有报纸杂志，利用社团、“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以及学校、青年和军人的名义集中攻击吴国桢。台湾“中央社”甚至指骂吴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另一位和张道藩搭挡上阵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谩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2月7日及16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1951年5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堂堂正正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

可惜作者虽较其他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国桢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谠言佳句。“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就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台湾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3月9日，国民党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政”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兔死狗烹意在传子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光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43年（1954年）3月17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吴国桢的儿子吴修潢，后来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求情，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也深受其害，台湾报纸曾作如下报道：“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椰榆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台湾当局为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形象，曾策动“上书”、“声讨”运动，但结果也干事无补。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蒋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恩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蒋经国逼人过甚所至。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说过这样一段话：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语虽委婉，但颇能代表台湾“沉默大众”的心声。

在王世杰事件和吴国桢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始终是支持王、吴等亲美分子打击蒋经国。据悉，王世杰一被免职，美驻台大使蓝钦即认为是蒋经国的阴谋，马上向华盛顿密告蒋经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常不满，如任其发展，可能成为“台湾铁托”。当吴国桢遭到张道藩的攻击和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皆可在美居住。

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有时反映国务院半官方意见的华盛顿《邮报》、亨利鲁斯的杂志，一向主张积极援蒋的斯克浦斯——霍华德报系以及拥护麦克阿瑟和塔夫脱等“孤立派”的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等均著文支持吴国桢。其中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和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帧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遗愿绵绵无了时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扰。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索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出了邀请。原定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第三节孙立人去职“王朝”芒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厨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

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危险人物”，“异己分子”相继溃不成军，皆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在拔掉手握兵权的武将孙立人这颗眼中钉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东方的隆美尔”

我们先把焦点对准孙立人，将孙的出身作一交代。

孙立人，原籍安徽舒城，生于1900年。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保送赴美，进入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转入弗吉尼亚西点军校学习，和美国的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先后期同学。

1928年，孙立人毕业回国，先人国民党党务学校任军训队长，后调“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任副总队长。宋子文成立“税务警察总团”，邀孙出任该团“特种兵团团长”。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

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直接受到日寇威胁，14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发表“自卫”宣言。同时，蒋介石电令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对日寇发动总攻，并调集73个精锐师参加上海抗战。孙的税警第四团，参与是役。

当时很多人认为，孙部是支非正规部队，没有战斗力。但实际上，这支财政部的武装，武器远比一般国民党军队优越，中层以上军官大都是留美的少壮派，士兵中有文化的多，部队平时训练严格，军容风纪比国民党其他部队好，再加上民族战争伟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淞沪前线打得很顽强，给日本侵略军以很大的杀伤。

在温藻浜战斗中，孙立人中弹负伤，被送香港养和医院医治。1938年，孙立人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二次立功。

这二次战役，使孙立人在军界初露锋芒。

“税警总团”在长沙扩建为缉私总队时，孙立人任总队长，同时晋升为少将。孙立人选定长沙为扩军基地，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长沙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便于收容各路部队的散兵游勇；其二，原“税警总团”的官兵中，湖南人居多，在战斗中，湖南人勇敢善战，深得孙立人赏识，在本地扩军，便于多招些湖南人。孙部基地设于长沙岳麓山。副总队长齐学启，湖南宁乡人，曾任江苏保安团团长。

第一团上校团长贾幼慧，山西人，是孙立人清华和弗吉尼亚的同学，曾任原税警总团炮兵营长。

第二团上校团长唐守治，湖南零陵人，曾任某部队宪兵营长。

第三团上校团长葛南杉，江苏人，留法生，工兵营中校营长王之，留美生。通信营少校营长文芝龙，黄埔毕业。孙立人依靠这些骨干，招募和收容兵源，扩大自己的势力，不到半年，就招集了三千多人。以后逐渐扩充到五个团，还有工兵、通信、特务等三个直属营和一个教导队，实际已有了两个师的兵力。

孙立人在湖南建军，原以为离前线尚远，可以好好地扩军训练，不料日军飞机经常来轰炸，弄得日夜不宁。于是，他急忙电告重庆，请求转驻贵州。蒋介石、宋子文也想保存这部分力量。所以，很快就批准了入贵州的请求，指定缉私总队驻贵州都匀训练。

1940年11月，税警团改编为新38师，孙任师长，1942年远征缅甸。

在中国对日抗战史中，有一段精彩的“异域”篇章，这就是孙立人所率新38师远征缅甸时的“仁安羌大捷”。

“仁安羌大捷”是个闻名世界的战役，新38师在劣势的情况下，竟以不满1000人的兵力，击败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救出超己十倍的友军。

当时缅甸整个战争形势，就盟军方面来说：左翼为国民党军队第6军，当面之敌为敌第18师团；正面为国民党军队第5军，当面之敌为敌第55师团；右翼为英第一军，当面敌为敌第33师团。新38师在曼德勒，无形中有东西策应的任务。

4月14日，由于英军第1师放弃马格威，改守仁安羌，引起盟军右翼的严重局面。新38师的112团和113团先后奉命由副师长齐学启率领，开往纳特曼克与巧克柏当两地布防，负责支援英军和掩护正面的侧背，曼德勒卫戍的任务，只留下114团的两个营担任。而114团的第1营仍然留驻腊戍，担任飞机场的警戒任务。

日军探听到英军退守仁安羌的消息，马上就分出两个联队兵力，绕到英军后方，占领仁安羌油田，切断英军归路，将英军第1师全部和战车营的一部，包围在仁安羌北面一带地区。又用一个大队的兵力飞快占据拚墙河北岸渡口附近，阻截英军的救援，不过当时在拼墙河北岸和日作战的英军，只是少数步兵和装甲旅战车山炮的一部分，自身都已难保，更无力分兵去救援在南岸被围的部队了。

4月16日，在仁安羌北面的英军第1师已经被包围两个昼夜，粮尽弹缺，水源断绝，危急万分，驻扎巧克柏当的113团，便接到了立即驰援的命令。救兵如救火，113团连夜奔赶，在17日的黄昏时分，到达拚墙河北岸，在距河五英里的地方，进入准备攻击的位置，当晚就展开了猛烈的战斗。18日拂晓起，战斗更激烈，孙立人亲自从曼德勒赶往前线指挥，正午12时，拚墙河北岸日军肃清，英方催请孙部立刻渡河攻击，当时孙部兵力太少，而且南岸地形暴露，日军又是居高临下，孙部站在仰攻的地位，如果攻势稍一顿挫，日军可能立即窥破孙部实力，这样一来，不但不能达成解救英军的任务，并且可能把113团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孙立人决定暂时停止进击，打算在黄昏以前用尽各种方法把当面的敌情和地形侦查清楚，再利用夜间去周密部署，准备在第二天拂晓进行攻击。英第1军团长史林姆将军对于孙立人这样计出万全的筹划，虽然表示十分钦佩，但怎样才能使他的被围部队立刻解救出来，却是他更焦急的一个问题，因为他接到被围的第1师师长斯高特将军的告急无线电话，报告被围官兵已经断绝了两天的水粮，无法继续维持下去，若是今天再不能解围，便有瓦解的可能。所以史林姆将军要求孙立人无论如何要立即渡河攻击援救，不能等到明天。后来孙立人一再的解释利害，并且请他打电话通知斯高特师长务须再忍耐一天。史林姆将军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斯高特师长又打来了第二次告急的无线电话，说是被围的部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再也不能忍耐一刻了。史林姆将军脸上显然是变了颜色，他凝视着孙立人，目光慌乱，神情紧张，但孙立人的态度却依旧很平静，并再请史林姆将军转告斯高待师长说：“贵师既已忍耐了两天，无论如何还要坚持这最后一日，中国军队一定负责在明天下午6点钟以前，将贵师完全解救出围。”无线电话中又以焦急而怀疑的语气传来“有无把握”的询问，孙立人斩钉截铁地回答他说：“中国军队，连我在内，纵使战到最后一个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

这句话使史林姆将军大为感动，和孙立人郑重地紧握着手，认为这是一种“君子协定”。

19日，东方鱼肚白色还没有出现，攻击便开始了。破晓时，左翼部队将日军第一线阵地完全攻占。战斗转进到山地里，日军不顾一切猛烈反扑，孙部已得的阵地，三次失而复得。在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下，孙部必须要处处防备敌人侦知实力，所以用种种方法，设置疑兵，虚张声势，又用小部队进行扰乱突击，更教日军无从判断虚实，主攻部队利用山炮、轻重机枪及轻重迫击炮的掩护，反复肉搏冲杀，第三营长张琦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还高呼着“弟兄们，杀呀！”士兵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壮烈地倒了下去，心头热辣辣地默念着他最后所发出的口令，含着眼泪，前仆后继的拚死冲杀上去，一直冲上了油田。山凹里，油田边，都积起了一堆一堆的尸丘。这一场白刃肉搏的大战，从午前4时继续到午后3时，日军的第33师团完全被击溃了，他们丢下了1200多具死尸，退出阵地，113团不过1000人的战斗员兵中也伤亡了一半。这不但是一个冒险的攻击战，简直是一个可怕的空城计。

下午5时，孙部克复了全部仁安羌油田区域，枪炮声渐渐的稀远，敌人显然是在加速后撤。孙部首先将被俘的英军、美传教士和新闻记者五百余人解救出险，并将夺回被日军抢去的英方辎重汽车一百多辆，交还英方。接着英军第1师的步兵、骑兵，炮兵、战车部队等七千余人和一千多匹马都在孙部的安全掩护下，从左翼向挤墙河北岸退出，三天的苦熬已使他们狼狈不堪，一路对着孙部的官兵，个个都竖起大拇指高呼“中国万岁”，更有许多军官压制不住感激的热情，抱着孙部的军官跳了起来，友情的高扬已经到达了顶点。

仁安羌之役、在军事上是一个奇迹，中国军队是以少胜多，以客胜主，以寡救众。这一仗，不但表现出中国军队是有严格的训练和旺盛的士气，更表现出中国的指挥官有卓越的将才，有高明的判断能力，有超人的战术眼光，胆大心细的断然处置。同时，这一仗还不只是表现出中国军队作战的英勇惊人，并且显示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从孙立人回答史林姆将军的“中国军队战至最后一人，也一定要把贵军解救出险”的一句话语中，就充分表现了中国军人舍己救人和不背盟信的美德，以及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对道义的高深教养，后来，新38师转进到英法尔时，又和英军第1师碰在一起，彼此语言不通，相互以目光表达情感，有些英军官兵见了孙部，眼眶中竟都含有感激的晶晶泪水，这种表情不只是在羡慕新38师的战功，也不只是在感谢中国军队当日解救他们出险的好处，而是他们被中国军队舍己为人的精神所感动了，对于这种亲挚的友情协助，他们当会终身感念不忘的。

由于仁安羌援救英军卓越的战功，孙立人荣获“英帝国司令”勋章（C·B·E）和美国的“丰功”勋章。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和“东方野战之狐”。

四面楚歌“仁安羌大捷”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抗战胜利后，新一军4万多人马辎重，借道香港，在美国军舰护送下，开向东北，部队首先在秦皇岛登陆，然后乘火车到锦州一带集中。途中受到东北民主联军的袭击，伤亡颇重。这一年初，孙立人又一次出国考察，此时尚未回国，全军由副军长贾幼慧率领，辗转迂回到沈阳外围。在四平街，新一军同东北民主联军激战了一个月，伤亡惨重，却攻不下一个小小的四平街，蒋介石非常不满。这时，孙立人已经回国，急忙从关内赶来指挥战斗。也是他运气好，东北民主联军在保卫四平街的战斗中，赢得了时间，正作战略转移。因此，新一军一举而下吉林，长春、德惠，陈兵松花江畔。这一战又给孙立人镀了一层金粉。

但孙立人既非黄埔弟子，又非陆大学生，在国民党部队中自成一系，且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仗着美国人撑腰，有时连蒋介石也不放在眼里。所以，蒋介石对他也不满，适逢云南部队60军184师在东北起义，投向共产党，使蒋介石愈加感到非嫡系部队不可靠。云南部队的后台是龙云，蒋介石曾以明升暗降的手法，把龙云调到中央，削掉了云南王的兵权。于是，便使用同样的手法，提升孙立人为东北“第四绥靖区司令”，接着又任为东北九省保安长官司令部副司令长官，把他调离长春到沈阳与保安司令杜聿明共事。而他的新一军，也交给了黄埔出身的50师师长潘裕昆。孙对这种人事安排自然不满，但又没有办法，只能暗中怨恨。不久，只身南下。

孙离开东北，心情抑郁，意兴阑珊。最不甘心的，是受黄埔系的排挤欺压。1948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蒋介石依从美国的授意，任孙立人为“陆军副总司令”兼“训练司令”，在美国顾问的直接控制下，开始在台湾训练新兵。其后，蒋介石又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除为了部署逃命外，也有牵制孙立人的用意。陈到台后，即曾暗中策划孙立人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并入军校中，陈系的林蔚、郭帏、罗卓英等企图将孙的练兵权转到罗卓英手上，但没有成功。

1949年9月，蒋介石为了取得美国的积极援助，以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又“提拔”孙立人为“台湾防卫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陈的控制下，孙实际上没有什么权力，在长官公署成立不久的某次会上，孙就曾很不满地表示：他虽为台湾防卫总司令，而军队的调出调入他一点都不清楚，调换一个军长，他连一个通知都没有接到。陈曾指使其嫡系的第6军，用“升官”的办法拉孙的80军的官兵，80军一个老兵到第6军可升班长，班长可升排长，此事引起孙的异常气愤。

蒋介石复位后，陈诚任“行政院”院长，又升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表面上向美国做出了姿态，得以争取美援，实际上又以陈诚系的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用以牵制孙立人。据1950年材料，孙知道实际的权力操在“参谋总长”手中，不愿就任，要陈诚答应他两个条件：第一，仍任“台湾防卫总司令”；第二，仍兼负陆军军官训练责任。后经陈同意就任。表面上陈虽同意了孙的条件，但孙仍然没有人事权和指挥权，而且训练权的大部分也相继被陈夺去。孙曾哭诉于何应钦说：“台湾完了。”

1951年5月香港《自然日报》称：孙立人仍旧是一个“木偶司令”，不经蒋介石同意不能任免一个营长，没有蒋介石的命令也不得调动任何部队。蒋纬国的装甲兵部队更不容孙过问。孙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决议，每次均被周至柔控制的国防部加以删改，双方常打公文官司。陈诚的亲信原任国民党第6军军长戴朴等陈系军官，竞拒不出席孙召集的台湾防卫会议，此外，当时孙虽名义上仍兼“陆军训练司令”，可是，校官以上的训练全由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系的将领万耀煌、彭孟缉负责，高级政工干部的训练又由蒋经国的政工干部训练班主持，孙的凤山军官训练班，只能训练尉官以下的人员。陈诚手下的一些喽啰，对孙挂名的“陆军总司令”空衔，也喧嚷要予以夺去，如1950年黄杰从越南逃到台湾和陈诚系的黄埔出身军人段沄、罗奇等叙餐时，大家公开他说：“陆军让孙立人干，难道我们黄埔就无人吗？”曾决定要夺取“陆军总司令”的位置，后经吴国桢提出：“要顾及美国人的印象”，才暂作罢。

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说：孙立人的处境，自美学成归国那天起，的确备尝嫉妒倾轧之苦。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有留日派、保定和黄埔系，惟留学英、美，形单影只。假使不是宋子文成立税警团，孙立人可能毕生从事军事训练。假如没有和盟军并肩作战的机会，孙亦不可能脱颖而出，中外驰名。那位西点军校出身的温应星，当了一阵税警团长，即销声匿迹，50年代，参加香港的“第三势力”，和蒋介石隔海对抗，就是最好的例子。

孙的学识，据说卓越超群，这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变成他的负数。蒋介石在1940年前，不让孙入野战军，带兵作战，多半基于现实形势的考虑。这一点，我们要承认，蒋作为最高统治者，权衡人事的综合平衡，有其独到之处。

据一位跟过孙多年的老部下说：“孙是个非常优秀的带兵官，但是位很坏的领袖。”讲人际关系，和他的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任“陆军总司令”期间，每周军事汇报，他从未准时出席，其理由非常可笑，“他不愿意向周至柔总长敬礼，迟到能避免，因为，总统已在场。”

孙之傲慢，固有其理由，主要看不起他的一些同僚，认为他自己鹤立(又鸟)群。也可能当时的情势，特别美国恢复军事援台后，制造他“非我莫属”的优越感。诚然，孙有学识，也有战功，是蒋的爱将，美军的宠儿，但孙是台湾整体里的个体，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会孤立无援，且遭致群体的打击。《孙立人在台兵变经过》一文，则有如下生动的描述：当陈诚任行政院长、周至柔任参谋总长、王叔铭任空军总司令、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时，屡当蒋介石召开会议时，陆军总司令提出的问题或意见，总是遭到三票对一票的否决，有时弄得蒋介石亦左右为难。例如空军与海军提出，在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争中，空军海军如何重要，如何优先，须获得优先装备，反正是一切优先。又如空军提出，空军官兵的待遇要超出陆军两级，飞行员待遇，要超出陆军十倍，空军官兵要新式美观服装。海军提出，海军是国际兵种，须按国际标准待遇，一般官兵要超陆军一级，另有航海津贴，要有海军自己的舞厅、歌厅等。以上诸多不平等待遇，二十年后的今天，仍是外甥提灯笼（照旧）。可怜的陆军，四面是海，可怜的总司令，孤掌难鸣。陆军提出的许多问题，都遭到空海军的联合杯葛、阻碍。有时老孙气急了，就在会议上向老蒋报告说海军空军如何好，如何如何行，那么请总统将陆海空三军测验一下，比一比，看究竟哪一军好。先从我们三军总司令考起，比文也好，比武也好，比立正稍息也好，比X＋Y也好，由你们海空军决定好了。像这样情形，最后还是由老蒋打圆场，至于老孙在老蒋面前请求批准进军校再受训一词，更是家常便饭。由此可见老孙与陈诚、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等高级将领间之矛盾多深。

已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孙立人却犯着更致命的错误，他以蒋经国为敌，以“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抑制蒋经国的政工制度。

1950年12月，孙立人召开的“新年第一次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

“良心会”的用意，也许不坏，但蒋经国觉得，孙立人捞过界，这本来是该“政治部”发动的事。蒋经国反击，推行“庆生会”，孙、蒋较量的火药味，乃全面扩散。

美军顾问团长蔡斯，他是带了支票签字权的美国大亨，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介石父子所不满，孙、蔡不谋而合，蔡斯也主张撤消军中政工制度。蒋经国疑神疑鬼，迁怒到孙的头上，认为孙假外人以自重，于是蒋介石密令除奉命者外，任何人不准与蔡斯接触。

其后，蒋介石与陈诚就更加压抑孙，用牵制、明升暗降等办法削弱孙的势力。将孙系的80军军长唐守治升为“南部防守区司令”，后又将他调为“北部防守区司令”，而80军却仍留在南部，并以陈诚死党反孙最强烈的戴朴为其副司令以牵制唐。以后又将唐调任新成立的“第一军团副司令”，该军团司令又是陈诚的亲信胡琏。

1954年6月，孙立人在台湾的军事改组中因“任期届满”的理由免去了“陆军总司令”职，改任“总统府参军长”，贬为闲曹。孙对此很不满意，发牢骚说，“现在台湾是奴才统治人才。”并想藉接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工程博士学位为名去美国，蒋介石唯恐孙到美国后成为“吴国桢第二”，未予准许。但为了敷衍美国和缓和孙的反对，乃提拔孙的亲信余伯泉任“副参谋总长”。尽管如此，蒋氏父子仍觉得孙对“王朝”有潜在的威胁，不可“养虎遗患”。

疑谋不轨1955年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审查“孙立人兵变案”。事出在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个名叫郭廷亮的“匪谍”，该犯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江南依台湾“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以及其它非官方的资料，在《蒋经国传》中，对“孙立人事件”的经过，描述如下：主犯郭廷亮，34岁，原籍云南，税警总团干部教练所学员队二期毕业，当时孙立人任团长。改新38师，郭是中尉排长，改新一军，郭升少校营长。1948年6月，新一军调驻沈阳时，郭和米店主人白经武结识，经白介绍，与李玉竹女士结婚，白借机“以匪党言论煽惑”。沈阳解放后，郭要求白协助取得路条，白通过其兄白经文给予办理，但白经文嘱郭到台时，须为中共工作。郭因而顺利离开解放区，经天津、上海转台。

郭到台后，先后任孙部少校营长、“陆总”搜索组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

第五署督训组组长。在1954年8月以前，郭并无显著或积极之“匪谋”活动。1954年9月，某晚7时许，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李谓：“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执行所交代之任务，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军官一百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

孙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孙。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

从犯6人，为37岁的江云锦，曾任陆军官校干部训练总队大队长，“陆总”

第5署督训组副组长。“借到部队督训机会，在每一团中，指定职阶较高，学识较优，年资较深之同学为负责人，与部队中之各同学联络。”田祥鸿，30岁，四川人，任上尉情报官，受郭指示，“把军训班（第4军官训练班）同学联络起来，结成一股力量”，“向政府提出改革事项”。刘凯英，29岁，安徽合肥人，供职某部，任第4军官训练班学生联络人。还有陈良坝，34岁，福建林森人，孙的随从参谋。还有中校督导官李成亮。

6月初，“国军”在台南地区，举行“总统”亲校，孙等选定此时，为兵变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在台北谒孙，向孙报告，××部队将在5月22日至6月2日开始团教练。“此项休息时间为采取行动最佳之时间。”于是孙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以×××为指挥所，“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

然而事情发生变化，孙决定于28日去南部，但“奉谕”于30日与蒋介石同坐飞机。郭廷亮则已于25日被捕，仅由陈良坝于28日乘车南下，沿公路通知各地人马。

6月6日，南部地区7万部队，举行检阅，来宾有专程自南朝鲜抵台的美国第8军军长泰勒中将和蔡斯团长。受检部队原规定是4时半前抵屏东机场，预定上午9时半正式检阅开始，但延至11时30分才举行。检阅台前，曾两度用扫雷器进行反复检查。

一说，孙事机不密，已先后有20余人向当局告密，郭廷亮干事发前12日被捕，情治单位，早掌握同谋人的动态；一说，某炮兵连突奉命携带弹药，引起某炮长怀疑，偷偷溜出营房向“政治部”主任阮成章报告，阮转报“安全局”，于是毛人凤奉命专机南下，孙事败案发。

孙的“同谋”事发先后，分别被捕，仅刘凯英脱逃，且获孙资助。但国民党当局仍不动声色。6日，蒋介石在高雄设宴，为泰勒洗尘时，陪客中尚有孙立人在座。此后，6月15日的黄埔军官学校校庆，和为蔡斯返国举行的联合欢宴席上（俞大维主持），再看不到孙立人的身影了，孙实际上已受到看管侦讯。

外电率先报道孙被捕消息，台湾当局却闷声不响，到8月3日，也就是说封锁了两个且，才开始公布孙辞职的消息。

辞职书虽吞吞吐吐，已呼之欲出。孙说：“。。近者陆军部队发生不肖事件，奉副总统谕示郭廷亮案情，日前黄、傅两局长奉命交阅江云锦等供词资料，职涉有重大之罪嫌，钧座未即付之法司，仰见格外爱护之恩德，天高地厚，感激涕零。伏念弱冠之年，即追随钧座，今已两鬓均斑，无日不在培植之中，感激知遇，应有以上报，乃今日竟发生此种不肖事件，抚衷自省，实深咎愧！拟请赐予免职，听候查处，倘蒙高厚，始终保全，傅闭门思过，则不胜感激待命之至！”

那么，究竟是什么事使陆军部队发生的“不肖事件”，使孙“抚衷自省，实深咎愧”呢？当局讳莫如深，贯彻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则，或持“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无奈心理，以致谣言四起，众说纷坛，甚至距至今，迄无是那非耶的公断。

亲台湾的《新闻天地》，在《孙立人将军被黜》一文中，即对案情公布的方式，提出指责，认为“步骤仓卒”，“事前未有整个计划”，“予人以突兀含混印象”。

8月20日，蒋介石下令成立调查委员会，委员包括陈诚、王宠惠、许世英、张群、何应钦、吴忠信、王云五、黄少谷、俞大维，并指定陈诚为主任委员，案情有密锣紧鼓的趋势。调委会成员，除陈诚、何应钦（在日，根本未参与）是军人，其余7位和孙都谈不上任何恩怨纠葛。如吴忠信、许世英，德未必昭，年事甚高；王云五、俞大维两位，非国民党员，理论上“不致受到党组织的影响”；王宠惠，司法权威，“一定会坚持公正立场”。可以看得出，蒋介石立意要制造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形象。

是非曲直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信誉欠佳，持独立言论立场的海外刊物，对台湾当局处理孙案的公平性，颇“忧心如焚”，试举香港的《祖国》杂志的社论为例，该文说：“这一事件，实为蒋经国氏与孙立人氏冲突斗争的结果。。就政府处理龚德柏与马乘风案件经过看来，也使我们忧虑政府当局，是否能做适当的处理。”

社论特别提到吴国桢和任显群涉嫌“匪谍”案，“尽管舆论沸腾，人心激愤”，其中几项政治案件，如今依然在“不审不判”之中，“这次如果对孙立人以及郭廷亮的案件，也照以往的办法拖成‘无声无息’，或不顾舆论而专行到底，那不但对内要失尽人心，同时将再次降低国际声望，而使反共复国的大业更加重的蒙上一层愁云惨雾。”

因此，《祖国》建议，善处此案的三原则，要求“认识事态的严重，幡然醒悟，改变作风”，“洗雪前衍，以正视听。”解除对孙立人的软禁状态，使他获有足以向舆论界公开的自由的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使人只能听到当权者一面之词，无从判断事实真相。从法律观点和既有的资料来看，郭廷亮是否共谍，尚无充分证据，纵然是共谍，绝不能因为他是孙立人的部属，竟把孙立人也当“准共谍”来看待，尤其在未能证明孙立人与郭案有犯罪关连之前，不能先以对待罪犯的方式软禁起来（设非软禁，则何以不子孙立人以公开发言的机会？）。

对郭廷亮等的审判，应该公开，如果碍于实际困难不能公开，也应组织由公正人士所组成的陪审团来参加审判，绝不能在秘密拘禁之后，是否经过合法审判尚不知道，即以共谍罪名将之处决。

公开事实真相，是政府公开处理此事而能取信于国内外的首要原则。

政府应即出面向舆论界，详细说明此案发生的原委，发表逮捕三百名军官的事实真相，并应说明到目前为止，获有哪些具体证据。单就传闻的资料来说，除了3月（6月之误）间那次军事演习时，配发实弹阴谋叛乱一事以外，反对政工制度及硬性规定师长级军官两年辞职两事，显然并不能证明郭廷亮等即是共谍。

不可否认，海外的舆论，的确使台湾当局对孙案的处理，既不敢造次，更不敢拖延。“9人委员会”，历时50天，完成调查报告。孙立人接受侦讯时，地点在草山第一宾馆，“方式颇似座谈”，“坦白诚恳，在座诸人，有感极泣下者。”

调查报告，长达1万6千余言，10月31日正式公布。但其结果，和1937年的张学良案，有异曲同工之妙。“总统’’命令，“以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既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

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管教，孙立人由“国防部随时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词义有别，结果相同，孙立人送台中软禁迄死。

孙如真的图谋不轨，罪证累累，交军法议处，大公无私，任何人服与不服，亦将向“法律”低头，但蒋介石故意师法前人，交叉运用恩威并施的游戏，即西方所谓棍子萝卜的技巧，先予打击，再故示宽容，让受害人感恩不已。蒋“明令”“毋庸议处”的理由，是因为（1）孙抗战期间，作战有功。（2）坦白陈述。（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党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

从这项事实可看出，高魁元的“政治智慧”非比寻常，这也是他未来能获重用的关键所在。

另有报道透露，对孙案发生后，除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曾驰电力劝蒋介石须慎重处理外，现隐居士林“梅庄官邸”的宋美龄也曾出力营救。黄杰在《行参戎重》一书中写到：1958年4月2日，“总统府”

第二局长傅亚夫，转呈“参谋总长”王叔铭签“前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自1955年10月交国防部察看，虽已无职，并未夺职，孙员生活情形颇为困难，拟请自1955年10月起，发补助费3000元以助孙员。”

该文呈请黄杰加签意见时，黄杰颇感困扰，唯恐蒋介石不同意，只好将此事禀明宋美龄。而后于4月5日，蒋介石批示下来：（1）不必补发，自本年（1958年）4月份开始发给可也；（2）以国防部名义发给之。

由此可知，孙立人的罹祸，关键在蒋介石的“不谅”。据了解，孙立人于“兵变”后，其上将位阶并未除役，其中是靠宋美龄为之转寰。而后，宋美龄又于1987年召见孙立人夫人张晶英，垂询孙立人健康状况，可知宋美龄仍然很关心孙立人。或许宋美龄知道孙立人的冤屈，唯恐涉及他人，而不便为孙说话。不但是宋美龄关切孙立人，甚至连孔祥熙、宋子文生前来台访问时，都曾提出要求会晤孙立人，遭到蒋介石的婉拒。孙立人与孔、宋家族的关系密切，是不是他罹祸的因素，不敢妄下断语。但孔、宋家族对孙立人的厚爱，也是政坛少见的异象。

孙案发生至今已30多年了，而当年涉及该案的“共犯”，如郭廷亮虽获假释，现郭已死亡；王善从是许世英的外孙，多年前已假释出狱，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江云锦则在龙潭附近，不知所终。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不过，就孙案本身而言，真正知道真相而仍活于世间者，也只剩下彭孟缉、马纪壮、傅亚夫、蒋坚忍、高魁元、俞济时、俞大维、阮成章、黄少谷、艾瑗、汪道渊等人而已，若他们不肯说出真相。公布一切资料，相信也不足洗清孙立人的“冤屈”。

1989年9月24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年因“孙立人事件”而遭非法逮捕入狱的35位受刑人23日上午推派12位代表至监察院陈情。这些请愿代表对于30余年前的“冤狱”记忆犹新，除了逐一陈述当年受害经过，并有人展露往者受刑求逼供的伤痕。他们希望，监院也能够秉公调查，使他们的沉冤得雪，并弹劾当年违法人员及纠正处置错误的机关。

陈情代表指出，他们这些受害人都是当局为制造孙立人事件的假象，而遭冤枉了数十年。他们也于去年8月22日上书李登辉总统，希望能平反当年的罪名，但迄今毫无音讯。因此，只好求助“监察院”，作最后的努力。监察院值日委员陈翰珍在接见陈情代表张熊飞及陈世全等人时，除了接受他们递交的陈情书外，并耐心地听他们的陈述。在一小时余的陈情结束后，陈翰珍对这些请愿代表说：“一定会本于监委的职权，对案情深入了解并研究如何处理”。据了解，陈翰珍已批示“派查”此案。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许，孙立人病逝台中市自宅，享年91岁。

弥留之际，虽有夫人及子女等守护在侧，但终因“兵变”案不能公开平反而惘然若失。

孙案的新披露台湾《新新闻》周刊1994年2月9日一期刊登屈山河的文章，题目是《美国一度想在台湾搞政变》，该文原编者按这样指出：从美国中情局与国务院，近来陆续解密的档案中发现，40年代末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即已拟订“弃蒋保台”策略，“孙立人事件”于焉上演，留美的孙立人被华府评估为最适合倒蒋者，于是在美国特务、大使、重要官员接触下，孙终于动心了。蒋介石对这一切过程虽了若指掌，但碍于依赖美援的压力下，只好万般忍让，但韩战爆发，使台湾不致落入中共之手，蒋放手一搏，孙立人被幽禁30余年。

该刊称，孙立人事件的关键史实，要被重新改写了！从美国中情局、国务院新近解密的各种机密、机密档案中发现，美国不仅和孙立人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一度秘密在台湾推动一场可能影响深远的政变，试图以孙立人取代蒋介石。

从这些机密文件发现，美国国务院慎重其事地拟订“台湾政变”草案，而且其后于秘密会议中，国务院官员也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不久后，美国国务院拟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中最关键点是：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

最后美国付诸实施，派出密使与孙立人接触，也得到正面的回应。如果这一场酝酿中“扶孙除蒋”的政变计划成功实现，则台湾40年来的发展将完全改观。

该刊称：虽然被幽禁了30余年的孙立人将军，1990年临终前仍坚持自己是“清白”的，但经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40年的政治迷雾。

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兵败如山倒，台湾亦岌岌可危，美国为免台湾回到人民手中，乃积极推动“弃蒋保台”策略。杜鲁门政府认为，腐化无能的蒋政权将无法抗拒中共的攻击，亦不能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因此，如要确保台湾，则蒋介石必须下台。为了贯彻这项策略，美国希望推出一位杰出能干而又反共亲美的将领，以取代蒋介石。

山姆大叔看中了留美派将领孙立人。

在美国政客、将领不断地游说、催促和鼓动之下，孙立人终于答应与美国合作发动兵变。

然而，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粉碎了美国人倒蒋计划，成全了蒋介石在台湾重建王朝的宏图。

特务研拟暗杀计划以下是该刊披露的美国当局策动孙立人反蒋的详细始未：最早在秘密外交电报中建议由孙立人主持台湾省政的人，系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莫成德。莫成德于1949年2月自南京抵台，观察台湾情势，其台湾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是否能与美国“私下”合作，以及对蒋介石的忠贞程度。莫氏发现，陈诚主台并不符合美国利益，乃向国务卿艾奇逊推荐孙立人。莫成德在1949年3月上旬陆续致电国务院声称：“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强、做事脚踏实地的人，不必听命蒋介石，亦毋需服从李宗仁的联合政府，而专为台湾谋福利。孙立人的经验也许不足，但其它条件却甚适合。”艾奇逊即指示莫成德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议，如司徒大使同意，则伺机向李宗仁提出以孙代陈的建议。

1949年5月，莫成德返美述职，又向艾奇逊和国家安全会议提出，由孙立人主持台政以及美国长期租赁台澎海空军基地的建议，并以此两点作为经援台湾的条件。

1949年6月23日，国务院政策计划处主任肯楠，向国务院和国安会提出处理台澎问题报告书，其中主张“联络菲、澳、印度、巴基斯坦、新西兰各国，各派遣一些象征性的兵力，会同美军占领台湾”、“邀请孙立人将军加入占领军的新政权，如孙愿意接受，则美国分化国民党当局驻台军队之工作，即造成功”、“通知蒋介石，如他愿留在台湾，当以政治难民之身份相待”、“美国人在接管行政时，应极力避免担任令人注目之职务，其目的旨在不使台湾落入共党之手”。

以研究韩战出名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康明思在《韩战的起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败象毕呈之际，华盛顿即盛传蒋介石将在一场政变中被推翻。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传言并不是来自国民党内部，而是出自华府，美国政府蓄意要制造一场政变，以迫使蒋介石下台，无法称雄台湾。1949年夏天，美国特务曾研议一项刺杀亚洲领袖的秘密计划，当时在中情局政策协调组（OPC）任职的陆军上校派希表示，他们曾“认真考虑过”刺杀两名亚洲领袖，一位是周恩来，另一位据信是蒋介石，政策协调组并未在台湾执行暗杀计划，但却以“西方公司”的名义在台湾和滇缅边界大肆活动，1951年“西方公司”驻台成员达600多人；在滇缅边界和李弥所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残余部队并肩作战。

接触孙立人劝其反蒋美国当时对台政策，以“弃蒋保台”为第一优先，中情局和海陆空特务充斥岛上，但整个对台工作则是由远东事务助卿鲁斯克所主导。

1949年秋天，李宗仁派其私人代表甘介侯赴美从事外交活动，9月16日甘氏在华府公开宣称蒋介石应被推翻。甘介侯鼓吹倒蒋时，美国政客亦在秘密布置除蒋步骤。鲁斯克和他服役时代的老长官莫里尔准将密商，请其前往台湾，直接找孙立人，探询孙有无“救台湾”的“一些计划”。鲁斯克于二次大战期间在中缅战区担任低级军官，为莫里尔的副手，二人与远戍异域的孙立人颇熟。莫里尔的台湾之行，为美国官方首次当面向孙立人试探反蒋的可能性，孙除了发发牢骚之外，并未对莫里尔的试探作正面回应。

当鲁斯克打孙立人的主意之际，美国韦利斯汽车公司老板甘乃德亦为国防部长约翰逊草拟一项计划，建议孙立人担任国民党当局陆军总司令，并由一群受过西方教育的自由主义分子，在胡适的领导下组成内阁。当时宋子文亦支持这项建议。

1949年12月，美国驻台“大使馆”代办斯特朗和前美国驻台北总领事克伦兹抵达台北。克伦兹对斯特朗说，他将和孙立人接触，当面告诉孙“如果他同意控制”党国民政府，则美国“将会彻底支持他”，孙立人拒绝了克伦兹的游说。这是美国政客第二次当面试探孙立人反蒋的可能性。

40年后（1989年6月2日），斯特朗对康明思教授表示，克伦兹并未向他解释孙立人如何能够取得政权？尤其是撤退到台湾的文武当权派，皆是蒋介石的人，而国民党的特务系统亦未瓦解，仍正常运作，孙立人何从“反”起？

美方干预介入人事美国对国民党政局的干预，可说“不遗余力”。1949年年底，国民党当局情报头子郑介民到美商谈军援。做过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的白奇尔上将对郑介民说，国民党当局如要求美援，则必须任命一位新的台湾省主席，以取代“不能适应局势”的陈诚，并建议拔耀做过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的吴国帧。白奇尔又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和美国顾问“诚心诚意”地合作，否则他们就撤出。

“英雄气短”的蒋介石，于1949年12月中旬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驻美“大使”顾维钧把这项任命告诉白奇尔，白“甚感高兴”，但国务院远东事务助卿巴特沃恩（鲁斯克的前任）说，蒋应给予吴国桢更多的权力。1949年12月28日，白奇尔洁问国民党当局驻美武官皮宗敢，台湾防卫司令孙立人为什么没有“充分的权力”？为什么还有人干预他的工作？皮宗敢解释说，除了孙立人之外，罗卓英和彭孟缉也负责台湾防务。此时，蒋介石的秘密特使董显光正访问华府，白奇尔亦对孙立人身为台湾防卫司令而未拥有多少实权一事，向董显光抱怨并表示遗憾。皮宗敢向董显光说，国民党当局必须实践吴国桢和孙立人获得充分权力的诺言。

除了国务院，麦克阿瑟对台湾问题亦极感兴趣，他的立场虽是“反共、保台、撤蒋”，但这位美国“现代凯撒大帝”的政治企图欲极为旺盛。1950年1月，他派其最得力助手、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将军访台，劝蒋介石将治台权力交给吴国桢，并离开台湾。韦洛比又说，蒋如要留台，则不应干预行政，麦克阿瑟总部愿派一位高级顾问赴台协助他。蒋对麦克阿瑟的建议，一概拒绝。

孙见麦克阿瑟引蒋猜疑蒋介石对孙立人一直有“疑心病”，从抗战时代孙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中情局前身）特务接触开始直到台湾，孙的“美国背景”，始终是蒋对孙不放心的最大原因。

1950年1月3日下午，美国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佛格森打电话问顾维钧，他想知道孙立人是否已和麦克阿瑟将军见了面，因孙曾请求他安排和麦克阿瑟会晤。顾“大使”告诉佛格森，由于驻日军事代表团代表何世礼将军已和麦克阿瑟会晤，故麦、孙之会将延后。

1950年2月11日，麦克阿瑟派了一架专机到台湾接孙立人赴日，孙呈报陈诚核准之后搭机到东京与麦克阿瑟长谈。麦克阿瑟期勉孙立人负起保卫台湾的责任，他会尽量提供军援与经费。孙返台后把会谈情形报告陈诚，并请陈呈报蒋介石。孙立人后来虽辩称是麦克阿瑟总部主动邀请他赴日，无论如何，许多人认为这一次东京之行，是孙立人的一大“败笔”，更加深蒋介石对他的猜疑。而朝鲜战争爆发后一个月，麦克阿瑟不顾华府的反对，自行决定访台，在台湾期间与孙立人的“热络”表现，表面上是孙的得意，但实际上却是埋下他垮台的另一个因子。多年后，孙立人也承认，蒋介石看到他和麦克阿瑟握手时，“在旁边吹胡瞪眼”！

美国国务院自1950年年初开始，密锣紧鼓地推动台湾政变。国务院中国科于1950年2月20日拟订《台湾政变草案》，建议以孙立人为“斩府搴旗”的政变指挥官，推倒蒋介石政权，并以“反共、保台、联美”为政变主旨，对蒋的处置方式则以软禁或放逐为主。

杜鲁门政府拒军援“台湾政变草案”拟订后一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亦在1950年3月20日呈报上级的“台湾可能的发展”的机密报告中指出：“最近几个月各种报道均暗示，受过美国教育、现负责台湾防务的孙立人，正计划发动政变，俾使蒋介石成为有名无实的领袖，同时并铲除其亲信。目前有几项因素不利于在此时发动政变，有关政变的谣言已实为传闻，蒋周围的人亦已知悉。此外，孙立人的缺乏政治经验，以及对军政领导人的欠缺影响力，显示他也许没有力量从事造反。如果未获美国实质上的支持，将不可能发动政变。”

根据国务院中国科外交档案，巡回大使杰塞普（即对华政策白皮书的总编纂人）于1950年3月曾访问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地区。他在呈交艾奇逊的报告中说：“蒋介石的部属仍在内斗，相互猜忌，孙立人将军陷于困境，他向我抱怨无权指挥海空军，亦无人在‘宫中’帮他说话。”（1950年外交关系文书）

1950年3月底，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署长克利夫兰向国民党当局官员透露，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只要蒋介石在位，杜鲁门政府将不会给予国民党当局军援。同年4月，海南岛解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要求美国改变中止军援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鲁斯克予以拒绝。

海南岛解放后未久，美国驻台武官巴雷特向国务院发了一通“极机密”

电报，引述一名国民党当局“高级官员”的谈话，这名高级官员说，蒋介石及其党羽已到了“混乱及绝望”的状态，并建议采取“剧烈的行动以挽回狂澜”。此高级官员并指责蒋介石一面透过周至柔指挥军队，一面让其两个儿子利用自己的组织干扰指挥；此官员说，要想以蒋介石及其党羽的搅局来挽回局面，其机会可说“微乎其微”。

第7舰队协防台湾这封目前已解密的电报中所说的“高级官员”就是孙立人。据斯特朗说，巴雷特于1950年4月27日左右与孙立人接触，孙自己“提出蒋介石的问题”。鲁斯克于5月1日看到巴雷特的电报，两天后，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官员尼兹在一项秘密会议中，提出由孙立人发动兵变以除蒋的“假设性”方案。

对国民党高层颇为了解的斯特朗，在1950年5月11日向国务院远东司的石博思发出一封“极机密”电报，表示对策动孙立人兵变的意见。斯特朗并不赞成兵变，他说，支持孙发动兵变的构思，他以为“早已在这几个月里胎死腹中了”；斯特朗亦不认为孙立人特别优秀，只不过是“披着美国化的外表”而斯特朗于1989年6月2日向康明思教授表示，孙立人至少需除掉100名文武高级官员，始能控制国民党和各级权力。

1950年5月30日，鲁斯克和尼兹、巡回大使杰塞普及其他官员开会，讨论台湾问题。鲁斯克说，台湾即使在战略上无足轻重，政治上则颇为重要，因此应为岛上“划定最后界限”，并称他已拟妥如何执行这项计划的文件，只有他和艾奇逊、国务院顾问杜勒斯知道文件内容。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则希望获准采取行动，由“美国主导以武力防止台湾沦陷”。5月31日，鲁斯克等人与艾奇逊讨论了下述计划：“应告知蒋介石以下三点：（A）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沦陷已属不可避免；（B）美国将不会协助蒋介石防止台湾沦陷；（C）蒋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并在联合国讨论托管问题时，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

“台湾托管”方案鲁斯克在5月30日呈给艾奇逊的简报说明中指出，美国已在台湾部署“秘密行动以对抗大陆上的中共”，同时“亦在台湾支持一些成员”其中包括“秘密武装支援”。莫成德表示：“应在岛上维持与台湾领袖的秘密接触，并尽早给予法兰克一些指示。”法兰克即是中情局政策协调组主任法兰克·韦斯纳。

鲁斯克在简报中表示，第7舰队巡逻台湾海峡固然是保护台湾，使其免受中共攻击，但也是为了防止蒋介石偷袭大陆。鲁斯克并建议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然后由联合国决定台湾前途，台湾获联合国托管后，杜鲁门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

鲁斯克于6月9日向艾奇逊指出“两党一致的中国——台湾问题”备忘录，重点仍是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英国驻美大使法兰克斯6月初与艾奇逊晤谈后，发现美国一方面担心台湾沦入中共之手，一方面又不敢公开出兵台湾，法兰克斯向英国外交部报告，伦敦的答复是：“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1950年6月6日，蒋介石的亲信、主持中央宣传工作的董显光，衔命访美，与杜勒斯见面，顾维钧亦在场。杜勒斯向董、顾二人表示，如蒋介石“廉逊一点”，也许能挽救台湾，杜勒斯并未透露鲁斯克的对台方案，但顾维钧正确地猜到美国打算驱除蒋介石，并把台湾列入联合国托管。6月7日，助理国防部长格里夫斯与董、顾晤面，大骂艾奇逊。

当时国务院的艾奇逊、鲁斯克、杰塞普，甚至包括杜勒斯在内，都是“弃蒋保台”派；国防部长约翰逊和格里夫斯则是“拥蒋保台”派，约翰逊和格里夫斯经常向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馆通风报讯，成为顾维钧、陈之迈（公使衔参事）和其他亲蒋人士的最主要消息来源。格里夫斯向董、顾表示，华府如没有艾奇逊，则台湾将可得救。约翰逊屡次欲插手台湾事务，并曾数度与艾奇逊冲突，最后杜鲁门正告约翰逊勿捞过界，台湾事务属国务院管辖范围。当宋美龄邀请即将赴日访问的约翰逊顺道访台的消息走漏后，艾奇逊亦嘱约翰逊勿到台湾。

蒋介石拒绝扩孙权力6月10日，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前往台湾，宋拒绝；抗战前，孙立人曾应宋子文之邀担任税警总团第四团团长，与宋关系颇佳，宋子文拒赴台湾的理由，有人揣测是因害怕中共侵台。此时，孔祥熙前赴东京与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会谈，已结束美国之行的董显光亦赶到东京，一起与孔会晤韦洛比，董将鲁斯克计划剪除蒋介石一事，告知孔和韦洛比。其时，美国情报界盛传孔宋集团与蒋不睦，但较可信的说法是，仍有政治野心的宋子文，一向与蒋貌合神离；孔祥熙则与蒋关系良好。

艾奇逊在6月上旬接到国民党内部的情报，称蒋介石“绝不同意”扩大孙立人的权力，并“较以往更加痛恨美国”。

1950年夏天，人民解放军将解放台湾的风声更大，蒋介石颇为恐慌，当时英国驻莫斯科、华府和东京地区的情报员一致预测，亚洲潜伏三大危机，即“北韩攻打南韩、中共侵台、台湾政变”，其中之一将在1950年6月爆发。据现存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记载，国民党当局曾要求法国协助，携手对付中共，遭到拒绝；美国的资料亦揭露，蒋介石曾秘密和韩国与菲律宾当局交涉，一旦台湾沦陷时，请韩、菲为其提供庇护所，驻韩、菲的美国情报员均向东京麦克阿瑟总部发回这些情报。

美国国务院评估局势麦克阿瑟档案透露，1950年6月15日，国民党当局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将军，向麦克阿瑟总部情报处长韦洛比转达一项“绝对机密”的讯息，蒋介石紧急要求麦克阿瑟领辖整个远东——特别是包括台湾——的防务，他和台湾各级政府及人民都将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在密讯中强调，他愿意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据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远东将领》一书中说，麦克阿瑟颇有当台湾军政最高指挥官的野心，就像他统治日本一样，但台湾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可以作主。

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对台政策会议，并拟定一项“极机密”计划，这是国务院自1950年1月以来，首次对台湾局势作最全面的评估。这次评估的重点为：（一）如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民事与军事交由美国所指定的中国人（即大陆人）和台湾人领袖；（二）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湾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或台湾反攻大陆；（三）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则美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议。

美国有没有派出“密使”？这个使者是何许人？孙立人如何答复？

据新近解密的档案和文献显示，为美国国务院传达讯息的“密使”，乃是一向最同情国民党当局、最支持蒋介石的前第7舰队司令河克海军上将。

蒋介石笔下“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在国民党当局撤守台湾、杜鲁门断绝军援之际，曾大力协助国民党当局利用各种不同渠道获得军火，1950年3月，柯克同意担任一个专事为国民党当局取得军火的咨询团负责人，蒋介石答应每年付咨询团75万美元服务费。但早在2月11日，已退休的柯克就以美国国际通讯社（后与合众社合并）记者身分访台，抵台当天即获蒋介石和宋美龄召见，并在宋美龄的陪同下，视察国军基地。柯克凭其声望与关系，得到美国海军的直接协助，海空军与陆战队将领纷纷抵台，一批美式武器亦源源运台，真正负责采购和运送这批军火的，是由中情局设立的“纽约商务国际公司”。据文献证明，麦克阿瑟将军曾“鼓励”并促成这项交易，艾奇逊亦知道此事，但未加制止。

柯克扮演美国密使柯克2月11日访问台湾后，即经常往返台北和东京；并积极介入国民党当局军事战略决定，除了建议国民党军队自舟山群岛撤退外，据称国民党军队决定放弃海南岛，亦出自柯克的划策。

柯克亦敦促蒋介石将军事最高指挥权交给孙立人。1950年3月，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4月兼任台湾防卫总司令；这项人事布局（不论孙立人是否拥有真正的指挥权），显然也是蒋介石听从柯克建议的结果。

蒋介石既然对他如此信赖与尊重，柯克为什么同意国务院“扶孙倒蒋”

的策略？为什么愿意担任传递讯息的“密使”？

柯克虽支持国民党当局不遗余力，但他对台湾局势的考量，仍以“美国利益”为出发点，他协助售卖军火给国民党当局，乃是为了反共保台。他比一般美国将官还了解中国事务，抗战时访问过重庆，战后又以第7舰队司令驻防过青岛，然而他也看到国民党的仓皇辞庙，他的经验告诉他，蒋介石并不是一个领军、治国的上乘之选，台湾应更换领导人才能对抗中共。柯克愈来愈赞同国务院“扶孙除蒋”的构想。

消息灵通的鲁斯克一清二楚柯克所领导的咨询团协助台湾购买武器的事情，故透过海军军令部助理部长欧林姆与柯克取得联络，莫成德亦向鲁斯克建议利用柯克，而何克的身分与地位，颇适合担任这项负有重大机密任务的传讯工作，如此亦可使孙立人觉得美国是认真的。于是，“中国最良之友人”柯克上将，乃扮演了“扶孙除蒋”的“密使”角色。

胡适拒绝领导反蒋鲁斯克数年前曾向为他作传的乔治亚大学比较法学教授熊安邦透露，1950年6月初（应为6月下旬），他收到一封专人（即柯克）递送的孙立人将军的密笺，孙立人提出一项“惊人的建议”，他愿意领导兵变以除蒋，孙要求美国支持，至少予以默许，孙表示他如果掌权，将制止国民党当局的贪腐，并在对付共党方面，较蒋更具弹性。

鲁斯克说，此事需要总统的决定，他为了防止机密外泄，以免蒋杀害孙立人，乃毁掉密笺，并告诉艾奇逊。艾奇逊答应呈报社鲁门，但杜鲁门未作决定前，朝鲜战争就爆发了。

康明思教授认为鲁斯克的陈述，乃是推卸责任的说法，有意将政变责任推给孙立人，而开脱真正的祸首——华盛顿。鲁斯克是一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他在1990年接受美洲《中国时报周刊》总编辑杜念中的专访和孙立人义子杨钧的函询时，皆以“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含糊其词地交代美国（其实是他本人）策动孙立人造反的史实。也许鲁斯克已垂垂老矣，记不清楚三四十年前的往事，甚至连收到密笺的时间亦记错。

鲁斯克的倒蒋计划显然在收到孙立人愿意反蒋的密笺后，得到新的动力。经国民党当局友人麦基的安排，鲁斯克于1950年6月23日，与前北大校长、“中国自由派”领袖胡适，在纽约布拉萨大旅馆（即1970年4月黄文雄、郑自财行刺蒋经国未遂之地）会晤。据胡适事后告诉顾维钧，鲁斯克要求胡适出来领导一批反共而又亲美的自由派人士，取代蒋介石政权，胡适告诉鲁斯克，他毫无兴趣，并指责美国未支持国民党，不过，胡适认为蒋介石不应该再当“总统”，只有如此，台湾才能获得美国军援。“胆小”的胡适向顾维钧报告与鲁斯克会见时，宋子文亦在场。

朝鲜战争救了蒋政权鲁斯克于80年代未接受康明思访问时表示，他完全不记得在布拉萨大旅馆与胡适会面的往事。康明思说，鲁斯克以记忆力强而著称。

鲁斯克在纽约会晤胡适当天，国务院远东司长莫成德和肯楠等官员亦在讨论台湾问题。莫成德说，美国如要改变对台政策，则必须彻底，肯楠则表示，在政变之前，“蒋介石将已被解除权力”。莫成德又说，鲁斯克自纽约回到华府后，艾奇逊将立刻和他讨论台湾问题。

文献显示，国务院所拟议的台湾政变“预定日期”是6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亦就是6月24日或6月25日，但朝鲜战争于6月25日星期天爆发了。鲁斯克说：“韩战挽救了蒋介石政权。”

但据解密档案和学者研究结果，自接到孙立人的密笺直至朝鲜战争爆发以后，鲁斯克一直还在推动倒蒋运动。亚利桑纳大学教授夏勒则指出，“韩战爆发后美国仍未放弃迫蒋下台的念头。”肯楠在6月29日召开的国安会秘密会议中表示，蒋介石“随时”将会被“推翻”。

麦克阿瑟档案指出，麦克阿瑟总部情报部门在7月初获悉，蒋介石已越来越怀疑孙立人图谋不轨。孙立人的陆军总部少将军法处长周芝雨7月1日被捕，11月23日处决；孙的老部下、前新七军军长李鸿获中共释放来台，8月被捕，关了25年。孙立人的英文秘书黄正和女生大队少校黄珏姊妹，亦早在3月因涉及“共谍”李朋案，而被蒋经国下令扣押，坐了10年黑牢。

蒋介石消除孙立人势力1953年3月20日至22日，被艾森豪威尔击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伊利诺州长史蒂文森访问台湾。3月20日上午抵台后，蒋介石即与史蒂文森会谈，21日晚上又在士林官邸设宴款待他，当晚10时30分史蒂文森回到台北宾馆后，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即到宾馆与史蒂文森单独谈了一个小时。据史蒂文森档案称：“孙立人显得不大自在，声音压得很低，显系担心房间装有窃听器。”孙立人称赞史迪威将军二次大战期间的在华表现，并认为马歇尔将军1946年调处国共纠纷时，对国民党当局贪污腐化、没有效率和未获全民支持的批评，乃是“绝对正确”。

孙立人对史蒂文森说，秘密警察仍在台湾严厉控制思想，蒋介石父子不择手段地镇压反对他们的人。孙立人说，国民党军队不错，亦有希望反攻大陆，但目前的领导层不行，它仍是一个充斥个人权力的者政权。

孙立人夜访史蒂文森一事，蒋经国控制的特务不可能不知道，何况史蒂文森又不是一个亲蒋的美国政客，其行动更需监视。

1954年6月24日，孙立人被调为“总统府参军长”，7月3日就职；同年12月，美国和台湾签订“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1955年5月25日，陆军步校少校教官郭廷亮被捕；5月28日，蒋介石召见孙立人，当面叫他“少跟政客们来往”，并表示要把他“孤立”起来；6月6日，发生所谓“屏东机场兵谏事件”；自此，震动海内外的“孙立人案”正式登场，国民党当局大肆展开“清君侧”之举，彻底消除孙立人势力。8月20日，蒋介石下令组织9人调查委员会调查孙立人。

需要求美隐忍再三显然地，所谓郭廷亮事件和屏东机场兵谏，都是国民党当局制造孙立人案的藉口。孙立人的唯一罪状，乃是他在美国策动下试图谋反。

事实上，蒋介石对美国与孙立人所作的一系列联络与接触，均在其掌握中。据文献指出，在美国普渡大学和维吉尼亚军校受过教育的孙立人，抗战期间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关系颇佳，因此受到国民党当局特务跟踪，到台湾后，更因蒋经国建立政工系统，黄埔系军人和他对立，故孙立人一直受到监视与盯梢而浑不自知。

在风雨飘摇、美援孔急的时代，蒋介石对孙立人迹近“叛逆”的行径，隐忍再三，甚至在美国的压力下还让他升官；然而，韩战爆发后，台湾已可确保，美亦源源而来，蒋介石父子乃陆续采取断然措施，斩除“挟美自重”的官员，先罢黜台湾省主席吴国桢（1953年春天）。再“孤立”孙立人。蒋介石所需要的是绝对忠诚的部属，绝不宽容任何心存贰志的文武官员。

国民党当局在风云际会的50年代初期，摇身一变为山姆大叔的反共盟邦，蒋介石政权开始放手弹压异己，华府莫可奈何，孙立人乃成为美国对台阴谋策略下的最大牺牲品。

第四节雷震惨下文字监公然叫阵1960年3月，一心想做终生“总统”继而父传子的蒋介石，面临一个尴尬问题。台湾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又到了，按照“宪法”规定，连选只得连任一次。蒋已连任一届“总统”，再连任就违背“宪法”。当初制订“宪法”时，曾预想定一个没有连任限期的“总统”，但那岂不等于封建王朝的世袭制？那么，“实行民主政治”的招牌，一天也不能挂之。蒋既要这个门面，学美国宪法的派头，也要终身当“总统”。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很难从他发出的讯息得到明确肯定的答案。因为他的那些演说太模棱两可了，即使他最亲信的幕僚，猜起来也颇费周章。一会儿他说，“宪法”不能修改，他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一会儿，他又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假使不修宪，他怎么当选连任呢？不连任，又怎么带你们“打回大陆？”后来，大家才明白，他反对修改“宪法”，并不反对增加临时条款，如在大房子旁边加个小房子。和很多政客一样，他有擅玩魔术，愚弄人民大众的“智慧”。

绕个大圈子，最后由国民党内善体君意的现代绍兴师爷们，运用dafa官会议，作成解释决议，以现有在台的“国民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改临时条款，但不“修宪”。这样，蒋不仅可连任，且可做终身“总统”。

国民党这一荒谬的举措，原以为岛内没有人敢反对。所有的舆论工具，悉由当局把持操纵。反对就是“破坏领导中心”，“共匪同路人”，有带红帽子坐牢的机会，什么人敢冒此不韪！

台湾偏偏有一个叫雷震的人，主管一份叫《自由中国》的半月刊杂志，竟对蒋介石连任“总统”著文净谏，继而公然叫阵，发出铿锵有力的反对声。于是招来了一场大祸。

雷震，1896年生，浙江长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复人大学院专攻宪法。返国后，曾任浙江省立第三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授。1928年任法制局编审及编译局编撰，翌年入立法院，并兼任中央军校教官，1931年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书记长，兼南京代表大会主席，1933年任教育部总务司长，1935年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执行委员。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及秘书长，周旋于各党派之间。日降后，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及国民大会副秘书长。逃台后，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政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改革委员会设计委员会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常务理事等职。

雷原属CC系，后靠近政学系。与胡适交谊很深。是亲美反蒋的重要头目之一。1949年胡适在美国组织“中国自由党”时，雷担任台湾方面的主持人，并出任胡适在台湾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社长，旋因其与美国人有勾结，攻击蒋，于1951年秋被撤去所有“官衔”，并遭监视。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55年，美国曾邀雷赴美讲学，但为蒋介石所拒，未能成行。其后雷等伙同台湾内外的“自由分子”，打着“自由民主运动”的旗号，鼓吹反蒋“大团结”，企图逼蒋“开放政权”。

《自由中国》自持有某些美国人的支持，在“国大”进行选举“总统”

时，就连篇累犊地发表反对蒋介石连任的文章，如《拥护蒋总统继续领导而不赞同连任》，《岂容御用dafa官滥用解释权》，《敬向国大代表同仁说几句话》等等。文章明确指出：“近几年来，政府采取的种种反自由、反民主、反宪法的手法，尽管引起了海外自由反共人士的普遍不满，乃至于具有领导地位的左舜生和李璜两先生（左舜生和李璜系青年党骨干），早就发出对台湾不宜多存幻想及与台湾各行其是的主张。然而，事实上仍没有与台湾走上最后决裂之途，而是一忍再忍，苦口婆心的仍向政府当局进忠言。可是最近消息传来，现由于修宪连任运动者竟不惜撕毁我们立国基础的中华民国宪法，非但左舜生等先生，已决定不出席可能被迫毁宪的国民大会；且迫使海外的自由反共人士，决定发表宣言：如果台湾真听任修宪连任运动者一味硬干到底，则将不再承认自由中国政府为合法的政府了。”

“各位是被修宪连任运动者所收买，做了一毁宪的最后工具。至于因此而造成的任何结果，是海内外的彻底决裂也好，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反共的最后失败也好，各位便无从逃避责任。果不幸而如此，则各位代表势将被这一代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所永远唾骂，甚至各位代表的子子孙孙也将因此而蒙受永恒的羞耻。民初曹锟贿选时，议员们在‘红罗厂卖身’的结果，终留下‘猪仔’议员的骂名，便可谓殷鉴不远！”“。。今日反对修宪连任，已经是地无分台湾、香港、美国，人无分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无派、乃至国民党，可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了。因此，如果修宪连任运动者更要不恤人言，罔顾民意，还不悬崖勒马，则后果岂不显然可见了？尤其在海外所将造成的结局，恐将不堪设想好！”

该刊的主要撰写人殷海光教授撰文说：国民党是怎样统治台湾呢？因为一伙比较大胆的狡猾的人集拢起来，用自命合法的方式，掌握着社会资源，为私利而统治着台湾。而且，实际上是打着“国策”的幌子，以“伟大领袖”的意志，把人民当作自己胡作非为的工具，理由是：“领袖是人民意志的旗手”。

此外，《自由中国》还揭露台湾当局把反攻大陆当成遮羞布，来合理化一切不合理的措施。《自由中国》认为：这几年来在台湾的措施都是以“马上就要回大陆”为基本假定。这种办法，真是弊害横生。

第一，因为一切都是为了“马上就要回大陆”，一般人就形成事事“暂时忍受”和“暂时迁就”的心理状态。大家看到官方许多不合理或苛烦无比的措施，都认为这是暂时的现象，将来回到大陆就好了，所以只有忍受下去。官方在“反攻大陆”这个大帽子之下，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状态，遂得以畅所欲为，这几年来，人权自由受到严重的妨害，政治向着反民主的道路发展，其故在此。结果所及，“反攻大陆”尚在毫无端倪之时，我们已经先失去了自己所有的。

第二，因为被“马上就要回大陆”的心理状态所误，官方的许多措施都是过渡性的措施，不求彻底，不求永久。而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则被“吊起”。于是，许多事情得过且过，不去设法开展，蹉跎岁月，一误再误，八年于兹。浪费民族时光精力，不可计量。

第三，因为“马上就要反攻大陆”，官方人士拚命办这种训练，那种训练，弄得颇紧张的样子。紧张的时间太长，大家所追求的目标尚渺不可得。但是迫于威势，屈于利害，大家不敢形之于色，言之于口。于是，久而久之，双重人格就出现：在公开场合满口“拥护”、“革命”、“反攻”；在私人场合就是牢骚、惆怅、悲观、失望、彷徨。

依据上面的指陈，我们知道以“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为根据的种种作法是有着显著弊害的。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

《自由中国》的上述言论，使蒋介石的颜面大失光彩。而该刊又在蒋介石当选后，再撰社论《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代？》一文，穷追不舍，余音缭绕，台湾当局更力震怒。

如果雷震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台湾当局可能在投鼠忌器之下，不会贸然对雷震等下手。但雷过高地估计了美国官员对台湾的影响，竟在书生式的坐而论政之余，联合国民党的反对派，准备成立台湾的第一个反对党——“中国民主党”，正面向国民党挑战。

组织反对党1960年4月间，台湾第三届各县市长及省议员选举落幕之后，全省落选的党外候选人，聚集在台北“自由之家”，他们议论纷纷，揭发国民党违“法”选举，如兑票换票、埋伏票、代领投票、故意制作废票、故意唱错票、威胁投票等等。场面火热，责骂声不断。

这时，坐在上座当主席的雷震，突然站起，大声讲话：“大家对国民党的选举作弊，举证历历，真令人寄慨无已。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主办选举单位，包括法院在内，都是沆瀣一气，官官相护，互相装聋作哑，不理不睬，即使告到法院也会视若无睹，不了了之。这是因为我们候选人没有组织力量来抗争之故，所以今天我提议，大家组成一个政党，以后选举，以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如果国民党继续以作弊方法来赢取选举，我们自可以组织力量彻底揭发斗争，这才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本做法。才能得到公开、公正、公平的保障。现在请大家附议，是否应该组织新党？”结果，全体无异议热烈鼓掌通过。

当雷震宣布组织“中国民主党”时，有人举手发言：“今天我们在台湾实施民主政治，组织新政党，应以‘台湾民主党’的名称较妥。”雷震制止说：“我们的政治目标是为全中国同胞的政治受惠，故不应该只冠台湾的名称。”

接着，雷震宣布：“政党组织的筹备工作，异常艰苦，提议，以《公论报》负责人李万吉先生，及曾做过台北市长，而这次在台北市为竞选省议员的党外候选人助选的高玉树先生和本人皆以发言人名义代表本党，进行组党工作，李万居先生是留法的本省前辈，德高望重，高先生对外尤其对国际人士有良好公共关系，同时负责财务的筹措。”

开会后雷震私下对高玉树说，胡适先生最近曾与“行政院长”陈诚谈过自己多年的意愿，“中国应该实施西方式的多党民主政治。”（胡适曾在大陆解放前，建议蒋介石是否把国民党分为左右两个党，以英国或美国模式实施两党互相制衡的政治。未得蒋介石采纳）雷震并以肯定语气说，“陈院长”当面向胡先生保证，国民党绝不反对或排斥新党出现，但先有一个基本条件，必须与国民党同一目标，即反共而以反攻大陆为最高指标。雷震很乐观地告诉高玉树和李万居，我们不必顾虑，他们是绝对以反攻大陆为最高目标的。不久之后，胡适亲自在阳明山高玉树寓所主持一次新党的筹备会，参加人员包括雷震、高玉树、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齐世英、李秋远、杨金虎、许世贤、余登发等。当天，胡适非常慎重，以恳切语气说，“今后组党是艰巨万分。历史上政治理想的实践，都带艰苦耐劳，无可避象，各位必须有信心苦干到底，才能贯彻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创举。”

1960年6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并向蒋介石提出“国民党政务让台湾本地人有更多的机会来干”的“强硬建议”以后，雷震等更加积极进行反蒋活动。《自由中国》撰写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触及国民党的要害。由“二二八”事件引起的省籍鸿沟伤痕，一向是敏感到谈不得的问题，雷震却说：“人与人不会成为仇敌，除非由于政治上的错误”。又说：一些迷误于政治权力的人们发现大陆人和台湾人在政治改革运动上携手合作，起了恐惧心。故意危言耸听，说台湾人的势力抬头，内地人将受歧视等等。

国民党当局一面发动自己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击，一面制造谣言，硬说中共驻港的工作人员暗中支持台湾的新党活动等等。同时通过美国驻台“大使”庄莱德，向国务院缓颊，俾一旦采取行动时，减少美国官方的压力和冲击。奉命执行此项任务的，即蒋经国指挥下的情治系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大前提上，蒋氏父子俩为维护自己的权力统治，利害相同，观点一致。

纵使蒋介石不下命令，蒋经国亦必去之为快。从个人恩怨出发，吴国桢、孙立人是他夺权的障碍，雷的《自由中国》是他愚民政策的绊脚石。允许这个杂志的存在，很多神话、谎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险。

雷、蒋冲突，肇始于50年代时期。据雷震自己说：“我于民国39年（1950年）10月第一次去香港时，这些党派人士并未提到国民党要‘党化军队’一事，大概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此时尚未定案也。迄民国40年（1951年）元月28日我和洪兰友同去香港慰问各党派及民主人士时，青年党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见我们，就大骂国民党首领蒋中正和蒋经国（此时陈立夫已放逐至海外了）不该违反现行宪法的规定，在所有军队里，以及持有枪杆子的宪兵和警察里设立国民党支部之事，和过去的军阀与大陆时代国民党一样，采用苏俄的‘以党治国’，不想依照现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建设民主国家。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终有一天要失败的。我和洪兰友无法撒谎来解释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骂，因为他们骂的是事实，他们都是青年党领袖，参加过制宪国民大会这一幕。

我们回台后，国民党在改造委员会曾邀我们吃便饭，改造委员出席者有胡健中、张其昀、崔书琴、萧自诚等，工作同志有唐纵等。饭后他们详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见，我们尽情报告，谓其中党派人士最不满意者，为国民党违反宪法在所有军队中设立国民党分部，民主人士最讨厌者为不思建设民主政治，还是个人独裁，真是自取灭亡。各位改造委员要我用书面将今天所饼的向改造委员会报告，我因去港月余，个人和《自由中国》半月刊积压之事太多，这种报告必须亲自撰写，实在没有工夫，故我一再说：‘现有党部的速记，可供参考。’不料改造委员坚持要我写，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为其难，亲笔写了六条，包括反对党化军队在内，亲自送改造委员会。不料是年3月29日上午9时前，我去参加台北市大直圆山忠烈祠祭祀的时候，改造委员蒋大少爷经国一见我就声势汹汹，板着脸对我说：‘你们为什么反对在军队中设立党部之事，这是反动分子，是共产党同路人之所为。’说毕不待我解释，蒋经国就走进忠烈祠去了，里面已吹号，我也跟着进去行礼如仪。蒋经国这一种少年气盛的态度，简直目中无人，和当年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的骄傲，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据说当年袁克定去某地阅兵时，阅兵典礼处只派一名军官来迎接，袁克定认为大不恭，即掉头而返，连阅兵典礼也不参加了。蒋经国这一天气得我发昏，回家后倒床即睡，连午饭也未吃。我们报告书上，明明说是香港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我为使者应照实报告，总不能‘报喜不报忧’吧？”大陆之败，蒋介石认为政治工作不如中共，恢复政工在军队中的地位，被认为是对抗敌人的一道灵符，所以，谁反对国民党进入军队，谁就是“反动分子”、“中共同路人”。

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提到：“雷震反对军队党化，反对青年救国团，反对特务统治，严格地说，基子良知信念的成分，远超过个人的好恶。”

《自由中国》的宗旨第一条，就写到：“我们要向全国国民宣传自由与民主的真实价值，并要督促政府（各级政府）切实改革政治经济，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

第四条更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最后目标是要使整个中华民国成为自由的中国。”

台湾当局虽同意《自由中国》这些宗旨，作为橱饰，作为光耀夺目的霓虹灯，但不愿意表里一致，因此，当雷震等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时，蒋氏父子终于按捺不住动手了。

被捕1960年9月4日，雷震家中闯进十几个彪形大汉，这些人都是平常寸步不离跟踪雷震的特务。一个手持盒子炮只穿香港衫的胖子要雷跟他们走。当雷桔责他们是干什么时，这个人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拘留票给雷看。拘留票是“台湾警备总司令”黄杰签署的，右边有“叛乱嫌疑”四个字，这个人收回拘留票后，便不分皂白地将雷推上车带到青岛东路看守所。雷震后来有如下回忆：“我被叫了下来。检查时要我把皮夹子掏出来，那时我正患所谓‘风湿病’，左手不易抬举，而皮夹子正在西装裤子左边后面的袋子里，我左手弯过去很困难，动手慢了一点，而在帮忙的狱卒，竟将我左手用力拉过去，痛得我心里发抖，而眼泪直流。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野蛮？后来皮夹子还我时，台北美国大使馆新来职员给我的名片统统没收了。那时蒋氏父子是讨厌我们和外国人来往的。后来才知道这位检查官姓贺，担任政工官，是老友贺国光的侄子，我一直不大理会他。那个强力拉我左手的特务姓吴，南京人，担任监视我的四人中之一人。后来他知道我是受蒋氏父子的迫害，很同情我而对我的遭遇则痛哭流涕。经过检查后把我送进看守所第三间病房，内里已有一人，就是由台北县土城洗脑所调来监视我，要他证我是共产党的洪国式。进去时要我把全部衣服脱下去洗一次，怕我身上有虱子。可是我身上倒没有虱子，而病房的床上尽是臭虫。看守所交给我的衣服又短又小，裤子要差大半截，不给裤带，怕我吊颈，我只有用手拎着裤子走。这是我进狱时的情形，我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隔了好久，看到四面煤烟，看守所所长告诉我这是青岛东路。我问他：‘为什么四面都有煤烟，政府不是禁止在都市内烧烟煤么？’张福庆说：‘这些都是军事机关烧的，无人敢来取缔，老百姓是不准烧的，怕污染空气，我的洗衣工厂则烧柴油，不烧烟煤，一个月不过多3000块钱吧！’可见蒋介石统治下的军事机关，从来没有把政府命令当作一回事啊！因为蒋本身就是一个不守法的家伙。”

与雷同时被捕的还有《自由中国》的主编傅正、经理马之骑、会计刘子英。

台湾特务机关原先计划派洪国式和雷同问，由洪赖雷为“匪谍”。讵料，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雷，反而同情他，要他说话当心。

洪国式这着棋失败了，特务机关改向刘子英下手。雷说：“因为刘子英是我担保入台的，抵台时又住在《自由中国》社里面，而我又一再给他介绍工作。如果刘子英能够自认是匪谍而又告诉了我，那就可以课我以叛国之罪，在‘莫须有’的表面上，总比较好看一点。至于这样做法，是否丧尽了良心和伤天害理，那就完全不顾了。过去许多王朝时代就不必说了，为了家天下和个人统治起见，清末的部位慈裕固是如此，民国的袁世凯亦复如是。

刘子英在受不住威胁利诱的情形下，就‘自认是匪谍，而且告诉了雷震。’被迫缮写‘自白书’而六易其稿，始得警各总部当局和国民党中央党部主持‘雷案’的人，大为满意。其条件则是警备总部，当然就是国民党及其政府豢养刘子英的一生和其大陆的家属。”

逮捕雷震，举手之劳；防悠悠之口，可就不简单了。9月5日，“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举行记者招待会，一口咬定雷“涉嫌叛乱”，但事实如何，搪塞以对。又说：“警总”系根据“惩治叛乱条例”

第十条采取行动。

第十条规定，在戒严区域内，不论犯本条例之罪者为军人，抑为非军人，概由军事机关审判。王超凡同时以书面文件，公开指责《自由中国》的言论文字，涉嫌叛乱。由当局炮制的《雷震与＜自由中国＞半月刊》一文中，对雷的罪状归纳如下：“（1）倡导反攻无望。引用《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七期的《反攻大陆问题》中文例：‘而马上就要回大陆这一假想，又是颇为渺茫。一个国家的一切做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了。

一群人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活动，哪里会生死以之、全力以赴？’文件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影响民心士气，莫此为甚。

（2）主张美国干涉我国内政。引用《自由中国》第十八卷第六期社论《中国人看美国的远东政策》中说：‘假若美国今后改换一个方式，把这种经济援助的重心，不专放在各国的政府上面也放在各国的人民，或严格规定凡接受美援者，必须遵守国内言论自由、保障人权，一切案件公开审判，经济政策符合平民大众利益，及司法独立等为前提条件，那我们相信东南亚各国没有一国的人民会反对这种干涉’。又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社论《欢迎艾森豪威尔总统访华》文：‘试想，如果由上而下的改革竟被事实证明为无法走通之路，则中国将面临怎样一个可怕选择，流血？政变？还是让绝望来销蚀人民的反共意志？’文件作者认为这篇社论，将‘流血’、‘政变’来激动艾森豪威尔总统干涉我内政。

（3）煽动军人情恨政府。文例引自《自由中国》第十七卷第四期社论《我们的军事》，内有：‘但军人生活的困难，内心的苦闷，实已相当的严重’，‘这种现象，还不够严重吗？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军事将成一个什么样子，真可以使你想起来发抖！’文例又引《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读者投书《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等文，认为《自由中国》用意在煽动军人情绪，为其企图颠覆政府重要对象之一。

（4）为共匪作统战宣传。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八期社论《认清当前局势展开新运动》，内有：‘于是乎台湾一天一天地走向孤立的道路。这种统治的结果，使整个政治机能愈来愈僵固，政治的格局愈来愈狭小’，又有：‘我们兹举几项最需要办的事项如下：取消一党专政；取消党化军队，取消消费青年生命，制造个人势力的青年反共救国团；取消党化教育。’文件作者认为这些文字均证该志煽动海内外人民，颠覆政府，另组政府或投向其他政权之阴谋。

（5）挑拨本省人与大陆来台同胞间感情。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

第二期社论《台湾人与大陆人》，内有‘司法成了政治及至政党的工具’。除司法以外，警察与税吏是各行各业的人经常接触的，他们当中的横行霸道，更为一般人民所最感头痛，无怪乎这三部门在省议的质询中称之为‘台湾三害’。‘可是在若干台湾人的心目中，统治台湾的是大陆人’。

又引用《自由中国》第十九卷第七期社论《台湾人对陈内阁的期望》，内有：‘在中央各院部会中竟没有一个台湾人，这是不是能够使台湾人相信我们已经恢复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呢？’文件作者认为这是该刊挑拨台湾人不应受大陆人的统治。

（6）鼓励人民反抗政府流血革命。引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社论《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内有：‘自古至今，统治者太专横、太霸道、太自私，以至叫人忍无可忍的时候，大家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反抗的。’”

又引用同期另一篇社论：“《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内有：‘国民党如果执迷不悟、自私自利，那么只有等待再革命吧！再流血吧！’文件作者认为自南韩与土耳其政变后，《自由中国》一再为文鼓动人民效法韩土政变，掀起流血革命，以图颠覆政府。”

可见台湾当局在下令拘捕雷震之前，早做好一切周详的作业。简言之，发动舆论，使用特务手段，发挥军法制裁的力量，而且不达目的誓不休。下狱国民党对雷震等人的逮捕行动，虽是以“知匪不报”与“为匪宣传”为罪名，但海内外人士都很清楚，雷震等人被捕跟《自由中国》的言论与筹组新党有关。这是一项赤裸裸的政治迫害，胡适曾表示为了此案，而在海外抬不起头来，而一向亲国民党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行人亨利·鲁斯也忍不住指责蒋介石：“我虽是中华民国的好朋友，但我是杂志的发行人、编辑人，我是一个报人，不能不替报人说话，不能不为言论自由来说话。这是报人的责任，我不能不负起我的责任，否则我就失职了。蒋总统用军法来逮捕《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雷震一事，就是打击言论自由，无视新闻自由，实在大不应该了，把自己号称为自由的中国毁掉了。”

在雷震被捕之后，《时代周刊》曾一连登过三篇文章，并刊出雷震照片，其中有一个标题为《如何制造烈士》，讽刺国民党当局。

美国圣路易城的《邮讯报》发表社论说：“叛乱的定义是‘意图叛乱却因缺乏公开的行动而无法达到之行为’。

显然的，在中华民国反对蒋总统就是叛乱。雷先生的《自由中国》杂志，据说曾刊载过那些讨厌的看法。例如，蒋总统的政府太弱，无法光复大陆；党化蒋总统的军队；美国应该监督其对台湾美援的处置，以保障人权。这些意见听来都不像叛乱，美国政治人物在总统竞选中要说比这些更坏得多的事物。”

美国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傅尔布莱德，气愤不已也公开评蒋，他说：“也许他（雷震）是一个恶棍，但看样子，却像是清算反对党。”

9月13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向访台的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团解释捕雷的原因，“系该刊所登的文章，对‘共匪’有利”。他相信“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等等，最后，蒋介石故意卖关子：“我不愿作进一步的评论，因为这件案子尚在侦查中。”

台湾当局一口咬定，雷案是法律事件，它的用心是在逃避世人指责。青年党籍的监察委员陈翰珍，即持此说：“雷案根本不是法律问题，完全是因雷震组织中国民主党的政治问题。”

法律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蒋已一意孤行，只好蛮干到底。

台湾的军事法庭，发挥高度的工作效率，于27日公布起诉书，起诉内容一无新颖之处，主要说刘子英策反雷震，为匪宣传，雷知情不报。

起诉书发表的前三天，《自由中国》的编委及主要撰稿人殷海光、夏道平和宋文明三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愿对该刊的文章自负文责，但当局的对象是雷震，故未予理会。

两星期后（10月8日），军法处走完过场，便匆匆结案，以“煽动叛乱罪”判雷震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七年；刘子英陪葬，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权八年；马之骕有期徒刑五年；傅正因撰文“攻讦政府，论调激烈”，交感化教育三年。

雷震下狱，海外舆论再次大哗。加州大学教授斯卡拉宾诺，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雷震的罪名，经失败主义直到颠覆政府，但是他的真正罪名，非常简单，他打算领导一个对抗国民党的真正反对党。

。。最近盛传。。蒋经国正在握权。统治秘密警察的蒋经国，不是美国的朋友，在台湾住的人，最怕的就是他。

国民党有理由畏惧像中国民主党有生气的新党派，此点毫不足异，甚至拥护国民党的人士如胡适，及第三势力如张君劢，目前也很恐惧，或在私下批评。自由中国在哪里呢？”

詹姆斯·H·泰勒牧师这样反问着：“起诉书中‘该刘子英图报犹恐不及，断无任意攀诬（雷震）之理。’这说法是错误的。随便看一看历史上记载的就非常多，有的人们甚至捏词出卖朋友。基于这段错误的说法，雷震被假定‘明知刘子英系匪帮派来使其自己为共党工作的匪谍’。我并不是说雷震并不知道此事，我也不是说他已经知道此事。我只要问，刘子英说他告诉雷震说他是被共产党派来工作的说法（雷震对此点已予否认），是否就足以构成他确已知道的事实呢？”

美国舆论的抨击，是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评雷论蒋，国民党所受到的羞辱，不下于吴国桢事件。香港报纸，以纯自己人的身分同样冷峻责骂。《星岛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天祸中国！六十年风水‘返转头’，庚子年来了，又要像六十年前一样，祸乱迭见。当年是清朝的末代，措施每多倒逆，戊戌政变，捕杀六君子等，都是末代王朝的衰象。现在正要号召‘中兴’，岂可重蹈六十年前的覆辙？但是，不祥的事，接二连三地来，拘捕政治活动者，闭塞言论，一如当年，怎不叫人不寒而栗？‘中兴’之象未见，反而出现末代衰风，拘捕政治活动者，拘捕出版人，大兴文字狱；可怖之事，孰过于此？庚子是一个可怖的岁序，过了不祥之年，应化戾气为祥知，否则徒嗟年头不对，于大局何补？”香港《工商日报》转载《德臣西报》的一篇社论：“全球人士都想知道雷震将来的命运。现在事情似乎明显得很：蒋氏统治台湾一天，可以预料得到的，不幸的雷震，将会像一个反蒋人物张学良一样，不能希望可以获得宽大待遇，张学良遭非正式的监禁，几乎已有二十五年，国民党如容许这些措置，应该抹去自己的愚拙饰词，不要把所据的中国小块土地冠以‘自由’两字了。”

1960年10月8日，“雷案”初审结束后，台湾“监察院司法委员会”

成立了以委员陶百川、刘永济、金越光、黄宝贯、陈庆华5人组成的“监察院雷震调查小组”，以免外界谓当局有“干涉司法审判”之嫌。但该调查小组向主管单位提出“面晤4位被告，即雷震、刘子英、马之骕和傅正作当面查询之要求”时，却遭到拒绝，原因是“没有蒋总统之指示，他们不敢做主”。雷震发监执行，胡适等四十人曾联名请求“特赦”，蒋介石演双簧，交“国防部”签注。“签注”的结果，不问可知。雷震被捕后，《自由中国》也被迫停刊。

狱中生活从1960年9月4日起，到1970年9月4日止，雷震在新店军人监狱，整整坐了10年牢，一天也不少。

10年的狱中生活，无疑是雷震83年生命中最暗淡的岁月。通常他以写日记、打苍蝇、抓臭虫等活动消磨时光。不过这10年的日记，也如同日记的主人一样，十分不幸。1970年7月23日，雷震应该恢复自由前，台湾“国防部”军人监狱的监狱官，居然滥用权力，连同雷在狱中三易其稿才撰成的回忆录，一并抢夺上交。结果，日记的主人虽然走出了监狱，日记却继续坐牢。直到1988年4月由傅正和雷震夫人宋英发动平反“雷震案”以后，经一再追索下，才答应归还了日记。军监居然公然宣称，回忆录已烧毁。而这10年的日记，又拖到1989年1月27日才勉强发下。但军监又另耍手法，只发下1961到1970年的10本日记，而将入狱初的日记扣留。

雷震的狱中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狱中生活。下面摘录其中数则：1961年2月26日星期日今天天晴太阳不好，晨6时35分起床作散步与运动。

近日来写得太累，晚上睡得不好，今天勉强写，仍写了2500字，今日头昏得利害，惟耳鸣较好。。。今天开始打苍蝇消磨时间，4时开始打了42个，华先生在隔壁则打了900个。

1961年3月15日星期三今天天气较好，但是太阳不佳，晨起（6时20分）作散步与运动。时时出外打苍蝇，以代替活动。晚间散步3次，共50个来回，又走了几身汗，惟晚间仍是睡得不好，但是咳嗽少了一些。

牢后面山上，前几日葬了一个大人，昨日又葬了一个小孩。我来时不久生病，曾告诉董监狱官，我说死在牢里时，希望葬在对过山上，以纪念我在此受苦难，照现在看起来，不等我死，而对面山上已葬满了。钟山说前几年一座坟也没有，自从立法委员（即马晓年？）葬起，现在已有56座了。

今日写了1500字。

1961年10月6日星期五晨起钟山发现床上被上有两个吃饱了的大臭虫。难怪这两晚睡不好。这个臭虫大概是前天晒了牛皮垫子的时候由隔壁爬过来。张班长那一天晒被子，他们房间多得很。

1961年10月9日星期一晨起微雨，不久即晴，今晨又捉了5个臭虫，钢丝垫抬到外面去晒，床架子和铜丝架子均用开水烫过。

今日写了5200字。

1968年联合国人权保障委员会，致函台湾当局，要求赦免雷震三分之一刑期，蒋介石不理。到了雷震刑满10年出狱前一个月，军人监狱的狱吏和高级特务钟文蓁要雷在出狱前立下“誓书”，才能干刑期终了时间开释，否则不得出狱。雷因为“于法无据”，一再拒绝。于是军监又通知雷的妻子，动员她劝雷。然而雷在妻女落泪下跪恳求下，仍无动于衷。

雷妻不得已，请来了雷的好友谷正纲来监劝说。谷要雷看在妻子这10年所受的煎熬和痛苦份上，接受当局的条件。雷开始仍无动于衷，但在谷的一再劝导下，有些不耐烦，于是问谷：“究竟要我写个什么东西？”谷正纲即从袋中掏出一个纸条子，说是“台湾警备总部”主管人交给他的誓书底稿，要雷震照样写一份交给“警备总部。”内云：“我出狱后不得有不利于国家之言论和行动，并不得和不利于国家人士来往”，雷说：“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对于国家不利之言论和行动。这一点我兄可以证明的。惟第二点太含混了，谁是不利于国家之人士，我实在不知道”。后经谷正纲的反复劝说，加上雷的妻女在一旁眼泪汪汪，又见这个誓书的内容是国家，雷便照写了。

过了两三天，“台湾警备总部”负责人又送来一份誓书的底稿，却把原稿中的“国家”改成“政府”二字。雷说：“国家和政府不可相提并论，这是常识，凡有现代知识的人，都应该懂得！”然而雷还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含泪写下了誓书，成全了常以民主法制自我标榜的台湾当局的“司法”笑话。株连家人“雷震案”发生后，雷的亲朋也大受牵连，而深受其害的是他的子女们。他们受到教师百般刁难、求职到处碰壁、出入境受到走私嫌犯般难堪的搜身。1960年雷震服刑以前，他尚在求学阶段的三个女儿雷美琳、美莉、美梅就已是学校里的“特殊分子”了。雷美梅高中时因制服只有一个口袋，而非多数同学的两个，受教师屡次警告。大姐雷美琳的遭遇更荒谬，她就读世界新专时，有一名姓刘的教师每次在走廊遇到她，就对她谈保密防谍，上她的课，则会在黑板上写下“保密防谍”四个大字。有一回，这位教师要同学写一篇作文，题目是：“一个伟大人物”，雷美琳写的就是父亲雷震，教师给了她40分，并对全校同学说这位认为自己父亲是伟人，“无视于国父、蒋总统存在”的同学“不要脸”。经雷美琳向校方陈情后，该教师居然在校务会议中下了”不是她走，就是我走”的最后通牒。由于没有教师认为学生写自己的父亲是一个伟大人物便罪当开除，所以这名教师终如其所愿，“走”了。早在雷震入狱前，国民党特务已24小时盯住雷家。雷美琳值班太晚，男同事送她至家门口，隔天这位好心的同事就被“安全人员”约谈，他们拿着暗中拍摄的雷美琳与男同事站在门口的照片问他“到雷家干嘛？”。原来常到雷家借报的邻居，也因类似情形不再来往。亲友多不敢与他们接触，雷家就这样被孤立了起来。

在当时苦闷的空气中，雷家姐弟们偶尔也会制造一些乐趣。大雨天，与父亲坐在凉亭里，看着两个一边监视、一边东张西望、若无其事的特务，淋着滂沱大雨，像落难老鼠的惨状，使他们乐从中来。有时雷震要到中南部为筹组“中国民主党”开会，他们会陪父亲借道邻居家，翻越后山，到景美搭车。姐弟几个再由另一条路走回新店，打从前门晃回来，唬得那几个特务一愣一愣的，搞不清他们没有出门，怎会从外面回来的。

1964年，雷美琳随夫婿往美国。几年内，姐弟也陆续离台。一两个星期可以发下的出境证，他们却等了将近半年。1966年，雷美梅去美时，雷震正住院，病房随时有两个保防官陪伴，她怕有关单位改变心意，临时禁止她出境，竟连离台的消息也没告诉父亲。雷美梅回忆说：“当时匆忙成行，就像逃难一样。”

定居美国后的雷氏姐弟，每次回台，出入境时也备受阻扰。一班飞机抽查两个中国人、两个外国人，这四个人恰巧就是持台湾护照的大姐、小弟，及待外国护照的二姐、三姐。人被带到小房间搜身，如果可以的话，海关人员会把他们的皮也掀起来检查看看的。带回送人的礼物，也要受严密搜查。面霜被搅得溢出一半，糖果盒被拆烂，甚至牙膏也挤出一半，行李箱被翻得合不拢来。排在后面的老外看了，当场对她们说：“女士，如果你要告他，我随时可以为你作证。”但是，告了他们，于事何补？口口声声注重“国家形象”，国际形象的国民党当局，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外国人面前演这类荒谬侦探剧，受害的，又岂只雷震家人？

雷震出狱后，仍然被监视着。有一回，他参加朋友喜筵，因身体不适，提早离席回家。守在喜堂外的情治人员没有发现，管区警员竟在凌晨到雷家临检，折腾一番后离去。被吵醒的雷震再也无法入睡，面对着曾经门庭若市、冠盖云集的客厅，唏嘘不已。

雷震生前，始终耿耿于怀的，即为他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回忆录遭狱方没收一事。出狱后，雷拟重写回忆录，由于在电话中托人印稿纸而被“警备司令部”保安处长吴彰炯得知（雷家电话被24小时监听、录音），立即打电话给雷夫人，叫他不要再写回忆录，“在家打打麻将好了。”

雷震非常念旧，蒋介石死时，他还到“国父纪念馆”排了四五小时的队“瞻仰遗容”。雷家一名司机被卡车撞到景美桥下，雷震难过了许久，每年清明节，他都到坟前致意。然而活着的朋友，却难得见上一面。

雷氏姐妹曾无限感慨地说：“父亲晚年非常寂寞，即使昔日再好的朋友，他也不会主动联络，就怕连累人家。”

1976年秋，忍受不住精神上重大威胁的雷震，开始为自己安排后事，他选了一块坟地，除了夫妻的墓穴，又做了三个，安葬亡儿德成和两位故友（均为《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一为殷海光，一为罗鸿诏。1979年，89岁的雷震含冤去世。

1989年4月29日，当年雷案当事人傅正与民进党立委及关心雷案的人士，成立了“1960年雷震案平反后援会”。5月1日，久居美国旧金山、洛杉矶的雷震儿女们，特别千里迢迢赶到台湾，希望能力其父的清白尽一点心力。

5月5日，雷震之女雷美琳，雷美莉、雷美梅三人，在雷案辩护律师谢长延的陪同下，共同出席了平反雷震案的记者会。会中雷美琳等人发表一篇“我们的感谢与呼吁”的声明，要求有关当局重审雷案，将雷震当年在监狱所写的回忆录手稿及日记归还，同时并要求注销雷震家属的黑资料，归还他们自由生活的权利。

雷震子女表示，当年有关雷震案的侦察、判决都是假的、错的，“监察院”的调查报告，也是不尽事实的作品而已。

雷震子女在会中也呼吁，所有知道雷案真相的关系人，包括该案的证人，当年参与侦察审判、监视的治安人员，能发挥道德勇气，提供确实资料，以助雷震案的平反，还其清白。

第六章台北频发暗杀令，魔掌屡伸大陆内地。共和国镇反剿匪。军统龙头纷纷归阴

第一节覆巢之前的哀鸣毛人凤布置潜伏1948年以前，保密局的企图是派遣特务进入解放地区建立组织，结果屡遭失败，经常受到蒋介石的责备。1948年以后，由于一些原来控制在国民党手中的大中城市不断被解放，根据这种新情况，毛人凤开始采用预先布置潜伏组织的办法，以便解放后这些组织能继续活动。

为了加强对潜伏特务培训，保密局在南京成立了一个全能训练班，由电讯处长杨振裔主持，加紧培训一批所谓全能情报员。这个班的成员除要接受搜集情报的训练外，还要接受无线电收发报技术训练，能够独立担任无线电报收发工作。全能特务派到前方各大城市居住下来，让他们先找好掩护的职业，不与原来保密局的站组发生横向关系，直接由保密局潜伏布置组领导。以后又采用双层布置，在各大中城市中又吸收了一批新的人员。担任这项工作的条件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例如医生、hushi、教员、会计师、工程师等。他们当中，以既要与特务有一点亲友关系，又没有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的为最适宜。每个大城市都准备设立一个或两个这样的组，组长一般由军统特务没有暴露身份的人担任。每组设一部或两部电台。潜伏特务的待遇是以黄金计算，比一般特务要高出几倍。组长如兼电台报务员，每月连房租等津贴可得黄金二两左右。在快解放的地区，可以一次发给半年或一年的经费。一般组员每月待遇是从黄金三钱到五、六钱不等。在潜伏地没有解放时，这些特务只作一些准备工作，而不正式活动。潜伏组主要任务是解放后搞情报。蒋介石最希望这些人能在解放后混入政府机关去工作，特别希望能混入到共产党里面去。所以这些特务平日表现得很左，工作也很积极，因为只有这样的才能取得信任。

保密局还布置一些潜伏在解放地区的个人，专搞破坏工作和进行造谣等活动。这些人一般都是个人活动，并不结成小组，也不配备电台，而是靠个人去作反gemin活动，与潜伏组不发生横向关系。潜伏组所用的电台，一般是两瓦半的美造特工机，利用种种方法掩护起来。有的装在办公桌抽斗的后半部，有的装置在收音机、留声机、台灯等里面。电池一般也配给半年到一年。当时毛人凤乐观地估计，不出一年，所有被解放的大中城市，便可以在美国的直接帮助而重新回到国民党手中，最久不过一年，于是各种配制也只以一年计。

西南方面的潜伏布置，一直到1949年4月以后才正式开始。这年3月间，沈醉到重庆参加毛人凤召集的西南、西北两地区的负责人会议。会后，沈奉派去上海找保密局办事处领取经费，回来时才带回西南地区布置潜伏组织的指示和各项规定。那时，蒋介石认为西南还可以作为反攻基地，短期内不至于解放。但到这年夏天，他们感到连西南也不易保得住，才匆匆派出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鸿传赶到重庆，由他兼任西南特区潜伏布置专员指导各省站协助布置。

任鸿传和重庆站站长李修凯，先在重庆及川东等地进行布置后，7月间才到昆明，在昆明布置了一个潜伏组和一个独立潜伏台。潜伏组由沈醉找人介绍了两个医生，一个叫明绍武。任鸿传知道明绍武想开设一个私人诊所，便一次答应给他1000元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毛人凤是想用重金来搜罗这种人才，使他们在解放后能为国民党效命。任鸿传只匆匆把昆明布置好以后便去贵阳。按保密局规定，在云南除昆明应布置一两个组外，还要在保山，昭通各布置一个组。当时因交通困难，任鸿传不肯久待，便先走了。

9月间，毛人凤感到西南地区潜伏组的布置还不够理想，加上华北、华东、华中的一些潜伏组在解放后陆续被破获，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布置和恢复解放区的组织，又在重庆缫丝厂内成立了一个全能情报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毛人凤兼主任，王蒲臣任副主任，准备训练几百名潜伏特务派往各地。但开始训练不久，解放军已向西南进军，训练班只好迁往成都，结果在路上便弄得七零八落。到成都后，知道已没有时间从容进行训练，才把这批人编入交通警察第一旅何龙庆部队中，准备让他们去打游击。

保密局在进行潜伏组布置的同时，还作了一些专门准备在解放后的大中城市中搞暗杀和破坏部署。这种部署的办法是，先把手枪、爆炸物品预先存放在可靠而容易取出的地方，而不是放在担任破坏暗杀等工作的特务家里，需要时临时派人去取。

还乡运动1949年春天，当全国大部分地区被解放后，从各地逃出的特务大批向国统区后方逃窜。他们多年来受蒋介石的欺骗宣传，没有一个不害怕异常，不少人都希望早点去台湾。

毛人凤看到这种情况，便向蒋介石请示办法，得到的答复是除少数大特务有必要时才准许去台湾外，其余还应留下来继续与共产党斗争到底。毛人凤根据这一指示，3月间在重庆召开了有西南、西北、广西、湖南等省的负责特务参加的会议。毛提出这样一个办法：各人返回自己的家乡去进行个别的活动，在地方上设法立足生根。

这个办法一方面可以大量派遣特务到各个角落去继续从事反共活动，同时又可以减少拥挤在国统区后方城市的待命人员，实际上是不想再负责安置他们的工作。因为地区一天天缩小，人一天天增多，实在也没法安置。这样一举数得的办法，蒋介石很为赞许。

毛人凤在宣布这一办法时，要求这些从事还乡运动的人，要在自己家乡坚持一两年，要他们相信蒋介石不久便可在美国帮助下率部卷土重来，只要忍受一个短时期，便可得到重用。毛人凤还指示他们回到解放地区，可以但白向共产党交代自己过去的历史，不必隐瞒身份；但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不准交代组织，特别不准检举其他特务，不准揭发别人罪行。如果不遵守这一规定，不但将来要处分，甚至当时就要派人进行纪律制裁。毛还告诉这些人，可自首交代一些历史上的人，以便进一步取得信任。如果能够在机关中得到工作，那时自然会派人去联系；没有联系到以前，可以相机行事。自己有把握的破坏活动，一定要进行，成功后逃到后方或台湾可以受到奖励。回到没有解放地区的人，要先立下足来，设法掌握地方团队武力，有把握时可以参加打游击；等到解放时，如果没有办法，可以参加起义，以便混入解放军部队去。

留下大量叛徒1949年10月初，有天傍晚，昆明航空检查所长李瑞峰拿了一大批请示飞香港、仰光、台湾等地的申请表，要沈醉作最后决定。当时毛人凤住在沈家，在楼上一间大的客厅办公，沈醉在他隔壁一间小会客室办公。徐远举正在和沈醉聊天，沈便叫李瑞峰把申请表放下，等他看过后再还给他。毛人凤等李一下楼就把沈醉和徐远举叫到他的办公室，要他们特别注意一个问题。他说，蒋介石曾当面指示他，要尽可能不要让中共叛徒去台湾，而要劝他们留下。他说，蒋连张国焘都叫人去劝说过。当时沈问毛人凤，为什么要尽可能不让叛徒去呢？毛说，这是蒋介石英明的地方，使他非常佩服，要沈醉和徐远举一定要认真控制好去台湾的飞机票。因为叛徒去台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主要原因是共产党胜利了，他们决不会再死心塌地的跟着国民党。加之，有些叛徒在台湾又没有什么关系，再也不能利用他们去破坏地下党组织，只是增加负担。他们到台湾后，当局不但要多养活一批闲人，还得防范他们倒戈投向共产党，在台湾搞里应外合，而留这批人的好处就太多了。由于蒋介石这一措施，解放前夕在重庆出卖江竹筠、王朴等近百名地下党员的叛徒，曾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某，虽然对国民党立过“大功”，在最后向毛人凤跪下去苦苦哀求让他去台湾时，也被毛人凤一脚踢开，刘在解放后落入了人民法网。曾给国民党立过汗马功劳，在军统中工作多年爬到将官级的前张国焘秘书，也没能逃往台湾。此外，未能逃到台湾的叛徒，有做过榆林站长的，有任军统局局本部第二处副处长的，有任业务处长的，有任兵工署稽查处长的，有任成渝铁路警务处长的，等等。

准备在西南地匡打游击、当流寇1949年12月12日，是蒋介石在中国大陆上的最后时刻。

这天中午，毛人凤及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拿着一份《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和一大叠国民党中央行政院的委任状，从蒋介石卧室里出来，匆匆往楼下的一间临时机要室走去。这项“应变计划”是从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由毛人凤亲自起草、拟定的，前后酝酿了整整半年，其中的一些措施，早在人民解放军挥戈南下之时就已经着手进行部署和安排。

毛人凤在重庆期间，曾要求每个省站的负责人立即拟好一份“应变计划”，叫大家充分作好临解放前的大破坏、大逮捕、大屠杀的准备，从速作好上山当流寇的准备。他谈得比较具体一点的是打游击，主要力量是依靠何龙庆的交警第一旅的两个总队。贵州站长陈世贤曾表示，他和余万选可以成立一两个总队。云南方面当时也有一些交通警察，可以凑成一个总队。如加上西南地区十几个兵工厂的警卫部队，以及特务们所掌握的一些公开单位和流氓组织，凑几万人不成问题。

毛人凤信心十足地说，共产党是靠打游击起家，而军统特务也懂得这一套，在这方面要比一般正规部队强得多，将来在大陆上保留几个据点有把握。同时他还向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到了沪州专区，介绍罗国熙去当专员，派了几个特务当县长，准备把这个地方也作为根据地。

毛人凤拟定的“应变计划”是一项国民党在地下继续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进行斗争的政治动员令和组织大纲。而那些委任状，则是属于这项“应变计划”中的一部分，是由国民党“中央行政院”正式委任的、国民党失陷后在全国各大区以及各主要游击区的负责人和主要领导人。现在经蒋介石签署后，将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全国各地的潜伏组织和武装特务。这也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的最后的计划和措施。

“应变计划”称，“为更好地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总体游击战之计划，按照当前全国特定情形，全国敌后工作委员会总部暂时设在台北”，并在大陆设5个“勘乱区”：

第一是西南区，主要负责人何应钦；

第二是西北区，主要负责人马步芳；

第三是华北区，主要负责人李玉堂；

第四是东南区，主要负责人郑介民；

第五是华南区，主要负责人薛岳。

“应变计划”中规定，这五个区“直接统归中央行政院领导，并受驻台北全国乱后工作委员会具体工作指导”。

除上述5个“勘乱区”外，“应变计划”中还策划在各地建立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它们分别是：苏南太湖游击根据地，辖“太湖游击纵队”4个师，并“曲线救国新编

第一军”，纵队司令胡伯龙，参谋长季家振。

湖北大别山游击根据地，辖“大别山人民反共义勇军”一个军，军长汪宪，参谋长袁成英。

浙皖边游击根据地，辖“浙皖边区游击挺进纵队”一个军，并“浙边支队”、“皖边支队”各一个师，纵队司令徐振东，副司令徐建中。

豫西游击根据地，辖“豫西剿暴总指挥部”两个军，并“黄河”、“绥远”两个特工大队，总指挥卢民。

赣南井冈山游击根据地，辖“井冈山游击挺进军总指挥部”一个军，并“翠微峰独立支队”，司令黄镇中。

湘西游击根据地，辖“湘西反共救国军”暂编第一军，并“新一师”、“新二师”，军长陈子贤，“新一师”师长兴周，“新二师”师长余适。湘鄂川边龙山游击根据地，辖“湘鄂川边反共游击军”暂编第二军，并五个直属支队，总司令瞿波平。

广西瑶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游击联军”暂编第四军，并两个交警大队，军长黄品琼。

广西十万大山游击根据地，辖“广西反共复国第三方面军”一个军，及9个县自卫大队，总司令苟正康。

黔东北游击根据地，辖“黔东北人民自卫军”暂编第九军，军长史肇周，副军长吴登云。

川黔湘鄂边游击根据地，辖“边区人民反共自卫联军”4个师，及11个自卫团，总司令陈全，副总司令陈长捷。

川南游击根据地，辖“西南剿共救国纵队”两个军，并新编第7师，第一军军长也占武，第二军军长欧阳祥林，新7师师长吕振华。

滇北昭通游击根据地，辖“云南人民救国义勇纵队”一个师，并三个大队，师长杨永寿，大队长王跃云，龙绳曾，李云聪。

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辖“三边靖绥反共司令部”4个师，总司令周迅宇，副总司令刘野樵、傅秉勋。

武当山游击根据地，辖“鄂陕边人民自卫军”一个军，并新编第5、第8军，总指挥王凌云。

“应变计划”还对这些“游击武装”布置了具体任务，“一是要保存，二是要扩大，三是要进击”。要求他们“各自为战，苦撑待变，尽力避免不利行动。生存就是胜利，坚守就是胜利，同时，积极吸收和引导、组织过去我所留之各种地方武装、警察、绿林武装，等待一切机会，留心一切机会，创造一切机会”，并“利用当前社会问题制造事件”，积极主动地进行“灵活的斗争”，破坏一切军用设施，消灭一切有生力量，最终配合国民党完成“反共复国”的“大业”。

这一垂死挣扎，虽像覆巢之前的哀鸣，却也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力。应该说，长达3年之久的匪患，其源盖出于此。

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崩溃的时侯，留在大陆上的溃散武装（政治土匪）就有200万，各种特务分子60万。这些反动势力，在全国各地埋下了定时炸弹，增加了建国初期的不安定因素。

第二节中苏铁道线上连环谋杀毛人凤策划行动方案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就在毛泽东手持讲话稿，站在天安门城楼宣告这一伟大事件后的24小时，从苏联的首都莫斯科拍来了世界上第一份外交贺电：。。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联政府的反应之快，使全世界都始料不及，许多国家领导人还在瞪大眼睛看着新中国有没有人理睬呢？！

紧接着，蒙古及其他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也都相继用最快速度拍来贺电，纷纷正式承认这个新生的人民政权。

一个占人类1／4人口的国家的红色政权迅速地在国际上站稳了脚跟，这使得新中国的领袖们不禁长长地舒了一大口气。

10月16日，苏联大使罗申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等参加了这个仪式。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着出访苏联、亲自会晤斯大林的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趟比较合适了。”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那时主席在延安不是还写了祝贺他生日的文章吗？”

“是呀，一晃10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呀！”

“12月21日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

“我可是只管去祝寿幄，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的事还得靠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啊。”

“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

“好哇——”毛泽东点点头，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凝望着中南海天空中高挂的一弯星月，陷入了沉思之中。

毛泽东之所以在新中国诞生两个多月后就首次选择出访苏联，这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定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到新中国诞生之前这段时间内，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了解是不够的，这位大元帅一直把中国的未来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直到蒋介石最后完全冷淡了苏联而全力转向了美国后，斯大林才开始意识到毛泽东将来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位大元帅是位性格多疑而又十分精明的领袖，他经常在克里姆林宫的餐桌上或是在自己别墅的饭桌前，同自己认为“绝对可靠”的核心圈子的人边用餐，边谈论中国问题和中国未来的形势发展。

斯大林五次三番地问旁边的人：“这位毛泽东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对他一点儿也不了解呀。他从来没有到过苏联的确，在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中，没有到过苏联的人很少，毛泽东可算得是例外了。毛泽东始终坚信自己的道路和选择，他是一位中国农民的儿子，自信中国革命的道路要靠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去闯。

斯大林急于想了解毛泽东，毛泽东却显得不紧不慢。于是乎，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有狭隘的农民主义立场。然而毛泽东却心地坦荡，既不受控于人也不斤斤计较苏联朋友的偏见，他有着中国传统伟人一样的君子风度。这些，斯大林是不了解。。毛泽东将出访苏联的消息被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京的特务计兆祥得到了，并探听清楚毛泽东坐火车去苏联，经山海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进入苏联西伯利亚大铁道赴莫斯科。他立即向台北保密局拍发密电，报告了这个重要情报。特务头子毛人凤经过周密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密令潜伏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在两个地方下手，一是破坏长春14号铁道桥；二是在哈尔滨车站埋下定时炸弹，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

计兆祥发到台北的电报，被我军反特监听台的工作人员及时截获，他们在准确地破译其内容后，上报了中央。

这份带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及译文，被送到了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泽东在卷宗中看到这份密件后，立刻挥笔在文件的天头上批示：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gemin。

毛泽东毛泽东首次出洋12月6日晚，月亮悄悄地爬上红墙，早已结成薄冰的太液池映射着一片青光。在徐徐寒风中，身披玉霜的古柏时时闪出几枝翠叶。

几辆小轿车由丰泽园门口缓缓驶出新华门，尔后向永定门方向飞奔而去。。刚跨出车门，毛泽东就发现车站空旷寂静的月台上，站立着几个熟悉的身影。

“不是讲好不送了么？”

他拖着鼻音很重的湖南腔，紧紧地握住了朱德刚从帽沿旁边放下的大手。

在下午召开的政治局碰头会上，他就讲过晚上大家不要送。当时大家都没吭声，他以为大家已经同意了。没想到，真要动身的时候，又一个一个冒了出来。看到自己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注意，他真想说几句什么，但话到嘴边他又把它咽了下去，因为这毕竟是他以新中国国家元首的身份第一次前往苏联会晤斯大林，同伴们对自己这次出访的关切和寄以厚望，也是情理之中的呀！

“主席第一次出国，那有不送的道理呀！”朱德憨厚地咧咧嘴笑道。

“你们呀你们呀！”

毛泽东又把手缓缓地伸向站在朱德侧旁的刘少奇、周恩来。

“弼时，看你，身体不好也赶来了。”

毛泽东不无责备地瞅了瞅任弼时那张由于长期失眠而显得有点浮肿的脸庞，右手有力地抖了一抖。

“可要注意身体，千万不能拼老命啊。”

任弼时含笑着应了一声“好”。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而后把高大的身躯朝前俯了一俯，对着周围的送行人说：“既然你们都来了，我可要同你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哟！”

“好啊！”

同伴们随声附和。

“是这样的。”毛泽东缓缓扬了扬眉，轻轻地伸出了一个指头。“我这个人是属猴子的，天生的爱动不爱静，喜欢到处活动活动。今后我到外头走走，你们都不要搞送往迎来。你们一送一迎，劳了你们驾我不敢当，我毛泽东本人也不自在。你们也不要担心有人朝我打冷枪。敌人想动我毛泽东的脑筋，也没那么简单。轻车简从，神鬼莫测，你说是不是，公安大臣？”

说到这里，毛泽东突然把脑袋转向跟在侧后面的gonganbu副部长杨奇清，杨奇清连忙憨笑着应了一个“是”。

“你们看，他都打包票了，你们还不放心？”

“放心，放心，主席保重！”

刘少奇、朱德笑眯眯地做了回答。

“那就这么说定了？”

毛泽东又把有神的目光在伙伴们的脸上扫视了一圈，见大家没有异议，他满意地憋了憋嘴，而后滞洒地挥了挥手，迈着矫健的步伐，朝着月台上那辆编号为9002的专列走去。

杨奇清刚想跟随毛泽东走向专列，周恩来轻轻地拽他的衣服，他立即会意地停下了脚步。

“还有什么吩咐吗？总理？”

“刚才瑞卿同志报告：一个小时前，敌潜伏电台又发出呼号，报告了主席专列即将启程的情报。”

周恩来拧了拧眉，有点清癯的脸庞上耸动着焦躁与不安。

“奇清同志，此行事关重大，你可要千万小心在意，一定要保证主席的绝对安全，出不得半点纰漏啊！”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保证主席安抵满洲里！”

杨奇清挺胸打了个立正。

周恩来没吭声。他一点也不怀疑这位老红军、老保卫部长的忠诚与干练。1942年5月，日本侵略者采用“铁壁合围”的战术，再次向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党政军机关受到不小的损失。杨奇清的家属和公务员也被敌人抓走。不久，他得悉5月反“扫荡”中被俘的同志，在日本侵略者的太原集中营里，组织了地下的共产党支部，他的公务员也参加了活动，并同驻在太行山的八路军前方总部建立了秘密联系。杨奇清抓住时机，通过这位公务员掌握敌人内部情况，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同志。5月反“扫荡”结束后，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一次大会上赞扬说：在反“扫荡”中，杨奇清领导的许多干部牺牲了，他的家属也被俘了，但他仍然斗志昂扬，信心百倍，坚守岗位，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罗瑞卿号召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学习杨奇清无私无畏的崇高革命精神。

1942年底，敌人大搞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敌占区加紧了法西斯统治，同时千方百计向我根据地派遣特务，进行渗透和破坏。日伪的秘密“维持会”渗入我们的根据地，汉奸汪精卫的伪国民党和投降了日本侵略者的蒋帮特务潜入了我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一个蒋伪合流的国民党区分部，指使潜伏在我根据地的一个女特务，勾引收买我们内部的人员，阴谋刺杀八路军前方总部首长。杨奇清亲自组织人员，深入调查研究，一举破获这个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首脑机关和我军首长的安全。

抗日战争的中后期，党在延安的审干工作，由于毛泽东的肃反路线受到“左”的严重干扰，一度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这个错误也波及到太行山。1944年，杨奇清从延安回到太行，遵照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对太行地区的审干案件进行认真的甄别工作。他亲自一个案件一个案件地听汇报，看材料，做调查研究，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很快把错案、假案一一平反了。

北京截获台特电讯时，gonganbu长罗瑞卿正在外地视察工作，领导侦破这个案子的工作落到了杨奇清肩上。由杨奇清指挥gonganbu和北京市公安局共同侦破此案。

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毛泽东访苏的行期日益迫近。但供破案参考的线索仍然只有敌电译文和以“0409”为代号的发电署名。

这一天，心急如焚的杨奇清，把gonganbu一局侦察处一级侦察科长曹纯之请到办公室。毛泽东的安危，关系着新中国的命运，曹纯之当即立下军令状：到期破不了案提头来见！曹纯之成了侦破敌潜伏台的前线指挥。

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安全，杨奇清随同专列沿途组织保护，然而，谁又能保证在长达一万多里的铁道线上没有偶然的“万一”呢？而如果这种“万一”出现，将给党给人民带来何等惨痛的损失啊！

周恩来紧紧抓住杨奇清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拜托你了，有情况及时汇报，我和罗部长24小时值班。”

“是！”

杨奇清向周恩来敬了个军礼，同gonganbu长罗瑞卿向着毛泽东一行大步赶了上去。

途经天津发现异情12月的华北大地，呈现出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壮美图景。

这天，一辆编号为9002次的专列，像一条绿色的钢铁长龙，吐着团团白烟，肩负着中国人民的历史使命，在凛冽的朔风中，风驰电掣般往北驰去。车头上悬挂着金黄色的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在阳光下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专列经过的路线，只见护路部队一公里一个岗哨；一双双警惕的眼光，密切巡视着四面八方。

专列上的乘务人员更是一一选好了的。专列一共三节，前节是警卫连，后节是备用车。司机是一位经过战争烽火考验的经验丰富的老英雄，车开得又快又平稳。

专列首先由北京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天津。经过天津时，前导车发现有一段路轨被毁，一辆机车头上绑着一束手榴弹。此事非同小可，罗瑞卿部长立即下车组织调查。

天津路段出现的情况，使得留在车上的杨奇清副部长和同往的铁道部长滕代远，以及铁道部公安局长冯纪等领导人，更加感到此行任务的艰巨。每到一站，他们总要下车检查一次，及时与前方交流情况。

列车继续前进，坐在中节车厢的毛泽东，在听到天津路段的情况后，把手中的书放到茶几上，点燃了一支烟凝视着车窗外急速向后掠去的田野、树木。。“请杨副部长到这里来一下。”毛泽东用那浓浓的湘音不紧不慢地对秘书说。

听说主席有请，杨奇清急忙来到中节车厢。毛泽东亲切地询问：“对潜伏敌台的侦破落实了没有？”

杨奇清从容地回答：“报告主席，不仅落实了，而且经过分析、判断，敌人还要搞活动。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布置。此案已有李克农接替我指挥。请主席放心。也许主席到了莫斯科，就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那好。奇清，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就是要在实战中提高嘛！”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后，继续问：“你们是怎么侦察、判断的呢？”

杨奇清说：“据侦察获悉，台湾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主席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但是，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立刻逮捕！”

“好！来者不善，歼之有理嘛！”毛泽东满意地笑了。

毛人凤下令执行计划12月7日清早，毛人凤正与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密谋在大陆的行动，保密局机要秘书匆忙走进来报告：“今晨两点，万能台自大陆报告，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出发了，估计需要经过三天两夜到达满洲里。毛的安全在苏联境内由苏方负责。”

布莱德上校欣喜若狂：“这是刺杀毛泽东的最好时机。毛泽东此时访苏对美国、对台湾、对朝鲜战争都很不利。你们要立刻选派最有经验的行动人员去大陆督战。”布莱德站起来又说：“我们在正面战场虽然失利了，但是在情报工作方面一定要给其党以狠狠的打击。美国战略情报局希望在毛到莫斯科前后，看到你们的成功！”

毛人凤即刻命令：“按行动计划执行。”接着，他又督战似地说：“立即电告计兆祥，通知××国驻苏办事处协助侦察毛泽东在苏和回国的时间、路线。奖励计兆祥2000美元，并晋升他为上校台长！”

毛人凤转而对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吹嘘：“共产党绝难料到，在他们党政要员集中的心脏地带的‘南池子’，竟是我潜伏台指挥的天下！”

“这我相信，仅就技术装备方面而言，共产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

北京朝阳门内路南有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它是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家。这一天，肩负着侦破潜伏台第一线侦察工作重任的曹纯之，第一次到这里，汇报侦破工作。

李克农是我党我军赫赫有名的长期在“国统区”做地下情报工作的名将。他曾和我党地下工作者胡北风、钱壮飞长期在敌人的心脏与敌特进行惊心动魄的斗争，给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周恩来誉为“三杰”。

尤其是1931年，中央领导机关发生了党的重要领导人顾顺章叛变事件，国民党政府如获至主，准备将共产党分子一网打尽。在这紧急关头，由于李克农、钱壮飞、胡北风三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及时掌握了敌人的机密情报，以最快的速度，将叛徒所知道的线索全部切断，从而使在上海的国际机关、中央机关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免遭劫难，为保卫党中央建立了卓越的贡献。李克农这个人，无论是自己的同志，还是敌人，都无可否认地认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传奇英雄。

曹纯之虽久闻李克农部长大名，但打交道还是第一次。当他思绪未定之时，只见李克农部长就笑呵呵地从客厅走出来，热情地说：“杨部长向我介绍过了，同志们干得很好！今天请你们谈一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曹纯之上任后，着手进行了两项工作：一是调gonganbu的电讯侦察组监测，从空中确定敌潜伏台所在方位；一是在北京和天津查汇，从台湾给敌特活动经费的这条途径，获得地上侦破线索。这两条“高招”果然立竿见影：电侦组先是破译了台湾保密局给“0409”的嘉奖令（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中校台长）；接着报告从北京到台湾的电讯信号相思线交叉点由初感应在天坛范围，进而北移东城缩小为前门外，最后确定为南池子上空。由查汇获得的侦破线索正与在空中确定的敌台方位相吻合。在天津黑龙江路银行发现了香港九龙××街道××号汇北京新侨贸易股份有限总公司计采楠小姐两笔大额汇票（一笔是1500元港币；一笔是2500元港币），计采楠的弟弟计旭（原名计兆祥）是北平特警训练班的最后一期学员，现恰住在南池子九道湾43号。

南池子紧挨中南海和天安门，旧时这儿王府宅第林立，深宅大院星罗棋布，大小胡同纵横其间，是皇宫要员集中居住的地方。解放后，党政军领导人也多居于此。在老百姓眼里，这个贵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防范较严的禁地。正因为如此，也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空地带。

南他子43号的院内有两个院、两个门，正院向东，旁院向西。计兆祥住在正院西房，住在旁院南东头的是个邮电工人（旧警察）。若在这个旧警察的北房安一微小炮泡监视，夜间计兆祥发报，小炮泡受电波干扰就会闪动，以此便可肯定电台在计兆祥屋里。gonganbu侦察处李国样处长、苏玉涵副处长提出这个绝对有把握抓住敌台的建议，曹纯之马上表示赞同，当时主管该案的杨奇清也表示同意。但是，对计兆祥进行实地严密监视后，潜伏台没有出现任何信号。。曹纯之汇报完毕，李克农往上推了一下鼻梁上的老式水晶石眼镜，温和地对他说：“老曹，从今天起，你每天只向我汇报一个问题，就是对那些接近计兆祥的人的侦察情况。同时要注意，我们着重打击的是国民党保密局这个组织，政策上不要扩大打击面，只捕潜伏敌人。”

“是！”曹纯之颔首答应。

两位伟人首次握手在沿途武装部队和专列警卫部队的密切配合下，12月9日，毛泽东的专列安全抵达“国门”满洲里市，列车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停了下来，因为中国铁路是窄轨，苏联铁路是宽轨，因此要换车。

在苏联国境线的车站上，早已停好了迎接毛泽东一行的高级专列。这是一辆设备很好的专车。车上设有会议室、卧室、休息室和浴室，显得气派堂皇。苏方赤塔州的党政军领导人和苏联外交部一位副部长来到边境线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毛泽东亲切地上前和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后，又登上了苏方的专列。

“呜——”汽笛高鸣中，草原上的这列专车驶离了边境线，在苏联国土上奔驰起来。

毛泽东登上苏联专列后，神态显得格外平静，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埋头读书和查阅资料，有时连工作人员请他吃饭也没有听见。不知不觉中，专列到了入境后的第一站奥特波尔，毛泽东发觉车停了，他问道：“这是到哪儿了？”工作人员告诉他地名后，又请他下车，说是有仪仗队欢迎。毛泽东整理了一下衣着，大步走下车来。

他在站台上停了一下，望望天空，这里已是天地萧然，一片严冬景象。

站前广场，寒林萧瑟，晓霜犹凝，北风吹得树枝沙沙地响，毛泽东却迈开了大步，有力地朝前走去。

军乐四起，鼓号齐鸣，奥特波尔车站前肃立着一排排威武整齐的仪仗队，一色的新军装，他们手持步枪“唰——”地一下齐整整地向着走来的中国领袖致敬。毛泽东冒着寒风，大步检阅了仪仗队后，又与欢迎的人握手致意，稍事停留后又登上了专列。

列车顶着凛冽呼号的北风继续向前行进着。

西伯利亚的寒流是有名的，对于初来乍到的中国客人也毫不留情，车顶上，车窗前已开始挂上了一道道晶莹的霜花，星星点点，不停地抖动着。当列车到达新西比尔斯克时，莫斯科方面把电话挂到了车站上，询问毛泽东的身体情况，途中是否顺利，还需要什么帮助等。毛泽东听了挥挥手对工作人员说：“告诉苏联同志，我们一切都很好，谢谢他们的关心。”

当列车到达斯维德洛夫斯克站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不舒服，脸色有些不正常，可能是疲劳和气候的关系。

“主席，要不要通知苏方一下？”工作人员不安地问道。

“不用不用。”毛泽东摆摆手，站起身来说：“等车停下后，下去透透新鲜空气就好了。”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走下列车，沿着站台走了一会儿。这时天气奇寒，冷气袭人，不少人冷得直搓双手，他们担心毛泽东受凉，忙劝他上车休息。

毛泽东笑了笑说：“没关系。”他活动活动身体，这才又登上了列车，随行的人见他恢复了常态，这才长长地松了口气。

车到了雅罗夫斯基车站后，专程从莫斯科赶来迎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这儿登车陪同前往。

精干的王稼祥一登上专列，就兴奋地奔上前去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说：“主席啊，可把您盼来了——”

毛泽东也高兴地迎上前去说：“稼祥同志，你辛苦了，我这一回可少不得你这个苏联问题的专家哟！”

12月16日清晨，莫斯科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大街小巷银枝拂掠，冰影映漾，四处显得格外地庄重和肃穆。快到中午的时候，空气中有了些暖意了，莫斯科人开始走上街头，他们都在议论着今天的热门话题——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将来到这里。

正午时分，伊万大帝钟楼上的那口古老大钟敲响了，“当当当——”12下深沉而洪亮的钟声，这钟声在莫斯科城内久久地回荡着。

“呜——”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钟声、汽笛声、车轮声中准时徐徐驶进了莫斯科车站，顿时鼓乐齐鸣，欢声划破了机车头那腾腾的白色烟雾，男女青年们手持鲜花边挥动边欢呼，车站广场一片喜庆。月台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元帅布尔加宁、外贸部长孟希科夫、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卫戍司令西尼洛夫中将等一批高级领导人依次等候在站台上迎接毛泽东的到来。欢迎的人们在寒风中已站了一些时候了，尽管他们穿着厚厚的冬装，一个个的脸仍冻得红红的，可他们依然热情和精神饱满。

列车停稳后，毛泽东那高大魁梧的身影第一个出现在车门口，他微笑着边向人们挥手，边大步地走下车来。莫洛托夫等人热情地迎上前去，与毛泽东亲切握手拥抱，又把欢迎的人向毛泽东做了逐个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候。由于天气大冷，苏联同志怕毛泽东吃不消，于是加快了欢迎仪式。毛浑东匆匆检阅了仪仗队后就由莫洛托夫陪同前往下榻之处，苏联驻华使节罗申也陪同随行人员前往。

毛泽东被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座非常优雅、舒适的别墅内，这里曾是斯大林的住所。

安顿下来后，莫洛托夫请毛泽东好好休息，他转告毛泽东：“下午6时整，斯大林同志约毛主席在克里姆林宫会面。”

毛泽东在卧室内休息了一阵后，便叫工作人员马上做好会晤前的准备工作，自己则点着了一支烟，沉思着在屋内来回踱步。他习惯性地一手握着香烟，一手背在身后，久久地凝视着郊外茫茫白雪覆盖着的田野，似乎在掂量着即将与斯大林握手的分量。

毛泽东是清楚的，直到自己赴苏前夕，斯大林仍然怀疑中国共产党会不会也走“南斯拉夫式”的道路，还有，斯大林对自己让中国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参加新政府的做法也表示过忧虑，担心这样有可能使新政府选择一条亲美英的西方路线。然而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当时的时局和世界革命的大局出发，断然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毛泽东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此时的毛泽东有充分的自信心去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他为即将开始的会晤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

过了一会儿，警卫人员前来接毛泽东去克里姆林宫，毛泽东只带了顾问兼翻译的师哲，随警卫人员登上了小车。

克里姆林宫里的路全是用鹅卵石铺成的，宫对面的广场地上铺的都是方形木块。车队顺着伊万大帝钟楼的右边，从斯帕斯门驶进去。小车经过一个很大的街心花园，车内的毛泽东注视着前方一个很大的大理石游廊。原来游廊的顶部，全是罗曼诺夫王朝历代皇帝的画像。毛泽东似乎在领悟着这块土地上曾有过的古老历史，他显得那么平静和从容，目光中透出深沉而稳健的神采。

由一座座教堂和宫殿组成的克里姆林宫庄严神秘，一条护城河与红墙护卫着这座曾为莫斯科的公国和18世纪前的帝俄皇宫，而今苏联党政机关的心脏就设在这里。

毛泽东按时被送到宫内斯大林的会客厅里，这客厅十分气派，金碧辉煌，大理石墙壁光亮照人，红红的地毯显得隆重华贵，壁炉架上端的墙上有一口者式的俄国古挂钟。毛泽东有意识地看了看时间，5点57分，比约定时间提前3分钟到达。

斯大林的秘书走出来，他请毛泽东到他的屋里休息一下，他随即进去向斯大林通报。

客厅尽头有一条不太长的甬道通向斯大林的办公室，按规矩，以往斯大林召集会议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是从这儿进入的，而且必须正点，不能迟到，这是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可今天，会晤的时间马上要到了，竟然没有动静。“当当当——”挂钟敲了六下后，里间的大门打开了，秘书走了出来，有礼貌地作了一个请的手势说：“斯大林同志请毛主席进去——”

毛泽东站起身来，步伐潇洒地大步走了进去，翻译师哲跟在他的身后。

斯大林宽敞的办公室里全体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排成了一排迎接着毛泽东的到来。站在最前边的是斯大林。他沉着而坚毅，眼光深逢，热情随和，他身后依次站着的是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苏联的这些高级领导人全都衣著一新，仪表整齐，神态严肃庄重，显得礼貌而不失风度。

当毛泽东一跨进门，斯大林首先微笑着伸出双手迎上前去，毛泽东的双手也伸了过来，两位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领袖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您好！”

“您好！”

“我们欢迎你的到来。”

“谢谢斯大林同志。”

四只手紧紧地握了又握，。。斯大林仔细地端详着毛泽东那高大的身材，红润的面容，赞叹他说：“好，好呀，真想不到你是这样年轻，这样健壮——”

“斯大林同志也很健康呀！”毛泽东回答。

斯大林回过头来，把全体政治局成员逐个向毛泽东做了介绍，毛泽东亲切地与他们一一握手，祝愿问候，尔后毛泽东也向斯大林通报了中方随行人员情况。

斯大林和毛泽东在会谈桌两边坐了下来，毛泽东和师哲坐一边，斯大林和苏方人员坐在一边，斯大林望着毛泽东，又赞叹说：“伟大，真伟大！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真诚地祝你健康！”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我可是长期受打击，受排挤的人喔，有话无处说。。”

“不不不——”斯大林没等翻译把话说完，捏着烟斗的手习惯地摇了摇，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谁也不能去谴责一位胜利者。”

毛泽东听了这话，深沉地笑了。在场的苏联领导人也笑了起来，有人还轻轻地鼓了掌。

话转入正题后，斯大林的语气严肃起来，他认真地说：“中国人民的胜利，加重了世界天平上革命力量的砝码，我们全心全意地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进一步取得重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国人民衷心感谢苏联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朋友的。”毛泽东的话很诚恳，他显得儒雅、温和，很有分寸，言谈举止中带有浓郁的诗人气质。

毛泽东的风度吸引了苏联领导人，他们都用极有兴趣的目光注视着毛泽东，感到坐在对面的不仅仅是一位伟人，一位领袖，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常对毛泽东话中的旁征博引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有人轻轻地点起头来。

斯大林取下嘴上的烟斗，思索了一下，问道：“我们双方这次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你们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呢？”他最关心的还是中苏结盟的问题。

毛泽东想了想，巧妙地说：“我们这次来是要完成一些事情的，是应该搞出一个东西来，可它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他很形像地用手比划了一下。

苏方的翻译被难住了，他不知怎么把话的意思表达出来，脸都急红了。

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见此情景，忙把毛泽东的话做了解释：“毛主席的意思是说，好看就是指形式上好看，应该是冠冕堂皇的才好，好吃就是说这个东西必须有好的内容，实实在在的。”

师哲解释后苏联同志还是不太明白，他们相互看着，比比手势。有的人还觉得好笑，竟然笑出了声来。斯大林的神情是很认真的，他在体会着毛泽东话里的含意，想弄清楚毛泽东究竟心里有什么打算，特别是双方若要签约需涉及哪些方面的内容，他再三地询问毛泽东的想法。

毛泽东似乎显得不那么着急，他没有直接去回答斯大林的问话，只是说：“我打算请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抖了抖烟斗，微微蹙眉头，说：“如果毛主席和我还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佯的事情，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来后做什么呢？”

毛泽东平静地掐灭了手上的烟头，说：“周恩来到了就可以商量这件事了。”他接着把话题巧妙地岔到了一边。

斯大林觉得过去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他不便把自己的想法先抛出来，以免造成“强加于人”的感觉。但他内心认为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样的条约或协议，都应由他和毛泽东亲自来签署，可毛泽东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或者是毛泽东根本就没有打算由自己出面来办理这件事。

尽管如此，首次见面还是令双方满意和愉快的，大厅内的气氛显得平等、轻松、友好，说到兴致处，斯大林还不时习惯地摆弄他那精致的小烟斗，毛泽东也不时露出了微笑。

就这样，毛泽东在苏联首都度过了第一天。

12月21日，斯大林70岁诞辰的庆祝活动开始了。苏共中央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盛大的庆祝仪式。富丽堂皇的莫斯科大剧院装饰一新，灯光通明，充满了喜庆色彩。除各国代表团外，前来赴会的苏联国内代表都是精心组织的，苏维埃人把能参加这一庆典看成是很高的荣誉。

当斯大林和毛泽东以及各国代表团一同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容光焕发的斯大林走上台后，首先把毛泽东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团介绍给了大家。所有人望着站在斯大林身边的毛泽东竟如此高大魁梧，气度不凡，不禁发出一阵阵的议论和赞叹声。

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祝词。祝词热情洋溢，十分精彩，自始至终抓住全体与会者的注意力。在费德林的翻译宣读中场内反应热烈，气氛活跃。费德林没想到这篇祝词竟会如此抓住人心，他自己的情绪也被感染了，当他读到“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了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时，全场发出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台下有人挥动起了帽子和手巾，场面十分热烈壮观。

斯大林也友好地侧过脸来，对毛泽东报以感谢的一笑，他轻轻地鼓起掌来。在整个会议中，他不时和毛泽东相互交谈着，议论着。

庆祝活动安排的文艺演出开始了，斯大林特意叫人安排毛泽东同自己坐在一个包厢内，两人又边看演出边交谈着，显得亲密友好。

精彩的演出结束了，礼堂内所有的灯光齐明，照得全场雪亮，观众们都回过头来鼓掌，有节奏地高呼着“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高兴地向大家挥动双手致意，毛泽东也起身向人们挥手表示感谢。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震荡着大厅。。庆祝活动持续了几天才结束，各国代表团在完成使命后先后回国了，毛泽东则按预定的安排在苏联休息一段时间和参观访问。

此时期苏联新闻机构很少报道毛泽东的活动和行踪，西方一些好事者于是做了种种编造和猜测。有一天，工作人员把一则“毛泽东已被斯大林扣留”的西方报道的捏造消息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付之一笑，放下报纸说：“随人家说去吧，古往今来总有好事者的。”

然而斯大林在此期间又打了几次电话给毛泽东，还是询问毛泽东下一步对双方结盟签约内容的具体想法，而毛泽东总是不说，当斯大林了解到毛泽东确实在等周恩来以后，也就不再多问下去了。

1月15日晚，工作人员转告正在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的毛泽东，“周恩来总理已在赴苏的途中了——”

毛泽东一听大喜，他顾不得疲劳和辛苦，当即决定：“请通知苏联同志，我们马上返回莫斯科。”

工作人员劝他再休息两天，恢复恢复再走。

毛泽东果断地一摆手：“不用了，我和恩来是有约在先的。”随即他又幽默地说：“君子言必行，行必果啊！”

1月17日，毛泽东一行人从列宁格勒返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周恩来从途中打来的电话向他请示问候。电话直接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因为线路有毛病，通话声音不好，毛泽东在耳机旁听了半天，也很难听清楚。他当即决定，请周恩来到下一站后再次通话。

毛泽东挂上电话后，背着双手在屋内踱了起来，显得有些着急。此后他一直守在电话机附近，等待着周恩来的消息。

周恩来从斯维德洛夫斯克再次打来了电话，毛泽东拿起了话筒，直接与周恩来通话，这次通话的效果不错。毛泽东竟然坐在沙发上与周恩来长谈起来了，他把自己来苏后的一些看法和分析与周恩来通了气，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也把中苏双方条约谈判和协议签定的一些重要问题再次向周恩来做了布置，两人在电话中谈得十分亲切，有时还哈哈大笑。

看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外交才干是深信不疑的，他把几乎所有的实质性任务都交给了自己这位杰出的助手。

两人的通话竟然讲了一个多钟头！

通完话，毛泽东显得格外轻松和愉快，他喝了一口茶，悠闲地靠在沙发上抽着烟，欣赏收音机里的音乐。

一阵深沉雄浑的歌声在屋内响起来，缓缓地、沉重地越响越大，像一条河水，流到了人们的面前，这是伏尔加河船夫曲。唱得那么深沉动人，像一股股激流拍打着人们的心胸。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听着，又渐渐地直起了身子，全神贯注地凝视着窗外，那么专注、深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1950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一行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车站广场，苏方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这是周恩来10年后的再次赴苏，他现在是以新中国政府首脑的身份出现在莫斯科车站。

周恩来身着冬装，神采奕奕，面带笑容，一下车就以他杰出的外交家风度吸引了前往迎接的苏联领导人。他们目睹周恩来举止从容，落落大方，话语有礼有节，巧妙含蓄，都不禁在一旁暗自点头称赞。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也这样说过：“我认为新中国政府的领导人都是很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人选周恩来，那的确是当之无愧的。”

与毛泽东一行人相比，周恩来一行人就显得庞大多了，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东北工业部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以及赖亚力、何谦、沈鸿、苏农宫、柴树藩、程明升、王勋、聂春荣、罗维、常彦卿等人。

王稼祥同志照例赶到200多公里外去迎接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在1939年6月曾从延安来苏联治疗摔伤，在苏联住了8个多月。

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共产国际于1940年1月至3月举行过一次特别执委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这也是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着千丝万缕难以分割关系的共产国际在解散前，对中共的工作作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上充分肯定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并建议中共及时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非常及时地把共产国际的这些精神带回了国内，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苏德战争爆发和新疆盛世才转向反共反苏，阻隔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共产国际解散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继续保持了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中共也开始了旨在为实现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的整风运动，中共中央解除了对共产国际章程的决议所要承担的义务。对于这段难忘的历史周恩来是记忆犹新的，他深知此行责任的重大和意义深远，他准备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完成这趟莫斯科之行的历史使命。

周恩来仅仅在特意为他安排的住所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直接搬到了毛泽东住处的楼上来了。同重庆谈判时一样，两位老战友一个住楼上一个住楼下，经常在一起为某些重大问题长谈到夜静更深之时。

相比之下，周恩来的时间安排要比毛泽东紧张多了，他白天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参加谈判，晚上还要向毛泽东汇报和商量，常常是一天仅有几小时休息时间。可他仍旧是精神抖擞，毫无倦意，无论出现在哪儿都显得精力旺盛，使得一些参加会谈的苏联领导人也自叹莫如了。

在谈判处于关键阶段的一天夜里，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与毛泽东仍在客厅里长谈着。

毛泽东茶几上的烟缸里已盛了不少的烟头，他手指上的烟卷还在冒着缕缕烟雾。毛泽东像是在思索什么往事，显得有些心绪难平。

“主席，时间不早了，您该休息了吧。”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

“恩来，你记得我们党同共产国际的历史有多长时间吗？”毛泽东问。

“从1920年3月开始，到1943年6月为止，有23年多。”周恩来记忆精确地回答。

“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20多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都是有功劳、有帮助的。在整个共产国际的工作中，苏联起的作用是最大的。”毛泽东的口吻十分肯定。

“是的，我们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同苏联同志的关系。”周恩来点了点头。

“对！”毛泽东掐灭了手中的烟头，转过身来，“这就是我们在考虑中苏条约上的历史前提呀！历史提供了我们经验，历史也提供了我们教训。”周恩来点了点头，他明白毛泽东话中的深刻含意。他知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出现过的三次“左”倾错误，同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是有直接联系的。在抗战胜利后，斯大林既对中国革命以支持，又对中国共产党的实力缺乏信心，他在寻求与蒋介石政权发展关系的同时，也把本国的民族利益放在了中国革命发展之上，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

1943年至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对战后世界局势有着决定性影响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尤其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为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而同美国进行了交易。当时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在拍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中这样说过：昨晚我同斯大林谈话时。。他说，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即库页岛）的南部应归还俄国。他在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在内的辽东半岛南部用手画了一个圈说，俄国人希望再次租借这些港口及其周围地区。。斯大林进一步说，他希望租借中东铁路。我请他说明，他所关心的究竟是哪条铁路？斯大林指出是从大连到哈尔滨，再向西北到满洲里，向东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这条铁路，斯大林的答复是肯定的。但他特别重申：苏联无意干涉满洲的主权。当然，随着对铁路管理的控制，苏联军队可能护路，苏联的影响毫无疑问将会很大。

1945年2月8日下午3时30分，斯大林同罗斯福正式会晤中认为他的要求是“正义”的，不然他和莫洛托夫难于向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出兵对日宣战。他还向罗斯福表示了这洋的看法，中共应该接受蒋介石的领导，既然他们有一条抗日统一战线，那为什么搞不到一块儿来？斯大林甚至还宣称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没有哪个共产党强有力到足以统一中国。”

毛泽东面对斯大林在中国领土上谋求权益和对中共的干涉，始终坚持了正确的态度。他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采取了坚定而明智的决策：既不直接干预苏美与蒋介石从事的外交交涉，也不直接反对斯大林的某些谈话，相反的，中国共产党继续尊重斯大林和联共（布）在国际共运中的重要历史地位，维护团结，为争取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创造中国革命形势取得大发展的局面而进行了成功的努力。

在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的英明决策深得周恩来等许多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周恩来此行到莫斯科谈判签约，自始至终都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的思想。

夜更深沉了，星月在天空闪烁，雪野冰霜与星光月影交相映射，为莫斯科的大地披上了深银灰色的衣装。屋内，毛泽东端起桌上的茶杯，倒上热水递到周恩来面前，关切地问道：“2月14日正式签约有把握吗？”

周恩来喝了口热茶，剑眉一扬回答说：“如果苏方不再提出新问题，我想，2月14日正式签约是有把握的。”

“好！”毛泽东点点头，双手叉腰，高兴地对周恩来说：“你谈得很出色，应该记一大功。”

周恩来忙说，“是主席指挥得当，考虑周密。”

“不，要论这种场合，非你周恩来不可呀！”毛泽东说完哈哈大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两人笑得那样会心，那样神往。。“嘘——”周恩来蓦然做了个手势，止住了笑声，毛泽东也猛地意识到了此时已是更深夜静时分了。

窗外，夜色深沉，星月闪闪，预示着将有一个晴朗的好天气出现。

中苏正式谈判开始后，克里姆林宫内的斯大林也十分忙碌，每天清早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到世界各国主要报刊及首脑对中苏会谈的各种反映和分析。他让秘书把这类材料搜集摘录后，准时送到他的办公桌上，少一件也不行。然后就亲自听取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等人的汇报，每当他听到汇报人总是提：周恩来的意思是怎样，周恩来的建议是如何之类的话时，就皱起了眉头，有时他干脆打断了汇报，说：“我更希望了解到毛泽东的意见怎样，毛泽东的建议如何。。”

终于，斯大林再也等不及了，为了摸清楚毛泽东本人对结盟的真实具体意图，斯大林曾几次把电话挂到了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此时毛泽东已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请毛泽东住在近处，其目的也在于更方便联系。

毫无疑问，斯大林是一个卓越的、意志坚强、非常熟悉情况的人。然而到了晚年，他又显得性格多疑，他感到周围的人都不大可信，秘密活动到处存在，他对中国人的信任程度也并不能使人满意。记得1948年2月，斯大林对季米特洛夫就中国共产党“不听话”，坚持对蒋介石政权不做妥协的情况汇报时，就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同志在莫斯科时同意我们的看法，但回到中国后又是另一种看法。”

当然，历史也使领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

中苏条约是两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最主要问题，这一历史性会晤在当时不仅受到了中国与苏联两国的密切关注，在东西方最遥远的许多地方也紧迫不放任何细节。

条约具体的内容是在周恩来和米高扬之间讨论和谈判的。周恩来则始终位于会谈的主角，他杰出的外交才能在新中国第一项外交使命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会谈中周恩来的建议和意见使得米高扬也觉得几乎无懈可击，当最后一轮会谈完结时，米高扬握住周恩来的手说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能夺取政权的原因了。”

周恩来风趣他说：“你不久还将看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繁荣昌盛的新中国。”

最后一次关于条约的定案会谈，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到会，苏方除斯大林外的所有高级领导人也都全部出席了会谈。

大厅内5盏光线柔和而明亮的水晶大吊灯使得这儿的气氛格外亲切，双方平等地商定了各项协定和条约的原则。

毛泽东意识到这些原则对于实现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加快经济发展和新中国的建设都是意义重大的，对此他感到满意。整个会谈中，一连几天没有休息好的周恩来仍是精神饱满，话锋敏锐，掌握着发言的主动权，毛泽东只是在关键地方插上几句有分量的话，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全局能力。会后一位苏方人员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彰，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呀！”

斯大林举行招待会2月8日，在所有的条约与协定开始拟定之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拜访了斯大林。由于条约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双方这次会谈谈得十分投机，斯大林用最好的酒菜招待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习惯地一个劲劝人吃格鲁吉亚式羊肉汤，红菜汤和烤羊肉串。

菜虽不算多，但味道可口，女侍者不停地端来热腾腾的新鲜菜肴，请斯大林过目。斯大林和中国同志边吃边谈着，当他了解到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著述丰富时，便认真地想了想，严肃地说：“毛泽东同志，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我建议你应该把自己所有的文章文件尽快整理出来，编辑出版，这是件大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回答：“我也在考虑办这件事情。如果斯大林同志能支持这件事，我将十分感谢。”

“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斯大林手上的烟斗转动了一下，神色很认真。“如果能派一位理论上强一点的，精通马列主义哲学的同志协助我们就太好了。”毛泽东直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晤——”斯大林眼睛盯着杯里的红葡萄酒，沉吟了好一阵子，毅然说：“我马上派尤金同志去协助你，他是位哲学理论专家。”斯大林握着烟斗的手挥动着。

“那太谢谢您了，斯大林同志。”毛泽东说。

斯大林笑了笑，显得有些得意。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来：“斯大林同志，在条约签字以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点了点头。

“但是不在我现在下榻的克里姆林宫，而是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在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明确地说。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不解了。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很平和，但态度却有些强硬。

斯大林显然有些不悦了，他沉思片刻，侧起头来说：“是的，可是我从来没有出席过在外边饭店或是外国使馆举行的宴会，从来没有过。”他强调了一句，显然在向毛泽东施加压力了。

毛泽东没有理会斯大林的态度，坚持说：“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宴会要是没有您出席，这恐怕是很难想象的。。”毛泽东的话也显得软中有硬，他进一步说：“我们请您，殷切地请您务必参加。”

谈话停顿了下来，斯大林像在考虑什么，而毛泽东则冷静地看着他，等待着他的答复。

“好吧，毛泽东同志，如果您是这样希望的，让我考虑考虑。。”斯大林终于做了让步的表示，看来他准备打破自己从来恪守的信条了，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面前这位高大健壮的中国领袖，对他来说是一位非常不一般的盟友。

会晤结束后，斯大林再次破例把毛泽东一行送到了门口，目送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斯大林手中的烟斗轻轻转了两下，若有所思。

1950年2月14日上午，中苏双方正式举行隆重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它意味着两个盟国的“蜜月时代”从此要揭开序幕了，尽管谁也无法预料到两个社会主义邻国的关系以后将会遇到什么坎坷和变化，这份条约的签订毕竟给当时的世界带来了剧烈的震动。

条约原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改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周恩来提议加上的“互助”二字十分满意，他认为这两个字“加得很合适”。

签字大厅内的灯光格外地耀眼，大小十余盏各式吊灯挂灯壁灯齐明，更增添了隆重气氛。

条型的签字桌中央分别插着中苏两国国旗，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了字，互换文本后，两人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毛泽东和斯大林都出席了签字仪式。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也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协定规定至迟不过1952年底，苏联将交还他们在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在华权益。还签订了《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仪式开始后，进程很顺利，可是当要签订贸易方面的协定时，文本却迟迟没有送到，双方领导人显然都等得有些着急了。斯大林不悦了，他问及下边，得到的回答是“中文的文本没有准备好。”斯大林不动声色，转身对中方翻译师哲说：“请您把这个情况通告毛泽东同志。”

师哲小声地对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不悦地一摆手说：“算了，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的身上行啦——”说罢，毛泽东再也不言语了。然而文本的拖延是由于苏方工作人员的差错造成的，他们在修改错误时耽误了时间，对此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他理智地示意维辛斯基再等等，一直等到文本送来后，场上的焦灼气氛才缓解下来。

签字仪式终于完结了，在全体人员合影前，毛泽东和斯大林又相互交谈了几句，彼此祝贺与问候。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的斯大林比毛泽东矮了些，他很机智地向前跨了半步，这样第二天见报的照片中，斯大林和毛泽东几乎是一样高地并肩出现在全世界面前了。

当印有照片的报纸送到斯大林面前时，他仔细地看着照片，有些狡黠地笑了，似乎是在说：“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真聪明呀！”

然而毛泽东注意的却是报纸上消息的内容，对那张合影照似乎根本没有去认真留心过什么。

斯大林破例出席中方招待会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是一幢带有典型俄罗斯风格的建筑，2月14日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把大都会饭店的宴会厅全部包了下来，整整的一层楼都成了中国东道主接待客人的场所。自然，花费的租金也是颇为可观的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结束的告别宴会将在这里举行。下午6时左右，中国东道主和请来的客人们都按指定时间来到了宴会大厅内，到处都是笑脸和热情的话语声，气氛是热烈而隆重的。

然而快到开始的时间了，仍不见斯大林等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出现，不少人脸上浮现出忧虑不安的表情。大家担心斯大林是否真能破例走出克里姆林宫到这儿来参加招待会。几位苏方人员交头接耳地议论着，认为情况不妙，另外一些人则显得信心十足地在等待着，他们都是平常很难近距离看见斯大林的人，尽管他们的职位也不算低。

正在人们议论纷纷之时，一位身穿便服的外交官悄悄走到苏方译员费德林身边，神秘地耳语道：“您应当到前厅去迎接斯大林，把他接到这里来。”费德林心里掂量了一下，说：“你们做这件事或许更好些，难道这种事成了我的特权吗？”

外交官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费德林同志，关于特权的事，我们现在不谈它，我们现在是把你看做汉语专家来要求的，难道您还不明白？”他拉起费德林的手就把他带到了前厅，让他在指定的位置上站好。

6时30分，一队长长的高级轿车在饭店前停了下来，斯大林带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走下了汽车，前来赴宴了。当前厅大门打开，斯大林威严而颇有风度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全场许多人都惊呆了，因为在场的大部分苏联人都从未这么近地看见过斯大林呀！

斯大林走到存衣处解开大衣，殷勤的服务员要上前帮忙，斯大林风趣地说：“谢谢，看来这点事我还会做的。”他说完跟着费德林大步走进了宴会大厅内，顿时，全场爆发出了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久久不息，回荡开来。。斯大林停了停，向狂热的人们挥挥手，然后向“主宾席”长桌后面的毛泽东大步走上去，毛泽东微笑着伸出双手与斯大林亲切地握手，请他在自己旁边坐了下来。

“斯大林同志，您好！祝您身体健康！”

“谢谢，毛泽东同志，您的身体看来也不错，还适应莫斯科的气候。”

“还好！谢谢苏联同志们的关心和照顾。”毛泽东说完话将走上前来的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中斯大林尚不认识的作了介绍，斯大林也微笑着同他们问候并握手致意。

敬酒开始了，大厅内灯光辉煌，欢乐的乐曲四下回荡，两国同志一个接一个地发表祝酒词，但所有祝酒的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并排站在用玻璃板壁隔成小间内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位领袖在小间内交谈着、议论着各种问题，同以往的数次会晤一样，他们的谈话是没有题目的，高兴议论什么就谈什么，十分随便。

祝酒讲话开始不一会儿，大厅内的人流全都向小间前涌去，周恩来眼看玻璃板壁要被挤倒，忙叫人把它拆开，使大厅小厅合成一处，这样才使狂热的苏联人稍稍安定了一些。斯大林对人们没完没了的欢呼和兴奋看来有些厌倦了，他几次用目光向大家发出呼吁，但最终看来是徒劳的了。

首先发表祝酒词的是周恩来总理，他嗓音洪亮，没有用事先为他准备的讲稿，但所讲的内容竟和讲稿几乎一字不差。周恩来主要讲了中苏两党两国兄弟般的团结是对世界革命的最大贡献，中国人民感谢苏联老大哥的援助，要向老大哥学习等等内容。他的讲话使得在场的苏联同志十分激动，不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费德林有时也觉得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词汇来翻译了。周恩来的讲话结束后，人们更关注下边的议程了，因为斯大林也要发表祝酒词了。斯大林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站了起来，显得从容不迫，他触了一下装满佳酿的酒杯，打了个手势说：“请注意，我要讲话他首先为毛泽东主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而举杯祝贺，他的语调是轻松的，他说：“中苏友好的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也代表了我的意思了。”可接下来他却把话锋一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起来，可惜今天与会者中间少了南斯拉夫的同志，我感到很惋借。。”最后，他放下酒杯，举起双手高呼着：“团结就是力量！”

宴会进程中，气氛始终很热烈，毛泽东举杯祝斯大林健康，视中苏人民友好下去。斯大林也数次举杯祝毛泽东、周恩来健康，斯大林这时情绪很好，不时地与中国同志谈笑着。。这次宴会，斯大林与毛泽东为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共同举起了祝贺的酒杯，尽管这酒杯的举起多少有些不容易，但它毕竟代表了50年代初中苏两国之间的“蜜月时代”到来了。

告别宴会持续到午夜，人们才尽欢而散。

李克农严斥毛人凤北京南池子，云南会馆。已是深夜1点多钟，曹纯之仍难以入睡。按毛泽东访苏归国的预期时间，破案期限只有3天——72小时了。曹纯之几次去向李克农汇报，都没得到明确指示，他有些沉不住气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立下了军令状，而是着实担心毛泽东在归国途中的生命安全。正当他辗转反侧之际，传来了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在他门前停住，紧接着传来重重的扣门声。曹纯之打开门，与计兆祥住对门的那个邮电工人站在门前，气喘吁吁地说：“计兆祥凌晨1点钟又发报了。”

邮电工人的话音刚落，电侦组组长李朋不召而到，兴奋地对曹纯之说：“经与各电侦情况核对，敌台发报的时间与电侦监收到的时间完全一致。”曹纯之喜出望外，他立即调车去李克农家汇报。李克农听完汇报，微笑着拍拍曹纯之的肩膀说：“老曹，我宣布这一仗你完全胜了。”

“现在只对计兆祥一个人有证据啊？”曹纯之疑惑地问。

“这个问题大家要统一认识。通过对那些与计兆祥有接触和联系的人的调查，他们与他计兆祥并没有直接的特务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计兆祥的电台是保密局的‘万能潜伏台’，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这种情况，我还是头一回遇到过。”

曹纯之听罢，心中不由暗自钦佩。

下午2时，李国祥处长用毛笔下达了侦破命令：关于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一案的命令：只捕计兆祥一人。

李国祥1950年接到命令后，曹纯之率领侦察员们来到南池子九道湾43号，计兆祥正好在家。侦察员们亮出逮捕证和搜捕证，计兆祥顿成筛糠。可几个侦察员搜了一阵儿，只发现了整流器，没有发现电台。曹纯之屋里屋外仔仔细细瞅了一遍，然后回到屋里，独自坐在客厅沙发里，掏出一支烟，若无其事地吸着。他按思考问题的习惯的方式，猛抽一口，仰头喷着螺旋式的烟圈。沿着烟圈升腾的方向，只见天花板上倒贴着一张手绘的色彩绚丽的“牡丹图”，他心中一动，命令道：“上去！电台肯定在上面。”

一个侦察员敏捷地跳上摞起的凳子，用手一拉“牡丹图”，立刻现出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他掏出手枪，一纵身爬进黑窟窿。不一会儿，侦察员从上面递下来美制SST—I—E型25瓦电台一部、美制手枪一支，以及写在一本《古文观止》上的密码本等特务罪证。

李克农赶到现场。他看着浑身发抖的计兆祥，对他说：“你不要怕，我今天来，是来看你发报技术的。就用这架电台，使用你原来的手法，呼叫毛人凤，我说，你发。”

“是，是。”计兆祥连连颔首。

此时，台北近郊。一座隐蔽在浓郁茂密树木中的国民党保密局本部里，笼罩着一种神秘、可怕的气氛。神经过敏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刚刚接到人民解放军即要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的情报，又接到情报部门报告：人民解放军在福建沿海已集中大批部队，空军已进驻华东的一些机场，登陆舰艇也正在一些港口集结。看来，那阵势是对着台湾来的。

毛人凤面带难色，忧心忡忡。而蒋介石这时正在阿里山庆寿。他暗自思忖，如果下一次行动成功，在毛泽东访苏归来时干掉他，中国的风云就会发生突变。否则，万能潜伏台、地下武装力量的活动将更加困难。不把握住这个时机消灭毛泽东，蒋介石不会答应！

见毛人凤无精打采的样子，急功近利、坐阵督战的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对他说：“立即电告计兆祥，报告潜伏大陆暗杀队的准备情况，对东北技术纵队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并委任纵队司令马耐为国民党东三省救国司令。”

毛人凤焦虑地抽着香烟说：“按规定的联络时间已经超过了，可现在还没有得到大陆的任何反应。。”

布莱德很敏感，打断毛人凤的话说：“立即电告计兆祥，停止发报，马上转移。”

“我看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共党再狡猾，也不会那么快发现我万能台的踪迹。也许计兆祥马上就会发来成功的电讯！”

正在毛人凤忧心忡忡的时候，机要员进入，战战兢兢地递给他一份电报。毛人凤兴奋地接过电报，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正是李克农发给他的那份电报，电文是：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的阴谋是不能得逞的。你们在中国大地上洒满了怨恨，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

毛人凤心惊肉跳地看完译电原文，不知所措。但他想最后摊牌的时候还未到，手里还有东北技术纵队这张王牌，心里踏实了些。只是眼下不知如何向蒋介石交待为好。特别是李克农的出现，更能惹怒“老头子”，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李克农曾在“国统区”做电讯情报工作，把他和戴笠整得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国民党政府曾多次悬赏10万元。捉拿李克农，但始终连李的影子也见不着。为此，他俩多次向蒋介石请罪。蒋介石气得训斥他们是：“饭桶，无用，白痴！”他们对李克农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徒叹奈何！

冤家路窄。没想到，今天在无线电里，毛人凤被李克农义正辞严地训了一通，不禁恼羞成怒！

他忽而一想，今天已命令在太平洋某半岛待命的两位特派员，飞往大陆督战，让计兆祥电告东北技术纵队准备接应。说不定，计兆祥的电报也被共产党截获，如果真是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该死的计兆祥！混蛋！”他绝望地骂了一声，把电讯稿猛地一摔，吓得机要员大气不敢出，小气不敢喘。

美国顾问布莱德上校走过来，不知所然地问：“大陆的情形如何？”

毛人凤受不了这样的刺激，仍然大叫大嚷：“他妈的，共产党进了北京，比过去更厉害了！”

布莱德上校看了译电，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但他故作镇静地说：“还有希望，因为我们的飞机已经起飞。你要有信心，不要激动，丢掉了万能台，但是我们还有技术纵队。”

毛人凤知道美国顾问不了解中共的厉害，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发完电报后，李克农部长见计兆祥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小计，今天这个报，你发得还可以，不愧是毛人凤的万能潜伏台。”接着，李克农走到院子中间，对侦察员们说：“攻克保密局潜伏台的战斗，我们彻底胜利了！”

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向首长鼓掌致意！

李克农部长临上车时，对曹纯之说：“明天上午我再来看看同志们！”

“马司令”落网这是一个早春的夜晚，天空黑沉沉的。

约7点钟，一架没有任何国籍标志的飞机，正悄悄地沿着朝鲜的东海岸向北飞行。它小心地绕过激烈的高射炮火网，穿过鸭绿江，又越过吉林，在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低低地盘旋，寻找着合适的空投地点。

片刻之后，突然从飞机中部跳下两个神秘的怪物。稍顷，飞机便怪叫着在漆黑的夜空中消失了。

此时，成润之副科长、侦察员沈继宗和哈尔滨的侦察员，正等候在这里。成润之副科长仰望着空中的两个怪物，沉着命令：“注意目标，迅速接近！”

两个怪物落到地面，收拾了一下东西，正庆幸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深入到大陆数百里时，忽然一道道手电筒光和一个个森严的枪口，对准了他们，他们沮丧地低下了头。

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证明，他们就是由台湾派来的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这两个人，曾是国民党高级刺客段云朋的助手。从他们的衣物中，搜出了美国的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

这两个特务叫张大平、于冠群。次日上午8点，将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

翌日清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一位身穿蓝料子服，戴一副墨镜，留一撮小胡子，打扮得像绅士的人，独自在客房内踱步。他时而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着临街的动静，时而焦急地看着怀表，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的到来。

突然，门“砰砰”地响了两声。声音非常小，除非有意识听，否则是听不到的。

“谁？”穿蓝料子服的人问了一声。

“我。”门外的声音极小，“205来了！”

“请进来！”

门轻轻地敞开了，但只敞开了一半。原来门外站着三个人，除了那个敲门的中等个外，还有两人。他们三人侧着身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屋。房主人转身坐到沙发上。中等个指着身穿蓝料子服的房主人，对另外两个人介绍说：“这位就是保密局特派员张大平先生，毛人凤局长的臂膀！”

其中一个高个子立刻摘下毡帽子，朝张大平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龇着黄牙，献媚地说：“久仰！久仰！”

然后，中等个又给特派员介绍说：“这位就是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代号‘205’。”

“噢！请坐！”特派员稍微欠了一下(禁止)子。

马司令看了看特派员的脸，小心翼翼地提起他的半旧棉袍坐在靠近特派员的沙发上，然后用手擦擦脑袋上的汗珠，假惺惺地说：“昨晚受惊了吧？兄弟未能亲往迎接，失敬，失敬！”

特派员点头表示体谅，然后站起来说：“我奉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局长命令。。”室内空气立刻严肃起来，马司令把脖子挺得溜直，听特派员宣布：“。。蒋委员长的饬令，此仗不成功，便成仁。所有行动人员除重赏外，一律官升三级。”

马司令松下一口气说：“多蒙党国关照，请特派员指示！”

特派员一挥手让另外两个人到外边去。

特派员说，“马司令，谈一下行动的准备情况吧！”

马司令得意洋洋，往沙发上一靠，吹嘘起来：“这次中共访苏，共党防守极严，沿途及车站军警岗哨林立，还有便衣、地方干部都参加巡逻。我们给共产党灌了个迷魂汤，让他走时安然无恙，回来时粉身碎骨。”

“你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可靠？”

马司令压低声音说：“根据北京潜伏台指示，毛泽东专列明天晚上8点可到达哈尔滨。我们拟在满洲里、哈尔滨、长春举行三次行动。作战计划是分三路进攻。一路从正面攻击，打个快速歼灭；一路从背后堵击，防止他们撤退；剩下的一路迎击中共援军。事成之后，撤退到长白山区，建立武装游击根据地，只等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就可迎接国军到来！”

“有响货吗？”特派员问。

“当然有。都是香港送来的黄色烈性炸药。明天，我就派人去哈尔滨市郊铁路埋炸药。到时候，炸药一响，把他们的专列打个一塌糊涂，叫他们签订什么中苏友好条约，建立什么反帝联盟，统统见鬼去吧！”说完，马司令嘿嘿一阵冷笑。

特派员点点头，担心地问：“行动计划都有谁知道，他们不会变节吗？”狡猾的马司令不讲谁知道，因为他对特派员还有点戒心。

特派员要挟地说：“这次行动成功，立刻就发委任状，论功行赏！”

马司令一听，故意不回答第一个问题，而回答第二个问题。他用手比划了一下脖子说：“我手下的人都是一手接派令，一手提头颅的人。我们报效党国，脑袋丢了也不会变节！”

特派员早已明白马司令的意思，便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这次来，就是代表国府发委任状的。你不讲多少人，不讲组织成员都是准，我怎么向上级报告，给你们请功？”

想到发委任状，马司令不由得心花怒放。炸了毛泽东的专列，风云突变，大陆就是国民党的天下，他就是堂堂正正的国军司令。到那时，要女人有女人，要枪有枪。于是他便和盘托出东北技术纵队人员名单：“这是组织成员联络图副本，共170人。”

特派员看了看，将副本装进自己的衣袋，说：“到时，我就按这个单子点名！”

马司令操纵的这个东北技术纵队，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保密局在全国有三个技术纵队，一队在南京，一队在广州，一队在哈尔滨。所有的敌特均经过中美合作所严格的技术训练，都能熟练地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特工技能。他们是“全五行”的杀人魔王，专门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解放前，这支人马大部分打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另一小部分则散落在社会上，隐蔽下来，伺机行动。

谈话进行了一点一刻钟。

该是收场的时候了。特派员看了看表，对马司令的谈话感到满意。

这时，那个中等个子的人敲了敲门，从外边走进来，把一张纸递给马司令，并很幽默地说：“马司令，你不是准备要委任状吗？我现在就发给你！”马司令喜出望外，接过来一看，不是委任状，是逮捕证！

特派员笑了，问马司令：“司令先生，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说着，特派员把眼镜一摘，小胡子一薅，原来是成润之扮演的特派员。

翌日清晨，李克农部长准时来到侦察科现场指挥部云南会馆。

云南会馆这个幽雅、古老的庭院，充满着蓬勃生机：gonganbu侦察科全体参战人员，以及北京市公安局一队部分侦察员，早在门前列队欢迎。

曹纯之快步向前迎接李克农部长下车。同志们高声说，“首长好！”

李克农部长一边走一边挥手说，“同志们辛苦了！”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进入客厅后，李克农部长招呼大家一块儿坐下，然后问：“老曹，这就是你的破案指挥所吗？”

曹纯之回答：“是！”

“那从今天起，就不是华北贸易货栈了。”李克农部长幽默地说完，接着问：“东北的情况如何？”

曹纯之说：“已经来电，一网打尽了！”

李克农部长更加高兴：“老成回来，我亲自给他们接风！”

由于李克农部长平易近人，说话风趣，不少同志又与他见过面，所以都能自动给他倒茶、递烟、送糖，无拘无束，显得很亲热。

高兴之下，曹纯之一时忘了请同志们向李克农部长作自我介绍。

李克农部长指着对面的外线侦察组组长辛立学问曹纯之：“他姓什么？”“他姓辛。”曹纯之答。

李克农部长用英语风趣地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张嘛！”曹纯之还没有明白李克农部长的意思，只是笑了笑。

李克农部长说：“嗬，他叫张飞嘛！”说完，又指着侦察员任洪友问：“他姓什么？”

曹纯之答：“他姓任。”

李克农部长还是用英语说：“不！”接着用普通话说：“他姓李！”

曹纯之赶紧说：“噢！我明白了，他叫李逵！”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李克农部长说：“不再问了。如此爽朗的笑声，就是自我介绍了。你们这个队伍的同志，都是智勇过人，立场坚定，胆大心细的好同志！”

同志们纷纷说：“不敢当！”

曹纯之也说：“部长过奖了！”

李克农部长说：“同志们干的好哇！为侦破此案，曹纯之之所以敢立军令状，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张飞、李逵保驾呀！”

同志们没有等李克农部长再夸奖下去，辛立学代表大家说：“都是部长亲自领导，我们天天都能听到部长的指示，才打了胜仗！”

“哪里！哪里！我和你们杨副部长，也和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们也是天天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李克农部长的话激起大家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登上归程午夜过去了，莫斯科沉入了梦乡之中。“当——当——”克里姆林宫钟楼上的大钟钟声又深沉而悠扬地响了起来，宽阔的广场上已没有了人迹，天空中飞扬的雪花仍在静静地飘洒着。广场尽头处那座高耸的石座上竖着一块铁铸的纪念碑，这是纪念罗曼诺王朝帝王亚力山大二世的铁碑。此刻，这座古迹仿佛作为见证人，站在这静悄悄的夜晚里，向历史诉说着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和苏联之间这段不寻常的经历。

在这寂静的深夜，已完成了重大历史使命的周恩来却还没有功夫休息，他在房间里向工作人员一一布置着回国前的事项。他亲自清点了带来的礼物清单，其中送给斯大林的是中国绸缎和屏风，其他领导人的也是绸缎刺绣之类的物品。周恩来还特别仔细地检查了分发给所有苏联工作人员、服务人员的礼物，包括没有见过面的人也是一人一份，全都写上了名字。

分发完毕后，周恩来还再三叮嘱工作人员，“不要漏掉了一个人。”

第二天，当这些普普通通的苏联工作人员接到礼品时，好多人禁不住激动得大哭起来了。

启程的日子到来了，2月17日，中国代表团要离开莫斯科回国了。这天早晨，毛泽东早早地起了床，他同往日一样，动手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又把房间整理了一遍，然后点着了一支烟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把这房里的一切看了看，像是在同它们告别似的。

门轻轻地推开了，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端着水走了进来，她一见毛泽东早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不由得一阵激动。几乎每天都是这样，毛泽东总是自己收拾房间，这使那些长期在斯大林身边服务的人员感动不已，今天毛泽东要走了，仍然早早起来收拾好了房间，女服务员的眼睛一下子湿润了，她恭恭敬敬地向毛泽东鞠了一躬，不由得哭出了声来。

毛泽东笑着拍拍她的肩头说：“我们要走了，欢迎你到中国来做客哟——”

分别的时刻到来了，苏方全体服务人员全都赶来送行，不少人哭红了眼睛，他们觉得毛泽东和周恩来比起斯大林来，要亲切朴实多了，短短两个来月，中国领导人已和他们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莫斯科车站广场上人头攒动，前来送行的苏联同志早就等候在这里了，莫洛托夫代表斯大林来向毛泽东送行，他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斯大林同志让我转告您，请您一定注意保重身体，在路上、在国内都应该保重。此外，保卫工作要做好，千万不能大意，这是斯大林同志再三让我告诉您的。”莫洛托夫说这话时神态很认真，斯大林晚年性格中那种多疑，总感到自己周围有许多幽灵，这种心理状态也影响着像莫洛托夫这样的高级领导人。在他们眼中，权力是神秘的，权力的力量应当使人捉摸不透。。可毛泽东似乎与苏联领导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并没有把自身的安全看得多么重要。他握了握莫洛托夫的手，笑着回答：“感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也请您转告我对斯大林同志的问候。”

长长的汽笛声划破长空，专列徐徐驶动了，与毛泽东同车返回北京的周恩来等人，从窗口探身向送行的苏联同志挥手告别，人们彼此久久地挥着手，直到列车远去。

阳光从云层中探出了头，洒在大地上，2月的风已有了一丝暖意。车窗外，远处的雪线在慢慢上升着，渐渐显出了一片新绿，人们似乎感到了春天将临。。2月26日，毛泽东和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到了我国边城满洲里。毛泽东到达满洲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斯大林发出了致谢电，周恩来总理也向维辛斯基外长发了致谢电。

第三节保密局接到暗杀谕令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这是上海解放不久的一天。

上午，陈毅市长刚走进办公室，市政府秘书长神情严峻地跟着推门进来，交给陈毅一封匿名恐吓信，里面还装着一颗子弹。陈毅轻蔑地一笑置之。几天后，陈毅在给新政府留用的旧人员讲话时提到了这件事，他很坦然地说：“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见过了，还怕你这小小的一颗子弹？！”这以后，倒有两个旧人员交待了他们接受的特务任务。

事实上，台湾的保密局当时己接到国民党最上层人物的谕令：不惜任何代价派遣行动人员潜入上海，采用枪击、爆炸、投毒、撞车等一切手段，达到从(禁止)上消灭“共匪要员”的目的，第一号目标便是陈毅，此外还有财经委主任曾山和邓颖超，以及在上海的著名民主人士。于是保密局开始往上海派出能干的特务。

毛人凤限期六个月交令刚解放的上海，国民党残渣余孽到处都有，台湾派来的特务，不愁找不到巢穴和党羽。

第一批刺客出发了，由国民党“保密局苏浙特别站”站长封企曾，率亡命匪徒28人，分批经舟山潜入了上海。他们带的有美式无声手枪和轻机枪、长短枪支几十支，还有全套电台设备。但是还没等他们下手，28人便一一被我捉获。

第二批特务紧跟着又潜入上海，为首的叫朱山猿。他们除了枪支电台之外，还带足了美制雷管、黄色炸药、手榴弹及氰化钾之类的剧毒药品。可是不久，第二批特务也落入法网。

台湾的特务机关输红了眼，保密局头子毛人凤亲自组织派遣第三批特务，这回他押上了手中的“大宝”——著名职业刺客刘全德。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特务，他早在1929年陈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时，就在红四军某团当特务连连长。1935年他被捕叛变，投在戴笠门下，专事绑架暗杀活动，手段狡猾毒辣。他认识陈毅，便于下手。刘全德领受任务时升任为“保密局直属行动组上校组长”，跟美国专家学了最新的特种爆破技术，制订了周密详尽的刺杀计划，行动小组共6人。毛人凤下的命令是：限期6个月，务必刺杀掉陈毅，震惊中外。并许诺：成功之后刘全德可得黄金2000两。

六人小组再次被擒刘全德这条老狼很快潜入上海。我方公安机关虽得到情报，但在人口几百万的茫茫大上海，搜捕谈何容易？尽管上海市公安局长亲自挂帅侦破此案，刘全德还是在一个大白天，混进了市府大厦，从楼上到楼下，把地形道路都察看了一番。

但是这条老狼感觉并不美妙，好像处处受人盯梢。尤其是很难用钱买到肯卖命的人，他只好暂时深居简出，窥视时机。

11月11日，已经是刘全德潜入上海的第10天了。在山西路7号住宅门口，一个推自行车的人有规则地在门上敲了几下，便听见里面问“谁？”“是我，高香圃。”来人低声答道，“史晓峰先生在家吗？”

门开，高香圃进了屋。可是他定神一看，愣住了。只见满脸凶相的刘全德，正端着手枪迎面而立，叉开两条粗腿，满腹狐疑地打量：“你来干什么？”原来这高香圃也曾当过国民党小特务，早先在上海跟刘全德打过交道，解放后便投案自首了。今天来看朋友，想不到撞在老狼手里。他知道是轻易走不掉的了。于是装出坦然轻松的样子，寒暄几句后，便坐在摆好的酒菜前与刘全德、史晓峰一起吃酒。从谈话中，高香圃感到刘全德来者不善，史晓峰也与他搅在了一起。

酒过三巡，高香圃便渐渐显得醉眼矇眬，话也不清了，舌头也大了。可是人家仍不放他走。他点燃一根烟含在嘴里抽，暗中却用牙齿咬下一截，嚼碎了强咽下肚里。片刻，便觉肠胃翻动，“哇”地一声吐了一地。刘全德相信他真醉了，看看时间已近半夜，这才将他放走。自己则准备再商议一阵就离开史家。

步态踉跄的高香圃，推着自行车刚出巷口，碰见两个巡逻的解放军战士，忙低声说明情况：“快，跟我来捉特务！”

他领着两个战士，折返史家门口敲门，里面问：“谁？”

“是是——我，我——高香香——圃。”十足一副醉汉腔。里面警觉地问：“怎么又回来了？”仍不开门。

“我他妈的，醉——醉——了，车子骑——骑不上，先放——放——你家。”这样一说，合情合理，门才打开。

门一打开不要紧，高香圃将门一顶，两个战士立即猛扑上去，经过一番紧张格斗，将刘全德和史晓峰双双活捉。

老狼一落网，其余5个特务也很快乖乖就擒。

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进行刺杀的计划始终没能得逞。

第四节广州第一号暗杀目标惠如楼二位别胸针客人1950年4月17日，广州。

位于北京路的红棉舞厅惠如楼走进一位港客，他身高约1.7米，从那匀称健壮的身材和洪亮稳重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感到这是一个出身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从外表上看，他与其他茶客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上衣左侧别着一枚回形胸针，在窗前的阳光映照下晃晃闪闪。

片刻，另一位港客也尾随黄氏上了惠如楼。他的胸前也同样别着一枚回形胸针。也许是香港流行这玩意吧？

第二天，两人又在原地方见面了，但这一次，他们的胸针却都去掉了。

原来那是接头的暗号。头天首先上楼的人叫黄强武，后者名钟嘉。这次，钟嘉又带来了两个广州人，一个名叫陈星群，一个名叫梁中华。

在茶座上一阵寒暄之后，黄强武即以超人的口才讲起了时局。他从美国

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讲到即将出兵朝鲜，从国民党炸毁海珠桥讲到反攻大陆。最后亮出了底牌，台湾保密局命令：“干掉叶剑英！这是在广州暗杀的

第一号目标。”

惠如楼的众多茶客们欢声笑语，谁也不曾想到，他们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叶剑英，已经受到了魔爪的威胁。暗杀者认为，他们的阴谋一旦得逞，解放才半年的广州将会人心惶惶、一片混乱。

然而，叶剑英领导下的广州市有关机关，对台湾特务的破坏活动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早在3月份，广州市公安局就连续截获台湾保密局密令其在香港的特务刺探我省市首脑行踪的电报；4月份又接到一份绝密紧急情报——台湾保密局已下令其在香港的特务机关，要求派员前去实施暗杀计划；接着，一封匿名检举信又到了公安局侦察科胡科长手中，信中举报一德路善庆里13号2楼住户陈星群是潜伏特务，还收藏着一批枪支、手榴弹。但经过反复侦察，尚看不出陈氏有什么可疑行动。由于检举信是匿名的，也不好对陈氏实行强制措施。

但暗杀计划已付诸实施：黄强武赶紧搭乘火车回香港汇报，陈星群和梁中华一天到晚缠住“珠江轮”驾驶员，暗杀小组另一名成员郭禄打进了西园酒家当上了厨师。而钟嘉则偷偷溜进公安局。。叶剑英导演斩魔小剧叶剑英市长却像往常一样忙碌地工作着。这一天，他又登上“珠江轮”，前往西郊、黄埔巡视工作，然后到定点酒家西园宴请宾客。——这就是叶剑英的活动规律，特务们经过观察已完全摸透了。

五天后，暗杀方案确定了：第一方案规定特务们乘小汽艇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第二方案是，由当上西园酒家厨师的郭禄在宴请宾客的饭菜里施放毒药，同时在座位上安放定时炸弹。假如双管齐下仍不能得手，特务们就在酒家门外向叶剑英扔手榴弹。

接下来，就看叶剑英是先上船还是先上西园酒家了。黄强武从香港再次来到广州进行幕后指挥。暗杀小组的特务们洋洋得意，幻想着大功告成后便邀功领赏。

就在这时候，广州市公安局干警火速出动，将黄、陈、梁、郭等特务一网打尽，全部逮捕归案。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叶剑英市长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魔爪伸到他的身边，却被他抓住打断，这是怎么回事呢？

钟嘉自首走向光明原来，早在1950年4月12日午夜，钟嘉便敲开了公安局侦察科的大门，将特务机关派遣他前来暗杀叶剑英的计划如实自首举报。

说来这个钟嘉倒还有一番经历。他从小父母双亡，依靠哥哥扶持，在贫困生活中长大。先在国民大学附中教书，后进入国民党广州警备司令部任职。广州临解放时去了香港。他本来谈不上对共产党有多少了解，但重踏入广州后，看到人民政府的廉明公正、厚朴为民，还有那满街的笑脸和安宁，与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比，如同换了人间一般，使他感动，再加之慑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他怀着复杂的心情踏进了公安局。随后，又将功赎罪，继续与特务们演暗杀戏，终于配合我公安机关将特务全部诱入法网。他本人则由此走向光明。

一起重大特务案被破获了，广州的局势更加稳定。

第五节惩治反gemin反gemin分子活动猖狂早在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曾经宣布：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各种人员，除了怙恶不俊的战争罪及罪大恶极的反gemin分子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并且宣布，这些人员中，凡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人民政府给予分别录用。同年7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论文中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这样的政策，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政策。

党和人民政府实行了这样仁至义尽的政策，使反动阶级和反动派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只要服从人民政府，向人民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劳动，重新作人，就是有前途的。这样就大大地促进了反gemin内部的分化瓦解，一部分人向人民投降，部分人发生了动摇。但是，也有一些坚决的反gemin分子，拒绝接受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他们的反gemin破坏活动。

在解放战争初期，那些顽固的反gemin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在若干地区进行骚扰，和人民政府作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分子，在人民中散布谣言，企图破坏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信，企图离间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团结和合作。他们破坏人民经济事业，搜集情报，暗杀革命工作人员。不久以后，美国入侵朝鲜，国内的反gemin破坏活动一时极为猖狂。

1950年10月16日，中央gonganbu召开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传达和贯彻中共中央10日发出的《关于纠正镇压反gemin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在罗瑞卿主持起草的向毛泽东的报告中，对于敌情作出如下的估计：朝鲜战争发生以后，反gemin分子向我们发动了各种各色的谣言攻势，加紧破坏经济建设，特别是破坏军运，积极策划暗害活动，组织武装暴乱。其原因：

第一、反gemin确实很多。除有大批的职业特务之外，无形的反gemin力量还到处大量存在。反动党团员、地主、会道门、流散军官、教会和大批的旧公务人员中的落后分子等，或是他们的社会基础，或是他们的活动对象，特别是地主阶级则是反gemin可靠的社会基础。

第二、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已经燃烧到我国门，给反gemin分子很大鼓励，他们竟认为“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而加紧活动。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我们在最近一时期内对反gemin的活动镇压不够，对反gemin“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在党与政府的组织中是严重存在着的。这种右的偏向既损害了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和勇气，也助长了反gemin分子的气焰。这表现在：（一）破案多，但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分子镇压不够。根据gonganbu的材料，从1949年1月至今年8月，约计捕获特务25041名；处死者仅639名。检查去年10月至今年9月所破获的153起要案中，有处理报告者仅10余起。南京解放以来至今年9月只杀过4个人，青岛解放以来至今年7月只杀过两个反gemin分子，福建匪患严重的建欧县解放以来至今年8月未杀过一人，也足说明镇压不够的严重情况。

（二）重罪轻判迟判，镇压不及时。如石家庄对“19号”特务机关作恶多端的匪特首要王钧，拖处至三年之久，最近始判死刑，该犯临刑前还在公审大会上喊“国民党万岁”；西安土匪拒捕打死我邮差，西安法院认为系“自卫”，不判死罪；南京土匪拒捕枪杀我公安员，竟按“初犯”理由改死刑为徒刑；××部被我破获的反gemin叛变案犯，有人认为是“未遂犯”；反gemin俘虏搞叛变，说是我们教育不够；以及不管罪恶大小强调既往不咎等。判决批准手续繁多，华东说最快两三个月，慢的两三年。法院不健全，旧司法人员中有浓厚的旧法律观点，不少的公安干部则有送法院即了事的错误想法，对于结案与判决缺乏坚持与负责到底的态度，我们亦有督促检查不严之责：（三）由于镇压不够和不及时的结果，形成此地释放彼处作案，今日释放明日作案，形成大批人犯积压，加上干部产生轻敌麻痹思想，看管不严，今年1月至今发生犯人越狱暴动事件66起，参加犯人1370名，以西北最为严重。

镇压反gemin工作取得了成就根据当时的特匪情况，1950年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大张旗鼓的镇压反gemin运动。经过这一运动，基本上肃清了中国大陆上的反gemin残余势力，曾经严重一时的匪祸，也基本上被扑灭。

1951年8月3日，gonganbu长罗瑞卿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上作了《关于镇压反gemin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对于反gemin残余势力及其破坏活动，采取坚决镇压的方针，乃是中国人民反对美蒋斗争的继续，为中国革命发展所必需，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必要步骤。毛主席再三再四地提醒过我们，要我们不要放松对于反gemin残余的警惕，我们的《共同纲领》对此也是规定得很清楚的。但是，当我们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因而缺乏警惕的时候，曾经发生了对待反gemin分子宽大无边的错误倾向。在将近大半年的时期中，曹因此造成国家和人民的严重损失。仅就我们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在广大新区被反gemin分子杀害这一点来看，就是极其痛心的损失。至于去年大半年，反gemin气焰嚣张，到处破坏，实在达到了令人难于容忍的程度。因而广大人民不满意我们，在这一点上说我们“不像个人民政府的样子”，是完全有理由的。在毛主席正确方针下，在广大人民的要求和督促下，我们改正了错误，坚决逮捕、处决了大量的反gemin分子，因而我们也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成绩。在全国各地已逮捕大量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已被处死刑。在这批首恶分子中，匪首、惯匪占一半；恶霸占三分之一以上；反动会道门头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有恶霸行为）占不足百分之十；特务地下军头子占百分之十几。此外有大批反gemin分子已被判处徒刑，另有一大批尚在关押审判中。

罗瑞卿在报告中认为：“这次全国规模的镇压反gemin运动的发展过程（按：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5月），是正确的，健康的，一般的没有发生偏差和错误。”“但是，个别的错误与偏向，也不是完全没有的。这主要是在这次镇压反gemin运动(禁止)的后期，若干地区工作中，曾有过草率和粗糙的现象，因而在这些地区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人，也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反gemin分子。对于统一战线中应该照顾的方面亦发生了若干照顾不够的偏向。这些缺点和错误是应当引起重视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是不应重复发生的。但这些缺点和错误，仅属于个别的性质，而且大体上都适时纠正了，因此并不影响镇压反gemin的总的成绩。”

对于毛泽东领导的镇反运动，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迥然不同的看法。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平民大众是拥护的。说三道四的主要是国内的右翼势力和国际上的人权主义者。但他们也是有自己立场的。当杨虎城和宋绮云两家6口被军统特务杨进兴等在中美合作所杀害的时候，当蒋介石成千上万地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他们并不说话，并不出来保护杨虎城等的人权；当杨进兴被人民政府抓获以后，与像杨进兴那样的手上沾满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鲜血的特务、土匪、恶霸被镇压的时候，他们出来说话，保护杨进兴们的人权了，这些先生的立场能说是公正的吗？！

第六节周恩来万隆之行历险纪实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印度尼西亚瓜哇岛西部，有个著名的度假胜地叫万隆，它坐落在群山环抱的山谷之中，诸峰黛色，幽境迷人。

1955年初，由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起在万隆召开亚非会议。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讨论亚非切身利益有关问题的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除印度等5个发起国的政府首脑外，还有柬埔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黄金海岸（今加纳）、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尼泊尔、菲律宾、沙特阿拉伯、苏丹、叙利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也门等国的政府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这样一次重要会议，我国当然要出席。经过中共高层的研究，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陈毅为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

关于出国的途径，先是周恩来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5000吨，一只3000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月11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饥，于1时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gonganbu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4月3日，gonganbu特别就代表团将出席亚非会议通知有关单位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号’。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

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gonganbu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凌晨4时，gonganbu派人与广东省公安厅那位侦察人员一道，紧急飞广州，

第二天一早即潜入香港，对这宗惊人情报进行核实。不过，gonganbu特派员在香港的活动亦不怎么顺利，所得的情报与广东省公安厅的情报大致相同，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工作人员和同事们的劝说，周恩来坦然地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毛主席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

正当代表团成员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恩来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4月7日先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4月11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中央决定加派gonganbu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恩来去昆明。

4月7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当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要离开候机室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了，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总理。这是在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据周恩来总理卫士长成元功日后回忆：“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不幸失事4月8日，周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乘伊尔—14抵达昆明，此时在北京乍暖还寒，树木还都光秃秃的，而昆明却已到处鲜花盛开，春意融融。代表团成员换上了为这次出国新制作的派力司套装，一个个显得年轻、神气多了。

周恩来在动身来昆明之前，刚做阑尾切除手术，所以北京医院特地派外科主任王励耕陪同来滇，进行护理。此时，到缅甸的航线尚未开通，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便在昆明休息等候。

4月9日，喜讯传来：试航成功了！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由昆明飞仰光，再由仰光飞雅加达了，也省得在滇缅公路乘车受颠簸劳累之苦了。

但周恩来并没有忘记先行到香港的代表团其他同志的安危。就在试航成功的当天晚上9点多钟，周总理打电话给北京，嘱咐邓颖超，说他虽不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走，但先行到达香港的同志要坐，务必转告罗青长同志，将情况查清后，让外交部通报给英国驻华临时代办杜威廉，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保证中国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并要把此情况通报给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代表团的同志们。据成元功回忆：邓大姐把总理的电话指示转告给罗青长同志后，罗青长同志便去找外交部部位领导同志。因那天是星期六，那位领导同志要早休息，不办公，罗青长同志只好告诉了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董越千。董越千当晚便将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转告给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次日上午，外交部又派西欧司张越于9时半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艾惕思通报了有关情况，并告艾惕思：中国记者等11人，将于明天（11日）上午由香港搭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希望英国代办处提请香港当局注意，对他们的安全给予关注。艾惕思当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转告给香港当局。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总理的紧急电话指示后，在当天晚上就将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他们怕不落实，次日凌晨1时半，又派专人驰赴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印航经理听后，将信将疑，问中方派去的人，“你们的意思是否说有人可能要破坏飞机？”“你们的消息是否有根据？”中方派去的人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们当然有可靠的根据，不然，我们就不深夜前来造访了。我们希望贵方能引起注意，一旦出了问题，其后果不堪设想。”印航经理仍然不大相信，他略略沉思了一下说：“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12时到达香港，下午1时即起飞，在香港加油停留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谁敢胆大妄为！”当我方派去的人严正指出“据我们所知，在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人和蒋介石特务分子有联系”之后，印航经理才不得不表示，届时他将派印方工程师对飞机进行检查，而他自己则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新华社香港分社觉得印航经理态度勉强，于11日上午10时，再次派人去会见印航经理，提请印航务必严加防范，以防“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出问题。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港停留之际，绝不允许任何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上食品、加油、押运行李也都由公司派人负责。至此，可以说万无一失，似乎完全可以放心了。其实不然。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接到北京打来的第一个电话还没什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从香港启德机场按时起飞，未发生任何问题。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我们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终于安全地离开了香港。但到了下午6点左右，北京打来了第二个电话情况就有些不妙了。电话说，已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去了通讯联系，有家通讯社报道，说在南海上空曾听到有大的爆炸声，不知是不是和“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有关。接到这个电话，大家放下了的心登时又提了起来。周总理更是十分关注，他立即指示北京，要迅速与有关方面取得联系，查明情况。如飞机确系失事，要敦促有关方面火速进行救援，寻找失事人员。这天大家连晚饭都没有吃好。晚上，北京又打来第三次电话，这次电话，进一步证实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已失事。有家通讯社报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起飞后不久，即在空中发生爆炸，坠于南海，机上人员全部失踪。有的通讯社还说，“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失事前，曹两次发生紧急呼救信号。接到这个电话，大家就像有一块铅压在心头。从总理到每一个在昆明的代表团成员和省领导同志，无不感到十分悲愤，既对因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代表团成员惨遭不幸而悲痛，又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我代表团成员横下毒手异常气愤。同时也对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能够得逞，而迷惑不解，不知道问题是出自香港加油时国民党特务搞的破坏，还是出自印航本身。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由于接受了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请，准备乘缅方所派飞机去仰光参加亚非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碰头会，而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

两次意外事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的消息传开之后，不仅给中国代表团每一个成员的心头笼罩上了一片乌云，个个心情沉重，就连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其他亚非国家的代表，也都惴惴不安。特别是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更加紧张、忙碌，生怕在哪个地方出现闪失，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因为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这次会议就像一线曙光，使亚非人民看到了和平的希望。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却非常忌恨这次会议，早在这次会议发起之时，他们就曾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会议决定召开之后，他们又想方设法进行破坏，企图使这次会议流产。

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也很紧张。据了解，美国虽然并不参加会议，但它却派出了一个由7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记者团”。在这个“记者团”中不仅有在朝鲜板门店谈判和日内瓦谈判时活动了很久的间谍，而且还有什么议员、警察、军人、使馆职员、公司雇员及从香港、台北等地调来的职业特务。此外，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离万隆几十公里还有一支反动武装，也制定了阴谋袭击亚非会议的计划。蒋介石集团的阴谋活动，也不单是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据了解1954年被印度尼西亚驱逐出境的蒋介石集团的头目章勋义、郑义春、吴扬明等人，这时不但潜回了万隆，而且召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特务骨干开会、筹款，并布置了破坏行动。蒋介石集团在雅加达的基干组成的“铁血团”，秘密策划派遣行动小组去万隆。

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月11日晚开会，决定派gonganbu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制服己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的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月12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4月13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

4月14日晨7时15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时（当地时间为10时30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点30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月14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受约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嗔怪。5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又鸟)，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干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日凌晨1时过10分（北京时间2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多岁，一个40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两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李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击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绝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绝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两个小时过去了，直到广播喇叭中传出飞机可以起飞的声音时，那两个家伙才匆匆离去，李福坤才回到接待室来。成元功赶快拿了些点心和冷饮，递给他。

下午2点45分，麦克唐纳和机场老板，把周恩来和陈毅等送到空中霸王号飞机跟前，彼此友好地道别。空中霸王号飞机离开停机坪腾空而起，继续飞行。此时雷雨已经过去，天空虽然依旧白云片片，但已不再妨碍空中飞行了。

飞机又飞行了三个钟头，于下午5点30分到达了雅加达玛腰兰机场。机场上警戒森严，岗哨林立，密密层层欢迎的人们都站在警戒线以外。看到欢迎的人群，代表团成员不由又想起了那11位同志。他们本应该是先到达这里的，也应该到机场来迎接周恩来的，可现在却看不到他们的身影了，也见不到他们的音容笑貌了，每个人心里总感到沉甸甸的。

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走下舷梯后，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纳约和中国大使黄镇的欢迎。

大使馆从安全考虑，为了转移视线，同时准备了三辆同样的汽车，每辆车上都挂上了中国国旗，杨奇清副部长和黄镇大使研究和安排了乘车的顺序：由大使夫人乘第一辆车先行，周恩来和大使乘第二辆，陈毅副总理乘第三辆。

车队进入雅加达市区时，受到了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华侨的热烈欢迎，人们手持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国旗和周恩来的肖像，以及各色彩旗，高呼口号，热烈欢迎新中国使者的到来，结果第一辆车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但也有少数坏人混在群众中起哄捣乱。

当晚周恩来和陈毅等一行住进了中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馆，我们紧张了一天的心，才松弛下来。

一个反正暗杀队员的检举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和陈毅一行，乘飞机离开雅加达，前往印度尼西亚的避暑胜地万隆，并住进了达门沙里路10号，当地华侨的一栋别墅里。

亚非会议定于4月18日正式开幕。

开幕后的第二天，吃罢午饭，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还有陈家康等几个同志，正在住地的临时休息室（天井）闲聊，大使馆的人开车赶来，交给了黄镇大使一份特急件。黄镇大使拆开一看，吃了一惊，随手递给了杨奇清副部长。杨奇清副部长一看，也不由地一惊，然后又把它传给了陈家康等几个同志。陈家康等几个同志看后，也很紧张。

原来这份急件，是一个觉悟了的暗杀队队员写给大使馆的一封告密信。

信中称：国民党驻雅加达支部于3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组织了28个人的敢死暗杀队，准备对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采取谋杀行动。并称，暗杀队已于3月10日在红溪组成，成员均系国民党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级军官。他们不但每人从美国使馆领到无声手枪一支，而且领到印尼市20万盾。事成之后，每人加发20万盾，打中周恩来的加发40万盾。

中国代表团一到雅加达，就看到了这样的消息：对这次亚非会议，美国不但派出了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而且其特务机关还指使蒋介石在印度尼西亚的恐怖组织“铁血团”，和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匪徒相勾结，准备在亚非会议开会期间发动骚乱和暗杀。还有消息说，蒋介石集团已派毛人凤、李朴生、林维栋等人，赶来印度尼西亚，并匿居于雅加达与万隆之间的苏加武眉地区，以指挥其对亚非会议的破坏活动。这封来信，再次证实了上述消息并非子虚乌有，而是实有其事。

有了“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教训，当然不能掉以轻心，让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的阴谋再次得逞。当下，黄镇大使。杨奇清副部长和警卫组研究了一个意见，这就是写一个备忘录，递交印度尼西亚政府。备忘录起草出来之后，先送陈毅，他看后气愤地说，他们还要搞暗杀！又交给周恩来，周恩来完全同意，并说：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完全由印度尼西亚政府负责，要他们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

之后，代表团内部又召开了个紧急动员会。会上，陈毅要求每一个代表团成员，人人都要对总理的安全负责，并说：“我也是总理的警卫员。”接着杨奇清副部长对总理的警卫工作做了进一步的部署。如有一次周恩来参加一项活动，要经过一个复杂地段，杨奇清便指定申健、康矛召两人在周恩来前边走，他说：你们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你们也能挡一挡。

同时，警卫组还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派来的警卫人员做了工作，由杨奇清副部长出面，代表周恩来、陈毅请他们吃中国饭，向他们送纪念礼品，并根据情况对他们的生活给予照顾。工作上也给规定了几条，明确随身副官和司机可同代表团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周恩来乘用的汽车，在任务完后不得离开代表团驻地。至于其他警卫人员，除白天按大会确定的日程布置工作外，还给他们搭了专供休息用的棚子，并给予烟、茶招待，这样一来，他们都很受感动。其中的安全官和老司机曾对警卫组人员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平易近人的伟大人物，我们一定为中国代表团服好务。

此外，警卫组在要求使馆做好代表团的服务工作和安全工作的同时，还要求使馆组织当地的进步华侨、新闻记者和友好人士，帮助代表团加强防范。事后证实，他们都很努力，其中以华侨为代表的安全和服务工作做得尤为出色。

印度尼西亚当局接到中方的备忘录之后，非常重视。他们不但要求万隆所在地的第三军区加强对万隆的外围警戒，还从外地抽调了三个步兵营来万隆，以对付蓄意在亚非会议期间进行捣乱破坏的反动武装，并在万隆市内集中了2000多名警察，以及从爪哇省调来不少警察便衣，还采取了收缴民间枪支、颁发居民身份证、划定会议期间的戒严区域和行车路线戒严等措施。据说对秘密暗杀队所有成员还进行了临时性拘留。对周恩来，他们也加强了随身警卫和现场警卫。他们专派了一名陆军上尉作为周恩来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为随卫。周恩来外出，除有两辆摩托车开路外，还加派了一至二辆宪兵吉普车随卫。对代表团驻地，特地派了8名宪兵和8名机动警察、3名便衣进行警卫。至于周恩来座车的司机，则是专门从运输公司挑来的。这是个50来岁的小老头，据使馆的人员说，听说给周恩来开车，当时有4个司机都争着要来，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抓阄，结果小老头运气好抓到了。他喜出望外。不但把车开得又平又稳，而且一停下来就擦车，把车擦得锃明瓦亮，纤尘不染。

周恩来倾倒万隆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在当年1月份就对万隆会议做出如下断言：这次会议的前途肯定是。。在概念上有历史意义，在行动上就有疑问了。几乎所有的参加国都是不会满意的。。会上有这么多不同的调子要唱，不几得会得到普遍的赞扬，认为这次会议会有肯定的结果，未免太冒失。但是会议的结果证明，那些以为亚非国家没有人叫口令就不会协调自己的行动的人是打错了算盘。正如苏加诺总统在开幕词中所说的，“我们之间是有差异的，但是只要希望一致，多样化又有什么害处呢？”“我们是由比表面上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重要的东西联合起来的。”

当然，亚非会议经历过曲折，经历过风暴，经历过令人揪心的时刻。不论在会内还是会外，会前还是会后，始终可以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想利用与会国之间的分歧挑起一场争论，使会议无结果而散。

事实上，从4月18日大会开始，争论就渐渐激烈，一直到第二天下午4点多钟，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登台发言，紧张的气氛才突然缓和下来，凡是参加过万隆会议的人大概都忘不了这个转折。

事情的起因是，在两天的全体会议上，有几位代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同殖民主义一样的祸害，同时毫不留情地攻击另外一些亚非国家奉行中立主义，因而酿成了被许多人认为会议已难于避免分裂的危机。

就在公布的全体会议临近结束的紧要关头，周恩来登上了讲台。他在说明他决定把原来准备好的讲稿散发、现在只作一个简短的补充发言以后，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代表团是来寻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陡然之间，人们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全场鸦雀无声，屏息倾听。周恩来接着发挥了现在已经是人们熟知的命题：“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

周恩来心平气和地针对一些代表对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和中国的误解作了解释。他说，在第二次大战后，新兴的亚非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并不是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他说：“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周恩来宣布，为了不想使会议陷入争论，中国决定不在会上提出关于台湾地区的局势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的问题，虽然中国的要求完全是正义的。

这篇不到5000字的即席讲话，找不到雄辩滔滔的外交辞令，有的只是一片谋求团结的赤诚。如果说发起会议的科伦坡国家在为亚非会议制定的目的中已经表达了要求大家越过歧异而寻找共同点的希望和祝愿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以自己的言行树立了求同存异的实例。

万隆会议的第一次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大会顺利地转入秘密举行的三个小组委员会。然而在从4月20日开始的政治委员会，也就是各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风波又起来了，根子还是先前那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实行中立主义和同共产主义共处；一种观点反对同共产主义共处。双方相持不下，以致又有人得出了会议已不可能达成协议的结论。

终于，又是到了最后一天（4月23日），成为争论中心而又从不介人争论的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总理周恩来，发表了某些代表所说的“亚非会议上最重要的讲话”。

讲话最中心的几句是：“虽然我们信奉的意识形态和承担的国际义务不同，但是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发现和维护世界和平和进行合作的基础。有人不喜欢‘共处’这个词儿；那好，我们可以用联合国宪章中的‘和平相处’这个词儿。”

障碍消除了。就在中国提案的基础上，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什么是和平共处的真谛？什么是求同存异的真谛？这就是。

这就是万隆精神。正是这样的精神使万隆会议开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议，一个被菲律宾外交部长罗慕洛称之为“罕见的理性和尊严的会议”。通过大会、小组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会外交往，长期被隔绝和被分离的亚非国家第一次进行了接触，打开了正式建交和互助合作的道路。许多人来时素昧平生，去时已成知交，许多人带着误解而来，带着友谊回去。周恩来总理同纳赛尔总统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相识就是这样的例子。

万隆精神表现在会场内，也表现在会场外。

会议期间发生的最大的会外新闻是，周恩来提出了同美国就解决台湾争端举行会谈的建议。

在4月19日的补充发言里，周恩来曾经提到：“本来，对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我们很可以在这里提出谋求解决的议案。。。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我们的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4月23日，周恩来在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寓所举行的午餐会上，当着聚集在那里的8国代表团团长的面发表了下面的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用罗慕洛的话说：“这三句话的声明震动了会议”。云集万隆的各国记者都抢着发这条特大新闻。各国代表团团长也纷纷发表谈话表示欢迎。

会议期间发生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会外新闻，是4月22日早晨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纳约签署了两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个条约不仅解决了中印（尼）两国之间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且表示了中国愿意同一切有所谓“海外华人”的东南亚国家解决同样问题的愿望。中国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会上某些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疑惧。

罗慕洛在1956年写的《万隆会议的意义》这本书中曾引用过希腊哲学家的一句名言：“历史就是哲学用以施教的实例”。万隆会议正是求同存异的智慧启示世人如何为和平解决争端、团结谋求进步的一个最好的实例。

在闭幕式上，亚非会议的主席、印度尼西亚总理是这样结束他的闭幕辞的：“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采取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且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前进的灯塔。”

周恩来的魅力在万隆会议上再次为众人所倾倒，一位记者写道：“周需要做的一切是站在原地，伸开双手等着，而他们就会向他走来。”一位出席会议的亲西方代表承认：“我一如既往，强烈反对共产主义，但我相信这个人。”

这种势头保持下来了。5月，周恩来声明中国愿意尽可能以和平方式解放台湾。8月，与美国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双方在解决朝鲜战争时间的相互不信任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亚洲的来访者开始几乎是不停地到中国来了，开始是1955年5月印度尼西亚总理的来访，紧接着是束埔寨、老挝。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的领导人相继访问中国，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加强。

不久，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以及柬埔寨、伊拉克先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国外交喜结硕果。

最后的胜利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中国代表团内部，以及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为保证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成元功和李福坤等人，弦仍然绷得紧紧的，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大意。成元功和李福坤所带的手枪子弹都是上了膛的。每逢随周恩来离开驻地到独立大厦或红白旗大厦开会，或是去拜会其他代表团，或是应邀去出席其他代表团的宴会，成、李两人总是紧紧跟随在周恩来的身后，情况复杂时，他们则干脆把周恩来包在中间。由于大使馆给他们办的身份证同会议代表一样，不论什么场合他们都可以进去参加，这对警卫工作帮助很大。

周恩来并不轻松，既要参加会议，应付来自帝国主义仆从国家的代表提出的各种挑衅，又要在一些代表团之间做工作，求同存异，还要广交朋友，进行一些必要的应酬。此外，还要过问代表团成员的饮食起居以及安全，包括对印度尼西亚当局派来的安全服务人员的关怀。别的不说，单从4月24日亚非会议闭幕的那一天的活动安排，就足以看出周恩来紧张到了何种程度。那天，本来预定上午8时开会，只要团长会议通过一下“殖民主义问题”和“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两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就举行闭幕式。那天周恩来连早饭都没吃，说等闭幕式完了回来再吃，就坐车到会场上去了。谁知赶到会场之后，两个小组在文件起草上出现了争执。在殖民主义问题上，有些国家的代表坚持要把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写进去，而在军事集团问题上，又不同意仅写“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双方争来争去，从上午8点一直争到下午6点半（中午休息半小时，大家在酒吧间吃了一点点心），在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努力下，才打破了僵局，达成了协议。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会议拒绝了那种据所谓的“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所谓的“渗透和颠覆性的国际学说”的提法，改成了“宣布殖民主义在其一切表现中都是一种应当迅速予以根除的祸害；。。宣布会议支持所有这种（遭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事业；要求有关国家给予这种人民以自由和独立”。关于军事集团问题，在“尊重每一个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之后，又加上了一句：“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任何国家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协议后，于下午6点35分，接着召开全体会议，直到晚上9点半全体会议才闭幕。会议闭幕后，周恩来和陈毅又去出席老挝代表团的酒会和亚非会议五个发起国的宴会。周恩来和陈毅回到达门沙里路华侨别墅驻地，已经是晚上11点了。周恩来略略休息了一会，11点半，又在驻地会见了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谈了有关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炸事件的问题。零点30分又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文同，直到早晨5点，周恩来这才上床休息。但也只能休息两个多小时，因为第二天上午8时还要会见日本代表高碕达之助，10时会见印度代表梅农，11时半出席华侨招待会并讲话。这次会议，在周恩来总理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代表的努力下，不但开成了一个一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团结的大会，大会宣言中所提出的十条基本上反映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而且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有个国家的代表，当时对我国表现并不友好，在会上也没有什么好作用。最后却说：“只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有周恩来先生这样伟大的人才”，“我们就要离开万隆了，除了你周恩来一人之外，我们都犯了错误。万隆会议闭幕了，但周恩来的旗帜将永远在万隆飘扬。”

7天的亚非会议终于结束了，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坚持求同存异、协调一致的原则，为这次会议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这7天的会议中，最忙的是周恩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在这7天中，他共参加各种会议16次，会客约谈10次，参加各种宴请活动15次。此外，还要参加代表团内部的活动。批阅文件和亲自起草电报等。睡眠最少的也是周恩来，他每天白天参加会议和各种活动，晚上办公，有两天只能和衣在床上睡个把小时，当时成元功曾对他的睡眠做过统计，7天他共睡13个多小时的觉。

从万隆回到云南昆明后，一天在驻地的院子里散步，周恩来对成元功说：“这次出去很紧张，比较忙，睡觉少一些，休息几天就补上了。大姐（指邓颖超大姐）身体不好，不要对她讲，免得她担心。”周恩来的嘱托在成元功心底埋了22年，直到1977年春天他才告诉邓颖超。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调查结果亚非会议虽然结束了，但事情并没有结束。

4月11日，中国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发生后，4月15日，周恩来在仰光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会谈时，就向尼赫鲁建议由印度派一名官员，去香港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尼赫鲁果然派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作为私人代表，调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在亚非会议期间，周恩来也接见了这位代表，并商谈和安排了有关调查处理事宜。回京后，于5月9日和5月15日又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社维廉，最后确定由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和我方熊向晖，去香港与港英当局共同调查处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经过尖锐的斗争，港英当局才不得不于18日晚开始逮捕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人员。从5月18日至6月1日，他们先后传讯了88人，其中拘留了19人，以后又逮捕了与蒋介石有关系的人员8名。经过审讯和调查，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蒋记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在于暗害周恩来总理。其主使人为周斌成；直接指挥的是金键夫；参与策划的有沈齐平；直接执行的是周驹。周驹原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的清洁工，住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站附近。定时炸弹是由“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港秘密运到香港，经蒋记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交给另一特务而后又转交给周驹的。周驹将定时炸弹伪装成西药带进机场，乘打扫卫生之际，溜到“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到了飞机的右翼轮舱附近。当天中午12时15分，飞机飞离启德机场，下午6时30分，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海里处上空爆炸，机上除了领航员帕塔克、工程师卡尼克和副驾驶员狄克西特三人遇救外，乘客和机组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周驹安放定时炸弹得逞后，未等下工，即从铁丝网下爬出机场，乘特务接应的汽车溜回家中。在家躲了几天，而后于5月18日，即印中调查人员到达香港的当天，乘美国人陈纳德的民航班机，逃到了台湾。

真相大白之后，港英当局本应将周驹引渡回香港，连同其他罪犯一并送上法庭，听从审判，但港英当局竟置我国政府的一再交涉和抗议于不顾，声称香港与台湾没有引渡条约，不但没有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而且借口证据不足，先后将全部拘留人犯，其中包括证据确凿的要犯，予以无罪释放，驱逐到台湾。至此，这一震惊世界的案件，实际上不了了之，不能不令人深表遗憾。

台刊披露空难真相然而，在“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发生40年以后，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张平宜专访该案的主要当事人，当年任职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总算打破了台湾的“沉默”，首度揭开尘封40年的情报黑幕，抖出“克什米尔公主号”暗杀周恩来的始未。

《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刊登了张平宜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未》文章。该文说：1955年，亚非会议（万隆会议）召开前，台湾情报人员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共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未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开会，由于专机会在香港短暂停留加油，所以台湾特务，决定趁此炸机干掉周恩来。当时，这件暗杀行动的两位执行者，一位叫周斌成，是保密局敌后部置组组长，此人沉默寡言，工于心计，是戴笠得意的学生之一；另一位则是组员陈鸿举，两人都是台湾派到香港从事敌后颠覆的特务人员。

两人全盘计划是这样的：找人到“克什米尔公主号”放炸弹，时间一到，炸弹爆炸，自然什么都炸得灰飞烟灭，包括所有乘客及犯罪证据。

计划中，放炸弹的人将是关键人物。问题是谁将执行这个任务？找个陌生脸孔的国民党特务，恐怕混不过机场严密的检查，最好是机场工作人员，尤其是能接近飞机，又不引人注意的“小角色”，周、陈两人在机场勘查一阵过后，终于找到心目中理想人选一小郑。

小郑是香港人，本名叫周驹，他原是香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才20来岁，未婚无家累，只有一位嗜赌如命的父亲，此外，小郑个子瘦小，长相普通，在机场打扫清洁，鲜少引人注意。

在港市60万的重赏下，小郑“勇敢”接下暗杀周恩来的危险任务。

计划大致底定后，周斌成与陈鸿举两人特地从香港赶回来向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口头报告”，毛人凤一听觉得“大有可为”，因为本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一直不断在积极谋划暗杀周恩来的举动，但始终没有付诸实行，正好周斌成此时提出了炸毁周恩来的专机计划尽管毛人凤觉得计划可行，可是周、陈两人却不敢向毛人凤提起60万港市酬劳的事情，怕金额过高，遭毛反对，最后，两人决定央请当时有“地下局长”之称的谷正文，请他出马为60万港市代为通融。

谷正文详听计划始未后立刻赞成，他的理由有三：一是，暗杀中共领导人，本来就是特务工作之一；二是，想藉此给香港政府压力，因为在此之前，香港对我情报人员不太客气，抓到老是判重刑；三是这个计划大漂亮了，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谷正文并建议周、陈两人，最好前一天，能带小郑住旅馆，并将他的爸爸一起找来，免得小郑临阵退缩，坏了整个计划。

4月10日，周、陈两人从台湾带着60万港市利用货船偷渡至香港，与小郑住进旅馆，将现金交给小郑的父亲保管。当晚，台湾特务除了交给小郑炸药外，同时还教他如何使用，并就计划细节，反复进行沟通演练。

4月11日，小郑跟往常一样上班去了，“平安无事”地通过工作人员例行检查。

小郑的炸药是如何通过检查的？原来，台湾人员交给他的炸药，叫做TNT，这是一种高科技的产品，一直由美国中情局提供台湾情报网使用。这一次，为了应付机场的安检，特别做成牙膏模样，装进牙膏里，而简易的洗盥用具，机场工作人员是被允许带入的。

就这样，小郑带着TNT成功闯关。

4月11日早晨，小郑负责3架飞机的清洁工作，其中包括来加油、作短暂停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他神色自若地跟着一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东打扫，西打扫，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何时钻进行李舱装了定时炸弹，又何时失踪。

失踪的小郑，是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里，随时等待飞往台湾。

看起来貌不惊人的小郑，其实挺精灵的，当初与台湾特务在研拟退路时，他就提出一套逃生计划，躲到飞虎将军陈纳德停在香港的民用客机内，因为这架飞机经常来往于港台间，最方便不过了，至于如何搭上便机，个子瘦小的小郑，决定缩在飞机的机轮间，因为一般人想不到那么狭小的空间，竟能藏人。

当天，一切都在神不知鬼不党中进行，小郑也顺利躲入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内，以后，倒是发生一段意外的插曲，差点叫小郑曝了光。。。

那就是陈纳德的民用飞机，在小郑躲进去后不久就起飞了，不久，从启德机场降落在台湾松山机场，由于飞机降落后，突然跳下一个人，当场引起一阵骚动。

飞机上跳下一个人，当时保安司令部在机场设有一个联合检查处，由一位姓赵的上校统筹管理，他以为来了一个“偷渡客”，吓得(又鸟)飞狗跳，一通电话打到保安司令部。

还来不及吃中饭的谷正文在获知小郑提前到来后，立刻带了两个人，坐吉普车直到机场接人。

到机场时，赵姓上校，不让谷正文带走小郑，一直嚷嚷，即使从飞机上“跳”下来，还是违法，只要违法，一定严办。

看着不明就里的赵上校吵闹不休，谷正文担心惊动了媒体，最重要的是“克什米尔公主号”尚未起飞，小郑绝对不能曝光，否则真是功亏一簧，不得已，谷正文只好板下脸孔，说是“老先生亲自交办的”，如果消息见报，一切后果自行负责。然而根据谷正文了解，后来，这位无辜的赵姓上校还是因为这件事被免了职。

谷正文从机场接过小郑后，便将他带到延平南路有“南开大学”之称的南所，让他洗澡吃中饭，休息事实上，也在此时，台湾接获消息，周恩来可能没有登上那班飞机，因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没有按原定计划从香港起飞。

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临时改变主意，外界对此纷纷揣测说“因为他知道台湾特务在飞机上放炸弹”。对此，谷正文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周恩来根本不知道，只能说他命大。”

后来周恩来为什么没有登上那班致命的飞机呢？据事后了解，周恩来因为接到缅甸及印度总理的邀约，准备先赴仰光约会，再转赴万隆开会，因此，才幸运逃过一劫。

载着中共代表团3人、中共5名记者、1名波兰记者、1名奥地利记者、1名越南工作人员，一共11人，“克竹米尔公主号”于飞越北凄罗洲沙捞越附近时，从行李舱突然传来一声巨响，飞机起火燃烧，像一团火球一样冲进海里，时间是4月11日下午6时30分，只有3名印尼航空公司机组人员，在海上漂流几个钟头后，奇迹似地获救。

根据谷正文表示，蒋介石事前并不知道保密局炸机的举动，第二天，毛人凤才亲自向他报告，并对周恩来幸免于难深表遗憾。不料，蒋介石听完后，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给大陆一下下马威，挫挫士气，感觉不错，因此签下好大一笔奖金——美金9000元，搞赏有功人员。

而台湾对于万隆会议前夕发生这种敏感新闻，也一反常态，三家晚报均以不大显著的版面处理空难的消息，《中央日报》第二天更是只字未提，直到第三天才在第二版，以不到50字的内容交代了事。

虽然台湾当局始终低调处理这件空难，不过由于罹难人员包括5个国家，在国际舆论及中共压力下，为求破案，香港政府曾雷厉风行展开一连串调查审问一竿子人等，连小郑点头之交的朋友，几乎无一幸免，纷纷被抓去严刑拷打，希望逼出小郑的下落，及整件案情的来龙去脉。

打了又打，问不出一个所以然，不顾中共的抗议，香港政府只得放人，只起诉了本名周驹的小郑一人，问题是光知道凶手是小郑，可是人海茫茫，到哪里才能将小郑逮捕归案？

另一方面，在台湾保安单位严加保护下，小郑一切平安，其父在情治人员安排下，也在案情曝光前，安全偷渡去台，父子俩抵台后，立刻改名换姓，如今已在台湾落地生根。

“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尽管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谷正文却说，最大的收获是，的确让香港政府吓了一跳，因为事后台湾在香港情报网的最高督导王新衡，曾与港督达成了口头协议，对于台湾特务，香港可以破坏组织，可以抓人，但不准判刑，直接遣送回台，交由台湾自行处理，如果香港政府答应放台湾特务一马，则台湾特务保证不在香港再搞炸机、杀人、放火等恐怖行为，并停止印制港币jiachao。

蒙上神秘面纱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已经事过境迁40年，周、陈两人也先后在前年、去年离开人世。谷正文指出，如今他站出来，坦承是台湾当局主谋放的炸弹，当局可能会觉得某种程度的难堪，不过今年85岁的谷正文还是忍不住要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杖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根据台湾《中国时报》周刊最近介绍，谷正文生于1910年，原籍山西汾阳。在抗战以前，谷正文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已是国民党特务（即所谓‘职业学生’）。他后来还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组织及暗杀中共干部或亲共人物的任务。他是以戴笠为局长的军统局的大特务。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溃败后，谷正文随军统局迁往台湾。到了台湾，30多岁的谷正文继续干他的本行，担任情报机关的“侦防组”组长长达17年之久。后来，他又升任“情报局督察室”主任。

不久前，中华航空公司一架运输机在台湾境内坠毁，引起各方面议论。

退休多年的谷正文也发表一番高论，大胆假设华航这架飞机可能是“人为蓄意破坏”。此言一出，引得华航高层人员的不满和追究。

第七节九龙暴动内幕旗山旗海九龙暴动是从李郑屋徙置区首先发生的。这些徙置区是港英当局修建，用来收容各式各样的人，其中包括政治“难民”、一贫如洗的和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之中具有支配作用的是一部分组织得极好的分子——国民党“难民”。

1949年声名狼藉的“十四K”党迁入香港后，香港的秘密帮会中便增加了一个新因素。“十四K”党是已经死掉的国民党特务葛兆煌在广州成立的。这个组织决不是香港固有的秘密帮会之一，它实际上只是——正如香港人所共知的也为英国警察当局所承认的——国民党的一个外围组织。

由于这个组织在香港的出现，国民党利用美元渗入秘密帮会过程加紧了。“十四K”党充当国民党和香港一些传统的秘密帮会之间的主要联系。1956年10月8日，李郑屋村徙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的负责人吴达，从港九各界庆祝“双十”国庆筹备委员会那里，带回大批青天白日旗及庆祝补助费后，便立即吩咐他的十多名心腹，加紧布置。这十多个人当中，有8名是“十四K”的人马，其中就有事后被驱逐出港的肥佬林、大鼻登在内；另外5名是“和胜和”分子，其中包括事后被驱逐出境的大傻球。

当时香港的徙置区，只有黄大仙、石硖尾和李郑屋三处，每年的10月10日，亲台人马便经常利用这三处地盘作为“据点”，进行悬旗及张贴标语等政治活动。

8日晚上，李郑屋村的每户居民都收到十面纸旗。送旗上门的大汉再三叮嘱居民，这些纸旗一定要悬挂或张贴于当眼之处。此外还发给每户一元的浆糊费。

1955年的“双十节”，是令徙置区居民恐惧的日子。石硖尾的R座，一家四口人因拒绝悬旗，被来历不明的人夜间闯入住宅殴打致重伤。不过当时的徙置区面积有限，很难把十面纸旗全部张贴，居民们只有把这些旗粘在一根小绢上面，张挂在户内或窗门之上；有些则随便把一面纸旗贴在窗户或门上了事。

今日的徙置区已非去年可比。在9日的上午，分旗的大汉派人分头巡视一番，遇有拒绝悬旗或悬旗过少的便当场提出警告，面对这帮恶势力，港民们只能把气咽到肚子里，而不去自找麻烦，于是，尚不到“双十节”那一天，整个徙置区的大街小巷，门前房后便已是旗山旗海了！

9日午间，那群人又在面对通衢大道的李郑屋村的A、B及G座刻意地进行了重新布置，他们出动了50多名大汉，把所有面向街道的各层墙壁，都贴满了彩旗；此外，又把数不清的旗子，旗串，纵横交织地悬挂在座与座之间，每层的外墙，也贴上一个或多个用红纸剪成的“廿”字。这还不算，“中华民国万岁”、“蒋总统万岁”、“反攻必成。复国必成”等大小型标语也比比皆是，连地下的公共厕所中、浴室中也全都贴满了！

于是，徙置区一下子变成了“青天白日”的海洋，尽管旗子间少有人员走动，却也着实是蔚为壮观！

“双十”标志被撕去后的轩然大波10日上午，港岛东区的一家戏院正在上演所谓的“香港文化教育界庆祝国庆大会”。临近中午时分，大会已接近尾声，会议的负责人正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高呼“蒋总统万岁”的口号，会场(禁止)迭起。

突然一名纠察模样的人仓惶奔向前排，对一名50多岁的大块头低声耳语了一番，大块头脸色陡变，急忙向周围喊口号的人打个招呼，便立即离座跟着“纠察”跑向大堂外票房接电话：“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让步，这与国家的面子有关，我会立刻向上级汇报，。。必要时可以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一小时后我会赶到现场。。”大块头正频频在电话中向对方嘱咐再原来李郑屋村为了悬旗问题，亲台分子与徙置区的事务处的职员碰上了。

9点半左右，徙置区一名姓李的职员，看到G座的公共墙壁上张贴着巨大的由红纸剪成的“廿”字，周围也挂满了由小绳悬系着的旗串，这跟徙置区的管理条例有抵触。根据1956年10月3日市政卫生局徙置事务政务委员会的会议精神，决定给各徙置区大楼居民警告不得在各楼字的墙壁上贴纸旗标语或其他装饰物，以防此种物件一经张贴后难以清除，影响周围环境，而用绳悬挂旗帜则不予反对。于是该职员便通知该居民自动拆去，但无人理会。在此情况下，该职员便亲自动手将双十字及附近的纸旗拆去。当时并无任何人干涉或阻拦，姓李的职员稍作巡视以后也便返回A座地下的办事处料理公务。

这件事被以吴达为首的居民组织知道了。10点30分，吴达指使一名绰名为“猪肠粉”的男了纠集30多人，声势汹汹地包围了办事处，并高声质问是谁斗胆撕毁了G座的“国旗”。

姓李的职员便把事情的原委照实向“猪肠粉”作了番解释。但“猪肠粉”岂会接受这等道理，他最关心的只是谁撕毁了“国旗”，并扬言如果办事处不赶快交出“凶手”，立即将其夷为平地。言辞不仅粗秽不堪，还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

这时办事处尚有27名职员在工作。但是随着“猪肠粉”的吆三喝四，一会儿便聚起了一大群。其间多是些唯恐天下不乱之人。11点左右，围聚者已达600人。办事处的职员见势头不妙，偷偷地与深水埗警署联系，请求警员前来维持这里已经充满火药味的秩序。

11点半，深水埗警署派出警员20人赶到现场，当他们发觉局势绝非目前人手所能控制时，便采取了较为灵活且保守的做法，一面向警署报告实际情况，一面采取消极行动，严密保护办事处的职员们的安全，暂不对围观人群采取驱散活动。可这正放纵了滋事分子的暴行，“猪肠粉”大声提出了五个条件，限徙置区在15分钟之内给以答复，否则将采取断然行动。五个条件是：将撕去的双十字标志及“国旗”重新张贴、悬挂，并加上蒋介石的肖像；由办事处买500元的爆竹在撕旗地重新张贴、悬挂时燃放，作为认错；将“凶手”找来，向“蒋总统”行三鞠躬礼，以示道歉的诚意；以“套红”将道歉启事在全港大小报章刊出；对撕旗“凶手”以法律处分。

像这样苛刻的无理条件，自然不可能答应，于是双方剑拔弯张，气氛愈加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话说“猪肠粉”其人，乃是“十四K”中的“草鞋”人物，以前在北河街摆卖猪肠粉，由此获得绰号。他连斗大的字也认识下了几个，又怎会草拟五项条件和道歉启示呢？不用说这又是吴达背后操纵的结果。

吴达原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的外围人物。当他教唆“猪肠粉”

提出五项条件之后，便吩咐手下人向正在一间戏院开会的那个大块头男人报告。原来此大块头也非等闲之辈，他乃是“六组”驻港的特务头目；以出版社副总编辑名义掩护身份，此人阴险毒辣，鬼心眼一个接着一个。

在十日的庆祝大会上，大块头之所以没有坐在主席台上，而是坐在前排的听众席上，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避免特务身份暴露。

大块头一接到吴达的电话后便马上奔赶李郑屋村现场与吴达共商“大计”。

与此同时，原来徙置区办事处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避免局势扩大，竟然答允了亲台分子的部分要求，愿意重新张贴双十字标志及所谓的“国旗”，并购买10元鞭炮燃放，对道歉及处分撕旗职员问题等请示上级后再给以答复。

你退一尺，我进一丈。这帮亲台分子一见官方让步，气焰更加嚣张，声称办事处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全部要求，不许讨价还价拖延时间，否则将立即采取行动。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深水埗的警员又增援过来不少，现在由一名副警司为首全权处理此事，同时九龙警察总部也被迫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准备对付这场愈演愈烈的事变。

躲在现场附近一家餐厅的吴达、大块头二人设立了“临时指挥部”，手下有两人随时向他俩通报消息。当大块头获悉警方的反应之后，便立即指使滋事分子为“国家”争一口气，所有条件都不能折扣，办事处若再拖延，便施以暴力措施。

受了大块头的疯狂煽动之后，暴徒们一个个变得更加凶相毕露，他们开始涌办事处，冲破警察人墙，大打出手。副警司只好立刻下令警察们保护20名职员撤离现场，但是这又何其容易啊！暴徒们毫不示弱，分成两批人马，一批捣毁办事处并到处纵火燃烧公文、财物，一批则紧紧尾随撤退的警察，疯狂地追打徙置事务所的职员，追至永隆街口时双方展开大混战，结果，警察及徙置事务所职员多人受伤，暴徒也逐渐被警察用催泪弹驱散。

事件看来就要平息下去了。

但是上述始未情形被“军统”派遣在港的特务头子华将军获知后，本来就对大块头的狂妄自大有几分不满的华将军遂极不客气地电告大块头：此事从现在起由我们直接处理，你们不要再插手此事了。

这位潜伏于半山之间罗便臣道的“军统”特务头子的干预，注定了这场大灾劫的不可避免，也表明这场灾劫中，台北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香港警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葛某，因获悉台北派驻香港的特务有可能居中策划，又担心暴徒再行集结，遂于正午12点左右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经过研究决定把各区警署人员抽调部分到九龙总部，以备应变；同时通知九龙总部尽可能多的派警员驻守现场。但是他们总也没有料到台北方面竟然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更没料到这“星星之火”终会酿成重大的政治、经济动荡。

下午6时许，一名瘦长的中年男子，闪闪缩缩地走上九龙长沙湾道100号二楼的一问房子，屋内的四男一女恭候多时，男的分别是陈英、大戈登、钟发、欧同，女的是齐济文，他们都是追随“十四K”香主葛肇煌由穗来港的“内八堂”人马。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后到的中年汉子则是在港潜伏的特务华将军的心腹助手，很久以来，“十四K”人马都由他出面作“特”、“黑”之间的联系。

这位瘦长汉子面带紧张之色，在详细盘间了此处的安全措施后，才吩咐各人坐下，下达了一连串的机密指示。

瘦长汉子诡秘地传达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我们，台北政府方面已决定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同时也是咱们‘十四K’及各位兄弟报效国家的千载良机，一定要干得有声有色，出出这几年的怨气。”至此，5名小头目们听得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纷纷表达自己“死而后已”的壮士之志。

“现有以下指示，望大家即刻执行，不得有误”，瘦长汉子继续说，“一、由‘十四K’联络全港各堂口的黑社会人物，准备编成5个大队，尽量携带各种武器，联络工作必须于今晚10点之前完成；二、明日午前，政府将有重要人物来港直接指挥5个大队的战斗；三、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5个字编号，如‘孙大队’、‘逸大队’等，来自政府的指挥者也分别以‘孙君’、‘逸君’等作为称呼；四、大队召集人以‘十四K’人物为主，各大队的召集人选出之后，立即用电话通知蔡先生，时间为今晚12点至凌晨1点，电话号码为96322；五、已经分别通知绿林等3家中学，必要时召集沉重参与宣传工作，并通知忠贞分子候命开入市区，参加战斗；六、攻击对象为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属左派的）。。等，务必全力以赴，尽快摧毁左派在港的实力；。。九、连夜赶印‘国旗’。。十、战斗总部设在长沙湾球场，”这就是所谓的“十大战斗纲领”。此时，已是灯火万家的时分了。

这五名头目立即分头向各黑社会组织联系，这时外边已是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

密谋血洗半岛此时的李郑屋村办事处，依然烟雾未散，迟迟赶到的消防队员刚刚扑灭被暴徒点燃起来的大火。李郑屋村的扰乱使九龙警察断定这一带乃是暴徒的核心地带，于是800名警察在永隆街、东京街、顺宁道、青山道等处布防，并架设铁马，禁止闲人随便集结。

李郑屋村及其附近街道变得戒备森严。

5名“十四K”头目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指示之后，以最迅速的一传十、十传百的方法，将“战斗纲领”传达给九龙各路的黑社会人物。晚上8点钟，警察换岗的时间到了，暴徒们纷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动了。

9点半，一辆消防车在九江附近被砸，前往救护的警察和消防队员5人被玻璃瓶及砖头掷伤，暴徒们随后便逃之夭夭。

10点10分，嘉顿公司10余辆货车火光冲天，3名司机受伤，货物几乎全部被焚毁；10点45分，新中食品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等数十家公司均发生店门被砸、货台被抢劫等事件；11点10分，南昌街201号周先生金铺被砸得稀巴烂，幸而保险库坚固，又有数名警察前来及时阻拦，才没有重大损失；11日凌晨，九龙总部、旺角警署及九龙交通部等，均被暴徒包围袭击，警察只得关闭大门，以守为攻，不敢轻易外出；到了11日的早晨时分，整个九龙几乎无一处不遭受暴徒们的袭扰，而整整一个夜晚的防守也使得警察们疲于奔命了。

黎明前后，局势稍有缓和，只是偶尔能听到几声枪响。

10月11日早晨8点钟，在石硖尾、青山道、长沙湾道、荔枝角道、基隆街、鸭寮街、汝洲街、南昌街、大角嘴街。。出现了一群接一群的暴徒分子，人数多则2000，少则几百，有的拿着棍棒、酒瓶，有的还带着枪，大有踏平九龙城之势。

长沙湾球场附近，人头涌动，一批约200人的暴徒，臂缠白布，巡逻于球场内外；球场之内，一面三丈多高的青天白日旗迎风招展，“好不威风”，这便是暴徒们的“指挥部”所在地。

为了稳住阵脚，应付更严峻的场面，一名助理警务处长和一名政治部警司，进驻九龙警察总部，协同九龙总指挥官处理一切，并准备了较多的催泪弹，以便通过“文明方式”驱散人群，同时各区警署全部取消休假，连可能动用的辅警都集中候命，看来一场暴乱与反暴乱的战斗就在眼前了。

与此同时，整个九龙的黑社会组织都接到了国民党特务的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瘦长汉子亲自驾驶了辆柯士甸牌汽车，进出于深水埗与长沙湾球场之间，给那群臂缠白布的家伙面授机宜。

10点10分，一辆来自台北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启德机场。飞机上依次走下7名衣饰华贵的男子。下机之后便速分两辆的士绝尘而去，其中一辆载着两名乘客的驶向汽车渡海码头，前往港岛半山罗便臣道，会晤“军统”驻港特务头子华将军；另一辆载着5个人的则直驶九龙市区，消失于弥敦道的车海人群之中，这7名天外飞来的特务抵达香港之后，血腥暴行便重又在各处疯狂展开。

面对暴徒的滔天罪行，由百名警察组成的防暴纵队，列成方形阵势，遥向暴徒们发射催泪弹，东边的给驱散了，马上又移到西边集结。一进一退，你追我赶，跟小孩子捉迷藏一样。暴徒们戏称各街道都能见到的这支支防暴纵队为“影子纵队”、“无能纵队”。于是暴徒们更加有恃无恐，气焰更加嚣张。

刚过正午，一辆小型货车于兵荒马乱中直驶长沙湾球场，迅速卸下一叠叠的青天白日纸旗。目击者后来称纸旗在50000面以上。许多“双十节”时出现的标语又出现在街头巷尾，并且还专门成立了一个“车辆通行证”发放室，从此凡是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钱购买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才可通行。否则将有被砸毁的危险。这面纸旗的代价，最低以10元起价，如果暴徒发现车内乘客衣着较为华丽，或者车辆较为名贵的，则要交付更高的价钱。有些车辆，由荔枝角道至青山道这段地区竟然给勒索11次之多，付出近1000元的“车辆通行费”。

暴徒滥杀无辜暴徒们为了方便“特殊身份的人”，便发放了“特别通行证”。常见的是下面两种：“此车系我方报馆工作人员使用，所过之处盼即放行，切勿骚扰，必要时应予协助。生君谕。”

“此车中立，由本人负责管理，并已购国旗乙帧，敬希各位留意，勿生意外是祷。C、C中三青总。逸君留条。”

不令来往车辆被勒索，就是各大小商户也几乎无一幸免于被劫的下场。

暴徒们分为十几组，分组前往商户门前敲击门窗。因为此时的商店早已大门紧闭。敲门的常常是一位作学生打扮的美貌少女，商户如不及时开门，便免不了被砸被抢的命运。暴徒们在店主面前，总是冠冕堂皇地声称，这是一场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望各位同胞踊跃捐助，以解经费紧张之难，多数商人屈于暴力，忍气吞声地给予少则500，多则上千元的“捐助”。

据称在长沙湾道的一家五金商店中，因为以前悬挂的一幅毛泽东像没有来得及摘下来，竟被暴徒们逼迫交纳了5000元现金以恕罪，并勒令店主亲自当场取下画像以火焚之，方肯罢休。

下午3点左右，大角嘴华润国货公司因无人应门，被一伙歹徒用木棒打烂门框而入，将其中货物全部掠去之后，又来了一个七捣八碎，临走还纵火焚烧。幸而消防车及时赶到才没有使火势蔓延到周围木屋，导致一场火灾惨剧！

在荃湾，由代号“孙君”的“军统”特务率领的“十四K”、“和胜和”、“和安乐”等黑人物组成的突击大队，人数逾千，配合宝星纱厂的一批亲台工人，又一次疯狂地向各工会和工人医疗所进攻。宝星纱厂门前有20名穿着白衫黑裙的女学生，手持政治性标语，高唱反攻大陆歌曲，替暴徒们打气壮威。纱厂的董事长恐把事情弄僵，及早出面与暴徒们调停，暴徒群中一名操国语的中年男子遂提出把左派工人交出，立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及赔偿其费用3200元等三项条件，厂方除无法交出左派工人外，竟然毫不迟疑地应允并兑现了后两项条件。但是，当厂方按暴徒们的要求悬起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赔偿”3200元现金之后，暴徒们立即又露出凶相，以清洗所谓左派工人为借口，一拥而入，在工人中间大打出手，致使数名工人被打成重伤。

警察的无能、暴徒的残忍，使九龙市区成为一个乌七八糟的地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这还不算，“闹区”中心又在上演着另一幕轰动中外的惨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的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竟被暴徒纵火焚于车中，致使司机当场惨死；参赞夫妇亦受重伤，入院后的第二天，参赞夫人重伤不治，在死异乡。

在下午4时左右，一辆的士载着瑞士驻港副领事埃士德夫妇，由九龙前往新界。的士驶至大埔道时，被暴徒包围，喝问有无“通行证”。司机怕出事，便急忙说明，他没来得及购买，并说愿出钱购买彩旗。暴徒们并不听这番解释，只当这是一种故意抗拒行为，便不分青红皂白，四面向车袭击。他们先是掀翻车辆，然后泼上油，纵火焚烧，领事夫妇二人竟然来不及跳出车来便陷入了大火之中。车后座的埃士德先生一时着急，便用英语大叫：“我们是瑞士外交人员。。”杀红了眼的暴徒火上加油，变本加厉，哪里会理会这等叫唤！附近的一名店员见状，急忙致电“九九九”，当灭火车及救伤车赶抵现场时，车内三人都已奄奄一息，待送往医院后，司机早已死亡；埃士德先生须长期住院施行植皮手术，埃士德夫人于13日午间不治而死。

“五大君”隐匿幕后香港这个“没有娘的孩子”正在受到一场kuangfengbaoyu的肆虐。10月11日从早到晚，从九龙半岛到油麻地、九龙城、土瓜湾等地区无一不遭烧杀抢劫，佐敦道以北几乎没有半寸净土。据警方资料证实，截至11日下午5点，被洗劫或焚烧的工会、学校、工厂、商店达300家之多，死伤人数超过300人。这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冲突，而是一场由台湾潜港特务幕后策划、香港黑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动暴乱。局势万分危急！

下午3点，署理港督戴维德在港府召开高层紧急会议。在宽敞的港府中间的大会议厅中，在异常紧张的气氛下，戴维德用他那略带女腔的尖声宣布了一项非常命令：从11日晚上7点半起，至12日上午10点止，整个九龙半岛实施宵禁，所有居民务请呆在家中，一切交通包括公共的士及渡海小轮均于晚上7点半停止行驶；人群绝不能在街道上集结；并且调派英军进入市区以维持秩序，凡违犯该戒严令者，后果完全自负。

11日晚上8点钟，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联同播出了戒严令数次，并且由戴维德亲自广播，他向市民表示港府要和广大警察及士兵一道，尽快弹压暴乱、恢复九龙半岛的秩序和安全。

根据戒严令，军警将授权开枪射击，这是暴徒们最胆颤心惊的。

是年10月12日为农历重阳节，此戒严令又被称作“重阳节宵禁”。

早已闻风而动的暴徒“指挥部”长沙湾球场在宣布戒严后不到20分钟，便举行“下旗典礼”，典礼台下百余名臂缠白布的大汉和30余名着白衫黑裙少妇，抬头仰望着徐徐降落的青天白日旗，齐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党歌，一片忠心耿耿的气氛。其实在此前几小时，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中，有3名已不再露面，仅留下“孙君”和“生君”二君分别负责当天晚上进攻九龙城区和茎湾区两处的指挥工作。

宵禁的范围尽管包括九龙及整个新界，但北九龙方面，过了荔园和钟山台，便等于真空状态了！从长沙湾球场边至下葵涌的“指挥部”，灯火辉煌，进出人流络绎不绝。由葵涌至荃湾市区仍有私家豪华上车穿梭往返。

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的“攻防战”尤为惨烈。

500多暴徒在其主子“孙君”的率领之下，波浪式向该所发起了猛攻。

当时该所仅有留守人员12名，其中还有5名女性。当暴徒手持木棍，竹杠、水喉铁、石块、啤酒瓶等袭击时，所内的职员们仍能沉着应战，各守岗位，使暴徒一时竟然难以长驱直入。从午夜11点至凌晨1点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内，暴徒竟通过不同方式向该所攻击了不下7次，均未能有所突破。其后，由“水房”的黄大麻子带领10余人，爬上了天台，捣毁屋顶，以长梯跳入屋内，遂打开大门，其余便汹涌而入。十几位职员有6名被打成重伤，其他也各有轻伤，可怜这一福利机构倾刻间便成一片废墟。

九龙市区方面，实施宵禁之后，虽有军警不断巡逻，但旺角及油麻地区仍时有零星的暴乱事件发生；若干未能及时回家或不知内情而外出的居民，有不少被军警当成暴徒误伤。这些人都成为这场暴乱的牺牲品。

鉴于中国政府提出的严重抗议和香港局势的急剧变化，游东窜西的港督葛量洪真的坐不住了。13日整个下午，香港各部门高层人士频繁接触，商讨如何应付中国方面的压力及如何收拾香港的这场大暴乱。警务处提议在宵禁时间内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头目，以借此杀一儆百，打击暴徒的嚣张气焰。葛量洪采纳了这个意见，训令迅速付诸实施。

13日晚上至14日凌晨之际，警方是最紧张的时刻，当时尚没有设立“反黑组”，只由刑事侦察处及各级侦缉人员，尽量提供黑社会组织名单，要宁枉勿纵。

来自台北的5名特务，除那两名没有露面，仍然匿居于罗便臣道华将军寓所之外，曾经直接指挥杀人放火的“孙君”、“逸君”等5君，从13日上午起不再公开露面，只留下几个爪牙大汉清理遗物，销毁罪证。

当天晚上，实施宵禁之后，九龙警方的车辆全部出动，各街道一片警笛刺耳的鸣叫声；尤其是调来的英国军车尾随干警车之后，再分为十余组四面出击拘捕黑社会头目。除李郑屋村、石硖尾等徙置区之外，九龙城砦、旺角、深水埗、东头村木屋、福华村木屋、荃湾等地区，均有数不清的黑社会人物被拘捕。最不幸的是，有许多滞留在街上的无辜百姓，因来不及撤走，遂成为拘拿对象，和众多真正的黑人物一道成为“漆咸营”中的“同僚”。截至14日晨为止，被拘留在“漆咸营”的已超过3000人。

港英当局脚踩双船14日晚上，港督葛量洪在香港电台及丽的呼声中发表讲演，声称此次参加暴乱的歹徒定必予以严惩，同时强调局部地区仍在宵禁期限范围之内，而英军亦暂时留在市区，协助恢复市区秩序。只字未提北京方面的抗议之事。16日，港府宣布戒严已经全部解除，市区及郊区全部恢复正常。而此时拘于“漆咸营”中的“罪犯”人数却已超过5000戒严已被解除，秩序也终于恢复正常了。

对于这场持续的暴乱香港方面该作怎样的“交代”呢！

16日下午，新闻处通知在辅政司署之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长官除葛量洪之外，还有辅政司戴维德、署理警务处必明达、驻港三军司令史德顿等。

招待会上，名报记者争相询问，当提及周恩来总理在10月13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先生的抗议时，葛港督竟回答说：“中国政府的抗议中，称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匪帮特务分子操纵的暴徒们的动乱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港府被指责说没有及时采取得力措施阻止暴乱的扩散，这种抗议和指责是通过一些不确凿的报道资料作为根据的，是不合实际的。”

又是脚踩两条船的卑劣手法！

又是两面三刀惯用伎俩的复演！

望着自己的骨肉同胞惨遭蹂躏，全中国人民怎能不怒火中烧，义愤填膺呢？

“释放无辜居民！”

“严惩黑帮特务！”

“戳穿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

这是正义的声音，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的声音！

在这场由国民党驻港特务一手策划并指挥的持续数天的大暴乱中，港英政府一直处于被动应付之中。对于台北的直接参与采取了置若罔闻的消极态度，这表明英国政府和受其遥控的港督府并未完全放弃“两个中国”的反动立场。而只是到了暴乱升级，殃及池鱼。局势若再不加以控制，整个九龙城将变得不可收拾之时，迫于中国政府的严正抗议，港英政府才不得不采取了所谓的宵禁政策。

好一个姗姗来迟的宵禁令！

几百家公司、学校、商店被毁，几千人被拘禁“漆咸营”中，上百人伤残、几十人命归黄泉，这就是英警察加上军队所取得的辉煌战果！青山作证，历史无情，人们从中又一次领略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

第八节毛人凤作古蒋介石痛失老奴1956年10月13日，郑介民因报告九龙事件来到蒋介石跟前。听完九龙情况，蒋介石对特务的活动颇为满意，突然，他想起头天曾有“国防部情报局长”毛人凤病危的消息传来，便向郑了解毛的病情。郑介民答复道：“毛局长本来有慢性支气管炎症，一直没有彻底治好。从去年夏天开始，不时咯血，甚至咯血回局办公。到本年4月再发，血咯得多，又发高烧。5月间医生断定是局部化肺癌。”蒋介石问：“不是到美国治病了吗？”

郑介民道：“是！毛局长在美国波斯顿州医院动手术，切除了右肺中叶和下叶，医了两个月，后来从波斯顿去纽约，不成了，再去华盛顿检查，发现心脏跳动太快，也不规律，就在当地住了下来，9月份才回来，这是上个月的事。”蒋介石：“美国医生也没办法？”郑介民道：“大概病太重了。9月底毛局长回国之后又咯血，痰中有葡萄球菌和肺炎双球菌，于是又动胸膛穿刺手术，取出淤血一块，咳嗽咳得厉害，到双十节过后，连饭都不想吃，精神萎疲，再检查，又发现右肺气管中有大量淤血。到大前天，再动切开胸壁手术，在心脏附近发现大块癌瘤，因为癌已从肺门深入纵隔，紧靠心脏壁压住了食道，已经无法切除了，要治好的希望不多了，从那时起，已经输血、拿氧气帮他呼吸，非常辛苦。”蒋介石越听越不舒服，挥手令去，一个人坐在那里发怔。

10月14日上午11时25分，毛人凤终于归阴。

18日，台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情报局故局长毛人凤事略》：【军闻社讯】国防部情报局毛人凤故局长生前事略，顷经治丧委员会发表如下：毛故局长讳人凤，字齐五，籍隶浙江江山，生年五十有九。幼怀大志，与戴雨衣将军同砚于江山文溪小学，常以报国相勋勉。弱冠时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旋入上海复旦大学肄业。中途感国事之蜩螗，愤军阀之残暴，乃毅然间道入粤，投考黄埔军校第四期，不幸因病休学，不久病愈，转入党军戎幕，略偿夙愿。民十五年春，因封翁谢世，自粤返籍奔丧。其时适值戴雨农将军亦欲投身黄埔军校，俾遂报国之初衷，先生赞助甚力。

迨民廿三年，戴将军正主持情报工作，浼先生为之臂助。初在浙江省警官学校及武昌西安行营第三科，先后供职有年，为各该单位首长所倚重，建树极夥。民廿六年七七事变，日寇入侵，戴将军责任更重，工作益繁，乃调先生兼程入京，命掌机要。军书旁午，听夕辛劳。八一三沪战时，先生随侍戴将军在沪郊主持情报别动等项重要工作。。嗣局势日非，我政府由粤徙渝，先生为卫护领袖驻节渝垣之安全，并亲自部署西南方面之工作，曾亲赴渝州留至最后。迨后大陆全面失陷，保密局在川康青边境等地之各游击部队，曾先后予共军以重大打击保密局迁台以来，在先生之贤明领导下，曾先后破获重要共谍案多起，功在国家，蒙政府酬奖勋劳，先后奉颁三四等宝鼎勋章，三四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忠勇勋章各一座。美国政府也曾以先生对于中美情报合作著有勋劳，曾以司令级嘉猷勋章授予先生。。在国民党文武大员死后的“事略”之中，人们将永远看不到死者到底是个什么样儿的人，更谈不上死者的“德政”与“德行”了。当然，国民党人之中确乎也有君子，但毛人凤则不然。

毛人凤作古，蒋介石一面庆幸蒋经国接手情报单位的障碍，从由消弭于形。但回想起毛氏一生对自己的忠诚，不禁黯然泪下。

至于毛人凤如何掌握蒋介石的特务机构，还得从戴笠乘机失事说起。

“特工王”突然失踪1946年3月17日下午，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犹如世界末日降临的阴影一样，阴森凄凉地笼罩着重庆军统局本部。军统局代主任秘书毛人凤紧张不安地守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指令重庆总台向上海、南京、青岛、济南、天津、北平等处询问222号专机的消息。至次日，毛人凤紧张得坐立不安，甚至通宵也不离办公室一步。电讯总台的电波连续不断地向全国各地数十个建有机场的大中城市发送，并命令各地的军统组织调动一切情报力量，寻找222号专机去向。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毛人凤心中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过去，戴笠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一般都要给毛人凤发电告知自己的行止，以备蒋介石随时向毛人凤查询，也便于毛人凤及时向他报告局里的重大情况。但是自17日中午戴笠离开青岛后，不但完全中断联系，而且完全失去行踪，这是以前从没有出现过的异常情况。222号军用运输机，原由DC—3型民航机改装而成，1942年开始装备美军部队，安全可靠，全天候飞行。其最大时速350公里，最大航程4900公里（平常2500公里），续航时间为19小时24分（平常8小时），可载量2270公斤，号称空中列车。毛人凤认为，按222号专机正常航程计算，戴笠已不可能在空中飞行，即使按最大续航时间测算，戴笠也不太可能在空中飞行，肯定已经降落到某一个地方。只要222号专机着陆，戴笠与军统局及当地组织的联系并不困难，不但戴笠随身带有电台和报务人员，况且军统组织遍布国内，军统的一项重要命令可以在一两个小时之内，通过近干座电台传达到全国每一个角落。现在岂有老板数十个小时与局本部联系不上的道理。据此分析，222号专机极有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1）由于某种原因，飞机被迫降落在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2）飞机失事，机上人员遇难。

对于这两种情况可能带来的后果，毛人凤都不敢深思，他只觉事情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必须尽快向蒋介石报告。

3月18日清晨，毛人凤闯进蒋介石官邸，向蒋紧急汇报222号专机及戴笠失踪的消息。蒋听完报告，一言不发，立即拿起话筒用一种恐慌与紧张的口吻向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询问222号飞机的去向。当他得知222号专机确实失踪后，当即作出两项指令：一是指令周至柔马上派出几架搜索机沿青岛、南京、上海一线及周围地区寻找，弄清222号专机降落的地点，通知空军各机场协助查寻，将情况随时报告；二是指令毛人凤马上选派1名将级特务，带上电台及1名报务员，1名外科医生，于3月17日下午即出发前往上述地区寻找，如发现222号专机，就马上降落，不能降落则跳伞下去，并用电台将情况随时向蒋报告。并且命令毛人凤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戴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蒋介石之所以很快作出这两项决定，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考虑，222号专机如果是失事遇难，那将是无可挽救的事，蒋也并不担心这一点。说实在的，蒋对戴的厌倦心理甚至在潜意识中希望出现这种后果。但是，需要防备的是，如果飞机降落到共产党武装控制的地区，戴笠一旦被共产党活捉，以戴所掌握的国民党内幕及情报，就会对蒋的统治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这是蒋决不能处之泰然的。因此，当蒋得到戴笠失踪的消息后，很快表现出恐慌而不是关怀戴笠安全的原因。

毛人凤急匆匆地领旨回到军统局，当即召开所有在渝的“将”字号的高级特务会议，通报戴笠及222号座机一天一夜失踪的消息，传达蒋介石关于派人寻找的指令。参加会议的大都是局本部各部门及驻渝外勤机关负责人中少将级以上的大特务，一共20余人。

当到会的大特务们得知戴笠已经失踪一天一夜时，不啻一声惊雷在头顶上炸响。多少年来，军统特务们无不把戴笠看成是军统的灵魂、化身和象征，甚至早已习惯了终日战战兢兢地在戴笠的淫威下生活，谁也没有想过离开了戴笠的意志、权威和漫骂，将如何生存。在过去，特务们均以戴笠的意志为意志，想戴笠所想，干戴笠所干，一切以戴笠的脸色为行动准则，早已失去了个人的意志、人格和思想，一个个几至成了政治上的植物人，谁也不敢想象离开了戴笠，军统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参加会议的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回忆当时的情形，只觉得自己“顿时浑身直冒冷汗，心想：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呵！”沈醉的这种心情正是当时大多数特务的共同心态。

但是，当特务们听说蒋介石命令要选派1个人坐飞机去寻找戴笠时，马上都像被霜打了的庄稼似的，一个个蔫着头。会场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生存是每个特务的本能，何况又是面临着抗战胜利后人人都将升官发财的灿烂前程，谁肯因为寻找老板而被共产党活捉，成为老板的殉葬品，结果断送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这一尴尬的场面大大出乎毛人风的意料，他本来以为会上将有一番热烈的竞争，人人都会抢着要去，结果在关系到戴笠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这些平时被老板视为心腹亲信加以重用的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挺身而出，肯去救主。这不啻是对戴笠鼓吹“团体即家庭，同志即手足”的无情讽刺和嘲笑。毛人凤面对这一场面几至要哭出声来。他本是一个代主任秘书，地位与这些“将”字号的大特务只在伯仲之间，资历却远远不如这些大特务，过去他也仅仅是戴笠的传声筒，拉大旗作虎皮，替戴笠看家守门罢了。这些大特务们既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毛人凤也不敢对这些大特务指手划脚。现在戴笠生死未卜，他又如何能一下子指挥得动这些“头上长角”的混世魔王！最后，毛人凤在百般无奈之中声泪俱下地哀求说：“同志们，委员长再三强调，一定要派个高级同志去。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人肯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军统的负责人大胆小怕死了吗？如果我能走开，我一定去，可是戴先生临走时，让我在局里处理日常事务，离不开。你们叫我怎么去向委员长复命呢？”

在会场气氛几至凝固的情况下，倒是年仅33岁的沈醉站了出来，表示愿意承担去共区寻找戴笠的任务。沈醉既非戴笠的江山或浙江同乡，亦非戴笠的黄埔同志，只是出于报答戴笠对他的知遇之恩，才决定不惜冒死成行。这也是戴笠平时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效应。

沈醉是湖南长沙人，1932年初因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到上海投奔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姐夫余乐醒，由其介绍加入特务处，初任上海区交通员，时年仅18岁。这年的秋天，余乐醒命沈醉送一封信到杭州浙警校面交戴笠。在浙警校特派员办公室，沈醉看到身着灰色中山装的戴笠，中等年纪，中等身材，显得过长的长方形的脸，又宽又大的嘴巴，除了那双又粗又黑的剑眉和精光四射的眼睛让人望而生畏外，其他无一出众之处，不像平时特务们传说的那么可怕。戴笠望着新参加特务处、年仅18岁的沈醉，十分高兴，立即放下架子，亲热、和气地询问沈醉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当沈醉谈到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戴笠哈哈大笑起来，一股同病相怜、惺惺惜惺惺的感情油然而生，亲切地对他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踉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出来的。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作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说到这里，戴笠感慨地讲：“你很幸运呵，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呵！”这一天，戴笠破例跟沈醉谈了一个多小时，临走还送给他100元钱，让他在杭州游玩。并亲切地拍着沈醉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眼里，沈醉是初出茅庐，一张“白纸”，可塑性强，只要稍加笼络，即可培养成自己的心腹。1933年5月，上海区法租界情报组长徐昭俊因情报屡次失实，被戴笠下令扣押问罪。该组14名组员，个个久历江湖，阅历很深，戴笠却破格晋升乳臭未干的沈醉任组长，并刻意教会沈醉一套驾驭下属的工作方法：一是自己会搞情报；二是奖惩分明；三是恩威并济；四是运用团体纪律。这是戴笠多年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用人思想，轻易不对外人言，却毫不保留地传给沈醉，可见对其希望之殷切。这一次，戴笠调沈醉随自己同入厦门搞策反活动，一则充作助手，协助自己搜集情报；二则让他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三则进一步考察运用，观其表里言行；四是加深感情，以作心腹。一路上，沈醉把任组长后组里的情况和心里的苦恼一一向戴笠作了汇报，特别是一些老资格的特务对沈醉阳奉阴违，各行其是，极难驾驭。戴笠一边笑着安慰：“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一边令人不寒而栗地开导：“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沈醉随戴笠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任务后，很快回到上海，并按戴笠的教导，对情报组进行整顿。通过抓小辫子、杀一儆百以及金钱名誉引诱拉拢的办法，很快使手下的特务一个个刮目相看，服服帖帖。因而也更受到戴笠的青睐和培养。有一次，沈醉发现自己手下有一个叫胡继业的情报员给日本人提供情报，并悄悄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居住。沈醉一时不知如何处理，决定到南京直接向戴笠汇报。适其时，戴笠儿子戴藏宜因与沈醉相处很好，一次私下向沈醉借了300元公款出去胡花，快到发饷时，戴藏宜仍不能归还，沈醉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也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到南京去向戴笠讨债。戴笠初听沈醉向他要钱，一时不知所以，等到问清缘由，不由得哈哈大笑。本来，戴笠的凶狠冷酷，在特务处是出了名的。一些跟戴笠多年的老特务，在他面前也不得不唯唯诺诺，恭恭谨谨，敬之如鬼神。但奇怪的是，沈醉这个乳臭未干、新来乍到的年轻特务，却能在戴笠面前谈笑自若，受嗔自然，而戴笠也不怒反喜。他听沈醉说完，连连表扬沈醉做得对，当即给沈醉开了一张300元的支票让他到会计室支取。

子债父还以后，沈醉接着汇报了胡继业一事，并建议开除胡继业出情报组。谁知，戴笠却要沈醉亲手干掉他。沈醉当时仅20岁，当听到要他亲手杀人时，极其惶恐地加以拒绝，可是戴笠却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命令说：“不！我就让你去。”并开导他如何进行心理平衡：“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就是为民除害”。接着，戴笠写了一张条子，叫沈醉去找特务处技术股和行动股，让他们教会沈醉杀人的办法。临走时，又给沈醉写了一张发“特别费贰百元”的条子，作为杀人的赏钱。

沈醉离开戴笠，到行动股领到一把削得又薄又尖的有毒的竹刀，又领得200元特别费，回到上海。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思想斗争，终于在金钱、地位、前程的诱惑、团体纪律的威逼、“为国除奸、为民除害”的心理解脱下，利用去看望胡继业的机会，将胡继业刺死。从此以后，沈醉在戴笠的精心培植下成为一名出色的职业杀手。

1934年底，戴笠提拔沈醉兼任淤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长，沈醉从此对戴笠更加忠心不贰。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由此看出沈醉的分量，托人传话给沈醉，要收他为徒，加入他组织的“恒社”。以杜月笙当时在上海滩的名誉地位，此举不啻是项殊荣，但此时的沈醉对此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

以杜月笙的阅历和手段，他是不相信会有人在重利之下不上钩的。于是，过了不久，又买了一部豪华轿车送给沈醉。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在杜月笙看来，也是没有人能够对此加以拒绝的。沈醉虽然很喜欢这辆轿车，但他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受了杜的汽车，就得被杜利用，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戴笠给的，只应效忠戴笠，不应该再去效忠他人。于是断然退回轿车。此举连杜月笙也不得不佩服沈醉的忠心和戴笠的厉害。当时，戴笠的特务处和杜月笙的青帮组织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争夺人才十分激烈，戴笠和杜月笙为了彼此利用，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加以默许。戴笠手下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长、黄埔四期生王兆槐就是杜月笙的青帮大弟子，杜月笙手下的弟子陈默也是被戴笠拉进特务处的特务。现在沈醉年纪轻轻，居然能对戴笠矢志不渝，就是杜月笙也深为佩服。

戴笠不久从杜月笙口中知道了这件事，内心极其骄傲，对沈醉简直是到了十分宠爱的程度。他特地把沈醉叫到南京，陪他一起吃饭，以示恩宠。然后详细问了杜月笙拉拢沈醉的过程，听完后，戴笠又高兴又得意地拍着沈醉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此后，沈醉大走鸿运，很快被提升到军统局任总务处长。

沈醉的“壮举”使毛人凤和在场的大特务们如得救命稻草。毛人凤当即领沈醉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在官邸又叮嘱一番道：“好好好，你们赶快去找，务必要把他找回来，你们要不借一切把他我回来！我刚才又问了一遍，各处都没有发现这架飞机，准是在共区了！好好好，你们到共区去吧！”忽地又问沈醉：“你会不会跳伞？”沈醉直挺挺答道：“不会。”

蒋介石一怔，说道：“不会跳伞那怎么成？”又问毛人凤道：“换一个能跳的人去吧。”毛人凤不便告诉他旁人没一个肯去，情急智生，说道：“问过了，都没有跳伞经验。”蒋介石急道：“那就练习，你们今天下午带着医生、报务员先练习一下，明天便动身。”至于跳伞是否能在一个下午学得好，到时会不会跌死，蒋介石倒没想到。两人正在告辞，不料一声“且慢”，蒋介石又说：“我来写几句话！”接着拉开抽屉，取出一张信纸，写了几行字便要秘书拿去盖印，然后再给沈醉，只见那是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手令”，上面写道：“无论何人，不许伤害戴笠，各军政机关，地方政府，如发现戴笠，应负责妥为护送出境，此令。”

蒋介石吩咐沈醉道：“如果你发现失踪的飞机不是停在机场上，你就应该带着报务员和医生立刻跳下去，见到那边不管是什么单位的负责人，你就把我的手令给他们看。找到戴局长，立即用无线电告诉我！我相信，一切都不成问题，看谁敢违抗？”蒋的这最后一句话虽然明白表示了他是对共产党而言，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戴笠的威胁。蒋的猜忌心之强和心眼之多是无人能及的，因而当分析某一事件的原因和动机时，也往往先从推测对方不利于己的阴暗心理出发，故而能常常生出许多可笑的念头与荒谬的结论，戴笠的失踪，他当然相信毛人凤的两个分析。但在毛人凤推测的两种可能之外，蒋介石又生出第三种可能：会不会出现戴笠主动向共产党投诚的可能性？蒋分析了战后自己为了应付舆论和解决军统势力对自己潜在威胁问题，曾秘令戴笠撤销军统局，然后化整为零进行安排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逼迫措施，越想越觉得后怕，果真如此，他也将不借采取一切手段，把戴笠抢夺回来。这就是“看谁敢违抗”的另一个潜台词。

3月18日晚，就在沈醉等人积极准备乘飞机前往中共武装控制区寻找戴笠的时候，李人士在南京得到戴笠行踪的第一个消息，3月17日午后，在南京西南郊的江宁县上空，有一架军用飞机坠毁，只是不能确定是不是222号专机。李人士得到江宁县特务情报人员的报告后，一方面派人前往查实，一方面用长途电话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重庆局本部通报。

3月19日早晨，李人士进一步得到新的线索，在飞机坠毁处找到一颗私章，刻着龚仙舫的名字。至此，222号座机失事，戴笠及其一行遇难已确定无锭。

毛人凤接到李人士的第一个长途电话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蒋当时胸有成竹地肯定坠毁的必是222号专机，并断定戴笠已死。经过航空委员会查实，也很快证实了蒋的分析判断。

3月19日上午，李人士即带领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赶往222号专机坠毁地点——江宁县板桥镇以南5公里处的戴山。李人士等人坐大小车辆到达江宁县板桥镇，前面已无公路可行，只得下车在大雨后的泥泞小道跋涉而行，l个多小时后，方到达戴山。只见数日暴雨已将现场冲刷得乱七八糟，飞机残骸成圆形抛洒在半山腰的大片泥泞中，被烧焦的残肢断体令人可怖地与飞机的残骸夹杂在一起。经过附近农民两日来翻搅践踏的寻宝活动，尸体与泥水搅混在一起，另有一些尸体已被雨水冲刷到山腰上一条叫“困雨沟”的水沟中，其形其状，惨不忍睹。李人士当即指挥特务和雇请来的民工把尸体一具具的清理出来，用白布包裹好，排成一行，放在戴山的半山坡上。经反复清理清点，一共13具。由于每一具尸体都烧得像一段黑炭棒，特务们己不能分清谁是戴笠，谁是龚仙舫，后经闻讯赶来的贾金南进行辨认，才弄清从“困雨沟”中捞出的1具尸体是戴尸。贾金南是通过戴笠生前左边臼齿上下镶嵌的6颗金牙才确定戴笠尸身的，他10多年来始终跟随戴笠当勤务兵和副官，不但对戴笠忠心耿耿，而且对戴笠情况的了解和熟悉无人能及。这次因事滞留上海、南京，未能同行，故躲过一场灾难。

3月19日，军统上海办事处的“将”字号的大特务李崇诗、王新衡、毛森、邓葆光、王一心等乘专列赶往南京，在南京换乘汽车赶往江宁板桥镇，然后步行到达戴山，此时已是3月20日上午。李崇诗等大特务们一到戴山，立即向戴笠的尸体围上前去，只见这个生前叱咤风云、威风不可一世的特工王，现在却成了一具残肢断臂、面目全非的焦炭棒，暴尸三日，无人收殓。贾金南仔细将戴笠的半截尸体（右手和小腿均未找到）用白布一层层裹好，抱在怀中，踏着泥泞的山坡，踉踉跄跄地向山下走去。可笑的是，在板桥镇乘车返回时，乘自备轿车前来的军统大特务们竟没有一人肯让贾金南抱着戴笠的尸体上车。贾金南想到戴笠尸骨未寒，这些平时对戴笠无比“尊敬”的大特务们就脸色陡变，一腔怒气无从发泄，只得一边嚎啕大哭，一边搭乘了一辆大卡车返回南京。

当日下午4时左右，沈醉从重庆赶到南京，见到戴笠的尸体，立即指挥人将死尸先送到殡仪馆整容换衣。然后将戴尸装殓放进李崇诗从上海购买的一具楠木棺材内。同时在南京中山路的军统办事处设一灵堂，将戴笠、龚仙舫等的棺木放置在灵堂里，一切草草办完后，李人士便邀请上海、南京、重庆各地赶来的大特务们到一家大饭店里摆下豪华的宴席，心安理得地大嚼起来。

在一片杯盘交错声中，除了沈醉、邓葆光等少数几个大特务因铭记戴笠生前的知遇之恩而难过得吃不下饭外，绝大多数人却因心情极好而胃口大开。在他们认为，戴笠死后，虽然会给军统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然而他们自己在接收日伪财产中贪污受贿的大批财产再也用不着担心戴笠追查处理了。

3月21日，沈醉为了追查寻找戴笠遗物，专程到戴山踏勘飞机失事现场，并召集当地的县长、保甲长开会，追查是否有人私捡了飞机失事后散落的古玩珍品。经过一番威胁利诱，果然事隔不久，县长派人送来了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雕琢的羊脂玉白九龙杯和一柄古剑。那古剑虽遭烈火冶炼，鞘柄俱毁，但剑体依然寒光闪闪，锋利无比，令人惊叹不已。可惜，当时没有一个特务能够识破此剑的庐山真面目和个中玄机。这2件珍品由军统清点上送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沈醉此行是有大功的，正是找到此剑，后来成了弄清戴笠死因的线索。

戴笠死因之谜为了加强布置对东北的反共活动，搜罗在华北地区日伪汉奸特务，组织内蒙方面的反共特务组织，以便派往被中共武装占领的内蒙广大地区开展活动。抗战胜利后夺得肃奸大权的戴笠再一次来到华北。在北平期间，戴笠亲自提审了己被逮捕的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金壁辉）。川岛芳子长期在华北地区活动，对内蒙方面的情况不但十分熟悉，而且她手中掌握的一些关系可以进行利用。

当川岛芳子知道坐在对面的这位黝黑马脸、气度不凡的中年汉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戴笠时，顿时来了精神。她除了说了些在反共特工活动方面情况对戴笠有所作用，还说出了一件令戴笠十分震惊的秘密川岛芳子告发，军统大特务马汉三在抗战期间曾经叛变投日。在战后逮捕她的时候，马汉三还从她家中搜走了一柄九龙宝剑。川岛芳子说出宝剑一事，本意只是想作为证明马汉三投日的危机证，不想戴笠听到“九龙宝剑”几个字，神经很快紧张起来，马上联想到孙殿英当年送给他的那把龙泉宝剑，便详详细细向川岛芳子打听她所见到的这把宝剑的详细情况，当戴笠从剑体的外观、长度，剑柄上雕龙及剑鞘上嵌王的数量与形状等断定，均与孙殿英赠送的那把龙泉宝剑的特征吻合时，多年来萦绕他心头的一个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从1939年初开始，蒋介石的政治重心已经开始从对外抗日转变到对内反共。在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设置了专门的“防共委员会”。会后，蒋介石特别交代戴笠，当前许多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中钻进了中共人员，有的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地方武装的领导权，形成了与国民党中央军抗衡的力量。并告诫戴笠，据有关方面报告，孙殿英的新五军里就钻进了大批共产党人，孙殿英的副军长邢肇棠就是共产党人。蒋介石说，华北沦陷以后，晋东南的中条山区、太行山区成了国民党军队的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确保能把孙殿英控制在“中央”手中，不使这块根据地丢失。为此，蒋介石指令戴笠以校阅新五军为名，视察华北太行山区的部队，规劝孙殿英反共，清除新五军中的中共组织，对其它地方实力派控制的军队组织和群众抗日武装也要照此办理，以确保五届五中全会制订的反共方针能够切实贯彻执行。戴笠受命，动身前往华北太行山区。他此行一方面是奉命清查孙殿英的通共行为，一方面是为了向孙殿英讨要一件国宝——龙泉宝剑。

戴笠对孙殿英其实早有布置。30年代初，孙殿英率部西进宁夏，结果被西北“五马”之一的马鸿逵打败，又被何应钦趁机免去本兼各职。孙殿英黔驴技穷，只得下野赴山西太原晋祠闲居。七七事变后，孙殿英东山再起。他只身溜回北平，从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那里弄到500支枪。接着从北平出城，一路收容散兵游勇。当他走到石家庄以北的东长寿时，居然收容到2000多人，编成了4个大队，有了一定实力。

孙殿英是个惯于见机行事，因时而起的果雄。他知道要想在政治上重新造成一个气候，必须先从蒋介石那里谋取一个正式“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招兵买马，进一步扩充实力。不然凭这两千来条人枪，最多只能当个“山大王”，难得“正果”。由此，孙殿英想到了戴笠。他先派遣擅长外交的亲信随从刘曾若到南京找到戴笠，请戴笠为他在蒋介石面前打通关节。然后由驻防保定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刘峙电请蒋介石召见。其间，孙殿英的杀手锏就是用东陵盗来的宝贝开路。

1937年8月上旬，孙殿英带上大批礼物到南京。他先与戴笠见面，献上随身所带的奇珍异宝，请戴赠于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宋子文等人。宝物中最名贵的是一颗夜明珠。据孙殿英向戴笠介绍，这本是用炸药崩开慈禧陵墓时，从慈禧嘴里掏出来的。当时将棺材劈开，慈禧尸身完好，好像在睡觉一样，就是因为她嘴里含着这颗夜明珠。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珠，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戴笠把玩一番，果然如此，不禁连连喝彩。于是这件室物由戴笠提议献给蒋夫人宋美龄，孙殿英连连称是。另一件宝物是慈禧在墓中用的枕头，名翡翠西瓜，也由戴笠提议转赠给宋子文。其它一应大小宝物都由戴笠一一作主，或献蒋、或赠何、或送孔，孙殿英莫不称是。只是孔祥熙夫妇后来看到宋氏兄妹宝物之后，极为眼红，经戴笠电告孙殿英，孙殿英又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摆平。孙殿英这次向戴笠点交宝物之后，又向戴笠许诺，他尚有一件最最名贵的九龙宝剑，乃是从乾隆皇帝墓中盗得，剑长5尺，剑柄特长，上雕9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的至尊皇位，剑体光华四射，不锈不污，其锋无比，吹毛可断，削铁如泥。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太阳之下，一片光华闪灿，令人炫目，孙殿英说，得到此剑以后，他曾暗中请人考证，才知此剑是清乾隆28年春，由新疆爱乌罕、马达克山、霍罕、哈萨克各部落派使节来京入朝，晋谒高宗乾隆皇帝时所献的一件主物。当乾隆在龙位上佩上此剑，顿时满殿生辉，华光耀眼，犹如万朵彩云在殿中飘舞，满朝文武大臣莫不称幸。高宗皇帝见此龙颜大悦，特以“龙泉”二字命名，并赐宴使节和文武大臣于紫光阁。从此以后，乾隆对此剑爱不释手，朝夕相伴，直至驾崩之时，仍遗命将此剑同时下葬，永不分离。说到此处，孙殿英又鬼头鬼脑地对戴笠附耳低言，说此剑是他从东陵盗取的无数奇珍异宝中最最宝贵的宝物，自得此剑后，一直藏在秘处，不肯示人。只因此行匆匆，未能及时取来，只待下次有机会，一定将此剑献上，请戴先生转献委员长或何部长，一切由戴先生裁处。戴笠听完此事，不觉怦然心动，当即满面笑容地应承此事。

献完了这些价值连城的稀世之宝，孙殿英才与戴笠言归正传，谈到此行的目的。孙殿英先吹嘘自己已有人枪近万，还可以号召旧部数万，进可以与日军决一雌雄，退可以与八路军争一短长。凭他老闯江湖的一套本领，总不会落在别人后头。

孙殿英的这一大套大话自骗不过戴笠。不过，在戴笠看来，抗战初期正是用人之际，况戴笠的这一套想法正合老头子的心意，大可利用。同时，如能把孙殿英扶植起来，控制在自己手中，不啻也是增加一份实力，加强自己在老头子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戴笠当即向孙殿英允诺，要助他一臂之力，使他不虚此行。

经戴笠安排，蒋如期接见孙殿英，一见面，蒋即说，你的情形戴局长向我说明白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你为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连忙站起来谢恩，接见完毕，蒋瞪着眼睛把孙殿英从头到脚瞧了一遍，一字一句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太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地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此语一出，把孙殿英吓出了一身冷汗。孙殿英当即站起来倒身便拜，连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就向雨农盟过誓。。孙殿英话没有说完，蒋介石立刻改变了严肃的面孔，命侍从参谋将孙殿英扶起来，摆了摆手，含笑地连说了几声好好，即退了出去。

孙殿英的南京之行，表面上对戴笠异常感激。其实，他只不过是利用戴笠而已。孙殿英认为，带着从东陵盗来的大批奇珍异宝，就是没有戴笠，也能买到一个司令的头衔。这就是“钱能通神”的妙用。孙殿英一生奉行的三句名言是：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撒钱要撒得呱呱叫。他认为，南京之行就是利用戴笠是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达到耍人耍得好、撒钱撤得呱呱叫的目的。

孙殿英要利用戴笠，而戴笠其实亦对孙殿英看得很透。他对孙殿英始终是不放心的。为此，戴笠在南京就与孙殿英谈定，在冀察游击司令部里成立联络参谋室，由军统特务严家诰以军委会联络参谋的名义掩护，率领一个特派小组，配属一部电台，随同孙殿英到华北赴任，常驻孙部对孙进行严密控制。交换条件是，由孙在南京设一个办事处，以刘曾若为主任。办事处的主要任务就是跟戴保持联络。孙部的军费、枪支弹药，都由办事处通过戴接洽后给予补充。孙殿英由南京北上之际，戴笠又向孙介绍了一位叫于炳然的神秘人物随行，因此人与内蒙古德王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有同学之宜，私交颇笃。故请孙殿英掩护此人潜入北平，对其同学进行策反活动。孙殿英如约办到。孙殿英始终是个以个人利益作中心的唯我主义者。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gemin和进步与落后的差别，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当时，孙殿英一方面利用戴笠作靠山，谋取头衔，取得军费、弹药的补充，一方面则积极与共产党人接触，保持联系，利用中共党员的革命献身精神与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为他训练部队，提高战斗力。因此，在孙殿英编成的4个大队中，有不少干部是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中大队长邢肇棠就是中共派遣的重要干部。

孙殿英回到石家庄东长寿以后，又在车站会见了当时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乘专车北上宣传抗日的周恩来，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拥护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立场，并接受了周恩来介绍到孙部工作的共产党人靖任秋。

1939年1月，蒋介石手令何应钦将孙部改编成新编第五军，下辖第三师和第四师，所部调防河南林县，靖任秋调任第四师副师长。新五军处于蒋军晋东南根据地的前沿，所以蒋介石对孙殿英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既防他通共，又防他投降日伪，不断指示戴笠加强对孙部行动控制。戴笠为此除继续派大特务严家诰以新五军高参名义随孙部行动外，又加派大特务徐静远、张振远为“军事委员会平汉路北段爆破总队”正副总队长，成立1000余人的庞大爆破队，配属电台随孙部行动，亦步亦趋地对新五军进行监视，另外，又成立军统局晋东南站，派山西人、黄埔五期毕业的大特务乔家才为站长，重点还是加强对孙部的监视控制。

戴笠来到新五军驻地，通过对各方面进行深入考察了解，发现在孙殿英身边确有不少共产党人，但孙殿英是很狡诈精明的，他始终把各级军事主官交给其旧部军人掌握，不让共产党人担任实职。这说明他对共产党也仅限于利用而已。戴笠据此认为，孙殿英乃是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处处以个人利害为转移，投共绝非他所愿，投日伪有可能，但不到无路可走，当不致出此下策。然而当前要他断然采取反共立场，似也不太现实。因此，戴笠的策略是继续加强对孙殿英的监控，逐步收紧绳索，加大压力，逼迫他采取反共、清共措施，摆脱共产党的影响，确保他为国民党所用。同时，作为控制孙殿英的措施之一，戴笠在这次与孙殿英的会晤中，主动提出与孙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孙殿英一听，自是喜不自胜。于是孙年长为兄，戴年少为弟。自此以后，戴称孙为“魁元兄”，孙也改口叫戴笠“雨农老弟”。

“雨农老弟”“校阅”既毕，开始旧事重提，拾起东陵盗宝的话题。“魁元兄”是一点就通之人，马上连叫“请罪”、“请罪”，立即交出已在南京许诺的“龙泉宝剑”，即托戴笠代为转献。

戴笠得剑后细细把玩，果然名不虚传，确是平生未见之稀世珍宝。一时心花怒放，笑逐颜开。他连拍孙殿英的肩头说：“魁元兄，有了此剑，我包你后半生平安无事！”

戴笠对此剑极为看重，他因此还要继续前往中原各部队视察，检查贯彻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定反共方针的情况，生怕带着此剑过于招摇，难保没有闪失。于是亲自交代大特务马汉三，要他视陆路“保险”时将此剑带交何应钦，再由他本人亲自转献蒋介石。

马汉三原系军统北平区张家口察绥站站长，这次由戴召到林县见面，改调他为军统陕坝工作组组长，专门负责内蒙一带的特工活动，并对率部进入绥西作战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博作义进行监视控制，以防他通共联共。

当马汉三从戴笠手中接过这把龙泉宝剑时，立时被这件稀世之宝震惊得不知所措。他深知其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一旦能够带出国外，不但自己终身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就是子孙后代也享用不尽。马汉三本就贪婪无比，自得到这把宝剑后，终日神魂颠倒，茶饭不思。他既舍不得轻易把这件到手的异室送到重庆，又害怕躲不过戴笠的严厉打击。思来想去，他竟利令智昏，决定宝物暂不上交，先静观局势发展。当时正是日军长驱西进，国民党军队全面溃退，大片国土沦失，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未卜的严峻时刻，马汉三自忖如果国家民族不保，军统当然也不复存在，自己何不携带此剑就此脱离军统，逃亡国外，换得荣华富贵，可保终身受用。万一局势有了转机，戴笠又紧迫不放，则随便找一个理由作为迟缓上交此剑的借口，再把此剑送还戴笠不迟。

戴笠从中原各地视察回到重庆后，虽未见马汉三将此剑送到，但他并未追问。一方面认为关山阻隔，路途艰险，故而迁延时日。另一方面他自己也许并不想马上将此剑献给蒋介石。

就在戴笠的瞬息疏忽之间，龙泉宝剑又再次易主。1940年初，马汉三以商人身份在张家口活动时，误与日本特务机关开设的“大隆洋行”接触，并因挥金如土、生活糜烂，引起“大隆洋行”的后台老板、日军大特务田中隆吉的注意。田中隆吉是一位老资格的日军特务，属于日军少壮派。自20年代以来，先后在上海、东北、华北、内蒙等地，策划过无数阻谋事件，被称为是一个具有狐狸般狡猾和疯子般性格的阴谋家。经田中派特务一查，马汉三的身份很快被弄清，田中隆吉马上指示张家口特务机关长田中新一将马汉三逮捕审讯，大凡贪财之人，无不怕死，马汉三被捕后，听说落在嗜杀成性的大特务田中隆吉手中，自知情况不妙，当即供出全部情况，并献出龙泉宝剑，以求活命，果然田中隆吉得到此剑，欣喜异常，不但免其一死，而且将其释放，令其暗中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

1940年春，田中隆吉被日本东京大本营派充为日军山西派遣军少将参谋长。12月，田中隆吉因指挥山西作战失利，被奉调回国。田中隆吉深知自己因平时飞扬跋扈，在日本军界中口碑很坏，可能结果不妙，因而在回国前路经北平时找到川岛芳子，将龙泉宝剑交给川岛芳子妥为保管，以防回国后受到宪兵的整肃而被迫缴。20年代末期，田中隆吉在上海任特务机关长期间，川岛芳子曾在他手下工作。两人双宿双飞、狼狈为奸，有很深的关系。

马汉三自被田中隆吉释放后，因这段经历并未暴露，所以仍然当他的军统陕坝工作组长。不久，戴笠因久不见马汉三送剑到渝，故发电查询，马汉三则胆颤心惊地复电戴笠，因此剑珍贵异常，风云突变，为安全计，古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等待。戴笠又去电孙殿英处询问，孙殿英一方面弄不清戴笠再次提出讨剑，其葫芦里到底是卖的什么药，一方面忙于暗中与日军洽谈投降事宜，无暇顾及，故久久未给回电，戴笠怀疑孙殿英一时反悔，也不便追逼此事，等到孙殿英公开投敌，讨剑一事也就更不好提起，马汉三因而侥幸过关，把这一巨案搪塞遮掩过去。以后，马汉三居然步步高升，先后由陕坝工作组长调任军统兰州站站长兼第八战区调查室主任、宁夏缉(禁止)处长、五原办事处主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等职。但马汉三的一块“心病”仍时时系在宝剑身上，时时在暗中密切注视田中隆吉回国前与什么人有过接触，终于了解到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交情非浅。由此秘密派军统特务以“和谈”为名，长期潜伏在川岛芳子身边，以对其进行掌握控制。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毛人风向戴笠进行活动，被任命为北平办事处主任、平津地区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北平行营军警督察处处长。马汉三到北平后，

第一件大事，就是抢在肃奸行动开始之前，亲自带人于1946年10月11日将川岛芳子逮捕。然后命人在川岛芳子的住处北平东四牌楼九条胡同34号进行大搜查。这是一处有二进院落的四合院，原是大汉奸伪满洲国实业部长张燕卿送给她的逆产。马汉三指挥手下特务整整用了2个小时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搜寻，终于在房后的地窖中找到此剑。

马汉三复得此剑，又看到孙殿英在战后重新投靠国民党，成了“曲线救国”的“英雄”，知道这场戏已经唱到尽头，自己在军统的日子指日可数，只要戴笠与孙殿英再次见面，自己私截宝剑的罪行就会暴露，以戴笠的手腕，自己有几个脑袋都是保不住的。于是，马汉三开始了秘密布置。一是在军统高级特务中寻找靠山和援手，特别是同郑介民、唐纵、毛人凤等人拉好关系。马汉三因心中有鬼，早在任宁夏缉(禁止)长时，就狠捞了一把，一方面准备后路，一方面给郑、唐、毛等大特务送礼，以防在不测时能有所照指。马汉三到北平后，一如既往，对郑、唐、毛经常孝敬，旦不图报答。当郑介民到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马汉三更是通过送礼行贿与郑介民紧紧勾结在一起，成为郑的亲信心腹。在此基础上，马汉三利用他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的条件，大肆搜罗党羽，组织小团体，这个秘密组织人数最多时达到50多人，其中包括军统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大特务。马汉三秘密策划，如果形势危急时，就用破釜沉舟的方法，铤而走险，拼死一搏。

马汉三营造的第二个洞窟，就是投靠北平辕行主任李宗仁。马汉三知道桂系是国民党内独树一帜的实力派，如果能得李宗仁的保护，不要说戴笠无可奈何，就是蒋介石也一时难以下手。于是，马汉三处处对李宗仁巴结逢迎，忠心耿耿，并把军统内部有些不利于桂系的情报及时向李密报，深得李宗仁的信任，因而由李力荐他担任北平市民政厅长，成为李的心腹。

马汉三的最后一着就是预备逃亡国外，远走高飞。

马汉三营造“三洞”，但进那一个“洞”都是少不了金银财物的。于是，马汉三到北平后，利用接收日伪财产和肃奸的权力，几乎是发了疯似地贪污索贿，其所聚敛的财物简直难以计数，在军统清查工作开始前，由马汉三等人大捞剩下后上报的日伪财产尚有一仓库，但是等到军统清查大员廖华平、沈醉等人到达北平清查时，一仓库的财物又只剩下半仓库。可见马汉三等贪污财物之巨。

戴笠弄清自己朝思暮想的龙泉宝剑尚在马汉三处，且马汉三又是个暗中出卖“团体”，背叛国家的“异类”时，心中极其愤恨，恨不能立刻生啖其肉，以泄其愤。然而待到戴笠把此事冷静地思考了一遍，感到尚不宜鲁莽行事。一是马汉三“叛变”的证据尚没有到手，仅凭川岛芳子的一面之词是不足为据的，川岛芳子本是一个特工老手，万一中了她的圈套，岂不贻笑天下。况且川岛芳子揭发马汉三，是由于马汉三竭力宣传川岛芳子是“特大号汉奸”，要杀川岛芳子以灭口，安知川岛芳子不是反其意而用之？二是戴笠当时既要急于赴青岛与柯克践约会晤，进一步洽谈美国海军援助中国的舰艇问题，又要赶往上海与胡蝶见面，并替胡蝶办理与其夫潘有声的离婚手续问题，准备正式与胡蝶结婚；然后，还要返渝向蒋汇报华北、华东等地肃奸案件的处理情况，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等等，并主持战后第一次“四一”庆祝大会，这段时间实在难以分身在北平亲自调查处理马汉三巨案；三是戴笠认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如何与黄埔系的三人进行斗争，使“团体”不被端锅的问题，如果在此时将马汉三这一巨案抖落出去，徒然给对手增加攻击的口实，反使“团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四是孙殿英所献的这一柄象征皇权的龙泉宝剑，戴笠虽口口声声对孙殿英说要献给委座，但内心深处又未必如此，实际上意在由自己秘藏，故始终没有向外透露，更没有向蒋报告。现在如果把马汉三扣押起来，并签报蒋予以处决，蒋如果查询龙泉宝剑的来龙去脉，自己何以为对；五是戴笠感到北平是桂系的天下，且马汉三不但党羽遍布华北，而且与李宗仁关系密切，自己尚身在虎穴，一旦打草惊蛇，激起狗急跳墙，其后果不可不防。如此一想，戴笠决定施以缓兵之计，徐图对策，伺机收拾这个“异类”。

戴笠与龚仙舫密谋策划的结果，决定第一步由龚仙舫给马汉三递过话去，只是索要“从金壁辉家中搜出的古剑”，其它的话题一律不谈。一来是要取得确实证据，弄清此剑是否就是彼剑，一剑在手，即可测知马汉三其人真面目，二来戴笠实在是太想念这把宝剑，他怕夜长梦多，此剑如再次易主，那就永难谋面了。

当龚仙舫向马汉三提到宝剑一事，马汉三即知事情已经败露。马汉三是有胆量的，生存的本能促使他决定要向“无人能敌”的老板作一次最后的较量，而决不做束手待毙的阶下囚。马汉三当即按久已蓄谋的步骤实施。为了能稳住戴笠、龚仙舫，争取时间，马汉三装得很“识相”；极痛快地交出宝剑，只是说他如何“出生入死”，保护了宝剑。这些破绽百出的谎言自骗不过聪明绝顶的戴笠，相反，却显示了撒谎人的自欺欺人和笨拙可笑。但唯其如此，却应了古人的两句俗语：聪明过头就是愚蠢，大智若愚。马汉三这一“笨拙”的险棋却造成了戴笠抱恨终天的失策。

马汉三一步得手，连施妙着。他发现戴笠并没有立下杀手，赶尽杀绝的意思，马上将预备好的10大箱价值连城的书画古董、金银财物，亲自押送到弓弦胡同什锦花园，孝敬戴笠。戴笠笑眯眯地照收不误。在戴笠看来，马汉三此举无非是想以巨宝“赎罪”和“堵嘴”，但是他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既暴露了自己犯下了弥天大罪，又是一个利用肃奸行动大肆搜刮汉奸财产的大贪污犯吗？戴笠这样分析马汉三动机，又导致他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结果对马汉三这一“愚蠢”的举动毫不怀疑，并且将预先准备的一份给文强的信交给马汉三转送。他估计马汉三将会偷看信的内容，因而露出将重用马的口风，以稳住马汉三。

马汉三二番得手，又将自己的心腹秘书刘玉珠找来，研究如何实施第三步行动方案。刘玉珠是马汉三集团内最核心的成员，马汉三所有贪污索贿行为，都是刘一手经办，二人已到了生死与共的地步。马、刘二人首先偷看了戴笠给文强的信，内中虽有拟将马汉三他调，委以重任的意思，但马汉三早已看穿这是戴笠调虎离山所放的烟幕弹，因而更坚定了他破釜沉舟的信念，接着，马汉三发现戴笠在信中透露此去天津后，将去青岛、上海等地的重要机密情报。于是，马汉三对刘玉珠附耳授以密计，如此如此。刘玉珠领计，当天夜间即秘密动身，先期赶往青岛，进行周密部署，一个以于掉戴笠为目标的行动计划实施已到了最后阶段，死亡的阴影已在一步步向纵横天下的戴笠逼近，而戴笠却全然不察。

“3·17”空难戴笠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周中，似乎已经预见到某种事态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因而开始将军统面临的严峻形势在小范围内给一部分军统特务吹风。1946年3月10日，戴笠在即将离开北平前夕，在北平怀仁堂主持军统北平办事处总理纪念周，发表公开讲演。戴笠说：“去年领袖叫我当中央委员，我坚辞不就，因为争权夺利，不配做一个革命者”。“最近中央开六届二中全会，十几天来所表现的情况，未出我预料之外，对调查统计局的问题，看来是毁誉参半的。有人叫要打倒我们（所谓特务），我不知道什么叫打倒，什么叫取消，我只怕我们的同志不进步，官僚腐化。如果这样，人家不打，自己也会倒的。所以我时刻所想的，是如何对得起先烈，如何保持光荣历史，决没有想到别人如何打倒我。我个人无政治主张，一切唯秉承委员长的旨意，埋头去做，国家才有出路，个人才有前途。”戴笠的这番话无非是想说明，他早已将政治上的进退置之度外，随时准备面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形势。

3月12日，戴笠约见在北平执行军事调处任务的郑介民，在商讨解决东北军事危机的同时，出其不意地把军统的家底和善后工作一件一件地向郑介民作了交代。戴笠既不讲明自己预备出国的腹案，也没有说明军统的前途，却与郑介民作了“最后晚餐”式的交代，顿使郑介民如坠雾里云中，隐约有一种凶险不测之感。

3月13日，戴笠在北平工作干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然后赴天津。军统华北总督察王蒲臣率军统在北平的干部送行，马汉三则陪同戴笠赴天津。戴笠与军统大小特务握手告别，并谦谢说：“下不为例，这是最后一次。”这在戴笠也许只是故作姿态的游戏之言，然而站在一旁的马汉三听了，心中不觉怦然一动，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也许正是预示戴笠死到临头。

领衔送行的王蒲臣，是戴笠为对付马汉三而刚刚调来北平工作的一名军统大特务。他的公开身份是军统华北总督察，秘密使命则是：调查监视马汉三及其同党在平津的所作所为，向军统局提出证据确实的报告。王蒲臣多年从事华北地区的军统活动和秘密督察工作，对平津的情况很熟悉，人亦精明能干，是戴笠的心腹亲信，自戴笠察觉马汉三不轨行迹后，当即下令将王蒲臣调任华北总督察的要职，一方面箝制马汉三的活动，一方面着手秘密调查马汉三抗战期间及胜利后的行迹，以便为铲除马汉三搜集证据。戴笠的这一着棋虽然布得太慢，被马汉三一步占先，但毕竟为两年后铲除马汉三集团起了重要作用。

3月13日，戴笠一行来到天津，这是他在战后的第三次天津之行。戴笠此行天津有两个任务，一是整饬特务中利用肃奸进行贪污腐化的现象。二是处理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副军长杨文泉在津纳妾一事。

戴笠到津后，即召集在津的特务训话，警告所属特务要忠于领袖，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克己奉公，遵守“家规”，否则定予严惩。戴笠并当场宣布严惩犯有严重贪污罪、已经被扣押的军统电讯处长魏大铭，发誓要枪毙与汉奸小老婆通奸的北平肃奸委员会的军统特务王子英等等。戴笠这番话虽是对天津及军统的普遍状况而言，但主要目的还在于敲山震虎、儆戒在座的马汉三。戴笠不在马汉三以军统北平站站长身份直接统治的北平市讲，而跑到天津来说这番话，这正是戴笠的心机缜密之处；一方面，他不能过早地打草惊蛇逼反马汉三；另一方面又要使马汉三有所醒悟，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收敛。

3月13日晚，戴笠派人直接通知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谓委座谕，因杨文泉在津私纳雍载华为妾，将杨文泉扣押法办。3月14日，牟廷芳邀同天津市长张廷谔、副市长杜建时三人到马场道7号会见戴笠，代杨文泉求情，说杨是续弦不是纳妾，请求戴向蒋转陈此情，免予处分。戴笠却摆出一副钦差大臣的面孔，对牟、张、杜3位地方大员的说情置之不理，并虚声恫吓道，不管是谁，违犯纪律都要严惩。为了杀(又鸟)儆猴，戴笠当即指令陈仙洲把在津纳妾的军统特务、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审讯组长朱洽阳扣押镣审。牟、张、杜见戴笠对纳妾一事如此大做文章，自觉无趣，只得唯唯而退，另想门路。不意戴笠在3天后死去，杨案经牟廷芳等人向军统继任局长郑介民转圈，此案即不了了之。

戴笠本拟在3月14日飞青岛，然后去上海，但因牟、张、杜等人为替杨文泉说情而再三殷勤挽留，戴笠在天津延至到15日，恰好这一天，又接到文强从东北发来的急电，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将于3月16日在北平白塔寺中和医院动手术，割去左肾。建议戴笠借机探望一下，以利于东北办事处今后的工作，杜聿明与戴笠相识已有十多年，现升任东三省保安司令，拥有雄兵10万，美式装备。戴笠意识到杜对东北的作用今后将会很突出，于是接受文强的建议，于3月15日晚赶到北平，即赴中和医院秘密看望杜聿明。

戴笠的突然造访，使杜聿明颇为惊恐，杜初疑戴是衔蒋命而来打听自己病情，以决定东北是否“阵前走马换将”，后弄清戴是借关心病情关心东北局势和军统活动，才放了心。戴先以自己当年在上海割盲肠的经验，关切地忠告杜聿明不能让年龄太大的大夫作手术主刀，否则会因动作迟钝，留下后遗症。接着又亲自到医院里查询安排。一番忙碌之后，戴才言归正传，希望杜能早日出院，回东北主事。并说，他过去对仕未帮过忙，今后将全力支持，在东北成立军警稽查处，推荐文强为处长。同时将考虑调2个交通警察总队到东北，担任北宁路及中长路的警备和检查任务等等。杜幸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月16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作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2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三人于3月17日下午2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凤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憩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月17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型222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日上午9时决定：专机11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他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是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干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但是，上午11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时45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时6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时13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2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座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13时、13分、13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三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月17日下午2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2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月16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时45分飞上海，3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戴笠和222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号专机午问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它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号转降其它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作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型222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北平的马汉三自16日在天津送走戴笠回到北平后，几乎是在惊慌、恐惧和焦虑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对这次由自己一手策划的破釜沉舟的暗杀行动作出了各种最坏的打算，就是不敢想象戴笠会死在自己手中。在马汉三眼中，戴笠不啻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暗杀大师，他一生策划和实施了许多石破天惊的暗杀行动，无疑是一件件完美无缺的黑色艺术杰作。一个杀人大师，竟也会被自己所杀，马汉三实在不敢想象。当17日下午上海方面发出戴笠座机失踪的查询电报后，马汉三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使马汉三很快惊醒过来，他意识到他很可能成功了，一个无比强大的对手，终于被他闪电般地一击，打翻在地，是他一手制造了一个令人无法相信和想象的千古奇案。在极度兴奋和不安之中，马汉三真想关起门来放声大喊大叫一阵，以痛快淋漓地宣泄自己那种充满胜利感的狂喜。

1946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及其它许多报纸，刊登了戴笠乘222号专机从青岛去上海途中，在南京江宁县上空因遇大雨，飞机撞山失事，戴笠及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的消息。戴笠的死因，就此而成定论。国民党上下及军统内外，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一结论。一场弥天大案就此掩盖过去。3月17日，戴笠暴尸戴山的同一天，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闭幕。

这次会议无疑是蒋介石动员国民党在战后走向全面独裁的一次重要部署。一方面是出于对戴笠的悼念，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反共内战动员的需要，蒋介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对戴笠之死进行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其规格、声势，完全是空前的。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举行隆重的戴笠追悼会。所有军统内外勤的大特务全部到会。蒋介石亲自到会主祭，号召特务们要完成戴笠生前遗愿，继续做好特务工作，并十分难得地流了泪，参加追悼会的特务们也大都痛哭失声。礼毕，蒋介石走下主祭台，在一批死者家属面前转了一圈，一一握手赠金，含泪以泣。死亡特务家属们想到戴笠已死，军统前景黯淡，自己今后的生活也将难以保障，思前瞻后，悲上心头，一个个竟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毛人凤觉得在此种情况下，蒋将难以脱身，当即挥手制止，将哭声压下，蒋趁机脱身，追悼会也在一片凄凉的气氛中结束。

从4月中旬开始，国民党各大城市军政最高主官按蒋的旨意，对戴笠之死纷纷举行公祭。

6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追缓戴笠为陆军中将。

6月12日，蒋介石亲率南京政府数百名军政大员及数万军民为戴笠举行隆重的葬礼。出席公祭的重要人物有行政院长宋子文，国防部长、一级上将白崇禧，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二级上将陈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蒋介石亲赠花圈，题“碧血千秋”，挽联文为：“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次葬礼所赠花圈、挽联数以百计，其中，得到各界一致公认，被认为是上上之联的，是章士钊所写的一首挽联。原来，自戴笠死后，蒋介石慨叹地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并示意教育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扶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价，装璜门面。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宿彦的聚会，向大家提出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以戴笠其人的黑暗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自甘堕落；如果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陈等人的初衷，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都是激流勇退，相互推诿。这时，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大律师章士钊与杜月笙交谊非浅，与戴笠亦有交往，于是极力推荐他主笔，众人一致附和。章士钊至此不好再推，稍加思索，一挥而就。文曰：“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寥寥数十字，却以“曲笔”手法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满座名流也无不欣然赞赏这副不吹不捧、不卑不亢的挽联，也无不叹服章士钊的点石成金之笔，就连陈立夫、张群也频频点头，一致认可。这副对联写出后，很快被社会各界的许多人推为是很能切合戴笠身份的名联，一时传为佳作。即使军统特务们也都在私下认为章士钊不愧为大手笔，写得确如其人，因而争相传颂。自公祭活动以来，仅各地军统搜集的挽联就达5000多副。

上午9时，蒋介石身穿特级上将的军服，在大批文武大员的陪同下，由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内的戴笠灵堂，亲自护送戴笠灵柩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送葬队伍一律素衣白马，由陆军第五十一师师长邱维连为指挥官。

蒋介石在葬礼上含泪亲读长篇祭文，痛感“唯君之死不可补偿！”深表哀悼。当天，国民党报纸报道，“南京万人空巷，痛哭戴将军”。

时隔两月，正当美国特使马歇尔及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内战开始全面爆发时，蒋介石与宋美龄却突然抽出时间，乘车到灵谷寺志公殿凭吊戴笠。蒋介石进入灵堂后，立即把头上的草帽摘下，面对戴笠的遗像默默地凝视着，许久不着一声。这时，虽然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蒋面对戴笠遗照时内心的真正想法，但可以想象，蒋的内心感情一定是不平静的。其实，蒋在这个时候来凭吊戴笠绝不是偶然的。蒋在很长的政治生涯中依靠以戴笠为代表的特务统治度过难关，每当一个重大事件来临，或形势发生转折时，戴笠总能以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以便使蒋作出切实的应变措施。现在没有了戴笠，谁再为他做这一切呢？世界上许多东西，都是在失去之后，才显出它的重要性。在蒋、戴关系方面，亦中如此。在戴笠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由于戴的权力和野心太大，也由于蒋的猜忌和戒备心太重，蒋、戴斗法的高招迭出，(禁止)迭起，蒋在思想深处渐渐认定戴是对手，而不是助手，防戴的意识也更甚于用戴的意识，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过去10余年中蒋、戴之间形成的那种密切的依赖感和信任感受到严重破坏，戴作为蒋的心腹亲信的地位也几乎不复存在。戴笠在蒋心目中的重要性是出于戴对蒋的威胁，而不是出于戴对蒋的贡献。戴笠死后，蒋统治地位面临的威胁和挑战完全解除后，蒋重新深切地感受到戴的重要性，每当想到这些，蒋心中总要隐隐升起一种廉疚和愧意。戴终身为蒋效尽犬马之劳，却在恐惧不安和失望挣扎中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旅程，戴之死，虽然死于飞机失事，但如果不是蒋迭电逼他兼程赶回重庆参加八人小组的会议，也许他不会遇此“奇祸”。因此，戴之死从某种意义上是蒋之逼迫而成的，这一点，蒋心中是多少有数的。正是出于这种补偿或报答心理，蒋对戴的后事是办得不差的。并且，蒋还决定亲自帮戴笠选一处风水绝佳的安葬地点，以荫庇其后人。

凭吊完毕，蒋和宋美龄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向灵谷寺后山走去。因宋美龄的高跟鞋不适于走崎岖山道，蒋只得对毛人凤说，过几天再来看看。果然，蒋这次走后仅半个月，一个人在毛人凤、沈醉的陪同下，再次从灵谷寺后山山顶到烈士公墓山顶转过一番，再顺道下山，选准前面有一个小水塘的所在，对毛人凤说，“我看这块地方很好，前后左右都不错，将来安葬时要取子午向。”接着指使毛人凤还要找人看看什么时间下葬最适宜，然后再报告他。做完这些，蒋在骄阳之下已是满头大汗，其对戴的一片爱抚关切之情，令在场的军统特务们无不感激涕零。沈醉后来请风水先生去看，果然称赞这处地方是好风水，子午向亦是好取向，其对后人的好处似乎也是不必说的。

1947年3月17日，保密局的新落成的洪公祠新楼大礼堂隆重召开了戴笠逝世1周年纪念会。然后选了吉日安葬戴笠。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戴笠墓碑书写了“故戴笠中将之墓”几个大字，毛人凤请章士钊撰写的墓志铭刻在碑阴。安葬时，蒋介石亲派陈布雷代表他去致祭。国民党在宁的许多军政大员也都由毛人凤邀请参加葬礼。毛人凤与沈醉先商定，戴笠的棺木入穴后，用水泥炭渣搅拌灌注，将棺木与整个墓穴凝结成一个整体，以防风云不测。军统大斗法戴笠在世时，由于深得蒋介石的宠爱，可谓一花独秀。戴笠死讯证实后，军统局内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立即上演。毛人凤无形中组成了“浙江派”首领、郑介民也来了个“广东派”，唐纵则来了个“湖南派”，彼此勾心斗角，均想把军统置于自己掌握之中。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他在军统局办公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同的意见。1944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总是对答如流。

戴笠死后，毛人凤生怕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凤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

保密局没有成立前，军统三派先在瓜分军统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郑介民把戴笠在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争一所小的。美国特务机关送给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道，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总务处长沈醉去向唐纵说明情况，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在这时，又插进一个姓胡的特务来大吵大闹。胡氏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次便借酒装疯，跑到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凤，被沈醉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军统局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

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些人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军统。大员中，只有宋子文、胡宗南表示支持军统，蒋介石为了应付内外舆论和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决定将这一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

在此四面楚歌声中，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22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总务处长沈醉当时倾向于毛人凤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他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沈对郑妻的不满，叫沈给郑制造一些麻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沈醉曾抓住郑介民做50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郑一向怕老婆，1947年他50岁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毛人凤叫沈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沈醉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沈醉又派人到(又鸟)鹅巷53号招待所，叫住在那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沈醉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沈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沈也怕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凤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沈醉有关系，便想先收拾他。由于沈醉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到可以法办的证据，便找他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凤的人，郑就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凤便指使沈醉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沈当时掌握到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干山路占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军统接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帐；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40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而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后蒋介石便于1947年12月5日兔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员王清、肖漫留等一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妻。毛过去虽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也被毛人凤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张的帐，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毛人凤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毛、郑、唐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少次的争夺。1946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手中。

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凤为会长，另外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握。

1947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夫、徐凤等以总会干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街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凤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备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有部下去看他时，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部属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别人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别人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肾某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肯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酆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待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青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忱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奸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年12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人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汉奸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作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月29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月30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三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亿元，仅4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干7月6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鉴于此案实在重大，李希成将整个办案过程及内容严加保密，然后亲自向毛人凤及蒋介石面报详情。蒋介石闻报大惊失色，但考虑到戴笠死因已由国民党当局确认并向国内外公布，现在又披露马汉三等人暗杀戴笠的罪行，不但对蒋本人、对国民党、对军统组织的政治信誉和工作能力产生严重损害，而且在社会上极易引起混乱，并将给政敌提供攻击的口实等等。由此，蒋决定对马汉三等人谋杀戴笠案严加保密。对马汉三、刘玉珠只以贪污汉奸财产罪指示枪决。乔家才因没有直接参加谋杀戴笠的活动，而由蒋免除死罪。1948年9月27日，戴死后两年半时间，马汉三、刘玉珠在保密局南京宁海路看守所内被秘密处死。行刑时，李希成问马汉三还有什么话说，马汉三早知不免一死，因而态度沉着，只希望“团体”能照顾他的家属，让她们活下去，别无它求。马汉三认为他本该两三年前就死于戴笠之手，结果反在于掉戴笠后，侥幸活到今天，实已心满意足，故死而无怨。由此，这一历史巨案被蒋出于自身的政治需要而遮掩过去，并用重重铁幕将其禁锢尘封起来。又因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先后死亡，其具体细节也许成了烛影斧声的千古之谜，永不被世人所知晓。调整组织疯狂反共保密局成立不久，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中央军校后官邸办公室，对局处长级的大特务进行一次训话，他强调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好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特务们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经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为了完成蒋介石这一指示，毛人凤对保密局的人事组织进行了一次大调整。他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过去那些不大听话的各省站站长。后来他发现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帐，站的工作推不动。毛人凤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1948年5月，省站站长，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提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身之地。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凤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一）1946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10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有等，均被杀害。

（二）1947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宣和他从事译电工作的妻子张厚佩，报务员孟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燕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1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平行辕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鼎，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凤，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惜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凤也感到棘手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四）1948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人被逮捕。毛人凤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某带到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沈醉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备和沈醉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沈醉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成都，这个叛徒才没有和沈醉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凤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某派到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某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凤希望王某对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某叛变后，受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刺杀杨杰解放前夕，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的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华蓥山区先后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国民党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这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hushi为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凤再三命令沈醉（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沈迟迟没有执行。1949年9月，杨杰由昆明逃香港。毛人凤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6人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风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徒劳无功的策反活动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

当时很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凤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凤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毛人凤以为凭过去的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应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1948年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1949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特务武装的覆灭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凤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在各个战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风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上海外围战斗中，第2、第5、第11、

第12、第15、第18以及水上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在1949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凤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凤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6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海国防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22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沈醉谈到过这一经过。

侦探毛泽东下落落空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1948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地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凤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毛人凤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泽东、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所在地。他指示毛人凤，要不借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旁的线索。毛人凤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厉地要求陕西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他说：“我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大说不过去。”直到1949年10月问，毛人凤在和沈醉谈到这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大破坏活动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国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特务，特别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6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国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国支持的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20多名美特来到台湾。1948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2880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训练了3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对于破坏上海公用建设的工作，则因汤恩伯还准备在上海与解放军进行巷战，没有进行，解放后才派飞机去轰炸杨树浦等发电厂。

最使毛人凤不满意井感到遗憾的，是他推动勒索的计划没有实现。1949年10月间，他在昆明和沈醉以及徐远举等谈到这件事的时候，还在大骂上海稽查处长黄加持太不中用，没有听他的命令，原来在上海被包围时，他就要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作好抢劫的准备。他认为东西不抢走，反正会落到共产党手中。在他的计划中，至少可抢到几万两黄金和大量美钞，足够保密局一两年的经费。由于黄加持的准备工作事先做得不周密，不但有钱的资本家都躲起来找不到，他们的钱放在什么地方也弄不清楚。结果除了特务们各显神通自己趁机抢了一些外，有计划的大规模抢劫却没有能实现。

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输三个组，专门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发电厂、仓库等。抗战期间，国民党先后在重庆及附近各县建立过十来个兵工厂，蒋介石怕这些工厂落入解放军手中，便决定叫毛人凤派人进行彻底破坏。这个指挥部由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及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负责主持，由杜长城率领技术总队特务们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于1949年11月，先后将大渡口钢铁厂与长春龙溪河水力发电厂及甫岸鹅公岩等兵工厂的重要设备一一予以破坏，当时有不少工人在护厂工作中壮烈牺牲。当解放军越过贵州而直向重庆挺进时，毛人凤还叫杜长城派人去破坏綦江大桥。当装满炸药的两部卡车和大批特务赶到綦江时，大桥己为解放军先头部队所占领，击毙了两个特务，其余的特务们弃车狼狈逃回。最后他们决定破坏重庆大溪沟发电厂，但全厂工人一致起而保护，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特务无法把炸药运进厂去，重庆发电厂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广州解放前，毛人凤又派这个总队的人员去广州把珠江大桥炸毁。他们还在香港把即将开往新上海的轮船泽生号炸沉。陈诚看到这个总队在破坏方面很能起些作用，便叫毛人凤把它全部划归他指挥，改为东南长官公署技术总队，并特别准许这个总队的特务2000多人全部去台湾。

筹备“行动总队”

1948年冬天，保密局还准备成立一个和技术总队一样庞大的行动总队，以加强对后方各大中城市风起云涌的民主爱国运动的镇压，专任逮捕与屠杀爱国人士的工作。蒋介石批准了毛人凤这一计划，同意再增加2000人的编制和预算。毛人凤便于11月初调沈醉到南京接替叶翔之，在准备布置暗杀李宗仁的同时，还要沈醉筹备成立这个总队。沈从人事处提供的几百人当中，挑选出不到50人，因大多数不适宜于担任或不愿担任这项工作。

当时一些大特务因为为战事发展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不少人发生动摇。早在1948年春天，便发生了情报处处长何芝园请长假去台湾想改行当商人的事。毛人凤虽大骂何芝园为“胆小鬼”，也没有法子把他留下来。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张师也请求辞职去台湾，想去办农场。消息传开以后，有钱的大特务打算自己事情的就更多了。他们想早点离开大陆，纵然不能去海外做寓公，也希望先到台湾去。

毛人凤感到最吃惊的，是上海救济总署汽车总管理处处长余乐醒（又名余增生），竟和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在他住的愚园路家里竟掩护了地下党一部无线电台。毛人凤非常害怕军统特务弃暗投明，决心要捕杀余乐醒，以收杀一做百之效。当他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去逮捕余的时候，该处科股长一级的特务大都是余的学生，便暗中打电话通知他逃走了。毛人凤大发脾气，把稽查处长黄加持痛骂了一顿。

上述情况不断发生，对一些中下级的特务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有些认为是很适宜千行动工作的人，这时也都在推三推四不肯再担任这项工作。后来人事处告诉沈醉，上海和苏州还有一批没有工作的人，叫沈去挑选一下。沈到了上海找他们谈话，又大多希望去西南等后方地区工作。沈看到这情形，苏州也不想去了，便回南京，专门布置暗杀李宗仁的事，成立行动总队的事便被搁了下来。

在准备撤走南京之前，毛人凤还布置过一次大逮捕。毛人凤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南京临解放还不走的军政大员，一定是想在解放后投向共产党，除了先劝他们早点离开外，到时不走的便一律逮捕起来。当时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和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都奉到这一命令。可是等到保密局逃离南京而分别在上海、福州成立办事处，井准备向台湾迁移时，南京方面留下的大特务都纷纷作自己逃跑的准备了。他们一则怕解放时逃不掉，一则怕李宗仁上台后桂系特务要逮捕他们。所以等到蒋介石宣布退休后，大特务们便抢着向上海逃跑，毛人凤想制止也制止不住，他的搜捕计划，也没有实现。

沈醉从南京带着搞行动工作的特务和一大批武器到上海后，问毛人凤这批武器怎么处理？他告诉沈，除了沈醉愿带去昆明的一部分外，其余的要他设法储存在上海，准备在上海解放后拿出来使用。沈根据他的指示，买了大小棺材各一口，运到保密局在上海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大棺材后面的木板取出，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把10挺汤姆生机枪装进去，每挺机枪配足两梭子子弹，装好后用大钉将棺盖钉好，雇一辆卡车将这口大棺材装上，送往停盾灵枢的四明公所内，付了两年人停厝费用，然后拿出一块写有“汤吉祥老大人灵位”字样的木牌钉在棺材前面，意为汤姆生机关枪。这种专门停放死人棺木的地方，白天很少有人去，夜晚更没有什么人去，所以取存武器是比较理想的。在小棺材里面，装了20支毛瑟和勃郎宁手枪，于第二天另雇一辆小车，送往虹桥飞机场附近一个乱坟山埋好，立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意即毛瑟、勃郎宁。一切安置妥当后，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等拍成照片。剩下的十支驳壳枪则装在一个大木箱内，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名义存寄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当时沈醉把这些储藏的地方告诉了毛人凤，并把照片、收据等交给了他。解放后，沈醉向有关方面交代出上述情况后，不久他们告诉沈，只有存放在仓库中的那些枪弹取出来了，停放大棺材的地方已改成工厂厂房，没有人认领的棺材都埋掉了；埋小棺材的坟地已改成菜园，找不到“毛玲之墓”了。

布置大屠杀南京、上海解放前后，保密局秉承蒋介石的命令，对革命人士和无辜人民的杀戮，发展到更加骇人听闻的程度。这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指示是：“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太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毛人凤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这一指示，向保密局的大特务们再三说明这种办法是最英明的，要求特务们都要重视，所以越到后来便越杀得多越杀得残酷。上海警察局长毛森执行毛人凤的屠杀政策，先后杀害的革命人士，据起义人员沈醉日后回忆计有：解放军京沪特派员刘钧成，参谋黄培中，联络员陈玉山，情报组组长张伟，谍报员杨剑民，另外还有第九分区参谋汤新民等5人。毛森杀害的爱国民主人士有：民革南京分会主任委员盂士衡，宣传委员吴士文；此外，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的宪兵，担任了民革交通联络员的肖俭魁也一起被杀害了。还有一些其他民主党派的人士，如陈惕卢、张达生、方志农、朱大同、王文宗等几十人。中共地下党员被捕杀的有近百人。后来在宋公园等处还公开杀害了很多人。

1948年冬，蒋介石叫毛人凤派人去北平暗杀奔走和平的何思源。毛人凤找了主持这项业务的第二处处长叶翔之，还有技术研究组主任刘绍复和沈醉，4人前后研究过两次。原来准备等何出门时，在他住宅附近用手枪暗杀他，但是考虑到那样做，凶手逃走不容易，以后才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他住宅内，炸弹爆炸后凶手可以从容逃走。毛人风为了慎重起见，特别叫叶翔之亲自率领4名特务乘飞机赶往北平，事先并通知当时还留在北平的特务协助进行这一工作。后来没有炸死何思源先生而误毙其女儿后，蒋介石非常生气，指责了毛人凤一顿。毛人凤便埋怨叶翔之没有照他的意思在路上狙击，因考虑凶手的安全而误了大事。毛人凤说，牺牲个把人换一个何思源总是值得的。1949年，张治中、邵力子、刘斐、屈武等到北平不愿再回去时，蒋介石更是恨到了极点，叫毛人凤一定要设法杀掉一两个。可是在这时候，毛人凤也感到无能为力了，但是他又不便拒绝接受蒋的命令。直到1949年9月间，他去昆明时还和沈醉研究怎样有把握地去进行这一工作。当时还有两个在保密局专干暗杀工作的人，由沈醉从南京带去昆明。毛人凤还问过他们，在北平有什么社会关系。他们也认为去北平无把握，才没有叫他们去。毛人凤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一再说：“老头子对于没有杀掉这几个人很不高兴，每次问到我时，我总是说还在准备，现在越看越没有办法了。”说到这里时，他叹口气说：“现在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不行了！”尽管如此，这年秋天，蒋介石还是命令毛人凤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蒋介石首先叫毛人凤在重庆杀掉囚禁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全家一个不留。1949年10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王朴，以及徐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10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30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11月27日大屠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醒民等，加上原因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300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刘仲宣等30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在重庆临解放前，毛人凤叫保密局把囚禁在中美所内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以及重庆卫戍总部保防处小梁子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3批人士一起杀掉，总共约有300多人，即“一一·二七”（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案。在执行这次大屠杀之前，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抓到的中共党员、民主人士和嫌疑犯都要杀掉，连原来保释出去的共产党员都要一样杀掉。当时重庆市长兼卫戍总司令杨森的侄女共产党员杨汉秀，本来已由杨森保出去，也由警察局刑警处长张明选，亲自带领特务将她杀死在歌乐山一个碉堡内。囚禁在白公馆内的30多人，系由军统局息烽监狱移送去的，大都关了七八或十来年。如张学良将军旧部副军长黄显声，便关了十多年；还有4个中学生，是抗战期间误入中美所范围，被指为中共嫌疑犯，关了十多年，也全部被杀掉。不仅如此，毛人凤叫保密局法官徐钟奇清理白公馆人犯时，连临时囚禁在里面的军统老特务、警察局刑警处督导长陈为城（因违犯军统纪律，平日关几个月就可无事），这次也一样签请枪决，蒋介石照样予以批准。

大屠杀是从11月25日开始的，先杀白公馆的人犯。为了避免引起附近渣滓洞看守所内人犯的警觉，决定使用刀和手枪。

当天上午第一个把黄显声将军叫出来，骗在离白公馆半里路左右的步云桥附近的山拗中，趁黄在走着的时候，由凶手从后脑射入一弹毙命。其余的人也是一个个骗出来，到步云桥附近山沟内用刀砍死。女共产党员黎剑霜在狱中生有一个小孩，当时还不满周岁。她被骗出时，进入刑场看到那么多尸体躺在血泊中，自知难免，便请求保留孩子，结果被凶手将孩子夺去摔在地上。黎扑向凶手拼命，被旁边另一凶手拦腰一刀，砍倒在地，但她还挣扎着爬到小孩身边抚摸摔得半死的孩子。当天，30多人被这样一个个骗出去杀掉后，连看守所所长陆景清也感到害怕起来，马上找毛人凤吵着要立刻飞往台湾，他说：“我们这样杀人，将来被共产党抓到后，还能活着出来？”

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看守所的近百人，都是在1949年间被捕的，其中大多是嫌疑犯，据说被判处死刑的30余人中，只有少数如王亚细（女）为共产党员。这时根本不管谁是不是共产党，由毛人凤通知杨森全部杀掉。这批人于26日解到中美所内执行了。当时特务骗他们是换一个地方囚禁，这些人都带着行李，但一到缫丝厂刑场，看到新掘好的大坑，也都明白自己已无生路，不少人便在临刑前高呼共产党万岁！在一阵乱枪中，他们结束了生命。有的还没有击中要害，也被抛人坑内活埋。

27日，在屠杀渣滓洞看守所内100多人时，是把所有监房房门加锁后，由门窗洞口用汤姆生手提机枪向内扫射。经过一次两次扫射之后，再洒上汽油连房子一起焚毁。少数没有被枪打死的，也都烧死在里面。这个看守所内囚禁的人，大都是1948年至1949年间由保密局西南特区和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逮捕到的共产党员及民革、民盟人员，其中大多数是经过种种威逼利诱而不肯变节投敌的好同志。

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于重庆解放前逃逸。另一些特务在中美所内屠杀完毕后，在保密局总务处长成希超指挥下把几座盛满武器和器材的大仓库纵火烧毁后才逃出。

在成都，毛人凤通知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把四川逮捕到的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10多人，一起枪杀在成都十二桥。毛人凤原来还准备把昆明逮捕的400多人，也要杀一大批，由于卢汉坚决不同意才没有杀成。这使他认为是最大的遗憾。

蒋经国跨入情报单位尽管毛人凤对蒋介石忠心耿耿，但去台后并不得志。由他领导的情治单位对大陆工作连遭失败，蒋介石颇有不满之意。蒋经国在父亲的教导下，步步为营，把手伸向了本来由他控制的盘地。

从江西时代起，蒋经国即已着手建立自己的KGB，但都成不了气候。那时候，“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是陈立夫的天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是戴笠的禁宵，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蒋经国是插不了手的。退到台湾，局面小了，机构紧缩，正好给予小蒋登堂人室的机会。何况，陈立夫远走美国，毛人凤当家的军统，不复昔日雄风。

蒋经国跨进情报单位的第一步，是从“政治行动委员会”开始。“政行会”是于1949年8月20日在台北的圆山正式成立的，即今“安全局”的大本营。成立之初，仅书记室和石牌训练班两个部门。

“政行会”因对外行文不便，旋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披着“总统府”那张老虎皮，自成为君临一切的权威机构，超越任何党政机构，就像其中一位工作过的同僚所说：“‘政治行动委员会’到了太子先生手中，马上便不同了，由无名单位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这个名衔，真是微不足道，然而大家不要以为它仅仅是机要室下面的一个小小单位，而便小看了它，实际上它是一颗包在败絮里面的钻石，虽然没有关防大印，只有个木条刻戳，但是就凭这个木戳，有时再加上一颗太子先生的名章，便已所向披靡，没有哪个机关敢不另眼相看！”

“内调局”（全名为内政部调查局）自陈立夫1949年8月赴美“重整道德”后，经过一番大整肃，局长数易其人，到沈之岳接长，季源溥（前局长）升“内政部”次长时，已经被蒋经国彻底掌握了。

“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这位江山三毛之一，自恃得宠于蒋介石，是“领袖的耳目”，把“领袖”的儿子就不怎么放在眼里了。蒋经国很不喜欢他这位浙江同乡，可也莫奈他何！毛不仅有蒋介石撑腰，还有来美龄做靠山。蒋经国虽以“总政治部”名义，抢去“保密局”的业务，但在毛人凤眼里，蒋经国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毛怎么会服气呢？蒋经国遇到这样负隅顽抗的特务头子，类似猛龙斗恶虎，速胜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渗沙子，挖墙角”的办法，长期图谋。先拉拢和毛失和的郑介民，次向毛手下的叶翔之招手，从内部去瓦解敌人。

叶翔之，浙江杭州人，原任职空军政工，1939年，经其妻兄李崇诗介绍，加入“军统局”，绰号“小飞机”，喻“钻得快，爬得高”的意思。1949年，任“保密局”

第二处长，因部署暗杀杨杰，炸毁“译生”轮船，破获“吴石案”有功于蒋，深为蒋介石所器重。但叶贪污腐化，品德低下，且为人桀骛不驯，故与局长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曾任阳明山管理局长）失和，形同水火。毛挖空心思，欲去之而后快。1951年，时机难得，叶办案敛财，共贪污170余条黄金，东窗事发，为毛抓到把柄。毛人凤一面扣押叶的副处长侯定邦，一面签报蒋介石，要求严办叶翔之，处以极刑。

这下，叶翔之慌了手脚，向当时的蒋经国好友王新衡（戴笠时代的军统高级干部）求援。王带叶去见蒋经国，小蒋认为，报复毛的机会来了，略施手脚，将毛的签呈，从蒋介石办公桌上抽下，且调叶到“大陆工作处”任副处长（处长郑介民）兼中二组副主任。

叶贪赃免死，且因祸得福，摇身一变，为太子“最亲密的战友”。毛人凤的感受如何？不难想象。毛患肺癌去世时，有人曾说是为蒋经国所气死。由于叶翔之窝里反，蒋经国打击“军统”的面愈来愈广泛，凡戴笠旧部，愿投诚效命的，或收容或升官，倚老卖老的顽固派，报复打击，绝不宽容。那位前戴笠的电讯处长、“国防部”爆破总队长魏大铬，即以贪污罪判罪下狱五年。

调离“总政治部”，蒋经国的新职是“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蒋经国坐在“国防会议”的办公室，直接指挥的有两局（“动员局”、“安全局”），间接听命的，除两局（“情报局”、“调查局”）和一“总司令部”（警备）外，尚有党政方面其它无数的机构，在其遥控下，从事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意思是“我让我的儿子主管情治系统，你们谁有异志，小心一点！”

蒋经国接管台湾情治系统后，对大陆派遣特务，破坏渗透，败多成少，益形黔驴技穷。安全局（郑介民局长）的重点，只好以巩固内部为工作重心。

第九节郑介民猝然病故首获蒋介石赏识毛人凤死后，台湾的特务系统按理应由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重新掌管，但此时的蒋介石，对郑介民的“深信不疑”已发生了变化。郑介民于1897年农历8月15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名是杰夫。

1930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生了8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她。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西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足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帐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录取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被录取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黄珍吾、周复等10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官发财做反gemin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1927年8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蒋介石下野去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1928年1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打入桂系一鸣惊人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1928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统一”，但新桂系的势力却从广西经武汉直到华北，分去了他不少的地盘。蒋介石对此很不甘心，时刻想把这个眼中钉拔去。

郑介民了解到蒋介石有解决桂系的决心，便自告奋勇，请求去武汉活动。他认为最有把握的事，是他与李宗仁的兄弟李宗义在苏联中山大学同学时两人私交很深，李早就要郑去替桂系工作，郑可以通过这一关系打入桂系内部活动。王柏龄认为他这一关系很可利用，便正式向蒋介石提出。蒋马上找他去，面授机宜，命他立刻动身去武汉。

郑介民的这次活动，他一直认为是件得意的杰作，以后经常向人夸耀。

郑介民假装失业，从南京悄悄跑到武汉，故意找一家很小的客栈住下来，装出一副非常穷困潦倒的样子。当他把武汉的情况看了看以后，便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去找李宗义。当时第四集团军总部里，一般人称李宗仁为“老总”，称李宗义为“二总”。“二总”在总部内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谁也不会注意他会把一个特务引进来。

郑介民见了李宗义之后，说自己失业很久，连生活都无法维持，此次是专诚前来投效，希望得到收容。他说得非常诚恳，加上李宗义根本不了解他的情况，便信以为真，马上答应为他设法。

隔了一天，李宗义去客栈探望郑，看到他那副穷困样子，便毫不怀疑，立刻要他搬到总部与他同住一室。李还给他做了衣服，经常陪他出去玩。这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高级官员看到“二总”和郑的关系这样好，都乐于和他接近，他便利用种种机会拉拢总部机要人员，首先把李宗仁和各部队及各方面联络的密电码本盗出拍成照片，又陆续把李部兵力驻地、人数、装备、主官姓名等表册抄出来，秘密送给蒋介石，使蒋掌握到第四集团军的全部情况和各种活动。

在此同时，郑又在桂系将领中进行挑拨离间。先是，李宗仁到武汉后，为了拉拢湖北人，曾提出过“鄂人治鄂”的口号，因而桂系中的鄂籍将领如胡宗锋和陶钧便红极一时，以致引起一些桂籍将领如夏威、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的不满。郑便借机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经常散布“当权发财的是湖北人，打仗拼命却要广西人”等一类话去挑拨离间。

桂军将领中闹不和的情况，郑介民随时向蒋介石报告。蒋便派人对这些人进行收买拉拢和分化瓦解工作。这方面的具体工作郑做得很少，因为怕一旦暴露，不容易再找到一个这样的人打入内部去活动。当时一些人对蒋介石的特务活动都缺乏警惕，郑表面上又装得那么老老实实，见了李宗仁总是开口“德公”，闭口“德公”，连李宗仁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

蒋介石的阴谋逐渐完成的时候，李宗仁还没有察觉到他的基本力量的内部发生了变化。到1929年，他还想扩大势力，把桂系势力由广西到华中、华北联成一片。白崇禧在北平纵谈天下大事时，也常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进军的打算，蒋介石却不动声色，暗中作好各种准备，只等机会下手。

李宗仁决心进取湖南，企图扶植倾向桂系的何键代替亲蒋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不经过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擅自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越权免去鲁的湖南省主席职务。此时，何键暗中向蒋介石输诚，使蒋更为高兴，认为时机已到，便扣压李济深于南京汤山，借口李宗仁不服从中央而免去李的职务。李宗仁、白崇禧通电反蒋，蒋以师出有名，于1929年4月问发动战争。这时，早已被蒋介石收买的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黄权等旅，一枪不发，率部退往平汉路花园一带。胡宗铎、陶钩等陷于孤立，无法支持，率部退往沙市、宜昌一带。因此，桂系盘踞在湖北的10多万人便一下子土崩瓦解，蒋介石毫不费力夺取了武汉。当时正在上海医治眼疾的李宗仁完全没有料到会失败得这么快，闻讯急忙从上海逃往香港。

桂系问题迅速解决后，郑介民便回南京见蒋介石复命。蒋介石在接见郑介民的时候，紧握着郑的手连声称赞他的工作做得好。郑又趁机当场把蒋给他的活动特别费剩下的一本存折交还，更加受到蒋的称赞。

蒋介石对一些叛桂来投的将领仍旧很不放心，便派郑介民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任命他担任李明瑞的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去广西。当俞作柏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时，蒋又派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仍兼十五师政治部主任，驻在南宁。他的任务是监督俞作柏和回广西的桂系部队。

不久，蒋以57师杨腾辉部驻防柳州，郑在南宁无法兼顾，又将郑所兼15师政治部主任免去，改令其兼57师政治部主任。郑这时便经常来往于南宁、柳州之间。他一面在广西省政府内暗中布置爪牙，一面利用政治部派在部队内的政工人员为他搞特务活动。

当时与郑一同派到广西为蒋介石搞特务工作的还有不少人，而与郑经常有联系的是梧州海关监督饶毓琛，专门控制广西的财政收入。梧州海关监督是广西第一肥缺。这个关的收入为广西主要财源，被蒋介石派人掌握以后，广西部队回到这个地瘠民贫的地方，军政费用便都是仰蒋的鼻息。俞作柏的困难一天天增加，弄得一筹莫展，郑介民和饶毓琛两人伙同一气，暗中进行对俞部下收买拉拢，又重演在武汉的故伎。俞虽然知道他们是在捣他的鬼，但由于是蒋介石派去的，表面上还得客气三分。郑虽然是个空头的省府委员，却对省府各项措施都要过间，并把一切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

1929年秋天，汪精卫、陈公博等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及张发奎等酝酿反蒋的时候，派人去游说俞作柏和他的部下将领。俞等均感到与其受蒋压制困死在广西，不如起而反蒋，“向外面打”，另谋出路。郑介民在南宁听到一些风声，一面急电向蒋报告，一面连夜赶赴柳州，企图掌握和分化杨腾辉部。

同年10月初，俞作柏在南京宣布就任讨蒋军总司令职，以响应在宜昌通电反蒋的张发奎时，郑介民还在柳州活动，他不敢再回南宁，便连夜从柳州化装只身逃往广州。

俞作柏发动反蒋后，各方面的反应并不如他的理想那么大。他部下中被郑、饶收买了的吕焕炎、黄权等部又起而反对；张云逸、李明瑞率部在右江树起红旗，还有一部分军队自行溃散。俞作柏弄得狼狈不堪，未待出兵，便已垮台。

同年12月间，郑从广州经香港回到南京。这次他去见蒋介石的时候，便不像上次从武汉回去那样受到蒋的重视，蒋当面责备他，因为广西不但发生了反蒋运动，说明郑在控制分化广西部队方面没有多大成绩；特别使蒋痛恨的是有不少广西部队起义当了红军，这是他最头痛的事。

郑这次回来，蒋介石冷落了他一段时期，才派他到参谋本部去当了一个上校参谋。他整天无事可做，便专心阅读有关军事、政治、皙学书籍，郑以后经常对人说，他在这一段时间内很看了一些东西，对他有极大帮助。

蒋介石没有找他，他也不敢去见蒋。但他在人前一直没有发过半句牢骚，却常向人表示，认为自己在广西工作做得不好，辜负了蒋的期望，不能为校长担忧分劳，用以自行谴责。这些话慢慢地传到蒋介石的耳中，因此，蒋对他又慢慢重用起来。

瓦解陈济棠反蒋1931年11月，蒋介石在南京召集黄埔学生讲话，宣布成立复兴社，郑介民立即请求参加，并被选为该社干事会干事。郑在这个法西斯集团中，一直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36年刘健群任书记时，因赴北平工作，蒋介石指派郑介民代理书记，直到同年冬康泽接任书记为止。

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复兴社高干们开会，决定成立特务处。会前，蒋先找康泽和桂永清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蒋想要康任处长，康当时表示不相宜，蒋不作声，也未再问桂。等到开会的时候，蒋提出复兴社应当成立一个特务处，准备以戴笠为处长、郑介民为副处长，征询在场的人有什么意见。大家一听，人选己由他提出，只好表示同意。郑当时默不作声，不敢表示不愿意，而心里却很不痛快。因为他了解戴笠的为人，知道这个人不容易共事，也有点不甘心居于这个六期同学之下。

特务处成立前夕，戴笠和郑介民两人出面在南京大宴宾客时，前考兴高采烈，后者却表现得很勉强。在确定特务处的组织人事时，戴虽然请郑介绍些亲友参加，但他推说没有适宜的人，完全由戴笠把他的“十人团”作为骨干。以后郑才介绍了邢森州、王昌裕、郑公粥等小同乡和侄子到特务处工作。郑任特务处副处长后。参谋本部的职务并没有取消。开始他很少去特务处办公，并想摆脱这个工作，另谋出路。戴每次离开南京请他主持特务处工作时，他对人事、经济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都不愿处理，往往要蒋介石派在该处任书记的唐纵决定，极力避免在这些方面和戴笠发生摩擦。他曾两次请康泽向蒋介石保他干别的工作。康曾经保举他担任中央军校西北训练班主任，以后还保他担任过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但蒋介石都没有批准，还告诉康，说此人做事无魄力，让他留在特务处，以后不要再保荐他。

蒋介石对特务处的工作异常重视。他知道郑不安心，曾找他去谈过话，叫他好好帮助戴笠把这项工作做好。郑知道蒋不会调动他，便只好和戴笠相处下去，戴也很了解他的心理，所以对他表面上很客气。

郑为人谨慎而又爱说话。在一件工作没有做好以前他是不随便向人谈出来的，可是一旦做出了成绩，他又爱向人夸耀。他在这个时期内，最得意的事有这样几件：“一·二八”以后，十九路军开赴福建时，蒋介石指示特务处要多派人打入这个部队去充当中下级军官。其中除了少数是通过特务处组织进行有计划的布置外，大多数是由于他个人关系派遣去的。这些人平日与特务处没有什么关系，仅和他个人保持联系，身份不易暴露，活动更为方便，后来起的作用也更大。如他派去的海南岛文昌县的小同乡云大沂，策动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投效蒋介石。云大沂还提供很多情报，当时特务处福建省站所得到的有关十九路军的情报，往往不及他所了解的多。

十九路军在福建反蒋时，郑介民正在北平，戴急电把他找回南京。蒋介石原想要郑去福建主持瓦解十九路军的活动，但他顾虑很多，迟疑不决。他认为认识他的广东人不少，几年间，通过他的关系打入十九路军去工作的人还有些去后一直没有和他联系，态度不明，怕被这些人认出后出卖他。戴笠知道他胆小，不好勉强，便要他把一些可靠的关系交出来，由戴笠自己带了几个人潜往鼓浪屿坐镇指挥。

通过郑所派遣打入十九路军的特务和福建省站的特务活动，戴笠不仅掌握了福建全部情况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甚至连十九路军总部与所局部队及对外联络的密电本都全被特务盗取出来，弄得总司令部竟在事变发动后无法向部队下达命令。部队发回的电报也无法翻译出来，彼此均失去联络。

“福建事变”很快结束，戴笠回到南京后，虽然最初对郑介民不肯前往有些不满，可是事情出乎意外顺利地得到解决，又庆幸自己大功独得，反过来对郑表示好感。由于郑介民事前所布置的广东同乡和海南岛小同乡从中所起的破坏作用收效很大，戴笠曾当着许多特务面前称赞郑有“制敌机先”之明。蒋介石听到戴笠的报告后，也很称赞了郑一番。

1933年春天，华北局势非常紧张，何应钦感到穷于应付，蒋介石叫戴笠派重要特务去主持华北方面的工作。戴便向蒋提出派郑去兼任华北区区长，对外活动则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上校参谋名义作为掩护，将特务处在华北地区的工作重新作了一番调整部署。

古北口战事发生的时候，蒋介石生怕日军大举进攻，急于要了解随时发生的情况。当时华北区掌握这方面的材料很少，古北口一带又没有派遣特务组织，蒋介石骂戴笠不懂得工作的轻重缓急。戴便急电郑请他亲自去布置并了解一下情况，临时成立了一个小组，带了一部电台，随他同到古北口。郑在那里只住了两三天，把那个小组和电台留下，自己赶忙回到北平。以后他一直向不了解情况的人吹嘘，他曾经参加过“古北口的抗日战役”，实际上便是这么一回事。

郑介民在华北区长任内最得意之作，是1933年5月7日派人在北平六国饭店打死张敬尧。这是由他亲自出马，化装成为由南洋回国的华侨资本家进行侦察活动，等到把张的情况弄清楚以后，便派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带领行动员黄泗钦等将张击毙。

郑介民自主持刺杀张敬尧后，即回到南京，再也不愿去北平，害怕张的旧部和日本特务对他进行报复。1932年秋天，戴笠改派王天木为华北区区长，郑连办理移交手续都不敢去，好在他是以副处长身份兼任区长，也没有人难为他。

1934年春，蒋介石为了要效法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决心挑选一批人去学习。郑介民也被选中了。当年夏天，郑介民和潘佑强、杜心如，滕杰等一行7人，以军事考察团名义前往欧洲考察，实际上主要是去德、意两国。蒋介石给他们的任务，一是学习法西斯统治人民和反共防共的一套办法，二是发展复兴社在欧洲的组织。他们先后到了德、意、英、法、奥、瑞士等国，在德、意的时间较长。他们对这两个独裁统治集团各方面都作了研究。郑对学习他们的特务工作方面的组织活动等花的时间最多，搜集了不少材料，由戴笠整理后送给蒋介石。戴参照他这个报告，对他领导的特务处作了不少的调整。

最初戴对特务处的工作究竟应当怎样做，提不出一套完整的办法。郑这次考察，对他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特务处改组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及以后的军统局所搞的那些活动，不少是通过郑的这次考察和唐纵在德国任国民政府驻德大使馆副武官时所学到的一套搞起来的。像通过特务组织去控制交通和通讯，监督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及干扰广播，派特务渗入机关、工厂、学校，加强警察机构等等的措施，以后在反共反人民方面都起过作用。

他们在欧洲时，每到一地总要召集留学生开会，宣传复兴社的组织和作用，告诉他们这个社是蒋介石自兼社长，叫所有的留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郑向留学生讲话时很干脆，常常毫不避讳他说，蒋介石决心不再依靠国民党，所以组织复兴社来代替。他为蒋介石大肆吹嘘，说蒋如何有决心把中国治理得富强康乐，而国民党已经老大腐朽，没有朝气，只有靠复兴社来复兴中国。据郑自己说，他的这些话常常受到留学生们的欢迎。因为这些人对国民党中一些老朽昏庸的权贵们早有不满，平时敢怒而不敢言，郑的这些话正投他们之所好。

郑等在德国时，曾多决请求晋谒希特勒致敬，经过几番周折，等了好些时候，才被允许接见，希特勒在召见这些不远万里而来向他致敬的徒子徒孙时，态度非常傲慢，但他们却以能见到“元首”一面而感到心满意足，均认为不虚此行。

他们在意大利时，据说墨索里尼在接见他们时态度比希特勒要好得多，对他们曾加以勉励。他们便感到受宠若惊，高兴异常，回国以后，郑介民常以曾见到过这两个“法西斯老祖宗”而认为无上光荣。不过也有人说，他们在德国请求晋见希特勒，没有得到允许，回来后为了面子吹牛皮。

1935年春夏间，郑等由欧洲回来后，蒋介石曾抽出不少时间听取他们的口头报告，并看了他们长篇大论的文字报告，兴趣异常浓厚。戴笠也不断找郑问长问短，请他到特务处作报告，他立刻成了最受欢迎的大忙人。

郑回国不久，便被蒋介石提升一级，任命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五处少将处长。

1932年特务处与陈立大所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合并，戴笠任处长，郑仍兼任副处长。当时陈立夫对戴笠限制很严，处处不给他方便。二处的特务对外活动遇到很多困难，甚至连军委会的证章都不肯多发给他。戴笠便要郑介民向参谋本部要了许多证章和差假证，当时许多特务对外活动统统都是用参谋本部第五处名义。

从1936年春天开始，戴笠不断接到情报，说胡汉民在广州召集两广军政头子密商反蒋问题。蒋介石曾几次电促胡汉民到南京来，均无结果，便命令戴笠加强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戴把在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广东籍特务分子大量抽调前往。

不久，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及川访问广州，特务们得到情报说陈济棠接受了日本人的支持，准备与广西联合向南京进军推翻蒋介石政权。蒋便加派郑介民前往香港，指挥华南区进行暗杀陈济棠的活动并分化收买广东部队，郑于3、4月间即由南京经上海秘密去香港。

当时特务处华南区区长邢森洲，原是郑所保荐的人。邢森洲在南洋混了不少时间，在华侨中小有声望，他的人事关系很不错，但对搞暗杀和分化等却远不如郑有经验。

郑去香港后，一面积极布置暗杀陈济棠的工作，一面多方设法收买陈的部下叛陈投蒋。郑派到广州的一个暗杀小组，曾在广州市通往郊区梅花村陈济棠的寓所途中祖好房屋，准备利用陈每日往来时进行狙击，结果被陈的特务发觉，将郑派去的几个特务捉了去，这更使陈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蒋介石和戴笠对此均大为恼怒，曾函电指责，令郑迅速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6月初，陈济棠借口蒋介石不抗日而通电反蒋，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派大军镇压，一面加派特务暗中加紧收买陈济棠部下，郑介民和邢森洲在这次事变中最得意的杰作是收买两广空军。当时两广空军中不少是华侨，邢和这些人当中不少人有关系。郑先以12万港币收买了航空队长黄光锐。他们还收买了广西空军，并策动师长李汉魂、李振良等将级和校级军官40余人叛陈投蒋。

7月初，各项布置就绪，黄光锐等分别率领飞机连同全部空勤人员飞向南京。广西空军也在同一天逃走，一同到达南京。黄光锐发表通电，历数陈济棠在广东多年来搜刮民财、勾结日寇的罪行。

蒋介石和戴笠自得到郑的密电，知道他在进行收买两广空军的活动，曾拨出数以百万的港币令其积极进行，日夜盼望早日成功。当这些飞机到达南京后，蒋、戴十分高兴，连电嘉奖，嘱其继续加速进行瓦解陈部的活动。陈济棠等反蒋通电发出后，仅仅一个月左右便弄得众叛亲离，不得不通电下野。这次事变很快结束，郑在其中起了不少的作用。当他高兴地准备回南京报功请奖时，戴笠又叫他到广州布置保护蒋介石的工作。

8月间，蒋介石飞到广州。郑这次去见蒋，自然又得到了一番奖励。蒋离开广州后，他才回到南京，戴笠又为他举行一次庆功大宴会，并给他请到一笔巨额奖金。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郑介民被调为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长，主管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

醉心成为一名“儒将”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表面上虽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一致联合起来抗日的主张，而暗地里却更加积极地进行反共防共的阴谋活动。当国民党政府从南京逃到武汉后，在珞珈山举行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便提出要增加一个庞大的特务机关，把原来由陈立夫领导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与戴笠，另在中央党部内设立一个同样的调查统计局，以加强他反共反人民的特务力量。

蒋当时虽有意提拔戴笠，但苦于他的资历不够，只好指定他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为局长，以戴为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但对郑介民的安排却成了问题，蒋不让郑离开这个特务组织，又不便设两个副局长，最后才决定叫郑兼任军统局的主任秘书，协助戴笠工作。郑对这个名义很不痛快，开始很不愿去办公，老是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这个主任秘书便成了一个有名无人的空位。戴也了解郑的心理，不好勉强他去，而内部工作却还得有人领导，便在军统局中仍保留书记长这个职位，主持内勤业务。唐纵、张严佛、周伟龙、吴赓恕四人先后担任过书记长。

当时军统特务之中，不要说外勤特务不知道这个主任秘书，连内勤也有些不知道书记长之上还有这样的领导人。戴笠感到这样下去有问题，不但郑可以借口不去军统工作，特别是怕蒋介石查问起来无话交代，才于1940年将书记长名义取消，改为代理主任秘书，由戴的亲信小同乡毛人凤来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46年3月间戴笠死去前，郑的这个主任秘书都是由毛代理。到1942年前后，中美所工作正在开展，毛人凤忙不过来，又增加了一个副主任秘书，由张严佛担任，直到抗战胜利。

郑介民对军统局这个主任秘书的本职虽不大感兴趣，而他的老婆却生怕丢掉了这个位置。因为军统局钱多、东西多，可以源源供应，不但郑所乘的汽车、汽油由军统局供给，家里用的副官、男女佣人、厨师等都是军统局支薪，连家里的许多开支和应酬请客等费用都由军统局包下来。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如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等走私和缉私得来的东西，对军统大特务“进贡”时，总有郑介民的一份，为了这些，郑的老婆去军统局局本部的次数，却比郑还多。每当戴笠离开重庆，毛人凤要找郑去军统主持纪念周时，郑常推说事忙抽不出时间。毛人凤以后找到一个窍门，只要打电话到他家里告诉他的老婆一声，第二天郑一定准时到达，从不误事。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曾请求英国帮助成立一个突击部队。郑得到这一消息，对此很感兴趣，便托人向蒋去要求，希望派他去担任这项任务。蒋认为郑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不适宜搞这种工作，另派李默庵去筹备成立英械装备的突击部队，郑又一次感到很大失望。

当参谋本部改组为军令部之后，郑却意外地被蒋介石提升为该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这样虽使他安下心来，却仍不忘情于带兵的工作。1939年陆军大学设立将官班，专门调训国民党中高级军官，他便请求带职去受训。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还要去进陆大？他很高兴地说：“现在的军事机关和部队的幕僚长，规定都要陆大毕业，如果自己不是，不但没有机会带兵，也不懂业务，无法工作。而且由于和陆大学生不是同学关系，也不易驾驭，所以非去不可。”

郑介民于1939年9月前后进陆大将官班，1940年4月毕业。当时陆大还设在贵州遵义，有些调训的高级军官带职学习，连画地图都要参谋代办，本人则经常跑到重庆、贵阳去玩乐。即使在遵义，他们也是花天酒地，有时通宵达旦地赌博，上课听讲只是敷衍了事，反正是去混一个学历。郑介民在这段时间内却与众不同，他非常认真地学习，有空还从事写作。他偶尔回重庆几天，也是到军统局和第二厅去要一些资料，作为他写作参考之用。他老婆经常写信骂他，说别人常常回来，他却不想家，还疑心他在遵义玩什么花样，曾两次偷偷地跑到遵义，看到他的确是在埋头学习和写作才放了心。郑一面悔恨自己没有带兵打过仗，“武”的气味还差一些，一面又醉心于想当一个“儒将”。当时反动派中许多将领，都有“武人惟恐不能文”的思想，他便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几年间，他从军统局与第二厅档案中搜集了不少材料，先后编写了《军事情报学》、《谍报勤务教范草案》、《游击战术之研究》等几本书。国民政府对他这种肯钻研和写作精神，曾予以明令表扬，并授给他一枚“积学勋章”。他对这枚勋章极为重视，认为是最难得的“荣誉”，经常爱把它拿出向人炫耀，以显示他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郑任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期间，还于1940年下半年起，兼任“中苏情报合作所”副所长，所长由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苏联方面也派了一个副所长，这是苏联帮助中国侦收对日情报工作的。该所设在重庆夫子池来龙巷庆德里1号，另在南岸黄山放牛坪茶亭子附近设有电讯侦测总台，由军统所派的特务肖坚白任总台长。苏联派有一个副总台长和几十名技术人员，在南岸汪山建有两幢宿舍专供苏联人员住宿。该所结束后，该处改为军统汪山农场。这个所虽是由军令部出面，实际是由军统主持与苏联进行合作，专门侦收和研究翻译日本陆空军无线电通讯密电码。苏联方面提供了一批供侦收用的电讯器材。名为合作，实际上是彼此都想把对方侦译日本密电码的技术学过来，而把自己懂得的一套又不要让对方学去。戴笠曾把留学苏联的中共叛徒谢力公、吴景中等人派去担任该所的科长（苏联方面派副科长），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大都是由戴笠选派去的军统特务。

戴笠一方面指使派在该所的电讯部门特务去偷苏联人员在这项工作中的技术方法，同时还指示他们应多方设法去和苏联人员接近，想从中收买拉拢个别的苏方工作人员，妄想在苏联内部去布置情报工作。戴对谢力公抱有很大的希望，谢的俄语很流利，一向长于交际应酬，戴特别拨出在赣口街附近的一座小洋房交与谢，作为联络苏联人员之用。谢的举止很阔绰，一切交际费用都由军统支付，曾花了不少的钱，但却没有听说得到什么结果。当时郑介民的老婆为此常发牢骚，说郑兼任该所副所长，却远不郊该所的科长阔气。郑在兼任副所长期间，平日也很少过问该所的工作，一直交由军统会搞。有人偶尔问到他这个所的情况时，他总是神秘他说：“这是秘密，暂时还不宜公开，将来等到对日作战取得最后胜利，一定会有惊人的成绩在报上公布的。”实际上他有许多问题也弄不大清楚，除了邀请苏联人员赴宴时他去参加一下，他连设在南岸的侦测总台都没有去看过一次。谢力公有事也是直接找戴笠请示，有些事告诉他一声，有些连事后都不和他谈，他也从来不去追问。

拥有四枚外国勋章1940年夏天，蒋介石叫戴笠加强军统在南洋各地的特务活动，戴因郑对南洋情况较熟悉，要他赴南洋一带视察，开展军统在海外组织的工作。他认为这些地方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范围，必须与英国有密切联络，以免引起英的不满。他去视察时，英方面特派两名特务随他一同前往。

同年秋，通过郑与英接洽，决定成立一个“中英情报合作所”，英国派特务安德逊到重庆正式商谈中英情报合作问题。蒋介石决定用军统负责与英国合作，戴笠即推荐军统特务武装部队头子、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周伟龙兼任该所主任，安德逊任副主任。

中英情报合作所成立时，戴笠在军统局举行纪念周上特别称赞郑“为军统发展国际情报工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个所设在重庆小龙坎红糟坊周家湾别动军司令部旁边。合作内容主要是由军统向英方提供有关日帝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情报，其中着重于日本空军的情报。军统曾应英方要求，派了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先后在香港、印度（日寇占港前去印度的）工作，专门侦测日空军的活动和研译日空军密电。当时这个工作组英方很重视，并多次想派人学习军统侦译日空军密电的技术，军统始终不肯把这部门所取得的经验向英方提供。

1942年前后，戴又要郑以军令部二厅名义派军统特务李汉元、吴文字等十余人去缅甸工作，还由英方派遣几名特务随同前往。

郑最得意的一件事，是1942年1月间，他对盟军在新加坡的作战方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后来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当罗斯福和邱吉尔决定要保卫住盟军在远东的军事基地新加坡时，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英国上将魏菲尔在新加坡召开同盟国军事会议，商讨保卫新加坡的计划，蒋介石除了派杜聿明等前往参加外，还派郑介民前往担任有关情况方面的联络。郑去了之后，不但没有受到魏菲尔的重视，连当时新加坡英军总司令对他也很冷淡。他只是和魏菲尔总部的一些高级幕僚人员有所接触，并没有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一向非常骄傲的魏菲尔，在这次会议上坚持表示：只要缩短防线，集中兵力，确保新加坡是决无问题的。郑介民却向魏总部的幕僚人员提出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新加坡是绝对没法防守的，不如集中力量坚守印度尼西亚，使之成为西南太平洋盟军的反攻基地，坚守印尼比坚守新加坡要有把握。当时他的这些言论，完全没有受到魏菲尔的注意。

郑从新加坡回到重庆，又把这一意见向蒋介石提出，蒋对他的话相当信任，曾正式转达魏菲尔，也同样没有被采纳。

还不到半个月，日军便集结大量海陆空军猛攻新加坡。这个为英国经营多年、费资达6000万英镑建成的所谓远东第一巨港，加上有6万多名防守的英军，只有十多天时间，便于1942年2月被日军攻陷，魏菲尔仓皇率领总部人员逃往荷印爪哇。

这时，不仅在蒋介石和在重庆听到过郑意见的人，认为郑果然“料事如神”，连魏菲尔在致电蒋介石的时候，也有悔不听郑言而遭此惨败的表示。蒋便再度派郑去爪哇与魏联络。这次魏菲尔的态度便与以前完全不同。据郑回来时说，连魏菲尔都亲自去机场迎接他。不过这次郑却没有看得准，当他刚从爪哇回到重庆，正预备再去的时候，日军又乘胜向印尼大举进攻。不出一个月，爪哇也被日军占领。魏菲尔只身乘飞机逃往印度，防守印尼的几万英军和魏菲尔总部军官都成为日军的俘虏。

在一败再败以后，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部也一度宣布解散，魏菲尔仍回原任驻印英军总司令。以后蒋介石还经常派郑去印度和魏菲尔联络。后来英国派蒙巴顿在锡兰任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时，郑也曾去锡兰和蒙巴顿联络。在协同对日作战中，郑曾提出过不少的意见。

蒋介石认为郑在和盟军打交道时还有一套办法，以后又指定他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中美联合参谋会议。当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美军驻华总司令的魏德迈，对郑的印象也相当好。

郑对军事问题一向爱提出他的分析和判断，虽然有时估计错误，但偶尔也能说中几件。他最爱向人夸耀的另一件事，是盟军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被他猜中了。1944年夏，郑和魏德迈总部的一些美军将领们谈话，大家预测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许多美军将领们谈的都不着边际，只有郑指出6月初很有可能。当时大家也只是认为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并没有人相信他的话。隔了不久，盟军果然在6月6日那天从法国诺曼地登陆。消息传到重庆，许多听过郑那次谈话的美国军官立刻想起他事前说的日期完全正确，见到他的时候都称赞他是神机妙算，居然能这么准确地计算出盟军登陆的日期。这时他便大卖其野人头，瞎吹一顿。魏德迈听到这些话以后，还当面称赞过他。原来，他这次猜中的根据，主要是从整个战局来看，认为第二战场开辟不能再拖延，而且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不会出今年。至于日期的确定，他是根据英伦海峡每年6月初天明前涨潮最大，在那几天登陆最适宜。他一面向人夸耀他学识渊博，一面也暗示他是消息灵通。

郑的这些预言虽然受到一些人的重视，使他沾沾自喜。但他的老婆却常常当着许多人的面揭他的底。每当他正津津有味地向人说这说那的时候，他老婆往往从旁插嘴叫别人不要信他乱吹。一次她说：“抗战开始，他认为香港最安全，把贵重物品和行李寄存在香港，可以保险，结果香港很快沦陷，东西全部丢光。”她越说越气，用手推他、捶他，要他把东西还来。他这时只是苦笑一下，还是继续向人讲下去。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初，原来听说除由戴笠兼任该所主任外，还准备由他和美特头子梅乐斯一同为副主任。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这个兼副主任的职务一直没有落实。

郑在中美所虽然没有兼任职务，但他却非常热心于中美所的种种活动，并常与梅乐斯往来。中美所的第一、第二次签订合同时，他都参加。他在重庆期间，所有中美所举行集会和盛大宴会时，他和戴笠都是以“主人”身份来殷勤招待美国特务。席间，他总是喜笑颜开，用些滑稽幽默的话来逗美特们开心。每当戴笠不在重庆时，有关中美所的问题都由他出面与梅乐斯商谈。许多美特都喜欢找他聊天，并当面称赞他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

戴笠死后，梅乐斯从美国到南京吊唁，郑特意从北平赶到南京，一连和梅乐斯长谈了几次。他希望再度恢复美蒋特务合作，梅乐斯也表示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再尽一点力量。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直到全国解放，美国还没有把这一组织恢复，使他很失望。最后，美国才同意在保密局内成立一个“中美办公室”，继续进行支援军统的反动活动。

郑对美国“特使”马歇尔，恭维备至。马歇尔九上庐山，他几次参加迎送。有次马歇尔夫妇去找蒋介石，他跟在两乘大轿后面走了十来里路。那次他穿着整齐笔挺的军装，连外衣都为汗水湿透。他有支气管炎的老毛病，每到冬天发作得最厉害。所以路上被弄得上气不接下气，支气管炎大发，回到南京医了很久。他老婆埋怨他，他却认为这次当马歇尔的跟班，是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

郑介民在和马歇尔的往来中，虽然极力为这个伪装的“和平使者”到处吹捧，但后来他认为马歇尔帮助蒋介石还不够积极而在背地里有些埋怨。有次他在保密局对几个处长级的大特务发牢骚，说许多事没有能够按预定的计划弄好，使国民党吃了许多亏。

郑介民和司徒雷登虽然早就认识，但关系不深。1932年，郑在北平任特务处华北区区长的时候，用以掩护的职务是北平军分会的上校参谋。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交结的都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对这个上校参谋并不看在眼中。郑虽然很想巴结，也没有巴结得上。

司徒雷登这个“中国通”被日本人囚禁了几年，于1946年继赫尔利担任美驻华大使。这时，郑的地位也和过去不同得多。彼此都感到需要拉拢一下，但又不便直接去找对方。当郑向保密局办公室主任黄天迈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黄告诉他司徒雷登也早有意和郑谈谈。黄是燕大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驻巴黎总领事，抗战期间投入军统当特务后，当过军统局第一处副处长、海外区区长，主管海外情报。抗战胜利后，黄天迈在平津专搞国际情报工作，主要是和美国驻平津人员进行联系。黄和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是燕大同学，两人私交甚好。当傅带黄去见这个老校长，谈到他在郑介民手下工作时，司徒雷登便在黄面前称赞郑是“国民党中有数的军事谋略家”。郑听到这样称赞他，更是急于希望能早日同这个被蒋介石尊为上宾的新大使见面。据黄天迈说，当他和傅泾波联系好以后，郑第一次去见司徒的时候，两人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越谈越有劲。

郑介民在北平时，司徒雷登每次来平津活动，郑都赶去迎接。司徒在南京过70岁生日时，郑没有来得及赶去，便叫人买一个漂亮的寿幛送去，并专电向其祝寿。

郑介民善于讨好帝国主义，也深为蒋介石所嘉奖，并且常常利用他这一长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郑也以所谓“军事外交家”自居。他认为最得意的是1944年“开罗会议”前后的一些活动。

开会之前，蒋介石先派胡世泽、朱世明、李惟果和郑介民4人到开罗与美、英方面人员联系。郑介民奉命后立刻与戴笠商量，两人几乎谈了一个通宵。郑的任务除了先去商谈会前的种种准备事项外，最主要的还是为蒋介石布置警卫方面的工作。军统在那次会议之前，急急忙忙加派了一批特务去印度、巴基斯坦和埃及等处，戴笠亲自力这些人饯行，发给他们大量经费。军统原来在这些地方虽有组织，但人数不多，没法担负这一新的临时重大任务。郑去开罗后，不久便和李惟果先回重庆复命，郑一下飞机便立即向蒋介石报告了准备情况。李惟果去见蒋介石的时候，蒋马上说：“一切情况已由郑厅长报告过了。”李惟果只好退了出来。

蒋介石去开罗，所乘的专机航行的路线，连随同他一道去的许多人都不了解，只有戴笠和郑介民才在事前知道，这是由郑预先安排的。因为蒋介石怕日本飞机截去，故让其随从人员乘飞机去加尔各答，而他的专机则取道卡拉奇。

当晚，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卡拉奇过夜，郑介民更为忙碌，几乎通夜没睡，指挥着事先去那里的军统特务暗中严密保卫，因此第二天他在飞机上一直打瞌睡。

那次蒋介石带去的随员不多，但郑介民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会议。

蒋住在金字塔旁的一家大旅馆中，也很少看到郑出入，实际上他每天都在为警卫忙得不能休息。会议刚一结束，郑又先到加尔各答布置。蒋介石在印度停留时，郑也在负责蒋的警卫工作。

1949年9月，司徒雷登由南京回美国后，曾打电报到广州邀郑介民去美国商谈问题。郑介民向人说：“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于南京被共军占领时没有离开，直到最后才回美国，前几天他来电邀我去美。我报告总裁（指蒋介石），已批准我去一趟。现在在赶办赴美手续中，一俟办妥后，即往香港搭机去美。”他在说话时表现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并没有因全国即将解放而感到沮丧。他当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美国的帮助上。

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由香港转赴美国。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他之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美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出任军调”处国民党代表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劫收”。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麟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头子，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他急忙找戴笠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戴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郑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戴认为蒋介石挑选郑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郑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挽转过来。戴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头于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戴笠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深重，不像住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划脚。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齐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戴笠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大家也了解，因为有戴笠在座，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统找毛人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儿。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共产党打打停停，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办交涉，开谈判席，不用强大的军队作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以“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郑介民，便打开话匣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况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不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他说，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为吉伦）和他关系很好。他说：“三个人开起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

他去北平之前，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屏翰、邹陆夫、温天和、黄维勤、黄长新、潘志民、涂叙五、肖凤岐、郭子祺、董承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处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颂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帐了。算也算不清楚，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介民继戴笠任军统局局长。毛人凤急电郑介民，要他立即回重庆。郑原定22日由北平起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毛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部方面有紧急工作分不开身，所以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人凤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飞机迟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风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郑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趣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戴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介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毛人凤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继戴笠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戴的遗志把军统工作做好。接着，毛请郑训后。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人凤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人凤谈了几个小时。以后据毛向人说，郑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和戴发生摩擦，一向少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入不敷出，总是寅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戴笠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编制几倍，大为吃惊，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裁汰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汰弱留强一项办法。

郑口头上虽然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人凤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戴笠多年来一意培植毛人凤，并且已经大权独揽。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郑的命令也随之到达。毛人凤看到这一情况，知道郑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唐也看出郑的用意，要他出面作难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人凤主持。从这时起，郑、毛之间便种下了不和的根子。

郑在重庆只停留4天便又去北平。这时，沈醉恰由南京收拾戴笠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戴死的情况。当郑听到戴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暴尸3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兔死狐悲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3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沈醉要戴笠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直等他者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沈醉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戴笠一死便鲸吞接收的财物。

郑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3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戴笠死后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人凤任副局长。郑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4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5月初，沈醉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物时，郑见到沈醉还余怒未息，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沈醉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郑虽已接到毛人凤的复电，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那天郑和沈醉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郑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累犊发表诬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处中共办公室。

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冀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处执行部请愿。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郑指使军统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帐。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名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坐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齐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在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室等捣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熊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熊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介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当时连美国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他们明知这事与郑介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5月间的一天，沈醉和廖华平在郑介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沈醉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踪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让中共丢脸。7、8月间，沈醉又一次来到北平，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感失望。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北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统在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北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郑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部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郑在军调部工作期间，和美国沆瀣一气对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他每次回到南京，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总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忠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映的情况不真实。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郑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的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郑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诬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人凤都送与他看。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反共又畏共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郑为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公布，而保密局却拖了3个多月才决定下来。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的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戴在世时他管不了，戴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郑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作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汰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当时以毛人凤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民党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愚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人凤代理。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照例只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他一贯诬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宴城被流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不守信用枪杀军调部调处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郑把参谋长蔡文治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1947年，郑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郑介民和毛人凤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侦防、行动、策反、心战等）处长叶翔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叶翔之到了北平后，报告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郑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郑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全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党电台。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作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当特务们把搜获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郑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射阳口检查来往船只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是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毛人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介民，郑便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剑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蒋剑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接头办法。郑得报后，即嘱蒋将该叛徒带往上海。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珊，保密局上海站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商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剑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剑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郑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珊等密切配合。在郑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站破坏，总站长冯伯昌、柳明等20余人被捕，抄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布匹1000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吴淞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珊、蒋剑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郑却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结果又在上海××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皖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郑介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郑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袭击。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站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下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获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郑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他的办公桌抽斗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电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人凤决定。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斗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人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郑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诬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查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叫李在教徒中进行布置。还有比利时神甫雷震远，郑一直利用他披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站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足，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指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人凤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据毛人凤谈，这也是郑介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介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介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人凤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hushi、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找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绅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这也是郑介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同时，他还认为美国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他在背地里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介民的胞弟郑挺锋任94军军长，驻在北平，归傅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辽沈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介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傅作义请求，准郑挺锋离职南返。傅碍于情面，只好准郑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介民将郑挺锋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以后他帮郑挺锋弄到海南岛去当21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往台湾。郑自己却逢人便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乘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动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介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国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国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出任国防部次长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

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形于色。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业务，刘士毅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继黄镇球主管国防物资。黄镇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国的军火物资，考虑到由郑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井向他索取照片。一时贺客盈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郑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国答应补充的东西迟迟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20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所美方供给的。郑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人凤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郑对装备这些部队的械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人凤却留下不少。郑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人凤的意见，除已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抄一份给他。郑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俾可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珍挺进队”。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国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歼灭。

郑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兼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地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援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授意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他最初还有点恋栈，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宜？郑原来打算保荐他的亲信张炎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十人团”的老特务表示同意。但郑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炎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密司令。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荐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郑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侯重任副厅长后，郑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侯早作了种种安排，郑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蔚的门路，一面由他老婆找郑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蔚出面找郑会同签呈保侯，郑怕得罪林而同意。蒋介石看到林郑两人合签也就批准了。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郑的指挥。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当时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郑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人凤一直闹摩擦。毛是以继承戴笠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郑派。郑、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毛极力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戴笠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郑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有：吉章简、马志超、马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铨、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贤、简朴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相比，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桢等全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凤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人凤从中指使，处处故意与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人凤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介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的状，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人凤继任局长。

郑介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觉得以后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己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换回过去失败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做事圆滑敛财有方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国民党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毛人凤曾说过，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他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海、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邨、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国民党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该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介石对此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纱号老板孙于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凤苞、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3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国民党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郑的老婆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沈醉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华平和沈醉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入，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沱沉没。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沱，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

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一千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缴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内心相当不快，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不敢推心置腹矣。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仍如临渊履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这时，台湾出现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三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隐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以上。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州，华籍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

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应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

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年8月12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就擒。

及11月30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

12月10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然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

1959年12月11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岁。”

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下午三点半，吊者大减，忽有一车驶来，走下一个小个子，脚履不健不实，人们却纷纷致敬，原来是陈诚来也。轻车简从，面容哀戚，到郑介民灵前，鞠了三个躬，再去灵堂后面，慰问柯淑芳及其子女，一片嚎陶，陈诚落泪，再三劝慰，逗留了足足二十分钟才告离去，自始至终并未声明“代表总统”。

郑介民与美国的秘密接触虽然令蒋怀疑，但了解蒋介石性格的人认为郑死蒋不致吊，内中不无踢跷；再加上那一阵外面的风风雨雨，于是也就展开“耳语运动”，胡猜乱测起来。

郑死后十余日，香港报纸纷纷传出：郑介民并非死于惊病，而是对付地下组织不力，蒋介石猜疑他是为美国佬效劳，致郑介民引咎自杀。

初听之，以为是附会之谈，及郑之三弟郑挺锋自美闻耗归台，上述所传秘密内幕就呼之欲出了。

当时台北盛传，郑是知黄匿居哪里的，可是无法拘捕。郑介民一死，倒使美方觉事态严重，以参加圣诞舞会为名，把黄送至一名流家中，并通知“安全局”。在圣诞前夕，黄再次被拘。可是郑介民尸骨已寒。

第七章“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章士钊请缨联络，蒋介石有感中共来函。和谈密使二临大陆，“党国”要员纷纷北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