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和为贵”
中共中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蒋介石失掉大陆，退守台湾后，致力于岛内政治“稳定”与经济建设，但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何尝一日忘了大陆？但“反攻”、“收复”作为口号喊喊容易，付诸行动难免自不量力。于是，在海峡两岸这场公开上演的大戏后台，有时也有过一些小插曲，排演着暴风骤雨后的“藕断丝连”。就中共方面来说，几十年来，从未丢掉过统一战线。中共领导人从不讳言这一点，毛泽东多次声称，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法宝”。“法宝”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工具。在马克思看来，连共产党的存在也只不过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工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实质上就是孙中山的统一战线。宋庆龄也曾说：“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插手台湾事务，阻止了解放台湾的进程。进入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开始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次年春，柏林会议召开，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火协议。针对国际局势由紧张对峙向缓和转变的趋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失时机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设想。
1954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日内瓦会议后的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解放台湾的运动，以粉碎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在毛泽东的运筹下，周恩来于1955年3月在人大常委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这一主张标志着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1955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印尼参加由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
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还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此次会谈后，周恩来接受了美国《民族》周刊记者访问，表示：“为了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国提议和美国坐下来谈判解决这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同时也使美国政府作出了迅速的反应。4月26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意同中共举行双边会谈。后经英国穿针引线，中美两国开始了日内瓦会谈。中美大使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等问题达成实质性协议，但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新中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又一个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对于中美大使会谈，蒋介石表现出极大的不安。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励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而不是与中共和谈。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1956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国民党，发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频频向台湾发出了和谈信息。195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宣布“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1月2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台湾那里的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不久之后的1月30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对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指出：凡是愿意走和平道路的，不管任何人，也不管他们过去犯过什么罪过，中国人民都将宽大对待，不咎既往；凡是在和平解放台湾这个行动中立了功的，中国人民都将按照立功大小给以应得的奖励。他号召：“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4月，毛泽东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的主张。
同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阐释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提出：我们原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7月，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国共之间第三次合作问题。10月间，毛泽东会见有关朋友，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现在可以实现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但是不要派特务来破坏，我们也不派“红色特务”去破坏他们，谈好了可以签个协定公布。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就秘密来。台湾只要与美国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团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
不久，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了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问题。次年4月在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当周恩来谈到“国共两党过去合作过两次”时，毛泽东当即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明确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问题。
章士钊出任和平使者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先生，从50年代起，就经常奔走于北京香港之间，利用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勾通与台湾的关系。当他看到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刊载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说：“中国政府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更增加了做统战工作的信心，于是，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过去的一些朋友做蒋介石的工作，以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周恩来同意章士刽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倡导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
第一，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第二，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拔款予以补助；
第三，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第四，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中共领导人欢迎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1956年春，在周恩来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的信，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与章士钊是同乡，抗战时期，在重庆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许孝炎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当年国共和谈的发起人凭心而论，蒋介石觉得共产党如今以绝对的赢家地位，能提出这样的和谈条件，已是十分难得。20多年前，自己可没有如此“大方”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先后被迫放弃了中国南方的各个根据地，转移到偏远的西南、西北地区。由于红军已远离中国的心脏地区，不再对南京政府构成严重威胁。至1935年10月，中共的中央红军更由一年前的8万人锐减为5000余人，不得不试图通过靠近外蒙边境来寻求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自然也不必再把军事的重心放到中共身上，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国民党内部的纷争，特别是可以转而对付已经侵入到平津地区的日本人了。
要准备对付日本人，说到底就是要准备抗日战争。而要实行全国范围的抗日战争，自然就要想办法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结束国内的战争状态。但严格他说，国内战争状态一下子还很难完全结束。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交道的蒋介石很清楚，即使是在处于绝对优势的条件下，要想根本上消灭共产党，也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事实上，这时无论在西南；还是在西北，仍有大约20多万国民党军队被红军牵制着。而共产党问题的国际背景，更是难以根本消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这种情况，与其用几十万军队去与红军打仗，不如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利用中共深陷困境之势将其收降。更何况蒋介石在他的计划当中，已打出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这张牌，还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对苏战略的考虑在其中呢。
在蒋看来，共产党人的背后是苏联。所以，他考虑共产党问题时必然涉及对苏关系。尽管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英美各国的态度暧昧，而对苏交涉已成为借以抗衡日本入侵的重要法码，蒋介石一直等到1934年对红军的
第5次“围剿”接近成功之时，才开始着手这一交涉工作。显然，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存在已不对其统治构成直接威胁时，才敢于下决心同苏联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利用共产党势力已经严重削弱的机会才打出政治解决这张牌，也是对苏交涉的一种姿态。
于是，自1935年底开始，国共两党便有着秘密的接触与谈判。关于这段历史，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曾有署名文章《1936年国共和谈揭密》给予论证。该文长达2万5千字，于1994年4月20日至5月21日在《团结报》分九次登刊。
根据杨奎松的披露，从1934年秋天开始，南京政府小心翼翼地加速对苏交涉的步伐，以适应国际之需，但收效甚缓。华北事变发生后，眼看华北五省重蹈东北三省之覆辙，蒋己不能不被迫把“武装抗日”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全力加速对苏交涉，以求苏联在军事上的尽可能支持，进一步成为当务之急。1935年10月，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了缔结两国秘密军事互助协定的建议，而政治解决国共关系问题，就成为对苏交涉中的必不可少的关键。为此，南京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秘密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探知中共的意愿；另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劝说中共服从南京中央政府。
经多次秘密酝酿之后，蒋介石在1935年11月底基本上确定了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方针，其基本内容包含以下4点：（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二）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四）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国民党开始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共产党的关系。经秘密寻找近10天，包括释放在狱中的个别共产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欲派人秘密前往红军所在地川西和陕北，苦干找不到适当人选，又自知进入苏区几乎不可能。正在这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注意到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俄文版《共产国际》第33、34期合刊上的一篇论述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论文，很快找人译出，送交蒋介石而引起他的兴趣。中共在莫斯科提出新的统一战线政策，公开表示愿意联合国内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军队，“兄弟阅墙，外御其侮”，这表明政治解决的想法恰逢其时。既然共产党的后台在莫斯科，其新政策自然也是经共产国际批准的，何不直接前往莫斯科，借中共以联苏，借苏联以和共，联苏和共一并解决呢？
12月中旬，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重要中委、CC系负责人陈立夫先后衔命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反复重申南京政府联苏意图的同时，明确提出希望知道苏联方面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提出，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但对于陈立夫、邓文仪的上述表示，鲍格莫洛夫在未得到莫斯科的有关指示之前，当场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不打算过问有关中国的内部事务。”
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通知蒋介石，苏联政府准备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蒋对此十分满意，并立即坦率提出了请苏联帮助促进中国统一的问题。据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披露。
（蒋介石）很感遗憾，过去苏中之间发生了一连串的误会，特别是关于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决不反对共产党的存在，并认为共产党像其他政党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见解。但因为共产党以推翻中央政府为号召，所以他不得不采取严厉措施，对此他感到遗憾。他高兴地从我这里获悉，苏联支持建立统一的中国，况且他本人明白，只有达到中国统一，才能保证顺利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若苏联政府能促进（中国）统一，他会高兴的。
随着日本入侵加剧和苏对蒋交涉的迅速展开，蒋介石不能不同时着手从政治上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了。蒋之初衷，是建立在共产党军事上已无力与其进行军事抗衡的估计上，希望可以借此机会促使苏联出面，劝说中共承认其权威，把红军交给南京政府改编和指挥，以便实现先安内统一，后攘外御侮的既定方针。
考虑到日本不断扩大对中国国上的占领，将会给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造成极大的压力，苏联这时的确渴望中国能够实现统一，投入反抗日本的斗争，以便减轻苏联在远东所承受的侵略威胁。因此，它这时也在积极谋求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并主张中国尽快实现统一。但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刚刚通过的关于在中国实现统一战线的方针反映出，斯大林希望在中国实现的是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军队在内的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非是希望中共服从南京。因此，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答复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明确告诉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支持国共两党直接谈判以求建立统一战线，并愿意为此提供可能的方便条件，但仅此而已。电报称：应特别注意蒋介石与中国红军的相互关系。需要指出，我们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不明白，如果蒋介石的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中国红军，那么他想怎么安排抗日。我们坚信，蒋介石的军队和中国红军若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
如果蒋介石就此同您谈起他希望我们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中间调停，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请您告诉他，我们不能扮演这种角色。但是，他完全可以同中国共产党直接谈判。比如，请您转告他，您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不管他前去的目的如何。
远在苏联政府向它驻中国大使发出上述重要信息之前，即蒋介石得知苏联方面同意就军事互助条约进行谈判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派遣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代表谈判了。邓于1935年12月21日乘苏轮起程。他到莫斯科3天后，蒋介石为避开南京政府内亲日派的耳目，国共谈判亦要有高层人物就近指导与决策，复派陈立夫（化名李融清）携俄文秘书张冲（化名江淮南），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的随员身份前往柏林，可随时赴莫斯科。
王明、邓文仪首次会晤莫斯科1935年元旦过后，邓文仪回到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几天后未得消息。随后，邓文仪偶然遇见原19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胡秋原，他转托胡秋原代与王明联系，此举终于成功。中共代表团经过初步讨论并取得共产国际同意之后，决定先由潘汉年出面了解邓文仪的基本意图。
根据与胡秋原商量好的办法，1935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邓文仪首先介绍了他此次寻找共产党谈判的原因。邓说：我这次来莫，完全是受蒋先生之嘱，一定要找到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我们曾经在上海、南京等地找寻共产党关系，进行了一个礼拜，毫无结果。
后来想由四川或陕北直接与红军谈判，但事先毫无接洽，恐进不去。最近蒋先生看到王明在七次大会的讲演及在《共产国家》杂志上的文章，要我立刻来找王明谈彼此如何合作的问题。我们在南京曾召集几次高级干部会议，由蒋先生提出统一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与会者完全同意蒋先生的主张。可以说联合共产党的原则是已经决定了。因此，我可代表蒋先生与你们谈判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邓文仪接着表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方面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像1925年那样继续合作，但具体的合作方式，还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需要具体讨论。邓说：要合作是决定了，不过有三个问题解决比较困难：1。联合以后，对日作战非有统一的指挥不可；2。我们现在子弹与粮怕只够打3个月的时间，假如彼此估计对日要采取持久之战，那么非另想办法不可；3。外交问题，对英美外交自然是有些办法，但英美离中国太远，远水救不得近火，总没有苏联与我们毗连一起那样方便，何况最近日本要进攻外蒙。我们应当与苏联有合作，要他们帮助我们军需粮食，这点很重要对此，潘汉年答复说：“只要诚心抗日，这3点就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共产党人至今看不到南京政府有什么真正抗日的表示。邓称：要抵抗可以说早已有准备，不然日本为什么非威迫蒋先生到底？关于我们抗日的准备将来是有文件可公布的。现在情形很迫切了，日本只容许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尚未停战，同时非集中80个师不足以言抵抗，然则与红军接触的各部队又不能同时撤退，恐日本知道秘密后，他先发制人，实行各个击破，这是很危险的。我敢说，我们与红军停战之日，即为与日本宣战之时，所以我希望能早与你们谈妥。
邓文仪与潘汉年的谈话，反映出国民党上层这时已经有了抗日的要求和联共的意图。尽管在中共代表团的内部讨论中，许多人怀疑蒋介石实际上只是想要借共产党之手来促使苏联对南京政府进行援助，但代表团多数人仍旧对这种接触抱以积极态度。在得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正式批准之后，王明正式开始了与邓文仪的一连串秘密谈判。
1月17日，王明与邓文仪开始了第一次谈判。邓文仪在这次谈判中明确转达了蒋介石关于两党合作的具体要求。邓说：蒋先生的意见，第一，关于政府，取消苏维埃政府，邀请所有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参加南京政府；第二，关于军队，红军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因为要抗日一定要统一军事领导。当然，红军不能接受南京政府的军事工作人员，但政府和红军可以交换他们的政工人员，政府派政治工作人员到红军中去，红军也可以派政治工作人员到政府军队中去，以表示互相信任和尊重。
第三，关于党的问题，蒋先生考虑了两个办法，或者是恢复1924—1927年两党合作形式，或者共产党独立存在。这个问题可在以后逐步解决。蒋先生知道红军没有军事装备和食品，南京政府可以提供一批军事装备和食品给红军。另外，可以派一些军队和红军一起到内蒙古去参加抗日斗争，因为南京政府的军队主要的军事行动在长江流域，所以不能派较多的部队到别的地方去根据邓文仪的说法，“南京政府准备在明年6月份以前解决中苏合作问题，因为明年9月份中国政府准备开始对日战争”，这也就是为什么南京政府急于与共产党取得谅解。他再度提出有关苏联援助的必要性问题，强调全部军事装备只够全国抵抗3个月，英美离中国很远，远水不救近火，为此南京政府再三向苏联提供援助，而苏联却只是说：“他们可以援助，如果国联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邓表示对此难于理解。他希望确切地知道：“在日中战争爆发后，苏联会不会援助中国？”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中共能够起某种促进作用。
对于苏联援助的可能性问题，王明只是含混其辞，没有做出正面的答复，但对于邓文仪要求派代表跟他一同到南京去进行具体谈判一事，王明一口答应。但他表示：第一请看小说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邓文仪必须出具一份签字盖章的书面保证，保证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第二，莫斯科去的中共代表只负责国共两党的联络工作，“有关的具体条件你们必须去和毛泽东及朱德同志谈”。邓文仪再三要求王明就中共的妥协条件作出说明，王明却只是重复解释共产国际七大所通过的有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议，坚持具体条件只能和苏区去谈。双方最后商定了谈判代表出发的问题。
邓：我打算早一些出发。我知道31日有船要从海参成到上海去，今天是17日，所以我们20日就必须动身。
王：这当然好。不过最好你先向蒋介石发一个电报，问一下他是否允许我们的代表和你到南京去，并保证我们代表的安全，是否同意你们的代表到苏区去。
最好在他回电之后再谈你出发的事情。
邓：那好。我会发一个请示电。不过要过两三天才能收到回电，我担心。。，你们是否能够很快拿到过境签证？
王：这些技术性问题可以以后再谈。
蒋变卦，谈判中断22日，邓文仪第二次见王明，明确通知王明：“蒋先生回电到了，我们可以马上回国”。但这一次王明却表现出某种犹豫和疑虑。他认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条件，都是相当刻薄的，对中共极端不利，“要参加谈判，却只有这样一些条件，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怀疑。”邓文仪承认，目前的条件的确对中共不那么有利，合作当然不能只要中共单方面做牺牲，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谈判才能找出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内蒙防地问题，南京政府也并非一定给内蒙不可。实际上，西北几省中共都可以提。邓特别强调，对日战争一旦爆发，中国的海上交通线注定要被切断，结果中国唯一的武器来源只有苏联，唯一的国际交通线也只能是西北的交通线。中国共产党如能在西北驻防，就意味着保持着国际联系。对此中国共产党应该可以满意。但王明仍旧怀疑：“谁会相信，蒋介石会照顾红军，会把红军看成像他自己的军队一样？”谁都了解蒋介石的所谓改编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一个势力的问题。因此你们将来同朱、毛谈判时，请不要提出那些要求单方面让步的条件，那是不能接受的”。当然，王明并没有因此改变派代表前往南京谈判的承诺。在邓文仪肯定具体的谈判结果必须是双方让步，而不会只是单方面让步之后，双方最后仍旧商定了于25日离开莫斯科前去南京的时间表。
第二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即1月23日，邓文仪急匆匆地打电话要求与王明见面。刚一见面，邓就马上表示道歉，宣称他后天不能和中共代表一同出发去海参崴了，要马上到柏林去。王明闻后不禁疑窦丛生，怀疑根本没有什么谈判，没有什么蒋介石的委托，一切都是“蒋在搞手腕”。邓文仪连连解释说不是那么回事，“没有什么手腕”，他确实已经准备好后天出发，但刚才突然得到蒋介石的电报。说着，邓把电报译稿交给王明过目。电报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说邓文仪前电内容不清楚，有些词的意思不能理解，以后涉及此类事不要发电报，要派人员或利用外交邮件；二是要求邓文仪马上动身到柏林去，参加由李融清主持的秘密谈判。邓文仪解释说：“有关这封电报，我不能再说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即这个人不但要和苏联人谈判，而且还要和你们谈判”。他强调说，不管你们怎样考虑回国谈判，以及到苏区去签协议的问题，“蒋先生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坚持我们应当在这里达成协议，然后再拿着协议到苏区去。”因此，我们确实需要在这里就具体的条件进行谈判。
很难判断蒋介石为什么在1月22日或23日突然决定中止关于去南京谈判的计划，转而打发邓文仪到柏林去。事实上，电报上所说的同苏联人的谈判是根本不存在的。苏联于22日正式通知蒋介石：他们愿意随时给蒋介石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代表去莫斯科的签证，而蒋介石对苏联大使的这一通知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也就是说，他这时还并不想告诉苏联人，他的代表到了柏林，不想与苏联开始具体的谈判。当然，与苏联谈判军事互助问题的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蒋介石对日本和整个国际局势的判断。但蒋为什么会同时改变了同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谈判的态度呢？看起来这也与22日蒋介石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有关。
1月22日的谈话主要是苏联大使转达苏联政府的几点意见。
第一，南京政府关于拟议中的互助抗日条约有什么样的具体考虑；第二，南京政府是否相信南京政府的军队有必要与中国红军建立军事统一战线，否则苏联政府很难相信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有效地进行抗日战争。原《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记载的鲍格莫洛夫当天给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电报是这样说的：蒋介石说，他认为向他提出的问题中重要的是最后一个，即关于红军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就这个问题达成协议，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他十分明白，共产党可以公开存在，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须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承认事实上的政府，那时中国政府就能抗日了。我回答说，苏联政府对中国红军没有任何影响。。。这应由中国人自己去完成。蒋介石又开始阐述他关于一国之内不允许有其他政党拥有军队的观点。谈话有陷入僵局之虞，为打破僵局，我指出，不久前陈主夫同我谈话时说到希望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莫斯科去进行各种会晤，我问这是否符合蒋介石的愿望。蒋介石对我的话没有反应，继续热情地论证苏联政府与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说如果苏联政府就中国红军承认中央政府权威一事向红军施加必要的压力，那么苏联政府就可以此表示对南京的真诚态度，并赢得南京政府这个忠实的同盟者。我看到谈判继续朝僵局发展，便斩钉截铁地声明，我们绝不能扮演他讲话中说的任何居中调解人的角色，这是中国内政。蒋介石同孔（祥熙）商量后说，他认为可以据以下原则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和总指挥的权威，同时保留其现有人员参加抗日。我重申，按自己的意向同红军谈判，这是他的内政。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
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2小时的会谈有80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占次要位置。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本来蒋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来迫使中共就范，通过莫斯科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竟一口回绝。这意味着，在莫斯科谈判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事情明摆着，如果苏联继续为中共撑腰，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共代表的要价只能比国内高。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内与明显处于困境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为好。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两党谈判就必不可免地结束了。尽管邓文仪1月27日离开莫斯科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写信给王明，保证很快就可以回来继续谈判，结果却只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那一边自然让不明真象的王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一度冷清了两个月的“抗日反蒋”口号，又于1936年2月间再度高唱了起来。
数路并进找中共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宣传中共方针，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湛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湛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标准，就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中去。
这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会谈，虽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结果，但双方交换了通讯联络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会谈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返回天津向北方局汇报。
蒋介石在寻找中共的线索方面，可以说是多头并进，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只是其中的一头。另外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并由孔祥熙给一个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由于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40余天。张子华于2月10日左右受罩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同时并带有罩振写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称：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由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
张子华于2月中旬到西安，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证实董、张使命后，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619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
第二天，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他们二人。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以“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二人还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乳、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对于蒋介石主动找中共谋求政治解决方案一事，中共中央作出比较灵活和积极的反映。周恩来于3月2日明确表示：“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宣言、通电中的主张，但应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
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照周恩来的意见，于3月5日联名臻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联合抗日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前提要求，即：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中共中央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从当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董、张带来国民党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董健吾接到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即刻与高福源一起离开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托董健吾带函给宋庆龄，感谢他慰问红军，并希望宋庆龄能够为红军征得部分财政上的援助。该信称：庆龄同志：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人欣腾，。。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无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旅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民族革命的敬礼。
伯渠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窑堡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返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罩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南京。信函说：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襄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段、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惟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几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阂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
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带着中共中央的建议先后返回南京，国民党谋求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已告成功。由于双方仍处于隔绝的状态，只有董健吾口头转述中共的条件和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到南京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时，更使国民党莫衷一是，不知谁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直至4月初湛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
相互试探阶段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民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对于停战协议和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他的一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有关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在周小舟带去的和谈条件中，根据红军东征的情况，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的内容。
国民党鉴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开始重视这次谈判，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内容是：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文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形式方面比以前灵活了。鉴于红军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引向靠近外蒙的边境地区，远离中国腹地。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只是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故曾养甫、湛小岑二人遂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毛、彭、周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至周恩来的信。
谌小岑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最好另辟新土。
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有所主张也。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南京方面四项条件的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明，它表明南京方面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打算。这种态度，自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
果然，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四项条件，以及曾、谌两人的信。毛泽东说：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古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当时，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共双方这时对对方都还缺少足够的了解，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政策都还不够灵活，因而相互间的条件相差甚远。就中共中央而言，这时显然还没有放弃以苏维埃为中心来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还坚持着不久前在瓦窑堡制定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方针。因此，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条件一度充满反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说，中共中央下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不打算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在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明确规定了以“抗日”为第一位，而以“反蒋”
为第二位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为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寻找共产党谈判之后，他们就希望这种谈判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条件下取得进展。因此，还在曾养甫提出四项条件，交与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张子华将函带往南京等地，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的信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此项接触的存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只是其根本主张仍未脱离得到共产国际七次大会认可的《八一宣言》的规定。
周恩来致谌小岑信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先生木为旧识，蛊代致意。尝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及来，兄能代表赉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上信中的黄君即张子华，此时化名黄续。
周恩来在致张伯岑的信中，更明确提出中共对国共联合的基本主张：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中国。兄弟阋子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省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见，却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由于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特别是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对案，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毕竟结束了最初的相互试探阶段，开始进入正式交换意见的过程。
正式商谈6月下旬，周小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针对国民党方面5月间所提方案，正式提出了如下对案：一、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C方确认：（1）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保卫中国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2）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3）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4）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
三、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执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
四、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上述对案，较此前中共方面的历次主张以及陕北中共中央当时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所谓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一切人民团体共同讨论具体实现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名称，很明显地意味着它并不再继续坚持“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外在形式；而所称目前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但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将会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云云，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它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放弃苏维埃组织与红军的外在形式。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中共没有再坚持以苏维埃为中心和国共两党必须平等地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想法，第一次率直地表示在将来政府中可以由国民党占指导地位。这无疑使双方的条件开始有了进一步接近的可能。
果然，双方的商谈迅速取得进展。经过了几天具体的交换意见，国共两党代表破天荒地第一次形成了共同的“谈话记录草案”。内称：一、KC双方一致确认，为求得民族之生存，须立即实现民族之联合战线，共同抗日。
二、为使联合战线之巩固与实现，应先消灭国内现有之矛盾，集中力量。三、C方提议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但C方须承认K方之主导权，C方代表认为K方在原则上接受此提议后，现形势下应该而且可能成为抗日之主导力量。
四、在上述三原则下，尤其在第三点上相互以文件承认后，K方将在事实上以秘密方式停止围剿红军，红军亦停止进攻的军事行动。同时在C方停止反K方之行动与宣传的条件下，K方承认立即停止破坏C方组织，及逮捕C方人员群众，并子暗中保护爱国运动（指在K方权力范围以内，冀察不在此限度内）。
之后C方公开发表宣言要求K方一致抗日。
五、双方于履行第四点要求后，共同组织一混合委员会，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政治形势及统一经济、军事、外交等问题（例如在国防政府成立后，C方须改变苏维埃之政治形式而统一子国防政府之下），以及联俄诸问题。
由上可知，在这次商谈中，至少在形式上双方代表都作了较多的让步，以至取得了一个得到双方代表共同认可并且正式签字的谈判文件。其中最为关键的让步在于，国民党方面接受共产党方面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而共产党方面则承认国民党方面之主导权和实际上的主导地位，同时准备放弃苏维埃之政治形式。据此，湛小岑立即起草了一个正式协定条款的草案，试图一漱而就地乘势提交双方领导人，迅速达成协议。
湛小岑起草的新的协定的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之主张，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上一切足以引起国内阶级纠纷之活动，K方可承认苏维埃主要区域在民主政府指挥之下作为特别实验区。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之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接受K方之上述军事政治主张原则下，执行：（一）抗日民族革命之民主自由，但其限度以不反党国为原则；（二）红军之驻扎区域采商定方式，依双方之同意而决定；（三）苏维埃政权取消系指苏维埃独立于中央政府而言，其他地方组织形式可适当保留；（四）C方之表示与K方所负之义务应在同时实行，其实现方式由双方协议后实行之。
作为国民党方面级别较低的联络代表，湛小岑实际上并不负有谈判的责任。但是，不能说湛小岑不了解谈判的技巧。在争取中共方面承认了国民党方面的主导权和主导地位之后，他立即在正式条款中放弃了对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提议的承诺，仅以集中革命力量为由，提出了国民党方面的中心要求——统一指挥与编制。而共产党地方政权和军队之保留，均以这一要求为前提。尽管湛小岑的条款对于这种集中统一的形式没有具体的表述，但其内在含义十分明显，即中共的军队和政权将必须统一于南京政府。
果然，在湛小岑将此一文件上报曾养甫和陈立夫之后，陈立夫进一步将国民党方面的要求具体化了。陈于7月初对此一文件做了两点最重要的修改，并于7月4日通过曾养甫和谌小岑正式提交给中共代表。经过陈立夫修改的国民党方面最终的文件内容如下：一、K方为集中民族革命力量，要求集合愿意参加民族革命之一切武装力量，不论党派，在同一目的下，实现指挥与编制之统一。
二、C方如同意K方上述之主张，应干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
三、K方在C方承认全国武装队伍统一指挥与编制的原则时，即行停止围剿，并商定其武装队伍之驻扎区域，与以其他国军同等待遇。
四、K方在C方决意放弃苏维埃政权和条件下，即以K方为主休，基于民主的原则，改善现政治机构，集中全国人才，充实政府力量，以负担民族革命之任务。
这里的修改主要表现在第二条和第四条，即强调了共产党方面必须以其全部政治军事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和放弃苏维埃政权，承认并参加以国民党为主体的，只是经过改善的现政权。这就在事实上否认了中共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考虑到中共的代表来自不同的方面，湛小岑分别将国民党的条件递交给周小舟和刚刚由陕北返回的张子华，再由二人分别转送中共中央。但由于谌小岑交给张子华这一文件时，并没有说明此件为国民党之谈判条件，只是说提供中共中央“参考”，故张子华并未专程送往陕北，而是托上海的李雪峰于方便时交人带往陕北，致使此件久未送到。周小舟一件虽然送到，但因周转较多，颇费时日，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到陕北。这样，中共中央只是在一个半月之后，即8月下旬才见到国民党的这一谈判条件。
国并高层直按面商的尝试由于国共双方联络已经沟通，利用中间人来往联络颇费周折，双方上层感到建立直接联系和进行直接商谈的必要性。当7月初张子华带去周恩来邀请曾养甫、湛小岑进入苏区面谈的信件之后，国民党方面立即作出了积极的响应。7月19日，曾养甫致函周恩来，邀其外出晤谈。函称：翔兄：黄君来，得悉种切，欲谋迅速解决，盼两方能派负责代表切实商谈，如兄能摈除政务，来豫一叙，至所盼祷。顺颂时祺弟养上七月十九日此时恰逢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迅速选派CC系骨干前往控制广东党政军各系统，曾养甫也被派任广州市长一职，立即赴任，故此函邀也告失效。7月底8月初，湛小岑分别把国民党的电台联络呼号密码交给周小舟和张子华，希望与中共立即建立直接的电讯联系，同时，湛小岑复信周恩来，称：翔宇兄赐鉴：敬邀临西北之游，使得吾兄及诸友畅叙一堂，交换中国革命动向意见，个人衷心亟为感奋。因蓄志已久，尝寤寐以求之亟，盼能早日实现。且也，吾人本年来做进行工作，也须当面作具体之商讨，傅早日有所决定，求打开目前革命局势，故屡向表兄建议派弟一行。其所以至今未能成行者，盖故乎：1。统一军政组织问题，此间至为重视，然民主方式究能实行此若何程度，当待初部（步）之商讨；2。停止军事行动问题，希望西北有军事负责人在陇海线西北段择一地点，作一度之会商，我兄如能命驾，更所欢迎；3。两广问题发生，彼此间不无新的隔关。又如以养、立二兄均注意粤省党政局势之开展，故一月以来特形忙碌，几至无暇常谈。近且派弟办理粤省国民党务，促递速行。
然求吾人工作之早欢厥成，实半年如一日。固未尝稍有变更也。兹特奉上电台符号及密码，一切问题可用电报直接谈商，既省时间，又免多人来往跋涉。如能有所决定，即可约动晤谈。盼能早日面聆教诲也。书不尽意，诸维心照不宣。敬致革命的敬礼！
诸友前乞代致意弟岑八月六日早大约在此前后，原奉命由莫斯科前往香港同两广势力及19路军将领联络的潘汉年，得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的指示信，他前往南京主动与陈立夫进行了初步的接触。由于国民党不能确定潘汉年当时的身份，故他与陈立夫的接触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加上潘汉年还负有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有关意图的使命，随即经西安于8月9日转入陕北苏区。
潘汉年回到陕北，使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具体策略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8月10日专门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更加重视对南京政府的统战工作，开始主张要“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准备在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上，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的前提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在此后接到共产国际8月15日更加明确的政治指示之后，中共中央终于正式决定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并且进一步就自己没有充分重视争取蒋介石合作抗日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开始加紧与南京方面进行公开的或秘密的联络及谈判工作。
8月25日，中共中央开始起草《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表示愿意“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实现“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
8月27日，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湛小岑的信件，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说：（前略）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
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上，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其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人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了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气氛，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函胡宗南、陈诚等人，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能力排俘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守仁等人，并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同时，曾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曾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湛小岑更进一步表示已经为此准备好一切。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翔兄赐鉴：读澄川兄携来各件，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法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于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于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告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塌以欢迎。余由澄川兄面达。
颛此敬致革命的敬礼诸友及颖超姊前乞代致意弟岑十月八日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陈诚致电西北“剿匪”总部叮嘱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14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广州，称：（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至此，国共两党问下层代表的接触和联络工作告一段落，高层会晤及谈判工作开始进行。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9月下旬，中共中央专门召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之后，就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恩来带往谈判”。该草案显然是参考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和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具体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两党合作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条件。该草案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标。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夫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力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好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的领导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10月上旬，该草案正式形成，并很快由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带往上海。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日渐突出。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直接了当地告诉冯玉祥，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三）军队的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蒋同时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
显而易见，国民党内部这时是存在着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气氛的，而对于蒋介石说来，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军队，军队问题如能解决，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
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由沪到宁，而陈已由宁飞沪。经张冲安排，潘复于当晚乘车返沪。10日，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开始了正式的商谈，据潘汉年的报告称：十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致陈及蒋的信顺便亦文他。
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中共”，我给（说）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原（愿）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我就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当即表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尚非其时”。陈则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与蒋先生面谈，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商酌，如从3000扩大力1万之数。考虑到双方立场相差大远，潘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的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然而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的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11月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的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感到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党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但目前彼方条件却与此大相径庭，周恩来出动也无法接受。
一夜之间坐到谈判桌前在10月底，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失利了，中共军事上正感到十分被动。此时对两党谈判希望颇高。故中共中央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能不作出远比《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大得多的让步，甚至准备同意“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然而，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报后，却很明确地否定了张子华转达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报告说：（陈立夫）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分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变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接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元关。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后方，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10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3000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于是，经潘汉年和张冲多次磋商，终于促成了周恩来和蒋介石在杭州西子湖畔的这次国共最高级别的首次会谈。
西湖会谈事关重大而又极其机密，谈判地点便选择在“一角夕阳藏古洞，四围岚翠遥接村”的烟霞岭上进行。周恩来抵抗的次日，在烟霞洞旁的烟霞寺里，“校长”蒋介石与昔日的黄埔同事周恩来握手寒暄，对阵而坐，他们身旁各有一个干练的助手：“中统”干才张冲和“江南才子”潘汉年。
在“西安事变”之前，潘汉年与张冲已经有过秘密接触。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上海《申报》忽然刊出一则醒目的寻找“伍豪”的启事，要他见报后务必在5月5日去新亚酒店廿号房间，与落款者一晤。“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时的代名，而启事则是国民党“中统”干将张冲奉命刊登的。几年前，张冲为蛊惑人心、制造混乱，也曾在《申报》炮制过臭名昭著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被中共及时识破，“伍豪之剑”立刻出鞘，刺穿了张冲一伙的卑劣阴谋。不过张冲此次所为却是出于民族大义，为国共合作计，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经过一番曲折，潘汉年终于与代表中共及周恩来和张冲联系上了，开始了秘密交往。“西安事变”时，张冲作为蒋介石的随行人员也被羁押，而潘汉年则在南京活动于宋美龄、宋子文之间。这次他们又分别作为国共双方高级人物的助手坐到了谈判桌前。
谈判开始后，周恩来单刀直入地表示了中共与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但强调中共拥蒋的立场系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主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决不能容忍投降收编之诬蔑，并提出了中共的6点要求。蒋介石也开门见山，显得很爽快，他同意国共两党重新合作，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再打红军。但紧接着他又提出：“中共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我希望你们只是同我个人合作，永远合作。。”
对此，机敏的周恩来已洞悉蒋的内心，看穿了他的真实意图在于“领袖问题”。
中共承认蒋介石是抗日领袖，但并不意味放弃自己的独立性，在根据地、政权、军队等问题上中共享有充分的自主权。据此，周恩来和潘汉年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谈判陷入艰难之局。
此后的一周，双方易地再谈，几经交锋。周恩来和潘汉年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谈判天赋，显得有理、有利、有节，而蒋介石和张冲理亏词穷而谈不过对方，终于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搞个共同纲领规范两党行动的建议，并商定由周恩来月底回延安后起草这个纲领。“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至此，国共双方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取得了一定的谅解。中共中央对首次国共最高级会谈所取得的结果表示满意，认为“结果尚好”。
西湖会谈期间，张冲始终参与其事，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此后5年，他与周恩来相处甚洽，为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中央的称誉。蒋介石盟弟赴延安1938年秋的一天，一支由5辆满装慰问品的卡车组成的特别运动队到延安王家坪村后停了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叶剑英、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等高级将领，迎向前去，向慰问队队长、新任国民政府卫生勤务部长金诵盘握手问候。
欢迎队伍中，有不少黄埔学生，他们见老师来了，纷纷争着和金诵盘握手言笑。
朱总司令半开玩笑地提醒大家：“黄埔的校风都到哪里去了？恩来是怎么对你们说的，全忘记了？”
军官们顿时散开了，肩并肩排成了一排，依次出列，向金诵盘致礼报告。“学生左权，八路军副总参谋长！”
“学生林彪，115师师长！”
“学生陈赓，386旅旅长！”
“学生许光达，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
金诵盘面对着这些充溢着英雄气概的黄埔毕业生，激动得无法自制，眼圈都红了。这时，周恩来安排完了接待慰问团的事项后，也赶了来，与金诵盘紧紧拥抱在一起，所有的感慨，皆在不言之中了。
金诵盘是孙中山先生当年创办黄埔军校时的重要助手，因对官场的厌怠，脱离政界多年，潜心从医。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碍于盟兄蒋介石的情面，重新出任国民政府的卫生勤务部长，决心为抗日竭诚尽力。当金诵盘偕家人离开上海，抵达陪都重庆的当天晚上，蒋介石设宴为他接风。
饭后，蒋介石便开腔道：“诵盘，我们是兄弟，所以，别人办不好的事情，唯有请你出马。”
金诵盘笑笑说：“反正介兄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的饭可不好吃呵！”
蒋介石瞅他一眼，也随之笑了起来：“我想让你出趟公差去延安，慰问八路军的伤病员。。”
原来，国际救援组织将救援物资运到重庆，为了表示姿态，蒋介石决定派金诵盘去给八路军送慰问品。
正式欢迎仪式开始，朱德致欢迎词，金诵盘的答辞，是他离开重庆时，由陈布雷起草，蒋介石圈阅认可的。
在随意的交谈中，金诵盘悄悄对周恩来说：“我这次来延安，很想见见毛泽东先生，你能替我安排吗？”
“我已安排好了，毛泽东先生要请你吃饭。”
金诵盘感动得只知连连道谢。一直想见毛泽东的愿望实现了！可一旦见了，却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亲自打开了一瓶汾酒，先给客人斟满了一杯，又给周恩来和他自己各倒了一杯。他举杯起立祝酒道：“为国共合作，为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也为金先生的身体健康，干杯！”
金诵盘举起酒杯，恭恭敬敬地说道：“毛先生，能够认识你，真是三生有幸，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万事如意，永远顺利！”三人碰杯之际，周恩来说：“诵盘兄，你祝毛先生永远顺利，让蒋介石晓得他可要不高兴了。”“恩来兄，你是了解我的，我虽然与蒋介石相识多年，私交甚好，但是在他搞分裂，与共产党为敌的时候，我辞官不干，在南京、上海又做起挂牌医生，如今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我才重入军界。因为我心里始终装着一杆秤，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教诲，和他亲自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金先生作为国民党的元老，能够如此清醒明智，真是令人敬佩，这也正说明国共合作是深得人心的。”毛泽东边说边请金诵盘举筷。
周恩来说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呵！”
金诵盘颔首表示赞成，他想想又说：“我总是在想如果国共两党能够团结得像亲兄弟，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毛泽东说：“这要靠大家的努力。”
饭后，金诵盘提议道：“毛先生，我们三人合个影好吗？”
“好呵！”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延安的慰问之行，金诵盘率团回到重庆。一下飞机，他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迎接他的，既没有国民政府的代表，也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自己的部下。卫生勤务部次长告诉金诵盘：“侍从室来电，要金将军一下飞机就去德安里见委员长。”蒋介石见了金便沉思着说：“我们俩情同手足，所以有话还是挑明了讲好。你现在是党国的重臣，不是普通的挂牌医生，你的一言一行要谨慎小心，千万不可感情用事。”
“你对我的延安之行意见很大，对吗？”金诵盘也毫不回避地问道。
“我让你去慰问八路军伤病员，没有让你去与共产党的头目会谈。”蒋介石冷冷地说。
“毛泽东是延安的主人，我去那里能不拜访他吗？”金诵盘毫不相让，“介兄，毛泽东并不像你认为的那么可怕，如果你与他面对面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谈谈，大家都会少流很多血。”待蒋走后，金诵盘独自去书房里抽闷烟，他实在不明白，蒋介石为什么像孩子似地反复无常？他为什么在口头上谈国共合作，而在行动上又如此惧怕共产党。。和谈密使再临大陆其实当初的蒋介石并不害怕共产党，一贯相信武力的他，深信在这一方面共产党远非是他们的对手。但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比别人更了解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和官员的腐败，而在这方面，共产党恰恰显示出了极大的优势。蒋介石惧怕自己的人与共产党接近，因为他们很快就会被“赤化”。蒋介石欣赏共产党的组织性，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一直把共产党作为心头之患，欲除之而后快。
以后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当初的“惧怕”并不是没有道理，这不，腐败的国民党终于丢掉了大陆，如今，他只能以“败兵之将”的地位与共产党言和。蒋介石经过近一年认真考虑后，于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到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因，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
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
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
第一，他是蒋介石的学生，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的。自南京中央党校毕业后，派往英国留学，归国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国民党撤退南京前夕，出任中央组织部人事处长。
第二，宋当时是台湾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的“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比较灵活，官式意味较轻，蒋介石不愿意派一个官式身份过重的人前往。
第三，宋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万一被人发现，可以说是去探亲。
第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维汉等以及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也都是湖南人，对话比较方便。
宋宜山经过认真准备后，于1957年4月成行，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士钊、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等到车站迎接。
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随后，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出面，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与宋宜山协商。李维汉提出：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台湾地区的政务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干预，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对此，宋宜山表示愿回台湾后，要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还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并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弟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上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份，宋宜山回到香港。根据自己此次大陆之行的印象，写了一份1.5万多字的书面报告，由许孝炎转呈蒋介石。在这份报告中，除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详情及中共提议外，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的景象和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市场供应无缺的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百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与蹒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
报告送上去之后，蒋介石越看越生气，不等看完，就把报告往桌子上一摔，说：“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吩咐人告诉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的每月寄给他。
就这样，蒋介石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给搁浅在香港，蒋介石也拒绝了中共中央一系列和平统一祖国的提议。一次本来很有前途的和谈刚起步又中止了。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呢？主要还是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一看叫自己成为地方自治区便火冒三丈。宋宜山对自己那份报告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有所准备，但他仍直言相告。这种为中国统一大业敢于探索的志士，值得人们给以敬意。
第二节中美日内瓦会谈王炳南出任中方首席代表就在海峡两岸进行秘密接触的同时，中美之间一场以台湾问题为主要内容的会谈也在日内瓦进行。
1955年7月底的一天，美丽的华沙阳光灿烂。出任才3个月的王炳南大使和使馆的工作人员一块，正在郊外野餐。郊外的景色宜人，那一片片绿色的小树林和原野，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怕。大家正坐在一起谈笑、聚餐。。当地时间中午1时许，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
这是一份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加抄驻华沙使馆，王炳南读了电报，心里有些纳闷，为什么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华沙使馆来？在旁边的使馆人员议论纷纷，他们猜测是不是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会谈？王炳南自己倒没往那儿想，因为日内瓦会议后，王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王炳南，1908年1月1日生于陕西省乾县好畸村。1925年初，他在家乡三原中学读书时加入共青团，第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井担任乾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组织领导了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税的斗争。由于从事革命活动，为反动政府所不容，家乡呆不下去了，1929年，王炳南由父亲的歃血之交、西北军爱国将领杨虎城资助出国，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政治学，同时组织在法德等国的中国留学生建立抗日小组。
王炳南在柏林学习工作了5年。他结交广泛，朋友遍及德国各城市，有产业工人和学生，也有科学家和革命家，包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1936年，王炳南与他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女同学、哲学博士安娜利泽在伦敦结婚，安娜利泽随夫姓改名为王安娜。新婚燕尔情意绵绵，但为了革命，他们不能不毅然离开新居——1936年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回国，做争取杨虎城将军和17路军抗日的统战工作。
1936年3月，就在王炳南夫妇回到西安的当夜，甚至还没来得及走进家人专门为他俩布置的新房，便被急切想见他的杨虎城将军请去，执意让他俩搬进“官邸”住下。经多次密谈，杨将军委托王炳南为他物色人才，帮助他改造部队。王炳南成了杨虎城的“忘年之交”。当杨虎城为躲避蒋介石令他“剿共”到上海“治病”时，就接二连三发电报让王夫妇迅速赶往上海。在上海，经杜重远介绍，王炳南又与张学良将军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成为张、杨之间沟通意见，携手团结的牵线人。1936年11月，杨虎城返回西安不久，急电王炳南速返西安议事。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到止园找杨虎城密商应付时局的办法，对杨说：“王炳南不是在你这里吗？找他来商量一下吧！”杨说，“他这个人思想激进，主张扣蒋。”张高兴地说：“这也不能不说是个解决的办法，看来只好如此了。”由此，两人彻底公开了各自的想法，具体商谈了扣蒋的部署，干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早上，杨虎城就叫卫兵通知王炳南去开会，认真研究下一步的对策。
西安事变期间，王炳南协助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了大量工作，毛泽东和朱德亲笔致信予以赞扬。。过了几天，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他担任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首席代表，美国方面则任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为谈判代表，真是巧合，日内瓦会议上会谈的两个对手，将再次交手。
王炳南接到这个通知后，心情并不轻松，甚至有些忐忑不安。虽然说，他已经参加过日内瓦的中美代表会谈，但毕竟当时身旁有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有许多有经验的“干将”出谋划策，特别是那时他在总理身边，亲聆教诲，一言一行都可以得到总理的直接指导，凡事都可以依赖总理。现在他独当一面，虽说可以随时与国内和总理联系，但总是远离了祖国，有许多情况，要他自己拿主意，自己去分析、判断，并积极向国内提建议，也要善于随机应变，不能有一点差错，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它像千斤重担压在他的肩头。
当然，他也想到有利的一面。外交部为了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组长是章汉夫，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干，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是一个人材济济的智囊团作他的后盾。而且可让他放心的是，这个小组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当时被人们称为“秀才”的乔冠华担负具体工作。从他个人来说，他在30年代就和美国人打过交道，他熟悉美国人的思想、作风和处事的方法。事后，他曾听贺龙说起，中央最先选择谈判人选时，不光是他一个，正是考虑到他有从事10年外事工作的经验，和美国人打交道的时间长，比较熟悉他们，才最后确定由其担任谈判代表。
说起王炳南与美国人打交道，引起他对抗战时期外交工作的回忆。确实，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人交往，并非始于它成为新中国的执政党，而是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那时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领导党在国统区的工作。1938年为适应宣传我党抗日政策的需要，成立了直属南方局领导的对外宣传小组。这个小组由周恩来领导，由他具体负责，组员有王炳南当时的妻子安娜利泽、毕朔望、许孟雄等人。这几个组员都精通英语。小组的任务是向外翻译毛泽东的著作、抗日文章及八路军的战报。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写的《论持久战》等著作最先就是由他们这个小组翻译的。他们积极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和解放区的成就。
第二次国共合作初期，国共双方合作还比较顺利，对外宣传小组的工作就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他们在武汉同艾黎、斯诺、史沫特莱商定建立了全国工业合作社，并安排白求恩、印度医疗队等去延安。正是在那个时期他们小组开始了同美国人的接触。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史迪威将军、海军陆战队卡尔上校、美国总领事等人都同他们有频繁的交往。这些工作当时没有受到国民党的干涉和限制。
中国人又抢了“主动”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一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各国的重要报刊，几乎都把这件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并对此作了许多评价和预测，其中也不乏对王炳南个人历史，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私生活的介绍。他一时成了报刊上被人评头论足的新闻人物。
他抵日内瓦的那天，抢新闻的记者们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一下火车，他和代表团成员就被团团围住。
王炳南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他说：“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也会有所贡献。”
当时中美双方对会谈的议程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就有很大的距离和分歧。我方认为，会谈应着重讨论台湾问题以及安排杜勒斯国务卿和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直接会谈和建立两国的文化联系等一些实质性问题。美国则想先要回扣押在中国的美国人，并要求中国保证不对台湾使用武力。最后，为使会谈先开起来，我方便同意先谈遣返侨民问题，然后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
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这个会议厅以前是国联理事会主席办公室。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会议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王炳南和参加会谈的李汇川、林平等同志提前到达会场。据新华社记者说：在“记者之家”的酒吧间早已喧闹开了！
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中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呵，中国又抢去了‘主动’！”在旁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在会谈时先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这确实是周恩来为这次会谈创造的良好开端。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从这第一步的实际效果来看，是很成功的，使国际舆论很快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也很快倾向于中国。
当王炳南一行步入会议厅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友好地向他招手致意。约翰逊大使迟到了几分钟。陪同他的有美国国务院事务专家克劳。双方坐定后，镁光灯不停地闪亮，所有的记者都在照相。这些照片和摄像在中美交往的史册上留下了痕迹。记者们退席后，会谈正式开始。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美国11名间谍的声明，约翰逊向王炳南表示了谢意。接着便先商谈了会谈议程。
不知是因为中方宣布了释放美国间谍，还是因为王炳南和约翰逊已经熟识，这次会谈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以后，王炳南听说，杜勒斯曾嘱咐约翰逊在会谈中要忍耐，避免出现板门店谈判时那种硬碰硬的做法，要想办法维护住和北京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在这次会谈前曾说，如果中美代表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最后双方达成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
旷日持久的遣返侨民谈判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1个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在中方提出的名单中就有钱学森的名字。6月间，钱学森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里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周恩来见信后立即转给了王炳南。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约翰逊曾狡辩说，没有证据表明旅居在美国的中国人想回去，王炳南立即举出钱学森的例子批驳了他。他还提出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
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
在第三次会谈中，约翰逊一开始便要求我方立即无条件地让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人离境，以便为进入第二项议程——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扫清道路，王炳南认为如何处理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是会谈的内容，决不是继续会谈的条件，因此王炳南在郑重地重申了中国对遣返中国留学生和侨民的立场同时，提出美国必须立即释放所有被无辜监禁的中国人，使他们有机会返回祖国。这时约翰逊已不再提扣留有技术的中国人是美国的法律，可见美国的法律也并不是丝毫不可改变的，它也要为政治需要服务。
以后，我方的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约翰逊代表美国政府顽固地要坚守他们所谓的对华政策最根本的一条原则，即是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要敏感地连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像和结果。凡是涉及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和王炳南兜圈子。例如，王炳南提出授权印度驻美大使馆照管中国侨民，他始终不能同意。因为他认为，这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
单就这样一个问题，我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斗争。我方充分摆理由，摆道理，最后约翰逊显得有些词穷，经他请示杜勒斯后，被迫接受我方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侨民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两个字上作文章。约翰逊说，不能用“授权”两个字，只能用“邀请”，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而且还无理提出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显然在这样的限定条件下，美国是大有空子可钻的。美国还可以对这条特定条件作任意的解释，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我方断然予以拒绝。这样，会谈虽进行了近10轮，却迟迟无法取得积极成果。
王炳南在会谈开始后不久，就意识到原来他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不现实的。看来，这场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那些抱着乐观希望和追逐有新突破的记者们，总是在会场外焦急地等待消息。开始时，我方代表一走出来，他们便兴致勃勃地抢着围拢来，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可是我方的简短回答总是没有提供令人兴奋的新消息，后来他们几乎一看王炳南和约翰逊的脸色就泄气了。他们开始怀疑会谈能不能有成果，会不会中断，对中美会谈前景感到失望和悲观的论调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端，记者们的热情也渐渐冷了下来。经过11次这样的会谈后，大约到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温度显然降低了。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程序化了。王炳南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方也始终彬彬有礼。我方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双方的助手从不在会谈中发言，但他们有时递张条子，写上意见，或耳语几句。李汇川和林平都在会谈中给予王炳南许多有益的建议。
有意思的是，双方在会谈桌上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会下却时常有些有趣的事，甚至是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约翰逊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王炳南进行个人交往。
谈判对手的私交在会谈僵持不下时，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双方有时就互相邀请吃饭。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记得这还是约翰逊首先开头的。他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想了解我方的态度，又要避开记者的视线，便在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个别墅，悄悄地邀请我方代表去吃饭，在饭桌上解决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后来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总理同意后，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吃饭。几年后，周恩来还风趣地问到王：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周恩来就是这样，事事都十分精细，在外交上非常讲究礼节。还有一次，我国的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邀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们来看戏。他们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能让记者知道。看完戏，约翰逊称赞道，“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艺术表现，是美国没有的。”
当时华沙到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航飞机。王炳南每次去日内瓦会谈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的飞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到了布拉格，他常常和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回来时也一样。有时因气候不好，飞机不能起飞，他们便在苏黎世过夜，王炳南和约翰逊一同被安排在一家旅馆住宿。旅途中，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双方从来不谈公事。王炳南的英语马马虎虎能凑合一些，约翰逊也能讲几句简单的中国话。他们俩便连汉语夹英语随便聊天，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当时瑞士政府对中美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是十分重视的，曾指示机场领导要特别照顾我方，因此在苏黎世机场上下飞机时，机场场长对中方代表非常客气，每次都亲自前来迎送，而且陪同中方到贵宾室休息，还招待喝咖啡。
后来由于一架飞机失事，约翰逊便不敢再走这条线了，改从巴黎走。失事的是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大型捷克斯洛伐克的飞机，还载有从拉美演出后回国的中国演员，没想到飞机上天后不到5分钟就爆炸了。王炳南原来也订了这架飞机的座位，因故晚走了一天，才得于幸免。还有一次飞机起飞后发生故障，降落在慕尼黑。联邦德国当时和我国没有外交关系，王炳南只好同全体旅客一起坐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这可急坏了在伯尔尼的中国大使馆，冯铉大使非常担心，怕他会出什么事。他为了让联邦德国政府知道王炳南因故到慕尼黑的机场，就故意直接打电话到机场找“王大使”，结果候机室的旅客都惊讶地盯着王炳南，闹得满城风雨。闻讯而至的记者们更是互相传递消息：“中美会谈的中国大使到了慕尼黑！”可见中美接触影响之大。
十五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王炳南接到国内指示，于9月10日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对在华的12名美国人的复查已经结束，他们可以获准离境，在其它一些具体问题上，由于我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而使这一段反反复复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
中美双方终于在9月10日的会谈中达成了一个协议，也是15年会谈中唯一达成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不难看出，这是在互不承认的情况下，处心积虑搞出来的一份奇怪的联合公报。在公报中既要体现互不承认，又要体现双方的一种共同意见，还要体现双方的联系，于是就别出心裁，搞了这么一个各说各的“杰作”，叫作“协议声明”，英文为agree－mentannouncement，以后尼克松和周恩来达成协议发表的上海公报也仿效了这种形式。这份协议同时也是1972年的上海公报发表前的唯一一份中美之间达成的正式协议。王炳南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份量。
至此，关于遣返侨民问题暂告一个段落。
五十年代末，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方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美方采取敷衍态度9月20日，双方又开始会谈，王炳南认为侨民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第一个议程可以结束了。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讨论其他实质性问题。但是，他没想到，美国在第二阶段的会谈中采取了极为敷衍的态度，并且不断在第一个议题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以致使会谈拖泥带水，几乎是寸步难行。
王炳南在早些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第二阶段双方所要讨论的实质性问题，即台湾问题和周恩来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问题。王炳南一再指出，只有通过外长级会谈的切实可行的途径才能实现解决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等这样严重的问题，并讨论两国建立文化交流、贸易关系等等。由于直接涉及到台湾问题，因此这第二个议题比第一个侨民议题的谈判复杂得多，难度大得多，斗争也就尖锐得多。
10月27日，我方又一次主动就美国提出的双方保证不使用武力的问题提出了一个协议草案。我方在这个草案中援引了联合国关于成员国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条款。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同意，它们应该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武力；为了实现它们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决定举行外长会议，协商解决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约翰逊拒绝了这个协议草案。这样，美方实际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使约翰逊显得沮丧。他不停地抽烟，一轮会谈下来，他的烟缸里塞满了烟蒂。直到11月10日，美国提出了自己的协议草案，称：。。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美利坚合众国放弃使用武力。
。。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防御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使用武力。
这个草案的第一条是荒谬的，美国要求在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防御”权利，岂不是要中国政府承认美国霸占台湾的合法地位吗？草案的第二条是无理的，它等于让我们放弃解放台湾的主权。
尽管如此，王炳南在拒绝了美国的协议草案后，耐心地作了又一次的努力。在12月1日王炳南提出了新的草案。为照顾到美国不愿明确提联合国宪章条款和两国外长会谈，这个草案只提“应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它们两国之间的争端而不诉诸威胁或武力”。
美国是没有诚意的，他们不愿认真讨论我方的草案，约翰逊只是一味拖延时间。在这以后的接连三次会谈上，他都拒绝对我方的新草案作任何具体的评论，而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直到1956年1月12日，他才有一个草案提出来。这与上次他提的草案并无二致，即继续要求我方承认美国在我台湾地区拥有“单独和集体的自卫的固有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美国要求的这种“权利”是我方绝不能给予的。
以上事实证明，我方在第二项议程中一直积极寻求达成共同协议的机会，以使中美会谈能成为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途径。我方提出了积极的合理的建议，但均因美国无此诚意而使会谈停滞不前。这一阶段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在1956年4月到5月间，美方提出了一项协议草案，我方提出了一项对案，均未通过。会议仍无丝毫进展。
特别要说的是，在这第二阶段的讨论中，美国还违反了第一个议题所达成的协议，迟迟不提供在美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名单及情况，并继续刁难他们回归祖国，使印度作为第三国很难开展工作。美国就这样层层设置障碍，甚至不顾已经达成的协议，想方设法来阻拦会谈的进行，王炳南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气愤。美国在这一段会谈中的表演，使他对这个政府坚持反共反华的本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中国单方取消采访禁令1956年，台湾海峡局势继续紧张。一面中美大使级会谈漫无期限地在进行，一面杜勒斯狂妄声称，美国在台湾地区将不惜进行原子战争，恫吓中国人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这两手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正如上述，杜勒斯太傲慢了，他过低地估计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决心。事实上，无论他用什么手法，都不能使中国政府放弃保卫中国人民利益的根本立场。会谈仍然在继续。王炳南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他和约翰逊常常是互相读一通发言稿，他提出一些美方侵犯中国领海、领空的抗议，然后交锋几句，最后双方决定下次会谈的日期就散会。
但是，周恩来却运筹帷幄，他在积极思考如何进行新的斗争。指导小组的同志也在出点子、想办法，抓住一切机会，做有利于我方的事情，促进会谈的进展。
1956年8月，犹如夏天的第一声惊雷，全世界为之一震：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而且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拍发电报，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
美国新闻界和国务院被震撼了，轰动了。要知道，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不准许任何人对新中国进行符合事实的报道，因此，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新中国是不很了解的，他们渴望知道真情。中国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给美国政府出了一道难题，而美国新闻界却因此兴奋起来，那些接到中国政府邀请的美国记者更是激动万分，纷纷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访华申请。
狡猾的杜勒斯却按兵不动，他决不愿轻易废除国务院关于不让美国人，不论是一般平民还是记者到中国旅行的禁令。于是一时间美国几乎所有的报刊都一致抨击国务院的这种顽固立场。他们愤怒地说，美国作为一个崇尚个人自由的民主国家，竟对本国人民的旅行自由横加限制，这在宪法上和道义上都是一件不能容忍的事情。
差不多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新闻界一直在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有几名记者不顾禁令，勇敢地冲破封锁，访问了我国。在苏联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美国青年代表团也不理睬国务院的禁令，在世界青年联欢节结束后，他们勇敢地集体来到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的友好接待。他们宁愿回到美国受罚，也要到新中国来看看。七十年代末，这些人还联合起来重新到中国访问。这时，他们大都年已半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情谊令人感动至深。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形势面前，杜勒斯终于沉不住气了。在权衡利弊之后，美国国务院终于被迫作出了一点让步，以免引起美国舆论反对它孤立中国的全面政策。即使这样，杜勒斯也已经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到了1957年8月，杜勒斯悄悄地同美国一些新闻界代表举行了协商。他不得不作了一些妥协，最后宣布，美国将准许24个新闻机构派遣记者到中国访问。在这个事件中，许多美国记者都说，周恩来这一着棋下得很妙，他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周恩来下这着棋，是希望沟通美国人民与新中国的交往，也让美国记者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在干什么，他们所从事的目标是什么，希望他们能把新中国的真实面貌介绍给美国人民。
同时，周恩来的这着棋也是为了推进中美会谈。同年9月，王炳南在会谈中提出两国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准许记者互相采访的协议草案，遭到拒绝。杜勒斯决不能同意中国派相等人数的记者去美国访问。他说，这些中国记者只有按照美国现行的移民法取得合法资格才能进入美国。周恩来对美国记者的主动邀请和杜勒斯对我记者互访协议草案的生硬拒绝，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坦荡博大的胸怀，明智的策略赢得了国际舆论，特别是美国人民的高度赞赏。
杜勒斯的诡计9月底，王炳南提出对禁运的协议草案；10月中旬提出对文化交流、人民往来的协议草案；12月初，又提出司法协议草案，均被一一拒绝。
由于美国的这种顽固态度，我方所提出的这一系列的协议草案无法付诸实施。这些建议现在都成了历史文件。回过头来，翻阅这些高高堆积起来的文本，人们可以知道，美国在这一段时间里是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文字上做游戏，企图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他们对中美会谈的总方针是：拖而不断。时间在一轮又一轮反复进行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约翰逊在这次会谈中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调任美国驻泰国大使。他指定他的副手埃德·马西接替他的工作。
不难看出，这是杜勒斯的又一个花招，他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他不能同意的。他也有礼貌地向约翰逊指出：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赞，不能代表大使。他说，约翰逊大使，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正像周恩来说过的，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我们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使我方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
就这样，在第73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
会谈移到华沙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王炳南的助手换为黄华和赖亚力，有时姚广也参加，翻译除邱应觉外，还增加了过家鼎，都是几把好手。
会场布置得既简单又考究。四张大桌子排成一个长方形，双方代表分两边相对而坐，代表团团长坐在中间，两侧分别为各自的顾问和译员。一切就绪之后，下午三点正式开会。
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请中美代表团入席，王炳南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互相点头致意。
比姆也是一位有经验的美国职业外交家，沉着、冷静、头脑清晰。和约翰逊比起来，他缺乏幽默感，通常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具有学者的风度，像个教授。比姆当时是个单身汉，他到50多岁才结婚，夫人很能干、活跃，善于社交。后来一位熟悉比姆的朋友谈起他，说在宴会上和比姆坐在一起很乏味，但是有他夫人在场就弥补了比姆的不足。在和王炳南会谈前，比姆有过和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谈判的经历，号称有和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虽然他好像不善辞令，不是那种巧舌灵齿的外交家，但也决不是中方代表可以轻视的对手。
王炳南请比姆大使先发言。他一开始就要求中国方面停止对金门、马祖几个岛屿的炮击，他说，美国承认，中美长期以来对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存在着严重争议，美国并不要求任何一方在这个阶段放弃自己的意见，美国的目的是消除可能被对方视为战争挑衅的行动，否则，军事行动将可能扩大。他用呆板的声调说，中美的共同任务是缓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他的讲话把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责任有意推到中国方面，而且明显地把自己置于台湾的当然、合法的占领者的地位。
王炳南对此早有估计，因此王很平静地反驳他。王炳南指出他无权代表台湾当局讲话，无权提出停火的建议。他向这位新的对手庄严重申：台湾及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内政，包括金门、马祖。
华沙会议开始一段时期后，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依旧，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因而会谈又陷入程式化。王炳南每次发言的开场白都要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美国若不放弃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中美之间不可能解决其他问题。
9月30日，在第78次会谈时，比姆提出了一个“声明草案”，后来王炳南听说这是杜勒斯亲自精心起草的，也是他在中美会谈中最后的“作品”。“声明草案”开头用一种平行的格式说明中、美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还写上苏联支持中国，接着这个草案进一步说，中国政府应停止对金门、马祖的军事活动等等。王炳南当时没有立即答复他。中方代表团回去后经过研究，一致认为这个“声明草案”没有什么新内容，实际上是用这种“草案”作为掩盖美国继续侵犯中国主权和在台湾海峡进行军事活动的烟幕。
王炳南断然拒绝了这项“声明草案”。
此后的会谈几乎千篇一律。王炳南和比姆在互相提防和抑制的气氛下，你谈你的，我谈我的。
这期间，苏联帮助中方代表团架设了北京一华沙的直通电话线。王炳南和周恩来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经常。周恩来常常亲自打电话给王炳南，及时发指示，并不断提醒王炳南应该注意哪一方面的问题。
王炳南日后对这个时期的会谈还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人民解放军对金、马双日停止炮击。有一次会谈正值双日，比姆对此表示高兴，并说希望永远停止炮击。王炳南感到很可笑，他对比姆说，打饱和不打炮是我们单方面行动，与中美会谈无关，会谈应该讨论美国全面地从台湾撤军。
比姆也像约翰逊一样，从不使用恶语攻击。但是他显得比较呆板，不苟言笑。在讲到激动之处，他甚至有些结巴。他的优点是不那么死硬，容易打交道。
在台湾海峡空气紧张时期，双方比较冷淡，很少有什么私下接触。
1959年底，顽固坚持和新中国作对，始终不愿在对华政策上有所改变的杜勒斯终于离任了。但是新上任的赫脱国务卿也没有给会谈带来什么起色。1960年3月，披着罗马天主教主教外衣的美国人华理柱由于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企图颠覆中国政府，被司法机关逮捕判处死刑。22日，王炳南在会谈中将上述情况通知了比姆大使。
比姆先是惊讶，接着对此提出抗议。王炳南断然将他顶回去，并陈述了华理柱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凿，无可抵赖，有权提出抗议的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在整个华沙会谈期间，美国紧紧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美国在中国的罪犯问题。几乎在每次会上，他们都无理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这批罪犯。遭到我方代表理所当然的回绝。
第100次会谈1960年9月6日，举行了中美第100次会谈。王炳南认为，为了今后会谈的进展，也为了让世人了解会谈所以停滞不前的真相，有必要作一个总结性发言。
他首先指出，在5年以来的100次会谈中，中国方面始终本着通过谈判解决争端的态度来和美国进行会谈，而美国方面毫无解决争端的诚意，并且还在继续扩大和加剧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接着，王炳南回顾说，中美会谈在进入第二项议程，即进入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以来，情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中国方面一直采取积极态度，作了不断的努力，先后提出了10个合情合理的方案，以谋求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和改善中美关系途径，可是美国方面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一方面曲解关于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硬要把协议运用于所有在中国犯有严重罪行的美国犯人，要求无条件释放这些犯人，这是无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却又违反平民回国的协议，阻挠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
美国拒绝对中国放弃使用武力，不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一切武装力量。
王炳南着重地说，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是中美会谈的关键，是考验有无谈判诚意的试金石。你们美国政府为了永久霸占台湾，甚至把台湾蒋介石政权说成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硬说美军侵占台湾是根据同蒋介石集团的所谓“条约义务”。这种旨在制造“两个中国”，并把台湾变成美国殖民地的阴谋手法，已是世人皆知了。
王炳南具体指出了这样一些事实：1958年秋季，美国在台湾海峡集结了一支美国自称是最大的武装力量，对中国人民寻衅挑战；1960年夏季，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还亲自到台湾去从事敌视中国人民的活动，美国的军用飞机和军舰不断侵犯我国的领空和领海。最近美国又把武装或者能够武装核武器的巡洋舰、潜水艇和飞机派到远东去，公开对我国进行核威胁。
事实俱在，历历可数。比姆听到这里是有些不自在的，他哑口坐在那里，想说又无以对答。
王炳南说，大使先生，你应该知道，玩火者必自焚。
那时，王炳南简直觉得自己是站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必欲将美国政府的侵略面目揭露得痛快淋漓，否则不足以表达6亿中国人民5年来的努力、奋斗和期望。
王炳南继续说，中美之间的争端能否解决，单凭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行的，现在是你们认真重新考虑你们对中美会谈的态度的时候了，特别是认真考虑把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时候了，迟考虑不如早考虑，迟走不如早走。早考虑，早走，你们可以早日得到解脱。
比姆在听王炳南的这番慷慨激昂的议论时，一言不发。王炳南讲完后，他除了对王炳南的发言表示失望以外，无法进行有力的反驳，他有些尴尬。接着，王炳南就中美互换记者再次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强调说：中国的宗旨是，中美互换记者是为了消除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隔阂，初步改善目前两国之间又冷又僵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促使两国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美国武装部队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的问题。
王炳南所提到的这个新方案又是美国政府敏感的神经上最不能承受的，提案照例没有通过。
配合玉炳南在第100次会谈上的发言，《人民日报》于9月8日特地发了一篇题为《中美会谈一百次》的社论。国内的人民争相阅读，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们也都赞扬中国政府的正确立场。
肯尼迪的新花招1960年底，美国举行了大选。肯尼迪和尼克松在竞选的电视辩论中，似乎都全神贯注地把金门、马祖当作大问题来谈，他们一致表示将毫不动摇地支持台湾的蒋介石政权。
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在全球推行咄咄逼人的攻势。苏联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后，与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逐渐公开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日趋险恶。
中国国内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联又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经援，中国大陆正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困难。
这时的会谈仍像一块无法推动的巨石，毫无进展。
在肯尼迪就职3个月后，王炳南和比姆又在华沙会谈。
王炳南当然不会对肯尼迪政府存有任何奢望，但是从积极方面着想，他向比姆表示，希望肯尼迪不像他的前任那样死抱住没有出路的旧政策，而能够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
几次会谈后，肯尼迪完全暴露他是换汤不换药。美国方面照旧在遣返平民问题上纠缠，照旧提出在台湾问题上双方不使用武力的老问题。
肯尼迪也搞了一些新花招，例如向双方提出了交换记者的综合建议，但在具体做法上，他们又阻挠被我方邀请的美国人访华；又如提出以优惠的条件卖给中国粮食以及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等。王炳南觉得肯尼迪未免有点天真，甚至幼稚，他以为略施小恩小惠就能诱逼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王炳南庄严地拒绝这项建议。他说，新中国正在经历严重的困难时期，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人民勤劳勇敢，我们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
尽管会谈陷入了僵局，王炳南还是努力与比姆进行一些私下会晤。王炳南有时请他喝茶，谈谈老挝问题；发生柏林危机时，王炳南邀请他来中国使馆，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在这些会晤中，双方都不可避免地重复提到台湾问题，不过气氛是讨论性的，语言也较和缓，但谁也不放弃自己政府的原则立场。
1961年9月上旬，比姆奉调回国，出任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副署长的新职务。比姆走后，王炳南的对手再易其人。
据说，美国这时在挑选驻波兰大使时，不是考虑新人选是否对波兰问题熟悉，而首先考虑他对中国问题是否熟悉，因为这个人选要和中国大使会谈。继比姆之后新上任的美国驻波兰大使卡伯特正是由于有过在上海当总领事的经历，他便很自然地被选中了。
测探蒋台反攻虚实1962年3月，王炳南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
卡伯特与他的两位前任很不相同。尽管他已经有了36年外交工作的经历，在上海当过总领事，为人也很和善，到华沙之前他是美国驻巴西大使，但是他没有显露出出众的外交才能。王炳南1979年到波士领会见他时，才知道他是波士顿两大富翁之一。另一个是曾经出使越南的洛奇将军。波士顿人有一句俗话说，当地人士向洛奇讲话，洛奇向卡伯特讲话，卡伯特向上帝讲话。意思是说，卡伯特比洛奇更有钱，他可以买通上帝。卡伯特在波士顿隆重接待王炳南。他为自己过去有过一些对华不友好的言论而深感不安，想重访中国，又怕不受欢迎。他的夫人一直在旁边埋怨他，说像你这样的人，中国是不会让你再去了。王炳南听了这些话后，认为那些都是过去了的事，现在可以不提了。因此他当即邀请卡伯特和夫人访华，卡伯特夫妇十分高兴。此后他们便积极筹备来华。1982年，卡伯特特意来函告诉王炳南，他已经定于某日来华，并感谢王炳南对他的邀请。可是不幸，在他即将动身前夕，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在1962年中美会谈时，卡伯特已有50多岁，说话、举止很随便，不在乎外交礼节。在谈判桌上，双方代表甚至常常开玩笑。记得有一次，他笑呵呵地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条也不要。
这个时期，台湾蒋介石集团趁大陆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中方代表团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回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士兵眼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挺而走险，妄图与大陆决一死战。
1962年5月底，王炳南正在国内休假。有一天，周恩来亲自约他谈台湾海峡的局势。他说，蒋介石认为目前是进犯大陆的好时机，在外中共与苏联不和，在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真是千载难逢，蒋介石是下决心要大干一场了。有关这方面的军事情况，他嘱王炳南去找罗瑞卿总参谋长谈。王炳南随即给罗瑞卿打了电话，约见他。他请王炳南去总参办公室谈话。罗瑞卿向王炳南谈了很多情况。他拉开墙上一张大型地图的帷幕，指点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状况。他说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是拒敌于大陆之外，还是诱敌深入，这两种意见正在讨论。王炳南听了后，确实感到局势十分严重。
又一天，周恩来紧急找王炳南谈话，他让王炳南立即中断休假，返回华沙。他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现在的关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周恩来指示说，要尽快通过会谈，找机会了解美国的态度。王炳南意识到这个任务至关重大，不能有丝毫疏忽。于是他很快动身，返回华沙，并按国内规定的时间通知卡伯特，约他见面。为了便于无拘束地交谈，王炳南采用了非正式的会谈方式。6月23日，他请卡伯特到大使的官邪来喝茶，随便聊聊。卡伯特应邀前来。
卡伯特依然是那样不拘礼节，显出一付毫不在乎的神态，有说有笑，边进茶点，边聊天，王炳南先谈了东南亚的局势。他说，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局势的发展感到担心。今年以来，美国增兵越南，出兵泰国，加紧干涉老挝，东南亚局势已经发展到随时可能引起大规模国际冲突的边缘。中国政府的态度一向是克制的，尽管蒋介石残部参加了老挝内战，中国的安全正遭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中国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没有放弃争取在不干涉有关国家内政的基础上，使印度支那和整个东南亚局势缓和下来。但是，局势能不能缓和下来，关键并不掌握在中国手里。
接着王炳南严肃地说，中国政府还要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
说到这里，卡伯特的神情也突然严肃起来，他听得很认真。
王炳南用强调的口吻说，美国政府完全清楚蒋介石集团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情况，这种准备工作正是在美国的支持、鼓励和配合下进行的。自从今年2月以来蒋介石集团就进行了准备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战争动员和军事部署，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士兵服役期限等等，准备渡海登陆。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参与或配合下，进行了频繁的登陆实战演习和对大陆沿海地区的侦察活动。为了给蒋介石准备迸犯大陆打气叫好，美国政府增加了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美国的如意算盘显然是，支持和鼓励蒋介石进行军事冒险，不管冒险的结果如何，美国都可以收到进一步控制台湾的实利。在美国支持和鼓励下，蒋介石集团正在跃跃欲试。
在王炳南特意反复谈及美国政府在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背后所起的作用时，卡伯特显得有些紧张。王炳南于是进一步说，中国人民同蒋介石打过几十年的交道，完全懂得怎样对付他。中国政府必须指出，美国政府是在玩火，蒋介石一旦向大陆挑起战争，其结果绝不会对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负完全责任。王炳南最后用警告的口吻说，我可以断定，蒋介石窜犯大陆之日，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之时。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王炳南请卡伯特立即把上述情况报告美国政府。卡伯特听完王炳南的话，停顿了一会儿，表示欣赏王炳南的坦率精神，将尽快地把王炳南所谈的情况电告美国政府。
卡伯特很爽快地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卡伯特说，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事情。以后他又几次重复了这个保证。在分手时，卡伯特甚至说，如果蒋介石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王炳南的目的达到了。他不禁松了一口气，美国的态度已经很清楚，这正是党中央急于要知道的重要情况，它将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王炳南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同卡伯特谈话的内容报告了国内。
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王炳南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了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随后，王炳南同卡怕特大使进行了十几轮会谈。在中美两国关系的实质性问题上，谈判仍无结果。
奉调回国1964年，王炳南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中美大使级会谈由来接任他的王国权大使同美国大使在华沙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直到1972年2月，中美大使级会谈因尼克松访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结束。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随之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谈判中，中美双方除就平民回国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外，在涉及中美关系的一切实质问题上皆无结果。
对于这一点，我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在1968年11月26日就第135次会谈的会期问题发表讲话时作了如下阐明：中国政府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两项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但是，13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就这两项原则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而是本末倒置，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中国政府已经一再明告诉美国方面，中国政府是绝不以原则作交易的。如果美国方面继续采取这种做法，不管美国是哪个政府上台，中美大使级会谈决不会有什么结果。70年代到来后，美苏争霸加剧。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大，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并相应逐步改善其对华政策。
1979年，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后，中美两国宣布建交。是年，王炳南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王炳南说：“这对我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是会见了20多年前轰动世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我的三位谈判对手：尤·阿·约翰逊、雅各布·比姆和约·卡伯特。当我们紧紧握手，微笑着互相审视对方的变化时都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
第三节首位回归的“党国”要员脱离了国民党政府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在中共的统战策略面前，尽管蒋介石十分“硬气”，但他长久以来对故人的“不义”，使人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心态，于是“党国要员”中心向大陆者为数不少。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海外回到祖国怀抱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是原国民党行政院长翁文灏。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报道，陕北各界人士谈论战争罪犯问题，提出43人当列为头等战争罪犯，翁文灏列在第12名。
从延安发出的电波飞向全中国。此时此刻，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光明与黑暗正在进行着最后的决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经直逼长江岸边，蒋家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隆隆作响的炮声，伴随着列出头等战犯的电讯，一齐重重地落到了石头城。
古城南京，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里。蒋介石一筹莫展，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惶惶不安，局势将怎样发展，自己今后的归宿是什么呢？！
连日来，翁文灏坐卧不安，食不甘味。几天以前，他奉蒋介石要求政府官员眷属先撤退的命令，把老父、妻子以及大儿媳妇和孙妇送到了台湾。现在，他一人独居南京，并非要在此久居，而是准备一面将手头上的公私杂事作些料理，一面观察局势以决定个人命运的下一步棋如何走法。
这天，翁文灏送走了前来探望他的老朋友、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一个人望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暗自伤神。孙越崎刚才对他讲的资源委员会全班人马不去台湾，也不去外国，他很赞成。但是，他认为只有孙越崎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自己是不行的。所以，他刚才指着桌案上的战犯名单，摇着头对孙越崎说：“你们可以不走，我是没有办法不走的。”尽管孙越崎把一个多月前资源委员会南京干部会议决定留在大陆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一再劝他将来最好也不要走，但他还是举棋不定，犹豫彷徨。想着想着，翁文灏的思绪转回到一个月以前向蒋介石面辞行政院长职务时尴尬情形，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晚了！”
1948年11月26日，也就是一直为蒋介石十分倚重的“文学侍臣”陈布雷在南京寓所里含恨自尽的第三天，翁文灏迈着沉重而又无力的脚步，来到国民党政府总统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以一种苦不堪言的心情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心情阴郁地打量着这个身高不到一米六的行政院长，久久没有吱声。两人相对无语，唯有那种失败后的痛苦心情尽在不言中。其实，蒋介石在5个多月以前就已料到，这个“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干不了几天。当时，蒋介石本意也并非要把“行政院长”这顶“大乌纱”送给翁文灏，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那时，也是在蒋介石的黄埔路官邸，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为行政院长职务谁属而展开了白热化的公开争斗，简直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蒋介石曾为此大伤脑筋，大动肝火，他能轻易忘却吗？
无官一身轻了吗？不，他不轻松。相反，桌上的那张战犯名单，使本来心神不宁的翁文灏更加如坐针毡。他取出纸墨，打算写封家书，只写了几个字，就无心再写下去了。何处是归程？他陷入了沉思之中。
留在大陆，还是另奔他方，翁文灏决定先到台湾去看看父亲、妻子再说。1949年1月末，正在翁文灏在台湾探亲之际，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和谈”准备也逐渐转入(禁止)。恰恰这时，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辞职了。此人是蒋介石在1948年12月24日正式任命的，是蒋介石准备退居幕后前的重要人事安排。蒋介石曾向吴忠信摊牌说：“观察最近内外情势，我干不下去了。我走开后，势必由李德邻来过渡。你的任务是拉德邻上轿，任务完成后，去留由你决定。”形势的发展，使得吴忠信自己倒很快下了轿。李宗仁为了给“和谈”增添些“民主气氛”，打算请翁文灏继任代总统府秘书长。正巧，李宗仁指示行政院办理的“七大和平措施”，其中有释放政治犯一项，程恩远为此于2月4日飞抵台北，与国民党台湾省主席陈诚商谈释放幽居在新竹的张学良将军。程思远此行关于释放张学良问题虽然碰了钉子，却代表李宗仁向翁文灏转达了请他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之意，并于2月9日偕翁文灏一起从台北飞抵南京。
孙越崎也受李宗仁代总理委托，来到翁文灏家中，征求他对担任代总统府秘书长的意见。孙越崎开门见山地说：“上次，我竭力劝你不做行政院长，这次我却来劝你作秘书长。因为，蒋介石主战，李宗仁主和，蒋介石是利用你当替罪羊。现在你去作主和的代总统府秘书长，表明了自己拥护主和政策，这是认错赎罪的一个表现。你自己转一个弯子吧。”
翁文灏默默无言。
于是，孙越崎回报李宗仁说：“如果你能亲自去一趟，他会同意的。”
李宗仁果然前往翁家面请。翁文灏又一次出山，担任了代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自1949年1月宣布“引退”后，住在奉化溪口。他表面上不管不问，暗地里却在布置排李反和，并且在作下一步的准备。他指使汤恩伯等人出面，下令把上海、南京等地工厂迁往台湾。对于迁不走的，就破坏掉。2月中旬，蒋介石给接任吴忠信的代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发电报，邀请翁到溪口面谈。翁文灏征碍李宗仁的同意后，应邀前往。他原意是想见到蒋介石，劝蒋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凭着蒋介石和他多年的交往，他暗抱一线希望，也许蒋介石能够听取他的意见。几天后，翁文灏怀着彻底失望的心情，带着大儿子翁心源回上海了。在溪口，他看到蒋介石并非真正引退，而是实际上牢牢控制反gemin实力，加紧反gemin部署。他知道无法打动蒋介石，但决心再也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方便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时孙越崎已有投向人民之意，故意托辞不执行把南京五厂拆迁台湾的命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受了地下共产党的包围，翁文灏为孙越崎做了解释。
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于右任、翁文灏等和各办代表到机场欢迎。以后，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了四次会议加以研讨，翁文灏以代总统府秘书长身份参加。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面。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姜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种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
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的图书馆去读书。他深知自己在地质研究上掉队了，如果能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补补课，未尝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然而，动荡的世界，纷坛的局势，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情怀，翁文灏时时感到无法安心读书的苦闷。
这年10月，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翁文灏，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为该公司顾问。一天，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突然找到翁文灏的寓所，面请他早日赴美。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邀请，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在来函中，通知翁文灏说：“将特别召开大会欢迎您的到来。”逃到台湾的原工矿调整处的一位副处长，也一再写信给翁文灏，“动员”他到台湾去。台湾当局不仅“关心”着翁文灏，而且，蒋介石还使出了一个“断绝后路”的办法。那是一年前，台湾发表了许多人署名的反共宣言，尽管翁文灏人在香港，不知此事，蒋介石却让人把翁文灏的署名亦列入在内。蒋介石企图以此迫使翁文灏无家可归，只能就范。
翁文灏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到台湾去，这是他决不选择的。
第二条路，他可以到美国去，过那种“白俄”式的生活。
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
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
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揪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源渊。”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了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他留学归来时，家道已经中落。1920年前后，翁文灏的亲家、大女儿慧娟的丈夫张悦联之父张寿庸，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寿庸请翁文灏去做税务差使，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以有6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翁文灏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多钱。”到了1921年，他父亲已经彻底破产。翁文灏上要赡养双亲，下须抚养7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不算），家里生活十分困窘。但翁文灏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人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3个月后，当会计科派人把1800元薪金送到他家里时，他竟然分文不受，原壁退回，做了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翁文灏以一颗赤子之心，站立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前沿，努力奋斗，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个时候，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找到他的头上。可惜的是，找他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黑暗政治，其代表人物是蒋介石。
牯岭之行与武康之难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始于他的牯岭之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
这年冬天，钱昌照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到蒋介石住的地方与蒋一起会客。一天晚上，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且解释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连忙问：“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你拟一张名单交给我看看。”
十几天后，钱昌照把拟好的一份名单交给蒋介石。接过名单，蒋介石的双眼在四五十人的名字上溜来溜去。他看见在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等，原料制造方面有下文江、翁文灏，顾振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其中许多人不曾相识，连名字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住地指指点点，向钱昌照问这问那。然后，在军事方面人名旁边，用笔添了林蔚。他对这张没有宋、孔和二陈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名单表示同意，又嘱咐钱昌照：“请钱先生和这批人谈谈，再选一部分人和我见面，或者算是讲学吧！”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应邀从北平来到牯岭，与蒋介石相见。他与蒋介石同为浙东人，虽素不相识，但这第一次见面，却相谈甚洽。
翁文灏在谈到国家大局时，言辞恳切地敦促蒋介石说：“政府诚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于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起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蒋介石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完之后连声称道：“好！好！”过下一会儿，又对翁说：“翁先生，我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因此，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各项工作。你是国家之栋梁，我希望你能多出主意，给我以实际的帮助。”
翁文灏完全被蒋介石所迷惑了。他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和为此礼贤下士。这一错误看法，便成了翁文灏从一个致力于地质事业的科学家落入战犯泥坑的潜在思想根源。
这年10月初，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
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而准备委任二陈的叔父、百分之百的官僚陈其采当秘书长。钱昌照反对陈其采担任此职，面向蒋介石提出异议。
“那么，你看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蒋介石问。
“翁文灏先生可以胜任。”钱昌照的提议，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翁文灏却没有同意。他向蒋介石回复说：“我并无分头接洽各项事务的能力。况且，地质调查所是一个穷机关，我不能脱离这里。”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再次要翁文灏出任秘书长，翁文灏仍力辞未受。尽管如此，翁文灏心中却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感。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翁文灏险些丧命，那是2月16日，春节即将到来，驾驶汽车的司机多喝了几杯酒，行至武康桥上时出车祸，坐在车上的翁文灏当即因流血过多而不省人事。
消息传到北平，翁文灏的一位朋友写信给胡适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说：“翁咏霓（翁文灏的字）是50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当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刊出这些溢美之辞时，一位叫“子明”的人写信给胡适，讥笑说他们是“台里喝采”，“互相标榜，未免有点肉麻”。为此，丁文江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丁文江此文又引来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封长信责备翁文灏辞官不就，是“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的责任”。还劝说翁文灏：“不可狃于世俗结习，以为一入仕途，便有‘晚节不终’的危险；而正应上台去移风易俗才是。”
几个月后，从武康之难中康复的翁文灏读到这样的信，不由地很受感动。读者的敦促，蒋介石的拉拢，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期望和知遇之感，诸般因素溶为一体，对翁文灏踏入蒋介石的政权产生了一种推动力量。这时，他对自己“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一贯作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怀疑到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距离。
失足的爱国者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关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不顾外患临头，大敌当前，亲自坐镇江西，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组织反gemin的“围剿”。
翁文灏从北平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以忧虑的心情告诫蒋介石说：“华北将失，勿忘国计。”
蒋介行接到电报后，不日动身北行，在保定停车，于车中约见北平的知名人士。见到翁文灏，蒋介石一再表示说：“政府决不放弃北平。”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有抗日的打算。
1935年10月，蒋介石约请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同时，被任命力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一时间，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蒋介石的目的，不过是利用翁文灏等人的名声，给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但是，首先受欺骗的是翁文灏本人。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我们有事随时面商。”蒋介石“为了抗战”的这块假招牌，打动了一颗真正的爱国心。从此，翁文灏正式加入蒋介石政府。这是他失足的开端。
1937年4月，蒋介石派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加入孔祥熙任特使的外交团体，趁赴英国祝贺英王加冕之机，到欧洲历访英、法、德及苏联各国政府人士，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正当翁文灏在苏联访问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年9月，翁文灏从欧洲飞返南京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上海。目睹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翁文灏心中充满悲愤。
翁文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为此，当国民党政府移至武汉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9年1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并入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
蒋介石也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学者从政，他还要把可以利用的学者进一步拴住。新组成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各部长中，只有翁文灏、张嘉璈不是国民党员。于是，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拉入国民党内。蒋介石严词厉色地告诉翁文灏：“我已经向党部正式推荐，因此，你们一定要接受勿辞。”于是，翁文灏成了一名“钦点”的国民党员。
翁文灏就任新职后，立即着手进行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战区各地工厂、煤矿拆迁机器，迅速内运，择地重建。尽管翁文灏多方努力，主持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不畏艰险，迁到内地的工厂却数量极少。诚如翁文灏在1937年12月22日《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中所述：“中国从前太信任上海的外国租界，许多工厂都开在那边，内地许多富人的财产都搬在那边，只图一已的苟安，而放弃了全国的大局。此次战事却使东南富力大半灰烬，政府尽力协助，只搬回了工厂120余家，设备总价约计1万万元，其他许多一时措手不及。”
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翁文灏一只手抓住煤，另一只手伸向石油。他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7人，到甘肃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勘探。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1948年在汉口他还同周恩来商定，调了陕北者根据地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石油。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追述了当年亲自批准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油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
翁文灏致力于抗战所需的后方工业建设，虽然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统区的广大爱国人士、科学工作者和工人的大力支持，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些阻力和障碍，完全来自于他所从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大发“国难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要建造叙昆铁路，与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借款办法。不料，宋、孔两家死力把持的建设银公司与法国资本家串通一气，无理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翁文灏拒绝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矿权，绝对不能帮助造路。”面对如此之个，翁文灏只能摇头长叹。
与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的行径共存并行的，是蒋介石法西斯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用了一批有爱国思想和事业心、为人正直、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但这些人连人身安全也全无保障。1942年，章元善、吴闻天、蔡承新等忽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拘捕审讯，翁文灏提出质问，戴笠拒不作答。翁文灏愤慨之极，直趋蒋介石注地，向蒋介石说：“我既不了解军统为什么抓人，也不知道被抓之人有什么问题，无法向人们说清。我面请辞职，望能照准。”蒋介石“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坚拒不允翁文灏辞职，也不命令戴笠即行释放拘捕之人。翁文灏真是欲于无力，欲罢不能，内心苦不堪言。
翁文灏的高足朱森之死，是他最感痛心的一件事。1942年，在重庆大学任职的朱森，经翁文灏推荐，又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兼任地质系主任。当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恰逢朱森带领学生外出调查之日，两校各发给他五斗米。朱森本人并不知道此事。特务闻讯后，秘密告发朱森“贪污”。教育部长陈立夫竟无理斥责朱森，并以教育部名义命令朱森免职。一气之下，朱森的胃溃疡骤发、不治而逝。
在中央大学饭厅，各界人士为来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对国民党当局抗议。追悼会那天，饭厅上挂满了挽联，气氛格外悲哀沉郁。潘菽教授写的一幅挽联：“在昔唯用折腰事；于今竟犯丧身罪。”矛头直指横行霸道的陈立夫之流。然而，大厅正中的朱森遗像两侧，陈立夫竟派人挂上了他送的挽联，上联说了几句“值得同情”一类的敷衍话，下联却写了“国法难容”等字眼。翁文灏参加朱森追悼会时，看到这一挽联，频频摇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唉！还送这样的挽联啊！”
回到家中，翁文灏以满腔悲愤写下了长达462名句的诗篇《悼朱子元》：“人生自古谁无死，死非其人太可怜。五斗折腰古所耻，君负此名真歉然。真诚朴俭人皆晓，枉死无境太倒颠。。。”这首长诗，可说是翁文灏用血和泪为朱森写下的悼文。1946年，他在重庆出版诗集《蕉园诗稿》时，收入此诗公开发表，以鸣不平。
翁文灏在重重混乱与阻碍中，勉为开创抗战时期的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经济建设尽力。他满心以为为国家增加了抗战实力，却不知大部分化为了蒋介石集团反共反人民的资本。翁文灏对此并无觉悟，蒋介石却看到了翁文灏对自己的特殊用处，进一步加紧了对翁文灏的拉拢。1944年11月，蒋介石利用翁文灏在美国人眼中的学者身份和清廉名声，委派翁文灏兼任直接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战时生产局局长。蒋介石的这一招确有妙处，既堵住了美国朝野人士对国民党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成风的指责，义为自己捞到了一批批美援。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又封给翁文灏以挂名不作事的行政院副院长头衔。同年，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中委名额激增，蒋介石也把翁文灏拉入中委会。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翁文灏们心自问，引以为荣的是在国家民族生存存亡之际，他个人尽了一份力量，他的家庭也作出了牺牲。一年前，他的儿子翁心翰率领机队在桂北兴安上空与日军作战，不幸被日军击伤机身，在三穗坠机身亡。想到仅仅结婚一载就献身国家的儿子，翁文灏不禁者泪纵横，挥笔写下了《追哭翰儿》，其中两首写道：渝城到处是欢声，八载艰辛一日平。
完赖沙场忠勇士，不辞拚命捍防城。
秋风秋雨忆招魂，胜利反教流泪痕。
南望一棺江岸畔，放牛坪上尚安存。
战后辞官，是翁文灏久存于心的念头。因此，抗战胜利不久他就接连5次向蒋介石呈文辞职，申明“原为对日抗战而加入政府任职，自当为抗战告竣而告退”，坚请辞去政府本兼各职。他本想脱卸政务后，往欧美各国考察一番，重新回到心爱的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中去。但是，行政院长宋子文坚持不允，蒋介石也只同意他辞去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的职务，保留行政院副院长名义。
出国考察既不可能，翁文灏就另作它想。他想组织一个中国石油公司，自行出产油品，于一点实事。1946年6月1日，资源委员会中国石油公司在上海江西路131号宣告成立。翁文灏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利用各地旧有的基础，将甘肃油矿局、东北抚顺炼油厂、高雄炼油厂、嘉义溶剂厂、台湾油矿勘探处、四川油矿勘探处、新竹研究所以及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台北、青岛、天津、沈阳、兰州、重庆等十多个营业所，一并纳入公司之中。翁文灏意欲向企图垄断中国石油事业的美孚老板们争一席之地。由于当权者的阻挠，自产油品的事没有办成。
1947年4月，国民党行政院改组，张群继任院长，翁文灏乘机辞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之职。但又受蒋介石之命，专管资源委员会。
此时，翁文灏已经在蒋政权里从政十年之久。十年从政，他并没有认清蒋介石及蒋政权的真实面目，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蒋介石大好内战，太弄权术，偏重内争而对外屈辱忍让。但是，他仅仅“认为可惜”而已。十年来，他亲历目睹国民党各派，如宋、孔、CC派、政学系、复兴社等等，置国家大局于不顾，明争于朝，暗牛于野，为害甚烈。然而，他并没有与这个腐败没落的政党脱离的决心。结果，翁文灏不但未能从蒋政权中拔脚，而是愈陷愈深。
滑人战犯的泥坑中1947年7月4日，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出席的“国府委员”
“一致通过”蒋介石所提出的《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施宪政，贯彻和平建国方针案》。翁文灏在其中充当了一个角色。
第二年初，中国石油公司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为满足蒋介石打内战的急需，以2444万美元巨款，向美国政府订购军用石油。在这一活动中，翁文灏不能辞其咎。
如果仅此而已，翁文灏自然不会进入头等战犯的行列。我们是不相信天命的。但却相信有一些事情，可能在一夜之间改变一个人的处境。翁文灏便是如此。蒋介石把翁文灏“拉郎配”式地推上行政院长的“宝座”，这像一个正在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滑动的行将落水之人，又被已经落入水中的人死死拽了一把，一下子深深掉了下去。
从1948年6月至11月，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长虽然只有短短的5个多月，但是却犯下了两大罪行。
其一，翁文灏直接参与了蒋介石所谓“戡乱”的内战。这年7月中旬，蒋介石将陶希圣执笔的反共讲演词交给翁文灏去播讲。当时，翁文灏曾向蒋介石推辞过：“此稿是蒋先生的口气，还是蒋先生自讲为好。”蒋介石点点头，笑道：“我自然会讲。但你是行政院长，你也该讲。”在蒋介石屡次催问督促下，翁文灏以行政院长名义。于7月24日在南京电台上向国内外发表坚持“戡乱”的广播讲话：“我们必须把全国的力量集合起来，以担负我们戡乱救国的神圣任务。”
翁文灏发表这一广播讲后的真实背景，是国民党政府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美帝国主义为了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不使岌岌可危的国民党统治彻底垮台，正在策动以李宗仁为首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士出来进行国共和谈。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继续主战的死硬派却因此发生恐慌，所以蒋介石又一次把翁文灏推上前台扮演反共到底的角色，借以给李宗仁等人施加压力，给主战派打气。
果然，在翁文灏发表广播讲话的同一天，李宗仁正式辞谣称：“任何人相信谣传都是无道理的，现在并无和共产党谈判的基础。”
其二，翁文灏直接参与了筹划蒋介石政权的所谓财政会融改革。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临时条款》授予的特权，宣布国民党政府“改革币制”，发行伪金圆券，实行空前的通货膨胀，同时实行暴力“限价”，强制收买人民手中的金银、外币，对人民实行进一步的掠夺。
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之日，正是国民党政府到了山穷水尽之时。物价飞腾，财政破产，巨大开支无款可忖，中央银行外汇告罄。
蒋介石看到内战已经到了严重关头，不顾人民的死活，连连命令翁文灏等人想尽一切办法，赶紧搜刮现金，以供反gemin的内战急需。财政部长王云五提议以“金圆券”代替法币，并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商定具体办法。翁文灏对于财政金融并无专门知识，处此急需之时，“病急乱投医”，他即与王云五向蒋介石报告改革办法。
蒋介石闻之大喜，立即宣布实行。结果，蒋介石通过这一敲骨吸髓的掠夺，从人民手中抢走了3亿7千多万美元的金条、银元和外币，而四大家族却已先期把他们握有的外汇存放到外国去了。到了10月上旬，国民党统治区有20余大中城市爆发大规模抢购风潮，伪金圆券随即急剧贬值，物价更形暴涨。11月1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告原“改革币制”计划全盘破产。蒋介石在经济上遭到致命挫折的同时，军事上也遭到了惨重失败。蒋介石在东北亲手丢掉了3个机械化兵团之后，于10月30日自北平飞回南京。蒋介石一下飞机，立即召集翁文灏、何应钦、张群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蒋以最阴郁和最悲观的腔调讲话”，描述目前的军事情势为抗日战争结束以来之“最严重者”。
这时，翁文灏的心情比蒋介石更阴郁，也更悲观。简直可以说，他的心情已经达到了彻底失望的顶点。不过，他终究和蒋介石不同。他与蒋介石的最大区别之一，恐怕就是他不但看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完全失败，还勇于承认自己个人的完全失败。他无法再继续在行政院长的位置上干下去了。尤其是他亲眼看到了“金圆券”是“杀(又鸟)取卵”，使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更加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他始料不及，他痛悔异常。
痛悔之余，翁文灏终于决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这一抉择，尽管不是他与蒋介石最后的分道扬镳，也无法改变他应负的罪责，但却称得上是悬崖勒马！
“拉郎配”式的行政院长长辞职了1946年，11月，蒋介石违背政治协商会的决议，单方面召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伪宪法。从此，蒋介石公开践踏中国人民要和平要民主的愿望，进一步发动全面内战。
一年多后，蒋介石于1948年4月又举行伪国民大会，自选为总统。同时，蒋介石又玩弄手段，使伪国民大会通过了所谓《勘乱时期临时条款》，加强他在国民党政权中的独裁统治。
依照伪宪法规定，行政院长人选应由总统提出，经立法院表决通过。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派系为此进行的激烈争斗，把蒋介石提政学系的张群任行政院长的预谋搅翻了。
1948年5月8日，所谓“行宪”后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首次在南京举行会议。这天中午，蒋介石约集CC系、政学系、朱家驿系和黄埔系的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立法委员的骨干分子陈立夫、张道藩、谷正鼎、赖琏、吴铁城、王启江、刘健群、黄宇人、倪文亚、汤如炎、白瑜等，聚到黄埔路官邸举行午餐会。
“醉翁之意不在酒”。何况，蒋介石本人并不喝酒，他所举行的宴会上，也从不备酒。蒋介石名为“征询”在座诸位关于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入选问题的意见，实际上是想在立法院选举正副院长和对新任行政院长行使同意权时，都应受“党”的约束，也就是唯蒋之意是从，不能有所异议。
席间，蒋介石首先提到行政院长的人选问题。蒋介石一本正经地说：“我想就张岳军（即张群）、何敬之（即何应钦）两人中选择一位担任行宪后的首任行政院长，希望大家表示意见。”
久之，席上竟无一人发言。又过了一会儿，黄宇人起立说：“何以不提胡适之？”
蒋介石听后，面色阴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
席上的空气一时僵住了。半晌，赖琏战战兢兢地小声说：“我赞成何敬之先生。”
蒋介石点点头，又连忙摇着头说：“他要负责军事。”
至此，蒋介石的意图大白，就是要在座诸位赞成张群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见再无一人发言，等得实在不耐了，从沙发上一跃而起，宣布表决：“造成张岳军同志的请起立！”“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蒋介石一见喜形于色：“好，好，请坐下。”蒋介石满以为这样一来，他的旨意就已贯彻下去了。谁知，十几天后竟然挨了当头一棒。
5月20日，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在国民大会堂宣誓就职首任总统。
第二天，蒋介石召集国民党籍的全体立法委员到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谈话会。会上，蒋介石板着面孔说：“我准备提张岳军同志为行政院长，希望大家在立法院行使同意权时一致支持。”
蒋介石训话后，随即离席而去。谈话会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主持继续进行。这时，CC系的立委一致主张用投票的方式试行选举，以其结果供蒋介石作参考。吴铁城知道这些人的意图是借此来反对张群组阁，因而主张投票后不要当场开箱检票，由中央党部秘书处将投票结果提出报告。但是，参加投票的立委坚决要求当场开票。开票结果，何应钦得票最多。张群见此情形，一气之下，当晚离开南京去上海，表示决不就任行政院长。何应钦进退维谷，只得步张群后尘，也表示不任此职。
蒋介石闻讯后，火冒三丈，震怒异常，而又无可如何。不得己，蒋介石决定另拖一个人出来充任行政院长。
5月23日，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让翁文灏到黄埔路官邸面谈要事。见面后，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翁先生，依照宪法我有提任之权，乃组织部（即CC派）范围的立委反对张群，又并未预先得到本党总裁的同意，就在党部开会试行投票，这是违宪越权的行为，我决不能承认。”蒋介石恨恨地咬咬牙，喘了一口粗气，放缓语气说：“你向少派系关系，因此，我决定提议由你担任此职，请你不要推辞。”
翁文灏毫无思想准备，怔了一下才忙说：“蒋先生这一提议，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个性与才干都不能当此政务地位，决难勉任。”
然而，蒋介石主意已定，不管翁文灏推辞与否，即于次日径向立法院提任通过，由翁文灏任行政院长。
翁文灏在极度惶恐之中，同意“暂时试任”，并于6月4日走马上任，组成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他虽然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已久，却对这次担任行政院长极不情愿，但又不敢坚持不受，一走了之。同时，他还存在一种“顾全大局”的心理，怕自己坚辞不受，使蒋总统与立法院争执的僵局更难解决。在他的内心深处，与蒋介石政权包括蒋介石本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5个多月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日益分崩离析。当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接到翁文灏递交的辞呈，知道翁内阁是拖不下去了，便不再挽留。不过，蒋介石还留了一个尾巴：“翁先生，我们共事多年，相处甚久，以后还需要你多多帮助。”
“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翁文灏回到祖国后，因为年迈体弱等原因，不能回到地质工作中去了。
但是，他每天在家中读书、写作、会客，仍然很忙碌。
他还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务，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大量工作。
晚年的翁文灏，时时为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所激动。1961年，他已72岁高龄，仍积极参加西北视察，对包头白云矿和稀土矿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
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文章中，肯定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之一。十年动乱初期，翁文灏被“造反派”抄了家。不久，周恩来总理在中山公园见到了他，握着他的手说：“翁老，我们没有保护好你。”这件事，翁文灏记在心，深为周恩来代表党和国家给予他的关怀所感动。
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临终前，翁文灏留下遗嘱。他在遗嘱中他再一次追述了自己一生所走过的曲折的历程。对祖国早日完成统一大业寄予无限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