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卫立煌归来纪实丢失东北的替罪羊
第二位回归的国民党大员是原东北“剿总”总司令、国民党“五虎将”
之一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县昙卫杨村，祖父是一个贫农，父亲原先也在家务农，后来在合肥县衙门当册书。
辛亥革命爆发，年方15岁正在村内义学读书的卫立煌剪去了辫子，响应召募，到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队伍当兵。此后，长期不离鞍马，不叹“髀肉复生”。他曾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排长，旋在粤军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参加了东征、北伐，勇谋兼备，青云直上，在“安内”、“攘外”的沙场上都立有战功。皖西大别山丛有个“金家寨县”，而在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前，却叫“立煌县”。那是因为1932年国民党军在第四次围剿“鄂豫皖”区时得了势，蒋给卫的最高精神奖励（蒋的批文是“金家寨县准称立煌县”）。1938年初冬，国共合作，在山西五台山麓组织了一次抵抗日军南下的“忻口战役”，卫是该战役的最高指挥官。
抗战后期，为开辟“史迪威公路”，卫立煌曾率国民党军队远征。1949年，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从根本上说，不是谁指挥不得力的问题，而是发起这场内战“不得人心”的问题。蒋介石笃信王阳明哲学，总是对“心”与“力”，即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如何才能取得一致这个根本问题，研究得不深不透，硬把该战役失败的责任一古脑推卸在卫立煌头上：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贻误戎机，下令撤职查办，以为奉行军令不力者戒。
逃港途中被蒋扣留卫立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以后，孤独的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此间，除傅作义常与之晤谈，很少有人上门。
这时蒋介石匆匆忙忙飞往徐州，去作保卫南京外围——黄淮平原最后决战的准备去了；在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人人自危，害怕东北的解放军即将入关，谁也顾不上去注意他了。他就乘着这个混乱的机会，自己包了一架美国陈纳德“民航队”的飞机，由北平飞到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夜，次日又由上海飞往广州。行前没肩通知过别人，只给吴忠信发了一电报，说他要离平南下。
到了广州以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高级的旅馆爱群酒店，准备逃往香港。由于卫立煌本来有个对蒋介石不买帐的毛病，这次他们一家由北平到达广州，没有受到阻碍，不免有些粗心大意。进了爱群栖店以后，一下子开了十几个房间，来来往往，进进出出，排场很大，在旅客姓名登记本上，是用卫立煌的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登记的。哪里来的这么个卫道然，到了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的房间？他们这些人绝大部分又穿着军装，佩带了手枪，更引起人们的注意。保密局的特务就化装茶房前来探询。卫立煌自己和夫人、儿子住在爱群酒店的九层楼，其他人员住在较低的层次，卫立煌从第九层楼打电话给下面的青年副官，让他先到香港准备寓所，没想到这些话都被保密局的特务窃听去了，逐级向上报告，说：“卫立煌到了广州，要往香港逃跑。”
这时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也发现北平和南京均没有看见卫立煌，一听到他到了广州，便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同时叫广州的特务们严加监视，不要让卫立煌活着跑掉。蒋介石闻知此事，即密电广东省主席把卫扣留。广东省主席即派宪兵和特务，将卫立煌所住的一层楼围住，跟着让宪兵团长出面，请卫暂庄沙面卫的老部下某人的花园楼记内，外面由宪兵把守。接着由南京派来飞机一架，声称：“总统接你回南京，派专机来了。”
当时跟在卫立煌旁边的有二、三十个部下，看见监视在四周的特务们样子实在可恨，有的主张拔出手枪来拼一场，让卫乘乱逃脱，上那珠江边的轮船，或乘汽车由小路去香港。他们都知道卫立煌青年时期在广东打了几年的仗，熟悉道路，公推卫道然去征请父亲同意。卫道然是卫立煌的小儿子，幼年丧母，一直跟在他父亲身边长大的，自幼就由乃父教会使用枪支，这时虽然只有16岁，已是很高明的射手，平时和卫的随从人员很是投契。他把这些老部下的主意告诉卫立煌以后，卫立煌说：“不可轻动！开火必有伤亡，你就是神枪，寡不敌众，白流无辜的血，也是无用。我回到南京，他不敢拿我怎样，你要好好劝解大家。”次日卫立煌带着夫人及两名随从，乘专机飞回南京，留下的家属和随从人员撤到沙面旅馆内。
被幽禁南京住宅卫立煌回到南京上海路他自家的住宅，门外已经来了一排宪兵，岗哨密布。卫的随从问：“你们这些人来干什么？”
宪兵们回答：“我们来保护总司令。”
卫立煌前脚踏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到了，装扮成挺恭敬的样子和卫立煌见面，随后向卫宣布蒋介石的面谕：“你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以前，不许出门，不许和任何人见面，不许通信、通电话。”
自此，卫立煌就失去了自由，电话线被掐断，卫宅和外界完全隔绝。
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是卫立煌的同乡、老朋友、老前辈，卫立煌初到广东时在吴忠信部下当兵。他过去是蒋介石的盟兄，现在是蒋介石总统府日常事务的负责人，对蒋很有影响。他认为卫立煌到东北是蒋介石亲自说过责任不由他负的，怎么现在又对他禁闭呢？跑去问蒋，蒋推不知道，吴忠信又询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到卫家去呢？”张镇惶恐不知所措，也没有回答出一句话来。
蒋介石所以幽禁卫立煌，关键在于丢失东北数省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
国民党军队如此惨败，是国民党前途不利行将崩溃的一个显明预兆。对于一些吸尽民脂尽膏、富贵尊荣的达官贵人来说，对于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来说，真是惶恐悲哀至极，他们在南京鼓噪起来：“杀卫立煌以挽士气！”
“杀一儆百，为丧师失地者戒！”
这一股喧闹来势汹汹，看样子，蒋介石确实想枪毙他所不喜欢的卫立煌，发泄自己大打败仗的怨怒。要把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卫立煌身上，让卫立煌成为自己的一只替罪羊。但是蒋介石手下也有人看到：卫立煌杀不得。如果和战失利就落得这样一个下场，从现在整个形势来看，还有谁敢带兵打仗？卫立煌跟蒋介石30年，出生入死，立过不少汗马功劳，国民党全部军队有很大部分受过他的指挥，很多军官都和他熟识，有交情，现在明明不听卫的意见而失败就要杀他，将要引起很多军人离心离德，没有好处。蒋介石虽然恨卫，觉得这种意见也有道理，只好暂时不杀卫立煌，把他幽禁起来，先让他背着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家不但外边有宪兵包围，里面也钻进来十来个歪戴帽子敞开领口的保密局便衣特务。这些特务升堂入室，占了客厅当卧房不算，还嚷着要上楼，要把铺盖搬到卫立煌和卫夫人的套房外间来往。这时卫的上校副官丁志升出来交涉，坚持拒绝他们上楼。丁副官说：“楼上住着两位年轻小姐，你们上楼不方便。至于要进卫先生和夫人的套房外间，那就太过份了，我们身上的手枪都尝过人血。卫先生身上还佩着手枪，他的枪法杀你们像玩儿似的，不费事。他的脾气发作，你们先要出血，他也可以以自杀来抗议，将来总统追究责任，你们就吃不了兜着走。”特务们看见讹诈失败，只好不再谈上楼的事。从此卫宅逐渐变成这么一个阵线：卫立煌身外包围了三层人物，最外层是宪兵，中间是特务，最内层是卫的多年随从，还有从外地特意赶来保护他的。
睡到半夜，楼下鼾声如雷，没有别的声音了，卫立煌悄悄起来，在一个箱子里，找出一包他珍藏多年的心爱东西，走进卫生间。他揭除一层一层的包裹和锦盒，在微弱的灯光之下把这些东西仔仔细细地看了再看，读了又读。。这是40多封信件和十几张照片，有在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有和朱德总司令在山西前线的留念；有笔走龙蛇的狂草，那是毛泽东的亲笔信，有规规矩矩的正楷，那是林伯渠所写“黄河保卫中原，先生保卫黄河”的勉励之词；还有其他共产党重要领导人的信件，其中多数还是朱德总司令亲笔写的信。这些信凝结了珍贵的友谊，表达了浓厚的情感。这些大公无私的革命志士、真心救国的英雄豪杰曾经鼓励和指引过他。这些照片和墨迹都是应当送入历史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卫立煌精心地保存了10年，到了今天无法再保留下去了，在夜深入静的时候与它们一一告别，付之一炬。
特务们一夜没有上楼，到了第二天早晨阳光照到楼上的时候，特务蹑手蹑脚沿着楼梯轻轻爬上来，在卫氏夫妇居住房间的房门钥匙孔中，往室内窥视。旧式门锁的钥匙孔比较大，在室内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钥匙孔中有一颗眼珠在滴溜乱转。卫夫人看了觉得害怕，等这个窥视者离去之后，问卫立煌：“他们老从钥匙孔里往里面看，是什么意思？”
卫立煌说：“这个意思你不懂？这是因为这些特务都是些年轻人，还不认识我，要是一天上面命令下来，叫他们执行任务，他们怕枪打错了，报不了功，领不到赏，所以一个一个都来看一下，验明正身。”
卫夫人听了这些话，看了一眼桌上放着的手枪，床上藏着的手枪，卫立煌身上揣着的手枪，手里捏着的手枪。卫立煌向来喜欢收集各种名牌手枪，现在都拿出来用以自卫了，实在紧张极了。卫夫人想到张学良从前也不过说是软禁一下，一软禁就没有出头的日子，我们今天到这一步，哪是人过的日子啊！
以前官盖如云车水马龙的卫公馆门前，出现了十分寂寞的景象。但是仍然有些不避嫌疑不怕沾惹是非的老朋友和老部下，要求进来看看卫。有的没开口便被宪兵挡驾走了，有的交涉半天也进不了大门。其中有一个关麟徵，黄埔一期学生，飞黄腾达比较早，已成为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没有闯进来。关麟徵在一怒之下把他自己佩挂将军领章的军装上衣脱下来丢在地上说：“凭这个都进不了这个门，这个不值钱的东西，我不要它了。”
有资格自由进入卫立煌家中不受阻碍的只有一个参谋总长顾祝同，顾祝同来了之后没有别的事，只是叫卫快作准备，到台湾去。这时淮海战役己近结束，蒋介石几个精锐兵团相继被歼灭，最后一点本钱快要输完了，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美钞和细软之物，飞往台湾。凡是不打算逃往台湾的大宫都被认为想投降共产党，特务们要进行暗杀，一个不留，顾祝同自己家里东西已经搬完，连一床锦被也没有留下，他现在秉承蒋介石意旨并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劝说卫立煌快走。卫立煌听了这话，不置可否，只是带他进入卧室先去看看卫夫人韩权华。
这正是韩权华休克躺倒的第3天，3天没有吃什么，奄奄一息，正在抢救。从她极度衷弱的病容上可以看出她的病情非常严重。顾祝同说：“横直是不行了，让她留在这里，你自己先走吧。”卫立煌说：“这样的病人能够长吗？我看她是活不了，等她死了，办了后事，料理一下就走，要是能够活过来更好，我带她一起走。”顾祝同见她面色像黄蜡一般，呼吸微弱，像个快死的人，医生也说病情严重，好歹很难说。顾祝同没说什么就走了。
特务们不管这些，按照他们上级的指示，要对不去台湾的大官进行暗杀，决不留情。说也侥幸，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上公布了战争罪犯名单，在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当中，卫立煌的名字赫然列在第13名。这就帮了卫立煌的大忙，使反动派最担心怀疑他“通敌”者，不能自圆其说。在特务看来，你敢不走？共产党来了也饶不了你。从此之后，特务们对于卫立煌的监视似乎有点松懈，听任他去抢救韩权华。
淮海战役的干净利落，黄百韬兵团、黄维兵团相继被歼灭；守在徐州的杜幸明、邱清泉非常天真的等待解放军在四郊合围。那么他们就能在空军配合之下，凭着钢骨水泥的工事和机械化队伍对解放军来一个大歼灭战，发挥最猛烈的火力，把来攻者杀光。事实上他们的梦想完全落空。徐州紧紧被围，完全孤立，城里没有吃的，蒋介石只好下令撤退，几十万人夺路而走，到了徐州以西的永城全部被包围，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毙，蒋介石所依靠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全部完蛋。在这种情形下，全盘战争的胜负已完全定局，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没法挽回，只好改变策略，演出另一幕丑剧，他自己宣告下野，退居奉化，让李宗仁出来当代总统，高唱和谈，企图用这种办法拖延时日，苟延国民党的统治。
李宗仁下令撤走宪兵李宗仁登台宣称要采取几项进步措施，一新耳目，改变国人对于国民党的不良印象。其中比较迎合群众心理也比较容易做到的一项就是释放政治犯。1月24日，李宗仁代总统特饬行政院，取消戒严令，释放政治犯。这时候蒋介石本人虽然走了，但是实权并没有交给李宗仁，李宗仁想释放政治犯也释放不了。比如李宗仁有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等人的意思，蒋介石连理睬也不理睬。李宗仁释放不了政治犯，但是他的有限权力也允许他做一件好事，就是下令撤走了卫立煌住宅外边的一排宪兵，把截断多日的电话线又给接通了。
1月25日，卫家的电话铃声又叮叮地响了，拿起电话筒一听，第一个打电话来的仍是代总统李宗仁自己。这位代总统在电话中对卫立煌说：“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手令恢复你的自由。”
卫立煌连忙道谢，表示对代总统的感激。此时卫立煌听说他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了，樊笼拆除了一半；但是大门以内的特务仍然没有走，仍然在执行监视任务，这些特务说他们只只命于毛人凤，在毛人凤没有给他们以新的指示以前，他们不敢擅自撤离卫宅。所以卫立煌在电话中要求和李宗仁见一面，并请李宗仁派人派车来接他。片时之后，代总统的车子来到，车上坐有总统的参军，卫宅里的特务不敢阻挡，卫立煌便被接到傅厚岗李代总统的官邸中去畅谈一夜。10年以后，李宗仁在美国口述其生平历史，由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唐德刚帮助他笔录而成为《李宗仁回忆录》一书，其中记有卫立煌被“释放以后，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一段。《李宗仁回忆录》可议之处不少，但对于国民党在东北战败的经过和原因写得还是客观公正，描绘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貌。这本书中写道：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殆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
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今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射，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卫立煌和李宗仁畅谈之后回家，看见在他家中的特务还在那里。不过在门外的宪兵们撤走之后，形单势孤，色厉内茬，神魂不定罢了。
门外没有宪兵，绿衣送信人就敲门而入，特务们拿到信件乱拆一气，随便看看又随手扔了。其中有一封信是江北第一大丛林扬州高■寺某长老写给卫立煌的。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之役，击退北洋军阀孙传芳，曾经驻扎在这个风景优美的第一大丛林里，与这个高僧结成了朋友，如今这位和尚听说卫立煌兵败回到南京，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建议他重来高■寺玩玩散散心。特务们看了之后，叫女仆把这封信送往楼上，并说“有人请卫总司令去当和尚”。卫立煌看了这封信以后心中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借用和尚名义劝他渡江，这时长江以北完全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江就到了解放区。这个写信的朋友的好意是可感的，但是这时江防严密，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他只有望江兴叹。
李宗仁在接见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时，把释放卫立煌的事当作他的一项德政，告诉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和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三位校长离开傅厚岗李代总统官邸之后就来到卫立煌家，探访这个重新获得自由的老朋友。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卫夫人韩权华的五姐。梅贻琦和卫立煌有连襟的亲戚关系，袁敦礼和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到了卫家便直接上楼，进入卫立煌的房间。寒暄之后，校长们就很关心地询问卫：“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卫立煌：“顾墨三（顾祝同）正在逼我去台湾，我不想去。”
梅贻琦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你不像我们，我们只有跟国民党殉葬了，没有办法。”
袁敦礼说：“你为什么不跑呢？”
卫立煌说：“楼下还有几个特务守在这里。。”
顾毓琇说：“这些人还不容易打发？这是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守不住了，他们不想逃跑？我看啦，送几个旅费就打发走了。”
三位校长刚走，一个短小精悍、满口江北口音的汉子，昂首走进大门，略事招呼卫的随从，径直跑上楼去。此人乃是在北伐前就和卫立煌熟识的李明扬。抗日战争时期他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寒暄了几句以后，就直截了当地告诉卫立煌：“坚决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先生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一定要下你的毒手！”
“那么你认为怎么办好？”卫立煌问。
李明扬附耳说：“快逃跑，外边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了危险。现在整个京沪沿线都有新四军，一路平静无事，你乘汽车到上海，只要上了外国轮船，就算脱了虎口。”
李明扬走后，卫立煌先和韩权华商议，然后又全家商议，订出逃跑的计划。吸取了前次在广州对蒋估计错误的教训，拟定了完整的脱逃方案，设想在哪些地方会遇到危险，考虑了应付这些危险的对策。
第一步准备工作是让张学诚副官向特务们发动进攻，压一压他们的气焰。这个张学诚副官从北伐以后，跟随卫立煌20多年，此时已经升至上校，也是一个身经百战、临阵骁勇、枪法娴熟的人。此时乘着李宗仁撤除宪兵的风势，在盛气之下去找特务领班说话。他开言道：“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出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走？想在此地捞什么油水！”特务们见宪兵走后，人单势孤，本已心虚，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我们也听上级命令行事，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没有命令怎么敢撤离。”
张学诚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
总司令已说，限你们4小时撤走。老子们打日本还不怕，枪林弹雨都经过，难道还怕你们？我一个人一发火就能把你们全都撂倒，你信不信？”
特务们住在卫家多时，对于卫家的随从都已熟识，知道从厨房里的大师傅到勤杂人等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副官和卫士更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射击手。特务领班衡量了一下力量的对比，他们10个顶不上卫宅3个能打的，要是冲突起来，自己要先送性命，立刻回答：“大家都是吃公事饭的，有事好商量。”这么一来，特务们都搬到一间汽车房里去住了，同时向某处上级请示。卫宅有几个汽车房，这是一间离正房较远的，把特务们挤入此处，就有活动的余地了。
第二步准备工作是试用汽车。司机借故把停放了多时的汽车开出去溜一圈，看看汽车有没有毛病。试验结果很满意，司机回来不动声色地将汽油加足，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完。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阴历除夕（1月29日），蒋山青，秦淮碧，曾经做过六朝都会的南京城，向来都有热热闹闹过春节的风俗。每个家庭都要办些丰盛的食品，团聚全家的成员，共进春酒，预祝明年一切顺利。但是今年的卫公馆里，人家不像人家，冷冷清清，谁都无精打采，个个长吁短叹。到了这天晚上8点多钟，厨房里还没有开出饭来。剩下8个住在房里的特务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显得百无聊赖，有4个家住南京的特务自行离去，回到自己家中和老婆孩子共吃年饭去了。最后乘下4个特务都是江北人，回不了家，也无处可去，等着开饭，可是厨房里到了九、十点钟还没有动静。不要说没有酒菜，就连平常的饭也没有开出来。他们饿得难受，自己叹息：“这一行真他妈不是人干的，”这时就由唱白脸的丁志升副官乘机和他们攀谈：“在家千里好，出外一时难，人总是家里过年合适。这个时候，能够和老老小小在一起，就是穷点，也比一个人在外头混强。”
特务说：“我们也是这样，谁愿意在外面过年？在这样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共产党来了活不成；共产党不来，上面一不高兴就枪毙，也不是人过的日子，在外边死不如回家死，回家死骨头还能葬到祖坟里。”
丁副官说：”为什么不像你们那几位弟兄一样回家去呢？”
这4个小特务说：“不瞒你说，我们混到今天，混得买一张车票的钱都没有。”
丁副官看见这4个小特务的确没钱，就答应帮忙给他们筹钱买车票，并且想法子代他们找几个零花的。这样丁副官和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特务回乡。一直到11点才开出晚饭来，特务们吃完饭马上便走了。
大年初一伪装出逃特务走了之后，卫立煌才算解除了束缚，获得了相对的“自由”。
他们全家行动起来，看看附近有没有暗藏的特务，出门有没有人盯梢，卫立煌自己也进行化装，穿上蓝色棉袍子，头戴瓜皮帽，围上蓝围巾，足登老棉鞋。最重要的是在脸面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把留了几十年的一撮胡须剃掉了，并且带上了眼镜，太阳穴上贴了一张头昏膏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20多岁在粤军当营长时，人称“小营长”，有轻视他年轻的意思。他为了表现老成，从那时起就留起了一撮胡须。从此，这一撮胡须便成了卫立煌的特征。今天，他打扮成这个样子，让人看了怎么也联想不到是卫立煌。到了夜间4点钟，卫立煌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战阵的亲信随同，另外还有一个到上海为他安排住处落脚的多年友人朱映霞女士，在夜深人静当中缓步走向他的汽车。上车后，卫立煌问道：“都准备好了吗？”
在车上几个全副武装的随从都回答：“准备好了。”
这是卫立煌的口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马达轻微一响，即刻转动，卫平素喜爱汽车，所以他的汽车性能最佳，总保持在最佳状态。汽车开出门口，凡是知道这一行动的旧部，都肃立在车旁，目送卫立煌上路，并且祝愿他一路顺利。这也许是最后见面了，卫立煌不觉热泪盈眶，挥手和这些多年共生死的部属告别。
汽车一出门，经过儿条大街，即直奔公路，向着东方驶去。在平常的年代，按照旧风俗，元旦尚未天明之际，是市民们酒醉未醒，燃放鞭炮，忘其所以，或者是打了一夜麻将牌、倦极欲眠的时候；现在兵荒马乱，正在天翻地覆的紧要关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或无限欢欣，或悲痛欲绝，家家关门，户户紧闭，显得十分沉寂。此时国民党的一些残兵败将，最害怕的是解放军强行渡江，沪宁一带的一些队伍都摆在沿江一线，非常恐惧地注视着烟波浩森的江面上的动静，对于背后公路上的交通则无暇过问，看见是高贵的小汽车则更不去注意。后来汽车到了镇江以东，路上车马喧闹，行人擦背挨肩，卫立煌的车子无人查问，到了华灯初上之前，很顺利地进了上海市区。
这时上海也是乱纷纷，汤恩伯的队伍集中上海，骗人的说法是“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是争取一段时间，保卫上海这个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及其它各种值钱的物资尽皆抢窃运送台湾。特务们此时在上海也准备要暗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张澜先生等等，对于计划以外汽车中人则无暇多管，所以卫立煌的车子安然开到上海市区中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朱映霞女士是什么人呢？她的丈夫江先生原是卫立煌的老部下，朱映霞自己则是卫立煌前妻朱韵珩青年时期在镇江崇实女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一向往来频繁。1939年，卫夫人朱韵珩因医疗事故卒于成都，朱映霞见卫立煌远在洛阳，她好友的子女幼小无人照顾，便在成都卫宅帮忙照顾过一个时期。1946年底卫立煌与韩权华远游欧美，又请朱映霞帮助看家，朱映霞实际上成了卫府上主持家务的负责人。卫立煌的汽车所开到的朱映霞的亲戚家，这是一所很宽敞的资本家的住宅，除去尚有一位老先生留守，其余的成员都已去香港，房屋空闲着。卫立煌暂时就在这里待避，同时由他的随从到码头上去买船票。
南京的卫公馆里，在元旦这一天，一切和平常一样，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个家庄南京的特务放心不下，大约在上午10点钟左右摇摇摆摆地来了，察看这里有何动静。丁副官听见电铃响前去开大门，这个特务和送报的同时进门，丁副官连忙招呼特务请坐喝茶，同时拿着报纸向女仆高喊：“报纸来了，送到楼上总司令那里去。”
这个特务见到卫家安安静静，总司令还在楼上看报，就放了心，没坐稳就走了。
这天上午，卫立煌的长于卫道杰和平常人家的青年一样，穿上过年的新衣服到电影院看电影，遇到另一个昨晚回家的南京特务，点头问好。这个特务问道：“总司令好？”
卫道杰说：“很好，没事。”这个特务看到卫道杰悠然出处看电影而总司令又好，想必无事，就没有再来卫家。
下午3点，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来电话，要卫立煌接。此时卫立煌不在，只好由卫夫人韩权华接。吴忠信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快去台湾。韩权华回答说：“我们正准备去台湾，俊如要和老太太一齐走，现在自己到芜湖去接老太太去了。”吴忠信知道卫立煌事母至孝，抗日战争期间曾把她接到成都，抗日战争胜利后，老太太思念故里，回合肥去了。现在卫立煌去台湾要接她同去，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吴忠信就没有再问。
不久，卫家的汽车由上海开回来，司机报告韩权华说：“一路平安，没出事情，船票也买好了。”当晚韩权华料理家务，让司机好好休息一夜，到了阴历初三的早晨，卫家的汽车再一次驶往上海，韩权华也告别了南京城。卫夫人到达上海，卫立煌和她分头登上英国轮船，他们就算安全脱险，此时就是国民党特务发现，也不敢到外国轮船上捉人。不久，轮船启航，次日驶过台湾海峡，卫立煌和夫人庆幸，他们现在已经从罗网中飞出来了。致电毛泽东他们初到香港，用了假名字住在旅馆里，不敢出门。后来找到韩权华一位亲戚，是个当医生的，正好其寓所的楼上有一层楼房要出租，卫氏夫妇立刻租下这层楼安居下来。进出不敢走正门，凡有客人来访，都要先在后门上的了望镜中看一看，必须是认识的人才开门，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特务在香港非常猖獗。
卫立煌就这样韬光养晦在香港当上了海外寓公。他对于国内的时局变化仍然非常注意，一连写过三封信给他的老部下陈铁，叫陈铁当机立断，不要错守时机。他不知道这时陈铁在贵州已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人员接上头，就要起义了。
1949年9月19日，天气很热，卫立煌夫妇到海边兜风去了。回来后，家人告诉他们，“有两个客人来访：一个客人高个子。方面大耳，一个客人留胡子，像日本人，都没有留下姓名。”正立煌一想：方面大耳的高个子一定是杨杰，像日本人的一定是贺耀祖（号贵岩），就立刻到铜锣湾去访问这两位客人。杨杰是卫立煌的至交，盟兄弟，1945年他曾帮助卫立煌制订远征军收复滇西松山的战役计划，平日无所不谈。现在他从大陆上尚未解放的地区来此，一定带有不少那些地方的消息。
卫立煌到了杨杰的寓所，杨杰也不在家，只好给杨杰留下一张纸条。杨杰见了条子预备再来找卫，尚未出门，又有两个人来找杨杰。这两个人自称是云南总商会派来的，给他带东西来了，要求亲见杨杰的面。杨杰看见信封上笔迹像是他的熟人所写，就让这两个人进去。这两个人进去以后，一言不发，拔枪对准杨杰的胸膛射击，又复对准脑侧开了一枪，当场把杨杰打死于藤椅上，当时杨杰若是再到卫立煌家中去了，当天可以不死；卫立煌这一天若是久留杨寓，说不定也受波及。
卫立煌鉴于他的好友、思想接近的杨杰的受害，感到香港不是安全的地方，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和别人来往。他订了数十种报纸和杂志，不断买些新书，特别是北京出版的新书，每天在家中细细阅读，重要之处还加以圈点。“民革”的同志中有人了解卫立煌和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过去在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得不错，便告诉卫立煌：如果他本人愿意，“民革”可以介绍他到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商量国家大事，建设新中国。卫立煌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说他现在去还不是时候。如果像他这样一个背着失守东北黑锅的国民党将领去北京，必然成为一件引人注目的新闻，而蒋介石正可以把他自己打败仗应负担的全部责任轻轻推卸到卫的身上，这样反给了蒋介石以反宣传的材料。卫立煌郑重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将来一定要回新中国，等等再说吧。”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政治纲领都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才尽皆一时的俊杰。想起11年前到延安和毛泽东主席见面，想起多少次和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想到共产党的道理久已为他所折服，看到百年动乱，到今天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国家出现，实高兴得了不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特买了几瓶好酒自己低斟浅酌。他也不管自己是不是新中国要缉拿归案的“战争罪犯”，就自己拿起笔来起草了一份电报，经过香港的中共的有关组织，发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贺，他是多么向往这个新的国家哟！
电报的原文是这样的：北京毛主席：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卫立煌江“江”按韵目为3，此电是10月3日发的。
“太原朋友”请他回来卫立煌寓居在香港数年，小心谨慎，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呆在家里，看看书报杂志，除会见几个熟悉的老朋友外，与外界绝少往还。有时在家里实在烦腻，携带夫人和子女一齐出外散散步，听见道旁人道：“这不是卫立煌吗？”他连忙拉着家人走远，他说：“不要回头，一回头反而被人家认清了。”因为蒋介石所派遣的在香港的特务，一直对他盯梢、监视。
蒋介石部下的将领，尤其是嫡系的将领们，大多数都跟随他逃到台湾，唯有卫立煌这样一个高级将领不去台湾，使蒋介石非常不快。他几次派遣吴忠信做说客到香港，企图把卫立煌连哄带骗，引诱到台湾去，杜绝他返回大陆公开反蒋的可能性。卫立煌对吴礼老（吴忠信号礼卿）一向很尊敬，但是他们经过寒暄，谈过一些泛泛的闲话之后，酒酣耳热，卫立煌禁不住敞开胸怀，当着吴礼老的面，历数30年来，蒋介石怎么对他无情无义，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卫立煌说：“抗日战争要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八路军处在华北最前线。我主张分配给八路军的作战任务弹药补给，和各军一样，问问全中国人，这有什么不对呢？蒋先生不但不叫这么做，反而说我偏袒八路军，撤去我的职务，在成都两年，还派人监视。最后东北之战，陈诚完全没有办法了，蒋先生硬叫我去背黑锅，他向我保证，东北的得失不由我负责，保证这保证那，说了多少好话，我到了东北之后，他三次亲自到沈阳指挥作战，每个师的使用他都要管到，对于东北将领们的话一句不听，明明做不到的事情他硬要做，东北失败的责任完全在他自己，还能够怪别人吗？他把我无辜软禁在南京，我连自由都没有，家中被宪兵特务围上两层，你老都实在看不过去，亲自去问他，他还当面对你说他不知道，虚伪到这种程度的人，你一生见过第二个没有？。。。”
吴忠信被卫立煌说得无从置喙，只好辞别而去。
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很多，暗杀过不少人。例如有一个曾被张恨水取作小说《虎贲万岁》题材的国民党将领余程万，后来被暗杀在离卫立煌寓所不远的地方。卫立煌深知蒋介石是个最残忍最不讲道理的人，担心蒋介石让他去台湾他不去这件事会激怒蒋，下毒手派人来刺杀他，所以平日小心门户，深居简出。有一个时期，他迁居到元朗地区的唐人新村，就有人猜测说香港新出版的《金陵春梦》一书出自卫立煌的手笔，香港只有他这样的人对于蒋家王朝的内幕才知道的最清楚。并讲他平常没有笔名，唐人二字，大概是他借用了他寓居地方的地名，就像寓居东坡的苏轼取名为东坡居士一样吧。事实上外面这些猜测都猜错了，《金陵春梦》一书出自老家住在浙江吴江县太湖中间洞庭东山岛上，当时担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的严庆澎手笔，这个新闻记者出身的唐人与卫立煌毫无关系。
后来据随卫立煌到香港的副官柴生春回忆：卫立煌在香港，长期是心情忐忑不安的。一面是怕蒋介石派人来下毒手；一面向往祖国，又怕新社会的人民对他不谅解。他常常对柴生春说：“老柴啊，我真想回去看看。一来怕腿痛发作，二来怕1948年去东北的真心没有事实表现，怕得不到谅解。”他平日看报很仔细，对于中国解放后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最为高兴。百年以来，中国受尽各个帝国主义的凌辱，差不多每战必败。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名义上成了“民国”，实际上受到列强势力的瓜分，为人鱼肉。后来日本公然侵略，铁蹄踏遍半个中国，血流成河。美国援助，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各种不平等条约，处处束缚中国，使中国为其殖民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独立自主，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中，戳穿了世界上最凶的美国纸老虎，被全世界尊为新兴大国，这不正是孙中山先生百年以来所企盼的吗？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真能扬眉吐气了。
卫立煌对于国内各地建设的消息，也非常愿意知道。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过许多足迹，他对于许多地方的风俗人情、地理环境非常熟悉。今天这些地方蓬蓬勃勃地建设起来了，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一样。有时他还高声朗诵苏东坡的名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最有意思的是报上刊登鞍山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使他惊奇。1948年春季，他到东北不久，视察沈阳外围各据点，曾经到过鞍山。那时候这个中国少有的工业基地一片荒凉，烟囱不冒烟。厂房被糟塌得七零八落，有点像《桃花扇》最后一出中苏昆生所唱的曲子：“残军归废垒，瘦马饿空壕，城廓萧条。”怎么今天变成这么雄伟的样子，出现这么多的劳动模范，出现这么多的英雄事迹呢？只有共产党能把中国治好，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富强，真是事实胜过雄辩。
1955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浙江沿海的渔山列岛、披山岛等岛屿，最反动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吓得要命，为了要把台湾变成美国的殖民地，公然出面进行干涉。1月18日，我国海军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美蒋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企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周恩来总理发表的严正声明，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受到广大海外华侨的拥护，也受到世界上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只有香港几家蒋记报纸跟在美国佬的尾巴后头，唱出不同的调子。这些报纸不但污蔑这个声明的本身，并且对中国报纸上报导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错等人发表谈话也加以攻击，漫骂张治中等人是“传声筒”，听着中共当局说什么也跟着附和什么，是“奉命表态”，不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话。卫立煌看了这种报纸以后，大大不以为然，当着一些朋友说：“这些话真是岂有此理！是非自有真理，我在香港也要发表和张治中同样的意见，我奉了谁的命呢？没有谁要求我怎么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该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此时在香港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闻知此事，来和卫立煌见面，支持他的爱国行动，鼓励他仗义执言。同时告诫他，香港特务很多，可不能自由讲话，并和他商量，如果愿把这些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那于对解放台湾将会起到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发表文章的时候，卫先生本人必须要藏匿起来，不然定会遭到蒋介石特务的迫害。往哪里躲藏好呢？发表文章以后返回大陆如何？
此事传至北京，周恩来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同时返回大陆的办法。周恩来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但是恐怕韩权华不同意，周恩来和邓颖超大姐找韩权华的六姐韩循华来商议。此时邓大姐的秘书生病请假，由一个1948年进燕京大学读书的女青年韩德庄代理，这个韩德庄是韩权华的侄女，周恩来总理就叫韩德庄执笔给卫立煌写信，说是姨父曾在太原结识的朋友叫她写信的，请姨父和姨母回来。
卫立煌一见此信，非常高兴，知道是周恩来叫他回来，1937年忻口战役以前和以后，卫立煌在太原和周恩来有几次接谈，情形历历如在目前，他在周恩来的鼓励和教导之下，对于抗日建立不少功勋。长期以来，周恩来的音容笑貌，他记得非常清楚，报纸上时常发表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和消息，他总是细读一番，从中吸取一些新的知识。现在周恩来总理请他回去，那再好也没有了。
来洽谈的香港中共人员询问韩权华：“有顾虑吗？”
韩权华非常坦率地说：“有。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为无所作为的人了，不如流落香港，了此残生。”
韩权华接着说：“我们现在的地位，无论对于哪一方面说来都不好，对于台湾来说，是撤职查办，在逃的犯人；对于大陆来说，是没有归案的战犯。”卫立煌充满信心地说：“不要紧，革命不分先后，这些都会改变的。”
韩权华又说：在生活上我也有顾虑，在大陆上是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劳动，我一直有病，我怕到了那里劳动不了。”
来洽谈的同志详细介绍了大陆上人民生活的情形，解除韩权华的顾虑：大陆上的人都把劳动当作光荣的事情，各尽其力，共同来建造新社会；但是也要看各人不同的情形分配不同的工作。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酌情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对于疾病我们是会照顾的，不像在香港看病要花很多钱。卫立煌听至此处激昂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因为卫立煌和共产党交往多年，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处处为人民着想，合情合理，不会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难题。香港一些不明真像的人所持的那些顾虑，他是没有的。
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卫立煌返回大陆问题商量决定了之后，即接着研究如何越过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如何应付旅途中可能发生的问题。由于许多国民党特务都认识卫立煌，由香港坐火车经过广九铁路回来目标太大，是很危险；容易出毛病的；只有坐船到澳门，由澳门乘坐汽车到广州的办法比较稳妥。最后决定经由澳门这一条路线。
来洽谈的同志又告诉韩权华，东西尽量少带，以免引人注意，什么用品国内都有。随行者只带柴生春，汽车司机在香港有眷属，只好不带他同行。此事对任何人都严守秘密。
卫立煌息影香港5年，行吟泽畔，眷怀祖国，不胜寂寞，今日由香港乘船到澳门，踏上归国的航程，重见南海上的波涛，珠江外的风云，都觉得另有一番神彩。回想他自己早年第一次乘海轮由上海到广州，离今天正好整整40个年头。这40年中，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任人欺侮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强大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旧军阀新军阀都一扫而光，而他自己在这40年也历尽曲折，备尝甘苦，这一回再到广州参加革命，真是百感交集。他们在澳门登陆之后，即有人接送到一家商业公司里休息进餐，这天韩权华匆匆忙忙，连早饭都没有吃过呢。
他们又从这家商业公司门前乘上汽车，风驰电掣，驶往广州。这一天为1955年3月15日，是卫立煌新生的日子。
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的欢迎。卫立煌发电报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致礼，报告他已经回来了，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交给新华社发表。他们在广州稍事休息，就接到毛泽东主席来电，那电报是：卫俊如先生：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子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毛泽东三月十七日卫立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全文抄录如下：台湾袍泽们、朋友们：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在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从无到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路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示、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结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逃不了溃败逃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件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它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在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与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遭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诬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诉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住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三十余年，他都肯作出这种丧心病狂，例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于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湾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坦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1955年3月15日开始薪的生活毛泽东的电报来到后，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和卫立煌商量了一个旅行计划，先到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的江南，散散心，解解憋在香港数年的郁闷，并慰卫立煌怀念旧游之地的渴望。他们在广州停留了两日，受到了广东省党政当局的欢迎，驱车游览五羊城。看到城市变化，看到许多革命历史古迹被保护起来进行修整，想到1948年他们曾经在这里被蒋介石派飞机送回南京，卫立煌和韩权华不禁相对苦笑了几声，之后又爽朗的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乘火车北出韶关，过大瘐岭，卫立煌沿途对韩权华讲说当年几次北伐的故事。然后经过湖南和江西，车窗外的远山近水，雄关故垒，引起卫立煌更多的回忆，讲了更多的故事。南国春早，许多农民在田里辛勤耕作，太平年代的农民真是幸福，和过去兵祸连年民不聊生相对比，完全是两个天地。他们到达浙江，在杭州稍事停留。绿波如绫，温风似酒，六桥三竺之间，湖光山色，令人心旷神怡。祖国的确是天堂，从海外流浪回来更觉得天堂可爱。在祖国的怀抱中欢度幸福的晚年，能够再尽力为国家做一点事情，实在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卫立煌想到自己的许多老同事老朋友，被裹胁到台湾，疑惧不敢回来，实在是自己误了自己，不说别的，光是西湖莼菜和松江鲈鱼，就不引起你们的乡思吗？
他们在杭州停留数日，到达上海，略作参观游览，又到无锡，准备在太湖旁边多休息几天。他们下榻的地方是解放前民族资本家荣家的一所别墅，依山傍水，地位绝佳。绕屋都是高大的桂树，枝叶繁茂。生长在北方的韩权华过去没见过。虽此时不逢开花的季节，也引起她的喜爱。他们又乘船畅游太湖，想起“谁解乘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之类的诗句，他们的情绪十分悠然，畅适。
4月4日，他们忽然接到北京的电话，说周恩来总理有要公即将出国，想在临行前会见卫立煌及夫人，他们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美丽的无锡。当晚即搭乘火车北上。此时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激动兴奋，卫立煌想到能和北伐及抗日战争时期的老朋友、现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见面，非常高兴。韩权华的心情更是非常激动，能够见到青年时代的老同学邓颖超大姐，这是以前从来没能预料到的事情。一路上，他们嫌火车跑得太慢。
4月6日上午火车到达北京时，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到车站迎接，使他俩十分感动。当日下午5时，即蒙周恩来总理接见，并设家宴招待。周恩来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健康状况，回来的经过，并和卫立煌重叙了两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旧谊，邓大姐热情地和韩权华谈起往事，使得他俩毫不拘束，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
周恩来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他们看到周恩来总理和邓大姐是那样诚挚、健谈，听说周恩来第二天就要动身出国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他们更是激动。在周恩来总理出国前夕，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和他们做长时间的谈话，而且是那么从容不迫，精力充沛，谁也想不到周恩来当时刚作了手术还不到一个星期呢。
在周恩来出国期间，邓大姐亲自过问卫立煌夫妇的住房、生活、参观等各方面的安排。总理从万隆会议胜利归来后，又和陈毅副总理宴请卫立煌，在席间谈到有关解放台湾的问题和一些党的政策问题。陈毅副总理还特别针对韩权华离开香港前的想法，解释从前宣布战犯名单时为什么把卫立煌也列入其中1955年6月，卫立煌夫妇从北京饭店搬到政府为他们安排北京东单麻线胡同的新居，周恩来又亲自到他们家来看望他们。他们的新居是什么样子呢？据后来香港《文汇报》上中国新闻社记者杨木所写的报导中介绍：那是一所富有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画栋雕梁，髹漆鲜明。客厅前面，是一个花园，假山清池，有树有亭，。。当大地春深、绿满枝头的时候，红亭一角，实具庭园幽趣。
卫立煌归来了。
卫立煌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尊重。不久，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担任了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担任了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
因长期患冠状动脉硬化心藏病和新患肺炎，经医治无效，卫立煌于1960年1月17日零时40分在北京逝世，终年64岁。
第五节李宗仁落叶归根“代总统”经香港流亡美国在海内外引起大振动的，该是李宗仁的“叶落归根”了，李的去国与归国，整整绕了地球一圈，极具传奇色彩。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分三路渡过长江天堑。4月22日，身患小恙的蒋介石急忙飞抵杭州，召李宗仁、何应钦、汤恩伯、白崇禧、张群、吴忠信等人来杭州会晤，讨论如何应对危局。会议在杭州笕桥机场航空学校举行。会上，蒋介石听到的战况是：沪宁线已被共军切断，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国军”
不是被围，就是在后撤，南京危在旦夕。
蒋介石命令：将南京城的火车站、码头、水电厂都炸掉，把所有部队，都撤到沪杭一带。这仍是持久坚守淞沪，重点经营台湾，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伺机反攻的方针。
会后，蒋介石问李宗仁：“德邻，你呢？”
李宗仁：“我？当然去广州啰”
蒋介石：“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
李宗仁：“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
蒋介石：“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产党因为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才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余地了。”
李宗仁：“你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介石：“你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
李宗仁：“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下去，我是可以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
蒋介石诚挚万分似地说：“不论你要怎样做，我总归支持你！”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国之将亡，我们当国者的心境实有说不出的辛酸。
在这种情况下，蒋先生既然一再说明，全盘由我负责，我如逐条列举要他答应支出，反嫌小气。
李宗仁与蒋介石在杭州会议时，就已决定与蒋家王朝同归于尽了。
蒋介石随后拨给“华中长官”白崇禧银洋400万元（当时中央银行没有这样多的现洋，其中一部分就以15000两黄金折价，并派专机给白崇禧送到汉口）。这样，白崇禧率领桂系剩余的100多万军队，与解放军作战到底，做了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在杭州得到蒋介石许诺，“全盘负责领导国家”的代总统李宗仁，于4月22日傍晚返抵南京“坐镇”。这时南京城内已闻解放军机枪声。李宗仁在总统府的这最后的一夜，辗转反侧，未能入寐。4月23日清晨，李宗仁乘车抵飞机场时，载代总统逃离的专机马达已发动。李宗仁叫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比蒋介石还多绕了一圈），飞机腾空，进入李代总统眼底的是：“东方已白，长江如练，南京城郊，炮火方浓。”驾驶员转完两圈后入坐舱请示代总统：“往哪儿飞？”李：“桂林。”
桂系又归“桂”去了。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当日即获得了解放。风雨苍茫，世道沧桑，蒋家王朝已不复存在了。
大陆解放前夕，李宗仁的桂系军队及其他所谓地方实力派，都被我军歼灭或败逃溃散。1949年11月，李宗仁以“就医”为名，带着“代总统”的空头衔经香港流亡美国。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复职”，李宗仁失去“代总统”身分，遂与蒋介石公开决裂，大骂蒋此举“非法”，并声称他要用一切方法把蒋驱逐出台湾。1952年1月台“监察院”以李袒护原国民党空军副总司令毛邦初进行反蒋活动，对李实行“弹劾”。其后又开除了李的国民党党籍。1954年2月，
第2届“总统”选举，李被“国大”罢免了“副总统”的职务。此段时期，李宗仁曾3次函蒋介石痛骂之，并上书艾森豪威尔，控蒋“违宪”。
李宗仁流亡美国后，即在国务卿艾奇逊和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下，进行所谓的“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活动。后美国因李已无实力，遂对其“冷淡”。因此，李在1950年至1952年间，趋于沉寂。1950年李在给香港桂系分子黎蒙的信中曾悲观地说：半生戎马，而今国破家亡。。对美国已绝望。。国际上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国家或个人，都是实力在折冲表相，此时李宗仁手中无寸铁，足下无寸土，身边的文臣武将各自星散。一向讲求现实和实用主义的美国政府，有谁会理睬这样一位淡云漠漠空山寂寂的人呢！
李宗仁来到美国后，先是住在纽约，那时他还是一个“代总统”，应酬不少，开销也很大。后来为了省钱，在新泽西州北部购置一套私邸，当时报上曾有李宗仁买了一座花园洋房的新闻，且形容如何富丽堂皇，花园又如何美丽优雅。但李的一位朋友回忆：我们在美国见到的却是一所毫不起眼的小平房，而且又小又窄成一字形。进门右边是睡房三间，中是客厅与餐厅，左边挖了一所厨房，与堂皇富丽沾不上边。听李宗仁说：“它是一泥水匠筑来自住的，图样也是他自己画的。后来他有钱，另造了一间大的搬走了，这间就卖给我，我因近纽约，交通便利，就买了下来。”
李宗仁的第二个夫人（即“代总统”夫人）郭德洁，曾向这位朋友说：我们没有收入，你知道李伯（宗仁）的，他做了一世的官，但从不作经济打算的，这几年还是用我的积蓄来贴补家用！若不是出国时那个财政部长给了我们30万美元的外汇，更不得了，那部长是个好人，为了这30万，他丢了官，还挨老蒋一顿大骂呢！（李宗仁代总统虽仅一年，前后历三位财政部长即徐堪、刘攻芸、关吉玉，此处不知所指）
1951年《香港天文台报》：李宗仁在美率妻儿经营餐馆，并以读英文、读报消遣。而其在港喽罗也多随之消沉。如李之亲信黄雪村即于1951年3月投奔台湾蒋介石，原随李在美活动的李汉魂、周锦朝等也逐渐与李疏远。
倦鸟归巢颇费周折1965年6月初的一天，李宗仁匆匆驱车到原配夫人李秀文和儿子幼邻的住处，一脸兴奋之色。不等儿子开口，先说：“我已决定回国，但那天走还没决定，也不可能定。我是随时都会碰到危险的，此时暗探一刻也不会放过我。不过，冒多大的风险我也要回中国去，作为我最后一个心愿。在此做寓公实非所愿。”
“过去，我对共产党理解不够，说了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如今要想补偿过去，只有回国一条路。否则，终会老死异国，那是死也不会瞑目的。”幼邻点头说：“父亲回国是明智的，不过太危险了，那些暗探会放过你吗？”李宗仁微笑说：“共产党欢迎我回去，还说可以来去自由，这个自由我可以不要，决心回去，就不会再出来了。国内总理周恩来为我做好一切安排。我的第一个行程先到欧洲小住，时机成熟，即便飞返祖国大陆。我的一生，出生入死不知多少遍都能够化险为夷，不信会死在暗探特务手上。何况有人暗中保护着。程恩远还亲到苏黎世接送。他是受命于周总理的。你们不必担心。但是，我的行动万万不可泄漏出去。”遂与其他人匆匆道别，登车而去，也来不及等儿媳珍妮母女回来再见一面。
李宗仁的学历，只是毕业于广西陆军小学，在政治舞台上几十年的阅历，却有很大的长进。抗日战争时期，他还亲手写过两篇泛论抗战战局的文章。但是他受到文化基础的局限，又长期生活在广西边睡陲地，胸襟眼界，应世器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十多年的居美生活，日无所事，读书看报，并接触一些知名学者，虽身居斗室，却胸怀天下大事。作为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失意下台，竟获机会闭户修养，纵观大势，十几年确有些进步。他出国初期那种坐观大局变化，以谋东山再起的想法，逐渐被无情的历史粉碎了。在他的思想领域里具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从1924年他在广西击溃北洋军阀陆荣廷、沈鸿英和滇军唐继尧的进攻，以至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革命，进行北伐，参加抗日战争。最后以一个反对中国共产党而发展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是这种思想意识起着主导作用。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内，李宗仁拒绝了共和党拉他以对抗台湾；根据周恩来万隆会议对台问题的谈话精神，他在1955年发表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建议国共协商和平解决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这一切都是以这种思想意识为主导的具体表现。
1965年6月中旬，李宗仁先行飞抵瑞士苏黎世，十天后郭德洁办完了在美国的善后工作，飞抵瑞士。经过千险万阻终于离美返乡。这对李宗仁来说是他长期思想发展最后的变化。应该看到周总理为争取他回国，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还有中间人的穿针引线，搭桥传信。但最主要的是客观形势促进他内在的发展变化。李回大陆以后，有一天的晚上和老部下尹水彦闲聊天，尹曾问他：“在你思想上逐渐变化的过程中，触动你最大的事情是什么？”他说：“第一是中国爆发第一颗原子弹，大战以后，美国拥有原子武器，人们都认为凭着这个法宝就可以君临天下，后来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这两个大国以此称霸，大有平分世界的样子。中国有了原子弹，形成了原子大国新的三角平衡，这是多大的变化！我们统治国家多少年，连一部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科学生产落后得不成样子，我们不但应该认输，而且应该五体投地地拥戴人家。
第二件事就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我内心最激动的不仅仅是这一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钦佩共产党为保卫国家领土主权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这几句话把他遗返祖国的决心，和盘托出了。
流亡美国达16年之久的“代总统”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女士，和由香港专程飞往瑞士苏黎世为迎接李宗仁回国的程思远一行，搭乘一架波音客机，由西欧经由巴尔干半岛绕道中东，于1965年7月13日到达了巴基斯坦的克拉哧市。中国驻巴大使馆早已接到外交部的通知，所以大使以下的外交人员和克拉哧市代表及其保卫人员，均到机场照料招待。
周恩来接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报告之后，当即邀请了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人大常委邵力子、章行严，政协常委刘斐、屈武和政协委员黄绍竑、李蒸等人在紫光阁便餐。席间周恩来发表了李宗仁回来的消息，并且说明了李的回来，事先经过长时间的酝酿，颇费周折，最后他能决心回到祖国，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又说政府准备举行欢迎仪式，希望在座的人都到飞机场参加欢迎仪式。
7月18日李宗仁夫妇搭乘的飞机到广州，稍事休息，即飞往上海，此时周恩来专程在上海候接李氏。他们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20日的上午，周恩来先李20分钟飞回北京，在机场等候举行欢迎李的仪式。11时李宗仁等乘坐的飞机，到达北京机场。欢迎的人群，摩肩接踵，李宗仁走下舷梯之后，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郭沫若、陈叔通等，一一走上前去握手欢迎。李宗仁倦鸟还巢，握着国家领导人的手，真是一腔心事，百感交集，不禁潸然泪下。他在后来给美国的儿子的去信中曾写到：“这一切都是终身难忘的殊荣。”
在欢迎的人群中，他一眼看到了40多年的老友黄绍竑。他们激动之下，长久拥抱在一起。在统一广西的战斗中，那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李、白（崇禧）、黄（绍竑）的共同事业，以后黄投向蒋，他和李、白虽然有合有分，长时期分道扬镳，但私人友情始终保持很好，这次北京的旧友重逢是谁也意料不到的。
在飞机场的大厅里，举行了欢迎仪式。李宗仁宣读了《归国声明》表示待罪海外多年，祖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回国愿追随人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以有生之年报效祖国。声明中并对当初和谈时拒绝签字表示忏悔，对后来搞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运动，予以检讨。
这以后，李宗仁还得到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宴请。
李宗仁回国后，在北京饭店住了短时期，就搬入西总布胡同5号。那是一幢三层楼房，院内花园走廊，楼下有宽敞的客厅，李宗仁和郭德洁住进去颇为满意。在为李宗仁安置公馆的过程中，统战部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颇费苦心。看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曾征询李氏夫妇是否愿意回住他在北长街81号的老公馆，他坚决表示绝不回到旧居。尹冰彦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房子很窄小，回到老地方会造成人家对我的印象不好。”
西总布胡同的李公馆房间很多，大小客厅、餐厅、卧房和楼梯都铺有地毯，打扫卫生颇为麻烦。有一天服务员小牛用扫帚清扫地毯，李宗仁说：“在美国一般家庭都用吸尘器，用扫帚打扫是使灰尘搬家，很不卫生。”
第二天的早晨，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派人送来了吸尘器。
程思远爱人石泓，在程随李宗仁回到大陆以后，她也由港来北京，不久她即决定由港迁大陆定居。在石临行时候，郭德洁请她从香港多带些香皂回来。她说：“我看这里的日用品还是以前的样子，美国、法国这方面的东西，天天在变。”这话说后的两天，周恩来在北京饭店请李氏夫妇吃饭，李宗仁和郭德洁分别坐在周恩来的左右。在席间的闲谈中，周总理说建国以后，政府还没有腾出手来抓生活日用品的生产，但也并不是这些年来毫无变化，完全和以前一样。周边说边从口袋摘下(禁止)带的一支“英雄牌”的钢笔说：“这是我国上海生产的金笔，并不比外国货坏嘛，不少国家还争着进口我们这种笔，解放前我国就不能生产这种高级笔嘛。”郭德洁顺手从周手里把钢笔拿过来，在纸上划了两下说：“好的很，好的很，我还不知道我们能生产这么好的东西。这支笔我没收了。”说着就把钢笔放在手提包里。周连忙说：“不成，这支笔我用了多年已经者旧了。送人就送新的嘛。”说着就回过头去告诉警卫员到小卖部买两支高级“英雄”金笔。警卫员立即从楼下拿来两支笔交给了周恩来，周递给郭德洁说：“送你和李先生每人一支。”郭德洁收下后忙将那支旧笔还给周，连声称谢。
重游旧地夫人宿疾恶化9月上旬，李宗仁和郭德洁以及陪同程思远、刘仲容等到东北参观访问，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亲眼目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感到十分高兴。9月中旬，他们回到北京，有一天邵力子去看李宗仁，邵问李在东北参观情况如何，李说：“在东北三省看了些工矿生产的情况，想不到短短的十八年，生产建设这样进步，现在长春汽车厂竟能生产那么好的卡车和轿车。再给20年的时间，不打仗，埋头建设，我们一定能在世界上赶到前面去。”邵说：“建设的成绩很大，这是人所公认的，但是缺点不少，还存在许多问题，有些口号政策还阻碍着生产的发展。”李接着说：“邵先生，这话我们不能这样说，一个健康的人，总难免有点小毛病，这算不了什么，主要的还是健康嘛。”1966年1月7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从北京飞广州访问，同行者有全国政协秘书长平杰三、刘仲容和程思远。
广东代省长林李明、广州市市长曾生、副市长罗培元到白云机场欢迎，把他们接到广东迎宾馆2号楼住下。林李明说：这是接待外国元首下榻的地方，但对德邻先生只收房费一元，表示优待。由此可见，一切都是象征性地收费。
李宗仁要到海南岛去看看。林李明说，这个问题要由陶铸决定，但他到外地去了。李及随行人员先去从化温泉宾馆住了几天。然后去江门和新会，还看了东江之水济香港的伟大工程。1966年春节前夕的广东，生机蓬勃，港澳同胞回乡度岁者，肩摩顶接，络绎不绝。
1月19日，陶铸来广东迎宾馆看望李宗仁，并设宴招待李氏伉俪，参加的还有林李明和曾生。李宗仁说，这十天来，看了珠江三角洲的城乡建设，发现农村生活富裕，港澳同胞回乡度岁的逐年增加。人们说，广东农业上去了，绿化也很有成绩，这是值得欢欣鼓舞的一件事，陶铸说，李先生旧地重游，应多看一看，并欢迎他去海南岛参观。
1月20日，是农历腊月除夕，陈郁省长在迎宾馆4号楼楼下大厅设狗肉宴，欢迎李宗仁夫妇，参加的有冯白驹、曾生。散席后去观赏广州迎春花市。这是度过三年困难以后首次恢复春节花市的壮观，也是政治经济形势日趋美好的标志。
1月21日，农历正月初一，陶铸请李宗仁等去体育馆看体操表演。之后，李宗仁一行去了广州东山向陶铸和他的夫人曾志拜年。那时寒潮南来，陶铸家里竟不生火，党的领导人的生活如此简单朴素，使李及随行人员有肃然起敬之感。
2月9日，李宗仁结束广州近郊的参观后，林李明在泮溪酒家宴客厅为李宗仁夫妇饯行。林李明说，海南岛一般是不开放的，这一次请李先生去看看，充分体现了以礼相待的精神。
平杰三因事返京，改由广东统战部秘书长罗理实陪他们去海南岛。罗理实原名李实，1937年7月初，曾陪同中共中央代表张云逸去桂林访问，与李宗仁进行过会谈。可惜，这是李宗仁最后一次与罗理实同游，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竟不幸地被迫害致死。
海南岛也是中国一个宝岛。解放以后，开始建筑三条贯通南北的公路。
从2月11日起，李宗仁等沿着川字形的公路漫游了一千多公里。那时祖国东北地区正是天寒地冻，万里冰封，而他们还在三亚湾下海游泳，可见中国地域面积的广大。海南岛自然条件优越，热带植物已经遍植全岛，工业和交通仍有待于进一步的发展。
2月18日，李宗仁等从海口飞抵湛江。平杰三从北京回来，即在这里与李宗仁等会合。前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当时是该地驻军首长，他亦热烈欢迎李宗仁等的到来。雷州半岛在过去是所谓“下四府”的地方，意指钦廉雷琼经济落后，与“上四府”的广州、番禺等地不可等视齐观。可是现在形势不同了，茂名发现了油页岩，可提炼石油；海口对岸也适宜种植热带植物，真是前途无量。
2月28日，李宗仁等乘专机从湛江飞南宁，受到广西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广西是李宗仁的家乡，李宗仁与旧朋友、旧同事李任仁、陈良佐、张光晔、尹承纲、莫树杰、黄启汉等会晤，谈谈别后情况，大家互有隔世之感。南宁与以前完全不同了，邕江上建了一座钢骨大桥，镇宁炮台下开了一所树池辉映的人民公园，过去的机场，现在已成为游人胜地南湖。江山依旧，而市区规模已焕然一新了。
此次两广之行，郭德洁始终同行。到了3月8日，她的乳癌宿疾日恶化，所以李宗仁就留她在南宁明园饭店，而自己继续去柳州、桂林参观，周总理关照有关方面把位于桂林文明路的李宗仁私邸修好，并重新设置家具。可是李因郭德洁生病不能同来，顿兴思念的幽情，所以宁愿在榕湖宾馆一号楼下榻。
夫唱妻随四十年3月17日，李宗仁等还在桂林参观，傍晚接到南宁电话，说郭德洁的乳癌转为肝昏迷，这是一个病理上的名词，意指她的乳癌细胞把胆囊破坏了，以至面色腊黄，进入昏迷状态。她将不久于人世，李宗仁立刻从桂林赶回。19日，以专机把她送返北京，一到首都机场即由救护车送她入北京医院抢救。
说起郭德洁的乳癌病况，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郭抵美后，经常托程思远的好友李济欧医学博士注射荷尔蒙针药。李曾忠告他说，这种药对保持青春有一定作用，但用久了会冒致癌的风险，但郭不听，到60年代初期她果然感到右乳有硬块的存在，舍命保青春，后悔已为时晚矣。
郭德洁起初是讳疾忌医，以后又失时误事。1963年春，她入院诊治，医生主张把她右乳切除。原先已办好住院及手术手续，但她想来想去，割去一乳，岂不破相？在施手术的前夕，她竟偷偷地从医院溜掉了。如果她不是这样，也许不致早死，1965年初，郭德洁发现情况不对，再度入院，这一次割治以后，发现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多只有8个月好活了。她返国以后，经过北京医院及广州中山大学附属医院采取中西医分治合疗的方法，至少延长了她6个月的生命，直至1966年3月21日零时30分在北京医院逝世。郭德洁在美国时期，出于生活的原因，她加入了美国国籍。在她生前回国的短短几个月，还没有顾得解决这一问题。可是在她死后，此事必须妥善处理。当时中美两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又怎么能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参加她的追悼会呢！因此必须根据法律程序将郭德洁的美籍身份证明卡片交出，办理恢复原国籍手续，于是，翻箱倒柜，寻找郭的美籍身份证，最后终于在她另一支手提包里边同5千元美钞一起找了出来，当即将美籍身份证明递交国务院。3月28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了有周总理和彭真市长等参加的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李宗仁噙着泪水，拥着郭德洁的遗体，作了最后诀别的一吻。
远在40多年前的1923年，李宗仁在扫荡广西军阀统一广西的过程中，这年冬他和黄绍竑合作打败了割据一方的陆云高之后，李将他的司令部由桂林移驻桂平，经人介绍，并取得李母亲的同意和桂平县一个16岁的女学生——郭德洁结婚了。当时李年为32岁。从那以后，他俩夫唱妇随，休戚与共为时40余年，一旦诀别，悼亡之痛，可想而知。
听刘少奇介绍“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总理示意统战部，邀一些老友陪他去江浙一游。藉此转移环境，休养身心。于是李宗仁便于1966年5月7日偕黄绍竑、黄琪翔、郭秀仪、刘斐、陈此生和程思远乘火车去南京，统战部负责人同行，到时受到江苏省负责人江渭清、彭冲的盛情接待，邀到中山门外原蒋介石公馆住下。
南京曾经是国民党政治中心。李宗仁重临江南故都，往事不禁在脑海泛起：1927年蒋介石被迫下台，他同何应钦，白崇禧紧密合作，打退了孙传芳的突袭，取得龙潭战役的胜利，使南京转危为安，建立了宁汉沪三方合作的委员会。但这个局面转瞬即逝，到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形势就为之一变。最值得他感慨是1949年1月蒋宣告下野，他出任代总统，以和谈号召天下，然而他以后屈于阻力，没有接纳和平协议。所以他在1965年7月20日发表的声明中，对此引为歉疚，这一切，俱往矣！他企望国共重新和谈，实现祖国统一，要看将来“形势比人强”，这是周总理对他说过有关台湾问题的话，但愿如此罢。
经过16年的建设，南京已成为一个工业城市，这里有汽车工业、化学工业和纺织工业，洋洋大观，不胜枚举。南京长江大桥的桥墩已在滚滚急流中矗立起来，以中山陵遥望雨花台，满目青翠，迄无涯际，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色！中山大道两旁的梧桐树枝叶交织，构成一个绿色长廊。行人从这里走过，不会看到烈日，南京成为江南三个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果然名不虚传。5月下旬，李宗仁等经无锡至上海，住锦江饭店，受到曹荻秋市长的接待。上海在旧社会，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到了今天，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基地。它支援全国经济建设，显示出无比的威力。最令人惊异的是解放前上海娼妓之多，全国第一，解放后经过教育改业，娼妓已经绝迹。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6月1日，李宗仁在上海看到当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它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禁止)已在我国兴起。”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动乱局面。当然，李宗仁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这一点。
6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人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出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一个重要据点。”
李宗仁感到政治气候有点异样，特在锦江饭店邀集同行举行一次座谈会，谈谈报上所称“文化大革命”问题，谈来谈去，谈不出什么结果。以李此生的政治水平，他只能说共产党在解放前搞的是“政治革命”，后来土改及工商业社会改造是“经济革命”，现在进行的是意识形态改造的“文化革命”。从此可以理解，大家都对此茫然无知。程思远问一位中共党内的负责人，“三家村”是指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从这时候开始，黄绍竑、黄琪翔的面部表情都有点不很自在，因为他们对国内政治运动都富有经验，对报纸上出现的报道和言论，一天比一天激烈，感到一场灾难将到来。
6月10日，李宗仁等刚到杭州，便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但返京后，无所事事。直到6月28日，李宗仁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才被邀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听刘少奇的讲话。刘少奇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讲话中介绍了这场“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经过。
刘少奇指出，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从一篇文章引起的。他说：去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起了各报的不同反应。12月2日，毛主席对彭真、康生等人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要把这个问题局限在学术上。。刘少奇在介绍上述情况时，他推许彭真有见解、有能力，在中央书记处实际上是副总书记，他帮助邓小平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只因他对批判吴晗持消极态度，所以才犯了错误。刘少奇在说这些话时，康生忙坐到他的身旁来，并飞快地做纪录。
当刘少奇传达“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时候，运动还停留在北京各大学的校园里。形势正在发展，所以他说得简单。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政协还是组织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了一次，李宗仁和程思远参加的一组，有阿沛·阿旺晋美和他的夫人。程在座谈会上说：“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我个人看来，主要是防微杜渐，遏患未萌，以巩固党的纯洁和促进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
会后，程同李宗仁去探访朱蕴山，朱当时是民革中央组织部长，熟悉个中情况。李宗仁问他：“‘文化大革命’究意是怎么一回事？”他也莫名其妙。
在301医院按受特别保护1966年8月1日，程思远和刘仲容陪同李宗仁去北戴河避暑，下塌中海滩19号及附近的一幢楼房。那年北戴河显得特别冷落，在这里只有张治中一家住在隔壁，另外再无其他熟人来此度假。与去年情景恍如隔世，严峻政治气候的一股冷风，也吹到北戴河海滨来了。
由于李宗仁等到了北戴河，完全不知道8月1日到12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直到8月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套红大字为标题全文刊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才知道“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以后的报道中，李宗仁知道中共中央领导的名次排列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十分明显，林彪己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将自七大以来就立为接班人的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转变。
8月18日，李宗仁在北戴河从收音机听到毛泽东在天安门见红卫兵的现场广播。广播员说：今天七时许，从各地推选出来的红卫兵代表1千5百名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一同检阅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的游行队伍。会场上不时响起了“我们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庆祝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他在开幕词中给毛泽东冠以“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三个头衔。接着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毛主席是统帅。”自此“四个伟大”同时并称，极个人崇拜之能事。
在会上，林彪煽动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全国人民支持红卫兵“敢闯、敢于、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从8月19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8月24日，李宗仁等在红卫兵“向旧世界宣战”的喊声中回到北京。这时“左”的思潮正直冲人们的脑海，一个主管李宗仁身边的服务班子的科长呼天顿地的说：“我们回来迟了10天，等于落后了20年。”意思是指他们已经落后于形势了。
8月25日，黄绍竑来访李宗仁，概括地追述了北京这几天所出现的动乱情况。他说，北京几所中学的红卫兵涌向街头，占领了“全聚德”，砸烂了“荣宝斋”。前天，红卫兵开始斗了一些著名作家，老舍不堪折磨，投下太平湖自尽。京剧老演员马连良被抄了家，其收藏的名贵古玩被砸得稀烂。这一切，不过刚刚开始。黄绍竑走时，程思远送他出去，看到他心情郁抑，不禁问道：“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安全？”他说：“我担心的是德公！”但过不了多少天，黄绍竑已被红卫兵揪斗致死。
8月27日，张治中请李宗仁和程思远到广东酒家参加一次晚宴。出席的主要客人是周恩来、陶铸、万里。周恩来看到李宗仁气色很好，与去年回国时大不相同，遂说：“德邻先生，你的身体好得多了。”“回国以后，心情愉快，因此身体就好起来了。”李回答说。张治中曾到过东四11条看过程思远。他对周说：“思远住的四合院很不错。”程思远说：“这都是总理的关照。”
广东酒家是广东省委向中央的献礼，厨师和服务员都由广东调来，所用菜色材料系按日用冻藏车厢从铁路运来，以盐■(又鸟)、脆皮(又鸟)闻名于时。后来只因江青讲了一句：“广东酒家搞特务活动。”这样，一个享有盛名的餐馆便关门大吉了。由此可见当时江青讲话的权威性之大。
“文化大革命”发展到9月，红卫兵对党外人士包括宋庆龄在内开展了范围广泛的“冲击”，幸亏周恩来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不致受到太大的影响。中央统战部为了预防万一，遂委派了一位负责人到李宗仁家里，对李宗仁和程思远说：“红卫兵到时，请他们进来谈谈，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李宗仁知道有“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是8月30日周恩来提出经毛泽东批准的。其中就列有李宗仁的名字。
尽管这样，李宗仁还是被送到一处不为人所知的地方给保护起来。
一天早上，一位穿军装的人走进程思远的家里，带来了李宗仁亲笔写的一张条子：昨天晚上，管理局高局长来访，要我立即坐他的车子到一处住下，因临走匆忙，剃须刀和一些物品都未带来。请你到我住处将这些东西捡齐，并从书架上抽几本《文史资料选辑》一并交来人为盼。
至此，程思远才知道他受到保护了。当然，住在李宗仁那里的服务人员包括他的司机在内都不知道他的去处。
直到9月30日晚上，程思远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刚要散席，李宗仁匆匆走到程的跟前业，他悄声说：“你把我找得好费时呀！我住301医院，你不要对别人说。”“你怎样来的？”程诧异地问道：“是高局长接我来的，现在还要等候他送我回去。”
10月中旬，红卫兵串连到外地去了，北京总算出现了一个短暂时间的平静。李宗仁又回到西总布胡同5号寓所。他对程说，10月1日晚上，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焰火，毛泽东把他找去，对他说，尽管搞了“文化大革命”，统一战线还是要的。李宗仁认为，毛所以有此表示，不过是要他安心罢了。后来李宗仁去看邵力子夫妇，开门进去，发现墙上贴有红卫兵批评邵力子的大字报。邵力子非常感慨地对李宗仁说：“统一战线有两条，一在国内，一在国际。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把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完全破坏了！”说到此处，这位老人潸然泪下。
接着李宗仁去看张治中，发现他家中的古董陈设都没有了。李问是不是红卫兵拿走了？他说不是，但红卫兵认为现在“破四旧”，不应摆设这些东西。虽然，邵力子和张治中都是保护名单上的人物，仍不免红卫兵的光临。但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5号以及程的住所，确实没有红卫兵来过。
李宗仁是不甘寂寞的人，不久，他又想请客吃饭，章士钊知道此事，忙来函制止，章函有云：“目前吾人应深自敛抑，不宜置酒高会，务请斟酌。”见此，李遂作罢。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前，李宗仁、黄绍竑、黄琪翔、余心清这几家轮流作东，大家相处得象火一样热，而今此种盛况已一去不复返了。
被扶下天安门城楼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12月25日，清华大学学生5千余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一时间，“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标语贴满了北京大街小巷。这样“文化大革命”便以“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第一目标而向全世界展示出来了。
当“文化大革命”刚刚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江青，说：“天下大乱造成天下大治，七八年后再来一次。”言下之意，这场斗争只几个月到一年便结束了，以后每过几年就来一次，作为无产阶级“不断革命”的体现。但因这场革命的主动权一入林彪、江青两个反gemin集团的手中，就非毛泽东所能控制了。
李宗仁虽是军人出身，但其生活体验丰富，看问题还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1965年8月，当李宗仁去北戴河的时候，他在专刊上看了林彪为“八·一”建军节写了一篇题为《人民战争万岁》的纪念文章。在文章中，林彪鼓吹世界各国革命应采取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发动人民战争，从农村包围城市以争取革命胜利。李宗仁当时对程思远说，世界形势变了，人民战争不是万应灵药。9月，李宗仁回到北京，一晚，周恩来为招待中外记者，约李宗仁到紫光阁一谈，李曾向周提及林彪这篇文章。周恩来说：“林彪是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言论是有代表性的。”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运动越深入，林彪和江青的勾结就越紧密。李宗仁对此慨然叹曰：“一位是接班人，一位是第一夫人。两个人勾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这断非国家之福，我们在旁边看到这种情况，只有干作急。”事实上，“干作急”的又岂止他一个人呢？！
1966年8月下旬开始，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席卷神州。这期间，李宗仁的一些老朋友和熟识的领导人，有的遭到了不幸，有的亦远离人世了。最先辞世的是黄绍竑。黄琪翔于9月2日去西总布胡同看李宗仁，不得其门而入，于是到11条胡同来看程思远，报告黄绍竑的死讯。
9月1日下午，有几个“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冲入黄琪翔的家里，对黄盛气地说：“黄绍竑今天上午自杀了，你是不是也要自杀？！”
黄琪翔说：“我意志非常坚强，无论受到任何凌辱，永远不会自杀”。
但过了几天黄就被隔离了。究竟关在那里，程思远和他的夫人都不知道。其次是余心清，他爱收藏字画和种植玫瑰，这些都是“破四旧”的对象。余受冲击后曾一度自尽，幸获救回。回家后，他便留书给周恩来，说“士可杀而不可辱”。接着，就用白兰地灌服速可眠，遂长眠不醒。
刘斐和陈此生被迫在北太平庄国务院宿舍扫街，经周恩来获悉后派人搭救始免。类此事件，不胜枚举。根据程思远回忆：知识分子不受冲击的，除我以外，几无一人。
有一次，章士钊找程思远去，说他事前知道了红卫兵要来抄家，就把他与毛泽东合影的照片悬在大厅上。可还是不济事，红卫兵入屋后，即把他的书房乱翻一番，随后更对他说：“章先生，为什么你收藏的书是线装书，而一本毛主席的著作也没有？！”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秘书打电话给周恩来。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刻派一个副局长来，把这些红卫兵半劝半拉地送走了，并建议他用红纸写一副对联：“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毛主席万岁！”分贴大门两边，果然，从此平安无事。
此后，章士钊把他的汽车送回机关事务管理局，并暗示程思远照办。程思远回家后便打电话给管理局，建议把他的汽车调回管理局去。过了几天，管理局才答应照办，还留下两句话，如果要车，请打电话。直到1972年初，汽车才重新由司机开回程思远的家里来。
中共中央统战部到1966年10月就瘫痪了，随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也受到军管，局长高登榜亦要靠边站了。但过年过节，国管局杨书荣、胡振英二人总到程思远家来，问生活上有无问题。程说：“因我从海外带回来一笔钱，生活费用还能自给，所以不必向国家伸手。”
1967年春节前后，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和女婿周嘉彬来看程思远，问李德邻先生是不是如去年那样，到广东从化温泉避寒？意思是说，如果李宗仁去，张治中也去。程思远说还是在北京好，在北京有中央保护，况且从化温泉也很不安全，大字报说红卫兵曾到那里去揪人哩。
这段时间，张治中常到李宗仁那里聊天，对于当前局势，彼此只好摇头浩叹。原来这两家住得很近，张住新开路，现在他把前门关闭改走后门，就同李宗仁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遥遥相对。当李宗仁回国时，张治中看到政府接待李过于隆重，认为可能刺激台湾当局，心中抱有抵触情绪，就在李宗仁进入国门之前，携眷溜到北戴河去了。即使是朱德夫妇在北戴河中央军委礼堂宴请李宗仁伉俪，他也拒绝参加。及张治中由北戴河归来，周恩来曾强令他宴请李宗仁一次。现在李、张会晤频繁，看来彼此前嫌尽释了。
从1967年到1968年这段日子，李宗仁所度过的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平静生活。在这两年里，邵力子和陈劭先相继因病逝世了。老成凋谢，势所必然。1968年8月，李宗仁经体检证实患了十二指肠癌，即披送入北京医院施行切除手术。虽然手术是成功的，癌毒也未扩散，但因他久患肺气肿，心脏发现有衰竭迹象。延长9月底，李便离开医院回家休息。建国17周年的前夕，李宗仁参加了1968年9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宴。10月1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国家领导人在一起，检阅国庆游行队伍，当日下午即以体力不支从座椅上向前扑倒，得再度送院疗养。关于此事，周恩来曾经说：“当时发给李先生的两张清柬，我的意思是要他不参加国宴而上天安门城楼亮相，相信这一决定没有贯彻下去，以致出事。”言下颇有责备国务院军代表丁江之意李宗仁住院期间，曾请中医国手周朴考前来会诊。他诊断后说，德邻先生体弱，需要大补才行，但怕他虚不受补，在药剂处方中用党参来试看疗效。周朴考所料果然不错，即使用了党参，他也未能受用，这证明李已病入膏盲，康复希望甚微。
1969年1月间，李宗仁自知不趄，于是口授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感谢之意。1月25日，李又得一场肺炎，他在回国后曾害过几次肺炎，过去总是用青霉素把他治好的。但这一次不灵了，虽已改用他药仍未奏效。延至1月31日凌晨30分，李宗仁终于逝世，享年78岁。
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那时不举行追悼会）于2月1日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周恩来也来参加仪式，他在休息室说：“康生同志答应也来参加，我们等他半小时吧。”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家很少见面，所以周恩来同每一个人握手时总会顺便讲几句话。他首先同张治中、章士钊打招呼，当轮到刘仲容时，不禁诧异地说：“你怎么胖成这个样？”
“总理，我坐班房呀！”
原来刘仲容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被该院革命群众“专政”了。专政原来是个名词，现在通通作动词用，红卫兵惯用这两字来打击所谓“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说，现在我给你专政。意思就是把你关起来。刘仲容每天被指定于上午8时向该院革命群众报到。他一到就被关起来，直以晚时才被释放回家。他真多谢周恩来点名邀他来参加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以后他所受的待遇也比较好一点了。
李宗仁逝世以后，周恩来连召见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也感困难。后经一番调查，才知道罗已被调到总参谋部某部当副部长去了。林彪、江青一伙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心目中完全没有周恩来的存在，于此可见一斑。事实上，自1967年3月“中央文革”把反击“二月逆流”的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后，国务院已经瘫痪了。后来毛泽东对江青说：“反周，人民必反。”因此，反周活动才未能进一步发展。
等了一会儿，康生终未出现，周恩来才宣布开始李宗仁遗体的告别仪式。康生对周心怀叵测，这时亦已为人察觉了。逾两月，张治中也寿终正寝。这一代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要人，至此已寥寥无几了。
第八章毛泽东导演战史奇观，蒋介石高唱“反攻”老调。沿海军民痛击武装特务，海峡两岸空战频发。粉饰门面，台湾戏演“大团结”
第一节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中央指定叶飞指挥1958年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入侵黎巴嫩等中东国家，7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遣责和抗议美国的侵略行为，要求美国立即从黎巴嫩撤兵。随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小城市，纷纷举行反对美国侵略中东地区的示威。但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却一再表示“完全支持”美军侵略黎巴嫩的行动，并叫嚷“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国民党空军连日出动飞机对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进行侦察、空投宣传品。根据当时的国际和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为惩罚国民党军疯狂叫嚷“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打击美国侵略者和声援中东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央军委于1958年7月18日作了炮打金门的决策。
此时正值东南沿海台风季节。这一天，福州军区第一政委叶飞，正同机关、部队一道，帮助当地农民抢收水稻。突然，军区司令部参谋匆匆赶来，请政委回作战室接北京来的保密电话。
叶飞拿起电话，耳机里传来了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叶政委吗？中央决定炮轰金门，指定由你指挥！”
那时福州军区新任司令员是韩先楚，已经到任接替了叶飞的工作。叶飞虽然仍兼军区第一政委，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地方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由军区司令员指挥，为什么要政委来指挥呢？叶飞有点疑问，就问道：“到底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王尚荣答：“是中央决定。”王尚荣感觉到叶飞有怀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刘培善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说：“韩先楚司令员现在在北京，应该由韩司令员指挥啊！”
刘说：“那你就不用问了。”
叶飞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叶飞接受任务后，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并立即组织前线指挥所。
第二天，由福州乘车奔赴厦门，同去的有副司令员张翼翔和副政委刘培善，张兼任前线指挥所参谋长。此时，皮定均副司令员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
7月19日叶飞一行到达厦门，迅速展开多项准备工作，24日前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7月27日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致彭（德怀）、黄（克诚）的信（注：此时国防部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为总参谋长）：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们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必须坚持。如你们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毛泽东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直接出兵入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入侵约旦。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法介入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蒋介石集团企图乘机扩大事态，于7月17日宣布所属部队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和袭击准备。
叶飞接到电报后，立即找张翼翔、刘培善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加之福建沿海遭受台风袭击，连续暴雨19天，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塌方情况严重；部队在阴雨中昼夜作业，疲劳过度，疾病丛生；特别是空军进入福建前线的转场尚未完成，海军人闽部队尚在调动中，认为推迟炮击时间较为有利。当即复电表示，根据前线情况，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些再进行炮击，较有把握。
由于推迟了炮击时间，又进行一个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地面炮兵的集结和展开。炮兵对金门炮击的所有目标，都进行了现场交叉测量、观察，把目标都一一标在作战图上；也完成了空军的紧急战斗转场、海军舰队和岸炮部队的入闽部署，制定了炮兵、空军、海军协同作战方案，一切作战准备都就绪了。
炮击全门序幕是空战炮击金门的序幕是空战。没有这场空战掌握了福建前线的制空权，就没有下一步的炮击。当时沿海机场的飞机起飞，不能朝大海方向，只有往后飞，升空后再调头。如果朝前起飞，就飞到台湾海峡上空了。我空军要在福建前线站住脚，首先必须要战胜敌人的空军，不然，掌握不了制空权。为了加强福建前线空战的指挥，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调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海军进入福建后，彭德清也调来往厦门海军基地司令员。
7月的一天，空军进入福建，看到我们自己的飞机飞临福州上空，人民欢欣鼓舞，机关办公的、工厂做工的、学校上课的、全从屋子里出来，很多人爬到屋顶上欢呼。因为人民群众以前吃够了敌人的空袭的苦头，天天有警报，不得安宁。在福建前线的空战中，美国自己的飞机不来，只是掩护台湾蒋军空军基地，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飞行，掩护蒋军飞机在第一线作战。我军的飞机每次只能出动一半，另一半保护机场。国民党空军没有这个顾虑，机场由美国空军保护。
空战后期，国民党空军使用了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空战中，我军有两架飞机不明不白地被打落了，开始我军不知道是怎么被击落的，后来才弄清是新式武器干的。
这场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甚为激烈。国民党空军损失50多架，大约占它总数的三分之一。我军损失20多架。空战后，敌人老实了。制空权被我军掌握了，为大批炮兵开进厦门，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
接着，炮兵调来约3个师，还有1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通过福州开往厦门，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颤动了，空军、海军、大批炮兵和坦克进入福建，老百姓高兴极了，纷纷议论，都认为这一次不但是要解放金门，而且一定是要解放台湾了。
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海军130岸炮部署在厦门对岸角尾。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长达30多公里。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远程火炮的射程之内。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待北京来命令。
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指挥作战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叶飞速去北戴河。他立即乘专机赶去。21日下午3时，毛泽东派人找叶飞去他的住处。叶飞一见到主席，就详细汇报了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和部署，以及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彭德怀、林彪也参加了汇报会。
毛泽东一面听叶飞汇报，一面看地图，精神非常集中。汇报完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国民党部队的营一级。叶飞回答说：“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
毛泽东考虑了十几分钟又问：“能不能不打到美国人？”
“主席，那无法避免！”
毛泽东听后，再也不问其它问题，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大家知道，这是毛泽东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晚饭后，王尚荣拿了一张条子给叶飞，那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这个人很会捉摸毛泽东的意图，他知道毛泽东很注意能否避免打到美国人问题，所以写了这个条子提出：是否可能通过王炳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林彪此人也有点莫名其妙：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这怎么行呢？看到条子，叶飞很吃惊，便问王尚荣：“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代？是不是要我表态？”
“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
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看来没有理睬林彪的建议。
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并要叶飞留在北戴河指挥，跟彭德怀在一起住。
叶飞心想：自己怎好与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叶飞不懂，也不好问。彭德怀也没派参谋来叫他住到他那里去。
晚上叶飞散步后回到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代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
叶飞说：“我哪好去住啊？！”
王知道叶飞为难，就说：“我替你想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
他们商定，前线直接同叶飞通话，叶飞再通过王尚荣转报毛泽东，毛泽东的指示也由王尚荣转告叶飞。叶飞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代我同他住一起的呀！”他说：“你别管了，此事由我办。”
所以，炮击金门是在北戴河指挥的。也可以说是毛泽东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刘培善代叶飞指挥。
万炮齐发调遣美舰8月23日中午12时，炮击开始。
第一次急袭，所有炮兵阵地同时向金门开火，一个小时密集发射了几万发炮弹。火力十分猛烈和密集，整个金门岛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中。蒋军猝不及防，死伤惨重。我军的炮火打得很准，一下子摧毁了敌人的许多阵地，特别是集中火力猛击金门胡琏的指挥所，打得非常准确，可惜打早了5分钟！后来得到情报，我军开炮的时候，胡琏和美国顾问刚好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没有把他打死。要是晚5分钟，必死无疑。在阵地上的美国顾问被打死2人。对此，美国人一直没有吭声。
毛泽东决定大规模炮击金门，是不是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呢？当时，包括福建前线我军指挥员，还有台湾蒋介石，包括美国艾森豪威尔在内，都没有搞清楚。毛泽东这一重大决策，是同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进行较量，是一个有国际、国内重大意义的战略行动。这是当时一切中国人、外国人都没有弄明白的。
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大规模炮击金门，摆出我军要解放台湾的姿态，一是警告蒋介石，二是同美国进行较量，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远东来，以调动当时正在侵略中东的美国第7舰队，支援中东人民的斗争。
福建前线我军实施对金门大规模炮击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3天睡不着觉，摸不清我军此举的意图。他从我空军入闽，在空战中已击败了蒋介石空军，牢牢地夺取了福建前线上空的制空权；我海军入闽，已基本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制海权；大批炮兵及坦克部队调入福建，鹰厦铁路已修通，福建前线包括汕头等地已修建大批空军作战基地等种种迹象判断，我军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行动，决不只是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渡海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下令将地中海美第6舰队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加强第7舰队，中东局势缓和下来了。
艾森豪威尔不是毛泽东的对手，完全被毛泽东调动了。杜勒斯于9月4日发表声明，公开要扩大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侵略范围，对中国人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讹诈。美国从中东的第6舰队调来一半舰只，加上从本国和菲律宾调来的，美军在台湾海峡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艘。美国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也调来台湾，美国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侵台美军司令部还公然扬言，要在8日的演习中以舰炮封锁我沿海岛屿。
毛泽东把美国的注意力从中东转移到远东来后，地中海紧张局势趋向缓和。
我国外交部于9月4日发表领海线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向全世界宣告保卫我领海不受侵犯的坚强决心。后来福建前线部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我国人民的这一立场。
只打蒋舰不打美舰8月下旬，叶飞由北戴河回到厦门前线，此时大、小金门蒋占岛屿，包括金门唯一的港口料罗湾和海面，全部在我炮火射程之内，完全被我炮火封锁，金门和台湾的海上通道截断了。为了补给金门，台湾从海上运输，以海军护航，我军炮火即转向攻击其海上运输线，专门打它的海上运输船只。蒋军舰只受到严重打击，不断被我海岸炮炮火击沉击伤，最后，金门海上运输线完全被我截断了。金门不但弹药补给中断了，粮食、燃料的补给也中断了，储备的炮弹也在半个月炮战中消耗得差不多。储备粮只有一个月，也消耗差不多了，于是频频向台湾告急。蒋介石即请求美军护航，以恢复金门的海上补给线。
9月7日，美蒋组成一支海上大编队。美国军舰配置在海上编队左、右两侧护航，把蒋军舰只和运输船只夹在中间，美舰和蒋军舰只相距仅2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美蒋联合编队从台湾一出动，我军在雷达上就看得一清二楚。情况复杂化了，美军已经卷入，怎么办？打不打？如果一打，势必会把美舰一起带上，这就可能把美国拖下水，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所以，打不打美蒋海军联合编队，事关重大，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行动，这不是前线指挥员有权可以作出决定的，只能由中央、最高统帅毛泽东才能作出决定。叶飞立即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回答：照打不误。叶飞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泽东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并且交代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口才打，要叶飞每一小时报告一次美蒋联合编队的位置、编队队形、航行情况，到达金门料罗湾时，要等北京的命令才能开火。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的命令，又请示：我们不打美舰，但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们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确口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命令是由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以直达军用专线电话向叶飞转达的。叶飞接到这个电话，极为吃惊，恐怕电话传达命令不准确，铸成大错，再问王尚荣：如果美舰向我开火，我是不是也不还击？回答是毛主席命令不准还击，清清楚楚。这样叶飞就说：明白了，我严格按照毛主席的命令执行。
这一下叶飞就极为紧张了，因为要严格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这很不好办。美舰和蒋舰相距仅2海里，如果哪一个炮群瞄不准确，稍有误差，就会打到美舰。至于如美舰向我开炮，我不予还击，这倒还比较好办。
叶飞为了准确执行毛泽东的命令，就亲自向31军及各炮兵群下达命令：待美蒋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北京下了命令后才开炮；各炮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如美舰向我开火，我不予还击！各炮群接到叶飞这个命令，都吃惊了，纷纷追问。叶飞又把命令再复述一次，并问炮群是否都听清楚了，明白了？各炮群回答听清楚了，明白了，按毛主席的命令严格执行。9月7日中午12时正，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运输船只开始在料罗湾港口码头上卸下补给物资。情况直报北京，毛泽东下令开火。全线所有炮群接到命令，即以突然的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集中攻击料罗湾港口码头。没想到我军一开炮，美舰丢下蒋舰及运输船只不顾，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时，金门蒋军和在料罗湾的蒋舰纷纷向台湾告急。台湾问：“美国朋友？美国军舰呢？”蒋舰回答：“什么朋友不朋友？美国军舰已经掉头跑了！”他们大骂“美国人混蛋”，使用报话机通话，连密码都不用，我军的侦听机听得清清楚楚。蒋舰被我军击沉3艘、击伤数艘。台湾即下令蒋舰返航。这一场惊险的战斗就这样戏剧性地宣告结束。
试探美蒋合防条约效力通过9月7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初步摸到美国的底细。当然，美国军舰这一天未敢开火也许有一定的偶然性，美国真正的态度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9月9日，杜勒斯公开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使护航的美舰保持在沿海岛屿3海里之外”，进一步清楚地表明了美国的态度。9月11日，有4艘美国军舰再次掩护国民党的4艘运输舰、7艘作战舰向金门驶来，周恩来立即亲自布置了打击这次护航编队的战斗，准备以这一行动进一步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
9月11日11时以后，美蒋混合编队侵入金门海域的中国领海。周恩来下达命令后，从14时57分起，前线解放军炮兵又以40个地面炮兵营又6个海岸炮兵连的强大火力射击驶近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运输舰和金门岛上的目标。这一次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吸取了前几天的教训，不再等待美舰的掩护，一遭打击就急忙向外海逃走，因而只有1艘被击伤。美国军舰同9月7日的表现一样，在解放军发炮后马上退向外海，仍一炮未发。
通过9月11日的炮击，中共中央、毛泽东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盘。
正如叶飞后来所回顾的：事后我才明白，原来毛主席命令只打蒋舰，不准打美舰，并且规定如美舰向我开火，我军也不予以还击，这一切都是在试探美帝国主义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效力究竟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究竟到了什么程度。经过这一次较量，就把美帝国主义的底全都摸清楚了。美帝国主义虽然貌似凶恶强大，在全世界到处横行霸道，不可一世，其实也是一只纸老虎。所谓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只要涉及美帝自身的利益，要冒和我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它就不干了，就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如此已。而这时台湾海峡的形势已经非常清楚，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拖美帝下水，而我们则力求避免同美帝发生直接冲突，美帝也极力避免同我发生直接冲突，这就是当时台湾海峡非常微妙的三方形势。
继续封锁打零炮1958年9月7日和11日两次炮击后，国民党见乞求美国护航已经不能达到预定目的，于是变换方式对金门实施补给，企图在岛上继续坚持下去，并仍想利用金门问题把美国拖人中国内战。美国在对新中国进行军事讹诈未收到效果的情况下，开始实行脱身政策，企图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进而造成台湾和大陆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针对不断变化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毛泽东一面思考新的对策，一面要求人民解放军继续封锁金门，使国民党更加陷入困境，以加深美蒋矛盾，为从长远角度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9月13日，毛泽东对解放军前线炮兵自月初以来开展的零炮射击活动加以肯定，电令参战部队炮兵全面开展这一活动，要做到白天黑夜打零炮，每天24小时，特别是料罗湾3海里以内，打零炮（每天打二三百发），使敌昼夜惊慌，不得安宁，以增强全面封锁的效果。根据这一指示，福建前线炮兵在发现重要目标时才集中火力进行大规模炮击，而平时则转入零星炮击，使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日夜都需要隐蔽在阴暗潮湿的坑道中，岛上的地面活动基本陷入停顿。
由于金门岛上的守军处境日益困难，急需补充粮弹和各种物资。9月13日，台湾国民党军又采用了一种新的运输方式，在天还未亮的凌晨用“美”字号运输舰进行偷运。但是运输舰在接近料罗湾时又遭到解放军猛烈的炮火射击，2艘“美”字号都中弹负伤逃回，补给再次失败。
鉴于由运输舰直接靠岸运输已不可能，国民党海军的运输人员想到了利用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常用的履带式水陆输送车（LVT，台湾军方俗称为“水鸭子”）。当时，解放军的海空军为了避免中美军事冲突奉命不出外海，而海岸边的炮兵火力射程也在20公里左右，国民党海军以装载水陆输送车的大型运输舰于白天驶到金门以南解放军炮兵火力无法达到的海面上，水陆输送车装载货物后再从舰上下水，直接抢滩上岸卸载。9月14日，台湾国民党军首次试用这种补给方式，虽然17辆离舰抢滩的水陆输送车在解放军炮击中损失2辆，但是台湾当局认为还算成功，下令继续实施。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又利用傍晚和夜间对金门守军进行空投。近海施放水陆输送车抢滩和空投，自此成为对金门实行补给的两项基本方式。
9月15日，中央军委对于封锁金门问题也作出新决定，强调：为了进一步封锁金门，炮兵要努力改进射击技术，重点打击驶进料罗湾的运输舰艇及卸载点，切实避免误击美舰，并加强对空投场的炮击；空军要加强大陆沿海上空的巡逻活动，掩护炮兵打击空投的国民党军运输机，并坚决打击进入大陆上空的国民党军战斗机；海军在确不误击美舰的前提下，夜间可予进入料罗湾的国民党军舰艇以打击。根据中央军委加强封锁的精神，从广州军区和其他单位抽调的地面炮兵、高射炮兵部队又陆续入闽，使参加炮击金门的地面炮兵部队达14个团另7个营又14个连，还有海岸炮兵8个连。
9月20日以后，美国又以军舰和航空兵为国民党军护航，不过护航的方式有所改变。美舰再度和国民党军舰混合编队，行驶至金门外海解放军岸上炮火射程之外停泊，再由国民党海军的运输舰放下水陆输送车，涉水上岸卸货。这样，解放军的炮兵已经无法炮击国民党军的舰只，而水陆输送车长度仅几米，目标甚小，又处于运动之中，火炮远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美军舰载战斗机则由停泊在台湾海峡的航空母舰上起飞，几乎每天都出动数十架次，掩护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飞抵距金门20公里以外的空域（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的领海线以外），然后美机在外面巡逻掩护，国民党军的运输机则迅速飞入金门上空实行空投。这种补给方式，确实给人民解放军实施封锁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针对国民党补给方式的变化，解放军前线部队相应研究了对策。由于金门斗争牵涉到复杂的国际问题，军事行动必须服从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需要。9月24日中央军委又向前线部队重申了“以炮击为主，海军空军在确实不误击美舰美机和有把握胜利的原则下相机作战”的方针。当时，由于台风，海面涌大浪高，解放军海军快艇的吨位一般都只有几十吨，这类小艇出海已很困难，因此封锁任务主要由炮兵和空军担负。炮兵根据新的敌情研究了打击国民党的水陆输送车并封锁空投场的新战法；空军则寻找时机，在确保不同美机交战的情况下打击国民党军的运输机。
解放军炮兵为了有效地打击水陆输送车，将部分远射程的火炮和海岸炮前推，增大火力控制范围，迫使国民党军的运输舰在更远的海面停泊，使水陆输送车因增大航程更易遭受打击；同时，迫其在距岸更远的海中下水，在海浪中也容易发生沉没事故。此外，解放军炮兵经周密计算，在料罗湾各主要航道上及沿岸便于水陆输送车着陆的滩头，事先计划移动拦阻射击弹幕和不动拦阻射击火墙，一旦发现水陆输送车或小型登陆艇上岸，马上呼唤火力实施较准确的射击。开始，国民党军的水陆输送车由舰上泛水后，分次成一列横队抢滩上陆，这样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每次都有几个目标被毁伤。另外，有的水陆输送车还在海中翻沉。如一辆满载新闻记者的输送车沉没，当场就淹死记者6人（其中有南朝鲜记者1人，日本记者1人），一时在台湾和国外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同时也更增加国民党的恐慌情绪。
国民党军在其水陆输送车连遭打击的情况下，又不得不改变抢滩上岸的方法。其运输舰在距金门更远的海面放下减少装载量的水陆输送车（这样航渡时可安全些），然后由输送车在多方向以单个下规律的跃进方式上岸。这种运输方式确实可以大大减少遭受炮击的危险，可是运输量同样也大为减少。
由于海上运输量远不能满足金门守军的需要，台湾当局又只得加紧空投运输。自从9月3日金门机场在解放军的炮火打击下起降中断后，国民党空军就一直利用视度较差的天候（黄昏、拂晓或夜间）对金门进行低空空投。解放军炮兵和空军针对这一情况，反复研究了打击运输机和空投场的办法。解放军炮兵以加农饱和中口径高射炮在前沿配置，对金门岛上各空投场构成空中火网，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一临空，马上以浓密的炮火射击，使其无法空投或升高盲目空投。敌机逃走后，炮火马上转移打击空投场和着陆物资，杀伤地面人员。针对国民党空军夜间空投的情况，解放军在前沿岛屿和突出部也模拟国民党军的炮光信号，诱使其运输机误投。这样，从9月23日至29日，解放军炮兵不仅击落国民党军运输机1架，击伤2架，而且使国民党空军的运输机投下的物资损失甚多，有许多还投到解放军阵地上来。台湾当局的空投计划没有一天能够如数完成。金门国民党军一天中最多只能得到100余吨空投物资，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随着金门守军遭封锁后处境日益恶化，美蒋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激化了，已经公开表现出美国企图在金、马脱身，而蒋介石坚持不撤，仍想以金、马把美国拖在中国内战中。
毛泽东为何不取金门正当美蒋为金门撤守问题激烈争执之时，1958年10月6日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传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暂停炮击的消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军民乃至世界舆论都大感意外。从这时起，炮击金门进入一个打打停停的阶段，作战完全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战。
早在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前，毛泽东就确定了“走一步，看一步”
的方针，对于是否夺取金门要看形势的发展而后定夺。自9月中旬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盘后，毛泽东就一直在思考下一步的方针。9月下旬美蒋在金门撤守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以后，毛泽东审时度势，从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阴谋，以扩大反美统一战线的长远目标出发，毅然决定改变封锁金门的方针，让金门、马祖继续留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手中。这一决定，向台湾方面乃至全世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再次显示出和平统一祖国的诚意。
毛泽东确定的这一新的方针，是基于我国国家利益、全民族的长远利益，经过对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反复研究，权衡各种利弊，才最后下定的决心。从当时的某些眼前利益来说，如果逼蒋从金、马撤退或登陆夺取金、马固然有很大好处；但是如果斩断了蒋介石乃至整个台湾当局同大陆有地理关联的这条政治纽带，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长远目标来看，反倒有可能增加困难。自1955年浙东沿海作战结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对于夺取金门、马祖的考虑已完全服从解决台湾。实现祖国统一的大局。在大陆战事已结束，台湾海峡两岸的社会情况又有了很大变化之后，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改变。在共同维护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共之间重新对话，并建立某种程度的合作，在事实上已经有了可能。因此，自1955年以后中共中央就向台湾当局发出和平谈判和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由于台湾当局依仗外国势力拒不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才决定以炮击金门这种军事行动以促进政治上全面解决台、澎、马问题。在炮击封锁金门后，如果只能夺取金、马而不能同时解决台湾问题，那么国共之间在地理上的距离将由不足10公里扩大到100多公里，对话、接触将更为不便。而且蒋介石失去象征其在大陆沿海存在的最后据点，将使得美国更便于制造“两个中国”或支持“台独”。反之，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不但有可能促进今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也会使蒋介石有资本去抵制“台湾独立”的活动，同时能扩大美蒋矛盾，争取台湾广大军民，建立更广泛的反美统一战线。另外，当时毛泽东还考虑实行牵制美国战略力量的“绞索政策”，留下金门、马祖，可能套住美国，使它在战略上难以脱身。
10月5日8时，毛泽东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10月6、7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央军委确定了“打而不登，封而不死”的决策。
为了向党内军内解释作出这一决策的原因，10月5日晚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指示中说：我们目前以收复金马还是仍由蒋军占据金马，两者对今后斗争孰较有利，是我们当前必须考虑和决定的问题。当然，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于鼓舞全国人民和我军的士气有很大好处，如果做到这一点，应该说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把这个胜利和暂时利用金马把敌人套在绞索上，把解放金马和解放台湾统一来解决的长远利益比较起来，则不如把金马暂缓解放仍由蒋军占领似乎较为有利。
军委的指示还要求福建前线部队：在目前，宜减轻对金马的军事压力，使金马蒋军能够生存下去，是必要的。同时又要求仍要使其处于紧张的状态，拖住美国不得抽身。为了打破美国的停火的阴谋，在必要时，我仍可组织像过去那样的大打。总之，临机应变，主动在我。
10月6日凌晨2时，由毛泽东起草、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公开声明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并向台湾当局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
这份《告台湾同胞书》不仅据理说明了炮击金门的理由，而且划清了台湾问题上内政和对外交涉的界限。这一公告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台湾当局虽然对此不公布，但是台、澎、金、马的军民从暂停炮击的行动、收听广播和口头传闻中也大体知道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金门岛上的气氛也马上缓和下来。岛上十多万军民从躲藏了40多天的阴暗潮湿的坑道和防炮洞中走出，见到了阳光，都为眼前的危险消除而感到高兴。岛上国民党军的炮兵在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期间也一炮不打，台湾军方则抓紧这7天大力运输，不仅运上几十天的补给品，而且运上了美国供给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准备长期固守。
对于彭德怀元帅的文告，台湾国民党当局随即表示“这完全是骗局”，对此“不予理会”。但是蒋介石也十分担心这一文告会影响美国对他的支持，因而强调“宁可冒继续炮击封锁的危险，亦不愿美国盟邦退出护航。”可是美国对这一文告的反应却是表示“欢迎”，并宣布从8日起暂停护航。不过美方同时又歪曲这一文告，把中国政府基于民族大义所宣布的暂停炮击和它鼓吹的所谓“停火”混为一谈，并要求实行“永久停火”，即承认它人为制造的海峡两岸分裂的事实。
台湾当局在金门虽然不敢破坏为时7天的事实上的休战，但是为显示自己尚有战斗能力，于10月10日“双十节”这天又出动飞机到大陆上空挑衅。当天，国民党空军共起飞44批182架作战飞机，至大陆沿海岸线地区，其中有6架窜入福建龙田上空。解放军空军当即以航空兵第14师一个大队起飞迎战，双方又进行了一场空战。空战中，解放军飞行员杜凤瑞击落下一86战斗机2架，其中一架的飞行员张乃军跳伞后被俘。杜凤瑞的飞机在空战中也被击落，他跳伞后在空中被另一架国民党军飞机击中牺牲，这架国民党军飞机又随即被解放军高炮第105师击落。这次空战，国民党军被击落战斗机3架，解放军被击落歼击机1架，此后，国民党军的战斗机基本上不再进入大陆上空，其活动线退到福建的海岸线以外。从解放军空军7月末入闽至10月，福建上空共进行空战13次，解放军航空兵总共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4架，击伤9架。
10月12日午夜，《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的7天暂停炮击的期限已满，金门国民党军和当地居民又全部进入坑道和掩体。可是解放军一炮未发。13日凌晨，福建前线广播站又播送了国防部长彭德怀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对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有所了解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命令也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命令全文如下：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那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这一文告发表后，金门地区乃至整个台湾海峡的局势得到进一步缓和。
在10月13日以后的一星期里，金门和对岸地区炮声沉寂，金门岛上的军民通过切身体会相信解放军是言而有信的，岛上恢复了正常的地面活动。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实际行动表现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以及基于民族大义发出的呼声，台湾当局虽然不响应，但是毕竟控制不住它在岛内的影响。在香港和海外侨胞办的一些报刊上，也纷纷发出重开国共和谈呼声。中共中央以打促和的方针，已经开始收到一定成效。
单日打、双日停的戏剧性战争从10月6日起至10月20日金门地区休战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三方都在认真观察各方动态，并继续做出试探，结果最后演变为一种极其特殊的带有戏剧性的作战形式，出现了古今战争史上的奇观。自10月13日彭德怀的文告宣布人民解放军再停止炮击两一周后，美国官方十分得意，宣称是它的强硬政策才带来台湾海峡的和平。美国官方一方面在对外声明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要求中国方面“永久停火”，一方面又压迫蒋介石撤退或减少在金、马的驻军。蒋介石面对中共方面和平呼吁和美国要其撤退的双重压力，为维持其军心士气，于10月14日在接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公开发表谈话称：“不撤退，不姑息”。这实际上是向美国表示他决不接受撤军的态度。
美国政府为了要蒋介石听从自己的安排，宣布将派杜勒斯于10月21日赴台同蒋介石会谈。10月19日，美国竟又出动了4艘军舰，侵入金门海域为国民党军运输船护航。其实，美国已于10月8日宣布了暂停护航，这时解放军又未恢复炮击，在军事上本无护航必要，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显然在于试探解放军的停止炮击是否会变为永久性的，并在杜勒斯访台前以此安抚一下蒋介石。
美军的护航行动明显违反了彭德怀文告中“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的规定，同时鉴于杜勒斯即将访台，中央军委决定提前恢复炮击。10月20日下午16时，解放军又以32个炮兵营又5个海岸炮兵连猛烈炮击金门，目标为岛上码头、机场和炮兵观察所等处，共发射了8800发炮弹。炮击使国民党军的3艘运输舰、l艘大型货船和1架C—46型运输机中弹，岛上守军在遭炮击70分钟后才开始还击。
解放军对金门的炮击虽然给国民党军带来一定的损失，却也给蒋介石增加了拒绝美国要求停火和撤退金、马的资本。10月21日杜勒斯到达台北，随即和蒋介石开始会谈。杜勒斯仍坚持美国原来的意见，即要蒋介石撤退在金门、马祖的驻军，并停止对大陆使用武力，造成两岸事实上的停火和隔离。结果双方争执起来，蒋介石恼怒地回答说，在我活着的时候不会撤军。最后，在双方都作出让步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美国同意增加对台湾的援助，不再要求国民党从金、马撤退；蒋介石则答应“减少金、马驻军”，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11月23日杜勒斯离台前，双方依此精神签署了公报并立即发表。可是在公报中对于不使用武力一条，台湾公布的中文本和美国公布的英文本有微小的差别。在英文本中，用的是“not the use off orce”，意思很明确地表示“不使用武力”。可是中文本则是“而大量凭藉武力”，用的是比较婉转的语言以维护面子。
看到美蒋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在民族大义的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在杜勒斯回华盛顿后的第二天，即10月25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福建前线广播站播出。
这篇文告，规定了双日对金门“四不打”，即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和船只，是希望自己包围中的对手能长期固守，已属罕见。而文告提出的愿意向同自己作战的对手提供补给品，这更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奇闻。到了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进一步发展了“四不打”的方针，决定：“今后逢双日对任何目标一律不打炮，使国民党军人员能走出工事自由活动，晒晒太阳，以利其长期固守；逢单日可略为打一点炮，炮弹一般不超过200发。”从此，正式确定了“双日不打单日打”的新方针。
这种单日打、双日停的奇特作战方式，一时使全世界的舆论感到惊奇。
不过，人们都明白了这种炮击已经是一种政治上象征性的战争。实行象征性的单日打炮，是为了反对美国的“停火”阴谋和蒋介石拒绝谈判的顽固态度，表示战争仍然存在；在双日不打，实际上取消封锁，有意让国民党军固守金门，是为了将美蒋继续拖在金门、马祖这根“绞索”上不能脱身，并向台湾当局和广大军民表示中国共产党的和平解决的诚意。这种打法单纯从军事上看，确实为许多人所大惑不解，但它正是毛泽东的策略思想在战争中的一次生动体现。
在实行“双停单打”方针后，人民解放军于11月初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炮击。这次炮击主要是出于政治上和外交上的考虑。因美国国务卿杜勒斯10月下旬在台湾大肆活动返美后，曾宣传金门战斗已经基本“停火”。蒋介石也宣传共产党军队已是“强弩之末”，已无力再打。为了加大美蒋矛盾，表示金门并未“停火”，同时使蒋介石得到拒绝从金、马减少驻军的口实，毛泽东经考虑后，中央军委又于11月3日下令对金门地区实施比较猛烈的炮击，这次炮击前，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向国民党守军事先作了预告。从3日早上6时起，人民解放军炮兵以33个营又1个连向金门国民党军的阵地实施全面而又有重点的轰击。11月4日因是双日解放军未打炮，5日继续实施炮击，一时又造成“声势大，温度高”的场面。
由于国民党金门守军利用停止炮击的时机补充了弹药，并运进了美制大口径的8英寸（203毫米）重炮，因而又改变了10月6日前很少还炮的态度，在11月3日壮起胆子同解放军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炮战，集中火力轰击解放军的炮兵阵地，但是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毕竟不如解放军炮乓，当天解放军发炮1．2万发，国民党军还炮2000多发，最后以国民党军炮兵的火力被压制而结束炮战。在这一天炮战中，国民党军伤亡约140人，特别是大金门东半岛的炮兵损失较重。人民解放军的炮兵也有部分损失，在大金门正面的大、小嶝岛上的个别炮阵地因工事不坚固被打坏，部分人员伤亡。吸取了经验教训后，11月5日解放军炮兵扩大了阵地配置正面，并广泛实施了机动，还设置了假阵地迷惑对方。当天，解放军向国民党军炮阵地发炮3000发，又摧毁其炮阵地和观察所一部；国民党军还炮1000发，人民解放军却无一伤亡，成为金门炮战中的一个突出战例。这次炮战不仅达到了预期的政治、外交目的，也使新人闽参加轮战锻炼的炮兵部队经受了实战训练。
1959年元旦过后，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炮兵突然对大嶝岛滥施炮击，造成托儿所31名儿童死亡，17人受伤。为了对这一罪行进行惩罚，中央军委决定于1月7日再对金门实施炮击。为了表示只惩罚少数作恶分子，并利于国民党军继续固守金门，这次炮击只限于金门岛上的炮兵阵地。1月7日下午，解放军炮兵以23个营又8个连猛烈轰击金门，共发射炮弹2．6万发，国民党军还炮约7000发，最后终于以解放军的炮火占压倒优势而结束。这次炮战，实际上成为金门地区最后一次真正的炮战。炮击结束后，1月9日中央军委指示福建前线部队：“今后单日不一定都打炮。”此后单日的炮击也只转入零炮射击，对金门国民党军彻底实行不封不锁，让其悠然固守的方针。这样，在福建前线以炮兵为主体的陆、海、空三军既顶住了美国的战争恫吓，又粉碎了其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诡计。
台风化解了一次炮战1959年8月23日，是我军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个敏感的日子，从我军指挥系统多方面掌握的情况看，国民党军有可能在这一天对我军采取报复行动。我福建前线指挥员决定采取内紧外松的方法，从各方面做好工作，以求有备无患。
这一年，我军仍沿袭上年的做法，实施零炮射击。在发射实弹时，同时发射大量的宣传弹（实弹和宣传弹都打在无目标的空旷区）。用宣传弹大量散发《告台湾同胞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和《再告台湾同胞书》等文告。以此不断揭露美国的侵略阴谋，阐明中国政府对台湾海峡局势的立场和我军炮击金门的旨意。前线部队和沿海地区民兵，还利用顺风，把一只只纸鸢、一个个红色气球、一座座矗立着标语牌的竹筏飘洋过海，使大量的图片、画页和宣传单飘落在金门岛上，给国民党军官兵和群众送去大陆上兄弟姊妹的温暖、关心和期待。
部队刚入闽时，修筑的工事都是土木结构的半永久型阵地。从1959年下半年起，我前线部队自己动手，砸石块、筛沙子、和水泥和折编钢筋，逐步建成钢筋水泥结构的永久型工事，至8月23日前，多数连队都有了水久型的阵地。
临近8月23日炮击金门一周年这一天，战争气氛在福建前线沿海地区一天比一天紧张。地方政府抓紧组织群众抢修道路、发动有关部门积极为部队准备粮食、炮弹，种种迹象，使基层官兵判断在这天恐怕会有一场更加激烈的炮战。
我炮兵第六师在北京训练时，各单位使用的是苏制火炮。部队到达福建前线后，即改装为国产130毫米和首批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战士们用上自己国产的火炮，心花怒放。总群领导也把他们使用的火炮视为“拳头”武器，说：“零炮射击，一般不用你们。”这样，平时只能偶尔打上几发，炮手们总觉得不过瘾。在临近炮击一周年之日，战士们早就铆足劲了，个个摩拳擦掌，想显显自己的武艺。
正在此时，福建前线气象站，天天预报要刮12级台风。由于部队指战员都未经历过“12级”台风，对它有多厉害，谁也不清楚，加之战备紧急，大家对“12级”台风警惕并不高。
8月22日晚，指战员在观察所和炮兵阵地严阵以待，密切地注视着金门岛的动静。
23日上午，薄云遮天，风力不大。下午3时许，忽然乌云密布，迅速吞没了阳光大地，疾风暴雨呼啸而来。官兵们只能在炮阵地里看着这惊天动地的kuangfengbaoyu，倾听那kuangfengbaoyu的呼啸。
翌日，天蒙蒙亮，风雨渐渐地见弱。他们走进村庄，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几乎没有瓦片的房顶，许多树木被连根拔起，墙壁坍塌，一片狼籍。
事后，从上级的通报上得悉，这次“12级”台风，使国民党军和我沿海部队都受到某些损失：群众房屋倒塌、农作物被毁坏，最惨的是不少渔民，连人带船被台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国民党军原准备在这一天对我军进行报复，我军也铆足劲准备回击国民党军，但一场台风使炮战化为乌有。
炮击迎送美国总统访台1960年，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的斗争风起云涌，反对侵略和殖民的统治的烽火，日渐扩大。亚洲一些国家的人民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美国政府感到形势于己不利。因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亲自出马到远东访问，进行干预。6月16日，他离开马尼拉到台湾“访问”。
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第3天，杜鲁门于6月27日命令美国远东军入侵朝鲜的同时，派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至此已整整10年。这段期间，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60年6月，已开过97次会议，美国始终拒绝在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下达成不以武力或者武力威胁解决两国争端的协议。从1958年9月美舰侵入福建沿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到此时已达108次，可美国政府仍然置之下理，如今艾森豪威尔又窜到台湾来“访问”，中国人民岂能容忍？为了反对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中央军委决定：按照单日打炮的惯例，于6月17日，艾森豪威尔到达台湾的前夕和6月19日艾森豪威尔离开台湾的时候，我军福建前线炮兵举行打炮示威“迎送”；炮击目标是大、小金门面向大陆的滩头、空旷无人地区和无工事的山头。我炮兵6师常委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福建前指的部署，即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分群领导干部会议研究炮击示威的具体实施计划。由于准备工作周密，行动隐蔽，金门国民党军事先未能察觉。
6月17日下午5时，福建前线司令部发表《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当广播宣布要进行炮击示威的消息后，金门国民党军大吃一惊，防卫部和美国顾问组争先将文告内容抄报台湾，请示对策。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金门国民党军基本上按文告的要求行事：停泊在料罗湾内的两艘军舰立刻开往外海，金门各雷达站马上停止工作，地面人员进入坑道。
17日，临近20时，各级指挥系统人员在一分一分钟地对表。当秒表咯、嗒、嗒地走到20时整时，一串串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刹那间420余门大炮同时发出雷鸣般的巨响。反对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湾的炮击示威开始了。总群政委方官富在鹊乌鹊指挥所直接指挥莲河地区的炮击示威，总群群长沈仲文密切地观察敌情的变化。
此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军舰正驶抵台湾火烧岛附近，一听说打炮，即加速驶向基隆港，并指责”中共不加选择的炮击”，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纷纷上报说：这次比“八·二三”炮击更猛烈，弹着点都在滩头、水洼和阵地之间。没有伤亡。各部通信人员在联络时，互报平安，个别人在开玩笑说：“老兄，解放军不是打我们的！”在我军炮击示威时，金门国民党军炮兵仅向莲河地区发射了28发炮弹，以示还击。美方对此甚为不满。23时，我军炮兵又向金门进行40分钟的炮击，这一天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美国国务院还一反常态地提出抗议。
19日晨，艾森豪威尔即将离开台湾，我军于6时和8时30分两次开炮示威。每次炮击50分钟，共耗弹3．8万余发。炮击一开始，台湾“国防部”即查询弹着情况。40分钟后，金门国民党军进行还击，炮弹也是打在滩头及田野里。台湾“国防部”再三要求报告还击的具体情况，大、小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只好又装模作样地向大陆打了千余发炮弹。当我军停止炮击后，金门国民党军就恢复了正常状态。黄昏时分，小金门岛上已炊烟袅袅。
金门之战宣告结束1961年12月中旬，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保持台湾海峡局势稳定，不主动打金门国民党军的指示，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把单日打实弹改为只打宣传弹。从此，实弹炮击停止。金门国民党军除偶尔打点零炮外，主要打的也是宣传弹。
根据福建前线形势的变化，1962年春季，我部分炮兵部队奉命将武器装备及作战任务移交给兄弟单位炮兵部队，于3月末顺利返回原部队。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政府间”关系。同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国防部长徐向前亦于当日发表《关于停止炮击大、小金门等岛屿的声明》。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了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我己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接到命令后，我军完全停止了对金门打宣传弹的活动。
至此，这场特殊的炮击金门之战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