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巴黎：三个人知道的秘密使馆来“客”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一辆车牌照号码为CD6的轿车在乔治五号路附近一个拐弯处悄然停下，车门开处，钻出一位身材高大的美国军官。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徒步向中国使馆方向走来。
快到目的地时，他自然地放缓了脚步，仔细地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官邸：它坐落在花园中央，离街面有一段距离。它的围墙很高，临街铁栏杆高竖，门上还钉了金属板。这大概是以防行人的窥视吧。。见四周没有行人，他机警地向大门靠近。大门虚掩着，一位穿中山装戴一副深度眼镜的中国青年出现在来者的眼前。
他以缓慢的法语说道：“我叫沃尔特斯，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敝国总统致贵国政府的一封信。”
中国青年向他伸出手来，用法语说道：“我叫韦东，是大使的助手，请您跟我来。”
韦东领着沃尔特斯穿过花园，来到官邸大楼的正门口。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秘曹桂生将沃尔特斯引进会客室。
这是一间中国气味十足的大房间，墙上装饰着红绸。韦东和曹桂生在沃尔特斯面前放上食品和饮料。
不一会儿，黄镇大使从楼上下来，走进客厅，和沃尔特斯握手。
大使也是身材高大，脸上略呈红颜，已有些发白的头发直立向上。相映成趣的是，沃尔特斯面部凹陷的地方如眼窝、嘴巴，黄镇的却稍稍突出。头发自然弯曲的沃尔特斯比黄镇小八九岁，但资历却浅得多。于是，他在黄镇面前反而显得拘谨。
黄镇拉他并肩坐在矮沙发上，右边坐着韦东，左边坐着曹桂生。黄镇请沃尔特斯喝茶，说道：“你是军人，我也曾是军人，军人对军人，我们一定很谈得来。”
沃尔特斯耸耸肩膀，双手一摊：“你是长征出来的老将军，我在你的面前只是个小兵。”
黄镇摇摇头，笑了：“我自己也只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兵。”
他们开始交谈那些早已准备的话题，或即兴想起的事情，在黄镇的真诚和热情感染下，沃尔特斯也开始放松了。他向黄镇他们介绍，他精通八国语言。
黄镇接过他的话茬儿说：“希望你不久也精通中文。”
两人哈哈大笑。
沃尔特斯侧过脸，神色庄严了些：“我的行动十分注意保密，连美国驻法大使也不知情，只有我的女秘书南希·马莱特小姐知道此事。”
他说，由于法国情报机构和记者是无孔不入，惯于捕凤捉影的，他便处处提防着。渠道来往的口信都将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通白宫。
黄镇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点点头说：“我们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使馆里除了我们三人和极个别必不可少的工作人员外，无人知情。”
沃尔特斯也理解地点点头，把一封信交给黄镇，说道：“我对中国人的保密本领深信不疑。”
黄镇答应把信件转交北京。
沃尔特斯说：“我来是为了执行白宫的命令，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黄镇：“我赞赏你的坦率，我们都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双方找到共同点。”
“只要有事，我将随叫随到。”沃尔特斯向黄镇告辞时说道，“如果我不在，也要千方百计通过南希小姐找到我。”他写下了南希小姐的电话号码。并商定，今后见面前先电话联系，他的代号为“约翰”，每次由他来黄镇官邸。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合作成功。”黄镇匆匆说了一句，他懂得，会晤应该到此结束。
信件很快发往北京。此时已是凌晨。黄镇回宿舍时又交待值班员，只要国内有指示来，不论何时，都要立即通知他。走到半路，他又折回，对韦东、曹桂生说：“不管什么情况，决不得拖延与沃尔特斯的联系。”
基辛格扮成了大侦探黄镇大使在半夜里被告知：基辛格博士要来拜会他。
他把两个睡眼惺松的助手叫到自己屋里，商量接待的具体工作。他的意见是：不卑不亢，热情大方，礼宾规格要高于沃尔特斯。
几天的忙碌，大使在他的两名助手眼看到一层黑雾，他觉得他们连话音也比从前小多了。“趁天还没亮，你们先去睡一会儿。”
“你呢？”
“年纪大的人觉少。你们养足精神，到时候别打嗝，翻译一定要准确，有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问，不厌其烦地问明白。”
他俩默不作声地走了。他蹑手蹑脚在他们门上贴个“昨晚加班，请勿打扰”的纸条。自己回到屋里，冲杯茶提提神，开了台灯，一字一句推敲国内电报，准备与基辛格交谈的要点。
与此同时，美国使馆的沃尔特斯武官也在运思凝想：要将基辛格悄悄带进巴黎，这是一个不小难题。老谋深算的法国情报机构控制着每一个关卡。只要发现基辛格到了巴黎，新闻界就会骚动，秘密渠道也将失败。他只好枣助于法国总统蓬皮杜。蓬皮杜帮了忙，只让法国情报机关的最高层知道这件事。
7月25日，沃尔特斯安排基辛格在华盛顿露面，然后乘坐打着飞行训练幌子的“空军一号”总统座机，从法国临国进入了巴黎，当晚在纳伊区沃尔特斯居住的公寓下榻，沃尔特斯瞒着工作人员，把自己的卧室让给基辛格，自己在起居室的沙发上过夜。
第二天早晨，基辛格和两名助手在公寓吃了早餐，就兴冲冲地会见中国大使。因为怕人发现，沃尔特斯特地从车行租了一辆旧私车，由沃尔特斯亲自驾驶。基辛格则戴上一副黑色墨镜，一顶普通的法国帽，把帽檐拉得低低的，遮住了半个脸，颇有点大侦探的味道。
黄镇站在客厅门口迎候基辛格，然后一道进入充满幽香和中国音乐的客厅。当沃尔特斯把上述情景一描述，黄镇哈哈大笑，连连点头：“你想得周到，保密工作做得好。”
沃尔特斯喜形于色。
黄镇请他俩喝中国茉莉花茶，吃荔枝干和杏脯。
黄镇的目光扫过基辛格的高鼻子和大眼镜，顿了一下说：“我们好像在戴高乐将军葬礼上见过面？”
基辛格剥了一颗荔枝，嚼着：“是的，当时就想和中国大使说几句话，但这会引起轩然大波。”
“是的，那时时机还不成熟。”
“但现在不同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
黄镇对基辛格的表示感到满足，在与基辛格进行一席微妙的谈话之前，中国大使对于有可能谈谈自己设想的话题和把谈话引上预定的目标，已经获得信心。他表示：“中国政府同样有着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因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和平的利益。”
宾主笑谈周恩来大使斟满了茅台酒，提议为中美关系发展干杯。基辛格拿起一杯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嘴唇挨着酒杯边儿，脑袋一扬，酒杯就现底了。他眼镜后面的眼睛放着迷迷离离的光，咂嘴道：“又喝到茅台酒了，我酷爱茅台酒和中国烹调。”
他说起秘密访华时同周恩来共进晚餐的情景，变得异常激动。他简言之，在他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在他眼里，周恩来敏锐、聪慧而含蓄，是一个目光远大，不斤斤计较于细节的政治家。他欣赏周恩来的风度，特别记得他讲的这句话：“现在天下大乱，我们有机会来结束这种局面。”真怪，他说这些话是为了和黄镇大使交流感情，但是后来却突然忘掉了一切，激动起来了。他甚至瞅着透明的玻璃杯自言自语道：“不过我不知道周总理用来同我干杯的杯子里，装的是茅台酒还是白水。”
沃尔特斯笑得咧开嘴，黄镇笑时却把嘴嘬圆了。
黄镇谈到正题时说：“周总理已同意这么办：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前，基辛格博士在10月下旬先到中国访问。如果基辛格博士要访华，我们建议你先到阿拉斯加，再从那里飞往上海。”
基辛格愉快地颔首，连他那双铬鞣革的新皮鞋也发出一种悦耳的嘎吱声：“我准备先访华，并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陪我一起去。”
黄镇留神倾听着基辛格所说的意思，感到很不自在。尽管他对同自己谈话的人十分尊重，他还是有反驳他的念头。
“请原谅，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难以接受。”
黄镇说着，很气派地把身子缩回，缩回到沙发深处。
基辛格没有马上回话，可还是一个劲儿用眼睛盯着，犹如是那黯夜森林里的狐眼，在荧荧闪光。他还是固执地争取着：“布鲁斯大使得到总统充分信任，”
黄镇点点头，算是回答。
基辛格接着说：“如果我们万一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会谈，美国将随时通知你们，请你们将这一点转告周恩来。”
黄镇谛听着，不知是这些话，还是茅台酒的作用，红晕一下泛上脸颊，他的内心，感到满意。
送别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充满喜悦。虽然他们在第三国邂逅相遇，可觉得，就在一闪之间，他们都互相选中了。正如一位西方记者所说，当时美国与中国仿佛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在互相吸引、相互追求中享受着种种甜蜜和忧虑，对未来既怀着希望又怀着恐惧。。基辛格的满意与敏感星期日的巴黎要睡到11点钟。路上寂静无声，行人寥寥，街道洁净而空旷，在那紧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在阁楼的浅红色窗帘后面，人们还在睡觉，停在人行道旁、梧桐树下的汽车，好像也在睡觉。坐在私家出租车里的基辛格和沃尔特斯兴奋地交谈着。
沃尔特斯说：“比起以前我与他们会晤，这次多少要拘谨一些。”
基辛格没有否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开始阶段，驻巴黎的中国官员无非是传递信息，不参与决策。”
基幸格有一种强烈的占上风的念头，他与沃尔特斯的开场白并没有满足。凭着他的直觉和机警，他终于将话题引到得意之处：“你平时受到的款待是否和我一模一样？”
沃尔特斯本来就窝陷的嘴巴使劲瘪瘪，棕黄的眉毛摇了摇：“不同，有很大的区别。没有两个人在大门口迎接我，我要在挂着红色帏慢的房间坐定后，大使才进来。此外，我既闻不到香味，也听不到音乐。”
沃尔特斯说完，从反光镜里发现基辛格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基辛格是很得意。他把压在眼眉上的法国帽朝后推了推，两手(禁止)衣袋里，垂下他下巴的肉高兴得一抖一抖的：“看来，在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也照样承认我们在地位上的等级差别。”
沃尔特斯也很得意。他能绕过国务院和国防部，直接听命于总统，与中国老资格的黄镇大使首开巴黎秘密渠道，这是一个少将军人莫大的荣耀。他把车子开得飞快，并且说道：“我们吃的东西是一样的，杏脯、荔枝干、中国点心、茉莉花茶，有时也喝茅台酒、红葡萄酒，可惜我对它不感兴趣！”8月16日，基辛格又来到巴黎。这一次，他先到法国的一个邻国，然后由沃尔特斯带着绕过入境稽查员，进入法国。再由沃尔特斯驾驶一辆临时租用的挂有私人牌照的小汽车，开进中国大使官邸，车停在院子里。
他们现在正坐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边。扁平陶瓷盘子里的糕饼，正冒着热气。
“基辛格博士，我们又一次见面，这很好。这在目前非常迫切。”黄镇说道，一边挪动着盘子，却一点也没有吃。“关于您要求访华的口信我已转回国内。”他碰了一下餐叉和刀子，不过还是没有吃。
“请说下去，大使先生。。”基辛格停止了咀嚼，眼巴巴地望着黄镇，他急切地想听到下文。
黄镇拿起餐巾，准备把它塞进上装的衣襟。他做这一切时。是那么从容不迫，那么认真，这就使人特别注意这个精细的人的每一个动作，并且必然会对他准备说出的话极为关注。
“我荣幸地转告博士，我国政府己同意您于1971年10月下半月来华进行公开的访问，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准备并进行政治会谈。”
基辛格原已准备把餐巾塞进衣襟，现在重又把它放回到桌上。
“我能会见。。周恩来先生吗？”
黄镇用叉尖碰了一下糕点。显而易见，他是避开基辛格尖锐的目光，因为基辛洛那双眼睛，并没有被厚厚的镜片过滤得温和些。
“周总理将就有关问题亲自同博士先生会谈。”黄镇一板一眼地回答。
基辛格的眼镜片闪了一下，眼角露出笑纹。“我感到十分荣幸。”
黄镇大使笑了笑。
“那么，请您把这种情绪一直带到北京去吧。”黄镇还有一些话想说，但他严格按国内指示：要对基辛格多听多问少说，一般不作具体承诺，涉及台湾、远东等重要问题也只在必要时作原则表态。所以，他常常兴致勃勃聊一些与双方传递信息完全无关的话。
“好的，好的。。”基辛格附和着说。现在他的情绪确实很好。
预报日期出现波折早餐，大使只喝了一碗稀饭。到了约定的时间，他从二楼的窗户守望着使馆的铁门。沃尔特斯晚到了一刻，他迸门和韦东握手时，明显地使了使劲，显得精力充沛和坚定不移。黄镇又在思索，他从沃尔特斯放慢的步履所看出的不安该怎样解释。看来美国人改变了以往的精确作风——沃尔特斯的钟表是分秒不差的。是的，8月的这一天的任务对黄大使来说，也不是轻松的。前一次，沃尔特斯提出基辛格访华的新闻预报问题。美提日期为9月22日、23日或者10月5日，并明确提出倾向前者。国内考虑，美将在联合国大会开幕时提出“两个中国”的提案，所以我方坚决不能同意在9月22日或23日公布基辛格访华的预报消息，而同意美提的另一时间，即10月5日。
黄镇顺着走廊来到客厅，皮鞋无情地吱吱响着。美国武官无声无息地迈着步子，不是迈步，而是轻飘飘地走着。
“大使先生，您精神很好，瞧您红光满面！”
“您的脸色也一样，武官先生。。”黄镇笑了笑说。“可能是窗帘映的吧。”他对红色帏幔扫了一眼。
沃尔特斯环顾了一下房间，把目光集中在窗帘上。在客厅里见到的东西中，这紫红的窗帘最吸引武官的注意。看到这窗帘，美国武官的眼睛甚至流露出某种好奇的神情。“我象征着什么呢？”他好像在问自己。
黄镇从桌边站起来。他穿着一件淡黄的、榨蚕丝的夏衣，与客人身上穿的深色上装相比，就显得很随便了。
“按我国习惯作法，一般是在基辛格到达中国发布消息，不另发预报。”黄镇开始说正题。“为照顾美方需要，中方同意在10月5日各自发表内容相同的预报。”
“大使先生，既然中方同意发预报，早一些时候更能产生持久效应，为何不提前至9月23日呢？”沃尔特斯抬起眼睛，看着黄镇——谈判一开始显然就没有什么好兆头。这使沃尔特斯感到有点困惑不解。
“清你注意9月23日这个日子。”黄镇对沃尔特斯说。他稍稍欠起身子，以便向对方表示一定的尊敬。”“9月23日前后，美国将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提出我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制造‘两个中国’的提案，在这个时候发表基辛格访华的消息意味着什么？”
“也许这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沃尔特斯故意把说话的声音压得很低。
黄镇听了韦东流利的法语翻译，又让曹桂生叫沃尔特斯再用英语说一遍。通过两种语言的翻译，黄镇抓住沃尔特斯讲话的确切意思，摇摇头：“中方不能同意在这个时候发布中期访华的预报。关于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
黄镇递给沃尔特斯一份书面材料。
沃尔特斯也回交黄镇一份材料。黄镇提起纸页，透过阳光一看，现出法国水印。纸上写着基辛格拟同周恩来会谈的几个问题：第一、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间、路线、会谈形式等问题；第二、除台湾问题外，还要谈远东和国际问题；第三、双方高级人员互访，包括文化、科技交流等问题。
“很遗憾，我不知贵国为何把第三方面的问题提出来？”黄镇凝视着沃尔特斯回答说。因为1971年7月16日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发表的中美公告中提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为什么又扯出个第三个问题呢？这着实令他不安。
“依我之见，在两国关系没有正式建立之前，这是一条扩大联系的途径。”沃尔特斯把眼溜向黄镇，仿佛想在他脸上捉摸出，这个问题成立的可能性有几分。
黄镇以锐利的，简直是森严的目光，唰了武官一眼，说道：“基辛格博士访华不应为枝节问题分散力量，台湾问题不解决，高级人员互访以及种种交流等其它问题都无从谈起。”
坐在两边的翻译曹桂生和韦东，跟着大使，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们以精细的技巧翻译，不但译得十分准确，而且译出语气，使大使滔滔不断的说话，变得像直接在讲英语一样。
“事情总是有主有次。”黄镇压低了声音说，低得差点听不出。他能够从大声疾呼一下子转入到低声细语是能吓唬人的。
于是桌子周围的人都静下来。
“我可以向基辛格博士转达你们的意思，”沃尔特斯没有争吵，但带点警觉的口气说，“并不需要我们在此决定什么，重要的是传递。”
“是这样，”黄镇指了指房间里准备的茅台酒和小吃，微微一笑，“到我们解决次要问题并可以自我作主的时候了。”
黄镇给沃尔特斯斟了茅台，但沃尔特斯摆摆手：“我还得开车回去，不愿意因醉酒开车而被拘留。”
黄镇让沃尔特斯吃蜜枣，但沃尔特斯拿起一块杏脯。黄镇问道：“你是否陪同基辛格博士一起访华？”
沃尔特斯摇摇头：“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消息。”
“我已向中国政府谈过你的情况，你为打开这关闭了25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出过力。”
“我很希望博士带我一起去中国访问，可是他决定不这样做。”
“我喜欢同基辛格博士交谈，博士谈话很坦率，开门见山，而且很幽默，他是否曾在军队服役？”
“是的。”
“是什么军衔？”
沃尔特斯思索了一下，把基辛格在二次大战时最后的军衔告诉黄镇：“他是上尉。”
“哦，”黄镇说道：“这么说他得向我们两人敬礼■，我们都是将军呀。”“是啊，”沃尔特斯故作遗憾，耸了耸肩膀，“大使先生，或许他仍然会向您敬礼。可惜他不会再向我敬礼了。”“为什么？”黄镇询问着。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十几年内曾在军界供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又问：“美国陆军军官在什么年龄退休？”
沃尔特斯答道：“作为少将，我将在58岁退休，如果我被提升为中将，就能服役到59岁。”
黄镇摸了一下斑白的头发，仰靠在沙发上，感叹道：“我在你们国家就该退休了。”又问道，“你退休后是否还给配备汽车和司机？”
“不配备了。不过我能领取一笔数额不小的退休金，这样我就能过十分舒适的生活，但不会给我配汽车和司机了。”
黄镇笑了：“可是我们国家就会给我配备。”
沃尔特斯也笑了：“对呀，大使先生，我认为正是贵国绝对平等主义社会的一大好处啊。”
黄镇大笑起来，用手拍拍沃尔特斯的背，“你们美国人真幽默！”
9月22日，沃尔特斯接到一秘曹桂生的电话，说有事商量。他把汽车停在五六个街区以外的地方，然后再向大使官邸走去。他不时用小镜子照照，或回转身来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跟踪。他会见了黄镇大使，进一步交换了有关基辛格的飞机和上海虹桥机场指挥塔进行通讯联络所用频率的问题。不知怎么谈起有关语言问题，沃尔特斯为不会讲汉语感到遗憾，黄镇也为不会讲英语而懊丧。彼此探询了各自会讲的语言后，终于找到了一种彼此都懂的语言，那就是俄语。于是他们试着用俄语交谈了几句，可不一会儿，两人就对着眨眼，彼此都听不懂各带自己乡音的俄语。
那一晚，黄镇兴致极高，举起茅台酒，硬和沃尔特斯干了一杯。他脸上放光，连说带比划，终于使沃尔特斯听懂了这句俄语。
“永远也不会有人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黎的大使和美国驻法国武官会在一起用俄语交谈！”
沃尔特斯告别时，已是深夜。黄镇亲热地把手臂搭在沃尔特斯肩上，一直送到门口。沃尔特斯则提心吊胆，四处张望，他怕他的访问会被苏联人、甚至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嗅出味道，幸好，外界一无所知。
第九节蒋介石再叹“反攻”无望蒋介石后悔不敢建立内线1971年9月13日，林彪仓皇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时年65岁。蛰居台湾而梦想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此时已年届84岁。得知林彪折戟沉沙，禁不住老泪纵横。蒋介石之所以悲枪泪涌，并非留恋自己与林彪的师生情，而是另有隐衷——正当林彪在文革中出尽风头，大红大紫时，偏居台湾的蒋介石在国民党一次中常委会议上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相信林彪这个人会忠于毛泽东。”会后，蒋介石的秘书陶希圣（陶系黄冈人，与林彪是小同乡）问及此事，蒋说：“你查一查1945年的档案就知道了。”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林彪曾受命前往重庆，面见蒋介石，为毛泽东主席与蒋的谈判打前站。林彪见了蒋，显得毕恭毕敬，一口一声地称“校长”。蒋说：“你们共产党还让这样称呼吗？”林彪谨慎地答道：“我尽管在共产党内，将来校长一定晓得我能为国家做什么事。”当着蒋介石的面，林彪不敢长谈，他表示有一些“意见”想通过蒋的心腹详谈，然后转达给蒋。蒋即传唤军统局副局长郑介民（郑也是黄埔生），当着郑的面说：“林彪同学有些事情要与你充分交换意见。”郑介民即与林彪在嘉陵江畔的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作了几个小时的长谈。随后，郑介民向蒋递交了一份很长的报告。60年代陶希圣查阅过的这份郑介民所写的长报告，至今仍保存在台湾阳明书屋（该书屋专门保藏蒋生前的档案文献资料）。
60年代蒋介石断言林彪不会忠于毛泽东，是基于抗战时林彪在他面前的直言不讳，而且蒋手里头也确实掌握了一份有关林彪所述意见的长篇报告。林彪死后，蒋介石很难过，几次对秘书陶希圣提起“可惜当初不相信林彪而不敢建立这条内线”。
此后，国际上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使蒋介石再次感到“反攻”大陆实在是遥不可及了。
激动人心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晚，加拿大首都渥太华。
罗马尼亚驻加拿大使馆官邸灯火通明，觥筹交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黄华正在这里作客。
晚餐过后，好客的主人留下中国客人边喝咖啡边聊天。此刻正在进行的联合国大会自然成为宾主讨论的中心话题，他们就大会能否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大席位和一切合法权利提案各叙己见。
突然，主人16岁的女儿从二楼匆匆而下，大声喊着：“通过啦！中国的席位得了三分之二还多的票数！”
主人急忙请黄华一行到二楼收看电视。大家迫不及待地来到电视机前，只见荧屏上正播放联大大会厅的场景：大厅里灯火辉煌，会场情绪沸腾，大多数代表激动地站了起来，对刚被通过的联合国大会第2758（26）号决议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喊：“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他们互相祝贺、握手、拥抱，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代表甚至高兴地舞蹈起来。。随着镜头的转动，荧屏上出现了另一种场面：蒋台代表垂头丧气，结结巴巴用英语争辩了几句后，狼狈而去。。看到这里，黄华大使内心激动不已。中国多年来奋斗的外交目标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客人们在接受了主人的祝贺后连忙赶回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大家又围在一起收看电视台重播的这一震动全世界的新闻。在距离伟大祖国万里之遥的使馆，这一夜成了大家难忘的时光。
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天极为颓丧、恼怒。联大表决的时候，尼克松坐在白宫书房的沙发上看电视。他神情专注地直盯着电视机，有个不知趣的工作人员要进来请示工作被他挥手示意赶了出去。电视机播出联合国宽敞的、蓝色和金黄色的大厅里挤满了代表和观众。大厅里气氛紧张，十分安静。当电动记数牌上的灯光表明美国的提案被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获得通过时，尼克松气得脑门筋都鼓了起来，下颏扭得更歪。他粗暴地敲了一下沙发扶手，跳起来，跑过去，将电视机关了。刚才被赶出去的那人走了进来。尼克松十分恼火地对他吼道：“太不像话！太失礼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在一个国际讲坛上的表现如此恶劣，它可能非常严重地损害美国对联合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地球的另一端，中国首都北京。
新华社的编辑们认真地收看着一条条外电，跟踪着联大会议的情况。大家在紧张、期待中度过了分分秒秒。奇迹出现了，北京时间上午时分，世界各大通讯社几乎在同一时候发出快讯：联合国1971年10月25日夜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23国提案，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视作真正代表人民的新生力量正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了。。编辑部沸腾了：人们忘了一夜的劳顿，迅速地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泽成中文，通过电波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事隔多年，当笔者向一位当时的值班编辑谈起此事时，他无不幸福地说：“读着那些消息，我心情不知有多么激动，多么兴奋。”
是啊，做为一个中国人，做为一名知识分子，做为一名首先获悉这一令炎黄子孙自豪的消息，他怎么能不为之兴奋和欢呼呢！
众所周知，中国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蒋介石的统治后，新生的、真正代表亿万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然要取代蒋介石集团窃取的联合国席位，但是，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从中阻挠，使蒋台政权代表仍然霸占联大的席位。人民共和国为了赢得国际的支持，为了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作出了外交上的积极努力。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到1971年获得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整整22个寒来春往，新中国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崎岖的外交历程，一段令人回味无穷的风景线。
周恩来和基辛格开了一个玩笑“博士，欢迎你很快回来共享会谈的愉快。”
周恩来的脸上充盈着笑，当他把第二次访华的基辛格一行送至钓鱼台的楼门口，用英语向他告别。
被称誉为世界超级谈判大师的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也十分钦佩。他曾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其中包括苏联人、越南人，但没有碰到过眼前这样的对手。周恩来在确定一种合理解决问题的观点后，一步就跨到那里，然后坚持立场不变。这样做，一开始就接触问题实质，显出了谈判者的真诚。基辛格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透露：只要有可能，我在后来同别人进行的一些谈判中总是尽量采用这种办法——有人把这种办法斥之为“先发制人的让步”。事实上，尽管开头的让步似乎大一些，但与那种“色拉米”香肠式的办法相比，几乎可以肯定，总的让步还是比较小的。这种一步跨到一个合理立场的战略明确无误地摆出了无可改变的立场；这样做更容易维护自己的立场，而那种旷日持久、零敲碎打的细小步伐所积累起来的效果却是不容易维护的，在那样的过程中总是会掩盖问题的实质。
这一天4点多钟，天还没全亮，中美双方又继续在钓鱼台里讨论公报，修饰文字了。这就是以后震惊世界的上海公报。两方在基辛格上机之前又对文本进行讨论。将近9点钟的时候，秘书将刚刚得到的联大通过接纳中国的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周恩来。
如果说周恩来用英语向基辛格告别是一种喜悦的流露，那么乔冠华与基辛格的这段对话就可具玩味了。
“博士，你看今年这届联大我国能恢复席位么？”在由钓鱼台驶往机场的红旗轿车内，乔冠华问，“我得到消息，现在这个时候，联大正在对恢复我国席位进行表决。”
基辛洛不假思索地一笑，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大。”
乔冠华狡黠地眨了眨眼：“你估计我们什么时候能进去？”
基辛格扶了一下眼镜：“估计明年还差不多。待尼克松总统访华以后，你们就能进去了。”
乔冠华仰脸哈哈大笑，笑声十分豪爽：“我看不见得吧？”
就在刚才基辛格快要离开钓鱼台的时候，周恩来瞅空低声告诉乔冠华，联大表决结果已经传来，赞成接纳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等国提案已经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表决结果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周总理为了不使基辛格难堪，没有将这个消息告诉他。
机场上，我方人员在叶剑英的带领下给基辛格送行，他们从眉宇、神态都露出了异样的喜悦。自信的客人还以为中国人今天特别高兴是因为公报文本的构架已经基本上定了下来，大概中国人因为公报基本上采用了中国提出的方案才显得特别高兴吧！
基辛格的飞机启动了，很快驶向跑道。望着腾空而起的飞机，叶剑英抑制不住兴奋说开了：“基辛格上飞机得知了联大的消息，不知道他作何感想？！”
果不其然，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刚刚从北京起飞，电讯员就给他送来了电讯稿。基辛格一看，大为惊讶，将电讯稿递给助手们传看。电讯稿上打着：联大刚才已以76票对35票通过接纳中国，并驱逐台湾。
基辛格双手捧着头，好一会才抬起头来，表情复杂地说：“我说过，光是中美接近就会使国际形势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连我自己对此也认识不足。”
基辛格说罢，苦笑了一下。
洛德望着舷窗外的云海，慨叹着：“周恩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否定了自己的方案，接受了他们的方案，而且高高兴兴，心悦诚服。。”
基辛格想不到他担心的事到来得这么快！他的心茫然地往下坠着，显得格外沉重。刚才离开钓鱼台时的欣喜心情已消失殆尽，变得有点苦涩。阿尔巴尼亚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美国政府花了很大的力量去制订和提倡的双重代表权和把安理会席位给北京的提案，已经没有得到表决的机会。美国从来没有这么惨重地失败过。这要怪谁呢？一批和美国友好的国家一方面不愿同美国对立，另一方面讨好强大的中国又对他们有利。当美国对北京采取敌对态度的时候，他们害怕投票赞成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受到惩罚。现在我们自己要跟中国和解，他们就不再怕美国的惩罚了。基辛格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在思索着。
电讯员又送来电讯稿，白宫要他在回国途中在阿拉斯加停留，以免在联合国表决的这一天回到华盛顿。基辛格立刻就品味出这份电讯的含义：实际上是说他的北京之行要对美国在联大的失败负责。他回想起上个月即将公布
第二次北京之行前夕，罗杰斯和他的争论。毫无疑问，他判断得出，这一定是罗杰斯施加了压力，白宫才叫他在阿拉斯加停留的。
停就停吧。秋未的阿拉斯加已经十分寒冷。基辛格及其助手们心情都十分颓丧。一个个都沉默着。
基辛格一行从阿拉斯加飞回华盛顿，降落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天低云暗，机场上冷冷清清，没有记者，没有摄影师，只有个别工作人员来迎接。跟三个多月之前，基辛格第一次赴北京归来相比，那次总统亲自热烈地在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机场迎接；这次就显得太冷落了。基辛格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抵达以后，这一行人本来还怀有几分英雄载誉归来的情绪，一下飞机，就被一股莫名其妙的冷风刮走了。基辛格还联想到，“七·一五”公告以后，自己名声大震，声望日高，已经有种种迹象表明，总统对此显示出不安，有一家报纸还瞎凑热闹，说基辛格的名望已经超过了总统，这无异于给本来已经不安与恼火的总统火上加油。
走下舷梯后，扑面的冷风使洛德伸手把外衣的领口紧了紧。霍尔德里奇则脸色阴沉地对基辛格说：“看来，他们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失败归罪于我们去北京的访问。”
基辛格嘴角泛出一丝苦涩的笑。他继而又想，北京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到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决定，只不过比预料来得早一些罢了。中国的哲学中就说过有所得必有所失的哲理，打开了神秘的中国之门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成功了。他想，尽管尼克松可能脾气乖戾、气量狭小，他也不致于拿即将到手的胜利或者他的外交政策的关键因素来冒风险的。
组团去纽约这次联大表决结果，也是出乎我国领导人意料之外。他们也估计在一年或两年之后才能恢复在联大的席位，所以还没有一点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0月24日，基辛格在会谈中问及周恩来对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的观点时，周恩来说：“对中国来说，台湾的地位比联合国的资格重要得多。中国不会按照‘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进入联合国。中国人有的是耐心，还可以继续等待。”
送走了基辛格，周恩来稍事休息以后，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联大问题。主要是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26届联大？国民党的代表已经带着他的三个顾问悄悄地收拾文件包离开了联大会场，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联大的席位已经空出来了，我们去不去？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已经发来电报，请我国派代表团去出席联大，我们去不去？在当时的特定情景下，“左”的阴影还笼罩在中国土地上。那里，对联合国这个机构的认识也不能不带上“左”的色彩。当时，一般人认为联合国大会是资产阶级讲坛，是受美苏两大国操纵的，认为这不是民主的讲坛，不能真正为受压迫民族与受压迫人民讲话的。当时，外交部党组织经过商量，决定不去，准备回一个电报给吴丹秘书长，感谢他的邀请，我们也很高兴，并说早就应该恢复我国在联大的合法席位；但是，中国决定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
当天下午，正在大会堂讨论去不去的时候。毛主席给周总理来电话，询问此事。周恩来汇报了讨论的情况，及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大席位。”
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晖带人去摸一摸情况。”
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作团长，熊向晖可以作代表或是副团长。开完了大会还可以回来。”
那时，外交部国际司由最冷清的司于一夜之间变得特别重要了。
“乔老爷”就是乔冠华。经毛泽东明确指示与点将，代表团的组团工作在高度紧张、繁忙中进行。这是中国第一次到联大向全世界亮相，组团工作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代表团人员都报经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还经毛主席同意，委派高梁带领一支由5人组成的先遣队去纽约打前站。当高梁率领先遣队到达美国时，引起的轰动与关注，就好像外星来客一样，西方各大报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加以报道。
乔冠华连续数夜赶写在联合国大会的第一篇发言稿。他一边喝茅台酒，一边凝思挥毫写就，最后送毛泽东、周恩来审定。乔冠华书写这篇发言稿，特别感到扬眉吐气，为之振奋。他在1951年，曾经跟伍修权一块代表中国去纽约参加联大；那是当时美国操纵的联大指责我们侵略，伍修权、乔冠华是代表中国去控诉的。这次，事隔20年，乔冠华又去联大，是以常任理事国代表团团长身分去对全世界发言的。他的声音将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声音。乔冠华离京前夕，当时还在患病的陈毅设家宴为他饯行，驻法国大使黄镇也来作陪、祝贺。陈老总为乔冠华饯行，表示他对中国外交打开了新局面的热烈祝贺和由衷的高兴。陈老总和乔冠华在外交部共事多年，尤其是“文化革命”这几年患难与共，使他俩感情笃深。
开始“文革”动乱的时候，造反派高喊“打倒陈、姬、乔”。到1971年的时候，姬鹏飞、乔冠华已经恢复了工作。陈毅受到林彪的迫害，处境还十分艰难。但是陈老总尽管身处逆境，仍然关注国际形势的新动向与中国的外交工作。林彪曾经一席剥夺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及新华社《参考资料》（即“大内参”）的权利，也阻挡不住陈老总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1969年在老帅讨论国际形势的座谈会上，陈老总顶着“左”的压力，不顾个人安危，向中央提出过打开中美关系的提议。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期间，毛泽东听有人还不准陈毅看外交部文件，指示要让陈老总看文件。当时，外交部大楼里盛传陈老总即将重新恢复外交部长的工作，这反映大家的心情：盼望陈老总能在我们外交有新起步的时候回来主持工作。
1971年7月，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患肠癌的陈毅与患肺结核的乔冠华都住在301医院治疗。他俩在医院里推心置腹，不仅畅谈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也谈论了许多关于林彪的话，那时，林彪还在台上。9月初，乔冠华病愈出院。“九·一三”那天，周恩来将乔冠华与《人民日报》社崔奇找去准备写关于“九·一三”事件的声明。乔冠华首先想到了为林彪迫害得最苦的陈毅，他特地到301医院，面露喜色地悄声告诉陈毅：“老总，你不是讲‘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么？我今天特地来告诉你，报应到了！到了！因为有纪律，我还不能明说。先让你高兴高兴！”
陈毅盯着乔冠华。从乔冠华脸上流露出的从来未有过的喜悦神态，陈老总猜出了五、六成，惊喜地问：“真的么？”
乔冠华只是笑说：“我只能让你高兴，我还不能回答。”
陈毅受到乔冠华情绪的感染，也笑得很开心。
过了几天，中央将“九·一三”事件正式通知了陈毅。乔冠华又特地赶到医院，将那首改唐人诗的新“塞上曲”“月黑雁飞高，林彪夜循逃。。”吟给陈老总听。陈老总听罢，连声叹绝，两人相对放声大笑。以致使不知内幕的值班hushi感到惑然。
在陈毅的家宴上，张茜为即将飞赴纽约的乔冠华开了茅台，当时已遭癌细胞深深地侵蚀肌体的陈毅遵医嘱不能饮酒，为了庆贺进入联大与林彪倒台两大胜利，陈毅还是和乔冠华频频干杯。
中国代表团走进沸腾的联合国会场11月11日中午中国代表团一行50多人在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的率领下，乘飞机到达纽约。这是众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美国友人、爱国华侨翘盼已久的一天。机场上早就等待着欢迎的人群，其中有23个提案国和所有友好国家的代表，有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和纽约市长的代表，有华侨、华人代表，还有400多名驻纽约的各国记者，他们聚集在专门架设的台架上，摄影机不停地在响着，照着。
下飞机后，代表团正、副团长向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团长乔冠华在机场发表了讲话。他谈到：我国代表团将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的代表一道，“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努力”。他也向美国人民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美两国人民有着深厚的友谊。我们愿借此机会，向纽约市各界人民和美国人民表示良好的祝愿。”他的讲话虽简短，却立刻引起了热烈的鼓掌和极好的反响。人们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代表团的“积极态度”、“温和调子”，认为中国人“和蔼可亲”。
在代表团从机场到旅馆的途中，有大批记者和群众尾随，也有人驾车跑在前面向代表团欢迎招手。在旅馆，华侨各界送来的大批花篮已摆满走廊。代表团将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交给旅馆经理，请他挂在旅馆大门口。马路对面马上挤满了观看五星红旗升起的人群。
代表团听说，在更早些时候，也就是当天清晨，就有几百名爱国华侨、华人举着毛泽东主席的像和五星红旗，打着写有“热烈欢迎我们祖国的代表”的横幅标语，聚集到机场欢迎代表团。他们不光来自纽约，有的是特地从其他城市赶来的；其中有老人，也有儿童，也有一些美国友好人士的代表。美方出动100多名警察，借口“安全问题”不让他们同代表团接近。先遣小组知道这情况后，即刻来到机场警察指挥处，强烈反对他们的这种措施。经过交涉，才做出了妥当的安排：中国代表团离开机场时在华侨的队伍面前经过。这样，既适当满足了华侨渴望想见祖国亲人的心情，也让代表团有机会向侨胞们招手致谢。
代表团到达后立即开始紧张的工作。正、副团长拜会了正在医院养病的秘书长吴丹，向他递交了出席联大的代表证书；拜会了本届联大主席、印尼代表马利克，以及23个提案国的许多代表。乔冠华对马利克坦率地表示：中国代表团对联合国当前的情况还不十分熟悉，因此还不能立即像大家所期望的那样积极活动。这种审慎立场和谦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1年11月15日，是联合国历史上又一个大有意义的日子。
上午10时，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热烈欢迎的气氛顿时弥漫整个会场，形成本届大会的又一(禁止)。许多代表拥上前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批代表握手，并且纷纷报名要求在会上致欢迎词。由于发言者十分踊跃，大大超过预定人数，原定半天就结束的大会，在中午稍事休息后，下午继续开下去，一直开到傍晚6时40分，先后历时6小时，破当年联合国大会的纪录。
当天，致欢迎词的共有57个国家的代表。有的代表由于时间不允许，还做了书面发言。他们的发言都热情洋溢，气势宏大，深为感人。他们用美好的语言盛赞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指出多年来把拥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和从百年屈辱中站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最不公正的行为。他们说，现在联合国终于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正义的立场终于胜利。一、两个国家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各国的霸道行为，终究是行不通的。他们强调，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使联合国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得到体现，使联合国宪章得以维护，使这个组织“恢复了活力”，“恢复了威信”，增加了它“缔造和平的力量”，也使大家增强了信心。
会上，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还就美国报刊指责他们10月25日在会场内外快乐欢笑和舞蹈进行了理直气壮的反驳。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指出：这些都是非洲国家以“恰当的方法自发地表示出他们的满意心情”，谁也无权限制；作为联合国的一个主权国家，“我们绝不会为我们的快活表示什么歉意，因为这是一个早就该取得的胜利，这是联合国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他们的发言向世界宣告，中小国家也在联合国讲坛上敢于扬眉吐气了。乔冠华团长登上讲台。他发表讲话，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他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他再次宣布中国将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奋斗，他讲话后，会场上掌声经久不息。许多国家的代表再次来到中国代表团座席前，亲切握手祝贺。这篇讲话，被共同社记者认为是“不折不扣地在联合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演说之一”，其反响波及全世界。
布什代表美国欢迎中国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已成定局，且是大势所趋，加上中美关系此时开始解冻，尼克松也即将访华，于是，美国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必须和中国代表接触。
但是，这第一次接触怎样开头呢？
在中国代表团出席大会的前一天晚上，联合国礼宾司司长科尔莱向中国代表团透露，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上届美国总统）很愿同乔冠华团长在会前先见一面。科尔莱同时具体安排了中国代表团第二天早晨进入大会会议厅的路线。中国代表团很快发觉了其中有文章。当11月15日上午中国代表在科尔莱陪同下按既定路线走向大会会议厅时，布什果然也在会议厅门外的走廊上与人“随意聊天”。科尔莱随即将布什介绍给乔冠华。两国代表握了手。这件经过巧妙安排的会见立即在会场内外传为趣闻。就在这次大会上，布什以东道国身份发表了简短讲话，欢迎中国代表。他说，中国代表来到后，“联合国将更能反映世界当前的现实情况”，说包括美国在内，大家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的历史时刻来到了。”
一星期后的11月23日，当中国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黄华第一次出席安理会会议时，又出现了同联合国大会上一样的极为热烈的欢迎场面。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致欢迎词，热切期望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加发挥她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
经过22年崎岖的外交历程，中国人民的合法权益终于被恢复和承认，新中国从北京走向纽约，走向世界，以其固有的丰采展现在国际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