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毒剑与橄揽枝毛泽东强调“西北可能出问题”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疆军区司令部。
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睡了个很惬意的午觉，此刻刚懒洋洋地走进办公室，便看到了办公桌上置放在醒目位置的6月10日的情况报告。
“又是边境事件。”
龙书金不耐烦地将报告浏览了一遍。因为死了人，他不得不稍为认真地多看了两眼。
“越界。。开枪。。这可能吗？”。。进入6月以来，这类有关苏军越境入侵的报告显著增多。按照惯例，有关外交的纠纷一旦发生，不管事件的大小，管辖哨所必须一式三份，用电报直发军分区、军区和北京外交部。而且做为军区司令员的他，亦必须一一圈阅。据说这一规定是周恩来亲自制定的。龙书金由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后，也不得不遵守这一规定。
龙书金对这些多如牛毛的外交纠纷报告早就腻烦透顶。今天是一头羊、明天是一头牛、要么是你打了我一枪，我射了你一弹。在自己的辖区内，中苏边界线长达7000多公里，谁知道一天要发生多少事？而这些事件又有多少是真实的呢？
“假报军情？。。！”
龙书金将报告漫不经心地抛在桌面上，起身缓缓踱到窗前。
新疆的6月，窗外炽热如火，花园里的花草绿木，在骄阳的暴晒下蔫搭着头，好似脱于了水分，划一根火柴就可点着。
“这个鬼地方。”
龙书金愤愤地咒骂了一句，又回至刚才的思路上去。
有些哨所的军官，为了引起上级的重视，得到更充实的供应，故意夸大事实。有时屁大一点事也来报告。这虽然算不上邀功争宠，却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边界如此漫长，很多地方又没有边界标志，谁侵犯了谁，有什么根据？
再说放牧牛羊跑单的事时有发生，难道这也报告，这也需要我军区司令圈阅？说实话，珍宝岛事件发生后，龙书金的确紧张过一阵子。“九大”期间龙书金赴京与会时，秘密会见过林彪，林彪认为：中苏之间的矛盾完全是因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引起的，即使有一些边境摩擦，尚不至于酿成大战。另外，从苏军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林彪最后诡秘地说：还是有一点边境纠纷好，可以提高军队的威信，加重几个军区司令员在中央领导层的分量。
林彪的弦外之音，龙书金自然心领神会。
4月，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报文中特别说明，毛泽东最近指示：“西北可能要出问题。”要龙书金早做部署。由于林彪的交底，龙书金对这份电报只是付之一笑，草签了个名字，便封进了文件柜，拒未对下传达。
进入6月，关于外交纠纷的报告沓至纷来，有时一天多达20余份。龙书金觉得实在乏味，便擅自下了一道命令：“此后一般性的外交纠纷，可逐级报告，本级能处理的，可不必报告上级。”
果然，此类报告顿时骤减下来，龙书金自觉清心了不少。他不懂得：外交无小事，一粒火星，都可触发两国交兵的连绵战火。尤其是在中苏两国大战一触即发的危急时刻。
龙书金立刻得到了血腥的教训。
戈壁滩上的38具中国官兵的尸体1969年8月10日，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到塔城军分区检查工作，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汇报工作时谈到最近对面苏军调动频繁，夜间可听到坦克的轰呜声，苏军是否有什么阴谋？任书田副司令员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新疆军区司令部。
8月11日，中国军队在两国边防军经常会晤的巴克图哨所悬挂起红旗，这是邀请对方司令官进行会谈的信号。然而，红旗悬挂了一天，苏军的赫尔丘上校、安泽菲洛夫中校、巴什捷夫中校，谁也没有露面。
8月12日，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接到塔城军分区再次来电，认为苏军行动反常，马上报告了龙书金。龙书金弃置一旁，没有答复。
当晚，王新光政委又电话直要新疆军区作战值班室，报告对面苏军可能有重大的行动。请示明天的例行巡逻可否取消。
值班参谋回答：军区首长已接到你们的报告，但对取消例行巡逻一事没有明确指示。
8月13日上午8时，按照规定，副连长杨政林率领三排37名官兵，执行例行巡逻任务。
王新光政委仁立在一个高地上，目送巡逻队消融入茫茫的戈壁滩。虽然这天的阳光格外明媚，王新光的心头却笼罩着驱之不散的浓厚的阴云。
巡逻队的官兵对即将发生的凶险茫然不知，他们沿着例行的巡逻道路，透迄着向前走去。由于是在荒无人迹的戈壁上巡逻，所以队形并不很严整。几个刚分到边防的新兵，围着杨政林听他讲惊心动魄的边防斗争故事。还有的将路旁的沙枣棵、骆驼草折断，编成圈帽戴在头顶，以遮挡骄热的太阳。突然，杨政林停住了脚步，他似乎感到周围的地形有些陌生。这条路他走过上百遍。沿途的一草一木、山丘、沟壑，他熟悉得如同自己的指掌。他细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地貌，说不出哪里感到别扭。
一望无际的戈壁，犹如一个正在酣睡的莽汉，毫无知觉地袒露着胸腹。
杨政林正要命令巡逻队继续前进，一发炮弹挟着尖厉的呼啸落在队伍的中间。
“轰”的一声巨响，五六名战士炸得四散飞迸。
“卧倒，”杨政林吼叫着发出了命令。
6辆苏军坦克犹如从地狱里钻出来，出现在杨政林的视野里，它们巨兽般摇晃着抖掉身上的浮土、草棵，成扇形从三面包围上来。三百多名苏军官兵，也从土堆里爬出来，尾随坦克开始冲击。
杨政林这才意识到，这是苏军周密计划，蓄谋已久的行动。巡逻队被四面包围，已经没有生还的退路了。
此刻，杨政林已抱定必死的决心。抵抗，无异(又鸟)蛋往石头上碰，可即便头破血流，也要溅它一身黄了。
望着呐喊冲来的苏军士兵，杨政林对身旁的机枪手狠狠挥动了一下手臂，“打！”
机枪手也意识到处境的险恶，紧抱着机枪，将一串串子弹，刮风般扫向扑来的敌人。
巡逻队的战士，虽然伏在地上，但无可依托的地物，且被苏军的密集炮火打得抬不起头来，间或用冲锋枪还击一下，子弹打在坦克的甲板上，只是迸发出几粒火星，对敌军根本构不成威胁。
此时杨政林的左臂已经被子弹射了个洞，他无暇包扎，不断涌出的血水染红了半边军衣。
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了。他将报话机从已牺牲的报话员的身上解下来，大声呼叫：“塔城、塔城，我是杨政林，我们在铁里克提东10公里处遭敌伏击，苏军坦克6辆，步兵300余人。。这时，空中传来“嗡嗡”的轰鸣声，杨政林抬头，看到两架直升机，在头顶盘旋两圈，然后向北踅去。
杨政林报告完敌情，最后沉重地说：“请党相信我们。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粒子弹，决不会出现一个俘虏。。”
杨政林扔下话筒，用冲锋枪扫倒几个苏军士兵。正想转身射击，这才发现右腿被炸断了，早已失去了知觉，血水浸透了身下的岩石。
苏军似乎知道了这一队中国士兵目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马上改变了战术，不再用坦克导引步兵冲击，而是将中国士兵团团围住，用准确的炮火逐个进行打靶式的射击。
巡逻队马上陷入了拼杀不能，抵抗无望的境地。
空旷的戈壁变成了血腥的屠场。
有的中国士兵早已死去，仍然成为苏军射击的目标，尸体上冒着一缕缕中弹后的青烟。
中国士兵抱定必死的决心，依然顽强地抵抗着。
突然，两颗汽油燃烧弹在中国阵地中间炸裂开来，随着四散喷溅的黑色液油，大火如噬人的野兽张开了血红的嘴巴。
火海里，中国士兵在翻滚、扑跌。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伴着血肉被烧焦的腥臭味，在苍茫的戈壁滩上飘散，回旋。。。
仅存的两名伤兵爬到了杨政林身边。7班长胡宝杨右眼被击穿，血浆糊了一脸。新战士小王第一次参加执勤，连枪都不会使，手里紧握着一颗未开盖的手榴弹，稚气的脸庞上挂着横七竖八的黑红的血污。他的腿、腹、胸先后中了4弹，军衣与皮肉烧结在一起连扔手榴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杨政林悲叹了一声，回身望了一眼祖国的土地，缓缓旋下小王手中的手榴弹底盖，攥住弦扣。
一声巨响过后，阵地上旋即沉静下来。
只有滚滚的黑烟，还在升腾、膨胀，远远望去，如一只狰狞可怖的恶鬼。等到中国陆军第八师的一个团携带轻重武器，从60公里外的巴克图据点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了。
38具尸体弃置一地，有的面目全非，变成了黑炭。方圆几百米的戈壁，仿佛被炽热的烈火焚烧过，变得漆黑一片。
大漠孤烟，夕阳惨照，天将倾，地欲堕，黄昏血色，血色黄昏。
半个月之后，为了弄清事件真相，中央军委调查组来到了乌鲁木齐，先后调查了司令员龙书金、政委王恩茂、副司令员赛福鼎以下近百人。
塔城军分区政委王新光、参谋长南仲周认为，事件发生前，苏军调动频繁，情况异常，这些情况多次向军区司令部值班室汇报过，现有电话记录可以做证，汇报中曾多次要求暂停巡逻，但上级都没有答复。北疆军区副司令员任书田说：“接到塔城军分区的报告后，我们是慎重研究过的，并且有情况不明暂不巡逻的决定，但上报军区后，一直未接到批复，不得已只好让值勤分队继续巡逻。为了此事，赵副司令员曾亲自打电话找到龙书金，并且吵骂了一通。”
新疆军区作战部科长官为友、政治部保卫科科长岳耀礼说：塔城上报的情况我们都已知道，作为参谋人员，我们也同意暂停巡逻，但是给领导汇报后，确没人理睬。
新疆军区作战部部长孟魁武说：“为此事我曾专门请示过龙书金司令员，司令员让我报告北京外交部，止他们拿意见。由于事关重大，在外交部没有明确答复前，我不敢擅自下令停止巡逻。”
关于一个边防哨所是否巡逻的问题，居然要由远隔万里之外的北京外交部负责。这实在有点滑稽。再查北京外交部，外交部答复值班人员已回电，关于边防部队的巡逻间隔，巡逻路线，可由新疆军区自行确定。
从北京到新疆，兜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究竟谁应该为“8·13”事件负责呢？鬼知道！
直到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这些纠缠不清的失误才一古脑儿落到林彪死党龙书金的头上。龙书金当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苏联欲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美国，联合国总部大厦。
“苏中再度发生流血冲突，苏军歼敌30多人。”
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利克的办公桌上，放着这样一份简报。
马利克像一条抢到了一条骨头的狗，兴奋异常，在办公室里从这头走向那头，又从那头走向这头。
“这些可恶的中国人，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想和伟大的苏联开战，也不掂掂自己的份量！”他举起双拳咆哮着：“这些黄种的混蛋，统统都得干掉！”他拿起电话，向苏联驻美大使馆询问苏联领导人有什么反应。
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正在商议是否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葛罗米柯气呼呼地首先发言：“我刚刚听说，昨天格列奇科同志命令军方擅自动手，在新疆消灭了中国一支30多人的边防巡逻队，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因为在达曼斯基岛我们吃了亏就在新疆反咬一口吗？这种做法，未免太短视，太小家子气了！这与我们国家的伟大形象相符吗？”柯西金马上帮腔说：“如果是为了教训中国，这种隔靴搔痒的做法有什么用呢？去年我们的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已经让我们国家的形象蒙受了重大损害。要知道，我们正在推进的亚洲安全体系很可能因格列奇科同志的这一顿枪炮而破产！这划得来吗？”
勃列日涅夫轻声说了句：“不至于这么严重吧！”
葛罗米柯从公事包里抽出几张纸来，往勃列日涅夫面前一扔：“请你看看吧！这是20多个使馆今天打来的电报。如果说达曼斯基岛发生冲突时，世界还弄不清是哪一个首先挑起战火的话，那这次可就昭然若揭了。不会有一个国家不认为我们是战争的挑起者。”
勃列日涅夫沉吟了一会儿说：“我看，现在还是让我们商量一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吧！”
在旁边一直闷头吸烟的格列奇科终于坐不住了：“我坚持我的意见，在中国狂人面前，我们的态度必须强硬些！如果想惩治他们而又避免我们的损失过重，那么就应该让我们的原子弹显显威风。要根除中国的威胁，就必须用几百万吨级当量的核武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苏军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嘟囔了一句：“那不引起世界大战才怪呢！”
柯西金站了起来：“格列奇科同志，你想过吗？对付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动用几颗原子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况且，中国人手中也有核按钮，一旦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计后果进行反击的，到那时候，恐怕不仅仅是爆发第三次大战的问题了，我看世界的末日也该到了！”
葛罗米柯紧接着柯西金的话说：“中国什么资源最丰富？人！请你试想一下，中国军队越过国境冲进苏联，完全可以是几百万人甚至是上千万人蜂拥而入，我们的武装再精良，也难保一定打得过他们呀！”奥加尔科夫补充说：“谁都知道，中国人是最擅长打游击战的！他们可以一直打下去，那样的话我们就会像美国在越南一样陷进战争的泥淖里。”
反格列奇科派似乎占了上风。
勃列日涅夫总结说：“刚才大家各抒己见，我相信大家都是在严肃地对待我们国家和中国的冲突。既然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建议大家回去后再认真思考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其实，勃列日涅夫还是倾向于格列奇科的意见的。会后，他召集格列奇科等人在苏军总部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
接着，苏军大本营的首脑采取了一系列准备活动：任命战略火箭军副司令托庐勃科上将为远东军区司令，以加强核打击行动中指挥力量；命令在远东的苏军战略导弹队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等候发射命令。
8月28日深夜，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接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密令：“为了我国和美国共同的战略利益，我军大本营准备对中国的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解除中国的核武器，请你秘密地征询一下美国当政者的意见，最好能和尼克松总统或基辛格博士个别面谈。我们只攻击军事目标，不会伤及无辜生命，而且我们释放的当量会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不会造成环球大气污染，也不会对地球的生态平衡有很大的破坏。”
放下热线电话后，多勃雷宁立即摸起另一部电话，打通了基辛格的号码。
基辛格最后的答复是：“请耐心等待，我们需要慎重研究。”
尼克松技巧“泄密”
尼克松听说苏联要对中国动用核武器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西方国家最大的威胁是来自苏联，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中国没有过扩张的野心和行为。一个强大中国存在是附合西方的战略利益的。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内阁成员紧急磋商后，取得了这样几点共识：首先，如果美国坚决反对，苏联一般不会敢于轻易动用核武器，因为这既不符合国际宪章，也违反美苏间的协定。
其次，美国反对的理由，最好只强调美国的利益，而不涉及中国。因为过多的涉及，一方面会把美苏关系搞僵，使缓和的局面彻底毁掉；另一方面，也会伤害中国的尊严。
第三，应该设法将苏联的意图尽快通知中国，使他们有所准备，制定必要的应变措施。
前两点还好办，这最后一条可把基辛格给难住了。美国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双方积怨很深，直接告诉中国，一来缺少合适的渠道，二来也可能会引起中国领导人的误解，以为美国在耍什么花招。
尼克松出了一个主意：把消息透露给某家报纸的记者，让他们捅出去。
这样即使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他也只能干瞪眼。美国无秘密嘛！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则震动世界的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巡航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顿时整个世界凝固了，窒息了，人们那惊恐的目光，聚焦在中苏边界两端的导弹发射架上。
正在克里姆林宫焦急等待回音的勃列日涅夫，等来的是他那份阴谋的公开曝光。
他被美国人出卖了，愚弄了。
除了暴跳和怒骂，勃列日涅夫还能有别的办法撒气吗？
10月15日，基辛格向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正式阐明了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立场：中国的利益同美国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苏联的行动，美国不能坐视不管。战争一旦爆发，美国会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将对苏联采取同样的行动。
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招致中国方面的报复，核战争所产生的污染会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亚洲驻扎的数十万军人的安危，并会使全球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
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立即与几个老帅开会分析这则消息的可靠性并商议对策。
几位老帅都认为，苏联要打核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因为他们的常规武器用于和中国打进攻战，力量还远远不够。
聂荣臻分析说，所谓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无非是指对我国部分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或摘除性的打击，而这些目标很可能是中国的核导弹基地和北京及东北的一些重要工业基地。
因此，聂帅建议，城市应该以疏散、隐蔽和防护为主。现在应该马上行动起来，让这些城市迅速挖掘防空掩体，同时在全民中广泛进行防止光辐射、核污染的应急练习。
第十二章林彪坠机黄沙，黄埔校长悲怆泪涌。“山姆大叔”不忘“老朋友”，蒋介石不敢贸然“与魔鬼握手”
第一节“密使”失约罗马毛泽东对战争的预料中南海游泳池，澄澈的水波里，一个宽厚的身躯静止般仰浮在水面上。
许久，粗壮的胳膊才高高扬起，缓缓地划动了一下。。在水面上仰浮，是毛泽东最喜爱的游泳姿式，也是他思索问题的最佳方式。
此刻，他仰浮在水面上，眼睑紧闭，声息全无，似乎静静地睡着了。
其实，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脑海里正涌动着滔天巨浪。他思索着：怎样操动手中的舵浆才能将8亿人的航船避开急流险滩，驶进一个安全的港湾。中苏边境，苏军55个步兵师，12个战役火箭师，10个坦克师，4个空军军团，总兵力足有100万，虎视眈眈正欲跃马挥刀，卷地杀来。
百万大军，这算什么？我有500万大军与之抗衡。就算他的一万辆坦克突破了我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但在纵深预定战场上，他们会发现陷入了灭顶之灾的重重包围之中。到那时，他们食无粮草，住无居所，车无油料，炮无弹药。。8亿人民8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苏军的千里补给线，会被我处处掐断，先头冲击的部队会在我铜墙铁壁前碰得头破血流。我们的实战机群，会将苏军的大肚子运输机打得尸骨无存。到那时，不仅这百万大军无法做困兽之斗，我们的铁军还将杀过边界，将战火引向苏联的国土。北京不保，莫斯科也将无存。。哼！没有400万军队，他别想打我的主意。而苏军的总兵力只有320万。毛泽东挥动了一下手臂，伴随着躯体的漂移思绪仿佛也转到了另一个光点。
核战争，勃列日涅夫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启动核战争的按钮？
毛泽东陷入了更深层的思索中。
毛泽东当然知道原子弹的厉害。
记得十多年前第二次出访莫斯科的时候，他同当时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暴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泽东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
“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凸起的眼珠几乎从眼眶里蹦出来。
赫鲁晓夫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以至许多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他仍然引用这段话，并且认定毛泽东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曾抱怨地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他也没有听懂毛泽东的话。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的主任杰里·珀森斯将军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毛泽东对自己的许多得意之笔，风趣地称之为“我又耍了一个小花招”。在莫斯科的这番话，算不算花招？没有人研究。此后，毛泽东亲自部署，调集了精兵强将去占领两弹的制高点。
1964年，有了爆炸成功的原子弹、运载导弹。不久，又有了氢弹。到这个时候为止，中国已经进行了七次成功的核试验，每次试验的成功，都昭示着中国两弹技术的又一次惊人的飞跃。
现在，毛泽东当然不会再谈，准备死多少人的问题了，而是要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近几日，毛泽东又读二十四史，其中《明史，朱升传》中的一段话，始终在他脑海里萦回。
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四方旱蝗，饥荒严重，又瘟疫流行。是时，元皇朝纲纪不振，政治腐败，内部纷争，天下群雄竞起，遂致大乱。定远（今属安徽省）皇觉寺为乱兵所焚。朱元璋无奈，投至义军郭子兴属下，任亲兵九夫长。后屡次征战、南讨北杀，朱元璋兵多将广，羽翼渐丰。此时朱元璋急于称王，然隐士朱升剖析天下大势，指出为敌者，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东南有方国珍，早早称王，只能成众矢之的。现在天下大势未定，群雄逐鹿，不如暂时拥借已称宋帝的韩林儿，修好于各方，集中打击陈友谅。此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朱元璋纳之。此后，灭陈友谅、沉小明王于瓜号江中，障碍即除才于公元1368年正月，即皇帝位。
面对一触即发的核战争，毛泽东从明史中又受到偌多启示。
为减少伤亡，人口密集的大中城市，应迅速挖掘修建防空工事。当核弹袭来时，人们可躲至地下。
打仗最忌两面树敌，美国急于撤出越南，我们该送他一颗定心丸吃吃，明确告诉他们中国无意在亚洲追求霸权，也无意去填补美军撤离后的空白。面对苏联的战争叫嚣，我们不能单纯地组织防御，应该和张爱萍商量一下，可否把即将实施的地下核试验和高爆核试验再提前一段时间。触一触勃列日涅夫的神经。看他还有没有胆量去动核按钮。。毛泽东虽然躺在水面上未动，却已思贯古今，神游八极，将一场大战的全局廓括胸中。
毛泽东的“小花招”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于他有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预见性。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如果历史能够倒演，80％的人会成为伟人。”
“主席，总理来了，正在客厅等您。”工作人员打断了毛泽东正在太虚中往来飞梭的思绪。
毛泽东手攀扶梯，走上池岸；用毛巾揩干身上的水迹。披上浴袍，走进了客厅。
“恩来，坐下说话。”毛泽东气定神闲地说。
“主席，四老帅的紧急报告，您看过了吗？”
由于过度的操劳和过重的焦虑，周恩来的声音急促、暗哑。“哦，看过了，不就是要打核大战嘛！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毛泽东淡然一笑，“勃列日涅夫怕不怕？尼克松怕不怕？我不晓得，我想摸摸他们的底哩！”毛泽东今天是语声朗朗、谈笑自若。周恩来心中却如悬巨石，神色忧郁得很。
他为毛主席的安全而忧虑。
“恩来，你读过《明史》没有？我看朱升是个有贡献的人。他为明太祖成就帝业立了头功。对了，他有九字国策定江山，‘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我也有九个字能不能对付核大战？听好，这九字就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周恩来略一思忖，陡然眼眸一亮。
毛泽东狡黠地一笑，“有没有剽窃之嫌啊？”
周恩来兴奋地道：“不称霸，好！这下美国就该放心了。”毛泽东摇摇头，“只放心不够，人家是老大，哪能袖手旁观，我想让他们下河趟趟浑水哩！”
周恩来：“真把美国拖进来，这场戏就有热闹看了。”
“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沉吟着说：“勃列日涅夫是个软耳朵根子，我怕他管不住那个国防部长哩！”
周恩来始终记挂着自己的使命，趁此亮出了底牌。“主席，四老帅都认为国庆节苏偷袭的可能性很大。我看，今年的群众集会怎么个搞法，是不是再研究一下？”
周恩来的潜台词是：搞集会主席就要检阅，要检阅就要登天安门。登天安门国家领导人就要全部亮相。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
“哦！不搞集会，我看不太好吧！这是不是告诉人家，我们有点怕？集会还是要搞的，我还要上天安门。我倒想开开眼，看看原子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
毛泽东的脾气，周恩来是知道的，说不过黄河，就不过黄河，天王老子也劝不转。
周恩来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了一起。
几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一旦出现情况，怎样疏散？怎样隐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其它领导人，怎样才能安全地进入地下通道？
周恩来反复抻量警报后的五分钟。
如果留有余地，或许只有四分钟、三分钟。
周恩来苦思苦求着万全之策。
毛泽东笑笑，解意地说：“如果实在不放心，可不可以放两颗原子弹吓唬吓唬他们呀？让他们也紧张两天，等明白过来，我们的节也过完了。”周恩来心头略松，会意地：“放完后，咱们再来个秘而不宣。”
“对嘛！这就叫‘兵不厌诈’嘛？”
“主席，您看安排在什么时间比较好？”
“我看不能早，也不能晚，28、29两天就可以。这事还要和荣臻、爱萍同志商量一下。”
。。柯西金大失所望1969年9月2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9月4日，周恩来在叶剑英、韦国清的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河内，向胡志明的遗体告别。行前周恩来电告河内：不要求越南方面做任何接待，告别遗体后当天即返回国。
周恩来这样要求是因为他想避开与苏联领导人见面。参加正式吊唁活动，这样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鉴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此时中苏领导人会面对国内的备战和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都是不利的。
作为胡志明的莫逆之交，周恩来为不能参加他的追悼会感到万分遗憾。
9月4日晚上，周恩来在吊唁并瞻仰完胡志明的遗容后，匆匆乘机回国。9月9日上午，越南在河内巴旁广场为胡志明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前来参加吊唁活动的各国代表中，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
柯西金见吊唁的外国代表中没有周恩来，不免有些失望。他找到前去吊唁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表示希望在参加完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停一下，同中国领导人见见面。
中国迟迟没有答复。
柯西金几乎失望了。在专机临起飞前，他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将他回国飞行停留的路线详细地告诉了中国大使。
柯西金始终认为，格列奇科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一想法是丧失理智的疯狂的意念。大量的放射性尘埃会随着高空气流四处飘散，不仅会杀死千百万中国人，也会威胁到远东的苏联公民以及与中国接境的其他国家的公民，何况要消灭中国这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几颗原子弹无疑是做不到的。假如中国实施报复，将所有的核弹都一古脑地扔到苏联头上的话，那么这种灾难也是苏联所无法承受的。
柯西金的种种和平建议虽然在政治局多次会议上均未引起足够重视，但他却甘愿再冒一次风险，向中国领导人晃动起橄榄树枝，准备做一次和平的使者。也许是他的和平意愿感动了上帝，“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机出现了：9月10日，当他飞到苏联塔吉克共和国首府杜尚别时，忽然得到回音：中国总理欢迎同他会晤。于是他又转经伊尔库茨克于9月11日上午到达北京。
机场贵宾室的一场舌战上午10时30分，当柯西金乘坐的伊尔62专机降落在首都机场时，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人前往迎接。握手寒暄后，客人被引到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努力扭转中苏关系的长达190分钟坦率而诚恳的会谈。
双方一落座，柯西金就说：“周恩来总理，我们大约有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吧？记得上次会见，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与我们争论一万年，我那一次可是被你们责骂够了！”说完他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周恩来神色严峻地说：“约5年前，毛泽东同志对你说过，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可以吵一万年。但是对这些争论，你们可以有你们的见解，我们可以不要说现在，就是到了一百万年以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是还会有的。有矛盾，有斗争，即使吵架，也应该是争吵，‘君子动口不动手嘛’！”“可是你们在边界上驻扎着200多万军队，还让400万青年到边界紧张地区定居，并连续不断地进行核实验，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想与苏联打核战争吗？要知道：我们只消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将你们打回石器时代！”柯西金有些恼怒地说。
周恩来神色越来越冷峻：“部长阁下，你这可是赤裸裸的威胁！边界紧张局势是怎么造成的？我国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去开发。我们没有在欧洲驻军，我们没有派坦克师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达到了什么水平，你们是清楚的！尽管如此，如果你们胆敢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们的核基地，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柯西金曾多次领教过周恩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厉害劲，自思不是周恩来的对手，于是把脸色和口气放缓和了些：“我这次来，知道不可能通过一次会晤，就改变我们的分歧，但避免战争，是我的目的。我想总理阁下也是欢迎的。”
周恩来声音很平静：“我们的立场早已挑明，我想再重复一遍，中苏两国边界有些地段没有划定，有争论的地方应该通过外交途径谈判解决。在未达成协议前，双方应努力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中国绝不会首先挑起战争，但我们并不害怕战争，不管是小打还是大打，甚至打核大战，只要有人敢欺负我们，我们就奉陪到底。”
柯西金想一想说：“不再动用武器向对方射击，不首先挑起战争，我想我们可以做到。”
最后，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摆脱接触的临时措施的协议，并进而通过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
这些毕竟仅仅是口头上的东西，有待于通过谈判落实正式协议并付诸实施。双方就谈判的地点、代表团成员和双边贸易等交换了意见。双方相约，就上述协议各自向自己的中央报告后，交换信件予以确认。
一次重要会晤的流产1969年9月20日，蒋经国来电告诉魏景蒙：“明天下午2时30分赴中山楼听副总统演讲。然后一起见总统。最近，尤特（C。YUTERJ．S．D。）正在推动全球禁止核子试爆，他已与俄国官员谈过，尤其是支持此构想的基德洛夫。他也告诉美国大使李奥纳德等人。在今年8月20日的一封信函中，提到由美国和苏联联手摧毁中共的核子武力，以惩处不受管制之国家。这封信中，他也暗示我们愿执行此项处理。但他仍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倡议给予中共联合国会员资格。建议向总统报告上次会谈时，提出以下的重点：1．我们进一步改善关系的时机已成熟。（包括大陆内外的亲苏共党分子）、（派代表驻莫斯科等）。所有这些关系的改善应可在高阶层抵台湾时达成。（交换匪情）
2．应提供我方海空军的攻击配备，俾便同步配合苏联的倒毛行动。
3．罗布泊（中共在新疆的核弹基地）对我们双方都是威胁。（建议使用苏联飞机和我们的飞行员）
4．透过安排，我们愿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将来与西藏的关系）
下午3时30分，蒋经国和魏景蒙赴“荣民总医院”探视蒋介石，蒋的脸颊上仍有一点伤痕。三人谈了很多也谈了很久。蒋介石令魏景蒙不要去象牙海岸，应在赴罗马后立即回台，以下的文字可视为最后的定稿：见到路易斯时，先听他如何说法，如果其态度依然友好，或有积极之建议，我方不妨做以下之表示（我：甲方，彼：乙方）：一、在目前情形之下，中苏两国已经到了应作进一步增进双边友好关系。乙方如派员来台面商进行步骤及提出具体的建议，则双方就可切实合作，积极进行。
二、毛泽东拥有原子武器，甲乙双方皆受其严重的威胁，甲方可与乙方共商如何使其彻底消灭之方法。
三、如不用武力，毛政权是不会自己崩溃的。甲方有足够训练的人力担负其事，惟其海空军的力量还不够，故需要乙方供应适当海空军之攻击武器。（类如米格—23、远程轰炸机、飞弹潜水艇等）、（第三项最好要待对方提出时我方再提，否则始终不提）、（此时可察其反应如何，方清淡提醒重用甲方的精干空军人员驾驶新式米格轰炸机突击其原子设备，未尝不是一个方法）
四、为了造成毛泽东极不利的形势，以及变更今后世界的局势，甲方与乙方应共同磋商在适当的条件下，甲方可以考虑正式承认外蒙古并建立外交关系。
9月20日中正亲笔于荣民总医院接着，蒋介石又讲了下次见面的9点提示：1．问他对我方所提5点，你们有否意见（答复）。
2．我们始终遵循孙总理遗嘱，原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总理教导我们，三民主义即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他主张亲苏（容共）政策来实现三民主义的建国理想。但不能容忍害国害民之徒毛共。
3．反毛之中共党员如其有愿皆可容纳于国民党之内，但其不能另有共党的组织，亦不能跨党。
4．中共在国内如另有组织，则与国内各政党的组织同在国民党领导之下。
5．如果问起要什么武器，则可答应此事迹待他们对我方所提5点有了确实答复再行详商，如无对我方5点有了确答，则待双方正式代表会商时详谈。但我所欠缺者只是海空军新式武器。至于陆军武器现可自给之语。（略答）问其是否已准备派正式代表来台，或要由我国驻双方友好国家大使先议，但最后仍须在台北举行最后的会谈。
6．外蒙问题可以略提我承认其独立的可能性，但新疆与东三省的主权与领土必须完整。
7．对毛具体计划应由双方组织参谋团共同实施。
8．讨毛行动必须由中华民国政府单独负责实施，不须外国参加。
9．对毛共核子武器，由他们供给武器，由我方负责实施摧毁。
魏把蒋介石以上9点提示译成英文之后，蒋经国交待他另加3点：1．甲方不愿为了中国讨毛战争而引起世界之纷争，故不需要外国参与其事，只要乙方声明此为中国内政问题，不予干涉。
2．乙方应当体念到过去支持毛共夺取政权之政策是斯大林的绝对错误。
经过毛共20年残暴统治，中国大陆人民对其恨之入骨。今后乙方只有支持国民党推翻毛共政权，方能使中国人民对乙方发生好感。即中共党员与军队亦将因此而亲苏，并将与乙方重归旧好，如果乙方仍想扶持中共其一部分人起来讨毛，则无异于以暴易暴，必然是大陆人民不能忍受的。
3．在甲乙双方合作之下，国民党领导全国从事讨毛战争，在政治上可以容纳一切反毛政治团体（包括反毛共党分子）。
在与蒋氏父子会谈后，魏景蒙感触颇多，当天晚上，写下了如下杂记：1．美国与中共勾搭并非新鲜事，20年来他们一直扬言放弃我们，美国与中共棘手的是台湾问题，美国想把台湾作为基地。
2．台湾政府和人民此时特别感到不悦，但美国不能占领台湾，台湾也不能自行成为独立国家。
3．如果废除苏联与中共的友好条约，会对大陆的中国人民带来极大冲击，对我们有利。
4．不交换情报和代表，如此零星会引起猜疑，对苏联不好。
5．1949年以后，加上斯大林支持毛泽东。“是大陆人民所不能容忍的”。6．使美国与中共关系不顺畅的，除了台湾以外，还有金门和马祖问题，我们被要求自这两外岛撤退，但我们断然拒绝。
7．（大使级）会谈，我们同意在日本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大使级的会谈。
8．我应问他苏联倡议亚洲共同安全联盟意图何在。东南亚的情势非常复杂，受美国影响很大，日本、南韩不会接受此构想。因此，关键问题是毛泽东仍然存在。他对承认外蒙古的行动有何看法。
9月22日，魏景蒙前往阳明山向蒋经国辞行。魏问：“如果反攻大陆，美国的态度如何？”
蒋答：“第一，美国自顾不暇顾我事；第二，反攻大陆不受任何协议约束；第三，美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把握反攻成功，美国不反对，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以武器支援，美国不反对。”
9月22日，魏景蒙在孟买投邮，信是写给路易斯的，约定10月罗马见。内容如下：亲爱的路易斯：我于10月2日至6日一定会在罗马，我没能在伊登旅馆订到房间，改住罗马的ParcoDirPrincipi旅馆，我的电话号码大概是861089、841071，我会在那里等你的电话。
祝好Tanalin（景蒙）
10月2日，魏景蒙抵罗马。
打电话至伊登旅馆，路易斯不在那儿，也没有预订2日和4日的房间。
在打电话之间，魏景蒙做了一个噩梦，梦见间谍在跟踪他，而他又找不到路易斯。晚餐后，魏于10时许走到伊登宾馆，服务人员说，路易斯来电，他可能于4日到，停留一星期，要来访者尽量不打电报或长途电话。据旅馆工作人员说，路易斯自称是美国人。于是魏景蒙在伊登的柜台留言给路易斯，“请回电Principi旅馆227号房”。
中午12时30分。魏景蒙从飞机中收到莫斯科电台再度指控中共是盲目的排他主义和国家主义。
这一天的广播对有关中苏关系问题做如下报道：1．边疆撤兵36公里；2．恢复谈判与贸易；3．苏联将援助河内；10月4日，正午时分魏景蒙向伊登查证，路易斯仍未住进。下午3时、6时、9时、11时再查，仍未住进。
10月5日8时30分，魏景蒙再次向伊登旅馆查证，询问台人员说，路易斯已取消预订房间。魏赶紧到电信局打电话给他，路的太太接电话。魏告诉她自己的旅馆地址，并说会在罗马等至110月7日。
魏再向伊登宾馆查证，询问台说，“他昨晚打电话给经理，取消预订。”10时45分再打电话至莫斯科。转告他在Principi等路到10月6日晚为止。10月6日前再打电话告诉他新地址。并商定10月7日回家，不再呆在罗马。
魏景蒙等着看路易斯是不是会打给他。但他知道，事情至为明了，不必等候矣，归去来兮。客气的打电话给他太太，只是告诉她，自己记挂他，但必须回家处理事情，如果路要找他，可以打电话至他家。杰姆斯（魏景蒙）10月6日10时，魏景蒙再次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她说：“从未收到自孟买寄来的信。有很多要寄给他的东西都没收到。”
魏说：“请他打电话到我家和我连络。我明早返台。”
10月9日下午4时30分魏景蒙返家。
下午6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任务失败。蒋经国称许魏的行事并作出如下的反应：“中共和苏联不会联手，幸好你没见到他告诉我们的态度，不必去见总统，好戏就要上场，等着瞧吧！”
10月10日，蒋介石要在“国庆”典礼之后见魏景蒙，但他已离开（张群）办公室前往泰顺街。
取得电话联系后，魏获指示在下午3时偕蒋经国到士林官邸见蒋介石。
魏景蒙向老蒋报告和路易斯连络的所有经过。
蒋介石也认为这次会晤的任务失败是因苏联政策所致的看法。
以下是蒋介石的反应：1．我们现在按兵不动（不便采取任何行动）。
2．他们不会有进展。
3．应该看看中共第7和第8号广播稿，其中对解决边界冲突方面并无进展。
魏景蒙作了半小时的报告后告退。蒋经国与蒋介石继续谈。
回家后，魏景蒙将《中国邮报》刊出的关于合众国际社9月17日发自英国的一篇报道剪下，附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上面引述苏联“新闻记者”路易斯在伦敦晚报撰写的新闻报道，说苏联“很可能”采取像进犯捷克一样的模式，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全文如下：合众国际社伦敦17日电一名经常在国外为苏联传送消息的苏联“记者”周二暗示，苏联可能干预中共，显然会攻击中共的核子设施。
曾预测赫鲁晓夫于1964年垮台的莫斯科记者维克托·路易斯，仍如前次在销路广大的伦敦晚报上提出上述极为不祥的暗示。路易斯指出，苏联可能会发动入侵捷克式的干预行动，他说，中国大陆的反毛力量“非常可能”推出一位领袖，由他来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手足支援”。
路易斯在文稿中指出：“从过去一年来发生的事情观察，证实苏联采取下述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有权依据自身或那些遭到威胁国家的利益，干预彼此的事务。”
“中国大陆比捷克大好几倍，而且会积极抵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施行此种政策。”
谈到苏联攻击中共核子设施的问题，路易斯神秘的又说：“苏联敢不敢攻击中共在罗布泊的核子设施，是个战略上的问题，因此全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见分晓。”
路易斯说：“莫斯科的消息灵通人士对于西方会因苏联计划空袭罗布泊而兴奋感到意外，此间都很清楚苏联的核子设施目标就是对准中共的核子设施。”
他说，苏联倾向以火箭取代部队的攻击，苏联有“各种火箭可供选择，端视地形和其他情况而定。”
“例如，中共想占领一个岛屿，它会放火烧光地面和很多已经派在该地的军队和装备。”
此话显然是指中苏在珍宝岛的边境冲突，有关该岛曾为焦土一事，以往未曾透露过。
他并提出警告说，“毫无疑问，中共在每次遭到小股势力攻击时，一定会采用焦土政策。。在莫斯科看不出准备与中共开战的迹象。。全苏联人最近已有毛泽东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
路易斯说，以往抨击中共的冗长演说仅在苏共集会时向党员宣读，但现在已被视为人人皆应知晓。
他说：“当然，此间还有许多事是不为外人知的，但这些事都会引起军事上相当严重的关切。”
路易斯在报导中还说，从越南获得的消息，中共已从北越撤回许多顾问，他们汲取了和美国人作战的长足经验，而这些人都被调派至中苏边界。
第二节“第一号令”出笼背景神州大地全面备战1969年秋。北京西郊玉泉山。
毛泽东的案头放置着一份文件：曾经到过台湾、会晤过蒋经国、经常代表苏联官方透露重大决策的“自由撰稿人”维克托·路易斯在伦敦《新闻晚报》赤裸裸地写道：苏联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阅过之后，毛泽东久久地陷入了沉思。
如果说美国人主动“泄密”别有用意，那么这位苏联“密使”的公开叫嚷又说明了什么。既然在新疆敢扔，那么在北京也有可能。
毛泽东立即向中央发出警告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
毛泽东给他们具体决定了疏散的时间是10月20日，即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之日以前，并为一些老同志指定了地点，大致都在京广铁路线附近。说完，他便率先离开北京，前往武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部疏散，只留周恩来和一个副总参谋长在西郊玉泉山坐镇指挥。
林彪跑到苏州以后，次日便发出了那个著名的战备“第一号令”。于是，引起了全国一片动荡不安：满载军队的列车彻夜不停地在铁路线上隆隆行驶，边防的士兵们在野外帐蓬里枕戈待旦。。这是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
“第一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
由于“第一号令”是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的，所以又称“林彪一号令”。
接着，朱德、李富春到广东从化县；陈毅到石家庄；叶剑英到长沙；聂荣臻到邯郸；刘少奇鼻子上插着鼻饲管躺在担架上被押送到开封；邓小平、陈云、王震被“疏散”到江西；陶铸被押送去合肥。这些被打倒、被夺权的对象，反而要重点“保护”起来了。似乎他们对这些“黑帮”们的人身安全，关心得无微不至。
10月19日，林彪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意。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的核攻击保持高度的警惕，也主张中央领导同志不要集中在北京。但是，也对林彪一伙借战备为名，以个人名义发号施令十分反感。所以毛泽东听了以后，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封锁。
“一号令”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汪东兴飞京怠传指令进入70年代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生活，首要议程是召开四届全国人大，要召开人大，先要修改宪法，使之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改天换地”相适应。
1970年3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收到了周恩来从北京送来的文件，他提出了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人们今天早已熟知庐山会议上那一场关于是否设国家主席的斗争，但很少有人知道，第一次提出设国家主席，是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不是林彪。
周恩来的考虑是合理的。自从1966年8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在造反狂潮中停止工作以后，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定为“叛徒、内奸、工贼”，1969年11月惨死在开封。国家失去了国家元首，可以代行职务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也被诬蔑为“军阀”，此刻正疏散在广东。外国元首来访，只能由总理周恩来出面，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非长久之计。
毛泽东的考虑也是合情的。早在1959年，他便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
他厌烦那些接受国书、接见大使的繁琐礼仪事务，宁愿在书房中，恬静地翻阅古籍，思索深层次的大计方针。但是，自1962年以后与接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的某些意见分歧，使他错误地得出了“大权旁落”的判断，终于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那么，现在再设国家主席，由谁来当？显然，只有第二号人物林彪。这也是他不愿意的。他总感到，在林彪狂热的个人崇拜语言后面，隐藏着一些令人难以琢磨的意味。所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之时，有过几次不同凡响的表示。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的信中，表示了对林彪大讲政变的不安。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的谈话中说：如果林彪的身体不行的话，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以后，谁来接班？并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立即引起了刚定为接班人的林彪满腹狐疑。
因此，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的考虑是长久的，选择是唯一的。
3月7日，毛泽东召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对他明确地说：“宪法中不要设国家主席这章，我也不当国家主席。”要他第二天立即回北京传达。
汪东兴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后，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点了一下头，毫不犹豫地说：“明天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由你向政治局传达”。
3月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林彪未来以外，到会的成员都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周恩来指定叶群把毛泽东的意见和会议讨论的情况报告给林彪。
事情本来到此可以划上一个句号。虽然不设国家主席并非一个圆满的处理，但也别无良策。谁知，一个星期之后，风云突变。
3月17日，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到是否设国家主席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康生、张春桥主张不设，吴法宪、李作鹏主张要设，由毛泽东来当。分歧还反映在宪法中是否写进“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句话。此言是林彪发明的，写进了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等人一直视此为一大功绩，是“高举”、“紧跟”的“专利”。而康生、张春桥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时，就知道了毛泽东讨厌这句话、严令删去的内情，所以主张在宪法中不写。但他们故意不说是毛泽东的意见，只一味坚持不要写，却暗中窃喜吴法宪等人越来越陷进圈套。不明就里的吴法宪则拼命抓住康生、张春桥的反对态度，以为既抓住了笔杆子们的一条罪状，又可以维护林彪的地位。
自中共“九大”以后即开始争权夺利的两个集团展开了各怀鬼胎的争斗。周恩来不露声色地审视着一切。他拿起了红色电话机，拨通武汉东湖，向汪东兴说明了怀仁堂的唇枪舌战，同时又送去了一封信。汪东兴把信呈交毛泽东时，转述了周恩来的电话内容。听说，毛泽东脸上立即显露出不快的神色，再次对汪东兴说：“不设国家主席的话，我早就说过了，还派你回京传达。宪法上不要写了，我也不当国家主席。”
缓缓的话语中蕴含着坚决的态度。
然而，林彪竟不为所动。
4月11日晚，林彪在终日不出的密室中踱来踱去，突然叫来秘书，口授了一个电话的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毛泽东考虑缓和中美关系叶群亲自打电话将这个意见告诉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听后笑了。他不无调侃地说：“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么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收敛笑容后，毛泽东又提笔在中央政治局转来的林彪意见上斩钉截铁地批了一句话：“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毛泽东的态度不容置疑，林彪也并不退让。于是，此后，演出了一场人所共知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庐山会议风云。但是，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前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还明显地表现在对外方针上，这一点则不曾为人们和后来的研究者注目。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著名声明，即《五·二○声明》。这个声明是乔冠华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其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孟子》名言的引用，使之增色不少。但毛泽东内心并不以为这个声明特别重要。他脑海深处，正在考虑做一篇缓和中美关系的大文章。
按照中央的安排，5月21日，毛泽东、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于上午9点，来到人民大会堂118室，这是毛泽东接见外宾的主要场所，又称湖南厅。他们会见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参加会见的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宾努首相。
笑容可掬的西哈努克一见面就赶上几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倾诉着感谢的话语。此刻，这个落难的王公感受到真正朋友的情谊。
3月19日，西哈努克一行从莫斯科抵达北京，这次国事访问却成了苏联卑劣的出卖。在西哈努克访问苏联期间，柬埔寨发生了政变，朗诺上台。苏联却严密封锁消息，不让亲王一行知道，又若无其事地照常接待他。礼送他出国的那天，才在飞机上告诉柬埔寨国内政变的消息，然后撒手而去。目瞪口呆的亲王倾刻无家可归。这时，中国政府伸出了援救之手，决定照常接待西哈努克亲王。他到达北京机场后，周恩来立即对他说：“我们已发表了亲王作为柬埔寨国家元首抵京的消息。”“只要亲王有决心斗争到底，我们一定支持你。”热泪盈眶的西哈努克于3月23日在北京发起成立了柬埔寨爱国统一战线。
见到毛泽东，西哈努克激动是自然的，而林彪那天的表现则有些反常。
早晨5点多钟，林彪就把秘书叫来。他坐在沙发上，慢吞吞地说：“今天我要参加天安门大会去。你们给我点点话题，我听听。”所谓话题，就是有关的国际形势，因为这是发布《五·二○声明》的大会。秘书从柬埔寨起头，又讲到越南、老挝人民的斗争，阿拉伯人民同以色列的斗争，苏联、美国的动向等等。忽然，秘书发现林彪头仰在沙发上，两眼紧闭，嘴巴微张地睡着了。秘书只好悄悄地退出来。
为了应付上午的大会，叶群立即布置给林彪打了一针兴奋剂，引起了林彪的亢进和反常。
林彪对着西哈努克，语无伦次地说着：“全力支持你们的斗争，打倒美帝国主义。。。地球是一个大火球。有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站得最高，不仅考虑中国，而且还考虑全世界。”毛泽东不冷不热地瞥了林彪一眼，对西哈努克笑着说：“他是讲打的。”林彪一反谦恭不语的常态，急急地争辩似的抢着说：“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
也许觉察到自己的抢白失态，林彪又赶紧唱起了高调：“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毛泽东思想普及全世界。毛主席将活得很长，毛主席将来会看到打垮美帝国主义、打垮苏联修正主义。。”听到这里，毛泽东不耐烦地把手一摆，说：“好了，就吹到这里，开会去。”
林彪反对中美关系缓和大家一起驱车来到了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红旗似海，万头攒动，汇集着几十万人，将举行首都人民支持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大会。林彪要在会上宣读《五·二○声明》。西哈努克情绪激动地在城楼上用中国话喊了十几次“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则报以“柬埔寨万岁！西哈努克亲王万岁”。西哈努克双手合拢，向毛泽东频频点头说：“我们有中国做我们的可靠后方，一定会战胜！”毛泽东却笑着回答：“没有中国，你们也行。”他掰开手指历数说：“华盛顿当时反对英国，他只有300万人口，战胜了英国，法国大革命时很困难，整个欧洲国家包围法国；列宁在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他们都胜利了嘛！”
表现失常的还是林彪。
对着麦克风，他用湖北腔大声说道：“我要发表讲话！。。我讲讲关于越南。。两个越南。。半个越南。。”显然，他离开了讲话稿，正在百万人大会上胡言乱语。好一阵子，林彪才开始宣读《声明》。
人们都为林彪的讲话表现吃惊，却没有注意到在谈话中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他是讲打的”及林彪辩白态度的份量。西哈努克更没有弄清这反映了中国头号人物和二号人物的什么不同。何谓“讲道理讲不清楚，就只有打”？分歧要从1969年冬季讲起。苏联日益嚣张的核战争威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使毛泽东迫切地感受到必须改变这种中国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两害取其轻，他考虑采取战国时代秦国远交近攻的战略。就在这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出了向中国表示缓和的一些姿态。他指派美国驻华沙的大使斯托塞尔与中国临时代办雷阳进行接触。中国政府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双方决定恢复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1970年3月，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中、美大使级会谈又暂告停止。但大门的门缝并未关死，双方都在试探、寻找更合适的方式。毛泽东、尼克松这两个东、西半球的顶尖人物，思路的电波已经开始串通。
林彪反对中、美缓和。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做，而是通过他的支持另一种倾向予以表示。
中、美关系能否缓和，一个关键在于越南问题能否解决。尼克松担任总统之后，采用各种战争手段都无法在越南取胜，开始试图从这个没膝的泥潭中拔出脚来。他需要一个契机。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通过谈判可以给美国一个台阶下，促使美军早日撤出越南。那么，剩下的南越政权便远不是越南北方的对手。胜利可以提前到来。因此，他为越南领导人提的建议是：多采取一些主力军作战，消灭美军的有生力量，在尼克松的背上击一猛掌，推动他痛下撤军的决心。
他在一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范文同、武元甲时建议，要在越南最南方金瓯半岛地区发展一些主力军，“从打小胜仗到打较大的胜仗，再到打大的胜仗”。他说：“单是打仗不搞政治活动，我看也不行。”
林彪则不同。写过《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他，在与越南领导人几次会谈中，设计了一个战略方针，简言之，就是一个字——“熬”。用游击战和美国人拖下去，既不进行正面主力作战，也不谈判，10、20年地拖下去。发展了游击战理论的毛泽东，深知游击战并不是解决战争的手段，只是促使敌我力量发生转变的过渡。“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越南领导人批判林彪说：“我们过去党内意见也不统一。一派人（指林彪）就是劝你们把美国抓住不放，一个字，叫作‘熬’，就是只能打游击战，不要打大仗。而我是劝你们要集中兵力打大仗。你不打败敌人，不打痛他，他是不那么舒服的呀！不是这样，你们谈判桌上得不了这样的结果。”
林彪为什么主张“熬”？因为，主要由军人组成的林彪集团在不胜不和的持续战争状态中，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林彪与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1972年7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外长舒曼时又说到林彪：“谁也没有赶他，谁也没有料到他会跑，坐一架飞机就上天了。他反对我们跟美国接近，跟你们西方接近。”
“九·一三事件”之前，毛泽东最后一次和林彪见面，是在1971年6月3日。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率领党代表团访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等在人民大会堂118室与他们举行了会谈。林彪未穿军装，神色呆滞，一言不发。几个月来，他一直顽固地拒绝检查庐山会议上的错误，放过了毛泽东给他的一次又一次机会。
毛泽东和齐奥塞斯库谈到中国的教育时，慢慢地说：“有些人口里说是听话的，但心里是埋怨的。这就要时间，慢慢来。”他瞟了林彪一眼。林彪仍是一言不发，毫无反应。
毛泽东提高了声调：“赫鲁晓夫叫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我说，把赫鲁晓夫请到北京大学讲学，讲他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柯西金不干，他说不好啊！”
除了外宾，在座的人谁都知道，“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明”语言。毛泽东这时把它与赫鲁晓夫联系起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林彪面色苍白，呆坐在那里。
未等接见结束，林彪就离开了118室。他独自一人坐到门外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上。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警卫员都在远处莫名其妙地愣愣望着林彪。他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脸上无一丝血色，仿佛一尊蜡人。118室里，毛泽东身边的座位空着。毛泽东泰然处之，依然谈笑风生。
直到会见结束，毛泽东和罗马尼亚贵宾离开了118室，林彪仍然独自一人坐在门外大厅里。
他在想什么？永远是一个谜。
此后不久，林彪去了北戴河。毛泽东开始了他震惊世界的南巡。
秋风再起的时节，林彪在外邦大漠身首异处，毛泽东也生了一场大病。
第三节“密使”再晤维也纳尼克松对中美关系的探索1969年初，尼克松以总统身份所进行的第一次国外旅行，便开始试探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他在巴黎与戴高乐总统会谈时，戴高乐告诉他：“对你们来说，与其在中国强大起来后而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早点承认。”他认为戴高乐的话是对的，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干的7亿人口的巨大潜力无疑将使中国成为经济巨人和军事巨人。他请求戴高乐通过法国驻华大使把一个口信转达给中国人，说他将结束美国卷入越南事务的状态。1969年4月新任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把尼克松的口信带到了北京。
接着，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改善关系的行动。7月21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将从7月23日起放宽对美国到中国旅行的限制，允许议员、记者、教员、学者、科学家和医生、红十字会代表到中国旅行，还允许在国外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购买一百美元的中国货物。7月23日，尼克松在白宫的草坪对一批学生说：我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那里中国人民和俄国人民及全世界的所有人民都能走在一起，一起谈话。
在中苏核大战危机期间，由于中国坚决反击的决心和充分的战争准备，也因为美国的强大压力，苏联终于放弃了进行核战争的愚蠢想法。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不仅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胆略，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尊严，而且也使美国总统尼克松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坚定了他打开中美交往关系大门的决心。
11月初，尼克松命令美国海军停止在台湾海峡的巡逻。12月12日，中国驻波兰代办雷阳邀请美国大使斯托塞尔在中国使馆会谈了一小时，这是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两年后双方代表的首次接触，这使美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从12月23日起，允许美国拥有的公司的外国子公司向中国出售非战略的物资。
1970年1月20日和2月20日，举行了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与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在华沙中国大使馆内和美国驻波兰大使馆举行了会谈，这使自1968年1月8日第134次会谈以来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会谈宣告恢复。在2月20日举行的第135次会谈中。斯托塞尔向中国建议，由美国政府派出一位高级代表到北京进行更深入的会谈。他遵照指示告诉雷阳：“美国在台湾有限的军事力量对贵国政府的安全并不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随着亚洲日益走向和平和稳定，我们将能够减少我们目前在台湾的军事设施。”雷阳在宣读的声明中，则建议双方继续在华沙举行大使级会谈，或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渠道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中国政府将乐于接受美国总统派出特使深入研究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4月7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公报中根据国外资产管制条例，规定国外子公司和外国公司同中国的贸易中，允许装有美国制造的非战略物资的部件输往中国。
布拉萨大酒店前的枪声1970年4月24日中午，蒋经国从纽约的皮耶饭店前往布拉萨大酒店，参加远东美国协会为他举行的午宴。这里的气氛很煞风景，有几十个台独联盟分子，手持要求台湾独立的标语向蒋经国示威。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的护送下到来。当他下车走近酒店的正门时，突然从正门两侧闪出两个刺客，其中一个迅速冲过警卫，在蒋经国身后掏出手枪就要射击，此时的蒋经国随着扇形转动门进入门内，正处在有效射程内。就在刺客将勾动扳机的一刹那，美方一名警卫抓住了刺客手腕向上一举，只听“砰”的一声枪响；同时，两名台方警卫挺身相挡，推了蒋经国一把，子弹从蒋经国身边上方飞过，射入墙壁。开枪的刺客挣扎着要冲进去打第二枪，被警卫关在转动门里就擒。
另一名刺客也被制服。
经美国警方审讯，刺客叫黄文雄和郑自才，都是台湾青年，系台独联盟的狂热分子。
布拉萨大酒店门前一声枪响，令美国朝野震惊。当夜零时30分，消息传到台北，84岁的蒋介石闻讯惊喜交集。蒋经国遇刺无恙，却留下种种谜团。这次从4月20日至24日的访问，是蒋经国第五次访美，是在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后的第一次访美。美国在接待礼仪上有过度不寻常的表现，以接待国家元首礼仪，包括动用三军仪仗、十九响礼炮，接待了一位“副首相”。蒋经国此次访美目的之一，是急于想知道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举行的华沙双边会谈，打算做何种让步。但是尼克松、基辛格和蒋经国会晤，除了惯常的外交辞令，没有透露一点信息。对蒋经国的其它要求，如更新军事装备等，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的承诺。给予那么高规格的接待，但却不给任何实惠，这对于台湾来说，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未来关系的谜团。”但令人费解的却是安全的“漏洞”。蒋经国此次访美安全措施，那是非常严密的。在公众场合都是内、中、外三围警卫。以蒋经国为中心的10米半径内为内围，除美国的礼宾人员外，全是台方贴身警卫；10米到20米内为中围，由美方便衣和穿警服警卫混合编组负责；20米到50米外，由美方警局武装人员负责。就是这样的三层警卫，竟使二个刺客混进外围，突进中围，接近内围，在距蒋经国10米多的地方开枪射击。这确实叫台湾警方对赫赫有名的美国警方迷惑不解，不能不说是一个“安全谜团。”
另外还有一个“马康卫谜团”。马康卫当时是美国驻台湾大使，他对蒋经国访美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卖劲。在蒋经国访美动身前，他先行返美去做“妥善安排”，结果却是蒋经国险些殒命。如果与马康卫的过去联系起来，那就更令人深思。马康卫在担任美国驻南朝鲜大使任内，发生了军事政变，90岁高龄的总统李承晚被赶下台，在马康卫“道义”的“保护下脱险”，被秘密送往美国夏威夷，老死在那里。以后马康卫继任驻越南大使，又发生了军事政变，总统吴庭艳在马康卫“道义”的“通知”下，乘座车逃亡，在离开总统府的半途被叛军乱枪射杀。总之，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马康卫到哪里哪里就有灾星出现？马康卫为蒋经国访美的“妥善安排”与遇刺有没有什么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马康卫谜团”。
以上种种谜团，随着时光的流逝，有的已经解开。“未来关系的谜团”，以尼克松1972年2月的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说明，尼克松此次邀请台湾政权核心人物之一的蒋经国访美，是向台湾“道别的一种方式”。“安全谜团”也已理出了头绪，擒凶的美方警卫与行刺阴谋无关，那名及时抓住刺客手腕而使蒋经国无恙的美方警卫，确是尽职尽责，为此蒋经国将自己当时所戴贵重手表相赠，以谢救命之恩。当然台方有功警卫也更亏待不了，在关键时刻挺身救驾的钟湖滨、温哈熊由于一挡一推，表现了特有的“忠诚”，分别被拔攫为中视公司总经理和联勤总司令。至于两个刺客的行刺目的，则是为制造台湾独立服务，行刺是台独政治运动的一项行动。关于“马康卫谜团”至今乃是不解之谜，也许谜底在美联邦调查局的绝密档案里。
当天蒋经国遇刺无恙，照样按原计划进入布拉萨大酒店赴宴。宴会未终，美国捷足记者追踪而至，请他发表“遇刺感想”。美国记者之如此突发新闻采访，令贵宾大为折服。蒋经国说：“这些怀有异见的人，他们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向我陈述，我一定接见。至于这两个被逮捕的无知青年，我希望美国把他们释放。”美国果然成就蒋经国的仁爱之心，释放了刺客，理由是未伤及刺客所要刺之人。
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国务卿罗杰斯在闻讯后，都当面向他们请来的贵宾表达了“美国式的歉意”。不过还说因为美国是一个“完全民主开放的国家”，诸如此类事情的发生，绝非特例，譬如肯尼迪总统也一样遇刺啊，而且被刺殒命哩！因此希望勿因“意外事件”而介意，更希望不影响双方长久深厚的感情。蒋经国则答：“昨天事情发生之当时，我并未受惊，事后我第一个关心的事则为有没有人因我的来访，而被这一‘意外事件’受到误伤，在知道没有人受到误伤之后，我就如释重负了。一天之后，如不是总统先生和国务卿先生提起，我几乎都已忘了这一‘意外事件’了。”
路易斯为失约道歉1970年3月，路易斯给魏景蒙寄来了复活节卡片。8月22日自哥本哈根来电，称会停留至下周中，9月15日至9月底会在大阪，希望在博览会上与魏晤面，或可过境台北或马来西亚时，在机场晤面。路称，可随时以他住家为联络点。口气非常认真。
8月27日，魏景蒙自日月潭回台北后，即电路易斯。次日，魏在家中接到路8月6日自缅甸寄来的信函，希望见面，大约8月20日在哥本哈根，抵达后即电魏，最好致电其家说明行程。夜间，魏打电话至哥本哈根，路易斯已离丹麦。9月3日，“行政院副院长”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嘱复函路易斯。其内容大意如此：8月6日来信收到，昨日电话才知“你已走了”。如有此需要，10月底11月初可在罗马见面。
9月12日，罗启持函飞罗马，魏交待：9月17日寄第一封信，18日寄
第二封信。
9月15日，“大使馆”来电：“路易斯赴塞普路斯，希望来台被拒绝。”9月25日下午5时30分，路易斯自塞普路斯来电话：“9月29日在曼谷过境，希望来台过境。”
魏答：“不必来台，速电家中读我罗马函。”
路易斯：“何时可见面？”
答：“如有必要，10月底11月初。”10月1日，上午9时45分，路易斯从瑞士苏黎世来电话，称：“信已收到，10月底可能在德黑兰。”
魏：“不能在德黑兰见面。”
路：“能早见否？”
答：“不能。”
路：“最早何时何地。”
答：“11月1日在罗马伊登旅馆，已订房。”
10月1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如果谈到他的家务事，要断然拒绝。外蒙古和边界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你可问之‘你们何时及如何帮我们的忙？告诉罗启，把会面地点改到维也纳，仍在同一天、同一家旅馆。”
魏景蒙通知欧洲的罗启，赶紧打电话给路易斯太太，通知改地点。如果路易斯10月31日不在维也纳，就从维也纳打电话至罗马，并发电报。
10月28日12时30分，路易斯从南斯拉夫来电，称他同意改地点，并会在10月30日住进劳顿旅馆（LandonHotel）大约待到11月1日。并说他有点犹豫，因为须获维也纳签证，他建议在南斯拉夫见面，魏以同样理由回绝。
10月29日上午9时5分，罗启来电。魏告诉他：“已和路易斯接触，在维也纳乡村旅馆见面，时间在10月30日至11月1日之间。”
1970年10月30日，路易斯住进了亚士都旅馆309号房。
下午2时，路易斯来劳顿，在离旅馆5公里的马路与魏会面。他先为去年10月失约，未在罗马晤面道歉，因为莫斯科的鸽派觉得，如果晤面，会破坏北京会谈，将是很困窘的事，鸽派的代表为柯西金。
鹰派需要“弹药”
在这次谈话中，路易斯一再抱怨电话太难接通，导致多次未能和魏联络上。路问：“有无可靠的中间人在维也纳或新加坡，或吉隆坡。能否给我台北的过境签证，以便急需时用。”魏略加思考反问请看小说网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此次要求见面的理由安在？”
路答：“明年3月（已延开二次）将召开苏共代表大会，会充分讨论权力问题，这是‘鹰派’表明他们观点的重要时刻。在台北时，蒋经国曾告诉我，毛死后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可能更恶化，我在多个场合转达了此一观点，效果甚佳。但如今‘鸽派’认为，柯西金已与周恩来晤面，并建立了会谈管道，且双方并无战事，情况已经很好了。‘鹰派’说，‘你不能保证将来没有战争，而且只会给毛泽东更多的时间来准备战争。’如果台湾可以提供情报，证明毛泽东在积极准备发动更大的战争（对抗莫斯科），我就可以充分利用。
“除了提供匪情外，台湾应再有一份假设的声明，告诉莫斯科台湾希望他们做什么以便消灭毛泽东。”
魏问：“苏联愿意做到什么程度，以及莫斯科能做些什么？”
路说：“上回在维也纳，苏联已经很确定的承诺，如果国共交战，苏联不会帮中共。这一次，更进一步的说，苏联愿和中华民国合作来消灭毛。”他们约谈了30分钟，因来往的人愈来愈多，便决定离开，到美丽的乡间去转一圈，并且继续会谈。
路易斯在匈牙利租了一辆车，和太太一道开到维也纳来。两人上车后，路问魏：“你们有什么‘弹药’可以给鹰派，好让他们在大会里能提出可信的证据。”
魏说：“这件事一定要在高层会谈中讨论。”
路不同意，说：“认为高层之间要先有桥，我们就是桥。德国与苏联谈判即像我们这样谈成的。”
魏说：“若干至关紧要的事，只能在高阶层说，例如官方承认或者共同发展西北或东北。”路说：“这些事不应在现阶段列入谈判，因为它们还太遥远了。目前我方的兴趣是双方应如何在政治上及军事上进行合作，以消灭毛泽东。因为苏联已开始意识到，和毛泽东已毫无希望复合，而且毛之后也不会有亲苏派，因此毛帮非消灭不可。”
魏问：“双方如果合作，莫斯科能做些什么事。”
答：“莫斯科当然不会派遣大批军队到大陆和毛作战，不过，苏联可以配合台湾的行动，在你们发动反攻时，先以飞弹摧毁中共的海防基地。很明显的，美国不会帮你们打反攻之战，苏联是唯一‘有兴趣’的强权。美国已与和北京会谈，台湾日益丧失外交承认，加拿大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不会站在你们这一边，如果你们不能在未来两三年之内反攻，就可能再也没机会消灭毛。”
为了说服“鸽派”
魏回答：“国不在大小，兵不在多寡之论，我们有领袖、有主义，我们有信心，我们不怕，我们会成功。我在和美国人接触中了解，如果中共和苏联发生战争，美国一定是帮助中共的。”
路：“克里姆林宫正在积极准备3月的大会，我希望有材料（不需书面），口头即可，愈快愈好，最好在11月15日至20日之间。此外，中共的和平攻势日益加强，苏联很不高兴，但又不好公开说。”
魏说：“我们要消灭毛泽东，目的在解除人民的苦难；防止核子战争爆发，以免上亿无辜中国人丧生，我们反对在中国或任何地方进行核子战争，因此，必须阻止老毛使用核子武器。毛曾说，如果核战导致3亿中国人死亡，中国还有4亿人活着，他一点也不在乎。我们也知道，苏联之所以对我们的反攻有兴趣，是为了它自己的理由，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政策和原则，即使初始成功，日后必有无穷麻烦。如一旦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起冲突，苏联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在‘鸽派”、‘鹰派’来看，答案是一致的——就是置身事外。”
路说：“克里姆林宫的领袖知道，国民党和蒋介石要比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好，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服他们，毛的接班人不可能对苏联友好，那么鸽派就不会再对他们抱希望。。关于中华民国和苏联在军事或政治上合作的事，并不一定要进入细节，它可以是很简单的——理论上的，或者是假设性的。”
由于台湾没法提供一个在路易斯活动范围内的联络地点，路易斯只好把他岳母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给魏，叫魏把他们下次会面的地点告诉她。
路说：“我会在欧洲游历一阵子，大约到11月下旬，等你的电话。北京会谈很快就会在莫斯科召开，为什么？为了面子。莫斯科新任驻北京大使是个畜牲，所以莫斯科派他赴任。”
路给魏看一份哥本哈根的剪报——“陶普斯号”船员事件（苏联油船船员，在台湾海域被捕）。路说：或许这是他来台北的一个好借口，他要魏替他想办法。他给魏几封信和照片，好让他交给“陶普斯号”船员。
他们谈完后，魏看手表，正好下午6点。
分手时，路约定魏在他的亚士都旅馆309房见面，和他们夫妇共进午餐。席上路说：“克里姆林宫知道苏联的粮食问题很大，最简易的解决之道，是给人民工作，但这不行，因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这样做，共产主义的根基就没了。”
10月30日，魏景蒙在日记上写了关于“鸽派”和“鹰派”：“柯西金代表鸽派，布里兹涅夫代表鹰派，后者会胜。柯西金那一帮有长期和老毛打交道的经验，但布和国民党并没有很多经历。”10月31日，亚士都旅馆309房。
这是栋老旧的英国旅馆，魏到那去见路易斯，他太太珍妮佛是个很英国化的精明女子，有3个孩子，都是男的，她还想生个女儿。
他们给魏景蒙看小孩的照片，他们的大房子，还有一间加盖的，充作书房或书室。
他们到餐厅午餐，决定餐后开车到乡下兜风以便谈话。
最后一次谈话大约两点半吃完，他们沿着17号公路驶往维也纳森林。下午6点时许返回维也纳，第二天，路易斯离此前往苏黎世和罗马。
这段兜风是要做最后一次谈话，看看还有那颗石头没被翻开。
魏先打开话题，这是他昨晚在旅馆就想好的。魏说：“我们昨天谈的两点，由于时间不够，可能很难做到。不过第一点我们比较容易做到，因为北京利用和谈暗中积极准备攻打苏联的策略，是众所周知之事。他们‘赤化亚洲’的计划已定，正积极推动。苏联希望我们提供一些情报——不论是已发表的或未发表的，都欢迎。毛打算动用核子武器，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如果加以宣扬，对他和对目标都有帮助。
“第二点，关于莫斯科合作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的计划。这一点台北很难准备，这需要召开高层幕僚会议。做这种计划，非我智慧所及。”
路易斯进一步建议，“台湾可说出需要那些装备，要多少，以及需要何种政治支援。（若有必要可分阶段。”他拟了一个草案，“比方说，台湾可提出，希望在展开登陆前，苏联先以飞弹摧毁台海对岸的海防武器。
“又譬如，台湾可以要求苏联提供轰炸机去摧毁罗布泊等等。让台飞行员使用西伯利亚或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
他解释，“老美不会帮你们反攻大陆，只想要台湾和老毛保持和平，而苏联却会帮你们光复大陆。这两件事并不冲突，你们可以以概略的方式说。”魏说：“我们原则同意你们的军事行动。”
路说：“你们能做的，以及你们希望苏联做什么，何时希望苏联协同你们的行动。一旦这些构想被认为可行，我们会‘立刻’与贵方军事将领展开数次会谈。这样做对台湾毫无所失，因为，台湾早已誓言要反攻大陆，而苏联可以帮助。简言之，我们要利用第一点来说服克里姆林宫领袖，和毛泽东是不可能和平的，中国大陆不会有人对苏联友好。如果这一点获认可，下一步就是要消灭毛泽东。
“这里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草案，上面列出苏联可以如何合作以共襄盛举。一旦同意了，军事和政治领袖会共同磋商如何采取行动。”
魏说：“容我坦白讲，假使我们成功登陆了，而‘鸽派’却扯后腿，危及我们的计划，怎么办？”
路说：“第一步只是试探动作，这个问题可日后再谈。在社会主义世界，是容不下两个领导人的，一旦两人有冲突，其中之一必不择手段干掉另一个。在这种时候，宁可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也不能容许内部存在一个背叛的社会主义领导人。台北和莫斯科之间太难联系，随时都可能发生紧急状况，但像现在却要花上一星期或10天才能联络上，实在荒谬。有些国家根本就和台北没有电话联系，有些国家的电话则遭窃听，台湾应该给我方几个人名，好让苏方能安全传递信息。希望在维也纳、罗马、吉隆坡、新加坡或斐济、蒲隆地都能有一个人。”
魏问：“柏林如何？”
路摇头说：“那个间谍窝一点也不好。”
魏给他朱新民的电话，告诉他：“这只是作为紧急联络管道之用，我会在10月31日晚上告诉了朱。”
第四节台湾当局酝酿对策驻苏“贸易商”来电1970年11月6日，魏景蒙一回到台北，就收到台湾派往苏联的“贸易商”朱新民的电报：Party concerned asks your cable stating remmit－ance date sincenecessary．Journey for establishments registration before Nov12晚11时30分向蒋经国报告会晤经过。当谈到苏联“陶普斯”号船员之事时，蒋说：“这或许是个好主意。这批船员是1954年7月23日为我海军截获的，共42名。其中大部分已于1955、1957和1958年分三批释放，下次释放“陶普斯号”船员之前，先通知路易斯释放的时间和将去的地点，再通知美国记者。中共释放了美国犯人，我们何不也放人。”
同时，罗启在机场也转来朱新民的电报，内容同上。
11月7日上午8时，魏景蒙陪同蒋经国赴士林官邸，向蒋介石报告，约45分钟。报告内容：此次在维也纳与路易斯见面，前后两次共8个小时。察其态度堪称积极，惟有时表示作双方之掮客口吻。此次约谈重点为了苏联将于明年3月间召开全代会，对将来共匪之政策有所决定，故要求我方及早（勿迟于11月20日）将两项资料口头上告路易斯，以便运用。
1．毛匪之生前与死后，大陆情形决无任何希望与苏联友好。相反的，毛匪正利用北平和谈，暗中积极准备大举进攻苏联。（匪美谈判应为此举）。2．根据以上事实判断，苏联只有倒毛一条路可走。因此，与我合同，可期成功。况美国之态度是不支持台湾反攻，但选择我政府与毛匪间，美国当愿我政府回主中国。苏联之态度是如果决定倒毛，最合理的途径是与台湾合作，国民党回大陆一定比毛匪好。因此必须要了解台湾是否确实有意合作。如有诚意，则需要苏联何种军事援助，及何种配合军事的行动以期成功。路易斯以为上次接触已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若我与匪有军事行动时，苏联认为是中国国内问题，不予参与。
此次会谈是进一步谈苏联参加合同倒毛行动上问题。谨将两次谈话内容记录谨陈察看。
魏景蒙记录如下：10月24日飞德国京城（英国签证未得到）。26——27日在波昂召英、比、德三处负责人谈话，指示今后国际形势动荡中之中心工作。
10月27日——11月2日在维也纳。
10月28日，电莫斯科，请路易斯改在维也纳同时在旧饭店见面。罗马空气不好，路易斯复电话，10月30日见面。
10月30日晨，路来电约下午两时在旅社外马路上见面，路易斯开车，并在郊外小吃店边吃边谈。然后在郊外驰车谈话。前后共4小时。
10月31日，又在路之旅馆中与其英国妻子3人共进午餐，然后再驰车郊外，又有4个小时之久，前后共8个小时。（并非皆在谈此事）。
所谈内容略之如下：1．道歉去年爽约之事，实北京谈判问题。
2．过去接触得到了一个具体结果：苏不干涉国共内乱。现在是进一步而为合作倒毛了。
3．明年3月间莫斯科召开人代会，为重要政策之决定，一切政策问题在积极筹备之中。要求我们给他两点参考资料：a、毛共与苏联不共戴天，非打不能倒毛。无亲苏派。。中共准备大举攻苏。b、因此之故，台苏之间应可合作倒毛工作。在此点上强调我愿合作倒毛；希望苏方之合作如下：（譬如，D日登陆，苏方先以火箭摧毁海防武器。利用苏联基地消灭罗布泊及其他重要设施等等。并说明合作及配合的好，大约若干时间可消灭之。不必细数，可分几个时期。
蒋介石关心苏方诚意蒋介石看完记录后问：“对方的态度，是否诚恳？”
魏答：“是。但有时候摆出做掮客的样子。”
蒋介石又转问蒋经国有关“陶普斯”与船员的事。
蒋经国回答：“美国曾提到此事，并说是受红十字会之请，他们不愿碰这件事，希望我们直接与红十字会打交道。
蒋介石又问：“我们有没有和朱新民通密码？”
魏：“是经过外交部。”
蒋介石：“要早一点做好决定。今晚完成书面报告。”
魏于当晚做好报告，8日上午9时到七海山庄呈交蒋经国。
11月9日，蒋经国指示：1．如果朋友要钱，告诉他没问题。10日发电朱新民，请他转告路易斯，汇款不久就到。
2．13日由罗启从曼谷寄电报给伦敦路易斯的岳母，请她转告路易斯，电文为：1970年11月13日亲爱的史泰敦夫人：请在您方便时，将下列讯息转达令郎路易斯，本人将不胜感激：“公司已原则同意。
一俟我方研究细节后，即会做决定。”
TANALIN敬启由于路易斯要在欧洲停留到11月中旬以等待台方的回音，所以给了魏景蒙他岳母之外另一个在布鲁塞尔的紧急联络人地址和电话：MR．EUGENESTANOGLOV20，SOUAUDESSOLDOSCHBRUSELLES电话：493473在这个联络点，魏与路取得了联系，路告诉魏：“我的妻子珍妮佛将马上回莫斯科。“陶普斯号”船员的事，让老美介入使他们获释，是很愚蠢的，何不让我来做这件事的宣传工作，至于我该怎么做，悉听台湾的指示，这样做，可使我在苏联人眼中有面子，也可给我借口能够“公开”到台北去。另外，我受够了台湾大使馆不友好的方式，每当有急事想联络大使馆时，总是受到刁难。有关过境签证，希望能在11月10日到20日之间交给我。问候蒋经国和其他人好。”
11月16日，蒋经国告诉魏：“总统明天要见你。”17日，蒋介石再次召见魏景蒙，至于台湾究应透过打电话给路易斯的岳母，答复他“我们对两点都同意”，还是应由魏亲自再跑一趟，当面告诉路台湾对两点的答复，蒋介石也难以作决。
第五节周恩来的一步好棋一段优美的小插曲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这正是春雨绵绵、樱花怒放的时节，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也正在激烈地进行着。
在紧张的比赛中，美国19岁的运动员格伦·科恩和我国著名选手庄则栋合奏出了一段优美的小插曲，这段乐曲将伴随着中美人民的友好不断流传下去。
格伦·科恩，这位美国洛杉矶圣莫尼卡学院19岁的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时是一个“业余乒乓球和完全的嬉皮士”，一头长发，一条紫色的印花喇叭裤，当他带着满不在乎的神情准备乘车去比赛馆时，竟找不着自己乘坐的汽车了。
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一着急，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停住，科恩扶了扶帽子，一步跳上车。
科恩长吁一口气，放下心来。抬头一看，他不禁暗暗吃惊，车上的全是中国人。中国青年们都不约而同地朝站在车门口的科恩礼貌的笑了笑，但是，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车里静静的。
科恩一个人站在车门口，由于没有人同他搭话，科恩感到有点窘迫。
这时，在大轿车最后一排座位上，庄则栋站了起来。
庄则栋跨前几步，来到科恩身边，科恩认出了他，惊喜地叫道：“你是庄先生！”
庄则栋点点头，一边对科恩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车上，我们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上车，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
说着，庄则栋伸手到包里取礼物。
就是这时，他身后响起一迭声的轻轻呼唤：“小庄，小庄，别，别。。”
还有人在庄则栋衣服后摆拉了一把。
来名古屋之前，按事先约定，中国人是不宜于主动向美国人打招呼的，更不用说赠送礼物。当时中美关系还是处于一种公开的对立状态，这都是人们不得不考虑的。
庄则栋还是从包里取出了东西。那是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织锦上是一幅黄山风景图，奇峰奇树，烟云缭绕。庄则栋把它递给科恩，说：“这个送给你。”
科恩满心欢喜地接过来。他从迷上兵乓球的时候就知道中国的庄则栋了，庄则栋曾蝉联三届世界男子单打冠军。科恩忙着称谢，一边有些慌乱地在自己的挎包里搜寻起来。
“天啊！”科恩大叫：“我什么也没带，连把梳子也没有。可是，我一定要送你一件什么。。”
轿车在比赛馆前停住了，庄则栋首先跳下去，接着是科恩。没想到迎面而来的竟是一群手举照像机的记者。“科恩上了中国人的车。”消息闪电般传开，记者们以惊人的速度蜂涌而至。
科恩的双眼被闪光灯照得睁不开了，他索性把那幅漂亮的织锦用双手高高举起，任人拍摄。在众多记者的要求下，科恩拉住了庄则栋，两人靠在一起摆姿势，让记者们拍照，然后握手道别。
科恩回到饭店，认真琢磨开了，应该给庄先生回赠一件什么礼物呢？科恩在名古屋令人眼花燎乱的商店前寻觅着，最后他看中了一件红白蓝三色的运动衣，运动衣上印着英文字样：“听其自然”，科恩立刻买了两件，一件留给自己，一件当作礼物。
第二天，科恩刚出现在赛场，电视台的摄像机立刻盯上了他，大群的记者跑过来，问他：“你和中国的庄先生交上朋友了？”
这个提问却使科恩不知怎样回答才得体，他一扭头，巧的是庄则栋正出现在场的另一头，科恩急忙大叫起来。庄则栋和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一同走来。科恩上前把他拉到电视摄像机前，事情的发生再一次快得不可思议，在短短十余秒里，体育馆内的记者持着照像机都迅速地跑来，把两位新闻人物团团围住。
“你好！”科恩热情地打着招呼。
庄则栋也友好地冲他笑了笑。
记者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科恩费了好大劲儿才从挎包里取出准备当作礼物的运动衣。
科恩大声说：“我有一件礼物要送给你，庄先生。”他把运动衣递过去，庄则栋点点头，微笑着收下来。然后，科恩双手展开织锦高高举过头顶，庄则栋也以同样的姿势高高举起了运动衣。两个人站在一起，四周响起一片“嚓嚓”的照像机快门启动声。
接着，紧紧地，四只手握在了一起。
日本记者还是围住科恩不放，其中一个紧紧追问：“科恩先生，你对中国人如何评价？”
“哦，中国人非常友好，我还和他们练过球。”科恩答道。“那么，你愿意去中国访问吗？”
“当然啦，我特别想去。”科恩的回答十分坦率、干脆。
毛泽东临时改变决定1971年4月6日深夜。也可以说是4月7日凌晨了。中南海“游泳池”
的书房里还亮着灯。毛泽东神色专注地看着今天下午，不，应该说是昨天下午送来的“大参考”，上面登载着数则我国世界冠军跟美国乒乓球员、嬉皮士科恩交朋友的消息。
一个中国运动员与一个美国运动员的来往，竟然引起西方新闻界如此关注，纷纷花了大篇幅详加报道。连正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新闻都比不上这两个运动员交往的新闻引人注目。。毛泽东认真地思考着，目光不知不觉地移到了大写字台桌面上。柔和的台灯光下，那台已经用得光滑发亮的镇纸下压着一份请示报告。这是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打来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
报告上，周恩来已经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又在旁边用铅笔添上了一段话：“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活动。”
报告是4月3日打的。当时，在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在紧张进行着。
一天前，毛泽东已经在看完后的报告上圈批了意见。秘书就此对外交部与体委作了传达：主席已经同意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时，名古屋的世界乒乓球棉标赛已经接近了尾声，各个单项的决赛或半决赛正在进行。4月6日下午4点半，住在藤久观光旅馆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已经接到了国内的指示：“。。可以告诉美国队现在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应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活动。”指示还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加拿大队领队沃尔登女士的美国籍女友不宜在此次来华。
接到了国内的明确指示，代表团负责人赵正洪和宋中作了商量，决定立即通知沃尔登和女友纽伯格女士。至于美国队访华的事，他们只是口头表达过愿望而从来没有正式提出过要求，也不必为此专门前去告知，等到在哪儿相遇时打一声招呼即可。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事已经作罢，划句号了。可是，毛泽东还将这份报告留在他的写字台上，并没有让秘书拿走归档。这件事，还是他思维的焦点。
周恩来在午夜前来过。又谈起过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传来的信息。还谈起了美国国务院3月15日宣布取消对待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并说今后只要有正当目的，均可到中国访问。白宫新闻发言人在情况介绍会上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决定，说：“我们希望对方会有互惠的行动，但我们不会因为无此行动而裹足不前。”联系到2月底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表示“准备与北京对话”，称“美国准备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大家庭中起建设性的作用”，周恩来感到，种种迹象表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折关头；周恩来并不认为不同意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是正确的。美国人想到中国来，已经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在一年以前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不但是总统说想来，就是乒乓球队也想来，中国将作出什么反应？
首先该让谁到中国，让尼克松总统？让那个犹太教授基辛格？还是让这伙已经到了门口的球员？
毛泽东面临决策。
周恩来还汇报了外交部和体委的头头讨论邀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多数同志认为，主席和斯诺讲过，欢迎尼克松到北京，有问题需要跟他解决；现在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未必有利。少数几位同志持相反意见，认为现在未必不是时候，要是邀请美国队访华，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势头。主席也说过，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中。周恩来说，打那个报告是老一套，是按老规矩办事，根本看不到当前情况的变化。当然，这是指外交部，体委不能怪它，它不懂外交。外交部应该掌握好这个大局。时机难逢，稍纵即逝。
毛泽东深思着，沉默了。周恩来告辞了。
毛泽东的目光又回到了“大参考”上，他的思绪在活跃着。20天前，周恩来亲笔写来报告，请示派我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问题，鉴于西哈努克的柬埔寨王国政府向我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有权派球队去名古屋参加乒乓球比赛，提议驱逐他们，周恩来写报告提出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比赛的方针。
他批示了，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比赛快要结束了。看来，尽管有日本右翼反动势力进行捣乱，死人的事并没有发生。想不到却发生了美国乒乓球队表示想来华访问的事。他跟斯诺说过，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今天已经是4月7日了。这是31届锦标赛的最后一天，所有的冠军都在今天决出来，发奖，闭幕。想来中国访问的美国乒乓球队，已经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近在咫尺了。让美国乒乓球队打头阵有何不可？它将为尼克松或是他的特使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他丝毫没有睡意，就像烽火岁月的时候沉浸在大战前夕的兴奋之中一样。4月的北京天已经亮得早了。屋外有呼呼的风声。天边已经渗出几抹宣纸一般的白色。他毅然作出决定，要秘书转告周恩来，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基辛格感到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擘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把美国惊呆了。把世界轰动了。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
4月7日，上午10点，美国乒乓球队的副领队拉福德·哈里森遇到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宋中。宋中向哈里森转达了正式邀请。惊喜的哈里森当即从下榻的皇宫饭店往东京美国驻日使馆打电话，询问有关护照问题。美国驻日大使阿明·迈那不在，接电话的使馆官员威廉·坎宁听说后当场表示，建议哈里森接受邀请。因为大使馆已经接到通知，国务院已经宣布总统决定取消了对待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坎宁根据自己的理解，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改善关系，当然可以建议美国球队接受中国方面的邀请。
坎宁打罢电话迅速找到了迈那大使汇报。迈耶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告诉华盛顿，这样可以给华盛顿一个机会，对建议中的访华旅行可以给予鼓励或者加以阻止。大使馆给美国国务院发了一份加急电报。
此时，东京正午刚过，华盛顿已是午夜。接到电报的罗杰斯国务卿不敢怠慢，署上了意见当即送往白宫。意见写道：“虽然我们还无法断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邀请的用意起码有一部分是作为回答美国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的一种姿态。”
尼克松看了电报，喜出望外，马上批准美国乒乓球队接受邀请。中国人的主动行动以他意想不到的方式进行着。这个行动包含了什么样的信息？美国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反应？
尼克松连夜将内阁成员召来，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开会的人员到来之前，尼克松嘱咐基辛格作一下准备，让基辛格在会上就对华新政策作一个概述。尼克松也没有忘记嘱咐，关于与中国在秘密渠道的信件来往及美国的作法不能透露，只能让必须知道的人知道。
基辛格读了电报，也受到震撼。他的感受更为深沉、复杂。他这个学富五车，以高傲自信著称的人，都不能不惊叹中国人行动的高明。如果说，从1969、1970年中美两国的外交小步舞使他觉得对手也懂外交的话，中国人今天这一着使他觉得对手不凡。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外交巨孽。他在这一场复杂的外交围棋赛中遇到了一个高手。那些庸俗肤浅之辈导演不出那样的外交杰作来。他不由地产生与之较量一番的兴奋。
等一会，他将奉总统之命阐述美国的对华新政策。要知道，两年多以前，也就是1969年底，他受聘来到白宫以前，并不是一个中国通。关于中国的知识，无论是基本知识还是对细微变化的鉴别能力，他都等于零。他连筷子都不会用。
他读过几本毛泽东的哲学和军事著作。在他1957年出版的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中，摘引过毛泽东的一些警句；但是，书中对“中苏战略思想”分析，还是套用了杜勒斯的冷战观点，把中苏当作“铁板一块”的。1964年10月，中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把基辛格吓了一跳。他感到中国就要怒气冲冲地对全世界进行侵略了。而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基辛格看来简直是无法无天，不可思议，8亿中国人简直是疯了。中苏分歧公开化以后，他开始同情苏联人，认为中国人更好斗，更富于侵略性。后来基辛格不但改变观点，而且对新中国有他独到的认识。他向往着飞往中国。——在乒乓球队访华之后，作为总统特使飞往中国。他顶感到这个日子在迫近。使他感到得意的是，他得到的消息中，中国的官员已经在向外国驻北京的使节打听他基辛格了。据说，他们对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怀有敬意，他们看过他的书，他们放出风来：“愿意见见基辛格，同这位高手较量较量。。”
内阁会议室里灯火通亮，该到会的成员都连夜赶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会议就要开始。基辛格收拾好了文件，走进了会议室。
他刚刚慢条斯理、胸有成竹地坐下，放下文件夹子，尼克松已经从连接总统椭圆办公室的那个门走进来。总统的气色显得格外好。
周恩来赢得一束深红色的玫瑰驻北京的绝大多数西方外交官都期望着能够见一见这个久负盛名、魅力迷人的总理。可是，他们来到北京好些年了，都还未能实现这个愿望。只有个别人因为特殊的背景而获得周恩来的接见，例如法国驻华大使艾蒂安·马纳克。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的全体成员与随团记者。这真使驻京的西方外交官们羡慕死了。为此，连在京的加拿大、英国、哥伦比亚、尼日利亚4国乒乓球代表团成员也一块同时获得接见。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借用中国一句老成语，这叫“陪太子读书”。
这天下午2点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乒乓球代表团。随团采访的美联社驻东京记者罗德里克在周恩来来到美国代表团坐席跟前时，想了一个花招，以一种弯膝半蹲的姿势，有意识引起周恩来注意，罗德里克曾在40年代访问延安时，见过周恩来。
周恩来素以有惊人的记忆力著称，他马上认出了罗德里克，走过去首先跟罗德里克握手：“这不是罗德里克先生么？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两人紧紧地握手。56岁的罗德里克因为周恩来相隔多年了还认得出自己，十分感动，紧握着周恩来的手直摇。周恩来盯着他：“我记得你在1946年访问延安时，还是个青年。”
“我在富丽辉煌的大会堂见到总理，想起在延安窑洞里、在油灯下跟总理促膝夜谈，感慨万千。你们伟大的国家伟大的革命前进了。”
“你是历史的见证人哟。”
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作了讲话：“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们热烈地鼓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确实是被当作前来打开中美友好关系之门的外交使节而得到特别接待与隆重欢迎的。
有关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的所有具体安排，都在周恩来直接掌握之中。其中比较重要的安排与做法，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有关美国代表团在华活动的消息发布，《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参考消息》的报道篇幅，都由周恩来掌握。甚至连美国客人下榻的宾馆，用餐的方式，周恩来也亲自过问。
旅游、比赛、看戏，所有的日程也都是周恩来最后决定的。中国的国宝博物馆故宫，在“文化大革命”中关闭了几年。周恩来这次批示：“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首先接待美国客人。周恩来十分关注比赛，再次提到：“我们都胜不好，要让他们赢一点，还要教他们。”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拟好的中美乒乓球友谊比赛的实况转播稿，周恩来也亲自过目，加以修改。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实际上获得的，是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外交特使的礼遇。他们这几天的切身感受到的当然是那特别热烈的掌声。
周恩来问大家：“你们住的怎么样？习惯中国菜的口味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
科恩倏地站了起来，他穿了件西装，没打领带，仍是长发披肩。科恩略为欠欠身子，大声地说：“总理先生，我想知道您对美国嬉皮士的看法。”斯廷霍文事前叮嘱过这个格外活跃的科恩，要科恩不要随便拿问题打扰周恩来。这时，斯廷霍文焦急地朝科恩打手势，仍阻挡不住。
大厅里静静的，人们都关心地望着周恩来。
周恩来客气地微笑着打量了科恩一眼，瞄了瞄那蓬松飘垂的长发，说：“看样子，你也是个嬉皮士■。”
周恩来继而把眼光转向大家：“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在这种变化成型以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也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可以容许的。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经为寻求真理尝试过各种各样的途径。”科恩正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学的是历史和政治学。他原以为在这个最革命的国家，听它的总理评价嬉皮士，一定会听到那种“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没落的生活方式”之类的训词，结果，出人意料。周恩来并没有用革命的大道理训人，还表示出十分理解当代青年的思想。科恩不由自主地为周恩来所折服，钦佩而信服地听着。
周恩来又将眼光转向科恩：“要是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你说是么？”
科恩耸耸肩，友好而诚恳地笑着点了点头。
周恩来略略停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我的意见。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周恩来这番话，在第二天，几乎被所有的世界大报与通讯社报道。4月16日，科恩的母亲从美国加州威斯沃德托人通过香港，将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送给周恩来总理，感谢周恩来对她的儿子讲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
事后，基辛格评论说：“这整个事情是周恩来的代表作。跟中国人的所有举动一样，它有许多层意义；描画得光彩夺目的表面是最不重要的部分。对这些美国青年的邀请的最明显的意义是：它像征着中国已承担了和美国改善关系的义务；而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保证——比通过任何渠道发出的外交信息都更有份量——现在肯定将被邀请的使节将来踏上的是友好国家的国土。”“由于这些选手不可能代表某一种政治倾向，这做法更加具有吸引力。这样中国就可以在根本不可能刺激美国评论界的情况下表明它的真意。”被称“乒乓外交”的这段历史，充分展现出了周恩来外交艺术的智慧与才华，被誉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第六节钓鱼台神秘来客尼克松派遣基辛格秘密访华1971年7月9日下午1时许，一队轿车由木挥地向北转驰三里河路，再向西缓缓驶进一个并不十分起眼的园门，车队在一座楼前陆续停下，年轻的服务员，笑容可掬地接待了一位神秘客人。数天之后，当这位客人离开了北京，在世界舆论的一片喧哗声中，他们才知道这位客人叫基辛格。
基辛格，曾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时任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在他受尼克松聘用以前，与尼克松素无瓜葛，甚至反对过尼克松。到白宫以后，他以自己充沛的精力和过人的才华，纵横捭阖，横议朝政，很快成了美国第二号炙手可热的人物。他这次秘密来华，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正式访问作准备的。
周恩来派出按应人员按照事先计划，基辛格这次试探性的访问，要绕道巴基斯坦，乘坐巴航的飞机悄悄进入北京。
1971年7月7日晚，充满伊斯兰风格的巴基斯坦总统府宴会厅金碧辉煌。
叶海亚总统正在这里设宴招待中国客人，执行接待基辛格的秘密任务的我国外交部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和执行领航任务的领队徐柏龄、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应邀出席宴会。巴基斯坦出席作陪的有陆军参谋长哈莱德将军、外交秘书舒尔坦，以及国务秘书、安全委员会主席等军政要员。
宴会上，叶海亚总统高度赞扬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发展中美关系所表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的伟大气魄。叶海亚总统是中国人的朋友，也是美国人的朋友，他为自己能得到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信任，为发展中美两国友好关系而传递信息、安排会晤感到荣耀。
这段时间，在叶海亚的亲自安排下，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被特别允许自由出入总统府。张彤将中国领导人的信件直接转给叶海亚总统。叶海亚亲自记下要点，然后放进总统专用信封，经双层密封后由信使携往美国，交给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希拉里无权启封，必须亲自当面交给尼克松或基辛格。
当不久前确定了基辛格将由伊斯兰堡秘密飞往北京后，叶海亚又亲自安排、亲自过问具体计划，指定由外交国务秘书（相当于外交部长）舒尔坦·汗具体负责。计划之中的每一个细节，叶海亚都要过问与推敲。叶海亚不但提供了巴航的波音707专机供秘密飞行使用，还委派他所信任的专用的飞机驾驶员来驾驶。
7月3日，周恩来派出中国的伊尔18型专机将徐柏龄、刘志义和王令亮三人秘密送到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为了不引起外界猜疑，那架专机立即飞回北京。徐柏龄等三人在戒备森严的军用停机坪下了飞机。巴方已经做好准备，未经任何检查手续，便在恰克拉拉基地司令陪同下，乘坐中国驻巴大使的汽车直接驶往中国大使馆。7月4日，中国领航小组同巴方飞行员在中国大使馆晤面，周密地研究了试航计划。中方人员详细地向巴航飞行员介绍了飞行航线，导航设备和机场情况。7月6日，巴航派出一架波音707专机，由巴航飞行员驾驶试航北京，在中方人员领航下安全地在北京南苑军用飞机场降落。
这时，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安排，外交部的代表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4人已经在南苑机场等候。飞机加油后，立即飞回拉瓦尔品第，顺利地完成了试航任务。
宴会间，当叶海亚总统得知徐柏龄曾经多次为周恩来总理驾过专机时，风趣地说：“倘若周总理访问欧洲途经巴基斯坦，我们一定热情邀请他来巴基斯坦访问。他要是不来，我就命令所有歼击机起飞拦截，将周总理座机迫降在伊斯兰堡。你可以报告周总理，我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巴基斯坦人民想念他。”
这个军人出身的总统，以他特有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与倾慕。
当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的消息正式公布以后，不少西方报刊说叶海亚总统通过安排基辛格秘密访华而得到了多少好处，这纯属揣测与编造。叶海亚亲自安排了这次现代外交史上最有名的遁身术，为这个复杂而冒险的计划绞尽了脑汁，却并没有对中国或美国要求任何报答。
博士“病”倒伊斯兰堡一架波音707飞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
机舱里挤满了各种电子设备。一眼就看出，这不是客机，是一架军用战术指挥飞机。座椅并不舒服。基辛格带的随行人员有助手温斯顿·洛德，年纪轻，笔头快，博学多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霍尔德里奇，职业外交官，会讲中国话，曾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和东南亚其他地方工作过；亚洲问题专家理查德·斯迈泽，公认是国务院主要的日本问题专家；还有特工人员约翰·雷迪和加里·麦克劳德。
长得块头很大的霍尔德里奇挤在机舱里很不舒服，不满地抱怨：“窝囊！怎么坐这样的一架破飞机。哪像代表美国去执行使命，倒像是去丛林里空投间谍。”
斯迈泽都哝：“就是这架飞机，还是好不容易从战术空军司令部调来的。”“国务院的家伙对我们就是看不顺眼，”洛德也在慨叹，“总统要了两架飞机去圣克利门蒂，这无可非议。阿格纽要一架飞机去非洲闲逛。莱尔德不早不晚也在这时要飞机去视察防务基辛格幽默地插话：“这是上帝考验我们，让我们坐很不重要的飞机，去作很重要的旅行。”
在整个行程中，基辛格都与华盛顿保持着机密的电讯往来。为了迷惑人，基辛格化名“首长”，把中国人叫“主人”。
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停留与转飞北京的安排，都是通过中央情报局的保密电讯由美驻巴大使法兰跟叶海亚总统精心策划的。
为了使基辛格在巴基斯坦摆脱到处会遇到的高级官员礼节性的拜访，将由叶海亚表面上邀请基辛格到一个山间别墅进行秘密会谈。可是这样做，基辛格在巴基斯坦的停留时间就不得不定为72小时。而按照公布的行程表，基辛格在巴基斯坦只停留48小时，大致相当于他在印度的停留时间。当时，东巴基斯坦正发生战乱，大批孟加拉难民涌入印度。按国际惯例，在巴基斯坦比在印度多逗留一天就会被理解为偏袒巴基斯坦，从而引起新德里，引起美国官方机构、新闻机构，尤其是国会的反应。那样做叶海亚就得两天不露面，这就有从巴基斯坦方面泄露机密的风险。
怎么办呢？
为了避免上述的种种麻烦，基辛格只好自己想办法，准备到达伊斯兰堡后装病称肚痛；还需要装得越痛越厉害。这样，叶海亚总统就在晚宴上出面邀请他到位于穆里北边群山中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以此为借口，基辛格就能在巴基斯坦多停一天，而使他有两天时间，可以实现秘密访问北京的计划。这样做，也还有难题要解决。那就是，基辛格“病”了，怎么能够阻止大使馆的医生尽责赶来给他治病？又怎能限制那些经过多年外交训练的大使馆人员不去看望基辛格而听候指示呢？
精明强于的法兰大使还是想出了办法。法兰准备在基辛格到达之前，将他的几个要员设法打发离开。法兰把自己的计划用密电汇报说：准备让医生出差，不在伊斯兰堡。hushi就不难对付了；让副大使去欧洲休假，让美国开发署长回国探亲。让那些敏感的人士尽可能都不在。事后，基辛格回忆道，“在长期卓越的外交史上，一位大使因总统的代表来访而把他的全部要员赶出城去，居然引以为自豪，而且他还因为很有办法而受到华盛顿表扬，这是破天荒第一次。”
可是有趣的是，还没有到要装病的时候，基辛格却真的病了，7月7日晚间，在新德里宾馆，洛德拿着几份材料，兴冲冲走进基辛格的卧房，喊着：“博士，博士。”
洛德没见着基辛格的身影。从盥洗室里传出基辛格懊丧的声音：“温斯顿，我在这儿。明天要装拉肚子，今天就来真格的啦！真糟糕！”传出抽水马桶冲水的声音。
基辛格走出盥洗室，自我解嘲地说：“我这个凡人，如此放肆地讲话，上帝要惩罚我了。”
洛德也急了：“天报应，弄假成真了。明日你到伊斯兰堡还拉肚子，波罗计划岂不吹了？”
基辛格苦苦一笑：“只好咬咬牙，强顶过去。”
7月8日，星期四，基辛格飞到了巴基斯坦新建的首都伊斯兰堡。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和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在机场迎接。水泥的停机坪被炎热的太阳晒得热气缕缕烤人，机场上只有几个记者在转悠。巴基斯坦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使巴基斯坦和外国记者无法找基辛格谈话。记者们隔着保安人员眼看基辛格朝他们打着无话可说的手势，也就无精打彩地缩进机场大厅躲太阳去了。
基辛格揩着汗，钻进了舒尔坦的“皇冠”轿车。一溜小车驶出拉瓦尔品
第机场，开向伊斯兰堡城区。
车内，舒尔坦低声而郑重告诉基辛格：“请放心，一切都按计划准备好了。”
基辛格微微抬起右手挥了挥表示感谢，说：“我既兴奋，又感到茫然，愿伊斯兰的真主保佑我成功。”
舒尔坦真诚地说：“你放心。中国人是讲信用的，讲话算数。我在北京当大使住了好几年，打过不少交道，他们给我的印象很深。”
基辛格的车队招人眼目地穿行在伊斯兰堡街头。基辛格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行事。他在法兰大使的官邸与使馆留下来的人员共进午餐。与叶海亚总统会晤。叶海亚总统很高兴。他俩并坐在大沙发上，叶海亚得意地低声说：“我今天亲自检查了一遍准备工作，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嘿嘿，博士先生，我本人就最喜欢冒险，想不到你这个哈佛教授也有这个嗜好。”
“我也不喜欢平淡无奇。”基辛格笑着说，“巨大的成功往往是给承担巨大风险的奋斗者的报酬。”
“我真羡慕你这次秘密之行。要是我俩现在能换一下位置就好了。”叶海亚说。
“我不换。我可不愿接管东巴那些麻烦事。”基辛格又说。
黄昏时分，叶海亚总统在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举行宴会，并在宴会中开始执行计划。先由舒尔坦十分遗憾地告诉大家，尊贵的客人“偶染不适，肚子疼了”。接着，叶海亚总统便煞有其事地站起来高声宣布：“我原定在现在这个美好的时刻举行盛大国宴，为我们尊敬的客人基辛格博士洗尘。因为博士先生偶感不适，身体欠佳，只好抱歉改期。”
宴席上的宾客及主人们纷纷议论起来。有的说他准是得了“德里痢疾”，有的说来去匆匆的旅行者常常是会得病的。也有的人暗暗揣测基辛格是不是要潜往东巴，去帮助叶海亚排解战乱危机。谁都没有想到他要去中国。
叶海亚表情严肃认真继续说：“伊斯兰堡天气太热，会影响客人复原，我安排他到北边群山里的纳蒂亚加利总统别墅去休养。希望他尽快康复。”基辛格也按计划演戏，装着神态迟疑地表示不同意：“感谢总统好意。
这事太麻烦了。”
叶海亚又马上非常恳切地说：“博士先生，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要由主人的意志而不是由客人的意志来决定的。”
基辛格随行的特工人员并不知道这是在演戏，信以为真。他们按照白宫的规定，派了一个同事连夜赶往纳蒂亚加利，先行去了解情况。到半夜12点左右，这位先行的特工人员打电话回来，报告他已勘察过纳蒂亚加利的宾馆，认为不宜于居住。基辛格获知后，毫无办法，只好要求巴基斯坦方面把这位倒霉的特工人员扣留在纳蒂亚加利，直到基辛格从北京回来。
基辛格参加叶海亚的宴会以后回到宾馆的住房，已经是夜里11点钟。离
第二天规定起床的时间还有4个半小时。可是，基辛格辗转反侧不能成寐。这个自信心特别强的人，第一次感到前途凶吉难卜。他想像不到明天在北京会遇到什么情况，他跟总统两个人花了多少心血准备的几乎有十个方案明天顶不顶用？到一个他从未去过的首都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而且又与国内完全断绝了联系，他开始感到有些没把握了。这也是他任职以来的第一次。
下午的时候，叶海亚告诉过他。中国不仅派了3个人来领航，将共同操作飞机，还派了一个4个人的高级代表团作陪。这些人都住在中国大使馆。叶海亚还告诉他，由于美国坚持保密，很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中国人可能希望把全部情况公布出来。回想起叶海亚说的这些话，他心里更是空洞洞的没有底。他对中国人尽管作了诸多研究，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他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深。
遭错失的世界头号新闻7月9日凌晨3点半，舒尔坦和法兰都按计划来到基辛格下榻的政府宾馆。一夜没睡好的基辛格也起床了。吃罢早餐，4点钟，基辛格一行在舒尔坦的陪同下乘坐巴基斯坦的军用车前往查克拉拉军用机场。出门前，为了防止偶然过路的行人将基辛格认出来，法兰大使对基辛格说：“不行。你这副模样，大家太熟悉了，得变一下。”
基辛格只好戴上一顶大沿帽和一副墨镜。舒尔坦打量了一下经过化装的基辛格，笑着说：“确实不容易认出你是基辛格了。”基辛格走得太匆忙，连换洗的衬衣都忘了收拾带走。但他没有忘记给总统发电报。
基辛格一行乘坐的车子悄悄地驶出了伊斯兰堡。这正是人们睡意正甜的时候，一路上行人不多。
基辛格和舒尔坦坐在一辆车子里，舒尔坦想对基辛格说几句祝福的话，望见基辛格陷入沉思，默不作声，也就作罢。他们的车子驶到机场，被特许驶入停机坪。基辛格乘来的那架飞机停在机场的民航区。在它的后面，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那架经过试航的飞机停在军用区等候。
这时，伦敦《每日电讯报》驻巴基斯坦的特约记者贝格正好在机场，贝格曾在巴基斯坦外交部任职，多年前已脱离外交界。基辛格一行人从小车里出来，走向舷梯登上飞机时，贝格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经过化装的基辛格。飞机的发动机已经开动，发出了平稳的嗡嗡响声。贝格大吃一惊。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贝格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么？”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他去哪儿？”
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据说，贝格当即赶去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拉瓦尔品第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
基辛格下榻6号楼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巴航的波音707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等前来迎接。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这里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为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基辛格一行下榻住定后，开始盥洗换衣。当他发现将洗换衬衣忘在伊斯兰堡时，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不过这些衣服既长又宽，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头儿，你大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照着镜子，显得好像没有脖子。他只好折短袖子，结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繁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来到美国，中学毕业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会计了，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美国第二号权势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的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的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的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又鸟)盯着西红柿上的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挟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
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大力感慨地开玩笑说：“大约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复辙。”
饭后，基辛格一行借着酒劲，步出6号楼，意欲一览这座皇家行宫的风貌。
从服务员的介绍中，基辛格得知，做为北京著名为园林古迹之一的钓鱼台，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沿着曲径小道，美国客人来到庭园的西南隅，这里是清代行宫的遗址。
从保存的古建筑和园林布局，可以看出它大体反映了乾隆行宫的原貌。挂有乾隆所书诗、匾的“澄漪亭”、“潇碧轩”、“养源斋”和“钓鱼台”等，即是行宫的主体建筑，以它们各自为中心的4个风景区，依然保留当时的风格。
顺着从玉渊潭引来的曲折回环的清流，他们想返回下榻的院落。但在一座小桥边，被哨兵礼貌地挡住了，基辛格哪里知道，他们一行闯入了江青的“禁地”。“文革”期间，本来就开得不大的国门几乎封闭，国宾馆一片萧条。部分别墅楼变成“四人帮”长住的地方。10号楼被江青占住。当年江青曾在此毁花种麦、种茶、种向日葵，草坪成了江青遛马种菜的地方。
相隔二十九年的握手获悉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小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这样描绘的：“他的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在楼门口迎接他，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地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几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是啊，这是一次相隔29年的不平常的握手！这是一次划界线的握手！有了这次握手，中美关系才由隔绝到联络，由对峙到缓和，进而实现正常化。
第七节震惊世界的公告公报草案的争议在详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的重大事件后，我们再把镜头对向钓鱼台五号楼。当周恩来和基辛格完成了历史性的握手后，基辛格便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于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的？”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相对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装盛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大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到住房去。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基辛格首先表示感谢对他们的热情招待，说：“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周恩来落落大方地说：“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
果然是名不虚传！答得自然得体，既未说去，也未说不去。基辛格神经再度绷紧。周恩来继而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于是基辛格就呆板地念起了稿子。当念完开场白后，他放开稿子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他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提到：（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2／3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美中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四）美蒋条约留待历史去解决；（五）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持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他保证将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的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接着他还谈到日本、苏美关系、南亚次大陆等问题。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己到晚餐时间。这时气氛变得较为缓和，周恩来说：“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
基辛格则说：“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恩来总理我念稿子都跟不上，不念稿子就更跟不上你了。”
晚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坦率地说，我们双方有不同的看法，用我们的话来说，世界观点和立场都不同。但这种分歧并不妨碍我们两个在太平洋两岸的国家寻求阁下所说的平等友好相处的途径。首先一个问题是平等，换句话说是对等，一切问题从对等出发。我同意这样的说法，即中美两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过去是友好的，将来也会友好的。我们邀请你们乒乓球队访华就是证明。
然后，周恩来着重谈了我国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并阐明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限期撤走，美蒋条约无效。谈到印支问题时，周恩来特别指出：“美国朋友总是喜欢强调美国的体面、尊严。你们只有把你们的所有军事力量统统撤走，一个下剩，这就是最大的荣誉和光荣。
当晚谈到11点20分才结束。周恩来随即去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听汇报过程中在以下问题上作如下表示：
第一、当周恩来说美国还想在台湾保留点军队时，毛泽东说：猴子变人还没变过来，还留着尾巴。台湾问题也留着尾巴。它己不是猴子，是猿，尾巴不长。
第二、听了美国要从印度支那撤军的汇报时，毛泽东说：美国应当重新做人。多米诺骨牌是什么意思？基辛格英文比我们好。让那些骨牌倒了算了。这是进化嘛！当然不打它也不倒，不是我们打，是他们打。美国要从越南撤军，台湾不慌，台湾没打仗，越南在打仗，在死人呀！我们让尼克松来不能就为自己。
第三、汇报到日本问题时，毛泽东说：要给基辛格吹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不要老谈具体问题。我们准备美国、苏联、日本一起来爪分中国。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他来的。
第二天上午，基辛格一行由黄华、熊向晖等陪同，参观了故宫三大殿和出土文物，随后到人民大会堂同周恩来继续会谈。基辛格认为这次改在人民大会堂会谈是周恩来对他的礼貌安排，甚感满意。会谈时周恩来略作寒暄之后说：你们要争取中美之间的和平，争取远东的和平，世界的和平，现在和平根本谈不上，战争一直没有停。不说远的，现在东方——中国、朝鲜、印度支那都在打。。更不用说中东了。客观世界的发展是大动乱。我们始终是积极防御，准备大乱，准备美国、苏联等国瓜分中国。准备苏联占黄河以北，美国占黄河以南，同时向我们进攻。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动员、教育下一代。我们进行人民战争，长期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议。基辛格说：请你们放心，美国要同中国来往，决不会对中国进攻。美国同自己的盟国和对手决不会进行联手针对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摆在别的地方。
双方还交谈了其他问题。最后，周恩来建议：尼克松可以在1972年夏天来华访问，并表示尼克松访华前先同苏联领导会晤可能更慎重些。
基辛格说，还是按照已安排好的程序进行，先北京，后莫斯科，如果总统夏天来，离美国大选太近，有争选票之嫌。
周恩来说那就1972年春天来访。基辛格表示同意。然后商定晚上商谈尼克松访华公告。
基辛格圆满完成了秘密使命当晚，周恩来因要宴请金钟麟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让叶剑英、黄华、熊向晖等去给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汇报时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当汇报到基辛格说美国不会进攻中国，中国对付美国的军队可以向北开时，毛泽东说：他们要我们把军队往北开啊！过去我们是北伐，后来是南伐，现在是北来北伐，南来南伐。
第二、当汇报到双方商定以巴黎为联络渠道时，毛泽东说：你基辛格说不经过官僚机构，华沙是官僚机构，那我们驻巴黎使馆是不是官僚机构？你们不想派个常驻的，也不想派个临时的，就靠你基辛格。现在只好听他的，我们怎么能强迫人家呢？那就通过巴黎吧！
汇报最后正谈到公报问题时周恩来赶来了。原来基辛格在来北京途中，以后又在会谈中提出，他此次访问势难长期保密，公告须及时公布。为此，需要商议一个共同措词的公告，并商定同时发表尼克松访华之事。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指定黄华、章文晋参加讨论和拟定公告草案。对公告内容，毛泽东表示，尼克松来访，谁也不主动，双方都主动。公告中也不写我要见他的话，要学诸葛亮留一手。
汇报完后，周恩来还想留一会儿。毛泽东说：“你不是约好10点去吗？
还是去吧，不然基辛格会感到奇怪的。于是周恩来同叶剑英、熊向晖等去见基辛格。黄华、章文晋把拟定的公告稿交王海容、唐闻生送毛泽东审阅。大约晚上10点15分，周恩来见到基辛格说，因为时间太晚，本来不来了，后来听说你们还等着，所以还是来了。这次只谈了三件事：一是黄华、章文晋将同美方商谈公告稿；二是确定明天走的时间；三是通知美方不搞录音。
周恩来谈了约半小时就回到4号楼。王海容说毛泽东已经睡了，公告稿没有审阅。黄华只好拿原稿同基辛格谈，但未获结果。
双方对公告稿的争议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惟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
原稿中对第一点是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改成“获悉”他要来访，我们邀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
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
关于来访时间改为5月以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翌日，毛泽东起得很早，看了公告很满意，说“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样写好，不然好像我们只关心我们的问题，关于访华日期，毛泽东说，公告一发表，会引起世界震动，尼克松可能等不到5月就要来，早点来也好嘛。
公告稿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于9时40分让黄华继续同基辛格商谈。
基辛格看后认为，这一稿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方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异常接近，马上表示同意，但在接受邀请前加上“愉快地”一词。公告的原文是：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这个公告虽不过200字，但从起草到达成协议实在很不容易，花了很大力气。双方商定于7月15日同时公布。7月11日吃完午饭后，基辛格一行愉快地乘原机飞回巴基斯坦。他对此次密访甚感满意，说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7月15日当公告一发表，确实震惊了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