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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孤岛“新机”

《《金陵新传》》

蒋介石再提“反攻大陆”

1967年,“文革”正值(禁止),整个大陆陷于无政府状态。台湾当局又以为碰到了反攻机会。于是又提出建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蒋介石认为自“8·23”炮战以来,敌我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党内“对共产主义丧失了信心”,对毛泽东思想“由失望而怀疑”,“更由分歧而反抗”。“在共产主义破产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首先堕入了幻灭的绝境”,毛政权也发生了“根本动摇”。因此,蒋介石发出叫嚣:一切反毛的力量,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与信仰之下联合起来。

1967年3月29日,蒋介石向青年发出“训示”:成立“讨毛救国联合阵线”。

蒋介石还要求大陆“反毛”力量组成“讨毛救国联军”,扩大“讨毛救国的青年运动”,并保持与台湾国民党的“密切联系”,“齐集于国父三民主义青天白日满天红国旗之下,同仇敌忾,消灭毛泽东”。

上述言论不过是蒋介石的梦呓而已,不仅大陆没有“反毛”力量的响应,就连台湾的青年人也无人问津此“反攻”机构。蒋介石不管这些,他认真地在大直战争学院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听取各方报告。

来自各方的的情报,使蒋介石感到失望,他最后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军事行动不了了之。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一位台湾高级将领说,蒋介石打消军事反攻念头有三:一是大陆已于1964年10月试爆原子弹成功;二是“文革”虽导致全国大乱,但人民解放军并无素乱的迹象;三是约翰逊政府还是根本上不支持台湾的反攻计划。上述三点,蒋介石最为介意的是中共试爆原子弹成功。据悉,蒋介石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结束时,长长地叹一口声:“完了!我们反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东京“使馆”急电台北绝望中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机遇”。这种“机遇”如此唐突,就连日夜企望“反攻大陆”的蒋介石也左右为难。1968年10月11日,东京的夜空阴气沉沉。

随着暮色的加深,位于市区的东京外籍记者俱乐部也渐渐地热闹了起来。

来自世界各地的“无冕之王”,云集在这块纯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尽情地放松、潇洒。

大约10时许,正在和路透社驻东京记者卡夫聊天的台湾驻日本“大使馆”新闻参事卢为,发现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西方记者挽着一位金发女郎径直向他走来。

经来者自我介绍,卢为得知他是英国《伦敦晚报》记者,名叫维克托·路易斯,身旁的女士是他的夫人珍妮佛。几句闲话后,路易斯便开门见山地表示要访问台湾。

进一步深谈,卢为知道来者持的是苏联护照。他告诉路易斯,因为他的身份敏感,必需报告台北。

卢为常到外籍记者俱乐部,每次都有很多外国记考找他聊天,包括苏联塔斯社和真理报记者在内。路易斯以记者身分出现找他,卢为并不意外,这很有可能就是苏联驻东京记者提供的消息。

卢为离开记者俱乐部后,立即通过有关途径打听路易斯的来路。获得的消息表明,他的背景和苏联克格勃(KGB)有关,并有直通苏联高层的关系。当时,台湾的外交处境已出现警讯。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办事处在东京设有联络事务所,日本最具规模的报纸《朝日》和《读卖新闻》常常刊登廖承志的消息,并呼吁日中关系正常化。卢为认为,路易斯的出现,或许可以给困境中的台湾外交带来某种转机,于是向台驻日“大使”陈之迈积极进言,希望促成当局同意路易斯的要求。

12日,陈之迈通过台“外交部”拍电给台“新闻局长”魏景蒙说,伦敦晚报记者维克托·路易斯(即魏日后公开日记中代号为“王平”的人),目前正在东京进行访问,希望有机会访问台湾,就各项问题交换意见。

电报还称“外交部长”魏道明同意访问,并以便条向蒋经国的幕僚黄少谷提及此事。目前还无法与“国安局长”周中峰联络上。

与时台湾高层对路易斯了解的情况大概如下:路易斯,英籍妻子。

莫斯科语文学院法律系学生,曾任职巴西、新西兰驻莫斯科大使馆,因政治理由受劳改9年,1956年获释离开反斯大林监狱。担任NBC及纽约时报记者,以及伦敦晚报记者。

认识杰克·安德森,并由其介绍进入HHH。

与赫鲁晓夫不和,抢到赫鲁晓夫下台的新闻。

访问台北后他将前往柬埔寨,并赴缅甸、达兰沙拉、坦桑尼亚、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然后返回莫斯科。

健谈、机警、常识丰富。

他曾说,莫斯科共党干部曾听他谈话,对他的看法表示同感,认为台湾应与莫斯科接触。

他希望知道台湾对另一边(大陆)的情势有何看法,尤其对打倒毛泽东的看法,并希望知道台湾对与莫斯科的关系有何建议。

北京曾两度拒绝发给他签证,现在大陆欢迎美国人的程度甚于欢迎苏联人。希望能见到经国先生或总统,讨论这些政策。

9月号的新闻周刊《潜望镜》专栏中提到路易斯的名字,说他提早一天以上抢到苏联入侵捷克的新闻。可以猜测,路易斯想证明他在苏联官员面前很吃得开。

路易斯说,第三国际已经行不通,共产主义就像基督教一样,会分裂成很多流派。现在每个共产国家或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有各自的想法。例如在英国,共产党就认为不必推翻女皇。

路易斯进行这次访问的目的,从表面上是想利用此行为《伦敦晚报》写稿和用机密方式向苏联党政官员提出某些看法。

但他真正的想法是要“探明台湾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情势有何看法,并探明是否可能与苏联重修旧好,如果可以,如何修好?”

接到电报后,魏景蒙觉得当时有几个难题要解决,一是怎么和美国人说这件事。依当时国情又如何说得清楚?会不会引起猜疑?二是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是俄国人,会不会因为有这层来往,转过来影响到蒋经国仕途和当局政策,于公于私都难办。

蒋氏父子重托魏景蒙魏景蒙与蒋经国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魏的女儿魏小蒙在日后披露其父记载路易斯访台全部经过的日记《王平档案》时,曾有如下说明:从家父的日记和过去多年来得诸家父的謦■,我看到家父和经国先生间有各式各样的来往,可以感觉到他们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有很多小故事我可以叙述一下。比方说,家父在中央社社长任年曾因公到印尼去,在那里得了副伤寒。回来后住进荣总治病,经国先生得知消息,立刻赶到医院看望家父,还殷殷探问病情。据我了解,经国先生虽然很关怀属下,但专程到医院探望部下的例子还不多。

有一次我陪家父到欧洲旅行。在罗马许愿池前,家父丢了一枚硬币许愿,当时家父没告诉我他许了什么愿。也是看到日记才知道当时经国先生眼疾开刀,家父不但心急,还为经国先生能够早日康复许愿。这才想起,家父在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打长途电话回台北,探问经国先生的病情。

在两人交往过程中,有好长一段日子,差不多每个周末,家父都陪着经国先生到各处视察。接着更有一段日子,前后大概有两三年,经国先生常常邀家父前去谈话,为此,家父得随身佩着一个呼叫器,随时待命。

经国先生晚年有失眠的毛病,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到找家父聊天,因此,两人也就无所不谈。从家父的日记里也可印证家父对经国先生了解很深,包括家事和国事,而家父对经国先生的关心更情见乎辞,很怜惜经国先生的治国之苦。父亲还常常说,经国先生做这个总统是没办法不干,苦得不得了。经国先生唯一的女公子蒋孝章住在旧金山,最得经国先生疼爱,但是孝章很少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家父出国,还特别到旧金山跑一趟,代经国先生传话给蒋孝章,要她抽空回去看看父亲。从这件事上,我觉得,经国先生满孤独的。

家父与经国先生几十年相处,关系与感情都很特殊。是君臣亦是密友。

以家父传统式读书人的风格,他忠心耿耿、任劳任怨的为总统服务;更以诚恳爱护的态度对待密友。他两位的友谊情操,恐怕不是外人能体会的。

汪道渊先生当时和沈之岳先生与家父三人,是国策顾问中必须每周有一天在“总统府”上班的人。汪先生曾告诉我,家父过世后,有好一阵子没人敢在经国先生跟前提魏景蒙的名字,因为那就会见到经国先生满眼含泪,使人心痛。

有很多人认为魏景蒙性情开朗,是一位喜欢开玩笑甚至“大而化之”的人。但魏小蒙却认为“从他留下来长达20年日记可以看出,家父其实是一位做事相当严谨的人,他写字本来就很讲究,并以书法知名。日记里的字亦复如此,小而有体,记事则要言不繁。日记本有点像今天的小记事本,活页装钉,每个月订成一本,取其随手方便,且随时可记。”

至于魏景蒙对蒋家的忠诚,魏小蒙有如下披露:我觉得家父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化敌为友。在他的记者生涯当中,特别是抗战在重庆负责新闻检查工作期间,家父一度是外国记者最恨的人。整天叫他们不要登这个不要登那个。许多国际知名的记者包括白修德等,先是和家父争吵不休,到最后都受到家父与人为善的诚意和工作原则感动,都成为他的好朋友。他们发稿时,家父认为,那个不能登,就是不能登;改了能登的,也都依着家父的意思。应付这些大牌记者,很不容易,但家父做到了。不但改善了政府的公共关系,也维护了国家形象。

这批在重庆结识的记者几十年来还是念念不忘吉米·魏——家父的英文名字,只要到台湾采访一定先找到他叙旧。家父到台湾后和新闻工作一直有缘,外国记者来得更多,从帮忙安排采访“总统”到陪他们吃碗牛肉面,不一而足。有关家父的口碑,在国际新闻圈更是口耳相传,无形中又为国家做了不少工作。

韩战时,家父奉派到美方的共军战俘营采访,并伺机策应开导战俘。但那时在战俘营里情势混乱,许多战俘在恐惧中不敢表态,有的反过来会因此杀人,随时都可能发生不测。但家父毫不畏惧,干得有声有色。

还有就是家父以一介记者开辟了我们和马来西亚的实际关系。早年马来西亚对我们很不友善,政府有心改善但找不到管道接触。后来想到家父,他就以记者身分申请采访总理东姑拉曼。记得当时家父先到新加坡等消息,大概拖了两三个月,终于见到了东姑拉曼,打开了我国和马亚西亚高层接触的管道。东姑拉曼从总理任上下来,还来过台湾访问。

这趟由于等得太久,家父为了节省开销,不得不省吃俭用,还在旅馆里自己洗内衣内裤,这是他平常在家里不会做的。

这些事情,一方面是家父的爱国的情操支持他,一方面也是老“总统”

和蒋经国信任他。

在魏景蒙从政生涯中,最得蒋氏父子信任的还是这次秘密接触路易斯,这是一件极敏感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能耐所能济事,非但要能全面掌握情况,更要能恰如其分,准确地传达来往讯息。若非绝对信任,岂能托付?蒋介石要求专人接待路易斯来台之前,国际问对他就有很多传言。美国和英国当局都认为他是苏联间谍,可他娶的却是英国太太,他不但在英国有产业,而且和美国电视公司有生意来往。对于一个一时连身分都无法证实的苏联人,台湾如果准其访问,事后将如何向美国解说?又该由谁出面来说?

经过反复考虑,蒋介石拿定主意,同意路易斯来访。于是蒋经国告知魏景蒙最高当局的决定,并要魏找一个可靠的人接待。他们两位讲话时“行政院新闻局”联络室副主任罗启就在旁边,魏景蒙就向蒋经国推荐由罗启来负责。

蒋经国特别交代,有关事宜绝不能走漏风声。魏景蒙建议,既让对方以记者身分入境,就应该让人到处走走,参观、采访,在接待上要有相应的配合,不留痕迹。

10月21日,魏景蒙接到卢为来电,说路易斯将在第二天搭乘华航班机来台,11时45分抵达。卢还说,路易斯对“中苏”关系有“偏见”,他曾送他一本《苏俄在中国》让他仔细阅读,这次路易斯提出要看“故宫博物院、农经、匪情”。

魏立即将此事告知蒋经国、周中峰以及“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叶翔之。

当天下午,魏告诉卢,当局不会让路易斯参观军事,也不会让他观光。叶翔之在必要时会派“专家”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与他会谈。在这次通话中,卢为说他晚上将在东京与路易斯晤谈,并建议第二天与路易斯一起回台,魏对后者给予回绝。

第二天上午,卢为再次来电报告:路易斯认为台湾应派代表到莫斯科,此事他可以帮忙。看了《苏俄在中国》后,路易斯认为书中对苏联不公平,他称自己绝对未在苏联受迫害,他希望澄清。

路易斯在台大发名片10月22日,罗启准时到机场迎接路易斯。初次见面,这位“密使”给罗的印象很好。路易斯高约5■10时,45岁以下,长得不错,戴眼镜,从外形看来有点像大学教授,很斯文。以苏联人而言,英语流利。他说,他的英国太太目前在东京,将比他先回到莫斯科。他将前往东亚旅行。

路易斯来台前,卢为从东京传话曾说,路易斯希望在台湾不要太曝光。

但没有想到他一到旅馆逢人就大发名片,自我介绍说他是莫斯科来的。

尽管台湾做了若干安排,但他们不急着把日程表拿出来,想看看路易斯会提出什么要求,到底是什么路数,有什么能耐。

用毕午饭,罗启用征询的口气说:“下午就可以安排和魏局长见面。”

路易斯问:“卢为告诉我,魏局长很资深,和高层关系很深?”

罗启答:“魏局长可以参加内阁会谈。他也是从事新闻工作出身的。”

问:“魏局长每天都能见到蒋介石?”

答:“我不能确定,你有什么事吗?”

魏景蒙首会路易斯22日下午3点半,魏景蒙和路易斯首次会晤。

路易斯性子有很急,初坐定木就急着想见人。两人寒暄不到一分钟,路易斯又开始沉不住气了,说要见蒋介石和蒋经国,并且声明要谈的话题很严肃。魏景蒙不立即作出结论,只说一定会为他转报、代他联系。

魏在会晤中说:“我们过去与苏联合作有过惨痛经验。我们不想把我们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国。也不想其他国家把他们的意以形态强加于我们。”路易斯说:“那是过去的老政权。苏联现在是个新而年轻的国家,台湾应该忘掉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在莫斯科,仍然有人认为,毛泽东可以救得起来,但其他人不作此想。”

路易斯还说,虽然他不是苏联政府派来的,但至少他可以传话,以发展成大使对大使级的会谈,例如说在南美。或者台湾可以开始在莫斯科派驻贸易代表或新闻记者,台湾甚或可以开始运送许多珍宝到莫斯科展览。

接着,路易斯再次强调能与蒋经国晤谈几分钟,并希望能与蒋合拍几张照片,以在返回莫斯科时证明自己的权威。

路易斯还问:“两个中国政策能否使台湾高兴。”

魏答:“不行。因为中国人不希望中国长久分裂。”

魏的感觉是,苏联有个计划,“希望在毛泽东覆亡后有一个由他们操纵的中国,另一个中国由国民政府统治。”

路易斯认为美国和苏联有能力占领中国大陆,也许还有日本?但最合理的是以前与苏联有过关系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当此苏联明确改变对北京的政策时,苏联与“中华民国”良好相处是合理的。他以捷克事件为例说,此事显示苏联真正的本质。他说,这都是苏联大使之过,因为他对捷克情势做了不完整的报告。他企图让魏景蒙相信,“苏联对盟邦非常宽大,这就是毛泽东和捷克能够不听命于莫斯科之故。”

路易斯还透露,他与苏联高层很熟,当他不在国内时,他的话当局更听得进。

魏问:“北京与莫斯科决裂的原因是什么?”

路攻击说:“赫鲁晓夫在北京一处海滩和毛会晤时,毛泽东问赫,苏联是否敢与美国开战(他猜毛泽东所指的是联合国),而这就是双方决裂的开始,因为对莫斯科而言,这种想法太牵强了,毕竟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仍属于欧洲,而毛泽东的则太过于自我色彩或太具中国色彩。

“苏联不会开战,对赫鲁晓夫来说,战争是个无法想象的困难字眼。

“中华民国没有理由担心与苏联合作,毕竟这样对国民党不会有任何伤害。”

魏景蒙把“自由中国人民”对苏联的感觉告诉了路易斯,并说,双方有加强了解的必要。魏表达了台湾“解救同胞”的决心,并告诉他,国民党在大陆内部有自己的人。他似乎表示,台湾不是非信任他和苏联不可,但双方之间若有较佳关系,对世界有关各方面都有益。路易斯谈到两个中国时,魏想起了ott■Neuden,认为苏联将在西伯利亚附近制造一个傀儡中国,“自由中国”则由南方回到大陆。

会晤至5点半结束。从讲话内容研判,魏景蒙感到,路易斯应有管道直通苏联高层,而且有意拉拢台湾和莫斯科接触。

晚上,罗启再和路易斯吃饭,他问罗是不是国民党员,吃饭谁付帐,是不是蒋介石?后来,路易斯没事就拿这种问题开个玩笑。接着,他又提了两个让罗启难答和问题:一是国民党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长江以南,二是为什么放弃海南岛?这是战略上的大败笔。罗启打定主意不做政治回应。他以海军出身的理解回答说,当时放弃海南岛主要是基于海上补给困难的考虑。路易斯接着间,你们是不是非常相信美国,相信美国永远不会变?“今天在台湾相信美国的人要比相信俄国的人多”,罗启这么回答,“美国人会不会变是一回事,但是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来,中国人多不相信俄国人是事实。”听了这些话,路易斯只说,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蒋介石说,先让他忙几天10月23日上午,台“新闻局”安排路易斯去故宫博物院。借此机会,魏景蒙用电话把昨天与路易斯会晤的情况向蒋经国报告,并把路易斯的希望告诉了他:1.在其他国家建立大使级接触。

2。派新闻、商务或其他民间代表到莫斯科。

3.提出两个中国的想法。

4.让他在机场拍照。

蒋经国听完后,说了以下意见:1.须先向“总统”报告。

2.无论如何安排叶翔之见他。

同一天,罗启也向上反映了路易斯的要求:1.要求见蒋经国。

2.希望向南非及英国、菲律宾领事馆申请签证,因为他的签证是在东京申请的。

3.希望南下高雄加工区等。

在魏景蒙汇报后的不久,蒋经国给他打来电话,内容如下:1。申请签证已获准。

2.我们会接待他,并让他到南部等地。如果有人问起,我们只说路易斯是代表英国报纸的记者。

3.已向总统报告,他裁定,在决定是否与他会面之前,我们应让他忙几天。

这一天,路易斯除参观故宫博物院外,下午6点在台“经济部长”陶声洋的办公室拜会了陶。事先,陶不知道路易斯的具体情况,在他的要求下,魏景蒙在“新闻局”向他做简报。

会谈中,路易斯要求立即与莫斯科展开贸易。陶声洋说,台湾的经济与苏联的制度不同,能否立刻达成协议,要由上层决定。路易斯回答:“我会立刻打电报回莫斯科。”

晚上,在与魏景蒙晚餐后,路易斯谈到了中苏边界事件,他进一步攻击称:可能不是真的,但毛泽东驱使妇女、儿童进入与新疆及东北接壤的苏联领土,如贝加尔湖、海参威等等,间谍也混杂其中。利用库伦妇女和儿童收集苏联情报。这些事件多数都是这类渗透所造成。

莫斯科有游行活动:莫斯科警方抓了几个人并无意义,但当学生前往北京时,他却被五花大绑。

利用外国报纸指控苏联犯下暴行,并使苏联政府难堪。我认为他们是(流氓)。意识形态:我们不同意毛泽东、斯大林及列宁的“仇恨主义”。

这些人天生具有罪犯性格,一旦掌握权力,便传统任意滥用,并且紧抱不放。

路易斯把蒋介石比作沙皇,魏表示反对说:“我们是革命政党,推翻了满清政府。我们之所以失去大陆,基本上是因为两个理由:1.战争使人民疲惫不堪;2.忽略了共产党。”与魏分手后,路易斯与罗启在街上闲逛。路说,台湾“对以色列的成功过于着迷。”他所以会有这种印象是由于与魏的谈话的结果。魏曾告诉他,由历史看来,世界犹太人对我们并不太好。路易斯还说:“斯大林以担任美国间谍的罪名把他判刑25年,服刑9年后获释。”他“毕业于莫斯科语文学院,第一份工作是‘LOOK’(展望)杂志,后又任职于BBC、新闻周刊、纽约邮报,现为自由撰稿作家及伦敦晚报代表,其妻任职BBC、时代杂志。”

路易斯的签证只有10天,台湾方面根据蒋介石“先让他忙几天”指令,安排他先到中南部参观加工出口区和土地改革。

蒋经国获准接见路易斯10月24日,魏景蒙从长途电话里得知,为了见路易斯,蒋经国在南部会很快赶回。

蒋经国对魏说,为让路易斯有处在一个“自由、开放国家”的感受,上午罗启不必陪他。

当魏景蒙再次向蒋经国完整报告路易斯是怎样的人以及与他交谈的内容时。蒋经国让魏告诉路易斯,指定魏景蒙与他打交道。

关于自己是否与他会面,蒋经国说,同意打交道,但应向当时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严家淦简略报告。关于会晤地点,蒋经国说,他可能在南部见他,并设法以非正式的方式进行(不在办公室谈)。如此,魏将陪路易斯到南部。同一天,魏景蒙在参加“行政院”院会时,蒋经国又打电话给他。说他已向蒋介石报告,并决定:1.在10月29日下午5时以会见伦敦晚报记者的名义接见路易斯。

2.“总统”警告说,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应加以考虑。他说,美国一直都与台湾正常接触,不管谁担任美国下任总统,都会继续与中共交往,因为美国不想打仗,必须维持此地和平,而办法就是与共党谈判。

为了减少影响,蒋经国那几天多会见新闻界人物。当天下午会见两位美联社记者,第二天上午10点半还在部里接见RusseIIHouseofForeignWorldFeatures人员。

路易斯与叶翔之会晤“情报局局长”叶翔之于10月25日上午10时到“新闻局”,在魏景蒙陪同下和路易斯会晤。

会谈前,魏景蒙明白表示,这次会谈内容不会见诸文字。

双方坐定后,叶翔之间路易斯:“对中国大陆有何看法?”

答:“独裁的时代已经过去,斯大林死了,毛泽东会接班,接着他也会疯狂。”

问:“对台湾有何观感?”答:“仍在发展中,但胜过日本。他在这里比在日本更自在。你们这里的中国人较好,你们聪明、有礼、机灵。”

这次会晤,路易斯提出以下问题:1.我们能展开大使级之类的接触吗?

2.你们反攻大陆后,能容忍亲莫斯科的共产党员以政党身分存在吗?

3.如果你们反攻大陆,苏联保持中立有所帮助吗?

4.苏联不会喜欢具有敌意的国民党作邻居。

5.希望知道台湾愿意以那个大使馆与莫斯科接触。

6.离开台湾后,应与谁谈?

7.莫斯科愿与台湾交换纯属中苏问题的情报,例如妇女及儿童渗透到与中国接壤的西伯利亚边界等。

叶翔之答复的重点如下:1.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我们会很高兴,但真正的中立是不存在的,只是宣传词令而已。

2.能以前那样与苏联合作。

3.我们能容忍共产党(条件是他们不能有军队)。

4.我们希望苏联真心展开工作。

5.我们在中共军队、党内及其他地方都有自己人。

6.我们也保持党的中立。

7.如果苏联保持中立,没有美国帮助我们也能回去。

8.在展开大使级接触后,我们可以考虑运送文物等到莫斯科展出。

9.如果苏联承认国民政府,我们能否会接受,这点可以考虑,但我们双方必须对诸如目的等事宜要有更充分的了解。

叶翔之离去后,魏景蒙对路易斯说:“中共使我们以身为中国人为耻。”路易斯则表示,当苏联人被指为野蛮、落后时,他也有同感。

根据罗启的报告,这一天上午,路易斯曾寄信到莫斯科。当他前往英国领事馆时,领事馆人员劝他尽快离开。菲律宾领事也大为震惊。

蒋经国为会晤定调10月26日,蒋经国召叶翔之、魏景蒙研究会晤路易斯之事。

蒋经国说:“中苏关系历史悠久,交恶是错在斯大林。二次大战使我们再度携手合作。但后来苏联支持毛,我们处于不利地位。《中苏条约》是我们想与苏俄维持长久和平的证明。双方关系不好是因为我们过于信任《中苏条约》,加以苏俄在东北扶助毛泽东,违背了条约。”

叶翔之说:“据路易斯的口气,当毛泽东的威胁解除时,美国对苏联的威胁也不再存在,因为毛泽东统治的大陆太接近苏联,而历史上只有亚洲人(蒙古人)征服过苏联,所以苏联的威胁是毛泽东,并非欧洲和美国。由于内在和外在的因素,做360度的转变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所以得悄悄进行。”

蒋经国说:“我们现在退守海岛,来自中共的威胁十分严重,此事悠关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都想看到毛泽东的覆亡,所以我们能够谈判。”

叶说:“无论如何,美国这些年来一直与中共接触。美国不希望我们反攻大陆,而希望我们与中共谈判。”

蒋经国:“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立场。如果我们回到大陆,边境问题不会成为苏俄的问题。过去我们曾从以下几点显示了诚意:1.蒙古自治;2.雅尔达会谈;3.东北(旅顺、大连)的权利。但因苏联违反《中苏条约》,以致造成今天的问题。我们主张三民主义,不侵略他国。越战,美国希望我们参战,但我们拒绝了,我们不想加入国际战争。中共是我们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很关切。总统的三民主义即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总理订下的政策是中苏关系有如美加关系。”

蒋经国让魏景蒙向路易斯约定,会晤时,两人不得使用俄语,要通过翻译交谈,避开密谈的印象。其次,路易斯不能拍照。而这都是对美国人预留地步,免得将来解释不清。届时,由蒋经国告诉路易斯:1.在未先获苏联谅解前,台湾不会反攻大陆。

2.台湾会像以往那样与苏联合作。

3.乐见直接接触,但在何地接触?

蒋经国交待,跟路易斯谈过后,要马上技巧的告知美国人。魏景蒙说:“对这项交易我们必须慎重,不然台湾会面临与当年印度及巴基斯坦一样的情势。”

当天晚上,路易斯打电话找到罗启,告诉他:1.务必在星期一上午11时前返回;2。希望和叶翔之与魏景蒙午餐。

罗启在汇报路易斯的要求时还说,路易斯在高雄有一个女人。

叶翔之二晤路易斯10月28日,路易斯偕罗启返回台北。途中,他告诉罗启:苏联和中国大陆是没有希望复和的,不论是政党或人民皆然。改变中国大陆目前的状况,有以下几种可能:

第一,日本有能力采取行动,但日本不干。。。

第二,美国又不敢采取行动。

第三,中共内部的新势力,但他们的机会不大!因此,从上述推断或可能性来看,唯一能够采取行动的,就是“中华民国”。

上次路易斯跟魏景蒙谈时,说过苏联和印度的关系很理想,换言之,苏联会希望“中华民国”比照印度的路线走。他相信,在今后3年之内,“中华民国”回大陆的机会是这20年来中最高的,不过,最好也有用的因素,就是苏联保持中立。但是,台湾必须让克里姆林宫相信,在光复大陆后,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所以魏景蒙曾向上反映,台湾需要向苏联证明,他们未来会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路易斯还认为,苏联必须在中国两大政党——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之中做一选择,而他个人认为国民党要好得多。中午12时,路易斯、叶翔之在叶处会面。路易斯说:“何不在海外华人地区建立一个反毛的中国共产党,可以和苏联驻日本大使(他认为是位又好又有影响力的苏联外交官)一谈,要求莫斯科协助和合作,并且让这个反毛共产党公开表明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民党。”

叶翔之问:“为什么不跟我们合作,而要去建立一支亲莫斯科的共产党?”

路易斯说:“这很难改变,因为我们曾经合作过。。。”叶说:“当我们收复三分之二的中国时,莫斯科曾乐意合作并且承认我们,但是后来我们失败了,莫斯科又和我们作对,跑去帮毛泽东,因为担心美国会在中国建立基地。”路易斯表示,他深信在中苏过去的合作史上,国民党并没有“黑记录”。台湾收复大陆的最佳时机是在未来3年。魏景蒙说:“这主要得看苏联的态度。”同时,他提出几点请路易斯向莫斯科报告:1.我们愿在实际行动之前先和莫斯科磋商(光复)大陆的行动。

2.请严守中立,或者索性帮助我们。

3.联络的管道(东京大使馆不错)。

4.废除中苏条约(有助鼓舞我国民心)。

8.没有必要建立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

9.两个中国绝对不可能,而且行不通。

10。美国、苏联、日本都不能有效的解决中国大陆,唯一合理的政权就是台湾。

路易斯表示,他相信台湾有能力而且可以有效采取行动,这个信念是他在苏联即有——不是到台湾之后才产生的。当叶翔之间路易斯对下列安排认为那一种较符合苏联的安全利益:美国——国民党美国——毛泽东他的答案是前者。他认为,在毛泽东之下,中共没有一个人可以信得过担任亲苏共产党的领导人。所以国民党介入是合理的,但是也不能相信国民党,因为它与老美关系密切。

会谈中,路易斯还说,如果台湾同意的话,愿意在英国报纸写点文章。

英国领事馆反正已经知道他这次来访了。

下午16时,会议结束。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路易斯和叶翔之的谈话内容。并认为:1.毛泽东是共同敌人,所以(中苏)应该合作。

2.把会谈管道延到后天(10月30日)实施,好让他知道这是经过最高当局批准的。

3.可以拍照片,可找新闻局的摄影师来拍。

4.要求路易斯不要报道。

5.他只是个“传话人”,因此需要照片证明。

6.我们在土耳其大使馆酒会时告诉老美,只说我们和伦敦晚报的苏联人路易斯有过有趣的谈话,(话题是赫鲁晓夫在海滨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7.由魏景蒙对外说,路易斯来撰写有趣的东西,已经见过了蒋经国。

8.英国、南非和菲律宾都没给他签证。这可能意味,他们都在看他这次来访的结果。他在南台湾有好几个女人,都是在短短时间就搭上的。

蒋经国会晤路易斯10月29日,蒋经国会晤了路易斯为了妥当考量,蒋经国上下午都约见了来台湾采访的外籍记者,路易斯只是其中之一,给人以只是接见记者而已的感觉。

双方先以英语短暂会谈,但仍对路易斯提供口头传译。

路易斯首先谈了他见蒋经国的主题:“希望和台湾建立直接联系,并把联系位阶提高到‘大使级’的层次。建议台北和莫斯科互设新闻处。希望看到台湾在短期内能对大陆采取行动,苏联会在这件事上保持中立态势,不会帮中共。”

此外,路易斯还谈到:国民党必须说明将如何对待苏联和部分中国共产党,因为苏联人在道义上较同情他们,而且关切他们的福祉。

交换情报对双方都有价值(例如沿中苏边界的平民活动和人海战术——尤其是海参威和贝加尔湖等中共宣称属于中国领土的那一带地区)。

莫斯科现在或许会容许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并透过他们提供协助,但是莫斯科绝不会重蹈扶植毛泽东的事。(魏说,您要怎么样让人相信你说的话)。

或者在新加坡或其他地方成立,来和苏联接触。

莫斯科的党性极强,所以要让那些人改变想法,国民党必须提出许多保证。

赫鲁晓夫在北京和毛泽东就“立刻消灭老美”打交道的经验,毛拒绝对莫斯科。。这就是双方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

我以莫斯科来人的身分讲话,而不是以国民党的苏联顾问身分。我不希望台湾引述我的话。对台湾强调这里的一切谈话都是“不列入记录”的,我同意!

蒋经国说:当今中国大陆没有人可以继承毛,毛的接班人没有一个胆敢不反苏。毛泽东垮台后唯一能够治中国的,就是国民党。

现在,重点是,苏联当局要我们容忍一支在中国的亲莫斯科共产党,而且不去整肃苏联在中国的朋友。果如此,当我们在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时,莫斯科就会保守中立。

我们的看法是,既然国民党是社会主义党,毛泽东下台后,苏联干嘛不和我们合作。

路易斯说:“莫斯科宁愿透过亲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来和中华民国共事,那个党也会和国民党合作。莫斯科宁愿和国民党直接打交道,而不要透过第三国。国民党是一群讲理的人,是苏联可以共事的,这次来访证实了这点。”

蒋经国:“外交上的考虑是个大问题。”

最后,路易斯提到了今后连络接触的问题,蒋经国说:“这个问题明天答复。”

会晤结束后,路易斯要罗启告诉魏景蒙,在他来访后,可能会有其他苏联记者申请来访。他建议“如果我是魏景蒙,我不会给他们签证,因为他们不怀好心。”

这一天,路易斯打过电话给伦敦他的岳母,请她转告他的妻子他在台湾平安。他也接到家中报平安的复电。

10月30日上午,蒋经国告诉路易斯,他已向“总统”报告,关于联络问题意见如下:1.魏景蒙会安排建立联络系统的计划。

2.卢为将担任“信差”,希望莫斯科能任命一名东京的联络人和卢接头,必要时,卢可以回台报告。

3.希望莫斯科稍后派一人前来台北。

4.只有蒋介石、蒋经国、和魏景蒙知道这件事,其他人都不知。(叶翔之现在已在局外)。当时双方约定,“收到维克托的问候”为识别身分的用语。

这一天,蒋经国参加一个酒会,当大家的面,很轻松地告诉美国中情局驻台代表,“昨天接见了一位俄国籍记者的访问。”

老美知道蒋经国见了路易斯之后,反应很大。美国大使马康卫、美国在台湾情报单位NACC夜以继日打听,穷追不放。美国国务院则透过台湾驻美“大使”周书楷打听。一直过了好久,美国才没再追问。

这一天,蒋经国还要魏景蒙告诉路易斯,有人问到他这个人。并告诉路易斯,他已安排“R”(代号)见蒋经国。为了避免让毛泽东的情报人员探听,“R”不愿在台湾谈话,“R”很怕大陆,认为在一个敌对“国家”工作不安全,尤其是高级官员。

蒋经国问:“如果苏联要我们的人在其他有苏联大使馆的地方会谈,能同意吗?”

魏说:“这是可以考虑的。”

蒋经国说:“会派你去。”

接着,他又让魏问路易斯,苏联卖武器给台湾的佣金问题。魏不知蒋经国为何了解这事。路易斯于10月31日离台,乘坐的是直飞金边的航班,因为香港、菲律宾、南非没有给签证。临行前,路易斯希望再见蒋经国一次,蒋经国基于各种考虑没有答应。

蒋介石“关心特使”

11月1日,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他和路易斯最后一次谈话的内容。

蒋经国对路易斯提出的“佣金”要求甚感困惑。

魏又说:”有人会在东京和我们联络。”

蒋经国又把叶翔之叫来,强调此事保密的重要。魏指出,“在路易斯来访之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太坏,尽管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并不坏,但这些年,美国都在华沙和毛泽东会谈,即使尼克松获胜,他也会加倍努力去和北京谈,不会帮助我们回老家,如果打仗了,也不会提供我们援助。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与苏联谈打倒共同敌人的事!”

蒋经国:“这个行动会有很大的后果。”

当天晚上,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要卢为回来一趟。

在路易斯来台期间,蒋介石始终没有考虑接见他。但对他在台一言一行的关切,可用“矩细靡遗”来形容。除了书面报告,要仔仔细细看,蒋介石还特别召见罗启两次,任何小处都不放过。

路易斯见蒋经国,不是蒋经国自己决定的,而是蒋介石考虑两三天之后才点头。这也是先让路易斯到中南部参观的原因。

路易斯主动“泄密”

11月2日,魏景蒙打电话给卢为。命他返国述职。并透过蒋经国办公室主任于振宇向蒋经国报告此事。11月4日,周中峰告诉魏景蒙,美国当局有人和他接触,询问有关路易斯来访的事,他希望多知道一点。

魏告诉他,自己会处理罗启和他助手之间的事。

同一天,华盛顿邮报在“瀛海珍闻”栏中报道:俄记者出现台北10月底,苏联记者路易斯曾去台湾4天。

路易斯为斯大林之女所写回忆录的穿线人,系在东京取得中华民国签证。除了台北以外,并访问了金边。路易斯离台时,拟顺道进入香港,但为港府所拒绝,理由是香港不欢迎任何苏联记者。

邮报这条消息,未注明来源。据猜测,一系来自东京,一系美国国务院所授意,但美国务院对此拒绝评论。11月5日,美国有关方面向台“新闻局副局长”叶梅生打听有关路易斯的事,并说他们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VTAUYYEVGBNYEVICHLOUI(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说他曾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安排赫上NBC电视接受访问。

魏景蒙告诉他,这个人从日本来,台湾是以他的伦敦晚报记者身分给他签证,到最后一刻才发现他是苏联人。他曾和魏景蒙谈过莫斯科——北京的关系,认为双方纷争的根源,是核子冲突,以及利用人海战术夺取西伯利亚,还有赫鲁晓夫在海滨与毛泽东的谈话等等。

11月6日,蒋经国要知道华盛顿邮报对路易斯的访台做了那些报道。

谈到有人了解路易斯来访之事,蒋经国说照这样答复:路易斯是从东京来,代表伦敦晚报来采访,要求看我们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活动。我们让他看了土地改革计划、加工出口区和博物馆之后,他就走了。蒋介石听取会晤经过11月7日,蒋经国告诉魏景蒙,“总统”可能召他去报告路易斯的事。

这一天,捷克及南斯拉夫籍的“美国世界新闻班”人员与“国际研究所”的15人访问团一起来台,台老特工徐开远也与该团体同行。魏景蒙叫罗启亲自向“国防部长”蒋经国报告此事。

接着,魏景蒙去向蒋介石报告路易斯来访经过,以及来访期间的谈话内容,还有路易斯本人及其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事。

关于路易斯来访前的联系经过,魏景蒙告诉蒋介石,他打的电报是答复驻美大使周书楷,他没有打电报给日本使馆,因为有关此事的电报打得愈少愈好。他还提到,卢为很快就要回去。

魏景蒙报告了一个多小时。蒋介石听后表示支持蒋经国和魏在与路易斯会谈时所说的一切。

在魏景蒙的报告里,特别注意到过去有关双方合作之事,“我们在华南掩护他们的人员,他们在华北掩护我方人员”。

蒋介石问魏景蒙,是否曾向蒋经国报告此事。魏说有。魏景蒙离开后与蒋经国联络,他承认自己忘了向蒋介石报告这点。

魏还报告:1.需要派人到非共产党国家以色列。

2,明年派新闻代表到以色列。

3.根据徐开远的建议,同意明年让捷克及南斯拉夫人员与美国的15人代表团一起访问台湾。

对第二条,蒋经国要他按兵不动,也不要答复。

11月18日,魏景蒙为蒋介石和蒋经国翻译9月号时代杂志那篇杰佛利·波卡所写的文章,题为“你会买一把这个人用过的旧剑吗?”他本人来台访问时,已把文章内容的多数重点告诉台湾当局。文章说路易斯是苏联特务机构克格勃(KGB)的特务,在莫斯科郊区过着豪华生活。

11月20日,台驻美“大使”周书楷来电,报告一则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新闻报道,之前还有一则消息说,美国与苏联将在东南亚合作对抗毛泽东。因为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全会后,力量可能更强大,所以美国和苏联会更害怕中共的侵略性。

蒋经国希望魏景蒙在数日内写好一份有关魏景蒙、叶翔之以及他本人与路易斯会谈情形的报告,以供新闻界发稿。魏景蒙要写的3份报告是:1.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2.叶翔之和魏景蒙与路易斯的会谈。

3.蒋经国与路易斯的会谈。

外电暗示中苏将有接触11月29日,台“外交部”报告:史丹利·卡诺在11月18日发表了一篇有关路易斯来访的报道,其中有很多推测之词,暗示台湾与苏联将在最近数月于外交、政治圈展开接触。

魏景蒙做了简单报告:11月30日上午10时见华盛顿邮报记者史丹利·卡诺,如谈话中问及路易斯时,应作下列答复:路易斯在东京台湾“使馆”以伦敦晚报记者之证明书请求来台采访经济、土地、故宫消息,“使馆”转新闻局,本局照准。及签证时始知其为苏联籍,彼云并非共产党党员而在斯大林政权下被放逐西伯利亚10年之久,领馆如此报告本局后,魏景蒙即决定准其来台。理由:此人可能来台要求政府庇护,但一面通知治安当局注意其行动,好在台湾并无不可见人告人之事。路易斯于10月22日抵台,31日离台,在台寓第一饭店,曾见魏景蒙,23日见陶声洋,观光及逛博物馆,24日赴乌来,下晚看电影。

25日:孔庙、“匪”情。

26日:中非农事会、赴高雄加工区、澄清湖。

27日:日月潭。

28日晚:回北市。

29日:蒋经国谈话魏景蒙在场;在阳明山及附近郊游。

30日:魏景蒙见他。

本地无记者知之故无报道。

对于22日谈话内容,魏景蒙向“外交部”透露:“新闻局”告其核准来访是为其英国记者身分,如有意要求庇护,台湾欢迎。蒋“总统”宽大为怀,故有甚多“匪”党来归。蒋“总统”召示云“不是敌人就是友人”,而此地为自由之上,有言论自由,有探访自由。当我们提到自由中国人不信任苏联时,他回答:斯大林下台了,新一代在苏联掌权。因苏联共产党不守条约之信用。对其来台的活动我告诉他,“你要看的经、农、古物方面,本局已有接洽准备,你为苏联公民,我有两问题请问,如不方便可以不必答复,此地有言论自由,亦有不言之自由。

问一:莫斯科、北京两政权都是一类,为何火并以至如此?

问二: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之报道究竟正确如何?

曾告路易斯一切谈话皆为“不列入记录”,我们不便说话太多。

答一:毛泽东要共党国家之霸权。

答二:一部分西伯利亚之土地中共欲“收回移民”,并无大冲突。

魏景蒙答美国记者问11月30日,魏景蒙告诉史丹利·卡诺,路易斯访台是为了看土地改革、经济和博物馆。

以记者身分见蒋经国。魏景蒙担任译员。

蒋经国希望知道英国对毛泽东的态度。但他知道的不多。

路易斯想知道大陆及毛泽东的最新状况,以及台湾对中国大陆及毛泽东的看法。

路易斯对台湾印象深刻。

魏说,据他看来,“路易斯并不怎么危险。”

卡诺:“那只是外表。”

魏景蒙告诉卡诺,自由中国人民并不信任苏联,魏也告诉路易斯这点。

卡诺认为,路易斯绝对是个危险人物。他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家旅馆见过路易斯,所以知道他曾来台北。他对自己是19年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苏联人十分自豪。路易斯希望卡诺不要利用他透露的东西写新闻。

卡诺说,路易斯来台是为苏联探路,因为苏联目前正在亚洲加强公关工作。有资料显示:苏联正在向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巴基斯坦、泰国等国示好,以对抗中共。他们甚至帮印尼训练部队以对付印尼境内亲中共的共产党势力。奇Qisuu.com书中共驻河内大使馆人员对苏联人表现出公开的敌意,在馆内殴打苏联人。

苏联也在争取美国,因为苏联认为中共正在讨好美国。卡诺建议台“新闻局”把苏联驻金边大使馆人员拉希德·卡马丹放在台湾的公开资料中,并看看会有何反应。有关卡马丹的资料可能从香港寄出。

此外,卡诺仍希望见蒋经国,如能获安排,他愿停留到星期一。

12月1日魏景蒙把与卡诺会谈的情形告诉蒋经国。

新华社揭露苏蒋勾结对于苏蒋之间的罪恶勾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视而不见。1969年3月5日,新华通讯社专就此事发电揭露。电文如下:苏修叛徒集团同七亿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匪帮正在加紧进行反gemin勾结。不久以前,苏修叛徒集团派出一名“记者”到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登门朝拜,阴谋策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勾当。这是苏修社会帝国主席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挑衅。

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透露,一个化名维克托·路易斯的苏联人(他的真名叫维塔利·叶夫根尼耶维奇),在苏修叛徒集团的授意下,于去年10月下旬以记者的身份去台湾省进行秘密活动。他在台北活动期间,同蒋匪帮“国防部长”蒋经国“举行了会见”,并就阴谋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勾当“交换了意见”。路易斯还代表苏修叛徒集团“非正式地邀请”蒋匪帮派遣“记者”去苏联“访问”。美联社发自莫斯科的一则消息透露,路易斯在回到莫斯科后并发表谈话,无耻吹捧什么蒋匪帮的“积极的方面”竭力美化蒋匪帮对台湾省的罪恶统治。

与此同时,西方和日本资产阶级通讯社还纷纷报道,在华盛顿、东京、渥太华等许多地方,苏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同蒋匪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进行“非正式接触的事已显著地增多起来”。蒋匪帮也在“鼓励”它的“外交人员”和记者同苏修的外交人员和记者“搞在一起”。这些事实表明苏修叛徒集团伙同美帝勾结蒋匪帮恶毒反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罪恶行径已经达到何等卑鄙的地步。

苏修叛徒集团同蒋匪帮进行的新的反gemin勾结,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件。长期以来它们就同蒋匪帮勾勾搭搭,积极为美帝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效劳。1963年,它们公然让蒋匪帮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臭名昭著的所谓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它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在报刊上把蒋匪帮窃踞的我国领土台湾省称作“国家”,把中国人民的公敌蒋介石称为“总统”。它们多次在刊物上刊印蒋匪帮的旗子。它们还无数次同蒋匪帮的“代表”坐在一条板凳上开各种国际会议。现在苏修叛徒集团竟然派人到台湾省同蒋匪帮勾结,这是它们反华阴谋活动的一个新的罪证。

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勾结蒋匪帮猖狂反华,充分暴露了它们虚弱本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苏修叛徒集团勾结美帝、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最大障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强盗行径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苏修叛徒集团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像一根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苏联人民反对苏修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也日益加强。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千方百计地勾结美帝和各国反动派反华,甚至饥不择食地把蒋匪帮这具早已腐烂发臭的政治僵尸也当作宝贝来利用。这是它们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妄图进行垂死挣扎的一种表现。

但是,不管苏修、美帝拼凑一些什么垃圾,组织反华、反gemin的“神圣同盟”,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加速自己的灭亡。

第二节西方对华态度的转变法国率先打开缺口60年代正是美苏两大阵营争夺世界主导权的较量日趋激烈的时期,而在这两大阵营中,都有主张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那就是在西方阵营里的法国和在东方阵营里的中国。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未能与毛泽东握手,但两位从未谋面的伟人却“所见略同”:国家利益应该超出意识形态之上。中法两国建交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

法国在60年代初面临着与美国发生一系列摩擦的外交局面:法美在北约问题上话不投机,在核武器问题上各执己见,在对付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策略和方针上也是貌合神离。因此在寻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的过程中,戴高乐将军的法国发现了中国。中国与法国一样,并不甘于成为其他国家的附庸,双方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点,如两国都拒绝在美苏一统之下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上签字。于是共同的外交原则和相互吻合的国家利益,使两国开始走到了一起。

1963年,戴高乐认为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已经成熟,遂派老牌政治家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曾两度出任法国总理的富尔,与戴高乐关系密切。他虽反共,但对中国尚称友好。为了申请到中国访问,1963年8月和9月,富尔两次到瑞士,同中国驻瑞士大使李清泉会晤。富尔说,他奉戴高乐之命并携有戴高乐给他的亲笔信,到北京去和中国领导人就目前国际局势及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外界注意和猜测,对外只称是私人旅行。法国前总理富尔向我国提出访华的要求,经周总理同意后,李清泉代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向富尔发出了邀请,并商谈了富尔访华的一些具体细节。1963年10月22日,富尔偕夫人到达北京。这是富尔1957年第一次访华6年之后的重访。

为避免外界注意,富尔公开宣称他此次访华纯系私人访问,没有任何官方使命。但实际上他是奉戴高乐之命,专门来我国面谈法,中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可能性的。

富尔于1957年首次访华之后,由于亲眼看到新中国的实际情况,并对我国的内外政策作了某些了解和研究,曾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法国没有理由奉行‘两个中国’的政策,除非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否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无用的行动,而且实质上是一种不友好的姿态。”富尔曾将他的看法向戴高乐作过陈述,戴高乐及其周围的一些决策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也同意富尔的看法。正是由于这一原因,1960年戴高乐曾赋予富尔探听中国政府对法国政府未来的外交承认兴趣如何的任务。1963年当戴高乐决定进一步采取建立法,中正常外交关系的试探行动时,戴高乐很自然地决定选派富尔作为他的代表到中国进行谈判。

富尔抵华后,立即向我国政府提交了法方拟订的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三个方案。在这些方案中,有积极的和正视现实的方面,如富尔一再表示,戴高乐总统希望法国和中国之间立即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绝不仿效英国拖泥带水的半建交做法,并对英国的不智之举加以嘲讽。但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提出法国和中国建交后,法国政府希望在台湾保留一名低级职别的人员等。在这个问题上,富尔也自知理亏,虽一再企图辩解,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一会儿说这是戴高乐的希望,一会儿说这是法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传统,一会儿说这是纯技术问题,绝不涉及“两个中国”,一会儿说这是人之常情,法国政府没有理由赶走己在法国的蒋帮人员。但是富尔不管怎样罗织理由,也无法自圆其说。

戴高乐的对华建交三方案的具体内容是:1.无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2.有条件承认方案,法国政府表示愿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3.近期承认方案。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的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解释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个方案。至于对第三个方案,法国政府只是把它当作备用方案,根本无意采取。从富尔的解释中不难看出,一方面法国政府对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要求是急迫的,但另一方面它又设法避开正式公开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法国政府这样做的意图是,既可取得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实际结果;又可对法国统治集团内的反华势力和亲蒋分子作点妥协,并给台湾一些安抚;此外在对美、英关系方面也留下一点适当的回旋余地。富尔一再以戴高乐的口气强调实现

第一方案的重要性,反复声称法国政府绝不是以此办法搞“两个中国”,而是法国政府认为法、中两国无条件建交就意味着和等于法国政府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时又说,戴高乐在发展同中国的关系方面绝无任何顾虑,法国是自主的,不需要顾及与别国的关系,也没有必要看美国的眼色行事。富尔的这些解释恰恰从另一个方面暴露了法国政府的内心所想。但富尔也知道我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

从表面看,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在形式上是平和的,气氛也是比较轻松的,最后达成协议的时间也是迅速的。但是,在谈判桌上我国坚持反对“两个中国”的斗争是很尖锐的。同时根据法国的特定情况,我们在斗争策略的运用上,又采取了有别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灵活措施,以利于收到最大限度的良好效果。

中共中央一直重视戴高乐采取的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独立自主政策,和这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政策在今后国际政治力量组合变化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它反映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分裂的趋势正在深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别对待。我们认为,戴高乐要求同我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主动行动,对于我们利用法、美矛盾,打开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枢钮,对于我国反对美国封锁和苏联控制是有利的,因而表示欢迎和鼓励。但对法国政府和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玩弄“两个中国”阴谋必须采取措施。即使法国政府由于内外原因和某些困难,一时难以就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达成最后协议。这样做可以引导中、法两国的关系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并为尽快建立两国的正常外交关系打下比较良好的基础。

本此精神,在富尔访华期间,我们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分别接见了他。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单独或共同和他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会谈了6次。在谈论国际局势问题时,周总理指出,戴高乐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当谈到戴高乐对莫斯科三国核协定采取的态度时,周总理说,我们两国对这个问题表现的行动是一致的。在谈及对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的关系时,周总理对法国政府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予以肯定。这些会谈表明中,法两国政府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一致或比较接近,双方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

对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问题,针对法国政府提出的三个方案和其中存在的问题,周总理在详细地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后,提出了积极的有步骤的直接建交方案。中、法两国政府建交声明的内容有三点:1.法国政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并立即建交,互换大使。

2.中国政府复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换大使。

3.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我国政府提出的建交方案非常合情合理,其中所以使用了内部默契部分,主要是照顾戴高乐和法国政府处境的一些困难。这一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密切结合的高超的斗争艺术,巧妙地排除了来自法国方面的不合理的要求,成功地解决了谈判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开启中、法两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之门铺平了道路。

对于这样一个合情合理的建交方案,就连能言善辩的富尔也觉得提不出任何异议,只是说,由于他未被授权签署正式协议,他将携此方案返法向戴高乐复命后,立即答复我方。中、法两国两国政府关于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初步的但又是实质性的重要谈判至此告一段落。

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牢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尼克松的新理念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眯眯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邓山理: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1966年圣诞节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成为总统候选人的私人助理。”

不久,马修接到香港方面的电话,是洪先生的。但是马修听出意思来了,是邓山理的事。他很快脱身去了香港。不过这次他没把此行告诉尼克松。他想在事情未有眉目前,不能说得太早。

马修才走下飞机,就看见邓山理站在舷梯下等着了。

“欢迎你到北京去做两天客人。我们就上飞机吧。”

于是才下飞机,就又上了天。飞机到了马修从未去过的那个神秘的大陆。当天晚上,马修被一辆小车送进了一个安静的小庭院。一位年轻的中国姑娘站在门口迎候着他。

“欢迎你,汤姆森先生。我叫王莉芳,担任今天的翻译。请进。”

起居室尽头较暗的灯光下面,坐着一男一女。那个看去有点面熟的男人站起来,笑着向他迎过来。那姑娘对他说:“这是周总理。”

周恩来对另一年老的女士说:“孙夫人,我可以向你介绍美国来的汤姆森先生吗?”

宋庆龄从那椅子里伸出手,“你好,汤姆森先生,你来我家作客,我很高兴。”

“谢谢您,孙夫人。”马修这才知道这原来是孙中山夫人的私人住处。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把马修单独留下谈话。两人谈了美国选举的情况。

马修认为尼克松选上的可能性较大。

第二天早上,马修被邓山理从被窝里叫醒,告诉他一个大新闻:约翰逊宣布退出竞选了。马修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尼克松获得提名的可能性更大了。周恩来又一次接见了马修,听他谈了尼克松与其他两个党内的竞选对手里根和汉弗莱的优劣对比。马修认为他们两人都不如尼克松取胜的把握大。事实证明,马修的分析判断是对的,尼克松果然连连战胜对手,当上了美国总统。

美国新政权“第一项政策声明”

1968年11月5日,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以微弱的多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赫伯特·汉费莱,竞选获胜,担任美国第37届总统,1969年1月上台。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就职后12天,便向基辛格表示:“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之后,3月7日,国务卿罗杰斯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谈到美对华政策时说:“中国人口众多,有着极大的潜在力量和不断发展的核能力”,“我们继续期待有朝一日我们能够在进行有益的对话方面取得进展,以缓和紧张关系,解决我们的分歧,并着手建立一种比较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为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将欢迎恢复我们同中国人之间的会谈。”罗杰斯的谈话,被称为尼克松政府“第一项政策声明”。看来,尼克松政府将把探索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作为它的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

历史何以会出现这样的转机?尼克松所以热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有诸多因素。

尼克松上台之后,美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全球扩张和称霸的一贯战略已经维持不下去。从国内看,二次大战后,美国经济处于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美国经济已出现衰退的端倪,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巨额的战争费用开支,大大地增加了财政负担,使美国的财政出现了巨额赤字;美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大大减弱,使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美国在经济上的“喜马拉雅山”正在倾倒,这不能不使美国政府的当权者们忧虑万分。从国际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到处碰壁,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是由于它的遏制政策和霸权政策,使它的脚陷在了亚洲。朝鲜战争使美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遭到战争失败,使其国际地位明显削弱。在越南战争中,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在越南和印支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军费开支浩大,士兵反战情绪越来越强烈,因为反战浪潮席卷,使广大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迅速增长。美国在日本的情况也每况愈下,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成为与美国竞争的强劲对手。西欧对美国越来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美苏之间的核竞赛愈演愈烈;中东国家反美情绪高涨。美国在国际范围内,已失去了控制能力,争霸全球战略的方针越来越不灵了。这种内外情况,迫使尼克松不得不对它的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尼克松调整对华政策尼克松在调整外交关系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是他重点之一。

在尼克松的战略考虑中,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的必要性在于:首先,尼克松认识到,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继续把它排斥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不仅是愚蠢的,而且是不可能的。美国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和遏制,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国力日益增强;中国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其国际威望越来越高;世界上许多国家对美国奉行的孤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西欧国家也认为美国的这种政策是愚蠢的作法。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仍然无视于中国和世界的变化,一意孤行,继续孤立和不承认中国,到头来只有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尼克松较清醒地看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认识到:美国是改变对中国敌视政策的时候了。2月18日,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说:“中国人是一个伟大的生气勃勃的民族,不应该继续孤立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从长远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拥有七亿多人民的国家出力量,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

其次,美国需要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减轻压力和负担。美国与苏联的争霸愈演愈烈,双方不仅进行着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且在全球各个地区进行角逐。这两个超级大国和中国都保持着敌对状态。苏联把和中国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为国家关系上的分歧,并且用霸权主义威胁中国。在中国北部边疆阵兵百万,造成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成为一个制衡力量,中国和任何一方和解,都会使这个世界性的三角发生倾斜。尼克松认为,中国北部边境的紧张状态,是中国人可能倾向于和美国和解的重要动因,同时美国和中国的和解将有利于美国和苏联的抗衡。尼克松说:“我相信历史会表明,如果在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方面不迈出这样第一步,在同苏联的实力对比上,我们现在似乎一定会处于面临危及生存的不利情况。”尼克松认为,实现三角外交具有可能性也具有重要性。他感到向中国打开大门不会危及反而会促进美苏关系。尼克松还意识到,对中国采取主动会给他政治上带来好处;选择最佳时机访问北京将使美国的自由派感到震惊,打乱他们的阵脚,从而保证他再度当选。如果他能闯入这个拥有地球四分之一人口国家的大门,那么他的形象就会骤然“高大”起来,压倒所有那些呆在国内无所作为的民主党的反对派。基辛格也指出,我们受到警告说,打开中国的口子会使美苏关系倒退,事实上,打开这个口子在几个对苏关系的问题上反而会打破僵局。

最后,尼克松政府认为,在美国经济衰退,竞争能力减弱的情况下,改善和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发展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广大而潜在的市场将会对美国产生很大的吸引力和好处。在未来的亚洲竞争中,美苏日中四国将成为互相竞争,制约的力量,从而造成亚洲的均势,保持亚洲力量的平衡和稳定。

尼克松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出发,把改善和中国的关系纳入了美国新的全球战略计划之中,承认中国将是他任期内期望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他向其阁僚们解释:“我们与中国的疏远,尽管从纯粹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无道理的,但是,无论是我们还是他们,都再也承担不起意识形态这个奢侈品了。”

第三节台苏“特使”再会维也纳路易斯再次提约1969年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从台湾驻罗马“大使馆”取得去台的签证,并说由于签证的关系,他在罗马不能住得太久。魏景蒙告诉他,台北和东京一样糟,到处都是新闻记者。要他到曼谷或新加坡去。

他说,他没法去新加坡,去曼谷也只能停留24小时。在罗马没人注意他,因此最好是从罗马直接来台北。

魏要他在罗马等,5小时后给他答复。

路易斯给魏景蒙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伊登旅馆215房;旅馆总机:480551。

上午8时5分,魏在台“国防部”打电话给路易斯:“我准备于一周或10天后启程经香港赴曼谷,途中还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停留,预计要在5月18日或19日抵达目的地。如果没有意外,可望在5月20日在曼谷和你见面。至于为何要迟延那么久,等见面时再告诉你。这段时间,请你和台湾驻曼谷新闻参事屠益箴联系,屠的办公室电话:58053;住宅:91449。魏说,我会随时让屠益箴知道自己的行程。

路易斯说:“签证有问题,我只能拿到曼谷的过境签证。请选一周以内的任何时间见面。”

魏说:“可我不能在5月20日以前到曼谷。请你作些调整,并让我知道。”

路:“确实有困难,请你重新考虑提前在一周内动身,并打电话给我。”魏:“等请示后回答。”

当魏去向在“立法院”的蒋经国报告时,蒋说:“不可以。如果路易斯今晚没打电话来,就去电告诉他,不能在5月20日以前见面。”

后来蒋经国又打电话告诉魏:“不必给他打电话,请立即到我处来。”

当魏来到他长安东路的官邸时,蒋经国告诉魏:“最好不要在20日去曼谷见他。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并坚持要在一周或10天内见面,就告诉在罗马或维也纳见他。如果没电话,还是在20日以前去曼谷,等几天。”

5月4日10时30分,路易斯打电话到魏家,魏不在。下午2时5分,魏打电话给路易斯,4时才接通(经过美国)。此时,他已改住维也纳的劳顿旅馆(HOTELSCHLOSSLAUDON)电话:842430。他希望6月和魏见面,或者马上在维也纳见。魏回答:“可以在5月12日至14日在维也纳见。”

通话后,魏马上联系蒋经国。因他去庆生旅行,至下午6时,才接通电话,魏景蒙向蒋经国报告通话之事,蒋说:“考虑后再答复。”魏说:“我必须打电话把决定告诉路易斯。”5月5日,蒋经国再次来电,首先向魏景蒙通报了西德人克拉索夫斯基获自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3月26日的报告:谢里宾、贝里舍等主张与台接近。近日会议中有5项基本问题之建议,并获得上级有条件支持:A。毛政权有崩溃及内战可能,(苏联)可能与台合作且极有希望。

B。中苏合作基础,可用有条件或密约规定之。双方协议在毛崩溃后,成立一个国民党与新组织之共产党合作之联合政府。

C。新的中国国家制度,不一定要使用共产党名称,但须符合社会经济之进步条件。故在相当期间内,容许一个两党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

D。国共联合政府仅属过渡性质,苏联对于联合政府之援助,不仅于新中国共产党;惟因该新中国共产党需要相当长时间始能在社会、政治方面发展成一个具有力量之亲苏党派,故苏联必须先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E。美国的远东政策,为莫斯科与台北接近之最大障碍。

蒋说,“研究后以为,贝里舍不致与谢里宾同流,前者为元老派,而谢则为少壮派。”

5月6日上午10时30分,蒋经国约见魂景蒙,将魏的行程改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曼谷——维也纳——罗马——曼谷——香港。蒋要魏轻松的进行这次旅行,届时向岛内媒体发布魏出国的新闻,但魏在国外与台联络时勿用“路易斯”的名字。

下午3时15分,魏再见蒋经国。讨论将来以何种方法联络。在这次会晤中,蒋经国说:“最好把比利时列入行程,而且国家愈多愈好。已告诉“总统”,你会在香港停留一天。”

魏说:“取得欧洲签证,需要在香港待两天。”

蒋介石审定会谈原则下午4时,魏陪同蒋经国赴土林官邸见蒋介石。蒋介石对魏景蒙之行有关细节作出安排,魏记录如下:一、行程增列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丹麦。

二、将向路易斯宣读由蒋经国和魏所写,并由蒋介石亲自改正及批准的要点。向他读过文件后即予销毁。魏不携带中文原件。

三、若路易斯问起以下问题时,魏应以口头回答。

1。问魏从台北带来什么条件或文字?

答:因为是他要求魏来的,便没有什么好说。

2.台湾需要何种武器和装备?

答:你对我们台湾的装备情形很清楚,你应该可以提出一份清单。

四、下次会谈应在台北进行,因为必须由蒋介石或蒋经国来做决定,而他们几乎无法悄悄不为人知地离开台湾。

五、如果下一次会谈是不须请示的事务性协商,则在维也纳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

(魏这次最重要的任务,是使他们以具体措词谈如何合作,以及应采何种步骤推翻毛政权。)

对蒋介石批示的5点原则,魏记:一、中国大陆毛政权仍然存在已经危害了甲乙双方的基本利益(甲:中国,乙:苏联),如再令其继续发展必成更恶劣的后果,此点即为甲乙双方合作之基础。

二、有关合作之办法,首先应以双方如何共同推翻毛政权,以及推翻后甲乙双方应采取之政策为先决条件,故商讨各种办法之前必先决定政策。三、甲方与乙方共同合作推翻毛政权,可得到国内的朝野及大陆人民之谅解。但决不能采取在历史上已经失败并因此而造成甲乙双方极大的祸患,即所谓国共合作之政策。

任何以共产党名义号召之举,不独遭到中国人民之恐惧、痛恨,就是毛共组织内之反毛分子亦将起而抵抗,此对乙方亦为绝对有害而不利的。

当年乙方如能遵照中苏友好条约,支持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谋得统一,则决不致形成如今日对甲乙双方共同之祸患。

四、甲方为吸收毛政权内各部门之反毛分子之政策,在政治上以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之下采取反毛救国联合联线,其在全国各党派中成员之一参加共同讨毛复国之战争。

五、至于甲乙双方之基本问题如边疆、经济、外交等,应作为今后商谈之主要课题。

5月7日,蒋经国再次指示魏景蒙:1.出国之事不发布新闻。

2.可能不会谈到5点原则。

3.在出国期间完全不和他直接联络。

莫斯科对台保证1969年7日下午,魏景蒙抵港。安计划,一路顺利:9日晚抵新加坡、10日抵吉隆坡、12日夜飞罗马、13日抵西德、14日晚抵维也纳。

在约定地点进晚餐时,魏景蒙见到了路易斯,但有一人与他同桌,其身后还有一人。魏没有和他招呼。11时半,路来电话约魏在宾馆外散步。魏安时来到了约定地,在马路上,路易斯说:“返国后,当局还有对中共姑息者,至珍宝岛事发生后始有行动,此事曾一再搁置。4月去电话时,莫斯科已有大使阶之人在东京等候。在罗马再去电话,东京之人已回莫斯科。当初急欲去台之意是让东京之人速与台湾搭线。”

魏告其:“将来重要之接谈必须在台湾。”

路回答:“主持政策者无法更名改姓,而又绝对不愿外间知道赴台之事。故今后联络问题,大家再想想。”接着,他转换了话题:“在罗马时曾到中华民国驻教廷大使馆申请入境不成,又到驻意大使馆又不成。曾打电话到台北魏家中及罗启,方知魏已离台。由欧赴台经马尼拉仍可守密。”(路易斯行动不能改姓名)

对上次在台北会晤时的重点之一,路易斯说这次有了正式之答复。莫斯科认为中国大陆有背弃条约之信义,故有以下对台之保证,其英译汉如次:不论由台湾或任何中国之一部发生任何形式之争执,苏联认为是纯为中国之内政,与苏联无关,如形成内战时,苏联决不支持毛泽东,以上文字请勿予外人道及。如有愿告美国者,希望先商苏联。

路易斯问台方有无话要说,以便其上呈,魏告之有几点意见要苏联考虑之,遂约其次晨9时来室一谈,并将蒋介石所批5点原则中的重点略述之,如政策问题:不能以另立共产党来号召大陆人民;各党派可纳入国民党领导下之反毛联盟组织。路说将加密发莫斯科。

关于上次所谈军火问题,路易斯还是要由台方提出并开列清单及交货地点。

交换情报,路易斯说:“希望即刻开始,开始时可重量不重质,譬如关于大陆军队之布置(对苏联有关之资料)、九全分析等。但每页须以打字抄件送交,视合作交换情形如何再加质量。”路强调:“此点是本人意见,算中间人对台着想者。因莫斯科有人亦重量者。如今后往来方便,重要问题可赴莫斯科交换意见。”

在这次见面中,路易斯急于下次之会谈,使魏感到严重之事可随时发生。

魏说:“如有必要,下次再谈可在维也纳,而该旅馆极静。罗马不可。”路易斯说,他仍须去台,魏复以回台后研究之。

路易斯说:“最好台方商务人员持新加坡或其他中立国之护照者,时常赴莫斯科做生意。保证其有利之营业并资联系。”(路易斯的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驻苏代理)

魏问:“如合作成功后亲莫(斯科)华人(在莫、在外国者)是否嘱其来归?”

彼答:“此类事当不成问题。”

对这次会晤,魏记录如下:1.中国内乱于苏联无关。

2。高级人员曾到日等候(大使级的)。

3。密码附加通知(TANALIN)(魏景蒙)不可由莫拍发,地址柏林。

4.明晨先到我室来写带来之5点。

5.情报关于共军布置、九全秘件即可交换,军火需要我们开单“地点、交货”,如有大事发生于大陆,如何支援我们?如何利用俄基地等军事行动。6.他们高级人来,现在不可能几小时内可以接济等。不能用伪护照。

故地点最好设在公海或中立地如code(密码)。

7.将5点加密电莫斯科听其回音,有文字的更改。

8.在WIEN(维也纳)一谈,然后希望在莫一谈后方能彼来台之议,柏林(已告其非来台不可理由)。

9.如何可使其来台?以后之SAS可停台?

10.亲莫华人可使其来归,我们的建议。

11.星华人持星护照者前赴莫做生意,即可开始(其夫人为美国某厂代理)。

魏景蒙传达“蒋五点”

15日晨9时半,路易斯来到了魏的房间。魏估计他是将头天所商谈的各点与其同伴商议后再来的。

魏景蒙照文慢读,路易斯认真抄录,将5点读记完后,双方进行复读校对。

确认无误,路易斯收起记录说:“5点似嫌空洞,台湾最好先提出如何解决毛为第一。”

魏告以:“不谈政策,走到那里算那里是不妥的。如一旦大陆发生大变,或台登陆大陆等等,苏联如何支持我们须事先有所计划。关于利用苏联基地、我方需要军火接济之各点、情报交换等等。5点有回音后,下次会谈各点可望加入程序。

接着,双方协商“高级会议”之地点。路易斯说:“莫斯科希望在公海。”魏说:“高级谈话必须在台举行。”并强调了台方的的理由。

路认为,如有必要仍愿来台,希望魏回台后考虑之。接着,又提出以下问题:1.在欧洲,台湾有何人可代转函电,可准其接头(不谈事务)?

2.台方之大陆资料如经其他路线送苏者,可减少或停止,专用此线交换之。

3.将来如台动手时,苏联不怕制造边疆之事件以应合之。

4.商务人赴莫斯科前,须有可贸易之货单,以便即可开始通商,望两个月内可成行。

15日下午4时半,路易斯又来到魏室。谓台5点中有的文字译成俄文后辞句太凶,故须略润饰之,其各处改动点如下:开头语改为“如果苏联过去之领袖们能对国民政府关系有弹性之处理,如1945年之中苏友好条约,而协助蒋委员长领导之政策。。”

(第三点)“定不可再用过去已失败之政策如国共合作者”,改为“不论任何政策,类如过去之国共合作者,皆不能期有成功。”

(第五点)“至于两国间之基本问题如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可留在以后作商讨之课题)改为“吾人希望不致有何解决之困难,类如:边疆、经济及外交等。”

这次会晤双方约定,如下次仍在维也纳会谈,路易斯将由苏联以外之欧洲国家电魏如下:CHINANEWSTAIPEI(台北英文中国日报)

INFORMTANALIN(通知魏景蒙)

MALLDICKARTICLE(维也纳报社)(日期)

CONFIRMDEADLINE(确定限期)

如电魏景蒙家中者则有商业语气:约瑟夫——台北贝蒂——金厦沙约翰——曼谷南西——吉隆坡克利斯——东京贝丝——新加坡珍——罗马彼得——马尼拉安——塞浦路斯狄克——WIEN。S。L(维也纳)

玛丽——哥本哈根景蒙——CMWWL——王平(路易斯代号)JOESmith双方协商派“贸易商”

15日夜10时30分,路约魏散步。期间,魏询路易斯对下次会谈之课题有无增减或修改。

答:“没有。如有,可以后联络。但广泛交换情报即可开始,以满足如何对付毛泽东和双方军事之需要。最好有专人写稿,开始重量不必重质,如人事资料可长可短。希望派一位贸易人才来莫时带来。此人不心常时驻莫。但可常来。有若干事可告彼转达你方。此人定可赚钱,再希有若干地点如领事等可传递信件或言语。”

问:“同来几人?系何种人?”

答:“二人,一是不公开之同僚,一是保镖者。同僚应是可商量问题之人。”

问:“何时对我方5点有答复。”

答:“恐稍须时日,看来可同意。”

问:“新疆骚动是怎么回事?”

答:“两星期前中共在边境派大批牛群入苏境之卡吉克。不料牛群中隐藏军队,现已挖好壕阵。苏联已决心将其撵出。可能有一场战争。牛群为常有之事。”

问:“下次会谈之程序?”

答:“下次可广泛交换情报,以如何对付双方之需要。”

问:“下面的日程?”

答:“拟两日后即去奥赴莫再往加拿大。”

16日晨,魏景蒙通过台驻柏林联络人宋风恩,将与路易斯会晤情况报蒋经国。除上述情况,魏还汇报:莫斯科将召开国际共产国家会议。不参加者,到现在有毛泽东、阿尔巴尼亚、北朝鲜、北越、(捷克)南斯拉夫、古巴。苏联驻维也纳之外交官近以间谍罪被奥政府驱逐出境。但非严重。故将来再来维也纳会谈不妨也。加拿大靠拢美国不能在加会谈。比利时一时不会承认中共,因又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大本营。

中苏边境苏有重兵,如海参威发生成协,俄会全面作战。

何人在欧洲如柏林他们可以接头?或转电或转言者在欧洲。

上午9时,路易斯再来。称:11时离SCHLOSSLAUTTON旅馆。下午1时15分飞往罗马。两天后回莫斯科,然后再赴加拿大打某报纸之毁谤官司(或可得美金5万元)。路还说:“商务人员最好由柏林进入”。

晚上,魏对此次会谈经过做如下记录:1.路易斯带来之苏方正式答复;2.彼抄5点但不太准确;3.关于下次地点;4.下次谈话程序;5.在台举行高阶层会议之铺路;6.军事合作之基础;7.情报交换;8.高级会晤之地点:原地或塞浦路斯岛(我有大使馆);9.情报即可交换。商务代表应于两个月间派往,经东柏林进入莫斯科(或由罗马尼亚、捷克等地进入亦可);10.情报交换开始时重量,渐而重质为妥。中文即可。最新消息重写过再送苏。亦可经常由商务代表转。(其夫人为美国某大厂之代理);11.再要求在欧洲之我方可靠人士为转达电信名单地址以便传递;12.再谈军事合作,基地,同时响应边境事件,中共亲俄党人之归顺(不成问题)(实在可怕,彼辈太现实也);13.总统号召几小时内军援之,会同后当更好点;14.如能先在莫斯科一谈,则再来台谈可能性或大一点,表示非来台不可;15.莫斯科内中国人多,反苏者已无有已,故来一商务代表不妨也。

外界试探会谈消息5月24日下午3时30分,魏景蒙离开香港,4时30分抵台北。即直接赴蒋经国办公室,报告维也纳之行。

5月25日(周日)上午8时30分赴长安东路官邸,再向蒋经国报告。

蒋重复确认路易斯从卡布里和罗马对魏说的话,似乎很重视那个没能在东京见到台方人员的人,认为那人可能有许多路易斯不知道的事要告诉台湾当局。

接着蒋问:“你对此行的印象如何?”

魏答:“彼方似乎比我方要急。”

蒋经国也对军事合作很感兴趣,关于“贸易商”的角色,蒋问:“朱新民担任好不好?”

魏未置可否。

蒋经国交待,如果蒋介石要见他,可如此报告“接触经过”,魏对此记录如下:路易斯在卡布里时,来电表示想于4月底以前在欧洲或者在东京和我见面,当时他只在卡布里停留一天,然后就到罗马,他要我们答复,但我们未回答。5月1日清晨5时,路易斯又从罗马打电话来,要求我们准他来台湾,被拒。由于东京媒体警觉性高,他没去成东京。后来,路易斯提到可在曼谷或新加坡见面,我同意在曼谷见,但要延到5月20日之后。经过商量后,蒋经国决定改在维也纳见。

5月4日,他打电话来,我回电打到维也纳劳顿旅馆,我们约定于5月12日至14日之间在劳顿旅馆见面。

蒋经国认为,下一次见面地点在塞普路斯较好。届时也许还是派我去,叫我写信给路易斯约下次见面之事,但他要先请示。

告诉魏部长,路易斯没到维也纳(可见当时的外交部长魏道明被蒙在鼓里)。

5月27日上午10时,蒋经国召见魏景蒙,告之“下午4时总统茶宴狮子山总理后,于5时在中山楼召见你。”魏根据蒋经国指示,对蒋介石说了以下几点:1.他们急于举行高层会谈。

2.认为我们的5点内容空洞。

3.下次见面的重点,要谈情报交换、高层会谈方式、5点回音。至于见面地点,将等其来电时约定。

4.军火之事,他们提出的方式、地点、种类。

5.商务代表、两个月派联络员。

6。苏之回音。

蒋介石决定等路易斯来电之后,再决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并会考虑派人到莫斯科。

魏又向蒋汇报:“日前曾遇日本新闻专员山本,当其说有谣传我见过路易斯了,我大笑以对。”

蒋说:“曾想向魏道明提你和路易斯见面的事,但怕他感到尴尬所以没告之。下次见他时会告诉他,以为补偿。”

魏又向蒋提到:“澳洲大使26日在酒会中问我,‘你的莫斯科之行满意吗?’CIA的塞佛斯想跟我一谈,还有山本告诉我王惕吾和韦永成立委说我见过路易斯。”

蒋介石听完笑了笑说:“大家对你此行猜测,是想当然尔。”

对魏景蒙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蒋介石十分满意。

5月29日,有消息传来,路易斯已取得南韩签证。路易斯这次并未在东京出现,故有人怀疑路可能到南韩了,并认为南韩可能想知道路上次到台北时,谈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