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陈诚遗嘱未提“反攻大陆”

临终留下三点遗嘱1965年2月27日，台湾“中央社”公布一则陈诚病情，全文如下：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37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54年8月，副总统食量突呈异常之增加，同年9月发生持续性病变，疲乏以及出汗诸症状，但尚无肝病之症状，惟在10月间肝脏发现肿大，此后数日连续之检查，发现肝脏增殖甚速，由于此项肝脏之增殖，癌症之诊断已明显，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作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奉总统指示，组织医师诊疗小组为副总统诊治，并立即寻求海内外对此症有名望之专家对于治疗上之意见。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未实验上之治愈方法，因此，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之方法均循此原则。副总统于数月来历经克服几次濒危之病况，在忍受最少之痛苦下，度过近似常人之生活。

1965年3月3日上午，陈感重病不起，命29岁的长子陈履安取来纸张笔墨，想亲自写下遗嘱，无奈腕力不济，便口授由陈履安笔记：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在台北官邸病死。

由于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陈的夫人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

6日，台《中央日报》照登了陈的遗嘱，但未加论评。同一天，台湾的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了对陈一生的评论及陈为蒋所做的各种各样功德。《中央日报》评道：陈副总裁的信条至为简明。守原则，没有例外。定政策，必求其贯彻。

为此曾得罪于人，而人亦无可怨怒。为此曾遭受挫折，而任何挫折皆不足以摇撼其决心。

《联合报》说：关于陈副总统毕生伟大的事迹与丰硕的功勋，自当宣付国史，彪炳史册，非本文所能及。而我们对于陈副总统最为感戴永志不忘者，乃以台湾作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也罢，作为反攻复国根据地也罢，其能有如今日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进步，军事的壮大。。固由于蒋总统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然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

《征信新闻报》则称：陈副总统服务党国40年期间，是现代中国由混乱而统一；再国外寇而由统一趋于分崩；最后复由分崩离析重归入坚强团结局面的时候。陈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内，除了表现出他坚毅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政治两方面才能以外，还表现了他永久不渝的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现代中国政治圈内，陈副总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的不阿众苟同的性格，使他在早年革命时期便赢得了刚愎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显出他的坚定勇敢性格的一面。而这种坚定勇敢才能够在众人指为不当，只要他问心应该如此，还是毅然独行其事。我们感觉，在今天这泄杳成风的环境中，他的坚强自是的性格与忠于自己良心的勇气，是一剂矫时良药，可惜我们已失去了他。

夺台沧桑新闻谋体的评价，自然是歌功颂德。但做为蒋介石的重臣，陈诚为建立台湾这个“小朝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是台湾历史的转折期。8月15日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日本军民宣布天皇“终战治勒”后，拥有10个师17万精锐部队的日军台湾司令部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派主张接受诏令等待盟军接收；而以少壮军人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丝毫未损，岂可不战而降？

这些争议，迫使安藤总督不得不出面劝告少壮军人不得轻举妄动。但是一部分少壮军人仍不死心，遂有计划联合台湾士绅，在盟军未到前，宣告台湾独立。

这些少壮军人透过“嘱托”（顾问）许坤泉联络台湾全岛知名人物——林献堂、林熊征、许丙、简即山（四人1945年4月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及辜振甫，会集于草山（阳明山）的日本少壮军人指挥部，商议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项，除林献堂虚与委蛇不置可否外，其余人则紧密与这些少壮军人联系。

安藤总督坚持不可轻举妄动，迫使这些顽固的少壮军人计划流产。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长官，筹组长官公署的人事。

陈仪筹组的长官公署成员，以他福建省主席（1934——1942）任内所识拔的浙江、江苏、福建人士为主，再点缀几个他比较熟悉的台湾籍中下级行政、军事官僚。内地成员是秘书处处长夏涛声、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财政处处长张延哲、教育处处长赵乃传、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严家涂、警务处处长胡福相、会计处处长王肇嘉。台湾籍人士则有财政部特派员游弥坚、外交部特派员黄朝琴、台北州接管主任连震东、高雄州接管主任谢东闵；两位台籍将领则是出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上将）、副官处处长王民宁。。。

这些台籍人物便是所谓的“半山”，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离开台湾一二十年以上，有一个外省籍的夫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级职位的行政、军事干部。

陈仪的接收部队进入台湾后，了解到这段演变后，立即以“叛乱”罪嫌将许丙、简即山、辜振甫、许坤泉逮捕入狱。他们的禁闭，提供了“半山”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接收部队象蝗虫一样，啃光日本人所遗留的一切，首先是囤积在各码头、车站仓库，足供20万大军生活两年的大量粮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报销殆尽。接着的，是饥渴地填补任何一个日本人所留下的职位，甚至扩充编制。因此，日本人仅用18300人能运转的行政工作，陈仪长官公署最少估计也使用43000人以上，每个处长、局长、科长级人物，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日本50年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数万幢的房屋，40万亩土地，及银行、工厂、戏院等账面价值156亿日元（2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公私资产，更是各方争夺的目标。由陈仪的九大处共同控制、指挥的“日产处理委员会”，便集体处理这庞大资产，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当年的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实是东海中的金银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几十亿（美元）可用来复原、重建的资金、资源消耗殆尽，台湾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价更是节节高涨。

衣锦还乡的“半山”人物在陈仪的任用下，黄朝琴出任台北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6年4月的省议员选举，当选的“半山”议员仅有黄朝琴、李万居、刘兼善、郑品聪四人。但是黄朝琴在陈仪的支持下，逼退了最有声望的林献堂而当选议长。李万居则同时当选副议长，加上连震东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省参议会的议事可以说落入“半山”的掌握。

同年8月的国民党参政员选举，“半山”的林忠以最高票当选，林献堂则落为最后一名。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名区域代表中，“半山”也取得黄国书、李万居、郑品聪、连震东四席。

接着台湾的三大民间银行彰化、商工、华南改组。中部资本的彰化银行由林献堂任筹备处主任，南部资本的商工（改名第一）银行则由黄朝琴任筹备主任，北部资本的华南银行最初由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任筹备主任，后因林病故改由刘启光出任。

因此，借着长官公署的支持，“半山”的势力隐然开始掌握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成为台湾新兴的集团势力。

1947年5月魏道明上任后，陈仪的旧部大批返回大陆，只剩下财政处长严家涂出任省财政厅长。魏道明的16个省府委员中，引进了8名台湾籍人士，他们是：丘念台（兼民政厅长）、游弥坚（兼台北市长）、李连春（兼粮食局长）、林献堂（兼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志信（山胞）、陈启清、杜聪明、刘兼善。其中，丘念台、游弥坚、刘兼善是“半山”人物。魏道明上任的第二夭（1947年5月17日）立即宣布解除戒严，但是，警备司令彭孟缉仍以寻求安定为目的，经常以发布有关学生阴谋组织、地下组织、共产党组织等事件，继续执行有计划的搜捕行动，使得台湾的政治气氛还是属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半山”集团对国民党当局的忠贞受到一致肯定，于是便更积极参与政治权益的竞争。1947年12月的第一届“国大”，区域代表19席中，王民宁、林忠、谢挣强、李清波、苏绍文，连震东等“半山”便取得6席，加上工会的陈绍平、教育集团的游弥坚便有8席。1948年1月的监察委员选举，“半山”的陈岚峰、丘念台取得5个席位中的2个；立法委员区域8席中，黄国书、郭天乙、郑品聪则为“半山”。

就在“半山”在台逐渐发家的时候，海峡彼岸的国民党军队却节节败退。1948年10月，国民党原参谋总长陈诚，以“上海烦嚣多扰，医嘱易地静养”为名，携眷到了台湾，驻进了草山海峡空军招待所。12月29日，陈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要他准备接任台湾省主席。当夜，魏道明访陈，两人进行了长久的密谈后，陈便在第二天电复蒋介石，以“时因病体未复，决难担此重任”为由，建议仍由魏道明担任主席，但未能得到蒋的许可。

蒋介石深知，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彻底崩溃已势所难免，台湾孤悬于东南海上，与大陆的距离，最近也约80海里，凭地理位置和海空军的优势，退守台湾，还能有喘息图存的机会。这最后一点本钱，当然要由忠实可靠的人来掌管。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高市人，1898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1月4日生。高市距青田城西70华里，位于瓯江南岸，距石门洞5华里，与芝溪斗隔江相望。高市分里村和外村，陈诚的家在外村，坐南朝北，类似北方的四合院，前排5大间，后屋5大间，东、西厢房各三间，陈诚原住东厢房。

陈诚的父亲陈应麟，字希文，逊清秀才，又在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初级班毕业。陈诚的五叔祖陈一鹏，是前清廪生，希文依靠一鹏的提携，曾任青田县城敬业高等小学校长10余年，服务教育事业，以终其身。

陈诚有兄弟三人，他居长。

次弟陈愿，字正修，留学法国，学化学。1932年回国，在国民政府兵工署兵工研究委员会任少将研究委员。1936年在广州珠江南岸任四十二兵工厂厂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厂内迁广西柳州，改为防毒面具厂，1939年又迁到贵州遵义四面山，正修一直担任厂长。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三弟陈敏，字勉修，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留学英国，习经济。1941年回国，在重庆担任中国农民银行重庆分行经理。抗战胜利后回南京，担任中国农民银行南京分行经理。1948年与无锡秦汾（财政部司长）之女结婚。同年11月去台湾。

陈氏三兄弟的面貌都酷肖其母洪氏，身材都很矮小，像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陈诚还有一姐姐，叫陈锦花，嫁在青田高市里村，不曾生育，领徐松如为养子（徐现为青田县政协委员）。

陈诚幼年争强好斗。他家里的房屋，窗棂都是纸糊的，同村的儿童常来吐口沫，把他家的纸窗戳穿，陈诚很恼火，在纸窗上写上“男盗女娼”。陈诚的父亲看到斥责说：“你骂的是谁？”陈诚为此挨打，就泄恨于村上儿童，经常殴斗不懈。

青田城里当时只有一所高等小学，陈诚的父亲便是这所小学的校长，教学极为严格。

1907年陈诚9岁时，入学读书，1912年小学毕业。他的两个弟弟以后也在这所小学读书。

1913年2月，陈诚到了丽水，考入省立十一中学。后来他的二弟正修也考入十一中。当时中学读书是自费的，兄弟两人都要缴学费，家庭不堪负担，陈诚中途改读处州省立十一师范，因为师范是公费。十一师范在丽水城内太保庙背后莲城书院旧址，学制预科一年，本科四年。当时和陈诚同班同学有李■（青田人）、杜芳（缙云人）、邱学银（宣平人）、陶■（缙云人）、阙维熙（丽水碧湖人）等。校氏华国，字郁文，临海人；体育教员程孟渊（温州人）。陈诚对功课不甚用功，经常和校长的侄儿华文宽（任该校会计）一起打球，感情很好。他爱好体育，平台、铁杠、木马、跳远、跳高、样样参加，也爱好骑马。十一师范开第一次运动会，陈诚得了个人总分第一。

学校有个乐队，指挥曹竞，大鼓何鹏，小鼓潘焕钧、郭耀奎，马号杨达、陈诚，小号叶碧炎、阙仲瑶。每逢参加社会活动，或者远足旅行，乐队走在前列。陈诚身材矮小，他吹着马号，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列。

陈诚在校读书时，一度染上赌博恶习，几次输了钱，还不起，同学叶光多次替他归还赌债，劝他不要再赌。学校当局发觉后，要开除学籍，唯校长华国不同意。陈诚怀着对校长的感激，从此戒赌。陈诚得势后，思念叶光的旧情，邀叶光担任经理处长。

1917年12月，陈诚在十一师范毕业，回青田高市，就和吴子漪的妹妹吴舜莲结婚。婚后跟他父亲到青田城内敬业小学，恰巧校内缺少一名体育教员，校内有老师建议，留陈诚担任体育教育。陈诚的父亲说：“现在青田一批土绅正在找我的缺点，我若用自己的儿子，正好授人以柄。”坚决不同意。后经陈诚的同学曾志超（宣平人）介绍去宣平农村任小学教员，薪给菲薄，仅能糊口。陈诚的父亲在高市开设一家中药铺，要陈诚辞退小教员，回家经营药铺，他不干。

1918年暑假，陈诚到杭州，考入南星桥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他的妻子吴舜莲拿出陪嫁钱供他的读书费用。

1919年冬，陈诚在杭州体专毕业后，准备回青田，恰巧杜志远来到了杭州。

杜志远，青田北山人，南京江南陆军学堂毕业，和陈诚的父亲陈希文是逊清同科秀才。杜志远在段祺瑞麾下当过营长、团长，升任师长。当时皖系实力只有三个师、一个旅，在段祺瑞执政时期，杜志远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杜志远的专车抵达杭州时，陈诚和当时在杭的青田同乡一道，前往车站迎接。杜志远离杭时，陈诚又跟着同乡到车站欢送。陈诚上了专车，和杜志远的卫队（都是青田人）攀谈得很起劲，火车开动也没有发觉，稀里糊涂地同车到了北京。杜志远问了情由，才知道陈诚是青田同乡，又是同科秀才陈希文的儿子，便留陈诚住在北京处州会馆，和缙云同乡王惟才住在一起。1920年，经杜志远向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与杜同属皖系）保送，陈诚投考该校八期炮科。由于陈诚身材矮小，考试成绩又差，未被录取。再经杜向主考官魏宗翰（北洋政府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疏通，才以备取资格入学，当时杜志远还保送青田九都人高文同时考入保定军校，高文以后曾任汤恩伯的参谋长。

陈诚在保定军校时，与罗卓英、邓鸣汉（都是广东人）是同学。他们三人身材都较矮，出操排队，都站在排尾。陈诚和邓鸣汉私交弥笃，结拜为兄弟，订生死交。当时邓演达任保定军校分队长。

陈诚进入保定军校，是他投身军界的起点。

陈诚于1922年在保定军校毕业，经杜志远写信给他的儿子杜伟（那时杜伟在绍兴浙军第二师第三旅当少校副官）、安排陈诚在浙军第二师（张载阳任师长）

第三旅（盛开第任旅长）六团三营当见习官（连长为樊崧甫）。

当时周至柔、周搏风、李进德同为见习官。1923年，陈诚升任少尉排长。这时，夏超（字定侯，浙江青田万阜乡九都人，前清武备学堂毕业）在杭州当浙江警务处长，正在积极扩充部队。陈诚的父亲陈希文与夏超有旧交，托人向夏超求情，要求夏超提携陈诚。夏超召见时，问陈诚在保定军校学什么？陈诚回答：“学炮科。”夏超出了几道题当面测验，陈诚尚能解答。但夏超认为陈诚初出校门，没有实际军事经验，便介绍他到宁波。当时杜伟已从绍兴调到宁波当警察所长，陈在杜手下工作，月薪几十块钱，也就暂时安顿下来。

这时，陈诚的保定军校同学邓鸣汉（广东客家人）已在广东粤军当连长，写信给陈诚，邀他去当排长。因陈诚与邓是拜把兄弟，便欣然到了广东，在邓鸣汉连当第一排排长（据《民国人物传·陈诚传记》载，1922年，陈到上海投靠粤军，随同邓演达南下。邓演达任粤军第一师三团团长，陈诚任三连连长）。

1923年5月，陈诚参与讨伐沈鸿英，在肇庆与冯葆初部作战，与连长邓鸣汉在同一战壕内指挥战斗，一颗子弹穿入邓鸣汉的胸膛，邓鸣汉当即阵亡。陈诚也受了轻伤，包扎医治后，不久痊愈，陈诚递升为连长。邓死后，邓母十分悲伤，陈诚安慰邓母，并由他赡养。当时连部有个排长，是广东人，他弟弟担任事务长，管理军需伙食。兄弟俩因赌博亏款，把领到的全排军饷拐带潜逃。出事后，陈诚急得直跺脚，计无所出。这时陈诚的妻舅吴子漪（又名蕴玉，浙江青田人），任连部军需，对陈诚说：“我去抓他们回来。”吴子漪由广州出发，到了韶关，刚下火车，不料就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问口碰见了他兄弟俩，把他们逮住，送往当地警察局，押解回部队，陈诚处分了这两兄弟。

1924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这时邓演达任粤军第1师团长，兼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又兼入伍生总队长。陈诚因邓的关系，进入黄埔军校，担任上尉教育副官。黄埔岛距广州市40华里，通小火轮。有一天，陈诚到了广州市区玩耍，

第二天清早就乘头班轮船回到黄埔军校，到操场上翻铁杠。恰巧这天蒋介石也很早到校巡视。蒋走到陈诚面前，看到铁杠旁放着衣帽和书本，陈诚向蒋立正敬礼。蒋问：“看什么书？”陈诚把书奉上，一看是《三民主义》。蒋随手翻阅，见书上圈圈点点，写满小字，蒋连连夸奖其阅读认真，渴求上进，留下了好印象。

1925年，陈炯明叛乱，蒋介石率领黄埔学生军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

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个团，协同粤军为右翼。陈诚在右翼军任炮兵营第一连上尉连长。2月15日攻打淡水之役，陈炯明部被围困在淡水城内，由于城墙坚固，一时攻不下。陈诚指挥的炮兵，因炮打久了，炮膛发热，不能继续发炮。蒋介石十分着急，一面命令教导1团团长何应钦坚持攻击，一面对陈诚说：“几门炮都打不响吗？”陈诚一急，亲自去点炮，由于已停放了一段时间，一炮打响，全连火炮也打响了，军威大震，把城墙东北角打陷了一个缺口，围城部队架起云梯，蜂涌入城，攻占了淡水城。陈炯明残部败退棉湖，陈诚指挥炮兵阻击敌军。在棉湖战役，陈诚指挥之炮兵发挥了威力，使战局转危为安，克敌制胜。蒋介石称此战役“万一惨败，不惟总理手创之党军尽歼，广东策源地亦不保”。何应钦事后称赞陈诚：“不论步兵前进有多迅速，总使炮兵能够配合得上，每次都达到任务，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何应钦：《陈副总统的勋业与道德》1965年）。

6月，东征军回师广东，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部。这时，赵成梁师由韶关调驻广九铁路布防，滇军第三军旅长胡思舜率部赶来广州市白云山支援杨、刘，又把驻东江的曾万钟旅调回广州阻止东征军前进。

东征军进入石牌车站，占据石牌车站的敌军在构筑工事。陈诚的炮兵连，在苏联顾问指挥下，向石牌车站炮轰，正中赵成梁的指挥部。赵成梁正在床上吸大烟，恰巧一炮命中。敌师长被击毙，敌军纷纷向瘦狗岭逃窜，东征军刀不血刃，占领了石牌车站。东征军在白云山展开激战，敌军被打得落花流水。12日，在北校场会师。杨希闵部向观音山反扑，也被消灭。

不到两天，全部消灭杨、刘主力，广东趋于统一。

9月，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城。敌杨坤如军坚守惠州城。围攻两天，攻城军伤亡惨重，第四团团长刘尧宸阵亡。东征军组织敢死队，陈诚督炮兵连夜架炮，仰射惠州城墙上的敌军机炮阵地。在炮火压制下，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八团党代表张际春、九团党代表傅维钰、补充团党代表王逸常等，带头率领敢死队爬城，一拥而上，攻克了惠州城，拔了洪兆麟、林虎的老巢，杨坤如残部向闽赣边境逃窜。攻克惠州城后，蒋介石给广东国民政府告捷电称：“惠城夙称天险，有宋以来，从未攻下，。。今为我革命军一鼓攻克。”（见民国14年10月《政府公报》12号）。在两次东征中，陈诚立了战功，受到蒋介石的嘉许，提升为炮兵第二营营长。

1924年5月，陈诚的父亲陈希文在青田城内敬业小学逝世。陈诚在广州，回家奔丧。陈诚抵达温州，寓西门西阁檐同兴客栈（青田人开的）、随即到了青田，随灵柩归葬，回到高市。父柩安葬在高市村后黄山岭。（注：“文化大革命”墓被毁，现经政府拨款修复。）墓碑为严立三题，碑文：“陈希文先生墓”。

陈诚回到家中，独自睡在楼上。陈诚的妻子吴舜莲感到夫妻分离多年，竟不同房，如此冷淡，一时想不开，便拿了一把剪刀，猛刺自己的喉管，鲜血直流。陈诚的母亲见此惊慌万状，急忙叫人杀了活(又鸟)，用(又鸟)毛包扎媳妇的喉管，幸而气管没有割断，经送往温州医院抢救治愈。村上把这件事当作新闻，不胫而走，到处传开了。陈诚感到很烦恼，在家中只逗留了三宿，匆匆办完丧事，就回青田城里，写了一封信给杜伟，信中说：“此番回家奔丧，不幸家中出了事故，万分烦恼，灰心丧志，不想再回广州。”杜伟到收信后，力加劝慰，并汇了一笔钱，劝陈诚返粤。

1926年7月9日，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陈诚调总司令部任中校参谋，随军出发。不久，升任预备第一师第三团上校团长，周至柔任团参谋长。

11月，部队经韶关到赣州，预备第一师改编为二十一师，严重为师长，陈诚的第三团改为六十三团，仍任上校团长。

严重，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五期工兵科毕业。他每天写日记，当时他日记中写道：“陈诚来谒，畅谈二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足见严重对他的器重。严重死后，陈诚在湖北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时，曾把严重这段日记向其部属公开，以示严重“慧眼识英雄”。

1927年1月15日，二十一师抵浙江衢州、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部卢香亭的部队遭遇，展开激烈战斗，2月1日攻占兰溪，歼敌2000，继续进军桐庐。2月11日，孙传芳纠集了三个师反攻桐庐，被刘峙的第二师击退。

但过了浮桥，刘峙师已不能支。陈诚率领六十三团在桐庐西北浪石埠架桥过江，与敌三师背水激战终日，伤亡甚众，营长赵敬统阵亡，宋希濂、王敬久负伤。陈诚率部连夜袭击敌司令部，敌仓惶退却，二十一师乘胜追击。2月15日，攻克新登，19日占领杭州。陈诚擢升为二十一师副师长，仍兼六十三团团长（师长仍为严重）。

二十一师抵达杭州，何应钦的东路军亦由闽抵达杭州，浙江成立军政府。不久，二十一师开拔，进驻苏州。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邓演达愤而出国；严重辞职，隐居庐山犁头尖，筑平房三间，深居简出。

蒋介石召见陈诚，向其阐述国内形势。陈诚表示绝对服从总司令，蒋大为赞赏，遂委派陈诚接替严重，担任二十一师师长，以罗卓英为参谋长。5月，陈诚率领二十一师由苏州进军蚌埠。8月，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在江北集结重兵，反扑南京。

1927年8月，孙传芳军直扑南京，在龙潭展开激战。陈诚率领二十一师投入战斗，双方相争极为激烈。时值暑夏，陈诚胃病严重，坐轿指挥作战，晕倒在地，经卫士石心志（河南人）负走20余里，始脱险境。事后有人说：“陈诚在龙潭战役中不死，幸亏有‘吉利星’才化险为夷。”从此，陈诚用石志心为随身侍卫，不离左右。

龙潭战役，孙传芳10万大军，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夹击下，全军覆灭，孙传芳只身逃往扬州。

陈诚在龙潭战役中坐轿指挥，事后被何应钦知道，免除其师长职务。陈诚受处分后，愤愤不平满腹牢骚，认为自己抱病上阵，几乎丧命，不但无功，反而受过，深怪何应钦偏信，失之公允，从此产生不可解的嫌隙。

陈诚怀着委屈忧郁的心情，离开二十一师，赴沪养病。这时严重又出任军委会军政厅厅长，陈诚由严重保荐为该厅副厅长，兼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严重辞职后，陈诚代理厅长，并兼军委会教育处处长。

1927年11月，宁汉分裂，蒋介石受桂系李、白的胁迫，宣布下野，由南京回奉化溪口，出国日本，陈诚表示同进退，辞去职务，偕同秘书张琢卿（青田人），到了上海闸北青云路信达利汇兑庄，会见赵志尧（字淳如，浙江青田小阮村人，与陈诚系处州中学同学），商谈今后出处，赵劝他静观时局变化。

1928年1月，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通电“拥蒋”，蒋介石东山再起，由日本回国，恢复国民军总司令职务。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任命陈诚为南京总司令部警卫司令。4月5日，蒋赴徐州，重新部署兵力，继续北伐，攻打张作霖，以参谋总长何应钦留守南京，任命陈诚为前线炮兵指挥，南京警卫司令职由参谋长应三山代理。

1929年春，蒋介石任命陈诚为十一师师长（十一师是蒋的一支主力部队）。

1930年，谭延阎患脑溢血病故，蒋为之营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东侧，称为谭墓。

谭延■，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其父谭曙卿是逊清湖广总督。谭延■也是清末翰林，民国初年曾任湖南督军，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当过广东和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北伐中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国民党奠都南京后，谭延■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行政院长。

谭延■的母亲是丫环纳妾，每餐侍立桌旁，为全家人添饭，不能同桌吃饭。死后灵柩不能出正门，只能从旁门抬出，谭延■以长子身份，伏在灵柩上，才从正门出葬。谭延■深恶封建门阀等级观念，誓不纳妾，生一子三女。长女才学并茂，精明强干，嫁与唐某（据杜伟遗稿是袁某），唐亦湘人，曾任青岛海关监督，其妻襄助，里里外外，井井有条；儿子谭伯羽，留学德国，曾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抗战时当过交通部长；次女嫁给华侨冯某，冯当过招商局广州经理；三女谭祥，字曼怡，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一说上海务本女校）毕业，擅长书法，在南京陆军子弟学校当过教员，与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时同学。

谭延■任行政院长时，与蒋介石为腻友，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怕同行。曼怡口极甜蜜，称蒋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极为钟爱，视为已出。

谭死后，曼怡经常在蒋氏跟前。蒋氏夫妇自然要为干女儿选择“成龙快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以胡宗南，陈诚两人择一而配。最后商量决定嫁给陈诚（这是曼怡自己嫁后语人）。

尽管胡宗南的年龄比陈诚大，但没有结婚，又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忠诚不贰，可以放心。陈诚年较小，但已结过婚，蒋考虑到陈诚早期与邓演达关系极深，以后才投靠自己，为了笼络，因此决定许配给陈诚。

蒋氏夫妇商量内定后，征询曼怡本人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11师师长。谭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在旁补充一句：“18军。”谭俯首无语。蒋事后擢升陈诚为十军军长，宣布陈诚因讨伐阎、冯有功晋级。

尽管一切都很顺利，陈诚与谭祥还是于1932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为蒋介石。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主婚，婚礼极为简朴，不登报，不发贴，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只是举行仪式。来宾以谭宅方面者为多。新婚之夜，乃兄谭伯羽与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酒后兴浓，要闹洞房，深夜不离，陈诚请杜伟打圆场，说好第二天再闹，才罢休。

曼怡性格温存，磊磊大方，生活简朴，婚后夫妻感情弥笃。

陈诚与谭祥结婚之前，与上海劳动大学一个女学生陈德懿感情极好，来往已经四年。为与谭祥结婚，陈诚给她一笔钱，送她到美国读书，从此分手。在婚前，谭祥知道陈诚已有原配，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轻言细语，急得陈诚急忙打电报，叫吴子漪星夜赶回青田，陈诚的原配吴舜莲大哭一场，死也不同意，可急坏了乃兄吴子漪，请来杜伟的父亲杜志远，再三劝导，才取得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必须同穴。”经陈诚同意接受。吴舜莲不识字，吴子漪代笔签名盖章，办了协议离婚手续。吴舜莲被离异后，陈诚汇给她一笔款，作为生活费用，仍住在高市陈家，还是以陈家媳妇身份侍奉婆婆，婆媳相处和睦。1948年岁未，陈诚将吴舜莲接到台湾，并负责其生活费用，陈病故后，谭祥也一如既往照顾“吴姐”，直到她于1978年离开人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诚夫妇总算没有失信于这个可怜的女人。

陈诚和谭祥结婚后，其同学、十八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志尧和他的妻子叶耐秋，也是青田高市人，与谭祥关系搞得很亲热。谭祥经常到叶耐秋家，爱吃青田家乡口味的菜。赵志尧夫妇也经常到谭祥家里作客。谭祥屡次问及陈诚高市老家的情况，显然对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份在陈家，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谭一再在陈诚面前提出要一道回家看看婆婆，陈诚无奈，乃于1934年秋，陪同爱妻谭祥，一道回青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都夸谭：“倒底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

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38年1月5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

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

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100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充足的准备。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38年1月至3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拔借黄金80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38年6月15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栽并骈枝机构，淘汰冗员，搏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昙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经济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38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民国38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12月21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此时我只能告诉大家，那仍是苏俄在国际间与其在各国的同路人，利用我国一般人迫切冀望援助的心理，多方布置而成的一个政治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内部打垮中华民国政府。

即使不能达到此目的，至少也可分化我们的团结，分散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反攻准备。我虽不能说，当时吴国桢是布置那个政治陷阱的一分子，但后来吴的叛国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国际所选择利用的一个适当人物。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陈诚对自己主台一年所取得的成绩颇为自信，也为后来的免职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免职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布置，这当然十分荒唐，实际上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在绝望中乞求美援才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兼职，而安插亲美派吴国桢。据说蒋的这项安排事先没有告诉陈，所以陈事后曾一度表示消极，向人抱怨过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破坏他，并挑拨“半山”派倒吴。

据说陈诚是1950年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不得任用的二十余人之一，不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的喜欢。为此，陈曾对美国作了些谄媚。1951年曾由蒋梦麟等人从中奔走，并托胡适在美国活动，为此把台湾大学校长一职给予蒋梦麟、胡适的亲信钱思亮。此后陈与美国的关系有些好转，如美国报刊对陈倡导的“三七五减租”运动曾予捧场。蔡斯和陈也取得一些谅解。

同室操戈1949年12月21日，陈诚被免去台湾省主席后，并没有被蒋介石所冷落。次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他又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此后，蒋便大力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排除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其办法是：通过军事整编，改组政府机构，兼并非陈诚嫡系的部队，打击与排斥政学系、CC系在政权上的势力，以加强陈诚在军政方面的控制；通过“改革”国民党，强化特工，以培植蒋经国在党特方面的势力。在大陆时，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实力派”领袖，握有相当大的兵权，拥有部分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少壮军人的支持，与王东原、郭忏、周岩、霍揆彰、万耀煌、罗卓英、朱怀冰、何联奎、周致柔等自成一系，并与其亲信方天、刘云瀚、胡琏等共同组织过封建法西斯团体“干域社”。

大陆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队大都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歼灭，最后能逃到台湾的不是很多。但因蒋预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保留了陈诚的部队，所以当蒋逃往台湾之后，便利用陈诚所拥有的残余兵力为资本，整编其他非嫡系的残余部队和孙立人原在台湾编训的“新军”，拼凑起约40万的兵力。据当时资料显示，蒋军整编前的陆军12个军、2个独立师中，属于孙立人系的部队只有第80军和第167军（原何应钦系）

2个军，而属于陈诚系的则有第5、6、18、19、54、75、87等7个军；此外，为其他蒋嫡系的有第50军及第52军（原关麟征）部队；派系关系不详的有

第45军、独立13师、独立32师。

在蒋军的整编过程中，非蒋嫡系的许多军事首脑人物首先被削去了兵权。如白崇禧、李品仙、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对军事再无插手或发言的余地，处在被软禁的境遇中，云南败将余程万被扣押。只有孙立人因为是美国所扶植并且是蒋军中最能取得美国信任的军人，蒋要利用他做力争取美援的工具，不得不给他一定的军事上的职位。但蒋对孙一向嫉视，又一面指使陈诚等极力地防备和排挤孙。这也是陈诚与孙立人一向就不相容的根本原因。

除了非蒋嫡系的军人遭到排挤外，其他非陈系的蒋介石嫡系军人逃台后亦都失势，何应钦到台湾后一直失意，仅保留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空衔，终日不得不以打牌、打猎、打球以自娱，甚至有传说何受到监视。qi書網-奇书何的嫡系人物如顾祝同、韩德勤等在台也均失意。据说，因何之佳、何绍国等在港搞“第三势力”，何曾受到蒋介石的痛斥。据1951年的材料，何之亲信刘汉珍、牟廷芳等在港人物，曾纵恿何接受前日本战犯冈村宁次等的“拥戴”排陈倒蒋。

原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与陈诚的矛盾甚深，也不得蒋介石的信任，到了台湾后，陈恐怕徐尾大不掉，将装甲兵司令部撤销，成立装甲旅，借口徐的资望高不能屈居旅长，免去徐职，而任蒋纬国为装甲旅司令。当时徐极不满，徐的部下前各装甲团团长曾鼓动徐实行反陈兵谏，徐未敢接受。据说徐当时曾愤恨地称：“如果不是因为我与中共有血债，我真要投向人民政府。”陈诚排挤其他蒋介石嫡系部队的手段极为毒辣。如1950年蒋的嫡系刘安滇的50军在基隆上岸时曾受到陈的阻挠，引起该部士兵群情激愤，陈即借口该部两士兵与私娼通奸而予以枪杀，以镇压这种情绪，该部登陆后不但待遇很差，而且与另一黄埔系李延年部96军同被陈“整训”。李延年与另一黄埔系的李天霞逃台后被以“未奉命即擅自撤出阵地”的罪名判处徒刑12年。另一黄埔系32军军长李玉堂则以“匪谍”被处死刑。据美联社香港1950年4月1日消息，3月22日夜以“匪谍”罪名被枪毙的人之中仅中将就有6人，少将有13人。

1954年5月间，陈诚为保存自己的实力，将原关麟征亲信刘玉章调到金门去任金门防卫部司令，而将自己的亲信胡琏及其部队一并调回台湾。刘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调他和52军接替胡琏是有意消灭“杂牌军队”的手段，乃表现消极，在金门和香港间做走私生意，希望多搞些钱。

为了安插被排挤掉的军队中各派系将领，蒋介石“复职”后，乃将他们收容在所谓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中，被任为战略顾问的就有桂系的白崇禧（副主任）、李品仙，晋系的杨爱源，川系的杨森、孙震，粤系的余汉谋，西北军系的秦德纯、孙连仲、冯治安、熊斌，东北军系的邹作华；属蒋嫡系的是：何应钦（主任）、顾祝同（副主任）、汤恩伯、朱绍良、蒋鼎文、钱大钧、韩德勤、徐庭瑶，并包括薛岳、王懋功、刘茂恩等等。

1952年，蒋介石趁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提出“部分老将应该退伍”

的建议，将非陈系的老军人大部分列入退役名单中，而陈系只有极少数。如中将以上的退役名单中，包括晋系阎锡山、杨爱源，川系杨森，湘系何键，桂系李品仙、刘士毅，粤系黄质文、陈骥，东北军系的邹作华，西北军系秦德纯、熊斌，蒋嫡系的朱绍良、钱大钧、俞济时、徐永昌、谷正伦、徐庭瑶、陈继承、韩德勤、贺国光；而属陈诚系的只有罗卓英、万耀煌、林蔚、周岩等。凡担任“战略顾问”而这次列入退役的人，均被免去了“战略顾问”的职务。

1954年5月“政府”改组后，陈诚进一步把持了集中军政最高权力的“国防会议”，蒋介石与他分别担任该会议主席、副主席，周至柔任秘书长；掌握三军实权的“参谋总长”为蒋与陈诚极为亲近的桂永清。桂于8月间死后，由原属何应钦系后改投陈诚而成为陈手下“四狗之一”的彭孟缉以副参谋总长身份兼代。10月间，又将12个军整编为8个军，所设两个军团统辖之。两个军团司令胡琏与石党（原为汤恩伯系，后投陈）也都是陈的喽罗。向与陈诚矛盾根深的前“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这次也被排斥，除去为了敷衍美国而任命孙立人系的余伯泉为“副参谋总长”及“只能管管行政”的“国防部长”俞大维（与陈诚亦有私谊）等几个亲美分子而外，所有军事指挥权几乎绝大部分是以陈诚为首的小圈子势力所掌握。

在政治上，陈诚过去就已经掌握了大批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干部。逃到台湾后，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同蒋经国一起在两三年之间就大大削弱了过去与他对峙的政学系和CC系两派势力。

曾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20多年的政学系随着蒋介石军事力量的崩溃，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以吴鼎昌、张嘉■为代表的财政巨头，在大陆解放后，逃到香港、澳洲等地做了白华。熊式辉却在香港、曼谷等地经营投机生意（1954年7月赴台）。钱昌照等则投向人民，翁文灏到西欧转了一圈以后也返回大陆。附蒋逃台的有张群、吴铁城、王世杰、王宠惠、郑道儒、胡家凤（1950年冬由港去台）等人；以及被蒋押解到台湾的陈仪。

政学系随蒋到台湾以后，其一部分人物即和亲美派相互勾结起来，在蒋政内部结成一种混合势力。

王世杰、孙立人、吴国桢等是蒋为争取美援的工具；张群、吴铁城等则在蒋勾结日本当局等方面有其作用。他们都以美国的宠信为资本，和陈诚、蒋经国的势力对立，进行争权夺利的争吵。

远在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改组，张群入主行政院，政学系的一些人物占据其他政府部门时，司徒雷登即在致马歇尔的报告中，就CC势力的削弱和政学系的得势表示“令人兴奋”，誉张群、翁文灏、王宠惠、王世杰等为最能干的人物。吴国桢是美国前国务院顾问耶塞普的同学，吴在任武汉、重庆及上海等地市长时。就见重于宋子文、宋美龄，为蒋宋家族的幸臣，并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

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便开始清除“行政院”中的政学分子，仅留政学系的郑道儒担任“经济部长”，但使其没有实际权力，而在1952年终被免职。叶公超是政学系分子，与陈还能相处，所以也被留任“外交部部长”。被押到台湾的陈仪于1950年6月被加上以策动“叛变”的罪名而处死。同年，吴铁城积极钻营谋任驻泰大使，陈诚则提出罗卓英来，造成吴、罗之间激烈的争夺，结果以双方均放弃该职而作罢。吴铁城到1953年11月死去为止一直失意。王宠惠任“司法院院长”，胡家凤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起不了多大作用。在国民党内除与政学系混在一起的吴国桢为中央委员外，张群、王世杰、吴铁城、王宠惠都只挂一个中央评议委员的名誉。张群除挂“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及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空衔外，也只处于为蒋从旁“献策”的地位，没有实权。美国所器重的胡适和蒋廷黻只是被利用，来破坏李宗仁等“第三势力”的工具，蒋对他们也存在疑忌。

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国民党反共死硬派CC系，是蒋介石20多年来独裁zhuanzhi的一大支柱，长期把持国民党自中央至地方的各级组织，进行党务、特工、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反动活动，残害人民。在抗战期间因其积年恶势力与美国对华的侵略措施有所抵触，一向不得美国主子的欢心。自1947年以后，美国就不断要求蒋介石实行所谓“改革”，以“使自由主义分子处于领导地位，削弱反动集团（指CC系）的势力”，司徒雷登曾当面向蒋介石说：“我建议第一步应先解散CC派。”

CC系与其他派系一样，当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垮台后也起了分化，潘公展等流亡美国做白华，程沧波（后赴台）、刘百闵、彭昭贤（后依附张厉生赴日）、李微尘、罗梦册、许孝炎等留香港搞“第三势力”活动，陈果夫、陈立夫则逃到台湾。陈诚、蒋经国借口蒋政内部普遍要求追究所谓“大陆失败的责任”，多方排挤CC势力。政学系、亲美派与CC一向为死对头；蒋介石在众叛亲离的打击下，亦就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来代替CC系为其独裁统治的死党。这样，CC系在国民党内成为众矢之的；以削弱CC系势力为目的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便由此开始。

自1949年底起，蒋介石父子与陈诚及其亲近人物张其昀、郑彦■、陶希圣、黄少谷、王世杰等经多次商讨，于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所谓“改革方案”。同月26日，蒋以总裁名义指定了16名改造委员，成立了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代替国民党旧的中央执、监委会行使职权。蒋又另指定了29人为所谓中央评议委员，以保留一部分旧中央执、监委员在党内的地位。改造委员会在蒋经国的把待下，以“肃清失败主义”、“扫除派系倾轧”、“大团结”等为口号，接收了CC系对党的控制权。在改造委员会中CC分子的比重很小，虽然还保留有属CC系的谷正纲、张道藩、胡健中等人，但是，这几个人也都和陈诚、蒋经国有直接勾结。陈果夫、陈立夫均被排除在外。改造委员会下设的7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负责人，多数属蒋经国和陈诚的人。陈果夫只在中央评议委员中有个名字，CC系控制了20多年的党权，就此转入了陈诚和蒋经国之手。

在改造委员名单公布之前，CC系与陈诚、蒋经国等争吵不休。当时，CC系的意见是：国民党可以“改造”，但不能离开“法统”，因此“改造”工作应仍由六届中央执、监委员负责，不必另派改革委员；而陈诚、蒋经国则坚持：两年来“党的失败的惨痛，六届中央执、监委员不能不负责任，六届执、监委员如不停止行使职权，则党的改造必不能发挥其政治革命性的效能”。蒋介石曾对合众社记者说“改造工作及挽救国民党将较挽救死硬派的面子更为重要”以示其“改造”之“决心”。当改造委员名单宣布后，陈立夫便怅怅地离开台湾去香港、欧洲、流亡美国。据传：陈立夫在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蒋对陈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再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而陈果夫那时却在台湾病倒奄奄一息。

1952年10月，改造委员会不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的反对，召开了国民党第七届代表大会。在新中央委员会中，原属CC系的只有张道藩、谷正纲、李永新、陈逸云、孔佳籍等人；10名中央常务委员中，几乎全部是陈诚和蒋经国的人。中央常务委员会下新设的6个组和5个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没有一个是CC分子。

在政权方面，CC系也逐步地受到陈诚与蒋经国的排挤。1950年蒋介石复位时，陈诚与陈立夫均积极活动任“行政院长”，结果是陈诚获蒋提名。陈立夫大为不满，指使CC分子及立法委员谷正鼎等对蒋表示反对，提出质问：“为什么总统提名只提陈诚一个名字，为什么不提两个名字让我们选择？”但遭到蒋的痛斥。1950年3月陈诚组阁时，CC系尚保有三个部长席位——“内政部长”兼“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余井塘、“教育部长”程天放，“教育部常务次长”高信。其后余井塘的“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职改由与CC系有关系的田炯锦担任，1952年，余的“内政部部长”又被免职。至1954年俞鸿钧任“行政院长”后，在8名部长中CC系一个部长职位也没得到。在两个委员会委员长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改由前接近CC系的蒙古人刘廉克担任。香港《中声晚报》评这次改组为：“CC分子一概摒诸阁外，此在20年来历届阁接中实属罕见之现象。”

在争夺“立法院院长”的权位上，陈诚曾与CC系有过紧张的厮斗。“立法院”迁到台湾后，其委员人数已大为减少，但是，CC分子仍控制着多数席位。原“立法院院长”童冠贤在大陆解放时逃往香港，一直由陈诚系的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的刘健群以副院长资格代理院长，CC系的立法委员不与刘“合作”，并借其多数势力曾否决过陈诚要求授权“行政院”便宜行事的法案。1950年8月“立法院”开会之前，陈立夫离台时，表示“立法院院长”只有他本人和CC分子程夭放或张道藩才有资格做，表现出CC系要最后以“立法院”为地盘保留其残余的势力和地位。同年9月间，原有“立法院院长”任期届满开始筹备改选新的“立法院院长”时，“立法院”中的CC分子与刘健群一派三青团分子互相争抢，各不相让。到9月18日蒋介石以“总裁”资格指定刘健群力院长侯选人，台湾“半山”派重要人物黄国书为副院长侯选人，12月正式选举后，刘健群仍为“立法院院长”。CC系的不满使“立法院”的暗斗更加激烈。1951年，据说因陈果夫死去，CC分子亟谋将刘健群赶走而使陈立夫回台任“立院院长”以继续领导CC系的活动，对刘健群提出“浪费公款案”，攻击刘对“院务人事经费处理”“诸多失当”；并组织了所谓院务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长达4万言的“调查报告”，揭发刘利用职权化公为私的劣绩。刘被迫辞去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为了缓和CC系与陈诚系的矛盾，就采取了折衷的办法，使既是CC分子又与陈诚、蒋经国有勾结的张道藩继任了刘健群的位置。

CC系的失势，使该系的许多人物改变了主从关系，其中大部分成了陈诚、蒋经国的喽罗。据当时的材料显示，投靠陈诚的主要有：已经自成一系的张厉生，成为官邪人物的黄少谷以及原来与CC系关系不太深的黄季陆等；投靠蒋经国的主要有：王德溥、张道藩、谷正纲、胡健中、王星舟等人。当然这些人与CC系的传统关系还是保持着的。

从高峰摔到谷底陈诚的一生可看成是喜剧与悲剧的综合体。在蒋介石“既联合又斗争”

的策略运用下，陈诚曾经享受到无比的崇隆待遇，但在他的晚年也经历了从高峰摔到谷底的惨淡岁月。

1954年3月，台湾“国民大会”

第二次会议在台北市举行，蒋介石继续被国民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选举陈诚为竞选搭档。3月24日，陈诚以1417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副总统”。

当年的陈诚可谓是功高震主，红透半边天。国民党一直自吹自擂的“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政策就是在陈诚手下完成的。土改的成功，给陈诚带来了一批“农复会”为主的人马；随后陈诚担任“行政院长”，又建立了以伊仲容、李国鼎等人为主的财经官僚班底。在“立法院”中，最大的派系“座谈会派”则奉陈诚为宗主，在320余名“立委”中，“座谈会派”拥有140多名成员。陈诚的势力也进入了全盛时期。

蒋介石当年为什么容许陈诚如此嚣张，台湾《民进周刊》1988年第15期刊登一篇文章《蒋氏父子联手斗垮陈诚内幕》，曾提出以下四个现实的考虑：陈诚是最早来台湾的军政要员，“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军政大局不稳；陈诚入主后，大致让台籍半山与军方维持一定和谐，蒋介石要在台湾复出，势必要依靠陈诚。

美国自1949年8月5日，发表厚达1054页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例举军援及国民党在大陆的腐败颟顸，一度使美国杜鲁门和蒋介石的关系破灭。韩战军兴，美国对台湾的态度又大变，并以军援、经援，顾问团等干预台湾内政、经济、国防，蒋介石面对此种态势，只得找陈诚作中间人，缓和美方干预压力。

为了扳倒美方对台湾军队的干预力量，第一个要斗倒的人便是孙立人，而为了斗倒孙立人，则须借重陈诚在军中的影响力。后来陈诚负责监察院孙主人案九人调查小组的调查工作，报告公布后，孙立人亦开始长年被软禁的生涯。

国民党迁台后十年，中共不断发动军事行动，蒋介石命陈诚组战斗内阁，动员全国资源进行备战，在当时的国民党文官武将中，唯有陈诚能达蒋氏的期望。

蒋介石对陈诚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陈诚对蒋没有“谋反”的记录。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党政官员中，几乎个个都有和老蒋不合，甚至“打过架”的记录，比如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等。蒋介石认为国军三大战役后的失败，在于降共将领太多。因为这些谋反人物都未获重用，权力真空下的陈诚因此才得以大展所长。

不过，陈诚势力的膨胀，亦严重威胁到了蒋介石传子蒋经国的接班计划。陈诚当选为“副总统”，为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了。实际上，陈诚的成功希望非常渺茫。一为年龄的悬殊，陈诚57岁，蒋经国45岁，相差12岁，时间对陈不利；二为陈诚的健康，患有严重胃炎早不堪繁剧。相对地，蒋经国精力过人，在生命的接力赛中，冠军操在小蒋的手里。应该说陈诚是最了解蒋介石的，知道如何迎合蒋介石，所以才能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陈诚清楚地了解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儿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但陈诚有野心，早在1927年，国民党刚在南京建都时，陈诚就曾对知心密友说：“我明明是一只老虎，也要装成狗的模样，等到有了权力以后，再恢复老虎的本性来办大事啊！”

在蒋经国看来，陈诚是自己的父执辈，对他并不轻易就范。依国民党政府当时的“宪法”规定，“总统”不得连任，如果蒋介石不连任“总统”，那么依照经历和名望，陈诚出任第三任“总统”将成定局。再者，如果蒋介石突然归天，陈也会依“宪法”规定递补。

以往，陈诚与蒋经国在排挤其他派系推行小圈子控制上虽然是一致的，但为了争做蒋介石的“继承人”彼此妒嫉，常有摩擦。

1949年春，蒋经国与陈诚同时被派到台湾，但上任不久的蒋就辞去省党部主任委员职务，据说是因为两人的“情绪不一致”。陈任“东南军政长官”期间，两人因青年军人的人事关系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政府逃踞台湾后，陈诚对蒋经国的扩展权势暗中戒备，表面上则采取敷衍态度。1950年3月，陈任“行政院长”时、在“行政院秘书长”或“内政部部长”的入选上都提过蒋经国的名字，但蒋经国（一说蒋介石）不肯，乃于4月间将“国防部政工局”扩大为“总政治部”以安抚他。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特务控制了军队，常不通过陈诚自行派遣及撤换军官。如1950年夏，蒋经国派出四个省“游击司令”，而身兼“国防部长”的陈诚竟毫无所悉，陈曾因此深表不满。在国民党军队中，蒋经国的政工人员与陈诚的军事指挥人员间的矛盾亦极尖锐。据吴国桢于1954年6月29日在美国发表文章称，某些中级军官甚至说：“如果有一天我们必须打仗的话，我们将不得不首先打死政治工作人员”。在1950年时，陈诚曾发牢骚称，在台湾第一是蒋经国，

第二是宋美龄，第三是吴国桢，他自己才算第四。并一度不到“行政院”办公，招致蒋介石的不满。在政府部门中两人也有矛盾，1951年初蒋经国曾欲以其手下“第一红人”郑彦■，打入“行政院”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但遭陈拒绝，到1953年2月郑才始出任该职。

蒋经国亦常借代蒋介石批阅公文的机会，对陈的公文予以批驳，使陈颇为不快。1952年8月陈曾因不甘接受蒋经国的威胁一度提出辞职。同年10月问国民党七全大会开会之前又因同样原因表示“辞职养病”，后又抱病参加。据1954年2月27日、28日香港《中声晚报》报道，第二任“副总统”

入选所以迟至2月16日“国大”召开前3天才作最后决定，是因为蒋经国不同意由陈诚出任。小蒋的理由是：“副总统”并非要职，主张以“元老”充数即可，而属意王宠惠。于是同拥陈方面的人员发生了争执，最后终于因陈握有军权而被蒋介石确定。但在国民党中常会表决时，蒋经国仍未投陈诚的票。其后蒋经国又积极反对陈企图以“副总统”兼任“行政院院长”，主张提拔“青年干部”主持台湾行政。当时接近蒋经国的台北英文《中国新闻》和《民主晚报》均发表评论认为“副总统”不应该兼任“行政院长”。1953年2月25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台北电称：“谁将接替蒋介石为国民党中国的领袖，是国民党中两个最有力的分子中间极激烈的暗斗的问题。”在陈诚和蒋经国矛盾上，蒋介石常偏袒其子而抑制陈。这一点从蒋经国的势力发展上即可以看得出来，在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排名上本来蒋经国一直追随陈诚，但到后来却一度超过陈诚。陈诚在行政系统中虽然有不少势力，但蒋却在军队、特工、党务、青年四大部门扎根结果。到了1961年左右，小蒋的势力已经超过了陈诚。虽然蒋介石在1957年10月23日的国民党八全会中提名陈诚担任副总裁，但这其实是宣告陈诚的提早“出局”罢了。

1959年，“行宪”

第二任“总统”蒋介石任期行将届满，为了连任，蒋介石父子动员了官邸派和有关亲信，在“国会”和报纸上制造“修宪”的舆论，此举引起了陈诚系统人马和清议知识分子的不满，导致了一场大辩论。当年反对“修宪”最卖力的，就属雷震为首的《自由中国》，在其杂志上著文反对“修宪”的，还包括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

不过，这场大辩论在蒋氏父子“贿赂”“国民大会”以及雷震被宣判叛国罪而告落幕。蒋介石也在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修宪”后，被赋予无限期连任的机会。

蒋介石连任“总统”后，陈诚心灰意冷，虽然被蒋介石再次授命组阁，随即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长”。台湾“中央社”1963年12月6日发表一则陈诚声称他对蒋介石“准他辞职的德意深表感谢”的消息。他说：“近半年来，本人健康不佳，时感疲乏，迭向总统请辞。这并非逃避责任，而是恐怕有疏职守。但屡次均蒙恳切慰留，给假休养。9月初，适逢葛乐礼风灾发生深感救灾善后责任重大，故提前销假。近两月来，健康尚未恢复，医嘱仍须休养，因又请求辞职，始蒙批准。本人感谢总统德意，实非吾语可以形容。希望在健康之后，能继续以有生之年，全力报效国家。”

陈诚为何辞去“行政院院长”兼职，海外新闻界见解不同，香港的国民党报纸说他是因为“劳瘁”而坚辞；美联社的电讯则说他的下台实际上有政治原因。1964年4月22日，香港《联合评论》刊载一篇署名效微写的题为《陈诚被迫辞职的经过补述》的文章，分析比较全面，现摘要如下：如所周知，陈诚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可以说，也是蒋一手扶植的。可是，自蒋经国的势力逐渐扩张后，陈诚的地位就开始动摇了。尤其是三任总统非法连任以后蒋介石对陈诚也颇疑忌。

虽然陈诚被迫辞职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与蒋经国的利害冲突；但导致了蒋介石断然准许他辞职，也有若干近因的。首先是，去年有一架飞机飞往大陆投向中共，美国人曾有责难。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席上提出此事，参谋总长彭孟缉认为是由于军队的待遇太过菲薄所致，蒋即指示应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则说，一旦增加军人待遇，则文官的待遇势必随之增加，政府实无此财力。张其昀、谷正纲亦主张增加军人待遇，陈诚很不高兴，认为他们有意和他为难，反问他们从何处筹钱，并斥责他们说话“不负责任”。蒋即拂袖而退，陈也声言将辞职不干，这一次的中央常会也就不欢而散。稍后，蒋为了要任命蒋经国的人做国防后勤部长，准备将原任部长石党调任交通部长，陈诚认为观任交通部长沈怡的政声甚佳，不宜更动，表示坚拒。蒋乃将石改派为考试院铨叙部长，但对陈如此不服从指示，深致不满。

美国总统肯尼迪安葬，蒋廷黻曾来急电询问是否将派大员前往送葬。沈昌焕得电后，立即直接向蒋介石请示，结果决定只派蒋廷黻就近代表，陈诚始终未闻其事，后来美国舆情大表不满，留美华侨更为愤怒，蒋介石也觉得过意不去。陈诚曾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昌焕大加指责。接着行政院酝酿局部改组，陈诚拟以张厉生为副院长，陈雪屏为教育部长，并准备将沈昌焕及司法行政部长郑彦■、经济部长杨继增免职。蒋经国即欲以邓傅楷为教育部长，并维护郑彦■，蒋介石和宋美龄也维护沈昌焕，陈诚则认为沈非去不可，又在行政院会议席上，对沈大加指责，沈自恃能兼得蒋家父子主妇三人的宠信，竟亦反唇相讥，陈诚一怒而离席。行政院那次的会议几乎无法结束，还是政务委员余井塘以和事佬的姿态出来打圆场，才草草了事。

陈诚离开行政院后，余怒未息，即向蒋当面报告经过，并表示辞职不干。他也许以为可以迫使蒋同意将沈昌焕撤换，却不料蒋顺势说道“你太辛苦了，休息一下也好。”随即把此前陈诚因病请辞的一件旧呈文取出，在上面批了“准予辞职”四个字，用总统府的正式公文发回“行政院”，于是，陈诚不得不辞职了。

蒋介石迫陈诚辞职后，为了安抚后者，又嘱他推荐继任的人，陈乃推荐严家涂井建议以余井塘为“副院长”，蒋表示接受。但余井塘初不允就。陈认为如余不就，势必被蒋经国或属于他的人所夺去，乃亲往劝驾。为了防止蒋经国的人乘机渗入，其他各部会官员，陈也要求一律不动。

由于陈诚的个性倔强，平素不大买“立法委员”的账，他此次被迫辞职，许多原属CC系的“立法委员”都引以为快。严家涂被提名为“行政院长”后，虽得CC系的元老余井塘为“副院长”，但CC系的若干立委仍表示决不听余井塘的话，迫得严分别登门造访，他们始允支持，结果严获得的同意票，还比陈诚当年所得的为多，人们最初以为这是严谦恭为怀的收获。但事后的事实，证明实别有原因。在严阁组成不久后，“立法委员”即每人获得向“国家银行”借款6万元，分10年偿还的优惠待遇，蛛丝马迹，使人不能不怀疑这是他们投同意票的交换条件。此事本属秘密进行，不料被“国大代表”得悉，即发动签署运动，要求“总统”召开“国大”临时会议，“蒋总统”深知代表们用心所在，一面宣布即将召开临时“国大”，一面指示“行政院”，应即依照“立委”先例给予“国大代表”以长期借款。但因人数太多，每人减为4万元。代表们凭空得了这笔巨款后，也就不再坚持召集临时“国大”了。不过因此一来“国库”即无端损失约一亿元之巨。

陈诚被迫辞职之初，尚随时向人表示，他并没有病，他的辞职，完全是被迫的。事闻于蒋经国立向乃父报告，于是“蒋总统”又频发一道命令，说陈诚的病虽因免去“行政院长”的烦劳而日渐康复，但仍不宜操持“副总统”及“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准其离开台北，择地静养，俾得早日复元。陈诚奉此一命令后，虽然仍在台北，但只得在家闭门静养，拒见外客了。

人情冷暖尽管陈诚与蒋经国之争喧腾已久，但陈诚病死之日，蒋经国立即表现出“沉痛哀感”，表情十分精彩，据当时台湾报纸报道，蒋经国大清早就到陈诚住所，“没有吃中饭，也没有吃晚饭，站了一天”，直到黄昏陈诚死去，还随车送到殡仪馆。并向记者发表讲话，说是痛失“追随了近30年的导师”，说他多次晋见陈诚时陈曾紧握其手，勉励有加。言外之意，自不可提“子承父业”，即继承此政敌“导师之业”，亦有“遗言”可按。《中央日报》还煞费苦心在登载“蒋经国悼念副总统”的新闻旁边，特意刊出“俞大维闭门嚎陶大哭”的消息来烘托，以示“蒋族亲家”亦对小蒋的“对头”同表哀悼。陈诚死后，台湾当局为了掩饰内部倾轧大办丧事。例如宣布下半旗10天，设置有10个组的庞大治丧会，所有官报报头、文字、广告均不套红，60万蒋军一律缀佩丧章等，用民众财产来寄“哀思”。

尽管是大办丧事“哀恸逾常”，台湾《联合报》仍在字里行间作了暗示。这家报纸在报道陈诚断气时屋外两景，标题是“如泣如诉一窗雨”，“泣”字自为“酬世”之文，“诉”字则颇堪玩味，道出国民党明争暗斗的内幕。《联合报》还报道陈诚在死前一日向他的家人说：“别人要来看我，你们不必再阻止他们，让他们进来，见我一面。”这说明陈诚死到临头，还不甘心，还要看看蒋帮小朝廷内的人情冷暖。

陈诚之灵柩于8月30日安葬于台北县泰山乡荣村塞园。

1965年7月18日，周恩来总理到上海欢迎李宗仁回归大陆。在虹桥机场候机厅里，聚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叶剑英、陈丕显、曹获秋，陈东生等。还有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共50余人。在谈到台湾问题时，周恩来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可惜他的身体不好。。他临终时留有遗嘱，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他夫人反对，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发表。看来他的主张不受台湾当局欢迎。。。”

1988年4月5日，大陆《团结报》刊登了周祖羲、徐济德的署名文章《陈诚和他的遗嘱》，对如何评价陈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919年，陈诚心怀救国之志，考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班，投身军旅。后来，他仰慕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进入黄埔军校当军佐。陈诚参加了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从连长升到师长。北伐成功后，陈诚积极参加了蒋介石对李宗仁、唐生智的战争以及蒋冯阎的“中原大战”，蒋介石曾通令嘉奖他，赏奖金20万。

抗日战争爆发，陈诚受蒋介石之命，拟定长期抗战全国动员方案。他主张扩大湘沪战争，诱敌到上海，牵制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武汉。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使海陆空联合作战的日军付出伤亡10万人的代价，国民政府得时间撤退几百个工矿企业和几十所大专院校，还奠定了沿长江节节抵抗的长期抗战局面。其后，陈诚和李宗仁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武汉保卫战，日军伤10万。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威胁重庆，陈诚出长第六战区，保卫战争的陪都。1943年2月，陈诚任中国远征司令长官。5月，陈诚奉命回恩施，指挥打退自宜昌、石首、监利西犯的日军，保卫了重庆。1944年，日军集重兵40万，发动一号作战，陈诚出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冀察战区司令，指挥北线作战。

但是，陈诚反共也是不遗余力的。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围剿苏区红军，陈诚所部是主力。

第三次围剿时，他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侵入黎川、广昌、于都等大片苏区。

第四次围剿，他先任北路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后为“赣闽边区剿共”中路军总指挥。辖三个纵队，12个师，猖狂向广昌进攻。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训练围剿红军的排以上军官3200多人。

第五次围剿陈诚接受过去失败的教训，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建筑碉堡，步步为营。这时的红军，在左倾冒险主义的指挥下，导致了历史性的错误，被迫长征，陈诚遂得立下汗马功劳。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当上了总参谋长的陈诚，高喊“三个月内消灭共军”。他调兵遣将，并到各地督战，眼看东北大势不妙的他兼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接替熊式辉主持东北战争。虽然增加了5个军和坦克、炮兵、汽车部队，但还是损兵折将，丢城失地。1948年12月29日，陈诚出长台湾省军政长官，后来，陈诚出任“副总统”、“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

第二号人物。美国乘朝鲜战争之机，要求取得台湾军队的指挥权，遭到蒋介石和陈诚的抵制，他们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个部分的原则。

与陈诚在黄埔军校同为特别军佐的季方在怀念黄埔的老同学、老同事时，不无感慨他说：“他们大多还是爱祖国、要统一的，不过所走的道路不同罢了，最后也许都要‘殊途同归’。可惜辞修已经不在了，我听说他不同意把反攻大陆写进遗嘱，反对同胞自相残杀。”

第六节白崇禧暴死之谜原军统特务的惊人披露1966年12月1日，国民党四星上将白崇禧死在台北松山路寓所的地板上。

第二天上午尸体被发现时，已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都被撕得稀烂，可见他死前十分痛苦。他的床头柜上还有半杯酒，有人说他的酒还没有喝完。这一年他74岁。

国民党当局称白崇禧是患冠状动脉梗塞症而死，而很多人对此有怀疑。

20多年后，台湾军统特务重要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撰文，对白氏的暴死，做了惊人的披露。

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利后，声望大跌，白要求蒋下野，自己带60万大军转入海南岛。蒋不愿见到台湾以外存在一个将来可能比自己强大的势力，于是派人以到台湾组阁为诱饵，诱骗白于1949年12月30日，从海口飞到台湾，从此白再也不能离开台湾一步了。

不久，又有人向蒋报告：“白意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联络地点是一客家人在台北市郑州路经营的一家渔猎用具店。”蒋立即电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查办。毛把任务传达给谷正文，经暗访，从邻居口中得知，白常去一家渔具店，店老板叫李赖。于是谷正文派一部侦防车埋伏在李赖经常出入的街口守候。李否认店是政治活动基地。侦办结果通过毛人风向蒋呈报，蒋指责谷正文办事不力，向毛加压：“事情岂有这样简单，况且他是一个历史罪人。”蒋正式命令毛对白采取制裁行动。

谷正文积极筹划暗杀，收买了白身边的杨副官。杨报：“白先生将去花莲县寿丰山打猎。”勘查后发现狩猎区有小型山间铁轨，可使用人力轨道台车登山。白己65岁，不会步行上山，而一上轨道车，就难逃一死。经过三次演练，终于掌握螺丝松脱法，将不留痕迹地使轨道台车“发生意外”。行动当天，白一行人通过预定谋杀的桥面后，谷等迅速爬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入不远处树丛静待白下山。午后，两辆台车从高山背面滑出，二车相距约20米。林意如父子乘前车，白与副官乘后车。“如前车坠落，后车刹住。。”话声未落，前车已坠入谷底，副官见状，急踩刹车无效，在千钧一发之际，他用力将白推出车外，自己则随车跌入谷底。白从地上爬起，望着谷底的尸体，心里已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后来，谷正文调离另职，但从同事口中得知蒋仍不肯放过白。一次，同事给谷打电话：“白上中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处买药。”谷正文认识赖，便打电话给他。赖听后心知不可瞒骗，只好托出实情：“白将军不是病，他须补。。”谷正文说：“不管是什么，你要发挥专长，蒋总统要你多多‘照顾’将军，重病得下猛药。”谷正文暗示赖在剂量上使手脚，使垂危老矣的白不胜药力，一补不起。赖连说：“明白，明白。”于是他重给白开了一帖很强的药方，电请白立即更换。白不疑有异，依方到中药店买了两大包回家泡酒。数月后，白似乎从药酒中得力，与热恋的hushi频繁往来。1966年12月1日，hushi再度去白宅夜宿。

第二天副官在白室外连唤数声不见动静，推开房门，发现hushi早已离去，白赤身趴在床上，伸手一摸，才知已经身亡。

至此，蒋介石与白崇禧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恩怨总算告一段落。

白先勇的异议1993年12月8日下午，白崇禧之子白先勇接受了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东方白的采访。

在那西式客厅，东方白发现：除了那套绒布沙发，一切都是中式摆设，四角是乌木桌几，上面有盆栽与瓷雕；四壁是中国字画，其中有一副左宗棠的行书对联，另有四卷岳飞的草书，抄的是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白先勇，白先勇，你知不知道台南‘延平郡王祠’里的石柱上刻有你父亲的一副对联？这次回台湾，陈烨载我们游台南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的。”东方白突然兴奋地叫了起来。

“我知道，那对联最下面的对子是‘留取汗青垂宇宙；莫将成败论英雄’。”白先勇毫不费力地顺口背出，令东方白微微感到有点失望，不过他立即就恢复过来，把话题稍稍转了一个方向，说：“有一句话想问问你，你父亲到台湾之后，为什么一直没有受到重用？”

听了东方白的话，白先勇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意味深长他说：“蒋介石这个人，只可共‘忧患’，不可共‘安乐’。他看我父亲有军事才能，需要他时，就命他做参谋长，用完之，就请他辞职，前后一共三次——第一次是北伐，第二次剿匪，第三抗是抗日。。记得抗战胜利后，有一天，我家突然被我父亲的部将包围，好在我父亲机敏，全家才终于安全逃脱，事后据说是蒋介石指示的。”

“不知在那里看到一篇文章，提到你父亲突然暴毙，死后全身发紫，便有人猜测是蒋介石派人毒死，这可是真的？”

“我想倒未必如此。因为他在台湾一直是在野身份，手里没有军权，蒋介石大可不必谋害他，他死后全身发紫，主要原因恐怕是心脏病暴发，血管淤血的关系。”

“对了，我在陈烨家里看到一本程什么的《白崇禧传》，你知道吗？”

白先勇笑了起来，说。

“那是她来访问我时我送给她参考用的，作者是‘程思远’，他从前是我父亲的机要秘书，后来投共，所以全书都是用共产党的观点写的，只是与事实不大有出入。”

困居台北1952年的夏天，国民党召开“七全”大会，所有年高有功的中委，均被派为中央评议员，唯白崇禧独付阙如，座中无席。于是元老们推请于右任见蒋介石求情，深望能有些补救。于右任说明来意，蒋介石截住他道：“白健生，我知道，这件事等我考虑考虑，我们改天再谈吧，”却始终没有下文。还是这一年，由蒋经国任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派人去查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连地板都挖开搜查。白很生气，当即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回答说：“健公，这并不是我的意思，你不信，打电话去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不仅对你们俩如此，人人都应该这样来一次。”事后了解，只是对白、薛两家如此，一次，白的夫人马佩璋去香港，刚到机场，检查人员对马说：“你的皮包里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由我们代你寄出，不应该由你带去。”马佩璋只好从皮包中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有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

自从1949年底，白崇禧被蒋介石“劝”到台湾以后，他的处境一直十分悲凉，正如台湾报纸所说：“白氏目前的情况和张汉卿比较，也不过是五十步同百步而已”。

面对这一切，白崇禧也只好独对青灯，仰天长叹。内心阵阵酸楚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质问自己——怎么能忘了老朋友的劝告呢？

那是1949年6月的一天，在广州中华北路的李宗仁官邸。李宗仁、白崇禧、刘斐等国民党桂系巨头见面。过去，每逢此景他们总要寒暄一番，此次却是例外。握了握手，便开门见山地谈起来。

屋里的气氛紧张而凝重，他们三人在一起谈了一整天，又谈到深夜。

刘斐向李、白二人介绍了自己作为南京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在北平的所见所闻，并告诉他们：现在是胜败的大势已定，无可改移了！最后刘斐劝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这样尚可挽救多年来追随他们的部下。

白崇禧大声说：“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来！”

刘斐见状只得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

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这时，李宗仁在桌上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白崇禧默不作声。他们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李宗仁没有忘记自己的誓言，于1949年底飞到美国。而白崇禧却“在沉默中死亡”了，他置老朋友的劝告于不顾，被蒋介石“诱”到台湾。

1949年秋，蒋介石由重庆飞到广州，立即召白崇禧至黄埔军校。他深知白崇禧最喜欢奉承，因而态度颇为诚恳，且勉励有加地对他说：“自北伐以至抗战，我们两人有两度合作。两次合作都非常完满，因而奠定了北伐成功和抗战胜利的基础。今局势困难与日俱增，深望仍本过去合作精神，团结奋斗，深信必能完成吾党所负的历史任务。”白崇禧唯唯是诺。待他在广西战败，蒋介石派人接迎，并言将授予组阁新任，自就乖乖地飞到了台湾。白崇禧到台湾时，表面上尚受尊敬。蒋介石亲自在草山设宴欢迎，并在台北松山路为他置了一幢十分豪华的寓所，实际上周围密布特务。蒋介石只任命白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挂个空名，而其“组阁”及“委以重任”之说却变得无影无踪。

白崇禧除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还是台湾“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他到台后的主要工作内容大概就是从事宗教活动，因而其在穆斯林界的声望颇高。但他的一举一动却均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一年，约旦国王胡辛到台湾初访，指名要见白崇禧。但有关方面却告之，白宗禧正在患病，不能见客。胡辛为之怅然。其实白崇禧身体非常健康。马来西亚独立时，当地的回教团体曾邀请白崇禧前往参加独立典礼，但始终未能成行。1955年8月1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世界宗教会议，大会曾向白崇禧发出请束。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白崇禧公务繁忙，谢绝出席会议。

也许为了略舒心中之闷气，白崇禧曾屡次向陈诚表示要出国一行，并要陈代为向蒋转达此意。蒋介石在阳明山与白崇禧面谈，却要他趁这个时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从事《回忆革命军的战史》的撰写等等。白崇禧则以自己不是文人，平素也甚少执笔为文作理由推却了。

此情此景，白崇禧尤如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在他多半生的戒马生涯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能与其明火执仗的共产党，另一个就是暗中勾心斗角而总想置其于死地的蒋介石。

白崇禧的一生给终是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而蒋介石对他亦是恨之入骨，俩人真象是生就的一对冤家。

1934年11月21日，白崇禧在广西桂北龙虎关视察。这次为了对付蒋介石和即将逼近的红军，白崇禧真是绞尽了脑汁。离开桂林之前，他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发电给蒋介石，略谓：“据迭报，匪主力由临武分经嘉禾、蓝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仁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即将仁部主力，移赴恭城附近，策应富、贺、兴、灌。但兴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诚恐力量单薄，请转饬何总司令部，向江华、贺县推进，以期周密。”这封电报，是白崇禧所施“金蝉脱壳”计，以达到将桂系两个军的主力全部集结于龙虎关与恭城一带，严防红军、蒋军进入广西腹地的目的。该电既向蒋介石打招呼要将军南撤，又将责任推诿给湘军何键。在发此电的同时，白崇禧已令在湘江至灌阳驻防的第15军做好南撤恭城的准备。

当晚，白崇禧视察龙虎关回到平乐。为保证两个军的人马在恭城一带驻防，白崇禧在联防会议上宣布：“龙虎关到平乐一带，民食一律供给军用，由县府发给粮票，以后给钱。如有藏匿不缴者，以有意留给共产党论罪。”当晚，他接到了第7军的侦察报告，“红军已经进攻道县。”他感到红军过境已经势在必行。在面临要和红军决战的重要关头，本着事前的既定方针，白崇禧认为：给朱毛红军让路时机已到。他在当晚深夜，下达了转移大军于龙虎关的命令：在全州、兴安、灌阳布防的第15军撤往恭城，仅在全州留第72军团的两营干训队；兴安留一个团，灌阳留一个团，灌阳全县完全开放，

第7军集结恭城机动使用。

如果说蒋介石在政治上老谋深算的话，这一回军事上却算不过白崇禧。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20日的电报后，不知是计，遂复电同意。桂军按白崇禧变更的部署，撤离了湘江防线。红军向西长驱直进，攻克道县，其前锋抵达湘桂边境的永安关时，从全州至兴安60公里的湘江，已无兵防守，湘江防线，完全向红军敞开了！

桂军从湘江南撤的第二天，湘军刘建绪部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立即报告何键。何键极为恼火，即令刘建绪部四个师立即南下全州，令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企图拖住红军，以便刘建绪部赶到全州，抢占湘江沿线渡口，仍想实现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

蒋介石从何键“追剿总部”的报告中，才得知湘江无兵防守的情报，对桂系的做法大为震怒，于是严斥桂军放弃职责，严令桂、湘两军按原定计划，对红军已过河的先头部队夹击，对未过河的部队堵击，仍然妄图将红军主力歼灭于湘水之东。

坐镇在桂林指挥的白崇禧，对于蒋介石驰电严斥，并不在意，仍按桂系的既定方针：“打尾不打头”。白崇禧没有执行蒋介石的训令，让主力前出兴安，沿江北上，夺回渡口，与刘建绪部衔接成堵截线；他只以一个师驰援兴安，以防红军南下，而令已从恭城返回灌阳的15军，全力向红军后续部队发起攻击。15军在夏威指挥下，从湘、桂边界的灌阳新圩地区发起攻击，既不会冒红军回头打击的风险，又可以向蒋介石交差，更重要的是可以防止追在红军后面的蒋军周浑元部入桂。夏威的部队，除了俘获红军的一些掉队的伤病员及群众，还将追入广西境内的蒋军万耀煌师和周浑元师的各一个连加以缴械。他们将红军的伤病号，解送蒋介石处报功，而周、万两师的被缴械者，则一经说明不再进入广西境内的，就退还武器，送出边界。

红军突破了湘江的封锁线，终于跳出了蒋介石的重围。

在南昌行营的一栋楼房内，蒋介石心神焦虑，他几乎将全副精力都投到这场已经打响的湘江战役里了。他期望着这几天能“吃掉”西进的红军，下个月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就可以开成一个震惊中外的庆功祝捷大会，然后，他再回头收拾两广头目。他还对宋美龄说，12月1日是他们结婚七周年纪念，要是在这一天能够得到“全歼匪部于湘水之东”的捷报，那将是部将们送给他们结婚纪念日的最好礼物。但他从得到的战报分析，红军主力似乎已经渡过了湘江。姓白的这个狡猾的东西可憎的广西佬，没有堵截红军，给红军以迎头痛击，反而来电虚报战果，称“俘敌七千”。他和陈诚都判断顶多三千，估计大都是红军掉队的伤病员与那些扛辎重的民夫。事后他得到的情报表明，李、白、黄拍了一部纪录片《七千俘虏》，到处放映，到处吹嘘，而镜头中好些“被俘红军”是让广西民团扮演的。他既不敢责备，又不愿嘉奖。薛岳等曾向他表示对桂系的不满，他只好发电责问：“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通黔川要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论这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第二天，接白崇禧复电驳斥说：“职部仅兵力十八九个团，而指定担任之防线达千余公里，实已超过职等负荷能力。孙子曰：‘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备前则后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竭十八九个团全力，不足当彭匪德怀狼奔象突之势也。钧座手握百万之众，保持重点于新宁、永安，不趁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前，抑又何意？得毋以桂为壑耶？虽然职部龙虎、永安一战，俘获七千余人，比较钧座竭全国赋税资源，带甲百万，旷时数年，又曾歼敌几许？但此不是与中央社同争短长也。据中央社露布，某日歼匪数千，某次捕匪盈万，试加统计：朱毛应无孑遗，何以通过湘桂边境尚不下20万众，岂朱毛谙妖术，所谓撒豆成兵乎？职实惶惑难解。”

白崇禧的电报言辞之间，讥讽挖苦，刻薄尖酸，气得蒋介石在办公室里大发脾气，脑门上粗筋鼓突，连上海滩骂人的脏话也冲出来。

1935年1月，进入贵州省的红军主力击破黔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蒋介石在贵阳已陷入危境，坐卧不宁，十分恐慌。据当时担任贵阳警备司令的王天锡回忆，他动员了400个消防队员、宪兵和警察去城墙边赶修工事。蒋介石和宋美龄去看了，觉得不顶用。蒋介石急忙嘱咐王天锡准备飞机，这时又得到报告，机场附近发现红军便衣队。蒋介石急得来回徘徊，只好吩咐王天锡：“你给我找20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蒋介石和宋美龄准备随时逃走。蒋介石觉得廖磊的第7军在独山、都匀离贵阳不远，又急电廖磊星夜兼程前进“救驾”。廖磊复电称：“容请示白副总司令允许，才能前进。”蒋介石又气又恨，骂道：“这简直是外国的军队了！”

幸得云南的龙云所部前来“救驾”，否则蒋介石性命危矣！

1935年，广西曾成立过一个反蒋的秘密组织，叫“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李宗仁担任会长，白崇禧亲任副会长。

为了反蒋、逼蒋下台，白崇禧从不放弃任何机会，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惨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歼，黄举枪自杀；黄维兵团也在双堆集被围。蒋介石急电“华中剿总”白崇禧部调兵驰援。白崇禧则对调兵援徐竭力反对，他认为逼蒋下台时机已到！

在此之前的10月30日晚，白崇禧曾到李宗仁官邸与其密谈。李宗仁对他说：“健生，司徒雷登大使已经告诉我了，他已向马歇尔国务卿提出了要老蒋下台的建议，由我们跟共产党重开谈判。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可不能把自己的部队投向徐州战场为他（指老蒋）卖命呀！”

白崇禧听了真是喜出望外。现在，面对蒋介石的急电，他颇感得意。勉强让第20军东调以后，就再也不让第2军等部队调走了。国防部的电报、参谋总长顾祝同的电话，都被白崇禧硬邦邦的顶了回去。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便亲自从南京打电话到汉口，找白崇禧讲话。开头双方的态度还好，以礼相称，“总统”“健生兄”称得颇热。说来说去，双方态度急剧变坏，声调越来越高，互不相让。蒋说：“我是总统，调2军是军令，你是军人，应该懂得服从命令。”白崇禧此时毫不示弱，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能接受。如你认为我不听命令，你撤我的职好了。”双方交锋了几十个回合，一个电话打了半个多钟头。蒋介石气得把电话都甩了。白崇禧放下电话后也一不做二不休，下了紧急命令不准集结在沙市的第2军东调，还命令到了汉口的第9师开回沙市去。

当时的蒋介石真是内外交困，平津、淮海战场上，惨败的局面不可收拾，又干预美国大选，支持纽约州长社威竞选总统，与杜鲁门唱对台戏。11月间大选揭晓，还是在职总统杜鲁门当选。蒋介石派夫人宋美龄飞去美国请求援助，遭到社鲁门拒绝。此时，蒋介石除了下野之外，已经没有别的选择。12月17日，蒋介石正式派张群、张治中、吴忠信三人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邸拜访李宗仁，告以蒋介石有意下野，由李出来主持和谈。李宗仁让程思远把这消息打电话到汉口通知白崇禧。白崇禧高兴的不得了。

岂不知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谁笑在最后谁最美”，白崇禧笑得的确早了点。他似乎忘记了蒋介石是自己的生死对头，是个城府极深的阴谋家，竞被几句一文不值的许诺冲昏了头，以致误入歧途。如今他在台湾仰老蒋之鼻息，无异于笼中鸟、网中鱼，任其摆布，过着幽禁般的生活，每当忆及往事，不知该作何感想？而李宗仁的“皇帝梦”却也很快地惊醒了。

良禽择木而栖？

李宗仁到美国之后，于1955年提出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几点建议，在海内外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但却遭到了台湾当局激烈反对，他们严厉地遣责李宗仁是“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年岁高而糊涂了”。

白崇禧到台湾后有着多重“身分”，其中之一便是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而被“打”的对象则是李宗仁，李宗仁一有风吹草动，白崇禧便会奉命出来讲话，或是发电报写信，对李发出一番责难。

1955年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了举世瞩目的亚非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作为代表在会议上作了精彩发言，并为中国人赢得了声誉。李宗仁看了甚为兴奋，他认为周恩来的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途径，因而他很快就提出了《对台湾问题的建议》，主要内容如下：今后解决台湾问题之道，在我看来，可有甲、乙两案可循。

甲案：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可能得一和平折衷方案。

乙案，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但目前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美国撤退第七舰队，使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如此战争危机可免。时日推移，大陆和台湾内部彼此敌视的态度减轻，则真正解决便可实现了。

蒋先生已年逾七十高年，生年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以苍生为念，毋使内战重起于中国，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我以过去亲身的经验，观察今日之变局，自信颇为冷静而客观，个人恩怨，早已置之度外。惟愿中国日臻富强，世界永保和平，也就别无所求了。这无异于一枚重型炮弹在海峡两岸炸响，而最直接的“受害”者却是白崇禧，在发表了一番攻击之词后，蒋对他的管束亦更加严厉。白崇禧的攻击虽言不由衷，但“身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

由于白崇禧和李宗仁的特殊关系，使蒋介石对白崇禧始终存有戒备之心。白崇禧是广西桂林人，与李宗仁是同乡。在统一广西与建设广西期间，人们皆以李、白、黄（黄绍■）并称。1923年，白崇禧任广西全权代表，前往广州士敏土工厂晋见孙中山大元帅，请求广西加入广东革命阵营。孙中山对此举极表欢迎，甚是欣喜。即秘密委任黄绍■为广西讨贼第一军总指挥。

白崇禧为总参谋长，潜回梧州缴沈鸿英之械，然后进兵桂平至南宁。当时李宗仁任陆荣廷部下之旅长，驻守琼州。当陆、沈争夺桂林时，讨贼军乘机发难攻取南宁。白崇禧联络李宗仁共襄盛举。最初李宗仁未表赞成，但经白崇禧剖析时局，晓以利害，李终应允参加。但李宗仁不用讨贼军名义，改称为“定桂军”。攻占南宁后，改组成立了讨贼联军，公推李宗仁为联军总司令，黄绍■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人事安排就绪，遂开始统一事业。因有此故，白崇禧与李宗仁之关系显得特别密切。其后多年中，他们经常是“联袂”而出，密切配合，这一点亦为众人所知。蒋介石自然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蒋介石不会忘记，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而欲与其一试高低的较量中，白崇禧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48年5月，国民党当局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实施宪政，选举总统、副总统。按一般政党的政治惯例，总统由政党内部推出参加竞选并由竞选总统提出副总统候选人，以收辅助之功。

4月，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蒋介石竞选第一届行宪总统，竟获一致通过。当时竞选副总统的提名者有四人：孙科、于右任、程潜、李宗仁。按惯例，副总统之提名应由总统提出，交全会票选，倘超过半数即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当时参加提名竞选诸人竞争激烈，不得已改为自由竞赛选，各派间即展开了实力较量。

1947年冬季，李宗仁担任北平行辕主任，指挥冀、察、热等省军事，并负责支援东北军事，任务十分重大。当时李宗仁曾打电报给白崇禧，表示将出面竞选副总统，并要白崇禧将此转告蒋介石，以探其口气。听白崇禧转告后，蒋介石当面训示了两点，“一、北平行营剿共任务重要，不可脱离；二、我为军人，李某亦为军人，两位军人参加竞选不妥。”蒋要白崇禧据此转告。白崇禧照此电复李宗仁，要其中止竞选之念，不可南来。此电一去，即来再接李宗仁复电。

一日，李宗仁忽至南京，并前往看望白崇禧，他说：“北平有许多事情办不通，此行除述职外，并将晋见委座，说明竞选之决心。若竞选成功，即不回北平，若竞选失败，亦不返北平。”说毕，即动身前往见蒋。待回来时，他说：“委员长之意仍希望我回北平。”

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四位要员中，孙科的呼声较高，因他是孙中山之子，深获国民党政府及广东各界人士之支持；于右任为国民党元老，为西北人士所支持；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为两湖所支持；高下难分。许多人认为孙科定可当选，但天下事却出人意料者多，李宗仁竟脱颖而出，登上了副总统的宝座。

大选之前，李宗仁、黄绍■、李品仙诸人暨广西国大代表、立监委等一致要白崇禧助李宗仁竞选。开始白崇禧并未答应为李助选，但他又以为这事于公于私实情面难却，终于答应。当时白崇禧任国防部长，更加其在国民党中之广泛影响，乃助选之最有利条件。北伐期间，白崇禧所经省份较多，认识结交之人亦不少，再加上在中央服务多年，与各方面往来频繁，交往甚广。同时，他信奉伊斯兰教，西北陕、甘、宁、青、新等省信徒甚多，尤以宁、青，新三省为基本选票所在。他是广西人，广西自成基本票。且于安徽抗战八年，亦有基本票。在白崇禧的运作之下，再加上东北、华北、西南、东南等为数不少的同情票，使李宗仁一跃而占压倒多数之优势，成为副总统。当时南京各报大作渲染，称李宗仁当选，白崇禧立功最大。而白崇禧未曾料到，他从此在政治纠纷的漩涡中却越陷越深。

当竞选之时，为争取选票，李宗仁与孙科双方不免动以情感，致两方关系受到影响。李宗仁的出现，使国民党中央政府出现了许多隔阂，凡此种种，实为白崇禧始料不及。

最令白崇禧担忧的是，他与蒋介石共事多年，深知蒋的为人，老蒋岂肯放过他？一位从南京赶来祝贺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官员告诉白崇禧说：那天最后投票时，蒋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音员播出李的票数已经过半依法当选时，蒋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侍从忙问：“委员长，开到哪里去？”蒋一言不发。司机因为蒋烦闷时总喜欢到陵园去，仍向中山陵开去。刚刚驶进陵园道上，蒋忽高叫：“掉转头，掉转头！”司机乃开回宫邸。蒋才下车，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蒋如发疯一般，恐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蒋的车刚进陵园，他又吩咐掉转车头。转回之后，又令司机开向汤山去，急惶惶有如丧家之犬。

白崇禧听了，更为忧虑。果然没出他之所料，多天后，5月20日，总统与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驻华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白崇禧发觉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一身军便服，仁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象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象随侍总统的马并。会后问起，才知李宗仁本来就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穿军便眼。白崇禧听后顿生一股寒意，这是蒋介石开始报复的讯号，往后还有更好受的呐。

果然，5天以后，5月25日，蒋介石请白崇禧到黄埔路官邸谈话。蒋介石知道白崇禧喜欢戴高帽，就和颜悦色地给他讲了一番恭维话，还说华中地区的战略地位如何如何重要，对今后局势举足轻重；又称赞他去年主持九江指挥所如何用兵得当，将中共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逐出”大别山，立了战功。然后，进入实质问题，蒋说，“健生兄，你是我国有数的军事家，我想请你出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驻节武汉，指挥华中军事，你看如何？”

又过了5天，6月1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白崇禧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已经向他刺来。他气急败坏，坐卧不宁。夫人马佩璋也忿忿有气地说：“我本来就劝你不要帮助德公竞选，你硬是不听。这次自找苦吃，人家当了副总统，要你交出国防部长的乌纱帽作价。”

本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让他出任国防部长就没有给他实权，而让陈诚担任参谋总长，兵权在参谋总长手里，国防部只是个办事机关。白崇禧对蒋介石不重用自己，虽有怨气，却说不出口，只好出任这个空头国防部长。这次为了协助李宗仁竞选，连这个空头职务也丢了。当时，他正好在上海虹口刚买了一幢敌伪高级官员住的房子，一气之下，便与马佩璋跑到上海去住下，以示不能从命。

其实，蒋介石对白崇禧之怨恨井非始于“人之初”，他们二人曾经有过一次难得的“合壁”机缘，遗憾的是，这“机缘”稍纵即逝了。

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李宗仁约同李济深，推举蒋介石为总司令，并由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蒋介石被任为总司令后，一日他就军队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钮惕生先生应当最适当了，按资历，钮老是革命元勋，总理的老友。论才干，钮老在护国、护法各役中都任要职，以干练闻名。他在各界人士中德高望重，北伐军参谋长一职，非他莫属。”

蒋介石闻言后告诉李宗仁，钮惕生先生另有借重。李宗仁又问：“你心目中何人最合适呢？”

蒋介石道：“我看白崇禧比较适宜。”

李却认为白崇禧资历太浅，年纪太轻，恐不能担此重任。而蒋介石却十分坚决地表示：“我看还是他好，还是他好！”

后来蒋介石正式邀请白崇禧担任参谋长之职。白崇禧即前往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说：“我怕你干不了。”见李宗仁未表支持，白崇禧亦不能自决，遂对蒋介石的邀请婉谢不就。

谁也说不清，究竟是李宗仁不愿意放白崇禧，还是白崇禧出于情之故不愿意离开李宗仁。如果白崇禧对蒋介石的邀请一诺无辞，那么，日后他很可能成为蒋介石最得力、最信任的助手和军师。

难道白崇禧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当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继承了孙中山的衣钵，已成为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前途未可限量。难道白崇禧宁愿屈居于李宗仁甚至黄绍■之下？抑或这就是白崇禧之人生哲学——“士为知己者死？”

不管结果如何，这件事却在蒋介石的心中投下了抹不去的阴影。最起码他已明白，他不会拥有这位心腹了。但蒋介石当初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这位没能成为他心腹的“干将”却成了他的劲敌。

1949年，白崇禧与李宗仁趁蒋介石内外交困之际逼其下野。而作为立杆见影的“回报”，1950年蒋介石以肃清间谍为由实行大批逮捕，在被捕的200名主犯及4000名从犯中，广西籍的军人和官吏最多。而白崇禧因和李宗仁解不开的渊源所得到的“回报”则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

“虎”威犹存白崇禧虽困居台北，但这位有“小诸葛”美誉、能征善战而又机敏过人的国民党干将，还经常成为新闻焦点，每当国民党当局有重大的人事安排时，都使很多人想到了他。俞鸿钧出任“行政院长”组阁时，“国防部长”的三位人选，是俞大维、薛岳和白崇禧；在确立驻沙特阿拉伯大使的人选时，香港及台北的舆论，都认为白崇禧最为恰当；及至俞内阁改组，一些人仍把白崇禧列进内阁范围。有关人士评论说，在桂系的主力人物中，白崇禧与李宗仁、黄旭初三人比较起来，无论在哪方面，自崇禧的确能干得多。过去人们提起桂系将领来，总是爱将他们三人比成“龙、虎、狗”。李宗仁是“龙”，因为他始终是桂系的首脑人物；黄旭初是“狗”，因为他经常是留在“家中”坐镇；而白崇禧则被人们公认为是“虎”。在许多事情中，白崇禧总是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因为他的眼光和手段以及其为人处事等等均使桂系名人心悦诚服。

当孙中山在广州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白崇禧曾与蒋介石、何应钦和李宗仁并被称为“黄埔四杰”，为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

北伐战争开始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任委员长，白崇禧则在经过一番曲折后，被蒋介石从李宗仁处借至军事委员会任军委参谋长。虽身为参谋长，但白崇禧却常常被遣往前线，或冒着炮火硝烟视察战事，或被委任为临时战区指挥官，甚至代替蒋介石行使指挥权，颇受重用。这使“小诸葛”的指挥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在北伐战争时期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的一次战役中，军事委员会决定由何应钦任东路军总指挥，命其由广东之东江、潮梅，经福建至浙江，从而消灭浙江的孙传芳部队。何应钦率第10军之第3师、14师以及福建张贞之部进攻福建周荫人部，由潮梅转战松口大埔，一时不能至浙江，使进入浙江的东路军刘峙等部被孟昭月指挥的孙传芳驻浙江部队击败。

蒋介石接此情报，非常焦急，考虑再三，即将白崇禧召至跟前说：“何将军在福建对周荫人部，以判断作战情况非半月后不能调入浙江，东路军在浙江已遭受失败，势不能久等，浙江战事不利，不仅江西大本营根据地受影响，且使江右军也受威胁。东路军非兵力不足，乃系指挥官指挥不当，你我两人应前去一人。”

白崇禧深知蒋介石之用意，立即回答道：“总司令是全军之统帅，岂可往局部指挥，如总司令不以我才能浅薄，我愿前往东路服务。”

蒋介石闻言异常高兴，命白崇禧3日之内成立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并任其为总指挥，调总部参谋处长张定矫为参谋长，总部机要秘书潘宜之为政治部主任。因东路军已有总指挥，故新成立的指挥部只得以总指挥部下之前敌指挥部名义行使名指挥权。为此，蒋介石征求白崇禧的意见。白崇禧道：“为了革命，任何名义我在所不计”。蒋介石深以为是。

蒋介石亲自公布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即开赴前线。临行时，朱培德、唐生智、邓演达等主要将领聚集一起在南昌为白崇禧饯行。白崇禧向来不饮酒，一则为信奉伊斯兰教之故，二则因其8岁那年，在私塾读书时，因孔子圣诞，同学们饮酒庆祝，欢庆之间白崇禧喝得酩酊大醉，一夜毫无知觉。事后，母亲对他严厉告诫，从此他再不言酒。此次南昌饯行，众将官热烈招待，盛情难却，更因大丈夫将赴沙场，“壮怀激烈”，他首次破戒，开怀畅饮，竟将一瓶白兰地喝得干干净净，令在座众人大为惊奇。

不日，白崇禧接到消息，言其夫人马佩璋将由武汉动身前来南昌。然前线情势紧急，他不敢久等，即于第四日开赴前线。待夫人抵南昌时，他已在途中。为消减敌方锐气，白崇禧故意虚张声势，未至浙江常山时，他沿途不断拍电报至常山，下令常山县政府封两万人的船以备军用，并暗示大军不日将到达。待他到达常山时，县长亲自出外封船未归，县府秘书千秋鉴出迎并殷勤招待。千秋鉴凑到白崇禧面前颇为神秘地对他说：“您此行一定打胜仗！”白崇禧问：“何以见得？”

千秋鉴答道：“前夜扶乩得诗一首云：‘百万雄兵胸中罗，大■东来喜气多，天意也知归党国，皇图一片白山河’”。

千秋鉴认为这是得了神谕，一定能打胜仗，并告诉白崇禧，浙江最近风传，说是杭州西湖镇压白蛇精之雷峰塔倒了，白蛇出现了，这是祥兆云云。闻此言，白崇禧不禁心中一动：时值隆冬季节，连日大雪，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白山河”可作此解，但我姓白，亦可以指我。白崇禧并不迷信，但他却巧借谣传，将此事在军中大肆宣扬，以此鼓舞士气。

在常山休息一晚，第二日攻衢州，白崇禧立即召集团级以上干部训话，勉励他们努力作战，待21师到来，他将21师及原先退下的部队由江的左岸调至右岸，故意在白天行军，让孟昭月的谍报人员知道，以为其重点在右岸。孟昭月的队伍果然向右岸移动。行至兰溪，白崇禧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右岸队伍秘密调回左岸，右岸仅留少许部队，并命令他们若敌人来攻，务必死守，以牵制敌军。其余大军即向桐庐、浪石铺敌前渡河，用强行军的速度连夜经凤山庙进入新登。待孟昭月得知白崇禧重点转移，为时已晚，其总部在新登连夜撤至杭州。白崇禧在新登俘虏孟的一位副官，令其持自己的名片前往见孟。孟昭月知杭州断难再守，遂撤至上海。仅此一战，杭州即被白崇禧占领。

当白崇禧攻衢州时，何应钦曾电令其退守仙霞岭之常山、江山，待何部解决周荫人后，再会师进攻，以免被敌人各个击破。白崇禧接电后犹豫不定，因为南方部队宜攻不宜守。攻则气盛，守则气馁。他立即请示蒋介石，蒋电告：“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兄自决，中不遥制。”白崇禧仔细分析战况，经慎重考虑后，决定不退不守，采取攻势。结果杭州顺利克复。占领杭州半月余，何应钦才由福建赶至杭州。从此，“小诸葛”的雅号便广为流传。白崇禧14岁考入由蔡锷任总办的陆军小学校。16岁考入广西初级师范。后人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学习3年。毕业半年后即往保定军官学校学习，2年后毕业。在学校受业期间，亦因成绩优秀，聪颖仁德颇受同学爱戴和师长喜爱。当17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与许多进步的军校同学一道加入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家中长辈闻讯纷纷反对，但他深晓民族革命大义，毅然随队北伐。家中即派人至桂林北门城口把守，欲强迫其回家。此事为白崇禧所知，他便私将武器袋具交与同学，自己穿便衣由西门出城，绕至北门外与队伍会合。学生时代的略施小计，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军旅生涯占去了白崇禧的大半生，其所兼之职亦多与“参谋”一称有关，这大概也是“小诸葛”雅号由来的原因之一。

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后，他即回广西从军。对于广西及两广的统一事业，白崇禧的功劳可谓首屈一指。广西统一时，众推李宗仁为定桂讨贼军总指挥，黄绍■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李宗仁当时曾表示如白崇禧不做参谋长，他也不做总指挥。此推举得到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承认。人事安排既定，李宗仁的部下俞作柏曾怂恿黄绍■以武力解决李宗仁部队，从而取而代之。白崇禧极力反对，并说：“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江，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幸得白崇禧晓以利害，而黄绍■也深明大义，不为小人所间，否则广西统一事业将毁于一旦。

两广统一后，广西加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任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两广统一为北伐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北伐战争是中国革命史上重要而辉煌的一页。这也是白崇禧一生中参加的主要战争之一。在北伐战争中，他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并参与了战争的始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龙潭战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一仗。当时的形势是，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只有北伐军胜利了，国民政府才可迁都南京，稳定国内政治局面，使一些徘徊观望者，如阎锡山等加入行列。否则，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之手，其它军阀势力势必再度膨胀，则全国之军阀割据局面必当继续。故龙潭战役对北伐战争的成败事关重大。

为此，北伐军成立了三路大军。

第一路军总指挥是何应钦，第二路军总指挥是蒋介石但由白崇禧代理，第三路军总指挥是李宗仁。战役即将开始时，蒋介石偏偏提出辞去总司令职务，回到了老家浙江奉化。其后，军事上的调遣由军委会即是由三路大军的总指挥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3人组成，一切命令由他们部署发布。蒋介石下野后，除了指挥权要重新归属外，军饷便成了最重大问题。广东路途遥远，短时间接济不上，财政部只得向上海银行界借大洋一百万。当时上海的银行以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两家最大，但是这两家银行均不愿将钱借出。他们的位置又在租界内，财政部对其无可奈何。然粮草未动，大军岂可先行？何、白、李三人就此进行了紧急磋商。何、李二人一致推举白崇禧到上海代财政部与银行界交涉。他们之所以要白崇禧去，是因白崇禧曾当过上海警备区司令。过去凡上海警备司令，只要不认真查禁烟、赌，就会有好商按月送去相当贿赂分给驻沪的陆海军。但白崇禧负责上海警备时，不许陆军接受贿赂，不许军队坐霸王船，不许部队利用商船携带私货。故此上海商界人士对他很是感激。当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时，在衢州军饷一时不能拨到之际，他与衢州商会商量，用其官章发行50万大洋票。后来他接到军饷，立即不折不扣地将军票赎回。这使他在上海商界赢得了较好的声誉。此次他去上海，正值上海人心惶惶，民众对战局心中无数，多数人家准备了五色旗以欢迎孙传芳。但念及旧情，经白崇禧再三交涉，上海银行团居然借给他60万元，真可谓雪中送炭。

龙潭一战打得十分艰苦、惨烈，双方死伤均很重，尸横遍野。据说半年之内，火车经过龙潭，尸臭仍然逼人。北伐军大获全胜，其实说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战略战术，全是打硬仗。几位指挥官以后每谈及龙潭之战，皆认为完全是精诚团结、共同作战之结果。而孙传芳之失败，一不为指挥有误，二不为战斗力不强，其原因除何、白、李三人协同作战的默契配合外，重要的在于孙传芳部渡江后，渡口被抄袭，后援中继，加以海军反孙态度明朗，孙部之补给可说完全断绝。在势均力敌的硬仗中，有无补给自然成为决定胜负之重要因素。

战斗结束后，行政院长谭祖庵在南京设宴慰劳作战将领，席问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白崇禧，对联是“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对白崇禧大加赞赏。

“西安事变”，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决心抗日。8月2日即召白崇禧至南京共商大计。其时，白崇禧于广西主政，他与李宗仁、黄绍■等人商量此事时，众人皆反对其进京。而他则认为“抗日是两广索来主张，也是国民一致之要求，于今，抗日时机成熟，正是吾人报效国家之时，如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负蒋之情意，则往昔揭示抗日口号乃成自欺欺人，必将为国民所唾弃。”他抱定“军人守土有责”之意，毅然北上。由此，他与蒋介石开始了第二次合作。

蒋介石亲派由法籍驾驶员驾驶的飞机抵桂林，接白崇禧至南京。白崇禧抵京第二日，日本报纸报道其入京消息，并冠以大标题为：“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蒋介石即宣布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

抗战期间，白崇禧虽为副参谋总长，但在实际作战时，他却时常象救火队般地行使着万能作战指挥者的功能。

台湾朝野人士之所以希望“小诸葛”能东山再起，并不仅仅因其战绩，白崇禧在为政方面也是颇为出色的，中国已故总理周恩来曾对白有过一段颇含趣味的评价。

1938年武汉会战结束，白崇禧送蒋介石离开武汉机场后，自己也准备撤离此地，并到鄂北钟祥和李宗仁会晤。当时他乘的是德国造的吉普车。车至十里铺附近，机件突然发生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他不得已下车等待司机修理。一会儿，周恩来乘车由后赶到。他一见白崇禧，立即下车当面告诉他：“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讲明情况后，坚决邀请白崇禧与他同车共行至长沙。情况十分紧急，白崇禧考虑再三，见周恩来十分诚恳，而汽车何时修好毫无把握，便上车与周恩来同行。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白崇禧相谈颇多，十分融洽。周恩来从自己早年在南开念书，到法国留学经过，谈到国共合作，抗日战争等等诸多内容。他的丰富知识，及健硕谈吐，颇得白崇禧好感。当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白崇禧就共产党的一些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产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周恩来回答说：“你们广西的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于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这一段对话意味深长，内涵丰富。但周恩来对广西的政绩持肯定是无疑的。

虽然他的政绩不凡且仍有许多人希望白崇禧能重现往日雄风，但人们竟不知，白崇禧从政的呼声愈高，则实现的希望就愈渺茫。他的“回教协会理事长”一职，就是在这种呼声中，在有关方面的竭力围攻下，于1958年2月23日被“罢免”了。

国民党当局对白崇禧所领导的“回教协会”一直采取分化战略，计出多端。白崇禧出于无奈，多次提出“辞呈”，要求辞掉理事长一职。但均为正直的协会理事们所不准。为了白崇禧的辞职事件，每半月一次的“回教协会”常务理事会，因多数常务理事不理上方的手段及压力，常以请假表示抗议。但白崇禧最终并未逃脱厄运。在第89次常务理事会议中，辞职书被通过了。

据一位常务理事透露说，参加会议的理事，除了极个别的以外，大家都很难过，有几位的眼睛都红了。一位女理事不停地用手帕擦眼睛。

白崇禧虽已辞职了，但其信仰难改。1961年，国民党“监察委员”唐玉书在“监察院”总检讨会上说：“我是回教徒，知道回教协会的情形，理事长白崇禧因内在外在的原因，一再请辞。他辞职之后，仍从旁替宗教出力，如新生南路的清真寺，如果不是他幕后支持，到今天也建不起来”。

在白崇禧身无一职的落难之时，仍有许多人为他打抱不平，这在凄凉的残年岁月中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巧得“善缘”

1955到1965年间，人们常常能在瑞芳一带的高山峻岭中，发现白崇禧在持枪追逐野兽。打猎是他晚年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与他相伴的，是台湾早期煤业界巨子李建兴、李建和两兄弟。当年白崇禧奉命到台湾“宣慰”，镇压“二·二八事件”时，与李氏兄弟及其母亲相识。李母姓白，自崇禧认其作了“干妈”，从此李、白两家攀上了亲戚，彼此往来，俨如世交。李建兴特意为白崇禧开辟了一幢休闲别墅，经常来此打猎聚首，消磨时光。

到台湾后，虽然蒋介石将白崇禧视为阶下之囚，但国民党朝野上下，包括一些元老人士仍能善待其人。多年之中，白崇禧在政界、军界及至一般百姓特别是伊斯兰教徒中的威望始终不减，颇得“善缘”。其实他的“善缘”正是他一生善于为人处事的回报。

1938年徐州会战之前，蒋介石鉴于韩复渠之不听指挥，公然反抗政府命令，以致使军中命令不能下达贯彻，特在开封召集军事会议，欲在会议期间将其拿办。出席会议者为第一、五两战区军长以上人员。

会议之前，蒋介石由武汉飞往开封，并命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与白崇禧一同前往。至武汉机场时，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深知蒋介石恐遭敌机袭击之虑，便自愿乘机先行。于是，他乘坐C46运输机先行抵开封机场上空。当时河南省主席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闻知蒋介石将至开封主持军事会议，特意坐镇开封指挥布置。他为蒋介石的安全起见，通知防空司令部发放警报。城内外居民闻警报纷纷躲避，道路自然清除，但刘峙却忘记了通知机场高射炮部队。高射炮部队闻警报不知是为戒严而发，他们整装待命，进入了紧急射击状态。恰在此时，白崇禧座机飞临机场上空。高射炮部队以为是敌机临空，立即发炮射击。白崇禧在机中犹惜然不知。待飞机徐徐降落时，高炮部队忽见机身上涂有国民党的国徽，连忙停止射击。白崇禧疑惑地走下飞机，不知出了何事。刘峙于慌忙之中趋前欢迎，惊恐万状，道歉不已，并请求白崇禧切勿报告蒋介石。白崇禧听了刘的诉说，十分谅解道：“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历经数年，白崇禧为遵守诺言，从未轻对人言，为此，刘峙十分感激。天晓得，若当时蒋介石得知此事，刘峙的下场将如何？

其实，白崇禧之善待于人，是十分有原则的。他曾言道：一切均应以大局为重。

无独有偶，抗战第一期，当时中方空军使用的是俄式E—15、E—16驱逐机，性能较日本零式驱逐机大逊一筹。故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下令采取避战之战略，以保存实力。一次，适遇敌机来袭，成都地区司令官张有谷即命驻成都空军大队长吕天龙率领飞机16架，前往西北天水方面避战。是时，吕天龙卧病在床，不能执行任务，乃由副大队长余平享率领，机群飞至天水上空。因所带油料有限，乃按照预定计划拟降落天水机场加油。而机场亦铺设白布板，表示可安全降落。就在机群下降时，敌机忽由云层中穿出，突行奇袭。他们毫无准备，遭此偷袭，几近全军覆没。

蒋介石据报，即令将司令官张有谷、正副大队长吕天龙、余平享速解重庆枪决。时任参谋总长的何应钦出面替他们三人讲情，但无效。后又以吴敬恒等国民党元老讲情，仍然未获批准。众军官便想到了“小诸葛”白崇禧。当时，白崇禧正在桂林行营指挥作战，一日，忽接何应钦打来电话，要他速来重庆，因有急事电话中不便细讲。白崇禧不知变故，急忙飞至重庆。何应钦讲述了事情原委后，让白崇禧出面讲情。白崇禧左右为难，说：“你已讲情在先，又有党国元老说情于后，两次都未准，我何能为力？”

何应钦说：“你是最后的希望，不妨试试。”

白崇禧思索片刻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他们都是空军优秀人员。

等我考虑一晚，明早再复你。”

经一夜思索，白崇禧终于有了妙招。翌晨，他对何应钦说：“张有谷是地区司令，要枪毙，必须经过军事审判，你可提我做审判长”。何应钦照他所言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介石的批准。白崇禧便拿了这张批条，对蒋说：“军法审判必得其平，始可信服部属，若当毙而不毙，则我不做；若不当毙而毙，我亦不能做”。蒋介石说：“一切依法审判就是。”白崇禧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审判结果，张有谷按上级命令，作避战之处置，何罪可言？吕天龙卧病在床，当然无罪。余平享率队前往天水，机场发安全降落信号，其处理亦无过锗，至多仅负降落时疏于警戒之责。若凭此而判，张、吕二人可得无罪，余至多处以几年徒刑。当时的军法总监何成浚听了白崇禧的审判结果后，对他说：“你的意思是救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继续说：“如果审判结果与委座的原意相差太远，恐招致不美。倘第三次他仍坚持枪决，恐怕就无救了。”

白崇禧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每人给他几年徒刑，关若干时间后，再申请将功折罪，放他们出来。如此既可救他们一命，亦可与原批出入不大，岂不两全其美？”

白崇禧依其所言。审判结果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

此案之判断，使空军官兵尽皆欢天喜地。张等坐监不久，即被保出仍在空军服役。这对张等三人真乃是再造之恩。

白崇禧为坚持其做人之原则，亦曾与蒋介石发生过冲突。

北伐战争初期，一次，孙传芳部之三个军，因前去无路，后有追兵，乃派一军使前往白崇禧处投降。白崇禧有如初生牛犊，无所惧怕，即由军使陪同，亲至敌人阵地视察。敌方三个军长王良田、李彦青、杨赓和见白突然而至，不胜惊诧。他们要求白崇禧不缴枪械。白崇禧对他们讲清当时之形势后，准许三人携带少量枪支由南浔路回孙传芳处，其部队由自己指挥。三位军长依言而行。待三位军长行至九江时，白崇禧电话告蒋介石处理经过。蒋介石却极不赞成他的处理方式，并责备他之“行为无异资敌”，因为孙传芳仍是其劲敌。蒋介石令白崇禧将其三人捕捉送到汉口政治部。当时蒋介石谍报人员金佛庄被派至南京工作，被孙传芳的情报人员识破而枪毙。蒋介石闻知气愤不已。一面打电报给邓演达，让他在三个军长中间任挑选两个枪毙，一面打电报给孙传芳：“我已枪毙你两个军长，如你尚残酷待我工作人员，你还有数万军队在我手中。”白崇禧至九江，还不知蒋介石如此动怒。待得知蒋介石的决定后，立即前往谒见井申述自己的意见：“革命军以收揽人心为目的，务使敌人感恩怀德。孙传芳杀金佛庄，因为他是谍报人员；我们杀孙之俘虏，难免遭受‘白起坑卒’之批评。”但蒋介石却不以为然，说电报早已发出。白崇禧见事已至此，无可挽回，即不再言语。

邓演达接到电报，按指示枪毙了王良田、杨赓和，而李彦青则幸免于难。多年后，白崇禧在陈调元处偶遇李彦青。李彦青见自，突然下跪，并感谢其救命之恩。白崇禧则心中不免黯然。或许他忆及自己确曾为保其性命据理力争，竭尽全力，亦可稍得安慰。

白崇禧幼年教育始于私塾，受中国传统文化之仁爱、忠信等思想影响甚深，从军后，更加其救黎民于水火、光复河山之凌云志为精神力量，使他无论为常人或为官长均能得人信赖。

北伐军克复上海后，蒋介石曾任命白崇禧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当时上海是全国商业和经济中心，世界列强于上海多有租界，更加其它一些复杂原因，上海治安就显得相当麻烦。白崇禧上任后，在军中发布了两项特别规定：一、严禁赌博，二、不准携带便衣。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因为携带便衣，既增加了行军之困难，于战斗激烈时官兵又容易换便服逃跑。然而当时的租界当局也有特别的规定：凡携带枪支，着军服进入租界者，一律禁止，且遭扣留。部队刚至上海，对此规定并不熟悉，因而有不少人被租界当局逮捕。白崇禧作为司令长官前往交涉，但均告无效。气愤之下，白崇禧即下令驻守租界边界之中国士兵，凡外籍人士入中国地区者，一律扣留，以作报复。租界地当局没料到中方如此强硬，无可奈何之下与白崇德进行协调，最后定为，只要中方人员不携带枪支，无论着何种服装，一律准许进入租界。

白崇禧不许部下穿便服，自己当然也不穿便服。当时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各国驻上海领事知道白崇禧是新任警备司令，便纷纷前往拜会。当时的白崇禧只有32岁，穿的是灰色军服，曾被领事们误以为是下级军官。一次他对法国领事说：“我是中华民国之军人，必须穿中华民国之军装。我平日出入都有卫兵保护，入法租界亦当如此，如勉强我及我的卫兵遵守租界之规定，我绝不赴宴。”

当时上海是黑社会活动最为猖撅的地区，许多地方长官对黑社会不敢得罪，有的甚至暗中勾结，为虎作怅，鱼肉民众，从而使黑社会的势力更加强大。白崇禧深知黑社会势力可怕，但他绝不理会，并明令禁止，不许陆军接受黑钱。上海黑社会的首要人物之一杜月笙至龙华欲拜见白崇橹，白崇禧拒不接见。有人曾暗示白崇禧，杜月笙捐献大洋48000元，对革命军有功。言下之意是希望白崇禧能给予一官半职。但白崇禧毫不客气地回绝道：“杜月笙捐了48000元，革命军可以还他50000，但名气不以滥假，官职岂可随便送人？”

其实对于白崇禧一生的居官为人，国民党当局在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猝死之后，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为人公私分明，守正不阿，且秉性刚毅，精娴韬略。”评价之高，实属难得。这也算是为白崇禧辉煌而又凄凉的一生作了比较公正的评价。

不白而死1965年7月，李宗仁从海外回到祖国，7月1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文化俱乐部接见李宗仁时说：白崇禧颇自负，其实政治上井无远见，他竟相信蒋介石的话，被骗到台湾去了，我很为他的安全担心。

正在海峡对岸聊度残生的白崇禧，可曾料到还有一位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的旧相识正在为他的安危担心呢？白崇禧的悲剧正象周恩来总理所言，是政治上缺乏远见所致，他既与蒋介石对立，又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来他苦心经营，就是想不择手段地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与共产党划江而治，建立起自己一统天下的独立王国。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徐州会战中全线崩溃，一败涂地。蒋介石试图挽回颓势的计划即成泡影，被迫于28日宣布“引退”。这时，白崇禧即与李宗仁商量，觉得有与共产党划江分治的可能。到了3月，有一个和白崇禧相熟的民主人士，从香港悄悄北上到汉口，劝白崇禧趁此时机赶快起义，以了倒蒋之夙愿。并为此提出了可靠的保证，白崇禧把这个人留在汉口住了一个星期，同时暗地派人到南京征求李宗仁的意见。不知何故，他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位民主人士的建议，不过仍派人将其送至香港。

1949年4月，李宗仁代表南京政府派代表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谈判代表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单独去见李宗仁，将代表毛泽东意见的中共报纸转给他。

李宗仁接过扫了几眼，上面赫然写着的文字下面，有一段用红笔画了道道，文曰：。。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

第三条路是没有的，并正告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向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李宗仁读罢，脸色骤然变得十分苍白，半天不作表示。不日，白崇禧专程从汉口飞到南京听报和谈消息，刘仲容对白崇禧说：“健公，你给毛先生和周先生的信我都当面转交了。你要我向中共方面提出的“划江而治’，‘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我已经当面向毛先生和周先生谈过了。中共方面态度很坚决，毛先生说，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白崇禧忿忿地说：“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他们还有什么别的意见？”

刘仲容在白崇禧身边工作了多年，也深知白崇禧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他很希望能通过自己耐心做工作，使白的态度能有转变，而把白争取过来。他把毛主席所说的原话，毫无保留地告诉了白崇禧，还特别强调说：“毛先生说，你很能带兵，将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尽其才，请你指挥国防军。”白崇禧对这番话却听不进去，对他说：“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那就不可避免。”

第二天，白崇禧又对刘仲容说：“我们又不是不能打了，除了几十万陆军沿江布防和完整的海、空军配合，还有一条长江天险。再说，美国方面已经答应支持德公，有十多船军人已经启运，打起来，美国插手进来，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和谈，只有在中共不渡江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刘仲容觉得已经不好再谈下去了，该说的话已经都说了。他联想起这两天曾听白崇禧身边的参谋人员说，蒋介石已经指令财政部从上海拔给“华中长官”白崇禧一批黄金。他觉得眼下再多说也没用了。

。。。和平谈判终于“流产”了。

1949年10月1日，在广州的李宗仁官邸的办公室里，一架收音机正播放着新中国成立的庆典实况，屋内李宗仁、白崇禧、程思远和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都坐着沉默不言。

广播结束后，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去向。广州已不是长久立足之地，他们将何去何从？留在此处，去当中共政府的子民？还是去蒋介石已经经营布置好的台湾岛呢？白崇禧因为最近已被蒋介石拉了一把，灌了甜言蜜语，就对李宗仁说：“德公，去台湾怎么样？”

李宗仁十分清楚，失去了与中共讲和的宝贵时机，己是大错，再去台湾，无异于自投罗网，必成为“张汉卿第二”，这是错上加错，他毅然飞往海外。

而白崇禧却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地被骗到台湾，而他的结局却也被周恩来总理而言中。

白先慧女士“冒险”之行时光到了1986年。

一直生活在台湾的白崇禧女儿白先慧女士，听说大陆正在拍摄故事片《血战台儿庄》，久埋在心底的一个愿望又涌了出来：“回家乡桂林看看。”她把这个想法向亲友们讲了之后，得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劝告：“阿慧，你大陆之行的念头万万使不得，只要你的脚一踏上大陆，共产党就会立即把你抓起来。不要忘了你父亲是共产党的对头！”“你父亲是甲级战犯，共产党怎么会放过你？”但白先慧女士对故乡的怀念太强烈了，说什么也要回去看看。临行时她说：“这次回故乡看看，就是被抓起来，死了也值得！”白先慧女士“冒险”来到桂林，不敢住高级宾馆，悄悄地在李宗仁元配夫人李秀文家里住了下来。李夫人从1949年开始，曾先后在香港、古巴和美国住了24年，1973年从美国回到祖国，在家乡桂林定居。她住在40年代曾经住过的叠彩山旁景色宜人的那幢两层楼房里，政府已把房屋修缮一新。白先慧女士住下之后，再三叮嘱李夫人及她家人说：“我这次来桂林谁也不见，万万不可走露消息。”她的心一刻也不踏实，害怕有人会认出她来找麻烦。李夫人看出了她的心绪，劝她打消顾虑，到大街上去走走看看。夜里，她终于走上了大街，像普通游客一样东看看西望望，观赏着美丽的夜景，并没有受到谁的干涉。于是，翌日她大着胆子在桂林的大街小巷串了起来，童年的旧居，读书的学校，亲友们的私邸，她都寻找到了，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白先慧女士在桂林各地转了几天，没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放心许多。她也像那些游客一样，脖子上挂着照相机，这里拍，那里照，她想把桂林统统装进相机带回去，让亲友饱赏一下家乡美丽的风光。

在桂林的最后几天，她索性搬到饭店住下来，看看又该怎么样？她在饭店受到了热情周到的接待和服务。她该返程了，来到饭店服务台结帐，女服务员十分和蔼地对她说：“经理已经关照过了，不收您的费用，今后欢迎您和家人常回来旅游和长住。”

白女士的心在“咚咚”的跳着，试探道：“你和经理知道我是谁？”

“知道，您是白崇禧将军的女儿。白将军是抗日名将，又有‘小诸葛’之称，谁不知道呢？当然，他也打过内战，不过这一切都是历史了。可惜白将军没有回家乡来看看，就客死他乡了！”女服务员对白将军的死流露出这股的挽念之情，使得白女士心里发热，泪如泉涌，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把抓住服务员的双手。父亲于1966年在台湾病逝，白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祖国的亲人是这样理解他，又是这样宽待自己，暗笑自己回来时还有害怕被抓起来的念头，把一个堂堂正正的回乡探望搞成跟“冒险”行动一样。

白女士办完手续，急忙奔向飞机场，飞机快要起飞了，她急着从车上搬下来一袋沉重的行李，机场过磅员问：“里面装的是什么？”这时她已没有半点来时的精神负担了，对过磅员深情地说：“是桂林的土，还有桂林山上的和漓江里的石头。”过磅员信任地微笑着对她说，“好吧，是纪念礼物，那就免费了。”白女士又是一阵激动，泪水扑籁蔽地掉了下来。

快到飞机舷梯了，白女士又回过头来，恋恋不舍地望着候机大楼，又望着机场周围远远的山峦，她对机场人员说：“可以在这里照一张相吗？”“可以。”机场人员完全理解同胞的赤子之情，接过她手中的相机，让她自由选择好候机大楼为背景，还有那画一般多姿的远山，“咔嚓”一声，拍摄了她桂林“冒险”之行的最后一张彩照，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镜头。

白先慧女士依依不舍地走了。但是她的此次“冒险”之行，不但对于她自己，而且对于大陆亲友，都是难以忘记的。直到1987年2月17日，有人在《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首诗《有赠白先慧女士》：玉宇琼楼绝胜前，榕湖两岸绿笼烟异乡梦远八千里，故土情深三十年。

隔海不知云外路，到家真入日边天。

煌煌舜世春风面，泪串珍珠化作泉。

第七节何应钦凄凉凋谢天字第一号闲人1987年10月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因心肺衰竭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去世。他的一生，从外表上看轰轰烈，骨子里却是凄凄凉。他虽享年97岁，但仍未能看到祖国统一。

1958年1月1日，香港《新晚报》首次向读者披露了这则惊人内幕：在台北那些要员中，恐怕没有像何应钦那样郁郁不得志了。

该报进而说明，要是别人这样说还可以不相信，但是这话是出自一个一度当过国民党“特任官”的人士之口，我们就没有理由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了。

当时何应钦的正式官衔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但实际上什么工作也没有。这个“委员会”顾名思义，负责战略的策划和设计。可是，那几年台北官场一切都听命于美国人，“战略”当然也不是例外。在这种情形下，“战略顾问委员会”一年到头，难得开一两次会，“主任委员”因而成了天字第一号的闲员。

有好几次，他很想上美国走走，始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其实，他离开台北的目的倒是很简单，只是打算到纽约当“寓公”而已，因为1947年他任联合国参谋长会议的“国民党政权首席代表”时，在纽约近郊买了一所相当华丽的房子，并且在美国银行存下了一笔巨款。

照道理说，他和蒋介石从“黄埔军校”时期起，便一起共事，蒋对他似乎应该深信不疑才是，为什么一定不让他离开台北呢？熟悉国民党内幕的人们都知道，蒋介石一直对他怀着芥蒂之心。

何应钦系贵州兴义人，家祖是牛贩子，后发了家，何的父亲是县自卫团的成员。

1901年，何到贵阳，进黔军陆军小学。毕业后，赴武昌在第三军中学学习。1908年，到日本先后人神武学校和士官学校。并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由日本回国，加入上海陈其美部。1913年，任赣军第一师步兵营长。同年8月，他赴日完成学业。1916年回国，任黔军第四团团长兼贵州讲武学校校长。1919年，任黔军第二混合旅旅长。1920年，在贵州军警界任职。1921年，任黔军参谋长。

1924年1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参谋。6月在黄埔军校任少将衔战术总教官，教导第一团团长，10月13日，任黄埔军校军训部代理主任。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1926年1月，继蒋介石任一军军长。4月中山舰事件后，任黄埔军校教务长。

1926年7月，开始北伐战争，何任粤东潮州——梅县战区警备司令。

1927年4月，蒋介石与武汉当局分裂，在南京另立反对派政府。决定分三路继续北进，分别由蒋、何、李宗仁指挥。8月蒋介石辞职前往日本。蒋隐退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改编为军事委员会，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组成常务委员会。11月24日，国民党包括何在内的派系成员在蒋介石上海官邸聚会，讨论国民党的统一问题，12月何应钦率领一军北进以对付孙传芳的威胁，占领徐州后，何及其他国民党将领发表宣言，实际是拥护蒋介石的声明。1928年1月，蒋重新掌握军政大权后，何任浙江省主席。二月中，何任第一集团军参谋长。

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何任国务委员。11月，任军训部部长。1929年，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何被选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并任“中政会”委员。同年被任命为海陆空三军参谋长。1929至1930年，历任开封、广州、郑州及武汉战区司令。1930年10月，任国防部长。

何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在农村消灭共产党势力。被任命力所谓国民党的“剿匪”军司令。1930年12月，第一次进攻失败，1931年2月，任南昌行辕主任，指挥赣、湘的部队与共产党作战。6月，何围剿战役失败，蒋亲自任指挥，何任“剿匪”野战军司令。他对江西的共产党部队进行了一系列激烈但又毫无结果的战斗。

1932年，为“中政会”特别事务委员会委员。1933年3月12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任。与黄郛合作企图通过政治协商阻止日军前进。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沽协定。

许多老百姓抵制签订这个协定，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冯玉祥也动员组织了抗日联军来表现群众的愤慨。

1933年11月，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交给何及黄郛一项叫做振兴华北的临时计划。后来的谈判导致华北及满州傀儡国之间铁路交通、邮电的恢复。

1935年，日本要搞华北五省自治，同年6月10日，何与日本驻华北警备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所谓“何梅协定”。

在北平，何除了担任国防部长及“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外，还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他在国民政府中，是制定对日政策的制订人，成为人们仇恨的主要目标。“何梅协定”虽是秘密协定，但不可避免地为人所知。1935年秋，学生、群众反对华北自治，游行、示威愈演愈烈。

从上述简历可知，何应钦在国民党位高望重，但蒋介石用人首重浙江老乡，其次是黄埔生，再次才是他旧日的密友如张群等人。陈诚在北伐时只是一名团长，胡宗南在北伐时才当上营长，这两人受蒋青睐，以后扶摇直上。胡宗南成了“西北王”。陈诚呢？始终未脱离过直接带兵的部队，抗战前期任“军委会”政治部长，兼任九、六战区司令长官等职；蒋还把陈安置在何应钦的禁区——军政部兼政务次长，到抗战后期，索性就让陈兼任军政部长，一脚把何踢开，何虽然还有大本营参谋总长、陆军总司令等头衔，实际上却被架空了。

为什么如此？其一，何应钦不是浙江人，虽有多年辅佐之劳，蒋在权衡利害时，仍不能不加以抑制。

其二，何应钦是国民党军队元老，他与元老军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国民党老一辈的带兵人如李宗仁、程潜、唐生智以及白崇禧、顾祝同、刘峙等人，对陈诚以后的飞扬跋扈、把持一切着实不满，他们处于兔死狐悲之境，常常互寄同情，互相默契，联合拥何（应钦）反陈（诚）。1949年李宗仁当代总统，便请何应钦当行政院长，并支持顾祝同当参谋总长，虽然内里有多种因素，也是李宗仁对付蒋介石的一着。蒋对此感到憎厌与不安。

其三，最使蒋难忘的，还是1936年的“双十二”事变后他陷在西安的经历。当时，黄埔系的激进派与国民党人中的保守派，力主讨伐张（学良）杨（虎城），拥何当“讨逆”总司令，何也飘飘然，动员、指挥军队沿陇海路向西安挺进，井派飞机往西安一带轰炸。道路传闻，据说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趁机把蒋炸死，以便何自己取而代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回南京后获悉此事，对何又不便率尔行事，只好把贺衷寒（军委会政训处长）、曾扩情（专管军队党务）大骂一顿，将他们撤职放逐出国。蒋、何关系上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由于这些原因，1949年何应钦到台湾后，便退居

第二线，落得个被冷落的可悲下场。

这段时间，“健康常乐”和“择善固执”成了他的座右铭。1971年10月4日，《亚中时报》曾有如下报道：栽植兰花，观赏兰艺，占据了何老将近三年来大部分的闲暇，三年的时间，他对“兰艺”由陌生到登堂入室，也花费了不少心思去“钻研”，现在，只要他见到了“外行”总会亲切和蔼的拉到一旁，上一课速成的“兰花经”。何老将军爱上兰花是非常偶然的，三年前，一位日籍友人为了向这位老将的“八十大寿”祝福，老远送来一盆“芙蓉殿”，何老将并不在意这盆看似平常的花草，就搁置在门口，两三天后那位日本朋友登门道贺，惊异于他的“外行”和“不惜花”，原来这竟是一盆价值廿五万元日币的名贵品种，喜爱国艺的何老将，从此引发了兴趣，在庭院中加盖了三间兰屋，取名为“常乐轩”，从此，鱼池中的廿四条华贵“金鱼”，又增加了一位美丽的朋友。何应钦将军所栽培的兰花将近两百盆，每天清晨六时他就起床亲自照料这些娇脆的生命，他拥有的“名花”非常的多，象目前身价颇高的“鹤之华”、“太阳”、“瑞宝”、“墨兰”等，及台湾少见的中国春兰“汪字”、“大富贵”、“余蝴蝶”、“翠一品”、“宋梅”、“集圆”、“如意素”，他都有栽藏，其中，“汪字”和“宋梅”在台湾仅有两盆，另一盆是栽培在总统官邸。

用“白手成家“来形容何将军的“产业”——兰花，该是最恰当的，他虽然有各品种的兰，却绝大部份是朋友送的，他说：“养兰必须要投下大资本，我自己是买不起的”。

国兰原产于我国，与我国的历史、文化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国人即知道兰花的欣赏栽培，由于兰的高尚雅洁，自古以来一直为骚人墨客所吟咏，入清以后，兰艺更是盛行一时，江浙一带书香人家几无一户没有兰花。

八十余高龄的何将军有一根细致的拐杖，但是他只有在赏兰时才用，每当他见到一株亲手培养的兰花发了新芽或是有演变成第二代的趋向时，他就会兴奋的举起拐杖频频指点说：“有希望！有希望！”。

也许是何将军认真、勤恳的精神感动了一盆“瑞玉”兰，在短短的三年内，竟由八英寸长长到二英尺大，这在兰艺界是很少见的，何老将在看到了他在兰花上可观的成绩，就如同他过去那些彪炳、煌耀的战绩般令他激动，他说“这就是变不可能为可能”。

何将军的恃从参谋魏中校说：“大家都尊敬他、爱戴他，他就象我们的老师，没有距离，部属们都赞佩他的‘大公无私’。

何将军的个性平和，他能和各阶层各年龄的朋友愉快相处，尤其是他轻松、幽默的谈吐，更使年青人如沐春风，敬而不畏。

他从不象别人一样责备今日的年轻人狂妄、无知、享乐、好逸恶劳，他认为一个时代的青年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他总是以长者之风勉励青年人“勤能补拙”，做人做事要认真、负责，对于国家、民族要忠贞不二，在这些方面，他确实是元时无刻不在身体力行。

年轻时的何将军，虽然戎马倥偬，却也度过了一段今天年轻人所最向往的岁月，他精于骑、猎，在他的“摩登”时代，他还记得他的坐骑是一匹黄色的壮马，“我的骑术不错”，他的口气中透着些自豪。

打猎也是个热门的玩意，惊险、刺激，及足够的机智，何应钦将军的足迹遍及大陆各省，来台后，也曾带着猎狗在高雄、嘉义、宜兰等地射猎山猪、野兔，他说：“打猎是猎狗第一，猎枪第二，技术第三”，自从前年他到屏东打了最后一次猎后，将近两年之久，没有再玩过枪了。

何将军同时也是位桥牌高手，台湾的桥牌盛行也是他一手提倡的，曾经是桥社名誉社长的何将军，如今因为“年纪大了”，只偶而在家中自己玩玩。有人玩笑性的向何将军说：“您是很现代，很时髦的吧。。”，何将军也不置可否，他的高尔夫球技硬是不弱，走上两圈都不会气喘，这就是他的健康之道了，所有的运动都是他维护健康的方法。

将届八四高龄的何应钦将军，确实懂得“健康而后常乐”的道理，他从不轻易发怒，看看他聪敏的双眼、双耳，和数得出的儿丝皱纹，他真不像一位八十几的老人，更不像一位曾经百战、驰骋沙场的老将，倒像一位哲人令人景慕。

南京受降出尽风头纵观何应钦一生，最风光的时刻莫过于主持中国战区日本投降典礼了。

1945年8月，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经过八年的含辛茹苦、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停战昭书”，正式接受波茨但公告，宣布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根据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部划分的受降分工，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北纬16度以北地区，包括中国大陆、越南北部、台湾、香港和海南岛等岛屿。后来因香港原为英国殖民地，临时又通知划归英军受降。

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被中国政府任命为中国战区的受降主官。

因此，何应钦领导并主持了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整个活动，尤其是亲自主持了南京的接受日军投降典礼。侵华日军在中国的投降过程，是按三个步骤进行的。一是芷江洽降；二是南京投降；三是全国按十六个受降区分别投降。芷江是湖南西部的一个军事重镇，是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也是距日本侵略军最近的前线指挥所之一。这里设有较好的机场和通讯设备，是中美空军的重要基地，因此被选中作为与侵华日军洽降的地点。8月20日前，何应钦与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以及各地受降主官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等陆续抵达芷江，数十名中外记者亦云集这个湘西小山城。

8月21日，根据中国政府的指令，日军中国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受司令官冈村宁次派遣，乘日军用飞机一架，到芷江洽谈投降事宜。中国空军派出六架P—51战斗机，在指定日军飞机飞行路线上空，来回巡逻，负责监视和指导洽降日机的飞行。中午12时，机尾挂有我方指定红布标志的日机，在中国战斗机监护下抵达芷江机场上空，随即绕场飞行一周，以示向中国军民致礼。飞机降落后今井武夫等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乘坐两辆悬挂白旗的吉普车离开机场。在机场数千名中外军民欢呼胜利声中，今井武夫一伙脸色惨白，汗流如注。很多美军官兵激动得撕下日机机尾所挂标志布条，珍藏起来留作胜利纪念。

次日，中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美军代表麦克鲁准将接受日军代表的洽降。日军洽降代表呈递了日军在华驻军有关资料，中方代表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备忘录。

蒋介石、何应钦等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果实，在致冈村宁次的备忘录中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除蒋、何指定的受降主官外，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他部队缴械投降。同时授权日军如遇八路军、新四军前来接受投降，可以加以拒绝，甚至进行抵抗。二是按照日本政府原来的规定，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只能指挥驻中国的陆军，而对驻东北、台湾、越南的日军及驻华的海军均无指挥权。何应钦决定统一上述日军的指挥，授权冈村宁次统一“联络”，负责指挥上述日军投降事宜。

8月27日，中国陆军副参谋长冷欣奉何应钦之命，率部分人员至南京设立前进指挥部，具体指挥中国军队进驻南京和筹划受降大典。

9月8日中午12时，何应钦所乘专机，在数十架战斗机护卫下，由蓝江抵达南京，以盟军与中国政府受降主官的名义，参加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的典礼。

受降大典特别选定了9月9日上午9时，即所谓“三九良辰”，地点在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南京黄埔路原中央军校礼堂）。是日，军校门口高竖松柏扎的大牌坊，牌坊顶端有一英文“V”字，两边中美英苏四面国旗迎风飘扬，下面横幅写着“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典礼”12个大字。进入礼堂，会场布置成一个正方形，四周墙上环以白绸，悬挂着中美英苏四大国的国旗，正中饰以英文“V”字和中文“和平”两字。座北朝南设受降代表席，置长形宽条桌案，后置皮垫靠椅5把；面对受降代表席置一窄小长案，木椅数把，为投降代表席。

8时56分，受降主官入座。带头的是中国受降最高长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他身着军礼服，肩挎武装带，左佩短剑，容光焕发，神彩奕奕地进入会场。这是他一生中最光彩的时刻。依次是受降官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陆军参谋长肖毅肃，空军代表张廷孟。其左侧为中国高级将领和记者席，右侧为盟国军官及外国记者席。

受降仪式由陆军参谋长肖毅肃主持。接近9时，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率正副参谋长等投降代表，乘坐汽车，由中国武装士兵押送，穿过扎有“和平永奠”、“胜利和平”等金色标语的牌楼，来到受降会场。车到大门口，冈村宁次等依令下车，顺从地解下所佩军刀，以示解除了武装，一个个用手端着军帽，低垂着头走进会场。依次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中将，日军驻台湾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日军驻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吕雄大佐，以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和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冈村宁次进入会场时虽然低垂着头，两眼却频频偷看何应钦，无法掩饰内心的不安。

日军投降代表进入会场后，由中方联络官引导，一字排开站在投降席前，立正敬礼，然后在木椅上坐下。

仪式开始，冈村宁次起立，出示受权投降的证明书，降书内容九点，内称：“自此以后，日本陆、海、空军当即服从蒋委员长之节制，并接受蒋委员长及其代表何应钦上将所颁发之命令。”降书由冈村宁次的参谋长小林浅三郎连同日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驻地分布等情册，一并双手捧给何的参谋长肖毅肃中将。肖用一只手接过，交何应钦审阅。审阅毕证明后，肖毅肃即取出投降书两册，小林浅三郎急趋前敬礼，领取后交由冈村宁次用毛笔签了字并盖了章，向前数步，两腿立正，弯着腰，低着头，双手将降书捧送何应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用双手接过降书，随即命令冈村宁次按规定将日军集中，分别向盟国驻军办理投降手续。冈村宁次回答：“我完全接受这个命令。”受降仪式结束，又按入场时的顺序将冈村宁次等降将押走。根据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军投降仪式上给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命令，全国划分成15个受降区，加上越南北部，共16个受降区分别接受日军投降。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接收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越南北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三十八军军长土桥勇逸。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接收广州、雷州半岛、海南岛（广州海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接受曲江、潮州（潮汕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三军田中久一（兼）。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接收长沙、衡阳、岳阳（长衡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二十军坂西一郎。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接收南昌、九江（南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

第十一军笠原幸雄。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收嘉兴、金华、杭州、宁波、厦门（杭州厦门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三军松井太久郎。

第三方面军司令宫汤恩伯，接收南京、上海（京沪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接收武汉、沙市，宜昌（武汉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方面军冈部道三郎。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接收徐州、安庆、蚌埠、海州（徐海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六军十川次郎（兼）。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接收天津、北平、保定、石家庄（平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华北第一方面军根本博。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接收山西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一军澄田■四郎。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接收洛阳；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接收郑州、开封、新乡、南阳、襄阳、樊城（郾城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十二军鹰森孝（兼）。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接收青岛、济南、德州（青岛济南地区）；日军投降代表第四十三军细川忠康。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接收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包绥地区）；日军投降代表根本博（兼）。

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接收台湾省；日军投降代表第十方面军安藤利吉。

侵华日军投降兵力共有方面军3个，军团10个，师团36个，独立旅团41个，独立警（守）备队及支队20个，特种兵队6个，海陆空军官兵共1，283，200人，加上日本当时在华的侨民共2，129，826人。因此，日本投降后的遣俘、遣侨工作任务十分繁重。

国民党政府分别将日俘和日侨集中在中国大陆沿海及台湾、海南岛和越南北部，然后分批经塘沽、青岛、连云港、上海、厦门、汕头、广州、海口、三亚、海防、基隆、高雄等12个港日，海运遣送回国。直到1946年6月，才将日俘、日侨基本遣送完毕。

被解除军政要职1945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还迁南京，举行还都大典，向全国发表广播消息；6月1日，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由白崇德任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何应钦被解除参谋总长及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职务。7日，国民党政府明令特派何应钦为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及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出国在即，又受特令表彰。全文如下：军事委员会业经改组为国防部，原任该会参谋总长兼中国陆军总司令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已特派为出席联合国理事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该员历年内长军枢，外总师干，忠勤精一，卓著懋勋。其在军政部任内，对于建军大计，襄赞擘划，不遗余力。抗战军兴，兼任参谋总长，献替帷幄，制取疆场，长算远略，深资倚仗，旋以参谋总长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训军简士，策划反攻；泊乎敌寇崩溃，受降收土，安辑流亡，尤极辛勤。兹因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之设立，旨在建立国际武力，保障世界和平，任务至为重要，该员以抗战元功，戎旅宿将，代表我国，前往出席，允为无上之选。当兹出国在即，合行特令表彰，用壮新命而纪前勋。此令。

假戏真演，紧锣密鼓。但明细的观众心里清楚，蒋介石在报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企图“借刀杀人”的一箭之仇。

7月4日何应钦由京飞沪，准备出国，曾向新闻记者称：“全世界人士，现在渴望实现永久和平，中国为爱好和平之国家，极愿与美、英、苏、法诸国，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而努力。人之心理既无战争准备，战争自无由发生，故余对国际局势，甚感乐观。”又说：“建设现代化之国家，必须有现代化之军队，现代化之军事教育，并需要与工业、交通各方面建设配合发展，所谓富国强兵而后始能国富兵强。”

从表面上看，被解除军政要职的何应钦心境还算愉快，但暗中的不得意则可想而知。

7月12日晨9时，在二百余人欢送之下，何告别了上海。当天下午2时半，飞抵东京厚木机场。在日本曾作短时间的逗留，和盟军驻日统帅麦克阿瑟会晤，又特往横滨视察停泊贺须港的中国舰队之后，才继续他的征程。17日抵旧金山，曾发表谈话称：“华北时断时续之战事并不严重，中国政府决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马歇尔特使在华斡旋和平，中国政府以国内和平与远东和平及世界和平息息相关，自当全力赞助马使。”复在招待记者席上，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人民在战时所予道义及物质上之援助，表示谢意。

20日飞抵华盛顿，曾受美国政府的隆重欢迎。何氏逗留华盛顿仅仅4日，分别向社鲁门总统及美国其他高级官员访晤，并传递蒋介石之函件后，即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军事参谋团会议。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一方面宣布国共和谈破裂，一方面集中优势兵力对陕甘宁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其战略意图：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并将解放军堵在黄河以北，然后调兵进攻华北。经过一年多的较量，战争形势巨变。初期，蒋军得地失人，我军失地得人；中期，蒋军夫人而不得地，我军得人又不失地；后期，蒋军人地尽失，我军人地两得。一年的作战，我军歼敌112万人，蒋军总兵力减为370万人，解放军总兵力增至195万人。这个伟大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基础，引起了敌人营垒中极其浓厚的失败情绪。

美国总统杜鲁门鉴于国民党军事、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于1947年7月中旬派魏德迈使团来华，目的是要密谋挽救国民党危局的办法。魏德迈作了四十多天“考察”离华时发表讲话和声明，承认形势比他预料的还坏，国民党的军事地位已严重恶化，训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国的复兴有待于富有感召力的领袖”。他给杜鲁门的长达十余万字的报告中说：“一个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害的”。建议美国实行一个广泛的援华计划，但所有美援的运用都必须放在美国顾问的监督和控制之下。

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在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召开所谓“行宪国大”选举总统和副总统。美国政府为实现上述计划，虽然把蒋介石扶上总统宝座，但却公开支持“反蒋”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以便必要时取蒋而代之。

东山再起出任“行政院长”

1948年3月31日，在新大陆逍遥二年的何应钦终于返国，沪市各界同欢送他出国时一样，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而在这个欢迎会上，何氏虽然还是当年的何氏，但其心情环境，却与当初出国时大不相同了，一般人的看法，是何氏这番的回国是东山再起的先声。

为了推卸军事败绩的责任，蒋介石先是同意参谋总长陈诚的辞职，跟着就电召何氏返国，这足见何陈间正在表演走马换将，同时也表示了何系势力即将抬头。当年何氏在国内外情势下，不得不出国一行，何系人物，也多不得意。何系的大将卫立煌，也只得出国考察，直到1947年，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又渐起了变化，卫立煌返国东山再起，何系势力渐渐获抬头，至于今日何氏返国，陈诚辞职，可说是整个何系势力，已代替了陈系。至于在政治上、军事上，也占有相当势力的桂系军政集团，对何氏也表示欢迎，因何氏与桂系的关系较为密切，国防部长白崇禧是桂系的人物，白何间的关系，过去曾合作得很好，抗战末期，何任参谋总长，白氏是副参谋总长兼军事训练部长，经常辅助何氏，故这回何氏返国，其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基础是相当稳固的。在何系的中阶干部方面，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坚集团黄埔系，何氏当年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黄埔系的领导权一向是握在何氏的手里。1946年何氏出国后，黄埔系曾为陈诚掌握过，但黄埔干部的关系还是与何氏为深，此番何东山再起后，则黄埔系的领导权，当然又会落到何氏手中。

果不出所料，6月1日，就任总统刚10天的蒋介石，在白崇禧并未表态的情况下，突然任命何应钦为国防部长，顾祝同为参谋总长，而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国防部长，有职无权，何应钦感到蒋介石报复的利刃并未完全收敛。

东山再起的何应钦当然无法挽救国民党军事上的败局。此时蒋军虽然还有365万人，但第一线主力只有170余万人，而且大部分受到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军心动摇，官兵厌战。已被我军分割、牵制的蒋军5个战略集团，被迫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猖集一团，困守战略点线，使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然而，9月16日，我华东野战军首先发动济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维护反动统治的军事主力基本上归于消灭，全国已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初，代总统李宗仁在南京发动“和谈”，把何应钦拉出来当行政院长。李和何的私人交情不错，又明白他和蒋介石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坚实，就同他商定了摆脱蒋的控制的计策。他们两人都认为，如果中共肯接受他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那么他们就可以实现“划江分治”的美梦，把蒋介石甩到一边去。这件事情固然没有实现，可是蒋介石耳目众多，完全知道了他们两人对付他的计划。但，鉴于“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的事实，蒋并不会采取报复的手段。可是，前账未清，再加上一笔新欠，蒋介石心头上的疙瘩是永远解不开的。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何应钦本来打算直接跑到美国去。后来，据他的左右说，因为出国的手续来不及办，并且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就去了台北。他满心以为，到了台北之后，随时都可以离开那里。这种想法没有多久便让现实给粉碎了。

蒋经国发布崇褒“总统”令何应钦去世的当天，蒋经国发布“总统”令：总统府战略顾问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少慕戎轩，长娴兵略。鼎革檄传，及锋小试；讨袁护法，执殳前驱。遂以英特之材，上膺于城之选。自此股肱元首，羽翼中枢。出掌戎机，入参朝议。乃至长缨系敌，奏凯受降，实极殊荣，都无遗算。而于赤■日深之际，出任行政院院长，渊谟默运，靖献尤多。方期寿迈期颐，亲观复旦，以主义统一中国，以道德重振人心。忽闻殂谢，斡悼良深。特派李登辉、薛岳、谷正纲、俞国华、沈昌焕、李焕敬谨治丧。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示崇褒。

何应钦去世不久，台湾《传记文学》（51卷）刊登了一篇关国煊的署名文章，题为《何应钦上将文韬武略的一生》，对其去台后的情况，勾描如下：民国40年1月，陪夫人至东京割治癌症，以私人身份访问日本，尝应邀出席“日本战友会”副会长冈村宁次主持之感谢会，又在“东京新闻”发表“寄语日本有识之士”，呼吁日本人士及早加强中日合作，致力国民外交；7月，偕夫人返抵台北。41年2月，在交通部交通人员讲习班讲述“总统行谊”，同月以副会长身份主持“中国童子军总会”银禧纪念大会并致词；7月，当选为新成立之“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会长张群，9月，撰■汝卓中译本“昭和之动乱”（日本前外相重光葵著）序；10月，任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42年6月，奉总统命前往苗栗，主持“昭忠塔”

落成典礼，塔内安厝台湾革命先烈罗福星（东亚）等数十人之忠骸；9月，赴菲律宾治疗眼疾；10月，返回台北；11月19日，吴铁城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43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10月，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44年7月，陪夫人至日本复诊。45年3月，返回台北；7月，率领中国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代表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者四十三国；8月，在大会上发表演说；10月，一行经菲律宾返台，此行遍历欧、亚18国；11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长；12月，在“自由谈”杂志发表“欧游杂记”一文。46年1月，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会刊“中国与日本”发刊词；3月，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菲，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在会议上公开呼吁中菲加强合作，同月返台；7月，应聘为“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顾问，同月率团赴美，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卜克曼博士拟邀台湾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简称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团员一百人，组团赴美，以加强国际反共宣传；8月，救国团一百青年访问团由新闻局局长沈■（春丞）率领赴美，抵密歇根州麦金诺岛后，除接受道德重整训练、编演一表达“世界道德重整运动”思想之话剧外，计在麦岛演出国乐及舞蹈三次，其后复由何应钦领导至华府、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檀香山等处先后公演九场；10月，率领代表团、青年团返抵台北。47年3月，率团至菲律宾碧瑶，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5月，率团前往美国麦金诺岛，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议；6月4日，值“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创始人卜克曼博士八十寿辰，撰“我与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文为寿（后收入“何应钦将军五年来道德重整言论选辑”）；7月，经日返台。48年5月，率团出席在日本京都举行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

第三届亚洲区域会议，同月返台。49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团主席；6月1日，俞鸿钧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道藩）；9月，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举行之全球性反共思想策略会议；10月，经法、日返台。

50年6月，率团前往瑞士柯峰，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7月，偕董显光率中国青年参加“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工作服务团”（团长胡轨）前往柯峰，抵步后建议编一反共话剧“答案”（上演后易名为“龙”），揭发共党暴行；8月7日，卜克曼博士在西德福禄登斯塔城病逝，8日，在柯峰大会上发表悼词，10日，作“卜克曼博士纪念歌”，11日，率团飞赴西德福禄登斯塔城瞻仰遗容，并参加追思礼拜；17日，至美国宾洲爱抡城，参加卜克曼博士彝礼，并在追思礼拜上致词，24日，飞返瑞士柯峰；9月，率“龙”剧团员至瑞士、西德、瑞典、挪威、丹麦各地演出，大获好评：11月，应邀前往英国伦敦一行，旋返回欧陆，51年2月，返抵台北；3月，偕夫人离台飞美，领导“龙”剧在美国各地演出；6月，“文星书店”出版吴相湘主编之《中国现代史料丛书》第二辑《对日抗战》收何应钦《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一册，抗战期内军事方面官方资料，以斯为最备，附表近70页；7月，经日返台，夫人留纽约治病；8月，率领特使团前往汉城，参加南韩第十七届国庆纪念大典，向朴正熙大统领呈递国书，南韩政府授予文化勋章，同月返台；9月，“龙”剧在台北“中山堂”首演，致介绍词，同月启程赴美；10月，偕夫人经欧陆前往日本小田原，出席“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同月返台；是年在美国接受基督教洗礼。52年1月3日，朱家骅病逝台北，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5月，当选为“中华民国联合国同志会”会长，同月偕顾祝同等一行访问金门。53年11月10日，于右任病逝台北，敬挽以联云：“八六龄革命元勋，柱石翊中兴，儒雅提倡真有进；五十年同舟报国，精诚相许，与山邱■绝怆平生。”54年3月5日，副总统陈诚去世，任治丧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张群），并挽以联云：“革命励精诚，当年患难同舟，志略非常，夙深钦重；中兴膺大任，何意沉疴不起，邦国殄瘁，弥悼英灵。”；9月，在《传记文学》第七卷第三期发表《对日受降签字二十周年感言》10月，任“中山学术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王云五）技术发明奖助审议委员会筹备人；11月12日，值国父百年诞辰，以“国父的军事思想”为题发表广播讲词，又在《中国与日本》杂志发表《国父与日本》一文；12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次全体委员会议开幕礼，同月日皇裕仁授子一等旭日大绶勋章。日本大学赠子名誉博士学位。55年2月，出席

第一届国民大会临时会，任主席团主席。56年8月，建议中央改建台北圆山“忠烈祠”案，经奉总统核定施行，并奉派为改建委员会主任委员；10月，前往日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58年，年80；3月，连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理事长，同月主持圆山“忠烈祠”竣工典礼，出版“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何应钦讲）；4月，任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在十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提出整理简笔字提案（案：24年10月5日，国府令饬各机关公牍布告，得采用简体字）；10月，率团前往日本大阪，参加“徐福祠”落成典礼。59年7月，前往东京出席“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

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同月返台。

61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3月，出版《近十余年来对台湾建设之建议案汇辑》一书；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孙科）；6月，应聘为台湾日资太阳诱电股份有限公司“交通事故救济奖学金董事会”董事长；7月，“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裁撤，改任“总统”府陆军一级上将战略顾问；10月，出版《日匪关系与中共阴谋》一书。62年4月，与顾祝同等访问金门、澎湖，同月发表《对加强国际宣传及促请政府实施反共精神教育之建议》；7月6日，于“卢沟桥事变”36周年纪念前夕发表谈话，力斥共党窜改抗战史实；9月9日，“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纪念抗战胜利28周年，特编印《何应钦上将对中日关系言论选集》一书，全书共十八篇，中、日文对照，分赠日本友人；12月，接受“亚洲中小企业联盟”日本分会献赠半身铜像。63年6月16日，至凤山参加陆军军官学校50周年校庆典礼，并发表校庆献词；10月31日，出版《中国与世界前途》一书，为“总统”蒋公八秩晋八华诞寿；11月，出席总理建党革命8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12月，率领国家重要建设考察团前往各地，考察十项重要建设工程，同月任“中华民国各界表扬好人好事大会”主席。64年3月，为日本山田纯三郎撰书墓碑（山田纯三郎乃山田良政之弟，民国2年2月27日国父亲书“山田良政先生墓碑”）；4月5日，”总统”蒋公去世，奉派与张群、田炯锦（青云），薛岳（伯陵）等敬谨治丧，15日，发表“追思故‘总统’蒋公——永远不能忘怀的几件事”）为悼（后收入同年5月“中央日报”编印之《领袖精神万古常新——“总统”蒋公哀思实录》）；10月，应聘为日本“亚东亲善协会”名誉顾问（会长千叶三郎）。65年4月，主持高雄澄清湖先“总统”蒋公铜像揭幕典礼；6月，为黄埔一期毕业生邓文仪（雪冰）《黄埔精神》撰序；8月，为“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编印之《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和龙剧》一书作弁言；9月，率领国军一级上将省政建设考察团至台中等县市考察地方建设，并访问农村，团员有顾祝同、周至柔（百福）、黄杰（达云）、王叔铭、彭孟缉（明熙）、刘玉章（麟生）、刘安祺（寿如）等十余人；11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66年4月，任“国父纪念馆”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4月27日，与夫人结缡60载，举行“钻石婚”纪念茶会，“总统”严家淦（静波）、“行政院”院长蒋经国等亲往祝贺；10月31日，发表《“总统”蒋公九秩晋一诞辰献词》；12月，发表《河北事件中绝无所谓“何梅协定”，请史学家及出版界重视历史的真实性》一文（《传记文学》第31卷第二期予以转载：谣传24年6月4日何氏与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举行秘密会谈，签订“何梅协定”，全部承认日本之无理要求），由“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印行。67年2月，出席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六次会议，当选为主席国主席；3月，任国大劳军团团长，率团分赴各地，代表全国同胞慰劳三军；4月3日，应日本“产经新闻社”社长鹿内信隆之邀，前往箱根出席“中正堂”落成揭幕典礼，23日，夫人王文湘因癌病在台北去世，年82岁（1897——1978），29日，举行追思礼拜；9月9日，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前往圆山“忠烈祠”致祭革命先烈，同日在台北市“国军文艺活动中心”讲《粉碎中共诬蔑抗战史实的阴谋》（同月香港“阿尔泰出版社”将讲词印行单行本，并易名为《中国抗日战争究竟是谁打的？》），18日，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日本，参加日本故首相吉田茂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月返台；10月，“国父纪念馆”印行《中华伟人画像续辑》一书，由何应钦题端；11月，应“行政院”院长孙运璇之邀，率领国军一级上将国家十项建设参观团，参观桃园国际机场、核能厂等十项建设，团员有顾祝同、黄杰、刘安祺、高魁元（煜辰）等九人。68年3月11日（衣历2月13日），值90寿辰，蒋经国“总统”在总统府授予国光勋章，复在祝寿茶会赠子“松柏不调于岁寒”寿屏，《中日文化经济协会》为之编印《云龙契合集》分赠亲友，是书选辑将军珍藏之书信、文件、图片、书画串连而成（书名取自监察院院长子右任“蒋总裁38年3月10日与何应钦书”跋语：“观此一函，益信云龙契合，事非偶然！”）。何氏又以近年所发表之文字、讲词及建议等十数篇，辑印为《岁寒松柏集》（语出蒋经国“总统”寿屏），并赠亲友，18日，“中华战略学会”成立＜由陶希圣（汇曾）任理事长＞，应聘为名誉副会长（名誉会长前“总统”严家淦）；5月，与顾祝同、刘安祺等一行由陆军总司令郝柏村陪同，访问金门、澎湖；8月，以会长身份率领“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中华民国联谊会”代表前往瑞士柯峰，参加1979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在大会上以“一个公正无私的世界——孔子大同世界的理想”为题，发表演说，会后访问日内瓦、洛桑、西柏林、汉堡、维也纳、巴黎、伦敦、哥本哈根等城市；9月，离欧返台，返台后鉴于在欧期间我留学生、华侨与中共留学生或代表间有往来，而苦无简本三民主义宣传资料，特将45年讲词《三民主义与育乐两篇补述浅说》印成单行本，分送欧洲华侨社团；12月，出版《整理简笔字提案的回顾与前瞻》一书；10月，奉委为“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69年1月15日，正式接任，主持“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理事会会议，会议通过救助中南半岛难民，列为今后主要工作，30日，葬夫人于台北县三芝乡北海墓地何氏墓园；10月，陪同日本前首相岸信介前往高雄参观；11月24日，由女丽珠、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宿佛）等陪同，前往非洲南非共和国访问10日；12月6日，返回台北。

70年3月，任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4月，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5月，与顾祝同、彭孟缉、王叔铭、黎玉玺等由参谋总长宋长志陪同访问金门、澎湖；6月，赴美访问考察；8月，离美返台；9月，日本井野株式会社董事长井野健在三重县上野市捐建“何应钦上将纪念馆”，举行落成及将军半身铜像揭幕典礼，由女丽珠代表参加，并致谢词；10月，印行《八年抗战与台湾光复》第六版，并作自序，同月与李璜（幼椿）、萨孟武（本炎）等对中共五届“人大”委员长叶剑英（沧白）重弹和平滥调（叶公开提出九项“具体政策”俗称“叶九条”），严加驳斥；11月，在台北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决定建议设立专案小组会同有关单位，策进建立“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以加速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工作。71年6月，由刘安祺陪同，飞往澎湖参观防区军经建设；10月13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获“内政部”核准成立，22日主持成立大会，当选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常务委员；11月12日，主持由“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在台北市“国父纪念馆”前广场举行之万民升旗典礼。72年2月，向大陆同胞作春节广播，号召响应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运动，同月至台中主持癸亥春节联合祭祖大典；3月，中国文化大学（创办人张其昀）赠予名誉哲学博士学位，同月主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在会中致词及说明盟歌歌词之意义（盟歌由何应钦作词，李中和作曲，歌词如下：“三民主义，平等自由，耕者有其田，政治民主，民生均富，制度最进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团结奋斗。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中华民族，永享自由。”）；10月22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成立一周年，主持大同盟推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一年来大同盟发展将近60个海外组织，近400个大陆地区秘密组织及两个洲际组织；11月，前日本首相岸信介米寿，率祝寿庆贺团赴日参加庆贺，团员有谷正纲、（叔常）、辜振甫（公亮）、陈履安（陈诚长子）等人，同月返台。73年元旦，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大陆同胞发表广播祝词，号召：“我大陆十亿同胞，一致参加‘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的行列，就地反抗，就地起义，趁着中共整党斗争之际，掌握大好时机，就掀起全面反共革命推翻中共暴政，以三民主义统一我们的国家！”4月，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印《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印行，列为《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之一），扉页题“谨以木书恭祝何上将敬公九十晋五华诞。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敬献”；10月，连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

第二届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74年9月3日，主持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之“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对日抗战胜利40周年大会”，出席者有副总统李登辉暨各界人士2000余人。75年4月，突感不适，入院治疗，断为轻微中风，自此缠绵病榻，间有重要典礼，仍抱病出席，自言：“余生平行事，不矜不伐，无愧无怍，但知服膺领袖，忠党爱国，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其他非余所计也！”其养生之道为：“食不求饱，起居有节，不过分运动，不过分疏懒，最重要的是心志澹泊，知足常乐，行事要无愧于心。”

第八节百岁老人的遗憾生命之钟停止摆动1990年12月14日，张群走了101年的生命之钟停止了。或许像张群先前自己说的，到了这个年纪，他把死已看得很淡了。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把这把老骨头埋在故乡的土地上。

1889年，张群出生在四川华阳县。而后出了三峡，在天南海北闯天下，有“军人政治家”之誉。

当年张群出蜀，先是在保定上了陆军速成学校。那时候还是清朝天下，新式军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军人，一反清廷办校的初衷，倒过来成了反清的枪手。张群从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由该校考送到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在东京的日子，与许多留学日本的中国青年一样，张群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开始反清活动。

张群在日本的几年深造没有白费，动荡的局势很快为这位年轻的军校生提供了机会。

1910年，张群从日本学成归来，正是反清风潮涌动的时刻。张群随即参加了陈英士的沪军都督府暨23师，担任参谋，后任第89团团长等职，亲历了上海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国政局反复无常，革命者命运也随之波动。辛亥革命转瞬之间便被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形存实亡，上海都督府也很快消失了。张群本已被送往英国留学，却终于半途而废，再度回国参加反袁革命。然而由革命党人发起的讨袁“二次革命”，终于未能恢复共和，袁世凯轻而易举便击败了共和军，大批革命党人被捕被杀，幸存势力被迫流亡国外。张群参加了江苏讨袁军起义，失败后再渡重洋，流亡日本。很快又转赴南洋，在爪哇岛国做教师谋生。

1915年，张群返回上海，参与浙江独立运动。逐渐在军界崭露头角。1917年，张群就任广东大元帅府参军，并任军政府副官长。随后几年，张群往来南北，活跃于军警界，先是担任四川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后来又在河南任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

那些个动乱的年代里，似乎特别钟情于军人出身而又有政治家风范的人。张群在这个背景下步步登高。

北伐军兴，张群做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暨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北伐军攻占上海，随军而行的张群被任命为上海特别市市长。待到北伐成功，张群更是官位压身。蒋介石在南京立都后，张群担任了中央政治会议外交委员会委员；随后又任军政部第一任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并兼同济大学校长。这一年，张群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在地方事务中开始发挥作用。仅从职位上看，张群已显出军人政治家的形象。

1933年，张群被任命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此后，张群又出现在外交界。

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在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又蚕食华北，接连挑起事端，局势一触即发，异常危急。对日外交遂变得非常令人注目。张群在这一年调任外交部长，更加为国内外瞩目。张群在外交界的作为，尤其是与日本人的交往，为其一生埋下伏笔，此是后话，暂且不说。但直至抗战爆发，张群以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在对日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地域说，四川这地方对张群来说有特殊的缘份。抗战爆发，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1937年“七七事变”起，日本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退，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被迫迁往重庆。

张群先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事委员会行辕主任的身份入川，筹办西迁事宜。从这时直到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治中心就在四川，张群则扮演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角色，地位日益重要。

在这里他曾先后担任、兼任过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设计局秘书长，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长等职。1940年，任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广泛参与蒋介石政府的战时军事、政治、外交、经济等决策，抗战数年，四川局势的变化对全国影响甚深，其中张群算是可以载入史书的人物。对于他自己来说，四川这一段是在家乡的得意之处。

重庆这一处，对张群来说，是很难忘的，尤其是与共产党打交道的经过。1945年，中国人民在经过八年苦战之后，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内局势的变化又成为焦点所在。国共两党面临着新的抉择，这也是全中国人的命运所系。这一年8月，重庆依旧是阴雨绵绵天气，恰如张群的心境。原先国民党政府以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所以在日本投降后的几天内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不料毛泽东来了。作为国民党政府一方的谈判代表，张群坐在谈判桌前，颇觉尴尬。他望着对面的周恩来，只得说老实话：“我方在党内并未就谈判做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

重庆谈判，以“双十协定”签订结束，然而张群的谈判还在继续。原来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又在各处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了进攻。1945年年底，中共提出停战协定，蒋介石请来了美国特使马歇尔参加谈判。这一回，与张群对面而坐的仍是周恩来。

双方争执激烈，张群强调以恢复铁路交通为先决条件，以便迅速往北方运送国民党军队；周恩来则主张在铁路线上任何一方不运兵，不驻兵。

步出谈判室，众记者蜂涌而上，中央社记者问张群：“先生与中共谈判，可比与日本谈判更难？”

张群丝毫不带刚刚还在进行争论的激烈情绪，平缓地说：“与日谈判，面对是敌人；如今与周先生，都是自家人，有什么话都好说。”

此次谈判，重庆报界对双方代表反应强烈，认为是国共两方极具魅力的军人政治家的交手。有人对张群说他是军人政治家，张群说，“周恩来先生也是军人出身的政治家。”

双方的谈判到1946年初有了结果。1月5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5天后，张群和周恩来又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名，即《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宣布张群、周恩来、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军事调处工作，负责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监督双方执行停战的情况。然而这个虚幻的调解只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全面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不久，忽然报界传闻，张群病重，将赴美就医。

很快，张群被送往上海，几天内又由美国军用专机送往纽约就医。

口称身患癌症的张群，在纽约医院住下后，仍不停留地奔波于上层社会，谒见美国要员，活跃非常。以至后来有人竟猜测他赴美并不是真为了治病，而是另有重任。

张群自己始料不及的是，此一去，在老家的辉煌日子便跟着去了。

1946年年底，张群自感身体复原，原先传说的癌症被美国医生确认为误诊，如此便不用在美国耽误了。随即飞回上海。但此时要入川已是很难了，一方面四川要职已有人接任，蒋介石对张群也另有安排。

1947年，张群被委任行政院院长要职，达到仕途之顶。要说张群，数十年间在军政界担任的要职可谓一打接一打，就是没有当过行政院长，这一回可真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云人物。张群自己也雄心勃勃，谋图振奋民国。但毕竟蒋家天下已近末日，张群之力岂能挽住历史巨轮？局势每况愈下，国民党内部纷争日益激烈，张群满脑子都是发愁的事。这一年夏天，张群到台湾呆了一段时光，为台湾光复二周年而四处巡视演讲。或许这时他便预感到后半生的归宿了。

行政院长实在难当，张群晋见蒋介石，想回四川去，重温旧日之梦。却被蒋介石斥责了一通。但很快蒋介石自己也保不稳了，随着战局的逆转，地方势力逐渐起来占据上风，发起倒蒋运动，蒋介石几经努力无法挽回败局，只得再次告退政界，回家“养老”。临走，又在各处埋下钉子，以确保地位不受冲击。

狼狈出西南张群被委派回川，做了大权在握的西南军政长官。

站在嘉陵江边，看着滚滚江水哗然而去，他竟找不回几年前吒咤风云时的感觉，此时的四川已由四川省主席邓锡侯把持了，就西南论，西康还有刘文辉，云南则是卢汉，都不是好惹的主。虽说贵州还由谷正纲兄弟掌握，但对西南政局无大影响，因此危局难握啊。

但事已至此，张群也只有勉力而为了。

很快，战场形势便完全转向了中国共产党一方。1949年4月21日，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险，攻克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一种末日的感觉很快笼罩了蒋介石政府的上上下下。

22日，蒋介石召集李宗仁、何应钦、张群等在杭州举行秘密会议，决计负隅抵抗。云、贵、川、康等地的国民党残部由西南行政公署长官张群和国防部西北指挥所主任胡宗南负责指挥，谋图再次将西南作为战略大后方，重演抗战时的一幕。

但时光不会流转了。

解放军从四面八方进逼四川，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

1949年的秋天，五星红旗已在天安门上飘扬了，蒋介石仍在西南一隅做最后的顽抗。也许西南对他在心理上是个寄托吧，毕竟在这里与日本人较量了8年呀。

12月8日，蒋介石在成都召开“行政院”紧急会议，部署逃往台湾事宜，同时命令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与解放军继续周旋。

在同一时刻，被指派坐镇云南的张群却已成为无用之人。蒋介石对云南省主席卢汉一直放心不下，此时局势危急，自然更得从严掌握，便让老将张群前往，试图对卢汉有所牵制。不料卢汉已决意起义，张群遂被扣留。

12月9日，西南联片起义，卢汉在昆明、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彭县、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在雅安，同时宣布滇、康和平解放。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将蒋介石扣留。电文被蒋介石截获。

10日，蒋介石仓惶乘机逃离成都，往台湾去了。

之后不久，张群也被送往香港，张群在西南的最后惨然一幕，似可看做蒋家王朝的缩影。

蒋介石的影子说张群是蒋介石的影子，是相当贴切的。

这不，蒋介石刚到台湾落下脚，张群也跟着来了。此时的张群已年过花甲，但在蒋介石的心里，他依然是最有力的帮手。

张群跟着蒋介石在台湾孤岛上尽全力苦心经营着，并时时做反攻大陆、重现当年风光的梦。

1949年的冬天，张群从香港辗转来到台湾，蒋介石正期待他一起共事。

在最初的二、三年里，张群先后担任过“总统府资政”、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中央评议委员、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等职。

1953年，是张群重振雄风的日子。是年7月，张群调任由蒋介石兼院长、以训练“反攻”干部为任务的“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到年底，又被任命为“总统府秘书长”，终日伴蒋左右，为之出谋划策。

这样的相随，对于蒋介石和张群来说，都已是习惯中的事了。从头说起，可以追溯到清宣统年间。

那还是在日本。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两人便结下了同窗之谊。只是蒋介石未能读完学业便离开了，张群则正经拿了毕业文凭。之后二人在数十年的交往中，张群与蒋介石结下性命之交。

当年武昌起义时，张群和蒋介石同时效力于上海都督陈英士部下。那个冬天，对于二人来说都是难忘的。

一天夜里，张群敲开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因一项重要机密与蒋商谈，二人久议不决，只是凝神沉恩。北风刺骨、寒湿异常，蒋、张竟浑然不觉，一直到东方发白，蒋介石一言不答，张群也不再问，竟是呆坐了一夜。

之后，凡是蒋介石遇有危难时，必有张群相伴左右。

1927年秋天，在各路力量压迫之下，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

10月，蒋介石满脸阴郁来到日本，同行的是张群。经由张群牵线，蒋介石在日本受到黑社会领袖头山满的热情款待，头山满还特地向工业巨头川野长成借了一幢大房子，以供蒋介石使用。

这以后，每当蒋家王朝处于危急时刻，张群总是被委以重任。

比方说1948年的“行宪国大”。当时国统区和国民党内部非常混乱，蒋介石在行宪大会上遭受了大的失败。由于先期召开的“制宪大会”规定，总统的权力要受到立法院的严格限制，这样总统便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之首。这样蒋介石声言决不竞选总统，而愿意担任正副总统之外的其他任何职责，也就是说要当实权在握的行政院院长。

张群对此一目了然，毕竟是数十年交情呀。张群首倡，拉来721人签名，向大会提出了《请制定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案》，主张“总统在动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39条或43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

这个提案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因此在此案通过之后，蒋介石也欣然食言，竞选总统，并以2430票对269票击败陪选的国民党元老居正。能有这个结果，张群之功是不可没的。

这一年年底，蒋介石的位子又不稳了。辽沈、平津、淮海战役对蒋介石次次沉重打击，蒋军嫡系主力部队损失惨重，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势力联合其他反蒋力量，迫蒋引退。

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官邸集聚了众多的国民党要员，李宗仁、孙科等俱在。蒋介石阴沉着脸，向在坐40多位大员征询对自己下野的意见，或许他指望在年末的最后一瞬挽回局面，好有个吉利的来年，结果却令他大失所望，众人多表示蒋介石应离职。不得已，在第二天的元旦文告中，蒋介石只好说“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话虽这么说，真要离去，终归有些不舍。

新年过后，蒋介石又招来主要谋士张群、孙科、张治中诸人，商议对策。完后张群再次出马，飞往汉口、长沙，与此次倒蒋的头面人物白崇禧、程潜会谈，传出蒋的口风“余欲引退，必由自我主动。”也就是说，引退与否由自己做主，而不是白、程之人所能逼迫的。

张群后来做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和西南军政长官，也是为蒋介石引退而走的一步棋，直到后来在云南被卢汉扣留，在大陆的影子历史才算完结。到台湾的头几年，张群似较闲散。但蒋介石对张群一直用心颇重。张群以谋士身份出入左右，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

台对日交涉的主角1952年秋天，蒋介石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和平条约》，此事对于身处孤岛的蒋介石来说，可谓头等大事了。8月2日，就在条约签订的当天，张群以蒋介石私人秘书的身份飞赴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与日本战后杰出首相吉田茂作了3个小时的长谈，完成了两件事，一是为董显光出任驻日大使铺平了道路，二是将比本原定的首任驻台大使太田一郎改为芳泽芳吉，芳泽芳吉是张群的老朋友。

那时的日本舆论，对条约及张群访日的反应都很是冷淡，但张群作此次重要访问，对蒋介石和他本人来说都是不寻常的，后来张群曾长期主持对日外交，俨然是“日本通”。如果上溯几十年，三十年代与日谈判时或者就已奠定了地位。

张群在日本呆了三个月之久，与日、美外交人士接触广泛，对日台贸易大加鼓动，一面又大力阻止日本与大陆的经济往来。这时在台湾成立了“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张群出任会长。10月份，日本外务省及通商产业省主持的“远东经济研究所”，在香港拉起了“日华经济协会”，张群起了幕后策划作用。

现在当了“总统府”的秘书长，于张群谋士的天性似更合适些。

到五十年代中期，又逢国民党台湾当局大选，以张群的资历与威望，当选“副总统”应在预料之中，一时朝野舆论皆看好张群，然而张群终究没有参加竞选，仍做他的秘书长。个中缘由，现在已难以断定了，但有两点传闻说得有些道理。一是蒋介石原是有心要提张群上来的，后来权衡再三，从提携后进和来日江山考虑，才决定由他人替代了张群。再有原因就涉及到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到台湾以后，张群与同样亲美的王世杰、吴国桢关系甚密，这样便在对美问题上与陈诚、蒋经国等人发生矛盾。后来王世杰被从“总统府秘书长”的位子上拉下来，张群很为他不平，曾在宋美龄面前为王世杰申辩，但未有结果。当时的美国驻台湾大使兰金也支持张群反对蒋经国。蒋介石面对这重重矛盾，思虑再三，指使原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对吴国桢大加攻击，以示对张群等人的警告。此举引起张群不满，因而退出了原定参加的“副总统”选举。

不管怎么说，这一阵躁动已足以说明张群在台湾的地位了。这以后。有一阵子传闻张群要做“行政院长”了，也未能成为事实。这时的张群已是古稀老人了，年龄因素影响了张群的仕途，但作为蒋介石最重要的谋士，张群一直发挥着别人难以起到的作用。

他在外交界的影响尤其大，被舆论界称为“台湾对外政策的监护人”。

比较起来，张群对日态度一直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与日交往的重大活动，大抵都由张群出马。1962年，“世界道德重整亚洲大会中心”揭幕典礼在日本举行，张群以“台湾道德重整分会”代表的身份率团参加，而他此时仍是“总统府秘书长”，规格之高是明见的，去日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劝导日本政府不要对中国大陆存有幻想，以继续全力支持台湾当局为是。但效果不大，日中往来已成为广泛的呼声，张群及台湾当局的影响已难以发挥作用。这以后，台湾与日本的关系愈益走向低潮。但由于蒋介石与张群的坚持，日台关系一直维系下来。

张群对台湾外交的决策延续了约30年，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死去，方告一段落。

这一年蒋家王朝实行换班制，由蒋介石的长公子蒋经国担当“总统”职位。到这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达30年之久的张群才解除了职务，这一年他已经是83岁的老人了，按理说，到了这把年纪，该是归家养老的时候了，张群却不大甘于寂寞。

在这一年之前，日本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张群一直揪心的日台关系发生了重大转折。此时日台外交情形已非常黯淡，朝野分歧很大。蒋经国在这一年下决心走出父亲的阴影，断绝与日交往。张群象过去一样竭力对台湾当局“外交”施加影响，坚决反对中断日台交往。但这一次蒋经国去意已决，况且张群的话对蒋经国原本就没多大影响，日台交往最终结束了。

虽说蒋介石已去，但他在台湾政坛的余荫仍在发挥作用，张群或可视为蒋介石活着的影子。在辞去“总统府秘书长”之后，张群仍在台湾外交界举足轻重，他以最老资格的“资政”身份，对任“外交部长”的门徒沈昌焕施加影响，这种日子一直到沈昌焕1979年下台为止。

这以后，张群高寿已逾90了，一种恬淡的心境笼罩了他。

百年人生南国的3月，已遍染春色。

张群心境很好，他在院子里走走停停，触摸这些久违的花朵草木。这么多年，张群在院子里日行，3000步，健朗如故，近来却显然觉着有些疲倦了，去年（1986年）患白内障，动了两次手术，将息了差不多一年，终于可以下地走走了。走累了，他想在路边的小凳上歇歇脚，不料坐歪了，跌了下来，顿时宅子里一阵忙乱。急急忙忙送往医院，透视检查，折腾许久，医生说：坐骨受伤，幸未骨折，尚需留院治疗。这样许多人悬起的心才算落了下来，毕竟张群已是近百岁的人了。

依照旧历的算法，到1987年，他该是99岁的人了。这天是3月11日，距张群5月9日的生日不到两个月，平安的消息使许多预备祝寿的人高兴。这天精神稍好，已将到生日了，张群坐在“荣民总医院”病房宽大的靠椅上，面对台北《中央时报》记者，依然如当年一样从容，“我是主张不做寿、也不避寿的。今年，我还是不避寿，但是，却不能象往年那样坐在家里接待祝寿的客人，恐怕要‘避’在医院里过寿了，不过，我不是来医院避寿的，的确是在调养。”

寿典在紧锣密鼓筹备着。。张群却总有一种落寞。

他还记得30年前，夫妻同庆70寿诞的情景。那种温馨是永不再有了。

那时蒋介石还亲撰了“松柏同春”寿屏一幅相赠，“副总统”陈诚也题词祝贺。张群夫妇只接了这份礼，其他一概挡驾，他写了谢帖，“惠而好我，已详稠叠之云情，德以爱人，尚冀高明之曲谅，谨铭厚谊，秦壁嘉珍，肃罄谢忱。”这年的生日，过得有些清冷。张群的寓所和秘书长办公室都没有祝寿的人去，这点正合了张群夫妇的清雅。

张群夫妇是国民党政界要员中惹人敬慕的。

张群始终怀念共度大半生的夫人马育英。

那是在兵荒马乱的上海，张群刚从日本归来，便与同龄人马育英走到了一起。说起来，张夫人还年长四个月，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娴雅端庄。张群相貌英俊，是公认的美男子，风度潇洒，所看中夫人的便是她非凡的美德。许多年后，张群在追述夫人时说：“结婚以后，相励于艰苦之际，相慰于忧患之时，余从政数十年中，如随在任所，除操作家务，暨努力于宗教事之外，对用人行政，从不过问。然于操身处世、存心立命之本，则规诫时加，不徒为贤妻，实亦为诤友。”

伴随张群左右的许多人都记得张群夫妇的准则。张夫人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后又留学美、日，知识渊博，在与张群相伴的60多年中，尽管张群长期居于要位，她却从不过问政治，朋友来了，也只闲话家常，一说到政事，必定回避。

台北新闻界甚至将张群的姻缘视作一种典范。张群是四川人，夫人是江苏人，一个说四川话，一个讲上海话，往日在家里，各人讲自己的方言，互相都听得懂，却几十年不肯改变乡音。还说张家的餐桌也有别于他人，比方四川人喜欢吃辣椒，张群也是，夫人却是沪上口味，与辣绝缘，这样他家的餐桌上常常出现一半辣、一半不辣的菜。

张群曾愉快地谈起过自己63年的婚姻生活，他说从初恋到结婚是恋爱；有了孩子，夫妻间除了爱，又增添了恩情，这时是恩爱；待孩子抚养成人，各自独立而去，老夫老妻彼此怜惜，可说是怜爱。

张群刚结婚时，长年存外征战，夫妻间自然是别离多于团聚，忧患多于安乐。待到晚年，张群格外珍惜这份恩爱。那时张夫人身体欠安，经常病卧在床。那些时间里，张群虽然公务缠身，却总是推脱掉晚间应酬，以腾出时间陪伴病卧的老伴。每天，张群必定详问夫人病情，闲时总见他陪夫人坐着，聊些家常或是相对祈祷。见到两位老人洋溢着祥和怜爱的笑脸，使人感到由衷的钦羡。

张群一生的婚恋应该说比较专一，寻花拈草之事并非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张曾与当时中国银行的“行花”张肖梅有过暧昧关系。张肖梅与张嘉■之弟张嘉铸结婚后，双方搭成默契，谁也不干涉对方的婚外恋，各自可以勾搭朋友。据说，张肖梅与其夫之哥张嘉■也有过婚外恋，张群的下属也曾提及张群与张肖梅有所来往。抗战初期，张群住在重庆德安里，家里没有随同。而张肖梅则住在楼下，张肖梅的丈夫也长期不在家。张群与张肖梅也就经常在一块过起夫妻般的生活来。每当张群下楼去轻敲张肖梅的房门时，副官们都马上避开，深怕遭到张群的训斥。后来，张群的家属来到重庆。四川省建设厅长何北衡为博取张群的欢心，为张肖梅弄了房子，住在张群住宅的对面，为他们提供方便。张肖梅与张群勾搭，仅仅是权贵结合而已。蒋介石对此事也有所闻，因对张群的器重，一直装作不知。

张群夫妇生有子女4人，两男两女。长女小咪（小名），天资聪明，十多岁时患伤寒病死于上海，次女张兰，从小就入教会学校就读。1932年以家庭无温暖为由，突然间离家出走。走时留下书信一封，信中提及不愿再住在奴隶式的家庭。一个人去了香港。几个月后，张群通过朋友关系才将女儿从香港劝说回来，张兰在香港时，结识了广东华侨刘毓棠，两人相恋进而结为夫妻。抗战结束后，刘以裙带关系，一度当过行政院参事。张兰曾经留学美国学习音乐。刘毓棠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系博士，曾是首任台湾驻新西兰大使，现在美国麦金诺大学任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张群的长子张继正。抗战开始时，张群为其安全送他去欧洲留学，后来因欧战爆发，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继正原打算留学学机械，因父亲认为50年内中国机械科学不可能发达，于是改学建筑，获美国工程学博士。归国后在四川大学当过教授；抗战后期，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毅然从军入伍。抗战后，汉口市府曾想通过张群秘书长关系，任命张继正为汉口市工务局长，目的是为讨好时任行政院长的张群。张群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标明“清流”，没有同意此事。到了台湾后，张继正任过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处长，助理秘书长及秘书长，1965年任台湾“经济部次长”。次子张继忠，因家人反对其恋爱，被家入送往澳大利亚雪黎大学留学，攻读电机工程，获得学士学位，回台湾原任电力公司工程师，后改学神学，改任浸礼会牧师。

在1971年，张群夫妇刚度过钻石婚，有友人问及他夫妻相处的密决，张群稍加考虑，道出了四条：敬、爱、谅、助。

那些个离别的日子，对年迈的张群真是个难关。1974年的夏天，张群爱子张继忠因病住进医院，张夫人得知后急火攻心，病情陡然加重，立即被送往医院，却总挂念着刚做手术的儿子。7月7日，张继忠坐在轮椅里来看望母亲，张夫人见了儿子，情绪很好，对儿子叮嘱再三。

下午，两位老人在病榻上相对祈祷，平静得很。张夫人在夫婿陪伴下含笑而终。

张群从此凭添了许多的孤寂，那份美满、幸福的婚姻如今总使他倍感依恋。

时光又过了13个寒暑，张群已要走进百岁了。每年的生日，他总要被人问起长寿的事，这时张群也总有妙言相答。1990年他还写了四句话：“有容量乃大，无病健而康，报国当尽瘁，敬神日月长。”

说起来，张群的豁达常为人所称道。当年在上海任市长时，曾有小报说张群被人暗杀，立即有大报为其正名，说他一生“至公至诚，从不雇佣保镖”。相传张群刚到上海任职时，借居吕班路一小屋，友人郑某劝其乔迁，张群告以薪俸太低，无力置宅。郑某遂将自己在亚尔培路的房屋出让，议定给价二万元，不料时隔三月，张群仍是两袖清风，无力付款，后来只好改为分期偿清，才勉强了结了此事。刚到台湾时，张群公事较少，却依然平心静气做些自述，忆起戎马和官宦生涯，自乐其生。

有关长寿之道，张群自有主张。他曾写了《不老歌》，述其长寿之道：“起行早，睡得好，七分饱，常跑跑，多笑笑，莫烦恼，永不老。”

张群还提倡所谓“五养箴”的养生之道。“五养”是：保持规律生活，愉快心情和勤劳习惯的“养身”；培养虔诚信仰、淡泊胸怀、坚毅意志和永恒热忱的“养心”；冷静头脑、客观态度、求知精神和实践力行的“养慧”；谦抑应世、宽恕待人、忍耐自制、协和吝众的“养量”；忠诚负责、服务牺牲的“养望”。

张群有严格的生活习惯，每日按时起居，从不紊乱；一日两餐，以新鲜蔬菜、水果为主食；坚持每天在居所的院子里作3000步散步。

张群的百龄大寿在海峡两岸引起许多人的关心。

1987年5月9日这天，张群收到许多感人的贺电。早年张群曾在上海协办职业教育，这一日，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胡厥文，副理事长王艮仲经中国驻美使馆致电张群：“欣逢期颐大庆，缅怀昔年公与任老协力兴办职业教育，工商专校桃李满天下，弥增景仰，敬电祝贺。”

民革中央主席屈武，副主席朱学范、斐昌会、钱昌照、郑洞国当年都是张群的老友，此日也隔海遥祝。电文有：“敬贺百岁大庆，更祈康泰长寿”等。

在台北，张群“百龄大庆”的寿堂设在三军军官俱乐部，由谢东闽主持。以“行政院长”俞国华为首的头面人物都送来了寿屏；国民党中央送来了一本祝寿画册，画册是由台湾12位大画家合作挥毫完成的。

过了百岁大寿，张群依然健康。他甚至想着要达到“双甲子”，但同时他的许多爱好都淡了。张群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平生所嗜好的便是书画，但现在他将多年来所收集的名画好书，都捐给了台湾故宫博物院。

过了百岁的老人，可以说四处都会招来敬爱之情，数十年活跃于政坛的张群，到了这个岁数更是引人瞩目，况且直到最后时日，他仍然有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影响力。这样，往后的生日，他便愈受到更多的庆贺。台湾和大陆的舆论每到这时，总会有张群的消息传来。

1988年5月9日，张群在台北过了99岁的生日，按照农历的算法是真正100岁了。台湾要员李登辉、倪文亚、孔德承等人到张群寓所专程庆贺。这一天，张群的老朋友，九旬老人张学良也前往祝贺，两位久经历史风云的老人聚首一处，其感慨怕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看上去张群已老态龙钟了，昔日美男子的风彩已难再寻，他已经无力像年前那样穿过花园小径，只是坐在轮椅上，在阳光下看看报纸或是散淡地注视着面前的绿色。

14日上午，正在高雄地区巡视的台湾“总统”李登辉闻讯张群去世，立即致电致哀，台湾上层头面人物大多参加了张群的葬礼。

台湾中央社电：今天上午逝世的总统府资政张群，在政治哲学方面，是国父信徒；在人生哲学方面，则为基督教信徒；政治理论，兼采中国儒、法两家宗旨，虽出身军事学校，然精勤学问，文武兼长，对于中国历代之治乱得失，了如指掌；并参证欧美现代政治理论及实绩，体察中国国情，融会贯通，而不囿于偏局之见；显示识见高远，襟怀恢宏，具有政治家风范。

在岛外，张群的死依然引起了人们的关心。或许出于他过去曾做的一切，或是他仍然存留的影响力，也许只因他是个百龄老人。

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专门致电哀悼。法新社电：“台湾对外政策监护者去世。”

第十一章华盛顿、莫斯科暗中“调牌”，危疑孤岛出现“新机”。蒋介石拍板定案，台湾、苏联密谋“反攻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