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于右任哀歌吐心曲临终写下三章哀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一）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多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三）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近代革命先驱、诗人、书法大师于右任先生，于1964年11月10日临终前写下的这三章哀歌，声声悲切、字字沉痛，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大陆和故乡亲人的眷恋之情。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省三原县城东关河道巷的一户农家。因生于农历申时，故乳名申生，入学塾后取名伯循，字诱人，取《论语·子罕》“夫人循循善诱人”之意。
青少年时期申生因才华超群，被陕西学政誉为“西北奇材”。受老师朱光照影响，他常倡谈新学，激扬文字，随写随录结集出版了《半哭半笑楼诗草》，自号“半哭半笑楼主”。因摄得一帧披发握刀照片，题联云：“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陕西巡抚升允获得密奏后上告北京清廷，以钦犯严令缉捕。当时于诱人正在开封参加清朝的最后一次会试。他父亲与学友闻讯后大惊，情急之下写了一封只有他能看懂得的12字密函：“哭笑楼，将上墙；虽未详，祸已藏”，派了一个叫做“飞毛腿”的信差日夜兼程送往开封，方才救了于诱人性命。
亡命于上海的于诱人，为防清朝官府的耳目，化名刘学裕，取“流（亡）学（生）于（伯循）”之谐音，免费就读于近代教育家马相伯自办的震旦学院，与同窗邵子力结为莫逆之交。
1905年，《新民丛报》第18号登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地理大势论》的长篇文章，蓄意挑拨南北人民之间的感情，于诱人遂撰文旁征博引，予以驳斥，署名“于右任”，一方面取“诱人”之谐音，一方面暗喻“右衽”之意，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前襟多为“左向”称“左衽”，与中原汉族的右向正好相反。这一署名暗含不接受满清统治之意。此文受到《新民丛报》主笔梁启超的极力赞叹，函邀东渡扶桑一晤，成就于氏首次日本之行。从此以后，“右任”之名遂大噪文坛，其真名反掩而不彰了。
1906年11月13日，到日本筹集办报经费的于右任终于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并接受了孙中山授予的“长江大都督”之职。旅日期间，于氏先后写了《马关》、《秋夜神户车中作》等一系列诗文，其所用笔名有“剥果”、“关西余子”和“神州旧主”等。
1907年至1910年，于氏在上海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和《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称“竖三民”，成为名振神州的著名报人，他先后以“函三”、“蹈海子”、“海”、“骚心”、“骚”、“大风”等笔名撰写文章，为辛亥革命制造舆论，因此，被后人尊为国民党的“元老记者”。1911年2月，宋教仁以“桃源渔父”、“渔父”诸笔名为《民立报》撰写政治时评，深受读者喜爱。同年春，宋氏潜回南方，在广州发动起义。为了掩护宋教仁之行踪，于氏遂代笔宋教仁继续以“渔父”笔名在《民立报》发表文章。后来宋氏遇刺，临终前郑重“托孤”于于右任。
于右任青年时期即有蓄胡子的癖好，被朋友们称为“美髯公”，“髯翁”，老年更有“于大胡子”的绰号。他的诗文也以“髯翁诗”久传人间。
作为一位杰出的书法大家，其碑帖遗墨的落款闲章也保留了一些名、字、号。
童年丧失双亲于右任两岁半时，母亲赵太夫人便因病去世，继而又不幸丧父。当时，他的伯母房太夫人寡居无子，便将他收养在膝下，视同己出。
房太夫人常带于右任住在娘家（陕西省泾阳县杨府村），其兄房宗海对于右任亦爱护备至，稍长，即送往本村农神庙上学，及至12岁，又让他赴三原读书。其时房太夫人也一同前往三原，以便照料侄儿，费用仍由房宗海供给。后来，于曾多次作诗怀念房氏舅家。此处略举三首：无母无家两岁儿，十年留养报无期；伤心诸舅坟前泪，风雨牛车送我时。
记得场南折杏花，西郊枣熟射林鸦；天荒地变孤儿老，雪涕归来省外家。
愁里残阳更乱蝉，遗山南寺感当年；颓垣荒草衣神庙，过我书堂一泫然。
于右任住在房氏舅家时，常在读书之余同表兄弟一起放羊、割草。一天，忽有野狼袭来。叼走了一只跛羊，他立即举棍追赶，终于在众乡亲围捕下夺回羊只。房太夫人闻知，惊慌若狂地爬到山上，一见侄儿即紧抱怀中，视其未伤才破涕为笑。于右任后来忆及这些往事，曾作诗云：桑拓依依不忍离，田家乐趣更今思；放青霜降迎神后，拾麦农忙放学时。
袖中书本袋中糖，入学相携未敢忘；痛绝当年亡命日，弥留犹唤申还乡。
呼鹰结客于右任青少年时代，即喜交友结客，如陕西的李仪祉、井勿幕、茹欲立、李元鼎、张季鸾、胡景翼、杨虎城等。他们和于右任志同道合，紧密合作。如于到开封赴试，商州中学的校务，即请李仪祉和茹欲立代理。井勿幕是同盟会员，胡景翼、杨虎城则是靖国军时代同生死、共战斗的袍泽。
于右任吊井勿幕的诗篇不少，有“桴彭经年空涕泪，河山四战一徘徊。
东征大业凭谁共，唤得英灵去复来”；“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可见他们交谊之深。
于右任广结天下之客，则是流亡到上海之后。首先结识的，是后来享寿百岁以上、当时称之为“天下之大老”的马相伯先生（当时比于大30多岁）。由于马老之照顾，于右任得以在上海立足，并入震旦学校就读。后来，于右任与教育界发生了关系，如协助马老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参加创建上海大学（这是后话）。这都是先生初到上海结识马老所打下的基础。
为了革命活动，于右任相继结交了章太炎、宋教仁、马君武、邵力子、叶楚伦、李烈钧、李根源、康心孚、陈英士、胡汉民等。于右任与宋教仁友情甚笃，吊宋之诗文亦多，1914年《题宋幕前曰呜呼宋教仁先生之墓》及《宋教仁先生石像后题语》为其中两篇，前诗曰：当时诅楚祀巫咸，此日怀殷吊比干。
片石争传终古恨，大书留与后人看。
杀身翻道成名易，谋国救全世谅难。
如斗余杭渔父篆，坟前和泪为君刊。
后者云：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四次办报纸仗义执言20世纪初叶，上海除《申》、《新》两个大报外，还有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改良主义的）和邹容、章太炎主笔的《苏报》（革命的）。“苏报案”发生，邹、章入狱。于右任于1907年创办了《神州日报》，该报积极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它的出版发行，被世人称之为“炸弹”，然而，报纸出版未及一年，报馆就在一个夜晚突然失火，焚烧而光，只得停刊。这场火灾，使于右任失去了一块战斗阵地，有如失去爱子，心里非常痛苦。他曾取“神州旧主”的笔名以表永远纪念。时隔50年之后，于右任还作诗写道：一夜惊心眠不得，神州旧主哭神州。
神州旧主哭神州，君子东行何所求？
但望于思能革命，再来作弹震寰球。
1909年5月15日，于右任又创办了《民呼日报》。创刊之日，于右任给好友谈善吾先生（后曾主该报笔政）写了一首诗相示：大陆沉沉亦可怜，众生无语哭苍天；今番只合殉名死，半壁江山一墓田。
诗表达了他甘愿为民族众生而献身的坚强决心。《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和讽刺清朝反动统治的腐朽和黑暗。反动政府对该报疯狂地进行阻挠破坏，扬言要挖掉该报负责人于右任的双眼，以昭炯戒。结果，《民呼日报》只出版了93天，就被清政府关禁查封。于右任和谈善吾等人在这年10月创办了《民吁日报》取名“民吁”含有两种意思“一是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二是改“呼”为“吁”，少掉了两点，象征己去双眼，而表示即使挖掉了双眼，亦无所畏惧。其实，报纸也仅是换了名而已，其执笔人多系《民呼日报》的原有人员。该报曾刊有《论中国之危机》、《锦齐铁道及远东和平》等文章，激烈抨击清政府，同时也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中国东北的阴谋。《民吁日报》仗义执言，素为人称道。这年10月26日，朝鲜爱国志士安重根因反对日本强占朝鲜，在哈尔滨火车站击毙日本驻朝鲜的统监（总督）伊藤博文（亦即强我签订《马关条约》主谋者）。当时，国内报纸慑于日本的压力，不敢对此作任何的报道，而《民吁日报》则大肆宣传，并痛骂伊藤博文。因此，报馆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民吁日报》存在时间比《民呼日报》更短。出刊只有48天。
在第三次被迫停刊的情况下，于右任一度处于无可奈何、极端无聊之中。在沈漫云、王步瀛、王一亭、张静江等人的积极支援资助下，他在1910年10月创办了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的《民立报》，自任社长。创刊之日，正逢重阳佳节，发刊词很有特色。这是于右任的力作：秋高马肥；记者将整顿全神以为国民效驰驱，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这几个段落，于右任都以屈原《离骚》中的警名为引语，结语用了“余因知謇謇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是一篇向反对派进攻的宣言书，充分表现了勇于抨击时政、不畏强暴的革命精神。《民立报》每日出三大张，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zhuanzhi制度，报道各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情况，尤加重视政论宣传。1911年1月以后，宋教仁先生被聘担任主笔，以“渔父”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有关外交、边患及分析国际政治等时论、评论，深受读者喜爱。《民立报》是于右任创办的4种报纸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一种，它共出1036号，于1913年9月4日被袁世凯查封。于右任先生被通缉，只得逃亡到日本。
积极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以后，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先后窃得其革命果实，使“民国”二字徒有虚名。军阀割据混战，政治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孙中山先生虽然坚持斗争，却屡遭失败。就在这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他产生了新的希望。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毅然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于右任完全赞同和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决策。他曾在1924年1月10日出版的《东方杂志》20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指出，国民党与共产党以“今日之事，合则两益，离则两损”。同月20日，体现国共两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正式召开。于右任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被选为改组后的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2年10月，在一批上海进步学生的恳请下，于右任出任新成立的上海大学的校长。开办之初，百废待兴。恰好次年年初李大钊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到沪，进行与国民党人建立关系的工作，于右任闻讯后立即邀李晤谈，共同商讨上海大学的教务问题。他热切地希望能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李大钊从中国革命的需要出发，指出首先应该开设并办好社会学系，培养革命的人才，并当即推荐邓安石（中夏）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于右任接受了这些意见。这次商谈，遂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办学的开始。
此后，瞿秋白也受中国共产党派遣入校，任了社会学系系主任。蔡和森、安体诚、恽代英、张大雷等著名共产党人和一些进步学者陆续进校任职任教。李大钊还应邀到该校作了《社会主义释疑》等讲演，宣扬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所弄堂大学当时被人誉为“东方红色大学”。
虽然于右任在该校任职时间并不长，但他和中国共产党员合作得很好。
由于上海大学创办于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初期，又是在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旗帜下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她是首先实行国共合作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于右任对上海大学是很有感情的。1925年“五卅”运动中该校一度被租界当局查封，于右任闻讯后还特地从河南赶回上海，支持师生们的反帝斗争。他对该校师生发表讲话，说：“我将努力参加此项反抗运动，不但救援本校被捕学生，且将援助市民的斗争。”并且说：“反对帝国主义及取消不平等条约之口号，中国人人均当赞成。吾人当广为宣传，使一般民众咸能努力参加运动，达到解放全中国之目的。”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于右任回到上海，参加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并担任了该部的工人农民部部长。当时，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受党派遣，都参加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于右任主持的工人农民部，积极贯彻执行革命的三大政策，调查工农状况，开展各种活动。如上海样经丝厂焚毙女工事件发生后，该部就曾向社会发出呼吁，并联合各团体援助工人，争取工人应得的权利。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抱病北上，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事。于右任也随之北上，参加了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以及后来的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等人的主持下，工作异常活跃，北方革命群众运动生气勃勃。于右任也投身于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中。如1925年1月，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组织讲演大会，“十七、十八两日，分别在师大，美专举行。在师大讲演者为李守常（大钊）先生，讲题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后之国民运动。在美专讲演者为于右任先生，讲题为真正国民会议之产生难。两先生讲演皆受听众欢迎”。在“五卅”反帝风暴中，北京地区人民大力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6月30日，由“北京各界对英、日帝国主义雪耻大会”发起，在天安门前召开国民大会，宋庆龄、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五座主席台的主席。大会通过了要求严惩制造沙面惨案的凶手、收回香港与英法租界地等九项决议案，表达了我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反帝的决心。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于右任非常痛心，并慨然捐款帮助安置死难及受伤的爱国学生。
当时，国共两党还对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领导的国民军做了大量的工作。1925年4月，李大钊应于右任的邀请亲赴河南，向国民军二军解释和宣传反帝反军阀的政治主张。于右任也在开封对国民军二军官兵发表长篇讲话指出：“中国现在的国民革命，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两重压迫。”“在现在的时候，要打倒一切反gemin派，只有联合一切革命派。凡是革命的，都是我们的朋友；越是革命，越是我们的好朋友。”
国民军在北方失利后，于右任也因被奉军严令通缉而转入地下。1926年春，李大钊秘密会晤于右任，请他去苏联做冯玉祥将军的工作。于右任欣然同意。在李大钊的直接安排和资助下，他在6月间途经上海由海道赴苏。苏联之行，于右任写下许多热情的诗篇，讴歌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他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和共产国家的领导人，并和冯玉祥将军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冯将军完全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确定了“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侧应北伐”的战略方针。这时李大钊又从国内发来急电：察绥战局恶化，西安救援急如星火。于、冯等立即分批起程归国。9月17日，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于右任代表国民党授旗。大军经由宁夏、甘肃，直抵西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此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一批中共党员和乌斯曼诺夫等苏联顾问直接参加了冯部的工作。
西安解围后，于右任正式就任了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之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行使着省政府的职权，实际上，它是实行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政权。于右任真心实意地和中共陕西党组织合作共事。魏野畴、李子洲、史可轩、刘含初、王授金、杨明轩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许多进步人士都参加了这个革命政权，并担任了各种重要的领导职务。陕西的工、农、兵、学、妇等群众运动如火如茶，迅速高涨。轰轰烈烈的陕西大革命蓬勃发展，使陕西成为全国大革命运动中比较突出的省份之一。于右任还仿效莫斯科的红场，把西安城内的皇城改名为“红城”，表达了他当时联俄联共的政治倾向和积极的态度。
真心赞同国共二度合作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共同努力促成的。当时，身为国民党南京政府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出于民族大义和爱国赤诚，真心赞同国共两党再度实行合作，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于右任一直密切注视着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的侵华活动，深为中华民族的命运而忧虑。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于右任后来看到这份重要文件，内心很是激动。他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衷心赞同中共《八一宣言》里所提出的各项主张，深感中国有了出路。他也十分赞赏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思想。某次，杨将军到了上海，想深入了解国内外的形势，于先生就特意做出安排，使他秘密会晤了坚决主张抗日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将军在南京反被扣押。由于一切消息都被严密封锁，南京无人能得知西安的实情。杨虎城将军便派人到南京去见于先生，并秘密将一份铅印的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四项声明》转交给他。于先生见到这张传单后，十分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真的要抗日哩！”他彻夜未眠，终于想出了一个把这项消息传播开的巧妙办法。
第二天，他在南京政府的“总理纪念周”会上把传单交给了张继，假称是一名陕西商人在农村墙壁上揭下带到南京来的，由于在场的人们都争着要看，张继于是就在会上全文宣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四项声明》通过于右任之手，在南京迅速传播开了，使国民党上层官员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广大人民群众更是深受鼓舞。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于右任曾对人说：“这次国共合作与第一次国共合作不一样。
第一次国共合作，西山会议派等年老人反对的多。这次国民党元老多拥护。国难当头，年老人读书多，经历深，他们知道亡国之苦。”
在八年抗战期间，于右任一再大声疾呼：“祖国危急诚万万”，“民族生命争一线”！“中华民族齐心进”，“神圣战争当共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激昂的抗战诗文。他对外呼吁“全世界人士应为正义人道而动员”，对内主张国共坚持合作，团结抗日。他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坚决反对妥协投降卖国。周恩来在武汉和重庆曾多次和于先生恳切交谈，而且还通过王炳南、屈武等人经常与他保持联系。这些都对于先生的思想产生很好的影响。抗战初期，于右任曾为中共中央在汉口创刊、后迁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汪精卫当了汉奸之后，他曾发表《以胜利击破汪倭毒谋》等广播讲话和文章，义正辞严，申张了民族的正气。
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反共第一的方针，相继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文件。同年夏至次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又掀起了分裂倒退的反共恶浪。于右任对此痛心疾首。后来当他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异常气愤，手拍桌子厉斥说：“这样破坏两党的合作，简直就是破坏抗战！”他曾当面对周恩来表示，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他还对周围的人说：“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中国，大敌当前，我们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集中力量，共御外侮，方能取得胜利；绝不能存党派之见，制造分裂，导致亡国之恨，做民族的罪人！”
悲离大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曾在周恩来副主席的陪同下登门拜访于右任。后来，于先生也设宴款待毛主席，并表示反对内战，赞成和平，支持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和平建国。可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就再次挑起了内战。1947年2月，国共谈判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南京等地撤退。于右任此时心情十分沉重。他忧愤国事，往往夜不能寐，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忧虑。
1948年冬，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急速发展。于右任和不少国民党人士都力主和谈。在蒋介石宣布“引退”的前夕，于右任还当面敦请蒋把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军释放出来。后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拟派他到北平代表南京政府协助和平谈判，他当时连行李都准备好了，打算一去而不返，可惜因故未能如愿。后来屈武回到南京，给他捎来了周恩来副主席的话，说：“我们欢迎于先生来北平。如果将来决裂了，那就请他留在这里。既然他不能来平，那就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等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然而于右任在南京早就被人严密监视，已经身不由己了。
1949年4月21日早晨，一名身着国民党高级军官制服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了于公馆：“报告院长，战事情况非常紧急，共军已经突破了江防，请院长即刻离开南京。。飞机已经准备好了。”于右任面带不悦之色：“现在我身体不好，等一等再说好了。”那人听了，立即用威胁的口吻嚷道：“院长必须马上离开南京！”没等老人穿好衣服，就强迫上车直驰飞机场。仓促间，于右任提出要先到上海去。在上海仅停留了三四天，于氏便在有关方面的紧紧催逼下又匆匆飞往广州。5月间，残缺不全的监察院又在广州开了一次院会，于氏再次提出辞职。可是，仍有许多人反对，甚至有人追到于氏的住处以是哀求。这时，他既有意冲破自己周围的藩篱，又害怕遭到特务们的血腥暗杀。直到最后去了香港，也依然如此。10月9日，即广州解放（14日）的前夕，于又被人拉上了飞机，运载赴台。到了台湾后，他仍一再请求去趟重庆（当时未解放），亲自安排一下发妻高仲林和长女于芝秀。但是，得不到任何明确的答复。直到10月30日，方突然被通知有飞机去香港。他当机立断，抛下一切即仓促登机。11月26日，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乘专机经由香港去渝晤蒋。于氏借机同行，才得重返大陆。于右任飞抵风声鹤唳的山城，才获知高仲林母女刚刚在两天以前去了成都。友人问他，何不早来数日？沮丧的老人苦笑着说：“老实说，我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来重庆啊！”他与发妻爱女生前在大陆见面的最后机会，就这样一错而过。
于右任这次在重庆，仅仅停留了一天两夜。11月29日蒋派的专机，载着于氏等人径直向台湾飞去了。这位71岁的古稀老人，从此远离生他育他的大陆故土。
于右任晚年思乡心切长期以来，台湾大陆的亲友天各一方，互不来往，他们怎能不相思？1958年，于右任先生的长子在台北友人家中，发现有他父亲题句的“岁寒三友图”中堂一帧，乃将其携归，交于右任先生欣赏。这帧“岁寒三友图”是30年前，何香凝因对现实不满，寄情诗画，与经亨颐、陈树人合作而成，右任先生为之题句。于先生在欣赏之余，缅怀往事，思念旧友，感慨万端，他提笔在“岁寒三友图”画中，补上了当年题句时漏写的一个字，又增题诗两首。其中一首如下：二十余年补一字，完成题画岁寒诗。
相逢回念寒三友，泉下经陈知不知？
这首深切怀念大陆旧友的诗，《人民日报》曾加以转载。当时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尚健在人世，她见了于先生的诗，也深有同感，以“遥寄台湾”为题赋诗三首，答于右任先生，有“追怀往事念同游”，“数十年来如一日”之句。
于右任先生晚年，在政治上颇不得志，时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对前途的悲观，曾几次想辞职，他因沦落天涯，困居孤岛，山河割裂，统一难期，欲返大陆故乡的夙愿难偿而内心抑郁，苦闷不堪。反映他这种心情的诗词不乏其例，如“忧愁风雨，迷离云树，流不尽艰难路”，“如何久滞天涯”等等，真是言为心声，情见乎词。
岁月催人老。当于右任先生身体日衰，自感于世无几时，思乡之心更切。他为自己的后事安排时，也念念不忘大陆故乡，他说：“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旁注：山要最高者，树要大者）。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于右任病逝87岁的于先生于1964年8月12日因感冒及眼部浮肿等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病情曾一度好转，后来又发现有肝硬化症，病势转趋恶化。11月10日晨呼吸突然急促，血压迅速下降，曾一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医师注射血压升高剂急救，心脏跳动始回复规则。但终因年事过高，延至晚间8时08分而溘然长逝。
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一直是于右任先生晚年的心愿。台湾和大陆，台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倡议，犹如春风吹拂着海峡两岸，全球爱国的炎黄子孙无不竭诚拥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可以深信，在大陆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促进下，于右任先生生前的宿愿——祖国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