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克难英雄”被俘王诤部长再设“陷阱”

第一架U—2被击落之后，敌人变得小心起来。后来几次，当U—2飞临我地空导弹阵地附近尚未进入我有效射程就转身溜走了。显然，“黑小姐”的身上已经专门安装了对付我地空导弹的电子设备，只要一收到制导站搜索雷达的电波，它便逃跑。

这引起了具有丰富电子技术经验的老将军——当时四机部部长王诤的深思。他迅速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和导弹部队进行研究，制定了一个使“黑小姐”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因为飞机的雷达接收饥可以根据它接收到的地面雷达的特点和各种参数判断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人得知了我地空导弹雷达工作的多种参数，所以当收到我地空导弹阵地的电波信号时，就能发现下面是导弹阵地。于是我们便通过更换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了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黑小姐”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又由岳振华营来完成。

首位“克难英雄”被俘1963年11月1日上午7时23分，一架U—2高空侦察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20分钟后，便经温州窜入大陆。

这架飞机的驾驶是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他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飞弹“接吻”。他丝豪不敢麻痹，待完成空中照相任务后，赶紧掉头返回。

13时52分，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他已经从20500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它大摇大摆，丝毫没有发现已进入“陷阱”，继续向里钻。14时11分，U—2飞机飞过九江后，进入我地对空导弹第2营的阵地。在距离35公里时，岳营长一声“放”，3发导弹冲天而起。正在操纵飞机准备出海下滑的叶常棣，突然感到“轰”的一声，飞机像一个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砰”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的被甩出来，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使他在两三分钟后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很清醒，自己终于与飞弹“接吻”了！他的驾机成了被我地空导弹部队二营击落的第二架U—2飞机。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小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条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伤。“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地上，他觉得自己干的事情，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容忍。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生于1933年。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Rf—101A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9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集体点名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的人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U—2训练，回来后，已驾驶U—2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还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还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没有反抗。一位军人告诉他：“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他开始非常恐惧，不知什么时候被抽筋剥皮。可是医护人员却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他。两个敌对空军的司令员与飞行员进行了这样的交谈：刘：“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是的。31岁。”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那边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抛在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飞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飞弹阵地，我们的航线想办法避开。”

刘：“你这样年轻，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可能要等到将来。。”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当天则报道：“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例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事实采取“不承认主义。”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健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1969年叶常棣被释放，后来成为华中工学院副教授，还当过钱伟长教授的助手，为钱教授主办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刊物翻译和校对槁件。

1982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布了叶常棣的下落随后批准他回台湾探亲。

导弹第2营因战功卓著，1963年12月26日，岳振华被国防部授予“空军战斗英雄称号”，1964年6月6日，导弹第2营被国防部授予“英雄营”

称号。

三次击落U—2飞机继叶常棣被俘之后，1964年7月7日，又一架U—2被击落。飞行员李南屏是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克难英雄”、“飞虎英雄”，他曾12次驾机骚扰大陆。可是他哪里想到，这次他的“黑小姐”的骗术失灵了，迎接它的是三枚导弹。当李南屏眼见难以逃脱，在求生的本能驱使下猛力拉下弹射跳伞手柄，可是座椅下方的弹射装置在起飞前已被拆掉，以防他们的“飞虎英雄”被生俘。结果他与“黑小姐”一起在空中粉身碎骨。

3名飞行员的下场使台湾U—2飞行员再也神气不起来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台湾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U—2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U—2加装了13电子干扰系统，使大陆飞弹屡放空炮，U—2飞行员又胆壮起来。再次生俘U——2飞行员到了1965年1月，轮到了张立义。1月9日下午，台北桃园机场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35特遣中队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张立义问：“现在？”得到的回答是：“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没在家过。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儿挂鞭炮。老实说，他是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的，他怕那个“万一”，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翌日，还在张立义做飞行准备的时候，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向在内蒙古萨拉齐的地空导弹一营，下达了这样的通报：台湾国民党空军U—2飞机一架，将于今日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于是这个营的飞弹便张开双臂，准备迎接台湾的“黑小姐”了。

当晚18时，张立义驾驶他那3521号U—2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相侦察。

在张立义看来，飞U—2到大陆侦察是个苦差事，飞行员按预定航线飞，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不过，飞这种飞机一次能得5000元台币（约合500元人民币）的奖金，还有难得的“荣誉”。他1964年7月从美国训练归台，就受到蒋介石接见，并站在蒋介石身旁照了相。接着由于在8月至12月，3次驾U—2到大陆侦察，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

他看看仪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他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立即紧绷。说不定什么时候解放军的飞弹撞上来。

飞机进入内蒙地区上空，他看了一下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第4次任务，再完成6次，共完成10次，就可拿到一大笔奖金，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预警器的显示器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Ⅱ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3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象被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的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万丈深渊般的地面。

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保持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受得了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彻骨疼痛，才知道受伤了。

他看见远处有汽车灯光，手电筒灯光乱摇，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看来是人们都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不然的话，他很清楚，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冻成僵尸的。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理他。他颇有些不平起来。

倒是在美国为期3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爬了8个小时。

他终于爬到了冒着炊烟的几座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灶口冒出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

“谁？你是谁？”农妇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村妇女哪里见过？“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他央求道。农妇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

“不要烤，冻伤不能烤。”农妇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

农妇去了一会儿，把事办成了——带来了几个民兵。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老婆，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海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这个农妇又是神气又是同情地向民兵叙说了刚才的一切。

与其说是捉住，还不如说是发现。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张立义拉到公社。当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着帽耳有眼儿的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又鸟)蛋面条哩！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明象是在招待客人。

正当张立义坐在炕上吃(又鸟)蛋面条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登门“报丧。”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接下来，张立义与叶常棣一样，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转眼到了1969年。张立义和叶常棣一起被释放。

张立义后来成为南京航空学院工厂的工程师。1982年8月26日，他和叶常棣一起被批准回台湾探亲。

五次击落U——2飞机1965年，中国自制的地空导弹兵器已装备部队。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又出动了一架U——2飞机，进入浙江省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2万至2．05万米。设伏在该地区的地空导弹第14营，首次使用国产红旗2号地空导弹兵器，有效地反掉了干扰，又击落U——2飞机一架。

这样，从1962年到1967年，我导弹部队共击落U—2飞机5架。从此，“黑小姐”在大陆上空销声匿迹。在这一时期前后，我军还击落RB—57D飞机1架，击落无人驾驶侦察机3架。统共有9架高空侦察机被我导弹部队击落。

空军导弹部队屡建战功，涌现了不少像岳振华及其导弹营那样的“空军战斗英雄”和“英雄部队”。岳振华营已发展成为一个主力兵团，导弹部队加更强大。

第六节打击空中间谍霹雳攻击P—2V侦察机1961年元月25日深夜，天黑风高。在海南岛东北地区上空，一阵刺耳的螺旋浆推进器轰鸣声，由远而近。转眼间，一个巨大的黑影几乎贴着树梢掠过夜空。同时，一件件空投物品纷纷抛下，这些东西有援助所谓“琼崖忠义救国军”的武器，还有大量攻击社会主义新中国，引诱中国军队干部战士携武器“弃暗投明”、卖身求荣的反动传单。。这飞来的黑影就是美蒋P—2V型电子侦察机。提起它，中国空军将士无不咬牙切齿，却一时拿它毫无办法，眼睁睁看着它频频窜犯大陆，疯狂破坏国家的安全。周恩来总理曾亲自来到打击猖狂之敌的中国人民空军某指挥部，熬了整整一通宵。

在台湾的国民党空军中，有一个神秘的“34中队”。它成立于1960年2月，所有飞行员是从国民党空军中经过严格审查挑选出来的，其“入队”条件非常苛刻：要求“思想纯正”，能为“国家”献身；要有2000小时的“飞龄”；在执行任务时，一律不准携带降落伞，绝对服从蒋介石“不成功则成仁”的训示。他们的薪水也远远高于一般飞行员，执行任务时另发奖金，以小时计算，夜行一趟的收入约为2000美元。以当时来讲，这笔钱够他们花天酒地，肆意挥霍的了。

“34中队”名义上直属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情报署。实际上，它是被美国情报机构——“海军辅助联络中心”控制，是由美国人出飞机、出钱；国民党出入，替美国卖命，获取中国大陆战略情报的一支空中间谍别动队。该中队的皇牌武器便是P—2V型电子侦察机。它原是美国海上反潜巡逻机，经过改装后，不仅能超低空飞行，还能在黑夜长途奔袭。机上装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和干扰设备，配有驾乘人员13至14人，（机长1人，正副驾驶员4人，领航员2人，通讯员兼电子侦察、干扰4人，射击员兼空投特务、物品、传单2人），执行任务时可以分成2个班次，一组干活，一组睡觉。就从这个小细节也能看出，其窜犯大陆时的骄横狂妄。

P—2V型机从1960年2月至1963年6月入窜大陆的范围是：江西、湖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海南岛、山西、山东、安徽、江苏及东北、京津沪地区。它的任务：1．实施电子侦察，获取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战略情报。可窃听并录音中国对空指挥的无线电话、电报，破译中国各种密码电报，侦察中国各型雷达的部署、性能。

2．空投武装特务。可在深山密林或社情复杂的地区一次空投武装特务10余人，配合大陆阶级敌人进行颠覆破坏活动。

3．散发反动传单。在政治上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心理战”，进行反gemin宣传和煽动，妄图策反中国军政要员。

保卫祖国领空是我人民空军的神圣职责，他们为打击P—2V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

一天夜里，P—2V又来了。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我某部战鹰升空拦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我飞行员全靠雷达跟踪和地面指挥所的准确指令，紧紧咬往来犯之敌。

“前方距离敌机3000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2000公尺。”

“前方距离敌机1000公尺。”

近了，近了，更近了。只见雷达屏幕上一片闪光的亮点，目标混杂其中，顿时真假难分。

怎么办？我战机设备落后，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放弃追击。但就这么让敌人逃之夭夭，逍遥溜走吗？不，这是我英雄飞行员的奇耻大辱。我战鹰以无畏的勇气继续追击，在干扰中搜寻目标，终于重新咬住了敌机。这时，P—2V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它往山区逃窜，然后突然减速，并降低高度，在两山之间“捉迷藏”（它的机动性能优越，前方有危险障碍时还能自动规避）。敌人这一招实在狠毒，穷迫不舍的我战鹰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又是在黑暗中，只见一团火光冲天而起，我飞机撞山爆炸，英勇的飞行员壮烈牺牲。。类似的惨重损失发生了好几起，引起了我空军将士的极大悲愤。飞行员更是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驾机硬撞，也要把P—2V给揍下来。可是除了雷达上的光点，我们连敌机的影子都看不到。

P—2V侦察机的罪恶飞行，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国防建设，造成了政治上的恶劣影响，理所当然地引起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高度重视。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曾亲临我空军某指挥所一个通宵，最后指示：“采用一切方法将敌机击落！”总参谋长罗瑞卿向全军发出指令：“要以海底捞针的决心打下敌机！”一时间，对付P—2V成为我军防空作战的中心任务，如何击落P—2V成了我军必须解决的难题！

P—2V活动好像是神出鬼没一般，但我军很快就掌握了它的活动规律：它一般是在无月亮的暗夜入窜大陆，入陆的高度只有200至300米（目的是尽量避开我雷达探测范围），在大陆活动长达6至8小时，拂晓返回。它在大陆定点、分段、计时作低空慢速飞行，航线曲折多变，通常在我重要城市、空军基地和高炮火力的边缘通过，这样既可以大量获取情报，又能避免遭我攻击。如果碰上我战鹰拦截，它能迅速施放金属丝干扰和发射隐真示假信号，同时作不规则的航向、高度、速度机动，造成我机上雷达无法分辨目标，更不能瞄准攻击。这就是我战鹰奈何不了它反遭它暗算的原因。另外，每周六晚上，P—2V都不出动，原因是为了让那些不知哪一天就会见阎王的驾乘人员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海军航空兵某部指战员经过战术研究，认为P—2V利用黑夜掩护，是它的主要优势，如果我们能创造条件，使它暴露在明处，它就不堪一击了！这话在理论上当然是成立的，但有办法变黑夜为白昼吗？

海军北海舰队航空兵副司令员陈士珍，集中群众智慧，经过苦心钻研、反复计算，提出了一个使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方案。他提出了用轰炸机在敌机上空投放照明弹，犹如晴空霹雳一般，同时用歼击机攻击。这种多机种协同，立体攻击的方法立即得到上级的支持，并从部队抽调飞机进行了“霹雳攻击”——夜空照明战术的试验，取得了初步经验。1963年11月，经总参谋部批准，在山东流亭机场正式成立了海军航空兵独立第5大队，专门训练“霹雳攻击”战术。此后，各航空兵部队相继成立了夜战独立大队，刻苦演练“照明”与“攻击”协同作战技术，并于当年12月6日起，担负起暗夜打击P—2V的战斗值班任务。

照明攻击战术看似简单，其实非常复杂。它是在两眼一抹黑的夜间低空条件下进行的，我机起飞后要始终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机窃听而掌握我机动向），完全依靠雷达提供情报数据，由地面领航员单向引导照明机和攻击机，根据敌方的空中动态（方位、距离、高度、速度、航向），在同一时间引导我机各就各位，占据投照明弹和实施攻击的最佳位置。敌机被照明后，攻击机飞行员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搜索、发现敌机、实施攻击并将其击落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这就要求参战人员个个技术过硬、配合默契，协同一致。如果在行动中出现半点差错的话，其后果不仅仅是前功尽弃，同样也会发生机毁人亡的悲剧。

1961年11月6日18时18分，1架P—2V飞机在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200多公里时，被雷达发现，驻城子■高射炮兵群（由空军高炮第503团、探照灯兵第402团之七、八连和陆军高炮1个团、6个营组成，指挥员是高炮第101师师长范震江）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在距阵地40公里时，指示雷达突然开机捕捉目标，探照灯兵大胆将敌机放近至5公里时，才突然开灯，4公里即照中目标，使敌机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高炮群集中开火，一举将其击落。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飞机坠地，只用了30秒钟，充分显示了“快速近战”战术的威力。总参谋长罗瑞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P—2V型机组成员13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日后便于其亲属认领。这是我军首次击落P—2V型飞机。

该机被击落后，国民党军此种飞机时隔7个多月才恢复活动，其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方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机上又更新了干扰设备。

1963年，空军认真贯彻罗瑞卿提出的“海底捞针”的指示。总结推广作战经验，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于1963年6月20日晨，驻南昌的航空兵第24师副大队长王文礼，又击落1架P—2V飞机。该机坠于临川县大窝坑，机组14人全部毙命。6月28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了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第24师师长王子祥，表彰了他们的功绩，空军授予王文礼以“夜空猎手”的荣誉称号。

1964年6月11日16时，又一架美蒋P—2V由台湾新竹机场起飞，航向直指我青岛方向。我海航兵各独立大队奉命停止夜航训练，准备迎击入侵之敌。

21时07分，敌机在距青岛70公里处，突然改变航向，掉头向南飞行。

21时54分，敌机低空从新海连市丰乐桥窜入大陆后经山东潍坊以北右转，利用大顶山、昆仑山掩护向平度、莱阳方向窜犯。

23时08分，我海航4师参谋长辛英元一声令下，独5大队攻击机陈根发、照明机石振山机组，分别驾驶米格—15和轰5型飞机昂首冲向夜空。待照明机、攻击机飞至最佳位置时，辛英元立即命令：“照明弹一次投下！”霎时，12枚90公斤照明弹全部照亮，直径1．4万米范围的空域成了白昼，敌机正好在正中，担任攻击的陈根发立即发现目标，即实施攻击，连续3次开炮，3次命中敌机，敌机P—2V顿时冒出一团火光，拖着浓烟坠毁于莱阳以北25公里处，机上13名机组人员全部毙命。从敌机残骸中搜获4枚“响尾蛇”导弹和2部侦察原子试验情况的空气采样器。6月16日，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陈根发等作战有功人员。

RF—101空中殒命RF—101型高空侦察机，是国民党空军的一张王牌，它是美国制造的高空高速侦察机。这种飞机曾有“西方战略眼睛”之称。能高空照相。国民党空军吹嘘此飞机：高炮够不着，飞机追不上，导弹瞄不准。自1961年起，RF—101飞机竟明目张胆地在大白天窜入浙江路桥机场上空侦察，窜扰达数十次。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主席批准海军航空兵第4师派小分队驾驶新中国制造的超音速歼击机歼—6型飞机，由山东空转浙江作战。

1964年12月18日下午2时，警戒雷达连在距路桥150公里处发现RF—101飞机1架低空北上。路桥基地司令员吴长武为迷惑敌人，首先令歼—5双机起飞至大陈、至莞岙一带空域佯动，接着令王鸿喜驾驶歼—6飞机在敌雷达发现不了的空域隐蔽待战。王鸿喜在指挥所引导下迅速发现敌机。这时敌机正在迅速爬高，已窜到王鸿喜的左前方。王鸿喜闪电般追向敌机，快速急转瞄准，待敌机正慢慢减少上升角时，3炮齐发，命中敌机，打得敌机冒着浓烟，栽进大海。该机飞行员谢翔鹤跳伞，被民兵活捉，谢翔鹤曾多次窜入大陆侦察，获得了国民党“飞虎”、“彤弓”、“宣武”、“云龙”4枚奖章，是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第4大队少校作战官。他说：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登陆才3分40秒就当了俘虏。

海峡上空另一场空战1967年元月13日13时许，我空军飞行员乔田福、叶木佑、胡寿根、陈国良驾驶着4架米格19（歼六型）飞机正在福建漳州、晋江一带上空巡逻。突然，地面指挥所传来一道战斗命：“有空情，准备战斗！”

原来，国民党空军官校26期毕业的宋俊华奉命驾驶RF—104侦察机侦照大陆沿海机场和船舰活动情况。飞机进入福建晋江上空时，高度为1万1千米，时速2千公里。

尽管我军4位飞行员从未直接参加过战斗，接到命令后，他们怀着对美蒋空中敌人的深仇大恨，立即投入了战斗。

当我军飞机追踪台湾侦察机飞至福建晋江、崇武上空时，被台清泉岗地面指挥所发觉，该指挥所立即命令4架潜伏在海面低空飞行的F—104飞机火速前往保驾，这个4人组合的阵容是：一号机：萧亚民中校，机号4347，空官32期，35岁，山西太原人，已于1970年6月10日因训练任务死亡。

二号机：胡世霖少校，机号4344，空官41期，30岁，湖北黄岗人，已于1990年元月30日病故。

三号机：杨敬宗少校，机号4353，空官36期，35岁，江苏镇江人，当天死亡。

四号机：石贝波上尉，机号4348，空官43期，27岁，江苏吴具人，现任复兴航空公司正驾驶。

这4架F—104飞机获令后，很快跟上我机来，开始的位置在我军飞机的右后方。

根据这一敌情，我机迅速以间隔7公里的距离拉开，分两边迅速掉头，胡寿根驾驶的3号飞机急弯掉头时，就发现了台湾的F—104战斗机，他采取斜对头挡阻射击方式，迅速瞄准，3门炮连发48发炮弹，一举击落了台湾3号F—104战斗机。

胡寿根看到他所击中的F—104战斗机冒着烟坠入云层，即驾机返航。

到此时，整个过程仅10秒多钟。返航时，地面指挥所发出呼叫，问他们在不在，他们4人同时回答，人和飞机安然无恙。返回陆地后，胡寿根他们去打捞了这架F—104战斗机。敌机掉在晋江，崇武海边上。飞行员的右臂被打断了。

第七节孔祥熙重踩故土蒋介石率众迎接1962年10月23日，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则表示感谢。

接着，孔详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祝嘏，倍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往机场迎接，顺此敬致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界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是台湾当局粉饰门面之举，蒋介石为了配合“反攻大陆”需要，意欲给人以国民党“大团结”印象。做为“皇亲国戚”的孔祥熙，应有响应之义务。否则蒋氏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宋美龄当年催办护照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部顾问出国，不禁使人联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要，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尊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去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霭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话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子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族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支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弗达尔孔府。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仿佛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党的议员，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从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过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霭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如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逢主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去。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就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

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厅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

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

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五次成为新闻人物在美期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禁止)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裕军费来源，可是蒋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在多处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要组党，并准备同陈诚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十，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纪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皇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佩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士，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高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并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美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孔样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奥伯林参加奥伯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蒋介石亲撰“事略”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霭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8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尔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利。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西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大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凤翔代为宣读。

宋家王朝的策划者孔祥熙死后，宋霭龄又活了6年。但她从未回过大陆或台湾。在亚洲，人们不断地谣传，说来氏姐妹每年在香港团聚一次。知情者闻之只是摇头一笑而已。尽管自1949年以来，她一直身患疾病（患的是某种癌症），但是宋霭龄还是活到85岁，于1973年10月21日死在纽约。《纽约时报》只是在一个应付差事的讣告中简单地说了几句悼念她的话。

这个世界上一个比较令人感兴趣的、掠夺成性的居民，就这样在一片缄默的气氛中辞世了。这是一位在金融界颇有成就的妇女，她的财富仅次于她的弟弟宋子文。她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富的女人。她的钱财全靠她的狡黠积累起来；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是她从中摄合而成的；她是宋氏传奇的主要设计者，她是宋家王朝在权力上扶摇直上的真正策划者。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委员长恐怕早就死了，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不难想象她的阴险狠辣程度。

孔祥熙官邸秘书夏晋熊日后回忆说：宋霭龄是个很用心计的女人。待人接物故作矜持，和孔的部下总是有意识地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人称呼都有一定分寸：以官衔称呼的如徐次长（徐堪）、陈副总裁（陈行）；以英文名字称呼的如K·K（郭景琨）、亨利（凌宪扬）、P·T·（陈炳章）；连名带姓的如陈延祚、高晓楼等。

我刚去范庄，宋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喜欢欧化生活享受的“阔太太”。

她一年中有很多时间住在香港，每天要睡到午饭时才起床，晚上爱打桥牌，经常的搭子是徐堪、陈行、郭景琨等，一打就到深宵一二点钟，后来有次我在香港跟她直接接触一件事情，使我感到这个女子除了生活享受之外，很会玩弄政治。

1943年春，“战地钟声”的作者海明威夫妇与宋霭龄联系，要到中国来考察我国战时生活，收集写作材料。宋从香港打电报给孔祥熙派人去港接引，陪往前线庐包等地视察。孔把这任务交给了我。我到香港之后，在等候海明威的过程中，常到浅水湾孔家看宋。一天，她对我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的记者麦克唐纳，要我代她联系。麦在当时香港新闻界中颇有声望，可是我跟他素昧平生。宋好像猜透我的心事似的对我说：“你可以利用海明威夫妇到中国的消息作引子，去把这事告诉麦，说海明威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接着就可问他愿否跟我见面谈谈。”我照着她的指示找到了麦，麦对我送去这一消息，果然非常欢迎。我跟着就说，孔夫人现在香港，如果你愿意见见，我可代为安排。麦表示非常高兴。

第二天，宋就在家里接见了麦。我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见，不知道他们的谈话内容。但是就在我逗留香港期间，我看到了香港的英文报纸上登载着麦宋会晤的消息，宋大事吹嘘她的丈夫孔祥熙主持中国战时财政工作的功绩。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宋为什么要见麦克唐纳的道理。跟宋接触中，有一件事情使我难以忘怀。1942年，我亲戚过养墨的儿子，在圣约翰大学毕业，从上海来重庆，他已故的母亲是宋霭龄的姨表姐妹，所以来找我引见宋。之后，他又要我找宋谋一工作，目的是想当个美国空军的翻译员。我把他的要求向宋提出时，她带笑说：“怎么，这样起码，只想当个翻译？”接着说：“好吧，你跟周至柔（国民党航空司令）去讲一声，就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好了。”我跟周一次之后，事情就成功了，这个青年人被派到昆明空军部队里做翻译工作。过了几个月，忽然接到他来电，说因犯了军法，有被处死刑危险，要我设法向宋恳求搭救。我一看这样无头无尾的电报，既不叙明犯罪真象，又是触犯了军法，感到事情棘手。我就把电报给孔的大女儿孔令仪看，请她转给宋，看该怎么办。按孔家的规矩，一般亲戚来往的事情多数大女儿联系。她报告宋霭龄之后，对我说：“夫人讲，孩子的性命是一定要救，否则对不起过去的姨妈，但是这是宋家的事情，所以要告诉蒋夫人以后再决定怎么办。”过了两天，孔令仪对我说：“已同蒋夫人接头过了，你速去告诉周至柔，说是蒋夫人的意思，要他设法把这个孩子释放。”我转告周至柔以后没有多少日子，接到青年人来电感谢搭救之恩，并说他径自回上海去了。他究竟犯的什么军法，周至柔怎样把他放出来的，我至今也不清楚。

宋霭龄对孔祥熙的生活习惯，管理很严，不让他喝酒，中午一定要他睡午觉，晚上不许他办公等等。孔在人面前装得伉俪情深，常常谈起这些事，以示宋对他的体贴关心。有些人信以为真，认为她心地善良。其实她是一切事情的主角。她1914年与孔祥熙结婚，次年回国，开始宋霭龄同父母一起庄在西摩路139号，后来孔祥熙安排她前往山西。他们乘火车去太谷，中途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宋换乘轿子，孔则骑蒙古小马相陪，走完剩余的路程。

宋霭龄对这种不便感到不悦，但当抵达她的新居时，心花怒放。新居外观虽不好，但广厦宽庭，犹如宫殿。周围是美丽的花园。家仆不下500人。1916年，她在太谷生了第一个孩子，名叫罗莎蒙德（令仪）。然后又在上海生了三个孩子。先是大卫（令侃），第二个是珍妮特（令伟），最后是路易斯（令杰）。他们都像是温室兰花，娇生惯养。

孔大小姐婚姻风波孔家儿女4人中，大姐孔令仪还算安分，只是生活豪华。小弟孔令杰年轻时即已出洋，世人亦无微辞。不过关于令仪的婚姻风波，早年新闻谋界也有些传说。

宋美龄希望她嫁给胡宗南，还有人代卫立煌做过续弦的媒。李毓万代孔勾结韩复榘部师长孙桐萱时，还替孙的兄弟桐岗作媒，结果惹起二小姐孔令俊的反感，要林春良代李毓万印发喜帖，在南京、上海分发，说某月某日其女（其时尚未成年）与孙恫岗君结婚，下具李夫妇双名，不知内幕的纷纷往李家道贺送礼，弄得李啼笑皆非，向各处收回喜帖，并向孙家道歉。

孔令仪对家庭介绍的对象都一一拒绝，自己选上了孔令侃的同班同学陈继思。陈虽是圣约翰大学毕业，但是他的父亲是上海某舞场的音乐指挥，因此孔夫妇感觉陈出身低微，够不上门当户对，始终不予同意。双方僵持无法解决，她就约陈同往美留学，在纽约结婚，两老只得默认，由空运补送了一份嫁妆，运嫁妆的飞机失事，引起了社会指责。他们婚后就自营商业，始终没有投入统治集团。

孔令侃行为骄横据西奥多·怀特说，年轻的大卫“行为骄横”。一件有名的宋家轶事说明了这一点。大卫少年时学会开车。一次，大卫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个十字路口被一名锡克巡捕拦住。据说巡捕正要训斥他开车冒失，大卫向他挥动手枪。后来的事情便不清楚了：有的说无人受伤，有的说巡捕的拇指被打断了。项美丽也曾这样描述了孔家饭桌上的一段情景：例如，他们不得不制定一条家规，以解决饭后吃水果的问题，盘子里堆满苹果、梨、桔子等应时水果，顺着桌子传过去。为了避免大家挑最好的水果，孔夫人规定每个孩子只许拿最上面的那个水果，不管是大是小。一天，最顶上的水果是个有斑点的梨子，盘子传到大卫的面前。“谢谢，我今天不想吃水果，”这位年轻人不感兴趣地说道。

盘子传到罗莎蒙德面前，她服从家规，拿了那个有斑点的梨，没有抱怨。水果盘子又传了过去，几轮之后，盘子又放在桌子中间，这时顶上是一个无斑的好梨。。大卫看了一眼，说道：“我看我还是吃点儿水果吧。”他不慌不忙地拿了这个梨，开始削皮。其他的孩子们大声喊叫起来：不公平，不公平，大卫骗人！

大卫一边削梨一边抬头解释道：“这叫作水果策略。”

1932年孔令侃进入圣约翰大学时，才20岁出头的年纪，其父就让他担任了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董事，并常让他将财政部及中央银行在上海的一部分公文带到学校里批阅。孔令侃力毕业后从政管财，呼朋引类成立了一个名叫“南尖社”的组织。“南尖”音似纳粹，试图仿照希特勒的纳粹党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1936年孔令侃大学毕业后，其父立即任命他担任财政部的“特务秘书”。他的这一官职在历史上没有先例，职权毫无限制，事无大小，无不过问。财政部里自两位次长以下，无不以其马首是瞻。

随着财富与权力的增长，孔令侃越发专横跋扈。对当时中国财政金融界的头面人物，他往往直呼其名，颐指气使，当面训斥。就是对他的舅父宋子文，他也不买帐，总直呼其名，称之为“TV”（宋的英文名字缩写），还曾为争购猪鬃生意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更为荒谬的是，孔令侃指名要讨宋子文妻子张乐恰的小妹为妻，公开宣称：“娘舅归娘舅，讨他的小姨子，我就是他的连襟，与他平起平坐了。”搞得孔、宋家族哭笑不得。后此事未成，孔令侃就与比他大10多岁的盛革臣（清末大官僚盛宣怀的第七子）的妻子秘密姘居，成为轰动一时的丑闻。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金融大权达20年之久的孔祥熙终因劣迹昭著，被蒋介石解除了职务。孔令侃从政当官的路也暂时被堵塞了。他决心另僻蹊径，独自创办公司，成为大财阀。于是，抗战胜利后不久，孔令侃一手创办的扬子公司就在上海举旗开张了。

扬子公司的全名为“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由孔令侃独资经营。公司总部设在上海四川路上的嘉陵大楼内，下设工业部、运输部、会计部等，附设利喊汽车公司、中美州航空公司等企业，在纽约、伦敦等地设有分公司，触角伸入了国民党党政机构所有重要机关与英、美、德等国的各大财团。这样，该公司凭借其强硬的后台、复杂的关系、雄厚的资金，在上海乃至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舞台上，翻云覆雨，八面威风。

扬子公司投机倒卖的具体手法有哪些呢？

第一，利用特权，勾结官方。抗战胜利后，美苏等加强了对中国的贸易，各种货物源源运到中国。国民政府的官僚权势集团为了从中大捞一笔，发布了汽车等重要商品的进口限额分配制度，对于普通正式商行，每一季度进口汽车限额仅有7辆，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而使得中国市场上进口汽车价格大涨。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凭借手中特权，无限额地进口汽车。每辆进口成车约1800余美元，转眼之间到中国市场上却以5000美元高价出售。

在国民政府的“输出入委员会”颁布汽车等商品为限额进口项目之前，孔令侃即通过内线预先得到政府的这个绝密的经济情报，马上密令扬子公司的纽约分公司和伦敦分公司赶在法令颁布前，致电中国海关，申报已购大批英美汽车要求进口。由于这些电报的到达日期都赶在实施限额进口的最后一秒钟之前，所以不管真假，都被认为合法有效。其实当时扬子公司的各分公司连一辆汽车也没购到。然而他们却搞到了合法的进口汽车数额，以后再设法购到汽车，堂而皇之地进口，正赶上国内汽车价格猛涨，仅这一次投机交易，扬子公司就发笔大财。

第二，通过种种方法，联络、献媚于英、美、德等西方国家的工商财团，借以保证与垄断进口的货源。如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有一批纳粹德国的战俘，孔令侃见之如获至宝，将其中的几个如毛勒、迈尔柯等人由扬子公司包了过来，待之以国卿之礼，以乃父别墅让他们居住，汽车代步，优礼有加，后正式聘请他们为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孔令佩正是通过他们与德国的各大财团挂上钩，从而控制了德国颜料等货物的对华贸易。在扬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中，还有英国商人一名，英国军官一名，美国军官一名，英国勋爵一名，华尔街代理人一名，另有中国财政部与信托局官员8名，军政部军官2人等。孔令侃巧妙地通过这些人与海外各财团及中国各要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第三，巧取豪夺套取巨额官价外汇。当时外汇由政府银行统一管理经营。官价外汇由政府银行发放，每一美元牌价约合法币1．2万元，但常人难以搞到，而黑市外汇价格惊人，每一美元涨到法币4万元以上。孔令佩与其扬子公司是绝不愿吃亏搞黑市外汇的。孔令侃一是通过担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乃父孔祥熙及其姨母宋美龄，一举手就购到几百万、几千万的巨额官价外汇；二是贿赂中国银行外汇部的负责人。1947年夏，他一次就送了两辆上好牌照的崭新进口高级轿车给外汇部主任。以后，扬子公司从该银行领取官价外汇就畅通无阻。

第四，堂而皇之地走私进口物资，逃避海关关税。1947年秋末，孔令侃从海外运回近百铁皮箱装的走私货物，报关时声称这是“蒋夫人”行李，要海关免验放行。就凭这么几句话，海关立即大开绿灯，扬子公司派卡车装36次才拉完。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行李”哪能装满近百箱的东西！仅这一次，扬子公司就逃税几十万美元。孔令侃除常用“蒋夫人”名义外，还常用“励志社”、“国防部”、“财政部”等众多名目的证明使海关免验放行。1948年，国民党政府除在战场上节节失败外，经济也陷入了严重危机之中，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蒋介石为了挽救危机，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了所有商品必须停留在8月19日市价的“限价政策”。但豪门巨商纷纷藏匿黄金、白银与外汇，拒不兑换；商人们纷纷停业、歇业，囤积商品，隐匿货物。为了稳定市场与社会秩序，蒋经国宣布“平抑物价，不准囤积居奇”。派出经济检查大队对上海各工商业户进行全面检查。首先枪决了泄漏经济机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接着又枪决了上海警备司令部经济科长张亚光与大富商王春哲等人。不久又逮捕了申新总经理荣鸿元、永安公司的郭棣活等工商巨头64人，其中还有杜月笙的三少爷杜维屏。杜月笙闻讯，立即向蒋介石提出责问，说：“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远远超过维屏等各家；泄露经济机密的情状，也远为严重。希望蒋先生一秉至公，派员查封处理。这样才可以使大家心服口服”。此话一出，蒋经国只得派出人马到扬子公司清查，果然与杜月笙等人所说相符，后终因宋美龄庇护而不了了之。

声名狼藉的孔二小姐在“孔门四杰”中，最为横行不法，声名狼藉的要数次女令俊即孔二小姐。孔令俊所做的事情，如非亲眼目睹，真令人难以置信。她经常穿男装，效法旧社会的男人“讨人纳妾”。夏晋熊曾回忆如下：提起这位小姐，还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在重庆唯一的特殊毕业生。1942年，该校一个美国教授武道到了重庆，宋霭龄见到他，要他为孔令俊弄一张圣约翰的毕业文凭。这个美国人异想天开，要她就近在重庆找一些老师，算作是圣约翰大学的教授，专教她的女儿，读满一定学分以后，就算毕业。宋霭龄照着这个建议，就在孔的部下，挑选有博士衔的几个留学生为她女儿教课，被聘的有哈佛大学毕业的王元照，康乃尔大学毕业的邓辉，我也被聘教法文和经济学，还有武道自己，每次上课，说是一小时，实际上教了十几分钟，就陪学生聊天游玩。这样混了一年，孔令俊的圣约翰文凭就到手了。孔令俊仗着她父亲的地位，真是无恶不作，为所欲为。有次空袭警报，她亲自驾车向新开市（孔的乡间官邸）驶去。时值夜间，灯火管制，军车不能开灯，必须缓慢行驶，而她仍开足速度，向前疾驶。我们坐在另外一辆车上随行。路上交通警察举手拦路，要她放慢速度，她破口大骂：“去你妈的蛋！”踏足油门向警察身上冲去，这个警察被撞出路外，满地是血。后来车上的副官跳下去，招呼照料，才把警察送到医院。又有一次，范庄一个年轻中士把手枪遗失了，副官报告这位“二小姐”，她不相信，认定他是把手枪卖给人家了。当夜亲自审问，这中士不承认，孔令俊就命人把他吊起来抽打，整整搞了一宵。

第二天中午我们看见她眼睛有些肿，她说昨晚审了一宵，还没下落，下午预备睡午觉，晚上再把这个小家伙吊一宵，看他招不招。以后怎样，就没有人去过问了。

孔家的奴仆也仗势欺人。有个副官的徒弟，在孔家当小司机，有次在重庆南岸，因做衣服跟裁缝争吵，动手打人，被对方揍了几下，回来向副官师傅哭诉。副官带几个人去把铺子全部捣毁，引起四邻公愤，把去的人围打了一顿，一个茶房头的眼睛被打瞎。孔令俊为此事大发雷霆，打电话给警察局把铺子封闭，逮捕肇事人。

孔令俊在官邸秘书处，经常干预公事。秘书陈延祚，对她趋奉最甚，许多送来的公文，先请她过目，特别有关人事的任用、调迁的案件，中央银行人事处长潘益民、财政部人事司长高晓楼跟孔令俊经常有秘密的谈话。公文先呈阅，后呈阅，或暂时压一压，她可以左右一切，甚至在孔祥熙批公文时，她在旁边，指手划脚参加意见，孔也听之任之，有时竟会受她的影响。外边知道向孔有所要求，先通过这一关，事情就好办得多。抗战前夕，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经理李润生，把自己的南京住宅作价卖给银行。胜利复员时，李为了把这所房屋占为己有，活动恢复南京分行经理原职，他所活动的对象，就是孔令俊。监察院委员李世军对此案还提出过弹劾。孔令俊对做生意发财之道很精明，她经常从香港空运重庆缺乏的商品，出售牟利。她的货物一概由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达出面作为受货人，后来航空检查站也打通了，知道这个底细，就照例放行。

本来“二小姐”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当年，关于她的“花边新闻”特别多，而正因为她并非什么了不起，却正好从有关她的“新闻”中看出四大家族当年的“了不起”。

“孔门四杰”的故事，可以写一部演义。它的内容将远比《太真外传》、《虢国夫人》更为离奇古怪。从这些轶事、丑闻中，可以如实地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和本质。

第八节宋子文难展故伎蒋介石愿望落空继孔祥熙之后，1963年2月17日，宋子文也接受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蒋介石逃到台湾，多次邀请宋子文前去担任要职，均遭其婉言谢绝。蒋介石并不死心，他仍希望能利用宋与美国人的渊源，争取到更多的援助。1962年2月，蒋再度电邀宋去台湾，其妹宋美龄亦反复敦促，盛情难却，宋不得不到台北去了一次。但他只在蒋氏夫妇的别墅里小住几日便告辞，动身飞向纽约。据后来美国报界披露：“蒋介石原来想使宋子文在争得美国援助方面，再为蒋出把力，但为宋子文所拒绝。”宋子文由台北动身返美时，宋美龄甚至没有给他送行。她认为，当此孤立无援之际，连亲哥哥都不愿助以一臂之力，未免太“冷酷无情”。

美国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1949年5月16日下午6时许，香港机场的泛美号飞机已经发动，隆隆的机动声仿佛给冷清的场合奏起一曲悲乐。

五短身材的宋子文，此刻极力想从他那恭喜发财的脸上挤出一些笑相，但他太勉强了，使人感到那是钱币上的头像。当有记者问及他对国民党立法院要求捐款有何感想，他笑而不答。据宋子文上机前告诉记者：“此行系赴巴黎疗养，并非其他行务。”

对于宋子文的这次离国，新闻界曾有许多猜测。

早在一个多月前的3月25日，息影香港成水湾的宋子文突然从“佛山号”轮上走了下来，和寥寥可数的几个欢迎人员握手后就匆匆驱车驰赴广州高级住宅区东山，住进其弟宋子良的私邸。由于路上被人发现，第二天在报纸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对宋来穗任务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TV宋来穗是要建立华南集团，帮助华南建军改政，发行地方币，谋求经济独立，促请引退的蒋介石来粤，继续与人民力量作战到底。

第二种说法，履行诺言，帮助国民党广东省主席薛岳解决财政困难，使广东摆脱当时遍及国统区的经济危运。

第三种税法，协助当时新任海南行政长官陈济棠，为当时纷乱不堪的海南岛打出一个新的局面。

第四种说法，TV宋纯为私人利益而来，他将对广东的巨额投资做出处理。

宋子文来穗的次日，孙科也由沪飞穗。这天中午，他们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留穗的国民党委员也分别于25、26两日与宋子文见了面。

27日，宋子文便匆匆离穗飞抵宁波并转往溪口。宋与蒋介石会晤后，于28日飞返香港，抵港当晚接见法国新闻社记者时说：他不久将赴法国疗养，现在已不在政治上活动，外间种种传言都没有依据。此次赴法国疗养，完全是个人行动，并未代表任何人做政治活动。到溪口是为处理与家族有关的私人事务。

然而在同一天，《香港虎报》（胡文虎办的英文报）则做出这样的揭露，宋子文将在短期内赴欧洲为国民党政府购买军火，并将在巴黎与若干方面的代表会谈，商量太平洋公约问题。而《正义》报则说，宋子文赴法“是代表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之援欧物资的一部分转借援华。”

宋子文在法国逗留了二十多天。6月9日，由巴黎乘机抵达纽约。他在美国的大女儿罗烈特、二女儿玛丽珍、三女儿卡德琳均赴机场迎接。宋在机场对记者说：“这次来美系用普通护照，当然为了私事。”

至于宋子文在法国期间的行踪和赴美国的任务，上海俄文报纸《新生活》这样刊载：中国前行政院长宋子文，已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邸宅。他们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一百多所别墅。因为害怕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人到佛郎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隆那附近，购买和租定了25所别墅。宋氏之去纽约，闻系与宋美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洲钻石企业有关。

宋子文是持“旅游”护照出国，也没有在美国申请“永久居留”。1950年初，宋子文和张乐怡刚刚在曼哈顿花园大街1133号的一套豪华的公寓里安顿下来，蒋介石要他回台湾的紧急邀请电就到了。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到：这很像从意大利黑手党分子发来的一封要他回索伦托（意大利那不勒斯湾南边的一个海港）的邀请信。或者回去看看那不勒斯就死去。

宋子文无心回台，尽管蒋介石坚决要求他这样做，并且威胁说，如果不回去“操持政府公务”，就要把他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对这件怪事，《纽约时报》作了如下报道：国民党说，宋子文这位世界上首富之一，宁愿选择辞职，也不愿回到受共产党威胁的小岛。这个岛屿是蒋委员长从他原有的亿万人口大国所剩下的全部地盘，就只是这块避难所。

宋子文一年前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前不久离开中国。当时，有人提出要宋子文把他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捐献给国民党事业的动议。据说，他的财产分散在法国、南、北美洲，南非以及这条线的一些银行里。

迄今，如此间公众所知，他没有理睬这些请求，匆匆离开广州。

蒋介石邀请宋子文去台湾，首先是考虑到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其次是冲着他的腰包。不过象宋子文这样在国民党官场里打过滚的人，而且又精通“经济法则”，蚀本的买卖他是不会做的。

宋子文虽然避不回台，将他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经营他那日益扩大的金融帝国，但是他还是出钱支持“院外援华集团”，因为此举符合他的利益。“院外援华集团”的杠杆能够在四面八方产生影响。

不久，宋子文迁出曼哈顿，在长岛购置了一座宫殿般的豪华住宅。他用别人替他挑选的画装饰自己的住宅。他承认，那些人在艺术上比他懂行。他还收藏大量的中国青铜器皿，他说这些青铜器也是别人替他选择的。他的宅邸戒备森严，并安装了复杂的警报系统。

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内，有这样的街谈巷议，宋子文在长岛的家里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宋子文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人物，因为他是在美国的最有势力的中国大亨，许多“坏人”都依赖他。一个被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为分析人员的中国学者这样向外披露：“这倒不是说宋子文本人是个危险的人。而是说，只要他轻轻说一句话，对中国人的堂社、辛迪加，中国银行以及一些其他叫不上名的恐怖组织的对象，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宋子文在美国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的交易，他拼命追求“世界上最富的人”的名声。

在华盛顿或者哈里曼，宋子文还会常常拜访阿弗雷尔·哈里曼，在沙点的小屋里，跟他谈论中苏争端，试探华盛顿的情绪。对亨利·卢斯，虽然他们有时有书信来往或互致热情的邀请，但他们均未践约。有人说这是因为卢斯夫妇与宋美龄关系密切，因此很难和宋子文会见。宋子文的真正朋友是新加坡、香港、东京和伦敦与他有关系的金融家，以及在他控制下的各个银行的董事们。

突然返港行踪秘密随着时间的消失，那些憎恨宋子文中饱私■的国民党元老派们，由于自身的不干净也就无法说别人肮脏了，而且他们正在一个个地谢世。战后，戴笠的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传说是被暗藏的炸弹炸毁。除了蒋介石以及亲属外，宋子文不共戴天的大敌，就是陈果夫兄弟。陈果夫于1951年死在台北，时年60岁。陈立夫即放弃了掌管台湾秘密警察的差事，在美国当他的农场主。

1958年12月11日居住海外长达9年的宋子文突然返港，这一举动再次引起海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12月18日中午，宋子文在般含道余东璇私邸，以一顿简单的西餐，招待香港20多位记者。《香港新闻天地》这样报道：他事前发了一张请帖、并论一位和新闻界熟悉的朋友分别打电话通知，可说相当周到。主人宋之外，尚有朱光沐，陆文辉、黎桥三位，在替宋招呼客人。

宋显得苍老而瘦削，发己半白，但精神仍健旺，他这副模样和神态，如果不事先知道他是宋子文，至少得定睛端祥，仔细忖量，方能认出。他说，现在的休重已较前减轻20磅了。

一个同业说，我们新闻界这次失败了，因为宋子文到了香港后，我们还不知道；另一个同业说，大概因为宋先生瘦了，所以没有被认出来。

席间，同业们提出不少问题询问，他都闪避不作正面答复。他的答复大都是：“你的意见如何呢？”

“这是所谓LeadingQuestioll，很难答复！”

“我对这方面没有注意！”

“照你的想法，我该怎样！”

“等我将来有了研究再奉告！”

不过，在记者张攻单独访问宋子文时，他做了些答复。

“在美国当然和蒋夫人见面了？”

“是的！”

“她在明年元旦前不会回台北罢！”

“她在美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事要做，短期内不会离开美国的。”

“你几时去台湾呢？”

“过了圣诞节，我在这里有很多朋友，广东方面的，上海方面的，来此就是为了看朋友，并在香港度一个圣诞节，别无其他任务。”

宋子文在席间曾站起来发了一次言，大意是谢谢大家光临，离开香港已近十年，特地回来看看，祝诸位健康。。等等。有人间宋，返台湾是否有什么新的政治任务，宋说：我已是望七之人了，和政治生活已隔开得太久了，不准备再搞了。这个午餐招待会非常清淡、宁静，或者说是嚼然无味，许多人不明白宋子文为什么请新闻界吃这顿饭。

在过去的大陆时期，宋子文的记者招待会也没有过成功的先例。他既不善辞令，且傲慢成性。对记者们，似乎先天上憎恶。这一次，虽然傲慢的气质减了不少，但仍然是如从前一样穷于应付。

尽管宋子文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将去台湾，但并没有成行，他于1959年1月12日下午4时，偕夫人张乐怡乘泛美机赴马尼拉，并取道回美国。香港《华侨晚报》透露；“宋氏此次离港，行踪秘密异常，当日虽其至爱亲信，亦不告知。”香港《自由日报》对宋子文为什么不回台湾做了这样的报道：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之洽商是由宋氏出主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金1亿元，辅导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烦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并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氏赴台为TV辅路，即是指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某巨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使宋子安氏感到尤如冷水浇背的是，某巨公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的，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氏逐不得不知难而退。宋美龄借口回避胞兄葬礼1959年以后，宋子文的小弟宋子安曾被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列入“失踪者”名单，意在他们已找不到他的下落，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直到1969年2月死去。

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处理租借物资。他的家业在纽约市，后来，他变成一个神秘的人物。华盛顿传出消息说，50年代，他曾任美国财政部秘密顾问，他具体干些什么，他们不愿说。但财政部的人则宣称，他们的档案中根本没有叫宋子良的人。

1971年4月，宋子文夫妇赴旧金山探望亲友。24日，原在广东银行的一位老朋友为他们设宴接风。年迈的宋子文闷声不响，只顾埋头吃西餐，不料突然有一块食物卡在喉咙里，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直喘不过气来。宋本来就有心脏病，再加上这么一刺激，竟至于心力衰竭而猝然去世，终年77岁。

宋子文死后三日，台湾《中央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宋的遗像，并在第三版刊载《宋子文事略》，略曰：“宋故院长一生热爱国家，于北伐、抗战与戡乱诸役，或主持政府度支，或折冲于国际坛站，或主持中央与地方政务，皆有重大贡献。。。大陆局势逆转后，他出国赴美。在旅美期间，仍时以祖国情况为念。”

4月28日，宋子文的灵柩从旧金山运抵纽约。5月1日，在纽约市中心的一个教堂里举行了追思礼拜，遗孀张乐怡、三个女儿及生前友人等500多人参加。宋的好友顾维钧在追思礼拜仪式上致词说：“宋先生的猝然逝世，我们莫不震惊，因为没有人料到他将如此匆忙的离开这个世界。。。不论在国内或国际，宋氏的令誉，将永垂不朽。”

据说，其时在台湾的宋美龄没有去美国参加哥哥的葬礼。国民党官方发言人却作如下解释：宋美龄原定4月30日上午飞赴美国纽约，参加翌日举行的殡仪，但于“获悉”中共方面可能派宋庆龄赴美时，“立即决定取消此行”，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有“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

亨利·基辛格让尼克松总统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发了一封唁电。此举未免失当，或是有意恶作剧。唁电云：“他报效祖国的光辉一生，特别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我们共同的伟大事业所作的贡献，将永为美国朋友们铭记不忘。和你一样，我们感到他的逝世是一个损失。”

纽约的报纸透露；宋子文的家产仅有“100万美元”。这笔钱将分给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在伦敦、巴黎、莫斯科和东京，在里约热内卢、香港、约翰内斯堡，在马尼拉、台北和北京，许多人对此不禁哑然失笑并摇头否定。

第九节孙科终命归故土难离故土归来兮1965年9月29日正午时分，台湾当局“国防部长”蒋经国处理完公务，按照日程安排驱车急驰台北民航机场。机场内外的军警比往日显然要多，显示出不同寻常的气氛。蒋经国被迎到机场候机室二楼贵宾室，早已云集在那里的台湾政要名流纷纷起身，蒋经国满面春风，同众人握手、寒喧。大家谈笑间不时频频举目向空中遥望。

候机室二楼大厅里，一千多各界人士也在静静地等待着。大家翘首以待的这位神秘人物究竟何许人也，他就是国民党政府崩溃前的“行政院长”，在海外辗转漂泊15年之久的孙科。

1949年是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一个年头，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是民心所向，指日可待，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遭人唾弃，败局已定。这年3月8日，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前夕，孙科在四面楚歌声中辞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职务。3月12日，是伟大的革命完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24周年纪念日。局势已岌岌可危，许多国民党要人已无心纪念国父。但孙中山先生唯一的儿子孙科，还是在清晨就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谒。他忧心忡忡，面对父亲陵墓说不清心中是什么感受。

9点钟，中山陵拱卫处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找孙科。孙科拿起听筒：“喂，是我，哲生。您好！夫人。”

这是宋庆龄从上海打来的电话，她呼叫着孙科的名字。孙科从不称她为母亲、妈妈之类，历来只称夫人。她知道今天哲生准来中山陵，特意打电话找他。

宋庆龄有很多话要说：“。。最近时有不法之徒，威逼我离开大陆，我不得不找一个背静的地方避一避。。。哲生，我所以和你亲自通话，是想知道一下，在党国要人们各奔前程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孙科惶恐他说：“夫人，哲生涉足宦海太深了，是非有份！最近，中共发言人多次声明中对‘行政院’的先生们，还是很不客气的。”

宋庆龄劝道：“你不是已经辞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了吗？”

孙科沉吟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辞职一举，不足以为，孙科正名呀。。”

宋庆龄直说了：“哲生！我郑重向你建议，你留下来，留在大陆，你的一切，由我负责向中共交涉，他们是会欢迎你的！”

孙科疑虑重重：“。。这个一夫人。。事关重大。。我想和夫人面谈，您能告诉我您的新住址吗？”

宋庆龄也沉吟起来，看来她不愿向态度不明朗的孙科透露自己的隐身之处，她说：“。。哲生，你若留在大陆我才告诉你，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这时，手握听筒的孙科凄然泪下，泣声道：“夫人的严励。。我理解，容哲生三思吧。。”

宋庆龄挂断了电话。

孙科缓缓放下听筒，拭泪。。可是，这位当过行政院长的孙科，陷入国民党的泥坑不能自拔，“不信苍天信鬼神”，在大陆解放前席卷所有，举家逃往香港。后来孙科又曾到法国寄居，最后才定居于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镇。尽管孙科也尝自诩在异乡心静神怡，以读书为乐事，少了昔日车马之喧嚣，没了官场争斗之烦扰，然而，他内心深处仍难离故土，爱读书更爱为官。经过再三思忖，与台湾各方面多次磋商之后，今天，他就要归来了。

12时10分，一架日航班机徐徐降落在机场上。

蒋经国和众人兴奋地迎上前去。

飞机在停机坪上停稳后，孙科率先走下弦梯。他比原来苍老了，酷似父亲孙中山的圆圆的面庞上有了些老人斑点，额头上多了几道皱纹，偏分的头发添了几缕花白，15年前的孙科形象已经不再。

孙科的夫人陈淑英、长子孙治平夫妇及一位中国籍医生紧随其身后走下弦梯。

望着迎候的人群，孙科有些激动，这脚下的热土已不再是梦想，归去来兮，他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

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1948年11月，蒋介石统治集团内外交困。为牵制李宗仁桂系势力，蒋介石起用孙科做行政院院长。

孙科是被人称为“太子”系的首领，“太子”系由傅秉常、吴经熊、钟天心、梁寒操、刘维炽、邓公玄等国民党内一群文职官僚政客组成，他们在国民党内并无强有力的地位，与蒋介石一向处在依违之间，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

不久，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和国内“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呼声中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然而，蒋介石依然是国民党总裁，宣布下野只不过是权宜之计，玩的仍是“垂帘听政”的老把戏，他仍然控制、操纵国家机器。

蒋介石下台后，即利用孙科和李宗仁的矛盾，指使孙科于1949年2月初将行政院全部迁往广州，又派陈立夫、朱家骅等“主战”人士到广州支持孙科，形成宁、穗对立的局面，以阻碍李宗仁的“求和”活动。美国对孙科的作法很不满意，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蒋大施压力，迫使蒋不得不叫陈立夫、朱家骅等“缓和将事，不要操之过急”，并表面上继续支持李宗仁。在国民党当时零落张惶的情势下，孙科受到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的猛烈攻击，被迫提出辞呈下台。

孙科率家眷逃往香港，住在浅水湾。一个曾在官场上出出进进的活跃人物开始过起了隐居的清静生活。

孙科到香港没多久，“太子”系的主要人物也陆续到了香港，又聚在了一处。

1950年的一天，和台北已久无联系的孙科突然接到台湾国民党“中央”

党部的一封信，限他于一定时间内到台北报到，否则以取消党籍论处。看完这封措词严厉的信，孙科非常生气，立刻暴跳起来，“我是总理的儿子，我这个国民党员是天生的，台北这批黄毛小伙子，当年在我革命的时候，还不知他们在哪里？他们今日竟敢取消我的党籍吗？”

孙科自称为天生国民党员，对台北不屑一顾，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作派，考察其一生的经历和性格，就会觉出孙科如此狂傲，目中无人，并不是在情理之外的。

孙科，字哲生，1891年降生在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是孙中山与庐慕贞婚后七年所生。孙科幼时就到了美国的檀香山，接受的完全是美国式的教育。他先后获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士和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

孙科是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儿子，又留洋美国，学识渊博，1917年随孙中山回到祖国后，就被安排在广州革命政府任职，开始了其所谓的革命生涯。

孙科一直在美生活、学习，对中文不很熟悉，他批阅公文的签名，大多是用钢笔签上一个SUNFOOL音读（孙福），因为广东人读“科”字音如“福”，所以他的英文名字也是签了“福”的音，天长日久，人们中就流传这样的说法：“顾孟余先生不吃中国饭，孙哲生先生不写中国字”。孙科倒是个刻苦的人，他下了一番功夫学习写中国字，一段时间后，他的字就练习得相当不错，学习父亲签名而写的“孙”字，几乎可以乱真。孙科对中国字的兴趣日益浓厚，后来还常常替人家题字写对联，居然成为一派书法的名家了。

孙科的政治生涯始终是和地位职权联结在一块的。要把他曾担任过的职务一一罗列出来，可真有点令人眼花镣乱。他先后任过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中央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长，立法院长等职。无怪乎有人说，孙科是一个“喜欢做官的太子”。

孙科喜欢做官，平时沉默寡言，一度被称为是“不爱开口的政论家”，新闻界流传这样的说法，“胡展堂会客时，只有他说的，没有你说的；×××会客时，见你说多少，他也说多少，只有孙哲生先生冷冷地对着客人，你不说他也不说。”但孙科性情急躁，脾气向来是很大的，有人甚至把“孙大炮”的绰号也传给了他。

1923年，孙科任广州市市长期间，接到代行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的手令，要他立即筹款20万元，作为军饷发给滇、桂军，让他们出发攻取惠州，直捣陈炯明的老巢。孙科接到手令，非常生气，“我不会印银钱，哪里有这么多钱？”说罢，随即将手令撕得粉碎，投进废纸篓。

孙中山知道了这件事，气得脸色发紫，半晌说不出话来，立即打电话让孙科赶来。

战战兢兢的孙科来到孙中山跟前。不待他张口解释，孙中山就厉声叱骂他：“军情如此紧急，急需发饷给滇、桂军出发，你怎么能不当回事！你马上拨20万元来，办不到，就不要做市长。。”

孙科被斥责得无话可说，便气冲冲地找到胡汉民，说汉民假借命令索钱，挑拨他父子不和。

胡汉民大叫：“这是你父亲叫写的手令，怎么是假借索钱？”盛气凌人的孙科举起手杖就向胡汉民打去，胡汉民没料到孙科会如此蛮横，慌忙闪身躲避，“砰”的一声，手杖重重地落在办公桌的玻璃上，四座皆惊：孙科常常不分时间场合，目中无人，训斥他人，在新闻界也有所闻。1949年5月18日，孙科在行宪立法院第一会期期间，以立法院院长身分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为了树立民主宪政的规模，立法院尽量给记者以采访的便利，惟请记者基于国家利益，不要登载立法院秘密会议的消息。在场的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当即表示异议。孙科没料到有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到场，更没料到会有人当场反对他的意见，便沉下脸说道：“凡是中国人，都应与中国政府合作，这是国民应尽的义务。你，张先生！目前虽是外国通讯社的工具，但还是黄面孔的中国人，你竟敢于违反国家的利益吗？”

在场的记者听了这一席话，都不禁吓了一跳，这显然说得太过分了。结果，张国基涨红脸孔离开会场，招待会不欢而散。

第二天，合众社即向孙科提出强烈抗议。

如今，孙科对台北来信置之不理，表面上仍在香港过着平静的生活。不过，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人民解放战争以摧枯拉朽之势迫使蒋介石统治集团在台湾一隅苟延残喘，作为蒋家王朝中的一员，孙科历史上几次反蒋，几次亲蒋，关系微妙而复杂。他明白，再到台湾向蒋介石称臣，也只是受人摆布，而且，中国的未来属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绝不会属于台湾。那么他的出路究竟何在？

香港的一些舆论开始对孙科滞留香港的心思作出猜测。有人传说他曾有北上靠拢中共的意思，只不过是后来既怕不能在北京政府中得到相当重要的位置，又不愿居于民革某些领导人之下而作罢。

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孙科“太子”系内部，这时有三派意见：（一）傅秉常、钟天心、卫挺生、邓公玄、吴尚鹰等主张“靠拢”人民，投向大陆；（二）梁寒操、刘维炽、陈庆云、陈伯庄等主张求取美援，另立“第三势力”；（三）孙科本人则主张用所谓“大广东主义”为号召拉上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反蒋。传说孙科还曾拟过反蒋计划，唆使陈、薛、余等离蒋“独立”。不料，余汉谋把全部计划向蒋介石告了密，孙科的打算，也就成为泡影。孙科在香港企图反蒋，这自然惹得蒋介石极为恼怒。1950年4月，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借故孙科逾期不归，撤销了孙科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国民党台湾统治集团兴高采烈，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借美国的力量反攻大陆，卷上重来的时机已到。据传，孙科也被这种气氛所感染，以为蒋介石又将东山再起，他便与留港的前国民党政客联名申请赴台，但不料遭到了台湾方面的拒绝。孙科内心懊恼不言而喻。

比克小镇读书养心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在共产党大陆和国民党台湾关系之间有着特殊的位置。孙科不能投向蒋介石的怀抱，又不能毅然决然地回到大陆，香港这弹丸之地各种政治势力纷杂，自然不是孙科理想中的世外桃源，久居之地。孙科自幼生长在美国，崇尚美国的文化，熟悉那里的生活，他想去美国度过余生。但不料台湾方面竟不肯发给他去美的护照，对他申请去美之事不予理睬。孙科忿忿之余只好让傅秉常帮忙办这件事。傅秉常活动了一阵，在法国替他办理了入境手续。这样，孙科全家离开香港到了巴黎。

巴黎对孙科来说并不陌生，早在1939年中国抗战期间，他为争取国际间的同情与援助，就以立法院院长及国民政府专使身分到过巴黎。

当时，德国与意大利和日本结盟，撤走了在中国的顾问，英国、美国与日本尚有来往，且存心观望，法国就成了中国政府寻求外交突破、争取的对象之一。

孙科到巴黎后与顾维钧大使会晤，检讨抗战情势及世界局势。孙科想试探法政府对中国抗战所持的立场及见机请求给予中国友谊援助。顾维钧认为法国面临德国纳粹威胁，正积极备战，自顾不暇，虽然同情中国，但爱莫能助，求援恐无结果。大使馆为孙科安排欢迎宴会及拜访法政要约会。但宴会中的法方来人，大多不是国会及内阁要员，如一般外交应酬，流于形式，无从谈重要问题。孙科对此不感兴趣。

关于拜访政要约会，大使馆按惯例照会法国外交部，由礼宾司代为安排。而法外交部向来保守，礼宾司以圆滑著名，门面话说得好听，却不办实事，公文旅行，拖延时日。驻法其它国家使馆，如英，美、日等，往往不通过法外交部，而直接与国会和内阁首长联系。中国大使馆依赖外交部礼宾司代订约会，如石沉大海，久无音讯。孙科为此十分焦急。

孙科同行的还有其夫人陈淑英及其子女，为节省开支，他们在巴黎市区租下一临时普通公寓。黄天迈时为中国驻巴黎总领事，孙科出访前，外交部长王亮告诉他说，有事可找黄天迈帮忙。孙科于困顿之中，就几度邀黄天迈会谈，详细询问法国政情和人事关系。黄天迈尽其所知，分析陈述。孙科激动他说：外交应争取主动，与友邦实际负责人诙问题，直截了当，无需繁文缛节、外交辞令。一般职业外交官墨守成规，不求突破。值非常时期，更不应保持此一陋习。我国抗战，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外援，要有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勇气。岂可未打仗即抱必败悲观！

孙科性急，遇事喜欢快刀斩乱麻，言下已对顾维钧大使流露出不满之意。

孙科这次来巴黎拜访的主要对象是法国内阁总理兼国防部长达拉迪，达拉迪属激进社会党，自巴黎和会后当选众议院议员，蝉联20多年。他1934、1938年两次出任内阁总理。1938年三度组阁，自兼国防部长，时值希特勒称霸欧洲，法国军事、外交吃紧之际。法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倡导和平，与德国和解，疏于武备。各种军事设施及武器生产，皆较德国落后。马奇诺防线已挡不住德军的精锐飞机及坦克。慕尼黑会议英、法出卖了捷克，割地与德国，以求苟安。希特勒气焰万丈，势将吞并波兰，进攻比利时、荷兰，以包围法国。法国国势岌岌可危。达拉迪力图振作，加速军备及防御工事，鼓舞渐低沉的士气，唤醒国民繁华迷梦，一切效法“老虎总理”克雷蒙梭的作风，俨然战时内阁。达拉迪遣责日本侵略，同情中国。孙科希望黄天迈想方设法，直接与达拉迪联系，以求早日会晤。黄天迈答应尽力而为。

黄天迈在驻法使馆服务时，曾兼在巴黎大学法学院上课，结识了同学赫欧女士，她后来进内阁总理办公室工作，为达拉迪总理的机要秘书。黄天迈托她代订约会，希望孙科能早日与总理会晤。赫欧女士三天后来电话说，翌日下午三时达拉迪总理在国防部接见孙科。黄天迈喜不自胜，连忙把这一喜讯报告孙科。

孙科对黄天迈的工作效率十分满意。又和黄天迈商量谈话的重点。最后孙科在纸上记下谈话的重点，大意为：法国在国际联盟仗义执言，支持我国。1937年比京九国会议，促使通过遣责日本宣言，我政府及人民对法国真挚友情极为珍视。拟请进一步支援，如（一）售我剩余军火。（二）派遣军事顾问来华。（三）准我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今越南）入我国境。法国武器精良，可增加我作战威力。法国军官学验俱属上乘。我国原聘有德国军事顾问，已解聘回国，改聘法国军事顾问，对我军训及作战，必多助益。我国与安南毗邻，唇齿相依，为抵抗日本侵略，两国密切合作实有必要，海防至河内，河内至昆明，铁路运输极为便利。如准我战略物资由海防运输我境内，使我物资充裕，有助长期抗战，两国同蒙其利。

孙科还让黄，天迈将其节略译成法文备用。

到了约会时间，孙科由黄天迈陪同前往法国防部。在法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德庚将军引见下，孙科在部长办公室与达拉迪总理开始了会谈。达拉迪说话坦诚，不拐弯抹角。他请孙科就座后，孙科就让黄天迈宣读法译谈话节略，以节省时间，达拉迪用心倾听，频频点头。达拉迪作答时，黄天迈随译随记，事后将记录交孙科，据此以电报国内。达拉迪的答词大体有以下内容：“日本侵华，自陷泥足，中国抗战的英勇事迹，时有所闻。去年东战场大捷（指台儿庄大捷），震动国际。有友邦如此，值得支援。如在平时，军火供应不成问题。法、德战争迫在眉睫，军火虽加紧生产，仍感不足，惜无剩余出售。法、日尚有邦交，派遣军事顾问，须由退役军官以私人受聘方式前往中国服务。法国也顾虑日本会有一天向安南侵略，两国利害一致。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运至中国境内，原则可行，必须严守秘密，以免日本轰炸铁路。殖民部长蒙岱主管安南事务，可与商谈细节。军事顾问事亦交他承办。我即刻通知蒙部长与贵方联系。

会谈结束时，达拉迪总理又问，与蒙岱部长订约后通知何人。孙科因对黄天迈印象颇佳，就随口答道，“通知我驻法总领事即妥。”

过了两天，蒙岱部长来电话，让黄天迈陪孙科前往殖民部会晤。蒙岱前为“老虎总理”得力干部，精明干练，有政坛强人之誉。孙科与他的会谈，彼此掬诚，毫无拘束。蒙岱允为遴选优秀军官应聘。如系现役，要办假退役。关于中国战略物资假道安南一事，蒙岱建议订一密约，由中国军方代表签字，不需经过外交途径，以求保密。

孙科完成了巴黎之行的使命，前往苏联莫斯科，继续奔走呼号，宣讲日寇对华侵略的真象，以争取全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和支持。

孙科在巴黎涉及的事务日后因法德战争的爆发，国民党驻法人员内部倾轧拆台而不了了之，这是孙科不曾预料到的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几十个春秋过去，人世间斗换星移。今天，孙科又来到这世界的大都会，又站到了高耸入云的艾菲尔铁塔之下。凝视着永远沉默着的铁塔，永远俯视人世间沧桑变故的铁塔，孙科遥忆起那次赴法时的情景，那是在为一个灾难深重而又自强不息的民族来此地呐喊、奔波，而今，失去了昔日的一切，更失去了昔日的壮志雄心，孤家寡人，漂零异乡，旧地重游之时，他又能诉说些什么呢？

在巴黎一晃两年，还是由傅秉常帮忙，1953年，孙科一家终于辗转到了期待已久的居住地美国。

在距离洛杉矶60里路的地方，有个叫比克的小镇，这里靠近海滩，气候宜人，风光秀丽，孙科颇为满意，就把它作为居住的地方。

在比克镇，孙科静心修养，深居简出，生活颇为刻苦，余暇唯以读书自娱。孙科喜欢读书，虽已届古稀之年，但对读书嗜好并未改变，他对中国古典书籍尤为感兴趣，经常广搜此类书籍，以充实读书内容。一天他偶然在报上看到《清史》在台湾出版，便非常高兴，立即挥函给他从前的幕僚长梁均默，嘱他代购一部寄阅。《清史》编纂者闻知此事，深感难得，决定赠送一部《清史》给孙科，以满足其读书求知的欲望。

蒋家王朝被人民战争埋葬之际，国民党政府中达官贵人挟民脂民膏飞到外国做寓公，终日与醇酒美人为伍者不可计数，无望心态使他们普遍怀着一种没落的情绪，纵情声色终不可自拔。孙科能在大洋彼岸一旖旎小镇以读书为乐，实属国民党政要显贵中的凤毛麟角。说这是有惠于其父孙中山好读书的遗传个性，恐怕还不如说是受益于孙中山早岁对他循循善诱，力促其勤学苦读的一片苦心，更为准确得当。

孙中山一生两大嗜好，唯“革命与读书”而已。孙中山为民族大业劳碌奔波，日理万机，但对子女尤其是孙科的学习仍情系于怀，备加关心。孙科在檀香山读中学期间，孙中山就曾经从英国寄给他一套“人人文库”丛书，这套一百多册的英文文学书籍，都是英美著名大作家撰写的小说、剧本。孙中山在信中还特地告诉孙科，“你要使英文进步，单靠学校的课本是不够的，必须多多阅读文学名著，久而久之，自然会有进步。”

在檀香山完成了中学学业，孙科前往美国深造，正在旧金山筹款的孙中山，到码头去接船。孙中山向儿子介绍读书的方法，在大学念书的头两年，要广泛的读，不要单看文学方面的书，社会科学的书也要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孙科奉召回国，1912年2月5日抵达南京，接着，孙科又到上海迎接从南洋归国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到南京。直到这时候，一家人才有机会在祖国的土地上团聚，同享天伦之乐。这时，孙中山与孙科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是议论读书，孙科后来忆起这段事时说：记得在民国元年前后，我看到一本英文著作《李鸿章日记》，这本书当时曾轰动一时。。。有一天，国父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书看？我说没有，只得一本《李鸿章日记》。他拿去翻翻，就告诉我：“这本书你不要看，内容都是无中生有的。”后来，在加州大学念书时，我发现图书馆里也有这本书，同时有很多人阅读。可是再过一二年，这本书的秘密被揭穿了，而且成为美国文化界的一个大笑话。因为这是一本伪书，作者是一个美国囚犯，在牢里无所事事，异想天开地编写的。因为他曾到中国，对于李鸿章的为人，也略有所闻，在监牢闲得无聊，便替李鸿章写起《日记》来，出版时虽说是从中文翻译的，实则他连中文也不懂。至此我才发现这本书的确不值得看，国父说它“无中生有”，一点也不错！

孙科在美攻读学位期间，孙中山仍不时从各地给他寄去大包大包的书籍。孙中山到南洋一带旅行，就给他寄中国的线装书，到了欧美，就给他寄英文的各种名著。像《通鉴纪事本未》、《读通鉴论》、《进步与贫穷》、《互助论》、《达尔文游记》、《物种由来》、《面包的征服》及《莎士比亚全集》等，都是孙科在那一时期读过的书。

孙科客居异国他乡，能以读书养身为乐，这自然凝聚着孙中山的一片心血。孙科夜半青灯相伴读着中国线装书，总会想起他在大陆生活的光景，曾彼此乐融融的亲明故旧，曾到过的山山水水，见过的名胜古迹，这些都不能不使他掩卷而思，让思绪在历史的长河中翻腾。不过，最使他怀恋的却是他当年在大陆私邸中的一间书房，它幽雅宜人，藏书甚丰，关于国际问题、政党、政治、经济、社会等书应有尽有，孙科精心收藏的书画碑帖也尽在其中。孙科的书房引来同僚的羡慕。吴稚辉特意为其题“不足斋”三字，以示书卷浩瀚如海洋，生有涯而学无涯之意。书房中有一幅对联，写着“养浩然气，读有用书”，这也是孙科自鸣得意的对子。

孙科在美比克小镇读书、养心，然而，他并不曾在内心里真正下决心要从此在政界销声匿迹，曾经有过的辉煌岁月，他血管里奔涌着的从政的血性，这些都常常唤起他东山再起的欲望。他仍然不甘寂寞。但是，孙科在美国并无政治势力，谋求政治出路困难重重，报界披露孙科时常为此“殊为苦闷”。1953年，蒋介石决定在台召开所谓的“国大”会议，孙科闻讯，即刻放下手中的自诩以为乐事的书籍，到华盛顿、旧金山等地美政界和华侨中活动，期望获得理解、支持。据台湾中国新闻周刊称，孙科的目的是想回台争做“副总统”。这次孙科又未如愿以偿。孙科并未就此善罢甘休，1954年台湾“国大”召开时，他又一次向台湾办理申报手续，但再次遭到拒绝。

这以后的几年里，孙科显得比较平静。他的长子孙治平也在美娶妻生子，孙科同他们一起过着温暖的家庭生活。

1957年11月20日，香港《新民晚报》登出一篇文章，题为《甘心寄人篱下的孙科》，说：前几天、有些报纸登载了一段关于孙科的消息，说是他以游客的身分在美国居留了五年后，护照已经满期，正在向美国政府申请永久居留，以便在美国度过他的余生。

几遭险阻挫折，阅尽世态炎凉。这篇文章不客气地指出，孙科其志在美甘心充当“高等难民”而已。

孙科几次想返回台湾，都遭致台湾当局的阻拦。台湾的一些朋友为此深感不平。1957年国民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季石曾向“中央”建议，号召旅居海外的显要如孔祥熙、宋子文等回台湾归队，以壮阵容。并代孙科请求一次给予美金20万元，俾壮行色而早作归计。这一请求自然如痴人说梦一般，当时国民党“中央”正患美援之不足，美金20万元，从何而来？孙科夫妇归队之事也就搁浅了。

孙科身居海湾小镇，心系台湾故土，他一直和台湾的亲友故旧保持密切的联系。1961年9月，孙科70岁诞辰，台湾的亲友还特为他七秩双庆发起送寿序诗画申贺，这次活动由台湾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均默出面筹划。

事实上，台湾当局也并未完全忘记旅居海外的孙科，“国民大会第一届

第三次会议”在台召开期间，“国大”秘书长谷正纲就曾电召“太子妃”——孙科夫人陈淑英回台出席会议。只不过陈淑英回电谓有病不能出席而落空。这件事又被外界认为是“太子迨无意于回台湾了”的证据。

只有孙科最明白自己的心思，蜇居比克小镇，读书养心共享天伦之乐，实出于无奈，他仍然期待着有一天能重返台湾，能重新受到重用，在政治舞台上重温旧梦。1962年9月28日，香港《真报》转载了台北一家日报驻美记者访问孙科的报道，披露了孙科的生活情况和对自己去向的打算。摘要如下：多年以来，因孙先生旅居国外，报纸上已经很少看到有关他的消息了，这次他从美国西海岸特别赶到华府参加第32届中美文化基金委员会开会，但也只有两三天的逗留，记者和他交谈了很多问题。

从表面上看来，孙先生是健壮的。

“哲生先生”，记者问：“你在会议中可曾发言？这次会议有什么新的成就么？”

“我们讨论的还是些例行性的问题，然后是选举及决定下次开会的地点。”

“下次开会还在华府吗？”

“不是的，下次开会将在台湾了，我们知道台湾今天的文化水准很高，不过听说学人的生活还是清苦的，比如说一位大学教授，每月的薪水听说是有50美元左右（记者按：约合台币2000多元），维持四五口之家就比较困难了，可是今天的政府财力有限，如何来改善，倒是一件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对于这方面，孙先生有什么好的意见？”

“这是一个全盘的经济问题，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解决的”。

“你对国内一般情形都了解么？”

“我目前在美国乡下，离开祖国快十年了，当然谈不到了解太多，不过我每天能看到台湾报纸，也注意国内的一般情形，我知道在台湾，各方面都很安定进步，尤其在农工方面，有值得骄傲的成就。不过，我觉得在经济财政方面，似乎还得更进一步求发展，研究出一个好的方案出来。”

“你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么？”

“当然是一个问题，同时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事情值得借鉴，比方说，战后的欧洲各国，在形体上等于已经破产，英、法、西、意诸国，在大战后呈现出空前未有的萧条，可是大家努力不过十年，一切都改善过来了，就连日本来说，这十五年可有多大变化？。。经济是立国之本，人家能够从残破中站起来，必有其因素所在。。“你觉得目前大局如何？”

“在国际方面么，风云变幻，两个不同的阵营问题很多，在国内，我相信十年生聚教训，大家都明白了善恶是非，如不是蒋先生去支撑大局，那中国的前途何甚设想？我个人很遗憾，因为健康关系，没有能多为祖国做些事情。”

“你目前的健康情形如何？”

“现在的情形很好，十年隐居生活，在乡下深居简出，倒免了病痛折磨。。”

“你住什么地方，气候可好？”

“我住在距离洛杉矶六十里路一个叫DgunaBeack的地方，那儿靠近海滩，气候好，适合养病。”“是和夫人住在一起？”

“是的。”

“听说你办了一个农场？”

“是我的孩子办了一个小型农场。”

“是什么时候到美国来的，还记得么？”

“我是1951年秋天，由香港到欧洲检查身体，56年冬天到美国住了几天医院，然后就定居下来了，时间真快，一晃已经十年多了。”

“国外生活过久了，觉得惯吗？”

“当然不如住在自己的国家好，常常有思乡之感。”“有机会时就到台湾去看看吗？”

“当然，如果健康情形允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很想回台湾看看，比如说下次教育文化基金会在台北召开，我希望能去！”

孙科在谈话中对蒋介石很是谦恭，且不时流露溢美之词，吹捧台湾所谓的建设成就，低毁共产党人民政权，再次暴露其政治投机心态。不过，孙科这次表示回台看看的意愿，很快引起台湾方面的反应。政治上失势、几乎被台湾遗弃的孙科再度成为各界议论的新闻人物。

台湾当局暗送秋波1962年10月，台湾“立法院”召开的会议上，一位广东籍立委刘崇龄说：上月中旬孙哲生先生在华盛顿答复记者的谈话中，充分的表示孙先生是极端的推崇我们的总统的。而且于言词之间也十分的怀念台湾的老朋友，同时表露出常有思乡之感，因此进一步的表示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看看。。。我们知道孙哲生先生是功在国家，过去担任过国民政府的副主席，及行宪以后的立法院长和行政院长。孙先生表示最近如有机会愿意回台湾来看看，当然不是要回来做官，。。最近二十多年来孙先生在国外埋头读书，对世界局势有深刻的认识，孙先生之愿意回来，不但是基于思乡怀友之念，相信他一定能够将他二十多年埋头研究的所得，以及复国建国的高见提供总统和副总统参考，这是对反攻大业一定有很大帮助的。因此希望政府当局能够正式的邀请孙先生回来看看，不知政府有无这个准备？

“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代表陈诚答复询问，王云五郑重声明，“政府”对于孙哲生回国表示欢迎。王云五补充说，在将来举行的第三次阳明山政治性会谈中，已将孙氏列为主要邀请的名单。

这一官方明朗的表示没过多久，外电又盛传陈立夫、张君励、孔祥熙、宋子文等均将于近期内返国观光。

孙科的政治行情一时看涨。香港一家报纸猜测说，台湾当局鉴于陈诚病重，又在有意拉拢、利用孙科，想让他回来任国民党副总裁一职。

孙科归心似箭，台湾方面又对他暗送秋波，一般人都认为，孙科这次去美返台已成定局。1962年10月19日，香港《时报》登出驻台记者采写的文章，冠以标题就是《孙科返国期近》。

外界舆论仍对孙科去美返台意愿作种种猜测。事实上，就在孙科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回台湾看看之前，他的公子孙治平，就已在8月间携眷返台，悄悄地走了一圈了。

孙治平夫妇在台期间，百忙之中抽空前往石门水库参观，他对这一工程称赞不已，认为它正符合国父民生主义建设乡村的理想。他对陪同他参观的人说，71岁高龄的孙科很怀念祖国及祖国的朋友，对台湾建设的飞跃进步及繁荣，感到万分高兴。除此而外，孙治平在台北均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在他们返美时，还带上了台湾他的老伯的许多礼品，这些礼品都是为孙科准备的。1962年10月16日是孙科71岁生日，同时孙科的夫人陈淑英也正逢70大寿，而且，这年又是他们夫妇的金婚纪念日。各方面的礼品寿轴、寿颂及寿屏寿画等约三四十件，可谓不少，但更引人注目的是，送礼的人包括蒋介石、陈诚、于右任等。孙治平在台湾行色匆匆，只停留了7天，就乘机回到了美国。

孙治平夫妇神秘之行后第三个星期，香港、台湾的报界才披露出这一重大新闻。一时间孙治平竟成为各界瞩目的新闻人物。不过孙治平成为新闻人物，这已是14年来的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48年。那年的圣诞节前夕，孙科出任行政院长，以“人才内阁”和“求和内阁”的姿态出现。当阁员名单公布之际，合众社即发表专电，说孙科已内定他的大公子孙治平为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副秘书长，代行秘书长职务，而二公子孙治强也已内定为行政参事，从此父子共事一堂，定能和衷共济。人们看了这一则专电，都不禁起了会心的微笑，因为孙哲生真要这样内举不避亲，那无疑对所谓“人才内阁”给以尖刻的讽刺。

合众社的报道被各家报纸纷纷转用，孙治平的大名见诸报端，轰动遐迩。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行政院新闻局连忙奉命更正。孙治平也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否认此事，并指出合众社专电纯属造谣中伤。

合众社这次与孙科过不去，让他曝光丢丑，正是合众社特派员张国基所为，张国基此举只不过是为了报上次被孙科在立法院记者招待会上当众训斥之仇罢了。他是有意开孙科的玩笑。但是，经这么一闹腾，孙科本来要起用大公子孙治平的意愿也就告吹了。

孙治平夫妇台湾之行究竟为何？新闻界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正是孙科返台的前兆，他是替父亲投石问路来的。也有人认为，孙治平返台纯为个人私事，受到的款待纯属礼节性的，孙科并未与台湾方面达成返台默契。

众说纷坛。但大家对孙科的动向都备加关切，拭目以待。

出任“考试院长”

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派系繁多，相互倾轧，蒋介石对此政治现实唯有认可，他的统治术就是利用派系势力，以派系力量牵制派系力量，为自己的独裁统治服务。

蒋介石偏安台湾一隅，主要依靠蒋经国、陈诚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原控制党权的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在“国民党改造方案”实施后，基本瓦解。蒋介石指定16名改造委员成立改造委员会，使蒋经国接收了“CC”系对党的控制权。改造委员名单公布后，陈立夫怅然离台，经香港、欧洲流亡到美国。陈立夫离台前曾往草山去看蒋介石，蒋介石对他说，“祖燕，”我也没有办法，你还是到外国去走一趟吧，如果情形好转，你再回来，好在我已把你几个干部安置了进去。否则你也替我准备一条退路吧。”

此外，蒋经国、陈诚还千方百计压制多少年来一直占据国民党政权要津的政学系，政学系的张群、吴国桢、孙立人等都被削弱实权。这样，盘踞台湾的蒋介石、蒋经国大权在握。孙科能否返台自然也就要看蒋介石的态度怎样了。

历史上，孙科和蒋介石几度反目成仇，又几度携手言欢。

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孙科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当时，他拥护武汉国民政府，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搞军事独裁。但没隔几月，1927年7月，孙科又支持汪精卫在武汉“清党”反共，9月，国民党宁、汉、沪（即南京的蒋介石集团、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三方合流，孙科混迹其中，成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

1931年3月，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孙科和陈友仁等离开南京，经香港到广州，和汪精卫、唐绍仪等联名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对抗。孙科担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团结御侮”的口号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在蔡元培、孙继等奔走调停之下，宁粤双方终于在上海召开和平会议。会议决定双方各自召开“四全大会”，选举中委，然后集中南京开会，产生统一性的中央政府。

广州方面“四全大会”举行以后，由胡汉民领衔发出通电，表示必须蒋介石宣告下野，解除兵权，然后才能和广州合作。蒋介石在此压力下，乃于1932年12月15日通电离职，遄返奉化原籍。临行前发表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而这两职过去均由蒋介石一人担任。

于是，宁粤双方中委于12月22日在南京举行“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以年高德劭者充当，不负实际军政责任，此目的在于预防蒋介石东山再起，运用国家元首的地位来进行独裁。设计不可说不周全，但后来蒋介石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一样手握党政大权。12月28日，“一中全会”

第四次会议，选出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次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孙科内阁名单，计内政部长李文范、外交部长陈友仁、军政部长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行政院副院长兼交通部长陈铭枢、教育部长朱家骅、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叶公绰、财政部长黄汉梁。

这次孙科内阁特点，为蒋家两个财神——孔祥熙、宋子文均不入阁，宋子文且将原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辞去，以示抵制。孙宋甥舅之亲，未必存心刁难，意者后面有人发表指示，宋于文不能自主，特示以此种不合作的态度。时人以孔宋一去，政府势难取得江浙财团的支持，孙阁前途，大抵凶多吉少。孙科上台之前，曾闻财部库存有四五百万元，以为可以挹注一时，渡过难关，因敢跳下火坑，不料财长黄汉梁接手之后，打开报告表册一看，不禁吓了一跳，原来部里不仅没有半文库存，而且前任财政部长朱子文还签过二千余万元的支票，发给部队，因而各部队主官已派人来部坐索，声势汹汹，这更使黄财长难上加难，一筹莫展。

1932年1月18日，蒋介石、汪精卫集议杭州，准备携手合作，卷土重来，而孙科独不知底蕴，于21日冒然亲赴杭州面见蒋介石，请其转告孔宋，在财经方面予以支援，蒋态度冷淡，不置可否。孙23日由杭返京，与陈友仁低斟密酌，决定辞职，让位汪上台。24日，孙科和陈友仁联袂赴沪。次日蒋汪携手双双入京，由汪任行政院长，蒋任军委会委员长。虽非往日声势，而政权本质依旧。推算孙科由就职到下台，为时仅24日，为国民政府在历史上最短命的内阁。

1932年1月28日，上海抗战爆发。上海爱国军民面对日寇毫不畏惧，拼死固守。但蒋介石仍对抗战信心不足，仍对日本抱有幻想。3月份，孙科、陈友仁等在上海致电蒋介石、汪精卫，谴责他们不接济英勇抗战的十九路军。12月，孙科又联合李烈钩等中央执行委员，向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提议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孙科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在这次会上，他提出反对“总裁终身制”的提案，主张民主，反对蒋介石搞独裁。这一年的7月，蒋介石命令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淳化、耀县等地，制造内战，孙科了解到此事后，又一次违反蒋介石的意志，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建立联合政府。”

当然，孙科也曾几度拥戴蒋介石，蒋介石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孙科。1941年，蒋介石指使顾祝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亲者痛，仇者快，孙科却著文骂共产党，把“破坏统一”的不实之词诬加在新四军身上。

1947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及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被任命力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荣任不久，孙科就四处发表讲话，竭力呼吁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1948年3月，孙科和李宗仁进行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副总统”竞选，这是蒋介石和孙科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政治联手。蒋介石对桂系李宗仁的实力始终抱有戒心，李宗仁时为北平行辕主任，并不怎么唯命是听。蒋介石想让孙科当副总统，以打击桂系的势力。孙科对蒋介石把他内定为副总统很高兴，并认为能轻易击败竞选对手李宗仁，稳操胜券。但没料到几个回合下来，孙科虽有蒋介石、蒋经国的支持、粤系要员的拥护以及蓝妮的场外活动，还是以1295票败于李宗仁的1438票。这对孙科、对蒋介石都是件伤心的事。为补偿孙科的精神损失，恢复元气，蒋介石特地拨了一笔巨款，在南京中山陵附近替孙科修建了一所豪华异常的“院长官邸”。

多少年过去如弹指一挥间，孙科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恩恩怨怨也已成历史陈迹。从政的人向来注重的是现实，现实需要就是其选择、行为的最高准则。蒋介石盘踞台湾，需要拢络人心，壮大力量，孙科沦落天涯，虽儿孙绕膝，同享天伦，但经常是梦里家园，思乡心切，他需要的是回到祖国，回到他熟悉的生活氛围中去。因此，孙科返台，蒋介石称许，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怪了。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65年9月29日，孙科偕夫人、孙治平夫妇乘日航班机飞抵台北，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于是，就有了文章最前面描写的那一幕。

孙科一行在蒋经国等陪同下到候机室二楼大厅与欢迎群众会面，欢迎群众久闻孙科大名，但大多不曾见过其人，都想一睹其风采，一时场面极为拥挤。孙科在人群中行进，面带微笑，频频颔首。今天的热闹场面使他想起多年来的孤寂生涯，他不胜感慨，“大家这样热烈欢迎我，实不敢当。”

孙科步出机场候机室后，由蒋经国陪同前往阳明山第一宾馆。这是一座日本式的平房公舍，属台湾省政府的财产，与巍峨雄壮的中山楼为邻。后来，这里就一直成为孙科一家借居的住地。在宾馆略事休息，孙科一行又前往台北市心园饭店赴宴。孙科的老朋友马超俊、梁寒操、郑彦■和梅恕会在心园饭店设宴为他洗尘。

参加完宴会，孙科被安排接受台湾《中央日报》社记者采访。这时期，美越之战正酣；苏联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和中共发生重大分歧，矛盾公开化。孙科于是对记者大谈共产暴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盛赞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对美发动侵越战争并逐步扩大战争乐不可支，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军事力量上，认为，美国定能打赢越战，扼制并最后扑灭亚洲共产主义力量的日子为期不远。孙科这番讲话，一方面确是他对局势的见解，但另一方面，恐怕这也是他取宠蒋介石，向其略表寸心的见面礼吧。

当天晚上，孙科夫妇还应邀出席了蒋经国夫妇在圆山饭店金碧轩设立的欢宴。出席宴会的还有马超俊夫妇、张群夫妇、郑彦■夫妇及蒋纬国夫妇。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寿日，这天，孙科偕孙治乎由“国防部长”蒋经国、“司法部长”郑彦■”陪同，飞往台南，接受蒋介石的接见。这是他们分别15年后的首次见面，孙科来归，正合蒋介石心愿，蒋介石为此特设午宴款待孙科父子。与此同时，孙科夫人陈淑英在亲友的陪同下游览了台北市区。孙科吃罢午宴，又匆匆飞往台北，出席晚间国民党全体中央常务委员和各单位主管在台北三军军官俱乐部的欢宴。中央秘书长谷凤翔致词，孙科请大家一同举杯为蒋介石祝寿。孙科的长子孙治平夫妇、侄儿孙满、孙乾以及侄孙孙必胜和孙必达，也参加了宴会。宴会后，孙科接受“参谋总长”黎玉玺上将的邀请，参加了在“国军”文艺活动中心举行的三军为蒋介石暖寿晚会，观赏空军大鹏剧团演出的“麻姑献寿”和“木兰从军”等剧。

返台几天来，孙科象一位名星一样被人群簇拥着，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盛宴，到处都是欢迎他的笑脸，30日晚，台湾电视公司应观众的请求，播放了孙科接受电视记者采访的录像。这是孙科返台后首次在电视屏幕上与观众见面。孙科在电视采访中说，他这次返台是为参加庆祝国父百年诞辰活动，他对国人热烈筹备这一庆祝活动极为兴奋与感谢。他再一次对美越战事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对越政策是坚定的，美国自今夏宣布协助越南抗共以后，到现在为止，在越兵力已达15万人，海空人员且不包括在内，美国在越兵员，到明年春夏间将增至30万人。孙科认为，友邦人士现已深深了解，帮助越南抗共，就是为了防止共产党吞并东南亚的威胁。

孙科在电视上纵谈国事、天下事，滔滔不绝，俨然一位政治预言家。在以后的几次宴会和谈话中，孙科也不断阐述他对于时局的见解，11月3日中午两广籍“立监委员”在“立法院”为他举行的酒会上，他甚至预言，下一年他可能要在南京向大家敬酒，最长不过四五年间，最短一二年内，“政府”就可以反攻大陆。

11月4日下午，“国民大会”代表广东联谊会在台北市中山堂堡垒厅开茶会，欢迎孙科夫妇。孙夫人陈淑英原是“国大代表”，这次回来，也已办好报到手续，茶会由联谊会常务干事李悦义主持。

11月12日上午9时，孙科出席在“总统府”前广场上举行的“全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大会”，大会有50万人参加，规模宏大，庄严隆重。“国父纪念馆”奠基典礼完后，孙科发表讲话，歌颂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他说，在这一百多年间的世界上，国父的降生不仅是中国一件大事，也实在是人类一件大事。他把四千多年君主zhuanzhi的中国政局改变为民主共和，在亚洲首先创立了民主国。孙科把孙中山比作美国的开国总统林肯。自然，讲话中少不了重谈反共反攻老调，给蒋家王朝打气加油，涂脂抹扮。下午，孙科参加了故宫博物院的落成典礼，并在那里为国父铜像揭幕。

孙科这次返台，自称是为参加国父百年诞辰纪念，并未对外公开要长期定居，所以，11月25日“国大代表全国联谊会”上，张知本代表致同时，还“希望孙科博士和夫人，今后要长住在国内，并与大家一起打回大陆去。”直到“中央”社12月21日发出“‘总统’聘请孙科为‘总统’府资政”消息，内外人士才最终确认，孙科这次回台是要做长期打算了。

1966年6月，经蒋介石提名，孙科任“考试院院长”。这虽非有实权的职务，但比所谓“总统”府资政毕竟略高一筹。

孙科做官，在国民党官场上向来口碑不佳，当年在南京官场上最流行的一句话“谁叫你没有一个好爸爸”，只要听到这句话，准心里都明白指的是什么人。蒋介石让孙科做“考试院院长”，也只是想利用其特殊身分的价值，希望孙科能以其特殊身分为自己内外交困的现实政治服务。

1969年8月13日，孙科应南朝鲜总理丁一权邀请，搭乘中华航空公司班机抵达汉城访问，随行的还有“考试院”秘书长钟天心，公子孙治平和孙儿孙必胜。孙科在南朝鲜期间，先后和南朝鲜总理丁一权、外交部长崔圭夏举行会谈。南朝鲜和台湾同为美国扶植的傀儡，有所谓共同的理想和事业，孙科自然颇受其欢迎。15日上午9时半，孙科及随员参加了南朝鲜“独立”24周年庆祝会，晚上又出席了“总统”朴正熙的“国庆日”酒会。

这一年的12月28日，孙科作为蒋介石指派的特使前往菲律宾，参加马科斯连任第六任总统的就职典礼。菲律宾政府给了他最高礼遇，菲外长罗慕洛、总统府执行秘书麦西达等亲自到机场迎候。孙治平随孙科同行，孙科的一位孙女，稍晚些时候也从香港到了马尼拉。

为“反攻大陆”呐喊助威孙科在台湾岛内为蒋介石的所谓“反攻大陆”呐喊助威，在国际上四处奔走，为蒋介石联络力量，赢得支援，真可谓奔波忙碌，兢兢业业之至。然而，毕竟岁数不饶人，他的生命开始受到病魔的威胁了。

1973年8月26日清晨，孙科突感胸痛及呼吸困难，于当天上午住入“荣总”冠状动脉病室，经医师诊断为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脏衰竭，并遵医嘱，不见宾客。

经过医师们十多天悉心治疗，略见好转。至9月12日清晨3时20分，病情突转恶化，昏迷不醒，心电图显示心室颤动现象，呼吸心跳突然停止，经急救，虽心跳、血压、呼吸再度恢复，惟神智仍然昏迷，经施药物控制，至20日下午5时20分心室性颤动复发，急救无效，延至5时55分逝世。陈淑英及孙治平夫妇随侍在侧，亲友多人也都在病榻旁边。

孙科病情转剧后，“副总统”严家淦曾到医院探间，“行政院长”蒋经国早上和中午两次到医院探视。“总统府”秘书长郑彦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考试院”副院长杨亮功，秘书长钟天心、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等，整天都在医院照料。

孙科的遗体，于晚上8点30分，从病房移到荣民总医院灵堂时，蒋经国、郑彦英、张宝树、杨亮功、钟天心，端木恺、薛人仰、陈水逢、胡木兰、刘兆田及亲属等二十多人，均在场恭送。何应钦、钟皎光、马沈慧莲、罗衡、张邦珍等，也在稍后些时间赶到。

孙科病逝的消息传至美国，其次于治强、孙子国雄、女儿穗英、穗华，都急忙赶到台湾奔丧。

蒋介石于9月14日发布“总统令”，说：考试院院长孙科，乃国父哲嗣，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历膺重寄，忠实孔服，曾三任广州市长，两任行政院院长，两任立法院院长，其间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嘉奖伟绩，宏济艰难，功在国家，声驰环宇。比年更受任考试院院长，时际中兴，人才为本，藉其名德，以重铨衡。方今匡复大计，正赖老成襄迪，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特派严家淦、蒋经国、郑彦■、倪文亚、张宝树敬谨治丧，以示优隆，而昭崇报。

孙科去世这一年，享寿83岁。

孙科病逝后，陈淑英仍住在阳明山新园街一号第一宾馆。除视力不佳，心脏较衰弱外，精神与身体都很好。说起来，当年她和孙科结为夫妻还是亲上加亲，因为她是孙中山的堂外甥女，孙科是她的堂表兄。她惯用两个“好”字，代表孙科有两男两女，即长男治平、长女穗英，次子治强、次女穗华。长男孙治平于1913年生于美加州伯克莱。孙中山以民初百废待举，其名寓有殷望国治民安，天下太平之意。孙治强曾在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创办的海外预备学校就读。其时，孙中山去世不久，吴稚辉认为北京读书环境良好，深感党国志士子士均属革命幼苗，“应予培育”，就在北京城东干面胡同南小街92号创办学校，自己亲自负责。讲授课程包括文、理各科，师资优异，设备完善。1917年，宁汉分裂，吴稚辉对该校不得已而“愤而解散，诸生遗归”。

抗战前，孙治平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日后赴美深造，获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

孙治平于1943年，生一男，名国雄，曾就读美国怀特学院生化系。孙国雄与日裔夫人生二女，长女美玲（1966年生），次女美兰（1969年生），都在美国，她们已是孙中山的第五代嫡系后裔。

1983年孙治平70岁，他被聘为台湾蒋经国“总统府”顾问，其时，他还是台湾电视公司副董事长，又是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次男孙治强生于1914年，当时，孙中山感于治国之道，先求平安，再求强盛，故取其名。孙治强与其兄长同获美加州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硕士。孙治强在大陆时曾力“中央”信托局秘书，并辅助孙科处理法制工作。

孙治强勇于冒险，1971年，他隐瞒家人，以生命为赌注，只身前往非洲打猎，竟能猎获五大凶猛野兽——狮、豹、犀牛、野牛、非洲象。1980年在台北市博物馆展示上述各兽之标本，竟打破了该馆历年来的门票纪录。孙治强奔父丧期间，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温劝他留在台湾，因其寡母年迈，亟需亲人陪侍。宋美龄并为他安排工作，担任“中央”信托局顾问。

孙治强在美育有二女，长女嘉琳（1946年生），次女嘉榆（1948年生），都已成家，各有子女。大约在1976年，孙治强在台北与林伦可结婚。林伦可为广东客家人，其祖父曾任上将，主持广西省政。她毕业于台北市女师专，曾任国校教师，幼稚园主任。不久，即有两男国元、国升。两男给阳明山上的孙府凭添了许多喜悦与生气。最高兴的自然是他们的祖母陈淑英了，过去她常向晚辈说：孙家的人口单薄了些，她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添孙儿，以期后继有人，代代相传。跟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一样，陈淑英“重男”的观念一直未变。全家聚餐时，她经常夹好菜给孙子们吃，而自奉甚俭，惯用残茶剩饭。孙科地下有灵，当感叹他这原配夫人对孙家后代的一片深情了。

第九章人民海军二战蒋舰，“剑门”、“章江”葬身汪洋。崇武海役，两岸海军三次效量

第一节香港来客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一次次“反攻”的失败，并未使蒋介石甘心，他为了重新鼓起蒋军官兵“反攻大陆”的勇气，又于1964年12月20日视察金门时，演出了一幕“毋忘在莒”的闹剧，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

何谓“毋忘在莒”呢？蒋介石称：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莒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莒”运动。本来在41年（1952年），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忧启，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莒”四字，题名于金门大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莒”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字的意义。

蒋介石为了将此一运动推展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明令公布了《毋忘在莒运动实施纲要》。尽管蒋到处演讲、动员，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实则无人真正响应，倒是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号召，使许多国民党军政人员纷起响应。

失意之际，蒋介石想起了一个人——曾名噪海外的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

曹聚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在失意之时会想起他？事情还得从9年前说起。

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1956年7月1日，罗湖桥海关，从香港那边匆匆过来了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迎了上去。握手寒暄后，他们上了一辆在那里等候的轿车。这位香港来客，就是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的曹聚仁。专门迎候他的是中联部派来的徐主任。

曹聚仁当时名噪海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文化人，却因其言其行其与高层人物的特殊关系而被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他年轻的时候，被称为章太炎大师的高足。他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邀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

他在广州稍事休息就直飞北京。不知道曹先生为什么选择7月1日这在中国很特殊的一天从香港过来。可是，连日来海外华人各界，无论其政治信仰如何，都为3天前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的演讲激动、兴奋，并生发出很大的期望。

3天之前，也就是6月28日，周恩来在中国人大第一届第三次会议的演讲中，传达出了新的信息——我国政府曾经再三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毫无疑问，如果台湾能够和平解放，那么，对于我们国家，对于我们全体中国人民，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都将是最为有利的。。。现在，我代表政府正式表示：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且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开始这种商谈。

正在港澳人士议论纷纷，新闻界视为热点时，曹聚仁又突然北上。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敏感的香港新闻媒体自然注意他的行踪。曹聚仁还未成行前，种种猜测与议论，一时间就充斥于港澳报纸。为此，行前他对友人解释道：“我这次回祖国去，绝无政治上的作用，只是替新加坡《南洋商报》到大陆上作广泛深入的采访工作，同新加坡工商考察团访问北京，社方派我兼任该团记者，这便是我访问祖国的重要任务”。

毛泽东密晤曹聚仁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2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个神秘人物神秘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叶落归根。这个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神秘色彩。

7月16日下午，颐和园里。在一艘普通的游艇上，周恩来和陈毅陪着一位客人划船，游客们玩得太尽兴，竟然没有觉察领袖就在这儿。这位客人就是曹聚仁。他很高兴。

曹聚仁进入正题，谈起周恩来“6·28”演讲。问道：“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

周恩来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

周恩来又继续说：“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此后，曹聚仁风尘仆仆，每年都回大陆两三次。在北京，他除遍访各界人士外，接触最多的是邵力子与中央的高层人物周恩来、陈毅等，特别是他先后得到毛泽东的两次接见。1956年10月3日下午，住在北京新侨饭店的曹聚仁得到通知，毛泽东一会要在中南海怀仁堂里接见他。这天下午，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他要会见曹聚仁。毛泽东与曹聚仁作了长谈。

“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毛泽东说。

曹坦率他讲了自己的观感。

事后，他告诉四弟曹艺，说：“想不到，我的著作，主席差不多都看过。我说我是自由主义者，我的文章也是‘有话便说，百无禁忌’的，主席认为我有些叙述比较真实，而且态度也公正，又叫我不妨再自由些。”

一年以后，在《北行小语》的一篇文章里曹聚仁谈到这次会见的谈话。

文章说：因为毛氏懂得辩证法。世间的最强者正是最弱者。老子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天下莫柔于水，至坚强者莫之能胜”。从这一角度看去，毛泽东从蔑视蒋介石的角度转而走向容忍的路的。他们可以容许蒋介石存在，而且也承认蒋介石在现代中国史上有他那一段不可磨灭的功绩的。在党的仇恨情绪尚未完全消逝的今日，毛氏已经冷静下来，准备和自己的政敌握手，这是中国历史又一重大转变呢。

泄露“炮轰全门”内幕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厦门前线，万炮齐发。小小的金门岛，短短一小时内，就落下3万颗炮弹。火力的猛烈和炮弹的密集程度使人咋舌。一位军事家说：“这和二战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震惊世界的金门炮战是中午12时开始的，奇怪的是在炮战开始前几小时，新加坡早晨出版的《南洋商报》，就发表了金门即将炮战的消息。这样重大的军事行动自然是最高机密，怎会在一张海外报纸上率选曝光呢？

奇怪的还不只此，炮战延续了6周，10月6日，北京突然发表了国防部文告（即《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作出停火7大的决定。这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而有关此事的专讯早在10月3日就从香港传到新加坡。10月5日在《南洋商报》发表。

是准一而再地获得机密？

这位“通天”人物就是曹聚仁。这一年，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曹聚仁。

那天，毛泽东还和他共进午餐，江青作陪。曹还是书生本色，说话无顾忌，当着江青的面，他大谈了30年代上海影坛的轶闻与掌故，那是江青最忌讳的。

就是这位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的贵宾曹聚仁，他从最高层预先得到即将炮轰金门的消息，他本是《南洋商报》的记者，记者这职业总是喜欢独家新闻，于是他抢先把这消息捅了出去。就在读者疑信参半拿着当日《南洋商报》时，无数发炮弹正从大陆射向金门。

这就形成一起泄密事件，据说有关部门曾对曹聚仁进行批评。

不过，另外也有不同的说法。

曹聚仁虽是高层隆重接待的贵宾，但毕竟是来自海外的党外人士，他能得到这一机密，绝非平常。金门炮战“属于惩诫性质”，炮击不久，就进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先行示警，也在情理之中。

曹聚仁化名捅消息炮击进行了6周，金门守军已到了弹尽粮绝之境，此时如果我军发动登陆，金门唾手可得。然而，出乎意外，在国庆节后的第5天，即10月6日北京发表了《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即国防部文告），文告一再阐明炮轰的目的是惩诫性质，要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决两岸争端的建议。文告声明：“从10月6日起，暂以7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果护航，不在此例。”

国防部文告是在10月6日发表的，又是这张《南洋商报》在10月5日发表，发表时署“本报驻香港记者郭宗羲3日专讯”。

《南洋商报》驻香港办事处从何得到这个特大消息。这郭宗羲又是何许人？这一连串谜一样的问题，引起许多人探玄索秘的兴趣。

1994年3月，《中华日报》的记者，几经寻觅找到了《南洋商报》已退休多年的老报人薛残白先生。

薛残白先生已83岁高龄，他是1929年进《南洋商报》的，从事报业已60年以上，对《南洋商报》的情况知之甚详。

50年代，薛残白是《南洋商报》（中外版）主编，据他说，1958年8月，《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曹聚仁正在北京采访，而且还获得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接见，并与周恩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薛先生肯定他说：“能得这样重大的消息，除了曹聚仁，当时的商报是不会有第二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则消息发表时不署曹聚仁的名字，而是署郭宗羲呢？”有人问。

薛先生说：“我只记得那时商报驻香港办事处有个姓郭的办事人员，这位年轻人当时不是写新闻的。按我的推测郭宗羲是个假名，很可能是曹聚仁为了省麻烦而用的化名。”

几位造访者仍流露出不满足的神色，于是热情的老先生又建议：找香港的郭先生一问，他一定会告诉你们真相。

经过一番周折，《中华日报》的记者，终于找到了定居香港的郭旭先生，郭先生也有73岁的高龄。

郭先生说：“当年我是商报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记得当时确有一则大新闻，是曹聚仁从大陆把稿传到香港，再由我传到新加坡。”

郭旭说：“郭宗羲这个名字还是当年商报的总编辑李微尘起的（李微尘后任新加坡政府外交部长）。如果问商报是不是有个驻港记者叫郭宗羲，那当然是没有啦！”

在曹聚仁发了专讯的一周后，毛泽东于1958年10月11日，致函周恩来，谈起曹聚仁：“曹聚仁到，冷他几天，不要立即谈。我是否见他，待酌。”毛泽东冷落曹聚仁，并非是因为过早发了停止炮击的消息，而是给台湾另一边（蒋介石）看的。”

这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毛泽东在《再告台湾同胞书稿》中，曾提到《南洋商报》：“好几个星期以前，我们的方针就告诉你们领导人了。7天为期，6日开始。你们看见10月5日的《南洋商报》吗？人都有新闻观点，早一天露出去，那也没有什么要紧。政策早定，坚决实行，有什么诡计，有什么大打呢？”这份《再告台湾同胞书稿》，原定10月13日发表的。毛泽东临时改变了主意，没有发表。10月13日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从前述未发表的稿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并无责备曹聚仁之意。

拨开迷雾，水落石出，金门炮战的两次提早曝光，原来都与曹聚仁有关。此后，曹仁聚继续热心于两岸和平统一大业。

第二节“八·六”海战两艘敌舰隐蔽出航就在曹聚仁忙于在大陆与台湾之间穿针引线期间，台峡两岸又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惊世界的大海战。

1965年8月5日拂晓，我海军某部观通站的雷达兵们擦拭完雷达，正在启动机器搜索海面。突然，在萤光屏上发现东南海面上有两个目标，一前一后，鬼鬼祟祟地闯进了东山——南澳渔场。雷达兵们紧紧把它盯住，并立即报告了上级。

这二个目标，为什么一直往渔船里钻呢？这个问号，经过站长和雷达手们集体“会诊”，判明是美制蒋军舰，其型号分别是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

这两艘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旗舰，于1965年8月5日5时。从台湾左营隐蔽出航，驶向广东沿海。

“剑门”号（编号65）原系美国“海鸦”级舰队扫雷舰（大型，钢壳）、“巨嘴鸟”号（编号MSF387），1965年4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890吨（标准），全载1250吨，航速每小时18节（一节等于一海里），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4门，雷达一部。

“章江”号（编号118）原系美国海军猎潜艇PCI232号，1954年6月由美国驶抵台湾。这艘军舰排水量为280吨（标准），全载450吨，最大航速每小时20节，一般航速14节，舰上有76．2毫米炮一门，40毫米炮一门，20毫米炮5门，火箭（组）76．2毫米一座，深水炸弹投射器4座，雷达一部。

这两艘猎潜舰是蒋窜扰我东南沿海的主要舰种之一。经常窜入我渔场，破坏我渔业生产，威胁我渔民安全。我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为了保护渔民生产，早就准备给予其惩罚。

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获悉“剑门”号编队出航后，立即制订作战方案，确定以护卫艇41大队高速护卫艇4艘，鱼雷快艇11大队鱼雷艇6艘，组成海上突击编队，以161号炮舰和快艇11大队5艘鱼雷艇为支援兵力，并指定汕头水警区副司令员孔照年乘598号护卫艇，负责海上指挥。

作战海区预定在南澳岛以东，东山岛以南，或南澳岛以南，南澎岛以西海域。指挥所决定：先打“剑门”，后打“章江”；隐蔽接敌，靠拢近战；高速护卫艇先开炮，穿插分割，掩护鱼雷艇突击。

“海上先锋艇”负责指挥担任指挥艇的598号护卫舰，是我15年前在万山海战中，首创以小艇打败大艇的“先锋号”。

不过，如今的“先锋”号护卫艇，已换成崭新的铁壳艇。这是由我国自己设计，大连造船厂制造的高速护卫艇。新艇装备后，官兵们利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航行1000多海里，从汕头到大连，从大连至汕头，一路上边航行边训练，基本掌握、适应了新艇，人人能独立值更。

两个月前的5月24日，国防部授予“先锋”号以“海上先锋艇”称号。

护卫艇41大队3中队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自1950年参加万山海战，曾首创小艇打大舰，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成功战例之后，多年来在执行战备训练、护渔护航、巡逻警戒、抢险救生等各项任务中，均取得了突出的成绩；部队意志旺盛，不畏强敌，不怕困难，敢于斗争，英勇顽强，保持和发扬了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为此，特授予先锋一号艇以“海上先锋艇”称号，希望全艇同志戒骄戒躁，认真总结经验，不断努力，保持和发扬这一荣誉。目前，美帝国主义正加紧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并屡对我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我海军部队应学习先锋一号艇全体同志的革命精神，百倍警惕，加强战备，苦练过硬的杀敌本领，为加强我海军建设，提高部队战斗力，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5月27日，《人民海军》报发表了社论《向“海上先锋艇”学习》。

在纪念万山战役胜利15周年的日子里，海军在南海舰队的驻地湛江市，召开了“海上先锋艇”命名大会。会议于1965年6月11日召开，开得相当隆重。海军、中共中央中南局、南海舰队、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和当地党政负责人，以及战斗英雄、模范人物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出席了大会。

庄严的国歌奏过之后，海军领导人宣读了国防部命令，把国防部颁发的奖状授予“海上先锋艇”艇长石天定。霎时，场内掌声雷动。6月12日，海军南海舰队作出了《关于学习“海上先锋艇”革命先锋精神的决定》，号召全体指战员，学习“海上先锋艇”官兵的革命先锋精神。

当日，《解放军报》发表评论：《革命精神所向无敌》。6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革命先锋精神威风凛凛》。短评在扼要评述“海上先锋艇”英雄事迹后热烈欢呼：先锋艇革命的先锋精神光芒万丈！

两个月后，海峡战火又将再起。指挥艇就非“先锋艇”莫属了。

编队抵达云澳湾在敌“剑门”、“章江”号隐蔽出航的当天下午，“海上先锋艇”正停泊在汕头5号码头上。

官兵们出海一个星期，今天放假。

晚饭加菜会餐，补的是4天前的“建军”酒。

大队长请来了水警区副司令孔照年。

大家频频碰碗，以解多日的海上劳顿。孔照年跟官兵们碰了酒碗，看着大家的吃相心里很高兴。

艇长石天定对大家说，“首长发话了，酒随便喝，但不能醉。”饭堂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当官兵们喝酒正在兴头上的时候，一个参谋进来，把孔照年叫走了。

石天定艇长感到挺纳闷。

酒足饭饱之后，石天定溜溜达达走在码头上，望着海湾里的战艇，见有成群的白色海鸥在海湾上空飞来飞去。大队部通信员跑来，喘吁吁向他报告：“作战值班室通知，海上发现可疑目标，让你们艇备航。”

石天定跑到艇上，拉响了警报。

很快，信号兵挂起了黄旗，机电兵启动了主机。全艇人员很快集合在前甲板上，清点人数。按规定，战艇出海，艇员被落在码头上是要挨处分的。石天定对本艇的官兵还是有数的，官兵们的素质是没说的。大家无不清楚自己是“先锋艇”上的人。

还真缺一名。

是外部来艇实习的往副艇长。

任副艇长酒喝多了点，听到警报就往码头跑，结果摔倒了。他见有几个水兵，也不知哪艇的，忙说：“把我抬。。抬到艇上去。”

那几个水兵送他到“先锋艇”时，艇员各就各位了。一辆吉普车开来，嘎然停在码头。

孔照年和4个参谋从车里出来，急忙忙登上了“先锋艇”。艇长石天定迎上前去。

“有两个目标。”孔照年说，“到南澳岛云澳湾待机。”他们一起登上了指挥台，战艇就起航了。

21时24分，“海上先锋艇”向浩浩淼淼的大海驶去。后面是护卫艇601、558、611。

石天定感到肩上的担子挺重。作为编队指挥艇，一举一动举足重轻，无不影响着编队指挥员的作战指挥，影响着后面3条艇的行动。

这次行动十分仓促，有些事没来得及准备，连战斗动员会都没开成。

石艇长跟指导员徐寿祺在指挥台上交换了下意见，简单分了下工。石艇长操艇不能离开指挥台，有些事只能徐指导员到各舱各战位跑了。

23时，编队抵达云澳湾。

孔照年对石天定和徐寿祺说：“你们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石天定明白首长的意思。他们的官兵在海上漂泊一个星期，体力的确没恢复过来，不休息好，仗打起来怕顶不住。“我们想抓紧时间动员一下。”徐寿祺说。

“简短点儿。”孔照年同意了。

一会儿，陈运和副艇长跑上指挥台。

“孔副司令，紧急电报。”陈运和喘息着说，“指挥所命令我们马上出击！”

孔照年看完电报，随命令编队起锚出击。

护卫艇编队在茫茫的夜海上疾驶。

“章江”号首先中弹“孔副司令，特急电报！”陈运和又跑上指挥台。孔照年接过电报。

电报是舰队发来的：总参谋部批准了舰队的打击方案，并作如下指示：1．放进来打，越近越好；2．集中优势兵力打；3．不要误打自己的渔船和外国商船：4。打过之后不要追击太远，以防上当：5．争取晚上打，拂晓前撤回。

这时“剑门”号编队由兄弟屿东南海面向西南航行。我军的4艘护卫艇和鱼雷舰编队分别由云澳湾、汕头出航，于6日0时40分护卫艇编队开到了与鱼雷艇编队会合的海域，却与鱼雷艇编队联络不上。

由于岸指引导的误差，鱼雷艇编队偏离了作战海区。孔照年只好率护卫艇编队，向敌舰编队接近。

敌“剑门”、“章江”两舰成单纵队由东北向西南驶来。我护卫艇组成战斗队形迂回接敌。

雷达兵在左舷90度，距离9海里处发现敌舰编队。石艇长想，这样迂回接敌，时间长，航程远，不利于抓住战机。

“孔副司令，我们高速直线追击行吗？”

“可以。”

孔照年果断决定，放弃掩护协同作战计划，命令护卫艇高速追击。

不久，“剑门”号编队依仗火炮程远的优势，先行开炮。解放军护卫艇队冒着密集的炮火，高速接近目标。各艇指战员由于求战心切，将“准备射击”的口令听成“射击”，因而先后向“剑门”号编队的火光方向开炮射击。孔照年及时下令制止了这种无效射击。

敌人的炮火仍在吼响。

过了一会儿，后面的601艇前主炮又打起来，大概是不服敌舰的火力。

后面的三艘炮艇又是一阵乱打，而此时敌舰目标仍在射程之外。

孔照年火了。开始骂娘。

“没有命令不准开炮，这是战场纪律！”孔照年当即宣布了三条规定“没有命令不准打；看不清目标不准打；瞄不准不准打！

护卫艇编队高速接近了敌舰，敌舰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敌舰的炮火越打越密，我护卫艇只好曲折航行，躲避着敌人的炮弹，往前冲。

敌舰离我越来越近了。

“各艇射击！”孔照年命令道。

“打！”

各艇主炮、辅助炮全吼响了，一串串炮弹披着烈火，扑向敌舰。

敌人的炮弹也在呼啸。

根据穿插分割的作战方案，必须把两敌舰冲散。“先锋艇”冒着敌人的炮火首先向两敌舰中间直插过去，一边猛烈向敌人开火。

后面的艇也高高地昂起艇首，插过来。

敌舰被冲散了，一艘向东，一艘向西。

按作战计划，先打“剑门”，可“剑门”一边打炮，一边东逃了。

孔照年命令咬住“章江”。

护卫艇紧紧咬住“章江”号不放。

临近3时，艇队抵近“章江”号，在距离500米处保持同向运动时实施集火突击，一直打到相距100米以内，使“章江”号连连中弹。10分钟后，“章江”号高速冲向解放军的艇群，企图寻隙逃跑。

611舰奇迹般返回我598、601号艇立即加速冲上前去堵击。611号艇一面猛打“章江”号舰，一面穿越其航线，正好处于己方艇队与目标之间。当战斗激烈的紧要关头，611艇左主机意外停车了。机电兵麦贤得立即跑过去启动机器。

突然，一发炮弹打进机舱爆炸，弹片击中了麦贤得的前额，直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

麦贤得脑脊液外流，失去知觉，跌到在地。

当副指导员给他包扎时，他突然苏醒过来，他的嘴里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他要站起来，腿也不听使唤。他急得乱推副指导员，左手指着机器。另一个机电兵领会了他的意思，启动了机器。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站了起来，头上缠着绷带，在隆隆的4部上机旁走来走去，不停地检查着机器，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

敌“章江”号被打得起了火。

我护卫艇从500米打到100米距离，冲过了“章江”号，只好再拉开距离打第二个回合。

麦贤得所在的611艇却行动迟缓，同已经起火的“章江”舰绞在了一起。“章江”舰想借611作护靶，寻隙逃窜。

孔照年命令各艇打穿甲弹，向“章江”水线以下要害部位射击。

8月6日凌晨2点51分，敌“章江”接连两次爆炸，至3点33分，沉没于东山岛东南约24．7海里处。我611艇当时已17处中弹，有3个舱室进水，弹药库中弹起火，4部主机打坏了3部，60％的人员伤亡。611艇在如此重创的情况下，却奇迹般地自航驶回基地（战后被海军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

麦贤得以惊人的毅力坚守在机器旁（战后，他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错把小岛当敌舰护卫艇编队围攻“章江”的时候，偏离航向的6艘鱼雷艇。在夜色蒙胧的海面上发现了一艘军舰的黑影。

鱼雷艇抓住战机向敌舰发射鱼雷。

“预备——放！”

“嗖——”一枚。

“预备——放！”

“嗖——”又一枚。

10枚鱼雷发射完毕，敌舰既没起火，也没沉没消失，纹丝不动。

官兵们面面相觑，感到不可思议。

指挥员命令高速接敌。

临一瞅，原来是座小岛。

6艘鱼雷快艇奉命返航。

“章江”号被击沉后，“剑门”号仍在外围海域徘徊。南海舰队为扩大战果，根据总参谋部的指示，即令在云澳待机的鱼雷快艇第二梯队119、120、121、122、136号5艘艇投入战斗。

同时，南海舰队命令战场上的3艘高速护卫艇和161号炮舰，立即追歼“剑门”号。

5时，护卫艇队追至距“剑门”号6海里时，“剑门”号舰上的所有火炮一齐向艇队猛烈急射，曳光炮弹在解放军各艇周围乱窜。

艇队指战员无所畏惧，沉着机智地进行反炮火曲折机动。

围攻敌舰“剑门”号照明弹划过夜空，照得海面上通明，炮弹拖着长长的火焰，在夜空中穿行，炮弹落处，升起一两丈高的水柱。。“剑门”向我猛烈开火，“先锋艇”中弹3发，炮弹炸断了舷边栏杆。

我601艇紧随“海上先锋艇”，像箭一样径直向敌舰冲去。500米、400米、300米。。离敌舰越来越近，可是艇长吴广维还没有下射击命令。他想：要等待指挥舰的命令，要打就打它个稀巴烂。战艇一个劲地向前冲，吴广维也一个劲地给自己下命令：近一点，再近一点！到敌舰跟前打。可是，炮手们的手却痒得难熬了，他们不时地朝艇长那里看，他们是多么急切地盼望艇长下开炮命令啊！眼前这些蒋舰，就是经常闯入我渔区抢劫杀人的海盗，怎么能叫他们在战士们眼前多存在一分钟呢！

水兵们胸中燃烧着怒火，恨不得飞上前去亲手掐死这些敌人为人民报仇雪恨。

战艇飞快奔驰，离敌舰只有60米了，孔照年下令还击。等待已久的601艇艇长吴广维把手从空中猛往下一劈，高声命令：“打！”“狠狠地打！”只听“咚咚咚”一阵连珠炮响，601艇上的前后炮和机关炮一起开火，一颗颗拖着一道道亮光的炮弹，径直向敌舰轰了过去，炸得敌舰上腾起团团浓烟烈火，敌舰前炮立即被打成哑巴了。

胜利的喜悦鼓舞了水兵，他们受到了首长的嘉奖。

水兵们正准备进行第6次攻击时，就听到从指挥艇上传来首长的声音：“601打得好，你们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第一个回合就打掉了敌炮，再加把劲，把敌舰打沉！”

把敌舰打沉！这是战斗命令。601战艇上的全体水兵更加集中精力，决心彻底干掉敌舰。当他们转过一个弯又向敌舰冲击时，吴广维头部受伤，但他仍站在指挥台上指挥战斗。

突然一阵海天倾斜，吴广维摔倒在指挥台，嘴里还在下达命令：打！

打。。这时，北海舰队来实习的代职副中队长王瑞昌冲上前来，主动站到艇长位置，指挥各炮向“章江”轰击。

王副中队长是一个多月以前来这里跟班见学的，临时在二中队代职副中队长。艇队接到惩罚蒋军的命令，王副中队长积极向领导请求参战，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只有调换战斗岗位的时候，没有停止战斗的时候，枪声就是命令，敌人来了，就要向前冲。”

领导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派他到601艇协助艇长指挥战斗。他一踏上甲板，就把自己看成是艇上的战斗成员，帮助艇长组织大家作好战斗准备。航行中，他和艇长并肩站在指挥台上，组织观察了望，积极提出指挥意见。发现敌舰了，指挥艇命令他们高速前进。王副中队长对艇长说：“战斗一打响，我包管通信联络和观察敌情，你集中精力指挥作战！”说完，就把敌舰的方位通知雷达兵，要求他紧紧咬住敌人！

当艇队进入射击阵位，火炮顿时轰鸣起来，炮弹像雨点般地倾泻到敌舰上。敌人也拼命挣扎。在第三次冲击敌舰的时候，猛然间，跟王副中队长并肩站着的艇长突然昏倒了。原来是一块空爆的弹片打伤了艇长的头部。王副中队长把艇长安顿好，立即跨过一步，在弹片纷飞中昂首屹立在艇长的位置上，大声说：“现在我代理艇长，注意我的口令！”他果断地命令各炮向敌舰猛烈轰击。

王瑞昌虽然也担任过艇长，但是因为艇型不同，对这个战艇的性能并不熟悉。但是他坚信勇敢就是胜利，靠近了就能用快、准、猛、狠的火力消灭敌人，于是马上命令各战位：“没有命令不准开炮，靠近了狠打。”

前炮长黄兆良指挥着全体炮手们，对敌舰进行了重新瞄准，不断占据射击有力角度，等待射击命令。

我护卫艇曲折航行一炮不发，回避着敌人的炮火。至距敌舰5链时，所有护卫艇的炮弹齐向“剑门”倾泻。

“剑门”号再次中弹起火，主炮也没了回音。

这时，我鱼雷艇编队高速飞来，海面上泛起一片雪白。

护卫艇驶向“剑门”舰首，用小舷角攻击，掩护鱼雷艇占据有利阵位。

自接到出击命令后，副大队长张寿瀛立即率领鱼雷艇队，直奔战区，迎击敌人。

航行中，张副大队长想起自己在淮海战役中初上战场的情景。那时由于心情紧张，错漏了不少战斗动作。这次他是个“老兵”了，本着不打无准备之仗的原则，就提前下达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各艇都认真细致地再次作了检查，使战艇完全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

他注视海面，没有发现敌舰的踪影。但是，张副大队长下定了决心，只要敌人敢来，就坚决消灭它。“前方有闪光！”张副大队长仔细观望，断定这是敌人打炮的火光。

张副大队长立即命令全速冲击！

火光在前，越来越近，观察更清楚了。张副大队长通过报话兵向各艇喊道：“同志们，喷白光的是敌舰，瞅准目标，从弹道下面冲进去，狠打不留情！”说着，他的指挥艇一马当先，像离弦的箭一样射向敌舰。其余各艇寸步不落，保持着严整的战斗队形，奋勇冲杀。

敌舰还在拼命挣扎，慌乱地规避着。这时候，张副大队长根据毛主席关于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集中力量攻击“剑门”号。说时迟，那时快，一声号令，强大的火力射向敌舰，“剑门”号想逃避也来不及了。敌舰弹舱爆炸了，油舱也爆炸了，火光映红了海面，浓烟遮盖了天空，汹涌的海水迅速吞没了成堆的废钢烂铁。

5点22分，“剑门”号沉没于东山岛东南381海里处。

天渐渐亮了。

鱼雷艇胜利返航，护卫艇打捞俘虏。

这次海战，是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一次海上歼灭战，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2艘军舰，击毙国民党军少将胡嘉恒以下170余人，俘“剑门”号中校舰长以下33人。人民解放军海军在海战中阵亡4人，伤28人，损伤护卫艇和鱼雷快艇各2艘。

雄鹰展翅迎战友大约7时左右，歼灭美制蒋舰的战斗刚刚结束不久，战区上空，立即飞来一批又一批我人民空军的机群，迎接我人民海军的舰艇胜利返航。

飞行员们从高空往下看，只见碧蓝的海面上，一艘艘舰艇，排成雄伟的战斗队形，劈开重重巨浪，全速向着港口飞驶。飞行员们一面警惕注视着海空，严防敌机偷袭我舰艇；一面频频摆动机翼，向胜利归来的海军战友致意。水兵们在海面往空中看，只见一对对矫健的雄鹰，风驰电闪，在舰艇上空巡航，也激动地不住向空中挥手，向掩护自己安全返航的空军战友致谢。

当人民空军接到配合海军战友歼灭骚扰我渔场的美制蒋军舰的命令后，机场上就开始忙碌起来。地勤人员在仔细地检查每一个机件；飞行员们在待命起飞，他们说：“我们要像保护长机一样，保证舰艇安全。”“让海军同志集中力量狠揍海上敌人，空中的敌人我们包下了！”

天刚破晓，海军击沉敌舰的喜讯传来，空军机群也展翅来到了海战地区上空。他们知道，敌人突然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定会出动飞机偷袭我胜利返航的舰艇。因此，尽管乌云翻滚，细雨蒙蒙，雾气腾腾，天气十分恶劣，他们还是穿云破雾，以整齐的战斗队形，在我舰艇上空，组成了一道坚强的空中屏障。

在机群伴随舰艇返航途中，忽然听到耳机里传来地面领航员的声音：“注意，东南方向有敌机。”“好，来多少，打多少！”机群立即以昂扬斗志，加大速度，占领空中有利位置。随时准备痛击胆敢窜来的敌机，继海军海上歼灭战之后，再打一空中漂亮仗。

但是，空战没有发生。

台湾空军出动4批16架飞机，在我护卫艇编队上空盘旋数圈。但他们一看情势不妙，赶快钻进云雾，向外海逃去。

就这样，我英雄战鹰出色地保卫着海军战友，乘风破浪，胜利归来。

渔民海上捉蒋军6日凌晨，正处夏汛生产大忙季节的福建东山渔场，浪涛滚滚，渔火点点，厦门和东山地区的渔船正乘风破浪追捕鱼群。这时，海面上传来了隆隆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越来越响。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渔民很快就分辨出又是前来进行骚扰的蒋帮舰艇。

渔民们一面警惕地注视着海上的动静，一边坚持进行生产。一转眼，我英勇的“海上轻骑队”飞速追来。距离厦门地区捕渔船队五、六百米的海面上，突然升起一串串信号弹，紧接着响起一阵阵震撼海空的炮声，弹火把海面照得通明。

渔船上广大渔民们欢腾起来，大声喊道：“打得好！打得好！”厦门地区渔船上有一个年仅21岁青年渔民、基干民兵阮亚空，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叔叔都被蒋军捉去。祖父被敌人害死在金门，叔祖父被打死在海上，叔叔至今下落不明。那天，他旧仇新恨一起涌上心头，万分愤怒地对同伴说：“同志们，报仇时候到了，赶紧抓俘虏去，一个也不让它逃掉！”船上的渔民们都齐声喊道：“对，敌人钻到海底，我们也要把它捞上来。”说着，许多渔船上的渔民，拿起渔钩、三角刀、绳子，从四面八方向战区冲上去。

经过一阵激烈的海战之后，两艘敌舰被我海军击沉。这时候，渔民们一面向胜利返航的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招手、欢呼，一面勇猛地追歼跳海的逃敌。厦门地区的一条机帆渔船顶风劈浪，冲在最前头，一个久经对敌斗争锻炼的老渔民，挺立在船头上，用锐利的眼睛观察着海面。一会儿，他突然发现一个黑点在浮动，便断定是企图跳海逃窜的敌人，马上报告姓阮的船老■，立即机灵地掌稳着舵，并鼓励轮机手加大马力紧追上去，“抓活的！”船很快靠近了这个黑点，清楚地看到原来正是一群落水蒋军爬挤在一个小救生筏上，妄想逃命。

渔民看到了敌人就放声喊话：“你们逃不了啦，快投降吧！”“缴枪不杀，宽待俘虏！”这时姓阮的渔老■和渔民阮亚空马上一个箭步从船上跳到捕鱼用的小竹筏。他们驾驶这个小竹筏破浪前进，真是急如风，猛如虎，首先逼近敌人。龟缩在一起的5个敌人，有的负了伤，血迹满身；有的慌张跳海时跌伤了腿；有的光着半截身子狼狈不堪。。。这些蒋军一见渔民冲到前面，吓得浑身打颤，只是哀求说：“长官，饶了我们吧！”另一个一边臂膀负了重伤的蒋军高举着一只手战战兢兢地说：“渴坏了，给我一点水喝吧！”渔民们根据我军优待俘虏的宽大政策，把他们抓到渔船上送回大陆后，马上给他们吃饭，换上了干净的衣服。负了伤的还送进医院治疗。

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庆功大会“8·6”海战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发的嘉奖令，表扬当天凌晨在东南沿海前线连续击沉美制蒋舰两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说，8月6日凌晨，海军连续击沉了美制蒋帮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干脆，打得漂亮，是近几年来海上作战最大的一次胜利。你们的胜利，是对蒋帮的一次沉重的打击和有力的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行为的严重警告。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加强战备，发挥我军近战夜战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显著成果。

嘉奖令说，近来，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活动，加紧了对我东南沿海的袭扰破坏，并且叫嚣要“反攻大陆”。希望你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认真总结经验，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护渔护航，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胜利。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的社论，摘要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6日凌晨在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地面，胜利地击沉了窜扰我东南沿海的美制蒋帮军舰两艘。我们热烈祝贺海军部队取得的这一巨大胜利，并向参加这次战斗的全体指战员表示衷心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

这是一场漂亮的海上歼灭战。捍卫着我国东南海防的海军舰艇部队，说打就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狠、打得利落，一个回合就把来犯的敌人连人带舰地打个片甲不留。这个胜利充分显示了我人民海军高度的作战水平和勇猛、果敢、迅速、顽强的战斗作风。这是人民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断提高全体指战员阶级觉悟的结果；也是我人民解放军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的结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人民军队，就一定能够击败一切来犯的敌人，不管他们从空中来，从海上来，还是从陆上来。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是对蒋帮又一次严厉的惩罚。蒋帮不仅一直派遣美制军用飞机窜扰我大陆，而且不断出动美制舰艇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和破坏，危害我渔民生产，威胁海上航运。这种海盗活动最近更是猖撅。我海军部队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和安全，给予蒋帮以狠狠的打击，这是完全应该的。

我海军部队的这一胜利，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一次有力的警告。不用说，蒋帮近来加强对大陆的骚扰和破坏活动，是受美帝国主义唆使的。据美国报刊透露，约翰逊政府打算利用蒋帮窜扰我国大陆来配合它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计划。美国的高级军政官员最近一个时期频繁地到台湾活动。在华盛顿的怂恿下，蒋帮的头目纷纷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

在南越战场被打得焦头烂额的约翰逊政府显然想在蒋帮的身上打主意，用它来作为一枚过河卒子，为美国的扩大战争计划效劳。这表明美帝国主义已到了“病笃乱投医”的地步了。

人们知道，约翰逊政府最近正在侵越战争中加快升级，大量增兵南越，准备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美国的宣传机器公开鼓吹要同中国人民较量一番。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警告过美国侵略者，我们是作好了准备的，如果美帝国主义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决心，硬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人民的头上，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奉陪到底。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喽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把来犯之敌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

1965年8月12日，击沉“剑门”、“章江”号的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下午在东南沿海某地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战斗中有功单位和有功人员，勉励全军指战员再接再厉，在保卫祖国领海，加强护渔护航的斗争中，为人民创建更大的功勋。

会场布置得庄严隆重，四周悬挂着“向参战有功的同志们致敬”等巨幅标语。墙上张贴着来自各地的贺信和慰问信，充满着胜利的气氛。

参加今天庆功授奖大会的，有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方正平，以及驻地陆军、空军的领导干部和当地的党、政负责人等1600多人。在这次海战之后，迅速赶往战区勇敢捕捉逃敌的福建厦门地区的民兵代表，也来到海军驻地参加庆功授奖活动。

会上，李作鹏副司令员宣读了国防部长林彪的嘉奖令。郭成柱代表中共中央中南局致贺词，并代表广州部队领导机关向参战部队授奖旗。

在立功受奖的人员中，有历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指挥员，有新提拔起来的青年干部；有超期服役的老战士，也有入伍半年多的新水兵，其中有艇长、指导员、炮长、航海兵、机电兵、译电员等各方面的指战员。他们在各个战斗岗位上，为保证战斗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李作鹏副司令员首先在大会上讲话。他代表海军党委，海军首长和海军领导机关向参战的全体指战员，向荣立战功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致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他说，这次胜利是近年来我海上作战的一次最大胜利。这次胜利再一次证明了，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牺牲，就能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所向无敌。李作鹏强烈谴责了美国在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同时，加紧对我国进行的军事挑衅。他要求参战的舰艇部队，保持高度的警惕，认真总结战斗经验，把战备工作做得好上加好，随时准备消灭敢于来犯之敌，争取更大的胜利。

广州部队首长郭成柱接着讲话，他向荣立战功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表示热烈祝贺。他说，这次战斗的胜利证明：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仅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年代里指导我们由胜利走向胜利，在有了现代化装备的今天，更是我们作战行动的指针，只要正确掌握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就不管在陆地，在空中，还是在海上，都可以打胜仗。

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和来自海防前线各地的代表在会上讲话时，热烈赞扬英雄的海军部队在保卫海防、护渔护航的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他们表示，今后一定同全国人民一道，做解放军的后盾，以加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支援子弟兵，做到要什么支援什么，要多少支援多少。

同这支英雄海军部队并肩守卫在海防线上的陆军部队的代表王淳，空军部队的代表张磊，在讲话中热烈祝贺海军战友们取得的光辉胜利。他们一致表示，学习海军舰艇部队百倍警惕、常备不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消灭来犯的敌人。

在南海舰队首长吴瑞林讲话之后，立功受奖的单位和指战员的代表在热烈的掌声中开始讲话。荣立一等功的某艇艇长许水江在会上说：这次海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各级领导正确指挥，地方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兄弟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党和人民给了我们很高的荣誉，这是对我们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一定认真总结战斗经验，进一步发扬我军敢于近战夜战、敢于刺刀见红的革命精神，把各项战备工作做得更加充分，更加扎实，用新的胜利回答党和人民的关怀。

港英当局把4名蒋军人员送往台湾1965年8月26日下午，我外交部西欧司副司胡叔度召见英国代办处临时代办卫孚，就香港英国当局把从被我击沉的蒋军舰“剑门”号、“章江”号逃跑的4名蒋军事人员送往台湾事，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胡叔度副司长在谈话中首先指出，8月6日，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的美制军舰两艘，向我广东省和福建省沿海一带窜扰，当即被我海军部队击沉；舰上部分蒋介石集团的军事人员从海上逃跑，其中有4名被挪威商船海顺号于8月8日载至香港，香港英国当局即于当晚把他们送往台湾。

胡叔度副司长接着严正指出：“最近蒋介石集团军舰对我东南沿海进行审扰，是在美国政府加紧向我国进行军事挑衅和猖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的情况下进行的。上述4名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是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军部队作战时逃跑的。香港英国当局有责任拘留这些被带至香港的蒋介石集团军事人员，并把他们交给中国政府处理。但是，香港英国当局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迫不及待地把他们送交台湾蒋介石集团。这是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明显支持。我们对此绝对不能容忍。中国政府就此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警告。

社报著文赞功臣海军舰艇部队举行完庆功大会后，新华社及解放军报等新闻单位，连续介绍了在战斗中立功的官兵们。现摘录其中数篇，以补充展现战斗的实况。钢铁水兵姜宜资战斗快打响了。姜宜资接到了开炮的命令，他立刻指挥着艇上的火炮和兄弟舰艇一起开火，霎时间无数的炮弹倾泻到敌艇上，敌舰“章江”号指挥台被打得冒起了团团烈火。这时敌舰还在垂死挣扎，疯狂向我射击，姜宜资勇敢沉着，在敌人的炮火下，不停地给瞄准手指示目标，指挥射击。并高声命令炮手：“快打呀，快叫这个家伙喂鲨鱼去！”当打得正激烈的时候，左炮弹药不够用了，他一边命令装填手运炮弹，一边跑向左炮接替装填手的岗位。突然飞来块弹片，他的左退负了伤，感到一阵剧痛。二号炮手李向宏见他身子一歪，连忙问道：“班长，你挂花了吗？”姜宜资忙答道：“没有！”他咬紧牙关，不让战友知道他受了伤，并且一个箭步跳上了左炮的战位，双手一下托起了沉重的弹夹，咔嚓一声，把炮弹装进炮膛，拉大嗓门喊道：“打！”大炮不停地轰击敌舰。姜宜资忍着剧痛；一边装弹，一边观察着敌舰上的弹着点，及时准确地指挥射击。当他连续装了几百发炮弹以后，伤口痛得厉害，觉得左腿越来越吃不住劲。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挺住，一定要挺住！”他把右脚使劲蹬住护板，接着又将身体的重心挪过去，顿时便觉得身子轻了些，手也突然增大了劲，大炮更猛烈地吼叫起来，不一会，敌舰“章江”号便葬身海底。

打沉“章江”号敌舰后，姜宜资又不顾疲劳地作好新的战斗准备。他立即和全班战士一起擦炮，清理炮位上的弹壳，搬运炮弹。他想到敌人的“剑门”号还没有歼灭，一场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一切疼痛都被忍受下来，他一再提醒自己：“坚持！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接着，敌舰“剑门”号又被我军舰艇团团围住，一场更大的歼灭战开始了。在这最后的激战时刻，姜宜资的伤口痛得更加厉害，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住阵阵的剧疼，挺立在战位上，沉着准确地指挥着火炮，英勇顽强地消灭敌人。他愈打愈猛，一直坚持到击沉敌舰“剑门”号，这位无坚不摧的钢铁水兵，才离开战位。他怀着无限胜利的喜悦，和英雄的水兵一道凯旋。

炮班班长陈乐华带领新兵揍“章江”

战艇穿过夜雾，冲破海浪，向敌舰疾驶。炮班班长陈乐华严守在战位上，准备狠狠惩罚胆敢来犯的敌人。

陈乐华看了看身旁的3个伙伴：上艇不到一年的新同志单技存、单国友，6个月前才由距离手改成瞄准手的高长才。这3个小伙子非常机警，看样子准是个海上好猎手。陈乐华满怀信心地鼓励他们说：“我们前两天才学过《为人民服务》，现在正是为人民效力、为祖国立功的时候。只要沉着勇敢，就能消灭敌人，完成任务。”两个新战士在他的热情鼓舞下，向他保证：“我们穿军装时间虽短，勇气可不短，班长挺着胸膛打，我们决不缩着脖子供弹。”战斗打响，陈乐华打右炮，高长才打左炮。敌人的炮弹从头顶呼啸着掠过，新战士勇敢地完成着供弹任务。这时，高长才还击心切，一脚踩下击发装置，打了好几个连发。炮弹拖着亮尾巴，在敌舰左右前后猛烈的爆炸。陈乐华马上命令他：“打点射，注意节省弹药。”说话间，战艇绕到敌舰左舷，距离敌舰只有几百米。这是右炮发挥威力的好机会，陈乐华瞄准了一阵猛打，直打得敌舰后甲板起火。敌舰拼命顽抗，一发炮弹在战位上空炸开了花，弹片打得炮位的护板当当直响，陈乐华马上鼓励新同志：“不要怕，压住它，消灭敌人就能保存自己。”

随着话音，他们把更多的炮弹射向敌人。“章江”号中弹燃烧，在剧烈的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战士们欢呼胜利，又驾驭着战艇猛追企图逃遁的“剑门”号。

航海班长余昭玉掌握航向追敌舰航海班长余昭玉，劈开两腿站在战艇的操纵台前，两眼紧盯着前方兄弟艇微弱的尾灯灯光，努力保持着编队队形。

余昭玉根据指挥员的口令，根据前面兄弟艇的尾灯，准确地修正着航向。一阵激浪，打得艇首猛然一歪，他赶紧把紧操纵杆，修正航向。当他要检验方向是否正确，想看看舵角指示器时，指针已经死死地停住不动了。小伙子心里有点紧张，想向指挥员报告，但马上又稳下来。心想：不，不能打扰他，可别影响了他的指挥决心。于是，余昭玉开始全凭手上的感觉来操纵。他对于自己的感觉充满了信心，平常夜间训练时，不是专门关掉舵角指示器的照明苦练摸黑操纵吗？现在正用上这手功夫了。

护卫艇很快和美制蒋帮猎潜舰“章江”号打上了。敌人企图逃跑，艇队猛追。不一会，兄弟艇冲到前面去了，他们掉在后面，已经看不到兄弟艇的尾灯。余昭玉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看准艇首上空云缝里露出来的两颗星星，对着它修正航向。护卫艇又很快赶上兄弟艇，投入了激烈的战斗，为人民立下了战功。

报务班班长陈子文联络畅通立战功战斗打响了，指挥艇和指挥所的联系越来越频繁。报务班长陈子文戴着耳机，坐在工作台前一份一份地抄收着电报。

艇上实行了灯火管制，舷窗和门都关得严严的，舱室里热得闷人。陈子文的身上、脸上，不停地流着汗水，衣服湿得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但他根本没理会这些。

突然，响起了震耳的炮弹爆炸声。他知道战斗打响了，就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两个耳朵上，努力从炮弹声和机器轰鸣声中，捕捉那微弱的滴滴。。的声音，生怕漏掉一个信号，保证联得上。

战斗越来越激烈，收信机、扩音机和报话机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这时，陈子文又要捕捉信号、抄写电码、蹬马达，电压下降的时候，还要换电瓶和给电瓶充电。然而，不管怎样忙，他都不放过一个信号，把信号当作命令。陈子文就这样冒着高温，在报房里紧张地工作着。从出航护渔到胜利返航，陈子文一直在报房工作了13个多小时，收发报100多份，全无差错，荣立一等功。

舰艇的“眼睛”

在海军某部击沉蒋“剑门”号和“章江”号的庆功会上，有两位远道赶来的客人，水兵们谁也不认识他们。可是，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水兵们都怀着感激的心情，念叨着他们。他们就是在此次战斗中，荣立集体二等功的某观通站的两位代表。

夜雾弥漫的渔场，情况真是瞬息万变。敌舰、我舰、商船、渔船。前前后后，多达几十批、近百艘。船艇穿来穿去，时离时合，时隐时现。只要稍一马虎，把目标弄混了，就会贻误战机，甚至发生意外。

突然，上级查问：××距离、××方位是敌舰还是我舰？这个目标和“章江”号在萤光屏上的回波几乎一模一样，没有一双慧眼是很难分辨清楚的。五好战士、雷达兵王永明根据这个艇的活动规律，毫不迟疑地回答：这是我艇。××方位的目标是“章江”号。在雷达兵的准确引导下，刹时间，我艇和敌舰的回波交织在一起，走马灯似地搏斗起来。在这种复杂情况下，王永明仍然胸有成竹地掌握着敌舰和我艇的情况、方位、距离，及时地向上级报告。

“××方位，××距离，目标消失。”——“章江”号被我打沉了。躲在一旁的“剑门”号，借着夜雾的掩护，拼命向东南方向逃跑。我艇和敌舰的距离开始拉远了。“加速，加速！追上去，追上去！”雷达兵们心里不断为我艇队加油。雷达兵们从萤光屏上看到，我艇队已追上了敌舰(奇*书*网*.*整*理*提*供)，大家格外地高兴：“近了，更近了！”一刹时，又见被我艇队紧紧咬住的那个亮点，突然跳动了几下，就在萤光屏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剑门”号的复没。“剑门号、章江号都被我们打沉啦！打沉啦！”这时，指导员徐锡友才发觉，从昨晚到凌晨，他们一连干了10多个小时，汗水淋淋的军装，竟拧得出水来了。

机电班长尤金山奋不顾身保水源机舱里响着震耳的马达声，护卫艇矫健地冲破夜雾，劈波破浪，向前疾驰。

机电班长尤金山一刻也没有忘记出航前指导员徐寿祺说的话：“为了替渔民兄弟报仇除害，决不能让敌人逃掉！”尤金山拿着手电筒，揭开一块又一块的地板，钻到一个个角落里，反复检查油量、水量和管路阀门。

突然，艇身剧烈地颤抖了几下，尤金山兴奋地喊叫起来：“开炮啦！”

他一边激动地数着发射的炮弹，一边及时地向炮位输送淡水，冷却炮管。忽然，一股热水射到他的腿上，他转身弯腰一看，水管的卡箍震裂了，淡水猛烈地喷出来。他心里一急，若是淡水漏光了，机器和炮管就无法冷却，战艇就要失去战斗力。他用手电筒光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向战友们发出信号，接着就毫不犹豫地扑到淡水管上。尽管水温高达80多度，也决不撒手。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拼命也得把淡水保住。

后机舱里的轮机兵看见信号立即起来，用胶布包住了裂口。尤金山擦了擦汗水，发现手上烫起了好几个大泡，但他仍然坚持检查和维护各个部件。马达在轰鸣，炮艇在前进。站在驾驶台上的石天定艇长，满意地夸奖轮机班干得十分出色！

被俘蒋军受到宽大待遇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揭露，美国正在加紧武装和控制蒋海军，唆使蒋加紧对我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活动。

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美国继1965年4月武装台湾大型猎潜舰“剑门”

号之后，又把一艘与“剑门”号同样型号的“居庸”号“送”给台湾当局。“剑门”号在开往台湾之前，美国专门改装了舰上的装备，增加了火炮和其它武器。被俘蒋军海军中校参谋黄致君说，美国武装大型军舰的同时，还把一批可以在浅海活动的小型舰艇“送”给台湾当局，加强对我沿海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力量。黄致君说，蒋前海军“总司令”刘广凯曾透露，美还将用一批专门配合这些舰艇在海上活动的飞机武装蒋海军。

美国在武装蒋军舰的同时，加强了对蒋海军人员的训练。被俘蒋军海军官兵说，近年来，蒋海军人员在美国军事学校受训的连续不断，受训时间有的两个月、3个月，有的长达一年、两年。当时单在美国西雅图海军基地受训的就有数十名。不久又有一批蒋海军人员前往美国军事学校受训。据从美国受训回来不久的被俘蒋军“剑门”号下士陈考善说，他1965年第一季度和近百名蒋海军官兵在美国西部太平洋沿岸圣地亚哥海军基地受训时，从衣食住行到训练内容，都是由美国一手安排的。他们先分别在枪炮、鱼雷、反潜艇等专业军事学校进行陆上训练，然后出海进行海上训练，所有训练课目都是在美国军事人员直接指挥下进行的。

被俘蒋军海军人员还谈到美国步步加紧控制蒋海军情况。他们说，目前蒋军海军中美国军事“顾问”五花八门，名目众多，有反潜艇“顾问”、枪炮“顾问”、两栖作战“顾问”、水雷“顾问”、通讯“顾问”、电子“顾问”、轮机“顾问”、物质“顾问”等，多达十几种。蒋军海军的一切活动，从日常训练、海上演习直到对我大陆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破坏，都是在美国“顾问”策划和批准下进行的，连舰艇上更换一个机器配件，也都要得到美国“顾问”的允许。有些美国中士、上士“顾问”，连蒋军海军将校级军官都不放在眼里。但是，蒋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大都不愿为美蒋卖命，对美国“顾问”的控制十分不满，当面叫“顾问先生”，转身就骂他们“美国佬”，“洋鬼子”。

被我沿海军民捞救俘获台“剑门”、“章江”号官兵，受到宽大待遇，其中负伤人员被立即送到医院抢救和治疗。

在这次海战中，由于敌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中弹沉没非常迅速，因此，被俘的蒋帮海军官兵弃舰逃生时都非常狼狈。许多蒋帮海军官兵被我沿海军民捞起俘获时，身上仅穿一条裤衩。对于这些身无衣物的被俘蒋军官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及时发给他们衣服和日用品等。担任抢救和治疗蒋军伤病员的医院，根据他们的伤情，分别给他们进行输血、输液、取出弹片、注射抗菌素等各种手术和药物治疗。有一些被俘蒋军海军官兵患有肺结核、胃病、风湿性关节炎等慢性病，在台湾时得不到治疗，被俘后也都受到照顾。一个年青的俘虏看到我军人员给他包扎伤口、发给他衣物时，感动地说：“你们真好。”

当他们谈起遭到我舰艇围攻的情景时，十分庆幸自己跳海逃得快、没有为美蒋白白送命。他们说，解放军舰艇实在来得太突然，太勇猛了，炮火太厉害了。还没有等他们弄清情况，炮弹就劈头盖脑地砸了过来。如果逃跑稍慢一点，早就随舰尸沉海底，葬身鱼腹了。

“章江”号被俘人员说，当他们发现被解放军舰艇包围的时候，指挥台上已弹如雨下，接着，油柜起火，弹舱爆炸，倾刻间舰体就沉没了。“剑门”号被俘海军中士梁可能谈到，在“剑门”号上指挥这次窜扰活动的蒋军海军

第二舰队司令、海军少将胡嘉恒，没来得及下令还击，就被一顿炮弹打倒在指挥台上“哎呀哎呀”直嚎。这时，全舰乱了套，人人拼命抢救生器材，各自跳海逃命。梁可能说：“当时，只觉得一切都完啦，没想到还能逃出一条活命，真是万幸！”

当记者告诉他们，现在台湾正在“歌颂”你们在“弹药告罄”的情况下“下令自沉”，两舰官兵已“与舰共存亡”，并吹嘘什么在战斗中击沉了我军军舰5艘，击伤4艘，“取得了巨大胜利”。这些被俘的蒋军人员听后都表现出哭笑不得的神色。有的说，活见鬼，活见鬼，谁“与舰共存亡”？要是“与舰共存亡”，我们还怎么能回到大陆受到宽大待遇呢？有的说，自己被人家消灭了，没有碰伤人家一条舰艇，还说打了胜仗，乱吹牛皮，真是丢人！

一个月后，有关单位还安排他们参观了人民公社和工厂。

参观中，人民公社社员、原蒋军19军45师士兵王克勤告诉被俘蒋军海军人员，他是1953年窜扰东山岛时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的。人民政府宽待被俘人员，根据他的要求，让他回原籍参加生产。几年来，他用劳动所得盖了房子、买了家具，还结了婚，现在有一个孩子，全家生活过得很愉快。因为他劳动积极，还几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和奖励。被俘蒋军人员听了都很感动，“剑门”号被俘蒋军士兵李明说，他本来对人民政府宽待俘虏政策还有些怀疑，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担扰，听了王克勤的介绍，顾虑打消了，认识到自己只要好好改造，努力生产，为人民服务，前途同样是光明的。

在工厂参观时，被俘蒋军海军人员看到厂里使用的机器都是国产的，产品远销国外十几个国家，都很高兴。他们说，在台湾，重要工业都操纵在美国手中，工厂用的机器几乎全部是外国制造的。解放以来新中国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被俘蒋海军“剑门”号舰长王韬山11月25日在广州与从南京家乡赶来的老母、妹妹团聚。

母子兄妹叙离情，话家常。71岁的老母告诉儿子，16年来祖国和故乡翻天覆地的变化，家里的生活一天好过一天，自己还当了居民委员会的调解委员；老人家再三训诫儿子，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妹妹瑞华告诉哥哥，王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而在新社会她念完大学，有了工作和两个孩子的美满小家庭。王韫山不胜感慨地说：“我在台湾时听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和各色各样的谣言，担心在大陆的家属会遭到迫害，谁知事实恰恰相反，现在亲人们在祖国大陆生活都很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反蒙政府宽待，过去为美蒋反动派卖命是多么可耻！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娘的话，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在广州的这些日子里，母子3人畅游羊城，王锡山的老母还跟被俘受到宽大待遇的蒋帮海军“剑门”号、“章江”号官兵会见。

第二舰队部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在被俘3个月后给台湾蒋海军老同事写了这样一封信：国民党海军巡防第二舰队部的老同事们：我被俘已经3个月了，现在跟各位谈谈我这段时间的感受。

8月6日的海战中，“剑门”号和“章江”号被人民解放军击沉后，我在海上被俘了。当时我十分恐惧，我想也许要在“集中营”里度此残生了，这辈子完了。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

记得我被俘的时候，我的手表因表带断了，落在甲板上，一位人民海军战士拣起来，交给了我。我说手表不要了，送给你吧。他摇摇头，说解放军宽待俘虏，私人财物是不没收的。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世界上居然还有不贪财物的人！

我因负伤被送进医院，起初，我的疑惧也是很大的：会不会给我真治疗？是不是要拿我当试验品？事实作了有力的回答。经过医生hushi近一个月的医治护理，我完全复原了。在治伤期间，医护人员诚恳和负责的态度，使人感动万分！

我们到了广州，参观了6个工厂，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流溪河水库、华南植物园、广州动物园、黄花岗72烈士陵园、水上居民新村等，还观看了光辉的国庆典礼。每一次参观，都使我感到非常新奇和惊讶。短短的16年，祖国居然进步这么大，发展这么快。许多事情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我是绝对不相信的。通过参观访问使我对大陆、对祖国开始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同时又使我惊奇，是什么力量，使沉睡了长年的中华民族，又重新站立了起来。过去在台湾，我们都以为留在祖国大陆的家人都过着“悲惨”的生活。

可是，事实也完全不是那样。大陆籍的被俘人员已与家庭取得了联络，家属生活都很好，大家都有工作，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都在家乡安度晚年，我的母亲已经70多岁了，住在长沙，身体很健康。我姐姐黄柔济，在湖南安化当小学教员；哥哥黄一君，在湖南武岗当技术员；弟弟黄又谊，在武汉华中工学院当助教；他们并没有因为我当了国民党海军军官受到任何歧视。

时间真快，转眼3个月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以前的顾虑和疑问，也逐渐消除了。现在，我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准备迎接美好的未来。

最后，祝各位老同事健康快乐！

你们的老同事黄致君1965年11月30日1966年春，被我击沉的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上的33名落水被俘的蒋海军人员，被全部释放。

被释放的33名原蒋帮海军人员中，有原“剑门”号中校舰长王韫山，原蒋海军巡防第二舰队中校作战官黄致君，原蒋海军通信研究室少校侦测长柯德辉，原“章江”号中尉轮机官李德纲，以及徐长庚、李荣村等29名“剑门”号和“章江”号的蒋帮海军士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根据我军一贯宽待俘虏的政策，决定将上述被俘蒋海军人员全部释放，资遗回家，给以生活出路。对于家在台湾省、本人又愿意回去的李德纲、李荣村等11名原蒋海军人员，本着革命人道主义精神，释放他们回台湾与家人团聚。

中央领导按见参战代表1965年8月1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李先念、谭震林、陈伯达、康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等，在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海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官兵，并同他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

同一天，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再次接见了“8·6”海战有功单位、有功人员代表孔照年、徐寿祺等同志。代表们汇报了击沉敌舰的战斗情况。

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他向参战人员表示亲切慰问，并赞扬他们说，打得好，打得坚决，发扬了英勇顽强精神，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陪同接见的有海军首长张爱萍、徐玄清、萧向荣、王宏坤、张学恩、张秀川等。

下面是谈话记录摘要：周总理，（问孔照年）你是哪里人？

孔照年：山东平阴人。

周总理，什么时候到海军的？

孔照年：1952年到海军的。

周总理：这次是哪些艇打的？

孔照年：有587艇，598艇。。周总理：你说这些我也记不住，你告诉我什么型号的？

孔照年：高速护卫艇4艘，快艇第一突击群6条，第二突击群是5条。

周总理：第一次虽然没有打上，但给第二次创造了条件，也要表扬。不要打好了仗就表扬，打不好就批评，主要是总结经验。海军获全胜是第一次。

第一次没打中，不是打在小岛上了吗？近战、夜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第二次不是就打好了吗？罗总长：高速炮艇是我们自己造的，吨位小速度快。近海作战，我们以小的、快的，整他的大的，行不行？

孔照年：完全可以。

周总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嘛！我们总是以小的打大的，围住了消灭它。在海南岛打鬼怪式飞机不也是这样吗？

张主任（海军政治部）：那一次如果准许打，能打下一两架。

周总理：它自己把自己的打下来是一样的。

（稍停）

周总理：空军、海军都是这样，开始总是以小的打大的，以弱的打强的。美国这么多兵力放在越南；运输、补给困难，像死的一样。今天《人民日报》登了，你们回去看一看。

罗总长：三军比起来，你们的战机最多，要抓住战机。

周总理：不是每一次来都打，要有理有利。打起来不要急，要近战、夜战、群战，把敌人分隔开，先歼灭弱的，先打小的，后打中的，孤立大的、强的。。。周总理：这次不是有一个轮机兵，头部负了重伤，看不见，还坚持把艇开回来。现在怎么样啊？

孔照年：还昏迷不醒。

周总理：一定要抢救。你们回去，向伤病员、牺牲的同志的亲属，转达党中央、毛主席对他们的问候。

庆祝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剑门”、“章江”号军舰的活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拍制了纪录片。

影片以“欢呼海上歼灭战”为题，纪录了我海军舰艇部队在击沉了美制蒋帮猎潜舰“剑门”号和“章江”号以后，全部安全返航，受到东南沿海某地军民热烈欢迎，共同庆祝这一重大胜利的各个场面。影片还纪录了我人民海军部队在庆祝胜利的同时，派出舰艇巡逻在祖国的海疆，保卫渔业生产，准备随时消灭敢于来犯的敌人。

“8·6”海战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召开特别联席会议，提出了撤销刘广凯“海军总司令”职务的议案。虽有美国军事顾问为刘广凯出面说情，但会议仍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议案。

自从万山海战之后，台湾当局的官员们一直认为“海军总司令”是“倒霉的差使”，桂永清易位刘广凯，换来换去，没寻到一个能扭转乾坤之人，连美国军事顾问都不无感慨之词：台湾海军尚未走上鼎盛便开始衰落，目前已不能与大陆海军匹敌。当务之急不是发展舰艇，而是改变策略。

第三节崇武海战两艘“永”字号驶出马公岛1965年11月13日深夜，台湾海峡夜黑天寒，风大浪高。经常伙同蒋其他军舰袭扰我东南沿海渔场的美制蒋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借着夜幕掩护，又偷偷摸摸窜入我福建省崇武以东渔场行凶作恶来了。

“永昌”号护航炮舰（舰号61）原系美国“可钦”级舰队扫雷舰，舰号AM287，1944年下水，1948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护航炮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50吨，全载945吨，航速10至14．5节（每小时航行的速度单位——一节等于1海里，即1．852公里）。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永泰”号大型猎潜舰（舰号62）原系美国护航驱潜舰，舰号PCE864，1942年下水，1946年由美国交给台湾，改为大型猎潜舰。舰的标准排水量为640吨，全载903吨，航速12至17节。舰上装备有76．2毫米高平两用炮两门，40毫米炮4门，20毫米炮6门。

这两艘“永”字号舰，属国民党海军南区巡逻支队，是当天下午13点20分从澎湖列岛的“马公”隐蔽起航的。

这次，“永”字号一启航，舰长就命令船上人员把舰上活动的东西固定好。一些有经验的老兵，便知道军舰又要开向大陆沿海了。

自8月6日我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和“章江”号后，在蒋舰艇部队中引起巨大震动，怕死厌战的情绪急剧上升，士气更加低落。每次被派出海袭扰渔场，他们都提心吊胆，唯恐遇到强大的人民海军的打击，使他们落到同“剑门”号、“章江”号一样的下场。

“永”字号出海开向大陆沿海时，“剑门”号、“章江”号覆灭的情形又一次占据了蒋军的脑海。

他们中有的垂头丧气地一声不响：有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有的用喝酒来壮胆；还有许多人把救生衣放在方便的地方，准备跳海逃命时用起来快一些。一个年仅22岁的台湾省籍的年青蒋帮海军士兵，最近刚刚订婚，心情更是沉重，睡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小声地对睡在他旁边的人说，“这下可要小心啦，要是遇到解放军舰艇打起来，就完了，回不了家啦！”我舰艇编队星夜出海“班长，发现两个新目标。”雷达兵孙亦龙报告。

班长茅汉明来到荧光屏前皱眉盯着那亮点，凭他经验判断：是蒋帮的舰艇。通过回波显示分析，他断定是“永”字号舰。“狗日的又来了！这回绝不能放过它！”

大雾山观通站的敌情报告，很快传到海军东海舰队指挥所。

为打击敌人的袭扰活动，舰队首长经请示决定给予惩罚。

海军福建指挥所紧急会议召开了。

指挥官们对敌情作了分析。按“永泰”号编队的航速，预计23点左右可抵达乌丘。考虑到外海有美国两艘驱逐舰的游弋，而金门、马祖、东引等岛又停泊着国民党海军舰艇，于是将作战海区选在乌丘正南8海里处。决定以护卫艇（炮艇）6艘和鱼雷艇6艘组成突击编队，海坛水警区副司令槐垣武担任编队指挥员。

同时派护卫艇4艘进至崇武东南15海里处担任警戒和海上救援；再派3艘护卫艇至西洋岛以东海域佯动，以钳制东引的敌舰。

为了争取时间，指挥所一面向东海舰队和福州军区上报作战方案，一面果断地完将各参战部队向平潭娘宫集结。编队指挥员魂垣武艇靠艇的办法，召开作战会议，交代任务，进行战斗编组：指挥艇：573护卫艇。

第一突击群：573艇、574艇、576艇、579艇。

任务：攻击敌编队前导舰。

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

任务：牵制敌编队殿后舰。

第三突击群：6艘鱼雷艇。

任务：在护卫艇攻击之后，实施鱼雷攻击，发展胜利。

战争中关键问题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胜利。魏垣武非常清楚这一点。

当总参谋部还没批准作战方案前，一切不能等待。指挥所的指示跟他想法一样，一边航渡，一边等待上级命令。魏垣武登上指挥艇573艇的指挥台，下达了起航的命令。霎时港湾里机器隆隆，海水翻滚。

573艇打头，继而各护卫艇、鱼雷艇——离港，驶向黑沉沉的夜海。编队向东沙屿开去。

周恩来作了五点指示茫茫的夜海上，两艘“永”字号军舰编队仍鬼鬼祟祟地向乌丘行进。

大雾山的雷达兵时刻盯着他门。每隔几分钟，他们就向指挥所报告海情。目标在我指挥所海图上蠕动。

魏垣武挺立在指挥台的挡风玻璃前，凝视着黑沉沉的海，两手不时下意识地摸摸胸前的望远镜。风呼呼刮着，头顶上的帆布天遮抖动有声，他那灰蓝色的确良军服也唿啦抖动。他的心既平静又不安，沉着又躁动。“要打好，决不放过敌人。要冷静，沉着。。”

他一面观察海面，一面思索青上级的指示和研究过的战斗方案。

他顺着指挥台的水密门而下，走到海图室，与副大队长李金华和业务长一起，对照海图上敌舰标图，进一步研究打法。报务兵不时传来电报。

指挥所命令：位于576艇的护卫艇大队长马干、政治委员龚定高为编队预备代理指挥员。

第三突击群由鱼雷艇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指挥。

这种边行动边组织战斗的快速反应，为这次战斗赢得了时间。

战艇开到了东沙屿。

指挥所来电：总参谋部批准作战方案，并传达了周恩来总理的5点指示：要抓住战机，集中兵力先打一条；要近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组织准备工作要周密一些；不要误打自己；天亮前撤出战斗。

周恩来的指示，无疑给全体参战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22点16分，编队由东沙屿出击。

海上猎手的“眼睛”

艇只像条蛟龙，冲破波浪向战区疾进。

雷达班长刘启明两眼闪着怒火，全神贯注地盯着萤光屏，警惕地搜索着目标。刘启明有一双被誉为海上猎手的“眼睛”。

但锐利的刀刃是磨出来的，刘启明的硬功夫是练出来的。雷达兵要完成作战任务，必须熟悉海区特点。为了这，他看呀，画呀，记呀！磨秃了多少支铅笔。海区里每块礁石都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他凭记忆就能迅速地画出一张详细的海区图。

每次出海，不管风浪多大，他都始终坚持苦练。一次炮艇出海训练，连续航行十多个小时，大伙都很疲劳，他一直坚持操作，眼睛盯着萤光屏，两手像个支架，平伸着扭住开关。他逐渐感到头晕脑胀，腰酸背麻，还不断地呕吐。可是他仍然抖擞精神，继续坚持。忽然，萤光屏上像撒了一把炒热的芝麻，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这种回波他过去从没发现过，后来弄清原来是一群浮在水面上的海鸥。他高兴极了，满身的疲劳都溜跑了。因为他又懂得了海鸥的回波在萤光屏上的形状。为了掌握回波的特点，训练中每当发现目标，他就跑到甲板上进行观察，在心里“登记”。几年来，这样一次一次的“登记”，使他具备了判别目标的过硬功夫。现在当萤光屏上出现一条回波，不管是小似芝麻，还是大如蚕豆，他不仅能判定是商船还是礁石，如果是船只，还能告诉你有多大吨位。

有的港口，航道狭窄，暗礁遍布，沙滩多，海底浅，雷达要在这里进行导航，真是一个难攀的险峰。有的人一提这事就摇头，刘启明呢，却不相信有翻不过的高山。他结合训练，反复研究，终于研究出狭窄航道雷达导航的方法。

突然，一个模糊的、淡黄色的光点一闪。他把扫瞄线往上一压，亮度一增强，看清了两个小毛虫似的光点，一前一后，有节奏地闪动。根据目标的方位和运动规律，他不仅判断出是敌舰，而且识别出了舰型。他迅速地报告：右舷三十度，××海里，“永字号”两艘。

“好！咬住它！别丢掉。”魏垣武在指挥台上向他喊。

“是！”

魏垣武命令各艇缩短距离，准备战斗。

我指挥艇中弹受伤信号兵王树生头戴耳机，手持话筒，通过超短波报话机，倾听各艇的请示报告，又及时准确地把编队指挥员的命令传达下去。

舰艇在出击途中，突然遇到了礁石很多的航道。王树生根据指挥员的命令，引导舰艇绕过暗礁，胜利地冲向敌人。他的这手本领，完全是在平时一点一滴磨炼出来的。1964年春节，部队执行巡逻任务时，正赶上刮起八级大风，艇只摇摆达到25度。王树生把这种环境当作是锻炼本领的大好机会。艇只在浪峰上颠簸前进，他胃里的饭水都吐尽了。别人劝他休息一下，他说：“平时不在大风浪里锻炼，战时怎能过得硬。”就这样，他利用海上执勤机会，坚持训练了11天，大大提高了适应海上生活的能力。

为了熟练掌握通信技能，王树生不知流了多少辛勤的汗水。他不是指挥员，却对战术原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是参谋人员，却能快速准确地绘制作战海图。他还把沿海岛屿、港湾、礁石的名称和特点，抄在本子上，刻在脑海里。他认为，这些对完成通信任务，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战前不久，在全大队考核中，他获得了通信比赛第一名；连续两年被评为一级技术能手。

艇队距敌舰越来越近了。

“护卫艇成右梯队！准备用右舷攻击。”魏垣武果断地命令道。

王树生向各艇复诵着命令。

魏垣武透过挡风玻璃，看到了两个黑乎乎的家伙。他知道，这时指战员们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一个“打”字上。各艇的每门火炮都压满了炮弹，昂扬的炮管指向了敌舰，无数双仇恨的眼睛盯着迎面而来的魔影。火炮瞄准手已把瞄准镜的十字线对准了魔影，灵活的大脚作好了踏击发器的准备。

只等他魏垣武喊一声“打”字。

现在，他还不想喊。

他想起周恩来总理关于要近战的指示，根据他以往的经验，目前还不到最有效发挥我火炮威力的最佳距离。

还不到完全压倒敌人的有利时机。

他有海战夜战的经验。他曾在惊涛骇浪的黑夜，率领艇队，冒着敌人炮火，一举击沉了美制蒋舰“沦江”号；在祖国人民欢度春节的时候，他又指挥艇队，歼灭了渔民们恨之入骨的蒋炮艇“63号”。他为人民立下了多次战功。

他在战斗中的最大特点，就是沉着勇敢，敢于与敌人近战夜战，敢于与敌人“拼刺刀”。

现在，他沉住气，让战艇继续高速接敌。

此时，风呼海哮，浪花飞溅，官兵的心都如上了膛的炮弹，都在急切地等待着那一个字。

魔影越来越近。

敌我的距离愈来愈小。

他看到了敌舰的舰首，指挥台，炮塔。。他终于喊出了那个字：“打！”

信号兵王树生响亮地复涌了他的命令。

霎时，“轰”“轰”巨响，各艇几乎同时射击，无数条火龙直喷敌舰。

敌旗舰“永泰”号一下子就被打懵了，开始打转转。他们不知共军的战艇从哪里一下子冒出来的。

炮声隆隆，火光闪闪，一组组炸弹在敌舰上开了红花，在黑黑的夜幕下绚丽灿烂。

敌旗舰“永泰”号掉头就跑，直向乌丘方面逃窜。“永昌”号边逃边向我射击，炮弹在我指挥艇附近爆炸，激起一股股高高的水柱。

魏垣武稳立指挥台，聚精会神地指挥，不时下达着命令。王树声复诵着他的命令。

23点30分，敌舰窜到我指挥艇573艇右舷60度，距离5链。

魏垣武察觉情况不妙，指挥艇陷入两敌舰之间，处于被挨打的位置。当即命令指挥艇调整位置，转而向敌殿后舰攻击。中队政委苏同锦处于兴奋状态。在与敌舰交战前的那时刻，他站在指挥台左侧的大器材柜上，半截身子露在挡风玻璃板外面，不时叫道：“同志们沉住气，靠近了再打。。”开火之后，他不时高兴得挥臂高呼：“打得好！就这样打！”还不忘提醒舵兵，“小顾把舵操稳，让火炮更好地发挥威力。。”正当他兴奋得大叫“打得好！狠狠地打”的时候，一发炮弹呼啸飞来，在指挥台后侧炸响。弹片崩在小伙房的铁烟囱上，发出了一声奇异的怪响。悬在指挥台的雾钟，也响起叮当之声。一块弹片飞来，击中了苏同锦的头部。

他只是感到脑袋被什么撞了一下，一阵发木。。信号兵王树生发现政委从大器材柜上跌到指挥台地板上，赶忙抱起他，给他包扎。

他只说了声，“不要顾我，狠打。。”就闭上了眼睛。与此同时，副大队长李金华当即牺牲。

操艇的副艇长尹希龙负伤倒下了。。魏垣武突然感到一股气流猛冲过来，弹片飞进了他的胸部、腹部、右眼。。他双手抓住罗径上的磁铁球，才没有倒下去。看到指挥台上倒下好几个人，操艇的尹希龙也负伤了，魏垣武对参谋刘松涛大声命令道：“刘松涛，你来操艇！”

刘松涛没有立刻站到操艇位置。

“刘松涛。。”魏垣武又叫。

刘松涛此时也受伤了。随着那声炸响，他只觉得头一震，好像头上在流血，他想伸出右手摸一摸，右手臂却不听使唤，怎么也抬不起来。他的右臂骨头都打断了。他用左手往头上一摸，钢盔打坏了，这才知道自己负了重伤。听到魏垣武在叫他，他尽最大努力，顽强地站了起来。

他走到了艇长操艇的位置。“我保证完成任务！”他向魏垣武说。

鱼雷快艇编队出击海战仍在激烈进行，无数炮弹在两舷的水面上炸响，激起一个个水柱。

炮弹的曳光穿行在敌我之间的海空上，飞来飞去，照得夜幕下的大海一片火红。

刘松涛忘记了自己的伤痛，沉着地操纵着战艇前进，攻击敌舰。

一排巨浪扑上指挥台，刘松涛伸出左手去抓挡风玻璃板上的格台时，一下子没抓住，打了个趔趄，就在他身子一晃的功夫，他才察觉右手的食指也被打断了，只连着肉皮，操作不方便。

他忍着疼，拽下了那食指。

这时，身旁的人才发现他负了伤，忙给他包扎。在海图室里搞海图作业的业务长，通过传声筒说：“我上去换你吧？”

“不！”刘松涛说，“我还行。”

这时，魏垣武胸部在流血，鲜血浸透了灰蓝的军装。战斗刚刚开始不久，自己就负了重伤，这是怎么说的。他心里烧着一团火。

“妈的，老子一定要击沉你们！”他心里骂道，“老子只要有一口气，就跟你们干到底！”战斗在紧张地进行。

信号兵报告：“快艇请示行动！”

魏垣武这时伤势已很重了，流血太多，头晕目眩，脚步虚浮。

他还是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命令。。快艇攻击！”指挥艇发出两发信号弹．召唤鱼雷快艇进行攻击。

魏垣武晕倒在指挥台上。

“魏副司令，魏副司令。。”信号兵王树生跑过来，扶起他，忙给他包扎。

大家才知道他受了伤，围拢过来。

魏恒武知道自己难以坚持了。

“快，告诉576艇马干、。。龚定高，接替指挥。。告诉他们，一定击沉敌舰！”

“是。”

王树生立即拿起话筒，呼喊576艇，并通告整个编队各艇。576没回话，他只好连连呼喊。

魏垣武又昏了过去。

当人们将他抬起，准备把他抬下艇长室时，他又醒了。“别把我抬下去，我就在这儿躺着。。”他一手抓住了通往中舱的水密门。

人们只好把他放在指挥台上。他就躺在水密门旁。战艇一边吼着炮声，一边追击着敌舰。

鱼雷艇突击群指挥员、鱼雷艇第六支队副参谋长张逸民看到信号弹后，发出了立即命令各艇迅速展开，冲破“永昌”号舰火力网。实施鱼雷攻击。

第二组131、152号艇先后三次展开和进入战斗航向，并于第三次展开时发射鱼雷，由于“永昌”号转向规避而没有命中。张逸民当即改用集群多向的迂回围击战术，指挥4艇同时攻击。

14日0时30分，在第一组两艇佯攻的配合下，第三组145号艇进入战斗航向。

张逸民抓住战机下令：“单艇相继攻击！”。

145号艇冒着密集炮火，沉着地逼近“永昌”号至1．9链处，同时发射两枚鱼雷。“永昌”号尾部被击中一雷，当即失去机动能力，开始缓慢下沉。鱼雷命中“永昌”号573艇上的魏垣武从昏迷中醒来，直喊“快艇攻上去没有？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

他发现信号兵王树生也倒在他身旁附近，他就用脚蹬王树生。

王树生立即站起来，继续呼喊576艇。

在刚才一阵纷飞的炮火声中，王树生突然感到身体一震，耳机和话筒被震掉了。用手一摸右腿粘糊糊的，接下来才感到了剧痛。

他想起指挥关系还没转移给576，战时的通讯联络一刻也不能中断，他很快摸到了耳机和送话器，立刻戴上耳机，抓着话筒呼叫。

“576，576——”

在炮火的闪光中，他看见自己右裤管上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手上的伤口血流不止，也把话筒染红了。

他忽地把右腿蜷曲起来，并用左腿紧紧压住右腿的伤口，防止流血过多。这时，一个大浪扑上了指挥台，冰冷的海水刺进他的伤口，他一声不吭，咬牙坚持着。

“576，576——”他继续喊叫。

576叫不通，他就叫别的艇，请他们转告576艇，联络总算沟通了。

在573艇和576艇没有转移指挥关系之前，由于指挥艇573艇的罗径损坏，战艇在黑暗中转向形成背敌舰航行。我军失去了连续攻击的机会。

负伤的“永泰”号旗舰一看有机可乘，便边打边逃，高速向乌丘屿而去。14日0时40分，573艇上的魏垣武再次从昏迷中醒来，仍问“指挥关系转移了没有？快艇出击了没有。”“打中了，我们的鱼雷打中了！”信号兵洪度才告诉他。“好。。”魏垣武脸上浮现出微笑，又昏了过去。中雷的敌舰并没有马上沉下去。敌人的炮火仍在轰鸣，做着垂死挣扎。

“猛虎艇”上的电影工作者这时候，大队参谋长王克奇率第二突击群588艇、589艇，赶到战区，以猛烈的炮火向“永昌”号射击。加速了“永昌”号的下沉。

被誉为“猛虎艇”的588艇在以往的海战中屡建战功，早在1958年的夏天就已初显神威，和兄弟艇一起击沉了美制蒋舰“沱江”号，创造了小艇打大艇的范例。艇上的水兵个个都是铁打的水兵，他们单艇敢打，单入敢冲，刀山火海也敢闯。在1964年4月9日深夜，他们单艇出击，直插两敌战岛屿之间。狡猾的敌人想利用他们紧靠老窝、有炮火支援的有利条件，妄图乘隙偷袭，588艇急速扑了上去，敌艇一看不妙，慌忙调头转舵，向巢穴逃窜。指挥员一声令下“追击！”战艇像一把飞刀一下子插进敌占岛海湾水道。官兵们沉着勇猛，在“狼窝”里厮杀。前炮瞄准手戴学明、成志仁始终把敌艇套在瞄准镜的十字线上。轰轰轰，一组组炮弹落在敌艇上，敌艇很快着了火，弹药库也爆炸了。敌艇在夜海中沉没。等敌占岛上的敌人打开探照灯，在海面上搜索时，588艇已押着俘虏胜利返航。

今天的588艇更是大显神威，犹如猛虎，一发发炮弹曳光带火冲向敌舰，打得指挥台炮塔上的敌人乱作一团，鬼哭狼嚎。

在588艇上，有两位特殊的人物在为炮手们搬运炮弹。

有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他们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宋崇和应福康。

宋崇和应福康是这年9月份来到福建前线部队深入生活和拍摄有关解放军生活的艺术性纪录片的。

11月13日晚，宋崇和应福康从外面工作回来，刚到码头，看见海军战士们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和起航的准备。他们立刻拉住一位战士问：“有什么情况吗？”

“有情况，马上起航！”一个战士回答。

他们二话没说，立即到码头驻地把摄影机、照明灯、电线等摄影工具搬到“猛虎艇”上。在航行中，他们迅速做好拍摄电影的准备。他们看到中队长走过来，就问道：“中队长，今天打仗的希望大不大？”

“你们要做好战斗准备！”中队长坚定地回答。

他们从中队长的语气和严峻的脸上，感到今天与往常不同，肯定要去打击敌人。他们立刻找到指导员秦卫邦，要求分配战斗任务。指导员说：“拍电影就是你们的任务。”应福康再三要求：“我们有两个人，力量有多的。”指导员说：“战斗打响以后，你们力量有多的话，宋崇同志就在前甲板搬运炮弹，应福康同志在后甲板搬运炮弹。”接受任务以后，两人立即在甲板上交换了意见。他们认为，拍摄战斗场面平时很难遇到，这次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把战斗的真实情景记录下来，这是我们电影工作者的责任，也正是考验共青团员的时刻。应福康严肃地对宋崇说：“如果我牺牲了，你来接替我的工作。”宋崇说：“我一定完成这个任务！”

24岁的宋崇，今天，他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他想到自己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自己是革命的后代，应该听党的话。现在，党要自己到部队来锻炼，在火线上锻炼，自己就应该像革命前辈那样为革命而英勇战斗。这时，应福康问他：“如果你牺牲了，有什么话需要向组织上讲？”宋崇说：“我正在申请入党，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希望党委追认我是为一名共产党员。”应福康说：“对，争取入党是我们共同的愿望，让我们好好干吧！”两人紧紧地握了手，分别奔向自己的战位。

海上风浪很大，船摇摆得很厉害，海浪不时地冲上甲板，打得战士们浑身透湿。但是战士们个个坚守战位，一动也不动。瞄准手坐在炮位上，睁大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前方的海面。宋崇却吐得很厉害。枪炮班副班长葛毅给他送来两个苹果：“你吃吧，吃了以后可以更好地打击敌人！”宋崇拿到这两个苹果，感到一股深厚的友情。应福康也碰见了葛毅。葛毅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老应，我是跳帮组的组员，船靠近敌人以后，我就要跳到敌人船上去。应福康说：“你跳到哪里，我就拍摄到哪里。”葛毅说：“好，我一定抓几个俘虏给你看看。”解放军战士的这种革命英雄气概，给了两位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这时，广播器里传来了准备战斗的命令。副指导员戴学明来到宋崇面前，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现在，我们距敌舰只有×海里。在这次战斗中，让我们受到更好的锻炼。”宋崇激动他说：“在后方我是一个民兵，在前线我是一个战士。我一定要和战士们一起坚决消灭敌人。”指导员秦卫邦又来到他们的炮位面前，向他们传达了上级首长对这次战斗的指示，并且说：“我们不能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我们‘猛虎艇’是真是假，就要在战场上看我们能不能杀出威风来。”接着他又问：“大家有没有消灭敌人的决心？”宋崇、应福康和战士们一起高喊：“有决心！”

炮艇接近敌人以后，敌人向我军开炮了，我方没有立即还击。直到逼近敌舰的时候，“猛虎艇”和其他兄弟艇才用猛烈的炮火向敌舰射击。这时，炮声震天，一片火海，宋崇和战士们一起紧张地在搬运炮弹。宋崇一边运弹，一边放大嗓子对炮手说：“你们狠狠打呀！要多少炮弹，我们就运多少。”这时，船摇晃得更厉害了，人站不住，大家就扑在甲板上传递炮弹。宋崇还不顾炮口喷出的烫人的火星，不顾震耳欲聋的炮声，站在炮身下把空炮弹夹抬起来，传到舱底下再进行装弹。

这时，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上，两手高举摄影机，拍摄我战士英勇杀敌、敌舰中弹起火下沉等情景。船摇晃得更凶了，海水把摄影机打湿，摄影机走了电，应福康的手麻得发痛，但他还是挺立在甲板上，坚持把这些海战场面拍了下来。

“永昌”号沉设于乌丘以南海域敌舰被我战艇团团包围了。

包围圈由大慢慢缩小。

至敌舰100米时，不少炮艇向敌舰水线部位射击穿甲弹。

敌舰下沉加速。

敌舰舰尾沉入水中，舰首跷起，像是庞大的怪兽绝望地张着大口仰望夜空。

敌海军官兵纷纷跳水，有的穿救生衣，有的往海里扔救生圈。

14日1时6分，敌舰“永昌”号沉没于乌丘以南15．5海里处。

我海军官兵停止炮击，开始抓捞俘虏。

这时，在588艇上的年轻摄影师应福康，站在后甲板，一面把摄影机抱在怀里，一面握着冲锋枪，搜索海面上的敌人。突然，他发现炮艇的前方，有一个黑忽忽的家伙，他立即用冲锋枪对着海上的俘虏，和大家一起高喊：“蒋军官兵，赶快投降，缴枪不杀！”宋崇也拿着一根长篙打捞俘虏。

战斗结束以后，他们都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在思想感情上和战士们更加接近了，对战士们也了解得更深了。在战斗中，战士们紧紧地握着自己的手，虽然只简短地讲一两句互相激励的话，却好像讲了千言万语一般，觉得自己的心和战士们紧紧地联在一起了。宋崇在返航途中，遏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写了200多行的长诗歌颂海军战士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他朗诵给大家听，大家都说很有感情。他很有体会地对记者说，“通过这次战斗，使我进一步深深体会到生活是创作的真正源泉，没有生活，就没有诗歌，不参加战斗，就没有战斗的激情，就不会有好的创作。”

突击编队捕捞9名战俘后，于14日3时5分遵令返航。

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当海战的炮声响起之后，沿作战海域自北往南，长达百里的海岸线上，无数的渔村沸腾起来了！

彻夜守卫海防的民兵们，看到火光，听到炮声，就像接到了战斗动员令。刹时间，我人民海军在海上歼敌的消息传遍了那些渔村，武装民兵和基干民兵们拿起武器，普通民兵拿起斧头，渔民们拿起驶船的“三宝”，似急风如骤雨，朝着集合地点飞跑。

民兵副营长谢吓珠，接到值勤民兵的报告，看到火光，就去集合民兵，还未跨出大门，民兵们已带着各式武器，把大门围住等待接受任务了。

民兵陈仁春近来生病卧床，听到海上炮声，跳下床，跑到集合地点，又随民兵们奔向海边，和大伙一块，不顾寒风袭人海水刺骨，把停在岸上修理的大船抬下海。干部们让他回家休息，他说：“打仗了！病，还能挡住我？”青年民兵周金龙和他的11个伙伴，半夜里刚把渔具抬到船上，准备趁着潮水出海捕鱼。看到海上火光，马上把渔具又抬回岸上，带着武器跳上船去，把船驶到港口，等命令。

渔民们没有忘记，那130多条载重渔船有的被日本鬼子烧掉，有的被蒋军抢去凿沉，1千多渔民求生无路，掩埋了200多个亲生骨肉，130户逃亡外乡。谁能忘记，蒋军的三次大袭扰，抢烧杀无所不为，炮击海上渔民。

面对东海富饶的渔场，谁不痛恨蒋军。

“快下命令，出海抓俘虏去！”

集合起来的民兵渔民们，纷纷通过电话向上级提出请求。43岁的老渔民高吓龙，永远忘不了解放前夕乌丘屿的蒋军对他施用过木棍碾腿、烧红的铁丝刺身等种种酷刑。他叫上当基干民兵的两个儿子；“走！一道出海去，给你老子报仇！”60多岁的老渔民黄各锥也挤在人群里求战。

临近拂晓，上级从电话里给各地集中待命的民兵送来好消息：窜扰破坏我渔场的美制蒋舰，被我英勇的人民海军打得落花流水，一沉一伤。

同时下达了命令：“扬帆出海，抓俘虏！”

早已急不可待的民兵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和命令，立刻欢呼着跳上海边的渔船。

民兵船只，升起满帆，一只只像离弦之箭，朝着凌晨战斗火光升起的方向驶去。

刚刚略为平静的大海，这时又掀起了七级风浪。浪头一个接一个压向船头。一股股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舱。溅到人们身上。船只进入了作战海区，民兵们投入了细致的搜索。海面的每一块浮木，每一只时沉时浮的海猪都逃不过大家的眼。这时，曾被火光映红过的海上战场，已恢复了往常的宁静。“永泰”号已带伤逃之夭夭。

“永昌”号已被浪涛吞没。

落水逃命的蒋军官兵，有的已被我海军舰艇部队活捉，有的已葬身鱼腹。

看看空荡荡的大海，看看那逐波腾跃的大鲨鱼，民兵们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参战艇队返航之后，编队指挥员魏垣武已处于休克状态。体温急剧下降，血压量不出来，伤势严重，生命垂危。敌人的炮弹片严重地损伤了他的身体，上级决定用一切办法抢救他。

海军411医院的战地救护组程主任等赶到码头，给他注射了强心剂，进行了输血；同时，福州军区首长也派来了总医院的胸外科的胡主任，骨外科于主任赶到驻地组织抢救。“一定要救活魏垣武！”上级领导命令医生。当听说魏垣武要输血时，部队和地方的同志踊跃报名，争着为魏垣武输血。

枪炮长阮光明，一人就献了250毫升。

魏垣武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基地刘政委说：“我没完成好战斗任务！”

“你打得勇敢，打得很好！”刘政委安慰他，“要好好养伤，大家都很关心你。”

入院以后，他的神志好一些，就让hushi给他读报，听收音机。

台湾当局正式承认战舰一沉一伤【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4日电】台湾国民党“海军”扫雷舰一艘在海战中被中共的炮艇击沉，直至今天傍晚仍未见宣布有任何生存者被救起。

台湾当局早已经承认一艘扫雷舰被击沉。台湾国民党“海军部”发表的公报说，今天凌晨0时55分，“该扫雷舰被击中，受了重伤，即下今将该舰放弃。”

在被击沉的扫雷舰上的国民党官兵共约100以上。

【美联社台北1965年11月13日电】台北“国防部”承认损失一艘扫雷艇，据说它是从事交战的两艘国民党的军舰之一。“国防部”说，另一艘炮舰业已驶返基地。

台北“国防部”的公报说：“我们的炮舰已平安地驶回乌丘屿，但是，已经受到严重损坏的扫雷艇则已放弃了。”公报说：其他国民党军舰已驶往作战现场，展开对船员的搜寻，唯失踪人数多少未经陈明。

1965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题为《祝海军再获大捷》的文章，摘要如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担任护渔任务的舰艇部队，又一次痛惩窜入我福建崇武以东海域的美制蒋帮海盗舰只，一举击沉敌舰一艘，击伤另一艘。这是我英勇海军部队继8月6日海战大捷之后，再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这一新的胜利，是我海军部队保持常备不懈的战斗姿态，切实做好各项备战工作，高度警惕地护渔护航所取得的显著战果。他们能够在蒋匪舰艇窜入我渔区之后，迅速地打，坚决地打，以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克敌致胜，正是由于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苦练杀敌本领，充分发挥了我军近战夜战的光荣战斗作风。

蒋帮海盗舰艇不顾我们警告，胆敢继续窜入我渔场进行破坏活动，显然是在美帝国主义指使下进行的。这是美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8月6日我海军大捷之时，我们曾发出明白的警告：美帝国主义不论是指派它的娄罗上门，还是它亲自出马，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一定要坚决消灭之。说到做到，充当美帝国主义走卒的蒋帮美制舰艇，又一次遭到了应得的惩罚。

美帝国主义正在疯狂地加紧对亚洲的军事部署，不断叫嚣要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对于美帝国主义这一狂妄的侵略计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时刻戒备着。我海军部队的新胜利，表明了中国人民这一坚强的战斗意志。

我们谨向参加这次海上歼敌战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祝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加强战备，戒骄戒躁，再接再厉，随时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祝你们为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不懈！同一天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颁布嘉奖令，表扬14日凌晨一举击沉击伤美制蒋帮军舰各一艘的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部队。

嘉奖令指出，这一仗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以后，在海上作战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是对蒋帮配合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越南战争，不断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的沉重打击和有力惩罚；也是对美帝国主义疯狂扩大侵越战争和加紧向我进行军事挑衅的严重警告。

嘉奖令说，这次胜利，是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紧握手中武器，常备不懈，虚心学习兄弟部队作战经验，大力发挥我军英勇顽强，机动灵活，善于近战夜战等优良战斗作风所取得的良好成果。

嘉奖令说，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希望你们务必要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更加谦虚谨慎，更加兢兢业业，积极努力，认真总结经验，把工作做得好上加好，为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而奋斗。嘉奖令着重指出，在今后工作中应该特别强调的是：1．更加加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联系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2．更加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3．领导要深入基层，进行面对面的领导；4．大胆地提拨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性的负责岗位上；5．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战术。

11月17日下午，福建前线军民两万多人，在福州市隆重举行祝捷大会，热烈庆祝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重大胜利。到会军民一致表示，要向英雄的人民海军学习，军民团结一致，百倍警惕，加强戒备，筑成钢铁般的坚强防线，叫一切胆敢来犯的敌人，有来无回。

盛大的祝捷大会在下午3时开始。当参加击沉击伤美制蒋舰战斗的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代表进入会场时，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向痛歼海盗、保护渔民的英雄水兵致敬。少先队员将一簇簇鲜花献给了英雄的海军。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首长韩先楚、叶飞、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等出席了大会。

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魏金水等和沿海地区的工人、农民、渔民、学生和民兵代表，以及守卫在福建前线的一部分解放军陆海空军指战员，也参加了大会。

在大会上，魏金水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伍洪祥，代表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委员会以及全省人民，向这次为保护渔民而英勇作战的海军舰艇部队赠送了锦旗。

魏金水在会上讲话。他代表当地党、政府和人民，向取得这次海上大捷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祝贺，并号召全省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进一步向英雄海军部队学习，努力搞好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作好民兵工作和支前工作，做到生产建设和战备两不误，保证前线部队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支援，哪里需要就支援到哪里。

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韩先楚在讲话中说，这一次海战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这是参战部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四好，切实做好各项战备工作，因而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在黑夜大海中顶风劈浪，猛扑敌舰，打得又狠又准。他们在夜战、近战中，发挥了王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敢沉着，杀出了威风，压倒了敌人。

韩先楚严厉谴责美国疯狂扩大侵略越南战争，并且不断指使蒋帮对我东南沿海进行袭扰破坏活动。他说，伟大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不论美帝国主义指使它的走狗来，还是亲自出马；不论从天上来、海上来，还是从地上来，也不论从这个方向来，还是从那个方向来，我们都将给予坚决打击，彻底地消灭。

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在讲话中，勉励水兵们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打一仗进一步。

福建前线海军部队代表张朝忠讲话后，战斗英雄张逸民代表参战部队讲话。我们向党保证，只要敌人敢来窜犯，我们保证一声令下，立时出动。党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到哪里；党叫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不管有什么困难，我们都要战胜它；不论是什么敌人，我们都要压倒它，消灭它。

参加庆祝大会的渔民民兵代表陈仕瑞，也在会上表示，搞好生产，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紧握枪杆，提高警惕，配合人民解放军保卫海防。

11月21日下午，海军护渔舰艇部队在福州隆重举行庆功授奖大会，表扬在这次战斗中荣立战功的单位和有功人员。

参加庆功授奖大会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韩先楚，福建前线部队负责人刘培善，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东海舰队负责人陶勇。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第二书记范式人，书记处书记、福建省省长魏金水也出席了大会。

大会开始，韩先楚代表国防部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给参战部队的嘉奖令。

海军副司令员赵启民在会上讲话。

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护渔舰艇部队指战员，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热爱，严惩海盗，给福建全省人民带来了鼓舞。福建前线部队首长刘培善在讲话中号召前线陆海空军指战员，把福建前线所有部队都建设成为党和人民的一把得心应手的革命尖刀。

福建前线空军首长李世安代表前线空军指战员在会上表示，和海军战友并肩作战，消灭一切来犯的空中强盗。

在热烈的掌声中，立功受奖单位和立功人员代表秦伟邦讲话。他说，这次海战的胜利，归功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归功于上级的正确指挥，归功于当地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支援，归功于兄弟部队的密切协同。

1965年11月26日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见了14日凌晨击沉击伤美制蒋舰各一艘的我人民海军护渔舰艇部队的代表。

这些代表都是这次作战中的有功人员。接见时，他们向周总理和罗副总理汇报了这次海战的情况。

周恩来总理、罗瑞卿副总理向他们表示亲切慰问，赞扬他们打得坚决、打得快、打得好，是继今年8月6日一举击沉美制蒋舰“剑门”号、“章江”号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胜利。

周恩来、罗瑞卿还勉励他们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认真总结经验，戒骄戒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狠狠打击胆敢来犯的一切敌人，争取更大的胜利。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勉励，使代表们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表示：决心把国防部在嘉奖令中的5条指示，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苦练杀敌本领，随时准备消灭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接见时在座的，有海军东海舰队负责人段德彰、饶守坤、梅嘉生等。

崇武以东海战，历时1小时33分，击沉国民党“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敌9名。我人民海军牺牲两人，伤17人，轻伤护卫艇和鱼雷艇各两艘。

从海战中看出，我人民海军指战员打得顽强勇敢，打了胜仗，但也有一些失误，教训是深刻的，是林彪一伙过分强调突出政治，干扰了军事训练，和战术技术水平的提高。

崇武以东海海战以后，国民党军的海上窜扰活动逐步减少，到70年代就终止了。

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解放军舰艇部队常备不懈，英勇作战，经过241次海上战斗，共击沉国民党海军舰艇18艘，击伤49艘；击沉海匪特务船和胶舟53艘，击伤海匪特务船21艘；缴获各种艇船207艘，击毙3491人，俘虏3236人。

第十章“秋风萧瑟天气凉”，一代大员，落叶思恨。但愿“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第一节吴稚晖魂落金门心灵深处的《思乡曲》1965年7月，李宗仁以“副总统”之尊，捐去前嫌，回归祖国。成行前，他曾向意大利米兰《欧洲周报》的女记者奥古斯托·玛赛丽，讲了下面一番话：我像蒋介石和国民党一样，是个失败者。唯一区别是，我完全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作为个人来说，我自己无关紧要，我不能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

语云：“败莫败于多私”。李宗仁承认“失败”，不“放在心上”，“不妨碍中国的前途和它的进步”，这应该是中国政治家的“职业道德”，愿从政者共勉之。

自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尽管于由错综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直接从台湾返回大陆的要员还不曾有。然而，“秋风萧瑟天气凉”，不管他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心灵深处都有一部《思乡曲》。

1953年10月30日，国民党评议委员、老同盟会员、89岁高龄的吴稚晖在台北病故。“死去原知万事空，”只希望与大陆尽可能贴近一些。遵其遗嘱，在金门附近海域举行了海葬。

吴稚晖，又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3月25日出身于江苏省南部阳湖县的雪堰桥。这里滨临太湖，风景优美，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吴家世代居住于此地。吴稚晖6岁时母亲去世，随外祖母陈氏回无锡，直到成年。关于这些事，他有一篇自述：。。吾外祖母丧其二子一女，止吾母一人。。，吾母25岁生第三女，产后患痢而死，。。吾同外祖母同回无锡北门邹氏，邹固北门望族也，外祖母养我至27岁而彼死，其恩至驾。

吴稚晖举人出身，一反其传统的八股头脑，和蔡元培、章太炎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积极排满驱虏，追随孙中山，参与革命，倡导新文学，反对复古派。他坚持“劳动创造了人”的观点。他率领青年留法，提倡勤工俭学，目光向前。所有这一切，均其一生这荦荦大端。最后把他当作一个逆时代潮流而倒转的反面人物，自有其应取之咎。但如果把他当作是蒋介石身边的“子房”一流，实又不尽然。纵一度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可并不像刘邦说的“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那样的赞赏，因之上说未可成立；然则吴稚晖之居蒋幕究属如何角色？说也可怜，只用他那支嬉笑怒骂的笔调，来抨击某一时期的政敌而已。等于一只菜蓝上街挽之腕，菜一买回来，随手一扔，不到用时，不再拎它。他没有得到和陈布雷一样的重视。以其帮闲有余，帮忙不足也。这一点，吴稚晖也井非无自知之明。当他74岁时，自篆一枚“寿逾宣尼，贼讥老而不死”的闲章，铃于书件上，意思是孔子只活到73，他己超过，因此被贼诋以不死。他知道背后有人在这样骂他，故将贼字颠倒过来。人谓刀笔出自绍兴师爷，观此闲章，这位常州师爷也不赖。

信“金陵王气黯然收”

1949年春，距“钟山风雨起苍黄”之日渐近，国民党要人为别谋桃源计，凄凄惶惶，纷纷摒挡行装。

这一天，老报人黄萍荪再次到米家船楼上探望忘年之交的吴稚晖。未入室，见阳台上的煤球炉中非复有瓦罐肉香，而是纸灰烟焰，飘腾屋檐，吸引路人注视。吴见黄进屋，以苦笑相迎，身穿短袄，两手蒙尘，说：“对不起，我已将足下及其他友朋亲属的函札、照片和自己的手稿书件。。作了一次干净彻底的火葬！”然神态自若，丝毫未显紧张，似成竹在胸，别有准备。黄想了想说：“稚者，这又何必呢，难道不信‘长江天堑’吗？”他哈哈大笑后，反显得兴趣盎然地吟起诗来，有节奏地哼出几句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并不断摇首，说：“你说长江是否天堑，吴纵不肖，其后的宋、齐、梁、陈又何尝不蹈吴而灭。天堑也好，地堑也好，王气虽收，我以不变应万变，八秩之人，纵不容于王■，死也不算短寿了；再说我一身以外无长物，‘五子登科’（按：日本投降后，发接收财的大员一夜之间房子、条子、车子、女子、面子皆备，故曰‘五子登科’）无份，‘故垒萧萧’，一把老骨头与短榻共命运，你还年轻。。”黄领会他的意思：年轻，不妨别谋他途。黄回答他：“年轻更不怕，何况我又不是名流，这边不会迫我迁地；那边也不会杀我的头。”

吴听后莞尔：“好，心有数就好！来日如能屈驾，我们同坐阳台，边赏苏州河南北的硝烟爆竹，边炖肉骨头油面筋，另加(又鸟)鸭血豆腐汤一锅如何广黄说：“一定奉陪！”吴高兴地扶黄之背，又紧握黄之手，说：“臭味相投，臭味相投！”当黄走至米家船人行道时，他还站在阳台招手示意，再次曰：“臭味相投！”

上海解放后一星期，黄四往米家船。还未上楼，原先照顾老人的那个叫作阿兴的小童拦住了黄，哭丧着脸：“老先生十余天前深夜，被不知姓名的四个陌生人请上汽车，一直到今天没有回来。老板当夜到卢湾警察局报告三次，回答是三个‘不知道’！”

吴稚晖被绑匪架走了吗？于情不合。数月后据台湾《中央社》广播，谓“党国元老已自上海脱险抵台。。”云云。

1949年春节期间，吴稚晖到过溪口，据说“退隐”的蒋“总统”问计吴。吴说：“能屈，方能伸。譬之举鼎使劲上逆，过顶不难，此所谓一鼓足气也；放则艰于举，盖气往下沉，若丹田不济，易丧气也，伤气则坠于足。然能者无所不能，举放自如。此辩证之理，千古不易！”蒋介石笑而送之。然未能任其逍遥于短榻之上，迫其乘桴浮海，幽于草山。

魂落金门在台湾他起初住在台北，1950年夏游阿里山因劳累闹了一场大病。事后蒋介石将他从台北接到阳明山，养病避暑，安度了一个夏天。1951年夏，他再度上阳明山避暑，住在一栋日式平房里，房子居于浓林深处，傍溪构造，风景十分优美。吴稚晖每天一般在林中溪边或坐或遥，与来访者谈谈话，或者自己看点书。每天吃饭以馒头，青菜、豆腐、(又鸟)蛋、牛奶类为主，生硬油腻的食物早已多年不敢沾口了。

这年9月，吴稚晖发小便闭塞症。10日返台北，不久治好了。1952年4月，又因前列腺肿大，小便时有不通，到6月25日晚，小便猝然不通，尿毒微侵两肾，第二天转到台北大学附属医院治疗，10月小便才通。

1953年春留住医院，病势渐轻，5月吴稚晖妻子去世。9月吴稚晖尿毒侵两肾，心脏转趋衰弱，饮食锐减。10月19日，因肠出血输血，21日9个名医会诊，决定开刀，由膀胱中取出结石，大小16颗，用皮管导尿，经过良好。27日猝起寒热，时有升降，29日晨肠出血，急又输血，但热度过度，肠血不止。延到30日下午12时28分死去，享年89岁。

11月3日，以蒋经国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按吴稚晖遗嘱，将其遗体火化，12月1日在金门岛海葬。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台北市中心区有一圆形广场，花木扶疏中掩映着两尊铜像，一是蒋介石，一是吴稚晖（敬恒）。市政当局为疏导人流车辆的拥挤，取消广场后即将这两尊铜像迁往他处，台湾给蒋介石树像，自有其至理；以吴稚晖陪祀，颇费猜测。盖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东荡西杀，覆雨翻云，沥尽脑汁的“功臣”大有人在，何摒何应钦、张群、陈诚。。而选中这位被称为“刘姥姥”的人？仔细一想，选者的苦心孤诣也确是不凡。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蒋介石来说，吴稚晖应居“首功”，陪祀，当之无愧。

赢得一座铜像陪祀，算是对吴稚晖一生在政治活动上的唯一代价。但未可抹杀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书法上的造诣和贡献。台湾出版了《吴稚晖先生文集》，大陆对吴氏的思想体系也作二分法批判。经常晤谈，且不断有书信往来的曹聚仁先生对其作如评价：稚老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可是他心目中的大同世界，并不是在清风明月之下，结起了茅屋，耕田凿井，做着羡皇上人之梦的。他认为必须重视物质文明。他所理想的大同世界，凡是劳动都归诸机器，要求人工的部分极少，每人每日只要工作二小时，便已各尽所能。

他和我在上海西门一家茶楼上见面以后，成为忘年的师友，书信往来，我有所问，他一定诚诚恳恳地回答，尤其关于语言文字学的问题。独有国共分家的当儿，我接连寄了三封信给他，问他为什么要反共？他就只字不回答我，我相信他的心里也是十分矛盾的。

有人替吴稚老作传记，有一段说到稚老的文体“有其独到的创见，超物的风格。。”《新世纪》里若干论著，嬉笑怒骂，雄健犀利，不同凡响。当时士大夫们看了《新世纪》的文章，并不顺眼，先生曾就此有所声明。他说，本报同人因文笔稚弱，庄言之易涉迂诲，不如诡言之稍醒眉目，故欲拉拉杂杂，自成为一种白话。马迁有言：文不雅驯，■绅先生难言之，本报同人极恶旧世界所谓■绅先生，故矫在不免过正。稚老原是提倡白话文的急先锋。。他说他的文体乃是以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的精神行之的。。他的笔法，乃是揉合俗语与经典，村言与辞赋为一炉的创格，其中有雌鬼与雄鬼睡在一枕，上一句是“肉面贴着肉面”，十分村俗，下一句是“风光摇曳，别有不同”，却又十分典雅。吴氏自己所谓“放屁文学”，就是敢于运用最村俗的粗话，而又“六经皆我注脚”的新文体。

第二节阎锡山万变不离其宗逃离山西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台北台大医院。这个在台北被人遗忘多年的“总统府资政”，报纸上终于又有了他的新闻。台湾报纸说：阎氏晚年“生活恬淡，而埋首于读书与著作”，在他病逝的前一天，医师前往阎氏居所为其诊治时，阎氏“床边尚留有若干书籍，最近且计划重读二十四史，且已向人洽借，但不幸尚未将书取来，而人已遽捐馆舍。”

一度有“山西土皇帝”之称的阎锡山晚景如此“恬淡”；一生争强好胜，前呼后拥，轰轰烈烈，到头来如此冷寂——逝世时，仅夫人徐友梅女士陪侍在侧。。1948年。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眼看要被解放军分而治之，战略据点运城被占，阎锡山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不过，阎锡山仍有他自己的算盘：运城据点虽然落入解放军手里，但总算达到了拖延徐向前兵团进攻晋中腹地的时间。使他获得加固临汾城防工事，增派守城部队的机会。徐向前指挥的“土八路”，有本事炸开10米厚的运城城墙，绝对炸不开临汾30米卧牛式的厚城墙。再说，有临汾古城的几道防线和工事，加上强大的火力配备，徐向前的几万兵，攻不到城墙根，也都得倒在阵地上，让你损兵折将，象历史上的李自成一样自动撤走。

徐向前兵团打罢运城，接着便要打临汾，在这一点上，阎锡山的判断还是准确的。但他对徐向前打运城为的是锻炼部队，学会攻坚战进而打临汾；打临汾又是“战场练兵”为的是拿下山西省城太原这个深远的作战计划，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948年3月7日，徐向前指挥人民解放军第8、13纵队及太岳吕梁军区部队，发动了对临汾的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于4月11日攻占东关。此后，用了27昼夜时间秘密完成两条各长110米的破城坑道。5月17日开始攻城，先对城墙进行坑道爆破，炸开缺口，接着，展开猛攻，于当天深夜攻克临汾。阎锡山往往错误地估计形势。临汾一战，双方激战72天，解放军消灭了守城敌军2．5万，而自己也伤亡1．7万。当然，阎锡山说的更离谱，说是“共军伤亡至少5万”。因此，他估计，徐向前兵团决不会打下临汾不休整而北上攻晋中。便安安稳稳地部署晋中的抢粮和抓丁，以扩军备战守太原。然而，徐向前部北上晋中的军事行动，打破了阎锡山的美梦。1948年6月11日，吕梁部队47个团6万余人围攻山西孝义的高阳镇，阎锡山调动驻平遥、介休等地的5个师兵力西援。18日，太岳部队乘虚向平遥、介休地区出击，占领灵石，徐向前部主力由东西突破，打进了介休、平遥、祁县间。阎锡山又调主力回返向南来了，在平、介以南地区遭我军伏击，被歼灭一个整师、一个炮兵团，还有一个师的大部。

这一棒把阎锡山打痛了，也打懵了，想收兵不战。可是，蒋介石发来了急电，给阎锡山打气，与损耗大而又疲惫不堪的共军决战，必胜无疑。阎锡山在犹豫中又征求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顾问团拿出了决策性的作战方案：共军因已进入了反攻阶段，所以主动寻找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决战。在山西活动的徐向前部队也不象过去那样只是捉迷藏似的等待时机，或者只是保护农民收获粮食，而是亲自寻找并歼灭作为山西防卫支柱的山西野战军的主力。其目标，我们只能认定是企图控制整个山西。我们认为祁县县城的前哨战，就是一个证据。

基于这样的判断，留守太原只能是坐以待毙。道路只有一条，即我们也只有寻找徐向前的主力，进行决战，并歼灭之。假如取胜，其他兵团到达，还需要相当长时间；如被打败，道路也只有一条，即太原被围。这是今村（阎军第十总队司令，改名晋树德）、原泉（阎野战军副总司令原泉福）等人在祁县讨论时得出的判断，我们以这一仗为赌注，命令所有留下的日军主力也都出动。同时，还命令在榆次附近佯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等五个团，以工兵、通信、司令部和第八、第九总队的全部兵力，急迷向祁县进军。这样，在此后的三个月时间里，各自都开始在自己占优势的时候，打击对方，并且是真真假假的十几万人大军的运动战。其间，时而前进，时而后退，时而迂回，时而正面进攻；一边观察对方的企图，一边等待时机，投入全军，发动大会战。

阎锡山依仗着积蓄下来的十几万军队，又听了日本军事顾问团的意见，觉得蒋介石讲的有道理，与其被动挨打，不如主动出击。决心一下，即命令以赵承绶为总司令，原泉福为副总司令的山西野战军，以祁县以北为战场，与徐向前进行一个大会战。又授意，打运动战，能打则打，不能打则跑。叫做“一跑万有，一跑万胜”。

徐向前已经选定了太谷、榆次、徐沟间，这个离铁路较远、战场较宽广、敌人守备又空虚的犄角地区为歼灭阎锡山野战军的战场，等待着大决战的开始。

6月28日，阎锡山野战军总部率33军和平遥的34军南北对进会合了，摆开了决战的架势。

这时，徐向前命令太岳部队昼夜急行军，(禁止)太谷、榆次间，配合肖文玖集团，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炸毁了铁路桥，切断敌人北逃退路，在沿线各地、要点，连夜构筑工事，设置了阻击防线。命令8纵队攻下祁县，消灭守城敌军，消除围歼战的后顾之忧。

阎锡山的部将赵承绶发现了徐向前兵团堵歼战意图，见北逃退路断绝，后退祁县无着，只有集中兵力、火力轮番猛攻，杀开一条血路向太原回撤。天上有飞机轰炸助战，地面70余门重炮轰击，9个主力团的兵力轮番攻击，赵承绶和他的3．3军军长沈瑞亲自上阵督战，连战三天三夜，终未突破我军防线。连坐镇指挥的阎锡山也无不为之吃惊：想不到“土八路”竟如此顽强应战。阎锡山在报话机里大骂赵承绶：“你真是个老糊涂蛋，徐沟这边不是还有公路大道可走吗？”

赵承绶、原泉福指挥的出城来大会战的野战军主力，钻进了徐向前预设的战场。

徐兵团以13纵队加8纵一个旅，前堵后截，终将赵承绶、阎锡山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三万余众团团包围，来了个分割围歼战的“大会餐”。这便是阎锡山听了日本人的、听了蒋介石的，举行晋中大会战的结局。阎野战军的主力，包括几千日本兵在内的10总队，就这样被徐向前指挥的解放军所吞殁，这时候，晋中其它县城的守军，也都弃城纷纷逃命溃散。

晋中一战，阎锡山损兵折将，计有：一个集团军总部、5个军部、9个整师、两个总队，共计10万余人。徐向前部连克县城14座。将战线推进到太原城下。至此，晋中战役结束，除太原城外，晋中全被我军解放。

7月21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太原的包围，被围困在太原的阎锡山，如同乘坐一条漂摇在孤海里的船，是应东风，还是应西风？定不了航向。又是蒋介石出面为阎定计了。在阎锡山晋中会战大败的时候，蒋先派了国防部长白崇禧飞来，要求阎锡山守在太原。阎锡山有联共抗日之前嫌，为此，蒋介石只担心阎锡山脚踏两只船之际，投靠共产党。白崇禧回到南京只一周，徐向前指挥的晋中战役结束的第二天，7月22日，蒋介石亲自飞来太原。为了拉住阎锡山不使他倒向共产党一边，且看蒋随身带的是些什么人吧！他带来的有，现任蒋政府的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徐永昌是早年投奔阎锡山的老将，曾经为阎锡山巩固山西军政权出生入死卖命，深得阎的信任。后来，徐并不支持阎锡山参与军阀混战，而又坚决反共，尔后，徐思想上与阎发生矛盾，担心落得个温寿泉、黄国梁的下场，便暗中托人向蒋说情。蒋甚喜，以政府任命形式，调徐到南京任事，脱离了阎锡山。抗战期间，徐永昌在国民政府担任军令部部长，阎利用徐的政府任职，从政府多报多领许多编制名额的亏空。蒋介石知道徐永昌反共坚决，又与阎没撕破过脸皮，所以，当阎锡山骑墙倒向哪一边的时候，便把徐永昌带来陪伴见阎，不也很有意味的吗？

蒋介石的第二名随员贾景德，也曾是阎锡山的人，现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贾最早是阎的机要处长，后一直任阎锡山的秘书长，军阀混战时期，阎另立“王朝”，北平国民党部扩大会议期间，贾出面替阎联络各方军阀势力，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这时候，蒋介石选定贾景德作陪伴随员前来太原见阎，其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蒋介石飞来太原这天，下着雨；由于太原处于被解放军围困之中，城南的大机场已经在人民解放军火炮射程之内，蒋介石的专机只得在城北小飞机场降落。蒋介石走下飞机，前来迎接的阎锡山哭丧着脸向蒋介石说：“总统阁下，只好请多多包涵啦！”

阎显得非常激动，象有多大委屈憋在肚里要吐出来似的。他认为这时候蒋介石来访太原，等于从绞刑架上把他救了下来。有点感恩戴德的味道，所以他和他的高级将领，都冒雨来机场迎接。

尽管如此，机场再无以前那样的欢迎人群，仅有的军界将领中，还少一位老将赵承绶。如今他这个太原绥署中将副主任兼保安副司令、野战军总司令，成了徐向前的战俘。

这天，太原市实际处于戒严状态，从绥靖公署到城北飞机场，沿途街禁，连机关人员也限制不准出门，绥署院里的工作人员不准出房门。蒋介石、阎锡山同坐的一辆车，飞速开进绥署大院，下了车，直奔正楼二层会议室密谈。阎方参加会谈的除阎以外，只有孙楚、王靖国，这二人现已是阎锡山的左右手。两小时的密谈，好象暗地里达成什么协议。只见阎锡山走出会议室的时候，不再阴沉锁眉。大概阎锡山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和蒋介石合流反共到底。

果然，阎锡山把蒋介石引进了高级将领暨省参议会负责人参加的大会议厅。在这里，蒋介石露了面，发表了演说：。。太原伪局势不要紧，我一定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希望大家拿出最大的奋斗精神，服从阎主任的统一领导，与共产党拼斗到底。

太原的局势比山东的济南和东北的沈阳、长春要好得多，保险得多，现在的东面还很有办法，太原一定更有办法了。

临上飞机前，蒋介石还装模作样地到城墙一角阵地上“视察”一番，给守城的阎军打气。

雨停了，蒋介石的专机起飞了。阎锡山独自坐在绥靖公署办公室里不出来，阎的堂五妹子特地为他准备了可口的五台山药蛋、白菜、粉条、豆腐、白肉片大碗熬菜和小米饭、蒸馍、面条，端上桌的饭菜快凉了，还不见他回来，阎慧卿急了，迈着快步来到阎锡山的办公处。

已有运城、临汾失守的失败，又有了晋中大会战听从了蒋介石、日本军事顾问拨弄的失策，阎锡山也知道太原城尽管修筑各种形状的洋灰碉，集团工事成千上万，也难以抵挡住徐向前兵团的围攻聚歼。于是当运城、临汾失守，晋中大会战失败，太原被围形成孤海、危在旦夕之时，阎锡山把其家眷和继母陈秀卿、大老婆徐竹青偕二媳及孙儿、孙女，还有四儿子阎志敏一家、五儿子阎志惠一家，都先迁移上海，后来又转移至台湾和美国，在太原也只留下五妹子鲜子（阎慧卿）照料他的生活。所以，阎锡山把蒋介石打发走以后，一直没有回到公馆住处，阎锡山身边唯一可亲可信的五鲜子，便找到阎的办公处来了！请看这对兄妹的一段对话：“我说哥呀，你这又何苦呢？蒋介石不是满口答应了吗？”

“我正是为这个犯愁呢！蒋介石才不是东西哩，他的话一句也不能信，常常弃信忘义。冯玉祥上过他多少次的当，我阎百川也吃过他不少的亏。他说是从陕北调一个师的部队来守太原，又答应给晋绥军全部的供给，这些都是空话，即使调运一个师的部队来，究竟是用来守城，还是控制我阎百川？再说给的粮食、物资、弹药，从帐面看，数字不少，可如今太原是个孤海，火车路不通，光靠几架飞机又能运多少？”

“哥呀，这些事，日后再说吧，先回屋里吃饭吧！”

蒋介石对阎锡山是有提防的，既防备张学良、杨虎诚“西安事变”的重演，也防备阎锡山的暗算。这次蒋介石一走进太原绥靖公署正楼二层会议室，他的随从便对绥署上校接待科长李寿山打招呼说：“委员长自带有厨师和水，不用准备吃喝。”蒋介石在太原逗留四五个小时，没喝山西的水，也没有吃阎为他准备的饭。

蒋介石认为来太原冒这一次险是值得的。他在回返的飞机上对徐永昌、贾景德说：“阎百川终于和我蒋介石又在一条战线上了！”

这次蒋介石没有撤谎，他为拉拢阎锡山，果然从陕北战场调来了蒋军第30师（后改为军）两个旅来太原参加防守，阎锡山又和美国人陈纳德民航队达成协议，帮助往太原运送蒋介石增援的物资、弹药和粮食，这样一来，阎锡山便部署和进行“太原保卫战”总动员，决心和蒋介石、傅作义一起为巩固华北地盘而与共产党决一死战。

太原战役发起前，徐向前曾亲笔写信给阎锡山，希望他能以太原数十万人民的利益为重，坐下来谈判，和平解决，不再动用武力，而阎锡山执迷不悟，杀了送信的80岁老翁，还把徐向前给他的亲笔信件，转送南京蒋介石政府，以表示他“死守太原”的决心。

阎锡山要顽固到底，人民解放军只好用枪炮攻打坚固设防的太原了。

1948年10月，徐向前亲赴前线统一指挥发起了太原战役。一气攻占东山，又经过一番艰苦的阵地战，占领了城东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并将前沿阵地推进到城东外壕一线。驻这里的是原西北军旧部、现任蒋军30军军长黄樵松，他派人出城来接洽起义，徐向前派部属8纵参谋处长晋夫人城协助，哪知，由于30军27师师长戴炳南出卖，黄樵松等被阎锡山诱捕，送往南京，被蒋介石处决。阎锡山又一次表示了与蒋合流到底的决心。

从1948年6月13日开始，阎锡山就开始了艰难的“太原保卫战”。从那时起，阎锡山就抱定“牺牲在太原”的决心。1949年1月，博作义起义是对阎锡山心灵上一次很重的打击。傅作义将军是阎锡山从排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所以阎锡山的难过，更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时，阎锡山原来的同僚、在上海的田象奎、朱点，在北平的赵丞廉、温寿泉、郭宗汾等，都来函来电劝告阎锡山，希望太原仿照北平方式，和平解决。阎锡山不仅置之不理，还特别召集了一次军政各部门重要干部数百人参加的会议，在这次营长以上军官会议上，阎锡山坚定“死守太原”的决心，对军官们说：“大丈夫应当马革裹尸，岂可面颜事敌”，并大骂了一通傅作义。

1949年1月底，平津战役结束。华北地区基本被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阎锡山的太原据点彻底孤立。阎锡山看出了共产党是不会放弃太原的。于是，他把梁化之、孙楚（绥署副主任）、王靖国（建军会总负责人、太原守备总司令）、赵世铃（绥署参谋长）、吴绍之（秘书长）等五人，另外附加了五鲜子阎慧卿，留守太原，他自己耍了个花招，让他安排在南京政府里的贾景德等人，求代总统李宗仁发来个邀请电。阎锡山在临时召集的军事、行政、经济和组织等方面高级负责人会上，宣读了这封给阎的邀请电：“张治中、邵力子等组成的和平代表团日内要赴北平，进行和平谈判，请速来南京洋谈一切。”

这便是阎锡山施出的脱身保命计。他念完电报还假装正经地问：“你们大家对此有甚意见，随便说说，做我的参政。”临未，阎锡山站起来要走了，还假情假意地说了句：“你们大家都不要送我，飞机场里不断落炮弹！”1949年3月23日下午，几辆汽车急驶入太原西门外红沟机场，车尚未停稳，一军官轻轻搀下一位老人，他就是山西“土皇帝”阎锡山，此刻，他正准备离开太原逃到南京。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

这天早晨，阎锡山在他上海的公馆，接到了陪伴奉侍他生活多年的五鲜子阎慧卿的绝命电。内称：。。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魂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

至此，阎锡山苦心经营了38年的山西换了天地，阎锡山军阀统治的山西政权就此完结。阎锡山离开了30年命运与共的山西，成了无巢的孤雁，政治斗争中再也没有可依靠的实力了。

出任行政院长阎锡山逃离山西后，住在南京宁海路一座小洋房里。一天，一位新闻记者在阎锡山的住所找到他，要求采访。阎锡山欣然接待。阎氏坐下来谈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了无倦意。倒是那位新闻记者因为还要到别处去采访，不得不告辞。当天晚上，这位记者回到报社，打算好好写一篇访问阎锡山的新闻稿。但他把白天听阎所讲的话细细回味一番，无论如何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香烟抽了大半盒，桌上还是一张白纸。于是他掷笔喟然长叹曰：“干了这些年的记者，今天总算遇到了一只老狐狸精！”这位记者对人谈起采访生活时说，在他多年的记者生涯中，遇到过不少狡猾的采访对象，但是，不论他们多么狡猾，多么会躲闪问题，只要找着了他们，有办法使他们坐下来谈，即使他们是吹牛也好，发牢骚也好，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总会透露一点新闻。唯有这一次采访阎锡山这个老狐狸精，竟落得“身入宝山，空手而回。”这时正是蒋介石下野之时。

1948年底，蒋介石的“戡乱”政策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遭到彻底失败。美国和桂系的倒蒋活动也日益明显。国民党内一些上层军政要员亦纷纷发出呼吁，提出和谈主张，要求蒋介石下野。

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国民党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之际，以倡议和平为手段，发起逼蒋下野，以图取而代之的活动。1948年12月22日，坐镇汉口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扣留蒋介石运送军械南下的船只。并反对从汉口地区抽调兵力增援徐州。同时白崇禧还派邓汉翔赴南京，要蒋介石从速下野。12月24日和30日，白崇禧两度电蒋，表示军心、民心均不欲再战，要求国共军队就此停止军事行动，请美、英、苏三国共同斡旋谈和，同民意机关向国共双方呼吁和平，要蒋“速谋决定”，“趁早英断”。12月26日，李宗仁提出和谈五条要求：蒋介石下野；释放政治犯；言论集会自由；国共军队各自撤退三十里；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军队，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

同时，在桂系的授意下，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湘、鄂、豫、桂四省参议会议长先后发表通电，倡议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

在内外交困之下，蒋介石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表示愿与中共“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但却提出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的谈判条件。1月8日，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希望四国政府促成国共和谈，但均遭拒绝。

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发表后，桂系亦更加紧其倒蒋活动。白崇禧上书蒋介石，要他利用第三方面人士和中共和谈。李宗仁、白崇禧之间信使往返，谋划逼蒋对策。白崇禧派黄绍■赴香港与中共联系。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在桂系的威逼之下，1月21日，蒋介石在作了一系列经济、人事和军事部署后，发表文告，宣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决定身先引退。

当日下午，蒋介石悄然离南京往杭州飞回溪口。阎锡山特地赶到奉化，探访蒋介石。蒋介石颇为感动，盛情邀劝阎锡山暂住奉化。

这时，李宗仁“和平”攻势濒临破产。南京形势吃紧。阎锡山小住奉化后，即赴上海公馆。不久，蒋介石去了台湾。徐永昌到上海见阎锡山，相告“大势去也”。阎锡山在徐永昌面前，老泪纵横。4月24日，当阎锡山在上海公馆接到其堂妹阎慧卿的绝命电时，知悉梁化之、孙楚诸老部下悉数成仁，集体自杀后，当即涕泪滂沱，悲痛不已。

蒋介石下野后，孙科内阁与代总统李宗仁不和，于1949年3月8日辞职。3月12日，组成了以何应钦为行政院长的内阁。何应钦内阁也未能挽救国民党政府在大陆覆亡的命运。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迁地办公”，到广州办公。徐永昌在上海见阎锡山后，即乘飞机抵广州，又飞往台湾，去见第三次下野后去了台湾的蒋介石。蒋介石要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希望他能出面组阁，以挽危局。

尽管李宗仁“代总统”另有组阁意图，不过，蒋介石要让阎锡山组阁，李宗仁不得不提请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49年6月3日，阎锡山经出席立法委员超过五分之四的投票同意，而出任“行政院长”，据当时国民党中央社广州6月7日电称：阎锡山获得的同意票数，开创南京国民政府行宪以来历次阁揆的新纪录。可见，当时国民政府对阎锡山的厚望。6月12日，阎锡山组阁完毕，内阁阵容如下：“副院长”朱家骅；“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叶公超；“国防部长”阎锡山（兼）；“财政部长”关吉玉；“经济部长”刘航琛；“教育部长”杭立武；“交通部长”陈良；“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张群、吴铁城、陈立夫、徐永昌、黄少谷、万鸿图（青年党）、王师尊（民社党）为“不管部”政务委员，“秘书长”贾景德。

阎锡山组阁后，企图利用蒋介石与李宗仁之间的矛盾独树一帜，主张“国防部部长”职权要等于作战最高统帅，以便自己成为政治与军事的实际领导者，并企图收揽被蒋介石所排斥的官僚政客，作为政治资本，遭到了蒋介石、李宗仁的反对。在蒋李斗争中，阎锡山两方不讨好，蒋系人骂阎是“无能的白日梦者”，李系人骂阎是蒋介石的“走狗”。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并兼“国防部长”，真可谓临危而出，他以“战斗内阁”自矢，但毕竟为时已晚，已无法挽回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命运了。虽然是蒋介石在幕后一手支持阎锡山的，但在战略思想方面，阎锡山却是批评蒋介石最激烈的一个。

1949年秋天，广州闷热得令人难耐。东山梅花村32号的会议厅里，国民党的要人们正在意兴阑珊地倾听着阎锡山关于“扭转时局案”的报告。阎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政策、领导、人事、心理都有关系。但在军事方面沦于今日土崩瓦解的状况，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其最大的责任。

蒋介石的战略思想基本上是守势作战。如在国共作战中，蒋在东北华北固守若干孤立据点，正好被共军各个击破，逐点消灭。及国共沿江对峙，蒋又坚持死守上海，而置长江沿线于不顾。其后和谈破裂，中共大军渡江南下，蒋又将主力撤守沿海若干据点，而使浙赣沿线变成了真空地带。凡此均足以证明，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原则实有其一贯的传统。

阎锡山进一步加以分析：当兹原子世纪，兵器空前进步，守势作战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已无可疑。至于吾人对方，纯重攻势作战。他们全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歼灭我方有生力量为其作战的基本任务。比如延安之役，我方沾沾自喜，以为最后总算粉碎了他们发号施令的基地，孰知他们事先已作出有计划的撤退，使我们扑了一个空，迄无所获。等到他们全力反扑，我们深入敌后的主力便全被歼灭了。这就是攻守利弊的具体证明。

最后，阎锡山提出了改变战略思想的方针，他主张不守点，不守线，而采取全面攻势作战，以期扭转劣势，挽回危局。

当时，吴铁城质问说：当抗战胜利之时，我们有大军500万，对方只有50万人，现在对方有300万，我们只有几十万人，如此优劣之势已成，怎能进行全面攻势作战？！

阎锡山被问得哑口无言。但会议终于作出决定，由阎锡山就其发言内容，写成书面意见，另外附加建议，请蒋介石将撤到粤闽海岸线的部队，调来大瘐岭一线集中，使与华中南下的部队紧密联系，配合作战。这一建议由吴铁城路过台北时面交蒋介石。但蒋介石对其建议未表示采纳，阎锡山不禁感慨地说：“蒋先生的战略思想是落后的，不合时代的，但蒋先生也有长处，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江西直捣广东韶关。6日，韶关解放，广州告急。10月10日，解放军逼近新街。由南京迁到广州办公不到8个月的国民政府被迫宣布再迁重庆。10月14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乘飞机往桂林抵重庆。即日，广州解放。广州的“政府”迁至重庆办公。“代总统”李宗仁借口治病，弃职逃到美国。阎锡山代理中枢政务。阎锡山连电蒋介石来重庆“共挽危局”。11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贵州，威逼重庆。29日，“行政院”再迁所在地至成都。30日，重庆解放，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逃往成都。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对成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12月8日，蒋介石、阎锡山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政府”撤离大陆，迁往台北，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随之，“行政院长”阎锡山飞赴台北。

1950年1月，阎锡山卸去“国防部长”兼职，交徐永昌担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阎锡山因与李宗仁的颇多合作，已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蒋介石要他把“行政院”交出来，阎氏即交上了辞呈。这样，阎锡山把当了不到9个月的“行政院长”交给了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革命实践研究院”院务委员等职。至此，阎锡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和军事生涯，转入退休养老之年。

出国不成阎锡山在台湾，开始住在台北市中山北路1段105巷16号，后移住丽水街8号，独处一楼。辞去“行政院长”职不久，又移居台北阳明山公馆里九邻81号青山草庐隐居，平时人迹罕至。在台北，阎锡山成了被大家遗忘的人。国民党政权的任何场合固然看不到他的踪迹，连报纸上也很少提到他的名字。阎锡山自己呢，倒也“自得其乐”，整天躲在私宅里埋首读书，勤奋写作。据说，阎锡山平日不常下山，只是遇以“国庆大典”及蒋介石生日则必亲往参加，对机关学校邀其演讲，莫不有求必应。与他同住的仅有贾景德、张锦富等数人。

阎锡山到台湾后不久，看到局势不妙，便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到日本“从事著作”。他知道，自己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几十年的交往，阎锡山对蒋的为人很是了解，不过，阎锡山也一向自大。他常说，自民国以来的大总统、总统、国民政府主席及大小军阀，他佩服和尊敬的是孙中山，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民国元年（公历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平谒见袁世凯，不觉汗流浃背，俯伏在地，行了跪拜大礼。至于后来接任袁世凯的黎元洪，他根本不放在眼里。袁世凯死了以后，副总统黎元洪接任总统，电邀他进京。阎锡山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对于蒋介石，阎锡山的政策是，对我有利，我服从，但他时时怀恨蒋介石，暗存倒蒋之心。阎锡山在山西执政，对蒋介石中央政府的法令，始终于表面服从，实际上自行其是，另搞一套。抗战期间，阎锡山无时不防范蒋介石对他的排挤、吞并，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陈诚、胡宗南、卫立煌等对他可能发动的袭击、围攻。当时，他对重庆蒋政府也是持以蔑视。他自负地用旁观者的态度，多次说到蒋介石无能，很难应付这种复杂纷坛的局面，认为自己比蒋有办法。他曾说：重庆政局是个大杂烩，当权者东一头，西一把，缺少一个总主意，无法支配这种局面。

抗战胜利以后，阎锡山之所以投身蒋介石打内战的行列，也是为的自身利益，痴心企图保住他统治了近40年的山西地盘，为实现孙中山要他“替国民革命保持着北方这个基地”的嘱咐。

阎锡山逃离山西后，在蒋介石支持下，出任“行政院长”，自然还想着打回山西去的，同时他又与“代总统”李宗仁有颇多合作，并批评蒋介石的战略思想，蒋介石的不满可想而知。

现在，到了台湾，阎锡山失去了山西这块基地，也没有了大陆战局的危急可以作个缓解阀，加上蒋介石的独裁日盛，心里烦闷日增，自然想到出国“从事著作”了。

蒋介石对阎锡山的那封信始终不加理睬。阎锡山实在忍耐不住，私下里托蒋介石的一个亲信打听究竟。过了一些日子，这个人很坦白地对他说：如果阎先生一定要去东京小住，总统也没法强留。不过，目前政府的经济情形相当困难，总统认为，要是阎先生肯把在日本的存款调拔一半回来，那么日本之行绝对不成问题！

阎锡山听了这话，当然拼命否认他在日本拥有大量存款的事实，同时也只好打消了去日本的念头。

凡是稍微留心时事的人，都知道在解放之前，阎锡山的名字是和山西分不开的。“山西离不开我，我离不开山西”，这是阎锡山当时常说的话。其实，山西离不开阎锡山是假，而阎锡山离不开山西倒是真。阎锡山一离开山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恨之树。

从1913年起，他一直在山西闭关固守，过着“土皇帝”的痛。为了不让别人的势力侵入山西，他在修建同蒲铁路时，故意把路轨修得特别窄，使得其他铁路上的车辆，无法在这条线上行驶。这种小铁路有一个最大的特点，火车头和车厢的轮子能调宽窄，它可以在宽轨铁路上跑，而宽轨铁路上的火车则不能在窄轨铁路上跑。这就不难看出阎锡山的真实用意了。修成窄轻轨铁路，遇有外来攻击战事，有利时可运兵出击，不利时则将火车头、机车全部拉回，而使敌方不能利用。大概受到从前山西人的传统影响，他对于黄金美钞都不怎么感到兴趣，却一贯地把他的财产变成了黑白二物——大量的烟土和银元。究竟阎锡山有多少财产，大概没有多少人知道。山西的公有资产，在大陆解放前即已被阎锡山盗出甚多，移往台湾、香港、日本及美国等地。据1957年6月10日中国新闻周刊称：其山西贸易公司迁台后更名为玉华公司，专营对日贸易，登记资金为40万美元，在日本设有联号东亚株式会社，公司董事由其四子阎志敏、五子阎志慧（在日本）及其私人驻日本代表徐士珙（字宏玉，为阎锡山妻侄）三人担任，东亚株式会社社长为阎志慧。其另一专营国外贸易的公司为同纪公司，最初和德国人合作经营，资金甚大，获利亦多，将资金迁台后，传已大部转到美国，由在美的阎志敏全权负责。其山西实业公司运台的一部分工作母机已先后分批卖出。此外，在陈纳德的民航公司中尚有一部分股份。在台所设兴中百货行和台兴印刷等小企业，因经营不善亏蚀，有歇业讯。

部分在台山西人因不甘阎锡山独吞山西公有资产，1950年即酝酿清算，1951年5月，曾由乔义生领衔发起清算。阎锡山对其旧部要求经济上帮助者，大都加以拒绝。这次，蒋介石要他交出在日财产为条件，让他去日本，当然阎锡山不敢再有去日本的念头了。

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职后，迁居阳明山隐居之前，贾景德及青年党之刘东岩、曾琦等曾策划，要阎锡山出面搞“第三势力”，以争取美国垂青，但阎锡山犹豫不决。1952年10月列为退役将军。

这次，阎锡山去日不成，便想去美国，避开蒋。便要王怀明在美国向“世界重振道德委员会”活动，邀请阎锡山以中国代表身份去美国参加会议。蒋介石已吃过放冯玉祥去美国后“胡说八道”的苦头，则不准阎锡山出国，而改派何应钦去参加了会议。从此，阎锡山知道蒋介石这位盟弟对他的意向，便不再有任何非份之想，而潜心于草庐隐居、读书、写作了。

写作不得1958年初，香港一家报纸传出消息说，阎锡山在台北整天躲在私人住宅里写书。当时那本书的书名虽然还没有定好，不过据他本人告诉人家说，“是一本反共的哲学理论基础。等到这本书出版后，国民党全体党员就不会象现在这样的毫无精神寄托了。”

其实，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倒真是替自己找个精神寄托。他的烦闷，只要蒋介石仍然活着，占据着台湾，就无法消除。到台湾不久，阎锡山看局势不妙，曾借口出国，在老蒋那儿讨了没趣，只有转向“内省”了。写自传不得，写时政文章也不得，于是便只有写写阎、蒋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反共到底。

阎锡山逃台湾后1951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石为其长子蒋经国当政继续开道，曾委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又升二级上将，直至“行政院长”。蒋介石“家天下”的意图昭然世间。

阎锡山针对蒋介石的“传子”大发议论，著书立说，宣扬“传贤不传子”：“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经济上的病根，在家天下政权私有，废井田土地私有。。自传贤的制度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并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宣传他的主张。

蒋介石听了之后，极为不快，授意山西籍人士贾景德、徐永昌转告阎锡山：“少发些空泛议论。”阎锡山不仅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警告，还受到了暗中监视。日子自然过得更不舒心。

回想自己的经历，阎锡山便决计整理《自传》。他在晚年自述说：我的家是个农商家世。初是个佃雇农，继而成自耕农。自我曾祖变农为商。我祖父时，即成一个小的地位，但一半自种，一半雇工帮助，亦可谓一个半帮工的自耕农。我父亲经营商业。

阎锡山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阎书堂念过私塾，后来弃学经商，在五台县城开钱铺。名“吉庆昌”。娶本村——五台县河边村小堡曲成义（字在左）之女曲月清为妻。清光绪九年，农历9月8日（公历1883年10月8日）生了阎锡山。阎锡山长到6岁，生母去世。阎书堂继娶定襄县陈家营的陈秀卿。过门时，陈秀卿曾提出不养前妻遗子为前提条件。6岁的阎锡山由外祖父领走抚养到16岁。阎锡山的童年、少年是在他外祖父、外祖母家度过的。

阎锡山从小不爱读书，淘气得没有边际，但他的性情却喜欢经营商业。

16岁时，父亲阎书堂便把他从外祖母家接回，与比他大3岁的徐竹青（字友梅）完婚。之后，便跟父亲来五台县城经营起“吉庆昌”钱铺了。生意一时兴隆。然而，好景不长，阎氏父子野心勃勃，想发大财，一次在金融市场上“打虎”失败。由于押的赌注太大，又没摸准行情，一家伙来了个大跌，负债累累。父子俩一合计，便逃出了河边村，到太原做起事来。

别看阎锡山当时只有十七八岁，但他从小没有母爱，成熟较早，而从商后走五台，闯忻州、窜太原，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学会了一套社交办法，能说会道。在太原做事几个月，便与旅居“四海店”的黄国梁、张瑜拜为换帖三兄弟，患难与共。不久，三人同考山西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八五八书房又同去日本留学。阎锡山在东京专修军事期间，常出入旅居日本的孙中山的横滨住处。他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便和瑜等人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成为该会第一批会员。

阎锡山最早树立民主、民族思想，以至参与推翻清王朝的义举，都来自孙中山。回顾青年时期日本就学时，与孙中山的相处，阎锡山晚年在台湾对人说：“当时我与孙中山先生谈过许多次话，即认为中国这个革命是需要的，遂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

“铁血丈夫团”是我提议发起的。因为同盟会中文人居多数，但同盟会中的一部分军人认为革命的实施须靠军人，于是成立一个“铁血丈夫团”。而这二十八名军人，即为宣统三年（辛亥年）中国革命的中坚人物，各省的起义都督，大部为“铁血丈夫团”的骨干。当时，曾向孙中山宣誓，不惜牺牲，回国从事策动军事起义。”

阎锡山在日本求学时期，曾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于光绪33年（公历1907年）与盟友赵戴文不畏生命危险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因此，孙中山与阎锡山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清宣统元年（公历1909年）3月，阎锡山等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这年，他27岁。阎锡山回到山西任清军标统（相当于团长）。当时，军队腐败，视命令如同儿戏，已经习以为常。有次在操场出操，营长玩忽阎锡山的口令，阎随即拔刀砍他，治军之严，从此可见一斑了。阎一面练兵，一面策划山西的革命工作。当时山西巡抚陆钟琦的儿子，和阎氏是同校同学，一面劝他防止革命党的活动，一面对他严密监视，最后又向他表示说：你如果革命，我父亲可以和平让位。这是陆巡抚教他儿子刺探他的心里，种种复杂环境，阎氏都一一妥善地应付过去。这时，武昌起义，阎氏便积极布置山西的革命行动，密定辛亥年10月29日在太原起事。

正在布置当中，陆巡抚命令他领发子弹准备开往临汾，以施其调虎离山之计。10月28日夜间，山西巡抚衙门电话通知布政使等，说武昌大局转危为安。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恐怕革命同志精神动摇，便毅然决定于29日拂晓从太原南门攻入城内，包围巡抚衙门，打死陆巡抚，占据太原。有力地振奋了武昌起义者的精神，支援了革命。阎锡山在被推为山西都督大会上说：今虽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大家不可认为成功。。。今天才是革命工作的开始，原与孙（中山）先生约定，河南、陕西动后，山西再动，今不得已而为之，与全局的好处固多，而我们的困难甚大，愿与诸同志以革命的精神，与清军作战，先求固守。

回首往事，阎锡山很激动，他曾说：起义成功，我被公推为山西都督，此为宣统三年九月初八日，即1911年10月29日，亦是我29岁的时候，是日又是我的生辰。

1912年4月，孙中山卸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但阎锡山主动致电孙中山，敦请早日赴晋；又特派代表邢殿元赴京劝孙中山赴晋；旋即派温寿泉、召恩慎、南桂馨三人赴京迎接。在阎锡山如此盛情相迎情势下，孙中山于9月18日到了山西太原。

孙中山莅临太原，一再表彰阎锡山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前在日本之时，当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

去岁武昌起义，不到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惟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八省亦当致谢。

孙氏还为阎锡山写了“博爱”手书，并一再叮嘱阎锡山说：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方设法，保住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在袁世凯时期，孙中山曾派人密告阎锡山说：你要善于应付环境，保存山西实力，等待革命时机到来，再行出力。

阎锡山接受了这个指示，从此以为借口，当他的“土皇帝”。直到逃离山西之前，阎锡山在任何环境下都是以“不离开山西”为指导原则的。

在民国时期，阎锡山为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设，曾制定出一系列的建设计划并努力实施，使山西获得了国民政府“模范省”的称号。而响应北伐、抗御日寇等等，也为他日后所津津乐道。

阎锡山整理《自传》，当他写到“中原大战”时，谈到下野，曾在《答客问的自述》一文中说，“那是一段难堪的日子”。但在谁胜谁败的问题上，阎锡山并不认输，“中原大战”由阎锡山下野而结束，但蒋介石也因“中原大战”而下野。蒋、阎争论不休，蒋介石硬说他是胜利者。阎锡山在与蒋介石几次直接交锋、生死搏斗之后，充分认识到蒋介石的为人：阴谋比任何人都多、野心比任何人都大、手段比任何人都毒辣、作风比任何人都独裁。此后，阎锡山也就不再谈写《自传》了。

阎锡山在草庐隐居，深居简出，埋首读书，确有其难言的苦衷和不胜的烦闷。曾有外国出版商，愿以美金二万元请阎锡山写回忆录，阎锡山以“我不往后看，我只向前看”为托词，而予婉拒。他晚年所作，也只是做些乌托邦式的梦想了：《共产主义的批判》、《现社会病及其治法》、《反共为什么？凭什么反共？》、《大同之路》、《未来三百年之中国》等。《未来三百年之中国》是阎锡山最后一部著作，就其理想，为未来中国绘下一美丽的蓝图。1959年，当他正从事此一著作时，即曾患病，痊愈后自谓体力日差，恐难完成，故有暇即日夜执笔，而于1960年初完成，大为快慰。阎锡山也只有靠这个为自己的晚年找精神寄托罢了。

在台湾，阎锡山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抱定反共必胜信念，妄图再回大陆做他昔日的“山西土皇帝”。他曾对香港《真报》记者谈重返大陆问题：“一旦反攻号响，看吧，我还要请求率领健儿们再打几个胜仗给国人看看，我有信心；生从太原来，我这把老骨头仍将活着回太原去。”可见这位反共老人万变不离其宗。

可是终于看不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了。

病逝台北1960年5月23日下午1时30分，国民党“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委员阎锡山病逝，享寿78岁。

据称：阎锡山原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且因此影响血管而导。致心脏病，曾先后于1952年、1955年、1957年住台大医院治疗，痊愈后出院，雇有特别hushi，在私邸长期疗养，体力日渐康复，精神殊佳。1960年5月18日，阎氏忽感不适，初为轻微之感冒，至21日病况忽然转剧，全身发高烧，乃延请陆军总医院医师诊治，诊断系属感冒，处方服药后，至22日，体温即见降低，病况一度好转。到夜间10时，病情渐趋恶化，突发生气喘现象，深夜12时后哮喘甚剧，至23日上午，贾景德氏闻讯，立即赶到阳明山探病，决定延请经常为阎锡山诊治之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医师诊治。上午9时许派员赶赴台大医院，10点偕蔡医师上门，10点半抵寓诊治，认为阎氏病况已转为肺炎，而且相当严重，主张立即送医院急救并住院治疗，或尚有望。先注射强心剂两针后，即车送台北，在途中又为阎氏注射强心剂两针，于11时许抵达台大医院，住特二号病房，并立即注射强心剂及输送氧气急救，不料病情已入膏育，医药无效，延至下午1时30分，溘然长逝。下午5时成立了以何应钦为主任的治丧委员会，贾景德及阎氏家属为其选择墓地。5月29日，阎大殓。蒋介石亲往致祭，送了“怆怀耆勋”匾额。阎锡山遗体葬于阳明山之七星山。

阎锡山病逝后，家属遵照阎的遗嘱，将阎生前写的自挽联分贴其指示处。

第一副贴灵前：上联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下联是：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等事功横联为：朽嗔化欲

第二副贴楹柱前：上联是：摆脱开，摆脱开，粘染上洗干净很不易下联是：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

这大概是阎锡山晚年读书静悟对其一生的终极体会吧。

第三节胡适不默而终溘然长逝1961年初，胡适大病一场。从此深居简出，不外出、不会客，过起接近隐匿的生活。他每天严格按“作息时间表”生活，早八时起床，在绿草如茵的庭院中作上点轻微运动，作深呼吸，早餐后开始看书；他开始听从医生的劝告，对秘书和hushi小姐的安排更是言听计从，晚上从不熬夜。他静养得精气神足，有人问他：“为什么现在不去学校讲课了？”他笑笑说：“年纪大了，应该让年轻人了。”

12月17日，是胡适70岁生日，胡适在台大医院的待一号病房里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胡太太江冬秀女士特地亲手做了一些寿桃、寿面送到病房，“副总统”陈诚派人送了一大篮鲜红的玫瑰花。胡适谢绝了任何祝寿仪式，但前往医院祝寿的人仍络绎不绝。亲友在门口挡驾，但进入病房的人并不少，门口所列的两大册签名簿，填满了政府首脑及学术界人士的名字。胡适披着一件紫红色睡衣，坐在床上捧着于右任老先生亲笔题赠的《右任诗存》细心欣赏。有记者请他发表一点“七十感言”什么的，他笑着说了两个字：“老了！”胡适看了签名簿上的寿序，其中书法家毛子水写道：“胡适之先生四十五年来对祖国文化和教育的努力，是没有前例的。”胡适又笑着说：“每篇寿序都使我看了脸红。”

1962年2月24日上午，胡适到南港“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馆主持第五次院士会，王大中、吴大猷、吴健雄，袁家骋等院士，由国外赶来参加，胡适感到格外高兴。会上选举了七位院士：任之恭、梅贻琦、程毓淮、柏实义、李景均、陈■、何廉。其中有五个是住在国外，在台湾的只有两人；而当天出席会议的只有陈■，梅贻琦因病未到。翌日下午举行酒会，共一百余人出席。胡适首先致词说，这次院士会议是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海外四位院士回来参加更令人高兴。接着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的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验证“对等律之不可靠”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行起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又说：“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他讲完后，李济接着发言，大意是，科学不能在台湾生根，他对此感到忧虑。接着吴大猷代表海外来的发言。他的发言回答了李济提的问题，他说，不能生根的原因主要是缺乏适宜的环境。胡适表示赞成吴的发言，接着便发起了牢骚：“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指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的讲演），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讲这些话时，胡适显得非常激动。他说不生气，大概是不能自抑了。又说了几句，声音很大，突然把话煞住说，“好了，好了，今天我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这时正是六点半，人们开始散了。胡适站起来送客，一转身，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仰身向后倒，脑袋碰在桌边，再摔到磨石地上。经紧急抢救无效，心脏停止了跳动后将遗体抬上床时，可能是移动了身子的关系，只听得胡适叹了一口气，就这样与世长辞了。

潜心治学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蒋介石欲改组政府以收揽人心，于是在南京召开“国大”。美国人此时想借机将亲美的胡适扶上“总统”宝座，老奸巨猾的蒋介石为讨美国人欢心，亦假意装出让贤姿态，请胡适出任“总统”。此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博士一度凡心旌动，欲就政坛高位，转而看出蒋介石不过口头说说，表表姿态而已，并无真心让位之意，乃婉言辞谢。

至11月，蒋介石派陶希圣赴京，与胡适多次会晤。12月，陶希圣奉命再邀胡适到南京任行政院院长，全权组阁。一个风霜之夜，陶希圣到东厂胡同胡适的住宅，在胡的书房里作了一次长谈。胡适此时已觉国民党大势已去，无心再搅和进去，便推说有心脏病，不能胜任这种繁重的职务，却推荐傅斯年等人阁。陶说：“你何不选他为副院长，将日常的院务交给他做？”胡适正色道：“我不担任这一职务则已，担任了就要负责任，不能推。”

此时，杜鲁门压倒杜威再度连任美国总统，胡适所希冀的美国的强有力的支持已成梦想，遂觉大局已定，开始整理行装。随时准备南撤，书房里一片狼藉，一百多箱书根本不可能带走。胡适嗜书如命，却又无可奈何。他托陶希圣将其父的遗稿及自己的《水经注》稿带往南京，交傅斯年保存。他对陶说：“我不打算收拾书籍，就这样散在那里。我决意不先走。我一动学校就散了。”

此时北大已人心惶惶。常有人来问胡适对时局的看法及他本人是否有离北平及迁校的打算，他总是苦笑着说，他是支持傅作义的，如果这时候谈迁校，对北方的民心影响太大。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50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结尾处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健，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同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京接胡适等人。胡适临行前一宿不曾睡，只是看着他多年购置的一百多箱书发呆。最后决定只带一部二十六回本的《石头记》抄本走，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当天夜里10点钟抵达南京。

胡适此时心灰意冷，对国民党不再抱甚希望，决意潜心学问。1949年初，胡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举办的蔡元培先生纪念会上讲《整理四百年来〈水经注〉成绩小史》，报告他研究《水经注》的心得。这是他准备终身从事的学问之一。之后移住上海霞飞路，继续潜心治学。2月作成《齐白石年谱序》，并联系出版了此书。这是他在大陆出版的最后一部书。

在上海的这一段时间里，胡适很是难堪。一个丢了地盘的空头大学校长，又值江河日下，不甘冷遇的他提出“和比战难，苦撑待变”的口号，遭到一片热骂冷讽，所谓一介文人书生，坐着说话不嫌腰疼。精神上痛苦、晦暗之时，私下里和一些好友商量，筹组《自由中国日报》在上海出版，还预备着呕心沥血“以言论救中国”。不料上海的局势也渐渐不稳起来，遂准备日后到台湾去出版。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4月上旬，胡适受国民党政府委托，以私人身份悄然去美，乞求美国政府援助。赴美途中，胡适在船上替《自由中国半月刊》拟定了四条宗旨，又为早年好友陈独秀死前遗留下来的论文及书信的一本小册子写下《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一文。

这时国内“国共和谈”破裂，人民解放军已经打过长江。5月，胡适先后三次去华盛顿访问许多同情国民党政府的美国人，都说是一筹莫展，有心无力。他看到这班老朋友如此灰心丧气的失败心理，“感到不是私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16日通知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其后，避居纽约，美国许多大学来聘请他，都拒绝了。据说美国有位曾经做财政部长的大资本家特在匹兹堡大学捐设一年俸万余的讲座，并新建住房，供他终身使用，结果也被他拒绝了。表明他是不愿入美国籍的。1950年在他花甲之年，国民党台湾当局曾送给他6万美元的所谓宣传费，也被他全数退回。仍与其老妻江冬秀过着异乡生活。后来他回忆说，“在外国，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做的，哪有人来帮助我？”为了生计，这年他接受了普林斯登大学之聘，任该校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期满后仍任荣誉主持人。胡适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水经注》的考证上。关于《水经注》的真伪问题，他从1943年开始重审此案，前后用了将近二十年的功夫，对于所谓“戴（震）偷赵（一清），赵戴皆偷全（祖望）之说”，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此案一百多年来几乎已成定案。现在他用千百个证据，把这个诬告案子昭雪了。他认为戴并没有抄袭赵的书，也没有抄袭全的书，而是赵家的人抄袭戴的书；全的书，有部分是自己的，其中一部分是托先世的，胡适说他不老实，“英雄欺人”。又说：他自己开始审这个案子是打抱不平，要为同乡戴震申冤。这桩学术公案经过胡适的长期考证后，使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都有了一个公平的评价，这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帮助，在学术史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他与夫人住在纽约一家公寓，进门就是一小客厅。有客人来，由胡夫人亲自斟茶。

1951年12月17日，这天是胡适的生日，天气很冷，大雪纷飞。他在普林斯登大学讲学回家的车上，暗自思量：今年已是61岁了，所得的心脏病，连人寿保险公司都拒绝保险，他常带着药瓶走路，生命可能忽然结束，所以下决心，无论如何，应在有生之年，还清一生中所欠的债务。于是定下“生日决议案”：第一笔债是完成下卷《中国思想史》；第二笔债完成下部分《中国白话文学史》；第三笔债《水经注》的考证也应该判决了；第四是如果国家有事，只要力所能及，无论为团结自由力量，为“自由中国”说话，都愿尽力而为。由此可看出，胡适客居外域，晚景并不乐观，其中苦楚凄凉、思念故园之情，跃然纸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第二年他应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学院讲学之聘，由美第一次回台湾。在台大他以“治学方法”为题，连续作了三次学术报告。讲的内容，多是过去的老话，他说：方法是什么呢？我曾经有许多时候，想用文字做一个公式或一个口号、一个标语把方法扼要他说出来，但没有一个满意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起二三十年前的那两句话，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

胡适此时拿出了他早年留美时练就的看家本领——演讲。他口才极好，思路敏捷，表达准确，语调铿锵有力，抑扬顿挫，加之潇洒有力的手势，很能鼓动人。这几年他对治学方法颇有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妙语迭出，很受青年人的欢迎。这似给他并不年轻的身体打了强心针，重又活跃起来。

第二次讲治学时，他告诫青年人要养成“勤、谨、和、缓”的良好习惯。所谓勤，就是不偷懒，举他考证《水经注》上天下地去找材料经验为例。谨，是不苟且，不潦草，不拆滥污。孔子说的“执事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两个字。和，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成见，不动人气。他说：“动了肝火，是非就看不清楚”，“谦虚的跟着事实走，不管它带你到什么危险的境地去”。这就是和。缓，是不要着急，不要轻易发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在证据不充分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新材料，等到找了更好的证据，再来审判这案子。他认为这点很重要，“如果不能缓，也就不肯谨、不肯勤、不肯和了”。最后他说，有好习惯当然就有好的方法，好的结果。

第三次讲方法与材料，大意是说：材料可以帮助方法；材料不够，可以限制做学问的方法；而且材料的不同，又可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他说，做研究工作要得以好的成绩，需要有三个条件，（一）直接的研究材料；（二）能够随时地扩大材料；（三）能够扩充研究时所用的工具。他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说：因为所用方法比较严谨，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我们研究工作才能有点成绩。这点是他感到可以自慰的。

胡适早年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攻读博士学位，他一生对杜威的实证主义哲学推崇备至。他曾在台湾师范学院讲《杜威哲学》两次，又应社会各界之聘，作了多次演讲。有一次，在新闻界的欢迎会上谈他治学的经验，其中特别强调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他说，“我教书教了三十多年，都是拿极小的题目，各方面研究周到。否则便毫无用处”。“能够这样研究下去，一定有成。”并引佛语“功不唐捐”来加以说明，努力是不会白费的。此外，他在台东曾与中学生讲《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问题。关于修养，他说应该注意两点：（一）是工具的求得，不论就业或升学，语言文字是最需要的工具；其次是基本的科学知识，在学校里读书，应该把它当作求知识、做学问、做人的工具。他说，拿工具的观念看功课，功课便是活的，这也可以说它是中学生治学的方法。（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他说中学生是定型的阶段，与其注重治学的方法，倒不如提高良好的习惯的养成。有了良好习惯，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将来都会有成就的。至于择业，他主张应该根据个人的兴趣、性格、天才，看适于那一行、能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可赶时髦，求好的待遇。选择学业也如此，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情、天才来决定，不可勉强从事。

胡适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加之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天资聪颖，兴趣广泛；兴之所致，均有所获。在大陆时，他已奠定了在哲学、文学领域的泰斗地位。离开大陆之后，他亦广泛涉猎于文学、哲学、考证、历史、教育之间，虽不深入，然见解独到，笔锋犀利，有专致于某一领域者不及处。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文人，喜名喜利，喜夸夸其谈，亦常有哗众取宠之举，故亦处处招人嘲讽与非议。然胡氏不怕人骂，我行我素，特立独行，自得其乐。

胡适不是个成功的政治家，却不失为一个成就卓然的文人。他以一腔书生气、满腹经论翩然穿行于美台之间和学术与政治之间，为传统型学者不耻，为职业政治家们所嫉。他正应了现代文人徐卓呆的名言：“为人之道，须如豆腐，方正洁白，可荤可素。”他一生功名成千书卷气，却终为书卷气所累。观中国历史，觉中国文人不仅与中国老百姓隔了一层，与中国之政治亦终格格不入。其实对读书人之重视，中国举世无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书读好了就可去当官，治国平天下。然文人当官者终难以为久，不是被杀了头，就是“归去来兮”，文人们非不能为之，即不屑为之，总觉得读书人之本份在著书立说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所谓“文章千古事”，官场如烟云。胡适幼即熟读经史，自然得“学而优则仕”其意，却终脱不掉文人清高的架子，故当不了合格的政治家，只能为一文人。有言毕加索之成功在于将艺术与金钱结合之成功，套之，则胡适为文人的成功在于将学问与政治的结合的成功。

人生哲学胡适幼年丧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日子并不宽裕。但其母教子极严，虽未学孟母三迁，仍留下贿师训子的佳话。胡适幼时即熟读经史子集，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后留美多年，接触了广泛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回国后挥舞新文学运动的大旗，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左冲右突中逐渐形成了他具有独特色彩的生命哲学与人生观。

在人们的印象中，胡适是一个极具中国传统型文人学者风范的大学者。

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流布深广。他一生专治的学问，为《水经注》研究、《中国哲学史纲》等，考证色彩很浓。但他毕竟不是传统的书斋型文人，他博览古今，学贯中西，兼涉政治，爱出风头，以至身后多年仍被众说纷坛。

观胡氏一生，仍是被深深烙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学说的烙印。以此观胡适，便不难理解他周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并几度沉浮的一生。他把介入政事作“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遇挫折则回到书斋，专心治学以独善其身。他的一生都在这种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的矛盾冲突中观望徘徊。他的被人骂为“老油条”也不外因乎此。

1959年1月7日晚，胡适应台湾大学华侨同学会邀请，作了题为“一个人生观”的演说。在这篇演说中，胡适以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为起点，谈到知识的快乐，谈宗教问题。从这篇演说中，可集中看出胡适的人生哲学。胡适认为，人生观是一个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每个人都有个人自己的人生观。他说，他在年龄上多活了几年，他要将他生活和经验中得到的一些体会，给年轻人作为确立自己人生观时的参考。

其主要内容可分为这样几个方面。

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认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是平凡的，也是不令人骇怕的。现在有许多人认为个人主义是洪水猛兽，可怕万分，事实上并不这样，真正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并无一点可怕成分。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就有一个很健全的个人主义思想，那就是大政治家王安石。王安石一生克己刻苦，在衣食住行方面从不讲究，并且一生为国，谋福谋利，看起来似乎不是个人主义，但在其诗文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观是“为己，为我”。王安石有一篇文章叫《杨墨》，“杨”是杨朱，“墨”是墨翟。杨朱主张为己，墨翟主张为人。王安石在这篇文章中，非常赞赏杨朱，他说：“杨朱为己，学者之本；墨翟为人，学者之末。”象王安石这样一个不为己的人，却看中了杨朱的“为己”，为什么？胡适说，王安石当时还有一句话说：“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其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意思是说，一个人在最初的时候应该为自己，在有余的时刻，就该为别人，而且不可不为别人。

胡适还举了易卜生为例。易卜生晚年曾经给一年轻朋友写信说：“最期望于你的只有一句话，希望你能做到真实的、纯粹的为我主义；你要有时觉得天下事只有自己最重要，别人的不足想；你要想有益于社会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胡适说，易卜生这段话，就是最健全的个人主义，一个人应该把自己培养成器，使自己有了足够的知识、能力与情感之后，才能再去为别人。

修己以安人胡适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子路有一次问孔子说，怎样才能做一个君子；孔子回答说：“修己以敬”。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将自己慎重地培养、训练好。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人。”意思是自己培养、训练好了，再去为别人。子路问，这样够了吗？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意思是修养好了自己，再去为百姓，就是圣人如尧舜也很不容易做到。孔子这一席话，也是以个人主义为起点的。由此可见，从19世纪到现在，从现在到孔子时代，差不多都是以修身为本。因此个人主义并不是可怕的，尤其是年轻人确立自己的人生观，更是需要慎重地把自己这块材料培养训练教育成器。

知识的快乐胡适说，他现在已经68岁，转眼即将70岁。他的人生中，认为最值得与年轻人谈的，就是知识的快乐。一个人怎样才能使生活快乐？人生就是为追求幸福与快乐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曾提及三种东西，那就是：生命，自由，追求幸福。但是人类要追求的快乐范围很广，例如财富、婚姻、事业、工作等等。但一个人的快乐是有粗有细的。胡适说，他在幼年的时候不用说，从他有知以来，他就认为，人生的快乐就是知识的快乐，做研究的快乐，找真理的快乐，求证据的快乐。从求知的欲望与方法中深深地体会到人生是有限的，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人生，去探求无限知识，实在是非常快乐的。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胡适从这样一则故事讲起。有人问子路，你的老师孔子是一个怎样的人。子路不答。后来孔子知道了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的老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胡适认为，从孔子这句话里，可以体会到知识的乐趣。还有一则故事，古希腊有一位数学家阿基米德，一天他被国王请去计算金制成的王冠有没有掺进银或铜。他没法计算，一天到晚苦苦思索。几天后，他到澡堂洗澡，当他跳下水中，水就溢了出来。他顿悟所以，高兴异常，赤身露体地从澡他跳了起来，沿街跑去，口里叫着“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这说明了知识的快乐，一旦发现了证据或真理时的难以言喻的快乐。

追求新知识的精神胡适分析说，英国大诗人勃朗宁新著的一首诗《一个古文法学者的葬礼》；另一位诗人丁尼生写的一首关于古代希腊大英雄尤里希斯不愿做小岛的国王，而要继续冒险的诗，都体现着十九世纪冒险的、追求新的知识的精神。尤其是丁尼生诗中说的“过去的是过去了，现在我们还是我们；过去惊天动地的事是消逝了，但现在的我们还是我们。虽然时间与命运使我们渐趋衰老，然而我们的意志仍然坚强；我们要永远去发现，永远不停步。”

三“立”与三“W”胡适谈到宗教问题时说，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不信灵魂与鬼神；但他认为一个人总是有一种制约的力量的。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是他的制约的力量；我们古代讲孝，于是孝便成了宗教，成为一种制约。现在台湾宗教很盛，有人信最高的神，有人信很多的神，尤其是现在处在这动乱的时期中，许多人为了寻求精神上的慰藉都走上宗教的道路。他所说的宗教，乃是一种说法。中国古代亦有此种观念。当孔子四五岁时，有位圣人即讲过人生有三种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是讲人格与道德，“立功”就是建功，“立言”就是思想语言。在国外也有三个W之说，就是Worth，Work，Words。这三个不朽，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却不十分民主。一个人要立德、立功、立言到什么程度，胡适认为范围必须扩大，因为人的行为无论为善为恶都是不朽的，我国古语云“留芳百世，遗臭万年”，便是这个意思。

言行对社会负责胡适把两千五百年前释迦牟尼的故事，孔子所解释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以及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从社会影响的角度作了比较。他说，一个老乞丐的死，使释迦牟尼创造了佛教，希特勒的那本书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了数百万生命，这都是不朽的。他用痰和细菌来说明这不朽的道理。他说，一个人在社会上，他个人的为人，他个人所做的事，有渺小的也有伟大的，这渺小与伟大的事均会在某一时间，某一人、某一场合有其善的影响，亦或恶的影响。因此，我们的一言一行，均应对社会负责，这便是社会的宗教、社会的不朽。一个人为人的善恶好坏，以及他的人格、行动、思想、文章、说话真正对社会有影响。我们千万不能让我们的言行在社会上发生坏的影响，因为即使有朝一日我们死了，我们的留下的影响仍永久存在。我们要一出言不敢忘社会的影响，一举步不敢忘社会的影响。即使我们不能使我们在社会上留一白点，也绝不能在社会上留一污点。社会即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制约者。

孝子婚恋胡适与夫人江冬秀从一而终的婚姻家庭生活，乃文坛佳话，往往成为青年人对婚姻爱情的楷模。胡适毕生挥舞思想解放、反封建的大旗，却对这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从一而终，看似不可思议，实与他的忠孝古训的熏陶及温良性格与主张关联密切。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在结婚后三年，丈夫就过世了。冯老太太年轻守寡，把胡适抚养成人，并使其受到系统的良好的教育。这些慈样节义艰苦卓绝的精神在胡适幼小稚弱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饮水思源，崇恩报德，自幼就决定弹精竭虑来对母亲尽孝，即使牺牲其个人的某些幸福亦在所不辞。

1904年，胡适14岁时，冯老太太按家乡的风俗习惯，与他说了一门亲事，对方是旌德县江村人，与他家相距40里，名江冬秀，比他大几个月。胡适为迁就母亲，不忍违其愿，与这位自幼缠足、目不识丁的旧式女子换了生庚八字。胡适后来考取清华庚款留学名额，将赴美前，冯老太太召胡适回乡订婚。胡适既誓言对母亲尽孝，当然不敢说个不字，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须等他学成归国后方能完婚，二是这位未曾谋面的未婚妻必须读书。两家都乐于同意，于是江冬秀小姐开始受文化教育。

当胡适在中国公学任教期间，曾为“私塾女弟子”陈衡哲单恋有年。陈在上海号称“沙菲女士”，有殊色，美闻天下。胡适第一次见到她就心旌飘摇，不能自己；陈对胡适亦是情有独钟。但胡适格于母训，婚姻不能自主，所以对“沙菲女士”所表露的情意，采取了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态度，虚与委蛇，并无坦然接纳和单刀直入的勇气，就这样相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终于陈衡哲等得不耐烦了，就明确问他对婚姻的态度如何。胡适答以慈训森严，不能自由。陈斥曰：“时人有谓‘不自由，母宁死’，你为何竟甘受这不公平的约束？”胡适忸怩地回答：“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沙菲女士”不能明白胡适的这个“哲理”，当场为之气结。胡适辜负了一个摩登女子的一腔衷情，郁郁远涉重洋去了。

1914年，胡适花了一番功夫，策动旧情人陈衡哲也到美国留学。这时，四川任叔永和江西杨杏佛因参与辛亥革命有功，奖励赴美深造。他俩都是胡适在中国公学时的学生，正好在赴美途中与陈衡哲凑巧同船。以此他们到美国后过从甚密，深谈款洽。胡适原对陈衡哲负有一担子的感情债，觉得有替她找一个合适对象的义务，因而趁势替陈与任叔永做媒，并促其早日成婚，使他得以早日解除包袱，了结一场鸳梦。陈任结婚之日，胡适特题“佳人难再，国士无双”以赠，对陈衡哲未了之情，跃然纸上。胡适去国十年，一回来就同江冬秀结了婚，因江后来已经等得不耐烦，她曾这样说：“嫁妆绣剪已生锈了。”胡感其用情之专，一度倒是非常恩爱的样子。但据知情人透露，胡适在上海时表面上道貌岸然，背着人却逛窑子，玩长衫姑娘。一次胡适同郭夏初夫人、李孤帆夫妇及郭太太的妹妹等在汉口“武鸣园”吃饭，忽然对面阳台上出现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子，胡适看得目不转睛，旋即奉杯相敬：“请！请！”这倒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以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总非所宜。据此，有人分析说，胡适不过假装正人君子，实以强力抑制他的潜意识而已。更有人作如下判断，认为胡适对婚姻和恋爱都不敢违背与反抗现实，实乃他后来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激进的革命分子的主要因素。

文人议政胡适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俨然的“君子不党”古训真传，给人印象似乎他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了。其实不然。胡适对王安石的“为己学者之本，为人学者之末；学者治事，必先为己，为己有余，则天下事则可以为人，不可不为人”甚为推崇。自然，他是以治学为“为己”，以议政、参政为“为人”的。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也极赞赏，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媲美，其书生气赫然。胡适早年留美的教师，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就是对政治极感兴趣的学者，他对当时美国各政党被企业财团控制的状况深为不满，曾企图组织一第三政党与之抗衡。胡适在他的《留美日记》中提到杜威处，讨论时局的时候远比讨论哲学为多。他在1917年5月30日归国前夕的日记上这样记载着：“昨往见杜威先生辞行，先生言其关心于国际政局之问题乃过于他事。嘱适有关于远东局势之言论，若寄彼处，当代为觅善地发表之。”有这样的教师，自然会有关心政事之学生了。

胡适留美时，学习了演讲技巧。离开大陆后，他往来于美台之间，主要以演讲的形式宣扬他的政治观点。与林语堂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卖西方文化一样，胡适在台湾的多次演讲与谈话，均为“借美喻华”，在台湾的青年人中宣传美国的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在崇美倾向风行的台湾青年中，是很受欢迎的。

反共之心不改1952年11月30日，胡适第一次赴台，即应一些团体之邀，在三军球场作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讲演，宣扬他的“自由世界”全球五点计划，强调“解放苏俄”，是一切战略的根本，如果不能解放苏俄，那么，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的其余四点计划，必将至于落空。

胡适认为，鉴于世界范围赤色势力的泛滥与猖獗，应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结束。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自由世界所犯的三大错误。

第一，“全面援助苏俄”，使苏俄变成了欧洲的第一强国；第二，由于雅尔达密约，把苏俄请回了远东，使之获得无比的利益，让它又变成了亚洲第一强国；第三，由于美国军队的有声有色、乱哄哄的复员，自己解除了自己的武装，造成了

第三个错误，更进一步地使苏俄成为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

但胡适还是乐观的，他把“反共复国”的希望押在了美国的军事支持上。美国在各地的军事扩张，尤其是大举侵朝，更是使他兴奋不已。所以他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我们的前途，当然是联系在自由世界的前途上。自由世界有前途，我们也有前途；自由世界有力量，我们也有力量。以过去的三大错误证明，自由世界软弱时，我们就吃苦头。今后，我们命运的好转，也将系于自由世界的好转。不过，我并不是希望二次大战复活，我们便可回到大陆；而是说，在自由世界与共产世界战斗中，我们仍然应该有所努力。我们一定要回大陆去的，但这一天，我常说它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胡适说：“虽然我们的命运系于自由世界的命运，但是我们仍然得打最不如意的算盘。我们希望的是自己如何去解放大陆，而不是我们如何回到大陆。我们的努力是要使四亿五千万大陆同胞的庞大人力，不能为共产党所利用，而变成自由世界的重大威胁。”

胡适说自己并非战略专家，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下面五点全球性战略计划：一、保卫自由欧洲，这项已经在北大西洋公约下开始实施；第二，保卫自由亚洲，和自由的太平洋，日本、菲律宾、台湾、澳洲、新西兰等地，签订协议形成防守线：三，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包括北韩及中国大陆在内；四、解放被征服的欧洲，包括中欧、东欧在内；五，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苏俄；这也是做到前四项的保证。胡适认为，无论美国或英国统帅部来计划战略，也应该如此考虑。

胡适在结束时，振臂高呼，呼吁大家在自由世界全球性战略中，站在自己应有的地位上，尽其应有的努力，跟定自由世界，拼力向前，这样做去，前途是会光明的。

胡适这篇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演讲，本不足道，但对惶惶不可终日的刚逃离大陆、喘息未定的一些人，自有其鼓动力量。演讲不时为震耳欲聋的掌声淹没。随着演讲结束，大群听众冲过警卫，紧紧包围胡适，本来演讲已很感吃力的胡适不由得出了一身大汗；直到他在一群人的簇拥下挤出重围，登上汽车时，仍然排满了以一瞻胡博士风采为快的人。

1958年4月，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回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的胡适仍反共之心未减，只是不再似1952年回台时那样锋芒毕露；既任“院长”，乃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和口吻，极尽贬嘲共产党之能事。6月13日，胡适在“国立”政治大学发表题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谈反共运动》的演讲。胡博士对当时有些许自命为“中国通”的外国人认为“中国大陆为共匪窃据”之说不以为然，他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了解。这些人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一面主张“均田”，一方面又拥护君主zhuanzhi，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反对独裁与极权统治。胡适指责共产党是一种zhuanzhi独裁，而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他说，中国传统文化是顺乎人性的，而共产党是背逆人性的。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思想，是建立在乎平常常的人性和人情之上的；老子和孔子都不主张极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与人”，二者其义虽然相似，但比较起来，还是我们的老祖宗更近人情。

胡适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很好笑，来源自一篇小说。他说，共产党是不是讲人性、重人情呢？他看过一篇小说，是一位名叫姜贵的青年作家写的，名《今■杌传》，内容述及共产党在山东时的一段历史，其中一个人对一位老共产党员说：“你老人家干共产党，是离开现实的，你所凭的只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象修仙的人，学着打坐、辟谷一样。。”。

胡适说，共产党用暴力来维持它的政权，用一种“永远不能实现的理想”来统治，这都是我国古代根本没有的，既不通人性，也不通人情；孔子曾说过：“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是表示人性与人情。在文明国家所制定的法律内，皆有自己的亲属不能作证人的规定，也就是顺乎人情；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却叫人父控其子，子控其父，将人情完全抹煞。

胡适对私有制社会吹捧备至，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人自食其力的社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理想化社会，也就是私有财产的社会。以此攻击共产党的公有制不合人性。胡适说，中国不仅是农业国，也是个商业国家，我们的老祖宗并不反对做买卖；农工商人士人人平等，人人可享受自由，人人都应该有财产；可是共产党却不许人做买卖，想出“公私合营”的办法，来吞并人民的财产，拿别人的本钱来做了自己的生意。

胡适以老子及孔子的“无为政治”来说明古代的自由思想。他说：“再看看大陆上的共产党，不但处处干涉，并且干涉到别人的家庭，使每个家庭毫无隐蔽，象这种政治，是否符合中国的思想呢？。。共产党竟然不尊重人格，不尊重真理，而抹煞了人的自由。我们反共，也就是为了这些理由。”胡适说，他个人一直是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也反对他；共产党为了“清算胡适”刊行了一部分书籍，其中《胡适思想批判》就有八大章，共三百万字；这些书倒是印得好，布面精装；此外还有一套《红楼梦问题讨论集》，也有七八十万字。胡适说：“我从未批判过马克思主义，他们竟认为我是马克思的死对头，认为我的一生全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其实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共产党的眼睛倒是很亮，居然看出来了。”

胡适最后说：“其实，揭穿开说，他们清算胡适，就因为胡适要求证；不管任何主义，都应该尊重个人启由。我在《胡适文存》里曾以红楼梦小说人物考证，并不是叫你们看小说，我是叫你们获得一种方法，叫你们不受欺骗，一切都要拿证据来。我曾说过，让孔夫子孟夫子牵着鼻子走，不算好汉，给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不算好汉。”

胡适的这篇演讲，貌似学者姿态，书卷味十足，其实连外行也能看出来漏洞百出，完全立不住脚。胡博士早年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实证主义荡然无存。不说人生之价值、信仰并非“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这类书生气十足的方法论的问题，即便如此，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是否就算作好汉？

当年胡适逃离北平，有人问他的儿子（胡思杜）是否一同来了南京，胡博士似笑非笑地说：“他没有来。我也不勉强他和我一同南下；因为我觉得，年轻人接受新事物和适应新环境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再说，谁也不能主观地断定共产党不会把中国弄得好好的。”

看来胡博士早年对共产党并无多大介蒂，而晚年的高喊反共，及殚精竭虑出谋划策，要么是为了讨蒋氏欢心，要么是为了显示自己信仰之不变，抑或文人之哗众取宠、出风头的劣根性使然。

科学救国1910年，胡适考取留美官费生，入纽约州康乃尔大学，在选择专业时，他很犹豫了一阵。他二哥曾劝他学工矿，以便将来回国时好谋事，而他对这个实在是没有兴趣，考虑再三，来了个折中，选学农科；其中原因还有农科不收学费，他可将官费节约下来，寄回贴补家用。但农科亦终非兴趣所在，后终转文科。

1958年12月8日，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到台中一游，应“中国农学会联合会”之邀，对该会千余会员演讲，题目是《基本科学研究与农业》。

胡适首先自称是“农学的逃兵”。“不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准就要在科学、理论方面有进一步的研究”。胡适对农业，自然如他自己所称，是“门外汉”，不过这天他精神格外好，于是用讲故事的口吻，谈台湾农业进步的一些事实，举出台糖公司采用南非0310甘蔗种改良台湾品种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尝试”，所获得的惊人成果完全是“道地的基本科学研究的结果”。胡适凭直觉认为发展农业科学必须从充实农业基本科学开始，也就是从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遗传学、化学、生物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做基本研究与实验，只是台湾现在尚无完备的基本研究所和实验室。他泛泛地强调了一番基本科学研究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并勉励大家做基本研究的学人。

和许多的知识分子一样，胡适对“科学救国”有一种直觉的敏感。他举例说新蔗种的故事就是“科学救国”的最好、最美的故事。“研究愈达基本，则将来在实用上迟早更显光明。”

胡适最后以他“昨夜所作的三个很甜、很美的梦”结束演讲。

第一个梦是“农复会”包办了台大农学院的“土壤、农业、化学、植物、病理与昆虫学”三个研究所，办成了三个第一流的科学研究机构。

第二个梦是台糖分公司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植物研究所，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植物学基本研究机构。

第三个梦是烟酒公卖局包办了“中央研究院”的化学研究所，也办成了一个第一流的化学基本研究机构。

胡适说：“我相信这三个甜美的梦，都是不难实现的。”“无论如何，很甜美的梦总是值得做的。”

胡适对教育也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有一点他是很清楚的，发展科学必须首先发展教育。胡适有一次对来访的记者谈他对台湾教育的看法。他称赞台湾的教育的普及，是大陆任何省份所没有的。他不讳言这些基础设施是日治时代就打下基础的。他象一位教育主管前来对付质询的议员似的，搬出一些比较数字，恳切地说明台湾大学数字的增加，其中侨生所占比率之大，可看出现在成绩比原有基础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强调说，今天能把教育工作做好，也就是反攻复国有了重要的根本。

不过，胡适也提到一点尚难以尽如人意的地方。他从科学人才的缺乏，谈到出国留学生不愿回国的问题。他说，一百个出国的留学生中，竟难得有十个学成归国。他认为，这不单纯是这些人回国后的安插和待遇的问题，还包含着台湾的学术空气的问题。因为，这些人回国后，不但要工作，还得继续学习；他们必须在一种科学的与自由的学术空气中继续有所长进。

鼓吹“民主”“自由”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他周旋于美台之间且深得台湾文化界欢迎的资本，就是他对美式“民主”、“自由”的鼓吹与宣扬，在各种场合与当局针锋相对而又颇具策略的斗争，当然只是在口头上。

1958年5月27日，胡适应《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的邀请，在台北南阳街“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大礼堂，与50多位《自由中国》杂志社的作者、朋友及台北市若干位民营报社的社长们聚餐。席上，胡适发表演说，先指出台湾确已较以往有更多的言论，是一件很值得兴奋的事。他说，《自由中国》杂志社在这方面所起的领导作用，以及各民营报业同仁所作的努力奋斗，都是使他敬仰钦佩的。新闻言论自由是靠人去争取来的，只要大家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力量是不会白费的。他推崇《自由中国》杂志社负责人雷震，在争取言论自由方面所作的贡献极大，实在有资格让文化界人士塑造铜像来纪念他。

谈到因当局修正出版法所引起的风波，他认为实在不了解当局为什么要在此时有修正出版法之举。他说，也许当局以为争自由争民主的人太多了，风气太盛了，想以修正出版法来抵制。“其实，无论是旧的或新的出版法，都不可能达到限制人民争取言论自由的目的。”

这年12月22日，胡适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聚餐会上又发表演说，谈及言论自由。他说：言论自由诚如胡秋原先生在《民主潮》所发表的一篇《论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传统》文章中引用严复所说的：“言论自由只是平实他说实话。求其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55年前严复的话，至今还是不变的真理，也是言论自由最好的注脚。胡适说，言论自由也是一种习惯，在社会上培养起容忍批评、接受辩论的习惯，言论自由的尺度自然就慢慢宽起来。怕讲民主自由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习惯，所以总怀疑人家的批评不存善意。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发。国民党当局终于开刀，雷震等人以涉嫌叛乱条例而被捕，《自由中国》杂志被封停刊。胡适此时正在纽约，得知消息后，即打电报给“副总统”陈诚说：“鄙意政府此举不甚明智，其不良影响。。恐将腾笑世界。”胡适建议将此案交司法审判，一切侦审及审判皆予公开。随后再电陈诚：“万望我公戒军法机关不得用刑审，不得妄造更大罪名，以毁坏政府的名誉。”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他说：“这个杂志一直是台湾新闻自由的象征。”“我诚挚希望雷震案件由普通法院审理，而不付诸军事审判。”

胡适的谈话在台湾引起了极大反响，但雷震仍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10年徒刑。10月22日，胡适自美返台，当晚即声称，他个人认为，对雷震所判10年徒刑“太严厉而且是不公正的”。值军事上诉法庭正在重审雷案，胡适表示，他愿意在军事上诉法庭作为雷震的一个证人。他说：“我仍然相信雷震是一个爱国反共人士。”他在接见“英文中国日报”记者时的另一次谈话中说，雷震案件“在自由国家的心目中大大损害了国民党的事业，因为它牵涉到出版自由这个根本问题。”

尽管如此，胡适的奔走呼吁仍无济于事。最后，他只是无可奈何地说：“一种杂志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光荣的下场。”

胡适以自我解嘲给自己下了台阶。

此次事件后，胡适只能是在南湾（台北与基隆之间）的“中央研究院”

坐冷衙门，往往通宵失眠，并患了便秘，久治不愈。一向乐观的胡适，这时见了熟人也不免唉声叹气不已。

这当口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不能不提。台中农学院院长王志鹄，是一个“党性”很强的人物，把所有主张自由民主的学者，都看成是共产党，乱抛帽子，在此之前因为省政府有将农学院改为大学之议，他为了争取校长的地位，向该院学生发表演说，主张派一架飞机将鼓吹自由民主的胡适等人空投到大陆去。此言一出，令人莫名其妙；舆论大哗，胡适自己也哭笑不得。幸而蒋介石毕竟心里有底，听到该农学院长的“妙论”，觉得此人拍马屁未免拍过了火，立即下令将此人撤了职。

非暴力、非对抗胡适的和平的改良主义主张倒是自始至终的。早年的成名作《文学改良刍议》，即以反对文学革命，而只进行温和缓慢的改良而独树一帜。

1939年在南京和上海，胡适高唱“抗战必败”论；对内力主“和战”，主张向日本投降，对外则向日本人献计献策，言日本征服中国之唯一办法，是征服中华民族的心。其卖国贼嘴脸暴露无遗，遭全国人民唾弃。

胡适自有其书生气十足的理由，以后他亦多次阐述他的“温和缓慢”的观点。在台湾打了一场不大不小官司的《胡适与国运》事件，书之作者殷海光，这样理解和表述了胡适的思路：“如果中国几十年来居于创导地位的知识分子没有患幼稚的躁进妄想狂，而是照着严复所说的原则去做，或顾到‘可运作的程序之先后陈列’，或考虑到任何大变革之‘技术的可能性’及其结果，那么中国人民近50年来白白遭受的冤枉痛苦和惨重牺牲不仅可以避免，而且以中国潜力之雄厚，经过几十年来的现代化建构工作，那么中国不仅不会乱出一个‘秧歌王朝’，而且人民会享有和美国相差无几的自由和康乐。”1958年12月22日，在《民主潮》半月刊社的晚餐会上的演说中，胡适谈到“中美联合公报”中的“不凭借武力光复大陆”一点，他说，这是一个“新时代起点”；光复大陆要靠实行三民主义，靠自由中国政府维系人心，这是任何人不能不接受的结论。他说，他6年前第一次回国在三军球场演讲《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时，就从未提到过靠武力打回大陆的话。

胡适对台湾当局反共反赤的一些方式颇有微词。他认为，“以主义对主义”、“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党对党”如此种种，问题愈弄愈糟，纠结愈弄愈乱；以此难以吸引西方人士“隔海同唱”。他对蒋家王朝的独裁、zhuanzhi深为不满，但在他的非对抗主义的思路下，除了呼吁言论自由的几声呐喊外，别无良策。

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国》杂志的聚餐会上，胡适提到“反对党”的问题，婉转地说：“‘反对党’三个字，让执政党人看起来，总不免感觉刺目不愉快，甚至惶惶不安，以为一切都要遭遇反对，怀疑对方善意的动机。所以似乎叫‘在野党’三个字比较妥当。在野党的成员及其领导人，则以文化学术界的人士以及有朝气、有热诚的青年知识分子为理想。因为，这种结构的在野党，将能以匡正时弊、改革政治为职志，而不以夺取政权为目的。”

胡适博士不想造反。

当年已被赶下台的儿皇帝溥仪，一个玩笑电话把这位在文坛叱咤风云的胡博士召进了宫，据说博士还坚持行了跪拜礼，以示君臣之别。

这年6月30日，《自由中国》主持人雷震与夏涛声走访胡适，谈他们9月份要组织一个“在野党”，请胡适做他们的领袖。胡适当场拒绝：“如果你们将来组织一个象样的反对党，我可以正式公开地赞成，但我决不参加你们的组织。”并声称：“我不赞成你们拿我来作武器。”

7月上旬，胡适赴美，遇台湾记者采访，问起政治问题，他一脸不高兴：“下半天我们没有半个字提到目前的政治情况，如今碰到你这位新闻记者，一开口便是一连串的政治性问题，真令人吃勿消。。”问及民主国家的两党政治，和台湾的在野党或反对党问题，胡适摇摇手不耐烦地说：“不谈了！不谈了！”“我告诉过你无数次，我不是一个搞党的人；我的书斋都整理不干净，如何能组党？”

9月初，雷震等人因组党被捕。10月23日胡适返台，一下子成了新闻采访的中心。晚上，胡适在他的住宅对记者们说，“我很希望有一个有力量的、象样子的反对党”，但他强调他个人“决不领导任何反对党”。他说：“10多年前，我曾劝过国民党的领袖，最好是从中国国民党自由地分化出来，根据各人的政见演变成两个大党。从蒋先生以下，我都和他们说过。”有记者问胡适博士是否有意领导一个反对党，他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胡适之要领导一个反对党。我要干政治，决不到70岁时再干。”并一再说：“我决不领导反对党。”

胡适说希望别人组织个在野党：“你们组织个在野党给我看看，如果好，我可以公开表示赞成；如果不好，我可以保留我不说话的自由和不批评的自由。”他解释说：“我说在野党是因为有些人听了反对党这个词会感到有点害怕。”

记者问外传有人请他做反对党的赞助委员，胡适严正声明：“没有这个事。”

关于现在有人组织反对党一事，胡适不愿表示他的意见。他说：“这个问题现在不谈。”

胡适博士技仅于此，他鼓励雷震与暴力对抗，雷震被暴力扔进了牢房；胡博士不耻于下三滥的“对抗”，所以仍逍遥自在。

天真的政治家大政治家自然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但条件是只能把到此为止的学问作一从政的基础，或当敲门砖，从此弃却书生气，满腹世故，方为老练。胡适不然，他总是在治学与从政之间犹豫不决，患得患失，左顾右盼。所以他的政治言行总带有些学究气，显些天真。正应了中国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早在1947年，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制宪国民大会”，胡适被延揽其中。

此时他意气风发，曾表示：“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意思是既然已经下海，就没有自拔的份儿了。

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行宪国大”，胡适风尘仆仆地从北平赶到南京。蒋介石自然一心一意地想当“总统”，但为了表示一下“民主”和讨好美国人，曾一度示意胡适出任“总统”，胡适倒没有傻到不明白老蒋的真正意图，自然诚惶诚恐地辞谢了。蒋自任“总统”后，又有意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长”，胡适想了想，还是不肯干。但事后与傅斯年谈起此事，胡适却懊悔起来，说是“行政院长”得处理实际政治，不是容易当的；早知如此，还不如接受蒋介石让他当“总统”的建议。胡适自然知道这“总统”不过是蒋介石的傀儡，他的理由是，不管有没有实权，“总统”毕竟是一国的元首，“行政院长”才不过等于一个首相或总理。傅斯年事后对人说：“据我看来，胡博士的凡心动了，他早晚是要卷入政治漩涡的。”

胡适1952年在台湾作的《国际形势与中国前途》的演讲，其提出的所谓全球性五点战略计划，亦是书生气十足，天真之态可鞠。“保卫自由欧洲，保卫自由亚洲，解放被征服的亚洲和被征服的东欧、中欧，解放苏俄”，这个战线，那个联盟，纸上谈兵，全不顾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局势的变化与发展，并声称无论美英，都得沿着他的这个思路；如此只能供人一笑。

1958年12月胡适在《半月刊》杂志社的演讲中说，他对台各方喧嚷已久的“反共救国会议”的召开原则上很赞同，但不希望召开一个人数在千人以上或几百人的大会议，因为那样是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的。他举1787年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为例，说这个奠定美国百余年来永恒的安定与繁荣基础、历时4个月的制宪会议，只有39人签字。他决不相信一个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会议能替国家议出好的政策，或解决重大的问题。他并且主张救国会议应该采用商量的方式，而不是表决的方式。

胡适此说一出，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跳出来骂他，当局也不以为然，胡适却仍数次阐述他的这一想法，举行“小型的国是会议”，不让新闻记者参加，甚至不作记录，以使与会者在毫无顾忌的情况下发表国是意见。他一再声称：人数多的会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胡适此说不假，但颇天真，当局要的不过是一场气氛与声势，具体解决什么问题呢？

胡适谈治学的科学态度时曾说：“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又说：“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问题是胡适将这种“科学方法”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模式不仅用来治学，而且用于认识社会，认识政治，并且用来议论政事。这种“科学方法”用来做考证还可以，用来对付现代复杂多变的政事，就显得捉襟见肘了。有人甚至讥讽胡适治学其实是“小心的假设，大胆的求证”，并一时传为笑谈。

由于胡适书生气地乱发议论，使当局及各派各别的人对他均心存介蒂。

对胡适的攻击一直未有中断，只是碍于他在学界的威望及他与蒋介石交情，未有大动干戈。终于，在1958年，台大教授徐子明等人匿名出版了《胡适与国运》一书，对胡适的方方面面兜了个老底，极尽挖苦嘲讽之能事，闹出了一场风波。

书中一章是《胡适的领袖欲》，从胡适的著作《胡适论学近著》中，“总结”出了胡适的一个论断：一、元首一定要大学出身。

二、军人不足担任国家重任。

三、国内大学绝不能产生领袖人才。

四、驱逐教育界的“虎狼”，为产生领袖必经阶段。

五、全国会胡说的“领袖”，只好被一班“浑人”把国家带入地狱。

作者还在结论中，极尽调侃地列出了关于胡适的公式：理想的胡说领袖＝无知＋无能＋无为＋外国大学生＝胡适。

书中还对胡适的“反孔”、“无为”、翻译水平及“卫道精神”举例分析，一一批判。

最后，“转载”了社会公论的给胡适的“寿联”，其中有：胡为乎来？赤地商风何太厉；适可而止，苍生元气已无多！

胡说公行，国破庶民遭浩劫；适逢其会，时来竖子盗虚名。

胡昧于敌破臣亡？倒孔虽卖力十分；然非远引高飞，开路先锋终授首！

适走到精疲力竭，结局却输棋一着；倘可例行前进，过河卒子必回头。

胡闹胡为，山河未复胡尘暗！

骗愚骗稚，民族遭殃骗子骄！

蒋氏诤友胡适与蒋介石的私交，是许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1938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948年蒋示意胡当“总统”，后又力邀胡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其中的互相利用、敷衍不言而喻，但仍显出交情非同寻常。个中原因，恐不只是因为蒋介石礼贤下士、重视人才。

蒋介石是何时开始赏识胡适的呢？

1932年，若干文化界进步人士组织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人亦为该盟主要成员。当时胡适也曾参加，并任该同盟的北平分会主席。但不久，胡适就露出了马脚。1933年的2月间，胡适发表了一篇题为《民权的保障》的文章，反对释放政治犯的要求，并提出了他的四个原则。那四个原则是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宣言和会章完全相背的。杨杏佛曾为此投函上海的英文报纸加以驳斥。宋庆龄、蔡元培等以胡适身为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竟屡次发表与同盟的宗旨和意见相反的文字和谈话，曾经电询真相，胡适竟置之不答。为了该同盟的纯正和前途，同盟议决开除胡适的会籍，并随即执行决议。胡适此举，帮了蒋介石大忙，自然深得蒋介石欢心，从这时起，开始对胡适极为赏识。

1948年冬、1949年春，蒋介石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潮流势不可挡。国民党内部此时已人心惶惶，许多人主张与中共讲和；这在蒋介石看来，讲和与投降无异。胡适这时“挺身而出”，振臂高呼“和比战难，苦撑待变”，主张“与其向共产党屈膝，不如和共产党苦战到底”。此言一出，举国上下一片嘲骂声。胡适在此种情况下觉得去台湾也没多大意思，所以在上海解放前夕悄悄到美国去了。虽然胡适此举碰了一鼻子灰，落得里外不是人，但在蒋介石心目中，无疑是引之为知己的。在反共的旗帜下，蒋胡二人心照不宣地其实已结成了盟友。

胡适留美多年，在美国政界、文化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因为他对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及“民主”、“自由”推崇备至，回国后时时不忘宣传、处处贩卖，甚得美国一些人的欢迎。蒋介石对付共产党必须依赖美国的大力支持，他除了展开宋美龄的“夫人外交”，另一招就是看中了胡适，他要借助胡适的文化影响及与美国人的联系。1938年，他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而胡适确也替他争得了不少“美援”。

胡适自然对蒋介石的良苦用心看得真切，这“友情”也就打了不少折扣。胡适在政治手腕上无疑逊蒋一筹，自知难以取而代之，乐得利用与蒋的关系抬高抬高身价；如此彼此心照不宣。但胡适对蒋介石的独裁，zhuanzhi一直是不满的，因为这与他理想中的“民主”、“自由”的治国方针相去甚远，所以离开大陆后多年一直与台湾保持一种若即若离、不即不离的微妙关系。他知道自己一介书生，是绝计斗不过蒋介石的，所以对所谓“反对党”、“在野党”的事讳莫如深，以致于别人提到“反对党”这个词，他浑身不自在，深恐当局不高兴，而一再让人以“在野党”词代之，更不敢出面领导一个什么反对党了。

在蒋介石面前，胡适给自己设计了一种角色，那就是“谏者形象”。胡适对范仲淹的“宁鸣而终，不默而生”的精神极为崇拜，认为可与“不自由，毋宁死”媲美。胡适一直是以“民主斗士”的形象著称的，美国人欣赏的是这点，在台湾受推崇也是因为这一点，胡适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必须维持自己的形象。但怎样在鼓吹民主、自由与同蒋合作两方面取得平衡，胡适煞费心机，几年中似走钢丝般战兢不己。

1952年、1954年胡两次赴台，四处演说，口口声声不离政治，言必称“反共救国”，虽然漏洞百出，贻笑大方，但在声势上确造成了一种热闹气氛，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而且这时候蒋也正需要美国人的支持；故胡适在台湾受到极高的待遇。

1958年，蒋介石再三邀请胡适回台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是拒绝，后又推说生病，待进一步检查，搪塞了一气。后终于答应下来，却特地说明，只打算在台北住个把月，然后再回美国，进一步治病休养，还有，胡太太不同行，留在美国等他。

胡适面对蒋介石的如此“倚重”，却怀着一肚子鬼胎，他不敢肯定蒋介石是否会耍花招。如果不步步为营，等到掉进圈套，到时就晚了。因胡适在美国一直与李惟果、顾孟余、张君劢等“自由中国”人士来往密切，而且对台北雷震等人的《自由中国》杂志支持颇多，而这个杂志是专揭蒋介石疮疤的。如此内外夹攻，使台湾一帮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美国人的信任；当局有人认为，一段时间内“美援”的削减与此多少有关。胡适知道蒋介石对他心有不满，但躲在美国，又有美国人撑腰，蒋鞭长莫及。如今蒋以“院长”相诱，只等胡到了台湾，就可以不让他再去美国。在美的“自由中国派”少了这张招牌，就不会再闹得那样起劲了。蒋介石的釜底抽薪计，胡适心里完全有数。问题是他一向以“学者”自居，如果硬是回绝“振兴学术”的重任，面子上太说不过去。胡适只有“拖”。但蒋介石一点不肯放松，不断地打电报和派人催促他早日返台上任。同时，蒋又向美国人示意，希望能够劝胡适走一趟，因为这样既可替台湾打打气，也提高一下台湾的学术水准。

再说美国人支持“自由中国”运动本来不是公开的事情，不好意思做得过分露骨。况且，把蒋介石和胡适放在天平上称一称，毕竟蒋的份量重一截。既然美国人也觉得胡适该回台湾一趟，胡适就无法可想了，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胡适明白此去一如“过河卒子”，为了保险起见，他把老伴留在美国，好作为将来离开台湾的借口之一；同时一再言称自己的病需要休养，留下最后一条退路。

胡适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奉行的是“光棍不吃眼前亏”的原则。他的返台，在台湾引起很大反响，一些报纸刊文说，胡适博士至今仍拳拳国是，不忘社稷，回到祖国履行他的“安危共仗，甘苦备尝”的诺言来了。一下飞机，就有记者叩以时局感想，胡适装聋作哑，三缄其口，冒出一句：“这个时候多说话是不聪明的。”

舆论界对胡适的躲躲闪闪大为不满，认为胡适一向是蒋介石的诤友，过去，所有满朝文武，在蒋面前只知唯唯诺诺，足恭听训，无人敢作折槛之争，只有胡适先生一介书生，以超然姿态相机进言，而往往言必有中。1957年逢蒋70寿辰，胡适先生写一短文，劝蒋试试古代哲人所说的“无智，无能，无为”的六字诀，话说的相当婉转，蒋介石当时“婉辞祝庆，虚怀纳言”，并不以为忤。人们对胡适的归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而他却如此扭扭怩怩，岂非“老油条”一个？

其实胡适何尝不想保持自己“民主斗士”的形象，只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学者胡适对明哲保身的道理素来力行不懈，他只能挑些蒋介石爱听的话说，虚与委蛇。此后，台湾的民主运动兴起一个(禁止)，胡适一段时间较为活跃，四处演讲，批评政府不该修正出版法，对雷震等人主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大加赞赏。及至蒋介石大开杀戒，雷震等人琅■入狱，胡适无可奈何，并无任何动作，苦笑了之。当反对党有意组党，请他出任领袖；在这群情激愤之际，他却大泼冷水，断然拒绝，温柔敦厚地考虑的是“反对党”三个字对当局会有刺激。

蒋介石的“胡适牌”打的恰是时候。

胡适的好友程天放后来有这样一段话评论胡适：“他对国民党有不满意的地方，对政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可是他只是向党的负责人或政府负责人当面直言，而决不任意公开批评，尤其不肯在外国人面前讲本国政治上的缺点，来削弱政府的威信。这和有些自命民主人士比较，专门在美国人面前骂政府，企图以美国的力量来推翻政府，让他们掌握政权，人格的高低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近年来，凡是想利用他的声望，来做反政府反国民党的幌子的，都为他所拒绝。这说明他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个诤友，他的批评完全出于爱国家、爱民族的动机。他个人丝毫没有政治野心，也丝毫没有权位观念。”这段话，正是胡适要表现给公众评价的理想形象。说他完全没有政治野心也未必，但他不是个不顾一切的人。他时时给自己留有一条或几条退路。他的返台，不能说全无政治目的；虽然他曾预料过蒋介石的态度，但没想到蒋介石翻脸如此之快。胡适有郁郁不得志之感。1958年6月16日，胡适即以接老伴来台为由返美，在机场发表谈话，流露出对蒋介石当局的不满情绪。他说，“此次回国仍然看的时候少，说的时间多”，对“访问日程”安排有不便之感；还埋怨“中央研究院”的“经费及设备尚须从长计议”，弦外之音明显流露出蒋介石对他这位院长先生并没有“鼎力支持”。

7月，胡适在美国对台湾记者说，在台湾，他谒见了蒋总统好几次，但都没有长谈，更没有谈到建立“中华民国”的两党政治和民主体系，原因是“总统”太忙，到台湾不久，土耳其总理访台；土耳其总理走后，伊朗国王又接着访台。“总统”忙了一阵以后，到南部休息去了，以后就只能待10月携眷归去之时再说了。他重复表示，他本人对政治绝无兴趣，更不愿意领导组党。他的兴趣始终在学术文化界，以后更绝不离开这个岗位半步。

后来胡适果然再无兴趣于政事，专心于治学、疗养。但他对蒋介石的不满仍时有表露。1960年3月19日，选举“总统”的前一天，胡适突然称病住进了中央大学医院。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胡适在“总统”选举日前夕突然患病，理由是心脏衰弱，但显然是避免出席第二天的“总统”选举。胡适是“国大”代表，如不患病，是不能不出席的。

台湾当局隆重治丧胡适死后，“中央研究院”院士会继续进行，趁有关人士都在，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推定“副总统”陈诚为主任委员，张群、王云五、王世杰、朱家骅、蒋梦麟、黄季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于右任、谢冠生、吴健雄等数十人。

陈诚闻悉胡适去世，即于晚八时半往“中央研究院”，向胡适遗体致吊，向胡适遗属致唁；并指示治丧事宜后，方始离去。

当晚，胡适生前的王秘书向治丧委员会报告，胡适曾交给他一个小箱子，说是里面有他很珍视的东西。在委员们监证下打开，里面是一些已完成的文稿，还有一封胡适1957年用英文书写的遗嘱。遗嘱是1957年6月4日胡适在纽约一场重病之后写的，在上面签字的有胡适生前友好四人。经钱思亮翻译，并当委员和记者们宣读。遗嘱共有六条：一、身后愿火葬，骨灰则由治丧的友人们执行处理。

二、离开北平时，有102箱书留在北京大学，希望光复大陆后，北大又恢复自由大学的生命时，把那些书全部捐给北大。

三、我的画像（一位美国人画的）送给中央研究院。

四、家中一切文稿、论文和存书，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尚未出版的文稿，请由毛子水先生和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整理，编辑或作出版上的安排。五、个人如有遗产，如果我过世时，江冬秀女士尚健在，则全部给江冬秀；如我过世时，冬秀已先我而去，则归祖望兄弟二人；如届时祖望兄弟中有人先我而亡，则给孙子们平分。

六、遗产处理由四位证人代为见证处理。

2月25日，治丧委员会开会决定，3月2日举行大殓公祭，3月1日民众瞻仰遗容。在会上，有人发言认为胡适遗嘱中并未坚决强调火葬，于是主张能用棺葬，以留下这一代伟人的骨骸，不要化为灰烬；但也有人主张尊重胡适遗嘱；相持不下，最后决定由江冬秀女士自己决定。江同意棺葬，会议还通过要在“中央研究院”觅地建墓的决议，并运金门的花岗石作材料。3月1日中午，蒋介石冒着■■细雨，来到台北极乐殡仪馆，与胡适遗体告别。这时馆里已聚集了许多青年学生和各界人士。蒋介石步入灵堂，对着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的胡适遗体和遗像三鞠躬。然后，他沿着红色丝绒带子围起来的走道，走到前面隔着的白色的纱罩前，瞻仰遗容，后安慰胡祖望不要过分悲痛，并让其转达让江冬秀女士节哀。

3月2日，胡适遗体举行大殓。各单位公祭自上午八时半起。首先由“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代表“总统”致祭；然后是事先登记的近百个单位，包括“总统府”、“国民大会”、“立法院”、“教育部”、“外交部”、“外交使节团”，各大专院校以及教育学术机关团体等。到下午二时结束时，致祭人数近两万人。上午九时半，“副总统”陈诚率胡适治丧委员会公祭胡适。陈诚亲自主祭。祭文如下：维中华民国51年3月2日，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胡适之先生治丧委员会全体同仁，谨以鲜花清酌之仪，致祭于先生之灵曰：呜呼！何国运之先蹇，乃遽损我哲人，忆昔日之色笑，疑噩梦而非真。

溯先生之壮年，早蜚声于寰宇，既闳中肆外，爰掌教于上庠。导士林以先路，振文风之颓唐，著谠论以牖民，倡自由与民主，阐科学之真诠，作中流之砥柱。观先生之治学，维实证之是求。理虽赜而必探，事无微而不搜。当国步之艰难，历聘向乎欧美，宣正义于殊方，扬国威乎遐迩。迨日德之煽乱，烽火遍乎寰瀛，乃衔命而出使，国是赖以权衡。迨胜利之来临，爰归国而长大学，遇匪乱而赴美，作反共之先觉。及既返乎台员，为群彦之祭酒，多士荷其裁成，国人仰为泰斗。维先生之议政，言无隐而必诚，作政府之诤友，息反侧之纷争。维先生之持躬，允克忠而克恕，若霁月与光风，故不忧亦不惧。维先生之接物，咸蔼然而情亲，人无分乎中外，位无别乎尊卑。方幸国有老成，为万方之矜式。何期天不愍遗，意怛化于瞬息。呜呼！天惨惨而色暗，风萧萧而声悲。叹招魂之无处，对遗写而泪澌。呜呼哀哉，尚飨。

公祭结束后，即举行家祭。江冬秀女士几度痛苦昏厥。家祭后，二时半举行大殓，随即出发，自极乐殡仪馆，经南京东路，转敦化路，由中正路至南港“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李济于院门口迎灵，并敬献花圈致祭后，将灵柩迎往会议室；孝子胡祖望捧胡适的灵位，安放在灵台上。灵堂布置得极其简单肃穆。门首高悬白布横联，上书“胡适之先生灵堂”，堂内布幔上悬“总统”所颁“智德兼隆”挽额，挽额下置胡适69岁生日时的放大照片，照片下一张长桌，桌上四色水果，一双白烛，一束白花。胡适的灵柩上面，覆盖上了一面北大校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出殡路上，至少有5万人送殡。沿途参加者云集，经过路上人山人海。

乘车的、骑车的、步行的，长达数里；孝子胡祖望曾出面谢客，但没有人离去。灵车经过处，许多机关团体及商店住户自动设有路祭。特别是在南港，几乎家家户户门首均设祭台，上置鲜花美肴，燃放鞭炮致哀，男女老幼都立正敬礼静静地目送胡适灵柩缓缓驶过。

美国国务卿鲁斯克代表美朝野唁电台湾“外交部”，对胡适逝世表示深切哀悼，电文中说：“胡博士之逝世，美国政府与人民深为哀悼。胡先生乃一学者与外交家，兼为良师益友，与美国人民关系特别亲密。彼具有勇气与智慧，领导世人为反抗压制人类精神者而奋斗，实为本世纪不朽伟人之一。”

大殓事后，“总统”蒋介石发表明令褒扬胡适，全文如下：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沦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效甚宏。嗣讲学于寇急患深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犹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长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已，诚以治学，恺悌荣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抡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胡适大殓后，其南港住所奉“总统”令辟作纪念馆。内部布置由江冬秀女士全权决定。

1962年10月，胡适墓建成。10月15日，“副总统”陈诚、政界人士及学术界人士两千余人在冷雨中前往“中央研究院”胡适灵堂行礼，然后举行了安葬仪式。

胡适墓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前的小山上，坐东朝西。墓周由水泥和亘石砌筑，从山脚往上共40级台阶。墓碑系于右任先生题：“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墓”。蒋介石所题：“适之先生，智德兼隆。蒋中正”用花岗石横镶在墓的正上方。棺木靠头一端的正后方，镶了一块60公分宽、80公分长的观音石，上刻毛子水先生用恭楷题写的墓志铭，其中写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的这位哲人所给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在办胡适的丧事中，各方送来的挽联，数以千计。兹录一些如下：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蒋中正科学民主是复兴国家不二法门，愿后死得实现此一理想言论自由为促成进步必须手段，望大家莫忘记这句名言——文星杂志社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红楼文学叹胡适涉外有名，惧内无据，申江韵事笑徐来——陈眉峰您活着，有些人张牙舞爪！

您死了，有些人猫哭老鼠！

——张健生张耕阳讲方法，求实证，开辟了学术界新境界捐己见，重公理，树立了民主的好规模——赵文艺一代仰宗师，自由、科学、民主千秋钦大哲，谦冲、渊博、仁慈——史次耕与先生见过几面，觉得您和易近人，平凡不失伟大教后辈遇事求证，不管他权位齐天，信赖要靠证据——邓道淮文言白话可能异曲同工，改革未完成，先生哪里去了古典红帮发动围攻清算，毫毛无所损，他们何苦来哉——夏鼎文存疑、假设、求证，教我们科学方法，只有先生自由、容忍、渐进，播种了民主思想，启发世人——于民、何光寰等八人学界失了所敬佩的导师政府少去肯直言的好友——台大理学院动物学系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