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艰难的“基乔会谈”
台湾问题最为棘手基辛格这次随尼克松访华，没有参加任何参观游览活动。他在上两次访华时已经看过这些名胜了。他曾风趣地开玩笑说，他是被细心的中国人用作试验的豚鼠，来试验时间安排和保卫措施，并看看这些外行的美国人在中国历史古迹面前作一些什么反应。这些时间，他主要是同乔冠华一块，躲在钓鱼台的宾馆里，逐字逐句地研究公报。
尼克松访华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罗杰斯国务卿和姬鹏飞外长是一个层次，具体商讨促进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也就是华沙会谈多年来的问题。尼克松和周恩来之间的会谈又是一个层次，这是两国首脑的总会谈。
第三个层次是基辛格与中国副外长乔冠华起草公报的会谈。这第三个层次的会谈是最为艰难的。
而台湾问题又是第三个层次会谈中最棘手的问题。尽管不少有争议的问题的措词大部分在十月份的会谈中已经基本解决，而且公报的构思已经肯定了；但是，关于台湾问题的双方措辞，分歧还是巨大的，针锋相对的。分歧虽然很大，解决台湾问题的基调却是两方同意的，那就是把最终解决留待未来，而这种未来将由公报建立的关系以及公报谈判的方式加以开拓。他们两人的会谈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基乔会谈”。
基乔会谈的第一天，2月22日，两人逐行审查公报现存草案，肯定已经达成协议的部分；然后，两方各自阐述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第二天，主要由基格介绍美国准备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中达成的协议。
第三天，2月24日，基乔之间开始了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两人针锋相对，争吵激烈；俩人都有学者风度，谈判风格又各不相同，基辛格辩辞逻辑性强，富于哲理，一腔带德国口音英语很难翻译；而乔冠华在雄辩之中思路清晰，思辩性强，原则当中豪爽豁达。
乔冠华提出的中国方案，美国观点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井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基辛格拒绝了这个方案，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和缓和整个亚洲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的撤军。”乔冠华坚持说。
“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决不会答应的。”基辛格当然也不相让。
每到这个时刻，双方相持不下，都会把扯紧的弦放松，开一两句玩笑来冲淡紧张气氛，用友好的态度把巨大的决心掩盖起来，不致使个人关系过分紧张。两人的谈判艺术接近炉火纯青。
这时，乔冠华果然松了弦，说：“博士，你是出生在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
乔冠华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代跟美国人打过交道，朝鲜战争期间也参加过与美国人交锋的板门店停战谈判，他谙熟谈判艺术，善于掌握节奏；该犀利时，锋锐芒利，寸土不让；该徐缓时，和风细雨，开朗豪爽。数月以前，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二十六届联合国代表大会，风度迷人地坐进刚刚恢复的中国席位时，在世界各国代表的注目中，敞怀朗声大笑，表现了新中国进入国际讲坛的豪情。纽约某大报为此专门写了篇评论。题为《乔的笑》。基辛格与乔冠华在谈判桌上相互交锋论战，也相互洞察了解，两人竟成了好友，经常往来。
会谈取得突破
第四天，2月25日，这天上午尼克松参观故宫，当他看到两千年前死去的一位王爷穿的金缕玉衣时，说：“穿上这玩意儿就不好到处走动了。”当他看到一个皇帝为避免听到谏言而戴的耳塞时，开玩笑地说：“给我搞一副吧。”
这时基乔谈判，两人还是不着急，随随便便漫谈着交换意见，仍是各执己见。好像谈判根本没有最后时限，好像明天不必飞去杭州，后天也无须在上海发表公报。其实，这都是在用共同的办法向对方施加压力。到了下午，在乔冠华向周恩来汇报、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之后。两人再碰头，双方都提出了新方案，作了让步，乔冠华提出，只要提到全部撤出驻台的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方表示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提出，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方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以前是两点包括在一个句子里的。
乔冠华表示出了兴趣，提出修改个别词汇。他说，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要用“前提”。他说：“用‘前景’，含义更积极些，显示出是双方的意见；而用‘前提’听上去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基辛格也同意了，开玩笑说：“我看台湾命运不会取决于如此微妙的意思上的差别。”
基乔会谈在这时已经取得了突破，周恩来进来参加了半小时谈判。尼克松了解到中国人不喜欢搞小动作，喜欢诚挚坦率，他就坦率地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摆出了自己的难处。他说：“如果公报在台湾问题上措词过于强硬，势必会在美国国内造成困难。我将受到国内各种各样亲台湾、反尼克松、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务院外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交叉火力的攻击。整个的对华主动行动就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如果我不论是否由于这个具体问题而落选，我的继任就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周恩来了解了基乔会谈的突破以后，表示可以考虑美方经过修正的论点。周恩来请示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尼克松也同意接受中方经过修正的论点。
公报文本最终落实基乔在当晚尼克松的答谢宴会后，于10点半再次会晤。这次谈判十分顺利，只花了15分钟就解决台湾问题的措词问题，行文如下——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台一中”、“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午夜，毛泽东批准了关于台湾问题的这一段。尼克松也批准了这一段。
接着，基乔两人继续会晤，把关于贸易和交流的部分加以扩充，把公报重新逐行研究了一遍，至深夜两点，也就是第五天的凌晨两点，公报文本落实了，大功终于告成。这几天以来，基辛格、乔冠华几乎没有睡觉。他俩都觉得如释重负，压力一消失，这才突然意识到疲倦、劳累和瞌睡，可是心情格外轻松和愉快。
第五天，2月26日，在飞往杭州以前，尼克松与周恩来在机场审阅了公报。尼克松是乘坐中国的“伊尔—18”涡轮螺旋桨飞机飞往杭州的。总统自己的“波音七○七”专机也跟着起飞。在起飞之前，公报的打印工作刚结束。想不到因为公报问题，美国方面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都几乎气疯了。
美国方面节外生枝原来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拿到了公报。他们看后，一路上嘀咕这份公报不理想。他们的不满是大有原因的。这次由罗杰斯国务卿带来中国的专家，都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在草拟公报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没有参加，对此难免会有看法。此外，没有参加谈判的人不熟悉谈判所经历的艰难，往往在自己的心中设立了一个理想的公报文本，并拿它同手头的打印文本进行对比；那样一来，意见就多了。到达杭州以后，罗杰斯对尼克松说公报不够圆满而交给总统一份材料，材料中列举了国务院的专家们对公报的一大堆意见，要求进行修改。例如，对“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这句话提出了异议。说这话太绝对了，或许有一些中国人不这样认为呢。建议将“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另一条建议是要去掉“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句中的“立场”二字。诸如此类的重要修改处，竟达15处之多。
在刘庄宾馆尼克松套房的客厅，尼克松穿着睡衣，走来走去，气得脸色都变了。他认识到自己在政治上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要有所作为而采取了对华主动的行动，但那些保守派支持者对访华的反应已经搞得他够紧张的了。他害怕这些右派会攻击公报。他预见到，关于国务院对美国所作的让步不满的传闻，很可能成为导火线。他也知道。在已经通知中国人说他同意公报之后，又要求重新讨论，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中国人将怎么看待他这个总统。他除了气愤之外，感到特别痛苦的是，要解释这些修改建议的重要性简直是不可能的。
晚宴开始之前，他把基辛格叫来商量。基辛格也心情阴郁，坐在沙发上阴沉着脸说话：“罗杰斯他们提出修改的地方那么多，几乎等于推翻了重搞。他们讲你向中国让了步。。”
“我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局也批准了，我们又单方面提出修改，我们还有没有脸？！”尼克松近乎在吼叫。“你也知道，全世界都已经等着明天在上海发公报。”基辛格忿忿地说。
“看我不回去把国务院那帮家伙都收拾了！”尼克松火极了，“我哪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天呐！”
“总统，要紧的是明天发布公报。”基辛格说。
尼克松沉默了好一会，铁青着脸来回走动。突然，他转身对基辛格说：“亨利，宴会之后你再找乔谈一谈。”“真难启齿呵！”基辛格脸有难色，还是应允了。当晚，杭州宴会的南方菜特别精美，嗜好美食的基辛格却没能好好品味，他在心里嘀咕着宴会之后怎么跟乔冠华谈话。晚上10点20分，乔冠华和基辛格举行会晤。乔冠华因为辛苦几天搞完了公报，心情也很好，宴会上喝得很痛快，脸上泛着红光，脸带笑容地坐下来谈话。
基辛格将精心琢磨了好一会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的；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乔冠华用点挖苦的口气开玩笑说：“博士这个‘公众舆论’成了你们的法宝了，动不动都拿出来用。”
基辛格委婉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进行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作了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你拐了一个大弯子，是想说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文本有意见，要修改，是么？”乔冠华爽脆地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基辛格坦率地说。
乔冠华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尖锐地回答说：“双方已经走得够远了，而且中国为了照顾美国的愿望已经作出了很多让步，听说尼克松总统接受了公报，昨晚，我们政治局已经批准了公报。现在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不到24小时了，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
“我们总统确有为难的地方，乔先生，”基辛格知道中国人注重实际，他唯一的希望在于坦率，于是，将尼克松的为难境地简述了一番，诚恳地说，“希望你们能认真考虑。”
乔冠华暂停了晤谈，去找周恩来总理请示。
周恩来正在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询问上海方面接待工作的情况。周恩来放下电话后，乔冠华立即作了汇报。
周恩来太累了。尼克松访华期间，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尼克松访华的一切活动安排，都是周恩来亲自掌管，所有的会谈讨论都由他亲自过问，还每天安排随时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顶多能够合眼皮休息个把钟头。
听着乔冠华的汇报，他瘦削的脸在柔和的灯光下棱角显得更为分明，只是眼睛还很灵，很亮。他很不在行地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就摆在烟灰缸沿。
乔冠华汇报完关切地说：“总理，你太困了。”
“你说说你的看法。”周恩来轻轻地将烟喷吐出嘴唇。
“他们内部不统一，又要我们作让步，我们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了。他们美国人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消化吧。”乔冠华说。
周恩来的眼睛望了一下窗外，西湖岸边的灯光闪闪烁烁。今天晚宴之前，给罗杰斯那一班人当翻译的章含之找他作了汇报，说她了解到国务卿罗杰斯及其手下的专家们对已经达成协议的公报大发牢骚，还听说到上海后他们要闹一番。周恩来一直在考虑这件事。他对美国国情作过研究，对尼克松执政以来白宫与国务院的矛盾是有所了解的；他由此联想到，按职务，罗杰斯该排在基辛格前面，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难怪人家有意见。他还考虑，明天到了上海，要特地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含义。你想一想，公报把两个曾经极端敌对的国家带到一起来了。两国之间有些问题推迟一个时期解决也无妨。公报将使我们国家，使世界产生多大的变化，是你和我在今天都无法估量的。”
乔冠华顿时领会了周恩来的含义，微笑说：“总理，我明白了。”
周恩来又说：“我们也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件事，要请示主席。”周恩来当即拿起了红色的直通电话。
毛泽东听了汇报，想了片刻，口气十分坚决地回答说：“你可以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能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毛泽东停顿了一会，又严厉地加上一句话，“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于是，基辛格与乔冠华在刘庄宾馆又开了一次夜车。他们根据毛泽东所定的原则，对美国国务院专家们所提的意见，进行反复的推敲。直至凌晨二时，另一个“最后”草案终于完成了，当然，吸收了罗杰斯的专家们的一部分意见。草案再次提交双方首脑正式批准。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上海公报。然而，天亮之后公报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基、乔两人很是担心。
第十二节蒋介石举棋不定尼克松乘坐中国专机尼克松在北京度过5天，经历了紧张的秘密谈判、游览和出席公众活动。
第五天，2月26日，按预定日程，到西子湖畔的杭州参观游览。
这次尼克松乘坐的是中国“伊尔——18”型涡轮螺旋桨飞机。
这是周恩来总理为尼克松访华所做的特殊安排。就在尼克松为了这次历史性的北京之行，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北京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没有等闲视之。早在1972年2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周恩来听完各小组汇报准备工作后，专门讲了尼克松访问杭州、上海时要让他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因为以前尼克松在国外访问，从不乘坐东道国飞机。“尼克松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就要听我们的安排喽。”周恩来的表情和语气都饱含着民族的尊严和自信。
他给民航下了死命令：“马仁辉同志、张瑞霜同志，这次专机任务可不同往常，你们一定要保证搞好吁！”周恩来十分清楚，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依靠周密细致的工作作风保障的。“你们从现在起，就要组织执行专机任务的机组试航。另外，除尼克松去杭州、上海的当天要试飞外，头天下午还要先试飞一次要确保万无一失！”
此外，周恩来又对机务和警卫工作作了具体指示：“要对机务人员讲清楚，专机必须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待试飞后进行铅封。对警卫部队进行教育，告诉他们严加看守飞机，无关人员不得接近。。”以后的几次开会，周恩来对接待工作的细节问题，都作了详细的指示，会上，有人提出：接待方针不冷不热，不卑不亢，不好掌握分寸，周恩来扑哧笑了：“这有什么难呢？人家伸手，你就伸手过去，不要傲慢，也不要嘻嘻哈哈的嘛。”
运载美国总统的中国专机就要起飞了。机场上好不热闹：民航和空军出动了伊尔——18型、子爵号和云雀直升飞机3个机种、12架飞机。组织这样一个多机种、大机群的参观访问团，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伊尔——18总理专机临时定为总统专机。为了保密起见，机号由216改为218。尼克松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坐中客舱。
总统自己的“76精神号”专机也跟着起飞。
周恩来巧喻“13”
由周恩来专机机长张端霭驾驶的伊尔——18型飞机，26日从北京到杭州。27日从杭州到上海。
当飞机降落在虹桥机场时，尼克松翘着的拇指对周恩来说：“飞得很好。”周恩来面带自信地微笑，不卑不亢地回答：“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总统还是第一次乘外国飞机。因为中国最安全。”
基辛格说话的神色，无不自豪，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中方当初做出这项安排时，美方曾有异议，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
上海是尼克松访华的最后一站。
尼克松总统一行下榻于著名的锦江饭店里。在上海这幢最现代化的宾馆楼里，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2月27日，到达上海不久，周恩来总理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国务卿及其助手们。他走进大厅，走进电梯。电梯迅疾往上升。头顶的电梯标志牌上，“13”处亮着红灯。
周恩来望着标志灯，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13呀！西方人最忌讳13。。”
标志灯熄灭了，电梯门开了。
周恩来带着翻译走进罗杰斯的套间，听见谈“13”的声音戛然而止。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正在房间里说话，大约是在发牢骚生气，一个个面有愠色。见周总理来了，罗杰斯朝他们示意，他们一个个只好客气地装出笑，极不自然。
周恩来伸出手，说：“罗杰斯先生，你好！”
“总理先生，你好。”罗杰斯跟周总理握手。
周恩来逐一地与国务院的官员握手之后，在罗杰斯身旁的沙发上泰然自若地坐了下来，说：“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委托，来看望你和各位先生，这次中美两国打开大门，是得到罗杰斯先生主持的国务院大力支持的。这几年来，国务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
周恩来的话缓和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总理先生也是很英明的。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的招，太漂亮了！一下子就将两国疏远的距离拉近了。”罗杰斯笑着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我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在参观各种工业设备，他还伸手去按电钮，新式机床运转起来。
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
周恩来哈哈大笑。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时，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此后，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
台对《联合公报》表示不安尼克松访华，全球为之注目。在所有的关注者中，蒋介石最为尴尬。尽管与美国有约在先台湾不对访华恶言相加，但“中华民国”的面子总不能不顾。在尼克松一行到达北京的当天台湾当局“国大”会议立即发表声明，称“戡乱”反共国策绝不改变，不承认中、美间任何协议，大陆中共是“叛乱集团”，无权代表中国。
由于《联合公报》中的措词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一语，尽管是中国方面的立场，但这也预示着美国政府对台湾“正统”地位的否定，台湾当局非常焦急。3月6日，台湾当局指示沈剑虹会见尼克松，要求当面澄清，以消除因《联合公报》引起的不安。尼克松要沈剑虹转告蒋介石：“美国决心遵守对‘中华民国’的承诺”，其中当然也包括共同防御条约继续有效。
第二天，沈剑虹飞回台北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的就是美国总统的保证，但这种保证与以前却是大不相同了。台湾这位“蒋总统”听完汇报后，感慨万千地说了一句：“从此以后，我们要比以前更依靠自己”。
蒋介石不敢贸然行事蒋介石决定“与俄帝往来”。而苏联，对于台湾的基地，久已垂涎欲滴，也正趁美国调整其亚洲战略部署的机会，大肆扩张，以取美国的地位而代之。因此，蒋苏交易，本来可以一拍就成。但是蒋苏双方当时均有顾虑。特别是台北方面，顾虑尤多。
顾虑之一：当时美国并不是真的要退出亚洲，苏美从东南亚到东北亚的争夺正烈，即使美国中断美蒋关系，美国也不愿看到台湾成为苏联的战略基地。
顾虑之二：中国一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过去一直要美国撤离台湾和台湾海峡，假若中美一旦建交，美国宣布美蒋条约废弃而蒋介石公开投苏，中华人民共和国岂能放过他？
顾虑之三：大陆人民、台湾百姓、海外侨胞、以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对苏联都无好感，蒋介石如一意孤行，势将引起群情汹涌，火山爆发。
因此，蒋介石左顾右想，还是不敢公然行事。为了替将来公开联苏铺路，蒋介石一方面继续同苏联秘密往来，暗中发展关系；另方面，为了不激怒美国和平息岛内舆论，蒋介石撤换了曾公开鼓吹联苏的“外交部长”周书楷。
第十三章南海风云激荡，中国舰艇穿越台控区。草山老人闭目轻叹：“西沙战事急哪！”一代枭雄，灵柩暂厝“慈湖”
第一节台日断交尼克松把日本撇一边1972年2月21日上午11时27分。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终于在北京机场停稳。片刻，尼克松从舷梯上走下来，这时周总理走上前去，紧紧握住尼克松的手。两位要人的握手，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和解。尼克松访华实况，通过电视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日本首相佐藤荣坐在自己的官邸观看电视，他要看一看尼克松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
尼克松从飞机上走下来，和迎接他的周恩来握手，说：“Iamveryhappy。（我非常高兴）”
接下来就是检阅仪仗队。。佐藤站起了身子，失落的狠狠地关掉了电视。他一言不发地靠在沙发上，7个月前那件令人扫兴的事情又呈现在眼前1971年7月16日上午，首相秘书递给首相一份美国送来的备忘录，上面写着：“尼克松总统将于明年5月以前访华”，发表时间为日本时间11时半。佐藤看看手表，指针已指在11时27分。佐藤首相认为尼克松把日本撇在一边，显然是一种不考虑友好国家立场出卖朋友的行为。佐藤首相心中暗暗叫唤“上当了”。
佐藤的态度自然是恼怒的。
谁知一群记者却紧迫不舍，非要他谈谈对尼克松访华的看法。
佐藤一边往外走，一边说：“他自己不是已经说了吗？这是本世纪最伟大的事业。他自己说了，别人还说什么？”
“他”，自然是指尼克松。
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使日本全国上下为之哗然。在收到《上海公报》后，外务省开始秘密地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做法律上的准备。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田中角荣竞选自民党总裁的。中日关系就成了自民党总裁能否当选的一个问题。
田中角荣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他当选了，并很快组成了新的日本政府。
“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日本人接受新事物最灵敏。1972年7月24日，田中角荣宣称，他理解周恩来的“三原则”，即：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三、废止原《日中和约》。
台湾反映极为强烈：先是“行政院长”蒋经国、“外长”沈昌焕对日本提出警告；接着是驻日“大使”彭孟缉对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作专门拜访。还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张宝树在访问南朝鲜归途中，也特意绕道日本，想做些劝说工作。最后是蒋经国正式摊牌：兹警告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损害两国邦交与危害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之行动，以免造成历史上之重大错误。
这类事先打招呼的话，外交上常见。有时也有效果，但多属大对小、强对弱，通常毫无效果。
台日关系由热到冷台湾同日本的交往，也有一段由热到冷的过程，蒋介石对此用心尤多。
1950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斯大林等人会谈，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再加上同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际间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严峻的局势，逼迫双方各自寻找各自的朋友。
1951年7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布《对日和约草案》，台湾未被列为签字国；12日台“外交部长”叶公超对美提出抗议；19日，陈诚引咎辞“院长”职，蒋慰留之；20日，叶引咎辞“部长”职，陈慰留之。
9月4日，对日和约会议开幕，台湾无代表参加，叶公超抗议；苏外长提议邀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美代表拒绝。杜勒斯在国会答称：中日和约由台湾或大陆签订，应由联合国决定。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日本与同盟国中的49个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3国拒签）；同日，美日两国也在旧金山签订了《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日本也钻入了美国保护伞。19日，周恩来指责《旧金山和约》为非法。
几经周折，（一则，日本吉田茂内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顾虑；再则英国首相邱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表示反对），1952年2月20日，日本政府终于派出曾任大藏大臣的河田烈为代表与台湾叶公超在台北会谈“中日和约”。这次双方会谈最大的争论点，是“和约”“适用范围”的问题，大陆已不在蒋的“治下”，又怎样去“贯彻执行和约呢？吉田茂首相很聪明，他的意见是：应适用于现在中华民国控制之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
台湾当局不同意，要求将“或”改为“及”。
双方僵持不下。最后各作让步：在交换照会中，双方同意在记录中明记——“或”具有“及”字之意。
中国民间有一句口头禅叫“哄鬼”。
蒋介石原来的政治哲学是“攘外必先安内”。来台湾之后，“安”字用不得了，改称“反共复国”。但在国际间，“曲高和寡”，所以竭力在日本人身上做“合纵”的工作。他说：本人于日本投降未几，则一再声称：中国对日本不采报复主义，而应采取合理的宽大政策，并谋对日和约的及早完成。
蒋这种“饥不择食”的态度，当然同美国在战后积极扶持日本的政策有血缘关系。前面提到的《旧金山和约》在它的第14条中还规定了战后日本应以“服务补偿”的方式赔偿中国损失。可是在这一次的双方会谈中，连“服务补偿”也“自动放弃”了。
1952年7月9日，河田烈在台北“中日文化协会”演说，赞扬“中日和约充分显示蒋总统宽大精神”。8月2日，蒋介石签署了《中日和平条约》。”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鲧治水”那样的事，请看：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1956年9月，蒋介石《答法国记者问》：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工地区的贸易。
蒋介石挖空心思阻拦中日贸易的发展。在蒋的心目中，他害怕中共军事力量强大，也害怕大陆中国人民富裕。所以我们说，蒋“怀念大陆灾胞”是假的，提倡“仁爱为接物之本”，也是口是而心非。
如果说，在战后最垂青于蒋介石的，在美国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么，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首相了。1956年6月，岸信介亲到台北与蒋会晤，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亲任翻译。首相此行，意在向蒋表明，他仍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希望予以谅解”。“有朋自远方来”，抚今追昔，蒋当是怀有无限感伤的。面对这位邻国首相，他可以充分为自己说项。蒋介石对岸信介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许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堪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余甚感慨然。以上是“感伤”。“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不过，我们须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而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个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全，中国又能反攻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力量。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以上是“说项”。只差一点没有说出“沙陀帮兵”了。20年前，蒋也曾“联共抗日”；“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变成“联日反共”了。但这个“遣将不如激将”，不大讲究逻辑：何以见得苏俄只定了这两大“目标”？何以见得这两个“目标”能代表亚洲？何以见得台、日必须“共存共荣”？事物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日本朝野没有被“赤化日本”的话吓住。1957年7月16日，日政府宣布放宽对大陆禁运；16日，台“外交部”认定此决定“非仅助匪侵略，且冒政治风险”。1958年2月，日本钢铁代表团到北京签订了贸易合同；继之，日中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协定》。
面对黄海海域出现的这股“暖流”，蒋又是“抗议”，又是“正告”，又经过多次“会谈”，虽争得了一点虚荣，但实质无改变。
1959年3月4日，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这已经是“纯政治”了。
1960年，池田勇人又继岸信介组阁，表示将“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对方（大陆——引者）打交道”。翌年1月，池田向国会演说，宣布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今年日本重大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是一个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杰出外交家。丰富的政治阅历，使得他善于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他及时地向日本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和“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这些，都先后为池田内阁接受了。
老实说，这时候大陆正是人祸天灾、经济困难之时，中日间的贸易还不可能大发展。1961年后，大陆情况开始好转。
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的贸易备忘录签订了。
太平洋西部的柔风，轻轻地在中日上空吹拂！
池田内阁为什么“向左转”？首相9月18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或可看出端倪：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这位日本政治家，真是“不幸而言中”，“三五年”之后，大陆便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者）；台湾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池田捅了马蜂窝了！
政治家们常有一两点藏得极深的用心：或不动声色，始终秘不示人；或故设疑冢，引人误入歧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彼此“心照”是可以的；但千万不可“宣”、不可“揭”。池田勇人，冒里冒失，“一语中的”，公开的指明“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这是蒋20多年来始终最为忌讳的心事。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碰到这带电的铁丝网上。
9月20日，陈诚在“立法院”报告，对池田言论深感“意外与遗憾”。
蒋介石最恼火，9月21日，他反唇相讥：在“九·一八”的时候，池田只是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池田的上司——日本军阀曾经预言：只需2个师的军队，用3个星期的时间，便可使中国屈服。结果如何！今天池田的预言能比他当年的上司高明吗？不要忘记，我蒋某是曾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使你们预言不能实现的蒋介石。“好汉不谈当年勇”。典型的摆老资格；世界上，哪有“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民”的本事！
如果说，蒋的反驳，意在指出那些实行侵略战争的战犯，理当对中国负疚，这种指责完全应该，这不是“报复主义”。但蒋的本意却是，“九·一八”时的低级官员，今天怎能看出我蒋某“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这就有些荒唐了。
1963年10月4日，北京成立了“中日友好协会”，廖承志任会长。
1964年底佐藤荣作内阁替代了池田勇人内阁，因佐藤的政治倾向，台日间的关系又变得亲昵一些：一时间，又是蒋亲笔致函佐藤，又是日本向台湾贷款，又是在高雄设日本领事馆，沈昌焕、严家淦、蒋经国先后访日，佐藤也回访了台湾。但是：“渔舟唱晚”，红日却已西沉！
1966年10月12日，日本“日中友好协会”代表黑田寿男与“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发表共同声明，承认周恩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及“政经不可分”等主张。
1970年2月14日，日首相佐藤荣作称：日本今后一方面与台湾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一方面促进日本与大陆关系。同月17日，佐藤又表示赞成在日本与大陆间举行大使级会谈。
田中竟说添了“麻烦”
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成立。经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后，终于实现了访华。
田中首相于9月25日启程前往北京。他乘坐的专机直飞北京，上午11时30分（日本时间下午零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
田中和周恩来的第一轮首脑会谈，从9月25日下午1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开始。会谈结束时，周恩来对田中说：“总之，要求大同，存小异。”“那当然。这次谈判无论如何要谈出结果来。”田中回答。
由此可见，谈判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当天下午7时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出席宴会的共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时的人数。
宴会进行一半，在田中致答词时，他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接着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了“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欢迎气氛突然变了样。
周恩来口气突变
第二天，周恩来见了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中国方面觉得日本为了侵略大陆，发动了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不过田中致词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高岛局长是搞讼棍那一套嘛！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豁出去了：“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田中不买帐，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接着，双方展开舌战，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对日方说来还有一件事很棘手。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就是说，谈判不能拖。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讲，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只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从中方态度严厉的情况看，要想完全按日方的主张办似乎很难。
第一轮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
这时，田中开了口：“怎么啦？总得吃饭嘛。”大平、二阶堂、桥本中国课长等人紧跟田中身后，走进与首相卧室只隔着一间房的食堂。由于谈判触了礁，所以谁也不说话。为了给大家打气，田中又开了腔：“你们用不着担心。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到时候我负责。党内，你们不必担心，我有办法。这行了吧？”
不论是大平还是高岛，都没有心思拿筷子。只有田中一人往嘴里夹菜，咂巴咂巴吃得挺香。还不时呷上一口茅台。
田中为了活跃气氛，又开口了：“咳，这好吃。”但还是谁都不下筷。
田中有点火了：“我就说你们这帮大学生不行嘛。用得着这样愁眉苦脸吗？”“那，你说怎么办？”大平问。
“这些事让那帮大学毕业的家伙去考虑。”田中回答。坐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外交官们，都不由得笑了起来。田中一会儿说“大学生不行”一会又说“让大学生去考虑”。田中这套安抚人心的办法真灵，笼罩在大家心头的愁云消失了。怎么办？等吃完了饭再考虑也不迟。
吃完饭，大家把田中送回卧室。随后又到大平卧室开会研究，逐条对联合声明的初稿进行仔细推敲。起草妥协方案的工作，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高岛把妥协方案的基本内容整理成若干条，于次日上午交给了大平。
9月27日。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厚厚的云层，而且刮着阵阵狂风，似乎预示着谈判的前途严峻。但是田中首相一行还是按照中方安排的日程，于上午8时许离开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三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谈判的前途是凶是吉。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
在田中到达中国当天的晚上，周恩来一再给田中的盘里夹菜，脸上总是笑嘻嘻的。
第二天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却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语气批驳了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浑身充满了中国寸步不让的气概。今天，周恩来笑容可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见他像在思考着什么，使人感到几分畏惧。周恩来一句不提日本的妥协方案。会谈结束后，日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终于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作出什么反应，大家非常担心。
毛泽东大度表示：“不打不成交嘛！”
田中、周恩来第三轮会谈结束，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未经预告突然来到迎宾馆，亲自陪同田中他们前往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8点3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了日本客人，乍看起来，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些，歇顶，后脑勺上白发很密。
见面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上帝快要我去报到罗。”但是田中丝毫没有看出毛泽东身体不好。
接着毛泽东又说：“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田中解释。
“不打不成交嘛！”
“是的。”
（田中回国后，9月30日在自民党参众两院大会上介绍北京谈判的经过时说，“我在欢迎宴会上讲，‘添了麻烦深表反省’。这句话在第二轮会谈中成了话题。”）
毛泽东十分健谈，一会儿话题又转到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他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不少题外话。田中回国后，10月1日在东京小平市的高尔夫球场（小金井国家俱乐部）打高尔夫球，中间吃午饭的时候对记者们披露了当时的一段插曲。
会见结束时，田中站起身来，田中一再谦让，毛泽东还是把田中等人送到门口。会见时毛泽东开头讲“不打不成交”，不时浮现在田中等人的脑海里。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说明毛泽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3人回到迎宾馆后，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他们认为，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肯定也因为把日本拉了过去而在举杯祝贺吧。9月29日，日中就邦交正常化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日两国关系不正常状态已经结束，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随即，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签订的那个《日中和约》自动失效。台湾当局也连夜发表对日本断交的声明：。。田中政府的错误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国民对蒋总统深恩厚德的感谢与怀念；我政府对所有日本反共民主人士仍将继续保持友谊。
用不要赔款的“深恩厚德”，买来一个临时的反共伙伴；最后仍然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政治离不开权谋，但不要过于施展权谋。君不见，“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
礼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那些喜欢搞个人恩怨的政客，骨子里都是伪君子。
第二节蒋介石南海之情大陆军舰穿越海峡1974年5月18日，台北。
88岁的蒋介石由一位年轻hushi搀扶着，在草山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他刚睡过午觉，但是仍然显得很疲倦。
两年前的3月，蒋介石做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这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全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同年5月的第五届“国大”，蒋介石又“当选”为“总统”，随即给“立法院”送去一个咨文说：行政院院长严家涂，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蒋经国组阁，“总统”是自己的父亲，“副总统”严家淦可视为可有可无。一个蒋经国统治台湾的时代开始了。蒋经国当政后，台湾的经济出现了高速发展的良好势头，蒋介石非常满意，他可以放心地在这里静心休养了。这种高速发展的经济快车是从1970年开始的，后来被誉为仅次于日本的“世界经济奇迹”。
蒋介石在花园里走了十几步，感到气力有些不足。他在hushi的搀扶下坐到安乐椅上闭目养神。
秘书过来了，他掏出几份有关西沙海战的简报。。蒋介石本来已不大关心政事，他很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蒋经国办。但是，西沙海战爆发后，他每天都要在这个时候，让秘书念几份关于南海战况的简报。
秘书今天念的不是平常的简报，而是国防部送来的一份急电：中共海军导弹护卫舰4艘，今天清晨抵达东引岛一侧，企图穿越台湾海峡。
秘书望着蒋介石微睁的双眼，轻声道：“国防部请您谕示，是否拦截。”
70年代前，因为有美军第七舰队撑腰，台湾海峡的制海权一直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大陆军舰从东海到南海的调防，或者从南海驶往东海，都要绕道台湾岛东南的公海上，穿越巴士底海峡，尽可能避免在台湾海峡内与国民党海军发生冲突。或许是军情急迫，或许是美军已退出台湾海峡，这次大陆军舰要在台湾海峡通过。
“西沙战事紧哪。”
蒋介石闭上眼睛吐出这句话，然后轻晃着安乐椅养神去了。当天，我海军“昆明”、“成都”、“衡阳”、“贵阳”等4艘导弹护卫舰，顺利通过台湾海峡，加入南海舰队建制。不久，南海舰队又配备了051型导弹驱逐舰。这可能就是南越军方发言人所说的配有冥河式导向飞弹的驱逐舰。不过，此时西沙海战已过去半年了。
从此，西沙群岛，便牢牢控制在我军手里。虽然，南越和不久后统一的越南多次觊觎这片极为重要的海域，但是，他们的企图一次又一次落空了。西沙，国人完全可以放心！
只剩南沙了！
中国发现南海诸岛史蒋介石晚年在处理南沙和西沙的问题上，是非常明智的，基本上能以民族利益为重。
南沙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在岛上的捕鱼和采集鱼贝活动始于何时，无法确知。据三国时代万震所写《南州异物志》记载，汉代从马来半岛到中国大陆的舰行路线为：“。。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康泰在《扶南传》中也写道：“涨海中，倒珊瑚，洲底有盘石，珊瑚生其上也。”
宋朝《太平御览》也有“涨海”的记载：“又曰扶南之东，涨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树，得春雨时，皮正黑，得火燃，树皮正白，纺织以作手巾或作灯火注用，不知尽。”文中所说的“涨海”，即今南海。至于之所以有“磁石”之称，大概是指未露出水面的暗沙、暗礁，因船只碰到这些暗礁就搁浅遇难，无法脱身，犹如磁石之吸附一般。
从第三世纪到第八世纪末，史籍很少记载中国船只在南海活动的情形，主因是南洋诸国通中国者不多。
直至十一世纪中叶北宋时期，中国史籍才又陆续出现有关南海诸岛的记录。北宋仁宗皇帝在《武经总要》亲作御序说：北宋朝廷“命王师出戍，置巡海水师营垒于广南（即今广东），治■鱼入海战舰，从屯门山用东风西南行，七日至九乳螺洲。”所提到的“九乳螺洲”，已把西沙群岛置于海军巡逻范围。
1178年，周去非撰《岭外代答》，书中提到传闻东大洋海有长砂石塘数万里，尾问答所泄沦入九幽。这里所说的“长砂石塘”，就是西沙群岛。其所描述的地理及海洋特性，跟康泰《扶南传》所说的“涨海”的地理特性相似。
提及西沙及中沙的古籍很多，如：宋人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年）撰《诸蕃志》，书中记载的“千里长沙”和“万里石床”，其地点可能为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1274年，南宋吴自牧撰的《梦梁录》中所提及的七洲洋，指的是海南岛以东的海域，特别是指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之海域。
1292年2月，元世祖因爪哇黥诏使孟琪，于是派兵征爪哇，远证军经七洲洋、万里石塘，至占城。以后元朝汪大渊于1349年所著的《岛夷志略》亦提及万里石塘。而1563年明朝黄衷撰《海语》，也曾对万里石塘和万里长沙加以注释。根据其注释，万里石塘的位置在今之西沙群岛，而千里长沙在今之中沙群岛。1618年，明朝张燮的《东西洋考》，则考证过七洋形成之源由。我国渔民在西沙群岛的活动，除了捕鱼之外，也在岛上盖房舍，甚至有农业活动，明朝王佐撰的《琼台外纪》有清楚的记载：“万洲东常沙石塘，环海之地，每遇铁飓挟潮，漫屋瀹田。”
以上史籍所提到的七洲洋、千里长沙或万里石塘，可能只限于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因为古代中国的航海路线大抵是沿大陆沿海至越南外海，经西沙群岛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水域，前往越南中部的占城，再转往印尼的苏门答腊或前往泰国。在这一条航线上，船只都避开或绕经南沙群岛之外，以免遭到危险。因此，直至十六世纪为止，我国史籍都未有南沙群岛之记载。1730年，陈伦炯撰《海国闻见录》，首度提及南沙群岛。他在＜南洋记＞卷中说：“厦门至广南，由南澳见广之鲁万山、琼之大洲头，过七洲洋，取广南外之咕哗罗山，而至广南；计水程七十二更。交址洲洋七洲洋西绕北而进。。七洲洋在琼岛万州之东南，凡往南洋者，必经之所。。。独于七州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无山形标识；风极顺利，对针亦必六、七日如能渡过而见广南咕哗罗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恐溜入广南湾，无西风不能外出。”
在《南澳气》卷中并绘有地理位置图更明白地指出南沙的位置，书中说：“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土浮沈皆沙垠，约长二百里，计水程三更余。尽北处有雨山，名曰东狮、象；与台湾沙马崎对峙。隔洋阔西更、洋名沙马崎头门。气悬海中，南续沙垠，至粤海，为万里长沙头。南隔断一洋，名曰长沙门。又从南首复生沙垠至海万州，曰万里。少之南又生喽咕石至七州洋，名曰知里石塘。”
这里所称的千里石塘，就是南沙群岛。在《海国闻见录》中所绘的图，显示出千里石塘的位置在南沙群岛。
1820年，杨炳南撰《海录》，明确指出千里石塘为南沙群岛，他说：“万里长沙者，海中浮沙也，长数千里，为安南外屏，沙头在陵水境，沙尾即草鞋石，船误入其中，必为沙所涌，不能复行。。。七洲洋正南则为千里石塘，万石林立。洪涛怒激，船若误经，立见破碎。”
以后的著作中都清楚的分别出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如1838年严如煜的《洋防辑要》、1844年魏源的《海图志》、1866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他们都以万长沙指西沙群岛，以千里石塘指南沙群岛。
在杨炳南的著作中，亦首度提及东沙岛，他指出东沙岛上有一个小港口，可避暴风雨。他说：“船由吕宋。。西北行五、六日，经东沙，又日余，见担干山，又数十里，即入万山到广州矣。东沙者，海中浮沙也，在万山东，故呼为东沙。往吕宋苏禄者所必经。其沙有二：一东一西，中有小港，可以通行，西沙稍高，然浮于水面者，亦仅有丈许，故海舶至此，遇风雨往往迷离至于破坏也。凡往潮闽江浙天津各船，亦往往被风至此，泊入港内，可以避风，掘井西沙亦可得水，沙之正南，是为石塘，避风于此者，慎不可妄动也。”
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绘制的《皇清各直省分图》中，首先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缅甸以东的地区（包括马来半岛、新加坡、泰国、越南、察国和柬埔寨）划入我国的疆域。
以后，嘉庆十五年（1810年）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嘉二十二年（1817年）绘制的《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亦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划入我国版图。1838年严如■所撰的《洋防辑要》记载了清朝海军在海南岛的海口驻军，海军曾到西沙和昆仑洋巡逻，防番贼海寇。
1876年，清朝第一位驻其公使郭嵩焘赴任，所乘之船经过西沙群岛时，他表示这是中国属海也，这是根据上述清朝的领土主张而做的表示。
虽然清廷早在1755年将南沙划入中国疆界，但还是因为“外力”——德、日、法等国的介入，清廷这才注意南沙的重要性。
1883年，有一队德国探险队到南沙群岛进行探险，清廷向德国政府提出抗议，主张南沙群岛于中国领土。1899年，法国向清廷建议在西沙群岛建一灯塔，始引起清廷之注意。
1907年5月，日本商从西泽吉次占领东沙群岛，并将岛名改为“西泽岛”。清廷向日驻粤领事提出交涉，日本自知理屈，乃承认东沙群岛为中国领土，唯由中国政府偿还日本商西泽13万元。1907年，日本提倡“水产南进”，日人又乘机占据南沙群岛的若干岛礁，在南海进行捕鱼及采磷矿（鸟粪肥）。1909年4月，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和吴敬荣率三军舰至西沙群岛，进行一个月的勘查工作，归来后疑具开办计书八项。相对于清廷的慢动作，日本方面则十分积极。1917年，日人平由未治前往太平岛和双子礁调查矿产。1918年日人小仓卯之助至南沙的南子岛、北子岛、西月岛、太平岛活动。1919年，日人在太平岛修筑码头、轻便铁道及房舍设施。
1925年7月，设在安南芽庄的法国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到西沙群岛的林岛，进行勘测。1926年7月，法军舰又到西沙群岛测量海域和岛屿。1928年5月，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决议派沈鹏飞率队至西沙群岛进行调查，共16天，归来后写成“调查西沙群岛报告书”。1930年4月，法军占领南威岛。1933年4月，法军又占领南沙几个小岛，而引起我国的抗议。双方的外交战一直未获解决，直至1939年3月才因日军入侵西沙群岛及南沙群岛而暂时终止争议。
1933年6月，我国政府设立由内政部、外交部、参谋本部、海军部、教育部蒙藏委员会等机关官员组成全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分别于1934年12月21日和1935年3月22日召开两次会议，审定南海诸岛的中英文名称。1935年4月，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完成绘制“中国南海各岛屿图”，成为日后我国绘制南海诸岛地图的范本。
1945年8月10日，日军战败投降，在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日军向我国海南岛榆林港驻军投降。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及国防部官员率四艘军舰至南海诸岛，重建国碑，测绘详图。194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将南海诸岛划归广东省政府管辖，同时正式公布南海诸岛的历史名称和地图。
国民党军队重驻太平岛1950年5月，解放军解放海南岛后，国民党驻南沙太平岛和西沙群岛守备队，在未遭到解放军进攻的情况下，也随海南岛退下来的军队一起撤回了台湾。这样，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于1946年12月派军队进驻的太平岛，就成了无人岛。
菲律宾乘中国内战之机，开始窥伺我南沙。1956年3月，菲律宾海军学校校长古洛马宣称“发现与占领”南沙群岛，提出无理主权要求。越南、法国、英属婆罗洲等相继用各种方式表示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为此，台湾“外交部”于5月22日发表声明，明确指出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无理提出对该群岛的主权要求。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同样内容的声明。5月30日，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约见菲律宾驻台湾“大使”，再次声明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同时，国民党当局决定派出军队，对南沙群岛实施广泛侦察，武装进驻。国民党海军组建“立威”舰队，于6月2日上午从台湾出发，5日下午到达南沙太平岛锚泊。次日早晨，小分队分乘两只橡皮舟同时顺利登上太平岛。太平岛面积0．443平方公里，是南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经过全面搜索，发现岛上并无人迹，也未发现牲畜家禽等。国民党军队原南沙群岛管理处、警卫排及电台钢筋水泥房屋尚在，屋顶一面用油漆涂画的青天白日旗仍清晰可见。7日中午，国民党军队在太平岛庄严举行升旗立碑典礼，表明对南沙群岛及本岛拥有主权。“立威”舰队于8日中午从太平岛泊地起航，对南威岛、西月岛进行了侦察，14日返达台湾。
国民党当局遂决定派南沙守备队重驻太平岛。于1956年6月29日组成“威远”特遣支队进行护送。该队配有4艘兵舰，两栖侦察班、水中爆破队、两栖战车队和陆战通信队，实力很强。
7月6日上午，“威远”特遣支队从台湾起航，11日抵达太平岛。全部物资装备于18日卸完，南沙守备队人员驻下，兵舰返回台湾，完成了重驻任务。
以后，每当有外来势力企图染指南沙群岛，国民党当局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样，严正声明：南沙自古属中华。
第三节一代袅雄灵柩浮厝避暑途中发生车祸1969年7月间，蒋介石夫妇与往年一样，从士林官邸搬到草山官邸避暑。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当蒋介石的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向下行驶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前面的站牌边，并有乘客上下，因为是刚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楚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快速直冲下来，前导车发现情况紧急，立即刹车，但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猛力撞上来，与前面的前导车狠狠地接上了“吻”，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后果更会不堪想象。
在两车撞击的一刹那，强大的冲击力，将手握拐杖的蒋介石的身体猛然向前带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胸部当场受到重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时，从口中冒了出来。。宋美龄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受到同样程度的撞击，双腿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上，她当场厉声叫喊。。现场一片慌乱。。侍卫人员忙着把蒋介石夫妇护送医院。副侍卫长孔令晟一面紧张地向蒋经国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一面急忙派人找寻那辆闯祸后逃之夭夭的吉普车。。草山乃至整个台北笼罩在一片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蒋经国给情治当局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找到肇事车辆，查明真相。
联指部、宪兵司令部调查组和警方等单位，立刻成立了专案小组，上面的决心是务必要抓到导致车祸的军车司机，不然不会罢休。整整追查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发现肇祸的车辆，原来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
据查证，这位肇事的师长当天刚巧出席了一次军事会议，散会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下山，没想到阴错阳差，发生了这么一件不幸的车祸。在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和吉普车司机因为畏惧追查，曾经刻意躲了一阵子，可是没有想到还是给查出来。后来，这位少将师长就因为知情不报，被当局以伤害“最高领袖”的罪名，撤职查办，就这样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当天开车的吉普车司机也按军法判刑。
不论这两个肇事者被当局判了多严重的刑罚，毕竟蒋介石夫妇的伤害已经造成。事后，蒋介石在接见一位老将领时承认：“自从这次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很大的影响，不但腿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宋美龄的腿部也受到相当的创伤，一直到她晚年，每逢冬天，双腿都会不适，就是草山车祸的后遗症。
原来，蒋介石的身体是十分硬朗的，一年四季，大概只有几次感冒，然而，在这次车祸不幸之后，蒋介石的身体出现了恶化的警讯。其中，心脏扩大，是他尔后身体健康的致命伤害。而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车祸事件还只是一个开端。
副官失误肛门受伤1971年11月间，蒋介石来到高雄澄清湖，有天中午，他突然想要入厕出恭，于是，他依照惯例，叫当天值班的正班贴身副官，随侍一旁，那天的随侍副官是钱如标。
那时，蒋介石的身体机能已经不像往常那样健朗，大解时经常有便秘情形，有时必须藉助甘油球来软化大便，蒋介石解手解了半天，大概觉得肛门不适，就命令钱如标拿甘油球为他润一润肛门，这天钱不知是没睡好觉，还是做事心不在焉，一连挤了两个甘油球进入蒋介石的肛门，蒋介石还是解不出大便，心里直犯嘀咕，立即通知侍卫叫另一随侍副官翁元上楼。翁跑到蒋介石的洗手间，趋前一看，被吓了一大跳，整个马桶全是鲜血，蒋介石也不知所措，他有点焦急地对翁说：“你快点帮我看看，怎么回事？钱副官给我塞了二个甘油球到肛门里面，可是大便依旧没有解出来，你快看看！”翁低下(禁止)去，仔细打量他的肛门，发现钱副官刚刚为蒋介石塞的那两个甘油球，根本没有塞到肛门，而是塞到肛门旁边肌肉里去了，把肛门的肌肉都插破了。他当机立断，立刻通知医官，赶快来作急救，医官发现蒋介石肛门的肌肉已经被甘油侵蚀，有开始溃烂的现象。翌日，“荣总”直肠外科主任杜圣楷为蒋介石诊治，总算止住流血，可是接下来的治疗工作，可以说是旷日持久，整整治疗了一个多月，肛门伤口才算慢慢痊愈。
钱如标因此坐了5年牢狱。宋美龄一再当面责骂他：“就是你这个钱如标，老先生的身体就是给你拖垮的！你是罪魁祸首！”
宋美龄安排露脸辟谣蒋介石卧病期间，外间关于他病情的传闻风风雨雨，为了辟谣，宋美龄和官邸人士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运用家族的重要活动，向外界“证明”蒋介石尚健在。于是，病中的蒋介石一共对外露了四次面，而这四次公开露面，都是由未美龄一手决策设计。
第一次在新闻媒体曝光，是在1973年间，他最小的孙子蒋孝勇结婚的时候。
蒋孝勇的婚礼在士林官邸的礼拜堂凯歌堂举行，那时，蒋介石还在“荣总”调养，由于不适合长途走动，所以这次的婚礼并没有惊动他，蒋孝勇夫妇是在行礼之后，按照奉化家乡的习俗，给蒋介石奉茶。当天上午，给蒋介石穿上长袍马褂，坐在六病房的客厅椅子上，由宋美龄代表接受新婚夫妇的奉茶仪式。那次的奉茶仪式，宋美龄特别决定选这个主题，对外发布新闻，说明蒋介石为最小的孙子主持了婚礼的奉茶仪式，并且说蒋介石的病情正在康复中。
然而，蒋介石毕竟是有病在身的老人，从他的神色可以看出他的确经历过一番和疾病搏斗的艰辛历程。这个艰辛历程，使得他的双眼眼眶严重下陷，而且脸庞消瘦，有经验的人很容易猜出他的病情。
第二次是1973年11月间，国民党的11届3中全会结束后，参加全会的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会客室晋见总裁。
那次晋见，是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10位主席团主席，到“荣总”见蒋介石，然而，当时蒋介石的右手肌肉萎缩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右手即使坐着的时候也会因无法控制而不自觉地垂下来，到底该怎么掩饰右手的缺点，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一个比较妥善的方法，后来，翁元突然灵机一动：何不用透明胶布将蒋介石萎缩的右手手腕索性“绑”在椅子的把手上，然后再穿上长袍马褂，这样外表就看不出来他的右手有什么问题了。于是，他们把蒋介石用轮椅推到“荣总”会客室，等蒋介石在沙发上坐定，便立刻用透明胶布在蒋介石右手手腕上方粘上一圈，直接粘在沙发的右边把手上，把他的右手问题处理完毕，才通知主席团要晋见的人员一一进场。
第三次的曝光，是在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蒋介石夫妇，那次的家族活动，在宋美龄应允下，决定发布一张蒋家的全家家族照，再一次“证实”蒋介石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一扫当时有关蒋介石已不在人世的不实传言。
那张照片画面上显示，蒋介石手上抱着他最小的曾孙友松，一家和乐融融的样子，实际上，友松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象征性的放在蒋介石手腕上，真正在他手上的时间大概只有几分钟不到的时间。
第四次曝光，是时势所迫的曝光，但也是别无选择的一次纯政治性曝光。时间是1975年初，那时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即将离职回美国，他其实早在一二年前，就已经几次向台“外交部”提出晋见蒋“总统”的请求，但是，以前几次不是蒋介石正在昏迷状态，就是病情尚未明朗，不便接见。而美国方面已经根据种种迹象，猜测台湾的政治强人蒋介石应该已罹染重病，因为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总统府”上班，而且，在许多蒋介石一向不轻易缺席的场合却看不见蒋介石的踪影，可见，蒋介石有病是个事实，不是空穴来风。面对马康卫离职返美前的最后一次晋见请求，宋美龄左思右想，权衡见与不见的利弊得失，最后和她的心腹商量的结果，还是决定接见。
除了这四次主要的对外曝光，蒋介石的病情新闻便从来不曾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面出现，当时，有不少人总认为蒋介石的病情要是轻易外泄，好像会对台湾命脉造成什么致命影响似的，其实，那时，蒋经国基本上已经掌控了整个政务大局，就算蒋介石去世，已经不会有任何实质上的影响，只会在心理面上，形成对国民党权力中心的短暂压力，这是不争事实。
康复大夫揠苗助长“赶快回到总统府上班”可以说是宋美龄对蒋介石苏醒后最急切的一种渴望，蒋介石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蒋介石在苏醒来不久，曾经一度想叫侍卫为他准备纸笔砚墨，要想练练毛笔字，可是，他自己试了几次，知道自己的右手根本萎缩得相当严重，已经没力气握笔。
为要蒋介石赶快痊愈，然后可以立即销假上班，宋美龄和她四周的亲信，莫不伤透脑筋，他们在照顾蒋介石的工作上，也费了很大的功夫。
蒋介石自己也对病情十分着急，他时常很焦急地想起床试着走动一下，长期躺在床上，他内心有说不出的苦闷和焦躁。他巴不得马上回“总统府”上班复职，但是，他的体力和医官的要求，不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有一次，他听蒋经国报告，说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到桃园的杨梅，他很兴奋地说想去高速公路上兜风转一转，侍卫们只好为他备车，在车队当中，少不了要一辆救护车随护其中，以防特殊情况。谁知车队不过行了一段路程，他觉得非常疲倦，身体受不了，又要求车队立刻折返台北。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使蒋介石的情绪处于一种极度低潮的状态下，宋美龄非常了解蒋介石的心境。她其实更希望蒋介石赶快——最好是明天就能和从前一样，回到“总统府”办公，重新掌握国家实际权力，因而，宋美龄用尽脑筋，要让蒋介石很快就能恢复活动力。
1974年间，蒋介石的心脏仍然没有显著改善的迹象，但是，来美龄却听从孔老二小姐的建议，从振兴复健医院请了一位外国复健医生，每天专门为蒋介石作各种复健运动，并行按摩全身肌肉，但是成效却十分有限。
1974年11月23日，心急和烦躁的宋美龄不顾医疗小组阻拦，硬是要搬回士林官邸。她对着医疗小组的警官吼叫：“我不管！他（指蒋介石）如果不搬，我还是要回士林官邸过圣诞节！我搬回去！”
可见她对蒋介石病程的漫长，和医院病房生活孤寂的不耐。在宋美龄的坚持下，蒋介石也没有反对的意思，医疗小组只好从命，连同蒋介石一起搬回士林官邸，为了蒋介石回士林官邸休养，差点没把整座六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拆回士林官邸，所以，当时人人就戏称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荣民总医院”。各种医疗器材应有尽有，连可以搬动的X光摄影机虽然体积过于庞大，还是整部一起搬至士林。
在宋美龄的执意坚持下，蒋介石夫妇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可是，这也是两人一起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这一点大概是宋美龄所始料未及的。洋医误诊泌尿出血1975年3月间，宋美龄听从友人建议，请了一位美国医师来为蒋介石诊治，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以后，建议最好能够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但“总统”医疗小组的医官却坚决反对这样激烈的诊治方式。医疗小组的理由十分简单，他们认为，蒋介石已经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作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任谁也无从负责。
可是，宋美龄是“总统”的配偶，她不但在法律上有充分的权力作这样的决定，而且她还贵为第一夫人，官邸的大小事情她大权在握，有谁能违背她的意思，所以，只好任由宋美龄同意美国医生的建议，马上准备作背部穿刺肺脏的手术。
美国医生为蒋介石施行的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抽出大约一碗的脓水，可是，手术虽然圆满成功，而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至，当天晚上，蒋介石的体温立刻由原来的摄氏37度多，上升到摄氏41度，把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搞得手忙脚乱，官邸立刻又回复到3年前蒋介石刚昏迷那一阵子的混乱场面。
手术完成后的第2天，一个更令人震慑的现象发生了，原本蒋介石在每年春天都会复发一次的小便带血，这年的出血现象不但提早到来，而且这次的小便带血，来得既急又猛，简直有些像是大出血。这种泌尿出血的情形，十分可怕，医疗小组的医官整整为蒋介石输了250CC血浆，才使情况稳定下来。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另外让医疗小组更加紧张的，就是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作完背穿刺手术以后，蒋介石的心脏警讯频频，一日数惊。坐在他的床榻前，守望着连接他心脏的心电图画面看着那曲线忽强忽弱、上下飘动，真是令人冷汗直冒。3月29日，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官邸口授了遗嘱。遗嘱的开头一句是：“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接下的三百余字，仍是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的一套陈词滥调。
回光返照梦断草山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到士林官邸来看望蒋介石。通常，他早上会和蒋介石就一些政务，作短时间的交谈。
下午，轮到翁元当班随侍蒋介石，他感到蒋介石似乎比以前情绪还要烦躁，他不停地起床又躺下，躺下又想再起来，这样反反复复好几十次，医护人员在一旁见他情绪那样不稳定，就在旁边劝慰他，要他多休息，他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对医官的劝说根本置之不理，医护人员也对他无可奈何，那时，蒋介石原先的小便带血和高烧都已经缓和下来，然而他的心脏扩大和时常间歇性停止跳动的情形，则还是此起彼落。
晚上，蒋经国又回到士林宫邸，他照往例先向蒋介石请安，然后在他房内二人谈了几分钟。蒋经国见蒋介石似乎有些倦容，便告退说：“阿爹！你累了就休息吧！”走出房门之前，还吩咐医官给蒋介石吃几颗镇定剂，事实上，所谓的镇定剂其实是假的，因为自从蒋介石心脏不好以后，医官就不主张再给他吃安眠药或是镇定剂之类的药，以免影响他的心脏，因而都是以一些维他命的药丸来哄骗蒋介石，叫他吃了还是可以在心理上产生“催眠”效果。
晚上8点55分左右，蒋介石已沉睡多时，可是，孰料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忽然变成一条白色直线。当班的hushi立刻召唤所有的医护人员到蒋介石身边进行急救。那天值班的医官是俞瑞璋，他身穿睡衣，狼狈不堪地冲到蒋介石病榻前，二话不说，就给蒋介石施行急救，包括实施电击，可是连续作了几次电击，蒋介石的心脏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医疗小组知道事态非常严重，于是立刻向宋美龄和蒋经国报告这个最新的不幸消息。
蒋经国从士林官邸刚回到七海官邸，正要上床就寝，没想到电话铃声大作，要他立刻再回士林官邸，对这次紧急情况，他心知不祥，等他赶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早已归西，没有交代任何的遗言。
翁元日后回忆说：由于我已交班，当我被叫醒之后，立即奔至老先生的病榻旁帮忙，我进房门的时候，见到屋内人声鼎沸，蒋经国在房间角落的壁炉边低声辍泣，老夫人则在病榻边面色冷峻而忧戚，显得非常难过，现场一片忧伤悲戚的气氛，医生放弃了急救之后，已经开始在为老先生戴上假牙，然后通知副总统严家淦，请他速来士林官邸见老先生最后遗容。
台湾党政军要员听到蒋介石死了，当夜皆赶到草山别墅，并在别墅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在遗嘱上签字的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炯锦、杨亮功、余俊贤。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的死亡公报，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作了封建帝王。又明令从4月6日起历时1月为“中华民国”的“国丧”期。蒋介石的遗体停在台北市的“国父（孙中山）纪念馆”5天，供人们瞻吊。
移灵时雷雨大作要员们瞻仰了遗容后，就准备为蒋介石移灵，移灵用的是“荣总”为蒋介石新买的进口救护车，工作人员刚要把蒋介石的遗体移上救护车，天空突然响起隆隆雷声，接着就是一阵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来，移灵车队不能受天候影响而延误时间，所以，车队就在滂沱大雷雨之中，从士林官邸缓缓前进。
瞻吊完毕，蒋介石的灵柩被暂厝于慈湖，“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死者的“心愿”。
慈湖是蒋介石于1961年间，在距离台北市60公里处的大溪镇福安里村，为自己选择的一处坟茔地。蒋介石之所以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原因是这里的风景很象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母亲的坟庐他起名为慈庵。蒋介石在这里建筑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他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
美国总统福特对蒋介石的去世反应冷淡，只拟派个农业部长去台北吊丧。经台湾要求，始改派副总统洛克非勒。在参加葬礼的外国来宾中，较为显赫者要首推南朝鲜的总理金钟泌了。日本的两位前任首相佐藤荣作和岸信介去台北吊丧，为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抗议，连自民党代表的名义都不用，仅称友人代表。葬礼场面十分冷落。
1975年4月28日，台湾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举行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改用主席。党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的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呼三易其名。会议还推举蒋经国担任了国民党主席。
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到了美国，隐居在纽约市郊长岛拉丁敦区的孔令侃的别墅里。
停放蒋介石灵柩的“慈湖行馆”，不断有人去参观。蒋介石的尸体经防腐处理，身着长袍马褂，胸前佩戴勋章，装在一个黑色大理石棺廓里，停放在正厅。接连正厅的厢房，保持着蒋介石生前卧室的原样，供人参观。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便条信纸，上面是蒋介石生前用红铅笔写的四个行书体的字：“能屈能伸”。
设计这个情节，想要告诉参观者什么呢？
蒋介石死在台湾，灵柩浮厝，可谓“屈尊”。但中共有言在先，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蒋介石先生的棺柩可移葬大陆，安葬在蒋介石生前希望的紫金山麓亦可。
蒋介石还能“伸”吗？还有反攻大陆的未来吗？没有了。蒋介石死了，盖棺定论了。
第四节解开蒋介石身世之谜谜样人物走下神坛蒋介石死后，随着海峡两岸政治气候的大转变，学者们对他的研究和知情者对相关史料的披露也日趋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鼓舞下，大陆有关蒋介石的史料和回忆大量涌现，其数量远多于台湾，对进一步了解蒋介石和一些民国史事，大有裨益，诸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居亦侨的《跟随蒋介石十二年》（湖南人民出版社）以及其他关于中统、军统、励志社、侍从室、抗战、国共内战和孔宋家族史料的问世，形成出版界的一大奇观。从电影《西安事变》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在大陆银幕上“出现”的次数亦有增无减。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了《蒋介石史料》专辑（列为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就人们所不甚了解的或有某些误解的问题提供比较可信的资料。”浙江政协和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又将《蒋介石史料》加以重编增订出版，易名为《蒋介石家世》。而何国涛发表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即纠正《金陵春梦》中所称蒋介石原籍河南、原名为“郑三发子”之说。
周恩来重视核实工作50年代末60年代初，著名小说家唐人所著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金陵春梦》传入大陆。在以后不长的时间里，这部小说很快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料。这不仅因为作者用娴熟的笔法、生动的情节详尽描述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从建立到崩溃的全过程，更由于作者以“惊人之笔”在第一集《郑三发子》中揭开了蒋介石的身世：蒋介石是其母王采玉从河南许州（今许昌市）繁城镇后郑庄改嫁带到浙江奉化溪口的，原名为“郑三发子”。唐人宣称这部小说不是一般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撷取于起初的历史素材，或者说，是真实历史的通俗演义，这就由不得读者置疑了。关于蒋介石的“身世”，唐人另著《关于〈金陵春梦〉及其他》一文详述其得到线索、查证线索的过程，令人对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确信不疑。
且不说唐人所言是真是假，单就《金陵春梦》一书在当时所激起的反响确是十分巨大。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说法不胫而走，风靡大江南北，也成为有待史界进一步证实或证伪的“历史公案”。
蒋介石究竟是哪里人？是浙江人仰或是河南人？仅凭小说家言而盖棺论定，未免失之武断。倡导和匡定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要以“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为原则的已故周恩来总理当时兼全国政协主席，得悉这一传闻后十分重视，全国政协就将这件事情交由宁波市政协核实。
宁波市政协接此任务后，作了认真的研究，决定由当时担任市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毛翼虎先生进行调查。毛老是奉化岩头人，是蒋经国先生的亲娘舅毛■的族侄，对乡情相当谙熟，又对蒋氏家史多有所闻，所以由毛老负责调查，确是十分合适的人选。毛老回忆当年接过任务的情形时非常激动，他说：“在这之前曾读过《金陵春梦》，作为奉化人，对小说所叙述的蒋氏身世觉得破绽百出，不值得一驳。但也有为难的地方，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连纠正他的历史事实，也怕有为蒋介石翻案成为反gemin的危险，但这是一项任务，我首先找我■伯商量”。
■伯就是毛■卿，他是蒋介石的妻舅，蒋经国的亲娘舅。他的妹妹毛馥梅（后都误写为毛福梅，而把毛■卿误写为毛懋卿）是蒋介石的妻子，比蒋介石大两岁。他是真正知道蒋介石身世的，由于众所周知的“左”的思潮影响，他也很害怕被扣上“为蒋介石翻案”的帽子。二人研究结果，决定交张明镐去搞调查研究，组织这篇稿子。张明镐是市民革成员、市政协委员，其老家就在溪口附近东山地方，又与蒋家有些亲戚关系，张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国后，蒋介石就叫他筹建武岭学校，武岭学校第一任校长就是张明镐，后来才由蒋介石自己担任校长，一直到解放。于是，张明镐在毛老的直接支持下，开始了第一次调查活动。
《蒋介石在溪口》一稿的组成蒋介石身世之谜，在毛■卿、张明镐的心中，实际上是一清二楚，不成问题的。但知情人士不敢凭空来翻此案，因文史工作的要求是去伪存真，要有根据、有事实。书面的资料蒋氏宗谱是重要的依据，但解放以后蒋氏宗谱已无存。张明镐便以专访和座谈会来了解、证明蒋介石的身世。在大量接触的有关人士中，有毛■卿，孙表卿（奉化唯一的老举人，蒋介石在奉化风麓学堂读书时的老师），蒋周澜（蒋介石的族兄），蒋介石发妻毛馥梅和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的结义姊妹，蒋介石的家庭教师陈志坚，丰稿房老帐房唐瑞福，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与宋美龄有同事关系、国民党时期宁波市第一任市长罗惠侨等。另外，还走访了袁静之、杨孝维等人，袁静之是市民革成员、政协联系人士，蒋孝先之遗孀。蒋孝先是蒋介石最为看重的侄孙，毕业于黄埔一期，后任宪兵团团长，西安事变时，蒋孝先在蒋介石身旁被击毙。杨孝维，市政协委员，其母是毛馥梅、蒋瑞莲结拜姐妹，其父与蒋介石同年、同村、同学、少年好友，又同时留学日本。
第一次调查自1962年始，至1965年止，前后持续4年，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点是调查核实奉化溪口蒋氏世系的变迁以及蒋介石一生与溪口的关联。调查方式为邀请熟谙蒋氏世系并与蒋家包括蒋介石本人过从甚密的宁波、奉化两地耆旧举行座谈笔录和实地走访相结合，在这个基础上与后来得之不易的蒋氏宗谱参核，力求史料丰富、真实，以澄清有关蒋介石身世含糊不清的说法，消除唐人所著《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讹传。
经过张明镐一年多的反复调查，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些材料鲜为人知，十分珍贵。为了使这些资料尽快组成文章上报，张明镐不顾年老体弱，立即执笔整理，写成《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共6000余字。按照惯例，毛老将此稿寄送省政协文史委。省政协文史委收到稿子后，即发来笔墨费，但不见刊用，其实也不敢刊用。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在这篇文章里解决了。后来善写文史资料的何国涛看到了此底稿，认为这样重要的题材还可以深入细写。毛老才叫何国涛帮张明稿重组此文。
何国涛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解放前当过编辑、报社社长，著作甚多，汪伪时期任上海《中华日报》的某版主编。解放后，因其历史问题，闲居在家，生活无着，常常为宁波市政协撰写文史资料，挣些稿费。
何国涛参与此事，标志着本次调查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是调查的广度还是调查的深度均有所加强。一方面，何国涛配合张明稿在溪口举办多次座谈会，邀请蒋介石故居——丰镐房的原帐房总管唐瑞福和其他了解蒋家内情的孙义朵、徐汲清等老人参加并提供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宁波邀请名律师朱赞卿、老教育家杨菊庭、藏书家冯孟颛等老人举行座谈，请他们详细提供在1947年受蒋介石委托纂修蒋氏宗谱的情况。在查证、纂修过程中，杨菊庭先生于1947年曾作《莲桂坊蒋氏考》一文，考证宁波白水巷蒋氏祖先宗祠和牌位。由于他们早在15年前，还是蒋介石权倾朝野的时候，已经系统接触和查核了蒋氏世系的变迁、传承问题，所以，在座谈中，他们的谈话自信合乎逻辑，对唐人《金陵春梦》所提出的蒋介石是“郑三发子”一说均不屑一顾。此外，他们又访问了了郁辅祥、张葆灵、罗惠侨等几位老人，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见亲闻，也认为唐人《金陵春梦》关于蒋介石身世的叙述纯属无稽之谈。何国涛还利用座谈访问的间隙查阅了蒋氏家世的较为系统的史料。在此基础上，张明镐、何国涛对《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原稿作了大幅度的调整、扩充和修改。
至1965年4月，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全文长达4万余字的《蒋介石在溪口》第二稿完成了。修改后的稿子较原稿更翔实、更富有说服力。
全稿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蒋氏先系及其家族”，依次分析了“蒋氏先系之谜”、“蒋介石父兄的身世”、“关于蒋母王采玉”、“毛福梅、姚怡诚、陈洁如”、“协议离婚的一幕趣剧”、“‘太子’蒋经国、蒋纬国”、“一群‘皇亲国戚’”等问题；第二部分为“蒋介石的早期生活”，着重阐述了“童年时代的蒋介石”、“从师考略”、“早期跟蒋介石交往的一些人物”等情况；第三部分为“蒋介石在溪口的所作所为”，列举了“溪口镇上的新老家宅及坟庄”、“第一次下野见闻”、“武岭学校及其附属机构”、“西安事变后回籍活动种种”、“一手扶植起来的所谓溪口四小家庭”、“逃亡前夕的狼狈处境”等事实。文章从蒋氏世系起笔，上至蒋家先祖，下迄蒋介石父子，娓娓述来，谱牒资料与口碑资料俱备，可证蒋介石身世之谜。文章又以蒋介石在溪口的种种活动收尾，特别是记述蒋介石三次下野回故里的情况尤实，可供民国史的深入研究。此稿分送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文史办，1965年9月22日全国政协文史委收到稿件后，十分重视，经研究，于同年12月25日给宁波市政协汇来20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按质量高的稿件付的稿酬，稿费分配由毛老作主，张明镐、何国涛两人各取一半），并附言“在适当时候刊用”。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迟至1981年才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第73辑上正式发表。但当年全国文史委的及时汇款与准备刊用的简短附言，对毛老及其他调查人员、执笔整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支持和肯定。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激发了毛老抢救民国史料，教育后人的工作热情，他动员原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奉化人汪日章根据亲身经历写下了《西安事变亲历记》，后经1979年出版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辑刊出后，受到民国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他还动员辛亥老人、民国老人和其他各界人士撰写富有史料价值和借鉴作用的“三亲”资料，绝大部分已在近年来先后出版的全国、省、市各级文史资料上发表，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当第一次调查刚刚有了初步结果并准备进入系统研究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国各项工作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也不能幸免，对蒋氏世系的调查、研究工作也被迫停止。真实身世轰动海内外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被迫停止工作12年之久的全国各级政协随之相继恢复工作，毛老亦在此时被重新安排到宁波市政协任职，继续主管文史资料征集和研究工作。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要求各级政协文史委遵循“要存真，要实事求是”（周恩来语）的方针，要求文史资料工作者包括撰稿积极分子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号召各级政协文史委要树立“抢救史料”的紧迫感。毛老深知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有益当代、惠及后世的十分有意义的事业，自觉响应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号召，埋头耕耘，加倍工作，以挽回“文革”十年给文史资料工作所造成的巨大损失。短短几年，经过毛老耐心细致的工作，又积累了一批数量可观、价值较高的“三亲”史料，连同“文革”前征集到的一大批史料，陆续送往全国和省级《文史资料选辑》发表，共计有百余篇。同时考虑到“文革”前关于蒋氏世系的调查客观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调查过程往往言有所隐；二是调查面过于宽泛，没有直指“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一主题，而影响了调查的深入和调查材料的力度，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而这时张明镐已老成凋谢，于是毛老只得和何国涛商量进行第二次调查。如果说第一次调查主要以谱牒、宁波奉化两地有名望的耆旧为主要对象，以搞清蒋氏家世全貌为重点的话，那么，此次调查则侧重于以蒋介石身世为主线，以蒋介石父母来历为依托。因为搞清楚蒋介石本人身世，归结为一点首先必须搞清楚蒋介石父母的身世、行踪，惟其如此，才可从根本上否决唐人《金陵春梦》所张扬的说法。
有了课题的主攻点，调查的目标与对象也就十分明确。自1979年始至1981年止，历时一年多的调查中，何国涛正是循着已确定的课题主攻点，在溪口重点调查了蒋介石父亲蒋肇聪的职业与行踪，在葛竹调查了蒋介石母亲王采玉的来历与行踪，收集到了较“文革”前更为丰富的第一手材料。这些材料证据确凿，可信度极高，足以澄清关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的种种传闻，这些材料后来都完整地反映在何国涛撰写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中。
本次调查的最初想法只是弥补前次调查的某些不足，抢救和保存日趋枯竭的“三亲”史料，至于整理成文则是放在第二位，待适当时候再做。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说明“蒋介石身世”仍是文史资料领域乃至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且舛误甚多，有必要立即将最新材料公诸于世，告晓天下。所以毛老和何国涛商量，要他继续撰文，系统地揭开蒋介石的身世之谜。当访者问及这一年发生了哪些情况，毛老回忆道：“首先，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73辑》发表了我们1965年寄去的由张明镐口述、何国涛整理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我们感到很高兴。但文章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可能跟我们在这之前估计的该文涉及面过杂，反而冲淡了‘蒋介石本人身世’这个主题有关，因而起不到澄清史实的作用。接着，当年（指1981年）4月出版的《河南文史资料总第五辑》刊发了一组力主‘蒋介石是河南人’的文章，进一步说明蒋介石身世‘另有隐情’，澄清非易。这组文章由三篇组成：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一些传闻》，张仲鲁作于1962年5月；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点滴见闻》，李延朗作，从他文未所记分析，大概亦作于60年代初，证实唐人的《金陵春梦》一书中关于蒋介石是‘郑三发子’的真实性；再一篇是《关于蒋介石家世的补充》，系《河南文史资料》编者综合郭海长、谢梅村、李静之等回忆材料而成，这些回忆材料与前面两篇一样，并没有新的‘补充’。这三篇文章都是以抗战期间有一河南人郑发千里寻弟至重庆，蒋介石如何‘礼’待郑发为依据，断定蒋介石便是郑发的胞弟，证明他是河南人，从而证实唐人说法的正确性。本来唐人所述为小说家言，文学书籍，事有妄载，言有阙书，对一些史实，经不起推敲，有我们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就可证其讹误。但现在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文史资料连篇累牍，一再引证，且言之凿凿，可见问题已超出了一般的‘传闻’范畴，虽然这些文章的依据大都是传闻而已。问题既然再次提出，我们的态度是按照历史学的观点，不妄断，不途闻，用事实来说话。而关于蒋介石身世涉及到了浙江、河南两个地方，就应开展周密的调查，提供确凿的证据，切莫以传闻作信史，以讹传讹，不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好在我们有备而作，所以，很快就请何国涛写成了一篇《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
经毛老一说，访者恍然大悟：后来轰动学术界、波及海内外的《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原来是在如此情况下写出来的。具体完成时间是1982年初。文章写作动机是严肃、认真的，笔法也是公正朴质的。与《蒋介石在溪口》一文相比，它更能抓住要害、说明问题。奉化县政协文史委亦多次组织班子，利用当地优势，遍访乡间耆宿，终于查出了蒋介石出生时的接生婆婆昭仁与蒋介石婴幼时的奶妈胜坤娘（即后来任丰镐房帐房总管唐瑞福的祖母），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系蒋肇聪与王采玉的嫡子。蒋介石父母的来历清楚，并无启人疑窦之处，蒋介石自身来历亦已了然，因此可以断定传说中“郑三发子”必另有其人，但绝不会是奉化溪口出生、长大的蒋介石。
文章杀青后，何国涛交给毛老审阅。毛老阅后，认为资料翔实，一气呵成，已达到了调查的目标，即送交中共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审核，拟在《宁波日报》发表，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能如愿。毛老将文稿送省政协文史委。当时负责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曹湘渠阅后，认为史料珍贵，结构严密，证据充分，但能否立即予以发表，尚不敢定夺。后经时任省政协副主席、原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审阅，认为是一篇极为难得的珍贵史料，作到了“去伪存真”和实事求是，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统战工作。并赞扬了宁彼市政协的文史工作与何国涛。
1982年12月，《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连同宓熙（原蒋介石侍卫队大队长）写的《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唐瑞福与汪日章合写的《蒋介石的故乡》等文，一并刊载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上。
该辑的“前言”评论说：“《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就是一篇释误解的文章。所谓‘谜’，即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所流传的‘蒋介石是蒋母从河南带来的拖油瓶郑三发子’的种种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何国涛通过在溪口和蒋母家乡葛竹的详细调查，查《宗谱》，访族人，以所得的大量材料，解了此谜，证明这些传说纯属子虚乌有的海外奇谈。这一澄清，大大有利于辨真伪，正视听，也是史料工作的一种拨乱反正。”至此，宁波市政协两度组织的关于蒋介石身世的调查活动，告了一个段落，取得了圆满的结果，用毛者的话说，这样持续经年的调查活动所以能开展，圆满的结果所以能取得，首先应归功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归功于中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可喜的是，文章一经发表，立即轰动了海内外和学术界。首先，香港《大公报》等四家报纸，在同一天刊登了中新社发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
第23辑）出版消息，香港《大公报》连续15天转载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第三篇有关蒋介石身世的文章。《百姓》杂志也要求转载。有的报纸专门写了题为《蒋介石并非郑三发子》的评论文章。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台湾的《传记文学》等报刊争相转载，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经《传记文学》（第52卷第4期）全文转载后，又与《我在蒋介石身边的时候》等文，一同被收入《陈洁如回忆录》（全译本）的“附录”中。著名旅美作家江南（刘宜良）写作《蒋经国传》时，就采用了该文提供的大量史料。其次，在大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23辑）1982年12月第一版发行后，立即告罄，翌年4月第二次印刷。1985年6月第二版出版，仍供不应求。1986年10月
第四次印刷，4年间共计印数18．5万册。连同1989年10月发行的（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在原有稿件的基础上，扩大征集范围，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专辑《浙江文史资料选辑》（总第38辑）
第一版，6年共计印刷5次，发行28．88万册。1994年5月，沿袭原书名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将《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一文放在首篇醒目的位置，出版了《蒋介石家世》第二版。12年来，以《解开蒋母王采玉身世之谜》为主要文章的蒋介石家世史料一版再版，数次印刷，销售共计47．4万余册，堪称文史资料出版物之最。再次，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问题本身，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围，而成为扩大统一战线、改善海峡两岸关系的契机之一。读者纷纷来信，赞誉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蒋介石家世》，“是做了最大的统战工作”。原台湾高雄“警察局长”、“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看到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孙中山、蒋介石两辑史料后，来信说，这两本书“很吸引读者，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史料贵在真实，你们的史料，能反映历史真实面目，信实可靠，很珍贵。”大陆解放时，在香港通电起义的原国民党立法委员某人士，看到蒋介石的史料后，来信说：“读之令人折服，长期以来，《金陵春梦》等书，谬种流传，硬说蒋介石是‘拖油瓶’，流传极广，这篇史料，有力地予以澄清，读之爽口，十分得体。”又据毛老介绍，台湾当局特别是蒋氏后裔看到这篇文章，反响甚为强烈，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能讲真话的。从此蒋纬国先生等改变了对共产党原有的看法，响应并积极宣传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
第五节“黑匣子”曝光偶然发现学界传开三四十年来，关心民国史的人都知道与蒋介石同居生活过的陈洁如曾留下一部回忆录；亦曾风闻蒋家花了一笔巨款以阻止这部书的问世，因此，《陈洁如回忆录》一直成为大家想看而又看不到的“秘笈”。
《陈洁如回忆录》英文打字原稿静静地躺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30多年，约在1990年台湾一位青年史学工作者到了美国，他在加州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进行研究时，在民国人物张欲海的档案里，偶然发现了蒋介石的弃妇陈洁如回忆录稿本。
发现此书的年轻史学家，兴奋之余，立即告诉了伊利诺大学的中国近代史教授易劳逸。易劳逸是当今美国的“国民党学”权威学者，听到这个消息后，迫不及待地奔赴胡佛研究所阅看新材料。据易劳逸说，《陈洁如回忆录》颇具价值，但对史事的回忆与叙述，谬误不少，所以他又专程跑到台北搜集资料，然而在旅台期间，易教授却突患脑病不得不中途停止工作而返美就医。学界并无“秘密”可言，胡佛研究所准许学者复印“陈传”（一次以复印一百页为限），于是，《陈洁如回忆录》珍藏于胡佛研究所的消息在学界传开。
《陈洁如回忆录》的“出土”，当然是史学界的“爆炸新闻”。台北《新新闻》周刊和《传记文学》杂志分别以快速行动翻译连载和出书。
出版前后离奇诡谲陈洁如的《回忆录》怎么会存放在张歆海的档案里的呢？学界的看法是：美国出版社当年准备出版该书时，可能曾请张氏过目审阅。另一种说法是：胡佛研究所工作人员误放在张氏的档案里。张歆海为哈佛大学博士历任国民党政府驻波兰捷克公使和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亦曾执教于美国学府，抗战期间在好莱坞工作，1972年12月去世。
亦有人怀疑张歆海是陈洁如回忆录的撰稿人。但在张氏的档案中并无任何材料证明此说。而以张氏的史学造诣，亦不可能写出这样文字平平、史事错谬不少的陈洁如回忆录。
总之，自写作、交涉出版到封杀出局，《陈洁如回忆录》的命运充满了神秘、离奇与诡谲，其中又包含了金钱、威胁和血腥。这一段曲折的经过，几经探求，才在美国东部一所著名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的一份档案中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30多年前，所有参与《陈洁如回忆录》出版与封杀工作的人，如今几乎都已作古，只有陈立夫仍然健在，而陈立夫又是一个关键人物。
三人合力写回忆录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在1983年6月1日出版的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写了一篇《纪念外婆——陈洁如》，他说：“我承应有些长辈的嘱咐，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先从中抽出二、三件事来，写成这篇短文，算做对外婆的纪念，藉以一抒12年来的哀思。”陈忠人所提到的“在我外婆的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整理出版前夕”，事实上，并未出版，也许又遭到了封杀。但陈洁如确实留下了日记、书信和自传手稿。
陈洁如在1927年8月19日搭“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到美国。许多记载说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又说她在美国住了40多年，葬在旧金山，这些都属讹传。陈洁如在美国只住了5年，先读哥大，后肄业宾州州立大学，1932年回上海，1961年自沪抵港，1971年2月21日去世。据美国东部某大学特藏室的档案资料证明，《陈洁如回忆录》是由3个人合作完成的，这3个人就是传主陈洁如和李氏兄弟李萌生、李明敏。他们3个人合作撰写的时间，是1961年陈洁如移居香港以后，约在1963年。陈洁如提供口述、日记和中文自传手稿，主要的撰定人则是李荫生；李明敏负责编制人名与地名的注释表。
但从整部回忆录的内容、写作方式、结构、行文、叙事来看，“真正的作者”应是李荫生。此传虽采取以第一人称（陈洁如），其实却是李荫生为陈洁如作传。
关于李荫生是回忆录的真正作者的另一证据是，本书许多人名之英文拼法系以广东话拼成（李是广东人）。
最令人遗憾的是，李荫生不是专业史家，亦非训练有素的业余史家，所以整部回忆录出现颇多史实上的错误。
李氏兄弟全程参与回忆录的写作、出版交涉与谈判，且是“怂恿”（陈立夫语）陈洁如发表的主要人物。李氏兄弟为什么要鼓励陈洁如写回忆录？他们的身世与背景又如何？
原来李氏兄弟是蒋介石的老朋友，20年代初期，蒋介石偕陈洁如到香港游玩时，即由李氏兄弟作招待。李氏兄弟世居香港，其父为一爱国华侨，曾大力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颇受孙、蒋敬重。李荫生是个医生，曾在上海经商，喜从事慈善事业，晚年移民纽约；李明敏曾在香港一家银行任职，据称曾教过蒋介石和陈洁如的英文。
李氏兄弟虽与蒋介石颇友好，但后来却逐渐疏远。李氏兄弟沦落香江，纽约后境遇颇差，今非昔比，满腔怨气，都怪蒋介石治国无方。1965年1月3日，李荫生在写给李明敏的信上就说，如非蒋介石的无能，我们今天仍可在上海过好日子。
因此，陈洁如到香港之后，李氏兄弟就想到一个既有意义、又能发财的点子，那就是促请他们心目中的蒋夫人陈洁如发表回忆录，他们可以和她合作。
从李荫生出面交涉出版到国民党花钱收买，历经了17个月密集而又激烈的争执，涉及到人物，除了一些美国人之外，当包括蒋经国、陈立夫、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俞国华之弟）、律师江一平及一些来路不明的打手与小偷。
1963年11月，李荫生走进纽约市一家名叫PROOFIN－CORPORATED的公司，找该公司老板希尔做经纪人，寻求出版公司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希尔一口答应。
美国书商兴趣浓厚陈洁如与希尔签订的5年合约上，言明回忆录出版后如被改编为电影、舞台剧，希尔可获得10％佣金。
1964年1月10日，希尔取得了《陈洁如回忆录》稿件和陈洁如的委托书，获授权负责交涉回忆录的出版。陈洁如希望回忆录出版时，在书中附印50张珍贵照片，并言明在4个月内出版，否则将在欧洲另找出版公司。希尔一面向美国新闻媒体宣传回忆录的价值，一面竟不忘为自己提高知名度。关于回忆录的书名，曾拟了两个方案：（一）“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二）“蒋介石的秘密岁月”。后来决定采用《我做了七年的蒋介石夫人》。
希尔受到陈洁如的委托之后，开始进行“推荐”工作。他采取了几项策略，一方面向美国媒体发布新闻，宣称蒋介石的另一位夫人已撰写回忆录，并物色出版商，一方面向台湾当局放出试探气球，他写信给当时在纽约的宋蔼龄、在新泽西州的陈立夫，声称要“核对”一些史实。
美国的一些报章杂志有了反应，1964年4月11日出版的《北美新闻联盟》杂志即报道了《陈洁如回忆录》的消息，并刊出了部分内容。纽约的大出版公司戴布迭表示了浓厚的兴趣，并由该公司的马考密克与希尔联络。此外，亦有杂志希望连载回忆录，足见回忆录确受重视。
那时，李荫生在纽约配合希尔推动“促销”工作，李明敏则在香港为陈洁如策划。陈洁如要出版回忆录的事情，终于传遍全球，惊动了蒋家和宋家在美国的亲友，也震动了台北的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于是，由蒋经国做“总提调”，展开全面阻止和封杀回忆录的出版作业。
一生住在纽约，从未被打、被偷的希尔，突然在一个深夜，在纽约市曼哈顿四十五街遭一群恶汉一顿毒打，公寓亦遭小偷光顾，翻箱倒柜。这些意外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蒋家手下出此下策，雇佣纽约流氓施毒手以吓阻希尔？当年“上海滩”上白相人的做法又在60年代的纽约重现了吗？
不知是否被打、被偷的缘故，或是受到蒋家的压力，希尔后来变得很“讨厌”、很厌烦，亦未再大力推销回忆录。李荫生甚至建议陈洁如控告希尔，指他未做好经纪人，李明敏亦准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终止希尔的代理权。
1964年初，台湾当局驻纽约“总领事”俞国斌打电话给希尔，请希尔到新泽西州湖林城陈立夫公馆谈一谈，希尔拒绝，要陈、俞到曼哈顿见面。同年2月13日陈立夫、俞国斌及当时在联合国做事的赖景瑚（■）一起拜访希尔，希望他停止出版《陈洁如回忆录》及所有宣传活动。希尔虽然婉拒，但谈判大门已经敞开。
陈立夫奉命去劝导随着事态的发展，遭到最大压力的当然是主角陈洁如本人。陈洁如所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第一，蒋家准备中断对她的接济。陈洁如到香港后，景况不佳。完全靠蒋家透过戴安国（陈洁如称安国与蒋纬国同为戴传贤之子）之手，所提供的每3个月500美元生活费过活，陈洁如颇忧虑这笔接济中断；
第二，蒋仆石当年与陈洁如关系不错时，常要陈洁如听从陈果夫的话，果夫已逝，其弟立夫即应蒋经国之请，负起“劝导”陈洁如的任务，而立夫与洁如亦颇为熟稔。陈立夫虽遭蒋家放逐在美养(又鸟)、包湖州粽子、做辣椒酱卖给唐人街商铺，但逢此机会，正可“戴罪”立功，再度好好为蒋家主子效命。陈立夫写了几封信给陈洁如，第一封信称赞她在女儿陈瑶光（1924年自广州平民医院）于大陆生病时，未向何香凝、宋庆龄哭诉请求帮助，是对的；但也警告她勿向蒋介石要钱，称“如你伤害蒋公，则你女儿的病亦不会好转”，并反对她在香港购屋置产。
1964年11月4日，陈立夫又写了一封信给陈洁如，信函全文如下：洁如女士：知闻君复受人怂恿，拟出版某种书物，立夫为君着想，实为不智。不但外人将认为此乃共党之恶意宣传，而绝不会发生真影响，对君本身而言，则有百害而无一利，前面已详陈之。
希望君一如往昔，保持个人伟大人格，重友谊而轻物资，不为歹人所利用，此乃立夫所期望于君者也。
今后计划如何？望示知一二为盼。
敬请福安陈立夫敬启两方人马竞相鼓励陈洁如在香港无依无靠，又病又穷，只有李时敏为她想办法，而她在巨大的压力下，出版回忆录的意志似乎有点动摇，她陷入两难的困境：既想出书以出名获利，又想顾及蒋介石的颜面。李荫生获悉陈洁如“意志不坚定”之后，曾去信鼓励她要坚定、要挺住。其时陈洁如住在香港北角。
蒋介石曾在1960年经由戴安国转交给陈洁如一封信，信上称她“为人一向温良敦厚”，又说：“曩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然而，蒋与陈离异后，从未承认她曾经是蒋夫人，亦否认他们曾正式结过婚，1927年12月1日，蒋与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时，当天即在《申报》刊登启事称：“毛氏发妻，早经仳离；姚陈二妾，本无契约。”对蒋的“赖帐”，陈洁如颇为光火，每念及此，她就会兴起出书的冲动。倒是陈立夫在书信上向陈洁如表示，承认她过去是名副其实的蒋夫人。
李荫生、李时敏兄弟的情况亦欠佳，都没什么钱，又皆为六、七十岁的老人，尤其是李荫生，显然是最热衷出版回忆录的人，他不但鼓励陈洁如，亦为李时敏打气，叫他千万不要气馁，他说：“我们两兄弟，年纪已大，又非多金，不应轻易放弃此机会。”陈洁如早已答应事成后给他们酬劳。他们不满意希尔的表现，一度想告他，以便引起媒体注意。
证婚律师竟来谈判蒋家的阻止作业愈来愈紧迫了，陈洁如亦越来越拿不定主意，戴布迭出版公司准备和她签约，并预付10万元的头期款，却遭她拒绝了，陈立夫亦曾跑到戴布迭公司谈判，但遭逐出，快快而退。
蒋家为了“擒贼先擒王”，乃就地在香港请名律师江一平，直接找陈洁如谈判。江一平不是别人，而是20年代初期为蒋介石和陈洁如办结婚手续的上海律师，江一平拿一份文件给陈洁如和李时敏看，这份1937年的文件载明：蒋介石曾拨出一大笔钱（一说10万美元）给陈洁如，“规定”陈今后不得讲述或撰写任何有关她和蒋的私事。
蒋家的谈判代表，在香港和纽约两地进行。俞国斌和陈立夫分别与李荫生夫妇、希尔在纽约谈判。希尔后来虽不再担任陈洁如的经纪人，但他在1964年1月10日所获得的回忆录稿件，仍在他手上，俞国斌和陈立夫还得同他交锋。
颇为无奈的李荫生写信告诉在香港的陈洁如，表示不论谈判是否成功，她必须要保持三种文件，绝不可交出；（一）她和蒋的结婚证书；（二）宋美龄以前寄给蒋的信（信中宋称陈洁如为蒋夫人）；（三）陈立夫的信。谈判终于出现转机1965年1月15日，李荫生告诉李时敏说，蒋家已自称在谈判中占了上风，而李氏兄弟对陈洁如未向他们透露每3个月拿蒋家500美元津贴一事，犹余恨未消（陈是在1964年4月1日始告诉他们）。
在纽约，俞国斌向李荫生开价10万美元收购回忆录，在一旁的李妻MURIEL插嘴说，那批50张原版照片都不止10万美元。纽约和香港两地的谈判都不大顺利。陈立夫拍电报给蒋经国，报告最新“军情”，过去曾一直喊陈洁如为“上海姆妈”的经国，对“姆妈”颇不谅解，并认为她没有诚意，50O美元的生活费准备停掉。
但在1965年1月30日左右，两地谈判突现转机，蒋家决定尽快结束僵持局面。
据李荫生说，他相信陈立夫付了6万5千美元给希尔把回忆录搞件和有关资料交出，并保证不再插手此事。
2月中旬，李荫生致函李时敏，声称停止参与此事。此时，陈洁如写一封信给李荫生，答应留一份回忆录的影印本给他。
1965年3月底，江一平律师和陈洁如、李时敏达成了最后协议：蒋家付25万美元给陈洁如，陈则交出3份回忆录的原稿和影印本，以及50张珍贵照片，并以文字保证今后绝对“噤若寒蝉”。陈洁如从25万元里抽了1万7千元给李荫生。
从此，《陈洁如回忆录》即“云深不知处”，直到1991年始重现人间，也是直到蒋家花巨款收买后的27年，才有中译本出现，31万5千美元和庞大的律师费、交涉费都白花了，历史总不会永远隐藏的；金钱与威胁只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扬威于久远。陈洁如、希尔交出了稿件，他们难道不会私下保存一些“样本”吗？蒋介石、蒋经国、俞国斌、陈立夫等人都白费心机了，他们唯一的“收获”是：世人晚了27年才看到回忆录。
陈洁如于1971年2月临终前，写了最后一封信给当年的“老伴”蒋介石，她说：30多年来，我的委屈君难知之。然而，为保持君等家国名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陈洁如死后4年，蒋介石也死了。蒋介石生前在“总统府”，死后在慈湖享受着生荣死哀，而“弃妇”陈洁如除了“独留青冢向黄昏”之外，只留下生前未及出版的回忆录，聊供后人展卷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