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垄断的成因
凡有社会必有竞争，而市场是竞争的一种安排。另一方面，垄断触目皆是。竞争与垄断是可以并存的。
让我先举邓丽君的例子。这个不幸早逝的歌星实迷人。她的歌声甜而不寒，台风与仪表尽属一流，多种语言说得流利，而倾倒的顾客男女不分。是的，因为有特别的天分与勤修苦练，邓丽君是个垄断者。不是没有其它歌星与她竞争，但她面对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这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已容许了所有的潜在竞争者的存在：听她的入场费加价，需求量会减少，但需求曲线不会因为有潜在的竞争者而平下来。就算市场对她的歌完全没有讯息费用，邓丽君还要觅价：面对向右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她的经理人要考虑入场费应该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才会带来较高的收入。
天生特别的供应，外人无从绝对地仿效，是垄断。然而，以歌声而言，算得上是特别的何止邓丽君？其它招徕有道、大名鼎鼎的歌星不在话下，张五常的歌声又怎样算了？上帝可以作证，我的歌声也很特别；可惜的是，当我一曲高歌，听者愿意给我钱要求我不唱！我也是一个垄断者，我的歌声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也是向右下倾斜的，但整条曲线是在左下的负值范围内。
垄断不一定可以赚钱。绝大部分的垄断一文不值，所以没有经济学者为我的歌声费心。天生下来，每个人各各不同，在某方面都有可以大垄其断的产品。无奈市场无价，天才自古空余恨。电影明星的相貌特别；你和我的相貌也特别，只是没有观众出价。明星的演技特别；你和我的演技也特别，可惜也没有观众出价。你和我于是成为无价之宝，使经济学者漠视了。
经济学者的兴趣是有价可觅的垄断行为。虽然无价可觅的、面对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垄断者甚众，但剩下来的、其垄断产品可以卖得一点钱的倒也不少。例如今天在香港及大陆等地卖文为生的人，每个都有点特别，与众不同，在某程度上都是垄断者。当然，一些比较平庸的写手，可以觅价的范围不大，这是因为有差不多水平的文稿招之即来，使这些写手面对的需求曲线比较平坦。面对比较平坦的需求曲线不一定赚得比较少的钱，只是觅价的范围比较窄。赚钱或收入的多与少，主要是看需求曲线的高度。要是我不卖文而转作卖歌，面对的全在负值范围的需求曲线可能有很高的倾斜度。
个人的性格或风格不同，其产品都有垄断性。可以说，所有艺术家的作品都是这一类的。有价可觅的产品既可因人之异而成，也可以因环境之异而存在。好些餐馆因为环境特殊，或有佳景可观，就成了有垄断性的供应者，要觅价。我还记得在美国洛杉矶邻近一海港小镇，有一家餐馆傍海而立。出发远渡重洋的大船近窗而过，船长透过扩音器与餐馆内的顾客道别，说行程，讲笑话，造成奇异而欢乐的气氛。只有一家餐馆有这样的晚餐供应，垄断也。
传统的最可取的「垄断」定义，是一个供应者面对的（市场）需求曲线是向右下倾斜的。我们不能见到这条曲线，因为在真实世界中这曲线不存在。然而，这曲线有一个明确的含意，那就是供应者可以加价而少卖一点，或减价多卖一点，所以他要觅价。对这传统的定义我必须加上两个重要的条件。其一是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必须包括所有的潜在竞争供应者。要是一个供应者加价，潜在竞争者的参进或威胁会把需求曲线平下来，这供应者就算不上是垄断了。
其二更为重要。若产品有相当可观的讯息费用，众多的竞争供应者可能与顾客讨价还价，实行觅价的行为。这种因为讯息费用而起的觅价可能有很广阔的觅价范围：在古董市场，同样之物其成交价可能相差数十倍。这样，面对一个供应者的需求曲线肯定是向右下倾斜的，但这不是因为没有竞争，而是因为讯息费用奇高。
我认为不应该单以一个供应者面对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就说是垄断。邓丽君卖歌与一个商人卖古董的觅价行为在性质上截然不同。前者是因为产品与众不同而觅价；后者是因为讯息费用而觅价。性质不同，分析行为也跟有别。我认为后者不是垄断。
除了上述的因为特别天赋或特殊情况而自然地造成的垄断，其它的所有垄断在某程度上是因为有保护而形成的。最明显的保护，是政府以约束牌照发行量的办法来减少竞争者。香港的出租车有牌照数量的约束，但真正的垄断者是香港政府：管制数量卖牌照，牌价高达数百万港元一个，政府收的是垄断者的租值。
香港的电视台与电台也是因为管制牌照发行量而由政府收取租值的。十八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已故，当年是好朋友）和我就在一个问题上起了争议：他说（当时）电视台限于四个，是因为某些我不明白的技术上的约束；我问电台（广播台）的音波频率近于无数，为何也只限几个台？是的，在美国，申请获取频率的广播权易如反掌。
以政府操纵垄断来赚取租值是不明显的税收。在香港这些更包括地产、码头、公共交通等，使我在几年前提出香港的税率奇高之说。这种以垄断租值补助政府支出的办法，在经济大有增长时皆大欢喜：政府收地价，地产商与置居所的市民赚楼价，买不起楼宇的有政府的廉租屋供应。但若经济下跌就很头痛，因为政府将垄断租值花清光，税不能减，而购置楼宇的人因为好景时的高地价而容易地变为负资产者。
有云「香港发三师」。那是指医师、律师、会计师。此「发」也，主要是因为牌照管制，虽然这些年来新入行的三师因为牌照数量大增而再不易「发」了。以医生为例，牌照可以用作鉴证资历，也可以用作约束数量来增加这行业的「垄断」性。前者有颇大的争议：支持者认为鉴证资历可给市场的顾客有保障；反对者则认为这鉴证可以误导顾客，使知识不足的中了庸医之计，而庸医何其多也。
至于除资历以外，约束医生或任何行业的牌照数量，经济学者是一般性地反对的。但这些反对是有效率或无效率的价值观，与解释世事无关。不要以为除了资历，香港的医生牌照没有数量的约束。以资历水平而言，美国的医生比香港的高，但不能自由地到香港来挂牌行医。要解释这后者现象不容易。
一九五八年，嘉素（R. Kessel，1923-1975）发表了《医业的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 in Medicine）。那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嘉素认为，美国加州的医生因为有牌照数量约束而变得有垄断性，以致同样的病，富人付费较高，穷人较低。但为什么外来的医生不能在加州行医呢？他的解释，是本地的医生在医院作见习生时，收入微不足道，医院赚了他们的贡献而购置了医院的仪器等，见习后挂牌行医，就有权用当地的医院替病人治疗，而若没有医院可用，医生是不可以成功地挂牌的。香港不容许美国医生挂牌可能类似：他们没有在香港的医院作过见习生，没有廉价地对医院作出过贡献。我认为嘉素的分析功亏一篑：外来的、有足够资历的医生，为什么不可以多付钱给医院来换取挂牌用医院的权利？
专业的牌照与数量约束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学问，是《经济解释》的题外话，但既然与垄断有关，我简略地介绍一下。且让我转谈其它四项有保护性的垄断：发明专利（patents）、商业秘密（trade secrets）、版权（copyrights）、注册商标（trademarks）。
（《经济解释》之五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