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年的补充）
我的自传中断了，它需要补充，这种补充有很大的意义.在这些沉重的年代里（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发生了很多意义重大的外部和内部的事件. 由于经历了痛苦状态而使我的很多感受深化了，我最深的怀疑体验是宗教深处的产物. 这样的领域（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事件，从一开始，它的起源就是不清楚的和黑暗的. 这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们，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居民都是十分巨大的震动. 我一直等待着新而又新的灾难，不相信世界的未来. 我们进入残酷——灾祸时代的所有事情，我都不感到意外. 警笛和轰炸的时代开始了，对轰炸我是冷漠的，没有体验到任何的可怕. 夜里，当听到非常近的轰炸声时，我转到另一个方向并堵上耳朵. 我并不走下地窖.当天空很晴朗时，我观看空战的壮美景色.所有这些都是在德国人进入法国之前的事. 以后又面临着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件：德国包围法国和德国对俄罗斯的战争. 这不仅是外在的事件，而且是对精神生活有着影响的内在经验.
-- 364
０５３自我认识
１９４０年６月我们离开巴黎，来到阿尔卡雄的皮瓦，和我们一起走的有穆利，我们不想在德国人的统治下生活，但这是幻想. 我们到达皮瓦后又过了一些日子，比在巴黎更多的德国军队出现在皮瓦. 皮瓦是个美妙的地方，那里把松树林与大海结合起来，空气令人陶醉，对人十分有益. 然而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被占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了，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 我们丝毫没有受到强制，而是完全平静地在森林中不大的别墅过了３个月. 在阿尔卡雄生活着一些俄国的朋友. 当时美国更加紧地邀请我，我拒绝到美国去. 但是，我不能平静地看到德国军服，它使我发抖. 当时，反俄战争还没有进行.我用全部时间写我的哲学自传.当我于１０月初回到家中的时候，很快就感到自己的地位不是安全的，我写过反对希特勒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他们知道我是思想上的反对者. 开始了对俄国人的拘捕，在俄国人的圈子里有些难以相处的人是希特勒和德国人的拥护者. 当反俄战争开始时，情况更加紧张起来. 德国人侵入俄罗斯土地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的俄罗斯遭到死亡的威胁，她可能被肢解和被奴役. 德国人占领了乌克兰，到达了高加索，在被占领的俄国部分，他们的举止如野兽一般，他们对待俄国人就如同对待劣等民族一样. 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思考德国人战胜了什么. 我一直相信俄罗斯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对于俄罗斯受到危险的体验也是非常痛苦的. 我感到自己与红军的成就溶在一起，我把人们区分为希望俄国胜利的和希望德国胜利的两种，我不同第二种范畴的人们交往，认为他们是变节者. 在巴黎的俄国人中有亲德分子，他们期待希特勒
-- 365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１５３
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放俄国. 这引起我深深的反感. 从１９２年被驱逐的时候起，我一直认为苏维埃的国际目标和武装干涉者的国际目标都是违法的. 我任何时候也不崇尚暴力. 但是，当暴力表现为红军保卫俄罗斯时，我认为是符合天意的.我相信伟大的俄罗斯人民. 在巴黎是很艰难的，我的朋友开始受到拘捕，一些朋友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驱往德国，在非常凄惨的环境中死去，盖世太保的代表一次也没有到我这里来，也没查问我的活动的性质. 某些直接反对我的指控者不能提供证据. 但在瑞士报纸上登出了我的被捕的消息. 过了一些日子出现了盖世太保的代表，像往常一样，是两个人，他们要了解为什么出现关于我被捕的传闻.我用德语同他们交谈，这是为了简便. 他们告诉我，从柏林来了质问：报纸上关于拘捕如此著名的和珍贵的（在德国的）哲学家比如别尔嘉耶夫的消息，意味着什么？按盖世太保代表的话说，这引起了惊慌，当然这是被大大夸张了的说法. 但是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提出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被捕，尤其是当拘捕是很草率、没有充分的根据的时候？我一直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当人们夸大我的知名度和我的意义的时候，我很不喜欢，那种自大感觉与我格格不入. 但是，我在欧洲和身国，特别是在德国的大的知名度是原因之一. 在没有重要理由的情况下拘捕我被认为是不利的. 我开玩笑地说，这表现了德国人对哲学的尊重. 后来我又说，在民族—社会主义者的高层中有人自认为是我（作为哲学家）的敬仰者，他不准许拘捕我. 在这些可怕的年代里，我不可能有任何外在的积极性. 我呆在自己的家里，偶尔到巴黎去，在被认作危险地方的巴黎咖啡馆里
-- 366
２５３自我认识
我一般是不回忆过去的. 在２０年中我可能到咖啡馆去过三次. 按自己的特点来说，我仿佛是个封建主，住在自己的有升降桥的城堡里. 对发起任何事情，尽管与德国人的联系很松，我一概拒绝参与. 因此，我不能作报告和演讲，我用这些时间集中精力于写作，进行哲学创造. 但是在我家里星期天还是集中了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俄国人，有时甚至作报告.我们的家是爱国主义感情的中心之一.也常有法国人参加.在被占领的年代，有意思的集会是在莫列举行的主要讨论神秘主义和精神问题的集会. 我作了两次报告：关于弥赛亚说和关于尼采的宗教悲剧. 除了在莫列家里的集会外，还有在达维小姐那里举行的集会，她是很有学问很有才能的女人，我们的新朋友. 这是致力于精神探索的学习班，在那里我就以下题目作了一些演讲：“弥赛亚思想和历史问题”。这主要是左派天主教徒的学习班，但是有新教徒、东正教徒和自由的探索者参加.达维还在巴黎的富丽堂皇的庄园里举行集会，第一次集会只是讨论我在法国出版的书《精神与现实》。
在这次会上我与某些天主教徒，特别是马赛尔（他认为我是无政府主义者）
存在着思想冲突.在这些年里我认识了罗曼. 罗兰，他有一个俄国妻子. 在罗曼. 罗兰身上我感到道义上的个性的重要意义. 他对苏俄和对俄国共产主义的好感并不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好感. 相反，他是唯灵论派. 他带着很大的好感读我的书《精神与现实》，并且对于我的书中论佩吉部分写了很好的评论，他在我关于客体化的思想中发现了与佩吉的某些同源关系，尽管他只部分地相信这种思想.
-- 367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３５３
G这些年代是艰难的与痛苦的，这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是内在的. 这是内在的精神斗争、矛盾、怀疑探询的时代. 我已经说过，按自己的素质说，我完全不是怀疑论者，对我而言，体验怀疑完全是特殊情况，而且怀疑具有道义上的而不是知识性的性质. 我不想在我这里出现简单地否定上帝存在的时刻，但是存在这样的时刻，那时我排斥上帝；存在那样的痛苦的时刻，那时在头脑中出现的上帝可能是恶的，而不是善的，是比我、比罪孽深重的人还要恶的. 这些沉重的思想含有正统的神学理论、关于赎罪的审判学说、关于地狱的学说和很多其他的学说. 我在非创造性的自由的思想中找到了结论，但是并不想承认它. 永恒的宗教问题以完全新而又新的方式对我提了出来，我经历了与全部官方的正统学说相冲突的时刻，不过，这对我并不是新的事情，有时，我感到，比起那在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来说，我更信奉其他的宗教.然而，如果对的不是我，那么我在反对谁？当我自己说，这意味着上帝是恶的，是没有人性的，他在永恒中想要的是恶、苦难和地狱. 上帝的预见同样是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过，要知道，我反对上帝是以上帝的名义进行的，是以对上帝更高的理解的名义进行的. 这是一种安慰. 不过，我是完全经历了被上帝遗弃的状态、不幸状态，被上帝遗弃的体验并不意味着否定上帝的存在，它甚至是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的. 这是上帝交往的存在主义辩证法的因素，当然是痛苦的因素.不仅是个别的人，而且是全体人民、所有的人类和所有的生物
-- 368
４５３自我认识
都体验到被上帝的遗弃. 这种神秘现象完全不能用构成人的生活一般事实的罪孽来解释. 体验到的被上帝遗弃完全可能并不比体验不到和认识不了上帝的遗弃更不好.有意思的是，在这个精神内部斗争的时期完全没有触动我的基本的宗教——哲学观点，有时它们只是更加尖锐化. 在这里我无能地说，存在着某种深深的神秘的东西，难以表述的东西. 在这个血腥的轰炸、杀人、集中营、拘捕、无数人的苦难的时代，我一直不断地思索恶的问题、苦难问题、地狱问题、永恒问题. 我的思索常常是矛盾的，在我所写的东西中已经对自己的内在斗争作出了结论，但是可能并没有指出最内在的斗争.我思考得最多的是死与不死的问题，这些纳入我最后的著作《上帝的和人的辩证法》的实质性部分中.在１９４２年秋季，我作了一次大手术，在医院躺了四个星期，我没有想死着出去的可能性，我也没感到害怕，看护我的女护士、我的朋友Ｔ.Ｃ. 伦佩尔特都看到了.但我有一种很剧烈的感受.麻醉药是不充足的，只有下半身进行麻醉. 意识则是充足的，我完全能看清楚，没有感到任何的痛苦. 但是，我消失了任何运动的可能：身体陷入了完全被动状态. 我遇到不可克服的必然性屏障，后来还有其他的束缚.我很难忍受完全被动状态.没有什么比这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权力更可怕的了. 它威胁着我的生命. 只是在某一时刻意识能敏锐起来，这表明我们是自由的实体. 悲剧也正在于必然性的权力凌驾于自由的实体之上. 巴黎刚刚解放时，在生活中出现了使我最为痛苦的事件，我们的朋友穆利在折磨人的疾病之后去世了. 我像忍受所有有生命者的苦难一样地忍受穆利在死亡面前的痛苦，通
-- 369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５３
过它，我感到自己和所有等待挽救的生命结合在一起. 在逝世的前一天，穆利病得已经非常沉重，但仍挣扎着到莉季娅的房间工作，忽然他走到莉季娅床前，低声地述说着什么.这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我很少也很难落泪. 但穆利去世时我大声地哭泣，作为一个上帝的神妙的造物，他的死使我体验了一次一般的死亡，谁都喜欢的死亡. 我请求给予穆利以永恒的生命，我需要与穆利一起永恒生活. 我很长时间不能谈论他，我所有时间都感到他在我眼前跳动. 现在已经没有朗读人莉季娅，没有穆利，只剩下我和若妮，只有她慰藉我的生活.与穆利的死相联系，我非常具体地体验了不死的问题.在我们花园的树下，有穆利的坟墓. 在他的墓前，我想到不死的问题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反对无个性的不死的思想，在那种思想里，所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人的内容都消失不见了. 这个问题是我体验最深刻和意义最重大的，它与我的生活中最不幸的和最重要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这点前面已经说过.
G G G外面的新生活开始于巴黎的解放，这还不是战争的结束，但是战争的顺利结束可能已经有把握了.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法国人进行的报复行为造成了不好的印象，很多俄国人被捕，根据是与德国人拘捕他们相反的理由. 逮捕有时有根据，有时则什么根据也没有. 气氛依然是很沉重的，在被占领的年代里，一部分俄国人对德国的态度是令人厌恶的看风使舵，这种行为从性质上说属于背叛. 现在，又开始反方向地随波逐
-- 370
６５３自我认识
流，对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和不好地理解的共产主义献媚，向苏联大使馆献媚. 一时这成了时尚. 只有很少的人是有尊严的和自由的. 我一直被认作具有“苏维埃的”倾向，尽管我一直大力批判并且不断批判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鼓吹自由. 我对苏俄的态度没有任何新的变化，我认为，苏维埃政权是唯一的俄罗斯民族的政权，任何其他的“政权”都不能而只有它能在国际关系中代表俄国. 实际上，任何政权我都不喜欢，都不可能喜欢. 任何时候我都不喜欢伟大的政权世界. 能激起我同情的只有无政府主义.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否定国家的功能在人民生活中的必然性.对于俄国侨民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在我这里引起了很大的矛盾.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对俄罗斯人民、对苏联人民的态度问题，对作为俄罗斯民族命运中的内在因素的革命的态度问题. 应当把俄罗斯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个人的命运来体验.在坚持任何抽象的自由——民主原则的高度时，我不能站在自己民族的命运之外. 这并不意味着要使我的思想和行为与苏联大使馆管理处相一致，经常环顾它来进行思考与写作. 当爱国者联盟——起初是爱俄国，后来是爱苏联——宣称无保留地接受苏维埃政权和苏俄制度时，使我很愤怒.人不应当对任何政权都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奴才状态.人不应当在任何力量面前垂首，这不配作一个自由的实体. 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由作家联盟邀请，在俄国爱国者联盟的处所我作了题为“俄国的和德国的思想”的报告，报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我所有的报告中最好的. 这与爱国的高潮正相符合. 后来我在《俄罗斯爱国者》（青年作家团体加入其中）上
-- 371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７５３
发表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变换》的文章，它使某些俄国侨民感到难堪. 与我接近的朋友的圈子有了大的改变. 在我的住所里开始经常出现青年（相对年轻的）的作家，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这些人过去并没有来过，过去来的一些年轻的俄国人接受了苏维埃专制制度. 我和神学研究所团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宗教的和政治的分歧. 我和苏联大使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感不到有什么这样的需要.但是，有些从苏联大使馆来的苏联人到我这里来，我以很大的兴趣向他们打听俄国的事情. 我与一些年轻的苏联外交官的会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最令人愉快的是和一位苏联作家的会面，这位作家经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招人喜欢和很有才干的人.俄国给了他很强烈的印象，俄国对他来说就是宗教.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他格格不入.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当他告诉我所有的俄国人民不仅阅读伟大的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而且具有对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真正崇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还有痛苦的感觉. 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几乎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断的标志之一. 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又回归俄罗斯文学，这个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也还不可能复兴俄罗斯文学，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阻碍着这一切. 哲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没有自由思想. 可能准许我回到俄国，但是在那里我能干什么呢？回归祖国问题对我是十分痛苦的. 正是哲学家回到俄国没有意义. 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 而我是常常想念俄国的. 关于俄国
-- 372
８５３自我认识
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的断裂，我想的很多，这些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存在某种痛苦的东西. 这种苦难只有到最后才能铲除. 在最后的时刻，俄罗斯的问题将把我折磨死，我处于诸多失望之中.
G在１９４５年行将结束的现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长，对我的评价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经常听见说，我有“世界的名声”。
经常有外国人来拜访我，我收到难以计数的信件.大规模的通信成了我的不幸，因为我不爱写信也不会写信.有时我陷入必须回答的大量书信的绝望之中.令我惊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这却意味着我几乎已经是生活的导师，智慧的指导者.这完全不适合我的自我感觉，我想使我的自传的读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导师，而只是真理和正义的追寻者，造反者，存在主义哲学家，应在这个意义下来了解我的哲学的集中的存在主义性，但我不是导师，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导者. 我的不断增长的知名度很少给我以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这个.我很少有虚荣心.我有很强的忧郁症因素，但是由于我的矜持和喜欢尖锐喜欢开玩笑而没有人发觉. 所有这些与我生活的很不幸时期巧合了.莉季娅病得很沉重，颈部肌肉麻痹，说话和吞咽食物困难愈益增加. 她对待这样痛苦疾病的态度是惊人的.她的力量衰退了.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底莉季娅逝世了，这是我的生活中最痛苦又具内在意义的事件之一. 莉季娅的死不是痛苦的，她是有崇高精神的人. 经历
-- 373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９５３
她的死亡，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验.莉季娅有异乎寻常的信仰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我在别人那里没见到过. 由于她的精神的张力，她的死是高尚的. 她直到最后意识都是清醒的，说话很准确，几乎到最后她一直在写诗；写得很漂亮，我想出版她的诗，她自己对此并不热衷，她没有任何的虚荣心，而有很强的贵族气派. 她一直在读神秘主义的书并作读书笔记. 她最清楚自己属于未来的圣灵宗教，但一直保持着与教会的联系.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到她的房间去，我们进行关于精神——神秘主义的谈话. 我是如此地喜爱这段时间，全部时间都在回忆过去了的事情.亲人、喜爱的人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她一去不复返，不能接受她去世所形成的空虚，不能接受人的存在的终结. 基尔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是最后的真理，不可能没有会面和永远一起生活的要求. 在莉季娅死后，由于对她的全面的爱使我很容易动感情. 我讲了关于死亡的一个方面，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方面. 死亡不仅是最大的恶，死亡中也有光明. 在死亡中有爱的坦露，只有在死亡中存在最高的爱的坦露，爱成为特别热烈的并转向永恒. 精神的交往不仅继续着，而且特别强烈与集中，甚至比生时还要强烈.在莉季娅死前我告诉她，她是我的生活的巨大精神支柱. 她写给我说，这个支柱将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这时我还想到死亡的意义问题.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 374
０６３自我认识
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的时间，我体验了莉季娅的死，投入她的死，我感到死亡成了很少可怕的事情，在死亡中体现了某种故乡的东西. 我仍然和妻子，和亲人们，和特别令人感动地关心我的人们在一起.不能想象，如果她离开了这种生活，我如何能够生活.每一天我都与她进行智力的和精神的交谈，有时进行争论. 她很好地理解我的思想，离它们很近. 我对她的关系始终是独特的. 我想，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我的自传的读者不会更好地理解的. 冲突在地上生活的限度以内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在永恒的生活中能否克服呢？
-- 375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１６３
G我何时也没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这是与我的生活之不协调相联系的. 应当重复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属于使感觉居于思想和意志之上的软弱的——消极的空想家. 为了了解我的特点，认识我的生活感受，重要的是了解我对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的态度. 我何时都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条件中的幸福，但认为幸福的瞬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始终都不满足于不是永恒的而是时间的细碎的部分. 对人来说，喜悦永远是需要的，用别的不可能支持生命，对我来说，喜悦也是可能的吗？
在青年时代，我向往特别的生活热情，我的生命按通常的时间计算是在走向终结，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神的衰老，甚至没有感到灵魂的衰老，我的敏感性，我的感受性几乎和青年时期一样地有力，我感觉自己是神奇般地年轻（非肉体的）。
但是，当我有比较高兴和喜悦的瞬间时，我立刻想起莉季娅已经不在了，回想起许多其他人全离开了我. 对我来说，喜悦永远是立刻被关于死亡的思想，关于人类苦难的思想，关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非正义性思想，关于所有事物的短暂性和易损性的思想所扫光. 仅仅存在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一直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热情和喜悦，这就是我的理智的哲学创造的领域. 在那里我不会被分裂. 创造地思维和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不变的肯定的内容. 我如果不构思新的著作，那就不能是我. 我只能那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灵魂的净化.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不同的迫切的问题的文章，文章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然而我却内在地
-- 376
２６３自我认识
生活于哲学书籍的构思之中. 这本书应当是阐释真理与公开性问题的①，是阐释上帝问题即所有问题之上的问题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上帝使我的全部生活受折磨.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信那样的上帝. 这不是轻率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结论，而是严肃的和深刻的. 它是有益的，能够具有净化的意义. 必须彻底净化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它导致不信上帝. 必须批判启示录，揭露在启示录中存在的人所附加的成分. 必须射入光明，以使人的创造能够丰富自己的神性生活，这是人对上帝召唤的回答. 为此，必须拒绝静态的上帝概念. 这是我基本的课题. 有时我感到，实际上我一直在写着这同一个课题. 每一次当我写作新书时，我都在想捕捉对我来说最后的东西. 使我苦恼的是，人们不好理解我. 准确地说，我自己是有过错的. 我很少解释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 我很清楚，我的主要思想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 我的读者有时运用我的思想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便背离了我. 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 377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３６３
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Ｊ。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 378
附：１９４７年的补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 379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５６３
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后俄国的一切. 然而，对俄罗斯人民的态度，对革命在人民的历史命运中的意义的态度，对苏维埃制度的态度，和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对国家政权的态度并不能等同起来. 我可以承认革命和革命的社会成果的积极意义，可以在苏维埃原则本身中看到很多肯定的东西，可以相信俄罗斯民族的伟大群众，同时，对现实的苏维埃政权我又可以作很多的批判，对意识形态的专政我可以是不可调和的敌人. 我像以前一样，在侨民中是很孤独的人. 当正统的东正教决定把自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建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即“如果不是由于上帝，那么也就没有政权”之上时，使我特别地厌恶. 帕夫尔的话有着历史的意义，而没有宗教的意义. 这些话是教会被奴役、奴颜婢膝的根源. 我对在苏俄产生的很多事物（我很好地了解其中所有丑陋的东西）持批判态度，特别的困难是我感到需要在敌视我的祖国的世界面前保护我的祖国，不能协调地解决这个问题，使我感到痛苦. 在最后的时间里我重又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两种本原：从一方面看，是贵族的本原，对个性和创造自由的贵族式的了解；从另一方面看，强有力的历史命运感，不允许
-- 380
６３自我认识
恢复到以前，从宗教根源中得出社会同情. 我不能不将这两种本原结合于自身之中. 我继续想到，在俄国，变化与改善只有从俄国人民的内在过程中产生.我这样想了２５年，而且和大部分侨民绝了交.
G１９４７年春天，剑桥大学授予我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这被认为是很大的荣誉. 在一个欧洲国家里，我还没得到过像在英国这样的赞许，对我的思想这样高的评价. 这样的评价在我被逐的沉重年代里支持着我. 过去，俄国人中得到名誉博士学位的有柴可夫斯基和屠格涅夫.这与其说是承认功绩，不如说是承认学问的水平. 我一直不很喜欢学院的圈子，认为自己是一个过于“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家，比起学者型的哲学家来，我更是一个道德哲学家. 此外，我不是神学家，而是宗教哲学家. 宗教哲学是非常俄罗斯化的产物，而西方基督教始终不将它与神学相区别.关于上帝的对象我写了很多，剑桥大学和它的神学家注意热爱自由的方向，它认为我比同样列为候选人的卡尔. 巴特和马利丹要好. ７月我为了接受博士学位而到了剑桥，像剑桥和牛津这样的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要举行极为隆重的中世纪式的仪式.穿上红色礼服，戴上中世纪式的天鹅绒帽子，获得博士学位的人们在大厅中庄严地行进. 神学是科学中最高的，作为神学博士的我走在最前面. 我的后面，则是外交事务大臣贝文和印度总督韦维利元帅，他们获得了法学博士.所有这些很少适合我的本质和特点. 我从各个方面去看
-- 381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７６３
待这一切. 我想到了自己命运的悲苦. 在这个春天从瑞典传来消息，说我成了诺贝尔奖金的候选人. 我立刻想到，我未必能得到它，为此所需要完成的一步，我没有做. 非常不利的是，我是俄国流放的犯人. 我经常听到说，我登上了“名人”的高位，人们很难相信，这对我很少带来喜悦. 我一直感到自己是完全不幸的，这种不幸不是根据外在的命运，而是由于自己内在的结构，由于不可能体验满足，由于不喜爱什么最后的东西，由于忧郁的倾向，由于经常的不得安宁.从内在的方面我还应说一说.我已经变老了，生命也疲劳了，虽然精神还很年轻，并且还迷恋着创造的智力. 但是，我，和我的亲人一样，被各种疾病搅得不得安宁. 此外，我很不会处理物质事情，不能从自己的名气中得到利益. 经常体验物质上的窘境.秋季，（日内瓦国际会议）邀请我作报告和参加集会，题目是“技术进步和道德进步”。这个问题，我想了很多，也写了很多.去掉了难以忍受的签证等等的麻烦以后，我同意了.欧洲著名的知识分子济济一堂.日内瓦的“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组织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瑞士人，特别是罗曼语系的，非常敌视共产主义.然而，在１０个报告中有两个是共产主义者作的. 也有没作报告但很积极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很大的宽容的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所起的作用使我惊讶：一些人宣传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批判马克思主义，但是所有的人都围绕着马克思主义打转. 我感到自己被抛到５０年以前了，那时显示出，不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来说，而且从对它的内在洞察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
-- 382
８６３自我认识
可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专家，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们所认定的. 但是，我不想去迎合对唯物主义的批判. 对我来说，在唯物主义中有基础性的东西，我想，世界转向浅层时，可能需要经过唯物主义，精神的运动——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存在于俄国和欧洲的——则被挤到一旁.在“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ｓ”
中有具有唯灵论方向和具有很高知识和精神水平的人，他们比马克思主义者更有水平，但是他们没有成为注意的中心. 这对于时代来说是很有特点的.我自己起了充分积极的作用，我的报告吸引了甚至是最多的听众，不过我的作用主要是由于我很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 我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中有某些社会的真理. 我并不感到自己是完全轻松和自由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不能过分地抨击，因为所有的时代都感到，对世界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 其实，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应该指斥的，是要崩溃的，但是希望精神不要泯灭. 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批判的回答是很无力的.但是，在它的回答后面可以感到有组织的力量，意识的压力. 与此相比较，历史上的基督教没有活力，它的活力已经成为过去. 这完全与我关于世界的精神危机的思想相吻合. 但现在这个过于浅薄但又有力量的环境难于理解我的思想. 我重又尖锐地感到我孤独到怎样的程度. 我不能在有组织的宗教教会上讲话，当基本的和不可避免的社会进程结束时，我转向未来的世纪. 我的生活的基本矛盾一直重新自我显现. 我是积极的有能力进行思想斗争的，同时又极端的忧郁，向往着另一种，完全是另一样的世界.我还想写一本关于新的精神和神秘主义的书. 它的中心
-- 383
沉重的年代（１９４９—１９４６年的补充９６３
是我对人的创造的巫术行为的生命直观. 新的神秘主义应当是巫术的.
-- 384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