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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

《《自我认识思想自传》》

在“我”之中,认识行为和认识对象——是同一的. 费。. . .希特很好地理解这个. 我的个性不是准备好了的现实性,我创造自己的个性,当我认识了自己时,也就创造了个性.“我”首先是“行动”。希腊人已经在自我认识中看到了哲学的开端. 在全部历史中,哲学思维面向着自我认识,把它作为认识世界的道路. 然而,这种自我认识是什么呢?进行这种自我认识的恰恰是这个具体的人,唯一不可重复的人吗?

这是他的认识和关于他的认识吗?

我想,这不是关于他的认识,而是关于人的一般的认识. 自我认识的主体是理性的,具有共同理性的,他的认识对象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主体. 一般认识一般,普遍认识普遍. 人对自我进行的认识变得模糊不清,在认识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般的特征,非一般的个人特征则消失了. 古希腊哲学,尽管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仍然努力认识统一的——普遍的和不变的东西,而摒弃多样的和运动的世界. 希腊哲学创立了站在一般普遍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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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的理性,这个创造为全部欧洲哲学所采用. 只是偶尔才产生向实际的自我认识的断裂,例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在帕斯卡尔、阿米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基尔克果那里,在19—20世纪的人们那里,狂热的主体——个体性压倒了他的客体性. 只有忏悔录、日记、自传和回忆录冲破这种客体性而走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 爱(只有在19世纪才完全显示出来)

是人自我认识的真正道路,因此它获得了哲学意义. 就此而言,最需要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作品是真正的人类学和形而上学.然而,当认识主体以自身为认识对象时,会产生困难,对此已经很多次地指出,并被过分夸大. 那个主体过于关怀自己的对象,对它既有热情又有酷爱,倾向于自我推崇,把那个自己的“我”理想化,而这个“我”常常是令人痛恨的. 为此,我的书给我提出了关于真实与真诚的问题,提出了关于自我认识的非普遍的界限问题. 在对作为被自己认识的自我的关系中,客体化、异化、用一般消化个体等都消失了,这是很大的优点,它给予期望:认识将是存在主义的. 被我所认识的我自己是存在主义的,这种存在主义性同时是我的非客体化的认识对象. 但是,当我开始美化自己或者当表现出谦恭多于骄傲时,当还没到末日时,当没有达到最后的深刻、真诚与真实时,客体化总要产生. 在这条道路上我开始创造自己的形象,吹捧的或者贬低的、外在客观化的形象. 我开始自我模似,并且开始喜爱我模拟的形象. 我创造了关于自己的神话.有时我引起了对自己的厌恶,觉得自己是Lemoi

est

haisable(可憎恶的自我)。

但是,这个引起讨厌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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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同样是客体化的和模拟的. 我个人完全不是演员,我不想也不能起任何作用. 我很想自己在这本书里是诚实的和真实的,我认为这本书完全是个人的、存在主义的哲学体验.不过,奇Qīsūu.сom书我完全不相信,我一直能顺利完成它. 重读这本书时,我会感到,它不完全是我所想说的那样. 按类型来说它是混杂的,按风格来说它是不彻底的. 想必是我常常将自己理想化,将自己的面貌对别人表现出来,甚至当我说自己不好和贬低自己的时候,也是如此. 其实,我并不具有自我贬低的热情,我认为那也是一种将自己抛在外面的客观化,正如自我吹捧一样. 最后的真诚与真实存在于主观性之中,而不在客观性之中.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说:“我们能述说什么?

呜乎!

永远只有开始凋落和恶化的东西.“

在我的思想和这种思想的语言表述之间存在着折磨人的不适应. 时间与记忆在欺骗我们,而我们甚至都没有发现.圣伯夫①根据夏多勃里昂的回忆录说:“Il

substitue

plus

oumoins

les

sentiments

quil

se

donait

dans

lemoment

ou

ail

ecrivait,a

ceux

quil

avait

relement

auxmo-ament

quil

raconté。“

(“他多少用写作时所使用的情感来a替代他讲话时使用的真正情感.”)和这种现象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人是不自觉其深奥和不直接坦露的实体,是错综复杂和不容易被理解的实体. 我不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喜欢交谈,但我常常想起那些比所有表达痛苦题目都要好的绝妙诗

①圣伯夫(Charles

Augustin

Sainte—Beuve,1804—1869)

,法国文学评论家. 提倡文学研究中的传记手法.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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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沉默,掩盖和隐藏起自己的感受和幻想;让它们走向和沉入灵魂深处.

心灵怎样表述自己?

又怎样理解你?

心灵能捕捉你那活跃的思维吗?

说出来的思想是谎言.

智慧只生活在自身之中:整个的世界都存在于你的奥秘—神奇的思维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对人的认识、对作家及其写作的书的秘密的理解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当时发现人可能在自己的思想中掩盖自己,写与他实际相反的东西. 这个发现被十分夸张了,几乎承认它是规律:在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作品中,人永远掩盖自己;人们必须按他关于自己所说的相反的方面去想象他. 尼采、基尔克果和他们的假名系统、爱情的心理分析、特别是心理分析学派给写作以这样的理解:人不是他自己所说的那个样子. 舍斯托夫滥用了这个,经常成为此间能手. 关于人,人们完成了更大的发现,就是下意识的发现. 在这种揭示中,不是企图从上面观察人,而是从下面观察他. 基督教关于人的本性之罪孽的学说(它很轻易地便可看出是完全空洞的)具体化了,并且具有了科学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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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马克思、尼采、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的学说、现代的爱情、战争与革命的灾祸、古老的残忍性的暴发和新的虚伪的国家——这一切都使关于人的崇高学说痛心. 我想,与这一切相比,巴斯卡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据最为有力,他们没有任何的幻想,但是发现了人有二重化的本质:低的本质和高的本质. 我在人们中有很多的发现,我看到卑鄙、欺骗、仇恨、残忍、变节,我企图在人们的交往中有更多发现,我自己就是这些发现的罪人. 我不知道有什么比人的这些变化更让人痛苦的了,因为这些变化帮助了统治和暴力,促进了背叛. 毕竟我还保持着这样的信念:在人中,在上帝中有关于人的构想,人的信念是关于上帝和神的信念的表现之一.所有的信念——真理的信念、意义的信念、价值的信念——中最高的是上帝的信念.我带着很大的真诚来谈论我自己,但不很顺利,我也不很感激时髦的心理分析的研究方法. 尽管我的特点有隐蔽性,但我无论自觉地还是无意识地都不能达到在自己的思想中掩盖自己的目的,也不能按与自己灵魂深处相反的方向来写自己. 在这本书里,我当然还保留了很多隐秘的东西,甚至不想公开它们. 这完全是有意识的,这是有意识地提供了我的自我认识的界限. 我不是为了向神甫忏悔而写,也不是为了让医生作心理分析而写,也不是为普通人们而写. 我没有提出在未经加工的形式中揭示自己裸露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是完成关于自己的存在主义哲学的认识行为,思考自己的精神道路.不好的只是我没有坚持风格,写得混杂和过于自由.纪德写了两本书,其中他讲到自己并坦露自己,比起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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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前的《日记》来,《假若种子不死》则是经过艺术加工的自传. 大家知道,在纪德那里,真诚问题是基本的,他希望成为狂热追求真诚的人. 他的《荣誉攸关的事》讲述了自己所有最不好、不美和令人厌恶的方面. 对他来说,这种真诚能顺利实现吗?我想不完全能. 真诚,如果走到极端,就可能转化为对丑陋东西的描绘和畸形的坦白. 这种真诚不是直爽的,而是机械的、分裂的;不是“朴素的”

,而是感伤的. 在任何一个的潜意识“地窖”中,在他的浅层的“我”之中,都存在着不成形的、畸形的、潜在犯罪的东西,但重要的是高层的深层的“我”对待这些东西的态度. 纪德的《日记》为认识人特别是认识现代的人提供了很多内容. 另一个情况是托尔斯泰. 这是世界文学中最真诚的作家之一,是热爱真理的人.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他的《忏悔录》完全不是对他的罪孽的真正忏悔. 他简直是在夸大自己的罪过,称自己是杀人犯、贼、通奸者等等,但他讲这些时是抽象地一般地讲人的罪孽,而不是讲他的具体的和可能是比较小的罪过.他的《忏悔录》是作为真实的具体的个人的罪行坦白录而引起关注的,它之引起人们的关注是因为它讲述了寻找真理的精神道路. 歌德把描绘自己的书题名为《我的生活中的诗和真理》,这种尝试也是使人感兴趣的,在这本书中有真理,但是也有诗,有臆造的东西,有关于自己的创作. 卢梭的《忏悔录》,尽管它在发现人的热情洋溢的生命方面是整个一个时代的标志,但其中完全没有真诚的忏悔.卢梭跟在纪德之后,谈到关于自己的丑陋的、坏的事情、但他又自认为是像一般的“人”

一样的本性善良的和美好的人,他陶醉于这种感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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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命题完全是另一样的,对这个命题来说,真诚问题也是另一样的. 重复地说,我的这本书不是一本坦白书,这是一本思考的书,认识生活意义的书. 有时我想,这本书可以称为《理想与现实》,因为我和我的生活的某种基本的东西规定了它. 很显然,它叙述的是我和我的生活中主要的内容,我生活中主要的冲突——和世界的冲突,和因另一种世界而激起的巨大想象力相关的冲突. 同时,这本书还讲述了想象在心灵中的优势地位. 我宁可缩小也决不夸大我和社会世俗世界断裂的程度,我从童年起就处于与自然和社会的“等级制度”

结构的冲突状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进入这种结构之中,任何时期我既不想也不能服从某种东西. 在任何场合,这种特点的好的方面是有很大的独立性. 我的存在的奇怪之处在于,在一种意义下,我是非社会的和反社会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下,我又是很社会的,因为我力图实现社会的真理与正义,实现社会的解放,实现人们的兄弟般的情谊.我属于那种类型的人,属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一代里不多的部分,这样的人的个性、非重复的个体性和共性及类之间有非常尖锐的冲突. 在我所体验的这种冲突之中有某种个性的我的存在. 特别的是,我不能被称作通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

,我经常批判“个人主义”。这个课题对我的生活来说是基本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问题,而且是个人与世界和谐的冲突问题,非重复的个体性的命运不能掺入任何世界整体之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尖锐地提出这个命题,这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点上我是他的人,他的依万. 卡尔玛佐夫的继承者(卡尔玛佐夫部分地就是陀思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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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自己)。

在这点上,我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强调得不够.在我生活的一定时刻,我同样深刻地领会了易卜生,正是在这个题目上,他帮助我发现了自己. 在某些点上,我同舍斯托夫比19世纪初其他俄国思想家有更多的接近,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没感觉到自己是现代人,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世界上高深的公民、社会成员、国家成员、家庭成员、职业或其他什么团体的成员,与此相联系,我也没感觉到与命运的一致. 我承认自己仅仅是自由王国的公民,在这点上我不是同时代的人. 我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敌视个人激情、仇视个体性、想让人服从共同的、集体的现实的东西.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感觉到自己堕落于共同的、人人必须遵守的权力(如同基尔克果和舍斯托夫所爱说的)统治之下. 我永远都不能接受作为“右”的和“左”的社会主义派别的基础的类的世界观. 这种世界观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教权主义、家庭观念或者至高无上的社会性、集体性、囊括一切的极权的共产主义和宇宙主义都同样地受到鼓舞. 类的世界观对我来说一直表现为庸俗的,我不理解任何庸俗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 民族、国家、家庭、外在的宗教仪式、社会性、社会集体、宇宙——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派生的,次要的,比起人的个体的非派生的个人命运来,甚至是虚幻的罪恶的. 我永远不同意作它的部分. 但同时,我又很尖锐地经常痛苦地体验个性的许多怪事. 我努力不把自己隔离起来,不使自己封闭起来,不去自我肯定,而要打开宇宙,吸纳包罗万象的内容,努力与所有的人交往. 我想成为微观宇宙,这是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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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当施蒂纳说整个世界是“唯一者(即我)的所有物”时,他是对的. 但这个命题在他那里与完全错误的哲学联系在一起. 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学说在唯物主义世界里可以被看作是日耳曼神秘主义思想的暗淡的影子和蜕化. 整个世界都是我的所有物,那么,任何东西都不应当是外在的、对我有外在地位的,不应当是外倾性的,一切都应当在我之中,太阳也应当在我之中. 但是,现象的、经验的世界并不是我的所有物,它外倾地对待我,外在地强制我. 我并不是微观宇宙,事实应当是:太阳从外面照射着,我个人的边界意识比个人意识还要强烈,它同时也是我在与我异己的世界中的奴役意识,也是我要反对的意识. 外倾性的自然和社会不是我的所有物. 在与它的关系中,我的所有物只是很小的部分,对于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来说,我的个体性是很难察觉的(不谈国家的法律)。

但是我同意服从和与之汇合的仅是那种自然和那种社会,它们将是我的所有物,它们将进入我的微观宇宙或者进入作为微观宇宙的我之中. 我从对我来说是“一般的”

、奢望人人都须遵守的规律的外倾世界中解脱出来,我对所有外倾的事物都处于敌对关系之中. 这完全不是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虽然外表看来这可能被看作最明显的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者不致力于包罗万象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掩盖了个性的矛盾,我强烈地感受到这种矛盾,这种矛盾是与个性最本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 在个性与超个性之间的关系是离奇的. 这个基本的课题是与我完全缺乏任何等级感、没有能力读完任何等级规章也不能感觉任何等级程序相关的. 我固有天生的贵族作风,然而,我想,这种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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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一次性地否定了在社会中的等级规章和地位. 我一直在想,国家是平民的组织,等级感与从属于某种整体的感觉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整体中,任何一个人都占有自己特殊的位置而服从其他人)。

这完全是那种世界结构和世界和谐居于个人之上的思想. 我不同意说我的价值和其他人的价值都是由整体的、一般的结构所决定的. 我想,困难在于发现不仅缺乏与所有的等级制度有联系而且与之有着深刻矛盾的人. 我任何时刻也不会得出人们的关系由等级的规章决定的结论. 当人们说某某人在社会上占据了地位时,都会引起我的反感. 当我被看作房屋的主人、主要的家庭成员、杂志的主编、宗教—哲学科学院主席等等时,我完全不能忍受. 这个世界的所有等级规章对我永远仅仅是假面,仅仅是外在的服装,我心甘情愿地要将它扯下来. 我一直在思索:对人们来说,真正的本质和价值与他们的社会等级地位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是与之矛盾的.天才不在社会中占有任何等级地位,也没有等级官衔,正如圣徒与先知一样.当上帝成了人之时,便占据了社会的最后的位置. 救世主应当受苦受难. 任何制服、任何勋章、任何在社会中对人尊重的象征性标志,我一概不能接受. 对我来说,任何东西都不是令人敬仰的. 大学的、社会的和革命的规章对我来说很少是令人敬仰的,正如教会的、国家的保守的规章一样,在我的世界观里有特殊的悲观主义的无政府主义. 等级制度是客体化,它建立在乐观主义的集体主义的基础上,而这种集体主义又是全部人类社会所固有的. 当共产主义者和民族—社会主义者自豪地说他们创造了新的集体性的世界(这个世界建基于社会对个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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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体的——共同的对个体的统治)时,我觉得这是荒谬可笑的. 但是,为了上帝,要恢复自己的历史记忆. 你的新的世界是最古老的、从古代就存在的世界.个人的意识,个人的天良一直只存在于不多的当选者之中. 中间的人,中间的群众永远被集体性、社会集团(这样的集团是与原始氏族相联系的)所决定,完全的平庸性是完全的集体——与社会分析相区别的集体——的本质. 全新的、实际上非原先的世界则是这样的世界:它是由人格革命所创造的. 不过,这样的革命就是世界的末日.

G在我个人的生活中,没有感觉到等级制度. 虽然看到了预先确定的东西,却没有看到计划的实现. 无论生活在何处都没有获得任何东西,也不力图去实现目的. 生活对我一直是非理性地组合起来的. 我一直极为感激莫特、门布利松和利别尔曼. 他们对我的生活给了帮助,特别是当我必须物质支援的时候. 我还保持着在最高力量面前的景仰,当遇到最大的危险时,它指导着我的生活. 不过在我的生活中没有等级的和谐,我想,这部分地与我完全不相信现实,即被称作“现实性”

的东西有关.在现实性中生活使我常常觉得是生活在梦境一样,有时还是可怕的、与白天的光完全断绝的梦境.按照自己直接的感觉,按照自己有意识的世界观,本来不相信、不承认“客观性”是真正的现实、原初的现实的. 客观性是客体化,也就是说,它是精神和主体的一定的明确目的的产物. 但是,世上所有的等级制度都是客体化,也就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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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自身的脱落,是被主体所完成的外倾. 主体与客体是相互关联的. 奴隶制在客观性中是奴隶制,它又是主体自身的产物. 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比较少地注意“经验的现实”

,对它了解得很少. 青年时代对很多东西是不注意的,也没有成熟的观点.我是个“唯心主义者,”

不仅是在这个词的好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不好的意义上的唯心主义者. 但是,这赋予我自由感. 自由完全不是对必然的认识,像黑格尔以及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想的那样. 自由甚至宁愿不知道必然. 然而,“经验的必然”是必然性,它限制和取消自由. 结果,我很大地恢复了对经验的现实和它的知识的注意. 研究的深入使我充实起来. 对于过去读过的书的兴趣也增长起来.但是,注意“现实性”使我十分痛苦.有真正的和复杂的唯心主义,正如存在真正的和复杂的现实主义一样. 也有这样的现实主义,它不是别的,而是完全服从梦幻主体的虚幻世界的现实主义. 世界被作为完全没有奥秘性的东西. 然而,真理的意识正在于:奥秘推动它走向深处.奥秘对于谁完全消失了,世界对于谁也就应当是完全平淡无味的,完全是二维的. 当在某一时刻想到一切都是平淡无奇的和最后的,没有更深刻的东西,没有无限,没有奥秘,那是最可怕的. 这是陷入非存在之中,在这个短暂的瞬间战胜了深刻感,战胜了无限的奥秘.在童年,一切都是神秘的,房子的黑暗角落也是神秘的. 后来神秘的范围缩小了,客观世界,准确地说,客体化的世界完全不当作神秘的了,甚至无限的星际世界也不是神秘的了. 但是,对于没有完全被这种客体性征服的人来说,神秘仅仅转入另外的领域,客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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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神秘性消失这件事本身就是个奥秘. 这个奥秘的谜底存在于主观世界,但它完全不能归结为人的心理状态,像实证主义所想的那样. 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获得的最痛苦的知识是对自己不满的增长,是自我批判的增长. 我在欧洲甚至世界的名声,人们对我的评价和景仰,不仅没有增加我的自命不凡,而是恰恰相反,增加了我的自我批评和对自己的不满. 为了了解人的灵魂的复杂和狡猾,应当补充说,在我这里,这就如同富有的人感到完全不必珍惜物质手段一样. 我肯定不属于爱好权力和爱好荣誉的人,这些东西不能迷惑住我,可能是,自负与冷漠(不好的)和对独立与自由的热爱(好的)在这里起了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于自己思想的评价我完全是淡漠的,但我对自己的知名度没有很高的估价,有时不能自我感觉到是很出名和被很高评价的人. 我决不能也决不想感觉自己是有威望的和受景仰的人. 崇拜不符合我的本质,在崇拜中有某种强制的普遍有效的东西,而在我之中很少有强制的东西. 我宁可成为例外的,也不愿成为符合准则的. 我不是生活的教师,不是祖国之父,不是牧师,不是青年的指导者,以及任何类似的什么.我继续回忆我的少年,甚至童年,在自己逐渐变老的过程中,看到了少年的面貌. 这是我的永恒的年龄.我依然像在少年时一样,是个幻想家,是现实性的敌人. 我没有老年人的智谋,缺乏它使我痛苦. 我常常生病,身体虚弱,对于激情仍然过于敏感,我仍然停留在自己青年时代的永恒年龄上. 精神的老年是没有的,在精神中存在着永恒的年轻. 存在的只有肉体的老年和与肉体有关的精神部分的老年,存在着老年的古怪行为,缺乏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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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中的应激性,然而思维却更加敏锐. 对思想来说,一切都得到更新. 这种比较可能被夸张了,这不仅是来自人们和事件的印象的比较,而且是从著作中得出的印象的比较.以往我想,最重要的是达到激情高涨和狂喜状态,超越了常态的界限,达到思维的狂喜,感觉的狂喜,我经常的目的不是和谐和准则,而是激情与狂喜.那些以思想为生的哲学家,把世界想象为思维,那是不对的. 世界不是思维,世界首先是和主要是激情和激情的辩证法. 激情可能被冷漠所取代,当利益和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占了统治地位时,通常现实性就是这种冷漠. 把思想与激情对立起来是错误的,思想也是激情. 尼采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那样激动人心,因为它也是激情. 基督也想把激情从天上引下人间,但是,激情与忧愁相连,忧愁激起的不仅是我们在永恒面前的死亡,而且是我们在时间面前的生命.生命首先是运动,因此生命的问题就是变化问题,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的变化问题. 与运动和变化相联系,产生了重新估价问题. 没有变化的个体是没有的,然而,变化主体没有忠实于自身的永久性的个体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所有的事物都在变化,都在超越,而改变的仅仅是它的状态.”康德在他的第一个经验辩护中这样说过. 变化可能是改善、回忆、上升,也可能是变坏,可能是变节. 全部任务在于,要使变化不成为变节,要使个体在变化中一直忠实于自己. 这样,我们便遇到了人的生活中最沉重的现象之一——失望.人们在体验中、在灾祸、危险中比什么都更了解这个,这成了真正陈旧的东西. 既然我曾经生活在历史灾难时代,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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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所产生的恐怖之中,那么我就成了人们巨大变化与压力转换的目击者.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样的事更加痛苦:一些著名的人,在经历到灾祸之后,改变自己以求对新条件的适应,知道这种事是很难受的. 我在俄罗斯所经历过的灾难中看到过这个,关于德国我听到过这个,在法国我看到过这个. 由于我对任何一种现实所感到的厌恶,使我很难理解这个. 我是目击者,也是反对者. 有些人以为他们处在考验与危险的高峰,这使我惊讶,我常常并不期待他们这样. 最使我惊讶的是某些妇女总的说比男人还要刻苦耐劳和坚韧不拔. 从对待妇女来说,我比青年时代要好得多. 交往问题对我一直是孤独生活的相反方面. 我一直很向往交往,但一直也不能很好地实现它.在这里我重又遇到变化问题,有时,交往的性质改变了甚至中断了,这或是由于我自己的变化或是由于其他人的变化. 在我这里的变化可能是改善、丰富等即所谓的“发展”

,但是个人发展可能导致变心,这又是很沉重的事情. 我体验这个就如同体验忘却一样,忘却,即集中精力于其他事情. 个人的充实,个人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可以导致在人们之间的交往的贫乏,与过去有联系的人们的中止来往. 那些像歌德在《我的生活中的诗与真理》中描述自己的爱情时所写的被人认为是有伤体面的行为,我一直不能接受. 对他来说,任何他所体验的爱情都是丰富的,都促进了他的发展. 其实,对于促进他发展的女人,他保留的仅仅是由于她发展了他而产生的感激的回忆. 这样,他人就变成了自我发展的手段,人的关系对人自身来说没有价值,正如它对其个人也没有这种价值一样. 在这里存在着完全反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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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我一点没讲我生活最深交往,这种交往既与我的生活极大丰富有关,又与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有关. 比起许多高喊热爱生活的人来,我有更深刻和更广泛的生活经验.我比起许多哲学家(他们进入生活但同时又在生活之外)

来,我是一下子走入生活的深处. 不过,对我来说,谈我和喜爱的猫和喜爱的狗(它已经不存在了)的交往要容易得多. 不仅如此,我与动物世界的交往都要容易得多,那种交往可以很容易地引起一直被卡住的抒情心境. 公开地在自己的著作中讲述自己隐秘的感受,这表明我不害羞. 我常常不能很好地表述的抒情风格,对我来说和音乐尤其和语言有关. 我与音乐的联系使我产生激动的高潮,我对音乐的态度是很奇特的,我是一个并不很喜欢音乐的人,对音乐没有充分的认识.我的听觉不好,音乐记忆也不好,演出的音调从我这里很快溜走. 我不能参与那些喜欢音乐和进行音乐评论的人们所进行的谈话. 其实,这些人未必有能力欣赏音乐,因为他人过于喜欢评论音乐作品及它们的演出了. 评论一般的不是艺术享受,艺术欣赏完全不是专家对艺术所作的批评,也很少是在行的人对艺术的判断. 因此,尽管我没有多少音乐性,音乐却深深地震撼着我的本质,克服沉重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沉入真正音乐的自发性之中,也不愿体验我的本质的创造热情,这时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批评音乐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 这种作用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是否定的. 由于音乐,欧洲的资产阶级得以很快地无任何努力而只用20法郎便可进入天上的世界,但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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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更快的速度向反方向自发地转入不光彩的、下贱的事情.当然,音乐本身是无罪的,悲剧性的和饱受痛苦的贝多芬并不为欧洲资产阶级游手好闲时间的享乐而创作. 天才的创作高潮经常是与地上的不幸生活相联系,也不被公认为通往千年王国之路. 不过,在地上自然存在天才的创造行动,这些行动至少具有充分的价值. 在这里存在着艺术的悲剧,伟大创造者死后的悲剧. 我看艺术的意义在于,它转入另一个面目一新的世界,它从日常生活的权力压迫下解放出来,并且对日常生活进行艺术的改造. 我把那些按精神类型来说是享受和消遣艺术的资产阶级分子看作消费者,他们并不把艺术和改造世界、改造自己生活的渴望相联系. 还应当指出我的生平中的特殊性之一:我一生中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阅读小说和剧本. 我不喜欢读当代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而宁肯多次重读伟大作家的作品(我不知多少次地重读《战争与和平》)

,或者读历史的和惊险的小说. 我对小说的评价是与小说的作者迫使我越出自己的世界,达到周围现实以外的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密切相关的. 我一直非常期待体验我所读的小说中英雄人物的生活. 我喜欢电影,因为它创造了幻想,引导我离开现实,但是我也伤心,因为那么快地忘记了很好的影片.我特别喜欢重读19世纪的俄国文学,我多次重新评价我对文学的关系,不过,我一直不变地喜爱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始终给它很高的评价. 但是,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在重读时也使我失望,因为它很少具有永恒性,而是过于和时间、年代联系在一起. 我也同样喜爱西方的作家,现在我比以前更加喜欢狄更斯;我对易卜生的爱也一直不变,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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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喜悦与激动重读他的书,永远有新的教益. 我一直准备重读古希腊的悲剧、莎士比亚、歌德,虽然没能完全作到. 不过,我不特别喜爱但丁. 我对布鲁斯特评价很高,重读他的著作的同时还重读卡夫卡的著作和米勒作品的某些地方. 我读了许多的历史著作,特别是很多历史活动家的传记. 这对于我作为一个历史哲学家来说是重要的,它是我的末日论思维的营养物. 我已经说过音乐对于我的意义,它仿佛是作为我自身的抒情风格不足的补充. 但是,我想,我并不缺乏抒情风格,不过它是忧郁的,并且是替代性的,用以掩盖我的枯燥.如果问我,由于什么我不是在特殊的瞬间而是在生活的全部时间都感到痛苦,为什么一直强制自己进行斗争,那么我的回答是:由于我的洁癖,精神的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无所不包的洁癖. 有时,我痛苦地说到自己一般地具有对生活和世界的洁癖,这是很沉重的,我与之进行斗争. 我最多地用创造的思想与之斗争,用学说、写作与之斗争,用禁欲生活与之斗争,用远离自然的美的直观与之斗争,用怜悯心与之斗争. 当洁癖重又附体时,我因它而颤抖. 我经常将眼耳鼻闭住,因为世界对我充满了气味. 我那么激情地喜爱精神,因为它不会引起我的厌恶感,我喜欢的不仅是精神,而且还有香水. 我的洁癖,准确地说,原因之一是我是个形而上学家.对我很重要的是,我一直很喜欢笑和可笑的事情,在笑声中我看到了超越日常权力的解放的开端,喜欢俏皮,这可能是我身上的法国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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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543

G我还想解释周围的人们在我这里发现的矛盾和他们没有发觉的矛盾.这对了解有关人的一般本质的矛盾是有意义的.人的本质是矛盾的,现代的心理学,特别是心理病理学明白这个. 例如,在我这里,精神的革命性和“习惯”的巨大作用交织在一起,无政府主义(按感觉和观念来说)和喜好规定自己生活中的秩序交织在一起:我想,这些矛盾的属性有另外的根源. 习惯对我的意义有两方面的根据. 举凡与日常生活规章有关的,与物质世界有关的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异常困难,我非常不善干在其中生活,害怕花很多的力量于生活的这些方面. 因此,我经常努力使外在生活的指导上自动化,力图在最大的不适应情况下使用最小的力. 这是通过习惯的道路实现的,习惯使我避免使用更多的力. 我要在思维与创造上耗费很多的力量,还要用很少的力量于其他的事情.我力图通过习惯的道路走出困境,这样就创造出幻想,仿佛从物质世界中得到了解放,而实际上解放只能来源于对物质世界力量的克服. 不过,习惯在我的生活中的作用还有形而上学的根据,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其现在状态中对我的痛苦的异己性. 习惯是同世界的异己性进行斗争的形式之一. 我指的是习惯,是我所建立的,而不是硬塞给我的. 我企图在我周围建立习惯的世界,以减弱世界的异己性.因此我很喜欢自己的办公室,自己的书籍.所有的对立,不仅是和人的对立,而且是和地方和事物的对立,都在加剧面临的异己性苦闷. 异己性引起的不是害怕,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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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自我认识

苦闷. 在死亡中,在杀人行为中,在仇恨中存在着异己性的极限. 恶可能是人所特别固有的,但是在恶中有异己性. 战胜了对恶的恐惧的人,实际上,也就是战胜了与他异己的力量的人,这种异己力量就进入他的深处并成为他的本性. 恶是人的自我异化,全部宗教都努力克服异己性. 世界并不最终与人异己,这仅仅是因为上帝的存在,没有上帝,世界对我来说就成了完全异己的. 习惯可能是在日常外部生活的背景中和异己性的斗争,在黄昏中,我被异己性的苦闷所笼罩,但是如果在黄昏时刻我习惯地作某些确定的事情,使自己的生活有节奏,那么异己性的苦闷就减弱了. 我的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情绪想完全打翻这个异己的世界,客观性、客体性和异己性对我是同一件事. 但是,这种情绪是和对亲人的深切眷恋,对他们的担心和关心(有时常常是荒唐的)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眷恋中,异己性占了上风. 当异己的世界将要瓦解时,这种联系应当保留着.当思考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时,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一直害怕生活. 在这里我与易卜生一脉相联. 如何理解这一点呢?我有根据认为自己是勇敢的人,我并不怯懦. 但是,我害怕顺从生活之流,这是因为看到了在生活之流和我的创造之间的冲突. 有时生活之流冲来了,但后来创造的思维战胜了. 我任何时候也没有掌握生活的艺术,我的生活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我任何时候也不表演自己的生活.

G我想给对我的生活十分重要的思想作出结论. 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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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自我鉴定743

的精神道路所实现的成就. 我最终克服了与历史的伟大、王国的光荣、强力意志有关的东西对我的诱惑. 在这种诱惑中我永远不能成为完全的自我. 我努力将自己对人的创造的崇尚从这种因素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导向其他方向. 我哲学地思考这种问题.只有思考了它,我才能完全表现自己的哲学.历史的伟大与威力之路是客体化道路,将人抛于外面的道路和自我奴役的道路. 这条道路将引导走向反基督的王国,同时也就是反人的王国. 人的真正的创造应当冲破客体化的奴役王国,结束宿命的道路,成为自由的、改造世界的道路,通向存在主义的主体性和精神性,也就是真实性的道路,通向人性王国的道路. 我认为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的意义正在于这种预感,这种摆在人的面前的两条道路的意识. 这两条道路就是:客体化的、外倾化的、被虚幻的威力与强大所束缚的道路;趋向改造世界与解放世界的、趋向上帝的世界的道路. 我不想把谁打发到地狱里去,这对我十分重要. 不仅创造的思想,而且创造的激情,酷烈的意志和激动的感觉应当溶化僵硬了的意识,并且溶化呈现于这种意识面前的客观世界. 在生活中我坚持除了对上帝的真理的探索以外,不依赖别的. 我的主要成就在于,我把自己生命的事业奠基于自由之上.我不应当被当作信教的人的典范,我感到,我很少使用那种表述,如“他转向”

“他成了信徒”或者“他的信仰动摇了”

“他丧失了信仰”。对我来说,任何时候都不存在正统的“或者——或者”

,我不可能是正统的怀疑主义者. 怀疑主义在我这里完全是另一定规定,是更加深层次的规定,这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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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自我认识

定不能改变——不知道在我的书里我能否提供这种感觉. 我用全部生命寻找真理,我从一开始就寻找它. 真理在我的精神道路之前就存在着(a

priori)。

存在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不像世界,也不像存在于世界之中所有的东西. 它应当揭示出来,并呈现人形. 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大约要回忆起我的许许多多的罪过、弱点和堕落,但是我将可能幸福地回忆起:我属于“渴望真理的人”。这是与我有关的无上幸福的诫律中唯一的一条.需要补充一点,我面向的不是明天的日子,而是未来的世纪,理解我的思想的前提是改变意识的结构. 这种可能性存在于完全不是学者的年轻人中,但不存在于著名的学者和作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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