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肮脏的金钱
在粪便里寻找黄金（Ａｕｒｕｍｉｎｓｔｅｒｃｏｒｅｑｕａｅｒｏ）
——维吉尔［１］
一、理性与非理性
在精神分析探讨金钱的道路上，巨大的障碍之一是金钱与理性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承认精神分析对非理性事物的关切是有道理的，但是还有什么比“经济的人”
（Ｈｏｍ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更具有理性呢？
当然，我们知道人决不是“经济的人”
，因此我们也可以允许精神分析去探讨人对于这个理想标准的偏离。不过，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原理就对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标准本身是否符合理性提出了怀疑。但由于金钱思维和理性思维之间的联系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似乎又不可能对它有所怀疑。有整整一派经济理论家表达了我们的实际经验，他们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不充分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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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在相互竞争的目的之间处置不充分的手段——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在更具哲学性的层次上，社会学（在这一点上西梅尔［Ｓｉｍｅｌ］讲得最为详尽）
正确地指出金钱反映了并助长着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客观的和定量化的思维方式，亦即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具有理性呢？
［２］
精神分析的本能——因为它也具有为它所压抑的本能——使得它需要攻击谨慎计算和定量科学的合理性，这是一件毋庸置疑却又未曾广而告之的事实。由于采用了“现实原则”（ｒｅａｌｉｔ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和“现实思维”（ｒｅａｌｉｔｙ－ｔｈｉｎｋｉｎｇ）这样一种相当幼稚和传统的（因而是非精神分析的）概念，上述事实被掩盖起来了。在“现实思维”这一幼稚概念后面隐藏着弗洛伊德对于科学的不加质疑的态度（他也不可能对每件事提出质疑）——这是孔德式的（Ｃｏｍｔｉａｎ）
态度，即认为人经历了巫术和宗教的阶段最后达到科学的阶段，此时他终于成熟了——也就是说他此时已摒弃了快乐原则（ｐｌｅａ－ｓｕ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使自身与现实相适应，并学会了将其里比多指向外部世界的真实对象。
［３］
在金钱和可以称之为“定量理性”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Bｔｙ）
的东西之间是存在着联系的，而精神分析关于金钱的命题如果不与精神分析对于定量理性的批判相联系就毫无意义。
这种批判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是一个尽管棘手却贯穿始终的完整的主题，它可以根据早期的里比多理论或后期的自我（ｅｇｏ）
理论来予以说明。
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从被压抑的变态的性倾向中推导出人格来的，精打细算的人格（“经济的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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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９２
理想类型）
就是一种肛门人格。
［４］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有许多含糊不清的地方，但严格地说，弗洛伊德关于肛门人格的理论——正像古典经济学理论一样——是决不接受所谓过分精打细算的脾气这样的概念的。精打细算本身是一种肛门性特征。肛门人格的理论乃是关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而不仅仅是诸如吝啬鬼之类的反常性格的夸张。
因此，精神分析不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简单地局限于解释金钱经济上的某些稀奇的赘生物（例如现金贮藏，甚至如金本位制这样的重大的恋物癖）。
如果精神分析既是诚实的又是勇敢的，它应当坦然贡献出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学。而且它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心理学就包含了西梅尔提出的资本主义精神与科学式的理性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观点。
弗洛伊德从肛门性根源推导出“对知识的欲求”
，说“它本质上是占有本能的一个分支，被升华和提高到了智能的领域”。
［５］同时，费伦奇这个精神分析的“可怕的后代”
（因此常常也是极其深刻的“后代”）在讨论数学的时候说，“思想说到底不过是防止行动的浪费的一种手段”
，所以思想只是“节俭倾向的一种特殊表现”
，而且本身就“起源于肛门性欲”。
［６］
弗洛伊德后期的自我（ｅｇｏ）理论也强化了下述原理，即在我们通常认为属于理智和意识领域的人类行为范畴中，存在着意义重大的非理性因素。而处于后期的自我理论之核心地位的观念是，自我的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并被与本我（ｉｄ）的无意识联系所支配。
［７］
在精神分析中存在着对科学这位伟大神祇的攻击。
不过，对这种攻击的性质需要进行小心细致的解释。被加以深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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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掘并发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病态的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支配着现代文明中知识追求的那种无意识的观念形式——特别是占有和支配对象的目的（弗洛伊德）
，与在手段上节省的原则（费伦奇）。而这些观念形式之被指责为病态，如果放在整个里比多理论的背景下来解释，总的说来是这个意思：对自然的占有性支配和严格节约的思想是人类（人类身体）的部分冲动，而在现代文明中则成为了整个人类生活的暴君式的组织者；对整个身体的现实进行抽象并以抽象出的冲动取代整个现实，这是“经济的人”生而固有的。与此相对照，非病态的科学应当是什么样子呢？它大概是以爱欲而不是以（肛门性的）施虐狂为目的的。它的目的不会是支配自然，而是与自然相融洽。而且它的手段也不会是省俭节约，而是爱欲充溢。说到底，它将以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其一部分为基础；这也就是说，它将以多形态的性反常的身体（ｐｏｌｙｍｏｒBｐｈｏｕｓｐｅｒｖｅｒｓｅｂｏｄｙ）为基础。
［８］
按照这样的表述，精神分析对现代理性的批判便因为忽略了肛门问题这一十分具体的精神分析重点而被削弱了。我们不久将回到肛门问题上来，不过在探讨眼下这种复杂事物时，一次解决一件事。
上述这种弱化了的表述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对精神分析所讨论的这个伟大世界的真正问题达到一个初步的理解。这种弱２化的表述的确没有把精神分析对现代理性的批判和一般常识互相调和，不过它至少把精神分析与一些严肃的非精神分析的思潮联系起来了。
在科学领域里，它与怀特海（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的有机论哲学有联系。
怀特海对抽象化的批判就是对抽象的、非个人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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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９２
量化的理性的一种批判；而且他反对抽象化正是由于一种部分的冲动通过抽象化便等同于整体。怀特海的有机论哲学代表着作为整体的生命体向定量化理性提出了抗议：“生存着的经验器官就是作为整体的生命体。”同时他也“代表价值观”
提出抗议；他坚信人的身体、人的认识和被认识的事物的真正结构是爱欲的、创造性的“自我享乐”（Ｓｅｌｆ－ｅｎｊｏｙｍｅｎｔ）。
［９］
基督教神秘主义和诗的神秘主义也反对道，经济节约原则是对爱欲和生命本能的一种侵犯。
“丰富就是美。”布莱克这样说。里尔克主张以艺术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说：
因此不应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实行任何自我控制或自我限制，而应当无忧无虑地放开自己……不应当谨小慎微，而应当具有一种明智的盲目性……不应当通过劳作去获取悄悄的、缓慢增加的财产，而应当一直不停地浪费所有变动不居的财富……这一种生存方式具有某种天真的和本能的特色，类似于以欢乐的自信为最大特征的那个无意识的时期：儿童时期。
［１０］
至于说第三种思潮，精神分析对定量化理性的批判又与马克思有着密切的关系；不是指写作《资本论》的——即承认现代文明的非理性但又将这种非理性定位于“制度”之中的——马克思，而是指写作《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１］的——即认为文明的思想具有根本的邪恶性并称之为“异化的意识”的——早期马克思。异化的意识与金钱经济有对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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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２生与死的对抗
系。它的根源在于强迫劳动。强迫劳动使人从属于物，同时在物的价值（Ｖｅｒｗｅｒｔｕｎｇ）和人体的贬值（Ｅｎｔｗｅｒｔｕｎｇ中造成混乱。它把人类的驱动力降低为贪婪和竞争（如同肛门人格中的侵犯和占有）。
对金钱的欲求取代了一切真正人性需要的地位。因此财富表面的积累其实是人性的贫困，而与其相适宜的道德则是放弃人类天性和欲望——禁欲主义。结果是以“经济的人”这个抽象观念取代人性的具体的总体，从而使人性成为非人性。在这种非人性的人性中，人失去了与他自己的身体——更具体地说是与他的感官、肉欲和快乐原则的联系。而且这种非人性的人性产生了一种非人的意识，其唯一的通用货币就是与真实生活相分离的抽象物——勤勉的、具有冷静理性的、经济的、毫无诗意的头脑。资本主义已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对我们来说，对象只有在我们能够占有它们或它们具有功利效用时才存在。
［１２］
这样，马克思通过与真正人性的人的理想相比较而发现经济的人和他的意识是残缺不全的。试比较一下现代经济学家ＦＨ奈特（ＦＨ。
Ｋｎｉｇｈｔ）的论述：“经济关系是非个人A A .。。
的……具有真实功能的是市场，是交换的机会，而不是其他。
的人；这些甚至不是实施行动的手段。这种关系既不是合作关系也不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而是彻头彻尾的非道德的、非人性的关系。“
［１３］
伟大的经济学家冯。米塞斯（ｖｏｎＭｉｓｅｓ）试图证明社会主义在消灭交换时使得经济计算并因此使得经济理性成为不可能，从而驳斥社会主义。
“正因为生产商品不再成为交换的对象，所以就不可能决定它的货币价值……金钱在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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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９２
主义国家中决不能充当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决定生产商品价值的角色。借助金钱的计算在这里将是不可能的……将没有任何手段来决定什么是合理的，因此生产显然决不可能由经济上的考虑来指导。“不过，如果冯。米塞斯是正确的，那么他所发现的便不是对社会主义的驳斥，而是精神分析上的辩护，是把它看作一种就其性质而言超越了”经济人“心理学的制度。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冯。米塞斯的论点的答复是力图要证明社会主义与“合理的经济计算”并不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它仍能保持精细算计这一非人性的原则。这是对当代智力生活的一个可悲的嘲讽。
最近，莫里斯。多布（ＭａｕｒｉｃｅＤｏｂ）对整个论争的重新评价显示出一些迹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应当以对“福利”的考虑来淹没经济上的算计。但莫里斯。多布并未勇敢地面对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确立那些包含着福利的真正的人类需要，如何建立一个可以把“经济人”当作完全非理性的东西打发掉的新的理性模式。作为最后一着，多布试图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而这样他就用过去的肮脏理性玷污了他的社会主义。
［１４］“福利经济学家”
的问题中存在着精神分析的一面，不论他们明白还是不明白。
二、神圣的与世俗的
横亘在精神分析探讨金钱的道路上的第二个巨大障碍可以简单地但抽象地表述为缺乏一个联系的中项。神经症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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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生与死的对抗
钱有什么关系？即使我们准备承认在公众的、社会的、历史的领域中存在着某种可以称作人类普遍神经症的东西，我们也并未认识到金钱是它的组成部分。
如果有一种普遍神经症，那么假设它的核心是宗教则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们可以默认精神分析对宗教的研究，却仍然看不出对金钱的精神分析的研究有什么意义。难道金钱本质上不是世俗性的——即不仅处于宗教领域之外，而且甚至是它的对立物吗？
社会学家们清楚地表达了我们常识性的感受，他们以各种方式将神圣的和世俗的当作对立的两极来加以对比，并且总是把金钱和理性视为世俗性完型中的共存物。事实上，认为金钱本质上是世俗性的这一看法与我们认为它本质上符合理性的看法相互联系着。因此，虽然社会学使用了神圣的和世俗的这一组对立来探索社会中的非理性因素，而且——例如帕雷脱（Ｐａｒｅｔｏ）
、杜克海姆（Ｄｕｒｋｈｅｉｍ）——甚至主张社会应始终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世俗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社会决不可能摆脱非理性的残余，但是社会学仍然没有把金钱和非理性以及宗教性联系起来。金钱仍牢牢扎根于世俗的领域。而且既然作为整体的现代理性主义的本质完全在于脱离宗教而独立存在，那么金钱是世俗性的，也就是理性的了。
但是，将神圣的和世俗的当作互相排斥的对立物而进行这种静态的对比会引人走上歧途，因为这种方法是非辩证的。
世俗性是宗教性的否定，而不论弗洛伊德还是黑格尔的否定又都是对其对立面的肯定。这种心理的现实借助于神学可以很好地把握，而且已经为路德所把握。现代世俗主义及其伴随物新教并不是开创一个从非人的力量下解放人的意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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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０３
从超自然的现象中解放自然世界的时代；新教的（或资本主义的）时代是指统治这个世界的力量由上帝转到了上帝的否定物和上帝的模仿物——魔鬼的手中。而且路德既然已在金钱中看到了世俗性的本质，那么也就看到了魔鬼的本质。金钱情结（ｍｏｎｅｙｃｏｍｐｌｅｘ）
就是魔鬼，而魔鬼是上帝的模仿物。
因此金钱情结就是宗教情结的后嗣和替代品，是一种在物中发现上帝的企图。
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现代世俗主义并不是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而弗洛伊德说过宗教是从后者中衍生的；现代世俗主义只不过是俄狄浦斯情结产生的投射作用从精神世界转移到了物的世界罢了。
“从父母开始的一系列形象的最后一个就是命运的黑暗霸权。”弗洛伊德这句话指出了父母情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在世俗思想中的残存。
［１５］宗教是联系精神分析和社会的中项，这仍然是确实无疑的。要建立对金钱的精神分析学必须从如下假设开始，即金钱情结具有宗教的本质结构——你也可以说是宗教的否定物即魔鬼的本质结构。
关于金钱的精神分析理论必须从建立如下的命题开始，即金钱是莎士比亚所说的“看得见的神”
，是路德所说的“这个世界的上帝”。
［１６］
精神分析的金钱理论的第一个悖论是将金钱归于非理性，第二个悖论是断言金钱情结的宗教性。后一个悖论也需要加以细致的解释。马克思（也是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业已将金钱情结与宗教情结作为两种人的自我异化的形式进行了比较，他甚至持有金钱情结衍生于宗教情结而结果却明确拒斥后者这样一个假设。他的这段话是值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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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生与死的对抗
们思考的：
如果我自己的活动不属于我，而是一种异己的活动、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
属于有别于我的另一个存在物。
这个存在物是谁呢？
是神吗？确实，起初主要的生产活动，如埃及、印度、墨西哥的神殿建造等等，是为了供奉神的，而产品本身也是属于神的。
但是，神从来不单独是劳动的主人。
自然界也不是主人。
而且，下面这种情况会多么矛盾：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神的奇迹越是由于工业的奇迹而变成多余，人就越是不得不为了讨好这些力量而放弃生产的欢乐和对产品的享受！
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为之服务和劳动产品供其享受的那个存在物，只能是人本身。
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属于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另一个人。
［１７］
马克思接近于承认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
他似乎承认，如果它是一种内在的心理需要，这也就相当于说它是一种对于神的需要；他意识到金钱－资本的最早形式将符合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具有宗教性质的假设。不过这一思路的心理学含义是非常含混不清的（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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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０３
“将是怎样一种矛盾”等处）
，而且马克思的立场退回到了以人对人的支配为基本的论据。这样他就与自己关于所有劳动本身具有异化的（强制性的）特点的论述相矛盾，也和他关于私有财产是从异化的（强制性的）劳动中衍生而非相反的论述相矛盾了。
［１８］而且人对人的支配——这本身就必须有所解释，尤其是应由试图废除它的人来解释——当然就被当作一个终极问题遗留下来了。终极范畴大概是强力，剥夺他人劳动的强力。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社会理论中若干根本分歧之一。我们已在本书别处看到弗洛伊德本人（以其“原始父亲”
〔ＰｒｉｍａｌＦａｔｈｅｒ〕概念）以及黑格尔（以其“主人”
〔Ｍａｓｔｅｒ〕概念）和尼采（以其“主人种族”
（ＭａｓｔｅｒＲａｃｅ）概念）怎样像马克思在这段文章中那样，为了解释压抑而不得不最后假设存在着外部的控制并且假设它是靠强力维持的。而且我们已经论证过，遵循这条路线就抛弃了心理学的解释（“强力”取代了心理）
，并且抓不住“怎么会有一种压抑自身的动物”这个谜的整个要旨；［１９］而抓不住人类疾病的性质也就看不到应有什么性质的治疗。如果问题的症结在于强力，那么“剥夺剥夺者”也就足够了。可是，如果强力并未建立主人的统治，那么或许奴隶就是由于某种原因而爱恋着他自己的锁链。如果存在着这样一种更深刻的心理疾病，那么也就需要一种更深刻的心理上的更新。
遵循心理解释的道路意味着金钱情结应被视为是由宗教情结衍生的。
于是，问题就在于应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命题。
我认为，这个命题只能历史地加以证实；“衍生”一词若不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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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生与死的对抗
味着历史地衍生，那就不具备可证实的意义。理解世俗性就是要理解它与神圣性的关系；理解文明的事物就是要理解它与原始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之为古代的——事物的关系；理解现代经济（和金钱）就是要理解它与古代经济（和金钱）的关系。但是对金钱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而且因为是历史的便也是哲学的）研究方法，正是在整个现代经济理论的范围里缺乏的东西。
古典经济理论家们假定经济活动具有基本的理性，也同样地假定古代的经济活动是一种其他方面均处于原始和迷信的环境中的世俗理性主义的核心。他们假定经济活动在基本动力方面无论何时何地实质上都是相同的；经济活动总是被经济的动机——即是说被精细算计所制约的。在假定了精细算计的心理的情况下，他们正确地假定了这种心理的社会学对应物，即所有权制度（财产）。他们又从精细算计的心理出发推导出劳动分工及其对应制度，即市场上的交换。亚当。
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这样说：［２０］
譬如说，在一个猎人或牧人部落里某个特定的人制造弓箭比别人更熟练灵巧。他经常用它们和同伴交换牲畜和鹿肉；而且他终于发现他以这种方式能比自己到田野里去捕捉获得更多的牲畜和鹿肉。因此，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制造弓箭就逐渐成为他的主要行业。
这样，作为交换媒介或者价值标准，金钱制度便最后从市场制度衍生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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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０３
尽管文化相对主义者们向一切试图作归纳（也就是作出重大结论）的努力频频开火，但我们仍有把握归纳说，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与人类学的事实毫不相关。古代经济并不是被精细算计的心理制约的。我们可以放心地听从卡尔。波拉尼（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这位唯一正视事实正视文化相对主义者们提出的问题的经济学家的这番话：“现代人种学家正是在下面这种否定性观点上达成一致意见：不存在获利的动机，不存在为报酬劳动的原则，不存在费力最少的原则；特别是不存在任何建立在经济动机之上的分离的和独特的制度。”
［２１］（甚至文化相对主义者赫斯科维茨［Ｈｅｒｓｋｏｖｉｔｓ］也不可避免地作出了同一倾向的概括；他提供了许多资料支持波拉尼的论述，没有一条与之矛盾。
［２］）
而在另一方面，古代经济又常常包含着非常复杂的所有权体系、劳动分工和交换。
在古代经济的理想模式中存在金钱吗？古代和现代心理之间（以及专门术语上的）彻底断离已在有关这一论题的文献中造成十分显而易见的困难。马林诺夫斯基（Ｍａｌｉｎｏｖｓｋｉ）
说，假如我们按照现代经济理论那样来给金钱下定义，即将其视为完成交换媒介、价值标准和财富贮藏这三大功能的物体，那么古代经济里就没有金钱。
［２３］在某种意义上说，马林诺夫斯基是正确的。金钱的古典定义是把交换媒介功能放在首位的；在古代经济里没有对应于金钱的东西，其理由与其说在于交换的范围有限，倒不如说在于（常常是很复杂的）古代交换的心理并不是现代定义所假定的那种自我获利和精细算计的心理。不过，一种关于经济的哲学不能只是将古代金钱与一般金钱截然相区别，正如关于理性的哲学不能满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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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３生与死的对抗
将神圣的和世俗的事物断然分离一样。我们需要有更富于辩证性的思考。事实是——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大多数作家都认识到了——古代经济的确划出了一类特殊的物体来完成赋予现代金钱的三种功能中的一种功能，即充当凝聚和贮藏财富的工具。
［２４］如果说对古代经济的研究表明，至少从历史的意义上说金钱的首要功能在于凝聚和贮藏财富，这就要求现代经济理论重新考虑它在传统上对金钱的交换媒介功能的强调。现代经济理论在金钱和利率理论上还存在悬而未决的问题，接受这一要求是会有所裨益的。
这种可以被凝聚和贮藏的财富——它是什么呢？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古代经济中特别选择出来充作财富贮藏物并因而被称为“原始货币”
的物体在现代人看来是极其古怪的——贝壳、狗牙、羽毛束、雅普岛（ｔｈｅｉｓｌａｎｄｏｆＹａｐ）著名的石头货币。
［２５］这也就是说，古代经济凝聚了的财富实际上是无用的，就这个意义来说也就是非理性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停留在常识上，而避开现代功利主义经济学的伦理相对主义及其“目的随意性”
的假设，［２６］也避开人类学家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及它关于理性的法则就是入乡随俗的假设。不过即使是正牌的文化相对主义者也是有常识的——赫斯科维茨就说：“被无文化民族用作货币的物体中很少是具有使用价值的，大多是给展示它们的人带来声望。”
［２７］
是怎样一些非理性的考虑给贝壳、狗牙和羽毛束赋予价值的呢？赫斯科维茨关于声望的概念当然并没有错，而且它还有和维布仑（Ｖｅｂｌｅｎ）的概念结构联系起来的好处；而后者是有待将来完成的经济心理学所不能忽视的。不过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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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０３
我们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并指出，无用物体被赋予的价值和拥有者被赋予的声望，乃是魔幻的、神秘的、宗教的，并来自于神圣的领域。举一个例子来说，在特洛布里昂岛“财富的标志”是“仪式使用的大斧的斧身”。它是用“稀罕并难于获得的”材料并花费“大量时间和劳动”来制作的，却“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２８］赫斯科维茨本人就说明了在未开化的文化中社会声望与超自然力量有紧密的联系。
［２９］唯一的另一种解释是把这些古代货币看作装饰品并从其装饰目的中产生其价值。
［３０］但是劳姆（Ｌａｕｍ）在他论述希腊货币的宗教仪式起源的文章中，正确地论证了装饰不能被当作终极的心理范畴来接受，而且装饰品事实上基本是巫术护符和象征。
［３１］
不过，坚持古代货币的宗教性质的决定性理由与其说是在物体本身，倒不如说是在于它流通的情境。所有的权威研究者都坚持认为，古代经济活动被淹没在各种“非经济的”关系中；他们都强调这些非经济关系的礼仪的（仪式的）特性。
［３２］
因此，当弗思（Ｆｉｒｔｈ）说原始货币有时包括具有实际用途的物品时，他的表述不能按照表面意义来接受。
［３］有的古代货币被看作是具有实际用途的物品，通过现代经济理论所假设的效用交换的过程而被提升到价值的标准的地位，但实际上确实不是通过这种方式变成货币的。
效用是个含混的概念；古代文化中许多具有效用的物品也具有无用的、宗教的价值。
这一点尤其适用于食物，它在充任满足饥饿的实用目的之外还能作圣餐中带魔力的物质或宗教上偿付罪过的手段（作为献祭）。
劳姆证明了荷马史诗中著名的牲畜货币不是从牲畜作为实用产品的任何用途中产生的，而应该是从牲畜在献祭和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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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３生与死的对抗
式性的（圣餐）
聚餐中所具有的神圣意义里产生的。
［３４］试比较一下赫斯科维茨对东非鲁尔人的牲畜财产的论述：［３５］
令人吃惊的是非经济因素怎样进入了他们所有制的每个方面……牲畜在决定姻亲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一些事实，以及它们连同其在各种仪式中的实质性位置一起进入宗教生活的这种方式，都使它们与这个民族中其他类型的财产相区别。
最早的市场是宗教的市场，最早的银行是寺庙，最早发行货币的是祭司和祭司王（ｐｒｉｅｓｔ－ｋｉｎｇ）
，这是早已为人们了解的了。可是这些经济制度却一直被解释为本身是世俗－理性的，尽管它们最早是由宗教力量发起和承办的。劳姆所论述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指出了这些制度本身具有宗教性。劳姆从赎罪仪式的收费中引出了等值（相同价值）概念，从象征性替代的仪式中引出了价值象征物的概念，从仪式中散发圣食引出了价格的概念。换言之，古代的或现代的金钱情结与象征是不可分离的；而象征正如西梅尔所认为的，不是理性的标记，而是宗教性的标记。
如果我们认识到古代货币本质上具有宗教性特征，我们也就能够认识现代货币的某些特定性质——无疑包括金本位制，也几乎无疑地包含利息率——本质上也具有宗教性特征。
就金和银而言，从常识看它们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一切实用目的都绝无用处。约翰。洛克（ＪｏｈｎＬｏｃｋ）正确地阐述了这一基本点：“人类同意给金银赋予一种想象的价值。”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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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０３
以合理用途和真正的人类需要来衡量，现代经济中的金银和古代经济的贝壳或狗牙绝对毫无区别。雅普岛上的那些“即使在海下也继续象征着价值”
的巨大的石头车轮和诺克斯堡（ＦｏｒｔＫｎｏｘ）地下的黄金之间并无不同。
［３７］现代经济中附加在金银之上的想象的价值是从宗教的领域中衍生出来的，这一点在凯恩斯（Ｋｅｙｎｅｓ）的《论货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Ｍｏｎｅｙ）
中已予以充分的承认。
在题为《思金若渴》（Ａｕｒｉｓａｃｒａｆａｍｅ）的文章里凯恩斯（我相信他是正确地）把文明社会的货币的历史看作是从文明发轫期的城市革命就延续下来了：“古老埃及祭司的巧计使这种黄色的金属充满了其有魔力的特性，这至今也没有全部丧失。”
［３８］
凯恩斯还认识到金银具有特殊吸引力并不是因为一般解释所说的出于任何理性主义的考虑，而是由于它们与太阳和月亮有象征性的同一性，以及太阳和月亮在最早的文明所创造的新占星术神学中具有神圣的意义。研究古代经济的权威海希尔海姆（Ｈｅｉ－ｃｈｅｌｈｅｉｍ）也同时指出在古代近东地区附加于金银之上的价值本质上具有巫术－宗教的性质。
［３９］劳姆说明了金子对银子的价值比率从古希腊时代到中世纪乃至现代都恒定在１∶１３１２。这样一种恒定的比率不可能用理性的F供需关系来解释。劳姆提出应当用它们的神圣对应物太阳和月亮在占星术上的循环周期比率来解释。
［４０］
从这种观点来看，货币的历史尚有待人们来撰写希腊货币曾为现代货币贡献了铸币制度，西梅尔就认为它本质上是宗教性的，并且不。
是产生于市场，而是发源于寺庙。
［４１］劳姆则发挥和证实了这一论点。不过，西梅尔和劳姆又被现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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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３生与死的对抗
币是世俗性的这一错觉弄糊涂了，因而描述了一个“世俗化”而实际只是宗教性之变形的过程，这就使过去的情况变得混淆不清了。
即使是凯恩斯，或许也沾染上了这种错觉，尽管他认为货币的真正世俗化还是将来的事。对于是否可能出现摆脱了黄金恋物癖的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应当持怀疑态度。无论如何，历史学家应该断定现代经济的理想模式在本质上仍保持着古代的宗教性的结构。我们再一次看到，将宗教性和世俗性非辩证地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
凯恩斯说，利率是一个“高度心理化的现象”。我认为它带来了经济学中尚未解决的若干问题。
“一头古怪的野兽。”
罗伯逊（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教授如是说。
［４２］虽然认为利率是金钱的价格这种看法会引起质疑，但是说利率和金钱之间有某种紧密联系是不会引起争论的。我在这里仅想对困扰经济学家们的一个方面加以评论，即利率长期恒定不变这一奇怪的现象。
对经济学家来说，走出经济学之外去寻找可能的解释已是平常事了；有的理论则把它和动植物的平均生长率或者人的生命长度联系起来。
ＦＨ奈特强调这个问题只能作为哲学或历A史理论来讨论。
［４３］凯恩斯假设有某些“恒定不变的心理特性”
在发挥作用。
［４］
利率可能是现代经济的世俗世界中的第二个宗教残存物。价格的稳定是古代经济的一个普遍特征，因为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其价格不是由供求关系而是被习俗硬性规定的。
［４５］在利率里，也存在一种并非由供求关系而是被习俗决定的因素吗？不过，倘若情况是这样，就必须进一步研究是什么决定了习俗。
在社会学理论中，习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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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１３
那么在利率中的习俗决定因素怎么会例外呢？我们记得劳姆用类比来解答金银之间恒定比率之谜。利息制度就像建立在金银之上的货币制度一样，是和城市文明同时代的。
事实上，海希尔海姆就建议把资本有息投资当作被称为城市革命的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关键因素。于是海希尔海姆就寻找新的经济制度的根源，他的回答仅仅是说这个根源应该在伴随城市革命而发生的宗教价值的价值转换中去寻找。
［４６］
在更深的层次上看，联系金钱和整个宗教性领域的隐秘的中介物是权力（社会权力）。
古典经济学理论以纯粹竞争为模式，也就忽视了权力因素。罗斯金（Ｒｕｓｋｉｎ）——他被芒福德（Ｍｕｍｆｏｒｄ）视为“生命技术类型的主要经济学家”而恢复了生命［４７］——却并没有上当。
他说：“商业经济……意味着个人手里积聚了对他人劳动的法律和道德上的权利或支配力。”
“在财富的名义下，真正渴望获得的实质上是对人的权力。”
［４８］卡尔。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的含混态度则显露了马克思主义的某种两难处境。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试图把资本主义当作一个被精细算计原则支配的独立自足的制度来建立其模式。因此，在这个制度中掺入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下述观念（在我看来是错误的）
，即货币是从精细算计者们彼此打交道的市场中产生的一种交换媒介，这对马克思来说也是合乎逻辑的事。但即使在这样一种制度中，不符合他的基本心理假设的那些心理实际状况仍没能逃过他敏锐的眼光。
马克思注意到了一种“贮藏的欲望”的作用，它紧密附着于货币的形式，因此是一种“对黄金的贪欲”——而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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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生与死的对抗
还是资本主义从前资本主义阶段继承而来的一身固有的因素：“伴随着商品流通最初的发展也发展起了一种必然需要和热切欲望，要牢牢抓住第一次变形的产物……黄金之蛹（ｇｏｌｄ－ｃｈｒｙｓａｌｉｓ）。”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货币的交换媒介理论所不能说明的一个事实，即金钱凝聚在无用的物体上乃是其固有的性质，而且这也是资本主义向前资本主义继承而来的一种固有的特性：“在商品流通的早期阶段，只是剩余使用价值才被转换为货币。这样金银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剩余财富的社会表现方式。”
［４９］在这里，马克思接近了金钱即声望，而声望与实际无用的“剩余使用价值”有联系的观念。据我所知，对于这个新奇的术语“剩余使用价值”马克思在任何著作里也未曾详细阐述过。它包含这样的意思：金钱的心理学应该是一种能够区分无用的（非理性的）
需求和真正人性的需要的心理学。
但是，正如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的，在应当有这样一种关于真正人性需要的心理学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却留下了一个空白。
《资本论》第一卷中这另一思想路线的最终发展方向是使声望成为金钱的根本价值；也就是说，金钱的本质不是其交换功能，而是权力。而且马克思也这样说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权力变成了个人的私有权力”。
［５０］
马克思的这另一思想路线在《资本论》第三卷里得到了详细阐述。这第三卷整个说来清楚地显示了马克思已觉察到在第一卷中存在着一些未能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贮藏（以及前资本主义积累）
、货币和利率等论题。
在该卷中货币和利息作为权力的本质表现得更为清晰了：“在这种形式中它们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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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１３
着对他人劳动的控制权。“
“因此，利息不过表现了价值一般……作为一种独立权力面对着活的劳动力这一事实。”
［５１］
与这种对权力的强调相关，该卷明确承认货币的劳动理论——这是第一卷中所采用的价值的劳动理论再加上货币的交换媒介理论的自然结论——是错误的。该卷认识到在借贷中货币的价值并不服从第一卷中制定的所有商品的基本法则，这一法则认为价格不是被使用价值而是被交换价值（根据价值的劳动理论，即为体现在物品中的劳动量）
所决定的。
这样也就认识到了利息具有某种非理性的东西：“如果可以把利息称作货币资本的价格，它将是价格的一种非理性的形式，和商品价格的概念极不相符。”
利息与劳动价值理论也不相符合，它“处于生产过程之外”
，是“纯粹的所有权的产物”。
［５２］
所以，货币的真正本质不是通过劳动价值理论而是通过所有制理论即权力的理论才暴露出来的。
“金银和其他形式的财富是怎样区分开的呢？不是通过它们的价值量，因为这是由物化在其中的劳动量来决定的；而是因为它们代表了和体现了财富的社会特性。”
［５３］货币的价值并不是劳动价值理论所说的那种价值。情况恰好相反——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劳动价值理论并未包含对权力问题的解答。
经济学的终极范畴是权力，但权力又不是一个经济范畴。
马克思使用了力（暴力）的概念——即将权力想象为一种物质性的实体，从而填补了他的理论中紧要的缺漏。但我们在其他地方已论证过这乃是一个关键性错误。权力在本质上是一个心理范畴。要探究权力的来龙去脉，我们将不得不进入宗教性的领域，并将其描述为：一切权力本质上都是宗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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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３生与死的对抗
权力。
这里的关键问题仍然是要理解古代的人和古代经济。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假定权力衍生于经济，并相应地假定经济的心理学无例外都是占有心理，必然会否认或低估古代社会中权力存在的可能性（如“原始共产主义”则被设想为一个大体上是平等主义的社会）。但事实上却如赫斯科维茨所说：［５４］
在非洲和印度尼西亚的大政治集团中，以及这些地区和其他地区不太复杂的社会里，在大洋洲和美洲的文化中发挥作用的那些相同的机制也是很活跃的。我们几乎无例外地发现，在经济制度、技术成就水平和自然环境允许的范围，某些人享有比其他人更为优惠的地位。
这一发展路线从最简单的社会延续到最初文明社会的庞大的神权政治组织。如果说社会特权的出现标志着人的堕落（ｔｈｅＦａｌｏｆＭａｎ）
，那么这种堕落并不是发生在从“原始共产主义”向“私有财产”的转变中，而是发生在从猿向人的转变中。其次，人类学研究资料——我们仍可听从赫斯科维茨——表明在古代社会中特权成分的扩展和宗教性成分的扩展之间存在着固有的联系。
［５］特权就是声望，而“声望”就其词源学上的根本性质而言则意味着欺骗和迷惑。
从另一方面看，这条发展路线又从最简单社会中的巫师首领延续到最初文明社会中的祭司王（ｐｒｉｅｓｔ－ｋｉｎｇ）和神王（ｇｏｄ－ｋｉｎｇ）
，正如弗雷泽（Ｆｒａｚｅｒ）在５０年前证明的那样。
［５６］
权力从起源上看就是宗教性的，而且在现代世界中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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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１３
然如此。这再次证明我们不应该将宗教性和世俗性截然对立并因而误入歧途，把仅仅是宗教性的变形过程解释为“世俗化过程”。
如果有一个阶级除了身上的锁链之外再不会丧失别的什么，那么它身上的锁链就是自我施加的宗教性的束缚，只不过因为神经症妄想的作用而显得像客观实体而已。索雷尔（Ｓｏｒｅｌ）
觉察到阶级之战是被神话支撑的，这构成了其经典著作《论暴力》（ＯｎＶｉｏｌｅｎｃｅ）的基础。
［５７］另一方面，舒姆皮特（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觉察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于企业家具有催眠魔力似的领导术，并系统阐述为一种经济理论。罗斯金早已在他那本《磨房》的页边空白上写下了“工业依靠意志而不是资本”
的格言。
［５８］我相信，沿着上述路线可以寻找到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更深刻的剖析，一种心理的剖析。当弗洛伊德发表他论述大众心理的著作时，舒姆皮特等人所说的那种潜在的引导现象就已被吸收进了精神分析的领域。在揭示以压抑人的身体来支撑社会权力和权力斗争的那种神话的起源方面，精神分析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有用和无用
我们说过，货币的根本性质在于这种凝聚着财富或价值的物体并无实际用途；而且这一条原理对于现代货币（黄金）和古代货币（狗牙）都同样是真实的。不过为了支持这个命题我们只是简单地求助于普通常识——因为没有任何普遍被人们接受的理论能够适应这一浅显明白的观察结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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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生与死的对抗
们才不得不求助于常识的。这是一条正式的陈述，而且它本身触犯了谨小慎微的道德中立准则，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们就是依照这一准则使他们的科学不可能包含任何捣乱的批判性含义。
常识在这一点上正好反映了深刻细微的人类感情，而且在货币的无用问题上得到了整个宗教的和诗的思想的支持。
社会科学家甚至比自然科学家更需要遵从怀特海的劝告，并借助诗的更具体的意蕴来修正他们的科学。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一种科学，而不仅仅是一种常识的诗；从我们现在的有利地位出发，我们还能推导出一种可以容纳金钱本来是无用的这个命题的经济科学的正式性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要把握货币作为剩余使用价值的特点，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关于使用价值的科学，而不是关于交换价值的科学。或者更精确地说，关于交换价值的科学应当被包含在关于使用价值的科学的更大框架内。这样，经济科学就会具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种经济科学的结构，即作为使用的艺术而区别于赚钱（ｃｈｒｅｍａｔｉｓｔｉｋｅ）
或获利的艺术。
［５９］而且，也像亚里士多德的经济科学一样，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科学将应建立在一种关于人类本性的科学的基础上，能够把真正人性的需要和（神经症的）消费者需求区别开来。正是亚里士多德对人类天性的见解使他可以正式指出赚钱乃是一种违背自然的反常行为。最后，在关于使用价值的科学中最根本的导向性问题将不是生产而是消费，不是节俭而是满足。阴郁的科学将变成关于享乐的科学。
罗斯金说过：“有待于和冒牌科学相区分——如医学之区别于巫术、天文学之区别于占星术——的真正的政治经济科学，乃是教导所有民族去想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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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１３
向生活之物并为之劳动的科学。“
［６０］
我们开始认识到精神分析和经济学的真正联系。像亚里士多德一样，精神分析力图把经济学与对人类天性的一种基本见解联系起来；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它对人类天性的基本见解一开始就采取一种科学的结构。而且它关于人类天性的科学理论力图将赚钱活动当作亚里士多德所感觉到的，即一种违背自然的反常行为（神经症）来加以把握。进而言之，精神分析因为是关于享乐（快乐原则）的科学，所以它诊断出金钱的反常性质。
弗洛伊德就说过：“幸福是一种史前愿望被延迟了的实现——这就是为何金钱很少带来幸福的原因。金钱并不是婴儿期的愿望。”
［６１］最后，精神分析因为提出了金钱等于粪便的著名悖论，从而成为明确表述常识和诗人们长期认识到的事实——即金钱的本质是其绝对毫无价值——的第一门科学。
这样，我们得到了精神分析的金钱理论中的第三个悖论，而且这个悖论也需要加以细致的解释。同样，要解释这条精神分析原理，我们将再一次努力将它与有关的现代思潮联系起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关键人物是维布伦（Ｖｅｂｌｅｎ）。正如维布伦的最有领悟力的现代阐释者约翰。甘布斯（ＪｏｈｎＧａｍｂｓ）
所说，维布伦并无系统理论；也正如甘布斯所指出的，和我们的问题有关系的是在维布伦的制度主义（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Bａｌｉｓｍ）中表现出了一种对金钱理论的迫切需要。维布伦具有出色的心理洞察力，但他的心理学理论只是一种即兴之作。
甘布斯本人曾指出维布伦的心理学中最具洞察力的深刻见解和弗洛伊德的理论是惊人地相似。如果我们试图把维布伦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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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３生与死的对抗
进精神分析中去，我们就要听从甘布斯的提示。
［６２］经济学问题的核心不是生产而是消费，社会学问题的核心在于非理性的人类需求具有丛林争斗型式（ｊｕｎｇｌｅｐａｔｅｒｎ）。
在这些问题上，维布伦是先驱者。幸运的是，维布伦的思想已被赫斯科维茨运用于古代经济的人类学资料研究。
维布伦的杰作的焦点是消费问题，我希望这将成为下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那些认为心理问题并不存在、对生产力的社会控制和提高生产会自然而然带来幸福的政治家们应该读读维布伦的杰作。在多布的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中，迈向现实思维的进步之一就是他承认了（仍然有些躲躲闪闪）
维布伦关于非理性消费的模式并不限于资本主义经济。
［６３］
要在经济理论和维布伦对经济行为中的心理实际的真知灼见之间建立起联系，有一个缺失的环节需要确定——那就是经济剩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ｕｒｐｌｕｓ）的概念。维布伦关于有闲阶级（ｌｅｉｓｕｒｅｃｌａｓ）的社会学概念存在着一个经济上的相关概念，即超出维持生存的最低需要量之外的经济剩余。我们再一次回到马克思所未能清楚阐明的这一表述：“仅仅是剩余使用价值才被转化为货币。”
洛克说过，作为货币发明的一个结果，“人们渴望拥有的超过其必需，于是改变了事物的固有价值，而这本来仅仅取决于事物对人的生存的有用性。”
我们不得不回顾柏拉图对最基本的（“最必需的”）城市和奢侈的城市所作的区分；我们也不得不回顾梭罗（Ｔｈｏｒｅａｕ）如何竭力坚持要区别必需品和多余物。梭罗、柏拉图和维布伦都一致认为（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人类神经症和经济剩余有内
-- 339
生与死的对抗９１３
在的联系。
梭罗说过奢侈导致贫困：“那个看来富有却是所有阶级中贫困得最可怕的阶级，他们积聚起废物而不知道怎样使用它或者摆脱它，因而为自己铸造了金或银的镣铐。”
［６４］柏拉图所说的第二种城市——奢侈的城市，也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肿胀患病的城市，只有靠哲学家与国王的统治来净化。而在维布伦看来，有闲的逻辑就是“体面的浪费和百无一用”
的逻辑。
［６５］现在应该问一问开明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因为标榜“摆脱贫困”的目标而获得声誉——他们怎样对付柏拉图关于贫困不在于财产微薄而在于欲望巨大的论点呢？
［６］
经济剩余或奢侈的存在当然先于城市革命，而且这在理想的古代经济模式中是一个普遍的特点。在这一点上，除了赫斯科维茨是个例外，人类学文献中存在着相当多的混乱。
维布伦本人就弄混淆了这个问题，他一方面把奢侈等同于有闲阶级，另一方面又把奢侈等同于“掠夺性的生活习惯”。在他看来既然“掠夺性的生活习惯”和有闲阶级并不起源于原始社会，他就假定存在一个没有这两者也没有奢侈的“古代结构”。同时，在经济决定论的著作中，马克思的追随者们由于没有关于使用价值的心理学说，因此也就没有剩余使用价值的概念，他们在使用“经济需要”的概念时也就把生存所需的经济必需物和其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多余的经济需求混淆起来。而且，他们在把经济剩余和马克思的标准意义上的剩余价值（剩余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时候，也就像维布伦一样把奢侈等同于有闲阶级，并且因此（按照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忽视了古代经济中也存在着一种经济剩余，却把它称为原始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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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３生与死的对抗
然而事实却是，人这种动物作为一个物种从一开始就是以具有生产剩余物的内驱力为独具特征的；说这种动力只是在某一统治阶级强行施加时才出现，那是不真实的。在维布伦的有闲阶级概念里就存在着这一类错误。实际上，在历史上就从来不曾有过一个有闲阶级。维布伦本人就出色地证明过他所谓的有闲阶级牵涉到一种不属于享乐而属于仪式性工作的模式，“展示礼仪上困难而且代价昂贵的成就”等等。
［６７］
在人类精神中有某种东西使人追求非享乐的事，促使人去工作（ｎｅｇｏｔｉｕｍ）。因此这里的问题仍是同一个异化的（强迫性的）劳动问题。假定有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部施加的强制工作的力量，也就是假定有一种生产剩余物的内在需要。实际上再没有别的假设能够解释技术进步的现象了，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必定将其归于他们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阶段。那种“不懈地要发现事物的癖好”
——恩格斯把它归因于劳动的结构，而劳动据他所说则是人这个物种的本质——其实正是那种生产剩余物的内驱力。
［６８］
在人这种动物的结构中有某种力量迫使他去实行剩余生产，但显然只有在人不能区分必需和剩余的条件下这种强迫才是适用的。金钱情结和工作强制的必然组成部分就是混淆剩余与必需。这种混淆在所有关于“经济需要”的含糊议论中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不过，核心的需要乃是对食物的需要。
因此我们可以说金钱情结的固有特征就是给并非食物的东西赋予本属于食物的功效；用弗洛伊德简洁的公式来表示，就是粪便变成了食粮。
［６９］但它仍然是粪便，正如“思金若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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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２３
（ａｕｒｉｓａｃｒａｆａｍｅｓ）
的弥达斯在饥饿的时候所发现的那样。
①罗斯金说过：“一切基本的生产都是为了嘴，而且最终以嘴来衡。。。。
量。“
“对这一事实缺乏清晰的洞察是一个重大错误，在政治经济学家中则造成了变本加厉的错误。他们的思想总是专注在金钱的收益而不是嘴的收益上。”
罗斯金还领悟到金钱的收益是升华了的肛门性梦想的追求物；它将“把尘土当作神祇，把鬼影当作财产，把镣铐锁住的梦境当作生活”。
［７０］印加人甚至有这样的花园，其中树木植物“全是用金银仿造的，包括叶、花、果实；有的刚刚冒芽，有的长成半大，有的则已壮大成熟。他们还有一些玉米田，玉米的叶、穗、干、根和花都是精确仿制的。尖梢的穗须是黄金做的，其余部分是白银做的，各部分焊接在一起”。
［７１］
这个剩余情结（ｓｕｐｅｒｆｌｕｉｔｙｃｏｍｐｌｅｘ）
就这样侵入和败坏了人类消费领域；用精神分析的技术术语来说，就是肛门情结转移为并熔铸进了口腔情结。
“你们为何要在不是面包的东西上花费金钱？为何为了不能满足你们的东西花费劳动？”
（《以赛亚书》）
“愚人们！他们不明白一半比全部大多少，也不明白在锦葵和长春花中能享受怎样的乐趣。”（赫希俄德）
［７２］由此产生的混乱不仅表现在对不能满足人的、不可食用的商品怀有无限度的消费需求，而且表现为要求食物本身也具有奢侈的——即剩余的——形式。这种神经症的反常需
①据希腊神话，弥达斯贪恋黄金，神赐以点金术，遂将女儿和食物都点成金子，结果却无法生存，只得再度向神祈祷，让一切恢复原状。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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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生与死的对抗
要并不是文明或阶级统治的产物，而是从古代的人就开始了。
正如马林诺夫斯基和赫斯科维茨所证明，古代食物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都表现出维布伦称之为挥霍摆阔的逻辑——也就是非理性的剩余的逻辑。
［７３］现代经济理论把市场上表现出的需求（“目的的任意性”）
当作既定的和不容质疑的来接受，也就把人类需求和消费模式的非理性当作既定的和不容质疑的来接受了。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现代“理性”的虚假性。关于供求关系的优雅法则实际上描绘的是一种动物的古怪行为。这种动物把粪便混淆为食物并且毫不自知，而且像婴儿期性欲一样并不追求“真正的目标”。
［７４］就像亚里士多德所正确指出的，因为没有真正的目标，对获得的渴望就没有止境。
因此，市场经济的心理前提并不如古典交换理论所说的那样是行动者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广告的存在是要造成非理性的需求并使得消费者糊涂；没有广告来永远造成消费者的糊涂，经济就会崩溃。所以，罗斯金又一次看出，政治经济科学必然使黑暗和无知永恒化：［７５］
迄今为止，因为关于交换的科学只涉及交换双方中一方的利益，所以它是建立在另一方的无知或无能的基础上的……因此它是一种以无知为基础的科学……在一切科学中只有这一种科学，它必定要运用一切手段去散。。。
布和延续与其对立的无知……因此，它是独特的唯一的黑暗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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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２３
在无价值的东西向价格昂贵的东西、不能食用的东西向食物的转变中，人获得了一个灵魂；他变成了不仅仅靠面包生存的动物，变成了具有升华作用的动物。于是，黄金成了人努力升华的最典型的象征物——“世界的灵魂”（本。琼生）。
将低贱物质升华为黄金是炼金术的蠢事，也是炼金术的伪世俗的后嗣——现代资本主义的愚行。
《资本论》中最深刻的东西就是马克思对金钱的炼金术式的神秘性和商品的“神秘的”
、“拜物教似的”性质的朦胧预感。“这种社会存在〔体现在金银里〕具有属于另一世界的侧面，具有一种邻接又超出社会财富真正因素的事物、物质、商品的侧面。”
“在有息资本的情况下，资本的自身再生产的特点、价值的自身扩大以及剩余价值，都使其自身包裹上神秘事物的性质。”
商品“被投入到流通的炼金钵里”而“出来就具有货币的形式”。
“流通是巨大的社会炼金钵，每样东西都被投进去，再变成黄金的结晶出来。”
“流通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流出货币。”
［７６］弗洛伊德对升华作用的批判则预示了人类幻想飞翔的这段航程的终点、这科炼金术错觉的结局，以及对事物真正价值的发现和价格昂贵之物向无用之物的还原。弗洛伊德在给弗莱斯（Ｆｌｉｅｓ）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几乎无法告诉你我（一个新的弥达斯）把多少东西变成了——粪便。”
［７］
追求升华的内驱力和生产经济剩余物的内驱力是相同的。那么是什么支撑着生产剩余物的内驱力呢？马克思为了解释人的历史性（在他看来也就是技术进步）
，认为人具有这样一种心理－生理结构：为了满足某种需要的行动和制造某种工具来满足某种需要的行动又会激发出新的需要。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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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生与死的对抗
种假设使人永远成为浮士德式的和焦虑不宁的人，因此排除了幸福的可能；它同样排除了出现“富足的经济”的可能。
［７８］
这种阴影笼罩着《资本论》的第三卷。马克思写道：
只要劳动仍处于需要和外部功利的强制之下，自由的王国就没有开始……正像野蛮人必须与自然搏斗以满足他的需要、维持他的生命和生命的再生产一样，文明人在任何社会形式中和在任何可能的生产方式下也不得不这样做。随着他的发展，自然需要的领域扩大了，因为它的需要在增长；但同时生产力也在增长，这些需要也因此而得到满足。
［７９］
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说：“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主义的强迫性动机是享乐而不是积累财富，那么资本主义的基础就被摧毁了。”
［８０］但是，马克思的心理学并不能把社会主义或任何经济从积累的动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也不能把人类引向享乐。只有一种享乐的科学能把我们从这种无限扩张的技术进步的噩梦中解救出来。但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我们研究的问题也是劳动分工的问题。再没有人比马克思更强烈地谴责过文明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非人性的后果了：［８１］它对于自由是毁灭性的；它造成人的单一才能的发展，却以所有其他才能的牺牲为代价，而把人的才能进行分割就是杀死他；它产生了一种残缺的怪物——工业的病态；智力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一过程中被异化，而专家个人则变得愚蠢无知。杜克海姆则比较不动感情，他证明了劳动分工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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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２３
个人寻求幸福的结果而且并不促成个人的幸福；进步是劳动分工的结果，但它与人类幸福毫无关系。
［８２］杜克海姆的论证强调：在人类幸福和需要的明确性质与进步的不明确的目的之间，在幸福的和谐原则与劳动分工造成的不和谐后果之间，存在着二律相悖关系，而且潜藏于一切之下的是幸福与劳作之间的二律相悖关系。不过马克思又不得不承认劳动分工“为迥然相异的社会经济结构所共有”的现象是“自发形成的”和自然的，因而他才有这样沮丧的结论：“某种身体和头脑的残缺甚至是与作为整体的劳动分工不可分割的。”因此，马克思只能希望减轻当代过度的工业病态，而杜克海姆则只能希望对此加以调节。
［８３］
劳动分工并不是从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需要的领域中而是从经济剩余的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只有在非常发达的组织水准上，家家户户才敢于依赖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依赖他们自己的生产来满足他们的经济需要。马克思在描述古代印第安村社时这样说：“产品的主要部分被指定为村社本身直接使用……只有剩余部分才成为商品。”
［８４］由此决定了原始贸易的核心物品——旧石器时代的琥珀、古代东方的黄金具有剩余物的特点；由此也决定了最早的专家——巫师具有剩余物的特点。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回到宗教性货币上来了。杜克海姆未能把劳动分工与经济剩余联系起来，致使他把劳动分工想象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团结原则；他在自我满足地指出它与个人幸福毫无关系之后，又假设这种抽象的社会团结原则作为一种真正的敌视个人的力量，并不植根于个人的心理中。赫斯科维茨则追随维布伦，采取了另一条思想路线。
［８５］他把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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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生与死的对抗
动分工与经济剩余联系起来，并把经济剩余和声望以及特权联系起来；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又把声望和特权与宗教性领域联系起来。这就很容易证明劳动分工作为不断扩展的宗教性－剩余成分的组成部分具有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并通过最初文明中的祭司王（ｐｒｉｅｓｔ－ｋｉｎｇ）
，在神圣家庭的复杂组织里达到了高潮。
［８６］
“人并不单靠面包生活。”这对古代的人来说就已是确实的了。古代的人受本能束缚要创造经济剩余物，由于同样的道理他们也被本能束缚于非享乐、自我抑制和强制性工作中。
由于同样的原因，使经济剩余可能产生的那种心理情结又把经济剩余导向非理性的，即宗教性的目的。这种宗教性情结就是劳动分工之母。我们所以把劳动分工当作合乎理性的东西来接受，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认为世俗的就是合乎理性的这样一种普遍的错觉；而它实际上是一种魔鬼崇拜。我们不再把剩余献给上帝；现在生产不断扩大的剩余物本身就是我们的上帝。而既然上帝比文明更具有人性，把经济进程从上帝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就完成了人的非人化。引用舒姆皮特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的理性并没有消除低于理性或超越理性的种种冲动，它只不过通过消除宗教性或半宗教性传统的约束而使得那些冲动变得无法控制而已。”
［８７］因此，真正从劳动分工和强制性工作中获得解放——并且开创一种享乐的经济学——有赖于从宗教的－剩余的生产的约束下获得解放。我们必须更深入地探究这种约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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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负债与负罪
在我们的古代经济理想模式中已假定存在一种非享乐的心理原则——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即是压抑；用马克思的术语说即是异化（强迫性）的劳动。我们已经从这种非享乐的心理原则中推导出剩余或多余性的经济制度。我们已经看到现代经济的两大灾祸——权力和劳动分工业已为古代经济所固有，因为它们是经济剩余的特有产物。最后，我们看到了剩余成分本质上就是宗教性的成分。
但是仅仅假定有一种非享乐的心理原则是不够的，我们的目的是要理解它。它是不可改变的吗？它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吗？或者说，人类是否可能有一天为自身的享乐而生存呢？
非享乐原则和宗教信仰之间的联系似乎提供了一条思路。
进一步的思考，以及精神分析理论，使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同一回事，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剩余性－宗教性问题。
而这个剩余性－宗教性问题在古代经济中业已存在了。
随着波拉尼，我们业已看出古代经济并不受精细算计的心理所制约。那么，它遵从的是什么原则呢？波拉尼认为根本点在于：［８］
人的经济活动总是被淹没在他的社会关系中。他的行动并不是为了保卫他在物质产品的占有方面的个人利益；他的行动是为了保卫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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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３生与死的对抗
及社会资产。他仅仅以物质产品服务于这一目的的优劣来衡量它们的价值……经济制度是靠非经济动机来运转的。
赫斯科维茨也支持波拉尼的这一概括。不过，波拉尼的阐述虽然准确地反映了人类学家的一般思路，却并未回答古代经济的心理问题。
“社会关系”
、“社会资产”这些社会学的概念过于含糊，要说有意义的话，也仅只是将经济与一种文化的其他所有方面相联系的一种功能性观点而已。然而，现代经济理论将“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理想模式弄得深奥复杂，而事实上又完全不适用于整个古代经济的领域。这迫使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古代“经济的人”的理想模式，同时也充分意识到理想模式总是理想化的，在具体情况下则只有个体的复杂特性。波拉尼认识到了这一需要并试图完成它，他指出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全局性原则，如相互性（对称性）
、再分配（向心性）和家务管理（自给自足性）。但这仍然属于社会学而非心理学，而且不适用于我们的目的。
就我所知，人类学仅仅产生过一个试图以哲学方式去界定原始经济的心理本质的概念，那就是赠礼（ｇｉｆｔ）。
正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具有的哲学眼光，第一次看出在特罗布里昂群岛劳动的刺激和劳动分工都基于一整套复杂的赠送与回报礼物的义务。
［８９］也正是马塞尔。莫斯（ＭａｒｃｅｌＭａｕｓ）
所具有的哲学头脑，总结出了赠礼这一概念并将其发展为整个原始经济的基本范畴。
［９０］事实上，赠礼这一范畴更具体也更根本地说明了波拉尼所含糊地称之为相互性和再分配的那些原则。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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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２３
如我们研究一下自己的圣诞节习俗，就可以对一种建立在赠礼基础上的经济如何运作的情景获得一个大体印象。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试图以赠礼来解释古代亲缘系统时指出的，没有什么地方像资本主义的美国那样在圣诞赠礼上煞费苦心的了，仿佛终年到头的获取（ｔａｋｉｎｇ）心理被废除，并通过一年一度返回古代给予（ｇｉｖｉｎｇ）心理的仪式来加以补赎。
［９１］
因此，原始共产主义的神话也和一切神话一样，原来具有一种心理真实性的内核。古代经济是被给予和共享的规律所制约的。不过这个规律乃是一种心理的原则，倘若把它解释为建立在一种共同所有制的经济原则上，那就大大歪曲了它的性质。这样的观念给古代社会掺进了我们现代的财产和占有心理。它把集体当作一个巨大的拥有者来看待。于是古代的人仍然是自私自利的“经济的人”
，他们之所以共享不是因为具有一种愿意“给予”的内在倾向，而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集体企业的部分拥有者。因此，在关于古代经济是不是集体主义的（意即共同所有制）的问题上展开的整个论战才会僵持不下，一片混乱。
［９２］其症结在于现代的占有心理被强加在了一种更深刻的给予心理之上，而现代占有心理又是通过否定的作用过程从其古代对立物中构建成的。
古代赠礼制度是理解整个宗教－剩余性成分的心理机制的线索。
在古代经济中，赠礼和还礼组织起了劳动的分工；声望和权力是由给予礼物的能力赋予的；礼物是神圣的，而神的存在就是要接受礼物（ｄｏｕｔｄｅｓ）。
［９３］因此，非享乐原则、对工作和生产经济剩余物的强制力都包含在给予的需要之中。
一种经济剩余物被创造出来，目的在于要有东西可以给予；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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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代的人不享乐是因为他们需要给予。
我们应当摆脱关于“经济的人”的那种偏见，即认为经济活动的基础是“理性的”
、功利的利己主义。马克思用来作为劳动和技术进步的那种心理假设——人的需要的满足总是产生新的需要——也就假定了功利性的利己主义。杜克海姆的整个劳动分工的社会学则围绕着下述原则：“要生活得更幸福的欲望是唯一能够说明发展进步的个人根源。”
［９４］杜克海姆假定个人心理的领域被包含在对幸福的寻求之中——也就是说它是利己主义的。于是，他在（正确地）证明了劳动分工不可能产生于对幸福的寻求之后，便肯定它不可能产生于个人的心理，因而径直把社会和超个人的团结原则实体化为一种现实力量。甚至莫斯在那篇使我们获益匪浅的文章里似乎也把这个问题搞错了，因为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关于利己主义的谬见。根据莫斯的看法，根本问题在于要决定是什么迫使一件礼物的收受者回赠一件礼物的。
［９５］他假定原来的赠礼者在愿意赠礼之前需要一种保证，以使他在这种交易中不至受损失；我们看到这是对一种利己主义心理的假设。然而利己主义心理是不能解释礼物交换制度的。因为原始经济中的礼物交换是被相互原则广泛制约的，所以赠予者虽然不会受损失，他也不会有所获取。利己主义心理不能解释结果没有获取而仅仅是没有损失的活动。问题并不在于是什么迫使礼物收受者回赠礼物，而是何以会有首先赠予？最后莫斯不得不在赠礼问题上采取杜克海姆对待劳动分工的那种相同立场：礼物交换是社会团结的一种原始行为。
［９６］
能指出具体的赠礼制度产生了社会团结，因此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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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３
组织的基本心理可能包含在赠予心理中，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不过，假如我们只是简单地从一种未经深入分析的社会团结原则中推导出赠礼制度，那就既不能理解赠礼也不能理解社会组织。
那么，需要赠予的心理是什么呢？我们已经假定在赠予的需要和非享乐原则之间存在联系；这也就是说，赠予心理使我们超越了利己主义，超越了对个人幸福的欲求——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超越了快乐原则。古代赠礼（著名的波特兰奇①只是一个极端事例）对于认为经济生活的心理动机是功利的利己主义这种看法是一个有力的驳斥。古代的人赠予是因为他需要受损失——这种心理不是利己主义而是自我牺牲。
所以它和宗教性有内在联系。
神的存在是要接受礼物，亦即牺牲；神的存在目的在于将人类需要构建为自我牺牲。
［９７］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宣布，精神器官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快乐原则的、比快乐原则更原始的功能，它似乎给人类机体强加上“在快乐原则的统治开始以前即必须完成的另一种任务”。
［９８］《超越欢乐原则》楬橥了弗洛伊德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的余生都专注于探索这另一种原则的性质。
他的探索揭示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焦虑、重复性强迫症、施虐癖和受虐癖、罪感、死亡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方面都互相联系着，最终都可以当作死亡本能的表现来加以把握。我们认为经济的心理基础就是在这个区域，即死亡本能的部分里。
①见第三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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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不过，为了避免一下子面对死亡本能理论的所有复杂问题，我们开始只作有限的假设，即经济的心理基础就是负罪心理。给予即自我牺牲；自我牺性即自我惩罚——杜克海姆说过：“工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惩罚和一种鞭笞。”
［９］工作起源于亚当的原罪就表达了这种心理的真相。在古代赠礼制度中，赠予者想要失去的是负罪感。这样我们对金钱的肛门人格这一精神分析悖论便获得了更深一层的意义。金钱是凝聚的财富；凝聚的财富是凝聚的罪过，而罪过本质上是不洁的。
“修道士们吃下这个世界的粪便，也就是吃下罪过。”拉伯雷这样说。
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则说：“在我的一个病人看来，吃粪便的念头是和因为巨大罪过而受惩罚的念头相联系的。”
［１０］金钱就是人的负罪感经过去除杂质而最后凝成的自我惩罚的纯粹晶体。但它仍然是肮脏的，因为它仍然是负罪感。
弗洛伊德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的“罪感的重负已经具有像债务负担一样的明确的形态。
［１０１］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弗洛伊德这句评论的含义。论述金钱和肛门人格的传统精神分析论著（弗洛伊德、亚伯拉罕、费伦奇、琼斯）对罪感这一因素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只有罗海姆（Ｒóｈｅｉｍ）
因为熟悉人类学资料才正确地对待了这一问题，不过他仍然采用惯常的那种不适当的晦涩的方式。事实上，正是尼采在他论述罪感的文章《道德的谱系》（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里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关于金钱即罪感的要害。尼采的论述既不系统，也不始终一致，但他仍然是最佳的出发点。
［１０２］
尼采一开始就将人定义为“能够作出许诺的动物”
，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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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３
理解这样一种动物如何产生的问题作为关于人的主要问题。
许诺的能力涉及对动物遗忘过去的自然能力的丧失，而后者正是健康地生活在现在的先决条件。人的许诺能力牵涉到既往时光的不健康的（神经症的）秘结（肛门人格！）
；他不能“摆脱”任何事情。这样，通过许诺的能力，未来就被束缚于过去。
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人算计的能力同时也可以被算计，能负债也能付债。正是这一点使人能承担责任——这就是他的良心。
然后，尼采通过证明负债与负罪（“必须”与“应该”）
、契约与责任、价格与报复之间的结构同一性，扩展了在道德和经济之间的这种假定的内在联系（我抛弃了并将颠倒他关于良心起源于贸易的看法，我也抛弃了他对“良心”和“内疚”所作的区分）。他指出无论是经济领域（债权－债务关系）还是道德领域（绝对责任［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都透发出残酷的气息（施虐癖）。
在道德领域内他假定潜在的原因在于一种本能的压抑，它将攻击性转向内部并导致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受虐癖）。
他将整个情结与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宗教联系起来。在宗教领域中他的基本观念是：现在的文化是对祖先欠下的一笔债务。尼采假设说，随着文化的积累（文明化）
，对祖先的欠债感（负罪感）也增强了；基督教作为一种不能偿付的欠债的神学则臻于高潮。尼采再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这种能作出许诺的动物是不健康的）
，最后把自我牺牲的宗教与本能的压抑以及疾病（神经症）联系起来。
［１０３］
这一整套观念对经济理论的主要意义，可以通过将尼采与一位缺乏这些观念的伟大的经济心理学家作对比而衡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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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来。维布伦试图用掠夺本能（施虐癖）来解释经济制度，但他没有尼采关于施虐癖与受虐癖可以互变的观念，没有负罪感和压抑的观念。因而维布仑关于“有闲”的观念是有种种局限的。
要把精神分析体系引入尼采的深刻见解中去，我们就应该从他的最后一个观念（即对祖先的负债感）着手。精神分析能够接受他关于对祖先的负债感是自我牺牲的宗教的支配性观念这一看法。精神分析也能接受关于自我牺牲的宗教就是导致本能压抑和克制（非享乐）的生活（和经济）的原因，以及自我牺牲的宗教具有累积性效果的看法。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足》中运用了尼采的其他观念，如施虐癖与受虐癖的可互变性、整个情结起源于对当前生命的充分享乐的压抑等，对这一作用过程作出了比尼采更好的解释。对当前充分享乐的压抑必然释放出对祖先的攻击性，而压抑正是出于对这些祖先的爱才产生的。对祖先的既爱同时又攻击就产生了负罪感。而且愈是充分地向过去偿付欠债，也就愈是彻底地损害了对当前生命的享乐。于是大量新的攻击倾向被释放出来，又带来大量新的负罪。
不管对负罪感最终作何解释，我们提出了整个金钱情结植根于负罪心理这一假设。
罗斯金说：“金钱这名称恰如其分，都意味着承认负债。”
他还论述了希腊神话中的罪过和复仇女神提西福涅（Ｔｉｓｉｐｈｏｎｅ）是“一个通晓最高级的算术和有严守时刻的习惯的人”
［１０４］（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就是肛门人格）。
印欧语系的语言当然也证实了尼采的说法，负债与偿还的语义（义务）就是负罪的语义（责任）。既然我们出于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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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３
说明的理由必须抛弃尼采的（在传统上是亚当。斯密的）贸易是人类一种原始制度的观念，那么我们也应当将他对上述语义学事实的解释颠倒过来，并从负罪感中推导出贸易。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金钱情结具有宗教特性的基本假设，也同意将宗教领域与负罪感所包含的范围等同，那么贸易自然是起源于负罪感了。
杜克海姆认为劳动分工及其一切后果都不是起源于快乐原则（“对个人幸福的欲求”）
，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个人的心理应概括为快乐原则，这就错了。古代的人是为了解脱有罪的负担才向他人给予的。
但根据假设（ｅｘ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
，接受给予的人也怀有他的罪责负担；而在我们的理想的古代经济中，交换赠礼的最终结果便是一种相互性、对称性和平衡性的结构。
那么相互给予又怎样有助于摆脱罪责负担呢？当然正如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所显示的，它并未解除罪感。但它的确代表了人寻找解决办法的第一次尝试。罪感通过被分担而减轻，而人进入社会组织的目的就在于分担罪感。社会组织（包括劳动分工）
就是一个分担罪感的结构，它将受压抑的潜意识的罪感带到了意识之中（当然是以一种歪曲了的形式）。
我们记得弗洛伊德的这个主张，即无意识观念要变为意识只有在它们被转入外部知觉，也就是被投射到真实世界时才能实现。
［１０５］社会组织就是罪感的一种象征性的共同忏悔。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弗洛伊德关于社会组织是由一桩原始罪行（ｐｒｉｍａｌｃｒｉｍｅ）中的共谋关系（图腾式的兄弟关系）而形成的这一观念。
［１０６］赠礼行为的逻辑与图腾式的圣餐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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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相同，对于后者弗洛伊德曾评论说，只有通过所有参加者的团结一致才能够减轻有罪意识。
［１０７］所有分发食物的仪式都带有圣餐的性质。像莫斯接受的那种对古代人的解释——共享和交换的物品具有一种规定其社会化的魔幻品质——是不充分的。
［１０８］它们的魔幻品质就像图腾食物的魔幻品质一样是从它们对潜意识负罪感的象征性关系中产生的，而潜意识负罪感的第一要求就是要被分担。与此相似，与赠礼制度紧密联系的古代亲缘系统也不能用抽象的对社会组织的需要来解释，而应当用负罪心理来解释。像列维－斯特劳斯那样，认为对乱伦关系的禁忌是家庭组织的基础，［１０９］那也是不充分的；我们应当回到弗洛伊德的看法，即对乱伦的负罪感创造了家庭组织。
［１０］
不过，我们必须立即把自己和弗洛伊德区别开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原始罪行是一种历史事实。既然它是历史事实，而根据弗洛伊德的看法历史事实的后果要在每一代中重新产生，那么它也就是一种生物学的事实。弗洛伊德的立场既与他关于“远古遗产”包含“先辈经验的记忆印迹”的立场分不开，也与他关于婴儿期性欲组织（即人的基本创伤的身体承载物）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一立场分不开。
［１］所以顺理成章，负罪感的问题是不可解决的。抛弃了许许多多错觉的弗洛伊德，却没有抛弃关于亚当确实堕落了的错觉，所以他一直固守着对升华作用和文明——原罪的产物的基本观点。假如接受弗洛伊德关于文明的建立出于负罪感的观念以及他对负罪逻辑的认识，那么结果只能是彻底的悲观主义。
与此相反，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是亚当绝没有真正堕落；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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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３
子并没有真正继承他们先辈的罪恶；原始罪行乃是一种婴儿期的幻想，是婴儿期的自我为了借压抑作用将自己不可控制的生命力（本我）隔绝开来而凭空杜撰的；性欲机制是婴儿期的自我建立起来压抑其身体的生命活力的；成年生活仍固置在这个婴儿期幻想的世界上，直到成年的自我强大到足以解除这种基本的压抑并进入自我享乐的王国。
尼采说：“无神论和某种第二次纯真（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ｏ－ｃｅｎｃｅ）是相辅相成的。”
［１２］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认识到整个负债和负罪情结是幻想，是噩梦；只有第二次纯真才能是无神论的。我们再次看到伪世俗的“理性主义”的局限。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负罪感，而在于没有能力去生存。一种不能享受生命的动物必然产生负罪的幻觉，以便组织起一种非享乐的生命。
如果金钱情结是从一种无意识的负罪感中构建起来的，它就是一种神经症。所以象征和金钱情结是不可分割的。劳姆（Ｌａｕｍ）论证了金钱情结的象征必定产生于象征的发源地宗教性领域。不过宗教性象征本身也是一个谜。象征的最终基础在于无意识。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凝聚（ｃｏｎｄ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移置（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和象征性替代（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是无意识试图进入意识的必然形式。金钱既然是“凝聚的价值”
、“价值的象征物”
、“普遍的等价代表物”
，也就经过了这些形式并从无意识中脱出。而且，金钱情结之所以离不开象征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于对现实的否定（幻想）
，并如弗洛伊德分析婴儿期性欲的幻想时所言，没有真实的目的。金钱之所以是象征性的，是因为它产生于无意识的负罪感，因为现实中没有与之对应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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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幻想产生的征候（象征）所作的论述用于金钱：［１３］
不过绝不能让自己误入歧途，把现实的标准运用于精神的被压抑的创造物。这可能导致因幻想并非现实事物而低估了它们在征候构成方面的重要意义，或者因缺乏证据说明一件罪行的实际责任便从其他根源中去推导神经症的负罪感。一个人不得不使用他正在考察的国家通用的货币——在我们这种情况下就要用神经症这种货币。
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货币都是神经症的货币。
不过并非所有的货币都具有同等的神经症，或者说至少并不都具有相同意义的神经症。神经症的辩证法包含着其自身“对解释和治疗的努力”
［１４］——这是受到被压抑无意识不断向上运动的压力所激励并将导致被压抑无意识向意识的回归，尽管只要基本的压抑（否定）仍在维持并且神经症仍在持续，这种回归便越来越采取歪曲的形式。现代经济的特征是神经症的愈益恶化，与此同时它又更充分地描绘出神经症的性质，体现了更充分的被压抑无意识的回归。在古代意识中，负债感是和债务可以偿还的幻觉一起存在的；神的存在使债务可以偿还。因此古代经济镶嵌在宗教里，被宗教框架所限制，也因宗教的安慰——尤其是负债和负罪感的解除而有所慰藉。现代意识则表现出不断增强的负罪感，尤其是有罪的重负不可偿清的真相从无意识中冲突而出——这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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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３
们在前一章里看到的路德所代表的那个历史时刻。在这一时刻神退进无形之中（Ｄｅｕｓａｂ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ｓ）
，人破产了。
这样，负罪意识的增强带来了经济进程从宗教的神圣控制和神圣目的中的解放。经济的世俗化意味着抛弃关于善行完成救赎的惬意幻想——正如路德所说，人并不因善行而获救。与此同时，工作的强制性仍被保持着并更加强化。结果便产生了一种被纯粹的负罪意识所驱迫、没有任何救赎意识可以减轻的经济——就像路德所说，魔鬼（负罪感）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并不是没有觉察到这种处境（也是以一种歪曲的形式）
；劳动价值理论就对应着一种完全受劳动强制性驱迫、没有任何享乐加以缓解的经济。不过没有享乐的工作是纯粹的自我惩罚，因此也就是一种纯粹的负罪文化。这时被抛弃的是基督救赎的幻想，而不是亚当堕落的幻想，因此人必须以工作来惩罚他自己。经济无意识地服从着负罪的逻辑。
抛弃工作救赎的幻想意味着婴儿期自恋梦境的幻灭、承受严酷真理的能力增强，以及由于这两点而产生的自我（ｅｇｏ）
的普遍强化。
可是神经症仍在持续，而且严酷的真理只有在否认它（否定）的条件下才会被现实化。路德关于资本主义是魔鬼的作品的观念仍然将负罪问题引入了意识，即使是通过一种歪曲的方式。世俗“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新教否定了魔鬼（负罪感）的存在。它们的否定对经济并无影响，它仍然是受负罪意识驱动的；或者说它们也造成了一种区别，那就是经济更加无可控制地受到负罪意识的驱迫，因为负罪问题被它们的否定压抑到无意识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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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五、时间就是金钱
谚云：“时间就是金钱。”在劳动价值理论中，价值由劳动时间单位构成。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其结果便是“时间就是一切，人什么也不是；他只不过是时间的残骸”。弗罗姆解释说：“资本这死亡了的过去雇佣了劳动这现存的生命力和力量。”
［１５］从上述观点看，利息就是过去的成就向现在的活动征收的贡税。从另一个观点看，资本主义的动力就在于将人的享乐延迟到永远延迟的未来——以凯恩斯的话说，是“明天将会有果酱而今天永远没有果酱”
；用罗斯金的话说，是“球茎生出球茎，永远长不出郁金香”。
［１６］利息率被称为“具体化为市场价格的急不可耐的情绪”
；舒姆皮特则说在利息现象中“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成本费用的一个要素”。
［１７］所以，这一问题在希克斯（Ｈｉｃｋｓ）教授的公式里得到了总结：“利息率就是时间的价格。”
［１８］
倘若经济学家们仍然在其意识中对时间概念的实际变化情况施行压抑的话，他们就无法追寻到“利息率这头古怪野兽”的巢穴。对于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来说，下述两方面情况正变得越来越明白无误：一方面，康德说时间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只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图式，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假设人的思维永恒不变地具有这种图式则是错误的。目前对这场讨论的考察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就现状而言）
，即时间图式的选择取决于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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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４３
的和文化的需要。
［１９］康德对于时间图式的普遍性的假设与他对人具有普遍理性的假设相关。
认识论上对“理性的人”
（ＨｏBｍ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的普遍性的假设可以看出实际上是在心理学上对“经济的人”
（Ｈｏｍ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的普遍性的假设。理性主义的时间观念的崩溃，使得当代时间理论陷入了非理性的文化相对主义；而时间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又与人类需要问题上的非理性相对主义相联系。而此，要在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上向一种更高的理性迈进，这有赖于一种对一般的非理性（特别是对人类需要的非理性）进行探讨的心理学。这样一种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在精神分析和时间之间，正如在精神分析和金钱之间一样，联系的中介是宗教。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应当勇敢地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研究时间实际上就是研究一种宗教。这一点没有逃过沃夫（Ｗｈｏｒｆ）
敏锐的眼光，是他使美国人类学家睁开眼睛看到了时间观念的文化相对性，例如霍比（Ｈｏｐｉ）人的时间观念就植根于宗教评价之中。
［１２０］但是根本问题是要看到西方古典的时间观念即牛顿式的时间是一种宗教。它就像所有的宗教一样，被它的信奉者们（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在内）当作了绝对的客观真理。我们又一次看到“世俗理性主义”的确是一种宗教，而新的相对主义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宗教的瓦解。
时间的宗教性质在斯本格勒（Ｓｐｅｎｇｌｅｒ）
提出的阿波罗式时间与浮士德式时间的对立中已经略显轮廓。
［１２１］不过对于我们的目的而言，最好的出发点是米尔西亚。伊利亚德（ＭｉｒｃｅａＥｌｉａｄｅ）
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对立所作的出色的（不过我们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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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看到，在心理学上是混乱的）
阐述。
［１２］古代时间是循环的、周期性的、非历史的；现代时间是渐进的（历史的）
、连续的、不可逆的。伊利亚德证明了古代时间的周期性之基础是一种周期性救赎的宗教；现代渐进时间的基础则是一种在时间终点获得最后救赎的宗教，它起源于希伯莱并在基督教中获得了经典性的系统阐述。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了“世俗理性主义”——在目前情况下就是古典的理性主义的时间理论，实际上正是基督教基本前提的延伸，只不过减掉了（至关重要的要点）救赎的观念。
［１２３］
如果时间是一种宗教观念，那么它就是精神分析考察的一个适当对象。弗洛伊德在１９２０年写道：“由于某些精神分析发现的结果，我们今天得以着手来讨论康德关于时间和空间是思维的必然形式这一原理。”
实际上，精神分析关于时间的基本发现产生于对无意识的最初发现中：在无意识中是不存在时间的。
“无意识的思想进程本身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在本我中没有任何东西与时间观念相对应。”
［１２４］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从这一原理推导出结论：自我和本我达到统一的一个健康的人将不会生存于时间之中。换句话说，无论古代或现代的时间都像金钱一样是患神经症的，并与本能的压抑相关。
［１２５］
在一般压抑状态下，意识不能够抛弃掉时间的面纱，并且只有神秘的意识才能凭直觉推测时间之外存在着什么。精神分析宣称自身是使无意识成为意识的一种新的和科学的方法，但它面临的重重困难可以从弗洛伊德本人处理时间问题的失败反映出来。
他在人生终结时期这样写道：“我一直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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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４３
样的看法，即我们迄今极少把压抑不因时间推移而改变这一不可辩驳的事实用于我们的理论。这个事实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某些极其深刻的真理的可能性。然而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深入的进展。“
［１２６］１９２０年弗洛伊德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既然时间并不存在于无意识中，那么它一定衍生于意识系统，“我们抽象的时间观念似乎整个是从知觉－意识系统的工作秩序中衍生出来的。”
他还建议从知觉系统的运作所固有的某种有节奏的周期性中去推导出时间观念。
［１２７］于是弗洛伊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可是，精神分析对人的探测描绘并不仅限于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领域。时间确实是属于自我的，但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也就是说，属于为支持和承受压抑所必需的歪曲现实的基本结构。康德视为理性的必然图式的东西实际上是压抑的必然图式。时间概念上的文化相对性实际上表明了——这是一个有希望的迹象——基本压抑的结构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伊利亚德真正发现的是古代人和现代人的压抑结构具有意义重大的区别。
如果说时间属于自我的无意识部分，那么它应当归入精神分析所发现的这一部分的各种组成成分中——诸如超我（良心、负罪感）
、防御机制，以及人格结构。实际上，时间与自我的这一无意识部分的关系已为弗洛伊德所注意到，只不过没有将其联结为一种理论。
早在１９１４年，弗洛伊德就暗示在良心的监视机制和时间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
［１２８］在他充分发展了的理论中，超我乃是已丧失的过去的阴影，（由于自居作用）被结合进了人格中去。它“特别代表着文化的过去”
；“它在自身中结合着现在和过去的双重影响”
；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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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说明现在被转入过去的方式的一个例证”。
［１２９］用尼采的话来说，那种对祖先的负债感——它即是负罪心理，并使人滞系于过去以及能够作出承诺——是在童年时期通过与父母的结合和希望成为自己的父亲而形成的。
弗洛伊德也觉察到时间因素——一种“双重历时”结构——存在于他称之为“消除”
（ｕｎｄｏｉｎｇ）的防御机制中，芬尼切尔对其作了如下的定义：“完成某种确定的事，它在事实上或通过魔幻的方式与过去某种也是在事实上或想象中做过的事情相对立。”
［１３０］芬尼切尔正确地补充说：“赎罪的观念只不过表现了对一种魔幻式消除行为的可能性的信念。”
因此，时间只能是由一种具有负罪心理并探求赎罪的动物构建起来的。
同时，时间也是被称为“孤立”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的防御机制的一个要素。孤立是用于保护自我免受其自身的本能驱动力淹没的一种技巧，它在于将经验分裂为各不相连的碎片；时间间隔被插入其中，结果则使自我可以安全地沉溺于常规惯例，保护它不受本能需求的骚扰。
［１３１］正像露西尔。杜利（ＬｕBｃｉｌｅＤｏｌｅｙ）所指出的，［１３２］这种保护自我抵御本能的方法在现代西方人当中特别得到发展；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时间的具体化和偶像化支撑着现代西方生活的抽象特性，保护它免受本能的具体性的影响。可是，通过孤立作用将时间分裂却将时间包裹为一个个单位，可以“计数”
，可以“估价”
，也可以“存储”
，正像财产和金钱一样。亚当。斯密就说过劳动分工的要害在于节省时间。因此，“孤立”这一防御机制特别为肛门人格所钟爱的那些本我满足方式准备了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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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４３
实际上，时间和金钱的联系不仅是相似而已。露西尔。
杜利证明了物品必须视为时间的结晶，以便作为财产来占有；价值的劳动时间理论在这一点上最接近精神分析。从另一个观点来看，斯本格勒则证明了阿波罗式时间和阿波罗式金钱、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之间存在联系。
［１３］因此，尽管弗洛伊德没有这样做，亚伯拉罕和琼斯却的确向标准的精神分析教条中引入了如下悖论：不仅金钱是粪便，时间也是粪便，而且都有许多病例来证实这一点。
［１３４］
最后，为了完整地评述精神分析对时间的研究，还应指出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存在着联系。假如死亡本能的名称恰如其分，那么它一定和时间有某种关系。弗洛伊德就特别假定死亡本能和重复性强迫症有特殊联系。
［１３５］重复性强迫症就像“消除”这种防御机制，也像弗洛伊德假设的知觉中的有节奏的周期性，乃是一种时间结构。分割——“孤立”这种防御机制中的决定性行动——也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
［１３６］
时间和死亡本能之间的联系一直受到精神分析著作中死亡本能理论的普遍忽视。
［１３７］在前面的一章里，我们曾试图发挥死亡本能和否定之间以及否定和时间观念之间的联系。
精神分析的时间理论并不连贯一致。在精神分析中除了那位大师配置停当的东西而外都不连贯一致，而在这个问题上他恰好是疏忽大意的。不过个别的真知灼见仍被发展到可以运用的程度。我们能够利用时间和“消除”机制有联系的原理得出：时间是赎罪所必需的一种图式。西方哲学始于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Ａｎａｘｉ－ｍａｎｄｅｒ）的警句：“根据欠债（或”命运“
、“必然性”
；希腊词义是极含混的）
，他们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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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返回到他们的诞生之处；因为他们根据时间的秩序对他们所行的不义彼此予以公平裁判和清偿。“
这句话充满经济学的意味，但其根源却是负罪的宗教，时间的图式即产生于此。这个问题在伊利亚德的存在主义的阐述中被弄错了。问题并不在于世俗存在的无意义，或其荒诞性，或历史存在的邪恶性，或历史的恐惧；问题实际上是人类的负罪意识，是它导致了历史的噩梦和循环再生的补赎仪式以及救世主的赎罪。
不应当给古代的人赋予废除时间和“生活在一种连续的现在”
的能力，从而将其理想化；［１３８］没有任何赎罪的宗教能废除时间，只有罪感的消除才能废除时间。古代的人体验到罪感，因此也体验到了时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一年一度煞费苦心地去否定它的原因。
“被压抑的意象或思想的题材在其被否定的条件下可以进入意识。”
［１３９］实际上“消除”这一防御机制就是否定性防御机制的一个特例。但正如弗洛伊德所证明的，否定总伴随着对被否定物的肯定，从而在自我中产生一种分裂。
［１４０］就古代人（和古代时间）
而言，自我的分裂就像杜克海姆揭示的那样，在无所不在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辩证对立中被制度化了。
［１４１］伊利亚德对古代和现代时间的区分仍然是成立的，不过这种区分应理解为代表着罪感的不同结构。
在现代人身上罪感已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不再可能用一年一度的再生仪式来补赎。因此罪感是累进的，而时间也是累进的。正如伊利亚德所证明的，一年一度的赎罪保证了古代社会没有历史。累进的罪感则给现代社会强加上一种历史的定命；父辈的罪恶要降临在孩子头上，甚至达于第三代、第四代人。而且，累进的罪感和累进的时间使得复利制（ｃｏ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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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４３
ｐｏｕ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经济可能产生。用斯本格勒的比喻来说，浮士德式时间和浮士德式金钱就是无可赎罪的罪人的时间和金钱。
六、给予和获取
累进的罪感瓦解了古代的赠礼经济。相互性原则是和循环式时间分不开的，而在累进式时间里账目却总是不平衡。
解决负罪问题的第一个办法即分担罪感（图腾式兄弟关系）不再适宜了。
可是，累进式时间瓦解了解决负罪问题的老办法，却又组织起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法，那就是积累赎罪的象征物——经济剩余。声望和权力过去总是从属于赎罪艺术的精湛技巧，现在则不是通过给予，而是通过获取，借助占有手段来取得。分担罪感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被超越了；在积累占有物的过程中个人承担着自己的罪感负担，因而否定了第一种解决办法。现代的获取心理是通过一个否定过程从其古代的对立物“给予”中构建起来的。这样，个人（以及经济剩余）在某种程度上便从古代淹没在社会群体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新的、同样受罪感支配的占有图式楬橥了维布伦描述的那种掠夺性模式，并使古代的自虐癖转变为现代的施虐癖。
与此同时，新的图式给人类强加上第二度非人化过程。
古代人为了平息其罪感，运用其自由和剩余物构建了社会，并将自己隐藏在群体之中。具有占有欲的个人则在某种程度上将自己从群体中解放出来，但他仍然在逃避自己；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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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３生与死的对抗
现在转入物中，转入他的财产中（试考虑一下“财产”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一词的词源）。
劳动的强制性仍然存在着；生存仍然是克服罪感的一种演习。财产的累积成为内在精神美德的外部可见标记，也成了人的生命。物既然是人的生命，它们也就变得生气勃勃，而且做着人想去做的事情。物成了人想成为的那个神（他自己的父亲）——金钱能够生育。利率制的先决条件。。
不仅是累进式时间，也在于父母情结（ｐａｒｅ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ｅｘ）从图腾式群体向图腾式占有即金钱的移置。这样，金钱在文明化的经济中逐渐具有一种它在古代经济中绝不具备的精神价值。
于是，我们在金钱即粪便的等式中获得了更进一层的意义。金钱本是非生物性的死物质，却因承继了婴儿期自恋癖赋予排泄产物的那种魔幻力量而变得有了生命。弗洛伊德指出，将粪便和阴茎等同是肛门性象征情结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１４２］当婴儿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附着于那种既是又不是其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物体（即粪便）时，第一个行动就是按巫术方式来使用这种物体以取代其自己的身体。
金钱承袭了婴儿期粪便的魔力，于是它能够孕育和生产孩子；利息就是生殖。
［１４３］
这种自然出现的个人主义还具有其他一些复杂隐晦的心理学含义。
［１４］用精神分析观点来看，它似乎包含着对负罪情结（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
核心的一种重构。
［１４５］给予心理本质上是女性化的；占有和获取心理是男性化的。
［１４６］事实上，新的负罪情结在历史上似乎与父权制宗教的兴起相联系（希伯莱人对西方社会发展有决定性作用）。
［１４７］从精神分析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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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４３
来看，赠礼情结通过与母亲认同来消除罪感；而占有情结则通过与父亲认同来消除罪感。同时，与父亲认同似乎包含着罪感向攻击性的转化。在赠礼情结中对母亲的依附是被公认的，后来又被母亲的相异物（ｍｏ－ｔｈｅｒｉｎｇｏｔｈｅｒｓ）
所克服。
与父亲认同就是否定对母亲的依附的一种方式（而且，正像一切持续的否定一样，同时又肯定了对母亲的依附；古典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建立在对“前俄狄浦斯”母亲〔ｐｒｅ－Ｏｅｄｉｐａｌｍｏｔｈｅｒ〕的关系上的一种上层结构）。
“获取”是对依附的一种否定，并从而将负债负罪感转化为攻击性。男性情结、对女性的执迷性否定本身就具有攻击性。因此我们原则上同意贝特尔海姆（Ｂｅｔｅｌｈｅｉｍ）的观点：“以技术发明对自然进行攻击性的控制，只有在带着男性生殖器崇拜心理才成为可能。”
［１４８］用另一种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新的个人主义与阿波罗式男性气质和阿波罗式升华作用是一致的。不过，只要精神分析关于前俄狄浦斯母亲的理论还处于落后状况，只要精神分析听任荣格主义者去利用巴霍芬（Ｂａｃｈｏｆｅｎ）
在母亲崇拜的宗教方面的发现，［１４９］那么历史上的这一转折点在心理学方面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无论其包含的机制是什么，神经症的历史（历史的神经症）长期以来对人的自我正视罪感的能力产生了明确的强化作用。
［１５０］实行“给予”
的人试图以分担罪感的办法来摆脱他的罪感。实行“获取”的人则坚强得足以承担起他自己的罪责的重负。信仰基督教的人坚强得足以认识到负罪太深，只有上帝才能够救赎。现代世俗的浮士德式的人则坚强得足以带着不可救赎的罪罚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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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３生与死的对抗
七、升华的城市
“父母情结”
的戏剧舞台从图腾群体向魔幻性对象的转移开辟了通往升华作用的道路。对于古代人来说，关键性的防御机制是“消除”
（赎罪）
；而对于文明人来说，关键性的防御机制则是升华。升华作用最基本的特征是通过将性能量转向新的对象来消除性欲。但正如我们已知道的，消除性欲就意味着脱离肉体。新的对象必然取代人的身体，没有一种升华作用不是将人体投射进物中去的；人的非人化就是他与自己身体的疏离。他因此而获得一个灵魂（达到升华作用的更高的精神性）
，然而这个灵魂却居住在物中。金钱就是“这个世界的灵魂”
，而黄金就是升华作用恰如其分的象征。
它既代表了身体的死亡，也代表了对一种并不属于身体的“更高”
生存的追求。斯本格勒说过：［１５１］
金色并不是一种色彩；色彩……是自然的。而这种在自然条件下实际找不到的金属的光泽却并非人世所有……闪光的黄金夺走了生命和身体的神髓元气……因此西方教堂肖像画的金色背景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教理含义。这是对神的精神的存在与活动的一种明确肯定。
金钱便是这种新的积累情结（ａ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ｅｘ）的心脏；金钱产生利息的能力就是它的活力，而它的身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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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５３
文明人建立的那种基本机构——城市。
考古学家们注意到，与过去生活方式的彻底断裂是最初的城市创立的标志。海希尔海姆证明了有息资本制度是理解这一突发性的重组织现象的关键，并且在对宗教价值的新估价中寻找这一新的经济制度的起源。
［１５２］如戈登。恰尔德（ＧｏｒｄｏｎＣｈｉｌｄｅ）所说，“当我们到达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现场的城市发掘层时，就不再置身于绿色村落中，而是站在一个大教堂城的广场上。”
［１５３］
那么城市是什么？城市反映了反叛女性的依附原则和自然原则的新的男性攻击心理。法兰克福（Ｆｒａｎｋｆｏｒｔ）这样评论最初的城市：“史前村落的简朴生活很好地适应了自然环境，但城市却是一种不能顺应并违背自然秩序的机构。”
［１５４］奥特加。伊。加塞特（Ｇａｓｅｔ）这样评论古代城邦：“希腊－罗马人决定要使自己与田野和自然分离，并建起城墙来标明他们的一种新的空间。”
［１５］斯本格勒则指出后期城市“轮廓线与自然相悖，否定了整个自然”
，而“庞大的都市规模像一个世界……它旁边再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存在，并开始灭绝乡村景色”。
［１５６］
新的城市的空间始终是一个宗教性场所，人在这里首次成功地构建起一种纯粹剩余性的也是纯粹宗教性的新生活。
城市明确地与基本的食物生产相分离，因此也具有明确的剩余性；它的整个经济都建立在经济剩余的基础上。
“城市在经济意义上是什么？”索姆巴特（Ｓｏｍｂａｒｔ）这样问道。
“城市是这样一些人的聚居地，他们的食物并非依赖于他们自己的农业劳动产品。”
［１５７］索姆巴特进而以赞同态度引证了亚当。斯密的话：“仅仅是依靠乡村的剩余产品……才构成了城市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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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３生与死的对抗
存物质。因此城市也只能伴随着这种剩余产品的增长而增长。“不过，剩余成分始终是宗教性成分。因此最初的城市就是”大教堂城“
，它的整个经济都奉献给了宗教性目的，是“一种神圣的家务管理”。
［１５８］在现代世俗化过程的表面背后，我们仍能看到滕纳德（Ｔｕｎａｒｄ）所揭示的真理：“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因为城市对人具有如此的诱惑力和魅力，以致人赋予它象征性的意义，把它变成了一个神。”
［１５９］
把经济剩余物奉献于宗教性的目的并不是一件新事物。
新出现的是宗教性领域中升华作用的突出地位。
“来为我们自己建造一个城市、一座高塔，它的顶端可以达于天堂。”
［１６０］。
因此就产生了城市意识的阿波罗式特征，如斯本格勒所说：“智力（ｉｎｔｅｌｅｃｔ）
、精神（ｇｅｉｓｔ）
、才智（ｅｓｐｒｉｔ）就是城市理解力的特定形式。“
“城市石头似的外观中融入了市民本人的人性，也像他们一样具有发达的观察力和智力——城市所说的语言是多么的独特，它的景象与乡村散漫拖沓的风景是多么不同！”
［１６１］
可是，升华作用的本质乃是将剩余－神圣物具体化为纪念碑式的、经久不朽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城市中，金钱最终固定在最为经久耐用的贵重金属上。按照戈登。恰尔德的理论，城市的存在以冶金术为前提；但它的冶金术却并不是为“理性的”
“控制自然”
服务的，甚至也不是为战争服务的，而是为触目惊心的（宗教性的）浪费服务的。正如斯图亚特。皮戈特（ＳｔｕａｒｔＰｉｇｏｔ）所指出的：“在中美和南美，使用石器的村社达到了显著的城市发展水准，他们没有相应的冶金术，但使用黄金装饰物。”
［１６２］城市是累积的升华作用的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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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５３
库，由于同样的原因也是累积的罪感的贮存库，高耸于最初的城市上空的寺庙建筑就是累积的负罪与赎罪的纪念碑。赎罪的过程不再是人们思想感情图腾式的交流与共享，而被具体化和转化为大堆的石头、黄金以及许多其他的东西。
因此，城市本身也像金钱一样，是结晶化的罪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ＦｒａｎｋＬｌｏｙｄＷｒｉｇｈｔ）说：“观看一个大城市的平面图就像在看某种类似于纤维肿瘤横截面的东西。”
［１６３］不过罪感也表现为时间：“在城市里，时间变得可以看见了。”芒福德曾这样说［１６４］。
通过像金钱或者城市本身这样的纪念碑的形式，每一代人都继承下来前辈禁欲苦行所取得的成就。但正如琼。鲁宾逊（Ｊｏａｎ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讨论黄金贮藏时所指出的，这并不是作为“历史的自由遗赠”
，而是一笔须将来进一步累积建造纪念碑来偿付的债务。
［１６５］祖先的罪恶通过城市降临到子孙的头上；每一座城市都有一部历史，有一种利息率。
八、永生不灭
每一座城市都是永恒的城市：文明化的金钱持续无尽。
伊利亚德在引述古巴比伦一年一度重演创造世界的神话时，似乎表示他相信最初的城市仍然活动在古代时间里。可是他又承认它们最早建立起“历史”
，按照他本人的定义，这却是与古代时间不相容的。
［１６］不过，在时间进程中持续地经历同样的昨天、今天直至永远，和周期性地废除时间并周期性地返回原始的圆满状态不是同一回事。尽管古代近东地区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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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生与死的对抗
并未像希伯莱－基督教城市那样表明其最后的时代比最初的时代更巨大，但它仍然迈出了决定性的步骤。
它持续下来，时间和城市都在累积；而持续就是征服死亡。文明就是一种克服死亡的尝试。这样我们便来到了弗洛伊德所描绘的地狱的最深层，即死亡本能。
死亡本能是人类神经症的核心。它始于人在婴儿期没有能力接受与母亲的分离，而正是这种分离给所有生命体赋予了个体的生命，同时也引导着所有生命体走向死亡。黑格尔说过，有限事物的诞生之时即其死亡之时，这植根于它们的本性之中。
［１６７］因此，人类这种物种没有能力去死因而没有能力去生是始于诞生之时，始于精神分析所说的出生创伤（ｂｉｒｔｈｔｒａｕｍａ）
中的。
所以柏拉图关于永生不灭的论辩实际就是对我们曾经诞生的一种否定。
［１６８］人类就是那个不能去死的物种。人类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态的基础在于人类的生物特性；它的基础是胚胎化（ｆｅ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即生理人类学家所说的人类身体的独具特性；［１６９］它基于生物学上延长了的婴儿期；它也植根于延长了的婴儿期的社会关联物——人类家庭。
没有能力去死将人类讽刺性地、却又不可逃避地抛出到现实的生存之外（而现实的生存对于所有正常的动物来说同时即是死去）
，结果便产生了对生命的否定（压抑）。不能接受死亡将死亡本能转为人类特有的和明显病态的形式。由于同一种不可逃避的反讽性嘲弄，人类生命转向对死亡开战却导致了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反抗死亡的战争具有一种执迷于过去和未来的形式，而现在时态即生命的时态却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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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５３
怀特海说正是这个“现在”
“在其自身内部把握着存在的全部总和、过去和未来的整个广阔的时间，亦即永恒。”
［１７０］生与死的实际状态始终处于现在时态，而人类所以能从这里转移开去，乃是借助于过去的幻想，借助于退行性地附着于过去的幻想，归根结底是借助于对生命产生之地子宫的退行性依恋。
这样，不能接受死亡便只能导致病态的主动死亡的愿望。因此从最深的层次上看，人类病态的死亡本能就存在于人类时间观念的背后。
人类的这种以生存反抗死亡的心态，集中体现在产生于婴儿期但却推动着整个人类历史的一种幻想中，这就是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
［１７１］正是为了这种野心，生命和生命的享乐才成了献祭品。它就是存在于古代赠礼经济和文明社会的累积经济背后的原动力。
无论古代的还是文明社会的经济，最终驱动力都是对死亡的逃避，正是它把生命变成了生中之死。事实正如罗斯金所言，要把劳作（ｗｏｒｋ）和愉快的努力（ｅｆｏｒｔ）
区别开来，除了把劳作定义为耗费于反抗死亡的努力之外别无他法：［１７２］
我已经把劳动定义为人的生命与其对立物的斗争……劳动通常与“努力”本身或力的运用（ｏｐｅｒａ）相混淆，但是有许多努力只是一种消遣娱乐的方式。人类身体最优美的行动和人类智能最高级的成果乃是非劳苦的——甚至是娱乐性的——努力所达到的状态或成就。然而劳动却是在努力中受苦。它乃是一种负量（。。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简言之，它乃是“我们死于其中的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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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３生与死的对抗
量“。
古代的人生存于他们已死的祖先的生命中，从而战胜死亡。正如伊利亚德出色描述的那样［１７３］，世俗的（实际的）生存因为与祖先的原型同化而被淹没，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只是他们那时所做的事的一种重复。这就是永恒回归的模式。所以古代社会没有真正的历史，而且古代社会中也没有个性。
没有历史是因为没有个性，而个性是依靠与祖先原型决裂并构建历史来维持的。不朽——成为自己的父亲的愿望——的实现方式乃是被吸收进每一代人从中诞生又回归其中的祖先的灵魂贮备中去。
这又是永恒回归的模式。
在默恩京人（ＭｕｒｎBｇｉｎｓ）
中，“整个氏族意识最统一的观念就是神圣水源的观念，氏族生活精神上的统一性就蕴藏在其中。它是氏族团结的基本象征。所有永恒的品质都从中产生，当氏族成员一生中体现和使用过这些品质后，它们又返回其中。”
［１７４］
文明化的人维护着他的个性并构建历史。但他所维护的个性并不是肯定生命或享受生命的个性，而是具有（浮士德式的）
不满足和负罪感的否定生命的（禁欲主义的）
个性。
根据尼采的描述，文明化的个性并不需要其自身，而是需要孩子，需要继承人，需要有一份遗产。
［１７５］生命始终是一场反抗死亡的战争——文明人与古代人并无差别，他并未坚强到足以去死——而死亡是通过累积与时间对抗的纪念物去克服的。
这些石头和黄金的累积物使我们得以去发现那个不灭的灵魂。
凯恩斯对经济行为作了他最为深刻的评价：“那个为把永生的许诺带进我们宗教的精髓中而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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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复利原则作出过最大贡献，这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１７６］
文明人的那种野心在建造金字塔中暴露无遗——那是最早的现代个人主义者的业绩。
［１７］金字塔中蕴含着对永生不灭的希望，也蕴含着复利制的果实。
正如海希尔海姆所论述的，我们生活于其末期的这个黑铁时代使青铜时代的成就（城市、金属、金钱、著述）都民主化了，并将帝王们的追求（金钱和永生）向普通公民开放。
［１７８］但是不可逃避的反讽规律却将天平调向了死亡一方。对死亡的克服竟然以把现实的生命转移到不朽的然而没有生命的物体上为条件——金钱就是人本身；一项产业或一个公司的永恒不朽存在于那些没有生命的物体中，只有它们才能持续无尽。根据压抑的缓慢回归的法则，历史的最后阶段正是路德所说的死亡对生命的统治；就像芒福德所说，城邦（Ｐｏｌｉｓ）的最后阶段就是墓地（Ｎｅ－ｋｒｏｐｏｌｉｓ）。
斯本格勒则在晚期城市中看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向死亡的回归”。芒福德这样论述道：［１７９］
大都市里滋长着各种形式的消极活力。自然力和人。。。。
类天性在这种环境中被破坏扰乱，便以破坏性形式重返……在这种混乱状态中，生命冲动已脱离了表面似乎健康的人们。死亡冲动取代了它……弗洛伊德在人类活动的中心发现了死亡的愿望，有什么奇怪之处呢？
文明人的经济活动具有这种对抗死亡又导致死亡的结构，因为经济活动是被采取升华形式的心理能量所支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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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３生与死的对抗
不仅对金钱的追逐，所有文明化的升华作用都具有这种结构。
因此，贺拉斯在他的第一首颂歌中指出写诗这种职业和所有职业（商人、士兵、体育家等等）一样，本质上是以自我牺牲和本能放弃为基本特征的；不过只要成功能使他“崇高的头颅跻身于星辰之中”
，那也是值得去干的。在《歌集》第三卷的结尾他这样庆贺自己的成功：“我已经建造了一座比青铜更经久、比帝王的金字塔堆积得更高的纪念碑。无论雨水的侵蚀和风暴的吹刮都不能摧毁它，无尽的岁月更迭和时光的流逝也做不到这一点。
我根本不会死。“
［１８０］我根本不会死——怀着这种希望的人并不曾活过，他的生命已在征服死亡中耗尽，他的生命已经转移到那些不朽的书页中去了。
九、人的身体
现在我们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分析的金钱理论的核心问题，即金钱情结与人的身体的关系上。
费伦奇在一篇著名论文《金钱利息的个体发生问题》中指出，金钱起源于升华了的婴儿期用粪便做游戏的冲动，而这种升华作用则是因直立姿势的发展导致对粪便的否定，从而损害了这一游戏冲动所引起的。费伦奇说金钱不过是这样一种最终产物，它“经过了上述过程之后便成了没有气味的、脱了水的、被弄得闪闪发光的污秽物。金钱是没有臭味的（ｐｅｃｕｎｉａｎｏｎｏｌｅｔ）”。
［１８１］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讨论过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从人体的转离，这与目前的论题关系不大。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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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心的是金钱源于肛门性欲这一命题。支持这一命题的是弗洛伊德论述“人格和肛门性欲”
（１９０８）
的权威性意见，［１８２］
而费伦奇实际上只是在补充弗洛伊德论文的基本观点。绝大多数正统精神分析理论也一直停留于对肛门情结作这种解释。
然而这一解释既不充分又易引起误解，应该予以摒弃。
认为金钱起源于肛门性欲也就是认定它（部分地）起源于游戏本能；言下之意就是说金钱情结包含着游戏因素，它（如费伦奇所说）在服务于现实原则之外也服务于快乐原则。在前面一章论述游戏概念时，我们承认无论古代或文明时代的金钱情结都包含了维布伦称之为“所有权的游戏”的因素，这种因素就是《游戏理论和经济行为》这部近著试图以数学形式加以把握的。
［１８３］但是，我们的整体研究表明金钱情结的内涵大大超过了升华的游戏。
首先，金钱情结所涉及的身体区域并不只是肛门区。既然排泄物转变成了食物，那就涉及到口腔区；既然金钱能生育，那就涉及到生殖区。换句话说，肛门性欲不能被孤立看待，金钱情结包含着所有性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部问题——也就是说，包含着人类身体的全部问题。在精神分析文献中作为适宜的出发点的，不是弗洛伊德１９０８年写的那篇论文，而是１９１６年的论文《与肛门性欲特别有关的本能转变》（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ＡｎａｌＥｒｏｔｉｓｍ）。
［１８４］弗洛伊德在该文中用图表列出了一系列复杂的象征性等同关系，他指出维持这些关系的是潜意识中供给肛门性欲处置以能量的种种幻想。弗洛伊德对粪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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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物体”（ｌｕｍｐｆ）
、“礼物”
、“孩子”
、“阴茎”进行了区分，也指出了它们的联系。我们所作的整个努力就是要证明金钱情结不是起源于粪便，而是起源于关于粪便的这些幻想。这支持了我们前面关于人类精神中的病原物质是由幻想构成的论点。由于同样的原因，那种从解便训练中推导出肛门人格的庸俗的精神分析观点也就受到了批驳。
弗洛伊德所揭示的那些关于粪便的幻想，本质在于给粪便赋予了身体某些其他功能的价值。费伦奇在其后期对精神分析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就是证明了人体的性组织是通过一种器官的功能和价值向另一器官的替换性移置来构建的。
他把这一过程称为“性欲的两性融合”（ａｍｐｈｉｍｉｘｉｓｏｆｃｒｏBｔｉｓｍｓ）。
［１８５］性欲的两性融合“就是人体中对应于弗洛伊德所列举的幻想中的象征性等同关系的东西。这种”性欲的两性融合“也就是性的组织。身体的肛门性欲组织本身涉及到身体其他部分，是身体其他部分的功能与价值移置到肛门区域的结果。在前面一章中我们曾经说过，升华就是在外部世界中寻找失去了的童年时期的身体；不过这个失去的身体已经是迷惑难解的了，已被成为自己父亲的幻想（例如给粪便赋予”阴茎“或”孩子“的价值）弄得混乱不清。因此，如果说金钱情结起源于一种肛门情结，那么用怀特海的术语来说，这种肛门情结乃是整个人的身体的错乱在一个特定区域的汇聚——这个汇聚点和其他区域（口腔区、生殖区）都有内在的联系。
其次，对肛门情结的阐述不能像费伦奇论述金钱的文章那样不涉及俄狄浦斯情结和阉割情结——以不那么专门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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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来说，即不能不涉及整个罪感问题。在我们对金钱的论述中，罪感概念是处于中心位置的；而且在弗洛伊德论“肛门情结”的第二篇论文中，粪便与“孩子”和“阴茎”的等同关系以及他对阉割情结的相关论述，给肛门情结引入了只有以俄狄浦斯来命名的意义空间。肛门情结（以及它的社会衍生物）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肛门兼俄狄浦斯情结。
［１８６］在精神分析文献中给予俄狄浦斯因素以应有重视的只有罗海姆（Ｒóｈｅｉｍ）论“原始货币”的论文和哈尼克（Ｈａｒｎｉｋ）论“时间”的论文。
［１８７］罗海姆和哈尼克找到了弗洛伊德的第二篇论文这个恰当的出发点，并取得了进展。不过他们的工作也只能被称为在正确的方向上胡乱摸索。
从精神分析方面来看，困难在于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关于“前俄狄浦斯”
母亲的理论还处于落后和混乱的状况中。
精神分析上的肛门阶段是一个前俄狄浦斯阶段，但它不应被解释为一种尚未受到阴影侵扰的爱欲现象。
按经典理论所说，这一阴影是与威胁性的父亲的灵光相联系的。
［１８］如果把罪感解释为对威胁性的父亲的反应而不是源于对母亲的固有的矛盾关系，那么罪感问题就被误解了。与此相同，阉割情结以及人类附加于生殖性和男性气质之上的象征意义的重负，也如我们在前面所论证的，是在儿童与“前俄狄浦斯”母亲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
第三——这正是正统精神分析的解释中最重大的谬误——婴儿期肛门情结及其社会衍生物金钱情结主要不是爱欲的表现，不是肛门爱欲，而是死亡本能的一种表现（在这一点上罗海姆和哈尼克也是例外，不过他们在这个问题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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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之外又引入了更多的复杂问题，结果澄清得不多而弄混了不少）。
在人类身体中当然总存在着爱欲；而且如弗洛伊德所言，死亡本能只有与爱欲微妙地融合才能表现出来。在婴儿期肛门性欲和金钱情结中也存在游戏因素；但我们的整个论证是要说明这一情结的主要建筑师是罪感，是成为自己父亲的攻击性幻想，是死亡焦虑或分离焦虑（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ｘｉBｅｔｙ）。
罪感、攻击性和焦虑关系到自我，即人性的精神方面。
在人性的身体方面与之对应的东西——婴儿期焦虑在身体方面的遗传物——则是人类身体的性组织，即一切人体的性组织（包括口腔、肛门和生殖组织）。它们也应当被看作死亡本能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费伦奇的杰作《塔拉莎》（Ｔｈａｌａｓａ）中取得了决定性的理论进展。书中指出，性组织不仅是通过费伦奇称之为“性欲的两性融合”的功能畸变构建的，构建力量还包括他所说的“海洋性退行倾向”
［１８９］——返回子宫的欲望，无力接受生命的个体独立性，亦即病态的死亡本能。
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只要人的身体保持着无论是前生殖器（ｐｒｅｇｅｎｉｔａｌ）还是生殖器的性欲组织，它就受制于（固置于）
扰乱人体的那些婴儿期心理创伤以及病态的死亡本能。
而且只要人的身体仍然固置于其婴儿期结构，就心理方面而言人的思想就仍然固置于婴儿期幻想，以人格结构的形式储藏于自我的无意识区域中，并且以升华的形式投射于外部世界。
我们坚定不移地信奉费伦奇的论断：“人格特征可以说是隐秘的精神病态。”
［１９０］不过我们要再次强调精神与身体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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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我们称为“人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身体的紊乱或功能失调。根据费伦奇的论述，人格构成就是性欲的两性融合的“心理上层结构和心理誊抄副本”
，是建立起性欲组织的器官功能畸变。
［１９１］威廉。赖希（ＷｉｌｈｅｌｍＲｅｉｃｈ）
（我们不应排斥出自任何来源的明智之语）曾建议以“人格甲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ａｒ－ｍｏｕｒ）一词来描绘人的强硬态度——人类身体就借此来抵抗自身向往那种爱欲洋溢的充沛生命的自然倾向，而这正是未患神经症的生命物种表现出来的。
［１９２］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费伦奇的这句话：“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人格是一种变态，是一种特殊的机械化反应方式。”
［１９３］而升华作用作为人类身体的一种活动来看待，则如弗洛伊德所暗示的，在结构上是一种歇斯底里症，是费伦奇所假设的因最初的向下移置作用而集中于肛门和生殖区的病原性里比多向上部器官（尤其是手和眼）的移置。
［１９４］
假如我们能想象有一种不受压抑的人——一种强大得足以去生也强大得足以去死的人，因此也就是人所未曾成为的人，即独立的个体——那么这样的人已经克服了负罪感和焦虑，绝无金钱情结。而与此同时，这样的人将拥有一个摆脱了一切性欲组织的身体——这个身体摆脱了无意识中回归母亲子宫的口腔、肛门和生殖性幻想。这样的人将会摆脱掉弗洛伊德所证明的那种困扰着文明的噩梦；而摆脱这些幻想也就意味着摆脱了弗洛伊德所无情揭示的那种人类身体的紊乱失调。
通过这样的人，人间将实现基督教的那个神秘的希望，实现路德所说的摆脱了死亡和污秽的身体的复活。摆脱了污秽就是摆脱了将里比多集中于排泄功能并使人成为耶胡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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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３生与死的对抗
种种婴儿期幻想，摆脱了死亡就是摆脱了路德视为撒旦的统治的那种生中之死的统治；不过摆脱了死亡也就获得了生与死的力量。
“达到完美的东西，一切成熟的东西——都需要去死。”
［１９５］
人的灵魂和这样一个改变了的身体是能够达到和谐的，人的自我也再度恢复造物最初所设计的面目，成为一个肉体的自我和肉体的外部形态，体验着作为生命的身体与身体之间的交流。不过，通往自我与身体的最终再度统一的途径并不是人的自我的消亡，而是对人的自我的强化。人的自我应当强大得足以去死，并且强大得足以抛弃罪感。古代人的意识强大得足以承认负有罪过；基督教意识强大得足以承认负罪太深，唯有上帝才能救赎；现代世俗的浮士德式的人强大得足以带着不可救赎的罪罚而生存；彻底的精神分析意识认识到罪感起源于婴儿期的幻想，便强大得足以把这笔孽债一笔勾销。
十、排 泄 物
人类身体的整个问题，以及生与死的整个问题，都包含在升华作用中；精神分析也始终坚持在升华作用与肛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精神分析学说对于人类骄傲痛加攻击——我们除了自己的升华性之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而精神分析倘不能同时提供一种改善的希望，也就不堪容忍，毫无益处了。我们已经论证了更好的出路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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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６３
的。仅仅是这种希望才使我们可能去探究精神分析理论中这个最苦涩的部分。
精神分析的悖论所断言的是，一切被占有被积聚之“物”
、财产和财产的普遍凝结物——金钱，从本质上说都是粪便。精神分析不仅应当对金钱情结的起源问题，而且应当对其终极效用问题表明自己的立场。庸俗的精神分析解释只是局限于论证财产范畴起源于婴儿期排泄物操作。但真正的要害却在于财产始终保持着排泄物的性质，并且在我们内心深处（在无意识中）仍被我们当作排泄物。笑话、民歌和诗的隐喻以戏谑的智慧道出了这个隐秘的真相。戏谑的智慧也就是童年的智慧。儿童在意识中，而成人则在无意识中都明白这个事实，即我们只不过是些肉体。无论受到压抑和进行升华的成人怎么在意识中否定这一点——事实上生命仍然属于肉体并且只有生命才创造价值；一切价值都是肉体的价值。
因此，金钱与粪便相同并不使金钱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恰好相反，人体外部的东西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了对人体的意义，从而获得了价值。假如金钱不是粪便，它反倒会毫无价值。
不过，为什么要特别强调粪便呢？根据精神分析，占有行为满足了人体集中于肛门区的爱欲，但集中于肛门区的里比多反映了婴儿期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那种自恋工程（ｎａｒBｃｉｓｉｓｔｉｃｐｒｏｊｅｃｔ）
对肛门区的附着。
［１９６］想成为自己父亲从而以此征服死亡的自恋工程，可以借“物”来实现并同时保持着肉体的意义，但这种物必须由身体产生同时又滋养着身体。
对物的占有如果不是被它们既是粪便但也是食物这种幻想所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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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生与死的对抗
励，那么这种占有对身体来说就毫无价值。
弗洛伊德指出，财富之所以极少带来快乐，就因为金钱并非一种婴儿期的愿望；［１９７］支撑着金钱情结的那种婴儿期的愿望，其实是渴望获得一种自恋式的自我包容、自我补充的不朽肉体。因此，只有在粪便又是食物的时候，那种支撑着金钱情结的婴儿期愿望才能得到满足。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想成为自己父亲的那种自恋工程，从最深层次上看是由于不能接受死亡同时也就不能接受生存而产生的。一切这样的升华作用都以摒弃（否定）肉体为先决条件。摒弃肉体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肉体的生命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这一事实，而且无意识仍执着于这一事实，决不会摒弃肉体。弗洛伊德说过，在本我中没有对应于否定行为的东西。
［１９８］因此，自我摒弃肉体生命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将肉体爱欲由其支撑肉体生命的自然职能转变成为肉体构建“生中之死”的非自然职能。
于是，想要脱离肉体的病态企图只能导致对肉体死亡的病态迷恋（爱欲投注）。从无意识的、肉体的角度，因而是简单明了的角度来看，爱欲只有在偏转向排泄功能上时才可能偏离开肉体的生命。
在真实的肉体生命（也即是本我生命）
中，要使价值脱离肉体，只有把价值附加到由肉体所产生的非肉体性排泄物上去；而这些排泄物也就是肉体所产生的无生命物质，它们体现了肉体的一天天死亡。以更专门化的术语来说，升华的肛门性的前提是阉割情结，即弗洛伊德所说的使阴茎丧失性功能并使之麻痹的肉体的决定性死亡。
［１９］随着阴茎的死亡，爱欲关注的中心也就转移到身体典型的死亡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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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６３
即粪便上去了：［２０］
当儿童不情愿地认识到有的人并不具有阴茎时，这个器官对于他来说就是某种可以脱离人体的东西；他还准确无误地在阴茎与粪便之间看出类似之处，而粪便则成为第一种必须予以抛弃的身体物质。
柯勒律治对于肛门情结的真正性质比这位精神分析学家还看得更清楚：［２０１］
请注意婴儿还具有肉体和精神表面上的同一性，那时前者是可爱的。到童年时期二者开始分离，在青年时代人就挣扎着竭力想维持二者的平衡了：从那时起，肉体开始只是漠不关心；接着就要求明澈的心智至少要保持不偏不倚；最后，所有显示肉体之为肉体的东西都差不多变得像粪便似的肮脏可厌了。
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正是人的那种否定肉体并要超越肉体的倾向才使得人成为耶胡，具有一种“对污秽肮脏的奇怪癖好”
；“而在所有其他动物身上却显示出对清洁的天然爱好”
，［２０２］这真富于讽刺意味。
斯威夫特能够想象到升华的精神高飞翱翔，而最后是“笔直落进事物的最底层，尤如一条直线被它自己的长度拉成了一个圆圈”
；［２０３］他对这种反讽式的结局比弗洛伊德理解得更好。
弗洛伊德是赞同升华作用的，他将升华的倾向与人体直立姿势相联系，最后看到了升华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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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生与死的对抗
与肛门性欲的根本冲突。在他看来，升华作用是更高的生命形式对抗动物性残余的一种防御机制。
［２０４］然而讽刺性在于升华作用反而激励起病态的动物性（肛门性）
，而且更高生命形式即文明反倒显露出耶胡这种低级的生命形式。要超越于肉体之上就会把肉体等同于粪便。
归根到底，人类对粪便的独特的迷恋也就是人类对死亡的独特迷恋。弗洛伊德看到，里比多从生殖层次向施虐性－肛门性层次的退化代表着他所说的“本能融合的解除”
（ｄｅｆｕB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ｔｉｎ－ｃｔｓ）
，即生命本能与死亡本能的关系失去平衡致使死亡本能居于主宰地位。
［２０５］因为一切人类升华作用代表着肉体正在死亡，所以无论何种升华作用都一定要经过肛门情结；由于否定的辩证作用和压抑的回归过程，对婴儿期肛门性的否定反而给整个文化形态的生命赋予了肛门性品质。
因此，精神分析漫无节制地要求在所有艺术、科学等等背后找出肛门性，也是有道理的——只不过必须借助死亡本能来阐述，否则就没有意义。粪便就是死亡了的肉体生命，只要人类宁要一个死亡的生命而不愿要活生生的生命，那么人类就必定会不仅将自己的身体视为粪便，也会将周围的对象世界视为粪便，把一切都降低为无生命的死灭之物。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我们竭力吹嘘自己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他人以及对待整个宇宙的那种“客观性”
，还有我们精于算计的整个“理性”
，恰如其分地正是一种对待粪便既爱又恨的暧昧矛盾的态度，而且正是一种丧失了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动物对待粪便的态度。
耶胡式的人将其整个对自然界的看法败坏到了何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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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６３
度，可以从下述事实来加以衡量：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哲学上和科学上的“物质”概念受到了排泄想象的严重沾染。
ＪＯ威兹德姆（ＪＯＷｉｓｄｏｍ）把哲学家们埋藏在壁橱里的A贝克莱的一篇论文《关于焦油浸剂功效的一系列哲学思考与研究》（ＡＣｈａｉｎ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ｒｔｕｅｏｆＴａｒ－ｗａｔｅｒＴａｒ－Ｗａｔｅｒ）发掘出来。在贝克莱看来，焦油浸剂作为药物是“一种很有效力和安全的通便剂”
，而且在形而上的层次上类似于那种代表着神性向低级世界注入的“任何秽物都不能污损的光”
［２０６］威兹德姆论证了在贝克莱的哲学想象中“物质”
具有排泄物的性质。
但不幸的是他低估了自己的成就，给了哲学家们忽视他的论证的借口，因为他否认有任何怀疑贝克莱哲学正确性的意图，并限制了精神分析在探讨贝克莱思想的起源方面应有的作用。
［２０７］
我们的精神分析阐释不能接受将起源问题与效用性分离的做法。威兹德姆犯的是与评论斯威夫特的精神分析家们相同的错误。
他所面临的并不是贝克莱个人的肛门人格问题，而是西方哲学传统的肛门人格问题，甚至是人类的肛门人格问题。把人的身体想象为排泄物，要求人进行升华，把整个世界想象为“低级物质”的混合体，把天地当作一个巨大的宇宙升华的蒸馏器——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正如怀特海所说，整个西方哲学不就是一串通往柏拉图的脚印吗？
［２０８］
因此，从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就不能把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按表面价值来理解。如果说在这场论争中真正存在一个问题，那似乎就是上帝对于升华作用是否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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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生与死的对抗
的问题，因为无论是唯物论者还是唯心论者都没有对升华的原则提出质疑。精神分析也不能不怀疑：埃米尔。迈耶森（ＥｍｉｌｅＭｅｙｅｒｓｏｎ）深入探讨过的科学的“物质”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２０９］，实际上反映了人的肛门性失调向人所构想的世界图景的无意识投射——这在柏拉图的哲学和贝克莱的焦油浸剂哲学中是显而易见的。
现代科学所固有的将世界数学化的作法也就是对升华作用的信仰。数学是与城市生活同时代的产物，因为在城市中文化是按照升华原则组织起来的。柏拉图说得正确：神按几何原理工作，而数学则是将人类的爱转向超感觉生活的关键学科。伯特兰。罗素也说得正确：数学具有“一种冷峻之美”
，“绝不诉诸我们天性的软弱面”
，并令人产生“比人更强大的感觉”。
［２１０］精神分析关于数学思维中肛门人格的悖论，只不过具体说明了在肉体生命中有某一部分受到了断然否定——正如罗素否定了“我们天性的软弱面”——以便构建起非肉体的生命。
升华作用、死亡本能和排泄物之间的联系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受到人类神经症即人类历史的动态变化的影响。文化产生于对生命和肉体的否定，而否定肉体的生命又是不可能的——这就使所有的文化处于生命本能和死亡本能不稳定的分裂状态。因此，就肉体生命的恢复将会结束这种动态不平衡的意义而言，恢复肉体的生命就是历史发展所隐藏着的目标。
历史上的一系列文化模式——人类神经症历史上的各个阶段——展示了表面上似乎矛盾着的两种倾向的辩证发展过程：一方面是不断增长的对肉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被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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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１７３
肉体以异化的形式缓慢地复归。
事实上这两种表面矛盾的倾向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不断增长的对肉体的否定正以否定的形式不断肯定着被否定的肉体。升华是对肉体的否定，同时又在对它加以肯定；而升华完成这件辩证法的杰作（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ｔｏｕｒｄｅｆｏｒｃｅ）是借助于将被压抑的肉体投射到物上这一简单然而基本的机制。肉体的生命愈是转移到物中，肉体中的生命便愈少，但与此同时不断积累的物又愈是充分地表达了已丧失的肉体生命。因此，不断增长的升华作用就是历史的一个普遍法则。技术进步使得不断增长的升华作用成为可能；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的一章里所论述的，技术进步中隐藏着的目标就是发现和恢复人类的身体。
［２１］
由此可知，我们称之为历史进步或较高文明的东西意味着对生命本能的损害和死亡本能统治的增强。升华作用是肉体的坏死和肉体生命向无生命之物的退隐。在每一种升华作用中都存在着肉体的死亡。不过，我们应当看清楚被否定的肉体爱欲属于什么具体性质。升华作用所攻击的是附着于婴儿期性组织的那种爱欲，更具体地说就是肛门性欲。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肛门性欲是以婴儿对某种具有魔力的身体的幻想来维持的，这个身体似乎可以满足婴儿对于自我包容、自我补充的不朽性的自恋愿望。升华作用在否定肉体的时候也就否定了肉体的魔力，抛弃了在现实中绝不可能满足的幻想和肉体的本能目标。正因为这样，升华作用代表着现实原则的成果。另一方面，只要升华作用在无意识中仍继续寻找同一种婴儿期目标的满足，只要像金钱之类的物作为升华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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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３生与死的对抗
物是从原来附着于肉体的那些魔力和愿望中获取活力的，那么升华作用就将婴儿自恋癖的非现实目标永恒化了。这也就是说，升华中的自我仍然是在逃避死亡的自我。可是与此同时，幸而由于反讽法则，治疗人类神经症的尝试仍就是人类神经症的组成部分，所以升华中的自我在逃避死亡之时通过愈益抑制肉体而获得了不断增强的死亡能力。较高文明的成就是将生命转变为生中之死，这就使人类作好准备去接受死亡。
这一些理论上的思考使我们能够去考虑肛门情结的历史演变过程。我们前面说过，升华作用是文明人特有的防御机制，消除（赎罪）作用是古代人特有的防御机制。不可否认，古代人也有升华作用，而且也将肛门性予以升华。古代货币也是存在的，土著人的民歌也表现出排泄性的联想。举例来说，贝壳货币就是海洋的排泄物。
［２１２］不过，那种货币的发展程度和升华作用仍处于落后状态，因为人与物的关系不像人与人的关系，还没有带上渴求克服罪责和死亡的重负。古代人献出经济剩余物来建立和维持社会群体，以此作为分担罪感的手段。
以更带专业性的话来说，占据古代人头脑的是阉割情结、乱伦禁忌以及阴茎性功能的丧失——也就是说，生殖冲动被转移为目的抑制的里比多，正是后者支持着包容古代生活的亲缘体系。对应于低技术水准的低程度的升华作用，按照我们前面的定义来看，也就意味着比较弱小的自我——这个自我还没有（通过否定）
与自己肉体的前生殖性冲动达成妥协。
不过前生殖性冲动仍然存在，其结果就是前生殖性冲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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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７３
有婴儿自恋癖的幻想性愿望都以非升华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古代的人还保持着婴儿期的具有魔力的肉体。
因此古代的人具有独特的排泄物巫术的巨大结构，它标志着其肛门性未被升华的程度，同时也表明了脱离肉体的升华幻想衍生于肉体的幻想。事实上，古代关于具有魔力的粪污的传统观念并未轻易消亡并且在高级文明中留存着：据报道尼泊尔新登基的国王在加冕典礼上“要涂抹喜马拉雅山的泥土以取得智慧，涂抹马厩的粪土以取得速度，涂抹象圈的粪土以取得膂力”。
［２１３］我猜想喜马拉雅山是神的居所。
这种排泄物巫术的残余也并不限于神秘的东方。
１８世纪欧洲使用的药物（ｍａｔｅｒｉａｍｅｄｉｃａ）
虽然被冠以“千花液”
（ｅａｕｄｅｍｉ－ｌｌｅｆｌｅｕｒｓ）之类美称，却是动物和人的粪便的蒸馏物。
［２１４］我们要说明资本主义的被压抑和升华了的幻想，也可以借助于其较早原型炼金术的那些未被压抑和半升华的幻想。炼金术士们所使用的盐就是“自然的粪便”。他们的目标是从这种粪盐中蒸馏出“种盐”或“盐精”
，而“再蒸馏”的程序则在于“将这些盐精重新变成盐的粪便”。
［２１５］欧洲中世纪的货币制度本身还仍然保留着关于货币真实价值的古代记忆——在法国蒙特吕松桥上要求妓女付出的通行税是“四枚银币”
，或者“放出一个屁”。
［２１６］想用数学方法去把握精神分析悖论的不可救药的定量论者可以把这个古代遗物作为他们制作等价表的基础。
实际上乔叟在《法庭差役的故事》（ＴｈｅＳｕ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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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３生与死的对抗
ｍｏ－ｎｅｒ‘ｓＴａｌｅ）中已经预见到这种智力上的绝妙杰作了：①
在数学里也从来没有谁，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谁能够拿出一个办法让大家平均分享一个屁包括那声音和气味？
然而，在真正的原始思维中，文明社会赋予金钱的那种控制他人的力量是通过拥有他人的“垢物”
（排泄物、毛发、指甲等等）
来获取的；［２１７］“垢物”
即人与古希腊的谚语金钱即人是同一个意义。
“占有”
的范畴和基于占有的权力都显然产生于巫术－垢物情结（ｍａ－ｇｉｃ－ｄｉｒｔｃｏｍｐｌｅｘ）。即使在经济剩余物主要受相互赠予原则制约的社会里，巫术－垢物情结仍可能被第一个个人主义者（即有势力的巫师）利用来征收经济上的贡品。而且，我们在巫术－垢物情结中还能觉察到对死亡的恐惧和对自我补充的不朽肉体的幻想性希望。由此而产生了食粪仪式以及与含粪仪式有密切关系的食尸仪式，并产生了污物与葬礼之间经久不变的联系——普里阿摩斯在
①该诗为英国诗人乔叟（Ｃｈａｕｃｅｒ）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一个故事，讲述了一个病人被游乞僧强求捐助，便放了一个屁献给修道院，从而使僧侣们因分配问题而为难。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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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７３
赫克托耳战死的时候在粪堆里打滚；①原始部落的人弄脏身子来作为哀悼的表示；我们穿黑色的丧服；汤加岛居民在坟墓上虔诚地垒起一个粪堆；我们印欧族的祖先则在坟墓上垒一堆石头。
［２１８］我再举一个必要而充分的例子来说明附着于人类肉体的奇异幻想。
被布里福尔特（Ｂｒｉｆａｕｌｔ）视为人类最不开化典型的塞里印第安人有一种食粪仪式，研究它的这位人类学家发现其中“显露出产业经济的胚芽和一种微弱的节俭意识”。他论述道：［２１９］
要正确描绘塞里人的进食习俗不能不涉及到一种有系统的食粪仪式，它似乎具有信仰特征也具有经济特征。
从最简单的方面看这种习惯是与霸王树果实的收获相联系的。
数量巨大的果实被他们吃下去，没有被完全消化，尤其是有坚硬外壳的种子经过消化系统之后并无改变；含有这些种子的粪便被小心保存起来，到收获季节过了以后这些贮藏物（当然在干燥的气候里已脱去水分）被碾碎……并被簸扬。然后把得到的产物吃下去……从表面上看这种食物包含的要素恰好类似于克拉维吉罗（Ｃｌａｖｉｇｅｒｏ）
、贝格尔特（Ｂａｅｇｅｒｔ）等人所描述的加利福利亚印第安人的“第二次收获”。
然而至少在塞里人中它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它是作为贮存和保藏食物供应的唯
①公元前１２世纪爆发了希腊联军攻打特洛伊城的特洛伊战争。普里阿摩斯即为特洛伊国王，赫克托耳为其子，被希腊的阿喀琉斯所杀。事见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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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３生与死的对抗
一方法，因此也就是产业经济的一个胚芽，可以说从中产生了一种微弱的节俭意识。塞里人节俭意识的出现和一般的美学的以及产业的开端一样，都是通过信仰和相伴随的仪式来形成的，因为这种两次消费的食物被视为具有强化了的力量和效力。
在塞里人的巫术里，粪便确实就是食物。但在我们要想把塞里人从人性的名册上勾销之前最好回忆一下希腊神话中弥达斯（Ｍｉｄａｓ）的故事。
①塞里印第安人未经升华的肉体巫术揭示了唯一可以归属于贪婪梦想的肉体意义。而且既然生命的意义只能是肉体的意义，贪婪的梦想与塞里人的肉体巫术相比就更不真实，而不是更真实。
在精神分析及其关于金钱的肛门人格的学说出现以前，对金钱情结的本质的最深刻的洞察只能通过神话的媒介来表达——在现代就是通过魔鬼的神话来表达的。我们在论述路德的那一章里已经说过，魔鬼是原始神话中“狡诈精灵”
（Ｔｒｉｃｋｅｒ）
的直系后裔；狡诈精灵通过古典神话中赫尔墨斯这类中介形象演变为基督教的魔鬼的过程反映了肛门性的发展历史。原始神话中的狡诈精灵被未经升华和未被伪装的肛门性所包裹着。
例如保尔。雷丁（ＰａｕｌＲａｄｉｎ）就这样描绘威尼巴戈的狡诈精灵：［２０］
他发现一个球茎，任何人只要嚼了这东西就要解大
①参见原文２５７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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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７７３
便……于是他吃进这个球茎并咀嚼它，却发现自己没有解大便而只是放屁。
排出的气体逐渐变得越来越猛烈。
他坐在一段木头上，但被反冲到空中，木头压在他身上；他紧抓住树，却把树的根也拔了起来。他无计可施，便叫一个村子的居民把他们所有的东西堆在他身上，包括他们的小屋、他们的狗，后来他们自己也爬在他身上……
最后全世界的人都爬到了他背上来。他喷出一阵可怕的气，把人们和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喷得七零八落，四处散布……现在他开始解大便了。地上堆满了粪便。他为了躲藏爬上了一棵树，但没有用，他跌落到自己的堆积如山的粪便里……
然而，所有研究比较神话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搞“污秽”恶作剧的狡诈精灵乃是人类物质文化的源泉，是一位伟大的文化英雄。的确，狡诈精灵能够通过污秽的恶作剧，从粪便或稍加伪装的粪便替代物（泥污或土壤）
里创造出世界，用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
的话来说，这反映了排泄产物万能的观念。
［２１］在古典时代的习俗中达到了最完全的升华的是赫尔墨斯，这个形象是通过肛门性的升华－否定作用而产生的。
尽管还保留着未经升华的肛门性的外表，但直接排泄物首先被象征性的石头堆所取代，后来又被象征性的钱袋所取代（试与玛格丽特。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ｅａｄ］所描述的阿拉佩西人盛装有魔力的垢物的口袋相比较）。
［２］路德的魔鬼是古典升华作用的一个否定，否定升华作用是因为把肉体看作堕落的和肮脏的；魔鬼通过被压抑肉体的回归而重新获得了排泄性特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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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肛门性并不像在巫术－垢物情结中那样有里比多或魔幻性生命的投入，而是被当作死亡来看待的。从狡诈精灵到魔鬼再到资本主义的伪世俗的恶魔性，这整个演变过程显示了死亡本能逐步取得了胜利。
文明人的升华作用使人的肉体除去了魔幻性，从而代表了现实原则一方的某种胜利。不过，使人体除去魔幻性也就使它失去了性的特征；在升华之路上现实原则一方的胜利也就是死亡本能一方的胜利。
这一进程的终点正如路德所说，必定是死亡对于肉体和整个可见现实领域的统治。在现代，随着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了金钱情结历史的新阶段。一方面，至少是由于终于压抑了对金钱情结的肛门－爱欲性起源的意识，从而达到了最后的升华——在此之前似乎因为认识到金钱是肮脏的，所以对金钱的追求一直受到抑制。
但在另一方面，则存在一种对抗升华作用的转变，里比多从升华作用中退出，使升华本身失去了性的特征。前资本主义的积聚（“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舒姆皮特称之为“创造性的毁灭”）在心理上的不同，正是在于前者那种对黄金和不动产的积累会使拥有者产生肉体上的满足感。伏尔蓬尼①就对他的黄金这样说：“让我亲吻你，你这最好的东西，使我的快乐远远超过一切别的欢乐；你是这样的美，我们是如此相爱！”
［２３］真正的资本主义则与此相反；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我们假设它的强制性动机是追求快乐而不是积累财富，
①伏尔蓬尼（Ｖｏｌｐｏｎｅ）系英国戏剧家本。琼生（１５７２－１６３７）同名剧作中的一个贪婪狡诈的人物。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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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９７３
那么它就从根本基础上毁灭了。
［２４］
爱欲的退出把文化交付给了死亡本能。死亡本能所累进造成的非人性的、抽象的和非个人的世界消灭了具有升华的、爱欲的、生命的存在可能性；对于古希腊人的这种生命形式我们只能以怀旧的心情去加以赞赏。这样，升华之路的终点就是它的自我否定，并为它自身的废除准备了舞台。与此同时，生命向生中之死的转化也就是现实原则一方的胜利。爱欲退出升华作用，产生了幻想破灭这一意义重大的结果。
［２５］
正如现代文明无情地消除了文化中的爱欲一样，现代科学也无情地消除了我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观念的神话性质。现代科学摆脱了我们种种陈旧古老的爱恋，既为现实原则也为死亡本能服务。这样，科学和文明就结合起来清楚地表达了人类神经症的核心，即人没有能力去过肉体的生活——也就是说人没有能力去死。人类的肉体不得不被交付给死亡，直到文化能够产生精神分析为止——它是对人类陈旧古老的爱恋的最后攻击，也是人类第一次转而面对自己的肉体。
因此，人类的普遍意识需要有这样一门关于神经症的科学即精神分析，从而证实并进而超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ＪｏｈｎＭａｙ－ｎａｒｄＫｅｙｎｅｓ）的直觉判断：［２６］
当财富的积累不再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时，道德法规就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将有能力使自己摆脱围绕我们两百年之久的许许多多伪道德原则——由于这些原则，我们一直把某些最令人厌恶的人类品质抬高到最高美德的地位。我们将有胆量按照金钱动机的真实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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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它。将金钱作为占有物来爱恋并不同于将金钱作为获取生命的享乐和生活的真实之手段来爱恋——前者的本质将为人类所认识，它不过是某种令人憎恶的病态，是一种半是犯罪学半是病理学上的怪癖，是令人不寒而栗而只有移交给专家去处理的精神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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