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货币
货币的定义。导致货币的发明的自然条件。曾经当作货币使用的不同物质。
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贵金属。
偏爱贵金属的原因。
贵金属是天然的和普遍的货币。货币与财富的差异。决定贵金属的价值和流通中货币数量的条件。政府不能改变货币的价值和必要的货币数量。铸造货币的开端。它没有改变贵金属中自然的价值关系。政府利用铸币实行的欺诈。自然条件极为周密地调节着货币,因而不需要政府加以调节。政府纸币的起源和弊端。商业纸币的起源。
期票和票据。
现在处于流通中的大量期票和票据。
这种货币的优点。造成银行业者兴起的自然条件。他们的期票只形成了商业纸币的一小部分。钞票的优点。因政府干预而造成的钞票的缺点。
地方银行业者的发行量。
自然条件控制并调节着纸币。
按照斯密博士的定义,“货币乃是这样一种工具或手段,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利用它而获得按照适当比例定期分配给他的、他的维持生活之物、舒适和娱乐。”实际上,货币只是进行买卖的工具,对货币的考虑并不形成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一部分,正像对轮船或蒸汽机的考虑、或对任何用来促进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工具的考虑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一样。
货币不同于所有其它工具之处在于它被整个社会所使用,它并非任何个人的专有财产。
货币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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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自然的普遍规律作用于人们思想的方式的说明;货币造成了在规则性方面与宇宙行星任何运动相等的行为一致性。各国政府总是干预货币,这种情况乃是屡次造成纠缠不清的辩论和令人痛苦的改变的根源。因此,货币吸引了学术界的高度注意,调节货币的原则成了争论不休的主题。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有必要对货币进行一番简要的探讨,尽管货币本身并不比任何其它对人有用的工具或商品更有权利要求在政治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我无意研究我们政府变动货币的历史,我也不想着手调查在立法方面理论工作者对立的意见以及际实工作者对立的方案;因此,我将把我的研究局限于那样一些自然条件,它们最初导致了金属货币、以后又。。。。
导致了纸币的发明,它们还调节着两种货币的数量和价值。
我曾经陈述了这样的自然条件,即:一切商品都是在不等的时期中被生产出来,而劳动者的需要却必须每天得到满足。在实现了劳动分工以后,这一条件在一切时间和地点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在最原始的社会状态中,捕鱼者或猎人在一次行动中就能得到食物的供应,但是弓和箭、独木舟或石斧的制造者必须花费几天工夫才能完成其工作。现在也是这样,面包焙制匠、屠宰匠或鞋匠能在几小时内把他们的产品投放市场,而农民、制革匠或畜牧者则必须在几星期、几个月、甚或几年之后,才能出售其产品。这种在完成不同产品上所必需的时间的不相等,将造成这样的情况,即:在弓和箭的制造者或畜牧者能拿出任何完成的产品以交换猎人或面包焙制匠多余的猎物或面包以前,后者将具有多余的猎物或面包。这样一来,交换将不能完成;制弓者或畜牧者必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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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是一名猎人或面包焙制匠;而劳动分工——倘若其优点能被推测的话——也将仅仅被看成是某些异想天开的狂热者不切实际的设计。劳动分工的明显效用促成了克服这一困难的手段,它促成了货币的发明。
促成货币的发明的另一自然条件是:各种不能分割的商品在价值上的不等性。一把弓和一支箭的价值永远不会和诸如一座茅舍、一条独木舟、一把手斧、一条公牛、一只鹿、一只野兔或一条鲑鱼这样一些东西的价值恰好相等;没有这样一种衡量标准——它确定不能分割的商品(这些商品一经分割就会毁坏)在价值上等于多少或若干其它商品,这些商品就不能彼此交换。这种衡量标准——不论它是什么东西——就是货币。
斯密博士说,“我们将假设有一个人拥有某种商品的数量。。。
超过了其本身的需要量,而另一个人的拥有量则少于其本身的需要量。屠宰匠在其店内拥有超过其本人能消费的肉,同时酿酒匠和面包焙制匠每人都想购买其中一部分。但是除了他们各自职业的不同产品而外,他们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而屠宰匠又已备足了他眼下需要的面包和啤酒。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不能达成交换。他不可能成为他们的商人,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他的顾客;他们所有的人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服务的程度降低了。“斯密补充说,”为了排除这一困难,他们每一个人都想努力获得某种(补充的)商品——他。。。
们知道该种商品在一切时间和地点都将被其他人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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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
①这种商品就是货币。
斯密博士所使用的语言几乎可以使我们假定:他把货币的发明视为一偶然的事件;或至少他并未对那些特定的条件——不论何时只要实现了劳动分工,这些条件就会引起某种商品作为货币而使用——形成任何精确的概念。这些条件就是:完成生产所必需的时间的不等性;不可分割的商品在价值上的不等性;以及当某人需要另一人所拥有的商品时,他所生产者却并非该另一人所需要的商品。由于这些自然的条件,劳动者也许就不能够通过以物易物而满足他们互相的需要。因此,货币的发明或者利用某种商品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或交换一切商品的手段,乃是社会发展中一自然的和必要的步骤;货币的发明是由劳动分工引起的,它对劳动分工的延续是必不可少的;由此可见,货币的发明与劳动分工是同等有用的,并且也同等普遍地被人们采用。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金属货币,并且我们将仅仅考虑。。。。
贵金属。
因为尽管自从有史以来并且在地球上的多数国家内,某种特殊商品曾被用来作为其它商品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就像这些国家都曾具有某种容量和长度的衡量标准一样;但是正如一个国家选择码、而另一个国家选择公尺作为长度的衡。。
量标准,不同的商品也曾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当作货币使用。在世界的早期,使用最普遍的商品,诸如牲畜、盐、铁、布②曾被作为货币使用,而在寒冷的气候区,比如在古代俄
①《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
②《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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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人中间,毛皮①曾被作为货币使用;在西印度群岛,糖曾经成为货币,而腌鱼和小贝壳则曾经分别是纽芬兰和非洲某些部分的货币。在非洲大陆的西海岸,现在仍然习惯于用若干卷烟草或若干根铁条计价,就像以前在弗吉尼亚的情况一样;丹哈姆少校在其最近的游记中告知我们,在波尔鲁,人们使用的货币叫吉布卡,系一种狭窄的布条。但是,贵金属(或金和银)长期以来曾经、现在仍然不仅是整个欧洲的,而且还是亚洲、非洲和美洲大部分地区的货币,在太平洋的许多岛屿上,贵金属也为人们所乐于接受。由于是自然条件规定了人们要利用某种商品作为其它商品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因而我们可以肯定,人们对贵金属的普遍偏爱必然是根源于某些明显的自然条件的。
这些自然条件就是贵金属的特殊属性,麦克库洛赫先生将其归纳为:第一,几乎无限的可分割性的性能,所以它们。。
可被用来表示几乎具有各种价值的商品;第二,长久的耐用。。
性,所以它们不会因长期使用而变质;第三,只需少量即具。。
有巨大价值,所以它们便于运输;第四,均质性,所以具有。。
①《政治经济学教材》。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英雄狄俄墨得斯的盔甲花费了9条公牛,但据萨伊在编辑斯托契所著《政治经济学教材》一书时。。
的注释,加尼尔先生已经考证,这里指的是9枚上面印有公牛记号的一种金属货币,这种货币也就由此得名;正像我们把上面印有英王头像的一枚铸币称作一金镑没有理由假设:所以将国王的头像印在金币上,是。。。。
因为国王的头大约值20先令,但是一条公牛的价值也许和将公牛记号印于其上的该金属货币的价值大致相等,人们所以选择公牛记号是因为公牛以前曾被作为货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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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大小和单位的每一块贵金属总是具有彼此相等的价值;第五,价值的稳定性,没有这一性能就不能用它们来衡量其。。
它商品的价值。人们不是断言,金和银的价值是不变的,不过其变动小于多数其它商品价值的变动。
至于其它4个属性,则相对于任何已知的其它物质来说,在更大的程度上为贵金属所特有;这些属性在一切时间和地点是如此均衡地对人类的思想起着作用,以致它们总能诱使人类按照一致方式行动,采用贵金属作为货币。世界上曾出现过的、最强大的征服者的势力只能维持在其有生之年,并且其影响也只能扩大到极为有限的范围;但是将贵金属作为货币来使用却已经通行了许多世纪,并且现在几乎已经遍及全世界。由此可见,和劳动分工一样,将贵金属作为货币来使用是在没有任何立法机关的干预下开始的(永远不应忘记这一点)。
金属货币不像一支由残暴士兵组成的军队——军队是法律造成的结果,是政府的创造物,金属货币是被人类本能地采用的某种东西。贤明的杜尔哥这样说,“贵金属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货币,这并非由于人们之间的任何协议,也不是由于任何法律的干预,而是事物的本性和力量所造成的结果。”
货币和财富有时候被认为是同义语,对个人来说的确是这样,但是对国家却不能这样说。例如,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当立法机关宣称英格兰银行的钞票为未贬值的和充分兑换黄金的货币时,贵金属几乎从流通中被逐出。尽管我们的金子和银子遭受了损失,尽管对公共财物挥霍无度的浪费程度超过了甚至我们曾见过的我们最浪费的政府的臣民所作所为,英国的人口、力量和财富都增加了。个人获取他能获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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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货币,随着他拥有或能获得大量货币,他被认为是富有的;但是国家的财富却只能由它的全体居民所享有的方便、舒适和奢华来衡量。个人拥有的货币可以称为他的财富,因为他能用它购买他需要的任何东西;而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的货币通常作为只能留在当地的货币而流通,只有用金锭(它同布匹与谷物一样)才能从其它国家购买商品,或者按其本身的价值交换其它国家的商品。既然是自然条件规定了利用某种商品作为其它商品的价值的衡量标准,并有说服力地推荐了采用贵金属来完成这一目的,我们就很难假设:任何国家在任何时间拥有或需要的货币数量不是由某种自然条件来调节的。既然货币不是立法机关的产物,因而其数量和价值就不受法律的调节。两个与政府完全无关的自然条件——虽然政府干预并扰乱它们——永远在决定着贵金属对所有其它商品的相对价值,以及必须处于流通中的贵金属的数量,这两个自然条件就是:获得或购买贵金属和其它商品所需要的劳动。。
量,以及在任何给定的时间和地点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
由于一切商品无一例外地均为劳动的产品,因而除了生产每一商品和一切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用以确定它们彼此相对价值的其它准则。这种情况在贵金属和一切其它商品之间建立了一种自然关系,这种关系。。
仅仅当获得任何一种商品(包括贵金属)是变得更困难了抑或更容易了而发生变化。我不是说政府不能改变和扰乱这种关系;政府能够通过禁令或补助以增加获得某种特定商品的困难;政府也能够通过各种特别税以打乱各种商品彼此之间自然交换的比例关系;我只是说,获得一切商品自然地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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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劳动量,在获得一切商品时会自然地碰到不同程度的困难,而这些不同的劳动量、这些不同程度的困难在我们的思想中建立了一种在一切商品(包括贵金属)之间的自然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尽管它会变化——是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任何法律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无论是就它们彼此之间来说,还是就所有其它商品来说,贵金属有着固定的价值,它决定于生产每种贵金属和一切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
①例如,当歉收时,用于耕作的劳动量、从而凝聚在谷物中的劳动量与丰收时的劳动量大致是相等的,这样一来,在给定的谷物量的生产中使用了超过通常的劳动量,因而相对于所有其它商品来说,谷物的价值上升了。既乏的忧虑可能起干扰作用而使谷物的价格上涨到远远超过补偿农民多消耗的劳动的程度;但是,即使没有这种忧虑的干扰,谷物的价格也必然会上升,因为在给定的谷物量上消耗了更多的劳动。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中,在一切金属制品和服装业的多数产品的生产中实现了不断的改进,这些改进已经减少了生产上述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根据同一原理,它们的价值都已下降。还是根据同一原理,美洲的发现降低了全欧洲贵金属的价值。因为
①也许我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些作者不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标准;他们补充提出了利润并将地租包括在内。
我不想用他们浅陋的、词语上的、荒谬的辩论来占用读者的时间,特别是我在正文中的全部论述都是就商品的相对价值而言的,因而就全部商品来说,它们的相对价值都同等地受到了地租和利润的影响;因此,就我所考虑的这种关系来说,即使根据他们的理论,相对价值不考虑利润和地租也不会导致任何错误。
(当然,倘若我也像他们那样极端错误地把劳动——一切财富的创造者——包括在商品这一范畴内,则我的推论就将是错误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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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现使我们能以低于从欧洲矿山获得金和银(特别是后者)所必需的劳动而得到它们的供应。金和银的价值几年中下降了如此之多,以致发现美洲的这段时期成了政治经济学历史中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历史中的一个不平常的时代。在该段时期以后,全欧洲用于购买谷物的银子超过以前两倍多。
①
凡是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地方都出现了这种变化;这就有力地证实了下述论断:相对于其它商品而言的贵金属的价值是决定于自然条件的。
确立了这一原理以后,我们就能清楚地领会决定着任何国家中所需货币数量的另一原理了。除了作为货币外,金和银还具有许多其它用途,它们是昂贵的商品。作为货币,它们促进了交换,而交换乃是使劳动分工得以延续所必不可少的。
矿工倘若得不到适当支付,他们将不愿供应这些金属,而其他人除非需要贵金属,否则他们就不愿向矿工支付。他们对货币的需要受调节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或者将要买进和卖出的货物总量;因而在任何时间和地点所需要的货币数量永远决定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当然,贵金属对其它商品的相对价值决定着必须用多少贵金属来交换其它商品;并且在一给定时期中将要完成的销售总额决定着——只要货币是实现那些销售的工具——所需要的货币数量。
政府可能间接地——但不是直接地——影响营业额,从而影响一国所需要的货币数量。例如,政府可能通过征课重税而妨碍一切行业并使许多生产性企业停工,但政府本身不
①《国富论》,第一篇,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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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东西,它没有任何能增加营业的能力;因此,它没有影响或决定任何国家中所需货币数量的能力。但是,政府无时无刻不在力图调节贵金属的价值(当把贵金属作为铸币使用时)以及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我想仅仅在为了说明政府干预的原则和根源所必要的范围内,谈一下政府在这方面行动的沿革,我在这里只是陈述,任何时候每当政府利用其调节而背离了刚才我指出的由自然条件所确立的标准时,事物按照这些自然条件而调节其本身的倾向远比立法者的一切限制要更为强有力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迟早它将制服立法者的法律,并在财产中造成可怕的震荡。
当最初把贵金属作为货币使用时,它们是随用随称,就像任何其它商品那样;这种做法在中国和某些其它国家内仍在继续沿用,一切国家中对外国铸币也仍在采用这种做法。
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当着赫斯的几个儿子说,他称给埃弗朗的银子为400谢克尔①银子,银子是当时与商人交易使用的通货。”
②“据说古代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君主的收入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实物——也即各种食品和粮食——征收的。威廉一世开始实行用货币征收其收入的作法。但在一段长时间里,这些货币是由财政部按重量、而不是按数量收进。”
③现在,倘若我们到货币兑换者那里要求兑换外国货币、甚或畿尼④,他也要称其重量以确定其价值。
将金属分成小块并在每
①谢克尔为古希伯来人及巴比伦人所用之衡名,约等于半英两。——译注②《创世记》,第23章。
③《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
④旧英国币名:1813年停止流通,等于21先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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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上打上印或作出标志以保证其重量和价值无误,乃是后来发明的方法;这种方法的效用和方便——它告知每一个人:该小块金属是货真价实的,它值多少——必然很快便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某些其它物质也具有贵金属的、可见的特性,因而需要金匠或试金者的技能来确定金块的纯度。倘若每一个人在进行买卖时都要完成这样的程序,那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便是称出每块金属的重量,这也几乎是一种没完没了的工作。
通过大量化验金块的纯度,然后将其分成小块,在每一小块上作出记号以表示它含有一定纯度和一定重量的黄金,这就免除了使用人化验和称量黄金的麻烦。这样一个过程是极其有用的,因而只要是将贵金属作为货币使用的任何地方,都采用了铸造货币的作法。。。。。
各国政府觉察出了将这一过程抓在它们自己手中可能带来的好处,它们禁止个人铸造货币,宣布它们是唯一合法的铸造货币者。还因为货币是被整个社会使用,所以调节和安排货币不是任何个人特有的事务,虽然我并不怀疑,倘若事物不受干扰,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会出现一类值得社会信任的劳动者,他们独有的职业就是供应金属货币,就像现在有那么一班供应纸币的人。但是,人们假设,在这一情况下也和在无数类似的情况下一样,除非立法机关制定法令,否则只会造成无秩序和混乱,政府于是僭取了铸造货币的权力。
此外,那些被允许铸造货币者理所当然地必须是享有公众信任的人,政府通常能做到这一点——这样说是否恰当,只有读者自行判断了——或者由于政府有能力强制公众服从其法令,政府因而僭取了铸造货币的权力,它们或者享有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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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或者能使公众服从。在我看来,政府给自己规定为社会提供铸币的职责这一作法似乎缺乏其它根据。
读者当能想起,将贵金属铸成货币,除了使贵金属能更好地适合于执行货币的功能,增加了它们的效用,并比例于化验和铸造它们的劳动而稍为增加其价值外,没有(也不能)改变存在于贵金属与所有其它商品之间的、价值的自然关系。倘若我们力图改变除了货币以外的任何商品的相对价值,我们立刻就能看出这种企图的荒谬性。例如,倘若政府颁布法令,规定一头公牛换一只羊,一只羊换一顶帽子或一双袜子,人们将嘲笑政府的荒诞无稽,政府不公正的干预将会激起我们的愤怒,政府的这种法令也将受到藐视和违抗。
对所有其它类似的商品来说,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那末在金和银的性质中又存在什么东西使它们能不受这一普遍规律的作用,并使政府能凭一纸命令就在它们与其它商品之间确立一种违背自然情况的价值关系呢?在金和银的性质中并不存在这样的东西;当人们确定,比如说,一块1金镑大小的金子的价值等于价值20先令那么多的银子量,或者当人们决定将金子分成小块铸成重量为若干格令①的铸币时,印在铸币上的英王头像、王室的纹章,或者不论什么被选择的其它标志只是政府凭借君主的权威意欲向社会证明上述事实。它是一种宣告:每枚金币值20先令。
在每枚铸币上注明就某种其它商品而言该铸币的重量和价值,这种作法在从前曾是惯例,在欧洲大陆的某些国家中,仍然保留了这种良好的习惯。直
①英美制最小的重量单位,等于0。
0648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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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前不久,法国的一枚金币虽然称为一个金拿破仑或一个金路易,却在金币反面告诉(或曾告诉)你——目前的法国政府已用象征法国波旁王室的百合花徽代替了关于其价值的说明——它值20枚银币或法郎。
在英国,政府用文告通知人民铸币的价值;英王陛下的头像、王室的纹章,或者英帝国的拟人像①,或者英王乔治和龙代替了人们都能理解的清楚说明。
当读者知道了政府没有能力改变贵金属与其它商品之间的、自然的价值关系,它们只是通过发行铸币而僭取了证明这一关系的权力,以便——如同它们所说——保护人民不受欺骗和欺诈,并且当读者更想起或被告知,一切政府都在经常利用这一权力以迷惑和欺诈其民众之后,读者当能对政府的诚实、信用和值得信任的程度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政府或者在贵金属中掺进低劣材料,或者铸出份量不足的铸币,同时却印上国家记号或其领导人半身像以证明铸币的价值未变。倘若我要陈述欧洲各国政府使它们各自的铸币贬值的活动的历史,它们力图用连最卑劣的骗子都不屑采用的诡计以欺骗其民众的活动的话,我的论述将会过于庞大,虽然我不知道在人类错误的信任的全部历史中,是否还有比这更富教益的教训;因此,我将满足于叙述一下英国的镑和便士这唯一的例子,英国历届政府都在对铸币掺进低劣材料,以致当斯密博士在撰写《国富论》时,英镑和便士只含有它们最初
①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及三叉戟的女人。——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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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含量的大约三分之一。
①但是,政府的这种作法——即:试图为其铸币规定一个不同于其贵金属含量的价值,使之就像经由斯密博士所谓的“市场的讨价还价”
,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经由获得铸币和所有其它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所确定的价值那样而在我们的思想中确定下来——遭到了完全的失败。不论政府是改变铸币的名称,而铸币的贵金属含量不变;还是减少贵金属的含量或降低其质量,而保持名称不变;英国和欧洲各国历届政府试图使国家铸币按虚构的价值而保持流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不论货币本位是英国的镑,法国的里弗赫②弗罗林③。。。,还是奥地利的。。。,它们都在极短时期内贬值到按其实际含有的贵金属的价值(一点也不多)进行交换。这一事实的普遍存在证实了该规律——它在一切时间和地点在所有人们的思想中规定和决定着一切商品之间自然的价值关系——的一致性和普遍性。
倘若在我的简短论述中讨论政府是否应具有铸造货币的权力这一问题是合适的,并且倘若这一问题值得讨论〔在我看来,它不值一谈,因为不论立法者具有什么样的意见和行动,由私人发行的纸币无疑将(甚至在比现在更大的程度。。
上)替代金属货币〕,我想我能证明,任何国家的政府均无管
①为了说明我在正文中的陈述,我必须提出下列参考文献:《国富论》,第一篇,第四章;斯托契先生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第4卷,关于“银行业务”的注释;麦克库洛赫先生在《不列颠百科全书补编》中“货币”条目下所写的那篇极佳的文章。这些文章道出了真实的实际知识。。。。
②法国旧时流通的货币名,当时价值相当于1磅白银。——译注③奥地利旧时流通的货币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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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各该国铸币之必要,因为货币不像贵族的勋章或龙骑兵一。。
样,它不是政府的发明和创造。我敢肯定我能说服每一个通情达理的人,没有人有如那些掌握并行使政治权力的人那样完全地和彻底地不适合这一工作的了。经验告诉我们,在所有铸造假钱者之中,没有人有如政府那样——在保护人们免受铸造假钱者之害的借口下——嘲弄人类信任的了。政府利用改变铸币而改变了一切财产关系,并且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中造成了比决心不屈从其权力的民众所引起的任何结果所造成者更为长久的混乱和更为多种多样的苦难。此外,供应必要数量的金锭、银锭无疑是整个过程中远比化验金锭、银锭并打印以证明其价值更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作为惯例,英国政府从不干预金锭、银锭的供应;它将此一工作交由私人担任,后者根据市场状况而进口或出口金锭、银锭。铸币厂只是对私人运来的金锭、银锭打上印,极欠考虑地在铸造货币而消耗的劳动上不向他们收取分文;照顾那些经营货币业务者的利益而由国家负担这笔费用。因而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看来保持任何国家金属货币价值稳定并在流通中保持恰当货币数量的最佳办法就是:听任金锭、银锭和铸币如同所有其它商品一样,自由进口和出口,并让一切阶级和地位的人能够自由经营,就像经营帽子和鞋子各种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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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商品一样。
①
在大自然的一切造就中,我们都能观察到一种令人愉快的目标的一致性,在执行该目标时从不导致冲突的和谐性,以及一种不使我们有限的理解感到任何迷惑的完备性。普遍的常则从来不曾出现任何严酷的中断:既然在社会的某一阶段中,自然条件指定了作为货币的贵金属的采用,并调节其价值和数量,则认为大自然在这一点上会停止其指示,听任与有保障的和稳健的通货有关的无数其它条件凭侥幸或经由一些有野心者的无知的臆测来调节,那就和普遍的常则前后不一致了。虽然货币有时候被假定为政治家的发明,并且比文明社会中发生的那个奇妙的联合生产系统的其它部分更需要政治家的管理,我却认为在该奇妙的联合生产系统中,没有哪一部分比货币更好地说明了下述事实,即:该系统即便在其最细微末节的活动上也是受着自然条件的调节的。我们已经看到,货币是普遍存在的,因而它是自然的发明;并且贵金属乃是普遍的或天然的货币。劳动创造了一切财富并且是唯一的价值衡量标准这一自然规律决定着贵金属的价值;贵金属在具有了一相对于其它商品的确定的价值后,在任何时
①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铸造货币的作法起源于个人,并且在政府加以强取和垄断以前,一直由个人经营。斯托契先生说,“在许多国家中,确定金属的重量和在其上打印是由个人经营其事。”
“长期以来,这就是俄国的作法。”
因此,王室铸造货币的特权——英国议会就此已发表了许多议论——并没有悠久的历史。它远比发行纸币更具掠夺的味道。个人的铸造货币者永远要对社会负责;但是拥有政府权力的个人几乎在一切国家中都是不负责任的。只有他们能不受约束地欺骗社会;因而本来是不应把唯一享有特权的铸币者作为他们那帮人的诱惑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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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和地点所需要的贵金属的数量受调节于将要交换的商品数量,或者将要买进和卖出的商品数量。为了使贵金属能最好地符合作为货币使用的目的,必须保持掺入其它金属的一定比例,并且按照数学定理的要求,将其分成能整除的部分;尽管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尚未成为那些探讨货币理论者或者徒劳地妄图以其法令调节货币者的研究对象。
在探索货币起源的过程中,我已经陈述了货币的主要效用。货币经由使以物易物便于进行并促成劳动分工而有助于生产。
斯托契先生说,“当货币代理了所有其它商品的位置时,每一个人将更易于专心致力于一独有的职业;他可以除了经由出售其自己的产品而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以外,无需实行所有其它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因为他有充分保证可以用货币购买每一件其它东西。”
由于人们可以卖出小部分易腐烂的产品以获得不易腐烂的产品①,他不会想要掷掉易腐烂的产品;因而货币的使用由于防止浪费而增加了财富。一些诗人和道德家有时振振有词地归咎于货币的那些缺点,并非起源于对印有标志的金币和银币的方便使用,而是起源于人们的嗜财癖;具有嗜财癖的那些人是挥霍无度或对名利的强烈欲望的例证,是欺诈或贪婪的例证,是某些人对其他人的劳动拥有的权力的例证,货币仅仅是这些缺点的迹象、代理人和有用的工具。
现在我再来论述一下在文明世界大部分地区采用的一种或另一种货币、即纸币的问题。
我们可以将纸币分为两类,每
①此处即指货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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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纸币具有极为不同的特征,并产生极为不同的结果;这两类纸币就是:由政府发行、调节和控制的纸币;以及由商人、银行业者和厂家为了商业的目的而发行和流通的纸币。
欧洲几乎每一国的政府都在发行第一类纸币,或者由政府的行政机构发行,或者由某个银行发行,政府在强制钞票保持流通的同时,却将银行的基金拨归自己使用。在欧洲大陆,各国最高统治者都在普遍发行其自己的纸币,以便通过这种对其民众课税的方式满足其需要;或者发行纸币作为金属货币的一种代替物。在英国,政府借得成立英格兰银行的基金后,通过了一项法律,该法律使政府的钞票成为合法货币并免除政府以硬币支付的责任。迄今为止,英国政府按照欧洲大陆其它政府所奉行的、同样的随心所欲的原则行事。
英国政府已将英格兰银行转变为一个发行强制的贬值纸币并使之保持流通的国家机器。我们拒绝政府享有铸造货币的特权的理由,如果用来反对政府成为任何种类纸币的经营者和发行者的话,其说服力将更能增加10倍。斯托契先生说,“政府对其纸币的支付取决于其意愿,对待政府不能像对待个人那样强制其实践其保证。”
①不论政府如何使其铸币贬值,铸币毕竟仍然具有某些价值,并且铸币也不能无限制地超量发行;但是不能兑换硬币的纸币是丝毫没有价值的,并且由于纸币的发行没有限制,因而它赋予掌握政府的那些人以制造灾祸的无限权力。
这类纸币的发明已十分古老,并且其使用范围之广超过
①《政治经济学教材》,第6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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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读者可能的设想。
斯托契先生说,“纸币在第一家流通银行成立以前很久就被发明了。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银行——直到1407年才建立起来,而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孙子——在13世纪末就在中国采用了纸币,这一范例立刻就被其远亲海合都——波斯可汗——所仿效。
但是,由于纸币在他们各自国家造成了巨大混乱,两人很快都废除了纸币。“斯托契先生继续道,”我并不因此试图证实纸币乃蒙古人所发明;恰恰相反,这一发明是如此轻而易举,以致可能在此以前很久,纸币就已被采用。“他补充说,”自那时以后,中国政府再次在其领土内采用纸币,我就收藏有一张中国纸币。那是一位俄国旅行家从中国返回后给我。。
的。“
①从斯托契先生的著作还可看出,纸币在土耳其好像也得到了采用。
由此可见,在极为广泛的地区并长期以来就在使用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关于这类纸币我只指出,发行这类纸币的唯一目的就是:偷偷摸摸地和欺骗性地向人民征税。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和一场祸害;从纸币被鞑靼强盗忽必烈发明——它是蒙古人掠夺性的有价值的产物——时那一时期开始,直到英国议会上届会期通过一些法案或本届会期批准财政部国库券的发行时为止,在任何时候由政府发行、管理或控制的纸币都和最初的纸币一样,并且在任何地方由一切国家所发行的纸币也都和中国和波斯的纸币一样,乃是造成无数混乱的根源。
①《政治经济学教材》,第4卷,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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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纸币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特定时期支付一定数额货币的期票也许是商业纸币最古老的种类,并且必然几乎早在发明书写和开始贸易时就被采用。进行长途航行的商人或计划一项大规模方案的制造商,需要在其产品能投放市场以前维持其生活并继续其工作。他于是要赊购他每天需要的货物,或借入购买这些货物的货币,允诺在某个特定时间或当他自己的产品售出后进行支付。人们是愿意向他提供这种贷款的,因为他未来的产品是他进行支付的唯一手段,并且事实上是用来交换他眼前需要的货物的唯一商品,因而也就自然是他眼前需要的货物的唯一市场。这或许就是期票的起源,即便是最完备的期票形式,也仅仅是对需要不同生产时期的商品的交换而言的小巧发明(就像金属货币一样)
;没有这样的发明,许多商品就永远不能构成彼此的市场,从而将永远不能被生产出来。但是人们认为,期票主要是那些为期很长的商业经营所造成,这些经营需要经年累月才能生产出产品并投放市场,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没有这种现象。
虽然名义上是用货币交易,但是实际上一切贸易是一商品和另一商品的交换。伦敦商人在葡萄牙的波尔图购买若干密尔雷斯①的酒,而葡萄牙商人则从伦敦定购若干英镑的布匹;但是实际上是酒在补偿布匹,布匹在补偿酒。葡萄牙商人为了取得一定的适当报酬,从本国酿酒商接受一张从伦敦进口商收进酒款的票据;而伦敦商人为了取得一定的适当报酬也从本国布匹制造商接受一张从葡萄牙进口商收进布款的
①1911年以前葡萄牙流通的金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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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第八章
票据;利用这样一种票据,两国商人可以无需利用货币即能支付其本国的债权人。
收进这样一笔款项的票据叫作汇票。
由此可见,实际上是用布匹对酒进行以物易物,货币只是用来计算每种商品的价值而并未用来进行交易,甚至并未用来实现支付。
很明显,这种票据或汇票并不限于在政治上说属于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支付;它也能用于在同一国家不同个人之间进行支付。为了使汇票的开出人能为支付汇票作好准备(这主要取决于他的销售或完成其产品的情况,也是基于这一情况才给予他信贷的)
,汇票都是开在某一特定时期或该时期以后进行支付。就像期票一样,汇票具有一预定的支付清偿期限,汇票通常代表正在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
那些接受未到期的期票或持有未到期的汇票的人可能在他们缺钱的时候需要进行购买或支付。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就将以其信用为担保而将期票或汇票转让其债权人,因为期票或汇票的开出人的信用已经保证了对它们的支付;这样一来,那些期限长的期票和汇票在它们最终被支付前,将在许多人之间进行转手,成为完成多次支付的手段。
一般说来,一切真正的商业期票和汇票均开始于一有充分根据的期望:通过商品的生产或销售,在随后的某个时期将具有承兑或对它们进行支付的手段。至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对它们进行了如期支付,它们于是也就终于被公认具有它们使持有人有权在一定时间或地点得到的该笔款项的同等价值。只要它们得到了人们这样的公认,只要它们能处于流通之中或进行转手,它们就在完成着货币的一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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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吉斯先生说,“汇票早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完成国与国之。。
间商业交易的工具了,国内汇票已经逐渐成为我们流通中越。。。。
来越大的一部分;由于在小额款项上的高印花税率,它们已经不再像30年或40年前那样被制造商普遍用来支付10英镑以下的小额款项。
超过10英镑价值的汇票现在已和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同样圆满地形成了货币的一部分。它们被用来支付矿石(制造业使用的一切种类的原料)
、支付食品制造业或服装制造业的一切主要产品,最近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被用来支付工资。倘若英国北部的一位屠宰商购买牲畜,他将部分地用汇票、部分地用地方银行的钞票进行支付。倘若一位面粉厂主购买谷物、或者一位食品厂主或面包厂主购买面粉,他们也用同样办法进行支付。倘若一位约克郡的羊毛买主购买本郡的、或诺森伯兰郡的、或林肯郡的农民的羊毛,他将部分地用汇票、部分地用地方银行的钞票进行支付,或者有时候完全用前者、有时候完全用后者进行支付。一般来说,在约克郡和兰开夏的制造业区,没有人会不用后来日期的汇票支付超过10英镑价值的任何商品。
现在这种作法在北部和中部各郡已极为普遍,在其它地区也在不断增加中。“
①
“在兰开夏和部分约克郡,一张期限为3个月的汇票——这种汇票几乎占了全部汇票的一半——被认为是一种货币支付。”
②伯吉斯先生接着又对处于不断流通中的这种汇票的总
①“亨利。伯吉斯先生写纷G。坎宁阁下等人的一封信”
,第19页。
②同前,第24页。
此信显然出自一位熟悉英国各商业区的人士之手;我觉得其中陈述的各节是值得读者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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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第八章
金额进行了某些推测。他进行推测所根据的资料看来是可靠的,他断定处于不断流通中并不断完成着货币功能的这种汇票的总金额不少于英币3亿镑。
不论上述论断是否十分精确,任何对目前经营商业的方式——在这一商业的和有进取心的国家中,制造商、商人和交易人所发行并使之流通的汇票和期票现在的确已构成了流通媒体(也即用于进行买卖的手段)的、占压倒优势的绝大部分——哪怕只是一知半解的人都不会对该论断产生怀疑。
这类货币具有相对说来较为现代的起源并发展得如此迅速,以致政府除了对汇票和期票征收印花税而外,还来不及考虑管理其发行的问题;因而我们大家都充分了解:这一有价值的工具并非立法的产物。人们甚至怀疑,是否具有这种可能性,即:在不产生不能容忍的对私人商业的干预的情况下,经由法律管理它或控制它。不论少数自以为是的人——他们称他们自己为国家,他们也具有一批称他们为国家的群。。。。
众(这些群众的愚蠢正如其主子的自以为是)——是否批准商业纸币的发行;不论他们是对商业纸币的发行不加限制,还是限制其发行一定的数量,在每一个具有相当人口和勤勉的国家中,纸币必将成为流通的主要部分。它在一切国家中得到了发展,因为文明世界的每一部分都在采用它,它不受立法机关的控制,后者对它几乎一无所知;看来纸币与金属货币同样是逐步改进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步,纸币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金属货币,并且看来几乎已经注定将完全取代后者。纸币是否可以取代金和银,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采用纸币取代金属货币,这不是某些人或立法机关有计划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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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不是某些鲁莽的设计者的方案,它是在实践中被发现并经一致协议:绝大多数交换可以(而且实际上已经)不用金属货币而予以完成。在社会发展中从而可将金和银这种昂贵的商品省掉,这样一来,单是在英国,为了保持处于流通中的、数以百万英镑计的贵金属货币所必需的全部劳动,由于商业纸币的巧妙发明而得以转用于生产适合于满足我们肉体的需要或增加我们的享受的其它产品。
由银行业者发行的期票通常被称作钞票,它只是一种特殊的商业纸币。严格地说,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它并不比任何其它种类的商人的期票或汇票更值得加以考虑。它总共(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和所有私人银行业者发行的钞票)不超过英国商业纸币的六分之一。为什么私人银行业者发行的钞票受到了政治家如此独特的注意,并且为什么它会成为如此众多的指责的对象,而每一种其它种类的纸币(特别是经过政府批准的纸币,它是一切纸币中的最坏者)却没有引起注意,甚或受到赞扬,这不是用任何科学原理所能解释的。但是这却是事实,所以我打算极其扼要地说明一下私人银行业者的起源和效用以及由他们发行的钞票;通过我的扼要说明,我们也许能够懂得他们乃是庞大的社会生产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不是立法的产物,因而他们不需要以任何方式或在任何程度上受调节于立法者。
除了那些由政府特意成立的银行(比如圣彼得堡的纸币银行和斯德哥尔摩银行)以及由政府招股组成并批准的银行(比如英格兰银行)而外,很清楚,一个像银行业者这样一种商人的出现,并不比像农民和商人这样一些不同阶层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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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多地归因于立法机关的任何法令。随着人口的增多,劳动分工扩大了,一部分人于是专门经营货币,就像另一部分人专门经营酒或专门经营棉纺织品一样。
随着贸易的扩大,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部分之间的交换变得更为经常,并且许多笔货币或汇票的交易成为必然现象。这类事务乃由那些专门经营货币的人士进行办理。结果,人们很快发现,雇用他们来结算居于不同地方(甚至居于同一地方)的商人之间的一切帐目,十分方便。通过此项职业而使他们形成的广泛联系,使他们比任何其他人更了解商业的特征以及每个商人和制造商的信用,从而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贷出资金;而多数有钱可供出借的人也都为了这一目的而将钱放在他们的手中。他们于是成了(现在也仍然是)向那些从事有益事业——其产品不能立即投放市场——的人提供货币或资本的主要代理人。这样也就出现了一种叫作银行家的人,他们现在仍然十分重要,并且长期以来就是极为有用的劳动者。通过观察下述事实:在欧洲的每个部分都可发现他们,一切种类和一切地位的制造商和商人都在自愿地雇用他们,我们就。。。
会对他们的效用确信无疑了。他们最早出现于意大利,接着出现在世界上最有事业心和最开化的部分;他们从意大利来到了英国,伦巴德街——我们巨大的银行中心——的名称就出自他们,而现在,当银行家的职业在意大利已成为一种几乎濒临灭绝的职业之际,却在英国——现在的商业企业的巨大中心以及在自然的协作生产系统中最先进的国家——的每一个城市中发展起来。由此可见,银行家的职业是从劳动分工自然地产生的,并且随着人口的增多而得到发展。作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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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庞大的协作生产系统的一个小的、然而是必不可少的部门,为什么他们的行动或工作要受那个与建立劳动分工毫无关系并且也无能力扩大劳动分工的立法当局的任何方式的管理呢?
事实上,受到我们政府干预的只是他们工作的一小部分——即发行期票。
因此,我们且来考察一下期票的自然起源。
银行家经由客户存款而收进货币,并且他们也贷出货币。因而他们照例都是些建立了信誉和值得信任的人;并且由于他们经办邻近地区的一切货币事宜,他们的期票也就自然要远比任何其他商人的期票更为人们所接受。因此,他们无需向一名准备购买商品的商人或制造商贷出货币,而只需将他们的信誉借给他。他们以其自己的小面额的期票交换其他商人大面额的期票或汇票。对借款的商人来说,由于银行家已建立的信誉,这些小面额的期票和黄金同样值钱。银行家对向其借款的人是信得过的,在整个借款期间,借款人的票据都将有效;但是由于银行家的普遍信誉,还由于银行家的期票是见票即付,而基于尚未投放市场的商品而开出的大面额的。。。。
期票总要在规定的一段长时间后才能兑现,因而银行家的期票要比商人的期票更能为其他一切人所接受。由此可见,钞票是由汇票和期票演变而来,它和其它种类的商业纸币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是由享有普遍信誉的、特殊的一类商人发行的期票,并且通常具有见票即付的巨大优点。这些渐进的步骤使得导致发明钞票的条件是如此清晰可见,并且钞票显然又是如此有用(它在没有立法机关的干预下而被采用,并且通常总是随着社会的变得富足而被采用)
,以致我认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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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犹豫地推定,钞票乃是庞大的自然的协作生产系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因此,我看不出有什么合乎科学的理由,为什么银行家的发行期票应在任何方面或任何程度上受立法机关的管理、控制或影响。
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知道:无需利用货币以结算帐目和进行支付的做法已达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伦敦有一个叫票据交换所的场所,不同银行的职员每天定时在该处碰头,以结算这些银行之间的一切帐目;由于几乎所有种类的一切商人和证券交易人都采用某个银行的应付票据或向某个银行开出的支票进行所有他们的支付;由于他们都有要向他们银行帐户支付的款项,并且由于全国发生的很大一部分生意都是在城市交易或结算,因而不仅全伦敦市场发生的各种交易的绝大部分支付,而且全国很大一部分市场发生的交易的支付都是经由伦敦的银行进行的;其结果是:他们每天都有需要彼此支付的巨额款项。根据在金锭委员会上提出的资料,1810年,伦敦票据交换所内不同银行在普通日的结算总金额至少500万英镑;而证券交易所在结算日的结算总金额竟高达1400万英镑。
然而,通过不同银行的职员在票据交换所的碰头,他们仅仅支付各自帐目的余额,总共只需22万英镑的货币或钞票就能支付每天高达500万英镑的总金额。伦敦的银行家是支付大部分流通中票据的代理人;因而实际上全英国的主要货币交割是用刚才提到的少量货币进行结算的。人们有充分的根据假定,即便这一少量的货币也可以并将被省掉。
这就是自然的和庞大的协作生产系统的一个抽样,这个系统——我们对它既无所知,也不曾留意——正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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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扩大和不断地简化。议会已就银行家和钞票发表了一大堆废话,一些作家也就此写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因而有必要补充指出,这种有益的简化乃是银行业的发展和使用商业纸币的结果。
我们且来扼要地列举银行纸币的优点。看来它是这样一种有用的工具——它有助于满足那些其产品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者的日常需要,以致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就如同度量衡一样而不能或缺。它比铸币便宜;银行家首先经由以一种廉价的工具替代一种昂贵的工具而获得利润。但是,只有当摆脱铸币的过程继续进行,上述利润才会可观,而这种过程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永远是极为渐进的。在一个已习惯于以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民族中,是不可能一下子完全用纸币来替代贵金属的。而在一个一旦已习惯了纸币但又再被强迫采用金属货币的民族中,倘若条件许可的话,则可以用纸币一下子替代黄金。我们的政府几乎在周期性地重复这一取消铸币和恢复纸币的过程;它在一个时刻使银行家遭受破产,而在另一时刻,又以巨额利润的前景诱发起弄得银行家心神不宁的贪婪;1822年,允许发行了少量地方银行的钞票,1826年又下令禁止;很可能到1836年以前又将再度允许发行钞票。至于就发行钞票而通过或推荐的法令,则很难从中找到任何独特的合乎科学的原理。这些法令是与文明的和有规律的进步以及稳定的发展直接和完全相抵触的。
我已论述过,社会中任何时候所需要的货币数量取决于营业额。营业额必然随季节变化。为了尽量使货币保持其价值的稳定,货币数量应随完成的营业额而变化。银行家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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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第八章
仅仅经由对可靠的商业票据进行贴现而发行其钞票,而可靠。。。
的商业票据乃是判断营业额的最佳资料。使钞票的发行额随贴现的可靠的商业票据金额而变化(在一切情况下,倘若银行家将过多的钞票投入流通,它们将会回到银行家手中)
,这也许是人们能设想或设计的、使社会中货币数量随营业额而变化的最佳方法。因此,当钞票被允许自由发行,当没有任何银行被立法机关赋予独享的特权,当每个银行家的发行钞票都被竞争的银行家的高度警觉所注意和监督,钞票就将不断地有助于制止价格中的波动,这种波动乃是由于完成的营业额与流通中货币数量之间的关系的变动而引起的。
倘若只采用了很少的铸币或不采用铸币,则铸币就成了一不易因磨损而贬值的、名义上的标准。
纸币代替了铸币,并且由于发行者负责不断更新旧币而使其不致破损。在这样的情况下,铸币与纸币的关系就如同置于英国下议院议长监管下的英国法定加仑与王国内一切容量衡器的关系,法定加仑(或铸币)
是一种几乎没有变化的标准,它不会发生由于每天使用而造成的碰损和用坏,王国内的一切容量衡器可以根据它(而纸币则根据铸币)而在任何和一切时间进行校正和重制。具备了这样一种名义上的标准后,只要纸币的流通保持完全自由,纸币似乎就成了一不易贬值和波动的价值的衡量标准。
纸币的特征是容易辨认的,并且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说出它的价值;但是要辨认一枚铸币是好还是不好,则需要试金者的技能。钞票在这一点上也优于铸币。钞票之所以也经常被人伪造,我看几乎在一切情况下都是由于英格兰银行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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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结果。由私人银行家——他们互相监督和注意——发行的钞票则很少或从不被人伪造。这些钞票流通的范围极为有限,它们在自然的营业过程中会经常流回发行者,以致想通过伪造它们而获利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地方银行家只在当地享有信用,他发行的钞票只是在他自己的紧邻地区代替货币,几乎将要过手钞票的每一个人都能判断其真伪;所以作出如下假设并不为过,即:倘若听任银行的全部营业完全自由(就像听任制作帽子和服装的营业完全自由一样)
,倘若没有政府的和国家的银行,则钞票将既不致被伪造,也不致被发行过量。
①
我请读者记住,我只是在力求探明商业纸币的自然起源,我的意思就是说,上面的观察所得仅仅适用于在社会的生产阶级中间从劳动分工而发展起来的那类纸币。
在我们的时代,政府的和商业的纸币都已造成无法估量的灾难,否认这一点将是愚蠢的行为。我们看到名义价格在短短的几年中上涨和
①如果我在正文中关于纸币的起源和纸币效用的来源的陈述是正确的,则我们就不能不极为强烈地谴责政府的每一种纸币(此处原文为:则我们就不能极为强烈地谴责政府的每一种纸币;从上下文看,恐有笔误。——译注)
;政府不是生产者,它没有正在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因而不能具有发行纸币的任何权力。
即便是英国财政部发行的国库券也是不法的,它代表一项今后才能收到的收入,但是基于一批将要构成收入的商品而能正当地得到的信用,是另一类汇票和期票所享有和利用的(在此期间,商人和制造商正在制造该批商品或正在将其发往市场)。对国家的发行纸币来说,连下述要求——即:一切纸币由那些虽不生产商品但今后有权利接受一定数额的款项者仅仅基于收入而加以发行和流通——也做不到,它总是在发行者可能从别人的产品中得到一部分、但对该部分产品具有任何合法权利以前被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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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1第八章
下跌了20%,这种波动是由不恰当的发行纸币所引起的。一些不幸的可怜人在法律的祭坛上遭到了杀戮,他们由于仿效那些滥用公众信任远比他们更甚者的行为而使自己因为罪恶的贪婪受到死刑,他们成了后者的牺牲品。债务被加重了或减轻了,一切货币契约都受到了极大的侵犯。一个阶级受到了欺诈,另一个阶级则因以致富;商业的全部进程偏离了其通常渠道。因此,没有人能肯定他在连续两年中的收入将有多少;在这个国家中,由于纸币数量和价值的变动,年复一年地引起了混乱、惊慌和恐惧,这种混乱、惊慌和恐惧也许是任何一个未被胜利的敌国所占领或被某种巨大的自然灾害所毁灭的国家中从来不曾见到过的。如果这些灾祸是与纸币的发明分不开的,则不论纸币有什么自然的优点,它们都被其社会缺点远远地超过了,人们将不可能不极为强烈地谴责纸币①。但是读者可从《国富论》、从《不列颠百科全书补编》中麦克库洛赫先生撰写的“货币”条目以及从斯托契先生的著作中找到许多事例,它们说明政府通过对金属铸币的掺假已经引起了——用斯密博士有关这一主题的话来说——。。
“比一场巨大的国家灾难在私人财产中所能引起的、更大和更普遍的剧烈变动。”但是,由于纸币在目前的广泛使用,各国政府近来(并且自从斯密博士的书出版以来)总是通过在纸币上做手脚以实现同样的罪恶目的;现在的一代人只看到现在的灾祸,他们显然不考虑或不知道欧洲的经济史,他们把
①原文为:人们将不可能极为强烈地谴责纸币。从上下文看,似有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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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波动归咎于纸币这一工具本身,实际上那些波动是由欧洲各国受人尊敬的政府滥用这一工具的方式所引起的。当欧。。。。。
洲只有铸币在流通时,各国政府的类似行为也在经常引起同样的波动。
倘若由于纸币的被滥用,我们就谴责纸币的使用,则任何东西都将逃脱不了我们的责难。有什么比宗教更令人感到亲切和善和令人慰藉,但与此同时,又有什么比宗教更被误用于令人憎恶的意图?卑鄙的伪善、亵渎神灵的不公正和不顾羞耻的掠夺都在宗教的名义下不断进行。对于这一巧妙的自然的发明的被误用,对于无知者和狡猾者的顽固投机,对于诡诈的发起人的冒险和欺诈,对于君主和政治家们无知的贪婪,政治经济学这门国民财富的自然科学的唯一任务就是:指出上述各种人们的行为是以何种方式而与这门科学的原理相抵触;尽管我们必然都对人类的糊涂感到惋惜,这种糊涂使人类在多次受骗上当后,仍然拒绝从经验中吸取教训,仍然信任那些从来就不值得信任的人和物。我在一切场合下都不打算详细研究社会法规的影响,因而我不准备说明在这个国家中导致纸币被误用的一些条件。然而我完全同意斯密博士如下的一段话,“私人银行和地方银行以及它们的钞票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的——这是经由对比而作出的和立法机关的纸币的区别,它们具有最大的利益和最小的危险。”根据英国、俄国、奥地利、法国、丹麦和瑞典等国政府的行为,十分清楚,国家的和政府的纸币(在斯托契先生的书中,曾对此类纸币作了公正的和并非反对的解释)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的。政府没有发往市场的在途商品,这种商品乃是一切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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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第八章
的自然担保;人们不能强制政府进行支付,并且政府不具备个人才具备的那种信用估计,而有关这方面的了解是给予政府以信贷的、唯一的可靠依据。
最近出现了许多反对地方银行家的议论,我承认他们理应受到这些责难;但是,任何人只要是适当考虑了近50年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对钞票的巨大需求(尽管由于英国的政治情况,致使银行家获取了巨额利润)
,就会为银行家的作用找到无数理由,他们的作用是其他种类的商人所无法完成的,何况那些其他种类的商人也由于他们纸币的流通而造成了同样的灾祸。银行业务——或者至少钞票的发行——可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从事此项工作的诱惑又十分巨大,人们对经营此项工作的正确方法还一无所知。姑且不论人们在反对地方银行家方面有些什么议论,他们毕竟远远没有滥发钞票。例如,议会的文件证实,自从1792年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钞票发行量已经增加了两倍,而地方银行在1825年末最近那次大波动以前,其钞票发行量比1814年减少了700万英镑,比1807年减少了400万英镑。
①只有巨大的权力才能造成巨大的灾祸,如果那次大波动和随后的灾祸——它们是如此巨大和范围广泛——在任何程度上确是纸币造成的话,则只有英格兰银行——该行的确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改变了它的六分之一的钞票发行量——才具有造成这些灾祸的巨大权力。不论议会在1826年通过的、停止发行面额一英镑和两英镑钞票的几项法案——因为坎宁先生荒谬地假设,地方银行家们僭取
①见《爱丁堡评论》,第87期,“商业大波动”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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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君主铸造货币的特权——的真正目的何在,它们的后果却是损害了地方银行和当地银行(它们是最好的一类银行)
,并且增大了英格兰银行的权力,该行已经造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灾祸。部长们承认,那些法案是对自由贸易原则的直接违犯;并且由于英格兰银行是处于政府控制之下,那些法案增加了它以前就对国家货币所拥有的权力。通过在货币上做手脚,政府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祸,人们对这一增加的权力所能预见的;除了是增加的灾祸外,不会有任何其它东西。
①
毫无疑问,发行钞票和银行的工作必须根据某些确定的原则行事,以便使之成为有利;但是详细阐明这些原则是研究银行经营和管理方法者的任务。既然金属货币的价值和数量受着自然条件的调节,既然必需的纸币数量取决于将要完成的交换总额,因而有理由认为,发行货币的全部工作的一切细微末节都受到起调节作用的自然条件的支配,不论这些自然条件是否已在理论上为人们所认识,其中有许多已被人
①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行为——他们这次背离了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原则,而他们的声望却正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现在正使他们自食其果。由于损害了地方银行的钞票,他们增添了普遍的贫困,降低了价格,并且增加了他们在修正谷物法时——他们已保证要继续做下去——必然会在任何时候都将碰到的困难。
一方面,由于增加了贫困,他们使制造商的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具有了额外的紧迫性;另一方面,由于减少了流通媒体的数量并从而使谷物价格下降,他们使所有的农民和所有的地主感到惊慌(后者将因此而损失一定的收入)
,他们激起了对改变谷物法的后果如此巨大的恐惧和反对,致使人们怀疑他们是否能把他们的拙劣而又无生命力的议案贯彻到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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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据以行事。例如,无庸怀疑,存在着这样一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用纸币代替铸币就将变得不利。某些具有良好判断力的人士已经声称,一英镑即超过了这一界限;虽然这一原则既未在科学上、也未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但是已被作为立法的根据。然而,我们永远不应忘记,银行工作以及发行钞票乃一纯属私人的事务,它并不比造纸工作更需要多管闲事的政治家来进行管理。事实上,立法者对货币的粗暴干预(他们的自称是英明的法令,实际上是他们的诡计和欺诈)
乃是我们在上个世纪中因金属货币和纸币价值的变动而遭受的一切不幸的起因;除了听任铸造货币和发行纸币的工作在自然条件的起调节作用的影响下寻求其适合的方针和恰当的水平而外,没有任何其它东西能解救人类免受像最近折磨着欧洲一切国家那样的价格极度波动。
其议案不会带来任何有益的东西。
为了使乡绅们同意对谷物法的令人满意的修改,谷物价格应该高,这是必不可少的事,否则在现行法律下,他们就会受到外国谷物泛滥市场的威胁;但是这种已经开始存在的强制性前提却由于对地方银行家的反自由主义的议案而部分地消失了,因此,这种情况为那些早先就憎恨坎宁先生和赫斯基森先生的人们提供了反对他们的理由,并且具有破坏他们的声望和毁坏他们的名誉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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