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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地域的劳动分工以及由工作性质引起的对劳动分工的限制

《《通俗政治经济学》》

由不同的工作的性质引起的对劳动分工的限制。发明和发现不断放宽限制的范围。农业中劳动分工的限制取决于地域的劳动分工。地域劳动分工的说明和举例。地域劳动分工来源于自然条件。交换是完成地域劳动分工所必需的。地域劳动分工与世界的政治分界线并无联系。地域劳动分工的限制对农业的影响。劳动分工不是劳动者贫困和潦倒的原因。社会法规对劳动分工的影响。

现在我要谈到的对劳动分工的另一个限制就是不同工作的性质。例如,当准备被加工成型或精加工的毛坯在工具前飞速旋转时,车削工作中的进一步劳动分工将会达到这样的地步,即操纵锉刀或操纵凿子成为一个人唯一的职业。但是随着知识的取得进展,新的发明在许多行业中不断使这一明显的限制得到放宽。比如制成了这样的机器,它既能操纵锉刀又能操纵凿子,并且能使毛坯旋转;而车工的全部工作在于调节机器。

起初,这种发明在某种程度上使工作复杂化了;或者至少使一个人能完成以前需要两个人或三个人完成的、一生产作业的好几部分;但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这些各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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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会再次各自成为个别人唯一的职业。蒸汽机在动力织机上的应用使一个人能完成几个人的作业;或织出三个人或四个人用手工织机织出的同样多的布。这是工作的复杂化。但如听任事物自然发展,这种复杂化将再次分离,现在一个人完成的工作在一短时期内将成为几个人的职业。随着对动力织机和蒸汽机需求的增加,现在或许由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制造的动力织机和蒸汽机的全部不同部件,将分别由不同的人来完成,而制造这些不同的部件将成为各别的和独立的行业。将动力应用于织机又将是另一项职业,织布的实际工作。。

只是照看一台机器的运作,而该机器是由几乎不计其数的独立工匠制成并使之运转的。

因此我们发现,在许多行业中,由于新发明的结果,人们完成的生产过程经历着不断的复杂化和随后的简化;或者说不断地更新进一步劳动分工的机会。

应该指出,这种有益影响乃是发明和使用机器的必然结果。

由于机器的使用,可以用较少的劳动获得食物和服装;整个劳动量并未增加①,却生产了更多的食物和服装。

如果有了更多的食物和服装,也将会有更多的人,会有增加的需求或扩大的市场,以及进一步的劳动分工。

这种由于工作性质而引起的对劳动分工的限制(当它一出现时,它就不确定地并逐渐地变动)已经使一些理论家或者是误解,或者是有意歪曲我们社会生活的现象。据说农业先于其它行业而受到这种限制的影响,这被那些喜欢贬低他

①原著此处为并未减少,恐系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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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并不理解的优点①的人们用作解释为什么生存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增加的原因。

据说,“当罗马人完全不知道大部分我们现有的行业时,他们的农业就已和我们的农业不相伯仲了。”并且还说,“未进化国家中种植的谷物与进化的国家中种植的谷物同样价廉,甚或更便宜。”

②农业的确可称之为生活的主导行业,它是我们用以获得我们食物的主要部分以及多数制造业的原料的那样一个行业;我现在暂且忍住不来争论那种可疑的说法,即在未进化国家中种植谷物同样价廉的问题,我要引导读者注意某些其它条件,在我看来,这些其它条件在妨碍农业的发展方面,具有和这一重要行业中对劳动分工的自然限制同等大小甚或更大的影响。作为一项准备步骤,我要提请读者注意政治经济学家所谓的地域的劳动分。。。。。。

工。除了在从事工作的人们之中存在的不同的自然倾向和能。

力(它们引起了前面曾提到的劳动分工的形式)以外,还存在着——如果我能这样来表达我自己的话——人们赖以工作的自然手段之中不同的自然倾向和能力。土壤、气候、地点的差异,土地自然生产的特性以及蕴藏于地层深处的矿物的特性,这一切使一定地点适合于一定的行业。

在一处地方,终年照射的阳光带来了丰硕的葡萄、柑橘、石榴、菠萝和其它鲜美的水果;在另一处地方,长年的湿润则使青草茂盛,从而促进了牲畜饲养和奶油及乳酪的生产。在肥沃的平原可以

①指劳动分工的优点。——译注②关于这类陈述读者可参阅斯密博士、斯托契先生以及那些甘愿重复他们伟大导师教义的经济学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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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谷丰登;而在不宜种植谷物的丘陵地带,则又可使牧草盛长。生长在河边或海滨的人成了渔人;而故乡在荒野、山区和丛林的人则成了猎人。这种受地点特性支配的职业的多样性在人类社会的初期就已发生,并且在其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在继续。如同在远古时期一样,我们现在也能发现荷兰和北海沿岸的一切居民均为熟练的渔人和海员,而瑞士人和提洛尔地区①的人则和其历史开端时一样,为富有进取心的冒险者和猎人。在首先织出亚麻布的地方,大麻或亚麻必然是一种出自天然的产物;而在生产羊毛织物以前,必然已饲养了许多羊。首先发现金属冶炼的国家必然具有丰富的矿石,而任何时候只要一个国家(比如英国)

具有为数众多的矿工、铸工、刀匠和铁匠,它就必然矿产丰富。由于这些自然的差异,某些地方不会出现某些行业,而在另一些地方,自然又好像是迫使这些行业受到其被监护人(人类)的注意。由于自然特点各异而在不同的气候中和地点上发展起来的不同行业和不同的种植种类,即所谓地域的劳动分工。。。。

在这方面,为了遵循自然的要求,不同地区或不同行业(自然特点特别有利于这些行业)

的产品的相互交换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物物交换对于不同人们之间的劳动分工必不可少一样。但是,不论这种交换发生与否,地域的劳动分工必然存在。某些行业只能在一定的地点兴旺发达,某些产品只能在一定的土壤和气候的特点下获得。因特殊条件而各有受益

①提洛尔为奥地利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区域,在阿尔卑斯山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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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的居民如果不相互交换他们各自的产品,则他们的享受将局限于在他们的特殊条件下,他们自己的技能所能带来者。因此,为了双方都能得到增加的享受,他们必须进行相互的交换。就像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劳动分工一样,地域的劳动分工是自然地并且必然地从对其优点的感悟而发展起来;而作为这种自然原理之结果的相互交换产品对一切人均有利。

地域的劳动分工不受人类在政治上被分离为不同的国家的局限和限制,并与后者没有任何联系。例如,欧洲广大的酿酒区从北纬47度一直延伸到该大陆的南端,其中包括部分。。

德国,大部分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不包括英国、。。。

瑞典、丹麦和该纬度以北的所有国家。另一方面,在上述这。。

些政治分界线内,我们发现像德国的莱茵河沿岸和图林根的黄金峡谷特别适合于种植葡萄;而像法国的罗纳河和加龙河沿岸、诺曼底和匹卡第的平原则特别适合于种植小麦。人们怀疑,如果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是专心致力于种植特别适合于他们各自国家的那些作物然后进行相互交换的话,他们是否能既得到酒又得到面包。但是,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即他们经由自愿地和自由地这样作,要比他们在同时生产酒和面包的情况下,能以更少的劳动得到更多得多的酒和面包。

我们国家——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大不列颠国——也提。

供了无数地域的劳动分工的事例。例如,盛产煤的地区成了我们最重要的和最有用的制造业中心;而诺福克、萨福克和剑桥等郡则在谷物种植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啤酒花的种植局限于肯特郡、苏塞克斯郡以及赫里福德郡和伍斯特郡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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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部分。柴郡和格洛斯特郡的富饶平原给我们供应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从不生产的乳酪,这些不同地区的居民发现:只种植或制造那些特定的产品并向生活在不同土壤和气候条件下的居民购买他们不生产的产品的做法符合他们共同的利益。

关于我上面所谈到的自然优势对各种行业发展的影响,我想也许没有能比英国制铁业在上个世纪内的变化提供更好的说明了。在仍然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肯特郡和苏塞克斯郡曾经具有十分可观的制造业(包括制铁业和毛纺织业)

,因为该两郡盛产木材,木材是以前用得最多的燃料种类并被认为最适合于制造业的用途。但现在该两郡内,这些制造业已不复存在了。据说在肯特郡的森林地带,在圣保罗大教堂附近曾经制造过铁栏杆,而现在那里已找不到铸造厂或熔炉的遗迹。

①自从广泛使用煤以来,所有这些制造厂都一去不复返地离开了木材产区而前往产煤区。

煤提供的优点是如此之多,以致英国的那些盛产煤的地区或者煤易于运到的地区,现在都成了我们一切制造厂的主要中心。这些地区相对来说在人口和财富的增长上都远远超出了帝国的其它部分、尤其是那些单纯从事农业的地区。几个世纪以前,地层深处的这种乌金的效用还不为人们所知(即便那时它已被发现)

,是人类的双手使之转变成为比最肥沃的土地更有利的财富和幸福的源

①在一个叫做霍尔斯芒顿的村庄内(现在该地仅以啤酒花和美丽景色而闻名)

,有一个大水塘仍被称为熔炼池,正文提到的铁栏杆就是在其附近制造的。现在无论是在霍尔斯芒顿还是在其相邻诸村庄内,除了一名铁匠外,连一个制铁工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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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这一事实严谨地说明了下述原理:是劳动、而不是土地创造了财富。

现在回到农业中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显而易见,它必然取决于农民以最有利的方式利用土壤的不同的自然性能。为使农业中的劳动分工能够最深刻地进行,不同气候和土壤的产品必须能自由地和不受限制地彼此交换。例如,倘若不能用诺福克郡的大麦换取肯特郡的啤酒花,则两郡的农民必须既种植啤酒花又种植大麦,否则大家都喝不上啤酒;并且禁止交换会引起两地劳动的复杂化。但自从人类听任其命运受某一个人或少数几人摆布以来,有些仅仅关注政治差别的议会议员们在一切时间与地点都只知道给交流设置限制,倘若没有这些议员,不同地区和气候的居民之间的交流可能已经发生;由于这些限制,农民从来都不可能在共同有利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的劳动分工。这种见解已被欧洲不同国家中农业的不同发展程度所证实。

直到法国革命时期(那时该王国才废除了对国内商业的无数限制,各省才首次按统一的方式征税)

,欧洲还没有一个地区能像英国这样在同等数量的人口中并在同等程度上做到:全体居民都能享有自由的和无限制的彼此的商业交流;现在,除了法国之外,也没有一个地区(不论在政治上是否形成了统一国家)能做到这一点。斯密博士一方面将英国巨大的相对繁荣归功于其国内商业的自由;另方面则将西班牙制造业和农业的衰败归咎于西班牙对其国内商业设置的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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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①在英国,由于其自由的内部交流,能比欧洲任何其它国家更好地做到因地制宜地种植不同作物。

在西班牙和德国,不同省或邦的产品不能自由交换;因而该两国中,人们必须生产大部分他们需要的物品,不能专一地从事最有利的种植种类。由此可见,农业中劳动分工的缓慢发展和农业技能的不完善在某种程度上是由那些政治法规造成的,它们阻碍了不同气候、土壤和地区的居民之间的交流。

如果在上述原因之外,我们再考虑到整个欧洲的土地被占有和继承方式(它使少数人控制着土地这一伟大的生产手段,从而必然阻碍着劳动分工)

,我们就将看到造成农业缓慢发展的另一原因。斯密博士曾极其精辟地论述了这种占有的影响,因而除了向读者推荐斯密的精辟论述外,我没有在此赘述的必要。但是,农业劳动者的奴隶状态是与那种土地占有相联系的;从政治上说,整个欧洲的农业劳动者一直处于一种比制造业和商业的劳动者更恶劣的状况。我们看到,劳动分工是由那些追求其自然的嗜好和习性的人们予以扩大的,倘若人们不是处于自由的状态,就不可能扩大劳动分工。

长期居住俄国的斯托契先生是一位对俄国个人奴役的影响的目击者,他认为奴役的最可悲的后果之一就是它阻碍了劳动分工。我想政府对贸易设置的限制对农业缓慢发展所起的负作用,要小于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对这一缓慢发展所起的负作用。即便奴役造成了对人性的折磨和对幸福的破坏,倘若它不是由于阻碍劳动分工和知识的发展而使国民财富遭受

①《国富论》,第五篇,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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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的话,则奴役的令人憎恶的特性当能减少一半。

为了正确了解社会遭受苦难的原因,推倒加给这一自然原理的任何无根据的非难是极其重要的,因而我要对另一问题——即:劳动分工已成了一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替罪羊,它承担了由罪恶的制度所引起的罪恶这一责任——谈一点看法。借用斯托契先生的话来说,两个阶级都在抱怨“仅仅从事于制作一个别针的十八分之一乃是一种可悲的状态。一手包办整个手艺的工人可以到他想去的任何地方从事他的职业,并找到餬口之道;十八分之一的别针的制作者仅仅是一个附属品,他要是离开了他的伙伴就既无生产力也无独立性可言,他被迫接受专横地强加于他的法规。在英国尤其能感觉到这种不幸,这首先因为英国有关这方面的法规具有一种使人恼火的性质;其次因为英国的劳动分工进行得比任何其它国家更为深刻。”

然而,从一个人仅完成一生产工作的一部分或一个人是其他人的附属品而引起的这种依赖关系的概念,在现今的社会状态中对任何和每一种行业(就如同对制作别针的行业一样)都是同样适用的。

“一手包办整个手艺”这一说法诚然动。。。。。。。。

听,但在这里被使用的意义上却是不正确的。必须承认,一个学会了任何一门已被确认的手艺的人都可以说是在一手包办该手艺;但是没有一个工匠是靠自己一人而完成任何一项。。。

商品的。一名木匠并不种植树木、不伐木、不把原木锯成板材、不把板材运到他使用的地点、他也不制造自己的工具或

①《政治经济学教材全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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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钉。一名鞋匠既不硝皮,也不鞣革,他也不种植亚麻,不纺制鞋线,不制作鞋楦头,不制作上鞋的钻子。这些工人是依赖其他人而获得其工具和材料的,他们仅仅是建筑房屋或制鞋的附属品。每一个劳动者(不论他干的是什么行当)都仅仅在完成一文明的社会的生产这一伟大工作的一部分,离开了他的伙伴,离开了其他生产工人,他只具有很少的或不具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倘若说有任何人是独自完成了一商品的话,则该人就是农业劳动者,但他却和别针制作者同样贫穷、不幸和从属他人;倘若说有任何劳动者他自己并不完成生产工作的话,则他就是一名与外国进行贸易的商人。他需要两个国家中工人的协助,至少是制造他出口的商品和制造他进口的商品这两种劳动者的协助,他还需要为其制造和准备运载工具的所有那些劳动者的协助,以及实际运输其定购的商品的那些海员或搬运工人的协助。没有这些大概数以百计的工人的协助,他可能无法进行其工作。因此,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他要比仅仅完成了别针制作的极其渺小和微不足道的部分的工人更为依赖其他人,才能得到其收入或维持其生计。实际上在他赖以为生的生产活动中,他完成的部分远远少于十八分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任何使人痛苦的依赖于人的情绪,他也从来不是人们怜悯和同情的对象。

同样,地主或资本家(他们的全部收入大概都来自诸如受怜悯的和受轻视的别针制作者这样一些劳动者)也从来未被认为是依赖他人者,他们也从未感觉自己是不幸的和潦倒落泊的人。

由此可见,被抱怨和使人哀痛的依赖关系乃是贫穷的和奴役的依赖关系,它不是那种由劳动分工引起的相互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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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是增加劳动者生产能力的、因而自然也是增加劳动者能生产的(和他实际生产的)财富总额的一种巨大手段。所以把别针制造者的贫穷和不幸归咎于他和其他人的联合劳动乃是一种明显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不论造成别针制造者的收入如此微薄并且其工作又如此劳累的原因是什么,但它决不是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分工只会使他工作轻松并且产量增加。因此,我们不得不注意到斯托契先生所提出的别的原因并且断言:他和其他人归咎于劳动分工的贫穷全部(而不是部分)是由“令人恼火的法规”引起的。就我对这一复。。。。。。。

杂问题的认识而论,我认为劳动分工乃一绝妙的手段,利用这一手段每个人可以知道全部事物;它使他能够在谋求生计时,只需完成社会生产的一小部分就行了。

倘若我想进行全面的论述,则为了使劳动分工的主题臻于完美,我应继续研究社会法规在阻碍或促进这一有益的自然惯例方面的影响;并且我应研究政府是否有任何可能对它加以促进;幸运的是①,政府能够阻碍它已是无需证明之事;不过我特意从我的著作中省略了这一部分;倘若我不省略的话,这一研究将是一项几乎没完没了的任务。只需对问题进行一番仔细察看就能发现,几乎没有一项社会法规——从确立财产权的基本法、甚至从指定一批人或一个人为全体制定法律的政治社会的最初结构开始,直到学徒制章程或最不重要的商业条例或管理条例——是不影响劳动分工的。

因此,我将满足于预先告知读者:作为一科学的统一体来说,我的书

①原著此处为不幸的是,似为笔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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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完整的。不幸的是,读者将会发现,即便在一些自称完整得多的著作中,这一主题同样也受到了忽视。看来几乎没有一位作者对引起劳动分工的根源或者对劳动分工的自然限制具有正确的见解;因而也就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或试图说明社会法规对劳动分工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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